一、《源氏物语》中的和歌概况
“和歌”即日本的古典诗歌，是日本韵文学最古老的形式之一。《源氏物语》中共有795首和歌，均为5，7，5，7，7的三十一音节组成的和歌中的短歌。795首和歌数量不可谓不庞大，因此和歌是这部巨著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江户时代著名国文学家本居宣长曾在他的《紫文要领》中对《源氏物语》中的和歌做过这样的评价：“欲知歌道之本意，宜精读此物语，领悟其情味；且欲知歌道之风采，宜细观此物语之风采以领悟之。此物语之外则无歌道；歌道之外则无物语。歌道与此物语其趣全同。盖夫论辩此物语之事之前，即当先知歌道之论。咏歌者之情趣，当全为此物语之情趣也。”[3]本居宣长的评价说明了《源氏物语》中的和歌质量之高堪称日本和歌的典范；想要领悟《源氏物语》的内涵则必须理解其中的和歌。由此可见和歌与《源氏物语》密不可分的关系。五十四帖《源氏物语》，每一帖均有数量不等的和歌。这种散文叙事夹杂和歌的形式恰如中国唐代的传奇，宋代的话本以及元明清古典小说中散文与韵文相结合的形式。
既然和歌在整部《源氏物语》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译者在翻译时自然是绞尽脑汁以期体现出和歌的原意和风韵。林文月在其修订版序言中说道：“我译《源氏物语》，虽然采用白话文体，但是在字句的斟酌方面，也努力避免陷于过度现代化，尤忌外来语法的羼入，依次试图把握比较典雅的效果。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全书共出现的795首和歌，避免采用白话诗的译法，而自创三行、首尾句押韵的类似楚歌体形式。如此，在白话的散文叙事之中时时出现比较古趣的诗歌，或者可以使人在听觉和视觉上，有接近原著的典丽感受。”[4]（紫式部，24）
二、楚辞体与《源氏物语》中的和歌在形式上的相似
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粘着语”日语与属于汉藏语系的“孤立语”汉语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所以和歌的音数律不像中国的诗词格律规定的那么严苛，但音节的数量也仍需遵守一定的限制，如和歌中的短歌就需遵守5，7，5，7，7三十一音节的规定。林译本中将和歌译为三行楚辞体，楚辞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篇幅和容量可以根据需要任意扩充。比起有严格格律要求的五言绝句或是要求诗句字数整齐划一的七言律诗，楚辞灵活的形式更加贴近和歌，从而达到林文月所说的在视觉上产生接近和歌的效果。
如第一帖《桐壶》中的第一首和歌，原文如下：
限りとて別けるる道の悲しきにいかまほしきは命なりけり林译本译文为：生有涯兮离别多，誓言在耳妾心苦，
命不可恃兮将奈何！
三、楚辞体译文符合和歌具有音乐性的特点
“和歌”一词中，“和”即意为“大和民族的”，而“歌”则意味着这种文学形式本身抑扬顿挫，可以吟唱，这说明“和歌”原本是由音声语言形成的文学表现。[5]（姚继中，86）“若将日本和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相比较，仅就音律而论，和歌的发声与腔调与其说是‘吟’，毋宁说更接近‘唱’。”[6]这是由于汉语和日语的语言特点不同而造成的。汉语中每一个汉字都有其固定的发音与含义，而日语往往多个假名才对应一个日语汉字。因此和歌在节奏方面与节奏整齐划一的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不同。和歌的律拍为双音，按照叠加原理节奏应成偶数音拍。和歌遵循“5，7，5，7，7”三十一音节的格式，五音是律拍的一次性相加，为最原始的节奏；七音是律拍的二次性相加，为后起的节奏。节奏首先必须能够独立表达一个以上的独立意群，其次必须是一个独立的韵律单位。换言之，节奏内部不能有明显的停顿，节奏之间必得有一定的休止。因此比起中国的五言律诗和七言绝句，和歌更多的接近为“歌曲”的形式。楚辞的直接渊源是以屈原的《九歌》为代表楚地民歌，因此用同样具有音乐性的楚辞体来翻译和歌是在合适不过的了。
在语音层面上，楚辞体中的叠词和语气助词“兮”就带来了明显的音乐效果。[7]如林译本第四帖《夕颜》中光源氏唱和夕颜的第一首和歌：
夕颜华兮芳馥馥，薄暮暗昏总朦胧，
如何窥得兮真面目。
首句“夕颜华兮芳馥馥”中“馥馥”这一双声叠韵词的使用就形成了一定的音乐效果。其次，“兮”古音为a-，“这一长元音反复而有规律的出现，使得整个语音过程处于相对统一的音高、音节系统之中，从而完成了文本由辞向音的转化。”[8]
从诗句结构层面上来看，王次炤在《音乐美学》一书中说到：“完整对称的结构是呆板的，在音乐中完全的对称也有类似的效果，因此在音乐中的再现往往是变化的再现，我们经常用A-B-A来表示。”[9]林译本中的和歌翻译首句均译为“OOO兮OOO”的“九歌”体，末句又译为“OOOO兮OOO”的形式。楚辞体中的“兮”字就相当于音乐旋律结构中的B的作用，通过连接两个对偶或近似对偶的句子成分，或是连接内在情绪与自然现象，通过并不完全对称的 结构，形成了自然灵动的音乐性。如林译本《夕颜》中最后一首和歌：逝者逝兮去者去，
生离死别两成空，
萧条暮秋兮独思虑。
首句“逝者逝兮去者去”中的“兮”字连接的“逝者逝”与“去者去”就为对偶的两个句子成份。而末句的“兮”字连接的“萧条暮秋”和“独思虑”则一为自然环境，一为心理活动。对称与不对称相结合，整体上形成了音乐中变化的再现。
由于在语音层面与诗句结构层面上的特点，楚辞体具有显著的音乐性，因此用来翻译同样具有音乐性的和歌是十分恰当的。
四、楚辞体中的“兮”与和歌中感叹词的语义相似
和歌中常有表达咏叹之意的助词，这些表达咏叹之意的助词往往语感十分微妙，只能通过阅读原作“意会”而很难通过翻译“言传”。如上文中引用的《桐壶》帖中的第一首和歌原文中，なり是表示断定的助动词なる的连用形，けり是表示咏叹的助动词。而“中国古典诗歌除早期的骚体用‘兮’字外，很少在句中插入感叹词。”[10]若译为五言绝句或两首七言律诗就很难直接表现出感叹之意，只能通过字里行间来揣摩出作者的情感。在这一点上，楚辞体中的一个“兮”字就承担起了咏叹的作用。闻一多在《怎样读九歌》一书中总结了《九歌》中“兮”字的用法，闻一多认为“《九歌》中的“兮”字，“竟可以说是一切虚字的总替身”。[11]因此九歌体中的“兮”字除了作为泛声符号充当语气词表示语音持续，增强所表达的悲伤，愤慨等情感外，“本身自然地兼有许多虚词的文法作用。”[12]楚辞体中的一个“兮”字，便可巧妙地承担起日语中含有微妙感情因素的助动词或终助词在和歌中的作用。因此林译本的楚辞体的翻译，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如何翻译和歌中表示咏叹之意的助词的问题。
五、楚辞体的美学特征与日本“物哀”文学思想的一致性
“物哀”（物のあはれ）是日本传统文学的重要概念，是由本居宣长正式提出，其最初是针对和歌的本质。作为日本审美特征源头的和歌，“物哀”便是其中心思想，代表了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他认为“从神话时代至今，乃至无穷之后世，所咏和歌，皆可以‘物哀’一次归纳之。”[13]（姚继中，52）所谓“物哀”，“物”指的是外在的客观事物，“哀”则表示人的主观感受。简而言之，“物哀”即是指人触景生情，心有所动而自然流露出的情感。林文月在其译本的修订版序言中说道：“当人的主观情感受到外在客观事物的刺激而产生反应，进入客观融合的状态，即呈现出一种调和的情趣世界。”[14]（紫式部，23）“物哀”的“哀”依附于“物”，“物”赋予“哀”一种具体的存在性。[15]“物哀”表达的是对四季风物的感受：“春有花开夏鸟鸣，秋日明月冬雪冷”。纤细典雅的自然景观往往牵动着对日本人的内心情感。
“物哀”论随后被本居宣长运用于理解整部《源氏物语》。他在《<源氏物语>玉の小栉》一书中提出了《源氏物语》的主题思想是“物哀”这一观点。[16]（姚继中52）和歌具有抒情性的特性，自然大大渲染了小说中的“物哀”情绪。“夫和歌者，托其根于心地，发其华于词林者也。人之在世，不能无为，思虑易迁，哀乐相变，感生于志，咏形于言；是以逸者其声乐，怨者其吟悲，可以述怀，可以发愤；动天地，感鬼神，化人伦，和夫妇，莫宜于歌。[17]《源氏物语》中的和歌绝不是作者为了作和歌而作，而是小说人物抒发情感，从听觉上交流思想的一种重要媒介。林文月用楚辞体作为和歌翻译的形式，我认为除了两者在形式，感叹词的使用与音乐性方面的相似之外，楚辞体绝佳的抒情性与浪漫主义的美学特征与和歌的“物哀”的不谋而合是最重要的因素。对于和歌的翻译，仅仅做到形式的相似，语义的准确传达是不够的，如何在翻译中尽可能地展现出和歌中的“物哀”的审美思想才是关键所在，因为“物哀”是日本传统文学的精髓，不能传达出“物哀”精神的话，读者也就无从理解日本文学的民族特色。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楚辞的美学特征做了简明扼要的概述：“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其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拘矩度。”[18]“其言甚长”是说楚辞体的作品行文较长，这一点并不适用《源氏物语》中短歌的翻译。林文月为此独创了三行楚辞体来作为和歌翻译的媒介，但仍保留了楚辞体其余的美学特征。
“其思甚幻”指的是楚辞体作品具有丰富奇特的想象。楚辞与楚地的原始神话、祝祭巫术等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源氏物语》中涉及神鬼宗教的情节也并不少见。如林译本第九帖《葵》中光源氏正妻葵姬被忧思过度以致灵魂出窍的六条妃子的魂魄附体时所作和歌：
叹妾魂兮空飘荡，
云游西东无定时，
盻结裾端兮息魑魉。
此处诡谲的楚辞体的译文传神地表现出六条妃子对光源氏薄情的怨慕悲伤，恰如，《九歌·湘夫人》中湘夫人思君不至时心无所依的怅然。楚辞体译文还原了原文中凄艳神秘的氛围。
“其言甚丽”说明楚辞体作品词藻典雅优美。楚辞的意象极为高洁优雅，如《九歌·湘夫人》中就有大量的关于香花香草的描绘。1968年因此用同样大量描写优美自然风物的楚辞体来翻译表现热爱自然的审美情趣和文学观的和歌显然是非常适宜的。如林译本第四帖《夕颜》中夕颜写于扇面的一 首和歌：
白露濡兮夕颜丽，花因水光添幽香，疑是若人兮含情睇。
“其旨甚明”意为楚辞体作品的意旨十分明确。楚辞中的客观景物都被诗人寄托了自己的情感，运用“比”的手法，将自然景物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典型的楚辞的代表作《离骚》之中，“香草”便喻为忠贞，“美人”便喻为明君，香草美人的意象寄托了屈原忠君爱国的思想。和歌之中诸如“雪月花”之类的优美的四季风物也往往被日本人用来寄托“物哀”的情绪。《源氏物语》的和歌中，“花”与“月”这两个意象大量出现，“花”多是用以比喻风华绝代的光源氏或是文本中与光源氏有情爱纠葛的女子。如上文所引用的林译和歌中，被白露濡湿，幽香脉脉的夕颜花便是用来比喻容貌秀丽的光源氏，借夕颜花来表达了夕颜对光源氏的倾慕。“月”这一意象由于其高悬于夜空，可望而不可及的特点，常被光源氏用来寄托思美人而不可得的情感。如林译本第八帖《花宴》中光源氏试探坐在帘后的胧月夜时所做和歌：
月朦胧兮途茫茫，光隐山后失清影，何时重现兮常彷徉。
这首和歌中光源氏就是以朦胧月光比喻之前夜晚偶遇而之后遍寻不着的胧月夜，以朦胧月光寄托了自己由此引发的徘徊相寻的哀苦之情。
综上可知，楚辞体的美学特征与和歌之中“物哀”思想的吻合使得楚辞体成为了和歌的最佳译文形式。
六、结束语
林文月出生于上海的日租界，幼时接受的便是日语教育，直到13岁返回台湾居住时才开始接受中文教育。双语的教育背景加上学贯古今的文化底蕴也使其成为了台湾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佼佼者。《源氏物语》的中译本是林先生五年半的心血之作，她用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清丽的笔触用中文再现了千年之前日本平安时代的风雅。尽管林先生为书中的和歌翻译而首创的三行楚辞体在格式，语义，音乐性和思想上很大程度上贴近了原诗，然而翻译本身就是一门不完美的艺术，她在其译本的注释中也时常遗憾由于中日语言文化的差异未能精准传神地翻译出原作和歌中的一些精妙之处。但正由于翻译的不完美，才给广大的学者和读者留下了继续雕琢的空间，也使得这部译著保持的长盛不衰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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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知识积累的速度和知识总量急剧增长。新技术新产品、新思想的层出不穷，导致了新术语的不断涌现，数量与日俱增，且分布极为广泛。大量的现实表明，术语在科技发展、文化传承和社会进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以及科学进步等方面的影响，现代人类社会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作为承载科学知识载体的术语。
探讨科技术语与社会科学术语的异同十分必要，因为不同语言以及不同研究领域中产生的思想、概念和术语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它们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而且一种思想或概念术语的不同翻译势必影响接受者的思维方式，甚至会使得该思想、概念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术语翻译得当，可省除许多不必要的误解。所以，我们必须从术语形成的特点出发，找出其自身规律，并对其翻译方法进行统一规范。
2. 科技术语和科学术语的产生的不同背景
为了表达明确，在双语词典中很有必要区分科技术语和科学术语。下面将从概念和背景两方面对科技术语和科学术语进行区分。
2.1 科技术语产生的背景
