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县供电公司实施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
思想认识有误区。一是对形势认识不够。部分员工尚未完全从传统观念中转变过来，未能认清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然趋势和电力企业的发展方向，仍旧认为电力企业是国有垄断型企业，独家经营，竞争不大，不用搞绩效管理，导致员工忧患意识不强；二是对绩效管理理念认识肤浅。由于宣贯培训不到位，一些员工对绩效管理理念内涵未完全理解，认为绩效管理就是绩效考核，把绩效管理重心放在了绩效考核上，忽视了绩效管理的其它环节，导致绩效管理效果不明显；三是员工主体地位不清晰。由于管理者缺乏有效引导，个别员工认为绩效管理仅是领导和人力资源部门管理的事，其他部门、员工只是配合，影响了广大员工参与度。实质性绩效管理不够。县供电公司绩效管理体系虽已逐步建立和完善，但实际上绩效管理还处于文件性质的规定，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有效执行。一是“吃大锅饭”现象依然明显。薪资绩效差异化管理不够，对员工工作积极性做出正能量的调节和推动不足；二是形式化明显。绩效管理制度实际落实不够，甚至执行走样，激励作用未有效发挥，导致员工对绩效管理关注度下降，激励和发掘高素质人才的目标未得到很好体现。人力资源专业管理人员能力偏低。一些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没有人力资源专业知识背景，对绩效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核心地位认识不足，对绩效管理的整个流程缺乏全面理解，对其实施方法更是知之甚少，对一些人力资源的基本概念、技能和方法掌握不够，在指导绩效管理工作中存在诸多短板，不利于绩效管理理念的有效深化和绩效管理目标的实现。
三、县供电公司深化绩效管理的对策
1.强化绩效理念渗透。
企业要从发展创新的高度，利用网站，橱窗，培训班、绩效案例分析会等方式，结合形势、任务教育，对员工进行持续的绩效管理理念宣贯渗透，使员工深刻领会理念内涵，创新绩效实施方法和技巧；同时不定期举办绩效经验交流会和绩效管理论坛，为员工交流经验、相互学习、共同提高搭建平台。
2.强化管理能力提升。
基于绩效管理的广泛性、群众性、长期复杂性，需要一支强有力的领导团队组织、协调、引领。这就要求绩效管理团队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持续提升管理水平和统揽绩效全局能力，用前瞻的战略目光，组织规划科学合理的企业战略目标，辅导员工制定优秀的个人业绩计划，帮助员工获得完成工作所需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引领员工不断改进和提高业绩。
3.强化绩效制度落实。
全面推行管理岗位目标任务制、一线员工工作积分制，辅以有效实施的绩效经理人制度、部门职责及岗位说明书、绩效考核办法、绩效沟通辅导制度、绩效升薪管理办法、绩效评估结果应用、绩效管理协调推进会制度必须强制落实，让制度动起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现制度管人，制度管绩效，避免制度束之高阁，当摆设、装门面，确保绩效管理扎实推进。
4.强化绩效过程管控。
以持续改进提升为目标，对绩效管理全过程实施闭环管控，加大督导力度，定期检查绩效工作，每月召开绩效管理协调推进会，上下沟通反馈情况，用绩效看板跟踪绩效指标进度，及时发现问题并分析原因，制定改进提升措施。特别对处于绩效管理核心地位的沟通辅导环节实施重点督导，采取责任分解、结对子的方式，有效解决问题，最终达到各环节工作提质提效、做优做精的目标，实现“总结、改进、提升”的良性循环。
5.强化绩效领域延伸。
供电所是县供电公司最基层单位，农电工是供电所的主力军，肩负着农网配电与营业和优质服务的重任，他们的业绩能力、水平和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着县供电公司整体绩效和形象。通过多年对农电工的规范管理，其综合素质全面提升，实施绩效管理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选择管理基础较好的供电所进行试点，待积累一定经验后，再全面推行，从而调动农电工工作积极性，培养优秀农电工，促进供电所整体绩效提升，推进县供电公司发展战略更好的实施。
6.强化考核结果应用。
改变以往由上到下单向层级考核方法，实施多方位多主体的相互考核，深化制约机制，实现互促互进共同提高的目标。同时引导员工正确合理运用申诉手段，及时解决合理诉求，体现公平与公正。对评估结果要广泛应用，不仅要与薪酬、晋升、调岗，评先、培训、职称评定、专家推选等紧密结合，还要拓展应用深度和广度，使绩效管理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内部资源优化配置和同业对标等方面。通过结果应用，强化考核管理，积极发挥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化配置作用，为企业效益提升、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人才保障。
2.存在评价内容不具全面性的缺陷。由于财务指标权重过大，上述评价模型涉及企业战略性发展的指标较少，对顾客、员工和内部流程方面的指标涉及较少或几乎没有涉及，不利于企业的战略管理和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例如财政部的绩效评价模型中，其定量分析指标全部是财务指标，没有对企业经营管理和核心竞争力等其他方面指标进行设计。此外，上述评价模型大多是从企业经济利益出发进行评价，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较少考虑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取得的社会效益，对企业社会贡献未作评价。现代社会的企业追求的不仅是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还要考虑其作为社会组成部分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应该将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作为其价值导向。但在上述评价模型中，未涉及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评价。
3.评价结果不够准确。上述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由于设计不合理而导致评价结果不够准确的现象。在财政部的绩效评价模型中，整套财务指标体系中的指标，有些是正指标(如存货周转率)，有些是逆指标(如不良资产比率)，但却同时进行加权平均，影响了评价结果的可靠性。例如基本指标中的资产负债率，修正指标中的不良资产比率、资产损失率等都是适度指标或逆指标。模型对适度指标资产负债率进行了特殊规定，但对逆指标不良资产比率等未做说明，而是与资产负债率一道直接与其他指标进行加权计算，使计算结果缺乏科学性。此外，在中国证券报和亚商企业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公布的1999年和2000年“中证亚商中国最具发展潜力上市公司排行榜”上，东方电子连续两年位列排行榜首位，评价结果显示该公司在财务状况、核心业务、经营能力、企业制度、管理层素质和行业环境等方面均有良好的表现，公司具有良好的持续发展能力，但随着东方电子财务造假曝光，评价结果和公司真实情况之间的差异使得该评价体系也开始受到市场的质疑。
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模型的价值取向及设计原则
一、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模型的价值取向
企业的价值取向是指其经营目标的基本取向。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单元，企业经营目标的基本取向是实现收益最大化。追求收益最大化是企业的天性，中国上市公司的价值取向也离不开此。但随着市场形势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的经营目标和价值取向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经历了利润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和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三个阶段。
1.利润最大化。传统的财务理论认为，利润代表了企业新创造的财富，利润越多则说明企业的财富增长得越多，越接近企业的目标。但是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利润取得的时间，承担风险的大小，也没有考虑所获利润和投入资本额的关系，因此，利润最大化不应该是中国上市公司在经营决策时的价值取向。
2.企业价值最大化。由于利润最大化观点存在的种种弊端，企业经营目标和价值导向开始发展为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观点认为，股东创办企业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财富，由于他们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价值最大化就是股东财富的最大化。对于已经上市的股份公司而言，其在公开市场上的股票价格代表了企业的价值。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股价的高低，代表了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客观评价，体现了投资者对企业过去和未来收益、时间性和风险性、股利政策等等综合因素的考虑。但这种股价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紧密联系有一个依赖的基本前提，即证券市场要达到强式或半强式有效，股价的波动才能衡量企业价值的变化。这也就是说，利用股价来评价公司经营业绩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从属的证券市场的有效性。而在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中，股价受到诸多正常和非正常因素制约，并不能完全代表企业的真实价值，因此，在中国利用股票价格来衡量上市公司的价值往往会出现较大偏差。此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观点将企业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看待，没有考虑其与所处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协调发展的问题，容易导致企业过分关注经济利益而忽视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3.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企业开始进入战略经营时期，这一时期的企业经营目标和价值导向开始演变为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这一概念包括企业价值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其他相关利益者，诸如员工利益最大化、政府利益最大化、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等等。系统论认为，系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企业对于它下设的各个部门和基层单位来讲，是一个大系统，而对于它所属的城市、地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讲，又仅仅是一个子系统。为此，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不能仅仅从企业本身来考察，还必须从企业所从属的更大社会系统所定的规范和目标来考察。企业要在激励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必须与其周围的环境取得和谐，这包括与政府的关系、与员工的关系和与社区的关系等，因此企业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包括解决社会就业、讲求诚信、保护消费者、支持公益事业、环境保护和搞好社区建设等。“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就是要求企业在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与其利益相关者协调发展，形成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间的良性循环关系。
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是现代企业追求的基本目标，这一目标兼容了时间性、风险性、可持续发展等重要因素，体现了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也是本文所采纳的企业价值取向观点。在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下，中国上市公司绝大多数属于国有控股性质的国情下，中国上市公司更应将追求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并贯彻到经营决策过程中。
二、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
根据知识经济时期中国上市公司所面临的特殊经营环境、战略目标和价值取向，考虑到指标体系的可执行性，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应遵守以下原则：
1.一般原则
(1)可操作原则。可操作性主要是指指标体系本身的可行性以及指标项目有关数据收集的可行性。如指标体系过于详细则会导致繁琐，同时如果某项评价指标虽然有用，但为获取该指标数据所花费的成本大于其所能带来的利益时，一般应放弃该项指标转而选取其他可替代的指标。
(2)系统性原则。在确定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指标时，一要注意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协调，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的协调。财务指标主要反映企业过去的经营成果，非财务指标体现企业的长远发展态势和竞争力；定量指标主要以企业提供的会计报表和统计资料为依据，定性指标则从其他方面反映企业的运作状态，因此需要将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进行有机结合。二是要注意评价内容的协调。上市公司的绩效评价体系是一套综合的绩效评价体系，对能够反映企业综合竞争力的各个方面要全面考虑，关键性指标要互相衔接，并赋予适当的权重。
