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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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国现代文化的根源，教育者不管经历多少时事的变迁，都应该始终将其精华传授给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但是随着教育走向市场，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得教师、学生及家长注重的往往是学生的成绩和就业前景，而忽视了文化底蕴的熏陶和学生素质的培养。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基于真实环境下的积极的学习理论。建构主义教学理念提倡以学生为主，教师为主导，追求教师与学生的合作与互动，使学生学习变被动为主动。并主张在教学活动中，以学生为中心，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促进者的作用，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通过师生互动，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完成学习任务。
建构主义是目前教育界的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学界有很多基于建构主义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改革的论文，然而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却鲜有论述。建构主义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具有共性，是对普遍学习主体在学习认知过程中一种规律的揭示。因此，它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指导。
一、传统文化教育现状调研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过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以自己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形式所创造的宝贵财富，具有超越时代和国界的巨大魅力”①。传统文化的主流是积极和先进的，其内容大部分是健康和优秀的，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当代青年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效果并不理想。加强对青年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传统文化知识的缺乏导致他们对我国古代文明的不了解，而不了解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就直接导致大学生缺少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爱国心。
青年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缺乏，究其教育根源，问题有以下几个。
（一）教育目标缺失
当今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要想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学生就要有过硬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符合时展需要的各项工作技能。因此，教育在培养人才的目标上越来越体现出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而忽视了在发展人的个性和心理潜力方面的作用。学校教育大多强调传播文化知识的功能而忽视其教化育人功能，特别是在传播传统文化上的重要功能。
（二）内容设置不全
目前我国学校教育中几乎没有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教材，很多院校根本不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甚至连选修课也没有设置相关内容。这就切断了学生吸收传统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
（三）教育方法过时
传统文化的教育通常都是注重教师的讲解，不重视学生的参与和互动过程。教学过程基本上是教师讲、学生听。这种过时的教学方法忽视了学生的能动作用，忽略学生的接受心理，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久而久之，学生便会厌恶这种灌输式的教育方法，不管多么优秀的传统文化都提不起他们的兴趣，我们引以骄傲自豪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就沦为了“无聊”、“枯燥”的代名词。
二、建构主义教学模式解析
与传统教学法不同，当今先进的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承认“学生主体性”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建立互动式教学模式是当今教学法追求的理想状态，即实施以学生为主体，师生之间双边“互动”及学生与学生之间多边“互动”的课堂教学模式。
（一）互动模式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背景下，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而实现的意义建构过程。因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情境”、“协作”、“交流”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其中，“情境”与“交流”是重中之重。仔细分析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学习环境的“四要素”，它们都是以互动为先决条件的。“情境”的创设是为互动提供背景条件；“协作”的必要条件就是互动，没有互动，便谈不上“协作”；而“交流”则是互动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因此，交流、互动是达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终极目标――意义建构的重要手段。
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框架，何克抗对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在理论上做了如下描述：“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景、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一一构建的目的。”②
（二）建构主义教学方法
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方法而言，建构主义教学方法主张教师传授知识的最好方法不是填鸭式或讲授式，而是引导学生去主动探索，让学生掌握学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成为一个自主的学习者和知识的创造者。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所倡导的教学方法主要有支架式教学、发现和探索式教学、协作和互动式教学。
支架式教学是指教师作为文化的代表引导学生开展教学活动，使学生掌握、建构和内化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引导他们进行更高水平的认知活动。这些技能一旦被学生所掌握，学生便可以进行更多的自我调节，对新知识和技能进行“同化”和“顺应”。
布鲁纳主张发现和探索式教学，认为教学过程是在教师引导下的学生自我发现和探索的过程，学生利用教师或教材提供的资料，主动地进行学习，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教师应鼓励学生在建构意义的过程中采用发现法去建构知识的意义。
合作和互动式教学以Lantolf提出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为主要依据，该理论认为意义是通过两个或多个人的协同努力而获得的，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或对话过程被看做是教育的核心，是达成社会建构的最好形式。
从上述建构主义理论所倡导的教学模式来看，它们都强调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建构，强调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这样的教学目标是传统教学理论和方法所未涉及的。从实践角度看，就是要打破单一、单向、封闭的教学模式。
三、应用途径探索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的知识是在一定情境下，借助于他人的帮助，如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交流等，通过意义的建构而获得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是中华民族的“老文化”，但是在学习时我们也要用“新方法”来使学生自觉自愿地主动学习探索我们五千年的文化瑰宝。这不仅仅需要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同时也需要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一）情感融通
建立良好的课堂情感是互动模式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其对学生的学习心理和学习过程有着启迪和调节作用。如果能建立宽松、和谐的情感环境，则有益于学生的传统文化学习。在互动模式中，学生的自主性会得到张扬和肯定。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讲，教师角色有退居二线的趋势，但在情绪营造方面，教师却依然扮演着主要角色。
每一个青年学生对本民族传统的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独特的文化艺术等，都有一种认同意识和喜爱之情。教师若能以风土人情或是审美情趣作为导入新课的话题，便能收到酝酿情绪、深化主题、带动学生参与互动的效果。面对一位教学得法、亲善友好、感情真挚的老师，再加上耳熟能详的讨论话题，学生的学习情绪自然高涨，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欲自然膨胀，爱国主义思想自然升华。
（二）讲授方式
我国自古就重视德教，形成了一套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道德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最主要的道德教化方法就是正面灌输。灌输是教化的基础，儒家将灌输演绎到了极致。尽管传统的灌输教法是为古代社会服务的，但是我国历史上讲道德、重修身的传统美德在当代仍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但是，灌输方法比较片面地强调以整体或社会为价值取向，比较忽视作为历史主体的个人的价值，忽视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缺乏调动受教育主体积极参与的机制”③，完全没有给学生思考和自由想象的空间。因此，当今的讲授方式应该是传承传统教学模式中的优秀部分，同时充分利用情境、协作等学习环境要素，使教与学朝着自主学习方向发展。这样的新方式与传统灌输讲授方式相结合，提高了教师讲授方式的开放性，既可以在传统的教室里用正面灌输的方式讲授，又可以利用教学课件在多媒体教室里来演示，更可以在教室里组织各种任务式、互动式和参与式的小组讨论。
课堂中的问答形式也是教师引导课堂互动气氛的一个很有效的手段。实践证明，展示性问题和参考性问题的有机结合最利于讲授时的互动。前者的答案简单明确，有利于学生整体互动和自信心的建立。后者的答案关联而开放，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思维。“学起于思，思源于疑”。教师应用恰当的方式引导学生融入情境，积极引导，真正让学生参与互动。同时，教师应注意问题的启发性，设法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将手中的问题接力棒交给学生，让学生提出问题。“问”与“答”将教与学联结起来，既能培养学生的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又能及时反馈教学效果。这也是对课堂互动模式的一种深化。
（三）兴趣切入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抓住学生课堂注意力的一个法宝。兴趣是心理活动和思维活动的兴奋剂和催化剂。学生情绪高涨、思维高度活跃，往往更愿意融入课堂，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参与课堂讨论，形成良好的互动气氛。
教师在传统文化教学中可利用的切入点非常多，例如热播的历史剧，名家教授主讲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具有浓郁中国风的流行歌曲，时尚服装品牌推崇的中国元素，实木家具反映的中国文化，等等。这些导入的话题都是学生熟悉、喜欢的，从兴趣开始进入传统文化的学习无疑是教学双边积极互动的一个良好开端。这种在学习过程中得来的知识点更有利于学生自己对知识的建构，有利于知识的内化。
总之，以兴趣为切入点，让情感融通转化为情感互动，这样互动便能自然而然地在课堂中展开。而学生的兴趣浓厚、学习情绪高涨往往也为知识自觉深化和内化提供了根本条件。
（四）教学设计
建构主义认为学生对知识的意义建构是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目的。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教学目标设计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要从创设有利于学生意义建构的情境开始，整个教学设计过程紧紧围绕“意义建构”这个中心而展开。其次，要考虑学习者这一主体。教学目标不是设计者或教学者施加给学习过程的，而是从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中提取出来的。
教学内容是教学目标的知识载体，教学目标要通过一系列的教学内容才能体现出来，建构主义强调学习要解决真实环境下的任务，在解决真实任务中达到学习的目的。在实践中，要使学生在解决真实任务的过程中有步骤地解决任务并体现教学目标的完成，教师就需要对教学内容做深入分析，明确所需学习的知识内容、知识内容的结构关系、知识内容的类型，这样，在设计学习任务时，才能很好地涵盖教学目标所定义的知识体系，才能根据不同的知识类型，将学习内容嵌入建构主义环境中的不同要素中。
四、结语
总之，教师必须树立建构主义的教学理念，熟悉中国传统文化教学实际，了解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和需求，全面兼顾“四要素”，才能保证教学目标的制定和教学内容的编写在实践中符合实际情况，在理论上能与教学规律相吻合，才能使学生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主动建构知识体系，完成掌握好传统文化精髓的学习任务。
注释：
①曾长秋．中国传统文化［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9）.
②何克抗．建构主义――革新传统教学的理论基础（三）［J］．科学课，2004，（2）.
③刘新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3.
参考文献：
［1］曾长秋．中国传统文化［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9）.