一般来说，随着新技术、新事物、科技革命的产生，新概念、新思想得以形成，术语得以产生。术语的一个较为常见的构成方式是将代表若干个简单概念的单词聚集在一起，使其组合成一个表示该复杂概念的新术语，如space + ship =spaceship; hyper + text =hypertext 等。另一常见的方法则恰好与上一方法相反，即将一长串表达复杂概念的单词组合依照英语构词法的规则予以简化。如“首字母缩略法”：GeneralPacket Radio Service 简化为GPRS; Code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简化为CDMA 等；又如“首字母拼写法”：Wireless ApplicationProtocol 被简化为WAP，Network InformationCenter 简化为NIC 等；还有“合成法”：teleprinter + exchange 简化为telex，information + economics 简化为infonomics 等。一般说来，科技术语的生成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2.2 社会科学术语产生的背景
社会科学方面的术语词汇随社会的发展而丰富。社会科学方面的术语构成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普通词语专业化或术语化。普通词语一旦带有专业色彩，就具有严格的定义界限。如“dumping”源于“dump”，其本意为“倒垃圾”，在商业领域被引申为“倾销”。二是创造新词毕业论文怎么写，如“手机”“网民”“扶贫”“融资”“年薪”“听证会”等。三是借用或引进外来词语。外来词又分为外部借入和内部借入两种。外部借入的术语是指从外语中翻译而来的词语。如汉语政治术语“民主”“议会”“资产阶级”等都是外来语。内部借入既可指同种语言中普通词语术语化，也可指同种语言中吸收方言词语。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广东、香港等地经济发展迅猛，粤语方言伴随着经济浪潮大量进入普通话。普通话吸收的港台语有：传媒、斥资、个案、转型、廉政、构想、认同、按揭、整合、互动、瓶颈、峰会等。其中吸收的不少词语在普通话中已经有了同义表达的词语。另外，部分词由于语言归化的原因，其能指和所指有所改变。但也尽最大可能地保留了源语的基本特征：如“音借法”：radar 译为“雷达”，EININO 译为“厄尔尼诺”等；又如“形借法”：CEO 译为“首席执行官”，WTO 译为“世界贸易组织”等。
3. 双语词典的特征
双语词典是沟通两种语言的桥梁，也是学习外语的重要工具。近年来，随着各国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双语词典的需求也随之升涨，编纂事业也相应地蓬勃发展。直到目前，双语词典的研究已成为词典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其基本理论构架业已确立，各分支的探讨和实验也方兴未艾。
双语词典中，源语言和目的语经常相互补充，前者往往通过诸如语法、词源、参照、插图等进一步的辅助信息对后者的对等词提供补充说明论文格式。这种基本呈现方式和辅助说明的结合帮助词典用户理解源语言词条的真正含义。因此，在双语词典中，，词典编纂者往往会采用源语言的这些辅助信息来更有效、更高效地解释词的意义。
由于双语词典的独特语言特征，词条的翻译往往和例证独立开来。词条的翻译被看作是“语言”，而非言语，因此遵循词义上、风格上、语用信息上、语法上的多层面对等原则。首先，汉语上不同词类的同形异义词可以被看作是同义词，放在最常使用的词类当中，必要时，可辅以其它词类的例证说明。其次，功能词应标有词类标注加以解释，同时附上解释性的或意译型的对等词。
相对于语文双语词典来说，非语文双语词典提供的语言学信息远远少于语文双语词典。翻译百科词和专科词目的原则是力求规范性和科学性，要求译名统一。而翻译的方法则多种多样，例如: 意译法、音译法、音兼意译法、词索义分析译法、音双关译法等[1]。翻译时切忌胶柱鼓瑟，编者需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或整合各种翻译手段，以保证译名既真实反映源语含义，又易于理解和运用。另外，根据双语词典翻译中的特殊性，在翻译术语时，应做到：不同领域之间、语词专家与学科专家之间必须紧密协作; 对于约定俗成及旧时译名问题不能简单操作，要视具体情况处理; 不能统一的“一物多名”需保留几种译名，必要时还应附以简略说明[2]。
4. 双语词典中术语的翻译
双语词典的核心任务是在目的语中找到与源语言相应的对等语[3]。需要承认的是，有严复1898年提出的“信、达、雅”翻译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使用于双语词典的翻译研究。不过，这一原则太广义而难以应用于双语词典中的无数实际例子。鉴于此，本文从双语词典的视角对术语的翻译问题提出一种尝试性的研究。
黄建华等在《双语词典学导论》中归纳了双语词典的十种基本释义方式[4]: (一)等值对译法—提供语义内涵完全相等的目的语词，如:supermarket---“超级市场”；(二)对应选择法---列举各种对应变体，如: “cut-”---切，割; 斩，截; 削，剪(发)；(三)译注法---译义加注释，如: Oxford shoes---牛津鞋 (一种足背系带的浅口便鞋)；(四)译音法---直接音借外来词，如: copy---拷贝；(五)音义兼译法---音义自然结合，如:tittup---踢踏舞; (六)译形法---保留源语中的字母或相似字形，如: X-ray:---X射线;T-square---门-字尺; (七)同义对释法---常用中性词释有语体色彩的词，用标准语词释方言词，用现代词释古旧词，如: phono---[口], phonograph(留声机); (八)替换法---用肯定式释否定式，反之亦然，如: 倒霉---unlucky; staunch---不漏水的毕业论文怎么写，不漏气的;(九)构词释义法---说明构词法，介绍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如: taken---take的过去分词; (十)描述法---当目的语中没有对应词时以描述法揭示词义，如: 何尝---used in rhetorical questions or statements toemphasize negation。
双语词典中的术语翻译除了提供词条的对等之外，还要具有规范性和科学性，同时译名要统一[5]。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新词不断涌现，原有的语词语义范围不断扩大，双语词典编纂者的首要任务是准确地译出那些专业性强、词义固定、构成复杂、形式多样的专科及专名术语，编纂者除了要具备良好的双语语言功底之外，还必须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
结合以上的翻译方法和术语的特征，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术语的翻译方法。双语词典中的术语翻译最好遵循以下释义的原则：
1）意译法
意译法是与直译并列的主要译法之一。译文内容一致而形式不同谓之意译[6]。意译法既是翻译语文双语词典词典的主要手段也是翻译非语文双语词典的重要方式，翻译时必须透彻理解源语中该词的命名理据，力求译词名副其实，揭示其事物的本质属性或特征[7]。如：beeppager---呼机；terminal---终端
2）音译法
在翻译一些外来事物的词汇时，或因目的语中无对等词汇，或因译者对所译对象尚不能完全把握，或因读者对这些新事物颇感陌生，人们往往采取音译法将其译出。如：加油！--- Jiao You！音译法是国际上翻译术语的一种潮流，已有利于术语运用在国际上的统一、有利于国际交流和人类知识的共享。
3）音兼意译法
这种音、意义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可以采用一半是音译，一半是意译的方式，如：topology---拓扑学；motorboat---摩托艇。另外，还可以采用在音译完词条后加一些补充说明的所属词汇后缀，如：neon---霓虹灯。
4）谐音双关译法
在翻译中利用“谐音双关”修辞格，可以在读音上保留与源语相近的读音，但在词义上不拘泥于源语语义，而是不脱离一定范畴的创造性词义。实际上，很多术语词都来自于这种翻译方法。例如：休克---shock；威士忌---whisky；逻辑---logic。其中有些术语词由于使用的广泛性，已经没有了异族语的影子，成了本族语的一部分。
5. 结语
双语词典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是掌握一门外语的重要工具。词典编纂者理应关注科学技术术语的翻译问题。尽管术语只占双语词典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决不能忽视。笔者在此希望以上这些术语的翻译方法能对双语词典编纂者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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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承载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传承着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将其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但对其中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化术语的翻译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拟对吕炳洪教授《拜月亭》英译本中文化术语的翻译进行研究以探讨吕教授的翻译方法和目的。
一、《拜月亭》与文化术语
《拜月亭》是元代著名戏剧家施惠创作的爱情戏剧，它描述了两对青年男女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讴歌了他们纯洁和忠贞的爱情。本剧后被陈圆、刘幼生改编成小说，北京大学外语系吕炳洪教授又将小说翻译成英语。
文化术语具有文化的专业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内涵丰富。小说《拜月亭》中考试方面的术语，如“科举”、“殿试”、“乡试”、“状元”、“举人”和“秀才”等；时间方面的术语，如：“二更”和“三更”等；宗教方面的术语，如：“儒教”、“道教”、“道士”、“庙观”和“女施主”等。通过对小说《拜月亭》的搜集和筛选，最终选出58个文化术语；又根据尤金•奈达（Nida Eugene）博士对文化的分类：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本文也对这58个文化术语进行分类，发现它们分属于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
二、“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中的“目的论”
翻译的“目的论”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奠基理论，是德国学者汉斯•威密尔(Hans J. Vermeer)提出的。其“目的论”以行为学理论为根据，认为人的任何行为都有目的，翻译是一种行为，自然也有目的。作为一种有目的行为的翻译活动，其翻译目的主要有：译者的目的；译文文本的交际目的；特定翻译策略或手段所要实现的目的。在“目的论”中，译者作为整个翻译活动的最重要的参与者和译本的创造者，在翻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的语读者也是翻译目的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根据译者的目的和读者的预期期望，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实际上，“目的论”的核心就是：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决定翻译结果。“翻译结果证明翻译方法是正确的。”并能反过来彰显翻译目的。
“目的论” 的主要翻译原则是“目的”和“忠诚”，外加灵活。在“目的论”看来，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期望达到的一种或几种交际功能。从译者的目的和译文的预期目的考虑，译者的翻译方法可灵活多样，不拘一格。
三、《拜月亭》中文化术语的翻译方法
1.文化层面上的翻译方法。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翻译在处理文化差异时，主要有两种方法：异化法和归化法。
异化法的核心是“让目的语读者趋向源语文化”即以“源语文化为依归”；归化法的核心是“让源语文化趋向目的语读者”即以“目的语文化为依归”。通俗地说，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当处理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异时，以源语文化为依归或落脚点的，就是异化法，其译者目的显然是向目的语读者介绍和传播源语文化，以便目的语读者借助于翻译了解源语更多的有关生态、物质、社会、宗教和语言等方面的文化；以目的语文化为依归或落脚点的，就是归化法，其译者目的主要是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这两种方法在吕教授对《拜月亭》中的文化术语的翻译中都用到，但有所侧重（如文中表格所示）。
2.语言层面上的翻译方法。文化是隐性的，语言是显性的，文化翻译靠语言文字的翻译来实现。语言层面上的翻译方法有：音译法、直译法、意译法、替代法等。
