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39.1 【文献标识码】A
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而根据全国人大于2011年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非遗种类繁多，但一般均具有非物质性、民族性和文化性等特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一、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况
江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特别是两宋时期的江西文坛，星汉灿烂，涌现出众多开宗立派的文坛领袖，独领数百年；诗词、书画、戏曲、音乐作品灿若群星，形成特有的“江西现象”。“瓷都”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享誉全球。湖口青阳腔、文港毛笔工艺、全丰花灯、赣南客家文化、傩舞、采茶戏等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蔚为大观。根据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的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江西省拥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7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88项，已经形成门类齐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但与此同时，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机构不健全，专业人员短缺。从当前非遗的管理体制来看，江西省还没有建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部门，通行的做法是在同级文化部门设立非遗保护中心，人员编制得不到保障。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专业人员短缺，大量非遗保护工作只能由其他文化部门临时调剂人员来解决。
2.非遗传承人、从业人员青黄不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江西省拥有部级非遗传承人36人（其中2人已去世），省级传承人314人，市县级传承人1 945人。部级非遗传承人中，年龄最大的89岁，最小的也有43岁。其中60岁以上的有28人，比重达82%。传承人年龄总体偏大，使得非遗传承日渐力不从心；再加之时代变迁，商业冲击，非遗从业人员回报偏低，造成非遗从业人员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窘境，部分非遗传承人面临着“人死艺亡”的困局。
3.非遗保护专项资金杯水车薪。加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我国逐年加大非遗保护投入。自2006年起，中央财政累计投入35.14亿元用于非遗保护。与此同时，江西省政府对非遗保护的拨款也逐年增加。公开数据显示，2005年至2007年，江西省每年投入100万元用于非遗保护，2008年增加到300万元，2009至2011年增加到400万元，2012年投入更是高达1 933万元，2015年，江西省财政厅设立关爱非遗传承人专项资金150万元等等。尽管省财政对非遗保护的投入每年都在增长，但是如果均摊到数以百计的部级、省级项目上，实际上每个项目能得到的资金支持非常有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江西省每年从数百项非遗项目中挑选几十项进行重点支持，其他项目只能等以后轮流解决。但即便如此，资金缺口依然非常大。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非遗项目的资金支持问题，将会使非遗保护面临严重的挑战。
二、江西省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的监管
我国加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对非遗项目保持每年稳定增长的财政投入。政府的财政投入构成了非遗项目主要的资金来源。为了加强对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的监管，国家于2006年出台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于专项资金的分类及开支范围、申报与管理、监督与检查等作出了制度性的规定。这是国家相关部委对专项资金监管出台的第一部部门规章。根据这一文件的精神，江西省财政厅、文化厅也于同年出台了《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这是对国家层面规定的细化和具体化。为了进一步规范非遗的保护和管理，明确法律责任，国家于2011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江西省也加快立法进程，于2015年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方性法规――《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应该说，针对非遗保护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
国家和江西省两级制定的《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都是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资金来源均为中央或地方财政拨款，均要求接受财政、审计、文化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更进一步的，两级《暂行办法》均要求建立健全专项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机制和绩效考评制度，文化等相关部门可根据项目实施情况，组织或委托有关机构进行检查和绩效考评。两级《暂行办法》为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的监管提供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需要明确若干问题。
首先，专项资金接受财政、审计、文化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但由于我国体制的原因，财政、审计及文化等部门对公共资金的监督职能多有交叉和重复。比如，财政部门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对专项资金预决算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合法性进行审查，对专项资金使用效益进行监督，对专项资金使用单位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监督。这些职能与审计部门的职能有较大的交叉和重复。考虑到财政部门财政监督任务非常繁重，以及当前国家和地方机关简政放权的背景，我们建议财政部门将部分监管的权力委托授权给审计部门。这样既可以使财政、审计部门的权力边界更清晰，又可以解决专项资金多头管理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其次，对于专项资金的监管，财政部门是否比审计部门有更多优势？我们注意到，两级《暂行办法》在开篇就指出，制定该办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而我国传统财政监督的主要职能是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合法性进行审查，这些审查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准则制度作标准。但一旦涉及审查资金的使用效益，这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目前，我国相关部门对“效益”的界定、评价标准、模型等重大理论问题尚处于探索过程中，财政部门对资金使用效益的审查并无更多优势。相反，审计部门长期处于审计理论与实践的第一线，对审计资金效益有更多探索，积累了大量审计案例和经验。此外，审计部门拥有更多的审计专业人才，这也使审计部门具有更多的专业优势。
综上，对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的监管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应该进一步加强和发挥审计部门的作用和专业优势，一方面可以解决专项资金多头管理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专项资金的科学化管理。
三、江西省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现状
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因此，对专项资金的监管主要是通过政府审计进行的。那么，江西省针对非遗保护专项资金政府审计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
1.绩效审计已是政府审计的主流。早在《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已经明确要全面推进绩效审计，提高财政资金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并表示到2012年，所有审计项目都开展绩效审计。《审计署“十二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进一步强调，要把全面推进绩效审计作为审计工作的主要任务来抓。2010年出台的《江西省审计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绩效审计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后续3年审计厅开展绩效审计的项目要占到全部审计项目的40%、60%及80%以上，2013年后所有审计项目全部开展绩效审计。应该说，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政府层面，都已将绩效审计提高到战略高度，绩效审计已经成为政府审计的主流。
2.针对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理论和实践仍然鲜见。尽管绩效审计已经成为政府审计的主流，审计署和省审计厅也在大力推进绩效审计在政府审计工作中的比重，但有关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案例和经验不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交叉性的理论研究成果不多。一方面，非遗保护已经成为学术热点，理论成果颇丰；另一方面，政府绩效审计的研究也如火如荼，成为审计理论研究的一大流派。但是，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的理论成果，换句话说，从政府绩效审计的角度来研究非遗保护的理论成果仍然非常少见。（2）审计实践案例匮乏。查阅省审计厅、文化厅、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等相关网站，以及上述部门的相关文件发现，几乎难以看到对非遗保护专项资金进行绩效审计的案例。通过查阅近年年鉴，在审计相关栏目中，难以看到对非遗保护专项资金进行绩效审计的描述。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从江西省范围来看，对于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绩效审计，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无论是广度和深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绩效审计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呢？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的绩效审计又具有怎样的“特性”呢？
四、江西省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实施的障碍分析
前已述及，江西省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理论和实践仍然鲜见，具体表现在：实践上，相关的审计案例和经验不多；学术研究上，存在着非遗保护研究和政府绩效审计研究“两张皮”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政府绩效审计法律规范体系不健全。我国审计规范体系的研究基本集中在民间审计领域。在政府审计领域，全国人大于1994年8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并于2006年2月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决定》。此外，审计署于2010年9月颁布了《国家审计准则》。纵览上述法律条文，没有发现用以专门指导和规范政府绩效审计的法律法规。
例如在《审计法》中，就没有对政府绩效审计的相关职责和权限作出明确规定。在《国家审计准则》总则中，规定审计机关要“监督被审计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从总则对“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的解释不难看出，政府审计关于“真实性”、“合法性”的规定，更多是对财务审计的要求；“效益性”虽然反映了绩效审计的部分特征，但它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事后评价，与绩效审计强调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还有相当的距离。此外，被国际审计界普遍认可的政府绩效审计“3E”评价标准（即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在上述法律法规中也没有作出规定。实际上，我国政府绩效审计仍处于一种尚未完全的法律授权状态。我国部分地方政府如深圳市、珠海市、湖南省等先后出台了《审计监督条例》，对绩效审计进行了法律上的探索。但国家层面亟需研究制定统一的政府绩效审计法律法规框架，对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权威的规定。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审计的特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文化个性化的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性、民族性和文化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审计具有与其他审计对象不尽相同的特点。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使其产业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市场化运作并形成产业，是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对繁荣文化产业也有积极意义。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多种多样，有些适合产业发展，有些则不适合。王志平、郑克强（2012）按 “能否进入市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为规模开发型、市场培育型及静态保护型三种类型。按照这一分类，规模开发型项目具备市场上一般商品的属性，可以按市场规律进行产业开发；市场培育型项目也能通过适度的产业开发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因此对这两种类型可以按通用会计准则进行会计核算，也适合按审计准则进行审计。与前两者类型不同的是，静态保护型项目往往对其存在空间、文化地域性有着严格要求，一般不宜进行市场化和商业开发，就其会计核算而言，产出或收益就无从计量，如果对其进行绩效审计，“绩效”就无从评价。
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准公共品”的特性对绩效审计的评价标准提出挑战。我们知道，当前绩效审计评价标准为“3E”标准，即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3E”标准已得到国际普遍认可并进行了广泛实践。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在于其“准公共品”的特性。这一特性主要表现在：（1）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国家财政专项资金（公共资源）的支持；（2）市场规律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由于存在空间和文化地域性的限制，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不存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从而导致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难以准确定价，成本和收益就无法准确计量。由此带来的后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营者无法保证通过项目获得盈利，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需要政府主导，市场只能充当“配合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一特征，给为纯经济项目“量身定做”的“3E”标准提出挑战。换句话说就是，“3E”标准已经无法全面评价一个非遗项目传承和保护的“好”或“坏”，应该为非遗“定制”其他标准。
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经营管理者的会计核算水平也给绩效审计提出挑战。前已述及，江西省非遗传承人、从业人员青黄不接，许多非遗项目属于独门绝技，依靠传承人的口传心授。纵观江西省非遗传承人，或生活困顿，或年事已高，许多非遗项目面临着断代和失传的风险。与之相对应的是，许多非遗项目采用的是家族式、小作坊的运营方式，经营管理人才缺乏，会计核算水平不高，对于专项资金的管理难以达到国家的相关要求。如果不能准确核算相关的会计项目，不能提供完整的会计资料，那么绩效审计就无从谈起。
