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孟子倡导的学说，是当时儒、墨、道、法的四家主要思想流派之一。儒学，从字形上看是人所必需者，即人人需要的学问和思想。孔、孟思想的伟大和创新，上文已作论述。但在春秋战国及秦朝是强调以力取胜，以战争求统一，以专制来压制民生的时代，孔孟思想不得所用。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创办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从此儒学才成为我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其后儒学思想又和封建统治以及佛、道思想结合，出现了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宋明的理学、清代的朴学以及20世纪前期的“新儒学”等等。经学、玄学、理学、朴学以及新儒学，都以孔孟思想为核心，但又渗入了各自时代其他思想的内容，主要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内容。孔子曾向少数民族学习文化，《左传》曾把靠近鲁国而保存了先进文化的夷族小国郯国说成是“中国”，而把当时文化后进的姬姓大国吴国谓为“蛮夷”，①孔子向郯国的国君郯子学习古礼古制。他还前往夷族地区居住，长期学习夷族文化“：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②孔孟思想坚持了民族平等、学习先进、共同进步的理念。而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学家、理学家却大肆宣传“华夷有别”“夷夏之防”，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看成蛮夷，罢斥在中华之外。孔孟宣传爱人、和谐、民主，而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学家理学家们却把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法家长制下产生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也说成儒学思想。清代编成的《弟子规》宣传专制主义和家长制，包含了封建家长制和迷信观点的内容，作为儒学的内容来教育子弟，违背了孔孟的基本观点。所以，当前振兴儒学，必须恢复孔孟思想中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群体主义、各族一家、民主思想的真谛。孔孟的儒学与当前各地办的各种形式的国学班的教学内容大相径庭，讲儒学，必须讲孔孟倡导的儒学思想，如果我们不加分析纠正，就会回到封建经学的道路上去。
（二）国学
这是当前振兴传统文化热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全国各地以及东南亚、欧美、澳、非等国家和地区办起了宣传孔孟思想的国学班。如果说，“儒学”是孔孟首倡，只要讲授内容符合孔孟思想原意，儒学的名称是可以沿用下去的话，“国学”的名称则存在很多疑问了。“国学”，顾名思义，中国的国家之学，即中国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得到历代国家提倡的所有学问的总和。这里就产生了几个问题：第一，范围太广、含义不清。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孔孟倡导的儒家文化，这已为众所公论，但国学包括范围太广了。国学即国家之学，凡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一切传统学问，诸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思想，中医、中药、气功、武术、风水、阴阳、占卜等传统学问，建筑、戏剧、诗赋、小说，春节、清明、端午、中元、中秋等传统节日，以及历代的政治制度、礼仪习俗、社会规范，都可以列入国学的范围。其实，但就现在人们所指的国学来看，实际上是指孔孟倡导的传统思想文化，以和谐、友爱、恭敬、克己、爱人、民主为内容的一种群体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民主主义文化。第二，国即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认为，国家有治理国内人民，抵抗外国侵略，组织经济和生产的三大职能，国家从政治上讲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孔、孟在春秋战国时代倡导儒学，但他们的政治主张都未能为当时的任何统治者所采用。孔孟思想成为国学，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学定为封建正统思想开始的。汉代建立了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定儒学经典《五经》为太学的主要课程，东汉时太学生达三万余人，形成了国家推行、皇帝倡导的两汉经学。以后又形成了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也都是国家推行、倡导的国学的核心。从汉代到明、清代的中国都是封建国家，封建的宗法制、家长制、等级制以及经济上的剥削依附观念都渗入了经学、理学之中，出现了“三纲五常”“三从五德”等封建观念，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国学的阶级性，不符合孔孟思想中的人文民主观念。所以，今天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必须批判肃清经学、理学思想中渗透进去的封建专制、等级、剥削观念，还孔孟思想的本来面目。因此，将孔孟倡导的儒学思想称国学，无论从含义的内容来讲，还是从含义的阶级性上来讲，都是不科学的。清代后期，当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即把中国传统的学问、体制作为基础和根本，同时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生产和管理技术。这里的“中学”实即清代的“国学”，即清代一整套的封建制度和思想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很明显，这个“中学”包含了当时国家固有的封建性和阶级性，今天不可能再宣传提倡这样的“中学”了。
（三）汉学
汉学是中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习惯称呼。汉族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从未中断过的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研究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应称“汉学”。但中华民族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国的传统文化应包含56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内，才能反映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真实。所以，“汉学”一词，只能在特定范围内使用。