(3)重要性原则。这里重要性原则是指全面性和重要性相结合的原则。强调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全面性，因为它有助于从不同侧面显示企业的经营业绩。但过于面面俱到的评价指标会使整个评价体系变得模糊不清，不利于围绕核心问题来展开评论。因此在选取指标时，应按照重要性原则的要求，选择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主要方面，而不是每个方面。
2.特殊原则
(1)社会效益原则。根据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下，考虑到中国上市公司大多数是由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国有控股公司，因此在评价中国上市公司的整体绩效时，必须考虑其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即社会效益原则。例如上市公司在提供就业岗位、上缴国家税收、诚信程度、环境保护、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注等方面，都是衡量一家上市公司整体绩效的重要因素。
(2)激励性原则。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为中国上市公司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奠定基础，因此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绩效评价应将评价范围限制在管理者所能控制的范围内，非可控指标要尽量避免出现，否则会引起管理者的抵触。此外，指标水平应是平均先进水平，这对管理者的工作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可以激发其工作潜能。
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内容
根据系统管理理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战略经营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内外部一系列因素，因此，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既要考虑上市公司内部各种影响战略经营目标实现的重要方面，更要考虑外部环境对上市公司经营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特别是要考虑中国上市公司所处国情特点和环境的特殊性。在设计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时要体现以下几个结合：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的结合、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的结合、过去业绩评价和未来发展能力评价的结合、内部层面和外部层面的结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结合。只有实现以上几个结合，才能很好地避免中国现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缺陷。具体来说，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当包括定量指标(评价指标)和定性指标(评议指标)，其中定量指标分为基本指标和修正指标，包括五方面：财务层面评价指标、顾客层面评价指标、内部流程层面指标、创新与学习层面指标、社会责任层面指标；定性指标包括公司治理结构、管理者基本素质、产品市场占有能力(服务满意度)、发展创新能力、经营发展战略、基础管理水平、社会综合贡献、信用操守情况等八方面。整个体系完整反映公司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方面，避免评价内容不全的弊病。我们在对财政部颁布的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修改、补充完善的基础上，设计了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内容详见表1。
表1：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
评价指标
评议指标
指标分类
权数
基本指标
权数
修正指标
权数
评议指标
权数
财务60
财务效益状况
28
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报酬率
18
10
主营业务利润率
盈余现金保障倍数
每股收益
每股股利
每股净资产
6
6
9
5
2
公司治理结构
管理者基本素质
产品市场占有能
力（服务满意度）
发展创新能力
经营发展战略
基础管理水平
社会综合贡献
信用操守情况
18
16
14
12
12
10
10
8
偿债能力状况
15
资产负债率
已获利息倍数
9
6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速动比率
8
7
发展能力状况
17
主营业务增长率
资本扩张率
9
8
三年主营业务平均增长率
三年资本扩张平均增长率
9
8
顾客15
市场占有状况
15
主营业务市场份额
15
顾客满意比率
15
内部流程10
资产管理状况
10
总资产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5
5
存货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优良资产比率
产品合格率
3
3
2
2
创新与学习10
技术领先状况
10
人均利润
生产工人人均生产设施
5
5
研发投入比率
培训支出比率
员工稳定率
员工人均收入
4
2
2
2
社会责任5
社会效益状况
5
就业岗位比率
上缴税收比率
3
2
社会公益捐赠比率
5
80%
20%
二、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基本指标体系
基本指标是对企业绩效的主要计量指标，是整个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通过基本指标评价，可以反映出企业的基本效益水平。基本指标包括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资产负债率、已获利息倍数、主营业务增长率、资本扩张率、主营业务市场份额率、总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人均利润率、生产工人人均生产设施、就业岗位比率和上缴税收比率。其中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资产负债率、已获利息倍数、主营业务增长率、资本扩张率、总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等8个指标的含义和计算方法与财政部《国有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相关规定相同，其余指标含义及计算公式如下：
1.主营业务市场份额。主营业务市场份额是企业本年营业收入净额占国内该行业营业收入总额比率。其计算公式为：主营业务市场份额＝本年营业收入净额/该行业营业收入总额。该指标是衡量企业产品和服务市场竞争能力的重要指标，表明了其在市场中所处的地位。
2.人均利润。人均利润是指企业主营业务利润同员工平均人数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人均利润＝主营业务利润/员工平均人数。它从企业人均创造价值的角度，反映了企业的技术领先状况和生产效率状况。
3.生产工人人均生产设施。生产工人人均生产设施是指企业经营用固定资产总额同车间生产工人平均总数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生产工人人均生产设施＝企业经营用固定资产总额/车间生产工人平均总数。该指标从企业固定资产投入的角度考察了企业的技术领先状况。
4.就业岗位比率。就业岗位比率是指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数与平均资产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就业岗位比率＝企业平均人数/平均资产总额。该指标反映了企业每单位资产提供的就业岗位，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贡献。
5.上缴税收比率。上缴税收比率是指企业上缴的国家税收总额同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上缴税收比率＝企业上缴的国家税收总额/平均资产总额。该指标反映了企业上缴国家税收的情况，从税收角度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贡献。
三、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修正指标体系
修正指标的基本功能是对基本指标评价中的不正确和不全面的情况根据客观情况进行修正。通过修正指标评价，可以使企业评价结果更加真实准确。本指标体系中部分修正指标含义及计算公式如下，其余指标的含义和计算方法与财政部《国有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相关规定相同。
1.顾客满意比率。顾客满意比率是无顾客投诉营业收入与营业收入总额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顾客满意比率＝无顾客投诉营业收入/营业收入总额。该指标主要用来衡量顾客对企业提品和服务的满意程度。
2.优良资产比率。优良资产比率是企业年末优良资产总额占年末资产总额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优良资产比率＝1－(年末不良资产总额/年末总资产额)*100%。其中企业不良资产包括3年以上应收款项、积压存货、不良投资、待处理资产损失、费用性资产等。该指标用来衡量企业现有资产的营运状况，该指标越高，表明企业可以参加正常生产经营的资产越多，资产利用率越高。
3.产品合格率。产品合格率指企业一定时期内生产出合格产品与全部产品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产品合格率＝合格产品产量/全部产品产量。该指标体现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控制质量的能力。
4.培训支出比率。培训支出比率是指企业当年员工培训支出与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培训支出比率＝员工培训支出/主营业务收入*100%。该指标是衡量企业在人力资源投资方面的重要指标，体现了企业在未来的竞争能力。
5.员工稳定比率。员工稳定比率是指企业一定时期的稳定员工与员工平均总数的比率。计算公式为：员工稳定比率＝1－(年内流动员工比率/员工平均总数*100%)。该指标体现了企业的凝聚力。一般来说，该指标过低反映企业人心涣散，员工士气不足。
6.员工人均收入。员工人均收入是指企业工资性支出与员工平均总数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员工人均收入＝企业工资性支出/员工平均总数。该指标体现了企业员工的平均报酬水平，是衡量企业保障员工利益的重要指标。
7.社会公益捐赠比率。社会公益捐赠比率是指企业一定时期的社会公益捐赠总额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社会公益捐赠比率＝社会公益捐赠总额/平均资产总额。该指标是衡量企业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指标。
四、中国上市公司绩效评价评议指标体系
评议指标概括了公司治理结构、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社会综合贡献等方面的非计量因素，包括公司治理结构、管理者基本素质、产品市场占有能力(服务满意度)、发展创新能力、经营发展战略、基础管理水平、社会综合贡献和信用操守情况等指标。
1.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设置是否符合监管部门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有关要求，运作是否规范，是否体现了“权责分明，管理科学”的原则，是否保障了全体股东的权益。
2.管理者基本素质。经营者基本素质是指公司现任领导班子的治理素质、品德素质和能力素质等，具体包括知识结构、道德品质、敬业精神、开拓创新能力、团结协作能力、组织能力和科学决策水平等因素。
二、绩效管理过程中缺少沟通
刨除绩效指标，绩效规划形成阶段，H公司的管理人员很少介入，并且在落实绩效规划时，这些管理人员在进行绩效引导方面的力度不够。职工在具体操作实践过程，很少会得到管理者的引领与辅导，通常是职工与职工间进行交流，这就使得职工的技能与操作方式很难有所提高。此外，职工也不会对管理阶段反馈公司资源现状与工作条件变动在工作达成方面的作用。绩效反馈面谈阶段，因为中层管理者并未规定要完成的绩效规划，最终的绩效考核仅仅按照整体水平强迫对职工进行顺序排列，使得绩效考评的结论没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丧失准确性。这一方式让管理人员的顺序排列丧失合理性，很难让职工心服口服，进而让职工出现逆反情绪。一定的调研指出，众多的职工没有参加过绩效面谈，这一没有绩效反馈的考评形式，会让企业绩效管理不能看到已有的困境，不能及时进行调整。4.绩效管理过程中缺乏绩效反馈H公司的绩效机制没有一定的反馈内容，但是绩效反馈于公司运作阶段存在关键性的价值，其不但为公司与职工彼此交流的主要形式，还是鼓励职工的主要方式。H公司在绩效监管阶段，仅仅加强的是职工在公司发展中所做的奉献程度，忽略在职工特别是技术职工方面的投资，让一些职工心理出现不平衡感，抑或是反对绩效考评，或者离职，导致人员流失。在与有关职工的交流中看作，受调查人员并不认可企业的绩效反馈，存在很强的逆反思想。这一不调整工作环节与任务要求状况中的绩效考评显然不会完善企业监管与提升职工的工作绩效。
三、提高H公司绩效管理水平的对策
1.领导应把绩效管理提升到战略高度
众多的管理者，如高层管理者，只是将绩效管理当成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手段，并未将其提高至战略层面，并未将其看作战略监管的重要手段，所以不能实现把职工绩效管理与公司战略要求的密切结合。实际上，绩效管理为公司把战略变成实践的活动，为战略监管的主要组成部分，他的重要目的为以公司运作战略为基础，借助职工和他们的领导不断、动态的交流，确定职工的任务量与绩效要求，形成对职工任务达成水平的考虑方式，在具体操作中对职工活动发挥作用，进而达成公司的战略目的，让职工获得进步的重要阶段。因此，H公司为了实现科学的绩效管理，一定要在绩效管理对公司战略目的达成阶段的关键性与价值有个一致性的认知，特别是管理者应提升在绩效管理层面的科学认知，把绩效管理的关键性与重要作用提升至战略层面实施思考与操作。