（三）政府审计人力资源短缺。何永清（2010）对江西省审计机关人力资源状况进行过详尽的统计研究。研究显示，江西省审计机关人力资源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非业务人员比重较大（22.5%）；（2）审计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中青年比重较低（30岁以下占9.9%）；（3）高学历（研究生学历）、高职称人员比例较低，分别占1.2%和6.6%；（4）人员专业结构较单一（会计审计以外专业比重为9.6%）。近年来政府审计工作日益繁重，政府审计人力资源的缺口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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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搜集、整理了国外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研究成果，对国外研究中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进行区分并分别研究的趋势进行了厘清，并从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研究应用等方面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以期对我国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路径。
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Go-ing-concernopnions)是指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假设的合理性产生重大疑虑，从而在审计报告中明确提及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一类非标准审计意见，具体包括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等意见类型。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初现于20世纪20年代，其发展演变以及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审计意见研究特别是国内研究过于强调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同质性，即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具有共同的属性。研究设计也通常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看作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一个子集来构建。于是，一个研究主题便产生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是否真的同质呢?如果二者并非同质的，而是异质的。二者之间就存在显著差异，过分坚持同质性的研究视角只能使我们的研究浅尝辄止，难以厘清各自的本质属性，研究结论也缺乏现实基础。国外研究逐渐出现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和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进行区分并分别研究的趋势，或直接或间接地显现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存在异质性的实质内涵。本文回顾和梳理了国外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相关研究，并对这些研究文献进行了评价，以进一步加深和拓展现有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以及其他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认识，进而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路径。
下文将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直接研究和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特性研究两个方面，对国外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总结。直接研究文献就是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和其他非标准审计意见分别作为研究样本和控制样本。通过比较二者在市场反应、贷款决策方面的不同，直接说明两类审计意见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而特性研究文献表现为单独以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为研究对象，探究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在某一方面的独特性质。它是对直接研究的补充和完善。这两类研究或直接或间接地印证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存在异质性，有必要对两类意见进行区分并分别研究。
一、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直接研究
Firth(1978)运用事件研究法检验了保留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选取保留审计意见研究样本和无保留审计意见控制样本各247家，并将保留审计意见分为持续经营问题、资产计价、子公司保留、连续保留、偏离GAAP等五类，估计期和事件期的时间窗口分别设置为(-60，1)和(-20，20)。研究运用市场模型，分别计算保留审计意见样本和无保留审计意见样本、不同类型的保留审计意见样本在事件期(-20，20)的股票累计异常报酬率，实证结果表明：1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保留审计意见产生了显著的负的累计异常报酬率，其它类型保留审计意见的累计异常报酬率在统计上并不显著：2不同类型保留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存在差异，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审计意见具有显著的信息含量。
Elliot(1982)继续研究了不同类型保留意见的信息含量问题，其研究方法与Firth大体相同，选取了保留意见研究样本和无保留意见控制样本各145家，同样将保留意见分为五类，差异之处在于：一是运用市场模型时所选择的估计期和事件期的时间窗口不同，分别设置为(-60，0)和(-45，14)，且股票报酬率计算采用的是周报酬率。二是出于控制会计盈余的目的，将所有样本根据未预期盈余符号的不同区分为正的未预期盈余子样和负的未预期盈余子样，使得研究设计更科学，研究结论更令人信服。研究结果表明：1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市场对保留审计意见的披露有显著的负面反应；2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子样本在其公开披露前第5周内股票市场有显著的负面反应。DoddandDopuch(1984)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在(-2，+2)以及(+1，+5)的时间窗口内，证券市场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负反应程度明显强于其它类型保留审计意见的负反应程度。
PringleandCrum(1990)认为，既然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在预测公司破产时有显著的作用，那么，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出具就会减少股票市场对公司后续提出破产申请行为的吃惊程度。他们以98家破产申请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根据公司申请破产前最近一次收到的审计意见类型将研究样本区分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破产公司”和“非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破产公司”两个子样本组，通过观察公司申请破产前最近一次收到的审计意见类型与公司提出破产申请后市场反应两者之间的关系检验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事件研究的时间窗口为(-1，+1)，采用多元回归模型，以事件期窗口的股票累计异常报酬率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有4个：财务破产模型预测样本公司破产的概率；破产前股票市场对有关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媒体信息披露的反应；审计报告披露前的股价变动率；是否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实证结果表明：是否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是显著的解释变量，最近一次披露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破产申请公司股票的负面反应程度要比最近一次披露非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破产申请公司股票的负面反应程度显著的低，结果支持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对于预测公司破产具有重要作用。Chen。Church(1996)的研究也支持PringleandCrum的结论。Fleak，Wilson(1994)和Blay，Geiger(2001)还检验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是否能被模型预测所造成的市场反应差异性。结果显示，市场对“被预期”与“未被预期”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有着不同的反应，未能被市场预计到将会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公司其意见的公开披露能够引起比较显著的负向市场波动，表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具有新的增益信息。
除了在股价反应方面的差异性外，在贷款决策方面，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所发挥的作用也明显不同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由于贷款决策数据获取较为困难，故这类研究大体上采用实验研究方法，研究的关键是尽最大限度地模拟现实贷款决策情形，以使研究结论更富有说服力。
Finh(1980)向408个贷款主管寄发调查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48％，问卷模拟了现实贷款决策情形，要求贷款主管根据附有不同类型审计意见(无保留意见、持续经营问题、资产计价和违背GAAP的保留意见)的会计报表作出“最高贷款额”的决策。研究结论显示：1无保留意见公司被给予的“最高贷款额”显著大干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公司。2违背GAAP保留意见公司被给予的“最高贷款额”显著大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公司。3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对“最高贷款额”的影响并不显著，贷款决策者并不区分这两种类型的保留意见。
Ljbby(1979)以预先安排的34家贷款主管为被调查者，向其提供披露持续经营能力具有不确定性的财务报表，而这些财务报表有的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有的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调查问卷中涉及的被解释变量有两个：“贷款决策”和“利率”。研究结论表明：财务报表中披露持续经营不确定事项对贷款主管的风险评估有重大影响。当财务报表附注没有披露公司持续经营情况时，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具有较强的信息含量，而当财务报表附注中提及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疑虑时，同时公布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对贷款决策的影响大为减弱。
Jennifer(2003)选取了9304家英国公司作为样本。其中431家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1748家公司被出具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其余7125则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研究以标准审计意见作为对照组，采用多分类的Logistic模型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负债比率、上一年度审计意见类型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均显著正相关；流动比率、亏损程度、不支付股利、或有负债比例与公司是否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显著相关，而这些因素与是否被出具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则未发现有显著相关关系：资产规模则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正相关，而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负相关。Jennifer的研究结果显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在影响因素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MelumadandZiv(1997)在总结已有的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和市场反应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可避性假设，即把非标准审计意见区分为事后可避(expostavoidable)与事后不可避(expostunavoidable)两种类型。可避审计意见因被审计公司与注册会计师之间存在分歧而产生，该意见可通过遵照注册会计师的意见对报告进行调整而避免出具。例如针对关联交易、资产处置、收入确认时机、减值准备计提充分程度以及其他违反公认会计准则的处理等事项而发表的审计意见。不可避审计意见是指被审计单位无法通过调整财务报告来避免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例如持续经营和财务危机问题。基于可避性假设，MelumadandZiv构建了审计意见与市场反应之间的理论模型，并据此推导出不同审计意见类型的市场反应程度与方向。MelumadandZiv的研究批驳了以往许多研究所沿用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市场反应为负”这一假说，并从理论模型上推定，不可避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为负，而可避审计意见既可能针对不利的内幕信息，又可能针对有利的内幕信息。因此，可避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具有不确定性，既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Dopuchetal(1986)的研究显示，市场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披露表现出强烈的负面反应，但其研究也表明尽管总体样本审计意见的市场负反应十分强烈，但约25％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样本产生了市场正反应，这一研究结果符合MelumadandZiv就审计意见与市场关系而提出的可避性假设。
二、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特性研究
Mckeown(1991)和Carcello(20(30)考察了公司规模大小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规模大小与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显著负相关。他们的解释是：公司规模越大，出现经营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小。同时，注册会计师对大公司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也更加犹豫不决。因为生怕失去客户从而丢掉可观的审计费收入。Goodmanelal(1995)研究了反映管理层能力的非财务因素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表明，由反映公司管理层能力的指标和财务指标构成的模型在判断正确率上显著高于单纯由财务指标构成的判断模型。国内外的持续经营审计准则均明确规定：“审计人员在对被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进行审计的过程中，不仅仅要关注被审单位财务、经营及其他方面存在的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假设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而且还要关注管理层对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价以及管理层为缓解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所提出的应对计划的可行性和有效性。”Behn(2001)研究了管理层应对计划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Behn选取148家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另选取同行业、同规模的148家公司作为控制样本，将公司的负债能力、盈利能力、公司规模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作为控制变量，解释变量是管理层提出的各种应对计划。回归结果表明，获得新投资和取得新的借款对注册会计师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有显著的影响，而削减成本和处置资产对是否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并不显著。
CarcelloandNeaI(2000)还研究了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成员结构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将债务违约、上期的审计意见类型、公司规模、公司的发展阶段等指标作为研究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对注册会计师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有显著影响，审计委员会成员与公司关系越密切，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小。21写作秘书网
三、国外研究的评述与启示