［2］何克抗．建构主义――革新传统教学的理论基础（三）［J］．科学课，2004，（2）.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也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所密切关注的价值原则如大同、平等、和谐与公正等，能够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之根生长的土壤。
一、传统文化"大同社会"萌生早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基础。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一直被中华民族所肯定和强调，以至于在古代与古典时期一直到现当代始终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诸多关系层面上占据着社会意识的主流与相应的统治地位[1]。古代孔子提倡的大同社会。孔子尤为推崇群体至上，特别讲究人世兼济，从而将社会安定与发展顺理成章地作为终极关怀，并最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模式对自身的主张和理想进行了高度概括，从而形成了儒家整体主义价值观，因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统治思想的中国古代进行发育，得以与文明的生长同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深厚的历史土壤。后来到了西汉的《礼记・礼运》中借孔子之名而首倡"大同"与"小康"之说，从而把社会历史的变化演进分为两个阶段，即通常所说的"大同"之世与"小康"之世，理论背景也就是"大道之行"和"大道既隐"两个历史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近代文化与实践基础。洪秀全倡导的平等价值观。洪秀全作为近代运动的杰出人物，他巧妙地把西方基督教的博爱观念与中国历代农民形成的朴素的平等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了一个以拜上帝为形式，形成了一个以平等、平均为内容的比较完整的核心思想体系。一方面强调人们应该有享受现实的幸福的权利，同时也应该为获得现实的幸福而进行拼搏与努力奋斗，因此人们应该在享受现实的幸福的同时更应该进一步建立人间"天国"。另一方面，其思想体系也主张平等与博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普天之下皆兄弟"主张，进一步主张男女平等与父子平等以及君臣平等，因而顺势形成了一种和谐与大同思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实践与理论基础。康有为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大同世界"。在康有为的大同书论述中，基本上描绘了最详尽的宏伟图景，他所认为的通常理想社会的基础是民主选举形成"公政府"，在大同世界里面没有等级与贵贱之分与之争的，而是是体现出人人平等与天下平等。
二、传统文化"和"的社会和谐理念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古代文化中的"和"思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和"思想与理念一直是人类所向往的未来美好的社会生活状态，相应形成的和谐社会自然就是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孔子倡导"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社会整体意义上的和谐价值观。孔子提倡的"和为贵和而不同"整体和谐社会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礼、仁、均、信"四个主要方面。孔子进一步认为，特定的"礼"作为一整套社会规范，其根本的用处就在于能够使社会达到一种和谐状态，而系统"礼"规范的目标形成的理想社会就是是大同社会。事实上在周王朝，几乎所有的行为都是以 "礼"为准则进行规范。在消减社会矛盾的财富分配方面，孔子尤其崇尚"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社会财富利益分配原则，孔子认为做到了"均"才能在各阶层内部人与人之间做到均等，从而使各阶级与各利益集团才可以做到现实地和谐共处。老子推崇的"安居乐业"的社会和谐价值观，具体反映在"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描述中。
古代文化"推己及人"与"公平中正"思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孟子推崇并形成的"推己及人"社会和谐价值观。孟子认为，社会要真正达到和谐稳定，其关键在于统治阶层者要施行仁政，秉承"以民为贵"从而推恩而及四海，真正做到推己及人[2]。孟子的仁政提倡"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还主张"制民以恒产"，认为经济生活的稳定对于稳定民心具有重要的作用。荀子推崇并形成"公平中正"的社会整体和谐价值观。荀子也提倡"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进一步认为礼既是治国之本，同事又是社会分配原则。荀子提倡"礼者，养人之欲，给人以求。"在财富的分配上提倡按照贡献的差异进行差异分配。
三、传统文化"仁"人道主义垫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
传统文化的"仁"是儒家学说的本位价值与核心价值。张岱年先生在学术专著中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孔子自身给"仁"下的一个特色的界定，清晰表达出自强不息，同时又善为人谋，在成就他人的同时成就自己。"仁"确实是人的本性，相应的仁道原则演变为儒家价值体系的根本原则，孔子与孟子甚至在实践中将"仁"与"人"进行互训，"仁者，人也"。人类作为有异于其他动物的群体，其根本特性就在于人类具有天生的有仁义之德，而且仁是人固有之"善端"。仁义同时也是人区别于其他一切的根本特质与最高价值之所在，苟子强调"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3]。
传统文化的忠恕爱人精神作为"仁"内涵垫定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之一。儒家思想的爱人即爱众，即所谓的"泛爱众而亲仁"以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思想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然是指导人们为人处事与和谐相处的基本而崇高的道德准则。同时，"仁"也是人的心灵的必然归宿。事实上，儒家推崇以仁为本和仁义至上的价值标准与价值原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人的重要地位，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人道主义原则。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是社会主体对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征、目标等进行认同，以及由此导致对行为与事物是非善恶荣辱进行的判断与评价标准体系，必然要经过吸收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过程与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引言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套自己的生死观，他们把养生与送死等量齐观，甚至重视送死的程度超过了养生。因为有时只要是活着就好，无关质量，于是就有了“好死不如赖活着”。相应的人们对于彻底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次仪式—丧葬仪式就有了较为繁琐的规定。当然，这些丧葬仪式的背后，也深深隐藏着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
2中国传统丧葬仪式的主要过程
本人长期生活在北方，所以我对中国传统的丧葬仪式的了解主要是针对于北方。通过本人亲身的经验以及查阅一些资料，中国传统丧葬仪式的主要过程有:
小硷:为尸体净身整容，穿上寿衣。这个步骤要尽早，甚至有时在断气之前就进行。因为过几个小时，由于肌肉细胞死亡，会出现称为尸僵的四肢僵硬现象，影响穿寿衣。寿衣不能用皮质，因传统认为这样死者会转世成动物。
报丧:正式通知远近各处的亲友死亡时间、情况和葬礼安排.经常有严格的形势和顺序规定.
奔丧:亲友携带礼品、礼金、挽联、花圈等从外地来参加葬丰。
停灵:即将尸体在灵堂停放若干天，等待前来奔丧的亲友;同时有助于确定死亡而不是昏迷假死。灵堂可为家中房间、临时搭制的灵棚、或殡仪馆的专用房间。灵堂内设悼念条幅、死者遗像、供奉死者的食品(供品)、香、蜡烛、纸钱等。另外，在暂时不能正式安葬死者的情况下，将棺材寄放在寺庙等地，等待未来下葬，也可称作停灵。
守灵:停灵期间，已在场的亲友，特别是死者的晚辈在灵堂轮流守护死者，接受奔丧者的吊唁。在整个葬礼期间，死者亲近的晚辈(称为孝子/孝女)穿不缝边的白色粗麻布衣服或褂子，腰系草绳或麻绳，脚穿草鞋，称为孝服。
大硷:当着家属的面，将死者移人铺有褥子的棺材，盖上被子，钉上钉子封棺.富裕的人家可能用内棺和放置随葬品的外棺两层。
出殡和下葬:把棺材送到墓地埋葬。出殡开始的标志是孝子将一个瓦盆摔碎，称为“摔盆儿”.由孝子执“引魂播”带队，有乐队吹打，沿途散发纸钱到墓地。下葬仪式有风水师协助。
烧七:下葬后，亲友每七天去墓地看望并烧纸钱，一共去七次共四十九天。还有类似的叫魂、烧纸钱等活动，称为“做七”。第四十九天的仪式称为“断七”，为正式葬礼部分的结束。
守孝:按儒教的传统，孝子应该守护在父母墓的周围三年，期间避免娱乐、饮酒食肉、夫妻同房等.
牌位:家人用香烛祭品供奉写有死者名字的牌位。
扫墓:亲友于清明节期间修理、打扫墓地.