二、“华学”能更科学、正确地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
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了“华学”一词来代表发展到今天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笔者认为，这个名词比“国学”适合，能够更准确、更科学地反映今天我们需要承继学习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笔者借本文试作分析：华学即中华民族的学问。用“华”代替“国”，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多民族性和群众性，去除了汉宋明清封建国家时期渗入的阶级性和对抗性。“华夏”一名起源于春秋时期，是中华民族逐渐形成过程中的产物。在春秋时代，华夏族是由居于中原地区的夏族、商族、周族为主体，加上和周族结成同盟的封国、部落方国的居民的一个总的称呼。在华夏族四周，还居住有蛮、夷、戎、狄、百越等文化比较后进的民族。华夏族和蛮、夷、戎、狄等族的区别，主要在于文化的高低，不是血统的差异，所以韩愈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里所说的“中国”即华夏族地区。韩愈的话反映了史实，如西周春秋时代，吴国在荆蛮地区建国，虽然其始祖吴太伯是周文王的伯父，但因为文化落后，史书上仍以荆蛮视之；与鲁国邻界的郯国是夷族国家，因保留了先进文化，被孔子视为先进。孟子还有一段经典性的话：“舜生于诸冯（今山东诸城），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①所以中华民族的先祖圣贤大舜本为东夷之人，周文王本为西夷之人。因为学习先进，事业兴盛，振兴了华夏，成各族共同的先祖圣贤。这反映了周代的华夏族是包含有各民族成分在内的。“华”或“夏”并非只包含某一个民族。“华夏”是中国各民族追求先进认同先进后，组成的民族的集合体。这一特点，在孔孟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已形成。到了强盛统一的汉代，华夏族有了汉族的名称，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在汉代以后的两千多年中，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在共同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中不断融合，中华的观念逐步扩大，不断发展。经过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代几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汉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概念逐渐扩大。但在封建时代，也产生了“夷华之防”“夷华有别”的观念，封建经学家常把汉族看成中华，而把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不同的少数民族看成“夷狄”，把夷狄排除在中华之外，这种错误观念已为历史实践所否定。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少数民族皇帝，都把自己看成是中华的代表，是整个中国各民族的皇帝，如北魏的孝文帝、元世祖忽必烈、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等。清代厉行改革的一代雄主雍正皇帝痛斥“华夷有别”“夷夏之防”的错误观念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5]雍正认为，华夏的概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步扩大的，古代华夷分区居住，今天都已成为中国文化的先进地区，已无须设华夷之别。雍正宣传华夷一统，各族一家的思想是正确的，这是清代康雍乾时期我国出现盛世之治的重要原因。当然，在封建时代，和狭隘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的存在是正常的。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所采用的国旗是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代表汉、满、蒙古、回、藏五族共和，表示中华民国是各民族共同治理的共和国。通过中华民国的成立，“华夏”一词已正式代表了包含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我国各族人民真正获得了当家做主的国家主人翁地位，伟大的中华民族如东方初升的太阳，崛起在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是包含了56个民族组成多民族的大家庭，已为世所公认。
三、学习华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华学是祖国各民族、海内外各地所有中华儿女共同创造的传统文化成果，它以春秋时代孔孟倡导的儒学为核心，但又摒弃了春秋时代留存在孔孟思想中的时代局限性（如轻视生产实践等），弘扬了孔孟提倡的群体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精华。以华学代替当今广泛使用的国学一名，摒除了汉代经学、宋明理学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中渗入的封建国家的阶级性、等级性、封建性，而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群众性、民主性、民族性。华学的思想核心是恩学，强调感恩天地、祖先、圣贤、中国共产党、祖国、家乡、父母、亲人，提倡相互关爱，克己为人、互助利他、服务社会的群体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宣扬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思想，以及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和谐等适应和一致。所以华学是社会主义时展了的孔孟儒学，是能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团结所有华夏子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儒学。当前学习华学的重要意义是：
（一）贯彻以人为本宗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我们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以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把爱护人民、珍惜生命、充分发挥人在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作用放在第一位。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华学突出感恩，强调文明和谐，把服务社会关怀他人放在第一位，从而恢复了孔孟宣扬的“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贵君轻”思想中的精华，摒弃了封建社会后期渗入儒学思想中的专制主义、宗法思想、家长制、男尊女卑等观念。所以学习华学，学习中华民族各民族及所有中华儿女共同创造和公认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当前贯彻科学发展观，实践以人为本的宗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关键词：文化发展网络时代民族意识全球意识