音译法： 用不同语言或书写系统的拼音或字母来写字、词、句、名字等的翻译方法（区别于“意译法”）(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1998.) 。目的语文化中没有对应或类似的事物，即存在“文化空缺”，直接翻译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 就要采用音译法。音译法一般用于翻译人名、地名、独有的物质、社会、宗教文化术语等。《拜月亭》中有4个术语采用音译法。吕教授除了对社会文化术语“衙门”直接音译为“Yamen”、“叩头” 直接音译为“Koutou”外，对物质文化术语“粽子”作如下翻译Zongzi,(Pyramid-shaped dumplings wrapped with reed leaves, and strung together) 处理，对社会文化术语中的中国封建社会纪年法“天宝”译为“the period of Tianbao of the Tang Dynasty”；这样音译加阐释说明，不仅增加了目的语词汇、丰富了目的语文化，而且尽可能地告诉目的语读者“粽子”为何物、“天宝”为何年；因此，音译法不仅保留了源语文化风味，而且还能使目的语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同时有机会领略异域文化特色，是真正体现了以源语为中心的异化法。
直译法：指偏重于照顾原文字句的翻译方法（区别于“意译法”）。直译法是向目的语读者介绍源语文化的最重要方法之一。正如我国著名学者茅盾所说：“所谓的直译，浅显地说，是不改变原词原句，严格地来说，是要力争保持原作的精髓和风格。”惠宇也认为：如果翻译传递了原作的文化内涵、原作的语言形式和特色，那么它就是直译。《拜月亭》中有35个术语采用直译法。比如吕教授对物质文化术语“绣架”直译为“the embroidery frame”；对社会文化术语“儒生”、“忠”和“义”分别直译为“a scholar”、“loyalty”和“the sense of obligation”；对宗教文化术语“上天”和“庙”分别直译为“heaven”和“a temple”，用这种方法，不仅保留了原作的语言形式和特色，而且还保留了浓厚的源语文化风味，同时，还能使目的语读者易于理解，很好地实现了异化法。
意译法：根据原文的大意来翻译，不作逐字逐句的翻译方法（区别于“直译法”）；根据某种语言词语的意义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词语的方法 （区别于“音译法”）。正如刘重德所说：意译法是一种 “只有在译者不可能进行直译的时候和地方，并且在无法重现原作句式或修辞的情况下，主要传递原作意思和精神的补充手段”。惠宇也认为：如果翻译仅仅传递了内容但却失去了原作的语言形式和特色，那么它就是意译。《拜月亭》中有18个术语采用意译法。比如：吕教授对物质文化术语“日漏”意译为“a water clock”、对社会文化术语中的时间表达法“二更”和“三更”分别意译为“on the second night watch”和“on the third night watch”，对古代年龄表达法“而立”意译为“thirty years old”；对宗教文化术语“道”意译为“a code of honor”。这些术语在英语中无法重现，但吕教授采用了以目的语文化为依归的方法，恰到好处地传递出了它们的意思和精神。
替代法：Mona Baker 认为：替代法指的是用目的语词语替代源语词语，所指虽不同，但对目的语读者造成的影响与对源语读者造成的影响却相似。《拜月亭》中有1个术语采用替代法，那就是社会文化术语“《诗经》”，吕教授将它译为“The Book of Songs”。显然，他将英语中的“Songs”替代“诗”、将“Book”替代“经”。它们虽然所指不同，但给双方读者造成的影响相似。严格说来，替代法属于意译法的一种，它是用替代的方法将意思翻译出来的一种方法，替代的词语为目的语读者所熟悉，因而理解起来容易，能留下与源语读者相似的影响。显然，替代法也是以目的语文化为依归的方法。
纵上所述，列表于下：《拜月亭》中58个文化术语的翻译方法统计表
在“目的论”指导下，通过对古典文学作品《拜月亭》吕教授英译本中58个文化术语的翻译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发现他主要采用了异化法（占67%），由此可知，他的主要翻译目的是借助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是其中文化术语的翻译来弘扬和传播中国丰富而灿烂的文化，以此来满足英语读者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愿望；鉴于他以归化法（占33%）作为必要补充，可以得出：吕教授也能忠诚于英语读者，并能考虑英语文本的可读性和英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吕教授的这种有所侧重的有目的的灵活的翻译方法对中国译者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其中文化术语的翻译很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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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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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9-037-03
作者：李延林，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陈琛，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75
基金项目：湖南省高校教改立项项目([2005]280)：中南大学精品课程大学英语
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对草药的巧妙运用，独特的理论系统及有效的疗效而备受世人瞩目，其重要地位和科学价值已经被世界公认。使得中医药学的地位与自身价值得到提高的功臣应该是有关中医学的翻译，其别是中医药术语的翻译，因为它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医药学的最直接的手段。
目前，中医药术语的翻译还存在很多问题，翻译质量良莠不齐。如何做好中医药术语翻译已经成为广大中医译者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就中医药术语的翻译来说，要求译者在具备一定英文功底的前提下，必须具备相关的中医药学的专业知识，并在相关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实现对外推广与普及中医药文化的真正目的。作者认为，在众多的翻译理论中，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目的论对中医药术语的翻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中医药术语翻译中的问题
中医药术语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同一术语的译文尚待规范
中医药术语的翻译还存在不统一的问题。在作者所见到的几部汉英中医词典中，同一术语的英译文表达方法也不尽相同。例如，“三焦”一词被译为threewarmers，three heaters，triple warmers，tripleheaters，triple energizers，Sanjiao，等等。再如“相火”一词，有译作prime minister fire，有译作premier fire，有译作mini ster fire，也有译作xi-ang fire等等(李照国，1996:32)。中医养生学中的“气功”一词，有将其译成Qigong的，也有译作medita-tion的，还有译作Chinese Yoga，等等。相应的“气功疗法”则出现了Qigong therapy，breathing tech―nique therapy，fresh air therapy等多种译法(曹山鹰，2002:13)。
类似这样的例子已经不胜枚举。对于同一名词术语的多种解释往往使不了解中医药文化的外国读者无所适从。
(二)译语冗长
中医药用语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言简意赅，但在英译时，它的这一特点便丧失殆尽。如“八纲辨证”在几部较为流行的汉英中医词典中分别被译作differen-tial diagnos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ightprinciple syndromes，analyzing and differenti-ating pathological
conditions
in accordancewith the eight principal syndromes，diagnosisaccording to the eight guiding principles等等(李照国，1996:32)。
以上对“八纲辨证”这一术语的翻译简直就像是对该术语的解释，但是却仍然没有清楚地表达出该术语的意思。这种冗长的译法是目的语读者所排斥的。
(三)译语生搬硬套，释义不明
中医药术语有其特定的表达法，在中文特定的语境里有其自身的医学意义。若对一些中医药术语照其字面死译，则会使目的语读者不知所云或误入歧途。这只数目译者缺乏基本的中医理论知识。
例如，有人将“失笑散”译为“Powder.for LostSmiles”。而中医的“失笑散”，按《医方发挥》的解释，应为：“本方具有行血止痛祛瘀，推陈出新的作用，前人用此方，每于不觉中病悉除，不禁欣然失声而笑，故名‘失笑散’。”由此可见，“Powder for Lost Smiles”的译法明显欠妥，纯粹是望文生义的结果(曹山鹰，2002：14)。又如“金实不鸣”，在一些汉英中医词典中都被译作solid bell cannot ring，令人不知所云(李照国，1996:32)。
二、目的论一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
20世纪70年代，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家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汉斯・威密尔(Hans Vet-meer)等著名学者提出了翻译行为理论(Theory ofTranslation Action)与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这无疑为翻译研究和翻译批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凯瑟琳娜・赖斯在其于1971年出版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in Translation Criticism)一书中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的雏形。她把对等理论作为她的整个理论的基础，提出翻译批评的依据应是原文和译文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她认为理想的译文应该从概念性的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与原文对等。但是在实践中，赖斯发现有些等值是不可能实现，而且有时也是不应该追求的。翻译应该有具体的翻译要求(translationbrief)。有时因特殊需要，要求译文与原文具有不同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赖斯认为译者应该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Nord，2001:9)。
赖斯的学生威密尔突破了以原语为中心的对等理论的限制，发展了功能派的核心理论，即该流派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目的论(Skopostheory)。他根据行为学的理论提出翻译是一种人类的行为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翻译时，译者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原作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的翻译。威密尔还特别强调因为行为发生的环境置于文化背景之中，不同文化又具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因此翻译也并非一对一的语言转换活动(Nord，2001:11)。
威密尔所提出的目的论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skopos”一词源于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目的，动机，功能”。这一词语在目的论中有三种解释：译者的目的(如赚钱)；译文的交际目的(如启迪读者)； 使用某种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说明某种语言中语法结构的特殊之处而采用按其结构直译的方法)。在通常情况下，“目的”指的是译文的交际目的(Nord，2001:27～28)。
目的论包括三个基本法则：目的法则(skoposrule)，连贯性法则(coherence rule)忠实性法则(fi-delity rule)。目的论者认为，所有的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性法则，目的性法则指的是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即“结果决定方法”(Nord，2001:29)；连贯性法则指的是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所谓语内连贯是指译文必须能让接收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忠实性法则指原文与译文之间应该存在语际连贯一致。语际连贯类似于通常所说的忠实于原文，而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则由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译文目的决定的。目的性法则是目的论的最高法则，其他的两个法则都从属于目的性法则，忠实性法则又从属于连贯性法则(Nord，2001:32)。