以上这些是具体的程序，但是从这些程序中的一些细节中可以看出一些传统的法律文化。
3丧葬仪式背后的法律文化
3. 1懊孟追远的儒家孝道观
孝道观念是中国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以来，中国人无论贵贱贫富，都深深地受到这种礼教的熏陶和影响。儒家孝道观十分重视死，把送死看成是尽孝的主要标志之一。《中庸》说: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智备矣。《孝经》里面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优，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论语》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儒家的孝道观在宗教观上表现为尊祖，在伦理观上表现为孝祖，在丧葬观上表现为厚葬。孔子在回答弟子樊迟时说:生，事之以札;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伦语为政》)。当弟子宰我认为三年之丧太久时，孔子批评日: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贸》)。在丧葬上，孔子虽然不主张厚葬，主张崇尚精神性的悼念，但他倡导的孝道观，客观上对后世的厚葬之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故《淮南子祀论训》曰: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立也。死者断气之前，要由其近亲属亲自为其净身整容，穿上寿衣;在葬礼上，死者的晚辈要在灵堂轮流守护死者，无论白天或是黑夜，尤其是晚上不能断了人;下葬后，亲友每七天去墓地看望并烧纸钱，一共去七次共四十九天;以及以后的守孝和扫墓等活动。
“孝”是一种血缘伦理观念。先秦儒家认为，悲哀之情是人的孝梯道德本性在丧礼中的外显形式，是真情的流露，正如《礼记正义》孔颖达疏说的:“本谓心也……孝子亲丧，痛由心发，故啼号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是反本还其孝性之本心也。”儒家把孝道从此岸世界运用到了彼岸世界，丧葬仪式作为孝道在彼岸世界运用的载体，维系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系。
3. 2礼制下的宗法等级观念
传统等级观念脱胎于奴隶社会，完善于封建社会，反映等级制度，并为思想家所论证、为法律所强化，因而成为一种传统法律文化。中国古代历来重视以“礼”为基础的宗法等级观念。儒家学说不仅强调外在仪礼的种种规则，而且更为重视其表现的思想和观念，并且把他们上升到了社会秩序的层次，强调等级观念。这一点也深深地表现在了丧葬仪式中。其中在丧服上就很有讲究。按照《仪礼·丧服》的规定，丧服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绍麻五种，从表面上看，守丧是一个纯血缘亲情问题，其实五个不同的等级都表现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差异，是等级观念的体现。比如，丧葬礼仪中反映出男女社会地位的等级差异，据《仪礼·丧服》中记载，儿子给父亲服斩衰，为母亲只服齐衰，若父亲已去世，服齐衰三年，未去世只服一年。妻子为丈夫服斩衰三年，丈夫则只为妻子服齐衰一年。其次，墓葬制度反映出社会等级的差别。陵墓的大小、高低、形制反映出死者生前的地位、权力和财富。比如西汉时代对各种不同身份地位人的坟丘的高低大小有较明确的礼制规定，坟丘礼制趋于完备。
孔子所谓的“礼”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区分贵贱等级，维护社会秩序，是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而提出的。由于中国古代的国家是在战争中氏族族长权力的不断扩大而建立起来的，是一只家国一体的国家制度。相应的国家的各个机构和权力分配基本上是由氏族的血缘关系决定的，所以封建统治者正式通过“孝”来维系宗法血缘的纽带，从而达到“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目的，为巩固“家天下”的统治而服务。
3. 3以“和”为墓础的法律文化观念
学风是一所大学的灵魂，也是学院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学风就是学习风气，主要体现在学习上，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态度和习惯的具体体现。学风问题不仅涉及学生获取知识和学习技能的能力，还涉及学生的品格和素养。学风对于培养学生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学生在校期间，更影响到他的一生，使他在毕业后具有主动、开创性的学习精神，进一步与工作实践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自己成功的成才之路。
加强学风建设，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条件。在大学阶段，学生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学习，不但要通过学习发掘自己的智力和潜力，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实现个人全面发展，树立积极主动、自觉独立的学习意识和精神，而且还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及公益服务活动，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综合素质。
本文主要通过研究高校学风的现状，结合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精髓，探索中国传统礼仪教育对高校学风建设的影响，并希望以此寻求一种加强高校学风建设的新途径。
一、目前高校学风的现状
1.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
从学生上课的认真程度和出勤情况来分析，目前高校内的学生，学习态度“认真”的人数比例在逐渐下降，而“及格万岁”和“混日子”的人数比例都在呈上升趋势。
2.学生对于参加学习的动机的认识
不同的人会因为不同的生活阅历和对事物观点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学习动机，但无论如何，具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学习动机，这对于青年一代的成长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具有积极向上的学习动机（如实现自己的梦想、为未来立足社会做准备、完善自我等）的人数比例相比以前在减少，而学习动机不明确的学生人数比例在上升。
二、中国传统礼仪对学生学风的积极影响
通过对学风问题不断思考和针对该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实践和总结，我们尝试将中国传统礼仪知识引入到学生的日常教学过程当中，通过这种方式，发现中国传统礼仪对学风有以下积极的影响。
1.增强学生的责任意识，端正学习态度
礼仪教育中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理解和认同对待任何事、任何人都要“以礼相待”，都能做到“自卑而敬人”，当学生懂得这些之后就会明白：在课堂上，要尊敬师长、尊重知识、尊重身边每一位前来学习的同学，因此，必须遵守课堂纪律，不迟到早退、不影响老师讲课、不影响周围同学听课。在校园生活中，对待身边的人和事，不论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我们都要做到“谦让”，因此，在与人发生冲突时不可恶语相向甚至拳脚相加。在仪礼的影响下，学生对于自己作为学生的责任、作为子女的责任的认识不再简单地停留在字面意义上，而是在心灵深处有了某种具有震撼效果的理解，责任意识的加强有助于学生端正学习态度。
2.激发学生对生活的热情，确立积极向上的学习动机
目前高校当中有部分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动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当谈到学习动机时显得茫然。经过研究发现，这部分学生往往生活圈子很小，不善于与人交往。这种生活圈子的狭小又会导致他们对生活的丰富多彩认识得不全面，对事物的看法往往比较片面。学习，首先要学会做人，讲究人际关系，只有生活在一个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环境中时，我们对生活才是充满激情的，才会认为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传统礼仪强调“做事先做人”，让学生懂得做人的道理，就可以在对生活充满激情的同时激发学习兴趣，确立积极向上的学习动机。 三、通过中国传统礼仪加强学风建设的探索
转贴于 1.筛选授课内容，每项内容都需要结合现实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经历了数千年，这些内容几乎都流传了下来。但是其中有些礼节在当今社会中已经消失了或者已经很少能见到了。我们需要结合现代文明，对于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的礼节要在讲课时不再提倡，只需要学生知道这种礼节为什么会诞生、在那个历史时期它有其存在的理由就可以了。而对于适合现代社会的传统礼仪文化中的内容，我们需要详细地向学生介绍它的意义、什么场合下用、怎样用、行礼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等。
另外，中国传统礼仪文化除了《周礼》、《礼记》等古代流传下来的各种礼学名著之外，现代很多学者大多都是以“考古”的角度进行研究，所著著作也大多是以介绍为主，仿佛这些都与我们现代人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认为，给学生讲解的内容应该是实用的。因此，必须对选定的内容进行扩充，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大量真实、鲜活的例子，并将他们贯穿在讲课内容当中。这样，学生就不会因为觉得这些内容距离自己太远而失去学习的热情，还会让学生感叹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博大精深，历经数千年的文明历程仍然不衰，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2.定期和不定期地举行各种与传统礼仪文化有关的活动
个人修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提高的，也不是通过一段时间“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课程的学习就能够完成的。课程内容的讲授，是让学生对中国传统礼仪文化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和对与学生有关的部分礼仪进行学习。因此，更多的工作需要在一个大环境下去做，需要这个大环境去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以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需要这个大环境引导学生去行礼。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环境，学生学习的知识不能付诸实践，就会让学生产生一种失落感和对知识的怀疑，那这些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就只能表现在我们的课堂上，而不能波及整个校园生活以及更广的范围。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需要定期或者不定期地举行与传统礼仪有关的各种活动。例如，定期评选学风榜样、个人修养标兵，对学风、修养、礼仪方面表现出众的学生予以表彰。这样做，一则肯定他们的表现和成绩，二则鼓励其他学生向他们学习。此外，还可以不定期地请一些专家、学者做与礼仪有关的讲座，让更多的相关知识走进我们的校园、走进我们的生活。通过上述活动，在整个校园营造一种知礼、懂礼、崇礼、行礼的氛围。
四、研究启示
（1）学风建设的目的之一是对学生进行礼仪教育，提高学生的个人修养。学风建设其目的是通过各种举措，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遵守校纪校规，以良好的精神风貌投入到学习生活中去。让学生通过学习中国传统礼仪知识，做到知礼、懂礼、行礼、守礼，知道要尊师重道、尊重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知道无以规矩则不成方圆，校纪校规就如同校园中的礼仪一样，需要严格遵守；知道在生活中要怀有恻隐之心、敬畏之心、宽容之心。学礼、行礼能够提高一个人的个人修养，修养提高了，学生对自己作为学生的责任、作为子女的责任、作为社会公民的责任都会有一个深刻且清醒的认识，这样校园里的各种违纪和不道德事件就会很少发生，校纪校规也不再是惩罚违纪学生的标准，而会变成学生校园生活的礼仪准则。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体育伦理思想，能较好地协调古人从事体育活动的价值和利益关系，反映时代精神。 然而，进入高度发达的今天，以伦理道德为重心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影响下出现了一定的弱化和衰退，严重地制约着现代体育的健康持续发展。为了建立更为合理、有效的体育道德规范，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文化精神和历史渊源进行探析，并采取扬弃和内省的方式，实现体育伦理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创新。[1]