2.要对绩效考核目标进行科学的定位
第一，H公司的有关绩效监管操作应针对职工考评目标实施较为清晰的定位，这一系统指出公司绩效目的的形成一定要基于企业战略目的，要基于目标监管，借助不断细化企业战略目的，让职工对自身目标有个清晰的认识，明确本身业务中的主要任务与要实现的任务要求。第二，借助目标管理形成的所有目的趋向较为统一，从下到上，不断地给予保障，不但重视职工的情绪状态，还注意他们的任务达成水平，特别关键的是，借助目标管理，职工能够自淡漠的被动者变为主动的参加人员，全面激发他们的工作主动性，这会改进之前企业形成绩效考评目的涵盖范畴比较小的不足。
3.绩效管理过程中强调沟通
之前H公司绩效管理活动通常是管理者主管，普通职工参加水平不高。所说的考评仅仅是考评阶段结束后，考核人员单方面对考核人员进行打分，不会存在绩效目的的形成与出于实现目的管理者对职工给予的指导，所以职工并不了解自身的绩效现状，进而不能运作一定的对策调整与提升运作绩效。绩效考评阶段，要运用以双向交流为基础的分层级考评方式，这一方式需要普通职工与管理人员应对彼此要实施的绩效交流进行预备操作。第一，部门主管应追溯绩效目标监管标准，汇总自绩效面谈至评估阶段职工活动阶段的材料，搜集与汇总、检验职工能力、培训、之前工作成效、考取、关键绩效指标、获奖情况，针对职工的最初绩效进行评估。第二，职工应对任务达成状况实施介绍，如存在的困境、运用的对策、获得的指导、以期改进的协助措施、获得哪些层面的提升及存在哪些层面的调整意见，针对自身的绩效实施最初评估。当彼此准备活动结束，应实施直接的交流，这一交流为多种方式与众多环节的不断博弈，一直当彼此都认可绩效结果结束。
一、 引言
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中国企业开始纷纷踏上海外经营的道路，在中国企业推进海外并购的过程中，高速化与规模化的企业经营模式并没有换来效率化与效果化经营成果。面对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日益加剧，全球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重组升级并且发生着战略转移，通过海外并购的行为可以高效的进入他国市场，获得资源，降低行业进入壁垒，使公司快速的实现规模性成长。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影响海外并购绩效的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共识是作为一种具有职权配置功能的制度安排。股权结构作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决定了公司治理各利益主体的行为取向。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探讨了股权结构对公司海外并购的影响。
二、 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
1. 股权结构理论与涵义。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元素，其核心内容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及公司高管持股等。股权结构一般包含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投资比例关系，属于量化的范畴，用股权集中程度来衡量；二是权力关系，体现了不同背景的股东对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支配程度。Jensen和Mecling（1976）在公司治理的视角首次对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做了最早的研究，认为内部股东比例会对公司价值产生很大影响。之后，国内外学者继续在这一视角进行了大量探讨。
（1）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股权集中度是公司所有股东因持股比例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股权集中还是分散的数量化指标。在股权集中度方面，从小股东“搭便车”角度出发，Grossman和Hart（1980）认为过于分散的股权结构，不利于股东对经营者进行监督。Fama和Jensen（1983）认为，一旦股权集中度过高，市场流动性就会下降，将增加投资者的预期回报率，从而造成公司绩效的下降。Sheifer和Vishny（1986）认为股权集中型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表现比股权分散型公司更好的。Claessens（1997）以及Pedersen和Thomsen（1999）通过实证研究都得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结论。然而，也有学者研究认为股权集中对公司绩效并没有显著的影响。La Porta（1999）的研究结论认为股权分散型公司的绩效要优于股权集中型公司。同时，Demsetz和Lehn（1985）采用净资产回报率对股权集中度进行回归，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Mehran（1995）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认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2）股东性质与公司绩效。目前在机构投资者与公司价值的研究方面，Sheng-Syan Chen和Kim Wai Ho认为外部机构持股比例显著影响公司价值。Makhija和Spiro以完成私有化的捷克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公司的股票价值随外部机构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增大。国内学者陈小悦和徐晓东（2001）研究表明国有股比例与盈利能力之间存在着某种负相关关系。孙永祥（2001）发现国有控股公司的价值要低于民营公司。佘静怀、胡洁（2007）发现国有股比例与公司价值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3）公司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公司高管持股是伴随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司治理研究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其核心思想就是管理者拥有部分所有权，享有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来达到激励和约束高层管理者的目的。Shleifer A.和VishnyR.（1988）研究指出：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在0-5%时，公司价值与管理者持股比例正相关；在5%～25%时，两者呈负相关关系；25%以上时，又呈正相关关系。McConnell和Servaes（1990）、Myeong-Hyeon和Cho（1998）在不同的高管持股比例分隔的区间段也得出过相似的结论。然而也有不同的研究结果，国内学者王芳芳（2011）通过对中部地区6个省市的158家上市公司进行股权结构和公司价值关系的实证检验表明，高层管理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成正相关关系。
基于对上述研究的梳理，考虑到我国具体的体制环境，本文拟用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和公司高管持股三个维度来表征股权结构特征。
2. 海外并购行为及其绩效研究。目前关于海外并购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外并购行为后企业的绩效表现和影响海外并购绩效的因素两个方面。
（1）海外并购绩效表现。关于海外并购后的绩效表现的研究目前尚未有统一的结论。Langtieg（1986）的研究发现企业并购重组后的绩效没有显著提高，甚至有所下降。李东富（2005）进行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的绩效指数呈V字走势。而另一些学者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王谦（2006）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实施海外并购的企业在第二年与同行业的控制样本在盈利能力和成长性指标比较中显著占优。
（2）影响海外并购绩效的因素。目前，关于海外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国，主要产业特点、组织因素、股权结构、并购类型、支付方式、文化冲突等几个方面展开的。
在产业特点方面，产业的市场结构、盈利能力和生命周期在某种程度上会对海外并购绩效产生影响。范从来、袁静（2002）的相关研究指出，行业的生命周期会对海外并购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在组织因素方面，企业的并购经验、组织规模、管理模式、价值观等内部组织因素对海外并购绩效的影响。Lubatkin（1982）发现并购经验与并购绩效存在微弱正相关的结论。Kang（2004）的研究发现被并购方的组织规模越大，并购企业的超常收益也会越大。不同的支付方式会影响并购主体公司和目标公司的绩效表现，并且现金交易的并购支付方式能产生更高的绩效汇报。谢军（2003）从资本结构角度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杠杆收购方式和债券支付方式有利于并购绩效提升。文化差异被认为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Barkema（1996）以荷兰企业的海外并购案例为样本的研究表明，文化冲突对海外并购绩效有微弱的负影响。宋耘（2003）研究发现文化冲突影响并购绩效。阎大颖（2009）认为目标公司的文化距离越小，海外并购绩效越好。
三、 研究假设
1. 股权集中度对公司海外并购行为绩效的影响。基于委托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控股股东由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且我国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以及对中小投资者保护措施尚不完善，因此控股股东通过海外并购谋求控制权，侵占小股东利益。所以股权集中度越高，控股股东的侵占效应就越明显，也就越不利于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的实施过程和结果，体现在绩效表现越差。故本文提出了第一个假设：
H1：股权集中度与海外并购的绩效负相关。
2. 股权性质对公司海外并购行为绩效的影响。目前组成我国股票市场的股权成分主要有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等，故本文将上市公司按照第一大股东属性分为国有股公司和非国有股公司。从资源基础理论出发，国有股公司在资源获取和寻求制度保障等方面优势明显高于非国有股公司。陈志军、薛光红（2010）认为国有股公司可以优先获得许多由政府政策主导和分配的重要战略资源。因此，基于资源基础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控股股东为国有性质会能提高公司海外并购绩效。
3. 公司高管持股对公司海外并购行为绩效的影响。公司的管理者作为人在海外并购过程中享有控制权，由于信息优势可以产生逆向旋转及道德风险等相关问题。委托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公司高管成为股东可以规避这些风险，公司高管持股概念和相关研究应运而生。公司高管持股作为所有者对公司高层经营者的一种长期激励的股权制度设计，在理论上会从两个方面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一方面相对于外部人，管理层的信息优势加上拥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技巧，会使公司高管持股产生潜在的效益，优化公司治理机制和提升公司绩效；另一方面由于管理层和股东的目标差异，可能会造成管理层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无视股东利益。
虽然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数量和比例普遍偏低。魏刚（2000）研究指出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难以使得管理层去代表股东行使监督控制职能，公司高管持股制度也难以发挥足其预期的约束和激励作用。海外并购的高风险极使管理层在海外并购决策过程中会对收益与成本进行权衡，而侵占公司股东利益要高于海外并购所带来的绩效提升的利益，由于管理层持股较低，就会导致在公司海外并购行为中过程，选择管理价值最大化而不是股东价值最大化。故本文假设：
H3：公司高管持股对公司海外并购起到抑制的作用。
四、 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7年～2010年间共4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我们剔除了标的出让方是海外公司和ST公司。此外，考虑到会计准则的不同，还剔除银行、证券等金融行业的样本。最终得到一个包含76家上市公司的样本。关于财务指标数据来自wind并购重组数据库，股权结构数据来自CCER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缺失的数据，通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等公开资料补充。
2. 变量定义与说明。本文具体选取的各变量的定义如下：
（1）被解释变量。海外并购绩效（ΔROE）：并购后一年与并购前一年ROE之差；
（2）解释变量股权集中度（CR_5）：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股权性质（Share）：虚拟变量，1为国有股，0为非国有股；公司高管持股（MO）：虚拟变量，1为管理层持股，0为管理层不持股；
（3）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时间虚拟变量（Year）；
3. 模型构建。为检验本文所提出的三个假设，特构建了三个模型。
模型（1）为检验假设1的模型：
ΔROE=β0+β1CR_5+β2Size+β3Lev+β4Year1+β5Year2+β6 Year3+ε（1）