KeyWords:culturaldevelopmenttheageofInternetcommunicationnationalconsciousnessglobalviewpoint
文化从来都是与社会信息传播系统同生共荣的。传播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交流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当代社会，伴随着现代传媒业的迅速普及，大众传媒成为当代文化的主要载体，传媒业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同社会文化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媒介文化”成为当代社会的突出文化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特网迅速崛起为“第四媒介”，在世界范围蓬勃发展。因特网作为新兴的、复合型的媒介，也正日益深入地渗透到当今社会文化之中，从而强化了媒介对文化的介入程度，并且为“媒介文化”增添了一道“赛博”文化／网络文化的新景观。由于网络传播的全球化特征，在传统的“媒介文化”与“赛博文化”／网络文化并存的今天，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传播的机会空前增多，但与此同时，国际文化竞争空前加剧，不仅在现实世界中展开，而且在网络世界中展开。长期以来在世界文化传播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在网络时代正在经受新的挑战。制定积极正确的文化发展策略，直接关系到其民族文化的命运。
全球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统一
网络时代的来临把世界范围的交往活动推进到崭新的发展阶段，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的世界文化大潮不可避免地拍打着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岸。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文化发展策略中应该在突出的位置上强调全球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统一。在当今全球化多维度发展态势非常剧烈的时代，各国文化都是相互开放的。封闭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文化建设和发展策略，必须针对网络时代的特点。面对正在日益成为互联的整体的世界，在文化建设和发展中强调全球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统一非常重要。文化上的封闭主义在当今世界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明智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反对文化霸权、重视保护文化和我国文化的民族特色，是我国理所当然的立场，我国当然不能对世界信息流动的严重不均衡和英文的西方文化的突出强势视而不见，也不能对网络化中孕育的不利于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的可能危机视而不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产生情绪化的固守本土文化、试图把本国文化封闭在世界文化之外的思想。对于不合理的现存世界文化秩序、文化关系，避开是不可能的，也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唯有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交流并在交流中改变现状才是可行的。提高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保护文化，要靠加强中华文化本身的建设和发展及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同其他文化的交流沟通，进一步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让中国了解世界文化，靠挡住外国文化的传播是行不通的。诚如法国著名文学家和汉学家艾天蒲（RenéEtiemble）在其力作《中国之欧洲》（L’EuropeChinoise）一书中所指出的，人类文明是一个互为依赖、互为补充的有机的整体。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1]文化的民族性在世界文化的整体性中最能清楚地显现。
人类文化发展史表明，世界文化整体中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激荡，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隋唐时期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影响并没有使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消失，而是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且（同其他社会因素一起）使之达到盛唐时期的高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五四时期来自国外的新文化的传播、新思潮的引入，尤其是世界先进文化的结晶——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华文化的更新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爆发，作了准备。在西方历史上，欧洲文化的发展诚如罗素早就指出的，曾受惠于“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2]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文化互动过程，形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