1 伦理政治型文化与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
“一定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产物。”[2]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专制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是以封闭、分散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这种自然经济形态下，老百姓思想封闭，因循守旧，其活动基本限制在家庭范围内，从而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别强调宗亲血缘和家庭伦理思想。并散射开来，要求在整个社会建立一种有礼有序，和睦相处的人身依附关系，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
在政治结构上，至周朝起，中国封建社会就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所谓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缘家族为出发点，通过“家国同构”的组织建构和“由家及国”、“移孝作忠”的价值导向，达到族权巩固王权，宗统保护政统的目的。[3]表现为对内以血缘亲疏维系政治等级序列，对外用分封制(姓氏和亲戚)和宗庙祭祀制度来维护和巩固统治。实质上，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扬“家天下”“宗主即君主”思想的背后，只是借助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家庭伦理和血亲道德对其思想的制约作用，使人们自觉遵守儒家的“纲理伦常”和“礼制”思想，达到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由此可见，伦理道德在社会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最终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世间伦理纲常、现实专制统治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的主要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伦理性和政治性特征。中国古代体育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其说是被伦理政治型文化深刻影响，不如说古代体育已经成为一种道德教化、礼仪培养的政治工具:古代礼射有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旨在“明人伦，知礼法”;儒家主张“文武兼备”，其目的在于提升道德修养，成为君子、圣人;武林各派首倡“武德”，以匡扶正义、捍卫祖国为己任;岳飞背负“精忠报国”之志，拼死沙场，不吝其生……[4]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思想已深深渗透到我国古代体育中，使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处处体现“求善”“求治”的意蕴，表现了儒家“仁爱”“礼治”精神。而古代体育过于强调其伦理内涵和政治功用，弱化了竞技体育应有的激烈、竞争的本质特征，与宗教、军事、医学等的紧密结合又加剧了这种倾向，后逐渐发展成为与西方体育风格迥异的“哲学体育”。
2 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
2.1 天人合一—自然、人文的和谐统一 博大精深、意蕴深远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毕业论文 古代体育作为伦理、政治的附属物，始终以“天人合一”为思想主线，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也是古代体育活动的主体价值所在。所谓“损肤不孝”、“生以养存”，古人从事体育活动之目的在于修身养性、立身治世，与自然、社会保持一种和谐或稳态，体现了对人自身终极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体育的竞争和博弈意识，有利于培养运动员尊重对手、关爱生命的可贵品质，对中国体育形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我们应看到，“天人合一”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内外和谐与平衡，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力量、速度和高度等体育因素的追求，背离了竞技体育固有的竞争、拼搏的本质特征，促使古代体育活动朝着重道德教化，轻竞技对抗的方向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儒家“尚德不尚力”过于看中体育的政治功能，道家“尚柔守雌”而完全脱离社会，人们在儒道两家思想的交织影响下，往往安于现状、守柔不争，表现出与西方的武士精神、决斗风范大相径庭的大陆民族依附性特征，古代体育作为封建道德法则的形式而存在，则表现出了竞技性的缺失，表演性和技巧性的冗余，中国古代体育在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压抑下畸形发展，不可能全方位地走向世界。
2.2 和合中庸—以和为贵的处事准则 “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融会贯通，由此便形成了中华文化和合的思想观念。“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中华文化和合思想极具辨证思维，它积极地看待自然与人文、社会的差异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发展。反映在体育伦理思想上，主张科学地吸纳不同流派的伦理精髓，通过异质文化内部的磨合、交融，达到外部的整体和谐。纵观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是以哲学文化为背景，儒道伦理共存互补为主线，援引阴阳五行说，兼揉法、墨、释、医诸家的伦理综合。体育伦理领域这种“兼容并蓄”的博怀，正是源于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观念。故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古代体育伦理思想中，既重事功，主张“不仕无义”，又崇尚淡泊名利，行走江湖的侠义情怀;既倡导儒家“仁”“礼”伦理道德学说，又倾心于道家清心寡欲养生理论。
和合思想在儒家和谐理论中表现为“中庸”思想。硕士论文 中庸之道强调人和，反对纷争，重群体，重友谊，适用于人际交往的各层面，在古代体育活动也得到贯彻。传统养生要求“顺应四时”;蹴鞠力求营造“三朋和气满，入队笑声喧，四海人皆喜”的和谐氛围;太极拳要求身形“虚灵顶劲，尾间中正”，推手时做到“无过不及，随屈就伸”、“不丢不顶”等，[7]正是这种中庸之道的直接反映。
因“天人合一”思想而生的和合中庸观念，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建构具有双重意义:和合中庸思想注重社会的整体和谐，这对于中国体育形成团结合作、友谊第一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庸之不偏不依，允之适度观念，限制了人格独立，约束了个性解放。古代体育参与者严守伦常之理、中庸之道，难以突破伦理道德的束缚，在个性上严重缺乏冒险、竞争、超越的精神，从而决定了古代体育始终缺乏“力”之美，最终发展成为与个性张扬的西方体育完全不同的体育形式。
尊德重礼—德礼并举的伦理规范 根植于伦理政治型
文化背景下的古代体育，始终把道德礼仪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实践寓之德礼的“准体育”，影射和强化了深刻的伦理内涵，培养具有理想人格、文武兼备、身心俱德的君子、圣人。
礼射是我国古代的习武礼仪活动。后经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思想指导得以重新整理和诠释，进一步强化了道德礼仪的教化功能。一方面，礼射继续保持了繁琐复杂的礼仪程序，体现了森严的等级观念。《礼记·射义》开篇有云:“古有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行乡饮礼，故燕礼者，所以明臣之义也，乡饮酒者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不仅如此，礼射还按照参与者的不同等级身份对配乐、侯(箭靶)、标准(父鹄、子鹄)等加以区分，旨在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即按既定的方针政策行事，达到明“君臣之义”和“长幼之序”的目的。[8]另一方面，寓教于射，重视礼射的道德教化功能。祖师孔子主张“射不主皮”，淡化射技的同时，重视射手的道德礼仪培养。提倡“揖让而升，下而饮”的爱人精神。孟子也指出“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从而确立了“正己从事，不怨他人”的体育道德。
武术是我国古代体育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传统体育道德体系的一个全息影像。医学论文 综观古今所有门派都不约而同地默许和尊崇“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的思想，把培养德、礼作为习武的前提条件，放在首位。而各门派的门规戒约和谚语格言中，都蕴涵了丰富的伦理内容。
武林门派要发扬光大，首先要精心择徒，而在众多入门标准中，犹以德性考察为重。少林强调“道勿滥传”，应传“贤良之人”;峨眉主张“不仁者不传”。练武以“德薄艺难高”为指导思想，把武德培养视作通向上乘境界的精神航标。这样督促练武者在修炼武功的同时，既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笃行儒家伦常之理，中庸之道，提倡忠孝仁义，贤良方正的道德规范。又培养谦和忍让，立身正直，取义轻利，守信重诺的侠义精神[9]。而德中必有礼，礼作为德的外在体现在武术活动中也留有诸多痕迹。习武者相见必抱拳以礼，若要切磋武艺，在交手之前必有“有礼”、“承让”之类谦恭语，且武术交手中通常不伤及性命，主张点到为止。
统治阶级倡导寓德于体，把礼的观念植入体育伦理之中，其目的是引导民众在学艺中培养和升华道德礼仪，在习武中尊崇和默许人伦规范，以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体育是中国封建道德体系的一个完整缩影，通过体育可以反映中国古代的道德观、伦理观与审美观。
德礼并举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巩固宗法等级制度的同时，遏杀了中华民族的人格独立和拼搏精神，使古代体育活动从一开始就在人们的主体意识中丧失了公平竞争的可能。而没有公平竞争的体育就不是真正的体育，古代体育在德、礼之双重约束下始终保持“准体育”状态，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
2.4 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儒家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但要成为圣人并非易事，必须把修身作为安身立命，齐家治国之根本，努力实践“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的经世途径，力求达到儒家所倡导的“内贤”“外王”出入坦然的人生境界。
这种爱家及国的民族气节，在重视宗亲血缘，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既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也能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敬仰和尊崇，故历朝历代都大力推行以修身为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治国模式，鼓励老百姓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影射了中国传统文化长久积淀的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中国古代体育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表现出了极大的功利性。儒家主张通过个体的“身心兼修”以达到“文武兼备”的目的，进而提升到或仁或圣的状态;明代少林武僧为抗击倭寇，而抛开佛门戒律，大开杀戒，血染沙场;清末“少林戒约”后十条之首条要求习武者“必须以恢复中国为志”;岳飞背负“精忠报国”四刺字，去抗击金兵，虽冤死沙场，但铸就了“忠君爱国”的千古美名，永为世人敬仰。