模型（2）为检验假设2的模型：
ΔROE=β0+β1Share+β2Size+β3Lev+β4Year1+β5Year2+β6 Year3+ε（2）
模型（3）为检验的模型：
ΔROE=β0+β1MO+β2Size+β3Lev+β4Year1+β5Year2+β6Year3+ε（3）
五、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线性回归的方法分别对模型（1）、模型（2）、模型（3）进行检验：
模型（1）的调整R方为0.288，拟合效果较为理想；D-W检验值为1.902，说明方程基本不存在自相关；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都远远小于10，可以认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整体F检验显著。因此假设1整体检验效果良好，可以进行回归分析。股权集中度（CR_5）的系数为负（-0.229），并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假设1通过验证，即股权集中度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负相关。
模型（2）、模型（3）的调整R方、D-W检验值、VIF、F检验都较为理想，模型（2）股权性质（Share）的系数为负（-9.177），并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国有性质的控股股东国会抑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模型（3）公司高管持股（MO）的系数为负（-5.152），并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假设3通过验证，即公司高管持股会抑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
六、 结论与启示
自2007年，中国公司的海外并购的进程高速增长，但大多数的并购行为并未带来预期的绩效收益。因此，中国企业应该实践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进行更多的海外并购，还应考虑如何提高海外并购的绩效。本文，通过逻辑推导和实证检验所得结论以期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实践活动发挥有效的理论指导作用。
基于公司治理角度的企业具体运营层面，首先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是提高公司海外并购的有效手段，现有的股权结构和制度安排往往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督，导致大股东最大化享有的权利却没有承担相应义务，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通过完善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引入累积投票制和独立非执行董事制度等手段来保障中小股东利益，优化现有的股权分布结构，建立权责对等的股权结构，最终提高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其次，适当减持国有股，培育职业经理人市场，深化股权分置改革，适当减持国有股股份比重，转变企业运行机制，培育健康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提升国有企业跨国并购绩效；此外，适当调整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保障海外并购战略的实施，提升企业跨国并购绩效。
此外，在宏观制度建设层面，完善有效的法律法规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法律依据，强化政府服务职能，建设合理的制度环境，为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筑起的坚实的后盾，通过经济领域的外交手段，加强各国间的合作，创造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树立高校负责的国家形象，是我国企业开展海外并购的切实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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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小悦，徐晓东.股权结构、公司绩效与投资者利益保护[J].经济研究，2003，（11）：3-11.
[3] 孙永祥.上市公司的所有权与融资结构[J].当代经济科学，2001，（6）：28-34.
[4] 佘镜怀，胡洁.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7，（1）：99-110.
[5] 于东智.股权结构、治理效率与公司绩效[J].中国工业经济，2001，（3）：54-62.
[6] McConnell， J.J.& H.Servaes.Additional Evidence on Equity Ownership and Corporate Valu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0，（27）：595-612.
[7] 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J].经济研究，2000，（3）：32-64.
[8] 王芳芳.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基于中部六省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研究，2011，（6）：33-48.
[9] Langtieg.The Hubris Hypothesis of Corporate Takeovers[J].Journal of Business，1986，（59）：197-216.
[10] 李东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实证研究[D].上海大学学位论文，2005：77.
[11] 王谦.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协同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200.
[12] 范从来，袁静.成长性、成熟性和衰退性产业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2，（8）：16-22.
[13] 谢军.并购财务方式与资本结构――并购财务方式的最优选择[J].财经论丛，2003，（2）：18-22.
[14] 宋耘.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对并购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6，（9）：16-21.
[15] 阎大颖.国际经验、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经营绩效[J].经济评论，2009，（1）：5-10.
[16] 陈志军，薛光红.股权结构与企业集团多元化经营战略关系研究[J].财贸研究，2010，（5）：126-131.
[17] 段明明，杨军敏.文化差异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一个整合的理论框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10）.
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与净资产收益率、资产收益率的关系上,对于公司治理与净资产收益率,一些学者在深沪上市股票的A与B股整体上已经取得普遍的、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的结论。但创业板上市公司是一个独特的板块，其风险和收益都与其他的上市公司不同企业管理论文，因此本文主要是通过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治理的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利于提高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绩效。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一) 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股权集中程度、股权制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说不一论文开题报告。Demsetz 认为控股股东的利益和外部中小股东的利益常常不一致,控股股东可能以其他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身利益,股权分散型公司的绩效要优于股权集中型的公司。而Thomsen 和Peder sen研究了欧洲12 国的435 家公司后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资产收益率显著正相关。孙永祥、黄祖辉研究发现有一定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并且有其他大股东存在的制衡型股权结构,总体上最有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发挥。黄渝祥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制衡确实能起到限制可能存在的掠夺行为,进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作用。但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赵景文和于增彪的分析结果表明股权制衡公司的经营业绩差于同行业、总资产规模相近的一股独大公司。本文认为,第一大股东可能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来谋求自身利益,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相对制衡作用有利于公司成长及绩效的提高。所以我们提出两个假设:
H1: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
H2: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论文开题报告。
(二) 董事会规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Lipton认为随着董事数量的增加,董事会的监督能力提高,但是协调和组织过程的损失将超过董事数量增加所带来的收益,所以大董事会不如小董事会有效。Conyon[等用来自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意大利的公司样本研究了董事会的规模效应,结果显示董事会规模和净资产收益率负相关。国内学者孙永祥等的分析同样表明,公司董事会规模与净资产收益率呈现显著的反函数关系。在这里由于我们考虑到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可能存在二次关系，我们用董事会规模的平方作为变量。因此我们提出第四个假设:
H4 :董事会规模的平方与公司价值显著负相关。
（三）流通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所谓流通股是指流通在外，能在二级市场能够进行买卖的股票。流通股一般是被相当多的散户所持有，他们中单个股东对管理人员的监督所获得的收益要低于所付出的成本企业管理论文，在这种情况下，散户进行监督就会导致其他单个股东很容易形获取搭便车的收益论文开题报告。如果都有这种想法，则散户就不会去监督公司经营。黄晓波和冯浩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流通股股数与公司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因此本文也认为他们之间是负相关。所以提出第六个假设：
H6：流通股股数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
(四) 外部董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Baysinger 和Butler的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王跃堂等的研究结果表明更多的独立董事有助于促进公司绩效。但李常青和赖建清研究表明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论文开题报告。中国的独立董事制度设计目的是防止控制股东及管理层的内部控制,损害公司整体利益。所以我们提出第五个提出假设:
H5 :独立外部董事所占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
(五) 高管激励机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对于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的绩效关系，得出的结论不一。J ensent 和Meckling认为增加高管的薪酬企业管理论文，就有可能减少他们在职消费、剥夺其他股东财富和进行其他非价值最大化行为的动机从而提高公司绩效。而国内有些学者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如魏刚研究就表明高层薪酬激励对公司的绩效呈显著负相关。但本文基于常识认为在物质化还相对比较严重的社会里，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越高，其激励效果就越佳企业管理论文，他们就越会为公司努力工作，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提出第三个假设：
H3 :经理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论文开题报告。
（六）董事长与经理合一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国外的研究者博格和斯密斯（1978）以《财富》杂志所列示的200家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了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两职合一与投资报酬率和净资产收益率相负关。李东明和邓世强以1997年6月至1999年5月发行上市的全部222家公司为研究样本企业管理论文，实证分析也同样得出相同的结果。为了不使董事长即是比赛的球员又是裁判员，董事会能对总经理进行有效的监督。我们提出第七个假设：
