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的宇宙带给人们无限的遐想，同样人类也从未停止过对海洋的探索。海洋生态系统中蕴含着无数的生命，同时也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洋中的动植物就是我们这个地球的清洁工。在整个海洋生态环境食物链中的所有动植物，都在有机地运动着循环着。它们构成了一个可循环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生态食物链。海洋中海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譬如石油、天然气、煤矿、铁矿、可燃冰等等。海洋中几乎含有陆地上所有类型资源，甚至于还有一些陆地上没有的资源。然而一直以来人类过度的捕捞和开采海洋资源，造成了海洋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同时，各种类型的海洋污染也是罪魁祸首。特别是近海海域污染严重，一些沿海城市基本都是人口密集区，同时也是工业发达地区。这里每天都会产出大量的工业垃圾，其中含有严重超标的铅、镉、汞等有害污染物。据统计，全球每年有上百亿吨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入大海之中，这些污染物使得海洋生态环境变得非常脆弱。此外由于富含高营养物的污水大量排放入海洋，导致近海水域赤潮频繁发生，给各个国家的近海养殖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近海岸的人工挖沙采礁、人工填海造城等活动造成海岸线严重破坏。现如今人类已经深切的感受到由于自身的破坏所带来的惨痛代价，如何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海洋环境，重建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生态系统已经迫在眉睫。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自然、人、社会三者的关系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在其所有研究分析的范围中，最重要的也是话题最多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论，它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发展而来的。马克思把大自然看作是人类自身感性生活中的一部分，并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地解释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的存在物，人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人类不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以劳动为媒介与自然界进行相互改造。人通过实践活动改变着大自然，从而不断地去认识和感知大自然。人类对自然界改造的每一次进步，即意味着人类受制于自然界方面也同时前进了一步。改造得越深刻，受制愈强烈。因此，人类在改造自然的时候，必须要遵循自然界的规律。只有不断地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人类才能维持生态平衡，促进社会发展，从而发展人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生态自然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时，要特别注意反对两种错误观点，一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即形而上学的机械式自然观，认为大自然是由大量的个体组成，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把大自然看作是静止的僵死的。二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即只看到大自然这个系统，而忽略了人类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看待人与海洋的关系，必须坚持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时候，要遵循海洋发展规律，保护海洋，保护海洋生态。反对那种借口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利益不惜破坏海洋环境、破坏海洋生态的思想和行为。当然那种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为借口，反对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思想和行为也是不可取的。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生态道德的理论基础。给自然以道德关怀是人类发展的进步的标志。生态道德理论在自然观上，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推崇自然循环理论，认为大自然是一个统一的运动的有机整体；在认识论上，反对将人与自然分开而论，主张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性；在价值观上，认同构成价值的内容是多样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也就是说，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基础的生态道德观告诉我们，人类不能只对人自身讲道德，对于自然也应该给予道德的关怀即要有生态道德。原始人类基本都是以最基本的生产工具从大自然获取生活必需品，那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小。但是随着人类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大自然也遭到了人类空前的掠夺式开采。从大自然中得到发展的科学技术，再利用到破坏大自然上显然违背了生态道德理论。现在的海洋生态系统受到人类严重破坏，也都是由于人们没有深刻地认识到海洋和自身生活的密切关系，以人类中心理论去判断自身的发展方向的结果。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现在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是由于人类日积月累的进行海洋资源的掠夺、对海洋生态的践踏所导致的。因此，改变原有的对待海洋的态度和方法，给海洋以德关怀，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然观的、道德观的完整体现。
海洋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对海洋环境的重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也相继出台。关于海洋生态环境的道德关怀理论建设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制定经济与海洋环境相互协调发展的政策
一些主要依靠海洋进行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一定要以科学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海洋与自身经济发展的关系。针对那些近海地区，一定要严格控制陆地污染物向海洋中的排放。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沿海地区近海环境的污染程度也在不断的加重，要加紧一些工业和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的研发，又要针对性的将污水中重要污染物进行根本性清除。加强对入海排污口的管理，不符合法律法规的一律清除。同时农业发展所带来的污染也应该受到重视，鼓励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减少各种农业化肥或者农药的使用。“海洋容量”的提出是为了能够控制陆地向海洋排放废弃物的总量，一定要对所排放区域的海洋环境进行调查研究测算，分析这片海域的自然降解速度，坚决遵守河海统一，陆海兼顾的原则，根据所测定出来的海洋污染物总容容纳，列出每个海域所允许的污染物排放量，未经许可坚决不能向这片海域排放更多的废弃物。
绝对禁止向海洋中排放具有放射性的污染物，在进行海上废弃物倾倒时一定要对倾倒区域进行海洋生态环境检测，防止对该区域动植物生命的危害。同时要不间断地对该区域进行环境检测，观察该区域生态环境的变化，分析倾倒物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严格控制海上交通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加强船舶防铅泄露设备的维护，同时加强大型港口处有关船舶废水、废油、废渣处理工程的实施，制定相关的政策。近些年来海上船舶漏油以及有毒物泄露情况多有发生，一定要制定有关的防范措施以及补救措施，从根本上遏制这些事故的发生。
2.大力推行海洋生态保护区
通过各种监测手段进行海洋生态环境评价，逐步地推行海洋生态保护区的构建。针对于一些海洋濒危物种的生活区域，建立实时的监测系统，保证这些动植物的正常生活环境不受到危害。譬如我国广东省到目前为止就建立了将近50个海洋生态保护区，所保护的海洋面积达到55万公顷。在所保护的海洋面积内生活着如豚类、大鲵、文昌鱼等珍贵的海洋濒危动物，大黄鱼等重要经济水产品的生活繁殖区域，红树林等对海洋环境有着重要生态循环作用的植物。自2004年发生了印度海啸以来，各国纷纷开始注重海洋生态防护林的建设，从之前的单一体系防护林，发展为现如今的滨海湿地防护，滩涂红树林防护以及城镇乡村防护、荒山绿化防护等多层地多级别的防护林体系。
3.不断加强海洋生态的监测能力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技术的不断发展为我们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监测能力提供了坚强的技术支持，现如今可以利用卫星、飞机、海洋监测船、海上基站等多种检测手段相结合，实现海洋生态环境的全方位立体实时监控。同时，还应该加强海洋生物的监测，海岸线的监测，严重海洋气象灾害预警系统的构建，监测区域内的污水入海口监测，入海污染物成分鉴定。
4.提高人们对于海洋环境的道德关怀认识
海洋面积占地球总面积的71%，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和海洋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类在向海洋索取资源时，切记要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只有这样人与海洋才能够和谐相处，人类生活才能够得到海洋的恩惠。现在各国都在增加对海洋资源的探测，同时彼此之间也在不断的争夺海洋资源。鉴于此，各国一定要增强海洋生态环境道德关怀理论的建设，不断地提高自身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从根本上来防止海洋污染的发生。海洋生态道德教育可以从基本的海洋生态组成，海洋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基本知识开始，提高海洋环境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发展的知识教育。教育人们如何进行海洋环境保护，怎样才算保护海洋环境。重视舆论引导的作用，让人们能够意识到保护海洋环境是一个人素质高低的体现。2012年十一黄金周期间一些媒体报道，海南沙滩环卫工人一天就要从海滩上清理出8吨的垃圾，这就是人们不注意保护环境最直接的体现。所以，海洋生态道德教育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发展去学习。
人要追问自身的终极意义，满足自身的根本追求，表达自身的精神本性，就必须借助于哲学的理论反思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备科学形态的哲学理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渗透到各种素质的培养之中，理应强调哲学教育中的人文关怀，即包括对人类生存状态、对人的尊严和符合人的生存条件肯定等内容。我们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时候，把海洋生态道德内容融入这个教学中来，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提倡海洋生态道德关怀将有助于海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培养和提高人们的海洋生态道德素质，为建设人海和谐的新世界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3 ― 0080 ― 03
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迅速，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正在加快进行，但目前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模式大多都是在围海造田的基础上，由政府主导的港口经济和临海工业过于单纯的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对海洋生态的保护。由于当前海洋生态资源产权制度的缺失、生态环境统计制度不健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功能的评价水平欠缺、生态资源经济价值无法在国民经济核心指标内体现以及企业环境会计制度的空缺，直接导致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缺乏有效的体制基础与机制条件。为此，从政府生态治理的角度应加强对国内海洋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补偿标准制定研究、补偿机制制度安排以及相关政策模式设计研究。
一、生态补偿机制的多维度理论基础
政府作为生态治理主体，应从生态补偿的生态学维度、经济学维度、法学维度出发确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基础。
（一）生态学维度：自然环境平衡理论
生态学定律强调，在自然环境的完整体系下，能量流、物质流是平衡的。〔1〕自然界中任何物种的行为都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生物在自然环境中不断的通过自身的活动向环境输入或者输出物质，而被生物改变的外界环境也会反过来影响或者改变生物的生存轨迹。自然环境的不断演变过程是环境与物种之间不断相互适应并走向协同发展的过程，而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往往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做出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当生产或者生活行为对生态环境构成消极影响时，大自然会通过反馈机制作用于人类行为。人类的生态补偿是在生态系统的自组织状态处于生态阀值阶段时，所采取的一种对自然消纳、循环机能进行人为恢复的行为，其目的旨在维系和增强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机制和良性运转，以保障其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致削弱。〔2〕
（二）经济学维度：“公地悲剧”―“外部效应”―“生态资本”
“公地悲剧”。按照经济学的一般解释，任何社会产品都可以划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由各种环境要素构成的人类生产或生活环境符合公共产品的属性，这类公共生态产品的非排他性使得人们竞相对其过度消费，而当产生破坏性后果时却找不到任何主体来承担责任，形成“公地悲剧”。〔3〕为了解决“公地悲剧”，必须借助外界力量的干预，运用权利与义务共同分担的方法，让收益者为“公地悲剧”以付费形式承担一定后果。
“外部效应”。当个人或者企业在行动时没有承担全部应该承担的成本代价或者获取行动的全部收益，经济学就认为该项行为活动存在着外部性。任何一种经济活动都会产生对外部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外部效应”，即积极效应的外部溢出，会对外在环境或者其它主体形成福利改善；另一种是“负外部效应”，即某个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使他人受损，造成外部不经济现象又没有因此而承担责任。例如沿海工业生产企业，向河道或者近海海域排放污染物就是负外部效应的体现。
“生态资本”。资源环境经济学认为，自然界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都是具有价值的，生态系统能为生产或者生活提供生态服务这种价值，应该被视为一种资源，尤其在生产过程中应该成为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以“生态资本”的形式体现在生产的产品价值中。〔4〕当人们意识到生态系统的价值形态时，才会自觉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把生态产品视为一种稀缺资源去发挥其最大效用。根据环境要素的构成，可以将生态资本划分可再生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总量、生态潜力和生态环境质量三方面，生态资本的构成体现出整个生态系统是通过各环境要素发挥其在生产发展中的效用和总价值。〔5〕
（三）法学维度：公民环境权理论
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类在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中，享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处置的权力，并且具有确保世世代代都平等享受同等生活环境条件的责任”。基于此，美国萨克斯教授提出了“环境公共委托论”与“环境公共财产论”，这些论断指出由各种环境要素构成的自然生态应该被视为“公共财产”，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但是任何人都不能无条件的对公共财产进行侵占、支配或者侵害。因此，为了合理支配与保护环境公共财产，公民以委托的形式，赋予国家管理环境公共财产的权利。国家按照公民的意志，保证公民的环境权不受侵害。
二、基于生态系统方法的政府主导型海洋生
态补偿机制
生态系统方法是处理人类活动与各种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有效方法，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避由资源管理的地域差别、行政职能的区域划分以及管理职能的部门分割等弊病。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政府主导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仍然是我国目前开展生态补偿最重要的形式，也是最具有可操作性的补偿机制。为了让海洋生态补偿常态化，应该由政府来主导建立运行规范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海洋生态系统功能变化调查
对海洋生态进行补偿，首先应该明确某项经济活动比如围海造田，对海洋岸带或者近海海域生态系统产生哪些负面的影响，从而针对这一负面影响进行调查分析，确定海洋生态补偿所指向的领域。由于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只能从其功能变化的角度去监测，而且这种功能变化主要体现在功能要素变化和强度变化两个方面。因此，为了全面把握海洋生态系统的变化情况，就应该以一定时间节点为起点进行海洋生态系统功能变化调查。在功能要素调查方面，主要从生态调节服务变化、供给服务变化、文化服务变化、生态支持服务变化等方面展开，同时也要根据生态学、环境学、生物学分析等学科计量方法确定生态系统功能服务变化的强度，从而为制定生态补偿标准提供参考依据。
（二）海洋生态资源价值变量评估
为了具体而确切地评估海洋生态资源价值的变化数量，应按照相关评估标准，把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在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的基础上，分别对每大类服务下的子服务体系进行识别。在识别的基础上进行强度的测量，以说明海洋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从而确定相应的生态补偿。如果能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数量前后差别越大，就说明海洋生态资源价值的变化量就越大，就应该支付更多的海洋生态补偿款。
（三）海洋生态补偿利益相关分析
生态补偿涉及到两层利益关系，分别是生态补偿权利的享有者和生态补偿权利的义务者，主要包括补偿实施主体（政府）、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生态补偿的关键是通过利益相关者分析，确定补偿主体和对象。一般按照不同类别生态系统服务所直接关联的对象来确定相对应的补偿主体，例如海洋生态的供给服务主要体现海洋渔业资源、航运物流服务供给、生态旅游资源供给等方面，它所对应的生态补偿主体就可能主要为渔民或者养殖户、沿海相关工业企业、港行部门以及沿海居民或消费者；海洋生态调节服务所对应的海洋生态补偿主体主要为科研教育机构、游客以及滨海旅游部门。
（四）海洋生态补偿协商确定标准
补偿标准的确定，是合理进行生态补偿的关键。目前主要有两种补偿标准确定的参照系，一是采用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来对生态补偿进行定价，二是基于环境经济行为的机会成本或者说生态恢复成本来确定补偿价值。前者从公平的角度来讲较为合理，但是由于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难以通过量化衡量，存在一定计量技术困难；后者由于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评估价值和需求是存在差别的，因此也就很难评价机会成本的大小。综合来说，对于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难以有定论，在生态补偿的实践过程中，各个地区应该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由生态补偿各方通过协商确定合理有效的补偿标准。
三、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政府制度安排
政府作为生态治理主体，要从建立健全法制框架、建立环境产权市场、建立专项补偿资金、推动文化宣传教育等四方面着手完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
（一）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制度框架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对海洋生态补偿进行专门规定的法律，而有关海洋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陈述，只是在《宪法》《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渔业法》《海岛保护法》等一些通用性法律规范中有所体现和涉及。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型法律规范有部分内容关于海洋生态补偿的规定。虽然，这些法律法规对海洋生态补偿的资金筹措、补偿标准、补偿对象等进行了若干规定，然而，对海洋生态补偿的具体规定也不明确，法律制度较为缺失。因此，应加紧制定《海洋生态补偿法》，对海洋生态补偿与受偿主体、补偿费用的征收与管理、补偿程序、违法责任、海洋生态价值评估技术标准及生态补偿专项资金使用规范等进行明确规定，保障海洋补偿机制的运行实施。
（二）建立环境产权市场形成排污权交易机制
建立环境产权市场，有利于形成沿海工业企业排污权交易机制。要鼓励海洋资源使用权和沿海排污权等交易，促进市场在海洋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一，要构建以具体污染物为交易标的的排污权市场。在排污权市场中，政府合理界定可进行交易的排污权，如规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实际完成的减排量减去政府分配的减排任务的余额，以此记为可交易排污权。第二，在政府指导下成立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动员并促使排污权受让方与出让方在储备交易中心的交易平台进行排污权交易，以达到对排污权严格监控管理的目的。
（三）建立海洋生态补偿资金的专项使用制度
海洋生态补偿资金的征收应立足于海洋资源的各项利用指标，建立与海洋资源利用和海洋经济发展同步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形成稳定的海洋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海洋生态补偿资金的征收可以根据围填海利用率、开放式养殖面积等确定海洋补偿征收总额，在此基础对征收对象进行具体的征收划分，形成总量既定的海洋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此外，海洋生态补偿资金的征收是为了通过增加有效投入，提高科学用海、生态用海的水平，因此，应该规范海洋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范围与使用对象，充分发挥补偿资金对保护海洋生态的作用。一般来说，海洋生态补偿资金应该用于与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的产业扶持、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以及海洋生态重点建设项目等领域。
（四）加强海洋生态补偿的宣传教育体制建设
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不仅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和科学的运行机制，还需要广泛的海洋生态文化宣教的体制基础，确保形成政府主导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第一，要充分发挥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图书馆、海洋博物馆、海洋公园、文化馆等在传播海洋生态文化方面的作用，举办海洋专题会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讲座、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咨询活动等，推广海洋生态文明科普知识，传播海洋生态文明理念，使人们转变单纯以开发、扩张、追求商业利益为目标的传统海洋文化观，树立科学发展、谋求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环境相协调的新海洋文化观。第二，要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志愿者队伍建设，积极组织海洋生态文明宣传和交流活动，开展相关生态文明专业培训，使更多的人们主动了解并积极参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第三，推进公众监督、检举等各项参与制度建设，设立海洋生态破坏举报有奖制，鼓励公众参与检举和揭发各种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
总体而言，建立健全海洋生B补偿机制对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资源科学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当前推动海洋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海洋生态补偿的实施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应该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的海洋生态补偿方案。各项海洋生态补偿工作的正常进行应以科学有效、合理可行的补偿机制以及完备的保障体系为基础，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在海洋生态补偿实践中形成由政府主导、调节、管理与引导下社会各方力量广泛参与的健康局面，也才能切实从根本上解决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1〕韩秋影，黄小平，施平.生态补偿在海洋生态资源管理中的应用〔J〕.生态学杂志，2007，（01）：126-130.
〔2〕丘君，刘容子，赵景柱，等.渤海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
（02）：60-64.