如果完全抛开阶级局限性，从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古代体育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古代体育伦理中蕴涵着立德事功的价值导向和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职称论文 集中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意识。古人通过武术抵御外侵，改朝换代，推动中华历史不断前行的同时，促成了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形成。另一方面，我们应认识到: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等精神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在封建社会里，“忠孝”思想是君权专制主义的伦理基础，“忠君爱国”无疑是“忠孝”思想的标榜和典范，古代仁人义士为了维护君主、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权利和个性发展，重复演绎“忠君爱国”的高尚节义，实质上影射了古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绝对的人身依附和盲从，而这种变相的精神奴役与现代社会倡导的独立意志和科学精神大相径庭。
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思想对现代竞技体育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运动员获奖时复杂的情感体验和崇高的精神荣誉。也可以反思中国竞技体育大环境为何如此“沉闷”，中国竞技选手在世界顶级赛事上为何屡屡发挥失常等等，只因其背负太多的义务与责任。
以上从四方面揭示了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不可避免地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但谈古旨在论今，在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今天，我们应扬其精华去其糟柏，使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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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朝鲜两国山水相连,关系源远流长,中国儒学很早就传到朝鲜,并对朝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至朝鲜朝时期都非常深远。朝鲜基于儒学“事大”思想与中国建立了宗藩关系,而朝贡是这种宗藩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朝鲜每年都会派使节到中国朝贡,这些朝鲜使节完成外交任务回国后,要向国王汇报出使情况,所以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往往会影响朝鲜国王对中国大事的决策。可见朝鲜使节不仅担当着朝鲜的外交任务,也是中朝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主要媒介。朝鲜使节到中国后记录了他们在中国期间的活动,以及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认识。清朝时期把这些文本统称为“燕行录”或“使行录”。 朝鲜使节在“燕行录”中使用大量笔墨来描写中国服饰,服饰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朝鲜使节对清朝服饰文化的态度其实就是对清朝文化的态度。服饰也是建构异国形象诸多因素之一,所以本论文主要想通过朝鲜使者笔下的女子服饰的描写,来考察十八世纪上半叶清朝女子形象。
服饰除保暖遮羞蔽体的实用功能外,还具有审美功能。明清鼎革后,男子全部“S发”穿满服,无从分辨满汉,但是汉女服饰仍保留了汉制,使得朝鲜使节能够马上判断出是满族女子还是汉族女子。朝鲜使节所建构的汉女形象是正面的,而满女形象多是负面的,而且朝鲜使节总是将汉女和满女进行对比,感情倾向于汉女。汉女“或着摺裳,穿黑唐衣,头饰花珠,且垂面黑纱,乘驴子而行者,间有之,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1朝鲜使节认为汉女可爱,主要是因为汉女的衣制保留了明制,朝鲜使节的这种判断其实是带有思明情绪的。朝鲜因“慕华”而“衣冠一遵明制”,但现在“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感叹到“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痛哉。”2就在朝鲜使节感到绝望之时,穿大明衣冠的汉女则给了朝鲜使节一份心理安慰,聊以慰藉朝鲜使节怀念大明之心境,所以感情倾向于汉女,建构的汉女形象也是正面的。朝鲜使节本身就对满族怀有偏见,一直认为满族是不识礼仪的蛮夷之族,因此在描写满女服饰的时候也带有这种情绪,“宁远以东多是胡女,而不分内外露面出见,唐女则内外甚密,而胡女头插乱花金玉饰头,着长衣缓缓住行。”3朝鲜使节将汉女和满女进行了对比,赞扬汉女“内外甚严”,斥责满女“不分内外,露面出见”,因为满女的服饰不符合朝鲜朝社会的道德观。朝鲜朝社会女子出门时,一般会用长衣来遮面,这样做是为了划分男女界限,禁止与男子自然接触,这其实就是“礼治”思想中的“内外法”。强调“内外”是由孟子提出的,内外本指“里”和“外”,而实际上多用于夫妇之间。孟子在“五伦”中强调“男女有别”,而男女之“别”源于阴阳五行思想,阴阳五行思想把宇宙一切事物分为阴阳,男子为阳,女子为阴。董仲舒后来提出“阳尊阴卑”,所以男子因为是阳而尊贵,女子因为是阴而卑贱。《礼记》中第12内则中强调“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外内不共井,不共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肀纹涿,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把男女之“别”划入到“礼”的范畴之内,朝鲜接受了这种思想,并这样做。朝鲜女子是不能随便外出的,即便外出也要“蔽面”,这样才有“礼”。所以朝鲜使节看到满女“出门见人不羞”感到“可骇”,从而更加肯定了满族是个不识礼仪的蛮夷之族的观点。
在当时的朝鲜社会中,受阴阳相济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女子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一切服从于男子。宋儒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并将这种道德规范加上妇女身上,女子的服饰必须要符合道德规范,出门必须遮面,这其实就是对妇女人身自由的限制,而满女不遮面出门体现的正是男女平等思想,这其实是一种进步。
满族女子出门由于不用长衣遮面,使得朝鲜使节能够观察到满族女子的妆扮,“毋论老少,皆耳焖珠。”4朝鲜使节虽没有直接做出评价,但却注意到“清女头样耳颇异矣”5,但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朝鲜社会的审美观可推知朝鲜使节的态度。高丽时期,耳饰传入高丽,并开始流行男女都配戴耳饰,到朝鲜中期董越《朝鲜赋》中强调“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毁伤”,认为在耳朵上穿洞是对父母的不孝,下令禁戴耳饰。所以朝鲜中期两班贵族女子都不戴耳饰,只有少数庶民阶层的女子及配戴耳饰。另外当时受中国传统“华夷”观影响,戴耳饰的风俗被视为“胡俗”“蛮俗”,所以见到女子戴耳环则叹道“如蛮俗者”。根据当时朝鲜社会的审美观及朝鲜社会对满族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朝鲜使节也会认为满女“耳挂双珠”是蛮俗。满女带耳饰则是旧俗,乾隆曾说“旗女一耳戴三钳,原系满洲旧风,断不可改饰”可看出这是满族的习俗。《三朝北盟会编》载女真人:“男子辫发垂后,耳垂金银。”可见早期男子也同女子一样耳挂金银佩饰,到清后男子逐渐不戴了。满族妇女戴耳环的习俗与萨满教观念有关,“萨满教认为人有三魂,即命魂、真魂和游魂,其中游魂是最活跃的,可以脱离人体而活动,而耳环能卫护游魂,以保证人的神安志名,所以满族先民视耳环为平安避邪灵物。”6 朝鲜使节认为这种戴耳饰的风俗是“蛮俗”,显然是受“华夷” 观影响而表示蔑视之情。
另外,朝鲜使节发现“汉女皆传粉,胡女则否,旧闻汉女有夫,虽老皆传粉簪花,今不见尽然。”7 朝鲜使节认为汉女多涂粉,对汉女涂粉并不反感。而实际上满族入关之后,汉满女子相互影响,满女也涂粉,对于满女涂粉,朝鲜使节则描述成“厚涂真粉”。在朝鲜社会中,认为女子“浓涂脂粉,何异塑鬼,故古人不许妇人时世之妆。”只有才会涂粉涂胭脂,戴耳饰,所以满女戴耳饰,涂厚粉,与朝鲜社会女子相比,(下转第103页)(上接第102页)满女传递出一种妖艳的形象。
十八世纪上半叶,朝鲜使节描写满族女子,重点是在描写满族女子的妆饰,通过朝鲜使节的描述,我们发现朝鲜使节一方面是受朝鲜朝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将汉女塑造成正面形象,而满女则为负面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受朝鲜朝社会传统的审美观影响,从儒家道德观的角度否定满女。从服饰传播和接受学的角度来看,朝鲜的审美观带有种族中心主义色彩,即以朝鲜社会的标准来对待其他文化,并认为朝鲜社会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及审美观点等是最正确的,是最佳的选择。朝鲜这种种族中心主义是受中国传统“华夷”观的影响,排斥蛮夷习俗、文化。正确认识各不同民族服饰美的特点,就能够打破束缚服饰文化发展的各种禁锢,从而使得各民族健康的着装观念与优秀的服饰形式得到充分的交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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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设计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各国发展的道路与特征均有不同。德国长期以来强调设计中的功能主义原则，强调设计的民主特色，反复提倡”好的造型”。因此，理性原则、人体工程原则、功能原则是设计天经地义的宗旨，不能因为商业主义的压力而放弃。这些因素造成德国设计的坚实面貌：理性化、高质量、可靠、功能化、冷漠的特征；与之恰恰相反，美国设计的幽默感与随意性形成了这个自由国度的标识。美国短暂的历史，自由的人性，使得设计师对设计的社会效应，对大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现代设计对于民族传统的继承性和发展性，以及设计本身的社会含义等则考虑不多，这使得美国设计更具轻松、乐观的色彩；法国的现代设计是基于法国设计传统的，即设计为富裕的上层人的活动，设计的内容是豪华、奢侈的产品，设计不应该是民主的、大众的，而应该是权贵的、高尚的。法国的设计除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外，地区主义也非常强烈；丹麦是斯堪的纳维亚五国中最小的一个，国土狭小，经济高度发达，其发展一开始就与大自然作斗争，这种背景使丹麦人长期以来对于设计具有高度的重视，而丹麦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的统一性，使丹麦的现代社会也对其设计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丹麦现代设计中贯穿了一种冷静的，严肃的高度功能化的风格，体现了大企业的精神；日本的现代设计发展得非常迅速和成熟，日本利用了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欧美各国用了70多年才达到的目的。传统与现代双轨并行是日本设计的一个重要特点，日本是一个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最好学生，从传统的日本设计可以看到中国、韩国的影响；从日本的现代设计中，可以看到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的影响。无论是日本的陶瓷、传统工艺美术品、传统服装、传统建筑、传统文化的设计(如茶道、花道、盆景设计)，还是现代设计，如汽车、家用电器、照相机、现代建筑和环境设计，现代平面设计、包装展示设计，都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世界上很少国家能够在发展现代设计时完整地保持，甚至发扬了自己的民族传统设计，日本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意义的经验。
中国的现代设计相对欧美等国来说，就不是那么乐观了，设计上抄袭模仿的现象普遍存在，作品的质量不高，能够走出国门、真正展示自己的东西还是太少。完全照搬国际现代主义设计，虽然可能设计水平看似提高了一些，但是毫无中国特色可言。我们分析西方各国的设计，它们都有着自己本土特色的东西，是它们文化的体现。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化底蕴，孔孟哲学、诗书礼仪，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是我们唤醒中国本土设计面向世界的重要源泉；并且中国传统艺术丰富多彩、陶器、染织、家具、古建筑、书法、绘画、民间艺术等是我们创作的宝贵资源。
一、图腾、纹饰在现代设计中的体现
将传统元素衍生后再融合到现代设计中来，香港设计大师靳埭强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他的”靳埭强设计有限公司”的司标就是在公司”以人为本”的理念倡导下，采用了”同心相合、彼此相通”的”方胜”这一传统吉祥图形作为基本框架。司标原形虽然取之”方胜”，但靳埭强先生敏锐的视觉感受力以及他对传统图形内涵气韵的深刻感悟力，使他没有对原形的如实照搬，而是经过了形的提取、衍生、再造，使司标更加具有东方民族个性，也更加适用以后的展开运用。又如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台标，借用丁原始社会彩陶上的凤鸟图形，并使用了中国图案特有的”喜相逢”结构形式，反映出一种厚实的文化底蕴，凤鸟两两相对旋转的翅膀极富动感，体现了现代媒体的特色。在其他视觉传达艺术、环境艺术等设计领域也处处可见图腾、纹饰元素的运用。