H7：两者合一对公司绩效呈负相关
三、样本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所选取的81个样本全都来自于创业板上市公司，剔除了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最后得到37个有效样本企业管理论文，样本中包含的行业有电器行业，电子信息行业，化工行业等等。本文用的软件有：Excel和EViews，其中Excel是用来对数据进行统计企业管理论文，EViews是用来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指标选择
本文分别用净资产收益率( )作为公司绩效衡量标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来 衡量股权集中度，用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来代表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董事会规模的平方();流通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企业管理论文，总经理薪酬（），引进哑变量（）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合一则=1否则就等于零。本文的这些数据全都来自于光大证券软件论文开题报告。
（三）描述性统计
上述表示公司绩效的指标和表示公司治理机制的指标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如表1所示。
表1农业类上市公司2002～2004年公司治理和公司绩效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净资产收益率
16.707
4.719
8.09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51
9
30.296
第二大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和
60.04
16.08
32.885
董事会平方
196
49
99.833
流通股比例
0.2067
0.0807
0.1981
独立董事比率
0.4444
0.2857
0.3243
总经理薪酬
225.88
6
45.166
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与净资产收益率、资产收益率的关系上，对于公司治理与净资产收益率，一些学者在深沪上市股票的A与B股整体上已经取得普遍的、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的结论。但创业板上市公司是一个独特的板块，其风险和收益都与其他的上市公司不同企业管理论文，因此本文主要是通过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治理的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利于提高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绩效。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一) 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股权集中程度、股权制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说不一论文开题报告。Demsetz 认为控股股东的利益和外部中小股东的利益常常不一致，控股股东可能以其他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身利益，股权分散型公司的绩效要优于股权集中型的公司。而Thomsen 和Peder sen研究了欧洲12 国的435 家公司后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资产收益率显著正相关。孙永祥、黄祖辉研究发现有一定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并且有其他大股东存在的制衡型股权结构，总体上最有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发挥。黄渝祥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制衡确实能起到限制可能存在的掠夺行为，进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作用。但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赵景文和于增彪的分析结果表明股权制衡公司的经营业绩差于同行业、总资产规模相近的一股独大公司。本文认为，第一大股东可能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来谋求自身利益，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相对制衡作用有利于公司成长及绩效的提高。所以我们提出两个假设:
H1: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
H2: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论文开题报告。
(二) 董事会规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Lipton认为随着董事数量的增加，董事会的监督能力提高，但是协调和组织过程的损失将超过董事数量增加所带来的收益，所以大董事会不如小董事会有效。Conyon[等用来自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意大利的公司样本研究了董事会的规模效应，结果显示董事会规模和净资产收益率负相关。国内学者孙永祥等的分析同样表明，公司董事会规模与净资产收益率呈现显著的反函数关系。在这里由于我们考虑到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可能存在二次关系，我们用董事会规模的平方作为变量。因此我们提出第四个假设:
H4 :董事会规模的平方与公司价值显著负相关。
（三）流通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所谓流通股是指流通在外，能在二级市场能够进行买卖的股票。流通股一般是被相当多的散户所持有，他们中单个股东对管理人员的监督所获得的收益要低于所付出的成本企业管理论文，在这种情况下，散户进行监督就会导致其他单个股东很容易形获取搭便车的收益论文开题报告。如果都有这种想法，则散户就不会去监督公司经营。黄晓波和冯浩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流通股股数与公司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因此本文也认为他们之间是负相关。所以提出第六个假设：
H6：流通股股数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
(四) 外部董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Baysinger 和Butler的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王跃堂等的研究结果表明更多的独立董事有助于促进公司绩效。但李常青和赖建清研究表明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论文开题报告。中国的独立董事制度设计目的是防止控制股东及管理层的内部控制，损害公司整体利益。所以我们提出第五个提出假设:
H5 :独立外部董事所占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
(五) 高管激励机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对于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的绩效关系，得出的结论不一。J ensent 和Meckling认为增加高管的薪酬企业管理论文，就有可能减少他们在职消费、剥夺其他股东财富和进行其他非价值最大化行为的动机从而提高公司绩效。而国内有些学者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如魏刚研究就表明高层薪酬激励对公司的绩效呈显著负相关。但本文基于常识认为在物质化还相对比较严重的社会里，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越高，其激励效果就越佳企业管理论文，他们就越会为公司努力工作，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提出第三个假设：
H3 :经理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论文开题报告。
（六）董事长与经理合一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国外的研究者博格和斯密斯（1978）以《财富》杂志所列示的200家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了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两职合一与投资报酬率和净资产收益率相负关。李东明和邓世强以1997年6月至1999年5月发行上市的全部222家公司为研究样本企业管理论文，实证分析也同样得出相同的结果。为了不使董事长即是比赛的球员又是裁判员，董事会能对总经理进行有效的监督。我们提出第七个假设：
H7：两者合一对公司绩效呈负相关
三、样本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所选取的81个样本全都来自于创业板上市公司，剔除了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最后得到37个有效样本企业管理论文，样本中包含的行业有电器行业，电子信息行业，化工行业等等。本文用的软件有：Excel和EViews，其中Excel是用来对数据进行统计企业管理论文，EViews是用来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指标选择
本文分别用净资产收益率( )作为公司绩效衡量标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来 衡量股权集中度，用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来代表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董事会规模的平方();流通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企业管理论文，总经理薪酬（），引进哑变量（）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合一则=1否则就等于零。本文的这些数据全都来自于光大证券软件论文开题报告。
（三）描述性统计
上述表示公司绩效的指标和表示公司治理机制的指标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如表1所示。
表1农业类上市公司2002～2004年公司治理和公司绩效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净资产收益率
16.707
4.719
8.09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51
9
30.296
第二大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和
60.04
16.08
32.885
董事会平方
196
49
99.833
流通股比例
0.2067
0.0807
0.1981
独立董事比率
0.4444
0.2857
0.3243
总经理薪酬
225.88
6
45.166
总经理与董事长是否合一
1
0.4444
（四）回归分析
本文分别用净资产收益率( )作为公司绩效衡量标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衡量股权集中度，用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来代表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 董事会人数代表董事会规模，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引入董事会规模的平方() 作为变量;流通股比例（）企业管理论文，独立董事比率（）总经理薪酬（）和总经理与董事长是否合一（）。建立回归方程
其中是残差，，……是相关变量的系数。
下面是利用EViews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2
表2方程回归结果
Dependent Variable: Y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7/07/10 Time: 22:36
Sample: 1 36
Included observations: 36
Weighting series: 1/ABS(E)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19.78782
0.864720
22.88350
0.0000
X1
-0.024192
0.007806
-3.099234
0.0044
X2
0.018918
0.007576
2.496930
0.0187
X3
-0.008356
0.003113
-2.683800
0.0121
X4
-74.08673
2.737308
-27.06554
0.0000
X5
7.489325
1.768215
4.235528
0.0002
X6
-0.003132
0.001936
-1.617910
0.1169
X7
-0.094338
0.074127
-1.272651
0.2136
Weighted Statistics
R-squared
0.997321
Mean dependent var
8.254329
Adjusted R-squared
0.996651
S.D. dependent var
13.30010
S.E. of regression
0.247351
Akaike info criterion
0.237111
Sum squared resid
1.713106
Schwarz criterion
0.589004
Log likelihood
3.732004
Hannan-Quinn criter.