以上文献综述表明，国外研究逐渐显现出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进行区分并分别研究的趋势，这些研究文献对国内研究无疑具有较强的借鉴与启示意义。当然，无论就学术意义还是提高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决策有用性而言，上述研究文献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一)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理论分析亟需加强
注册会计师审计不仅是一种技术性活动，也是协调资本市场各种利益冲突的一种制度安排，审计意见是利益相关者反复博弈的结果。对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而言，无论是企业管理层或注册会计师，还是投资者或政府监管层，他们的行为和动机明显不同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下的情形。然而，现有的研究文献对此似乎并没有给予充分关注。如当其验证发现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在市场反应方面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指出投资者应该区别对待时，经验证据背后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却被忽略了。脱离理论的引导，研究只能止步于现象，研究结论也显得比较局限和表象化。因为如果没有理论基础的支持，回归模型得到的就仅仅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因此无庸讳言，构建一个逻辑一贯、系统全面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理论框架作为研究基础，不仅可以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本原属性进行系统的认识和完整的把握，而且可以拓展对审计意见的研究视角，得出新的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二)研究方法上亟待实现从静态化到动态化的转变
国外文献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研究基本上采用传统的横截面统计方法，以“单期”与“静态”为特征，如多元判别分析、Probit模型和Logistic模型等。上述模型的一个重要不足是忽略了企业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时间特征。在这些模型中，将是否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看作一个二分法变量表示的离散事件。但事实上，企业持续经营能力问题并不单纯是一种静止状态，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是一个动态连续的事件，往往包含了几个阶段。Boritz(1991)提出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的过程观，他认为企业的经营失败是一个发展过程，企业在走向经营失败的历程中所处的不同阶段对应着经营活动不正常的水平，从而可据以判断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程度。依赖会计年度截面数据所得到的模型无法体现以往公司绩效的相关信息及数据的变化趋势，无法体现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生成和发展这一动态过程，所得到的模型变量系数具有不稳定性，难以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形成和发展做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可见，在研究方法上，亟需实现从静态化到动态化的转变。
(三)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
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go-ing-concern opnions)是指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假设的合理性产生重大疑虑，从而在审计报告中明确提及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一类非标准审计意见，具体包括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等意见类型。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初现于20世纪20年代，其发展演变以及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审计意见研究特别是国内研究过于强调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同质性，即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具有共同的属性。研究设计也通常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看作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一个子集来构建。于是，一个研究主题便产生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是否真的同质呢?如果二者并非同质的，而是异质的。二者之间就存在显著差异，过分坚持同质性的研究视角只能使我们的研究浅尝辄止，难以厘清各自的本质属性，研究结论也缺乏现实基础。国外研究逐渐出现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和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进行区分并分别研究的趋势，或直接或间接地显现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存在异质性的实质内涵。本文回顾和梳理了国外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相关研究，并对这些研究文献进行了评价，以进一步加深和拓展现有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以及其他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认识，进而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路径。
下文将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直接研究和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特性研究两个方面，对国外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总结。直接研究文献就是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和其他非标准审计意见分别作为研究样本和控制样本。通过比较二者在市场反应、贷款决策方面的不同，直接说明两类审计意见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而特性研究文献表现为单独以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为研究对象，探究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在某一方面的独特性质。它是对直接研究的补充和完善。这两类研究或直接或间接地印证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存在异质性，有必要对两类意见进行区分并分别研究。
一、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直接研究
firth(1978)运用事件研究法检验了保留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选取保留审计意见研究样本和无保留审计意见控制样本各247家，并将保留审计意见分为持续经营问题、资产计价、子公司保留、连续保留、偏离gaap等五类，估计期和事件期的时间窗口分别设置为(-60，1)和(-20，20)。研究运用市场模型，分别计算保留审计意见样本和无保留审计意见样本、不同类型的保留审计意见样本在事件期(-20，20)的股票累计异常报酬率，实证结果表明：1 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保留审计意见产生了显著的负的累计异常报酬率，其它类型保留审计意见的累计异常报酬率在统计上并不显著：2 不同类型保留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存在差异，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审计意见具有显著的信息含量。
elliot(1982)继续研究了不同类型保留意见的信息含量问题，其研究方法与firth大体相同，选取了保留意见研究样本和无保留意见控制样本各145家，同样将保留意见分为五类，差异之处在于：一是运用市场模型时所选择的估计期和事件期的时间窗口不同，分别设置为(-60，0)和(-45，14)，且股票报酬率计算采用的是周报酬率。二是出于控制会计盈余的目的，将所有样本根据未预期盈余符号的不同区分为正的未预期盈余子样和负的未预期盈余子样，使得研究设计更科学，研究结论更令人信服。研究结果表明：1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市场对保留审计意见的披露有显著的负面反应；2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子样本在其公开披露前第5周内股票市场有显著的负面反应。dodd and dopuch(1984)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在(-2，+2)以及(+1，+5)的时间窗口内，证券市场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负反应程度明显强于其它类型保留审计意见的负反应程度。
pringle and crum(1990)认为，既然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在预测公司破产时有显著的作用，那么，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出具就会减少股票市场对公司后续提出破产申请行为的吃惊程度。他们以98家破产申请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根据公司申请破产前最近一次收到的审计意见类型将研究样本区分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破产公司”和“非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破产公司”两个子样本组，通过观察公司申请破产前最近一次收到的审计意见类型与公司提出破产申请后市场反应两者之间的关系检验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事件研究的时间窗口为(-1，+1)，采用多元回归模型，以事件期窗口的股票累计异常报酬率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有4个：财务破产模型预测样本公司破产的概率；破产前股票市场对有关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媒体信息披露的反应；审计报告披露前的股价变动率；是否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实证结果表明：是否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是显著的解释变量，最近一次披露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破产申请公司股票的负面反应程度要比最近一次披露非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破产申请公司股票的负面反应程度显著的低，结果支持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对于预测公司破产具有重要作用。chen。church(1996)的研究也支持pringle and crum的结论。fleak， wilson(1994)和blay，geiger(2001)还检验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是否能被模型预测所造成的市场反应差异性。结果显示，市场对“被预期”与“未被预期”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有着不同的反应，未能被市场预计到将会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公司其意见的公开披露能够引起比较显著的负向市场波动，表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具有新的增益信息。
除了在股价反应方面的差异性外，在贷款决策方面，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所发挥的作用也明显不同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由于贷款决策数据获取较为困难，故这类研究大体上采用实验研究方法，研究的关键是尽最大限度地模拟现实贷款决策情形，以使研究结论更富有说服力。
finh(1980)向408个贷款主管寄发调查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48％，问卷模拟了现实贷款决策情形，要求贷款主管根据附有不同类型审计意见(无保留意见、持续经营问题、资产计价和违背gaap的保留意见)的会计报表作出“最高贷款额”的决策。研究结论显示：1 无保留意见公司被给予的“最高贷款额”显著大干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公司。2 违背gaap保留意见公司被给予的“最高贷款额”显著大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公司。3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对“最高贷款额”的影响并不显著，贷款决策者并不区分这两种类型的保留意见。
ljbby(1979)以预先安排的34家贷款主管为被调查者，向其提供披露持续经营能力具有不确定性的财务报表，而这些财务报表有的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有的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调查问卷中涉及的被解释变量有两个：“贷款决策”和“利率”。研究结论表明：财务报表中披露持续经营不确定事项对贷款主管的风险评估有重大影响。当财务报表附注没有披露公司持续经营情况时，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具有较强的信息含量，而当财务报表附注中提及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疑虑时，同时公布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对贷款决策的影响大为减弱。
jennifer(2003)选取了9 304家英国公司作为样本。其中431家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1748家公司被出具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其余7125则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研究以标准审计意见作为对照组，采用多分类的logistic模型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负债比率、上一年度审计意见类型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均显著正相关；流动比率、亏损程度、不支付股利、或有负债比例与公司是否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显著相关，而这些因素与是否被出具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则未发现有显著相关关系：资产规模则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正相关，而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负相关。jennifer的研究结果显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在影响因素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melumad and ziv(1997)在总结已有的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和市场反应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可避性假设，即把非标准审计意见区分为事后可避(ex post avoidable)与事后不可避(ex post unavoidable)两种类型。可避审计意见因被审计公司与注册会计师之间存在分歧而产生，该意见可通过遵照注册会计师的意见对报告进行调整而避免出具。例如针对关联交易、资产处置、收入确认时机、减值准备计提充分程度以及其他违反公认会计准则的处理等事项而发表的审计意见。不可避审计意见是指被审计单位无法通过调整财务报告来避免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例如持续经营和财务危机问题。基于可避性假设，melumad and ziv构建了审计意见与市场反应之间的理论模型，并据此推导出不同审计意见类型的市场反应程度与方向。melumad and ziv的研究批驳了以往许多研究所沿用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市场反应为负”这一假说，并从理论模型上推定，不可避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为负，而可避审计意见既可能针对不利的内幕信息，又可能针对有利的内幕信息。因此，可避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具有不确定性，既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dopuch et al(1986)的研究显示，市场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披露表现出强烈的负面反应，但其研究也表明尽管总体样本审计意见的市场负反应十分强烈，但约25％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样本产生了市场正反应，这一研究结果符合melumad and ziv就审计意见与市场关系而提出的可避性假设。
二、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特性研究