近年来，随着海洋开发进程的加快，大量的海洋污染以及生态破坏事件涌现。2013年的渤海康菲溢油事件，2010年的大连石油管道爆炸漏油污染海洋事件，2008年的青岛浒苔事件，都一度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节能减排的任务与日剧增，这将加快我国沿海核电站等大型节能工程的建设；海外贸易的增加，由于船舶减压水等原因也使得海洋外来物种入侵概率增大。但是，相对于陆地而言，海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毕竟是陌生的，这就使得人们往往难以把握海洋环境风险的真正状况，从而使得民众的风险感知经常发生错位：要么对某些海洋环境风险的危害性感知不够（如大多数人对海洋洋流紊乱的危害性认知不足），要么对某些海洋环境风险过度反应，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如由于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而造成的大规模抢盐事件）。而海洋环境风险感知的错位，将给海洋环境保护以及风险防治带来挑战。诚如贝克所言：风险的感知和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就是相同的东西[1]。因此，深入探究民众的海洋环境风险感知，分析其形成机理，将有利于我们科学有序的进行海洋环境风险防治，从而实现沿海区域的生态保护与社会稳定。
1文献回顾与评述
伴随着工业化引发的大量环境问题，“环境风险”逐渐成为风险研究的一个重点。与风险的研究相契合，环境风险的研究在初期，秉承“可接受的风险”理念，对不同的环境风险防治方案进行权衡比较[2-3]。这一研究思路主要从“客观”的角度进行研究，即认为环境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倡导对环境风险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风险”不仅仅是客观的，还具有主观性。以道格拉斯（Douglas）和维达夫斯基（Wildavsky，）等人为代表的风险文化理论[4]，以及斯洛维奇（Slovic）的风险心理测量理论等[5]，开始从“主观”角度研究风险，即更强调“风险的感知”。在此基础上，卡斯帕森（Kasperson）等人构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更为深入地揭示了环境风险、风险感知以及社会风险之间的关联[6]。Wen Xue等人运用文化风险理论，细致分析不同群体和文化背景之下的环境风险意识差异[7]。这一对环境风险的研究视角，也为我国一些研究者所接纳，开始从风险感知的角度去分析因由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问题。例如黄杰、朱正威等人提出我国一些大型环境事件的引发，是不同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应对行为[8]。胡象明等人也认为从风险感知的视角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框架，更有助于揭示其风险产生的内在机理和演进逻辑[9]。
王刚：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及形成机理：基于扎根理论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4期在海洋领域，有部分生态学、海洋学等理工学科的学者以“海洋生态风险”为主题，研究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海洋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但是未对其社会效应展开研究。在海洋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研究者从“应急管理”的角度，对海洋环境突发事件的政府应对展开了研究。王琪针对海洋危机、海洋突发事件的政府协调不畅，提出完善对策[10]。崔凤在研究海洋开发与环境风险时，概括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四个特点：隐蔽性、影响的广泛性、治理难度大、后果难以评估[11]。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关注海洋污染事件的环境抗争的研究。陈涛从社会影响的角度去探究海洋污染事件，并探讨了基层政府在面对环境抗争中的一些行动策略[12]。并指出海洋环境风险与污染问题源自粗放型海洋开发模式。唐国建针对渤海康菲溢油事件中的渔民环境抗争展开了研究，从而对现实的政策、制度修正提出建议[13]。
文献表明，在海洋社会科学领域，当前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应急管理”及“环境抗争”的研究上，有关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也没有有效吸纳有关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研究成果。这使得其研究侧重海洋污染事件的后期处理上，而缺乏对前提风险的深入研究。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由于专家难以有效地评估社会民众的风险感知[5]， 因此，采用自上而下的传统研究方法将使得最终的结论与现实状况大相径庭。有的研究者也意识到采用传统的数据搜集和文本分析的局限性，回避了调查问卷的数据搜集方式而采用网络搜索引擎的方式[14]，推进了有关风险感知的方法研究。但是其数据的分析还是传统的，因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将采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方法进行研究，以弥补传统数据搜集与分析的局限。
扎根理论是由Glaser & Strauss 于1967年创立，其目的是为了“填平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尴尬壕沟”[15]，是质性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目前，扎根理论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性别研究等各个社会科学领域中有着广泛的使用。扎根理论是一种不需要先验性的假设和结论的研究方法，并且将演绎与归纳、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当然，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扎根理论时，对其有着不同侧重。Glaser更强调理论或者归纳结论的涌现，Strauss侧重系统的方法和有效的检验，Charmaz则强调研究者在理论建构中的角色和效果，从而被称之为建构主义扎根理论（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鉴于海洋环境风险属于全新的概念范畴，目前理论界还缺乏相应的成熟研究，也没有成熟的测量量表和理论假设，因而采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最为适合。
扎根理论的基本研究逻辑是深入情境收集和研究数据，经由数据间的不断比较，对数据抽象化、概念化的思考与分析，从数据资料中提炼出概念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扎根理论的主要步骤主要包括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持续比较（Constant Comparison）、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理论备忘录（Theoretical Memoing）、排序（Sorting）和理论编码（Theoretical Coding）。具体流程图如图1所示：
Fig.1Flow chart of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开放式编码亦称之为实质性编码（Substantive Coding），是数据分析的第一步，需要对资料进行逐行分析和概念理解，从而发现核心观点。持续比较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化，从而能够帮助发现范畴（Categories）。选择性编码的目的是形成理论，提炼核心范畴。理论备忘录是对于新涌现概念的感觉、思想、观点的记录，其又可细分为程序备忘录和概念备忘录。排序是在经过理论饱和检验之后，帮助研究者进一步构建理论命题。理论编码，亦称之为理论建构（Theoretical Building）或实质代码（substantive codes），是从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主范畴），系统建立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以及核心范畴之间的联结关系，从而形成假设以解释理论。理论编码是扎根理论的最后提炼与升华，体现了扎根理论资料搜集与分析的最终指向。
2.2资料搜集与整理
扎根理论研究的成败，其基础在于是否收集了足够全面、真实的资料和数据。鉴于问卷调查很难获得直接全面的资料，而且在数据处理、定量分析方面所具有的不足[16]，我们采用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资料的搜集。访谈法操作灵活，优秀的访谈者改变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研究局限[17]，从而可以获得更为真实和深入的资料。此次参与访谈的研究人员共22位，使用统一的标准访谈提纲（表1），针对44位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形成了44份访谈记录。通过比较和筛选，剔除了语焉不详、简单敷衍的14份访谈记录，最终选择了30份内容翔实、资料可信的访谈记录。为了更好地洞悉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此次访谈，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特意选择了一定比例的内陆区域人员参与访谈，获得了内陆人员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从而更好地获知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广度和主观性。
扎根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概念（conceptions）、范畴（categories）和理论命题（propositions）[18]。其中，概念通过开放式编码获得，范畴通过选择性编码提炼，最终，由理论编码收获理论命题。鉴于三个基本要素，以及文章篇幅，文章集中展示开放式编码、选择性编码以及理论编码。而在此省略持续比较、理论备忘录和排序。
3.1开放式编码
在访谈结束后，课题组最终通过挑选，确立了30份访谈对象，形成了30份访谈记录。我们随机挑选了其中的25份访谈记录，对其进行编码。为了更好地提炼访谈记录的内容，以及保证编码的顺序，课题组对访谈记录进行个逐级详尽的顺序编码，采用了“逐行编码”的方式。其编码的顺序为“访谈记录序号――回答问题序号――回答问容的句序号”。例如编码为“25-2-1”，表示该样本编号为第25份访谈记录，第2个回答问题的第1句回答。经过编号，最终获得了756个编码序列。在对这756个编号序号整理的基础上，概括了出了49个概念。49个概念出现的次数并不相同，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概念是“海上溢油”、“陆域污染”、“围海造地”、“有害工程项目”等。
Concept11海洋生态破坏1海洋外来物种入侵5；海洋物种消亡6；海洋荒漠化4；海洋生态系统崩溃5；海洋过度捕捞7；21海洋环境污染1陆域排污11；海洋倾废2；海事交通排污4；海上溢油10；浒苔泛滥7；海洋赤潮6；31海洋地质灾害1洋流系统紊乱6；海啸3；海底火山爆发1；41海洋资源损害1沿海滩涂侵蚀3；围海造地10；滨海湿地退化4；海岸线侵蚀4；海洋资源破坏251海洋（环境）
属性1海洋具有流动性6；海洋的变化性6；海洋生态的高度复杂性4；海洋的一体化8；海洋的跨区域性7；海洋的不可掌控性9；海洋的全球性8；海洋环境的潜伏性和积累性3；海洋环境的波及性461沿海人口与
经济增长1沿海经济发达5；沿海人口密集6；沿海企业众多5；沿海港口与航道增长771海洋环境信息1海洋环境信息负面报道2；海洋环境信息不透明9；81海洋污名化
设施1非法核电站6；不当油储站4；有害工程项目791海洋环境
社会意识1海洋环境保护意识淡薄4； 海洋社会组织缺少3； 海洋环境保护教育5101海洋环境管理1海洋环境管理职能交叉3；海洋环境保护责任不清4；海洋污染防治措施不力3；海洋环境执法5；海洋环境保护法规5；海洋环境保护资金4；海洋环境监管3111海洋环境
保护技能1海洋环境保护技术6；海洋环境保护能力4注：概念后面的数字，表示在编码中出现的次数。
3.2选择性编码
在Strauss和Corbin那里，选择性编码亦被称之为轴心编码（axial coding）。开放式编码使资料和数据分裂为不同等级和不同类型的代码，而选择性编码则将之再次恢复为连贯整体，将分裂和分散的概念重新整合，构成分析的范畴。课题组根据Strauss和Corbin的三个分析维度（条件；行动/互动；结果）[19]，以发现49个概念之间的因果联系和逻辑推理。经过归类，将开放式编码的49个概念进行整合和梳理，将之归纳成为11个范畴（表2）。
3.3理论编码
理论编码是扎根理论从资料升华为理论的关键，是实现理论飞跃的“质变”步骤，体现了研究者的理论归纳能力和创造力。在理论编码过程中，我们需要挖掘形成的范畴之间的逻辑脉络，建立主范畴与范畴之间的联系，从而构建扎根理论的理论框架。课题组将提炼的11个范畴进行进一步的提炼和总结，将之形成三个主范畴：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表3）。进一步的理论检验发现，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呈现依次递进、不断放大的关系：自然因素是基础，其发展增大了心理因素，而自然因素和心理因素又增大了社会因素。在社会环境、文化及制度等外部因素等影响下，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海洋环境风险形成（图2）。
Number自然因素1海洋生态破坏111海洋环境污染121海洋地质灾害131海洋资源损害141海洋（环境）属性151沿海人口与经济增长16心理因素1海洋环境信息171海洋污名化设施18社会因素1海洋环境社会意识191海洋环境管理1101海洋环境保护技能111
3.4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可以确定何时可以停止资料的采样。我们将30份访谈记录中剩余的5份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和概念的提炼，没有涌现出新的概念，也没有发现新的逻辑脉络和关系，这说明上述编码的25份访谈记录已经完全容纳了相关的概念和范畴。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确定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是饱和的。
在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时，课题组还还对本次访谈的稳定性进行了检验。在第一次访谈结束后，间隔一个月后，课题组对其中的5位访谈对象进行了二次访谈。比照第一次访谈内容，访谈对象对其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没有明显的变化，从而可以获知本次访谈对象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是稳定的。
4研究结论和主要认识
4.1海洋环境风险的主范畴关系，符合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从而可以明细其形成机理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是卡斯帕森夫妇及斯洛维奇等人提出的一种重要的风险分析框架[6]，其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断进行完善，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分析模型[20]。这一分析框架很好地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环境/生态灾害与社会风险连接在一起。实际上，当我们使用“风险”一词时，就意味着加入了社会及心理认知范畴的因素。正如卢曼（Luhmann）所言：风险被归因于作出的决定，而危险则被归因于外部的因素[21]。简而言之，单纯涉及自然的外部灾害，可以将之称之为“危险”而非“风险”（尽管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也没有获得一致的认可）。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表明，在危险事件（风险事件）经过信息流的的传播后，公众认知及一些标识呈现出来，在危险达到“污名化”的状态后，风险涟漪形成，从而达到风险的社会放大。或者说从自然意义上的危险过渡到了社会意义上的风险。因此，一个风险事件的实际风险（危险）与民众对风险的感知这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显著的一致性[22]。
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完全符合了这一风险分析过程。课题组在借鉴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后，发现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自然因素”作为“海洋环境危险事件”，是海洋环境风险形成的源点，也是风险形成的基础。研究也发现，在海洋环境风险中，海洋危险事件是一个种类繁多、性质多样的集合体。例如在所提炼的49个概念中，有32个概念是自然因素。换言之，从概念的数量上而言，自然因素占据了概念数量的三分之二。而且，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概念“海上溢油”、“陆域污染”、“围海造地”也都无一例外的属于自然因素。海洋危险事件的庞杂，无疑预示着海洋环境风险具有多触发性和易发性的特性。
在自然因素等海洋环境危险事件形成后，会被相关的群体转化成信息流，并通过有效途径传播出去。在这一过程中，“心理因素”作为风险信号，成为连接危险事件与社会风险之间的桥梁，从而完成了从自然意义的危险向社会意义的风险的转化。风险信号遵循“信息流―信息沟通―意象形成”的信息传播过程，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引起政府等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和注意的话，就会被单向地传递给相关的公众和群体，从而形成海洋危险事件的“标签化”和“污名化”。例如在扎根的访谈中，“非法核电站”、“有害工程项目” 等概念已经形成，它取代“核电站”（或“沿海核电站”）、“工程项目”（或“沿海工程项目”）的概念使用，直接包含着标签和污名化的表达语词：“非法”和“有害”。这预示着在风险信号形成过程中，“去污名化”对于海洋环境风险防治而言，是何等的重要。
当风险信号形成后，就会被“社会因素”接纳后，从而形成风险的社会放大。诚然，这种社会风险并非是单向的放大，也可能被反向弱化。那何为风险的放大或弱化呢？斯洛维奇很早就发现，民众与专家之间在对待风险上是存在差异的[5]。因此，当公众眼中的风险远远超过专家所评估的程度时，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强化或者放大；当公众的认知/行为显示风险远小于专家判断提示的程度时，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弱化[23]。海洋环境风险信号的社会放大/弱化基于两个方面的社会因素：一是公众认知，即风险信号是否契合公众所具有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和其文化价值观，一个具有很强的环保意识和文化的公众很容易接纳这一风险信号，反之亦然；二是社会管理，即政府管理部门是否获得了公众的信任。信任在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约翰逊（Johnson）的研究发现，风险的信任是多维的[24]。信任包括 “诚实”维度和“称职”维度双重维度，前者指风险管控者在风险信息方面对事实的忠诚度，而后者则指风险管控者所具有的控制风险的能力程度。在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中，前者体现为受访者对海洋环境管理相关方面的关注，后者体现为对海洋环境保护技能方面的关注。
在海洋危险事件、风险信号、公众认知&社会管理三个阶段的风险形成后，风险涟漪形成。风险涟漪的核心是直接相关的当地居民。其他的组织，例如企业、社团、政府等都会裹挟其中，从而使得海洋环境风险形成。我们在借鉴卡斯帕森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基础上，形成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放大过程图（图3）。这一形成机理很好地反映了海洋环境危险事件是如何经过社会放大，从而具有了社会风险特性的“海洋环境风险”。
图3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放大过程
Fig.3Formation mechanism and amplification proces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risk
4.2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及特性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大部分访谈对象在访谈中，明显地表现出对海洋环境风险最终指向的多元化认知。他们并没有很好地区分海洋环境风险的最终指向是什么，即风险的标的是“针对海洋环境及海洋生态系统的风险”，抑或是“因由海洋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而引发的社会风险”。质言之，前者的风险本质是一种自然风险，后者则是一种社会风险。或者按照上文所述的卢曼的观点，前者是一种“危险”，而后者才是一种“风险”。大部分的访谈者的访谈内容，其提炼的概念都涉及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尽管自然因素的概念占据绝大部分。这说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
普通民众对海洋环境风险存在多元认知并不难理解，它也从侧面说明了风险认知及其防治的艰难。诚然，这种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多元认知，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们对环境风险的认知就是多元的。概括而言，当前对于环境风险的认知就存在四个维度：经济维度、安全维度、社会（心理）维度、生态维度。经济维度是经济学、管理学科的认知模式，更多地将环境风险拘于自然状态，从客观的角度去认知风险，秉承成本-收益的风险防治策略；安全维度则是法学的认知模式，秉承预防原则去防治风险；社会维度，或者称之为心理维度，则是心理学、社会学的认知模式，它们从主观角度去认知风险，将环境风险定位为因由环境事件引发的社会风险；而生态风险则是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其“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是更为常用的一个术语，它强调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和损害[25-26]。在海洋环境风险认知及研究的前期，由于研究者大部分出身于环境科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因而更多地从生态维度去认识，“海洋生态风险”也是一个更为普遍地概念。而当更多地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介入海洋环境风险研究时，对其认知就发生了拓展和转移。
我们在扎根理论的研究中，获知了普通民众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与专家保持了一致。这种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以及特性的多元认知模式，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防治者们需要保持一种更多宽广的防治视野。
4.3对海洋环境风险的防治，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鉴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内涵及特性认知，有着双重的认知模式，因此，要合理有效地防治海洋环境风险，需要做出有效地区分，例如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大型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大型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前者体现在民众对项目本身的风险关注，而后者则体现在民众对项目管理者及管理状况的风险关注。我们在深度访谈中发现，很多民众对沿海核电的反对，并非单纯是针对核电，而是针对核电的管理状况。当课题组针对一些明确表现出对沿海核电焦虑的民众表示核电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能源构成时，很多民众表示“发达国家的管理严密，可以消除风险，而咱们中国还不行”，表现出对管理状况的风险认知。因此，合理区分这两种风险认知，从而针对其不同的风险认知，进行有针对性的风险应对策略，将更为有效地防治海洋环境风险。