二、汉字在现代设计中的体现
汉字是表达思想语言的符号，同时也是一门独特的艺术，它的构成方式和形式美，在世界各国文字中独树一职。从皇帝时期的仓颉造字到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再到秦汉时的小篆、古隶和宋明时的印刷字体，直到我们现在常用的宋体、黑体、仿宋、综艺、琥珀、圆体等，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随着时代的发展，站在信息化、视觉化、艺术化的视角审视，汉字无疑是一种有巨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设计元素，广泛地运用于现代设计之中，铸就出现代视觉传达设计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靳埭强先生在其招贴设计《自在》中，运用了中国水墨画技法，融合了现代技术的特殊肌理效果，现代又不失传统。作品《甲骨文·众生》中”众生”、”方舟”、”日、月、云、水”都是甲骨文字的设计组合。作者通过新设计的甲骨文力求使古老的文字具有时代气息而又不同于传统甲骨文。
三、书法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体现
书法是我中华文化之精气神的一种独特的表相。汉字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智慧创造，其美无比，天上人间独一无二，汉字书写也成了专门的高超艺术，已传承了几千年之久。中国的书体丰富多彩，有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等。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标志”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中，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形式与现代体育运动想结合，印章中的”京”字似”京”似”龙”又似”人”，把”北京”、”中国”、”人文传统”、”现代运动”包蕴其中，印章中经过巧妙的处理形成一个面向前奔跑、欢呼的人形，又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以运动员为主体的健康向的精神，充满了朝气和活力，方寸之间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有机地糅合得非常完美。
四、民间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体现
礼仪是人与人关系的规范,丧祭之礼也不例外,它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看不见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不可通约性引申出这样一个问题,丧礼为谁?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中西丧礼的不同表现形态。
中国丧祭礼仪分析
《说文》中对“礼”的解释是“,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故“礼”的最初意义并非针对人间的社会行为规范而言,而是对神的敬畏,行礼是为了给神献祭。“绝地天通”之后,神的位置让位于人,一切“礼”都遵循“尊尊”和“亲亲”的原则,儒家的丧祭之礼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孔子非常重视丧祭中“哀”的成分,如“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① “哀”是为了尽孝道,“对‘死人’的孝,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就是重视丧葬和丧葬质量。《论语》说,“‘慎终追远’,《中庸》则强调‘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慎终追远”谓居父母丧要尽礼节。祭祀要尽虔诚。“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②而“孝”是因为存在一个等级关系,正如先生所言,“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实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孝的解释是‘无违’,那就是承认长老权力。长老代表传统,遵守传统也就可以无违于父之教。” ③
正因为长者中心制支配着一切丧葬礼仪,中国人在丧礼上表现出来的繁文缛节才显得并不偶然,死亡仪式最终要符合的是社会的情理。报丧、哭丧、入葬的方式甚至不同的人死的称呼都是不同的,死者没有任何逾越世俗权威的可能,因为丧祭礼仪关系到整个社会伦理规范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孝”的本质并不是精神性的,因为这里没有自由可言。孔子所谓内心的孝道――“仁”缺乏一个基于一般人性的普适性的标准,因为孝道实际上是一种基于血缘和亲属关系的私人德行,这种常被人们称道的“孝文化”实质并非对“人”的敬重,而是对外在规范的无条件服从。“孝”最终是要不悖于“礼”,“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④如《礼记・曲礼下》对死的称谓,“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只有贫民百姓才是死,王公士大夫之死则要蒙一层尘世的光环,丧祭礼仪表达的是生者的荣耀;哭丧也很有讲究,要求“主人嘀,兄弟哭,妇人哭踊”,哭的方式与个人身份是相吻合的,哭不是想哭就能哭的,哭丧是哭给生者看的,哭抹去了生者对死者的一切罪过。传统儒家的孝道其实主要针对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尤其是长者,但即便是对亲属的孝也是缺乏最起码的“人道”意义的,丧葬的礼节其实成了生者摆脱自己罪责的方式。鲁迅对国民性的体察无疑是深刻的,而五四时期的对中国传统丧祭礼仪的改革其实只是在仪式上作了减法,却丝毫也没有触动这种礼仪文化的根子。
再看“奠”,这个字很能表达我们的死亡观念。“奠”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酋”即“酒”,下面象放东西的基物。本义是设酒食以祭,特指初死时的备供品敬礼。《说文》中解释为“奠,置祭也。”把死者当生者一样供奉,我们看重的显然不是死者的精神生命,而是肉身,我们理解的生活也就像费尔巴哈所说的“吃、穿、住”那样,丧祭礼仪对应于此的是酒食祭品、寿衣以及棺墓。无限地拉近死者与生者的距离,即“事死如事生”,这的确是中国丧葬文化的独特性。《荀子・礼论》云:“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把死者当生者看待,粗看起来是一种崇高的礼遇,其实不然。中国文化中对生命的理解与西方人相反,我们是尽力把灵魂排除出去,抽象出肉身,许慎在《说文》中对“死”下的定义是“死,澌也,人所离也。从,从人”,指形体与灵魂相分离。李清桓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人死后有灵魂的存在,死去的亲人只是灵魂脱离人身,‘他们’过度到另一世界生活,还会祝福人间。所以人应‘不死其亲’,不把死去的亲人当作‘亡人’,当‘视死如生’”。⑤在中国的丧葬仪式上只看得到生者对死者的权利,死者没有尊严,因为“人死如灯灭”。中国人虽然相信死后灵魂的存在,可并不认同灵魂的独特性,西方人说的“灵魂不灭”指的是人精神的永恒,中国人说到的“灵魂”则像是一个实体性的东西,或许人们更愿意称它为“鬼魂”或“阴魂”,是会对自己的现世的祸福产生影响的。正因此,对死者献祭就显得必要。一般来说,除了“三年之祭”外,人们大都是在人间遇事不顺时,才想着去拜一拜死者,因为死者与冥间有沟通,希望死者能显灵,保佑他们在人间生活畅达。中国社会中的丧祭礼仪对于生命的肯定表达实则是人的肉身生活,它完全忽略了人生命的精神特性,它所理解的生命其实是相当抽象的。
西方丧祭礼仪的文化解读
西方的丧祭礼仪大抵很简单,其形式基本上属宗教式的。葬礼与葬礼弥撒一般由神父或死者亲属议定,包括祈祷词和经文,然后是圣餐,最后为告别仪式。西方丧葬礼俗主要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基督教将每一个人的灵魂直接与上帝发生关系,不允许偶像崇拜,崇尚灵魂升华而轻视肉体,因此西方的丧葬风俗是简丧薄葬。基督教的丧礼更多的是为死者祈祷,祝其灵魂早日升人天堂,解脱生前痛苦。基督教认为人死后灵魂需要安静,因此丧礼非常肃穆。在基督教文化影响下,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丧葬基本从简,即所谓在上帝面前“灵魂平等”的原则。哭丧无论是初终还是在教堂,也无论是在送葬路上或下葬时,亲友都不能大声嚎哭,只能默默流泪或嘤嘤啜泣,意为不要打扰死者灵魂安静。⑥在西方人眼中,死者和临终者与一切现成的社会规则脱离了。生者对死者的感情是凌驾于一切社会权威和法则之上的个体生命以及对一个个体的无限珍视。同样,在西方,死之神圣带来丧祭之礼的独特表达,丧礼只有采用宗教性仪式才能真正让死者的灵魂得到安慰,“宗教的临终仪式能够在其信徒心中激起感情,让人们认识到人们在以人性的方式关心着他们,毫无疑问,这是宗教仪式的真正功能。” ⑦
西方人把对死者的安慰权交给上帝与人间的使者――牧师,他会说:“天父,我的上主,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请您饶恕我们,正如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而荣耀都是归于您的”。西方人的丧祭仪式本着基督教的原罪和复活的概念展开。西方历史上最意味深长的死莫过于苏格拉底和基督之死。苏格拉底临死前叮嘱家人和朋友不要悲伤哭泣,对他而言,死亡是摆脱肉体的最好方式,肉体死了,精神诞生了,他最后留给世人的话是“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路更好,只有神知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受难以及死后复活给人同样的启示,生命的真正秘密在于精神从肉身中超。
从中西丧祭礼仪的区别看中西社会文化思想的不同
从中西丧祭礼仪的区别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的丧祭场面往往宏伟而热闹,死者亲属的悲痛溢于言表,中国人对死亡真正痛苦的其实是族群生命力的衰弱,而非一个唯一个体的消亡;西方那种静悄悄的丧祭礼仪其实是一种等待和倾听,等待着至善天国的来临,倾听天堂的回音,在仪式中生者和死者共同领受这不同凡响的一刻,死亡事件启示了比死亡本身更大的意义。
中国传统的丧祭礼仪受制于儒家的等级秩序和长者原则,个体生命被抽象地理解为尘世的生物性活动,死后的灵魂则是一个能左右人祸福的实体。正因为如此,丧祭礼仪对中国人来说显得是一种对死亡的直接感受,在此岸和彼岸之间,人们更着眼于现世和当下,这种根源于儒家传统的情形正如韦伯所言,“儒教与信徒的关系,不管是巫术性质的,还是祭祀性质的,从其本义上讲,都是此岸性的”;⑧西方的基督教丧葬礼仪则把人的死亡与原罪和复活相联系,个体生命的神圣性和唯一性维系于灵魂不朽的观念,即精神的永恒性。两相比较,可以这样讲,西方人的丧祭之礼更多地表现出对个体生命本身的理解和尊重以及死亡之于生存的意义;而中国人的丧祭之礼无论在形式上表现得有多么精致或繁复,其所要表达的意义无非是“慎终追远”式的无奈和茫然,它除了沉溺于“生命苦短”的悲观意识之外就再也没有从死亡中超的勇气。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人在丧祭礼仪上也悄悄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人们开始接受西方的简约形式,送花、追悼等,但人们在对死者以及死亡的观念上究竟有多大本质的改变还是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这种形式的变化已经是一个开端,它所孕育出来的也许就是对于生命意义的深刻理解和领会。(作者单位:江汉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系)
注释
①②④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2、6、13页。
③:《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110页。
⑤李清桓:“《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丧葬文化”,《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8期。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无数中华儿女，更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之不竭的重要资源。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地结合起来，对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
(一)思想政治素质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爱国主义情感是一种对祖国充满热爱、忠诚的感情及愿意为祖国奉献一切的情感。中国的青年一代肩负着建设祖国的重要任务，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有利于团结青年一代，更会成为鼓励当代大学生参与祖国建设的强大动力，同时，也更有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郑成功、戚继光、林则徐等历代爱国英雄身上体现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中起着积极的影响作用。