三、目的论法则在中医药术语翻译中的应用
依据目的性法则，译者应该依据译文的预期目的，选择最佳的译法，根据译文在译语语言和文化里的预期功能，调整自己的翻译策略。中医药术语翻译的目的是向国外推广我国的中医药文化，使国外读者了解中医药文化。这一目的决定了译者在翻译中医药术语时应采用多种译法，而非单纯地采用一种翻译策略。
中医文化博大精深，中医的五行学说和阴阳学说在西医中无对应的概念。就那些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词汇的中医药术语而言，译者宜采用音译法，如“阴”“阳”可音译为“yin”与“yang”。因不同的文化背景，一些中医名词是不可以逐字翻译的，否则会使目的语读者误解其意思，此时也应该采取音译法。如“青龙白虎汤”，如把它译成“Blue Dragon and White Tiger De-coction”，则会使目的语读者误以为是用青龙和白虎做成的汤药。这便达不到对其翻译的预期目的了，为避免出现这一情况，译者可将其音译为“Qinglong BaihuDecoction”。
就能在英语中找到对应语的中医药术语而言，译者可使用意译法，这样能使读者一看就懂。例如，“疳积”可译为“infantile malnutrition”，“伤寒”可译为“a febrile disease”。
忠实性法则说明译文和原文之间应该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但并非要求二者在内容上一字不差，认为原文不再是译者首要考虑的因素，而仅仅是为其提供的信息。但这并不否定原文的重要性，忠实性法则强调的是内容上的忠实，而非形式上的忠实。中医用语的文学色彩很浓，许多译者主张译中医药术语时应尽量保持其文学风格，原汁原味地译以便体现中医的特色，如有人将“带下医”死译为“the doctor underneath theskirt”，这种翻译使不了解中医文化的外国读者一头雾水，无法理解其真正含义，从而无法实现翻译的最终目的。由此可见，单纯地追求形式上的忠实是不可取的，如果译者根据其含义，将其意译为“gynecolo-gist”，则会使读者一目了然。
另外，中医药的“心、肝、脾、肺、肾”的概念与西医有所不同，西医中这五个概念仅是指五个器官，中医中，这五个器官不但是解剖概念，也是功能概念，中医书籍上对其解释是：心主神志；肝主疏泄；脾主运化：肺司呼吸，通条水道；肾主精。因此，译者若将其直译为与西医相对应的"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就不能将中医中的这五个概念的意思完整地表达出来，译者应依据目的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将其译为“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并加注释以准确表达其含义。
四、译者在中医药术语翻译中的地位
目的论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目的论是首次提出把译者看作专家的理论，认为译者是翻译链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翻译过程中，他首先得到原文和翻译要求，然后研究分析翻译要求是否可以接受，是否可行，译文是否必要，最后做出决定并执行。简单地说，译者要以翻译要求为指导，从特殊的翻译任务中总结出译文的交际目的，在交际目的的指导下完成翻译任务。译者要对其翻译负责，要精通原语和目的语，并掌握与翻译内容相关的知识。
中医药术语的特点决定了其翻译难度大，对译者的要求也比较高。译者不仅要掌握基本的英语表达法，还要有较高的汉语修养(包括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此外，他还要懂得大量的医学知识(包括中医和西医)。
翻译是一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达到沟通思想感情、传播文化知识、促进社会文明的目的。人类自从产生语言文字，并运用语言文字进行广泛的交流以后，翻译就已存在。然而由于进行转换的语言之间存在表达方式、行文规则、词汇应用等差异，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原文所表达的意思进行原语与目标语之间的转换，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风格、想象再创作。但是翻译并非机械地逐字逐句地将原语转换成目标语，而是要将原语所表达的内容转换成目标语受众能接受和能理解的表达内容，还要让目标语受众能像理解母语一样理解译文。翻译具有明显的综合性，译者既要科学地呈现原作又要艺术地创作新作。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结合是翻译学的本质。
一、翻译的科学性
科学性是翻译的基本属性，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占主导地位，是翻译学的核心。鲁迅曾指出，译文应“保存着原作的丰姿”；茅盾说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和风格”；钱钟书强调要“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首要任务是把原作所叙述的内容，以及作者在叙述相关内容时所反映的立场观点、流露的思想感情等完整准确地体现出来，不得无端加以篡改、歪曲、遗漏或增删，也不能添加译者的个人情感喜好，同时还必须保持原作的风格。
1.翻译材料的内容决定翻译必须有科学性。翻译运作的实体即原语（source language）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语义内涵（semantic content）。语义是语言交际活动的基础，承担着相关的交际任务。原著所呈现的内容不是来源于翻译者，而是来源于原作者。翻译运作主要是凭科学思维而不是艺术思维来对原语内容进行转换。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目标语（thetarget language）的词汇或句子所代表的概念，必须与原作者在原语中所使用的词汇或句子所代表的概念一致。既不能增减原作的内容，更不能凭空臆造原作的内容。
2.翻译的材料文体决定翻译必须有科学性。翻译材料的文体一般可分成应用文体、科技文体、论述文体、新闻文体和艺术文体等。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文体特征、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承担不同的交流功能，达到不同的交流效果。应用文体要求格式规范、严谨紧凑。科技文体要求结构严谨、表述清晰。论述文体要求明晓畅达、用词准确。新闻文体要求述说清晰、简单明了。艺术文体要求清丽淡雅、流畅明丽、宛秀淳美。各类翻译材料的文体特征决定了译文的特征，切不可将一种文体翻译成另一种文体，更不可将不同的文体特征混为一谈。
3.翻译材料的风格决定翻译必须有科学性。翻译行为具有很强的依附性，所译原文具有不同的风格，包括原作者的语言表达形式和表达风格，原语文具有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等。翻译材料的风格包括原作者书写的个人语言风格、原著作人物的群体语言风格及原著作文体的专业语言风格等。译语文章除应体现原作的思想内容外，还应体现原作者的个人风格或作品的文体风格。翻译者翻译的译文，不能脱离原语的各种艺术要素而自行其是，必须与原文对应契合。
翻译的科学性存在一切翻译活动中，译者时刻面临如何科学地运用思维、分析意义、准确表达原文意思的问题，忽视翻译的科学性会导致翻译的作品失真的不良后果，译文虽有华丽的辞藻、优美的描述，但已失去原文所具有的特质。
二、翻译的艺术性
翻译是语种间以意义转换为主的语言运用，必定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的形式、功能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鲁迅曾说译文应“力求其易解”；茅盾认为译文应是“纯粹的祖国语言”；钱中书强调译文“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译者不论面对什么文体的原语材料，翻译的全过程自始至终存在艺术选择、艺术加工及艺术优化的任务。这必然要求译者艺术地运用目标语表达原语作者的意念、思想和审美立意，对原作者的思想、要表达的内容进行艺术加工，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
1.翻译的特征要求翻译必须具有艺术性。翻译的原创性特征使得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自由度较小，必须依赖原文进行二次创作，同时又不时面临原语与目标语之间不可避免的差异。原语形式是翻译运作的基本依据，把握此基本依据的目的是发掘和把握原语意义的全部内涵。翻译的运作对象是某种语言的存在实体。如何选择词汇、调整句式，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风貌，促使译者必须艺术地处理原文与译文的差异。
2.翻译的标准要求翻译必须具有艺术性。18世纪英国翻译理论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在著作《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曾提过好的翻译标准之一就是“译文应当与原作同样地流畅自如”；我国清朝翻译理论家马建中曾在著作《拟设翻译学院》一书中提到好的翻译“原文应与译文无异”。最常见的翻译的标准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也就是现代人所概括的“忠实、通顺”。但是原语和译语却又各有特点，既有类似之处，又有大相径庭的地方。以具有不尽相同特点的两种语言表达同一个意思，而且要通顺易懂，要让译语受众像阅读母语文章一样阅读译文，这势必要求译者在充分忠实原文的基础上艺术地处理两种语言表达的矛盾，力求译文朴实、通畅、清新、生动。
3.翻译的过程要求翻译必须具有艺术性。翻译的过程是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是用目标语体现原语所表达的内容，实际上是进行创作的过程。但翻译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创作，它的运作对象是某种语言所承载的存在实体，从根本上要排除人的主观臆想，排除不符合那个存在实体的各种情感因素。这势必要求翻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艺术地运用目标语的语言学、语法学、修辞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及目标语的语言行文规则进行二次创作。译者除应具备原语和目标语两种语言的修养和坚实基础之外，是否掌握翻译的规律、翻译的方法和进行翻译再创作的艺术技巧也非常重要。
翻译的出现是源于文化交流的需要。翻译自出现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矛盾。如何使翻译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译文要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译者对原作的风格不能任意破坏和改变，不能以自己的风格取代原作的风格。译文语言必须通顺易懂，合乎规范，读起来要像是用译语写成的原作。因此，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结合是翻译学的本质。只有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有机结合，才能译出既忠实于原著又文笔优雅的文章。
参考文献：
[1]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一、引言
术语是在特定学科领域用来表示概念的称谓的集合，是术语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科学概念的约定性语言符号。 “术语建设是任何成熟学科的必经之路”，（方梦之，2008：5）而一些核心术语更是代表着该领域的核心或者方向，通过对术语的学习，可以对该领域的研究重点，研究方向有更好的把握。译学术语的来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译学的本体术语，一类是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时发展而来的。在本文中，笔者从以上两方面入手，系统探讨放翻译学独立性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二、翻译学中的本体术语
翻译学是的任务是揭示翻译发展的客观规律，“具体任务的落实就是具体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具体研究领域的开拓”。（许钧，穆雷 2009：27）。其本体经过20世纪50年代从语言学视角探讨翻译学到以霍姆斯在1972年提出把翻译研究作为一本独立学科再到现在翻译学的构架已经蔚为壮观。经过几个世纪来的不断演变和完善，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已经较为巩固。本体术语是指随着译学本体发展而产生的术语，是其独立学科绝对性的标志。例如直译、意译、神似等。