历史的发展到了今天，文化间的相互联系更是已成世界文化领域的特征，是和社会其他进步相伴随的文化进步的表现，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在开放条件下实现。离开这一背景来设计民族文化的发展是没有可行性的。中华文化既是民族的，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又是世界的，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无论从历史上来看，还是从今天的文化现实来看，中华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我国需要在世界性的坐标上找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地位，需要在发展文化产业中把握好对外开放和保护民族文化产业的关系。一方面，面对国际文化关系的不平衡和美国文化强势的挑战，我国需要在目前从民族利益出发对我国文化产业采取适度保护，靠政策调节保护其生存和发展，需要把保持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色的问题放到重要位置上来。为了加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我国应大力加强民族文化信息的网络化、数字化建设，在网上推出弘扬优秀中华文化的内容，使之在因特网上占据一定的比例，抢占网络制高点，在网上发出响亮的中国之声。为实现这一点，我国的网络媒体作为网上信息内容提供者责无旁贷地应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应当在内容设计中重视凸现中华文化的栏目、板块，向全世界传播中华文化。我们还需要建立专门集中传播中华文化信息的文化网站。这方面的工作已经起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网站承建的“中华文化信息网”已经建成，向国内外用户提供中华传统艺术文化。笔者在上网观察有关网站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大中华文化网”、“中华在线”等专门或主要展现中华民族文化的网站。另一方面，我国需要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度对待文化问题，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扩大对外文化交往，积极传播世界文化，传播国外文化的优秀成果，让中华文化在吸纳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的基础上前进。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文化交流中使保留民族特色的中华文化为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作出贡献，同时也使中华文化因分享了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而进一步拓展、丰富自身的内涵。
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文化创新
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来说，保持与社会发展的方向一致的正确的前进方向至关重要。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我国文化的发展来说尤其如此。任何文化，都既有民族、地域归属，又有时代归属。中华文化是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构建起来的，也是伴随着中国历史进程而变化发展的。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也需要沿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变化、前进。这是民族文化保持勃勃生机的关键所在。新时期中华文化的发展，必须抓住这一关键。
一种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的文化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自身的实力是关键。这种实力来自国家的综合实力，而就文化本身来说，这种实力的关键在于这种民族文化的创新活力。只有充满创新活力、不断前进的民族文化，才可能经受住激烈竞争的挑战而取得繁荣。我国网络时代的文化发展策略需要强调面向新世纪、面向未来的创新，强调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号召全党“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把它作为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当代中国，我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世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形势下，中华文化发展中必须牢牢把握这个方向。要坚持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这些新课题包括：
一、分清民族文化和封建文化的界限，反对和抵制不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旧文化糟粕。中国曾经有过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形成了封建文化。在历史进程中，中国经过辛亥革命了封建帝制，又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全国人民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地位，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文化的沉淀性，旧思想、旧文化的消失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要弘扬和向世界传播的，是优秀的中华文化。我们要建设和推进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面向未来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文化。而对于历史上封建文化遗留下来的残余，封建意识、迷信思想等，则要坚决抵制和反对。由于网络传播的全球性特征，网络文化建设中尤其需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二、正确对待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尤其是要理性地处理东西方文化在交流、碰撞中的融合问题。当代先进文化是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汇集不同民族国家优秀文化成果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建设，不是处在世界文明之外的单独行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需要来自中国民族文化优秀成果和世界文明一切先进、有益成果两个方面的滋润。在当今网络时代，我们要充分运用网络技术提供的便利，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吸收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在此基础上沿着时代前进的方向不断推进我国的文化发展，使中华文化永葆勃勃生机。