0.359931
F-statistic
1489.117
Durbin-Watson stat
1.593276
Prob(F-statistic)
0.000000
表2 为各解释变量对公司绩效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回归系数。流通股比例企业管理论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大股东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董事会规模的平方，独立董事比例企业管理论文，高层管理者薪酬这些变量都具有显著性统计意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回归方程为：
从回归方程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大股东所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这就证实了Demsetz的观点，即控股股东的利益和外部中小股东的利益常常不一致，控股股东可能以其他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身利益，股权分散型公司的绩效要优于股权集中型的公司。因此，在创业板块中企业管理论文，我们需要减少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以提升公司的绩效论文开题报告。第二大股东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公司绩效呈显著正相关，这证实了我们提出的假设。要提高第二大股东到第五大股东所持股比例之和，从而提高企业绩效。董事会规模的平方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这表明当董事会规模增加到一定得人数时企业管理论文，公司绩效就会下降，这可能是当董事会规模增加到一定人数时，其协调的费用要远远超过董事会给公司所带来的绩效，因此我们需要控制在一定得范围内企业管理论文，国外研究表明，董事会规模的最佳控制范围是8到9人。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减少流通股比例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正相关，提高独立董事人数企业管理论文，有利于加强外部监督，防止控制股东及管理层的内部控制，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加大独立董事会人数，而且要赋予他们相应的权利，使公司更有利于成长和发展。高层管理人员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呈显著负相关企业管理论文，这与我的假设正好相反论文开题报告。导致这种结果可能是因为：处于高级管理人员的那一阶层，钱的激励对他们来说可能不是很重要，因此薪酬激励达不到股东预期的效果。处于这一层的领导人员可能最需要的是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比如说想获取公司的股份成为公司所有者的一员企业管理论文，或者想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公司在激励高管时，不能只用薪酬，还需要用其他激励措施来配合以实现公司的预期目标，比如说在激励措施中我们可以添加期权激励企业管理论文，派股份，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利使他们承担更大的责任或者制定更有弹性的福利措施等等。董事长和总经理两权合一呈负相关，但并不显著。导致这种原因可能数据太少。
四、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几点建议
1 加强对第一大股东的监督，以防止他用手中的权利侵蚀其他股东的利益。并相对提高第二大股东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企业管理论文，有效的形成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2 对董事会规模进行改革，减少内部董事，相对提高外部董事，并且赋予外部董事的一定得权利，这样更有利于外部董事对公司的监督。
3 对公司总经理实行更有效的激励措施。处于公司的高层管理员，金钱的激励效果不是很明显，公司不能指望提高薪酬就能使他们更努力的工作。他们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更大的挑战或者成为公司所有者的一员。因此我们在制定激励措施时需要考虑到各种方式，如期权激励，股份激励，让他们担任更有挑战的职位或者让他们从事没有从事过的领域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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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发展，高管作为企业最重要又稀缺的人力资本，掌握了企业的经营决策权，建立有效的高管薪酬机制成为公司的重要任务，对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业绩相关性的研究一直就是财务管理领域热点。
一、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关系相关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对于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二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起步较国内要早一些，但是关于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是否相关以及怎样相关等问题，却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
MeGuire、Chiu和Elbeing（1962）对从1953年开始经营的45家上市公司进行相关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利润额与企业管理层所得货币报酬问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Murphv（1985）以1964-1981年共计18年间美国73家上市公司中500位高层管理者的报酬数据为研究样本，结果都发现公司绩效与高管报酬之间具有明显的正向关系。Canarella和Gasparyan（2008）对美国进入“新经济时代”的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其1996-2002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同样发现薪酬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
李燕萍、孙红在（2008）首先提出公司绩效可以分为长期和短期绩效，以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前的473家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得出结果：高管薪酬与公司长短期绩效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高管薪酬比高管持股比例更能提高公司的长短期绩效。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没有相关性
很多学者在研究两者么问的关系时，但是由于环境背景、统计方法及样本选择等方面存在差异，认为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不存在相关性或者相关性很弱。
Jensen和MurPhv（1990）估计了1974-1986年问1295家公司的10400名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绩效敏感度，研究结论可以看出，高级管理层的报酬与企业业绩虽然正向相关的但其统计学意义很小，即高度不相关。Victoria和Krivogorsl（y（2006）选取了87家欧洲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用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衡量绩效，通过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不呈显著相关关系。
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与企业业绩、高管薪酬之间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高管薪酬更多地是由公司所处的地域以及行业水平等因素决定的。陈皓（2008）选取2006年112家沪、深两地上市的房地产公司为样本，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得出房地产行业的高等管理人员薪酬与企业的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二）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
Duffiiues和Kabir（2008）对1998-2001年4年间荷兰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数据为样本，结果得出，对公司整体利益置之不理乃至于做出损于公司发展的行为，进而使得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就呈现出负向相关关系。
文章运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经理持股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除了上述主要观点外，有学者通过研究，还提出了一些其他观点，比如：Baker和Murphy（2003）通过对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相关性的研究表明，公平、道德以及文化这些非经济学因素，即精神层面上的要素也应该考虑进入公司绩效。Takao Kato、Woochan Kim和Ju Ho Lee（2007）利用韩国上市公司2004―2006年的稻荩选择了246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财阀企业和非财阀企业中，高管现金薪酬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相同。在财阀企业中，两者呈显著相关关系，但是在非财阀企业中，两者却呈弱相关关系。
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以总资产收益率为代表的公司绩效受到技术复杂性、公司人数等因素的正向影响，而在国有性质的企业中，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张曦和许琦（2013）利用2007-2008年沪市573家上市公司的薪酬数据，将高管货币薪酬、高管持股比例作为因变量，企业绩效、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作为自变量，并引入公司规模，以回归分析的方式来验证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呈倒U型关系。
1932年，Berle＆Means在其名著《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分析了美国200家大公司所有权结构广泛分布的特点后提出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著名论断。沿着Berly和Means的思路，Jensen和Meckling(1976)最早开始了对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关系的正式研究。其著作《企业理论：管理行为、成本与所有权结构》，文中通过对比一位管理者拥有一家公司100％剩余索取权时的行为和他向外出售部分要求权时的行为，来分析外部股票的成本问题。按照他们的观点，成本最小的情况是管理者是公司惟一的所有者即管理者拥有公司100％股份，因为只有此时管理者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完全统一；管理者花费自己的一块钱和花公司的一块钱也没有什么区别，此时成本为零。但当管理者只拥有公司的部分股份时，情况就完全不同。通俗的说，管理者为公司挣一块钱，而自己挣不到一块钱而花公司一块钱，自己也花不到一块钱。在管理者完全不拥有公司股份时，这种成本达到最大值。所以减少成本的有效方法就是让管理者持股。另外，Jensen在1986年的《自由现金流的成本、公司财务和接管》一文中从另一个角度指出管理者持股有助于减少自由现金流量的成本，增加公司价值。
支持正相关的实证研究有很多，如Jensen ＆ Murphy(1990)通过对73家列入财富500的公司1969―198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无论是以股票期权的形式出现，还是以内部股票所有权的形式出现，管理者持股均有明显的激励效果。Jain＆Kini(1994)得出了上市公司业绩与管理层持股比例正相关的结论。Mehran(1995)利用1979―1980年随机抽样的153家制造业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对CEO的激励报酬是CEO提高公司绩效的动力，而ACEO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国内方面，刘国亮、王加胜(2000)在控制了行业、股权分散性、职工持股比例等变量后，对管理层持股比例职工持股比例与ROA，ROE，EPS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所作的实证检验与Jensen和Murphy(1976)的结论一致，即经理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绩效正相关。张晖明、陈志广(2002)的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结论，以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公司绩效与管理人员报酬和持股比例显著正相美。
二、管理者持股与公司绩效负相关
一部分学者认为大股东有足够的控制力去掏空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来保证自己的利益，所以更多的管理者股份往往会导致公司绩效的降低。如Jensen(1986)认为管理者会为了增加可控资源以扩张自己的权力而进行过度投资。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在公司股份既定的情况下，管理者持股数量的增加所带来的市场流动性的降低和分散化投资机会的减少都会加大股票投资者的风险，这就使得公司的融资成本相对提高，最终会对公司绩效产生不利影响。这一观点体现在Fama＆Jensen 1983年写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中。Fama＆Jensen(1983)认为当经理人员只拥有少量公司股权时，市场约束可以迫使经理人员趋于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相反，如果管理人员拥有的所有权增加，其受外界约束的程度减弱，他会更多地去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偏离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而且管理层持有的股份越多，企业被购并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也使得控制权市场对管理层的压力减弱。另外，Denis等人(1994)选取1985―1988年间1689家美国上市管理层变更情况为样本，发现管理层持股在1％及以上时，随着管理者所有权的增加，公司价值下降，存在掘壕自守效应。
在我国，内部人持股与公司绩效呈单一负相关关系的结论并不多见。只有俞鸿琳(2006)的检验结果发现对于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水平和公司价值负相关，并在1％的水平下显著，但是对于全部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而言，管理者持股水平和公司价值正相关，但不显著。
三、管理者持股与公司绩效非线性相关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管理者持股与公司绩效不存在明显的单一方向的相关关系，而是一种非线性的相关关系。
1988年，Morch，Shleifer＆Vishny在他们的论文《管理者所有权与公司价值的实证分析》中采用1980年《财富》杂志评出的522强中的371家美国公司的管理者所有权和公司绩效的相关分析表明，管理者所有权与公司绩效确实有很强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单一的，管理者持股数的增加既可以促使公司绩效的提高，也可能对公司绩效带来不利影响。在管理者持股比例的不同区间，公司绩效有不同表现。基本结论是：当管理层持股比例介于0％―5％之间时，两者正相关，利益趋同假说有效；介于5％―25％之间，负相关，防御战壕假说有效；超过25％时又正相关，利益趋同假说又重新有效。他们的研究解释了利益趋同效应和防御效应的作用和这种作用的渐次转换。
这方面的文献还有很多，如Stulz(1988)通过对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关系进行建模分析发现，公司缋效先随着内部人持股的增加而增加，当内部人持股达到某一水平后反而开始下降。Griffith(1999)也发现CEO的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不是呈单调线性关系。具体说来，当CEO持股在0％―15％时，Q值上升；当CEO持股上升到50％时，Q值下降；大于50％时又上升。
在国内，徐大伟等(2005)以净资产收益率和托宾Q值作为公司绩效的指标，并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是一种非单一相关关系，当管理者持股比例在0％―7.50％的范围内，上市公司经营绩效ROE值与管理层持股比例正相关，在7.50％―33.35％之间时表现负相关，大于33.35％又恢复为正相关。杜兴强、漆传金(2008)以2001―2005年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委托理论、团队生产理论等为基础，通过构建混合横截面数据分析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业绩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得出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业绩之间呈二次非线性关系的结论。
四、管理者持股与公司绩效不相关
支持不相关观点的学者认为每一个公司的所有权结构是多种因
素的综合反映，也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自然结果，与公司绩效无关。