mckeown(1991)和carcello(20(30)考察了公司规模大小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规模大小与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显著负相关。他们的解释是：公司规模越大，出现经营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小。同时，注册会计师对大公司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也更加犹豫不决。因为生怕失去客户从而丢掉可观的审计费收入。
goodman el al(1995)研究了反映管理层能力的非财务因素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表明，由反映公司管理层能力的指标和财务指标构成的模型在判断正确率上显著高于单纯由财务指标构成的判断模型。国内外的持续经营审计准则均明确规定：“审计人员在对被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进行审计的过程中，不仅仅要关注被审单位财务、经营及其他方面存在的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假设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而且还要关注管理层对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价以及管理层为缓解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所提出的应对计划的可行性和有效性。”behn(2001)研究了管理层应对计划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behn选取148家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另选取同行业、同规模的148家公司作为控制样本，将公司的负债能力、盈利能力、公司规模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作为控制变量，解释变量是管理层提出的各种应对计划。回归结果表明，获得新投资和取得新的借款对注册会计师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有显著的影响，而削减成本和处置资产对是否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并不显著。
carcello and neai(2000)还研究了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成员结构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将债务违约、上期的审计意见类型、公司规模、公司的发展阶段等指标作为研究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对注册会计师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有显著影响，审计委员会成员与公司关系越密切，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小。
三、国外研究的评述与启示
以上文献综述表明，国外研究逐渐显现出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进行区分并分别研究的趋势，这些研究文献对国内研究无疑具有较强的借鉴与启示意义。当然，无论就学术意义还是提高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决策有用性而言，上述研究文献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一)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理论分析亟需加强
注册会计师审计不仅是一种技术性活动，也是协调资本市场各种利益冲突的一种制度安排，审计意见是利益相关者反复博弈的结果。对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而言，无论是企业管理层或注册会计师，还是投资者或政府监管层，他们的行为和动机明显不同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下的情形。然而，现有的研究文献对此似乎并没有给予充分关注。如当其验证发现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在市场反应方面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指出投资者应该区别对待时，经验证据背后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却被忽略了。脱离理论的引导，研究只能止步于现象，研究结论也显得比较局限和表象化。因为如果没有理论基础的支持，回归模型得到的就仅仅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因此无庸讳言，构建一个逻辑一贯、系统全面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理论框架作为研究基础，不仅可以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本原属性进行系统的认识和完整的把握，而且可以拓展对审计意见的研究视角，得出新的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二)研究方法上亟待实现从静态化到动态化的转变
国外文献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研究基本上采用传统的横截面统计方法，以“单期”与“静态”为特征，如多元判别分析、probit模型和logistic模型等。上述模型的一个重要不足是忽略了企业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时间特征。在这些模型中，将是否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看作一个二分法变量表示的离散事件。但事实上，企业持续经营能力问题并不单纯是一种静止状态，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是一个动态连续的事件，往往包含了几个阶段。boritz(1991)提出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的过程观，他认为企业的经营失败是一个发展过程，企业在走向经营失败的历程中所处的不同阶段对应着经营活动不正常的水平，从而可据以判断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程度。依赖会计年度截面数据所得到的模型无法体现以往公司绩效的相关信息及数据的变化趋势，无法体现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生成和发展这一动态过程，所得到的模型变量系数具有不稳定性，难以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形成和发展做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可见，在研究方法上，亟需实现从静态化到动态化的转变。
(三)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
国外研究文献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经济后果的研究偏重于短期，通常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公告前后的较短事件窗口作为观察期，探究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是否有别于其他非标准审计意见。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公布前后的短期股价波动固然值得研究，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是供需方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影响或支配下的结果，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出具对中长期股价、企业业绩的影响如何?有无“自我实现”效应以及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出具对上市公司自身的影响如何?进一步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加深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整体认识和把握。
一、引言
近年发达和新兴的资本市场上不断出现的公司财务欺诈(accountingfraud)案例(enron、xerox、woridc0m、0west、sunbeam、parmalat；银广厦和红光实业等)，由于都存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不具公信力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严重失真审计报告而导致审计失败(auditfailures)。现代审计制度设计的宗旨就是为了防止公司财务欺诈而作的制度性安排，其生命力是审计的独立性。然而，随着一些审计公司卷人公司财务欺诈案并因此而倒闭，从而动摇了社会公众和投资者对会计信息、审计公司的公信力乃至于对整个审计市场的信任，侵蚀了资本市场投资秩序的基础，从而引发了审计市场的信用危机。由于审计信用危机，各国纷纷加强了对审计市场的监管体制改革，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审计市场信用危机形成机制、如何监管的讨论远未停止。学术界对审计市场信用危机研究的共同指向就是审计独立性风险性越来越大。按wattsandzimmerman(1983)的定义，所谓审计独立性，是指审计师能揭示已经发现具有重大违规造假财务报告的可能性。这说明尽管审计独立性是审计业生存之本与应有的核心价值追求，但并不是审计业必然具有的内在品质，而是由多种基础性制度因素共同决定的。用数学函数式表示，则审计独立性应该是：auditindependence：f(a、b、c、…)。其中，a、b、c、…是影响审计独立性的一些客观因素。事实上审计独立性正在遭受其内在的不断出现的反独立性因素的侵扰，存在许多导致社会公众和投资者不相信审计独立性的环境因素，所以，审计市场信用危机从本质上讲，就是社会公众和投资者对审计独立性及其相应的审计报告产生不信任的危机。尽管影响审计独立性的客观因素比较复杂，但归根到底影响审计独立性的基础性制度因素主要是：审计委托契约模式、审计业经营模式和审计公司财产组织形式。纵观近十年内所形成的关于审计独立性问题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外关于审计独立性风险性的研究大体上也是基于这三个维度之一的研究视角进行研究的。基于此，本文以这三个维度为研究框架，对近十年内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审计信用危机及其制度弥合方面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归类与评析。
二、审计信用危机评析
(一)审计委托契约模式、审计独立性风险与委托机制重构审计公司作为资本市场上的一种金融中介机构，即经纪人中介机构，其主要功能就是向投资者出售真实会计信息，以供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它是解决投资者和公司实际控制人(如控股股东或管理者)之间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多德，2004)。因此，当审计独立性风险性越来越大时，国内外学术界无疑开始重新审视现代审计委托契约模式内在缺陷，并寄希望从中找到重构审计独立性的对策(冯均科，2002；朱星文，2005；蒋尧明和郑佳军，2005)。从契约关系上讲，审计公司作为鉴定财务信息真假的金融中介机构，接受所有者的委托对被审计对象进行财务审计。所以，审计市场的合理的、均衡的稳定审计契约关系模式应该是，审计公司接受投资者审计需求，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审计，供投资者进一步投资决策参考，并向投资者收取相应的审计费用。这种稳定的三角型审计模式不仅确保了审计的形式独立性(independenceinappearance)，也为实现实质独立性(independenceinfact)提供了制度上的条件，杜绝了审计师或审计公司与被审计对象进行财务欺诈合谋(collusion)可能性，维持了审计报告的客观『生和真实性，保护了投资者利益。然而，当公司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时，审计需求产生变异，形成了审计的实质需求方与形式需求方裂变(李洁和刘桂良，2007)，其中证券市场上的公众投资者为审计的实质需求方，而被审计对象即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如控股股东或管理者)则成为审计的形式需求方。审计方与这两种审计需求方相应地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契约形式。一方面审计供给方与审计形式需求方之间以“业务约定书”形式签订的是显性的私人契约(谢荣，1998)；另一方面审计供给方与审计实质需求方之间以“注册会计执业准则”为依据确定的是隐性的公共契约(陈汉文，2002 )由于现实资本市场公众投资者高度分散，普遍存在“搭便车”的现象，实质需求方往往缺位。因此，现代资本市场上的一种奇特现象是被审计对象即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自己聘请审计公司审计自己财务报告的现象，从而使原来的三角形的稳定结构变成为审计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的直线形的失衡结构(冯均科，2002)，这至少破坏了审计公司形式独立性。由于审计供给方和审计形式需求方均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契约人，因此，现代资本市场上这种普遍存在的脆弱性审计契约模式，本身就隐含着审计供给方与审计形式需求方之间的合谋的内在缺陷，即审计形式需求方与审计供给方依靠自己的信息优势合谋造假欺诈公众投资者，从而造成审计实质独立性丧失的可能性。当直线型审计契约关系成为现代证券市场上普遍契约关系模式时，审计独立性能否成为审计业内在价值取向，完全取决于两种契约关系给审计公司及其审计师带来的激励机制比较。审计供给方与审计形式需求方即上市公司之间签订的是显性契约，上市公司控制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己满意或基本满意审计公司进行审计，这就决定了审计公司现实生存，在生存压力较大，审计市场成为买方市场情况下，审计供给方会向上市公司妥协，放弃高层次的独立性价值追求转而向现实利益让步。当然审计供给方也会面临来自审计供给方与公众投资者之间的隐性公共契约约束，公共契约约束力来自于市场机制和制度机制。但近年来审计线形模式内在缺陷不仅存在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且同样广泛地存在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成为世界性的资本市场“通病”。这就说明，基于市场的约束机制并没有形成对审计业有效约束。所以，为了解决审计实质需求方缺位，而被审计对象与审计委托人重合造成审计委托契约关系扭曲的制度性弊端，学术界开始思考关于重新构造现代审计委托模式的问题(蒋尧明、郑佳军，2005；蒋尧明、谢周勇，2008)。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割裂上市公司管理层与审计公司之间的直接联系，寻找一个独立的第四方，由其来行使审计委托权，并由其直接支付审计公司或审计师的审计报酬。由于对独立的第四方选取不同，形成了三种可供选择的审计委托模式：财务报表保险制度；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制度；证券交易所招投标制度。综合比较上述三个方案，相对而言，证券交易所招投标制度，不仅能更好地保持审计公司的独立性．还具有执行上的高效性和可操作性。而且，这种模式有利于审计市场走向垄断或寡头垄断的理想状态。
(二)审计业经营模式、审计独立性风险与监管机制重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原“五大”审计公司为代表的现代审计业经营模式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走向审计业务(auditservices)与非审计业务(non—auditservices，nas)(如会计、簿记服务，税收服务和管理咨询服务)相结合的混业经营，并且利润高、风险相对较低的非审计业务收入在审计公司总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为被审计对象提供非审计业务成为一些大的审计公司利润的主要增长点和价值追求。1993年，整个审计业只有31％的收入来自非审计业务，但到了1999，国际原“五大”审计公司的非审计业务收入均超过审计业务收人。如普华只有40％的业务收入来自审计业务，其余收入大都来自管理咨询、税收咨询等非审计业务(叶少琴和刘峰，2005)无疑，非审计业务(nas)扩大了审计的规模经济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knowledgespillerover)，但非审计业务(nas)给审计独立性带来的可能负效应是造成社会公众和投资者不信任审计独立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引起了管理层越来越多的忧虑。关于非审计业务是否损害了审计独立性，以及审计业是否应该混业经营还是分业经营的论战再次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但学术界关于非审计业务与审计独立性关系的研究仍未形成一致结论。相当多的学者认为，非审计业务损害了审计的独立性。abbotetal(2001)从理论视角验证了审计委员会特征与购买非审计业务重要性之问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完全由独立董事构成的审计委员会购买非审计服务的比率较低，这说明独立董事认为非审计业务会对审计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frankeleta1．(2002)以可操纵应计项目(discretionaryaccurals)的数量为盈余为管理标志，xj,-3074家公司范围内就非审计业务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购买较多非审计业务的企业，其盈余管理的程度也相对较高，这同时表明，购买的非审计服务越多，审计独立性受到影响越大。还有许多学者(krishnanelak，2005；guletak．2006；francisandke，2006)通过第三方(如投资者)对独立性的感知(perception)来进行检验，即第三方是否感觉或认为审计师在某种条件下是独立生。对“感觉”进行检验实质上是对审计形式独立性进行检验，即审计师在外观形式上是否给社会公众和投资者一个“独立”的现象。这些研究都证明了非审计业务损害了审计形式独立性。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并未找到充足证据证明审计公司的审计业务与非审计业务混业经营损害了审计独立性。defondetak(2002)以审计师出具保留意见的倾向性作为独立性标志，审计业务是否影响了审计独立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没有发现可以归因于非审计业务损害审计独立性的证据，并且发现当审计费用较高时，审计师更愿意出具保留意见。这些发现可能表明，基于市场的激励机制如声誉损失和法律诉讼成本超过了审计师放松独立性所获得的收益。buddocktaylorandtaylor(2004鹇稳健原则作为审计独立性标志，xt,-~计独立性与会计稳健原则之间关系进行了经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非审计业务比重增大时，并不会导致审计师接受被审计公司更为激进的会计政策，因此，他们推断非审计业务并不会损害审计独立性。类似地，其他学者(ashbaugheta1．，2003；chungandkallapur，2003；larckerandrichardson，2004；kinneyeta1．，2004；reynoldsetat。2004；antleetak，2006；huangeta1．，2007)的研究成果表明，非审计业务不一定影响了审itjoa％~。导致目前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至今仍未达成共识的原因是多方而的，除了非审计业务与审计独立性之间关系本身的复杂性外，还在于不同学者研究视角，选取数据时间跨度、样本所在制度环境和度量审计独立性标志各不相同，因而使研究结论往往难以达成一致。所以，关于是否对审计业经营模式实施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自然就存在不同的观点(叶少琴和刘峰，2005)大多数学者对审计业的混业经营持比较理性态度，王光认为，既然审计混业经营是否损害了审计独立性问题长期为社会公众和投资者关注，本身就说明社会公众对非审计业务对审计独立性影响存在疑虑。因此。在目前无法从理论上论证非审计业务是否损害审计独立性时，仅从加强审计形式独立性需要，维持社会公众对审计业的信任出发，也应当对审计公司对审计客户提供非审计业务加以限制。也有学者(叶少琴和刘峰，2005)指出，审计业经营还是分业经营，也不应强制推行，恰当的方式是由会计职业界在法律等框架的约束下，通过市场竞争来自由选择。同时监管部门通过相应监管机制确保审计公司在从事非审计业务时的独立性不会受到损害。为此，必须在如下方面进行监管机制创新：充分披露审计公司与客户之间的经济利益往来，让资本市场上投资者来对审计公司的独立性作出合理判断；在充分信息披露基础上，通过管理机构和审计业界共同努力，让审计业务和非审计业务相对独立，采用目前sox法案办法的规定，审计公司不得同时为一家审计客户提供审计业务和非审计业务；为了保证审计公司在今后执业过程中不会出现一些“精心安排”的违规现象，一方面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审计市场的监管，另一方面加大审计公司机会主义行为的法律风险。