2.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新一代的青年中许多人是在父母的宠爱下成长起来的，只知索取不知付出，动不动便对社会不满，怨老天不公，缺少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启迪人们将为国为民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值得当代大学生学习，不但要有强烈的爱国义情感，更要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体现出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二)意志品质的有效提升
1.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高尚的道德情操
当前许多大学生没有道德感，以自我为中心，缺少仁爱之心和感恩之心，骄傲自大、心胸狭隘，屡屡做出违背道德标准，甚至是触犯法律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文化素质低下，道德水平不够。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积累的文化底蕴对于道德情操的培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的“百善孝为先”的孝道思想，“言忠信，行笃敬”的诚信品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的宽容品质，“自下者人必高之，自高者人必下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谦虚谨慎的思想，“容止所思言词安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彬彬有礼”的礼仪风范都是当代大学生所需要大力提升的优秀品质，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上述思想的阐述和理解精辟而独到，是大学生们值得关注的内容。
2.有利于培养大学生顽强的意志力和自强精神
由于特殊的成长背景，当代大学生中的许多人缺少吃苦耐劳的毅力，独立自主性差，甚至出现了家长跟到学校照顾起居的可笑场面，培养大学生顽强的意志品质和自立能力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的自律精神;“头悬梁、锥刺骨”、“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功夫深，铁柞磨成针”的刻苦钻研精神;“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不强者不达”的自强精神，恰恰是中国大学生身上缺少的品质。
(三)职业素质的重要影响
1.爱岗敬业精神的启示
许多大学生好高鹜远，不肯脚踏实地地面对生活，跳槽现象频现，失信于企业的现象严重。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专注统一、感恩思想，强调“术业有专攻”、“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这有利于引导大学生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专心于专业岗位建设，培养其爱岗敬业的精神。
2.团结协作意识的提升
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增强，协作意识差，人际关系淡漠，而拥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又是企业对大学生的基本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谐统一”，这正好与时代要求相符合，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识大体、顾大局的意识
当代大学生更加注重个人利益，忽视集体利益，整体观念和大局意识不强。而传统文化中的整体精神，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讲求付出，歌颂奉献，有利于引导大学生培养全局意识，淡化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让其思想更加成熟。
4.刻苦钻研、不断创新精神
时代需要文明，时代呼唤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与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分不开，万里长城、都江堰、圆明园、四大发明等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当代大学生如果能够将这些文明和精神继承，那么在世界未来的发展必将是不可阻挡的。
二、封建腐朽思想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作用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是由于几千年腐朽的封建文化的左右，其中也夹杂了许多不利于大学生学习的内容，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我们要注意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学会批判继承。
(1)中国传统文化重德轻法，过于宣传“德治”，缺少民主法制思想，专制思想浓厚，不利于大学生们法制意识的培养;(2)过于严格的等级观念，强调天生的地位差别，不利于大学生自主意识的培养，同时也让部分大学生过于迷恋“官本位”，权力欲明显，认为当官是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这在目前高烧不退的公务员考试中体现得最为明显;(3)过于强化从众心理，个体永远淹没于群体，让部分人正常的自我意识受到压制，不利于个人心理健康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4)过于强化“无为”思想，如“君子无所争”、“木芳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的思想，让一部分人的竞争意识受到压制，也为一批大学生颓废生活、无所事事提供了借口，而健康的竞争恰恰是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这种“无为”的思想不利于大学生在竞争中创新和发展。(5)过于强调“关系和人情”，亲情和友情是一个人丰富情感的表现，但是过于强调各种关系和情谊，往往会造成对事实和公平的歪曲和损害，现实生活中，任人惟亲、家族腐败的现象其实是一种“重情重义”情感的畸形表达。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关系”，却对自己个人能力不作高要求，歪曲了社会的公正性，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三、新时代下积极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一)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
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我们应该在高校营造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氛围，让学生沐浴在文化的气息中，成长在文化的熏陶下。一方面是通过各种学生活动的开展进行传统文化学习氛围的营造，以此来提高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可以邀请国学名家到校园内开设传统文化系列讲座，鼓励学生建立相应的学习型社团，进行自主研究，并通过文艺表演、电影节、知识竞赛、写作比赛、演讲比赛、研讨会、读书节等各种活动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活动。
另一方面则是利用目前丰富的网络教育资源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信息社会，网络教育不可忽略，如今大学生作为互联网用户的一个主力军，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正受到网络的深刻影响。我们要及时转变教育方式，与时俱进，提高教育的效果。目前全国各高校都有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渠道，通过博客空间、QQ群、MSN等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但是网络宣传同时也是一种挑战，太多的负面思想也在同时传播，这就要求我们要谨经营这块阵地，不断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抓住机遇，达到正面教育效果。
还有就是作为学生工作者，我们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积极学习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才能在每天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及时有效地应用，而且要注重个人言行举止，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一支文化底蕴丰富、礼仪修养高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必然会对整个校园文化育人氛围的营造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重视课程载入的重要性
目前许多高校都重视专业教育水平的提升，将精力放在教学质量和技能水平、就业率的提高上，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多以应付态度对待。除了思想政治专业的学生，大多数学生也只是应付了事，而更少有学校专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这些年，随着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热传，越来越多的高校已经开始注意到培养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了。许多高校已经开设了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选修课，但是我认为，要想加强这方面的教育，还应该进一步加大课程载人力度，开设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必修课，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扩大化，同时丰富校内的图书资源，大量引进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书籍，为学生进一步拓宽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空间。
“中国元素”指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及独特的民族特色的设计元素，其中包括面料（如：丝绸、棉、麻等）；色彩（如：红、橙、黄、绿蓝等）；装饰纹样（如：牡丹花、龙、凤等）；款式（如：旗袍、中山装、立领等）以及镶嵌和刺绣等中式工艺。然而中国元素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在现代服装设计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也是表达美的重要途径。因此，在现代服装设计中设计师最爱从传统的中国元素为出发点，并使中国元素成为其设计过程中取之不尽的材料和为其提供服装设计时的灵感。随着设计师对中国元素的不断运用与挖掘，出现了很多具有民族美和现代美的完美服饰，并充分体现了“中国风”这一时尚领域的民族特色。然而在现代服装设计的时尚领域中，由于外来文化和精神的不断冲击，使人们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不断发生改变，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民族特色在不断地被人们遗忘。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笔者作为一名现代服装设计师，对现代服装设计中结合中国元素，使现代服装具有传统性和时代性综合的特性服饰设计，并实现现代服饰与中国元素相结合，充分体现中国元素的魅力。
一、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价值
1.1传统文化与服饰艺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有“衣冠王国”的美称，不同时期的服饰都有着突显时代的典型设计和民族风俗。在古代中国，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服饰的设计被刻上了儒家的“烙印”。然而儒家的思想指的是礼仪仁道，并讲求中庸之道，在这种思潮之下，中国人的服饰都有着平等、美好、整齐、含蓄、端庄的民族特点。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孕育着典型的中国文化，服饰艺术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如一个多姿多彩的生命体，传达出时代的灵魂，并且能清晰明亮的反映着历史文化。服装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每一件衣服的图案、布料以及款式不仅能反映出各种各样的民族风情、不同的民族文化以及不同的，还能提相处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与特色。因此，现代服装设计中运用中国元素，已成为现代服装设计师的宝贵素材，并能充分体现传统文化与服饰艺术相融合的个性，以便用服装反映中国的灿烂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