本体术语的发展应该与翻译学的发展同步，“在五十年代以前，也就是在翻译的语言学研究之前，能够充分反映翻译理论概念的术语较为贫乏。”（方梦之，2008：8）， 经过翻译学的不断发展壮大，本体术语已经占了翻译学术语的一半以上。通过方梦之所编纂的《翻译译学词典》（方梦之，2004）中，译学本体术语，包括翻译理论、翻译技术、翻译史三方面，共收词条622，占总数的60%。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翻译学作为一本独立的学科，已经有其不可动摇性。
三、翻译学中的外来术语
翻译学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具有开放性和综合性，所以很多人“把翻译看作是多个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汇点”（许钧，穆雷 2009：34）。 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研究，许多翻译学术语都可以追溯到其他学科， 如语言学、美学、哲学。甚至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翻译学与信息科学、计算机领域的结合产生了大量新兴的翻译学术语。在此，笔者主要从翻译学与语言学、社会学和信息科学的结合而产生出来的译学术语。
（一）语言学。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人们对翻译问题的研究都是经验式的，没有系统的理论框架。直到“奈达、费道罗夫率先运用科学的、系统的、现代语言学的新视角来审视翻译问题”（许钧，穆雷 2009：34）完成了翻译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质”的飞跃。由此可以，翻译学最初是以语言学位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语言学是与翻译学关系最为紧密的学科。从语言学角度，大量语言学领域创立的术语被引荐到了翻译学中。例如功能对等、所指、语料库翻译等等。
例如术语“转换”来自于语言学研究领域，乔姆斯基用此概念阐述了转换生成语法，用于语篇分析。当此术语用于翻译领域时，其重点从同一语言内部的转换转移到了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以“转换”为中心的翻译学术语还有句型转换、时态转换等等。
（二）社会学。
在翻译学文化转向之后，将翻译与社会学结合形成翻译社会学是顺应这种研究趋势的新发展。它将翻译看作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是对“翻译生产与再生产以及其社会行为人（即译者）进行社会语境下的分析的翻译研究。”（武光军 2008：76）术语“翻译场域”就是将翻译学与布迪厄社会学中的“场域”概念融合产生的。从布迪厄社会学角度考察翻译提出了翻译场域这一术语，即指“译者带着惯习（由一系列译者定势组成）和各种资本，在权利场中争斗，从而形成翻译场域。”（邵璐，2011：125）
（三）数学。
模糊集合论是美国学者查德于1965年建立的一种研究和处理模糊性现象的数学方法。语言也同样具有模糊性，因此处理模糊性的数学方式也能更好地处理语言中存在的大量的模糊现象。“翻译学中的模糊语言是指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中具有不确定外延的话语，其特点体现在所指对象界限的不确定性。”（邵璐， 2011：128）。将模糊语言学与翻译学结合，形成“模糊翻译”可以更好得解决翻译中的模糊现象。例如在穆雷的《用模糊数学评价译文的进一步探讨》（穆雷，1991：66）中，他从语言的模糊性出发，将模糊数学的方法用于翻译理论。
四、结论
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相对性和绝对性。随着翻译学的不断壮大，对翻译学的探究更加系统全面，独立学科的地位已经毋庸置疑。这一点从翻译学科本身拥有的本体术语占译学术语的大半以上来已经得到很好的展现。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翻译学研究是动态的，是各个学科相互交融渗透的学科交汇点。在每个交汇点都会出现其他学科领域术语的借用。在现代科学多元化发展的今天，翻译学不仅涉及了人文学科的知识，甚至还可以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为翻译学开辟更加广阔的领域，例如与计算机学科的结合产生了“计算机翻译”、“术语库”等；与哲学结合产生了“主体”、“课题”、“范畴”等术语。总之，翻译术语的起源可以清晰得为我们展示出翻译术语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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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述
翻译适应选择论是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与选择，在以原文、原语和译语所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首先要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进行适应，并在此基础上对译出选择。按照达尔文“适应/选择”理论，生命体只有适应自然环境才能生存与繁衍，同样在翻译中，译者必须适应原文、原语和译语共同呈现的翻译生态环境，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翻译选择适应论能够避免“原文为中心论”和以“译文为中心论”对译作解读时所产生的偏颇。在具体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是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因此翻译必须从交际维、文化维、语言维三个维度做出适应性选择。
二、中医术语的翻译及其生态环境
中医术语的英译标准可以说是其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因为中医术语英译的不统一将很难将中医文化发扬光大， 西方人便不能深刻领悟中医文化内涵。 但中医语言本身深奥难懂， 一些用语自身的规范化程度不高， 存在概念交叉等现象外， 更重要是由于中医是一门中国特有的医学体系， 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加之中医中大多数概念和最常用的词语在英语及其它欧洲各国语言中一般都缺乏现成的对应语，中医文献精深庞杂，中医术语晦涩难懂等使得中医术语翻译似乎不可为。 因此，中医术语的翻译生态环境不仅关乎语言本身，还涉及到中国医学体系和中医深层的文化体系。
事实上，翻译中医英语的人不少，但译文大多参差不齐，很难有个标准考量。而在具体医学领域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利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分析词条翻译，译者对于原语的“适应”，寻求限定、制约译者的障碍，而最终“选择”适合的策略完成翻译不失为一个全新的翻译视角。
三、中医术语翻译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
要达到跟原语同样的效果，中医翻译颇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要利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中医术语的英译过程。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在语言、文化和交际等的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能改进译文质量、让译文呈现出整体和谐的翻译生态系统。翻译策略的选择必须依赖译员的主导地位及翻译的生态环境，那么中医术语的翻译应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考察。
（1）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而任何交际活动都有一定的交际目的。中医翻译应以目标语语言风格为主，从而达到传播中医的最终目的。如中医学中的脏腑， 不仅指内脏， 还是对人体生理功能的概括。比如“心”， 中医所指的心并不等于西医学里的心脏。因此， 我们在汉译英时， 若将其译成“heart”是不全面的。众所周知中医和英语不可能完全对等。而随着国际间的交往的日益频繁， 接触别国语言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有些外来语会被本国语所吸收， 进而推广开来，所以音译特定术语是其在交际维度适应性选择的结果。
（2）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在翻译过程中，每位译者都或多或少会受到所生活的特定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会介入译者的审美判断和语言选择。原语和目的语在文化信息的转换上，应根据译语习惯作适当的调整，以确保实现中医术语的文化内涵准确得以传达。比如，中医中的“气”包含“自然之气，呼吸之气，精微物质”， 它有功能、物质、先天和后天之气的说法。如果把它简单地译为“vital energy”， 无法传递出其内涵，后直接音译为 “qi”来代替。再如“阴阳”，“五行”，“三焦”等概念，它们均是中医特有的文化概念，经过不断的适应选择和翻译的历史变迁，最终确定音译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来传递其文化内涵。
（3）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翻译源语时，一般要遵从符合译入语的习惯原则，对源语进行调整，旨在拉近译入语文本和译入语读者的距离。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得以充分发挥。 例如，中医概念“鹅掌风”，它是手掌面的癣菌感染性皮肤病，在翻译这一概念时，不同时期的译者采用不用的翻译策略，如李照国先生借用西方医学术语，将其翻译为“tinea manuum”，手癣，对于目标读者而言，这一译入语自然直白、浅显易懂；相反，美国译者Nigel Wiseman将其译为“goose-foot wind”，虽保留了原汁原味，但会给目标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扰，不利于传播开来，因此在语言维度上没有做到很好的适应性选择，相反，借用西方医学术语来翻译不失为一种语言维度的适应选择的办法。
综上所述，翻译适应选择论为我们研究中医术语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是很好的策略指导理论。中医文本作为功能性很强的实用文体， 应遵循汉语语法结构，分析译语的特点，对其中医术语翻译做定性分析和翻译技巧总结，接着从出版的不同时代背景分析译者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 译本的多维度适应程度—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来对译语进行质量评估， 再现译语文化。因此，中医术语翻译不管使用何种策略，均是译者对于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活动，应放到具体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去解读，不能孤立的看待，更不能磨灭译者主体性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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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小慰.翻译功能理论的启示[J].中国翻译