诚然，要有效降低民众对沿海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最为核心地是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甚至可以说，构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有效防治海洋环境风险，并防止其向社会风险转化的根本途径。雷恩与莱文按复杂性与抽象度将信任分为五个层次：对信息的信任、对传播者的信任、基于信源感知对机构的信任、基于机构表现对机构的信任、信任的社会政治气候[27]。海洋环境管理的优化及海洋环境技能的提升可以降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和恐惧。这是因为低层次信任的持续流失最终导致高层次的不信任，同样高层次信任也对低层次信任的维护有调节作用。随着复杂技术时代的到来，个人的风险控制被机构的风险管理所取代，公众更加依赖机构可信度来判断风险；信任能够补偿负面的风险感知，不信任则导致公众抵制风险，以至于增加风险感知。
4.4海洋环境风险具有“镜像”效应等其独特性，因而有其自己的运作逻辑一般的环境风险，因其传播媒介的固化以及数量可控，因而其影响范围大致固定，其风险源属地与风险的影响地基本是重合的（流域的环境风险另当别论）。但是海洋环境风险的风险源属地与风险的影响地并一定是重合的，经常发生错位，从而导致“镜像”效应的出现。所谓“镜像”效应，即是指风险源属地与受影响地之间产生了错位，甚至导致风险源属地的社会风险减轻，受影响地的社会风险放大。“镜像”效应的实质是造成跨区域的风险感知。由于海洋的一体化和流动性，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风险感知经常是跨区域的，风险策源点与风险影响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访谈对象的职业、地域等并不影响其对海洋环境风险概念的认知和建构。实际上，不仅仅本课题组在扎根理论的运用中发现了这一运作逻辑，现实的案例事件对此有所印证。例如厦门的PX项目搬迁至漳浦县古雷镇，但是却在一海之隔的东山县铜陵镇引发环境风险恐慌，造成跨区域的海洋环境风险[28]。海洋环境风险的“镜像”效应使得其不同于一般的环境风险，在某些状况下有着其独特的运作逻辑。
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在海洋环境风险“镜像”效应的产生方面，都发挥着一定的功效。自然因素体现为所在区域的区位及危险事件的危害程度。研究发现，如果某区域位于风险源地的海洋洋流下方，更易发生“镜像”效应；心理因素体现为受影响地对风险信号的心理认同程度。如果受影响地居民对核电持一种天然的排斥和恐惧心理，更易发生“镜像”效应；社会因素则体现为所在区域社会生产、生活、管理状况与海洋的关切程度。研究发现，沿海区域如果存在较多的海洋养殖，或者海鲜类食品在居民日常饮食中占据较大的比重时，更容易引发对其他沿海区域的环境风险感知，从而产生“镜像”效应。
海洋环境风险具有的“镜像”效应，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涟漪”效应更易发生，也更难以掌控其涟漪的范围和深度。从这个角度而言，深入分析每一种可能引起“镜像”效应的因素集合，形成全面、深入的风险范畴把握，是有效防治海洋环境风险的基础。
5结语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对海洋环境风险这一全新的概念进行了研究。提炼了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有关联的49个概念，并凝练出11个范畴，概括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主范畴。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的研究开创了海洋环境风险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试图不带预设和先见地去界定海洋环境风险的概念，并发现其形成机理及特性。这一研究对深入探讨海洋环境风险以及海洋环境治理等都有着借鉴意义。
但是不可否认地是，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地方。扎根理论力图不带偏见地和价值观地去发现理论，但是没有哪个研究者是中立的，因为语言在被观察现实的基础上传递着形式和意义。语言的特殊使用反映了观点和价值。Glaser和Strauss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扎根理论的重点不在于证明理论，而在于建构理论。课题组在访谈中，由于访谈记录人员数量较多，其访谈的自然语言可能对访谈对象有一定的引导和诱导，从而使得理论带有一定“建构”的成分。在扎根理论的框架使用上，本课题组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分析，也没有从Glaser的“理论代码家族”（theoretical coding family）的理论框架角度去进行深层分析。Glaser提出了在理论代码家族中最有代表性的成员是被称之为“6C”的六个维度：原因（cause）、语境（context）、偶然性（contingencies）、结果（consequences）、协变性（covariances）和条件（conditions）[29]。局限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和篇幅，本文没有对这6个方面展开研究和探讨。
当然，本文也研究也没有对一些相关因素展开严谨地相关性和比照性研究。例如没有对社会发展层次的不同群体进行比较，如通过扎根理论对经济发达的上海、浙江等沿海省份，与经济欠发达的海南、辽宁的省份进行比较，从而能更好地洞悉文化层次、社会因素对海洋环境风险形成的影响；没有对形成的因素进行量化处理，没有形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在海洋环境风险形成中发挥何种比重的作用；本课题对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的划分也可能存在绝对化，其中一些范畴可能同时涵盖了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多重属性；也没有更细致地提炼其他特征在海洋环境风险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没有对不同地域、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等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差异进行系统分析。这些研究的不足期待其他研究者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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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将“贯彻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其中绿色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的目标是促进海洋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同时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本文以新发展理念下绿色发展的视角出发，结合审计理论和绿色发展相关理论，探讨了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的理论框架，探索海洋资源绩效审计发展现状，并通过案例分析印证理论框架，最后从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审计队伍建设、完善审计技术方法和重视绩效审计评价四个方面提出可行建议。
【关键词】海洋资源环境；绿色发展；绩效审计
Research 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Performance Auditing of Marin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Abstract:The 13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pass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nto the constitution, in which green development is the key to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The goal of the marine resourc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udit i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while achieving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uditing of marine resources,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marine resource performance auditing, and confirm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rough case analysis, combining audit theories and related theories of green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udit team, improve the audit technology and methods, and pay attention to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Key words:marin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green developmentperformance audit
目录
摘 要…………………………………………………………………………………………i
Abstract ………………………………………………………………………………………ii
一、引言 ………………………………………………………………………………………1
二、文献综述 …………………………………………………………………………………1
三、理论研究 …………………………………………………………………………………2
（一）相关概念…………………………………………………………………………2
（二）理论基础…………………………………………………………………………3
（三）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理论框架………………………………………………5
四、我国海洋环境资源审计现状分析 ………………………………………………………6
（一）实践情况…………………………………………………………………………6
（二）实践评价…………………………………………………………………………6
五、案例分析 …………………………………………………………………………………7
（一）SZ市的背景概述 …………………………………………………………………7
（二）审计目标…………………………………………………………………………7
（三）审计内容及范围…………………………………………………………………7
（四）审计结果…………………………………………………………………………8
六、新发展理念下优化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的建议 ……………………………………9
（一）健全海洋资源环境审计法律法规…………………………………………………9
（二）加强人才培训和审计队伍建设……………………………………………………9
（三）完善审计技术和方法……………………………………………………………9
（四）以财政财务资金为牵引，同时更加重视绩效评价………………………………9
参考文献………………………………………………………………………………………10
致谢………………………………………………………………………………………11
一、引言
我国幅员辽阔，水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众多，并且浪费和污染现象严重，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作为水资源利用的一部分，近年来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中海洋渔业、海洋旅游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能源产业等主要海洋经济产业都必须依托在良好的海洋资源环境上，若不加以管理和监督，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将对这些产业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出，要“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加强海洋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强化海洋环境污染源头控制，切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同时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绿色发展、生态文明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本文在新发展理念的视角下研究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兼顾海洋资源利用的经济性、效益型、效果性以及公平性和环境性，望有助于我国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文献综述
对于水环境审计，国外起步早于我国，一些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已发展较为成熟。美国、荷兰、加拿大等国家在上世纪就陆续颁布了关于水环境保护的法律，加拿大在水资源利用保护环境审计方面走在国际前列，就是得益于较早关注环境问题并提供法律支持，如《海洋废弃物倾倒控制法》、《加拿大水法》等，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在审计实践方面，国际注册环境审计师委员会了相关实务准则，INTOSAI在2001年还颁布了一项指南，专门指导审计人员从环境视角进行审计工作，该指南海阐述了环境绩效审计的内容，为我国政府执行环境审计提供思路。在我国也已有多部关于水环境的立法，但环境审计的主要法律依据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骆良彬（2019）认为，审计法虽然赋予了国家审计机关监督财政财务收支合法合规性的责任，但审计机关对于公共环境管理绩效水平的评价依据仍然不足。我国虽然起步晚，但在审计实践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成就，2001年至2007年，审计署对“三河三湖”进行了水污染防治情况审查；2009年，我国颁布了《审计署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工作的意见》，为我国水环境审计的发展明确方向。
海洋资源审计是水环境审计下具体的一类，现阶段国内外学者对理论的研究还较少，而更多针对是资源环境审计这一大门类。这里列举一部分学者的研究。Ernst（2001）根据环境管理、服务、能源以及生物多样化为水利相关行业建立了四个层面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Gray（2010）从环境、社会和可持续方面的角度出发，指出当前环境审计鉴证实践的一些弱项；Boiral（2010）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审计为研究方向，分析和批判了可持续发展绩效的相关理论。国内对于海洋资源环境审计的研究近年来会相对多一些，胡文霞（2018）阐述了海洋资源环境审计的主客体、内容和重点以及标准，搭建了海洋资源环境审计的实施框架；张奇琦等（2020）基于PSR模型对海洋资源审计评价体系进行了探究；彭兰香等（2015）创造性地将PSR与绩效棱柱理论，针对浙江省“五水共治”绩效审计构建了评价体系。
再具体到水资源绩效审计，我国早已有了很多实践，但理论研究也仍然较少，从而也限制了实践的发展。李璐（2012）认为我国水环境审计报告虽然有绩效字眼，但内容上大部分还是财务的合规性问题，还未更进一步在合规性的基础上分析制度政策的合理性、评价环保资金的效益性等等；韩杰等（2018）认为水环境绩效审计是对社会各界给予水环境保护采取的措施通过统一指标体系进行鉴证评价，并给出建议；史金鑫等（2019）指出，审计机关应当在监督财政财务资金收支过程中，考虑环境效益问题，把环境绩效审计当作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有力工具。大多数学者的态度表明，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将发展为环境审计的主流，并且将更多的关注点从经济发展转移到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上去。
三、理论研究
（一）、相关概念
1.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指的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甚至更长一段时期的发展思路，本文研究资源环境方面的审计，所以将更加关注绿色发展。近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增长，代价便是环境的严重破坏。其实不仅是我国，国际上大部分国家都是通过牺牲环境效益来换取经济利益的，201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可持续发展大会就提出要持续关注绿色经济，即相比于以往，各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该也关注社会环境效益，对于环境责任不能再是零成本。这几年，我国在治理环境污染、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和低碳产业也作出了许多努力，获取了一些成就。2017年，在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并首次奖建设“美丽中国”加入到本世纪中叶的强国目标中去；2018年，党的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所蕴含的内涵，就是要摒弃以往先开发再保护的错误思想，区别于单纯保护生态环境下的发展，而是要将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有机统一，将资源资产、经济资产与财富有机统一，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水资源审计及海洋资源环境审计
我国虽然幅员辽阔，水资源丰富，但相对于十几亿的人口来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甚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为解决水污染严重、水资源匮乏的问题，我国加大了对水利建设、水资源保护方面的投资，于是相关水资源的审计也尤为重要。根据世界权威机构WGEA的定义，水资源审计是环境审计的一部分，同样也可以包括财务真实性审计、合规性审计以及绩效审计等方面。海洋资源环境审计又是水资源审计的细分，主要是针对海洋资源开发、海洋资源利用、海洋资源治理和海洋资源收益等内容进行审计。
3.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
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简单来看是资源环境审计和绩效审计的结合，但其中理论联系学术界还未有确切定论。从广义来讲，绩效是指人对委托人期望的履行情况，委托人对人的全部期望组成了绩效的内容，即绩效审计就由真实性审计、合规审计和效益性审计的加总。那么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就是委托人对海洋资源的管理利用方，即涉海相关部门、企业及人员在涉海资金管理利用、相关法规政策制订与执行情况及目标达成和资源使用效率情况进行鉴证评价。从狭义来看，即把真实、合规和效益相独立开来，认为绩效审计是根据审计目标来确定的，把效益性审计单独称为绩效审计，这样情况下，绩效审计的核心就是鉴证、提供目标达成情况及资源利用是否效率的相关信息。具体到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我们可以理解为其就是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治理专项资金真实、合规审计的基础上，进一步评价资金使用时候具有效率，是否同时有益于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
（二）、理论基础
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来研究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除了最基础的受托责任理论，学界中认同的理论还有可持续发展论、资源环境价值论、外部性理论。
1.受托责任理论
审计因受托责任产生而产生，在本课题中，受托责任主要是受托管理资源环境的责任。根据我国性质，自然资源理应归全体公民所有，但个体公民是无法对如此丰富的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利用的，于是各级政府则受托管理这些自然资源，并有义务向委托人说明其行为过程及结果。作为独立的监督者，审计机关应接受这些资源财产所有者的共同代表，即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委托，对公共资源的管理者进行监督，这就是自然资源审计的三方关系。将该理论应用于本课题，海洋资源无疑具有公共性、共享性的特点，各级政府及有关企业在利用海洋资源产生经济利益的同时，可能会为了谋求自己利益最大化而过度开发、忽视保护或事违规利用，危害环境的同时也危害了资源所有者——公民的利益，所以审计机关应推进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过程中相关项目建设的资金筹集、使用情况，有关资源的战略规划情况，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等方面进行监督，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2.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资源要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也不对后代人发展对资源的需要构成危害。建国以来，在我们经济力量不够雄厚的时候，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对资源环境造成了难以逆转的破坏，并引起了严重的代际间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为弥补以往的过失，我们往往需要花更大的时间和资金成本去修复环境。但其实，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反而能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因此，政府应该重视可持续发展方向的环境绩效审计。对于海洋资源，虽然海洋幅员辽阔，但我们目前有能力利用的资源只有一部分。另外，水源具有流动性，一定区域的污染很有可能蔓延出去，造成恶性循环。因此，绩效审计应当充分关注各海洋资源管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海洋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等，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长远战略的制订提供有用信息。
3.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原来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可以理解为一个行为主体对其他个体造成的非市场行为，但其实经济学家们并未统一外部性的定义。现在，外部性早已不光光是生产领域或事消费领域中的问题了，而是被赋予了更广阔的空间概念，即代内和代际的外部性，代内的外部性就是要考虑资源是否合理利用和配置，代际的外部性则是要解决我们人类代际之间对资源环境利用行为的影响，这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基本相似的。海洋资源属于公共资源，且并不具备绝对的排他性，使得经济主体在利用海洋资源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并不会自觉得加以保护，对资源的再利用造成阻碍。这种行为是无法自发调节的，必须借助国家审计的监督力量。
4.环境资源价值理论
该理论认为环境中蕴含着资源，有资源就一定有价值。环境资源价值是指环境资源本身具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当这种价值表现为总经济价值，则可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学界对环境资源价值已有一些评估方法，基于“支付意愿”理论，人们可以通过直接市场评价法、揭示偏好价值评价法等方法对一定区域的环境资源做量化评价，分析这些资源在合理期间内对经济带来的价值，甚至可以把资源的损耗、环境的破坏作为影响因子加以考虑，这就能对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设计提供一些思路。