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Go-ing-concern opnions)是指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假设的合理性产生重大疑虑，从而在审计报告中明确提及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一类非标准审计意见，具体包括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等意见类型。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初现于20世纪20年代，其发展演变以及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审计意见研究特别是国内研究过于强调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同质性，即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具有共同的属性。研究设计也通常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看作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一个子集来构建。于是，一个研究主题便产生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是否真的同质呢?如果二者并非同质的，而是异质的。二者之间就存在显著差异，过分坚持同质性的研究视角只能使我们的研究浅尝辄止，难以厘清各自的本质属性，研究结论也缺乏现实基础。国外研究逐渐出现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和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进行区分并分别研究的趋势，或直接或间接地显现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存在异质性的实质内涵。本文回顾和梳理了国外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相关研究，并对这些研究文献进行了评价，以进一步加深和拓展现有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以及其他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认识，进而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路径。
下文将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直接研究和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特性研究两个方面，对国外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总结。直接研究文献就是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和其他非标准审计意见分别作为研究样本和控制样本。通过比较二者在市场反应、贷款决策方面的不同，直接说明两类审计意见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而特性研究文献表现为单独以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为研究对象，探究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在某一方面的独特性质。它是对直接研究的补充和完善。这两类研究或直接或间接地印证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存在异质性，有必要对两类意见进行区分并分别研究。
一、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直接研究
Firth(1978)运用事件研究法检验了保留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选取保留审计意见研究样本和无保留审计意见控制样本各247家，并将保留审计意见分为持续经营问题、资产计价、子公司保留、连续保留、偏离GAAP等五类，估计期和事件期的时间窗口分别设置为(-60，1)和(-20，20)。研究运用市场模型，分别计算保留审计意见样本和无保留审计意见样本、不同类型的保留审计意见样本在事件期(-20，20)的股票累计异常报酬率，实证结果表明：1 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保留审计意见产生了显著的负的累计异常报酬率，其它类型保留审计意见的累计异常报酬率在统计上并不显著：2 不同类型保留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存在差异，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审计意见具有显著的信息含量。
Elliot(1982)继续研究了不同类型保留意见的信息含量问题，其研究方法与Firth大体相同，选取了保留意见研究样本和无保留意见控制样本各145家，同样将保留意见分为五类，差异之处在于：一是运用市场模型时所选择的估计期和事件期的时间窗口不同，分别设置为(-60，0)和(-45，14)，且股票报酬率计算采用的是周报酬率。二是出于控制会计盈余的目的，将所有样本根据未预期盈余符号的不同区分为正的未预期盈余子样和负的未预期盈余子样，使得研究设计更科学，研究结论更令人信服。研究结果表明：1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市场对保留审计意见的披露有显著的负面反应；2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子样本在其公开披露前第5周内股票市场有显著的负面反应。Dodd and Dopuch(1984)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在(-2，+2)以及(+1，+5)的时间窗口内，证券市场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负反应程度明显强于其它类型保留审计意见的负反应程度。
Pringle and Crum(1990)认为，既然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在预测公司破产时有显著的作用，那么，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出具就会减少股票市场对公司后续提出破产申请行为的吃惊程度。他们以98家破产申请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根据公司申请破产前最近一次收到的审计意见类型将研究样本区分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破产公司”和“非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破产公司”两个子样本组，通过观察公司申请破产前最近一次收到的审计意见类型与公司提出破产申请后市场反应两者之间的关系检验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事件研究的时间窗口为(-1，+1)，采用多元回归模型，以事件期窗口的股票累计异常报酬率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有4个：财务破产模型预测样本公司破产的概率；破产前股票市场对有关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媒体信息披露的反应；审计报告披露前的股价变动率；是否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实证结果表明：是否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是显著的解释变量，最近一次披露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破产申请公司股票的负面反应程度要比最近一次披露非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破产申请公司股票的负面反应程度显著的低，结果支持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对于预测公司破产具有重要作用。Chen。Church(1996)的研究也支持Pringle and Crum的结论。Fleak， Wilson(1994)和Blay，Geiger(2001)还检验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是否能被模型预测所造成的市场反应差异性。结果显示，市场对“被预期”与“未被预期”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有着不同的反应，未能被市场预计到将会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公司其意见的公开披露能够引起比较显著的负向市场波动，表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具有新的增益信息。
除了在股价反应方面的差异性外，在贷款决策方面，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所发挥的作用也明显不同于非持续
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由于贷款决策数据获取较为困难，故这类研究大体上采用实验研究方法，研究的关键是尽最大限度地模拟现实贷款决策情形，以使研究结论更富有说服力。
Finh(1980)向408个贷款主管寄发调查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48％，问卷模拟了现实贷款决策情形，要求贷款主管根据附有不同类型审计意见(无保留意见、持续经营问题、资产计价和违背GAAP的保留意见)的会计报表作出“最高贷款额”的决策。研究结论显示：1 无保留意见公司被给予的“最高贷款额”显著大干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公司。2 违背GAAP保留意见公司被给予的“最高贷款额”显著大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公司。3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对“最高贷款额”的影响并不显著，贷款决策者并不区分这两种类型的保留意见。
Ljbby(1979)以预先安排的34家贷款主管为被调查者，向其提供披露持续经营能力具有不确定性的财务报表，而这些财务报表有的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有的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调查问卷中涉及的被解释变量有两个：“贷款决策”和“利率”。研究结论表明：财务报表中披露持续经营不确定事项对贷款主管的风险评估有重大影响。当财务报表附注没有披露公司持续经营情况时，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具有较强的信息含量，而当财务报表附注中提及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疑虑时，同时公布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对贷款决策的影响大为减弱。
Jennifer(2003)选取了9 304家英国公司作为样本。其中431家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1748家公司被出具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其余7125则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研究以标准审计意见作为对照组，采用多分类的Logistic模型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负债比率、上一年度审计意见类型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均显著正相关；流动比率、亏损程度、不支付股利、或有负债比例与公司是否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显著相关，而这些因素与是否被出具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则未发现有显著相关关系：资产规模则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正相关，而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负相关。Jennifer的研究结果显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在影响因素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Melumad and Ziv(1997)在总结已有的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和市场反应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可避性假设，即把非标准审计意见区分为事后可避(ex post avoidable)与事后不可避(ex post unavoidable)两种类型。可避审计意见因被审计公司与注册会计师之间存在分歧而产生，该意见可通过遵照注册会计师的意见对报告进行调整而避免出具。例如针对关联交易、资产处置、收入确认时机、减值准备计提充分程度以及其他违反公认会计准则的处理等事项而发表的审计意见。不可避审计意见是指被审计单位无法通过调整财务报告来避免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例如持续经营和财务危机问题。基于可避性假设，Melumad and Ziv构建了审计意见与市场反应之间的理论模型，并据此推导出不同审计意见类型的市场反应程度与方向。Melumad and Ziv的研究批驳了以往许多研究所沿用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市场反应为负”这一假说，并从理论模型上推定，不可避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为负，而可避审计意见既可能针对不利的内幕信息，又可能针对有利的内幕信息。因此，可避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具有不确定性，既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Dopuch et al(1986)的研究显示，市场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披露表现出强烈的负面反应，但其研究也表明尽管总体样本审计意见的市场负反应十分强烈，但约25％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样本产生了市场正反应，这一研究结果符合Melumad and Ziv就审计意见与市场关系而提出的可避性假设。
二、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特性研究
Mckeown(1991)和Carcello(20(30)考察了公司规模大小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规模大小与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显著负相关。他们的解释是：公司规模越大，出现经营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小。同时，注册会计师对大公司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也更加犹豫不决。因为生怕失去客户从而丢掉可观的审计费收入。