[3]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从周到清近三千年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1〕。延宕千年的佛经翻译使佛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儒家思想最终共同构建了中国文化，产生了难以想象的深远的影响〔2〕。最近两次的西学翻译则开始西学东渐，开启了中国的近现代化〔3〕。对于清末以来中国的翻译，中国知名学者、学术翻译专家邓正来先生认为，从1862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时起到1989年，国人的西学东译运动，高潮有三次。“这些翻译工作对于造就中国的学术人才，沟通中西文化，建立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乃至推进中国的学术水平都发挥了积极作用。”〔4〕西方翻译史上古罗马对古希腊、欧洲各民族国家对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的继承与移植的巨大成就，显示翻译的不可替代的作用〔5〕。邓正来先生还认为，中国在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情形下开展学术翻译工作，其最终目的在于构建并发展中国自己的学术知识体系和学术传统〔6〕。所以可以说，在当今中西学术格局强弱分明的情况下〔7〕，中国的法学翻译背负着发展学术汉语〔8〕、发展中国学术的使命。然而，在目前中国法学学术自生能力还较弱的学术体制下，虽然法学翻译的学术地位并不高，与法学翻译作品于中国法学界所展现的实际影响极不相称〔9〕，但法学翻译对中国发展自己的法学与培养中国法律学人所具有独特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10〕。虽然评价当今法学翻译于中国法学的影响，不是本文设定的主题，也已远远超出笔者的能力，惟不可否认，在法学翻译的学术地位并不高的情况下，译者为原文文本得以传递所进行的语际转换而付出了巨大的心力与财力，其精神与执着令人敬佩。2004年，中国知名法律学者苏力先生曾提出，当今存在着法学翻译热〔11〕。而书店里书架上的法学译著也是密密麻麻，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那么当今的法学翻译究竟如何?又如何应对存在的问题? 一、对当今法学翻译的调查与分析的理论基础与框架 古今中外传统的翻译论者大都以丰厚的翻译经验为基础〔12〕，当代的翻译研究或翻译学学者也很少翻译经验匮缺者〔13〕。笔者虽无高深的法学翻译造诣，但长久以来关注当今的法学翻译，并自觉的进行翻译训练与翻译论著的研读，故而根据翻译理论，对当今的法学翻译情况进行了考察，以大体确定当今的法学翻译状况;在翻译文体体系的参照下，甚至与文学翻译比较的基础上，笔者析清了何谓法学翻译;通过创建大体可具操作性的法学翻译的技术性构成系统作为考察与分析框架，并将当今的法学翻译与清末民国和西方翻译情况进行比较，对当今中国法学著作翻译展开描述性研究，试图去确定当今中国法学翻译的实际状况〔14〕。笔者创建的法学翻译的技术性构成系统，是指在法学翻译过程中，参与完成翻译的各项能力，其本身包括除去译者的法学翻译伦理精神与法学翻译观之外的语言文化涵养、学术研究、翻译技能等。法学翻译观，是指在总体上如何看待、理解法学翻译。语言文化涵养，可分为浅陋、一般、精通、高深四个档次;学术研究，可分为浅陋、一般、深入、高深四个档次;翻译技能分为朴拙、一般、娴熟、高超四个档次。此项调查与研究的主体部分，是一百多部各个不同时期的中外文译著〔15〕。考察统计的内容包括:译者译书时的学术背景、译书时的年龄、译者的语言文化底蕴、翻译的目的、翻译的时间跨度、翻译理论学习与翻译技能训练、译者言的类型〔16〕、是否有项目资金支持、参考资料与帮助人员、翻译组织、翻译策略或翻译观、译者注释等。以上这些项目，有的部分笔者进行了完整的数字统计，部分因资料付之阙如无法查知，抑或是由于查找太过于费力而尚未能给出统计数据，抑或有的项目并不能进行实证的调查，而是仅进行不是很严谨的印象式论断。本文的论述正是基于以上的考察统计与论述策略。 调查所进行分析研究的框架如下:译者按其学术身份区分为学者型与学生型〔17〕;翻译组织类型区分为独译型与合译型，合译型又区分为化一式合译、平等式合译与领携式合译〔18〕;序言分为研究性序言或批判性序言、概评性序言与译介型序言，其中概评性序言又分为浅显的概评性序言与深入的概评性序言〔19〕;翻译之动机类型分为名利型与学术型〔20〕;根据译文与原文的比较关系，把译文区分为质信型与归化型。学术翻译总类型〔21〕将之分为研究型翻译〔22〕、学习型翻译〔23〕、介绍型翻译与功利型翻译。香港知名翻译学学者张南锋先生曾指出，翻译研究涉及太广，又困难〔24〕，所以笔者的研究，或许只能得出欠缺严谨的偏颇肤浅之论。 二、法学翻译是什么? (一)当代中国法学译者的翻译观 西方翻译学界著名学者埃德温•根特勒尔宣称，大多数学者认为1976年在匈牙利召开的翻译大会上，翻译研究(translationstudies)作为独立科学而建立起来〔25〕。而西方翻译学界另一著名学者苏姗•巴斯尼特又宣称，到1991年翻译研究已不仅仅是科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严肃的学科〔26〕。翻译研究已经彻底摆脱以前只言片语的经验论说，而称为翻译学(Translatology)或翻译研究(TranslationStud-ies)。而我们的法学翻译者是如何看待翻译的?他们与西方的翻译论者，甚至与中国古代的翻译论者进行比较，结果将会如何?根据所调查的当今法学译著的译者言和某些法学学人已经发表的关于法学翻译的文章，笔者得到的总体性印象是:中国当今的法学译者，似乎大部分对翻译本身，包括翻译理论与翻译技能，了解不够;在进行翻译前，他们绝大部分，似乎没有进行过专门的翻译技能训练，也缺乏翻译理论的阅读;而与翻译直接关涉的语言文化涵养与对原著的研究，很多译者似乎难以达到学术翻译的基本要求。大多数法学译者的翻译观，实际上似乎是把翻译看作是懂点外语抱本词典就可以的事情。比如，最普遍的是，当今很多译者都宣称信奉“信、达、雅”，有的还基于自己的理解与经验对“信、达、雅”给出自己的寓意〔27〕，可是他们并不了解严几道先生本人的“信、达、雅”的意义，似乎也不知严先生为什么、又凭借什么而提出这三个字〔28〕。有些法学译者关于翻译的论断，虽然表现出他比较广博的知识与想象力，但从翻译研究的知识体系来看，却有闭门造车的嫌疑。中国著名翻译家劳陇先生曾对当时中国翻译提出严厉批评，用这一批评来评定当今中国的法学翻译，似乎也同样恰切:“实际情况是:一方面进行盲目的实践，另一方面则不断制造空洞的理论。”〔29〕那么，为何法学翻译界对包括翻译理论与翻译技艺的翻译知识，表现出的是这样的匮乏呢?笔者推测，部分原因是由于整个社会，也包括学术界，普遍缺少对翻译的深刻认识。正如张南峰先生所说，“都觉得翻译是雕虫小技，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30〕(二)法学翻译是什么法学翻译究竟为何?有位法学译者曾不断向笔者强调，法学翻译不同于文学翻译，法学翻译就是要“信”。可是其对于文学翻译是什么，翻译又是怎么回事不甚明了。翻译是什么?此问题，无论中西或古今，给出的答案多是:翻译是艺术〔31〕，或翻译是一门技术，同时又是一种艺术〔32〕，或翻译是科学〔33〕。#p#分页标题#e# 当今著名翻译学学者刘宓庆先生认为，翻译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其中科学性是翻译的基本属性，是第一位的，艺术性是第二位的属性。翻译具有科学性，其基础在于双语所指的同一，其实质是双语间意义的对应转换，涉及原语与译语在语义、语法、语音、逻辑等四个方面的转换过程。这一复杂的转换过程是科学的加工过程。刘宓庆先生的宏伟心愿是通过对比研究，最终找到汉英的对应矩阵。翻译的艺术性具有普遍性，因为翻译的全过程始终存在着艺术选择和加工以及艺术优化的任务。翻译者虽然要受原作“情、志、意”客体条件限制，但在语际转换中却需要变通，具有原创性，在此一限制和变通中收放有致又独运匠心，正是翻译艺术的真谛。翻译戏剧、诗歌是艺术，翻译法律文书、科技资料、宗教典籍也都是艺术〔34〕。笔者完全认同刘宓庆先生的观点。据此，法学翻译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在翻译理论上如何定位法学翻译?或法学翻译包括哪些构成要素?笔者认为，法学翻译是学术性、科学性与艺术性三位一体的统一。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上进行研究，将文字性翻译分为文艺性翻译与非文艺性翻译〔35〕，因社会科学论著或学术论著的文体是论述文〔36〕，所以法学翻译属于非文艺性翻译。但刘宓庆先生同时强调“在翻译艺术特征的总体关照下，翻译原语非艺术作品与翻译原语艺术作品一样，都是科学运作和艺术运作的统一性语际转换过程:并无高低之分，只有层级之别。”〔37〕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讲，“非艺术作品要求的是基础层级的审美判断，要求运用基础层级的翻译艺术手段”，“而翻译艺术作品要求的则是综合层级的翻译审美判断，要求运用综合层级的翻译艺术手段”，〔38〕但很显然，这两种翻译在艺术性上是同质的，而在翻译技能上的同质性更是无庸赘言。况且有些学术论著的文学性，未必就低于普通的文艺作品〔39〕。而笔者考查的当今法学译者对此的看法，却显然将社科学术翻译与文学翻译彻底隔裂开，并未认识到二者在翻译艺术上的同质性〔40〕。其表现之一就是用“信”或诸如以“坚持以直译为原则”作为托辞，似乎为由于翻译技艺匮乏而硬译的阻滞重重、艰涩拗口的译文找借口。于是我们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学翻译有两个必然的平行问题，其一是对法学论著信息的准确把握，其二就是恰切的甚至高超的语际转换。社会科学论著的论述文体属性在于论说，因此法学翻译的首要或根本原则，就是传统译论上的忠实原则〔41〕，也就是寻求原文文本中的那个“确定的唯一”。而文学性问题的处理，根本就不是人云亦云的“雅”。对此的处理，现代翻译论者提出的处理哲学与方法，绝不是简单的“信”。〔42〕 然而，一部优秀著作所涵摄的信息量是如此的庞大与繁杂，译者如何能将著作翻译得忠实，那就得仰赖译者对原著具有精深的研究;如何在译文里能够再现原著，使其“穿上新装”并“被注入新生”，〔43〕此便是翻译技艺问题。所以，法学翻译要有精深的研究，要有相当的翻译技能，甚至高超的翻译技巧〔44〕。但是，笔者认为仍有必要根据刘宓庆先生的论断而再强调指出，从翻译本身来看，法学翻译本身并无什么独特之处，与其他翻译在翻译艺术性上是同质的。 三、法学翻译的技术性构成要素诸问题 (一)语言文化涵养要求 那么，技艺高超的译者会做什么呢?恰如18、19世纪的法国教士、诗人、翻译家雅克•德利尔所论，“他会研究两种语言的本质。”〔45〕清末语言学家马建忠对此有精妙的描述，可值全文录下:“…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滋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意，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析之所以然。……”〔46〕翻译对译者的原语言与译语言的本能的双语要求，是不言而喻的，而且翻译论史上，关于翻译的语言能力要求的论述数不胜数，已成为陈词滥调〔47〕。现代的翻译研究也已假定译者在语言能力上是胜任的。笔者在此要强调指出的是，译者要有对语言的深刻体察，尤其有对原语言与译语言差异的深刻认识，甚至深入的研究，而不是一点皮相性感想〔48〕。可是当今我们法学译者的中文与外语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到底是否达到可以翻译出基本合格译作的要求呢?马建忠先生于1896年对其以前与当时的翻译状况的评价，于当今的法学翻译似乎仍具有参考价值:“今之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古文词者，率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语言，而汉语则粗陋鄙俚，未窥门径。使之从事译书，阅者展卷未终，触人欲呕。又或转请西人之稍通华语者为之口述，而旁听者乃为仿佛摹写其词中所达之意，其未能达者，则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盖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亦何怪乎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讪笑也。”〔49〕笔者认为，倘若没有能力用外文写出比较流畅地道的文章，那么也就不大可能达到理想翻译的外语水平要求。 可是我们现今庞大的译者群中，究竟有几人具有这种能力?关于当今译者的中西文化知识涵养，笔者以为与其语言文字涵养的情形是相同的。而文化涵养则为译书所必备，不可忽视。明末著名学术翻译家李之藻认为，“一般的翻译，只是传递普通信息的‘口舌之人’。思想概念、学问知识的翻译，是民族间的相互理解，还是深入本民族文化内部的重新诠释的创造。”〔50〕著名哲学家、翻译家贺麟先生曾研究严复的翻译，而认为严复“所选译的书，他均能悉该书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和与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异同”〔51〕，也正因为此，张君励先生认为严复的“物竞”“天择”“名学”“逻辑”是精妙的翻译创造〔52〕。笔者所调查的清末民国的31部法学论著译者，信息明确者16人，仅其译著能提供零星信息者9人，总共可知者20人，皆为学者;受过传统国学教育的，又有留学经历的，确定的有12人，估计留学经历的占全部译者的份额不会少于百分之80%;其他未查找到足够明确信息者未必就没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如序言里可知者强我、骆通、陈汝德等。而反观当今，我们的译者呈现出学生化的趋势〔53〕，即使他们的学术水平、语言文化涵养或许并不比有些教授、学者逊色，但依赖辞典翻译出版，正像林语堂、朱光潜等诸位学者所论，似乎很不够〔54〕。而我们1500年前的玄奘大师，其学力深厚，通彻华梵语文，能够自在运用文字融化原本义理，真堪称我们法学译者永远的楷模〔55〕。#p#分页标题#e# 传统的压制社会制度造成的思想与语言的贫乏〔56〕，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阙失与汉语本身的特点，都使现代汉语在表述精细的西方式学术时力不从心。古汉语是我们盲目丢失的本土资源〔57〕。而且古汉语具有凝练与深沉文雅的高贵气质，非常适合学术术语的创撰与学术高贵气质的表达〔58〕。这一点从对当今译作与清末民国译作的比较中分外明显。清末民国译著虽然大都倾向白话文〔59〕，但由于译者古汉语与国学的高深修养，其译文因大量使用古汉语而词汇丰富、深沉优雅，极富学术的高雅品味。德语史与德国学术史上也曾有过复兴古老德语的经历与成就〔60〕，况且由于新中国众所周知的原因，语言雅致的复兴勃发的学术曾被否弃，此一学术的继续发展之路亦曾被并阻断。通过翻译，取源古汉语语汇，创撰术语，改良句法，从而创建与发展能够表述精细事物与逻辑的汉语的法学语言，是中国法学进行自生发展的基础。 (二)法学翻译的学术研究要求 学术研究是进行法学翻译的本能要求，是前置性条件。那么这种研究应达到什么程度?理想目标就是“关于原著的全部知识”〔61〕，译者需取得原著者在译语界代言人地位，甚至超越原著者。笔者调查的西学基本经典的译者与已查明的20个清末民国时译者，他们都是学者，有些是某领域的权威;而现今中国的法学翻译虽然教授、学者为主导力量，但学生型译书却占很大一部分，且出现学生化趋势。