（三）、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理论框架
1.审计客体
对于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审计客体一定是受托管理海洋资源的相关部门和领导人员，主要包括沿海地区的政府部门，涉及海洋开发和保护的部门如海事局、水务局、渔政等部门，当然，涉海资金流动轨迹上的所有部门和企业也都可以延伸作为审计的对象。
2.审计主体
审计主体通常包括政府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本文认为政府审计最适合作为海洋资源环境审计的主体，这一结论的得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海洋资源环境审计中，政府部门本身作为审计客体，从权力等级上来讲，审计主体就应该是上级审计机关或特殊情况下的同级政府审计机关，也只有政府审计有必需的强制力。另一方面，可以考虑海洋资源环境的特点，海洋流域大、影响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广、涉及的资金量庞杂、需要的专业技术难，而民间升级和内部审计的专业领域、人员设施配备可能不足以应对如此庞大的项目，所以依靠政府资源调动、人员培训、资金调配的能力，在合理的成本效益下实施审计工作。
3.审计目标
从宏观上来看，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的目标就是维护海洋资源的利益，保障海洋资源环境安全，并能够促进海洋资源长期可持续利用和发展。若更多从绩效审计鉴证和评价功能去思考，在制定目标时还可以考虑对绩效信息的真实性的鉴证和相关绩效水平的提高。
4.审计内容和重点
根据WGEA在2001年的指南，本文将海洋资源环境的绩效审计内容概括为五部分，分别是对政府涉海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的审计、对政府针对海洋环境项目的经济效益进行的审计、对政府其他项目对海洋资源环境造成影响情况的审计、对海洋环境管理监管系统的审计和对计划的海洋资源环境开发利用及保护政策和项目可行性、科学性的评估。针对具体项目的审计重点，可以从“5E”理论出发来考虑。经济性可以是海洋资境治理资金预算是否合理、各项经济资源的利用是否节约；效率性主要考虑成本效益，投入资金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是否有不必要的支出；效果性反映目标执行结果，比如有关海洋的资源环境管理政策是否有效执行、环境治理项目是否达到改善环境目标等；公平性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影响，比如说代际公平，资源环境的管理利用和保护能否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是否有只开发不保护的现象；环境性反映环境影响，要评估政府涉海项目对海洋生物多样性、水质等情况的影响大小、范围，从而合理开发、有效保护。
四、我国海洋环境资源审计现状分析
（一）、实践情况
下面简单例举2018年的几个审计项目：
浙江省嵊泗县审计局对全县海洋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了审计。此次审计重点关注了东部乡镇的贻贝养殖情况，并发现存在养殖海域未批准私自启用、违规扩张养殖海域而阻碍航道等问题，同时发现海洋局与渔业局在海洋特别保护区法规贯彻落实不到位、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不完善的问题。后期整改中，该县一是细化了法规，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并与环保、边防等部门联合执法，推进海洋资源和环境的双重保护；二是追回了欠缴的海洋生态补偿金、海域使用金等未收款项，加强了资金管理，提高资金绩效。
深圳办在Y省进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中，将审计重点确定为海岸带管理、围填海项目和海水养殖，旨在推动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此次审计发现了违规下放围填海项目管理审批权、优质海岸线资源被占用、无序粗放建设、海水养殖入海排污造成局部污染等众多问题。
山东青岛省围绕海洋资源资产基本情况、海洋职能部门履职情况、海洋资源环境开发利用及修复情况进行了审计工作。此次审计重点落在了胶州湾保护、渔业养殖清理、排污总量控制等的专项资金审查，对涉及污染防治的海洋渔业执法、涉及海岛海域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等情况的责任落实，并且利用了卫星遥感技术等创新技术方法。
（二）、实践评价
从审计署官网公布的审计信息来看，近年来，审计机构越来越频繁地对海洋资源环境的利用和保护进行审计或是在临海省市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中关注海洋资源利用。我国海洋资源审计的内容和范围也越发丰富，涵盖了海洋资源政策、资金使用、资源开发保护和收益等方面，但是也可以发现，这些审计工作大部分围绕了专项资金使用真实性、合法性和政策执行的合规性，而通过量化绩效评价指标来对工作绩效做评价考察的实践较少。海洋资源，甚至自然资源管理，目的就是要兼顾开发和保护资源，在当期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维护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所以推行绩效审计是趋势，即在合规和财务真实性审计的同时，还要关注资源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五、案例分析
（一）、SZ市的背景概述
SZ是全国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的示范市，其地理位置优越，共有东西两大港口群，将近260公里的海岸线分隔开。西部港区水深港阔，四通八达，可与国内沿海及世界港口相通；东部港区海面开阔，风平浪静，是华南地区的天然优良港湾。
据统计，2005年，SZ港外贸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了亿吨大关，同比增长20%。2017年完成货物吞吐量2.41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约2520万标箱，已经连续五年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枢纽港。到2018年底，SZ港共开通集装箱班轮航线239条，形成了完善的班轮运输结构。尽管SZ市港口建设水平世界领先，海洋经济总量持续上涨，但其海洋经济发展也面临着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生产风险突出等问题。为面向未来，进一步建设绿色港口，国家审计决定对SZ市开展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绩效审计，以护卫经济发展。
（二）、审计目标
本次审计是为落实“十八大”提出的“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要求，为实现海洋经济良性发展而开展的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绩效审计。直接目标是为了鉴证和提供有关政策执行情况、各项涉海资金使用效益、海洋环境治理及生产安全风险防护情况等方面的信息，识别绩效差异，寻找原因并提出改进建议，最终提升海洋资源利用的绩效水平。
（三）、审计内容及范围
本案例审计对象主要为市海洋局、海事局、市财政委、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及市水务局等相关单位。部分审计内容如下：
一是海洋综合管理法规体系的建立和执行情况。2012年，市政府将海洋综合管理职能划入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从机构上实现了陆海的统一。下一步就是要积极推进海洋管理的立法和制定海洋规划。由于海陆统筹涉及多部门分工与合作，所以需要建立相关的综合管理体系，区分职责、明确责任。另外海洋整体发展规划完善与否也是审计的一方面，从过去偏重对陆地的开发，到现阶段对海洋经济资源利用的重视，需要对本市海域整体利用和规划，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对海洋资源进行可持续发展利用，使得投入资金达到最优效益。
二是海洋污染的防护与治理情况。本市设立了113个海洋监测站点，形成了全市海域监测站网，定期公开数据、公告。本次审计应对这些海洋监测站点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对生成数据的真实性进行检查。同时，审计组了解到该市海洋污染主要来自陆地，因此对入海口排污情况，及相关责任单位如市环保部门、水务部门、海洋局等在海洋污染情况的监控、防治和管理等方面通力合作情况也要做绩效评价。
三是海上及港口生产安全突发事件的防控情况。对于海港，每日货轮来往频繁，针对海面溢油事件的处理能力一般都是审计的重点之一。另外，对其他海上危险化学品泄露的处理能力和相关装备物资的储备情况也是审计需要关注的方面。
（四）、审计结果
第一，海洋资源规划布局缺乏战略性。检查文件发现，该市在2004年制定了《SZ市海洋功能区划》对2005～2010年的海洋资源开发作出了指导，但随着国家战略布局及相关功能区划的标准发生变化，该市《功能区划》未能及时修订，同时也未按《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的要求制定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配套规划。对于SZ市丰富的海洋资源，管理部门应建立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长期利用和保护规划，以及中短期功能区划及产业布局，做到在保护中利用海洋资源，在绿色发展的指导下发展海洋经济。但是审计发现实际规划严重不足，以沙滩资源为例，东部海滩约有50余个沙滩，仅个位数合法取得海域使用证，开发海水浴场等旅游产业，其余海滩无人管理或被私自使用，并经常能看到垃圾在未经批准的沙滩上堆砌，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和环境。
第二，部分海域污染严重，污染排放严重超标。审计组以海水水质标准为评价依据，发现西部海域海水水质标准超四类海水水质标准1倍以上，远差于东部海域。经过了解，该市海域污染主要来自于陆地，即污水排放。检测结果显示，15个入海排污口中有6个排污口排放超标，这表明海陆共治维护生态环境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投入建设的排污管道、污水处理厂、监测站点等设施的使用绩效低下。追责到有关部门，审计组发现环保部门、水务部门、海洋局等相关部门在污染防治方面并没有相互协调合作，从而导致污染防治的海陆脱节，违规现象暗中滋生。
第三，面对突发生产安全问题能力存有缺陷。首先，面对海面溢油的意外情况应对能力不足。SZ港运输等业务发展迅速，常有上万吨级别的邮轮停靠，万一发生溢油事件，溢油扩散出港区外，可能对海洋生态和资源造成难以逆转的伤害。SZ港能够处理的溢油吨数应大于邮轮油舱破损的最大溢油量，才能保证安全，然而根据调查，该市海域油污清除能力仅在50吨左右，远低于标准。另外，SZ港对危险化工物品泄漏的防控抢险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应急设备库的建设也还没有启动。目前海事等部门仅有一些初级的检测防护设备，应急部门相关人员的应急处理技术和能力不足，这方面隐藏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六、新发展理念视角下优化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的建议
（一）、健全海洋资源环境审计法律法规
我国还没有一套专门指导水环境审计的准则。政府审计依据《审计法》开展工作，但对水环境审计工作针对性不强，对于水资源的特殊性，应该专门制订一套水环境审计准则为理论指导。我国已有的一些与水资源有关的环境保护法如《水污染防治法》、《长江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等，都是以治理环境，绿色发展为出发点的，可以作为审计标准应用，但这些法律多是阐述合规性问题，并未提供相对统一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我国应针对水环境绩效审计建立绩效评价指标库，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三层次综合评价资源利用绩效水平，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绿色发展。
（二）、加强人才培训和审计队伍建设
海洋资源环境审计不同于常规的财务审计，不仅需要审计人员懂得财会和审计知识，还要要求审计组中有如环境工程、化学、水利、地理等跨专业人才。对于现有审计人员，应定期组织培训，更新知识；对于疑难问题，还应当合理利用专家工作。同时，审计机构应该与海事局、环保局、水务局这类相关机构建立联系，共享信息，这样可以大大节约审计资源，提高审计效率。
（三）、完善审计技术和方法
针对海洋资源环境的审计涉及面广，不仅仅是海域内资源，海岸带、港口，甚至城市内排污管都可能在审计范围内。在自然资源审计中，最常见到的就是遥感技术，通过空间图像与数据信息的结合，可以帮助捕捉审计疑点。另外，根据海洋资源环境审计涉及的数据种类多、变化快等特点，可以将海域开发利用、海岸线开发治理等相关矢量数据进行空间叠加，建立一个动态的信息数据管理监控系统，这样可以全方位的评价资源管理绩效。在海洋污染防治中，还需要进行一系列跟踪审计，并适当评价治理绩效，提出优化意见，提高治污水平。
（四）、以财政财务资金为牵引，同时更加重视绩效评价
资源环境绩效评价是发展趋势，并不是要我们忽视财务审计，对于一个庞大项目，财政资金流转到哪里，相关责任就落到哪里。在海洋资源环境审计中，对于环保专项资金、项目建设专项资金的审查可以帮助审计人员快速发现疑点，有针对性的进行进一步审计程序。但是，财务审计并不是终点，不能以“配套资金未及时拨付”、“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这样的字眼评价绩效，而是把资金的筹集、拨付、使用、管理作为绩效评价的一个方面，融合进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去综合考虑。比如在评价海洋资源开发环节的绩效水平时，可以考虑资金拨付率；在资源利用环节，可以计算海洋产值增值量占投资的比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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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将“贯彻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其中绿色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的目标是促进海洋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同时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本文以新发展理念下绿色发展的视角出发，结合审计理论和绿色发展相关理论，探讨了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的理论框架，探索海洋资源绩效审计发展现状，并通过案例分析印证理论框架，最后从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审计队伍建设、完善审计技术方法和重视绩效审计评价四个方面提出可行建议。
【关键词】海洋资源环境；绿色发展；绩效审计
Research 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Performance Auditing of Marin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Abstract:The 13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pass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nto the constitution, in which green development is the key to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The goal of the marine resourc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udit i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while achieving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uditing of marine resources,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marine resource performance auditing, and confirm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rough case analysis, combining audit theories and related theories of green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udit team, improve the audit technology and methods, and pay attention to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Key words:marin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green developmentperformance audit
目录
摘 要…………………………………………………………………………………………i
Abstract ………………………………………………………………………………………ii
一、引言 ………………………………………………………………………………………1
二、文献综述 …………………………………………………………………………………1
三、理论研究 …………………………………………………………………………………2
（一）相关概念…………………………………………………………………………2
（二）理论基础…………………………………………………………………………3
（三）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理论框架………………………………………………5
四、我国海洋环境资源审计现状分析 ………………………………………………………6
（一）实践情况…………………………………………………………………………6
（二）实践评价…………………………………………………………………………6
五、案例分析 …………………………………………………………………………………7
（一）SZ市的背景概述 …………………………………………………………………7
（二）审计目标…………………………………………………………………………7
（三）审计内容及范围…………………………………………………………………7
（四）审计结果…………………………………………………………………………8
六、新发展理念下优化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的建议 ……………………………………9
（一）健全海洋资源环境审计法律法规…………………………………………………9
（二）加强人才培训和审计队伍建设……………………………………………………9
（三）完善审计技术和方法……………………………………………………………9
（四）以财政财务资金为牵引，同时更加重视绩效评价………………………………9
参考文献………………………………………………………………………………………10
致谢………………………………………………………………………………………11
一、引言
我国幅员辽阔，水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众多，并且浪费和污染现象严重，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作为水资源利用的一部分，近年来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中海洋渔业、海洋旅游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能源产业等主要海洋经济产业都必须依托在良好的海洋资源环境上，若不加以管理和监督，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将对这些产业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出，要“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加强海洋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强化海洋环境污染源头控制，切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同时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绿色发展、生态文明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本文在新发展理念的视角下研究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兼顾海洋资源利用的经济性、效益型、效果性以及公平性和环境性，望有助于我国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文献综述
对于水环境审计，国外起步早于我国，一些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已发展较为成熟。美国、荷兰、加拿大等国家在上世纪就陆续颁布了关于水环境保护的法律，加拿大在水资源利用保护环境审计方面走在国际前列，就是得益于较早关注环境问题并提供法律支持，如《海洋废弃物倾倒控制法》、《加拿大水法》等，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在审计实践方面，国际注册环境审计师委员会了相关实务准则，INTOSAI在2001年还颁布了一项指南，专门指导审计人员从环境视角进行审计工作，该指南海阐述了环境绩效审计的内容，为我国政府执行环境审计提供思路。在我国也已有多部关于水环境的立法，但环境审计的主要法律依据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骆良彬（2019）认为，审计法虽然赋予了国家审计机关监督财政财务收支合法合规性的责任，但审计机关对于公共环境管理绩效水平的评价依据仍然不足。我国虽然起步晚，但在审计实践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成就，2001年至2007年，审计署对“三河三湖”进行了水污染防治情况审查；2009年，我国颁布了《审计署关于加强资源环境审计工作的意见》，为我国水环境审计的发展明确方向。
海洋资源审计是水环境审计下具体的一类，现阶段国内外学者对理论的研究还较少，而更多针对是资源环境审计这一大门类。这里列举一部分学者的研究。Ernst（2001）根据环境管理、服务、能源以及生物多样化为水利相关行业建立了四个层面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Gray（2010）从环境、社会和可持续方面的角度出发，指出当前环境审计鉴证实践的一些弱项；Boiral（2010）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审计为研究方向，分析和批判了可持续发展绩效的相关理论。国内对于海洋资源环境审计的研究近年来会相对多一些，胡文霞（2018）阐述了海洋资源环境审计的主客体、内容和重点以及标准，搭建了海洋资源环境审计的实施框架；张奇琦等（2020）基于PSR模型对海洋资源审计评价体系进行了探究；彭兰香等（2015）创造性地将PSR与绩效棱柱理论，针对浙江省“五水共治”绩效审计构建了评价体系。
再具体到水资源绩效审计，我国早已有了很多实践，但理论研究也仍然较少，从而也限制了实践的发展。李璐（2012）认为我国水环境审计报告虽然有绩效字眼，但内容上大部分还是财务的合规性问题，还未更进一步在合规性的基础上分析制度政策的合理性、评价环保资金的效益性等等；韩杰等（2018）认为水环境绩效审计是对社会各界给予水环境保护采取的措施通过统一指标体系进行鉴证评价，并给出建议；史金鑫等（2019）指出，审计机关应当在监督财政财务资金收支过程中，考虑环境效益问题，把环境绩效审计当作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有力工具。大多数学者的态度表明，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将发展为环境审计的主流，并且将更多的关注点从经济发展转移到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上去。
三、理论研究
（一）、相关概念
1.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指的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甚至更长一段时期的发展思路，本文研究资源环境方面的审计，所以将更加关注绿色发展。近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增长，代价便是环境的严重破坏。其实不仅是我国，国际上大部分国家都是通过牺牲环境效益来换取经济利益的，201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可持续发展大会就提出要持续关注绿色经济，即相比于以往，各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该也关注社会环境效益，对于环境责任不能再是零成本。这几年，我国在治理环境污染、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和低碳产业也作出了许多努力，获取了一些成就。2017年，在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并首次奖建设“美丽中国”加入到本世纪中叶的强国目标中去；2018年，党的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所蕴含的内涵，就是要摒弃以往先开发再保护的错误思想，区别于单纯保护生态环境下的发展，而是要将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有机统一，将资源资产、经济资产与财富有机统一，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水资源审计及海洋资源环境审计