Goodman el al(1995)研究了反映管理层能力的非财务因素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表明，由反映公司管理层能力的指标和财务指标构成的模型在判断正确率上显著高于单纯由财务指标构成的判断模型。国内外的持续经营审计准则均明确规定：“审计人员在对被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进行审计的过程中，不仅仅要关注被审单位财务、经营及其他方面存在的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假设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而且还要关注管理层对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价以及管理层为缓解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所提出的应对计划的可行性和有效性。”Behn(2001)研究了管理层应对计划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Behn选取148家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另选取同行业、同规模的148家公司作为控制样本，将公司的负债能力、盈利能力、公司规模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作为控制变量，解释变量是管理层提出的各种应对计划。回归结果表明，获得新投资和取得新的借款对注册会计师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有显著的影响，而削减成本和处置资产对是否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并不显著。
Carcello and NeaI(2000)还研究了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成员结构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将债务违约、上期的审计意见类型、公司规模、公司的发展阶段等指标作为研究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对注册会计师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有显著影响，审计委员会成员与公司关系越密切，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小。
三、国外研究的评述与启示
以上文献综述表明，国外研究逐渐显现出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进行区分并分别研究的趋势，这些研究文献对国内研究无疑具有较强的借鉴与启示意义。当
然，无论就学术意义还是提高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决策有用性而言，上述研究文献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一)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理论分析亟需加强
注册会计师审计不仅是一种技术性活动，也是协调资本市场各种利益冲突的一种制度安排，审计意见是利益相关者反复博弈的结果。对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而言，无论是企业管理层或注册会计师，还是投资者或政府监管层，他们的行为和动机明显不同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下的情形。然而，现有的研究文献对此似乎并没有给予充分关注。如当其验证发现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在市场反应方面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指出投资者应该区别对待时，经验证据背后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却被忽略了。脱离理论的引导，研究只能止步于现象，研究结论也显得比较局限和表象化。因为如果没有理论基础的支持，回归模型得到的就仅仅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因此无庸讳言，构建一个逻辑一贯、系统全面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理论框架作为研究基础，不仅可以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本原属性进行系统的认识和完整的把握，而且可以拓展对审计意见的研究视角，得出新的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二)研究方法上亟待实现从静态化到动态化的转变
国外文献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研究基本上采用传统的横截面统计方法，以“单期”与“静态”为特征，如多元判别分析、Probit模型和Logistic模型等。上述模型的一个重要不足是忽略了企业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时间特征。在这些模型中，将是否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看作一个二分法变量表示的离散事件。但事实上，企业持续经营能力问题并不单纯是一种静止状态，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是一个动态连续的事件，往往包含了几个阶段。Boritz(1991)提出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的过程观，他认为企业的经营失败是一个发展过程，企业在走向经营失败的历程中所处的不同阶段对应着经营活动不正常的水平，从而可据以判断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程度。依赖会计年度截面数据所得到的模型无法体现以往公司绩效的相关信息及数据的变化趋势，无法体现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生成和发展这一动态过程，所得到的模型变量系数具有不稳定性，难以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形成和发展做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可见，在研究方法上，亟需实现从静态化到动态化的转变。
(三)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Shank，Murdock和Dillard（1977）、Finnerty和Oliver（1981）研究发现，收到保留意见的公司在审计报告披露后其系统风险的平均值和方差有了明显增加，说明投资者在保留意见被披露后提高了对公司系统风险的评估，市场对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做出了负面反应。Michael Firth（1978）测试了英国“保留意见”的信息含量，发现投资者能对因不同原因出具的保留意见做出不同的市场反应。Chow和Rice（1982）也测试了保留意见与非正常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被出具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具有显著的负面市场反应。Elliot（1982）研究了1973~1978年间美国145家上市公司收到保留意见后的市场反应后发现，市场早在保留意见公布45周之前就对其做出了显著的负面反应。Dodd等（1984）选择了1973~1980年间首次收到保留意见的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在审计报告公布前后5天存在着细小的负的累计非正常收益率且不显著，在公布前6个月的时间内，累计非正常收益率达到-8.9%且显著，并在不同的样本组中均存在着这样的负反应。
LaSalle和Anandarajan（1997）研究了银行信贷经理在信贷决策中对因诉讼和持续经营原因出具拒绝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反应，发现信贷经理在面对拒绝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时减少了贷款意愿，调低了该客户还款能力的评价、调低了该客户改善盈利能力的评价、调高了可能贷款的边际利率。Dopuch（1986）、Loudder（1992）、Frost（1994）、Chen（2000）等研究得出了类似结论：审计意见具有决策有用性，审计报告具有信息含量，审计具有传递客户特征的信息功能，市场对审计报告意见反映显著。
在审计报告形成机理研究方面，以毕马威Business Measureme
nt Process（BMP）、安永Business Environment Analysis Template（BEAT）、普华永道PwC Mehtodology、德勤“AS/2”等“四大”（Big 4）为代表，提出了基本原理大致相同的风险导向审计方法，倡导以风险全面识别、评估和控制为导向，综合考虑重要性、独立性、职业谨慎、审计抽样程序、审计证据等基本概念因素（本研究称“信息含量因子”）后出具CPA认为恰当的审计意见。西方经典审计教科书如Auditing：Assurance & Risk（W. Robert Knechel）、Audting：AnIntegrat
ed Apporoach（Arens & Loebbecke）、Auditing and Assurance Services：A Systematic Approach（William F. Messier，Jr.）、Auditing：Concepts for a Changing Environment（Larry E. Rittenberg & Bradley J. Schwieger）、Miller Auditing Procedures（G. Georgiades）、Student’s Manual of Auditing（Diane Walters & John Dunn）在论述CPA审计报告形成方面，重在单项、分章节论述“信息含量因子”的含义及其应用，内容分散，忽视了其内在的逻辑联系，没有归纳出如何依赖这些“信息含量因子”形成审计报告的路径。
（二）国内研究现状 李增泉（1999）以上市公司1993~1997年度的审计意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年报公布日前后的市场反应，力图从实证角度对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做出分析，发现“标准无保留意见”与“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公司在年报公布前后有不同的市场表现，审计意见对投资者的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不同类型的“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会引起不同的市场反应，但投资者并未对其进行严格区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公司在年报公布前后的反常表现以及被连续出具的“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在年报公布日仍有一定的信息含量，说明我国的证券市场远非“半强式有效市场”。
李东平、黄德华、王振林（2001）利用1999年和2000年34家出现事务所变更的上市公司组成研究样本，同时随机从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中抽取34家公司组成一个控制样本组，应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了非标准审计意见和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之间的关系。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与前一年度的“不清洁”审计意见变量成正相关关系，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不清洁”审计意见本身是导致我国资本市场中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基本原因。李爽、吴溪（2001）利用1997~1999年中国证券市场审计师变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在研究期间内发生了审计意见严重程度减轻的审计师变更，审计师规模更可能发生由大到小的变更。耿建新、杨鹤（2001）发现，被出具过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比未被出具过的更易变更会计事务所，变更后，其审计报告中标准无保留意见显著地多于非标准无保留意见。
宛燕如、高文进（2009）曾对审计意见形成过程进行归纳后描绘了流程图，但是不够明晰具体。我国CPA全国统一考试教材《审计》、《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2006）借鉴了西方风险导向审计的框架结构，对审计报告的形成机理阐释也比较宽泛。
国内外研究结论形成鲜明对比：国外CPA审计报告传导到资本市场，具有重要的“信息含量”，对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而我国CPA审计报告传导到资本市场，反应不强烈。笔者认为：西方CPA职业界面临着巨大的职业风险（如安达信案例）和严厉的监管措施（如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不得不注重操守，职业谨慎非常强，审慎执业。我国具有特殊的人文社会关系国情，CPA个人素质和职业操守都远非可比，于是上市公司依靠更换事务所达到“购买审计意见”目的，CPA也为应付审计市场的激烈无序竞争，迎合委托方提供虚假或“刻意修饰”后的审计报告，双方互相默契配合，“信息含量不高”在所难免。另外，由于我国投资者大多数非专业人员，自我保护和风险意识差，法律不完备和政府监管不严厉，也在另一方面纵容了CPA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低”这一现实。
本文采用采用“分析式研究”方法，结合分析CPA审计报告所包含的基本审计概念体系及其逻辑联系，揭示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原理，描绘CPA审计报告形成机理的路径图，提出了富有新意的改进建议，在理论上开拓了一片研究新领域；实践中有助于CPA审慎撰写审计报告，便于监管者和投资者直接对照，对利益相关者正确理解审计报告的丰富内涵，政府加强监管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基于“信息含量观”的CPA审计报告传导及其形成机理
（一）主要内容 基于“信息含量观”的CPA审计报告传导及其形成机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以我国CPA执业准则体系和证券市场的建立发展过程为线索，按照“1992年证券市场建立前”、“1992-1996年独立审计准则实施前”、“1996-2003年审计报告准则修订前”、“2003-2006年新CPA执业准则前”、“2007年实施新CPA执业准则后”等5个分时段收集CPA的审计报告，进行归类统计，分析其包含的“信息含量因子”演进历程，解析其相互内在逻辑联系等重要信息分布；（2）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不同意见类型审计报告，以“信息含量因子”作为研究的假设变量，以市场反应指标（如投资收益率）为因变量，构建关系模型，实证分析各“信息含量因子”对股票价格变化和投资决策者的影响；（3）归纳并描绘CPA审计报告形成机理路径图：以风险导向为总揽和指向，独立性为灵魂和首要要求，职业谨慎和重要性判断贯穿审计过程，经过“全面识别评估并控制风险――执行抽样审计程序――判断审计证据充足性――最终风险衡量”过程，形成不同的审计意见类型并出具审计报告。
（二）基本思路 在选择一定数量、范围的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和我国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进行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基础上，搜集CPA审计报告，采用分析式研究和实证研究两条路线并行。先分析CPA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描绘其形成机理路径图，再以审计报告信息含量因子作为假设变量引入构建模型，通过Eviews软件分析各因子对股价和投资者决策影响，得出审计报告信息含量状态的结论。最后，结合审计报告的形成机理路径图和实证分析结论，提出改进我国CPA审计报告的建设性意见。如图1所示。
（三）方法与重点 研究的方法主要采取：（1）问卷调查、实地调研；（2）分析式研究，提出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观”体系；（3）实证研究，检验CPA审计报告信息含量对股价和投资者决策的影响效应。研究重点：以通俗案例和基本概念阐释CPA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因子”内在逻辑联系、绘制审计报告的形成机理路径图。
三、结论
（一）基本观点 一是我国CPA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不足，对股价影响、利益相关需求者决策价值不大；二是可理解性和明晰性是CPA审计报告的特点和首要要求；三是CPA可以在漠视风险前提下出具任何意见的审计报告。同时，由于调研工作量大，获取上市公司、证券交易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一手信息并进行归纳。
（二）相关建议 首先，可以相应引入“分析式研究方法”构建CPA审计报告“信息含量观”的理论体系；其次，绘制CPA审计报告形成机理路径图，具体可参考图2所示 ；最后，在CPA审计报告改进方面，可适当增加重要性（特别是数量方面）的信息含量。
［本文系湖北省荆门市审计局科研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陈汉文：《审计理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3］谢荣、吴建友：《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研究与实务发展》，《会计研究》2004年第4期。
［4］Ross L. Watts & Jerold L. Zimmerman：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Prentice Hall，Pearson Education，Inc，1986.
［5］John A. Christensen & Joel S. Demski：Accounting Theory：An Information Content Perspective，The McGraw-Hill Companies，Inc，2003.
一、引言
随着投资者保护意识的进一步加强，外部审计及其审计质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我国当前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审计市场结构呈现出何种型态,它对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国应该构建什么样的审计市场以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健康发展？虽然已有学者对此作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其中多数是描述性的统计研究，实证研究甚少，且并未对审计市场集中度的变动所带来的审计质量变动之间究竟有何联系进行研究。故本文先通过Hodrick-Prescott滤波将非标准意见比率表示的审计质量以及事务所收入表示的集中度进行趋势分解，对剩下的仅表示非标准意见比率和事务所收入表示的集中度波动数据进行分析，对二者之间的变动关系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二、文献回顾