1.2传统服饰的历史内涵。中国传统服饰往往有一种含蓄、端庄、典雅的美感，其与西方服饰的风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原因往往是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引起的。中国传统服饰风格通常是强调对称、强调线形、手工纹饰，为了突显中国人的含蓄、内敛的性格所导致的。中国传统服饰还体现一种自然和谐的美感，从各个方面充分体现出当时中国人民对大自然的热爱与追求，并讲究服饰和季节、环境等因素相协调。同时，服饰的款式调配应与衣服的面料、色彩以及图案和谐匹配，并充分体现出穿衣者的身份、地位。中国传统服饰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历史意蕴，并在中国服装的历史上发挥着重要的意义，其中中服饰设计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智慧的结晶，并在历史的长河中触发着“礼仪之邦”的中国蓬勃发展，为下现代服装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特点
2.1色彩明快对比又和谐统一。色彩是刺激视觉神经的重要指标，鲜亮明快的的色彩搭配不仅能体现出穿衣者的个性与气质，还能体现穿衣者的审美能力以及配饰能力。色彩犹如一个聪慧的人一样，不同的色彩表现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性格特点（如：大红色代表着激情、勇敢、爱心；紫色代表着高贵、富裕；绿色代表着充满生机、环保、青春等等）。中国服饰色彩是源于传统的无色，是民族文化色彩的继承和发展。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充分利用传统的色彩，搭配出独特、优雅的现代服饰，既能充分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民族的精神以及民族的风俗习惯，还能实现色彩明快对比又和谐统一的理念。
2.2图像特征。传统中国的图案特征主要从两方面突显，一方面是从其内涵来说。传统的图案都有一个共同点，体现民间的风情、民族的和谐统一以及人类与大自然的友好相处，都表现出了人们心灵的最深情感的真实性和抽象性。无论是八吉祥、暗八仙还是民间的吉祥图案，从其形式来看，他们的形象不但具有原有的自然景象，还有抽象的符号特征，其成为了人们抒发内心情感的一种标志和人们灵魂和精神的寄托；另一方面从其内容来说。传统的图案在服饰上都会用线条描绘和色彩渲染，使其形成一定的规律和款式的图样花纹。图案源于生活，因此，为在生活中挖掘丰富多彩的图案，设计师可以利用自然、人物形象以及植物动物来取材，并结合自己主观的意象来创造出更美的图案。
三、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
3.1中国传统色彩带给现代服装设计的惊艳。色彩最能吸引人的眼球，不同的色彩能体现出穿衣者的独特个性，更能传达其内心的情感。民族色彩则是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以及审美的重要体现，能直观地表现出一个民族服饰的特色蕴含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可见，中国元素中色彩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设计师不仅要把民族色彩作为一门语言融入到其设计中，更要巴民族色彩的精神以及灵魂更生动形象的体现在现代服饰中，从而达到中国元素的传播以及民族文化内涵的传递，让人们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能感受到中国博大精神的民族文化，体现其个性的同时表现其爱国之心。如：大红色被广泛的使用在服装设计中，其红色不仅能体现出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当今社会提倡人们实现“中国梦”的激情，还暗含着中国人民对喜庆、吉祥的追求，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审美特点与心灵真实的情感的特征。
3.2中国传统面料的运用。面料是服装的基础，面料的好坏直接影响服装设计的风格和款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纺织技术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形形的面料供现代服装设计选择，但是也无法抵挡传统的中国服饰面料的魅力，如：丝绸、棉、麻等传统面料都有着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并在现代服装设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现代服装设计增添浓厚的民族风情与丰富的民族文化，增强现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有利于弘扬传统的中国文化。大部分现代设计师都喜欢运用丝绸和棉等面料，其能充分体现中国人民的朴素美，以及对服装设计的创新，并造就一批既时尚又具创新的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服装品牌（如：木真了、江南布衣等时装品牌）。
四、结语
中国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通过现代服装设计师的充分融合，使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和延伸。本文主要阐述了传统服饰的文化价值以及特点，对中国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进行了探讨，并论证了中国元素给现代服饰带来的巨大影响与成就，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得到了发扬和传承，让现代服饰在赶上潮流的同时，更具文化性与社会性。（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服装学院）
参考文献：
[1]期刊论文.浅谈中国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运用-现代商业-2010（36）
随着娱乐节目的内容与形式被日益的丰富和发展变化，娱乐节目处在一个有序而多变的动态过程之中，内容上力求趣味性、娱乐性和知识性，形式上也更加突出参与性和游戏性。将娱乐元素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为观众树立“以人为本”的正确价值观，警惕腐朽文化，低俗文化在玩乐中的侵蚀，使其真正成为一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而又让人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
一、中国电视娱乐节目
娱乐节目以人自身作为传播符号，实现了对感官的全方位调动，凭借其贴近生活，讲究观众的参与性，互动性等优势，在交流互动中还原了人最初始的人性化娱乐状态，将电视媒体娱乐的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工具。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除了直接引进的节目外，大部分脱胎于外来节目，尽管进行了一系列“本土化”的改造，但仍然遗留着“他文化”的印记。
值得肯定的是，目前我国资讯类娱乐节目，如《中国娱乐报道》、《娱乐无极》等节目采用娱乐化新闻、全球化视角，创新的风格及市场化运作这几大元素来经营，已渐现成熟;同时以幸运劝 ，心辞:娜为代表的益智类节目也早被受众肯定和接受，让观众走上舞台，成为节目中的主体，与主持人进行互动。天向扮等娱乐脱口秀类的节目，成为时下大热;另外一个代表着“平民娱乐时代”的“超级女声”、“快乐男声”作为一档全程跟踪式直播的节目，将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推人一个全新的阶段。这种“平民参与、观众做主”的娱乐形式，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电视节目发展的必然、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促进了节目与受众的互动;肯定了娱乐本身的平民性以及与大众进行亲密接触的可能性。
二、中国电视娱乐节目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中华自古为礼仪大邦，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是支持我们民族精神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的精神纽带，是我们民族真正的根基。然而到了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逐渐消失，国民优秀礼仪风范逐渐退化，与文明之邦国的称号相去甚远。挽救民族文化，形式岌岌可危。而以“娱乐”为目的的电视娱乐节目热已成为当前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可以传达一种精神上的导向，引导受众的精神状态，必然影响着收视群体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就必然成为一个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好平台。因此，面对庞大的收视群体，如何做到寓教于乐，为电视娱乐与中国传统文化找到一个最佳契合点，是极为重要和意义深远的。
目前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还处于摸索阶段，多以借鉴国外节目为主，将娱乐与本国传统文化结合较好的栏目为数不多。
辞卿作为央视二套的王牌节目，准确锁定以“家庭”为基础的收视群体，围绕着中国传统亲情观念，成功引进国外益智节目的全新理念，取得了非同凡响的市场效果。尤其在暑期举办特别节目“开心学国学”，用扣人心弦、热热闹闹的电视选秀将国学乔装打扮，搬上舞台。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国学知识竞技将“国学”概念带给千家万户，令国学基础文化知识深人人心。虽然由于很多专家针对国学的严谨性，对这一节目颇有争议，但也不影响其深受观众的喜爱，取得高收视率。
三、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问题及发展前景
电视娱乐节目要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很好结合，首先必须要有其吸引观众的特色作为基础，节目才能持久，它才有能力更进一步的完善，这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必经阶段。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娱乐节目:就是用令人愉悦的方式使人受到启迪的节目，能让人在娱乐中学到东西，才能成为一台真正为大众所喜爱的优秀娱乐节目。一个成功的电视娱乐节目，必然与其强大的制作团队，卓越的节目创新力、超强的主持阵容、优美的背景音乐等多种因素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首先，形式要创新，形态多样。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审美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同时多个电视节目的同台多台竞争，使观众对节目的要求越发的严格和挑剔。目前中国成功的的电视娱乐节目形式太少了，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几档节目。同时由于版权保护制度的不健全，电视台的急功近利，电视节目制作的低门槛与易模仿性，使得一档很好的娱乐节目因出现众多定位、风格、内容雷同，创意缺乏的同类节目而使受众出现审美疲劳，在互相“克隆与模仿”中，缺少变化与创新，似乎走上了崎岖之路。例如当下很受青睐的以婚恋为主题的节目就先后涌出三台诚勿拗， 爱向前哟以及们约会A阶。同时节目环节设置单调。我们看到国内的某些益智类娱乐节目的场面往往是一个表情严肃的主持人加上一排神色紧张的选手对决，有时候看得叫人喘不过气来。往往显得知识性有余，而娱乐性不足，定位于娱乐节目而又不能让大多数观众得到身心的释放和相应的轻松、愉悦、满足感，已渐渐导致受众市场的流失。
其次，立意要深远，寓教于乐。当前大部分的电视娱乐节目还是处于借鉴阶段，但是在借鉴国内国外节目形式的过程中却丢失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品位，娱乐节目内容空洞，忽视内容而突出各种搞笑的形式，浅薄轻浮、虚张声势，过分夸张的肢体语言与自娱自乐，缺乏思想，浅层次的感官刺激和享乐，只能算是“愚乐”。电视节目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在背后作引导，不明白其传播主旨是什么，选取的题材立意不远，最终会“告知”大众一些错误的认识，传播一种不正确的导向，从而带来一些隐形的社会问题，虽然娱乐节目不要求其具备太强的教化功能，但并不等同思想文化的缺失，在观看娱乐节目的过程中，能够寓教于乐，让人快乐的同时又有所受益，雅俗共赏才是最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