Demsetz＆Lehn在1985年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公司所有权结构是企业的价值最大化规模、潜在控制、系统管制和潜在享受等四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而与公司绩效没有显著相关，尤其没有显著的正相关。管理者所有权与公司绩效不相关的观点也同样有相当多的支持者。Cho(1998)认为，所有权结构是在均衡中被内生所决定的，它取决于公司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如行业、投资机会、成长性、商业风险和信息不对称，所以公司的管理层股权和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系统的关系。
我国学者袁国良等(2000)以1996年和1997年年报为依据，随机抽取了10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这些上市公司高级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业绩的相关性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目前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与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之间基本不相关的结论。高明华(2001)对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ROE、EPS)的关系进行偏相关分析检验，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基本上不相关。李增泉(2000)认为，持股制度虽然有利于提高公司业绩，但大部分公司经理人员的持股比例都比较低，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五、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差距
尽管我国有许多学者从事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关系方面的研究，但是与西方国家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相比较，仍存在差距：首先，西方的股票市场发展历史悠久，发达国家的公司股权结构比较完善，外国学者实证研究时采用的样本数据多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公司。其次是因为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具体环境又是不同的，这就有造成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结果的差距。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目前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管理层激励与公司业绩是否相关这样的基础层面的问题；而西方国家的学者已经将该领域的研究重点转向了内生性问题，认为管理层股权是内生的，从我国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的重点显然还没能集中到管理层持股的内生性问题上来。
参考文献：
[1]刘国亮，王加胜，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激励制度及绩效的实证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0，5，40-45
[2]于东智，董事会、公司治理与绩效：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3，29-41
一、引言
作为企业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现代企业最突出的特征表现为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股权激励机制正是在企业两权分离后出现的，是在委托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目标不一致的问题。同时股权激励的实施对于降低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等方面也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股权激励最早起源于美国，中国从1999年底开始试行股权激励机制，高管层持股是目前国内股权激励机制的主要形式。虽然我国涉及股权激励方面的法律法规日益完善，但这并不足以说明我国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对上市公司绩效产生的影响一定是积极的，我国理论界对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仍存在一定的争议。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从而达到提高公司绩效的目的。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
最早关于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理论是Berle和Means提出的，他们认为当管理人员基本不持有或只持有少量股份时，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利来追求非货币性利益，损害股东利益。在此之后许多西方学者开始研究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Jensen和Meckling提出如果管理人员持有股权份额增加，则公司绩效也将因此而得到提高，这一结论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多实证支持。
国内学者关于股权激励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管理者持股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陈笑雪认为虽然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平均持股水平很低，但对高管人员的行为仍有重要的激励作用，公司绩效和高管持股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吴淑馄认为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呈倒“U”型的结论，即公司绩效随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先上升后下降。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管理者持股并没有真正达到股权激励的效果。总之，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于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肯定了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收集
本文在实证研究前对公司数据进行了一定的筛选：（1）本文将数据来源定为2009—2011年国内沪深A股上市公司；（2）所选取的样本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制度的实施时间要在2006年之后（含2006年）；（3）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4）剔除业绩过差的ST和PT公司；（5）对于股权激励计划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就终止实施的公司予以剔除；（6）对管理层持股比例为0的上市公司进行剔除。经过上述筛选，确定以2009—2011年国内沪深A股的制造业中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并最终选取53家上市公司，运用实证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关系问题。本文中数据来自锐思金融数据库。
（二）变量设置
1.因变量的设置
本文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实施对于公司绩效的影响，即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公司绩效是否存在相关或不相关的关系，在兼顾我国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决定采用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两种财务指标对我国上市公司经营绩效进行衡量。（1）净资产收益率，是指公司在一定经营时期内净利润同平均净资产的比率。通常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越高，运营效益越好。该指标作为财务分析中最常用和最具综合性的指标，我们选取其作为衡量股权激励实施条件下公司经营绩效的首要指标。（2）每股收益，是指净利润与流通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的比率。通常每股收益越高说明公司的赢利能力越强。基于此，本研究决定将其作为股权激励实施条件下公司经营绩效的又一度量指标。
2.自变量的设置
本文研究的是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研究都会选取“管理层持股比例”作为自变量，管理层持股比例是管理层持有的股份之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这一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公司对管理层的激励程度，因而决定选取该指标作为本文的自变量。
3.控制变量的设置
控制变量的选择对实证分析结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除了管理层持股比例之外，其他的一些变量也会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为了准确评估股权激励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特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1）净利润增长率；（2）公司规模；（3）营业收入增长率；（4）资产负债率；（5）总资产周转率。
4.研究假说提出
因为股权激励实施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管理层对公司剩余索取权的分享，从而有效减少成本提高公司绩效。但需要强调的是在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产生关系的过程中，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多少决定着公司经营绩效的变动程度，基于此提出本文假设：
假设1：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净资产收益率正相关
假设2：管理层持股比例与每股收益正相关
5.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假设，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根据假设1得模型：
根据假设2得模型：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首先选取2009年至2011年我国制造业中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统计样本，作描述性统计。本文使用 Eviews7.2软件进行系列分析。
如表1所示：2009-2011年53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ROE和EPS均值都大于0，说明样本总体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即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提高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而资产负债率均值仅为33.53418%，该现象与西方国家公司资产负债率一般在50%以上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存在一定差距；另外表中管理层持股比例均值为0.360176%，整体持股水平较低，这与西方发达国家中10%-15%的平均持股水平相差甚远，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加大股权激励力度，提高管理层持股比例。
（二）相关性分析
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应该进行自变量间的相关性检验，其重要性在于排除关联度极高的自变量对回归方程造成影响，防止多重共线问题的产生。自变量的选取设定应符合统计学的设定原理。对53家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样本公司的自变量及控制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综上，上述变量相关系数值普遍较低，最高值0.412974也明显低于高度相关设定值0.8，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自变量间共线性不强，不会产生多重共线的问题，符合统计学的设定原理。
（三）回归检验
分别以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作为回归因变量，考察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代表性指标之间存在的线性关系，进而验证股权激励实施对上市公司绩效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呈现怎样的影响。运用软件Eview7.2软件进行回归分析。
1.净资产收益率的实证回归检验及结果分析
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回归因变量，考察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数据处理及回归分析过程如表3所示。
通过表3中数据可知，R方值为0.261590，R方值比较低此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不好。x1的P值为0.0106，而系数为6.891402，说明持股比例与净资产收益率为显著正相关，并且当管理层持股比例每增加1个单位时，以净资产收益率为代表的上市公司绩效就会增6.891402个单位，结论验证了假设1。
2.每股收益的实证回归检验及结果分析
以每股收益作为回归因变量，考察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以每股收益为代表的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关系，具体分析过程如表4所示。
通过表4中数据可知，R方值为0.289055，R方值比较低此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不好。x1的P值为0.0000，而系数为0.545493，说明持股比例与每股收益为显著正相关，且当管理层持股比例每增加1个单位时，以每股收益为代表的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绩效就会增加0.545493个单位，结论验证了假设2。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过程得出以下结论：通过R方值可以看出上述回归方程拟合程度不高，管理层持股比例对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解释程度比较低。P值表明了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管理层持股比例为主要手段的股权激励实施对样本公司绩效的改善的确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要注意到这种积极的作用在所选取的样本公司中表现极为微弱，即正相关的影响并不明显。当然上述实证结论的提出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集中在样本量较少、股权激励实施期限较短、指标的设定选择性强等方面。但总体上而言，本文认为该回归分析过程还是符合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意义的，并且实证结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相关建议