对于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质量的关系，DeFond，wong和Shuhua Li（2000)研究发现在实行新独立审计准则之后，我国的证券审计市场存在着上市公司对高质量审计的规避倾向并伴随着市场集中度的下降；余玉苗（2001）以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1999年报审计为例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审计市场呈现出低集中度、强地域性的审计市场形态，危害了审计的独立性，认为有必要在我国构造“寡占型”的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结构；刘明辉、李黎和张羽（2003）对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和审计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质量之间呈现倒U型的函数关系，指出我国有必要构造“寡占型”的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结构，以提高审计质量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国际竞争力；陈任武和李玲（2008）分析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结构，具有低集中度特征，对审计服务市场的执业质量产生不利影响，提出审计市场集中度应该与其所服务的股票市场集中度相适应的观点；刘桂良、牟谦（2008）以我国证券市场2004年―2005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在控制了影响审计质量的相关变量之后，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质量成正相关关系，审计市场的强地域性与审计质量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夏冬林,林震昃（2003）从市场集中度、行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利润率三个方面对我国审计市场竞争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审计市场上存在激烈的竞争，造成我国事务所独立性不高，进而影响到了审计质量；周红（2005）通过对世界最大40家会计师事务所和美国审计100强的数据分析，证明了近年来国际审计市场的趋势是集中度在降低和“四大”的寡占市场地位开始减弱，提出审计市场结构优化的尺度应是审计市场集中度与股票市场集中度两者相适应的理论观点。
综上可以看到，我国学者对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质量的研究虽然得出了二者之间确实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的结论，但是却并未提及审计市场集中度的变化对审计质量变化究竟有何联系，联系有多大。本文即对此作一补充研究。
三、变量选取及样本数据描述性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样本数据
本文选取非标准意见比率即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在某年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占当年所有审计意见的比率作为审计质量（Y）的替代指标，主要是因为其虽然不能说明所有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均是高质量的审计，但注册会计师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却能说明注册会计师是独立的，谨慎的，审计意见是高质量的，故其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审计质量高低的代表。此外，在笔者对前人文献的查阅中发现众多研究也是以非标准意见比率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为提高本研究与前人研究的可比性，故本文仍然以该指标作为判断审计质量的标准。
Moizer and Turley（1989）认为“集中度研究应该使用审计收费作为核心变量，使用其他替代变量来测量集中度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偏差”。审计收费与客户规模之间必然存在相关关系。Simunic（1980）、Taylor and Baker（1981）使用客户资产，Taffler and Ramalinggam（1981）使用客户销售收入，他们的研究结论都表明客户资产及客户销售收入与审计费用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侯晓靖（2011）通过对我国2005―2009年的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也得出了审计收费与客户资产、客户营业收入等呈正相关关系。为避免重复无谓的分析，本文在对审计质量与审计市场集中度进行分析时，仅选取了事务所收入（X）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详细的分析。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年报审计快报，全国注册会计师百家信息，中国证券报及2002―2005年的《谁审计中国证券市场》等，并经笔者手工整理而成。由于1995年12月我国第一批独立审计准则公布，并于1996年开始实施，故本文选取市场规范化的第二年作为研究起始点，以利于客观全面地反应我国审计市场发展轨迹。
从表1可以看到非标准意见比率自1997年以来虽然有波动，但总体是呈下降趋势的，从1997年的13.29%到2009年的6.71%，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以事务所收入计算的集中度，CR8近年靠近40%，这说明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确实不高，还处于低集中状态，但以事务所收入表示的集中度发展趋势是上升的。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前人的研究有所不同，其中的原因认为是由于审计、会计制度等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导致整个审计市场从制度到审计实施都趋好，从而使得市场集中度上升。虽然非标意见比率下降，但并不意味着审计质量的下降，反而是市场不断完善而使得个企业行为都变得更加规范。为更加清楚地显示出二者的变动趋势，给出了图1、图2。
（二）Hodrick-Prescott滤波
从图1、图2可以看到，非标准意见比率与事务所收入集中度在变动过程中趋势走向均很明显。为研究二者的波动关系，故在此运用Hodrick-Prescott滤波，将趋势分别从两组序列中分解出，在原数据序列的基础上得到经过滤波之后的另两组数据Y2、X2，这两组数据仅显示自身的波动性。
（三）自相关检验
下面来看Y2与X2的自相关检验图（图3，图4）。
从图3、图4可以看到经过滤波之后的两序列均不存在自相关。
（四）单位根（ADF检验），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Y2、X2均是平稳序列。
通过上述检验判断Y2与X2之间应该存在某种长期均衡关系。
四、非标准意见比率以及事务所客户数表示的集中度波动关系的实证检验及结果
考虑到我国的注册会计师制度自恢复以来时间较短，各项政策都还在不断完善之中，在此过程中可能也会对非标准意见比率的高低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文章设计了一个虚拟变量Z。当该年度有新的政策出台，则Z=1；反之，Z=0。
（一）研究假设
在我国当前的审计市场环境中，当市场集中度小幅上升时，各事务所为树立良好的执业声誉以获取进一步的发展，从而提高审计质量，导致两者朝同方向变动；当市场集中度大幅上升，会导致事务所不担心客户的流失对其声誉的损害，这样将导致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弱化和审计质量的下降。另一方面，当市场集中度大幅下降，会导致市场竞争加剧，事务所之间为了争夺客户资源，甚至不惜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同样可能带来审计质量的下降，从而造成两者的反方向波动，由此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在一定波动范围内，事务所收入集中度波动幅度越大，非标准意见比率变动的波动幅度也越大，但波动超过极限范围，非标准意见比率变动的波动幅度会变小。
审计制度的完善使得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更强，审计行为更加规范，从而使得作为审计质量替代指标的非标准意见比率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非标准意见比率波动幅度的加大，故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审计制度的实施会导致非标准意见比率变化的波动幅度变大。
（二）实证结果
文章选取去掉趋势影响之后的Y2序列与X2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在建立模型之前首先给出了Y2和X2的相关关系图（图5），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到在一定范围内非标准意见比率的变动随着事务所收入集中度变动的加大而加大，两者的波动趋势基本一致，当达到一定极限值后则随着事务所收入集中度波动的继续加大而减小。
如图5所示，Y2与X2之间明显不是线性关系，故根据观察之后建立如下模型：
Y2=C+b×X2+c×Z+e
利用1997年到2009年的数据对这个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Y2=0.0269-42.3488X2-0.0149Z
（2.8856）* （-3.6620）** （-1.3806）
R2=0.5783 DW=1.7309
方程中括号内的数值表示参数估计对应的t统计量，**表示对应的参数估计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对应的参数估计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上面这个模型看到事务所收入集中度波动变量的系数为负，参数估计显著，所以从这个非线性模型笔者认为，非标准意见比率波动与审计市场集中度的波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二次函数关系，这说明第一个假设成立。虚拟变量Z的系数为负，但不够显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策的出台不会导致非标准意见比率的波动加大，反而会降低非标意见比率的波动性，这与第二个假设不相符，主要原因可能是随着独立审计准则的颁布实施及审计市场的成熟，使得注册会计师的业务能力已经基本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也说明会计制度的完善使得上市公司的行为变得更加规范，从而制度的进一步出台不会对审计意见产生太大的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与非标准意见比率表示的审计质量之间总体上存在反方向影响发展趋势。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意见比率与审计市场集中度波动以及政策实施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审计市场的逐步完善，我国的审计规范已基本趋于稳定，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使得非标准意见比率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变小，总体影响并不明显；市场集中度波动与非标准意见比率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呈倒U型函数关系，表明我国政府在促进审计市场的集中度进一步加强的问题上应谨慎，不应操之过急，而应逐步推进，同时发挥市场自身的能动作用，以避免由于市场集中度大幅波动造成审计质量的大幅上下波动。
【主要参考文献】
［1］ 余玉苗.中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结构的初步分析［J］.经济评论，2001（3）：120-124.
［2］ 刘明辉，李黎，张羽.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质量关系的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2003（7）：37-41.
［3］ 陈任武,李玲.论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结构及对审计质量的影响［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8（9）：3-6.
［4］ 刘桂良，牟谦.审计市场结构与审计质量: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8（6）：85-92.
［5］ 夏冬林,林震昃.我国审计市场的竞争状况分析［J］.会计研究，2003（3）:40-46.
［6］ 周红.法、英、美会计审计市场结构和集中度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借鉴［J］.会计研究，2002（10）：57-62.
［7］ 侯晓靖.对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的研究――基于综合指标模型的构建［J］.未来与发展，2011（1）:13-18.
审计动因就是审计产生、存在、发展的原因以及动力。研究审计动因的目的是为了弄清为什么产生审计，为什么需要审计和为什么审计需要存在和发展。审计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为满足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
审计动因的主要理论是目前最流行的受托责任论以及理论、多因素决定论、信息论、经济监督论、公司管理论及职业化需求论。
下面就几种主要理论进行论述。
一、审计动因理论及缺陷
1.受托责任论。受托责任论主要观点是：受托责任关系是资源占有人实现对资源有效管理与使用的必要手段和保证机制。当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确立后，客观上就存在于委托者对受托者实行经济监督的需要。而审计恰好独立于受托责任关系双方的当事人，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于是审计便成为受托责任关系能够实现的必要手段和保护机制，从而得出受托经济责任关系是审计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根本动因的结论。
实际上，“受托经济责任”只是审计产生的重要前提，并不能说明审计产生的必要性。它无法诠释审计的职能及社会作用；无法解释审计的独立性。
2.理论。理论主要观点是：企业存在契约关系，而契约条款的实施必须通过监督，否则就不起作用。审计就是这种监督方式。在这种理论中，审计的本质在于促进股东和管理者利益最大化。
但理论的不足之处：无法解释企业接受审计需求强制进行这一事实，无法解释理论认为审计是促进股东和企业管理人员的利益最大化与审计人员面临的“诉讼爆炸”和“深口袋理论”的经济现象是互相矛盾这一现实。
3.多因素决定论。在美国会计学会基本审计概念委员会的《基本审计概念公告》中，明确阐述审计动因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利益冲突产生对公正第三方的需求。（2）当利益冲突达到一定程度后对冲突对方产生的防范需求。（3）处理技术上的复杂性使得普通人无法胜任，从而产生对专门人才从事这一工作的需要。（4）空间的距离使得经济业务与利益关系人发生分离，从而产生对特定人士提供帮助的需要。
这种理论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也存在缺陷：（1）审计产生发展的多种动因中，应该有一种最主要的动因。（2）它只是从不同角度对审计动因进行概述，并不具备经济学理论基础，也不利于审计理论学科的发展。
二、衡量审计动因理论的标准
上述各种审计动因理论，大都从某个角度出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衡量一种理论是否能更好地解释审计动因，并指导审计工作、完善审计服务，应当结合审计理论结构进行研究。本文以历史性、逻辑性、系统性为原则，以对审计本质的理解为切入点提出5点判断审计动因理论的标准：
1.由理论可以导出审计本质及审计职能的目的。审计动因理论的宗旨是要解释审计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因。因而，审计动因理论是审计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通过审计动因理论的确立应能导出审计本质以及审计职能、审计社会作用的发展原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审计行业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这就要求一种合理的审计动因理论应该能够准确、全面地解释审计职能的发展以及审计的社会作用。
2.由理论能回答审计源于并满足了何种社会需求。审计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它的存在必是源于一定的社会需求，审计动因理论应该不仅仅能解释某一种类型、某一个特殊群体的需求，还应该能解释任何类型的审计及其满足任何群体对审计需求的发展动因。
3.由理论能解释对审计进行监管的合理性。随着审计活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无论从横向来看当今国际上审计业务，还是纵向来看审计的发展历史，审计一直是一个法定的工作。各国政府都对各种类型的审计进行着不同程度的要求和监管。
4.由理论能解释审计为什么需要保持独立性。审计的独立性是审计最基本的特征，是审计得以存在的根本。审计的独立性要求审计人员在审计时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这也是不同使用者对审计人员的共同要求。审计动因理论应该能够对审计的独立性这一根本特性做出合理解释。
5.由理论能解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审计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审计动因理论应当将审计活动产生、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解释清楚，或者进行抽象性的概括，并以这一抽象性的概括为标准，解释统一本质的审计活动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
三、审计动因———基于经济学的观点
根据上文提到的衡量审计动因的标准，本文认为，信息的非对称性是审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审计的本质在于提高财务信息的使用价值，推动资本高效活动。所谓非对称性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而另外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审计财务信息可以潜在降低信息非对称。