考察的“外国法律文库”14本译著译者，都是学者，其中大部分是当今法学界的知名教授，可称为学者型的翻译丛书;考查的4部“博观译丛”的译者，都是学生;迄今规模最大、影响也很大的“美国法律文库”的情形如下: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可供图书目录》2006年第4期，美国法律文库已出版50部书，其中领携式合译为22部书，其中有一本普通的美国法律教科书的译者者除了一个人为教授外，其余全部都是学生，译者总数达26人。当然笔者承认，现今译书的翻译质量很可能与译者的学术职称与头衔并没有必然的正比关系。 西学基本经典的31部译书中，有研究性序言或批判性导读的18篇，最长的批判性导读长达52页，最短的也在10页;其中译者自己做批判性导读的16部书，占全部译书的百分之52%;清末民国时期译书的序言多为一二百字的译介型序言，其中雷宾南的《英宪精义》的序言为深入的概评性序言;“外国法律文库”的15本译书，研究性序言2篇，其余13部译书为译介型序言;考查的“美国法律文库”的11本译书，概评性序言6，译介型序言5;“博观译丛”的4部译书全部为译介型序言;苏力先生的译书与其主编的“波斯那文丛”，苏力先生都为其做了概评性序言;西方法哲学文库的5部书，有1部书为研究性序言，3部为深入的概评性序言，1部为译介型序言。邓正来先生的译书大部分都有研究性序言，严复先生的译书则有大量的按语。由此可以看出，西学译者更倾向于为译书附加研究性序言，而现今译书有研究性序言的则是凤毛麟角;西学译者对所翻译的原著都有精深的研究。调查还发现与民国与西方译著相比，我们现今的很多译者言，往往对原著者与原著动辄以“伟大”呼之，他们往往径直借用他人如西方论者或出版社、报刊评语做的“伟大”评语。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译者倘若未自己进行独立的、深入的研究〔62〕，如何发现原著者与原著的伟大?在西学译著里，译者对原著与原著者做的评价，往往暗隐的体现在他自己的批判性导言里，其评价只进行深入的学术分析与探微，而并不是动辄以“伟大”呼之。 (三)法学翻译的翻译理论与技能要求 那么，法学译者进行法学论著的翻译出版，是否应该进行翻译技艺的训练?90年代翻译学或翻译研究在欧美已成为独立的学科，翻译培训与翻译资格考试制度也正迅速发展，在有些领域已实现翻译资格准入制度〔63〕。而对于中国而言，即使社会普遍认为，翻译是抱本双语辞典就完事大吉的伎俩，但对法学界的译者而言，对翻译不知却是不可谅解的，因为无视其他学科的存在，不愿接受相关学术传统的教导与审查〔64〕，这也与学术原则与学术精神不是很切合。况且中国翻译史至今已有三千年，出现过许多成就卓著的翻译家，也留下了他们关于翻译的许多宝贵经验论说，对此我们不能拒绝无视。鲁迅先生曾讲，“严又陵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65〕林语堂先生曾明确提出翻译训练是翻译艺术的三大倚赖之一〔66〕。刘宓庆先生不但强调翻译技能，且其专著《英汉翻译技能指引》、《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文体与翻译》等都直接或间接涉及翻译技能。西方论者彼德•纽马克也明确指出翻译的技能要求〔67〕。翻译恰如烹饪，翻译技艺恰如厨艺，即使各样原料与各式厨具一应俱全，但若无厨艺如何做出美食?中国知名学者梁治平先生曾讲到，对比先辈，我们的译者怎能不是胆大妄为，怎能“不愧死无地矣”。〔68〕 时光已远逝，可梁启超先生当年的愤怒之声仿佛尤绕耳畔，令人警醒:“……是对于著者读者两皆不忠，可谓译界之蟊贼也已。”此外，调查的译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初涉译事之作，况且学生型译著绝大部分属此种情形。为击退乱译，获得更好译本，鲁迅先生曾发出“非有复译不可”的呐喊〔69〕。而我们须知，中国的学术出版基本上还是完全的商业化运作的，再加上出版审批制度带来的经济负担，所以商业利润追求与出版成本的压制，使原著在同时期出现多个译本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对一般学人而言，其购买、借阅译著依据的往往是原著与原著者的学术声望，而不会太关注译者为何人。所以，译著往往就成为学界进行学术研究与讨论的重要依凭。所以我们的译者应该善待我们的读者，善待中国学术，尤其初涉译事者，而不应该让我们无辜却热切追求的学人，甚至让整个民族来承担我们翻译不能的责任。或许，就应像一位知名法律学者私下告诫学生时所说，(法学)翻译，你50岁以后再做吧!(四)法学翻译的译者组构与用工调查还发现，“西学基本经典”译书与清末民国译书大部分是独译的，而现今译书是合译占大部分，而独译占小部分。考查的“西学基本经典”31部译书中，独译25部，占百分之80%;化一式合译1部;平等式合译5部，但从其序言上来看，平等式合译者相互协调并寻求、接受广泛的指导，比较趋向于化一式合译;领携式合译为0。清末民国的31部译书中，独译23部，占百分之75%，化一式合译2部，平等式合译6部，占百分之20%，领携式合译0。考查的“外国法律文库”的15本译书，其中独译6部书，占百分之43%;平等式合译8部书，占百分之57%，领携式合译为0。考查的“西方法哲学文库”的3部译书都是独译。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可供图书目录》2006年第4期，“美国法律文库”至2006年底已出版50部译书，其中独译19部书，占百分之38%;平等式合译9部书，占百分之18%;领携式合译22部书，占百分之44%，合译总数41部书，占百分之62%。更为令人吃惊的是，现今中国的法学翻译，出现有史以来或许可能是世界上的独创:大规模的领携式合译。现今还有一独特现象，即有一些译者，他们往往习惯性的进行平等式合译，可是他们就是不曾独自翻译过一部书。笔者以为法学翻译之道在于独译，而且在笔者看来，除去原著本身是集合而成的编著之外，实在很难找到适合合译的法学论著。个中原因在于，法学翻译是由法学研究与语际转换两个平行的要素构成的，而这两个构成要素在本质上都具有个人独立性，除非两个或多个译者同时具备对原著与原著者相同的知识和相同的翻译处理。而这又是绝不可能的，否则《纯粹理性批判》的译者诺曼•肯普•史密斯(NormanKempSmith)就不会无奈的发现合译的不可行，否则西方更不会出现同一学术原著，有时竟会有多个译本的现象。。笔者也发现译者是否坚持独译，似乎与其学术精神、学术涵养与翻译能力有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翻译史和此次调查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p#分页标题#e# 与西学译著比较，现今中国法学译者的翻译用工基本上是少得可怜，长的往往一年，短的则数月，总体情况属于课余型而非专门翻译型，仓促应付型而非从容充分型。而西学基本经典译著的翻译用工则全部是比较长的，而且笔者获得的印象是，他们的翻译往往是伴随着相关研究而专门进行的，是从容的、时间充分的翻译。中国翻译史上的玄奘，专心翻译佛经19年，文学翻译家朱生豪几乎把终生付给了翻译。如此我们就会发现，舆论所批评的某些译著之所以错漏百出、质量低下的某些可能的原因了:用工不够，拼凑合译。造成这样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版社往往限定翻译期为一年。可是我们有些译者自身能逃脱干系吗?笔者不敢妄加推测。对于合译，苏力先生曾给出一个猜测性解释:译者可能能力欠缺，无法完成独译，与人合译壮大胆量，还可以推卸责任〔70〕。四、如何提升法学翻译?(一)中国翻译史的参照究竟如何对待法学翻译，倘若我们回顾中国自己的翻译史，就会深受触动，大受启发。笔者选择中国历史上成就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三个翻译家来作为我们考察、鉴赏的对象:其一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理论，钱钟书先生认为其开宗明义吾国翻译术〔71〕，主持译场取得巨大成就的东晋、前秦时高僧道安;其二是被誉为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72〕，其翻译登峰造极的大唐高僧玄奘;最后是被奉为翻译圣人，其“信、达、雅”被奉为翻译金科玉律〔73〕，被胡适先生称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的严几道〔74〕。 道安虽佛学造诣高深，但其不懂梵文，更处于中国接受佛经与翻译佛经的初期，于是其翻译便自然的倾向于直译而求信，译文质而不过分追求华丽，所以其翻译是译介型的，译文是质信型的〔75〕。玄奘学力深厚，通彻华梵语文，能够自在运用文字融化原本义理，发挥自己信奉的一家之言，所以他的翻译是研究型的，译文是归化型的;又因“他还运用六代以来那种偶正奇变的文体，参酌梵文钩锁连环的方式，创成一种精严凝重的风格，用来表达特别着重结构的瑜伽学说，恰恰调和”〔76〕，所以他的翻译同时又是文学上的创造;他既勤恳又认真，且如此工作19年，再加上他天竺取经，本已声名显赫，便有唐太宗热情的出面资助，所以玄奘便自然成就为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77〕。“严氏所选译的书都是他精心研究过的。不然，他做的案语，必不能旁征博引，解说详明，且有时加以纠正或批评”，〔78〕而且“严氏所选译的书，他均能悉该书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和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异同”，〔79〕所以严几道的翻译是研究型的;“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样阔气……”，为迎合士大夫的口味，“因此他遍铿锵一下子……”，〔80〕是可接受性的翻译，翻译策略上采取归化译法;又“因为他慎重翻译，‘一名之立，旬月踟躇’”，〔81〕所以他具有高度严谨的翻译精神〔82〕。中国翻译史上这三人都可供我们当今的法学译者品评、揣摩。 (二)法学翻译的命运与提升法学翻译进一步的设想 与原创相比，翻译难道真的是“雕虫小技”而非常容易?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令人敬仰的杰出学者，曾讲“据笔者个人的经验，译一本书比自己写一本要难得多”。 〔83〕郁达夫、苏福忠等等诸多文人、翻译家都明确做过几乎相同的表达〔84〕。按照苏力先生的说法，既然翻译艰难，又无大的利益，如此“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有些已获得学术地位的博导、教授就不愿意去做〔85〕。或许这也是有些合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于有些需要努力争取获得学术地位的年轻学人，翻译或许是其唯一的或不错的选择。而法学翻译会走多远?有论者曾这样讲，“也许法学著作的翻译在最多20年后甚至10年就会逐渐衰落”，其给出的理由是“法学著作其实都有地方性”，“法律同时又是一种相对保守的社会实践”，“法律学人的外语能力将普遍增强，他们可能更直接阅读外国的相关文献”。〔86〕 这三个理由其本身在消弭法学翻译热的自恰性上本文都是非常赞同的，但笔者以为，影响这一必然趋势的根本原因是中西法学的强弱对比关系〔87〕，中国法学是否已具备自生能力，并能茁壮发展起来，则是启动消弭翻译热的根本〔88〕。而这恐怕不是10年甚或20年就能解决的事情。况且当今中国法学研究掌握的外文资料还是不丰富、不充足，许多重要的西方经典论著，中国学人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此外，即使外语能力普遍提高，我们也很难期望中国的大多数法律学人能同时掌握英、德、法、意甚至拉丁文等法学强势语言〔89〕，同时，对中国法律学人来讲，翻译又是深入学习与研究的佳径。如上的缘由都支撑着法学翻译热的继续，虽然法学翻译较为远期的命运，笔者不敢妄断。当今这个大环境下，提升与确保法学论著翻译质量似乎绝不是个单一的、一蹴而就的工程，比如法学学术出版的非商业化，提升法学翻译的地位，真正的落实翻译校读制度，建立法学翻译论著出版的专家匿名审查制与法学翻译批评机制等等，这些似乎都是很难短期实现的。 鉴于中国当今大部分法学译者对翻译知识普遍缺乏，基本上又无专业性的翻译训练，所以法学译者自觉地进行翻译上的学习与训练，甚或考取翻译资格，意义非凡，或者法学翻译出版实施像国家法律职业资格制度那样的翻译资格准入制度〔90〕。这样一来，就保证了法学译者基本的翻译技能与翻译素养，提高了法学翻译的门槛，避免滥竽充数者浑水摸鱼。甚至出版社还可以与法学界建立统一的翻译人材资料库，网罗获得翻译资格证书，且热切追求学术、有深切学养的学人，这样就减少当今翻译出版熟人模式的运作，更可为全国各地有志于法学翻译的学人提供致力于法学翻译的便捷出路。
[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8-0160-02
国内学者胡庚申教授早在2001年就发表了名为“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的论文，并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中详尽论述了该观点。近年，他又分别在《中国翻译》、《上海翻译》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了“生态翻译学解读”（胡庚申，2008a），“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 （胡庚申，2008b），“生态翻译学：译学研究的‘跨科际整合’”（胡庚申，2009），“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胡庚申，2011）等文章，在生态翻译学研究领域引发了系列学术共鸣或争论。
1中医英译的现实生态：“关联序链”理论