我国虽然幅员辽阔，水资源丰富，但相对于十几亿的人口来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甚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为解决水污染严重、水资源匮乏的问题，我国加大了对水利建设、水资源保护方面的投资，于是相关水资源的审计也尤为重要。根据世界权威机构WGEA的定义，水资源审计是环境审计的一部分，同样也可以包括财务真实性审计、合规性审计以及绩效审计等方面。海洋资源环境审计又是水资源审计的细分，主要是针对海洋资源开发、海洋资源利用、海洋资源治理和海洋资源收益等内容进行审计。
3.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
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简单来看是资源环境审计和绩效审计的结合，但其中理论联系学术界还未有确切定论。从广义来讲，绩效是指人对委托人期望的履行情况，委托人对人的全部期望组成了绩效的内容，即绩效审计就由真实性审计、合规审计和效益性审计的加总。那么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就是委托人对海洋资源的管理利用方，即涉海相关部门、企业及人员在涉海资金管理利用、相关法规政策制订与执行情况及目标达成和资源使用效率情况进行鉴证评价。从狭义来看，即把真实、合规和效益相独立开来，认为绩效审计是根据审计目标来确定的，把效益性审计单独称为绩效审计，这样情况下，绩效审计的核心就是鉴证、提供目标达成情况及资源利用是否效率的相关信息。具体到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我们可以理解为其就是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治理专项资金真实、合规审计的基础上，进一步评价资金使用时候具有效率，是否同时有益于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
（二）、理论基础
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来研究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除了最基础的受托责任理论，学界中认同的理论还有可持续发展论、资源环境价值论、外部性理论。
1.受托责任理论
审计因受托责任产生而产生，在本课题中，受托责任主要是受托管理资源环境的责任。根据我国性质，自然资源理应归全体公民所有，但个体公民是无法对如此丰富的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利用的，于是各级政府则受托管理这些自然资源，并有义务向委托人说明其行为过程及结果。作为独立的监督者，审计机关应接受这些资源财产所有者的共同代表，即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委托，对公共资源的管理者进行监督，这就是自然资源审计的三方关系。将该理论应用于本课题，海洋资源无疑具有公共性、共享性的特点，各级政府及有关企业在利用海洋资源产生经济利益的同时，可能会为了谋求自己利益最大化而过度开发、忽视保护或事违规利用，危害环境的同时也危害了资源所有者——公民的利益，所以审计机关应推进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过程中相关项目建设的资金筹集、使用情况，有关资源的战略规划情况，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等方面进行监督，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2.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资源要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也不对后代人发展对资源的需要构成危害。建国以来，在我们经济力量不够雄厚的时候，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对资源环境造成了难以逆转的破坏，并引起了严重的代际间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为弥补以往的过失，我们往往需要花更大的时间和资金成本去修复环境。但其实，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反而能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因此，政府应该重视可持续发展方向的环境绩效审计。对于海洋资源，虽然海洋幅员辽阔，但我们目前有能力利用的资源只有一部分。另外，水源具有流动性，一定区域的污染很有可能蔓延出去，造成恶性循环。因此，绩效审计应当充分关注各海洋资源管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海洋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等，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长远战略的制订提供有用信息。
3.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原来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可以理解为一个行为主体对其他个体造成的非市场行为，但其实经济学家们并未统一外部性的定义。现在，外部性早已不光光是生产领域或事消费领域中的问题了，而是被赋予了更广阔的空间概念，即代内和代际的外部性，代内的外部性就是要考虑资源是否合理利用和配置，代际的外部性则是要解决我们人类代际之间对资源环境利用行为的影响，这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基本相似的。海洋资源属于公共资源，且并不具备绝对的排他性，使得经济主体在利用海洋资源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并不会自觉得加以保护，对资源的再利用造成阻碍。这种行为是无法自发调节的，必须借助国家审计的监督力量。
4.环境资源价值理论
该理论认为环境中蕴含着资源，有资源就一定有价值。环境资源价值是指环境资源本身具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当这种价值表现为总经济价值，则可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学界对环境资源价值已有一些评估方法，基于“支付意愿”理论，人们可以通过直接市场评价法、揭示偏好价值评价法等方法对一定区域的环境资源做量化评价，分析这些资源在合理期间内对经济带来的价值，甚至可以把资源的损耗、环境的破坏作为影响因子加以考虑，这就能对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设计提供一些思路。
（三）、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理论框架
1.审计客体
对于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审计客体一定是受托管理海洋资源的相关部门和领导人员，主要包括沿海地区的政府部门，涉及海洋开发和保护的部门如海事局、水务局、渔政等部门，当然，涉海资金流动轨迹上的所有部门和企业也都可以延伸作为审计的对象。
2.审计主体
审计主体通常包括政府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本文认为政府审计最适合作为海洋资源环境审计的主体，这一结论的得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海洋资源环境审计中，政府部门本身作为审计客体，从权力等级上来讲，审计主体就应该是上级审计机关或特殊情况下的同级政府审计机关，也只有政府审计有必需的强制力。另一方面，可以考虑海洋资源环境的特点，海洋流域大、影响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广、涉及的资金量庞杂、需要的专业技术难，而民间升级和内部审计的专业领域、人员设施配备可能不足以应对如此庞大的项目，所以依靠政府资源调动、人员培训、资金调配的能力，在合理的成本效益下实施审计工作。
3.审计目标
从宏观上来看，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的目标就是维护海洋资源的利益，保障海洋资源环境安全，并能够促进海洋资源长期可持续利用和发展。若更多从绩效审计鉴证和评价功能去思考，在制定目标时还可以考虑对绩效信息的真实性的鉴证和相关绩效水平的提高。
4.审计内容和重点
根据WGEA在2001年的指南，本文将海洋资源环境的绩效审计内容概括为五部分，分别是对政府涉海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的审计、对政府针对海洋环境项目的经济效益进行的审计、对政府其他项目对海洋资源环境造成影响情况的审计、对海洋环境管理监管系统的审计和对计划的海洋资源环境开发利用及保护政策和项目可行性、科学性的评估。针对具体项目的审计重点，可以从“5E”理论出发来考虑。经济性可以是海洋资境治理资金预算是否合理、各项经济资源的利用是否节约；效率性主要考虑成本效益，投入资金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是否有不必要的支出；效果性反映目标执行结果，比如有关海洋的资源环境管理政策是否有效执行、环境治理项目是否达到改善环境目标等；公平性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影响，比如说代际公平，资源环境的管理利用和保护能否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是否有只开发不保护的现象；环境性反映环境影响，要评估政府涉海项目对海洋生物多样性、水质等情况的影响大小、范围，从而合理开发、有效保护。
四、我国海洋环境资源审计现状分析
（一）、实践情况
下面简单例举2018年的几个审计项目：
浙江省嵊泗县审计局对全县海洋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了审计。此次审计重点关注了东部乡镇的贻贝养殖情况，并发现存在养殖海域未批准私自启用、违规扩张养殖海域而阻碍航道等问题，同时发现海洋局与渔业局在海洋特别保护区法规贯彻落实不到位、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不完善的问题。后期整改中，该县一是细化了法规，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并与环保、边防等部门联合执法，推进海洋资源和环境的双重保护；二是追回了欠缴的海洋生态补偿金、海域使用金等未收款项，加强了资金管理，提高资金绩效。
深圳办在Y省进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中，将审计重点确定为海岸带管理、围填海项目和海水养殖，旨在推动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此次审计发现了违规下放围填海项目管理审批权、优质海岸线资源被占用、无序粗放建设、海水养殖入海排污造成局部污染等众多问题。
山东青岛省围绕海洋资源资产基本情况、海洋职能部门履职情况、海洋资源环境开发利用及修复情况进行了审计工作。此次审计重点落在了胶州湾保护、渔业养殖清理、排污总量控制等的专项资金审查，对涉及污染防治的海洋渔业执法、涉及海岛海域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等情况的责任落实，并且利用了卫星遥感技术等创新技术方法。
（二）、实践评价
从审计署官网公布的审计信息来看，近年来，审计机构越来越频繁地对海洋资源环境的利用和保护进行审计或是在临海省市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中关注海洋资源利用。我国海洋资源审计的内容和范围也越发丰富，涵盖了海洋资源政策、资金使用、资源开发保护和收益等方面，但是也可以发现，这些审计工作大部分围绕了专项资金使用真实性、合法性和政策执行的合规性，而通过量化绩效评价指标来对工作绩效做评价考察的实践较少。海洋资源，甚至自然资源管理，目的就是要兼顾开发和保护资源，在当期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维护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所以推行绩效审计是趋势，即在合规和财务真实性审计的同时，还要关注资源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五、案例分析
（一）、SZ市的背景概述
SZ是全国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的示范市，其地理位置优越，共有东西两大港口群，将近260公里的海岸线分隔开。西部港区水深港阔，四通八达，可与国内沿海及世界港口相通；东部港区海面开阔，风平浪静，是华南地区的天然优良港湾。
据统计，2005年，SZ港外贸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了亿吨大关，同比增长20%。2017年完成货物吞吐量2.41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约2520万标箱，已经连续五年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枢纽港。到2018年底，SZ港共开通集装箱班轮航线239条，形成了完善的班轮运输结构。尽管SZ市港口建设水平世界领先，海洋经济总量持续上涨，但其海洋经济发展也面临着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生产风险突出等问题。为面向未来，进一步建设绿色港口，国家审计决定对SZ市开展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绩效审计，以护卫经济发展。
（二）、审计目标
本次审计是为落实“十八大”提出的“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要求，为实现海洋经济良性发展而开展的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绩效审计。直接目标是为了鉴证和提供有关政策执行情况、各项涉海资金使用效益、海洋环境治理及生产安全风险防护情况等方面的信息，识别绩效差异，寻找原因并提出改进建议，最终提升海洋资源利用的绩效水平。
（三）、审计内容及范围
本案例审计对象主要为市海洋局、海事局、市财政委、市人居环境委员会及市水务局等相关单位。部分审计内容如下：
一是海洋综合管理法规体系的建立和执行情况。2012年，市政府将海洋综合管理职能划入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从机构上实现了陆海的统一。下一步就是要积极推进海洋管理的立法和制定海洋规划。由于海陆统筹涉及多部门分工与合作，所以需要建立相关的综合管理体系，区分职责、明确责任。另外海洋整体发展规划完善与否也是审计的一方面，从过去偏重对陆地的开发，到现阶段对海洋经济资源利用的重视，需要对本市海域整体利用和规划，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对海洋资源进行可持续发展利用，使得投入资金达到最优效益。
二是海洋污染的防护与治理情况。本市设立了113个海洋监测站点，形成了全市海域监测站网，定期公开数据、公告。本次审计应对这些海洋监测站点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对生成数据的真实性进行检查。同时，审计组了解到该市海洋污染主要来自陆地，因此对入海口排污情况，及相关责任单位如市环保部门、水务部门、海洋局等在海洋污染情况的监控、防治和管理等方面通力合作情况也要做绩效评价。
三是海上及港口生产安全突发事件的防控情况。对于海港，每日货轮来往频繁，针对海面溢油事件的处理能力一般都是审计的重点之一。另外，对其他海上危险化学品泄露的处理能力和相关装备物资的储备情况也是审计需要关注的方面。
（四）、审计结果
第一，海洋资源规划布局缺乏战略性。检查文件发现，该市在2004年制定了《SZ市海洋功能区划》对2005～2010年的海洋资源开发作出了指导，但随着国家战略布局及相关功能区划的标准发生变化，该市《功能区划》未能及时修订，同时也未按《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的要求制定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配套规划。对于SZ市丰富的海洋资源，管理部门应建立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长期利用和保护规划，以及中短期功能区划及产业布局，做到在保护中利用海洋资源，在绿色发展的指导下发展海洋经济。但是审计发现实际规划严重不足，以沙滩资源为例，东部海滩约有50余个沙滩，仅个位数合法取得海域使用证，开发海水浴场等旅游产业，其余海滩无人管理或被私自使用，并经常能看到垃圾在未经批准的沙滩上堆砌，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和环境。
第二，部分海域污染严重，污染排放严重超标。审计组以海水水质标准为评价依据，发现西部海域海水水质标准超四类海水水质标准1倍以上，远差于东部海域。经过了解，该市海域污染主要来自于陆地，即污水排放。检测结果显示，15个入海排污口中有6个排污口排放超标，这表明海陆共治维护生态环境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投入建设的排污管道、污水处理厂、监测站点等设施的使用绩效低下。追责到有关部门，审计组发现环保部门、水务部门、海洋局等相关部门在污染防治方面并没有相互协调合作，从而导致污染防治的海陆脱节，违规现象暗中滋生。
第三，面对突发生产安全问题能力存有缺陷。首先，面对海面溢油的意外情况应对能力不足。SZ港运输等业务发展迅速，常有上万吨级别的邮轮停靠，万一发生溢油事件，溢油扩散出港区外，可能对海洋生态和资源造成难以逆转的伤害。SZ港能够处理的溢油吨数应大于邮轮油舱破损的最大溢油量，才能保证安全，然而根据调查，该市海域油污清除能力仅在50吨左右，远低于标准。另外，SZ港对危险化工物品泄漏的防控抢险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应急设备库的建设也还没有启动。目前海事等部门仅有一些初级的检测防护设备，应急部门相关人员的应急处理技术和能力不足，这方面隐藏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六、新发展理念视角下优化海洋资源环境绩效审计的建议
（一）、健全海洋资源环境审计法律法规
我国还没有一套专门指导水环境审计的准则。政府审计依据《审计法》开展工作，但对水环境审计工作针对性不强，对于水资源的特殊性，应该专门制订一套水环境审计准则为理论指导。我国已有的一些与水资源有关的环境保护法如《水污染防治法》、《长江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等，都是以治理环境，绿色发展为出发点的，可以作为审计标准应用，但这些法律多是阐述合规性问题，并未提供相对统一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我国应针对水环境绩效审计建立绩效评价指标库，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三层次综合评价资源利用绩效水平，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绿色发展。
（二）、加强人才培训和审计队伍建设
海洋资源环境审计不同于常规的财务审计，不仅需要审计人员懂得财会和审计知识，还要要求审计组中有如环境工程、化学、水利、地理等跨专业人才。对于现有审计人员，应定期组织培训，更新知识；对于疑难问题，还应当合理利用专家工作。同时，审计机构应该与海事局、环保局、水务局这类相关机构建立联系，共享信息，这样可以大大节约审计资源，提高审计效率。
（三）、完善审计技术和方法
针对海洋资源环境的审计涉及面广，不仅仅是海域内资源，海岸带、港口，甚至城市内排污管都可能在审计范围内。在自然资源审计中，最常见到的就是遥感技术，通过空间图像与数据信息的结合，可以帮助捕捉审计疑点。另外，根据海洋资源环境审计涉及的数据种类多、变化快等特点，可以将海域开发利用、海岸线开发治理等相关矢量数据进行空间叠加，建立一个动态的信息数据管理监控系统，这样可以全方位的评价资源管理绩效。在海洋污染防治中，还需要进行一系列跟踪审计，并适当评价治理绩效，提出优化意见，提高治污水平。
（四）、以财政财务资金为牵引，同时更加重视绩效评价
资源环境绩效评价是发展趋势，并不是要我们忽视财务审计，对于一个庞大项目，财政资金流转到哪里，相关责任就落到哪里。在海洋资源环境审计中，对于环保专项资金、项目建设专项资金的审查可以帮助审计人员快速发现疑点，有针对性的进行进一步审计程序。但是，财务审计并不是终点，不能以“配套资金未及时拨付”、“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这样的字眼评价绩效，而是把资金的筹集、拨付、使用、管理作为绩效评价的一个方面，融合进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去综合考虑。比如在评价海洋资源开发环节的绩效水平时，可以考虑资金拨付率；在资源利用环节，可以计算海洋产值增值量占投资的比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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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0-198-02
近年来，产业生态作为产业转型升级和地区提升竞争力的一种有力手段，不再独立地考虑某一个、某一类产业的发展，而是把以某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的产业体系与相关的各种因素看成是一个生态系统，这一生态系统内的主导产业、配套产业、市场环境、基础设施、公共管理等都是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各个要素携手打造共赢的产业链、生态链，构建一个健康平稳的生态系统。舟山城市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布局不合理、产业链短、产业群之间有机联系不足，配套服务业极不发达等问题日益凸现，归根到底在于地区海洋产业的整体生态系统问题。
一、产业生态化的相关理论基础
产业共生理论、产业关联理论与循环经济理论，共同强调了产业之间存在的“有机联系”，强调了产业系统与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强调了以系统、整体的观念去看待和思考产业的发展和变化，上述三部分理论是实现产业生态化发展实践的重要理论基础，对于地区产业发展思路具有重要启示。
1.产业生态化发展要关注产业之间的有机联系。每个产业需要其他产业为其提供必要的生产基础，而其他产业又需要这个产业的产出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正是由于这种错综复杂如网状结构般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各个产业才能正常地生存和发展。
2.产业生态化发展要关注产业与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产业的发展需要协调产业体系内部的各个企业，协调与区域内的科研体系、中介服务机构、政府和社区等多方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了物质能源交换、基础设施共享、技术创新、知识共享和学习机制等内容，从而提高产业的生存及获利能力，实现更好的产业共生效益。
3.产业生态化发展要关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产业的共生和关联，要求产业的发展必然要建立“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资源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与环境和谐共处的经济发展模式，即“资源―生产―消费―反馈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利用模式，与传统的“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模式相比，改变了传统的“先污染再治理”的环境保护模式，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同推进。
二、海洋产业生态圈
1.产业生态圈的概念。{1}产业生态圈是指某种（些）产业在某个（些）地域范围内业已形成（或按规划将要形成）的以某（些）主导产业为核心的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和产业可持续发展特征的地域产业多维网络体系，体现了一种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和一种新的产业布局形式。这个多维体系主要包括了生产维、科技维、服务维、劳动维、相关的基础设施、公共维或政府维。
2.海洋产业生态圈。海洋产业系统本身具有自发的组织性，例如造船业为海洋捕捞业提供了生产资料，而海洋捕捞业又为其下游的水产加工业、海洋药业和水产商贸业提供了商品或服务。各类产业之间直接或间接地存在着信息、人力、资本、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必然联系。它们不单是纵向链的状态，从链节点产生新的横向关系，互相结成网状关系{2}。