1.信息的非对称性是审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各当事人所掌握的信息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是非对称性的。所谓信息不完全性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人们所掌握的信息不可能遇见一切；由于外在环境的复杂性、不正确性，人们所掌握的信息不可能无所不包。所谓信息非对称性是指一方持有与交易行为相关的信息而另一方不知道，而且不知情的一方对于他方信息的验证由于成本昂贵而放弃。
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向内部和外界提供财务信息以影响投资者决策。由人的趋利动机以及信息的不完全性和非对称性，就产生了一种社会需求，即需要具有专业技术和方法的会计师对企业管理部门编制的反映其经济业务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和判断，作出鉴定证明，以降低信息的非对称性，确保其真实公允地反应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并向利益相关者报告。这样通过审计可能提高财务信息的可信度，从而提高财务信息的价值。若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现代审计假设理论体系中，关于审计产生原因的假设，如“信息不对称假设”、“信息不确定假设”等等，实际上丰富了信息非对称性是审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这一论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可以满足任何需求者对于提高财务信息可信度的需求。
2.信息非对称性导致道德风险对审计监督职能和独立性的解释。在经济学中，道德风险界定：订立契约的双方中一方未能掌握足够的信息以监督另一方的行为，从而后者可能据此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侵蚀前者利益。用经济学道德风险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受托责任认为审计的本质是一种经济监督活动，这实际上从委托关系的角度反应审计产生的原因。正是由于委托关系的存在，才导致道德风险问题的存在。在道德风险模型下，委托人就应该设计一种激励监督合同以诱使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潜在发生的情况下，需要一个机构来解决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让人不偷懒、说真话的问题。于是审计的产生就成为一种必然。在这种情形下，审计被要求具有独立性的特征。审计独立性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3.信息非对称性导致逆向选择是对审计存在必然性的真实解释。在经济学中，逆向选择来自于保险市场的理论研究。是由阿克劳夫运用旧车市场模型开创的。其问题来自于买者和卖者间关于车的质量信息的不对称。经过一系列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只有质量低的车能成交甚至可能导致市场萎缩。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会计信息市场上会计信息提供者知道的信息总是比信息需求者多。出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他可能提供一种不完全信息或虚假信息的倾向。在这种会计信息市场上，一些绩劣公司通过提供虚假信息来满足自身利益。信息需求者或者因不具备条件或者不愿付出高额的成本代价来鉴别这些信息的真伪，盲从跟从这种信息，就会导致有限资源流向绩劣公司，而真实披露会计信息的公司将退出市场或也采取披露虚假信息的措施。这就是会计信息市场上的逆向选择。会计信息可能由此而萎缩。因此，就需要具有独立性的审计对会计信息进行鉴别，提高财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从而提高财务信息的价值，即对利益相关者决策的正确程度。由此可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审计可以导出审计的本质在于提高财务信息的可信度。
4.信息非对称性对审计期望差距存在的合理性的解释。审计期望差距指公众对审计的需求与公众对目前审计执业的认识之间存在的差距。它既包括由于审计能力不足而形成的差距，也包括了由于公众的认识错误偏差而形成的差距，正是信息固有的非对称性导致社会公众对审计的需求，同时，又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是绝对的所以审计只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信息的非对称性，而不可能使之完全消除。于是，在公众需求和审计之间就必然存在着一定的期望差距。信息的非对称性很好地解释了审计期望差距存在的必然性。
信息非对称性是绝对的，但是信息非对称性的程度在不同环境下是不同的。信息非对称性的程度取决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性以及审计自身内部环境发达与否等因素。所以，随着审计对信息非对称改变程度的不同，审计工作期望差距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而有所差异。这也就很好解释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审计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
四、基于经济学的角度，完善审计工作、建设审计理论体系
从本质上讲，审计过程也是一个信息系统。审计委托人与审计人之间、审计机构与被审计单位之间、审计机构与社会有关各界之间存在着双向信息交流关系。审计通过降低信息的非对称性，将经过审计了的、增殖的财务信息提供给信息的需求者。运用经济学知识可以从根本上对审计本质进行解释，从而解释为什么需要审计，审计如何能更好地发展，以及审计的目标、职能、质量特征等。人们在规范、建设审计理论体系的时候，就能遵循经济规律，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新晨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基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审计动因，对于指导审计实务、完善审计工作、提高审计服务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审计活动就是站在独立第三方的角度通过审计来增加信息的价值，这样，审计实践的发展方向和运行规范甚至连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标准都得到了规范；另一方面，审计工作从降低信息不对称着手，有助于改善审计内、外部环境，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本文从我国非标审计意见的特征和影响因素两方面进行研究，以便更好地了解非标审计意见；从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政府等角度提出相关的政策性建议，为规范审计市场和审计意见预测模型的建立提供基础。
一 非标审计意见及其研究概况
理论上，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并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审计意见类型，在性质上仍然属于无保留意见，只存在量的差异，不存在质的差异。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意见段之后增加带强调事项段仅对会计报表使用者起一个提醒作用，不会对已发表的意见有任何影响。在我国的审计环境中，注册会计师出于规避执业风险和客户的压力，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意见已成为其利益权衡的选择。国内对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李增泉（1999）认为，我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非标审计意见具有信息含量，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公司和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在年报公布前后有不同的市场反应，不同类型的非标审计意见产生的市场反应也不同。
二 非标审计意见影响因素分析
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8～2011年连续四年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52家A股上市公司，剔除了数据缺失的10家，将剩下的42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同时选取了电子元件这一行业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42家上市公司作为控制样本。研究所需要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CCER数据库，并且通过了逐一整理。同时，本文还对审计意见统计数据与中国证监会公布的统计数据进行了核对，以确保其准确性。本文的数据处理使用STATA统计软件进行。
2．理论分析
非标审计意见的影响因素可以从公司财务特征和非财务特征两方面来说。从财务特征方面分析，Monroe等（1993）发现财务指标中存货占总资产的比例，以及非经常性收益占总收入的比例对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有显著影响。从非标财务特征方面分析，Francis和Krishnan（1999）研究发现，注册会计师为了控制自身审计风险，对操纵盈余比较大的公司通常会签发非标审计意见。但是，每种非标审计意见的原因大部分不是唯一的。换句话说，非标审计意见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不会单单因为某一种因素而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因此分析时应注意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
3．研究方法与变量设计
第一，研究方法。本文以2008～2011年连续四年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42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别从公司获利能力、偿债能力、公司规模、运营能力、现金流量等方面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
第二，变量设计（详见表1）。
4．研究模型
建立非标审计意见影响因素的模型表达式如下：
Ln［p /（1－p）］＝a＋
其中，p表示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Xi表示影响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第i个因素，i＝1，2，3，…，m；a，bi（i＝1，2，3，…，m）表示待估计参数。
5．实证结果与分析
第一，描述性统计分析。从公司资产规模来看，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公司的资产规模比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小；从获利能力来看，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公司每股收益比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的每股收益小，表明获利能力差的公司容易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从运营能力来看，非标审计意见公司的总资产周转率小于标准审计意见公司；从总现金流量状况来看，非标审计意见公司的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小于标准审计意见公司的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从偿债能力来看，非标意见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远远高于标准审计意见公司，流动比率远低于标准审计意见组；从披露时间来看，非标审计意见公司的披露时间比值大于标准审计意见公司（见表2）。
第二，变量相关系数分析。从表3中各个变量间的系数值可以看出各个变量间的相关性如下：一是绝大多数系数数值的绝对值在0.1～0.3之间，表明对应的两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很小；二是流动比率和审计意见的系数为－0.5103，表明流动比率和审计意见负显著相关；三是总资产对数与审计意见的系数值为－0.2693，表明公司资产规模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很小，但与审计意见负相关；四是每股收益与审计意见负相关；五是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与审计意见负相关；六是总资产周转率与审计意见负相关；七是披露时间比值与审计意见正相关。
从表4中可以看出，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如下：一是资产负债率和流动比率对审计意见的相关性最大。资产负债率与审计意见正相关，资产负债率越高，表明公司的财务杠杆越高，长期偿债能力越差，注册会计师认为由此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越倾向于出具非标审计意见（这也是注册会计师出于审计风险的考虑）。二是流动比率与审计意见负相关。流动比率反映了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流动比率越低，注册会计师越容易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三是总资产对数与审计意见负相关。四是每股收益与审计意见负相关。五是每股经营现金净流量与审计意见负相关。六是总资产周转率与审计意见负相关。七是披露时间比值与审计意见正相关。
三 研究结论与讨论
从描述性分析结果来看，经营效率低，获利能力差的上市公司容易收到非标审计意见；资产规模小的上市公司容易收到非标审计意见；债务杠杆高、流动性差的公司容易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时间比较迟。从相关系数分析结果来看，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显著，资产规模对审计意见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是从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来看，流动比率、披露时间比值与审计意见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很多，如模型构建不够完善，样本选取不佳，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产生影响等。
参考文献
二、事务所审计质量对上市公司融资成本影响的实
非现场审计是指建立在现代信息处理和传递方式基础上，通过连续地搜集被审对象的各种数据和资料，依据预定的程序和方法来分析、评价和监测被审对象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的一种审计方法。与现场审计比，非现场审计具有全面性、时效性以及成本低、效率高和规范性强等诸多优势，近年来的审计实践表明，非现场审计已成为内部审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商业银行开展非现场审计能起到一下作用：
第一，实时监控，发现问题，决策是否需要现场审计。由于非现场审计实施不间断监控，而且可根据审计事项对监测频率进行灵活设置，对风险变化的反应快，可以及早发现风险苗头，实现对风险的早期控制，为管理层提供预警信号，根据发现的问题迅速确定需要实施现场审计的机构。
第二，开展非现场审计可以减少人为因素，提高审计效果。非现场审计利用计算机技术直接对整个业务系统进行连续的或突击的审计，无须事先准备资料，这种非现场适时突击审计可以将人为因素减少到最低的限度，为提高审计工作效率和质量、严肃查处各类违规违纪问题，充分发挥审计的监督和评价作用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商业银行非现场审计的特征
第一，非现场审计的本质在于将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到组织审计工作当中。目前，我国关于审计工作的信息化开展尚缺乏一套较为成型的网络体系，但这并不影响非现场审计给予审计工作理念所带来的推动。非现场审计实现了信息技术在不同规则、不同行业等的融合，从而使得审计工作当中的信息技术具备较为完善的指导理念，而这也扩充了信息技术在设计工作当中的使用范围。
第二，非现场审计工作的自我调节能力较为突出。信息技术的使用环境具有多种层面，这使得其在审计工作当中的使用就必须具备充分的柔性，而这也使得非现场审计工作具有足够的自我调节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对于审计环境进行必要的适应，而这种适应性也使得商业银行的审计工作可以更为有效的开展。
三、商业银行非现场审计存在的问题
第一，没有完善的非现场审计制度。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开展时间并不长，非现场审计更是一个新事物，从理论到实践都还处在摸索前进阶段，非现场审计的制度规范不尽完善，没有把它的强制性和规范性落实到有关制度中，以保障非现场审计的正常开展和持续发展。
第二，缺乏高素质的非现场审计工作人员。非现场审计工作要求相关业务人员需同时掌握多种知识技能，并对商业银行的相关业务活动有着清晰的认识。然而，我国商业银行的非现场审计人员却多缺乏足够的业务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非现场审计工作效能的发挥。
第三，非现场审计软件开发滞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对于信息技术的创新工作也进入了快车道。在日常所使用的非现场审计软件当中，虽然具有多个版本与类型，但普遍表现出信度较差的状况，而且软件类型的过多也使得非现场审计人员在选择过程中存在不小的问题，需要具备极为准确的辨识力。
四、完善商业银行非现场审计的对策分析
面对上述问题，商业银行有必要采取措施，保障非现场审计工作真正符合银行的长远发展方向，为自身经营带来帮助。
第一，完善非现场审计制度。商业银行应建立完善的非现场审计工作机制，以保障和促进其正常运作。首先，要规范非现场审计工作流程，非现场审计有很多工作模式，要针对每一种模式的特点提出相应的工作要求，建立一条完整和规范的非现场审计项目立项、实施、报告的路径和流程。其次，要加大非现场审计工作总结和交流力度，加强与被审计对象的信息沟通、及时进行项目总结、聘请审计专家进行业务指导，为非现场审计提供理论和实务支持。最后，还要强化对非现场审计工作的评价与考核，一方面对非现场审计进行综合评价，不断提高非现场审计水平；另一方面加大非现场审计工作在考核中所占比重，激励部门和员工积极参加非现场审计，推动非现场审计工作的普及。
第二，商业银行有必要从审计理论与信息技术两个层面入手，对于非现场审计工作模式进行创新。在非现场审计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审计理论与信息技术都影响着整个工作的有效开展，因此两方面的融合必不可少。当然，对于模式的创新，也应抱着开放性的学习理念，用于学习国内外其他组织的先进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