胡庚申教授在生态翻译研究中提出了“关联序链理论”。目前，我国医学翻译在内容上主要包括西医和中医两个部分，西医翻译主要涉及西医的英汉互译，就是英语和汉语均可以作为源语和目标语的双向度翻译，而中医翻译则主要是从以汉语为源语向以英语为目标语的转化。无论是从已发表的翻译作品，已确立的翻译范式，还是从备受关注的翻译理论研究情况来看，对西医翻译研究的关注度要高于中医翻译研究，这就导致了医学翻译研究在内容上的生态性相对失衡。举个例子说，西医教育中的教材大都是从欧美引进的原版教材或者是欧美名家经典的中文译本，中国的医生或医科学者要想在学术上得到国际认可，取得公认的学术地位，必须在世界顶尖医学杂志上，而这些杂志的刊发语言都是英文。与西医形成鲜明对照，中医的海外传播之路历久行艰，因为中医经典著作很难成功地被翻译成英文。虽然近年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英文译著不断走向海外，但是优秀的中医英译本仍是寥若晨星。从语言哲学上讲，翻译实质是一种文化传递活动，以英语为主的欧美强势文化大量被译成用其他语言表征的弱势文化，而其他语言所表征的弱势文化却很少成功地被译成英语为主的强势文化。这就是中医英译的现实生态。在这种翻译生态中，强势文化“控制着弱势语言的使用者和译者，该译什么，什么时候译，怎么译” （Cronin，2003：167），而这终究会导致两种语言地位和文化交流的失衡。
2中医英译的翻译策略：“适应选择”理论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译者既要适应，又要选择。彼得・纽马克在其成名作《翻译研究途径》中指出，翻译理论关心的就是“选择与决定”的问题（Newmark，1982：19）。 巴塞尔・ 哈提姆在《翻译教学与研究》一书中也指出，译者要么让读者去适应作者，要么让作者去适应读者（Hatim，2001：46）。可见，“适应选择理论”的主体是译者。在这里，译者身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和制约，另一方面又要在该环境中对译文进行选择与操纵（胡庚申，2011）。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结合具体情境在语言、文化、交际等不同层面做出适应和选择（胡庚申，2008b）。这就引出了翻译研究中长期争论的有关译者身份的另一个问题：翻译实践是否以译者为中心。在中医英译实践中，“译者为中心”的身份定位被以“关联序链”方式存在的翻译生态观所解构。一方面，中医英译译者身份确定具有特定的要求。由于中医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医学经验的结合，所以中医文本的译者既要有相应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又要对中医的专业经验有所了解，更要具有专业翻译应具备的语言功底。然而事实上，三方面要求均具备的译者数量并不多，多数从业译者都是由不具中医专业背景的人半路出家而来。另一方面，中医译者对文本的操纵并不是完全主观的，而是受生态序链中目标语语言习惯和社会文化的制约。因此，“译者为中心”的观念被生态翻译学中的“关联序链”理论无情地解构了。在中医英译实践中，“适应选择”策略运用不当会出现令人费解的情况。比如，有些译者把“带下医”译为“doctor under the skirt”或“doctor underneath the skirt”，将“室女”译成“home girl”或“room girl”，这是对其字面意义直接翻译的结果。事实上，在中医术语里，“带下医”意为“妇科医生”，而“室女”意为“未婚女子”，如果译者知晓中医术语的文化内涵，就不难做出正确的英译选择：“gynecologist”和“virgin”（李永安，2002）。
3中医英译的翻译方法：“三维转换”理论
在生态翻译学中，胡庚申教授主张采用“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他把此“三维”定义为“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并认为实践中的翻译方法就是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不同层面上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申，2011）。根据这个观点，翻译就是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通过语言的动态对等转换，实现不同文化有效交流的活动。“翻译的内容来源于文化”（刘法公，2000）。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中。西医的“influenza”、“infantile malnutrition”和“visceroptosis”在意义上正好与之对应，这时就可以用“归化法”处理（李永安，2002）。而中医的“五行”以及五行与五脏关系的术语如“脾土”、“肝木”等在英语中极难找到对应词，在翻译实践中，结合中国哲学和中医文化，约定俗成地将“五行”英译为“five elements”，将“脾土”和“ 肝木”英译为“earthy attribute of the spleen”和“woody attribute of the liver”。再如，中医术语“脾土被肝木克制”可译为“The woody attribute of the liver is checked by the earthy attribute of the spleen”（何敏，2013）。这里采用的就是“异化法”，成功地实现了中医英译中“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4中医英译的理想生态：“生态理性”观
胡庚申教授把翻译“生态理性”观归纳为：“注重整体/关联、 讲求动态/平衡、 体现生态美学、关照‘翻译群落’以及提倡多样/统一。”（胡庚申，2011）这种“生态理性”观在思维方式上体现整体性、关联性和过程性，追求“译者”、“文本”和“环境”的有机整合，最终达到和谐统一的应然状态。目前，中医英译的现实生态是：英语国家日益重视中医在临床上的疗效并逐渐开始研究中医理论；我国把中医视为传统文化瑰宝并通过传播中医技术来弘扬中华文化；中医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专业知识的不甚了解；翻译实践中缺少对中医术语和医理表达的统一规范；知识性和文化性都过硬的中医译作为数不多；中医在国际医学界的学术话语权很小。总之，医学翻译生态总体上不平衡。在生态翻译观指引下，中医翻译界要根据现实、适应形势做出适当的改变：重新审视中医英译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建立相关的中医翻译标准和术语规范；加强对译者的中医专业知识培训；鼓励和资助中医译著的出版以实现中医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最终迎来医学翻译多元共生、和谐统一的理性生态。
5结论
本文以中医英译为研究对象，在“关联序链”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医学翻译的现实生态，即哲学意义上的实然状态，使生态翻译学理论既具有解构性又具有建构性，消解了传统的“译者中心”的身份定式。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林语堂；翻译思想；《论翻译》
引言
林语堂作为一位将中华文化介绍到国外的重要翻译家，近些年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林语堂（1895―1976），是著名的学者、作家和翻译家，自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在各类期刊上发表汉语和英语散文、杂文等，并撰写了许多反映其翻译思想和观点的论文。
由于政治等原因，林语堂在美的英文创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在大陆逐渐翻译并出版，同时大陆对林语堂的研究也迅速升温。本文对其翻译思想研究包括“翻译艺术”说、语言学和心理学层面的研究、译者的素质和翻译的三个标准等方面，以期达到对林语堂较全面的了解。
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更是显而易见：在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上，他推动了中国现代散文写作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在海外，他的翻译和英文创作开拓了美国华文文学的题材。作者希望通过这篇论文，能够使学习者对林语堂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一、“翻译艺术”说及译者素质
《论翻译》一文里，林氏开文第一句话就点明了翻译的性质“谈翻译的人首先要觉悟的事件，就是翻译是一门艺术”（张，2005：5）正如曹明伦教授所说，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但翻译的任务并不是要揭示什么规律，所以我们说翻译不是科学”、此外，“‘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决定了翻译过程是个富有创造性的过程，译者从事的是一种艺术性的再创造活动，因此说翻译是一种艺术”（曹，2007：180181）。
（一）翻译是一门艺术。林语堂是一位多产的翻译家，在翻译理论上颇有建树，然而最系统、最全面地反映其翻译思想的当数长篇译论《论翻译》。他在文章的开头明确提出，“谈翻译的人首先要觉悟的事件，就是翻译是一种艺术。凡艺术的成功，必依赖个人相当之艺才，及其对于该艺术相当之训练。此外别无成功捷径可言”。依林语堂看来，“就是应以原文之风格与其内容并重”，特别是“不但须注意其说的什么并且须注意怎么说法”。
（二）译者的素质。林语堂提出了对译者的要求，“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的透彻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由此又提出了译者的三条责任，“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心备，然后可以谓具有译家的资格”。
二、语言学和心理学层面的研究
林语堂非常重视心理因素在翻译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在《论翻译》一文中，他创新地提出从语言学和心理学角度来看翻译，翻译受译者的个人心理和社会心理影响，倘是我们要于此问题得比较客观的解决，自当以语言文字心理的剖析为立论根基。必先明语言文字及行文心理的事实，然后可以做译者标准应如何、态度应如何的结论”。
林语堂开辟了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翻译的崭新视角，正如周仕宝所说，“林语堂是中国译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的学理剖析基础的学者，他无疑给中国的译学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现代性的理论基点，从而提升了理论本身的学理品性”。
三、翻译标准“忠实”“通顺”“美”
林语堂的翻译皆以原作为中心，依势而成，灵活运用多种方法，处理各种不同语境和内容的要求，尽量保全原文的风格和特色，使译文达到“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他认为，翻译的标准问题大概包括三方面：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
林语堂认为，“忠实”是“译者的第一任务，就是对原文或原著者的责任”。“忠实”有三层含义，第一是“忠实非字字对译之谓，译者对于原文有字字了解无字字译出之责任”。第二是“译者不但须求达意，并且须以传神为目的”。第三是“绝对忠实之不可能”。
“通顺”“即忠实非说不通中国话之谓”。要做到“通顺”，“译文须以句为本位”，且“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寻常作文之心理必以句为本位，译文若求通顺亦必以句译为本位，寻常作文之心理程序，必是分析的而非组合的，先有总意义而后分为一句之各部，非先有零碎之辞字，由此辞字而后组成一句之总意义”。
“美”林语堂要求从达意到传神，在充分尊重原著者和本国读者的基础上，以译语文化的阅读习惯为标准，以译语的行文规范为准绳，直达美的境地，简言之，林语堂的翻译标准实质上就是美的标准。他以句译为形式基础，内容上以达意传情、求美为旨归，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翻译理想，即“美译’，理论。
四、结语
林语堂作为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虽然很少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但却把翻译难度很大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成了英文。为促进中外文艺交流，林语堂做出了锲而不舍的努力。
在翻译理论方而，林语堂是中国译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学理剖析基础的学者，林氏的翻译理论即便在现在.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综合上文的梳理与分析，可以看出，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对我国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样，可以使我们加深对林语堂及林译作品的认识和了解。另外，在全球文化大交融的今天，回顾和研究其翻译思想，对发展翻译事业，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事业是不无裨益的。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ndré，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曹明伦.英汉翻译实践与评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