海洋产业生态化，是指海洋产业的一种新的布局和发展模式，是指依据产业生态学、产业关联理论等的指导，遵循海洋产业系统内的自组织性规律，对海洋产业体系内的各组分进行优化耦合，与产业生态环境内的各要素共生共享，以建立高效率、低消耗、无（低）污染、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产业生态系统的过程，这一建立的海洋产业生态系统我们把它称作“海洋产业生态圈”。根据产业生态圈的相关理论，海洋产业生态圈的构成用如下图来表示。
三、海洋产业生态化的重要意义
产业生态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一种高效的产业系统，强调了在这一生态系统内产业之间的有机联系与产业和环境之间的共生共赢。
1.有利于海洋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生态化发展方式在海洋产业发展中的推动和应用，将使得海洋经济发展的关注视角更注重整体的协调发展，海洋产业不再从孤立的个别产业的发展来考虑，产业的多样化与组合化，产业之间的伴生、共生和配套服务等都是地区海洋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布局，势必将推动海洋相关产业链的优化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升海洋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2.有利于提升海洋产业系统的稳定性。生态化发展方式的推动，将使得海洋产业从刚性生产走向柔性生产的进化适应型，所形成的产业发展模式是一种多维的网状结构，并且产业与所在环境之间也同样形成了一种共生共赢的和谐关系，产业系统具备了产品生产、社会服务、生态服务与能力建设等多项功能，系统对外部依赖性低，抗外部干扰能力强，系统整体稳定性高。
3.有利于推动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化发展方式强调生态理念在海洋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应用，在推动海洋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再重点关注短期经济效益，更关注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关注长期效益与区域效益的协同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贯彻，将有助于区域海洋经济的长远发展。
四、舟山海洋产业生态化的现状与问题
舟山海洋产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为产业布局不合理、产业链短、产业群之间有机联系不足，配套服务业极不发达，软件要素不足，基础设施等资源供给压力大，区域创新能力弱等等，都可归根于地区产业整体生态系统问题，本质在于舟山海洋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低，产业有机生态体系没有建立。
1.海洋产业结构与布局缺乏“循环经济”发展意识。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高效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3R）为原则，以低消耗、低废弃物、高效率为基本特征和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对舟山主要海洋产业的发展困境分析，舟山海洋产业核心层存在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非集约化的主要问题。主要海洋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生产力水平低、生产方式粗放、资源消耗率高、利用率低，整体海洋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产业群内部与产业群之间没有建立关联度高、协调发展的产业链。
2.海洋经济科技创新不足，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传统海洋产业依旧尚未摆脱粗放型发展方式，海洋经济发展仍较多依赖产品附加价值低、资源消耗大的传统海洋产业;海洋科技投入不足，技术创新能力缺乏，对海洋经济发展的贡献能力较弱，新兴产业尚未形成规模，导致海洋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受限。截止2014年底，舟山市高新技术企业45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9家，部级企业技术中心仍为零，浙江省区域创新能力和创新环境排倒数第2。
3.产业基础薄弱，产业系统内布局不合理，产业有机生态体系尚未形成。产业价值链处于低端，配套服务业水平低，供应链系统没有形成有机生态体系，各自独立，没有形成集群竞争优势。从造船到船务服务、旅游服务、租赁服务、设计服务等整个产业链都没有拓展，导致产业发展难以在应对国际形势变化中保持持续稳定。并且，各个产业相互割裂，难以联动发展，比如，大宗物资交易平台的要素很不健全，金融、人才、物联网和货物交易没有协同创新。
五、舟山海洋产业生态化发展的路径
海洋产业的生态化培育与升级，按照产业生态圈的主体结构和发展思路，需要以主导海洋产业为核心，加强产业的生态化培育与改造，加强产业相关生态链的构建、延伸和优化，完善支撑服务体系的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并优化提升生态环境，使得产业生态圈内的各组分共生、共享、共赢，协同创新与发展。
1.主导企业的培育。作为产业生态圈中的核心层，主导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业生态圈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加强行业生态圈内主导企业的培育和升级，有助于吸引生态圈外部的上下游企业逐渐加入成为生态圈的支撑力量，圈内企业之间通过资源共享与合作，进一步提高市场竞争力，最终也有助于企业迅速成长和提升。因此，通过主导企业培育与引领，行业内各类企业会加速向生态圈中心靠拢，不断扩大生态圈规模，提升区域生态体系市场竞争力。
2.产业链延伸与优化。生态圈内的核心企业、支撑企业存在垂直和水平的多种联系，具体表现为上下游企业供应商与客户之间的价值链上互动，企业之间的信息、知识等要素的流动、传递和扩散，最终都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对于产业生态圈的整体发展而言，延伸和优化产业链，引导企业之间良性竞争，加强合作，宣传、推广行业生态圈整体品牌，从而提升产业生态圈整体实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3.服务支撑体系建设。主要包括研究机构、中介机构、金融机构和行业信息平台等，这些生态要素主要为产业生态圈内的企业提供各方面的支撑服务，重点包括技术、资本、人才、咨询、培训等等，并推动信息、知识等资源由支撑层、辅助层、附加层向核心层的流动、传递与扩散。研究机构在生态圈中的作用主要在于新技术和科研成果为行业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源培育提供持续支撑;中介机构主要的作用在于由行业协会、服务中心、创业孵化器、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提供专业化服务，协调规范企业市场行为、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协助市场和政府部门发挥公共服务功能，增强生态圈整体创新活力;金融机构的主要作用体现在银行、金融组织和投融资机构等为行业发展提供的创新基金、风险投资以及银行和证券会对行业生态圈的健康发展的管理和规制。行业信息平台通常是综合性的信息服务平台，通过指导、监督、协调、服务，促成和健全生态圈内企业及其他行为主体之间的关联互动机制，推动生态圈内部信息和知识的传递、扩散，提高企业合作效率。
4.产业生态环境的提升。产业生态圈的生态环境即产业发展所处的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环境。任何生态系统都必然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生态环境也是产业生态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优化生态环境包括了确立市场主导地位，加大政策支持服务力度，强化区域与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强化生态保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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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岛屿或岛是指四面环水并在涨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我国拥有6536个面积大于500m2的海岛,海岛总面积约80km2。海岛四周被海水包围,成因、形态和价值各不相同,但都与其周边相关海域一起形成了特殊的生态环境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中,由于偏重海岛海域的经济开发,而忽视了对海岛海域环境的保护,造成目前海岛海域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局面。
我国作为海洋大国,近40年来,与海洋相关的法制建设已得到重视,在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基础上,我国关于海洋的综合立法和单独立法陆续出台。一些海洋、海岛和海域环境保护立法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研究成果逐步为各级立法机关所采纳,海域环境保护立法处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
尽管如此,由于各种原因,与主要海洋国家相比,我国海域环境保护立法,尤其是在海岛海域环境保护立法上仍相对落后。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环境保护立法中出现了一些适应海洋发展需要的新原则和新理论,例如风险预防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海洋综合管理理论、环境影响评价机制以及生态修复原则等。但我国现行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中对上述原则和理论的借鉴和体现还显不足。我国需要将海岛及其周边海域作为整体,综合考虑其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建立立足国情并与世界接轨的环境保护法律框架。
一、我国海岛及周边海域的环境问题
由于海岛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稳定性差、易遭到损害且被认知度不足,一旦受到人为的破坏,就难以或根本不能得到恢复。目前我国海岛及其周边海域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有:第一,资源开发无序。很多无居民海岛上存在掠夺式的开采现象,采石、挖沙、挖掘珊瑚礁和贝壳堤、砍伐树木和捕捉岛鸟等,都严重干扰和破坏海岛资源。第二,海岛海域生态失衡严重。由于非法开发及陆源污染物的影响,在华东、华南的海岛周围海域赤潮频发,不顾及海岛的环境容量,超负荷接待游客,加剧了海岛及周边海域污染、干扰海岛生物的繁衍栖息和生存、造成了海岛及周边海域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失衡。第三,监管不力。海岛具有四面环水的自然特点,这也就决定其与大陆之间交通不便,经济交流不畅,国家对海岛进行法制监管存在困难。我国相当一部分海岛仍存在着炸岛、炸礁,修建实体连岛坝和海岛大面积围垦等严重改变海岛自然属性的行为。
二、我国的相关立法及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高速发展和海岛资源全面开发中,我国政府非常重视海洋和海岛开发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逐渐加强了海洋、海岛相关立法。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中国政府作出了履行《21世纪议程》等文件的庄严承诺,于1994制定颁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及行动方案。我国第一部关于海岛保护与管理的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以下简称海岛保护法)于2010年3月1日开始施行,这填补了我国海岛保护法律体系的立法空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一道初步建立起海岛及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在规范海洋环境保护行为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我国海岛及海域环境保护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方面尚未成熟,表现在立法上就会出现一些立法空白,例如,严重改变海岛自然属性的行为,海岛及周边海域自然矿产资源的勘探,鱼类资源开发及合理捕捞,旅游资源的开发等影响海岛海域环境的问题都亟需法规制度建设。
三、思考与探究
在海岛和海洋环境保护领域,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已明显不能满足海岛海域环境保护对立法的需求。在国际层面,一些理念和原则被逐渐引入国际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中。因此,应该放眼世界,针对我国海岛海域环境的现状,在我国现行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借鉴先进的立法原则和技术来改良整个海岛及海洋保护立法体系,以达到国内海岛海域环境立法与国际相关先进立法的无缝对接。
第一,在我国海岛海域环境保护立法中规定风险预防原则,以弥补法律法规制定的滞后性。风险预防原则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并逐渐发展到区域海洋环境保护领域,在1984年的第二届国际北海保护会议中获得共识并被采纳,会后发表的《伦敦宣言》中,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风险预防原则。1992年《里约宣言》中的第十五项原则对风险预防作了最为权威的表达 。1990年以后生效的所有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性法律文件几乎都就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规定,例如《波罗的海海域环境保护协定》及《联合国跨界与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公约》等。随着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及各国立法中逐步被借鉴和采纳,其适用范围也从海洋环境保护领域逐步扩展到环境法的其他领域,并日渐成为国际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风险预防原则是近二十几年来国际环境立法中最具创新性,最具影响力,且最重要的新兴概念和原则,现今许多国家在国内海洋环境立法中都引入风险预防原则,例如《比利时海洋保护法》、《加拿大海洋法》、《英国防止石油污染法》及《澳大利亚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等。然而,在我国现行环境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海岛保护法中都还没有规定风险预防原则,但在2002年10月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中风险预防原则已有体现,该法规定建立环境预测和评估机制,提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国内法学界,尤其是在环境法学研究领域,对风险预防原则不乏探讨,经过多年研究,学者们对风险预防原则的基本内容、基本构成和内在逻辑性已经有了十分清晰的阐述和分析。也有学者提出,未来我国有必要在对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时引入风险预防原则。但我国传统“治理已造成损害的环境污染”的环境价值理念与该原则有所冲突,因此,我国有必要制定出“以法为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基本政策以应对不断出现的新的环境问题。
第二,探讨将海洋综合管理理论应用于海岛海域环境保护立法之中,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海域环境保护立法。海洋综合管理是政府对特定海域涉海事务进行管理的高层次形态,20世纪30年代起源于美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中指出,各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有学者对其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因为海洋难以用一种单一的海洋综合管理系统来管理。我国学者最早于1997年阐述了海洋综合管理的概念、客观基础及其与行业管理的关系。海洋综合管理的“综合”是把海洋区域作为一个资源和使用者的完善系统来管理,是国家通过各级政府对海洋的空间资源环境和权益等进行的全面的统筹协调的管理活动,以在整个国家或地区建立起海洋综合管理的立法框架。此外,对海洋综合管理模式的选择应适合各个国家自身的特点,例如,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海岛管理中存在一些职责交叉、条块分割以及权力和义务混乱的局面,因而我国有必要调整国家海洋管理模式,建立并实行以综合管理为主,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第三,要充分考虑海岛及海域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针对我国海岛海域环境劣化的现实,开展海岛海域环境修复的立法。我国海岛保护法已提及对遭受建设工程项目破坏的海岛进行修复,但是在海岛保护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中没有涉及海岛及海洋环境生态修复的规定。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制定相应政策提出加强海岛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的同时,应尽早将生态修复作为保护海岛及海洋环境的重点内容进行立法,使得我国海岛海域生态可持续发展有法律的保障。当然,在海岛海域生态修复的立法过程中,必然面临着问题和挑战,一方面选择何种方式对海岛及其周边海域进行修复需要跨学科深入研究;另一方面,要保障相关法律有效施行,制定法律法规的目的还是在于并付诸实施。未来的法律要在加大整治和修复力度,推进景观保护,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加大海岛监管力度,打击非法活动,促进海岛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上,配合行政法律规定,明确相应机关的权力和责任,切实推进海岛及其海域生态修复。
当今世界人类对于海洋旅游的需求逐步提升，并伴随着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海洋生态旅游作为旅游业的新生命逐渐发展壮大。我国海洋旅游资源丰富，海岸线漫长。国内学者从海洋生态旅游的概念、海洋生态旅游的开发策略、海洋生态旅游的产品与市场、海洋生态旅游的文化以及海洋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这几大方面展开研究。本文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评述，以期为我国海洋生态旅游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海洋生态旅游概念的研究
正确理解海洋生态旅游的概念是研究海洋生态旅游的关键和基础。首先，旅游是指人们出于移民和就业任职意外的其他原因离开自己的长住地前往异国他乡的旅行和逗留活动，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海洋生态旅游本身由生态旅游衍生而来，是生态旅游与海洋旅游的结合。目前国际上对生态旅游的定义并不统一。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对生态旅游的定义是：到相对未受干扰的自然区域进行的对环境负责的旅游和游览，目的是享受和欣赏自然（以及其他附带的文化因素――过去的和现在的），促进环境保护，旅游者的负面影响小，给当地居民提供社会经济利益。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将其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因此我国学者对海洋生态旅游的界定大都从生态旅游角度出发，但始终未能统一乃至权威化。周映萍、朱坚真（2009）认为：滨海生态旅游是利用海洋环境开展的生态旅游活动，包括海上垂钓、漂流、探险、潜水、冲浪、品尝海鲜、观赏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参与海上作业以及海洋探秘等。张从（2009）认为：海洋生态旅游是为了了解、体验、欣赏和研究海洋生态景观（包括与自然融合的文化生态旅游资源）而开展的，既体现认识和享受自然，又体现环境教育的旅游。梁永国、李少云（2011）认为作为生态旅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生态旅游除了具备生态旅游的共性特征，更包括了独特的海域文化、海洋自然资源等特性。
海洋生态旅游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导向，以社会经济条件为依托，合理利用海洋资源为前提，开发海洋旅游产业，以期实现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效益。这是学者们在对海洋生态旅游定义时所取得的共识。目前我国学者对于海洋生态旅游的定义大多是在生态旅游的定义上出发，结合海洋空间范围来界定的。对于海洋生态旅游的内涵理解，本文认为海洋环境下，一切符合生态旅游核心理念的旅游活动即可称之为的海洋生态旅游。
三、海洋生态旅游开发策略的研究
我国对海洋生态旅游开发的研究中，以区域海洋生态旅游开发研究比重最大。潘海颖（2007）提出在海洋生态旅游景区开发中需要贯彻的核心思想是：旅游景区开发原理与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技术的结合，注重事前预防、超前定位、动态监控、系统管理。他认为开发中要特别重视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过程，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促进海洋生态环境的整体和谐。郭晋杰、焦艳丽分析了广东省特呈岛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和潜力，指出模红树林资源作为海岛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可以作为发展海岛生态旅游的资源凭借。提出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几大原则和取向：一是特色化原则和品牌化取向；二是市场化、产业化原则和人文化取向；三是旅游内容层次化原则和科学化取向；四是可持续化原则和绿色化取向。桂峰等（2001）对辐射沙洲沿岸地区概况以及如东旅游资源进行分析，认为潮滩各区间生态特征不同，从而旅游资源价值不一。因此针对潮滩资源提出潮上带、潮间带和潮下带分带开发模式以及点轴开发模式。楼筱环（2011）分析了舟山群岛生态型海洋旅游发展的必要性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树立生态旅游区域发展概念，出台与实施无人岛生态旅游开发政策等发展
策略。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发现，我国学者充分认识到开发海洋生态旅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海洋生态旅游的开发给予了极大关注。但研究内容大多针对区域和海岛，缺乏对中国海洋生态旅游整体性研究。目前以理论研究成果为主，对开发海洋生态旅游提出的诸多策略缺乏实践价值，因而对实际开发所起指导作用较小。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国内海洋生态旅游研究的开发进程。
四、海洋生态旅游产品与市场的研究
（一）海洋生态旅游产品的研究
海洋生态旅游产品主要源于对海洋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蓝宗辉（2002）等在探讨红树林对海洋生态的作用时指出，红树林是海上旅游的后备资源。因其具独特的生态旅游价值，可被开辟为生态旅游场所。庞振刚（2003）等针对象山环港区整体海洋生态旅游规划制定出了渔乡风情、海岛游乐、海上运动、滨海疗养和海塘娱乐5大海洋生态旅游区，并设计了相关旅游产品。冯锦龙（2002）凭借江苏海洋渔业资源，针对江苏沿海的海洋旅游、生态旅游或大旅游设计了5类渔业产品：观赏性旅游产品、参与性旅游产品、科普性旅游产品、购买性旅游产品和品尝性旅游产品。并为江苏沿海生态旅游设计了“10观4海”共14类产品。
我国海洋生态旅游可利用资源丰富，海洋生态旅游产品开发潜力大。国内对海岛与海滨生态旅游产品的研究已趋于成熟，可以初步形成一套系统的旅游产品模式，对其他众多海洋生态旅游资源的利用和旅游产品的设计起到导向作用。但总体上来说，我国海洋旅游资源利用不够充分。主要表现在：第一，各区域共性产品多，个性产品少。产品开发限于利用海水、阳光和沙滩，地域文化不够凸显，区域差异不足。第二，大众普及型产品多，高科技特色产品少。另外游客消费能力偏低，开发者销售收入少，积极性不高；第三，陆地产品多，海洋和深海产品少。