为了完善我国股权激励制度从而更好的改进公司绩效，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完善公司治理结构；（2）提高资本市场有效性，健全我国现有的资本市场，提高市场整体运行效率，对保证股权激励计划顺利进行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3）完善经理人市场选择机制；（4）加强立法体系建设，尤其是股权激励相关方面的立法体系建设，将有助于增强股权激励在改善公司经营绩效方面的影响力；（5）健全外部监督机制，尤其应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力度，充分发挥财经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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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公司治理的问题逐步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本文主要研究负债融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且将这一具体问题置于特殊的背景之下。我国于2005年4月29日开始进行股权分置改革。这一我国内地资本市场所特有的制度是指，上市公司股东所持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份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称为流通股；而公开发行前股份暂不上市交易，称为非流通股。本文正是从这一背景下出发，通过实证分析与比较分析的方法来检验股改这一措施是否会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其公司经营绩效。同时，股改前后我国股市处于不同的涨跌状态（2004年上证指数处于下跌状态，2006年则处于上涨状态），这种状态是否会对企业的负债融资或者公司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完善的法制环境以及发达的金融体制也是公司治理中的必备要素。因而，本文将引入两个市场化指数，即反映法制完善与否的指标以及反映金融市场是否发达的指标，以期观察不同程度的市场化是否对公司治理有差异性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Medighand和Miller（1958）认为，在不考虑公司所得税，并且企业具有相同的经营风险时，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公司的市场价值无关；在此假设前提下，公司的价值取决于公司的基本获利能力和风险；但如果改变其中一个假设，即企业所得税存在时，那么资本结构就会对资本成本和企业的价值产生影响。但如果把MM理论的假设条件放宽的话，该理论很难适用于现实情况。以理论为基础的Jensen、Meckling和Hart观点以及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的Williamson的观点均提出在公司的融资结构中可能具有一个最适度的负债比率，能够将成本最小化的同时使公司价值最大化。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股东—经理人员的冲突在现代公司治理中是普遍存在的，经理作为人并不拥有实际控股权，却可以利用股东的资本来满足个人的私欲同时不用付出自己的资本成本，从而会对公司的价值及绩效产生不良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公司融资结构中负债占比较大，那么股东或者经理将会有很大的动机去投资那些风险大、成功率低而一旦成功回报也较大的项目，这又将产生负债成本。Ross等（1977）认为，公司的获利能力（或者说是公司价值）与公司的负债融资比是呈正相关关系的。Heinkel（1982）和Poitevin（1989）得出的结论和Ross的结论相似。Stulz（1990）认为负债比例的增加有可能降低企业绩效，这是因为当公司的负债上升时会使得内部人更容易获得控制权，这就可能抑制公司被接管或者权的更迭等行为，而这些行为可以改善公司的经营绩效。Myers（1977）认为在股东与经理人员的利益一致时，负债会降低企业对好项目投资的积极性，这会降低企业的市场价值。Masulis（1983）通过检验两种不同的融资结构变化对企业市场价值所产生的影响得出结论，企业的负债水平变动与公司的价值呈正相关关系。Frank和Gogal（2003）采集了美国非金融企业1950年至2000年的近20万个观测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业绩与债务比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二）国内文献 陈晓、单鑫（1999）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融资成本与公司绩效进行了检验，发现虽然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债权融资的成本远高于股权融资的成本，但债权融资依旧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企业的绩效；也就是说债券融资与公司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洪锡熙和沈艺峰（2000）以在沪上市的221家工业类企业为样本，得出公司的负债比与其绩效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汪辉（2003）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公司治理及其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一般来说，债务融资是能够强化公司治理效率并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的，但我国企业的债权融资比例相对于股权融资来说较低，并且债权融资的这种有利作用并没有在少数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公司中得到充分体现。范从来和叶宗伟（2004）通过实证检验得出公司的债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上国内学者得出的结论认为负债融资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以下学者则得出相反的结论。于智东（2003）依据经验数据所做的回归分析表明，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债权治理体现出软约束的特征，并且他通过研究股权结构、治理效率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出，资产负债率或者说是债务比例与公司的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赵帅（2006）在以2000年至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发现净资产收益率与负债率呈负相关关系。汪小军（2006）选取2002年至2004年在沪深发行A股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资产负债率与总资产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肖作平（2005）以1995年至2002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公司资本结构与绩效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财务杠杆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张锦铭（2005）以2001年至2003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为对象发现上市公司绩效与资产负债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绩效指标和资产负债率的负相关程度有所提高，当采用最优债务融资比例区间的数据进行检验时，负相关程度进步提高。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 首先，负债融资会通过成本的存在来影响公司绩效。在公司治理中，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形成委托-关系，使得公司管理层并不占有全部的剩余所有权，可能会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而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则能减少由此带来的成本问题。当公司的管理层持有一部分股份时，假设总股本与资产收益率一定时，随着公司负债融资比例的增加，也间接性提高了管理层的持股比例，如果公司在管理层的运作下经营良好那么将提高其获益水平，从而使得管理层的目标与股东的目标更加接近，从而提高管理层的努力程度以及工作积极性，减少在职消费，从而减少成本，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其次，负债融资通过税收的作用提高公司绩效。修正后的MM理论认为：有负债的企业价值等于有相同风险但无负债企业的价值加上债务的节税利益。这是因为，负债的成本即利息和股权融资中的股利支付的顺序是不同的。利息费用可以在税前利润中扣除，这部分费用是免税的，也就是说负债通过利息的税前扣除可以达到避税的效应。那么，在收益总额一定的假设下，税收的减少可以使每股盈余增加，从而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再次，通过负债融资获得的资金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偿还，所以管理层必须在债务到期前准备足够的自由现金流来支付本息，以免遭到诉讼或者破产威胁。由此带来的财务压力使得公司管理层将降低经营过程中的风险，降低破产成本，减少支配的自由现金流量，提高自由现金的使用效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管理层做出不利于公司价值增长的行为，从而提高公司经营绩效。最后，ROSS的信号传递理论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的经营者相对于外部投资者来说，对企业的经营状况更加了解；而外部投资者主要根据经营者的融资决策来判断企业经营的好坏。因此，融资方式的选择，会通过信号传递功能影响着外部投资者的判断，从而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同时因为负债融资具有较高的边际破产成本，所以经营绩效相对较差的公司不会轻易通过负债融资来进行融资，所以债务融资具有将公司内部经营业绩好的这一预期传递给外部投资者的作用。
五、结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负债融资对公司绩效具有显著性的负向影响，且两个时期的样本对于此结论无较大差异。表明当上市公司增加负债融资时，会降低公司的经营绩效，这一结论与已存在的相关理论分析是矛盾的。（2）引入的两个市场化指数——法制环境指数与金融环境指数，对公司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但是不显著，同时两个时期的样本得到相同的结论。结论表明，法律制度越完善，金融市场越发达，越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这也是符合人们预期的。（3）上市公司的股权性质和营运能力对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即拥有国家股的公司绩效相对较高，公司的营运能力的提高有利于改善公司经营效率。但是股改前的样本表明这种影响是显著的，而股改后的样本则显示该影响不显著。（4）公司规模对绩效也有一定影响，但影响不显著且两个时期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股改前的样本得出公司规模对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即规模越大，越有利于绩效的提高。但股改后的样本则得出前者对后者的负向影响。综上所述，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还是有一定影响的。由于我国经济运行与资本市场运作的复杂性，以及本文所做分析欠妥之处等多种原因导致本文所得结论的差异性，为此，做一简要的原因分析。首先，上市公司的经营过程中，有多种主客观因素会对公司的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如经理人的薪酬激励、行为因素、宏观经济环境等，而本文选取其中一部分易于量化的指标来考察这些指标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其次，股改前后的两个时期，分别处于股市的两种不同状态下，且中间还有股权分置改革的影响，这些外部环境的综合变动也会对该结论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上市公司获得资金的途径中，除了选择负债融资，还有股权融资、内源融资等方式，由于宏观环境的变动也会使得公司的资金来源途径以及融资顺利发生变化，从而对上市公司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黎凯、叶建芳：《财政分权下政府干预对债务融资的影响》，《管理世界》2007年第8期。
[2]汪辉：《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公司治理与市场价值》，《经济研究》2003年第8期。
[3]于东智：《资本结构、债权治理与公司绩效：一项经验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1期。
[4]陈晓、单鑫：《债务融资是否会增加上市企业的融资成本？》，《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
[5]洪锡熙、沈艺锋：《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6]范从来、叶宗伟：《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年第10期。
[7]肖作平、廖理：《大股东、债权人保护和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管理世界》2007年第10期。
[8]肖作平：《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互动关系实证研究》，《管理科学》2005年第6期。
[9]汪小军：《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治理绩效分析》，《经济论坛》2006年第4期。
[10]赵帅：《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金融经济》2006年第6期。
[11]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Jensen，M.C、Meckling，W.H.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
检索国内外大量学者的研究文献可知，对管理层薪酬与公司绩效的研究基本都是以理论为理论基础，它要求管理者薪酬计划的设计应使管理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相一致。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由于国外资本市场的起源和发展比较早，也比较迅速，国外的企业制度和结构也相应的发展的比较成熟，其关于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研究远远早于我国。
1．二者之间不具有相关性或者相关性很弱
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taussings&baker，1925。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发现公司的经理报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很小。对于这种弱相关的结果，taussings&baker也比较吃惊，因为和他们理论预测的想法相差较大。
jensen&murphv（l990）估计了1974一1986年间1295家公司的10400名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绩效敏感度，结果表明股东财富每变动1000美元，ceo的报酬有3.25美元的同向变动。研究结论可以看出，ceo的报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联程度微弱。
andjelkovic，boyle&mcnoe（2001）以新西兰的公司为研究样本，结果发现，新西兰公司ceo薪酬与公司绩效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2.二者之间具有相关性
mcguire，chiu&elbeing（1962）以1953一1959年的45家企业为样本，研究销售额、利润额与管理层现金报酬的相关性，发现销售额和利润额与管理层报酬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murphy（1985）利用1964一1981年美国73家大公司样本，研究分析了管理者薪酬与股东收益之间的关系，发现管理者薪酬对股价绩效的弹性是明显的，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他还将工资和资金（现金激励）、期权激励和总的激励加入其模型中，发现现金激励和总的激励对于公司价值的弹性b近似为0.11。
coughlan&schmidt（1985）基于1978一1982年的149个公司的样本资料，研究了ceo现金薪酬的变化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论与murphy（1985）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薪酬变化与股价绩效成正相关关系。
hall &liebman 在1998 年利用美国上百家公众持股的最大商业公司最近15 年数据，研究经营者报酬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得出经营者报酬与企业业绩具有强相关的特征的结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由于我国1998年才要求上市公司年报披露高管层报酬，因此国内关于管理层报酬的计量研究近十年来才逐渐兴起。
1.二者之间不具有显著性关系
李增泉（2000）、魏刚（2000）分别以沪深两市1998年年报数据为样本，运用线性回归模型，根据对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高级管理人员年度报酬的有关信息进行分析，得出高管报酬与企业绩效不相关的结论。
杨瑞龙和刘江（2002）采用1999年我国家电行业上市公司年报的相关数据，通过线性回归模型，对管理层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经理报酬和公司业绩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谌新民和刘善敏（2003）通过对上市公司经营者的任职状况、报酬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经营者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有显著性弱相关关系。
2.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陈志广（2002）以我国2000年沪市的57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公司绩效指标，考察了高管人员的报酬情况。他的研究发现样本公司高管人员的报酬绝对值低、差距不大，与公司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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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公司规模及法人股比例等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特别是以净资产收益率roe及主营业务收益率croa为指标的公司绩效与高管人员报酬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张俊瑞、赵进文、张建（2003）利用127家上市公司2001年的年报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持股等激励手段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呈现较显著的且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高雷、宋顺林（2007）利用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报酬及财务数据，选取a股上市公司2002一2003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报酬现状及其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高管报酬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