（二）海洋生态旅游市场的研究
目前国内对海洋生态旅游市场的研究较匮乏。在对区域海洋生态旅游的研究进程中也很少涉及市场的问题。从提出海洋生态旅游研究起，所能搜索得到的研究文献中只有庞振刚等（2003）在探讨象山港区域开发海洋生态旅游问题时进行的初步的市场分析。他们将其市场定位为以宁波市及周边城镇居民为主要客源市场，并且根据其市场特征划分出三级客源市场。一级为宁波市及周边奉化、宁海、象山等城镇居民；二级为浙东地区；三级为利用旅游介入机会从其他景区分流的一些较远地区的游客，亦可称作机会型市场。
由此可见，国内学者较少关注我国海洋生态旅游市场，这对海洋生态旅游供需双方市场的发展不利，也会使我国海洋生态旅游的开发缺少市场导向。
五、海洋生态旅游文化的研究
对海洋生态旅游文化的研究并不多，仍以对海洋旅游文化的衍生为主。梁永国、李少云（2011）认为海洋生态旅游文化是在海洋生态旅游活动中，旅游主客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积累、凝结的人文精神及其物质体现的总和，是海洋文化、生态文化和旅游文化的复合体。而其文化价值源自海洋生态旅游生产与消费的互动，可分为标准生态旅游模式、准生态旅游模式和生态化大众旅游模式三种实现模式。
由于我国海洋生态旅游发展较晚，包括学者在内的旅游者没有或少有海洋生态旅游活动的体验。同时海洋空间范围大，生态旅游活动有限，而人类碍于海洋的可进入性和不安全因素，而未能对海洋生态旅游文化及其价值的研究有进一步的
突破。
六、海洋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可持续发展是海洋生态旅游开发的目标。翟庆文（2011）探究了我国滨海休闲潜水业可持续发展，提出潜水业活动可能对旅游产生致命性问题，即毁坏海洋生态的同时还会摧毁海洋传统文化。雷春、高艳利（2011）在探析海南省海洋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时强调现实情况远非固定或静态，应对开发的项目按时间一致性和空间一致性要求进行研究，取得海洋生态系统整体的效益。徐菲菲（2003）通过多目标加权平均法，以滨海城市连云港为例，创建了滨海生态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提出连云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模式：“资源环境――社区参与――经济发展――管理监控型”的模式。马克美（1999）对广东海洋生态旅游进行分类分析，提出海洋生态旅游的持续发展要讲求名牌效应，要创建滨海旅游的中心城市，还要加强环境保护法规。乌兰（2010）在分析海洋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统一关系时指出，环境条件的优劣直接决定着海洋生态旅游发展的方向和潜力。因此要改变目前海洋旅游开发中经济利益大于环境利益的不可持续的增长
方式。
我国学者在研究海洋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果，但大多是理论成果，鲜有学者能够提出可行的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模式。再者由于我国海洋生态旅游发展处于初步阶段，已进行的少量海洋生态旅游活动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不明显，学者们对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也存在信息落后的现象，因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在时间上相对滞后。
0 引 言
技术创新是实现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进而形成现实财富的主要途径,更是高效利用资源的重要手段。在既往的陆地文明发展历程中,在以经济发展为主旨的价值导向导引下,技术创新在带给人类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令人忧思的东西,如“竭泽而渔”式的开发使资源耗竭加速,肆意的排放和对治理的轻视使环境问题越发严重等等。海洋技术创新是人类在一个全新领域――海洋把人类文明推向新高度的实践活动,当前,尽管我们尚处这段伟大实践历程的起始阶段,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道理告诉我们,在海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问题上,我们必须在对传统陆地技术创新模式的扬弃性反思中对海洋技术创新的旨向及其实现问题做出科学理性的回答。
1 海洋技术创新生态化的提出
1.1 生态化技术创新概述
技术创新是经济实体为了适应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的变化,借助内外力量进行技术变革或创造并使之商业化的技术革新活动。技术创新过程通常包括选题、研究、生产、技术扩散等多个环节。
生物学家海克尔最早提出“生态学”的概念,“生态学”概念提出的哲学意义在于它带给了人类面对世界的新理念――生态世界观。生态世界观要求我们在研究和变革世界的实践中,应把对象和它存在的环境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既考虑对象自身及其内部联系,也考虑它与外环境的联系与协调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对“生态化技术创新”范畴作如下解读:从技术与社会关系层面而言,生态化技术创新是指技术创新主体在所秉持的科技价值观、发展价值观较为合理的状态下所进行的应用于实际生产、同时符合生态学规律(即实现技术系统的运行与结果被和谐地融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一能量一信息循环过程和社会生态系统的政治一经济一文化互动过程)的技术革新活动;从技术系统内部而言,生态化技术创新尚有通过某一技术的突破与产业化而带动相关技术发展之意。生态化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有本质的区别,其主要区别见表1。
“化”是标志事物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的语言范畴,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实现及其过程就是技术创新的生态化。
1.2 海洋技术创新生态化的提出
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形成一种理论、观点的基础,海洋技术创新生态化的提出同样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的社会条件。
1.2.1 对传统社会发展观和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深刻反思是海洋技术创新生态化提出的时代背景
传统社会发展观是一种经济发展观,它基于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信赖和人对自然的支配性地位,其特点是:在国家层面,强调工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在国家发展中的根本地位与作用,通过高投入追求高速度、高产值;在个人层面,以人类自我为中心,强调人的物质需求满足的优先性。传统经济发展观在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主义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在客观上使技术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转向创新的经济价值,把创新的目标定位于如何使经济活动更富有效率地开展。二战后,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增长理论便是最好的诠释,如索洛・斯旺的“技术进步论”、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等均强调从经济目标出发来衡量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且认为,实现发展的途径就是利用技术创新手段,通过技术进步来增加社会财富。
但是,在现实层面,只注重技术的经济价值而忽视技术人文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传统技术创新理论却已陷入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这些矛盾即“技术创新规模的无限扩张性与资源生态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技术创新目标的单一性与社会发展目标要求的多维性之间的矛盾;技术创新价值追求的片面性与人的发展要求的全面性之间的矛盾。”
传统的社会发展与科技创新观的如上缺失与在实践中的负面影响引起了人们强烈的质疑与反思,美国学者雷切尔・卡逊在其《寂静的春天》一书中,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揭示了杀虫剂等化工合成技术创新所造成的全球性污染和生态危机,质疑了现代人征服、控制自然的观念和狂妄态度;1972年米都斯代表罗马俱乐部所作的《增长的极限》则揭示了由技术创新所致的无限的增长与有限的环境的矛盾可能导致的“增长的极限”。这些质疑与忧思加之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惑客观上导致了新的自然观、社会发展观的产生与发展,进而使技术创新观的生态化转向成为必然。
1.2.2海洋在地球生态系统所占的重要位置决定了我们必须做到海洋技术创新的生态化
海洋不但是全球环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科学研究表明,海洋每年可吸收一半人类活动向大气层所释放的CO2;大气中的水分有86%来自海洋;海洋环境调控地球热量和气温的能力和大气环流基本相当。在海洋生物多样性方面,“已经记录到的海洋生物物种有20 278个,动物界的物种数量多达12794种”。可以说,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对于全球气候、环境的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从系统角度看,和其他许多系统一样,海洋发展与改变是一个自然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并对外界行为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力。海洋系统因其自身特有的结构与规模而有较强的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是有限度的,一旦人的活动对海洋的影响超出其自组织能力范围,海洋将会以其特有的方式“报复”人类,作为工业文明负产物之一的温室效应对人的影响许多就是通过海洋表现的。如今,有关海洋开发的技术与产业正不断涌现,人类对海洋的扰动正不断加强,基于此,在海洋技术创新中,我们务必应关注技术创新的生态化问题。
1.2.3 人们历史活动道路的“路径锁定”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慎重选择海洋技术创新的道路
同社会总体发展道路一样,人们在某一领域的活动道路同样既受规律的制约、又不否定主体在可能性空间内的选择。虽然,人们历史活动的道路具有选择性,但是,从选择的结果看,任何选择都存在“路径锁定”性。所谓“路径锁定”,指人们在历史活动应走道路的选择中,往往面临多次与多种选择,每选一次就是一次道路的分岔,每一次选择都意味着对特定道路的锁定,更意味着失去了走另一道路的机会。“路径锁定”原理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对于每一次活动道路的选择,人们必须以审慎的态度对待,因为历史之路不可以重走,只能在付出代价后修正其方向。那么,影响人们道路选择的主导因素是什么呢?主体的利益和需要是选择的内在根据。当前,我们正处在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起始阶段,从这一点而言,人类也正站在新的岔形
路口一在一个全新领域将选择何种技术创新道路模式一海洋把人类文明推向新的高度是我们面临的一次重要选择。“历史向未来敞开大门”,在抉择关头,我们不应忘记陆地工业文明以来传统发展观与技术创新道路模式所致的后果,环境污染、气候怪异、荒漠化加剧、资源枯竭等留给人们永远的心痛。痛定思痛,到底什么是主体真正的利益与需求?答案不言自明。在既往的陆地资源利用方面人类已经因“走错道路”而陷人了发展困境。如今,在开发利用海洋方面,如果我们再走传统的“经济至上”的发展老路,则意味着对绿色技术道路的放弃(路径锁定),最终,人类在陆地的“悲剧”将在海洋重演。
1.2.4 海洋技术的“高技术”属性与“汇聚性”特征决定了我们必须关注海洋技术创新的生态化问题
当前,海洋技术主要包括海洋能源开发技术、海底矿产开发技术、海水资源开发技术、海洋生物开发技术、海洋空间开发技术等。人们通常认为高技术有六大技术群: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其中,“海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目的是拓展人类的生存领域,获取更多的资源,是其他四大技术在特殊领域的运用,在应用中反过来也推动这些高技术的发展”。显然,海洋技术具有“高技术”属性。高技术具有“汇聚性”特征,它往往汇聚多科前沿技术,如IT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高技术的汇聚特征使它不仅依赖其他技术,而且可以带动其他技术的发展,使得以其为核心的技术群呈现生态性特征。所以,诸如海洋技术的高技术本身有个生态的问题:从其本身系统看,有个优化组合的问题,我们应按照生态学规律使技术的组合形成竞争、共生、再生关系,从而促进技术群的发展;从其与环境关系看,不同的技术组合与环境问的关系也不同,如可以形成促进与抑制、适应与改造等关系,相应地能引起不同的环境效益。海洋技术的“高技术”属性与“汇聚性”特征要求我们务必关注海洋技术创新的生态化问题,使海洋技术活动既能实现群内技术的优化组合从而带动相关技术发展,又能处理好眼前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2 当前我国海洋生态化技术创新活动概述
得益于对海洋重要地位的认知以及对传统的社会发展观和技术创新社会后果的反思,我国在海洋生态化技术的应用方面已迈开可喜的一步。
2.1 在战略安排方面,海洋循环经济一技术发展战略得以确立
循环经济即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物的处理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循环经济的本质是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一技术系统,是人们在对自然生态系统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等规律认知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科技和经济手段,通过对经济一技术系统进行规划、控制,达到自然资源利用循环化、经济与技术互动化、经济与环境友好化状态的一种生态经济一技术系统。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制定了海洋“技术一产业一环境”生态化发展战略,统筹海洋技术、经济、环境的发展。《国家海洋高技术专项发展规划(2009～2020)》明确指出,要通过统一规划、联动开发和综合管理,实现海陆系统的整合、海洋资源的循环利用、海洋经济与海洋技术的相互支撑、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的共同发展。海洋循环经济一技术发展战略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在海洋技术创新生态化方面迈出了认知上的重要一步。
2.2 在技术创新方面,多学科海洋技术群兴起,海洋炯的最大化利用引起人们关注
炯是表征能量品质的一个概念。我们把一定环境条件下能量中的最大限度转变为有用功的那部分能量称为该能量的炯。对于自然资源而言,我们可以用炯来衡量其优劣,同时,也可以用炯思维方法寻找产生和利用最大炯值的途径。如某一土地资源,是让它保持为森林植被产生的炯值大,还是保持为粮食生产的炯值大,可以通过计算其产生炯的速度加以确定;某一矿藏,如果其炯值很小,我们是否应考虑留待技术成熟之时再行开采?因此,“从炯的角度考虑资源问题,发现、合理使用资源,对不可再生资源来说就是使得到合理利用;对可再生资源来说就是设法保护可再生资源产生炯的再生机制……资源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炯的利用与保护问题。”基于此,综合利用和开发海洋,合理利用海洋之炯,应是海洋技术创新生态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当前,在我国海洋技术创新活动中,多学科海洋技术群正不断兴起,已形成如下技术群:海洋环境监测与调查、海洋油气勘探开发与深海勘探、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海洋能开发利用等。相应地,这些技术(群)的产业化过程形成了可观的海洋技术产业群,已成长出许多大的海洋产业、企业。如深海高新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等海洋资源勘探技术、深海运载技术、深海生物基因利用技术的兴起与发展。
2.3在环境效率方面,立足海洋炯的节约,加大环保力度,提高了环境效率
传统的环境保护理论往往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出发,强调保护环境对人宜居与生存的意义,此点对于我们倡导海洋环境的保护依然重要,毕竟海洋系统是地球生态系中最大的子系统,厄尔尼诺现象、拉尼娜现象的出现,使我们不难感知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的意义。但是,从炯维度而言,加强海洋环境保护更有全新的意义。一般而言,人们为了保护或恢复环境的功能,往往要消耗大量的炯。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环境就是对系统炯的节约。所以,在经济活动中充分考虑环境的承受力与破坏问题就是利用与保护有限的堋、提高环境效率的问题。基于此,近年来,我国采取多种措施加大海洋环境保护力度,以最大限度提高海洋环境效率。其中最令世界瞩目的做法是加强沿海工业规划、强化企业达标排放措施的落实、坚持季节性休渔制度、加大海洋环境监测预报力度等。
3 现阶段我国海洋生态化技术创新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在看到我国海洋生态化技术应用取得成就的同时,还应看到其尚存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问题不单为我国独有,而且带有世界普遍性。当前,我国在实现海洋技术创新生态化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3个“不对等”。
3.1 多学科研究与向多领域辐射不对等
知识只有共享才能增值,才能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倡导自由软件运动的托瓦尔兹宣称:“只有在社会能自由地享用创新的成果时,创新才是对社会的贡献”。海洋技术具有“高技术”属性,具有“汇聚性”特征,它汇聚了多学科前沿技术。当前,依赖其他学科技术,海洋技术研究已在许多方面取得强势发展,但遗憾的是,海洋技术向其他领域、产业的辐射力却很小,如海洋反渗透海水淡化技术依然未能解决许多沿海城市的淡水匮乏问题、海洋深海极端基因开发技术尚未能有效渗透到工业、医药、环保等领域。这种不对等显然有悖“生态化”的本意。
3.2 基础开拓性研究与获益开发性利用不对等
基础开拓性研究是海洋资源有效开发利用的基础。但在当前,基础开拓性研究与获益开发性利用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表现为:从事开拓性研究的人少,从事获利性开发的人多;基础开拓性研究的投入少,获益性利用的投入丰厚。这种失衡显然也不利于生态化海洋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
3.3 生态化创造与非生态化消费的不对等
技术创新中,人们研究什么、生产什么、倾向于何种技术的传播等由何种因素决定呢?“消费的现实”及“消费预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马克思曾言:“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因此,实现海洋技术创新的生态化,提倡生态化的消费是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所谓生态化消费,是指以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为前提,在满足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基础上的适度的、绿色的、可持续的消费。生态化消费能催生绿色市场,并进而刺激生态技术的发展。当前,我们一方面努力去实现海洋技术创新的生态化,但在现实层面,许多非生态性消费的行为却充斥于我们的生活,诸如对渔业资源的滥捕、对海洋资源的不成熟开采等无不表明,技术的生态化创新目标的实现有一个消费壁垒的问题。
4 海洋技术创新生态化的原则
海洋技术创新是人类在一个全新的实践领域――海洋进行的创造性活动,这种活动是人类进行又一文明运动(前一个可称为陆地工业文明)、推动未来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那么,人们在具体实践中应遵循哪些中观层面的原则呢?如下原则的提出系基于对历史的反思、对包括海洋科技在内的科技发展趋势的研判和对未来全球合作的希冀。
4.1 合理使用和保护海洋焖的原则
在海洋技术创新过程中,人类应站在“生态、综合、未来”的角度,致力于海洋炯的合理使用和保护,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如在设计开采海底锰结核、重金属软泥时,应考虑技术的成熟度、对海洋生物的影响、再生机制的保护(如锰结核具有再生性)等问题;在未来海洋空间资源开发方面,我们在建设诸如海上机场、海上工厂、海上油田等设施时应考虑噪声污染对动物的影响、排泄废物对水体的影响等,以提升海洋的整体炯值。墨西哥湾海上油井漏油事件对海洋资源的灾难性破坏已经为人类敲响了警钟。
4.2 实现创新主体“理性生态”和谐化原则
正确的技术创新价值导向是实现海洋技术创新生态化进而走好“第二段”道路的观念前提,而实现创新主体“理性生态”系统的和谐则是其行为保证。在海洋技术创新实践中,人类首先应有起码的科学理性,不盲目而为。在实施任何一项海洋开发性技术工程时,人们不但应思考对所开发领域知识的认知度与所运用技术的成熟度问题,努力做到资源利用价值的最大化;同时,更应开展应对“技术后果”的研究,努力使排向环境的高熵物质减少,避免系统内熵的“摊平”。其次,应保持适度的技术理性。技术理性以其活动旨向上对效率、可控的追求和手段上的对逻辑推演、程式控制的运用,在促进技术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显而易见的作用,但正是技术理性的这种作用导致了人的技术理性向技术崇拜的转向。随着科技的发展,海洋美好的资源前景正逐步显现,但同时也容易激发人的贪欲。在海洋技术创新中,人类应保持适度理性,抑制张狂,避免扩张性、征服性技术的泛滥,毕竟既往的陆地技术活动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太深刻了。第三,价值理性符合人类的长远发展要求。恰如舟之舵,在理性系统中,价值理性规制、导引人的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对具体主体而言,价值理性从来不空洞抽象,而有其具体的内容。因此确立合理的价值理性对实践主体很重要。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不只是经济人,更是文化人、价值人。海洋的特点及陆地文明发展的历史教训要求创新主体应以人类的长远发展与全人类的利益为重,摈弃自利性思维,以合理的价值理性引导海洋科学认知、抑制技术理性的张狂。
4.3 坚持“海洋消费生态化”的原则
前已述及,在技术创新中,人们研究什么、生产什么、倾向于何种技术的传播等受人们的“消费的现实”及“消费预期”等因素影响。因此,在致力于实现海洋创新技术生态化的同时,提倡生态消费很重要。在海洋消费方面,生态消费意味着控制以稀缺海洋资源为基础的产品消费(如日本人对鲸的无节制消费使其一直受到人们的诟病)、意味着摈弃“竭泽而渔”式的畸形消费、意味着不在消费资源的同时把污染留给自己。总之,海洋生态消费观的确立是海洋技术创新生态化的重要“环境”基础。
4.4 全球协调的原则
倡导海洋技术创新生态化的目的在于实现对传统技术创新模式的扬弃,以新的技术创新道路模式在一个全新领域――海洋把人类文明推向新的高度。然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却要有赖于世界性的努力,这是由于:其一,海洋特殊的地理相通性(几大洲均通过海洋而连接)使得目标的实现仅靠某个或几个国家、地区几乎不可能,如在环保方面,一个国家保护而多个地区污染,可能使该国的努力付之东流;其二,在短时间内,率先实施生态化技术创新模式的国家、地区注定要付出较高的经济成本和发展代价,这使全球性激励和补偿机制的建立变得必需而紧迫;其三,基于“经济人”本性的各类主体的利己行为必须有国际范围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去遏止。
总之,海洋技术创新生态化的落实离不开全球的协调与合作,只有当大多数人真正将海洋当作全人类共有的家园而共同呵护时,才有海洋技术创新生态化的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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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传荣.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面临的问题、原因及对策[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05.
中图分类号：P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2-0126-02
我国有18 000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是中华民族繁荣稳定发展的摇篮；在这富饶的海岸带上，我国国土利用程度最高，经济水平最发达，人口最密集。与此同时，由于海岸带是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的结合部，近海岸陆地受海洋生态系统影响较大，部分陆地物种不得不依存于海洋生态系统所存在，因此保证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它不仅影响着海洋生态系统自身的生物链，还影响着与其相关的陆地资源，故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实现海洋资源合理利用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海洋资源发展的趋势
陆地资源是目前利用率较高的自然资源，但一些地区受限于地形地势等环境因素的限制，开发成本较高，开发前景不明朗，因此，在注重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同时，把目光关注海洋资源，尽可能让土地资源和海洋资源都能发挥出极大的经济价值。但是，现代海洋资源在开发过程中展现其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一系列环境问题。例如，海洋生物多样性与海洋渔业日益发展的矛盾，海洋石油资源开发与海洋环境污染的矛盾，近海岸围海养殖、围填海与海洋生态环境稳定性的矛盾。这些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或多或少的影响着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就要求实现海洋经济开发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从“先开发后保护”到“开发和保护并举”的发展趋势。
随着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基于海洋产业所衍生的工业链已经成为中国沿海经济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沿海地区逐渐形成了大力发展重点海域，合理利用海洋资源的海洋经济产业。沿海地区占13%国土总面积却拥有40%的人口，沿海经济占全国GDP中的比重高达60%。因此，在大力开发陆地资源的同时开发海洋资源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经济来源。
二、海域环境状况
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海洋开发不明显，我国的海洋环境未受到较大破坏和污染，海洋生态系统较好。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沿海经济迅速腾飞，近海岸地区海洋开发日益频繁，海洋生物链失调，海水污染严重给海洋生态系统带来巨大压力，与此同时，海洋石油工业蓬勃发展，石油泄漏事件偶尔发生，海洋环境问题日益加剧。至20世纪末，我国约有4万平方公里海域污染较重，20万平方公里的近岸海域受到污染，海洋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不断减少，自然灾害次数增多。因此，我国需要大力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并利用实时人为监控、合理制定区域规划等方法对与海洋资源息息相关的沿海作业进行严格监测监管，把灾害指数尽可能的降到最低，减少经济损失，在不影响海洋环境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确保海洋资源的可再生循环利用。
最近十年以来，我国海洋环境恶化的势头受到了有效地制约。海洋污染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全国近海岸海域污染程度略有减轻，但是局部海域尤其是重点海域污染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仍不乐观。海洋石油作业区和大部分河口、海湾地区有机物污染、油污染和重金属污染较为严重，局部区域污染对近海岸的鱼虾类的总量和质量影响较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因此，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沿海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是未来十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三、局部海域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
1.海上污染
海洋石油工业操作失误导致石油污染；化学品运输过程中有害物质泄漏；近海岸地区大量违规倾倒废弃物；围海养殖密度过大，造成海洋生物链失调，局部海水含氧量下降，导致海洋环境失衡。
2.近海岸陆源污染
盲目开发近海岸陆地旅游资源，导致局部生态系统失调；内陆地区在主要入海河流大量倾倒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导致出海和海湾地区水体变质，污染严重；盲目引进某些外来物种，使本地物种安全受到侵害。
3.不合理的开发和管理
渔业资源的过分捕捞，超过了其可再生的能力，导致鱼类总量下降；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对沿海地区进行过量围填海，建设大量工业用地或海景房，打破原有的区域生态平衡，破坏海岸带生态环境。
4.全球海洋环境的影响
海水是动态的，不断流动的，某个地区的海洋环境发生变化势必对其他地区或多或少影响着。例如，周边邻国污染物泄露流入我国海域；全球温度的升高，导致南北极冰川融化，海平面升高，影响了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四、海洋污染和防治的采取措施
为了确保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经济相互协调，共同发展，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的关键性。因此，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来遏止海洋环境持续恶化的势头。
1.加强沿海地区的法制建设
根据不断出现的实时海洋生态环境问题继续完善《海洋环境保护法》，弥补在海岸带管理方面的某些空白，只有不断地完善和加强法制建设，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按照制度处理相关问题，才能提高我国海洋保护的依据性和可协调性，为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2.控制陆源污染物和海上污染物的扩散
对工业废水的排废量进行控制，严格审批入海口和排污口；提高污水处理厂的脱氮、脱磷工艺水平，引进先进仪器，淘汰落后的污水处理工艺流程；实现农业的清洁生产，降低农药和化肥的利用率；严格管理海上石油作业的安全性，严格审查携带化学品的过往船只的安全性，尽可能把发生事故的概率降到最低。
3.加强海洋环境监测
全方位海域监测和部分区域监测有效地结合起来，利用人工定点监测和遥感卫星总体监测等方法及时发现污染源或不合理的海洋资源利用项目，做到及时治理，把污染源扼杀在萌芽中，减少经济损失。进一步加大入海排污口、近海旅游度假区和典型海洋生态脆弱区的监测力度。从根本上，处理一切不利于海洋生态环境的状况发生，有效的保护海洋环境。
4.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
合理开发海洋资源，对一些不利于海洋生态系统的项目工程，少开发或不开发，科学的论证海域使用的合理性，从源头上严格审批海洋资源利用的方案，对正在进行的污染和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的项目加大监管力度，从而有效地保护海洋环境。
5.提高公民保护海洋意识
普及海洋知识，举行海洋保护专题讲座，印发海洋保护宣传册，把最切实的海洋环境问题传达给公众，提高公民的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自觉性。从思想上重视就能在行动上制约。
五、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海洋生态系统稳定与否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紧密相关，海洋生态环境稳定则生物多样性趋于平衡，反之，则生物多样性减少，目前的由于海洋生态系统不断受到外来人为因素的影响，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已被逐渐打破，海洋生物种类也因此逐年减少，其后果直接影响到当代人的利益，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对后代人产生了积累性不良后果。因此，我们当代人应肩负起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海洋生态平衡，保证海洋生物可再生循环繁衍的历史使命，遏制住海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从保持海洋生态系统稳定性这一前提出发，建立满足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生态环境，即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污染防治相协调的同时，要特别突出海洋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因此，应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和方案致力于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1.形成严格的捕捞制度
在大力发展渔业及其附属产业的同时，严格控制渔业捕捞强度，做好渔业资源的增殖和养护，对特定鱼类根据其繁殖特性进行分季节分批次的捕捞，禁止非法大规模持续性捕捞，保证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与此同时，调整和完善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条件，建立渔业资源保护区，确保海洋生物资源平稳，有效的利用。
2.建立海洋管理试验区
以改善海岸带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为目标，可建立海洋管理试验区，在尽可能不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合理规划布局，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建立一套海洋管理的指标体系，并根据实验区所呈现出来的问题，不断完善海洋管理，同时深入加强海洋生态环境评价和海域监督管理，提高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3.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
随着海洋经济的大力发展，海洋资源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矛盾日益严重，我国已有文昌鱼、斑海豹等多个稀有物种濒临灭绝，因此，应大力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合理规划布局自然保护区，提高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水平，极大限度确保稀有物种的正常繁殖。
4.防护林建设和赤潮防治的监测
防护林建设不仅在防护海潮效果明显，在改善海洋生态环境，维护海洋生态平衡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赤潮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海水中某些浮游植物、原生动物等爆发性增殖引起水体变质的灾害，灾害形成时间长，范围广，因此应高度重视避免赤潮灾害的发生，即为建设海域赤潮监测监视预警网络，并对重点海域和赤潮多发海域实施严密的监视监测，减少赤潮灾害所带来的损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六、展望
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们既要大力开发海洋经济也要加大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实现合理、有条不紊、互不冲突的发展。针对重点海域，要进行实时动态监控，确保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从先污染再治理转变为先规划再开发，科学的总结历史经验，保证海洋经济开发的可行性，减少海洋环境保护成本。与此同时，我们应制定沿海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相互协调的科学发展方针，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不断深化海洋生态保护的思想意识，走一条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和谐与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郭院.论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理论和实践[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摘要：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日益成为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通过从国外典型国家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出发，对国外典型国家在海洋生态补偿机制侧重点、国际合作方式、污染性排放物治理手段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国际比较。
关键词 ：海洋；生态文明；经验；国际比较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高校重大项目《广东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园园（1990-），女，江苏镇江人，研究生，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研究。liuyuanyuan413@163.com
居占杰（1962－），男，河南信阳人，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
DOI：10.3969/j.issn.1004-6755.2015.06.019
近年来，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文明矛盾的日益加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有不少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刘家沂通过研究近几十年内海洋生态的变化，认为在开发海洋产业的同时，也要注重海洋生态行为准则与文明理念的建立[1]；马彩华等认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迟滞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公众参与机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2]；伍善庆、伍锦姑提出开发海洋经济时要做到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填海建设协调发展[3]；Elliott等从海洋生态补偿方面对海洋生态文明做了研究，并将海洋生态补偿分为生境补偿、经济补偿及资源补偿三种类型[4]；袁路等认为海洋生态文明是自然生态系生态文明的基础和前提，提出涉海高校应加强对大学生海洋生态文明教育、提升海洋生态科研水平[5]。从研究的总体成果来看，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研究，陆地方面明显多于海洋方面。同时，为了降低海洋生态系统处于遭受破坏与威胁的几率，保证其自身结构和生态服务功能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国际上逐渐转变了海洋利用的观念，从追求海洋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变为讲求海洋经济的平衡发展，并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方面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但各国做法不尽相同，实际效果也千差万别，因此，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能固步自封，要不断学习借鉴，共同保护好海洋生态系统。
1国外典型国家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
1.1美国
美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立法是于1969年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在环境保护方面，该法是美国由“治”转变为“防”的态度转变标志。海洋生态安全主要由国家海洋大气局负责，作为海岸带管理的专门机构——联邦海岸带办公室，于1973年在该行政机构设立。除了日常的海上执法外，还必须对海洋环境进行预测、监察及分析[6]。为了防止海洋生态系统的恶化，海洋保护区从1975年开始得到大批量的建设，到20世纪保护区数目已达20个，其中包括面积达到14万 km2，在当时是世界最大的位于夏威夷西北部的的海洋保护区[7]，多部门分工负责是保护区采取的主要日常管理模式。为了防治陆源及海上作业污染，除了颁布法律及国际公约禁止污染性废弃物排放入海、举办国际溢油会议，反映防治油污染科技的应用与发展，在实际操作方面，美国还突破了体制内管理的局限即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管理[8]。《联邦环境政策条例》规定，评价单位拟定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后，应寄送有关的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并在地区报纸上公布以征求意见[9]。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联邦政府设计了专门的救助网站、热线电话，将事故的现状、处理阶段，如何提起赔偿诉讼，如何与各政府机构进行沟通等最新的相关新闻公布于众，让公众及时、便捷地获取信息。除了动员全美的志愿者积极参与，联邦政府还主动接受各种组织和个人提供的技术、服务和物资等援助，并发动人们向各级机构报告污染的情况[10]。
1.2日本
日本的海洋污染防治法规是以1993年颁布的《环境基本法》为母法而进一步修定完善的，《环境基本法》对环境问题、国民的责任和义务、行政指导作了要求。之后颁布的《海洋构筑物安全水域设定法》与《海洋基本法》，是日本迈向海洋国家的战略构想在法律层面上的体现。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海洋国家，日本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海岸法》为执行依据，向有海洋开发许可证的个人或企业征收土石开采费或海域占用费，征收的费用用于维护海洋生态的可持续发展[11]；参与、举办各种形式的国际间或民间海洋环境保护活动；进一步构建全国范围的环保型经济社会体系，并以1994年制定的《环境基本计划》作为法律后盾，以加强资源的循环利用；鼓励国家、地方自治体、企业和个人共同参加环境保护、公平负担环保费用；在控制陆源污染物方面，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以法律的形式作了明确的职责分工，并鼓励社会团体进行监督[12]。同时，为了提高企业的环保与责任意识、增强其投入治污的积极性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保证政府制定的政策能得到贯彻落实，中央政府针对企业发展实际，在企业减排方面融入了激励及规制机制[13]。除了严格控制污水排放和污水浓度，减少污染负荷总量外，日本还投入大量财力，从事于污水处理设施的研制，完善公共下水道[14]。
1.3韩国
韩国定期对海洋污染状况开展调研，及时进行打捞清理，在原有海洋废弃物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推进了海洋废弃物综合处理系统开发。通过开展放映环保宣传片、实行“全国海洋大清扫2001”等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了民众的海洋保护意识。除此之外，为了倡导市民切身参与到宣传和管理中来，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以民众与政府合作为基础的环保部门。《缔结渔业协定后渔民及水产业发展特别法》在2001年进一步修正之后，在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增加了养殖业排污费用，所征收的排污费，用于保护水产资源及改善海洋环境[15]。为了推进滩涂的可持续开发，韩国政府以湿地保护区为中心，在观光旅游方面编制了滩涂、生态观光指南，并加强了湿地保护设施的建设。在海洋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方面：1997年与中国政府签约环保合作项目——韩中黄海调查项目[16]；1994年作为正式成员参加西北太平洋保护行动规划；2002年与UNEP签署了协定书，积极推进UNEP/NOWPAP在韩国成立事务局。除此之外，韩国还参加了由联合国开发署(UNDP)和国际海事组织(IMO)管理和监督、全球环境基金会(GEF)支持的东亚海洋环境合作机构。
1.4其他国家
《海洋法》的制定，使加拿大成为国际范围内第一个拥有综合性海洋管理立法的国家，该法是依照《联合国海洋公约》制定，并于1996年公布实施。除此之外，为了调整近海天然气和石油开采及运输，防止由于这些生产性活动导致的海洋污染，加拿大颁布并实施了《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管理法》。法国对于水域污染的管理更为严苛，第83-583号法律于1983年7月通过，该法案以国内立法的形式着重规定了对污染问题的处理办法，违规者情节严重的甚至获刑事处罚。英国尤其重视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海洋环境、“防、治”海洋污染，早在1974年，就制定了《污染控制法》，该法涉及海洋生态安全的治理问题，此外还有《公共一般法和措施》、《海洋倾废法》、《大陆架法》、《商船油污防治法》、以及《油污染防治法》等[17]。2010年，在处理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故方面，英国石油公司（BP）的处理方法堪称典范，也为日后国际上在解决海洋溢油损害评估与补偿等问题做出了指引。在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德国一方面追求经济发展、资源开发，另一方面也高度重视环境的保护工作，即在宏观上平衡、调控两者关系，尽量避免极端的环境保护行为和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率[18]。欧盟除了例行港口的检查外，还设立了海面航行船只黑名单，低于排污标准的船舶禁止驶入欧洲港口[19]。欧洲开始生产不污染环境的超级油船，船上装有先进的污水处理设备和垃圾处理设备。新西兰政府于2000年保护生物多样性战略（NZBS）。2002年保护部(DOC)了“为保护海洋建立社区支持，保护海洋中的特殊场所”战略[20]。联合国为保护海洋环境，组织并实施了14 个全球区域行动计划，且为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国际法基础。
2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比较
2.1海洋生态补偿机制侧重点不同
海洋生态补偿即国际上所说的“生态或环境服务付费”，即以可持续利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综合运用行政及市场手段，完善激励或惩罚机制，以减少外部不经济[21]。通过德国、英国和日本三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生态补偿机制方面，德国最大的特点是资金到位、核算公平，重视采用多种经济手段，如采用“绿色”税收政策，增收环境保护税；英国侧重补偿资金的运作及对受害者的支持；日本则由政府出资垫付，再根据法律由各单位分摊。以海岸工程为例，德国不莱梅港工程损失了89 hm2自然滩涂和16 hm2湿地，损害了滨海生态系统，鉴于此，港口管理部门出资进行保护，在建设前开展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对可能性的问题进行防治、建立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了一系列配套修复工程并进行修复跟踪监测[22]。通过污染物总量控制、生态补偿等一系列法律措施，经过多年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其海域水质、海洋生态环境较上世纪有较大的改善，成为世界典范。2010年位于墨西哥湾的英国石油公司（BP）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导致的原油外溢事件使墨西哥湾生态环境遭遇了“灭顶之灾”。事故发生后，BP及时建立专门的事故赔偿基金，花费200亿美元用于赔付事故的受害者，为了保证基金流向的透明，将该项基金的运作权委托给专门筹建的海湾海岸索赔机构，对受害人的索赔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故的处理方法堪称典范，也为日后国际上在解决海洋突发事件的损害与补偿等问题做了引导。为全球的海洋溢油赔偿、海洋生态损害评估与补偿等问题做出了指引。日本主管大臣在新建、改造及修复相关海洋保护设施时，用国家相关资金进行垫资，先行施工，施工竣工后，由应该分担负担金的都府县或者其他海岸管理者所属的地方公共团体，按照国家规定的负担金缴纳款项直接向国库缴纳。
2.2国际合作方式存在多样化差异
由于海洋流通介质环流性的特点，海洋生态问题一旦发生很可能会蔓延到全球。因此，国际合作有利于推动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国际合作除了有利于技术、信息、人员的交流，且全球生态环境的共同改善所产生的效益将大大超过各国单独行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虽然大多数国家逐渐融入国际合作机制中，但采取的国际合作方式存在一定的多样化差异。以日本和韩国为例。作为四面环海的岛国，日本的海洋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占据较大比重，因此，海洋环境的保护活动是日本国际合作的重要项目之一。除了作为正式成员国参加联合国环境署为保护海洋环境组织的14 个全球区域海行动计划之一的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积极推动IMo即国际海事组织在国际范围内推行的海洋环境保护协定的达成之外，日本还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海上保安厅于1990年与美利坚合众国海岸警备队缔结备忘录，内容包括互相交流相关防止海洋污染的信息，开发、探究人才交流的方式、途径等，定期互邀进修生了解学习海上防灾、海难救助的知识，并组织各种技术转让、召开专家会议；为了促进中东和平，日本于1993年举办了中东环境讨论会，并在1994年派遣专家前往印度尼西亚传授防除溢油技术[23]。1997年韩国与中国政府签约环保合作项目——韩中黄海调查项目，开展该项目主旨是获取大量黄海公海海域环境质量状况的科学监测资料。1994年韩国作为正式成员参加NOWPAP，即西北太平洋保护行动规划。2002年与UNEP签署了协定书，积极推进UNEP/NOWPAP在韩国成立事务局。在韩国设置的事务局，反映了韩国在UNEP/NOWPAP中的积极立场。除此之外，韩国还参加了由国际海事组织(IMO)和联合国开发署(UNDP)管理和监督、全球环境基金会(GEF)支持的东亚海洋环境合作机构。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韩国参加了大量的国际合作项目，但是，日本除了参加国际行动计划、支持国际海事组织外，还积极主动派出和邀请人才进行经验交流，派遣专家去国外推广、传授经验、技术，且举办了各种长期、短期的经验交流学习会，国际合作方式多样。
2.3污染性排放物治理手段的区别
以日本、美国和韩国为例。在污染物的治理过程中，日本地方政府是主力军，政府则更多地扮演了指导和协调者的角色，通过提供大量的数据资料及相关行政手段，辅助地方政府制定科学可行的陆源污染治理政策，并对中央和政府的污染物治理职责作了明确的分工，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同时鼓励公众、社会团体及非政府组织进行监督。此外，日本越来越意识到通过教育、宣传等手段提高国民环保意识的重要性。2003年制订的《环境教育法》，使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正式拥有环境教育法的国家。随着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于2007年建立，污染物治理政策的实施推进力度更加集中而全面。同时，为了提高企业的环保与责任意识、增强其投入治污的积极性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保证政府制定的政策能得到贯彻落实，中央政府针对企业发展实际，在企业减排方面融入了激励及规制机制。从1979年开始，日本政府制定了区域范围性质的COD总污染物量的控制标准。除了严格控制污水排放和污水浓度，减少污染负荷总量外，日本还投入大量财力，从事于污水处理设施的研制，完善公共下水道。据报导日本东京对沿岸、内湾、海域内运河进行常年水质测定，规定每月进行1～4次常规调查，并设立39个自动监测站，每小时监测一次。此外，“第一青海丸”、“第二青海丸”和“清流”号，每年对海域污染、赤潮及水生生物种类和数量进行两次调查。美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在法律层面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入海标准，如《海洋倾倒废弃物禁止法案》、《环境保护署关于海洋倾废的规则》、《海洋倾倒法》、《船舶污水禁排条例》等，除了禁止将污染物排放入海外，还规定了五种海洋倾废许可证，即临时、普通、研究、紧急许可证以及特殊许可证，同时规定了具体执行标准，涉及国际层面的废弃物倾倒违规事件由国务院专门机构负责协调处理。为了将禁止污染性废弃物排放入海进一步提升到国际高度，美国于1969年及1972年，先后颁布《公海公约》及《防治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国际公约》。韩国定期对海洋污染状况开展调研，及时进行打捞清理，在原有海洋废弃物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推进了海洋废弃物综合处理系统开发。1999年开发了海上漂浮垃圾打捞系统，在国东港、统营等海面打捞漂浮污染物1 138吨；2000年完成了146处港湾的水中废弃物调查，并在釜山多大蒲港等24个海域打捞数值为12 687吨的废弃物；随后，巨文岛港等处于2001年的打捞数值上升到7 000吨。除此之外，韩国还根据调查情况实时制定了各港湾废弃物数据库及分布图，定期开展打捞工作；2001年开发了处理废泡沫塑料的机器并展开防治陆上废弃物入海设施的研制，设计了专用焚烧炉来集中处理海洋废弃物。通过开展放映环保宣传片、实行“全国海洋大清扫2001”等宣传和教育工作，提高了民众的海洋保护意识。除此之外，为了倡导市民切身参与到宣传和管理中来，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以民众与政府合作为基础的环保部门。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在污染性排放物治理方面，日本由政府主导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在强化了相关环保政策执行效果的同时也从公众角度即内因方面提升了保护环境的使命感、增强了对污染治理政策的认同感。同时，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具体实施，并没有教条地按照行政层级划分，中央政府没有干扰地方政府的因地制宜，在推行、实施污染物治理政策过程中，并没有单一地运用行政手段，而是通过教育、法律、经济、行政等综合手段实施污染治理政策。美国在控制污染物排放方面，更多地侧重于通过以法律的形式将各种要求、标准、责任人、实施人等确立下来。最具有特色的是所制定五种污染物排放标准，并由专门部门负责处理污染事件，提高了工作效率。韩国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打捞及制定政策工作，态度严谨、工作持续化，且不断研制新的打捞设备以进行长期的打捞工作，将控制污染物的排放视为长期性工作。和日本一样，韩国也开展了海洋环境保护的宣传活动，成立合作管理机制，倡导市民参与管理。
3结束语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文明建设的基础，在追求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要着眼于海洋的可持续发展，以海洋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与海洋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与利用。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意识到海洋生态系统日益退化，认识到海洋保护的重要性，并做了大量的防治工作。但各国在政策制定、具体措施、实际效果等方面又各有不同，因此，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能固步自封，要不断学习借鉴，共同保护好海洋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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