三、处理好文化产业发展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要在网络时代的我国文化发展中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警惕“赢利至上”思想的侵蚀，不因赢利的诱惑而偏离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时正视经济效益对文化产业生存状况和发展实力的影响，强调实效，力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
四、正确处理发展、繁荣文化市场和管理规范文化市场运作的关系。包括网络市场在内的文化市场的繁荣和发展，是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与此同时，下列问题直接关系到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繁荣的市场向何处去？繁荣的文化市场上提供给公众的是什么样内容的文化制品？只有通过对文化市场的运作实行适当的、有效的规范管理，才能保证文化市场不迷失方向。我国文化市场上时有内容低级庸俗乃至黄色的文化制品出现，网络空间中也时有传播不良文化内容的情况出现，还有“黑客”现象等破坏正常的文化交流的现象出现。当然，由于我国政府一贯重视对文化和传播业实施控管，这些问题远没有在西方那么严重，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对这些问题掉以轻心。要通过加强文化法制建设、文化行业自律建设、在公众中加强有关教育和合理运用技术手段，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规范化发展。鉴于网络的全球性、复合型特征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加强网络管理构成新的课题。我国近年来已陆续制定了一些有关法规，在规范网络业运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的网络道德建设也已起步。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在实践中探索和加强网络立法，使网络法制化建设逐步走向成熟，发挥法律在网络管理中的根本指导作用，同时开展网络道德教育并加强网络道德规范的建设，加强对其可操作性的研究，还要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依靠法律、道德、技术等多方面的力量，对网络传播实施有效的管理。近年来，我国曾为加强对互联网产业的规范管理采取一系列声势浩大的行动，如整顿网吧经营、取缔无证经营网吧；整治打击黄色网站等。最近，我国在规范互联网产业市场运作中，正在进一步采取措施。为了遏制网上黄毒的蔓延、打击互联网色情站点，2004年6月10日我国开通了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网站，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工作委员会主办，其宗旨是“举报违法信息，维护公共利益”。该网站开通一月后，7月9日《中华新闻报》上提供的有关信息指出，网民已向该举报中心举报和揭发国内互联网黄色网站300多家。打击黄色网站已构成目前我国规范管理互联网产业中的一大热点。目前，我国已制定了《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目前签约企业已超过1500家。中国互联网协会作为公约的执行机构，负责公约的组织实施。公约规定，我国互联网行业自律的基本原则是爱国、守法、公平、诚信。《公约》共31条，分别对我国互联网行业自律的目的、原则、互联网信息服务、运行服务、运用服务、上网服务、网络产品的开发、生产以及其他与互联网有关的科研、教育、服务等领域从业者的自律事项等作了规定。
五、处理好网络文化和其他文化形态的关系。网络文化是以信息传播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为技术基础的文化，是面向未来的新型的文化，是强烈体现创新活力的文化。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在建设面向未来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是，就目前因特网在我国的发展现状而言，虽然我国的网民数已从1997年的62万增加到2003年底的7950万（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但这一数字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所占比例仍然很小。立足这一国情，我们还应大力加强传统类型的文化建设，并坚持两者协调互动的方针。近年来，关于因特网的信息在我国传统的传媒中大量出现。可以说因特网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同传统传媒发挥“赋予地位”功能是分不开的。
网上文化信息建设中的语言问题
如前所述，网络时代，传统的“媒介文化”与“赛博”文化／网络文化并存；网络文化作为以信息传播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为技术基础的文化，是面向未来的新型文化。因而，网上的文化地位关系到民族文化的未来。努力抢占网上文化阵地和网络市场份额，已成为文化间竞争的重要内容。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亟待加强网站和网站内容建设。由于语言是文化的依托，文化强势是和语言强势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因而语言使用方面的方针在发展中国家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的策略中占有重要位置。这方面的决策需要以综合考虑本国语言的核心地位、外语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英语作为网上通用语言在全球网民中的影响等各种因素为基础。
中文／华文是中华文化的依托，中文／华文的中华文化信息是中华文化的根本所系。我国网络文化建设中首先需要加强在网上推出中文／华文的中华文化信息的力度，坚持中文的核心地位，加强中文网站和网上的中文中华文化信息建设，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这种信息资源在因特网上占到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国的地位相称的应有比例。只有这样，才能扭转我国网上“信息流的进出口逆差达到4倍以上”[3]的局面，并为改变世界范围的信息流不平衡、文化间关系不平等的不合理的文化秩序，作出贡献。
但是在强调华文／中文在我国网络文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的同时，也要理性地认识外语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强调加强在网上推出中文的中华文化信息内容，不能走向将文化的表现形式等同于文化内容的极端。因特网是跨越国界的传播载体，而语言却是有民族归属的。在跨文化传播中，传者和受传者如果各持一种语言，语言的障碍必然会使传通无法实现。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地位必然意味着要加强中华文化的跨文化流传，亦即在其他民族文化背景的人群中的流传。他们绝大部分都不懂中文。对于他们，将中华文化信息转换成他们所懂的语种，是实现传通所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需要积极创造条件在网站上建设多种语言的操作平台，推出多种外语版本的中华文化信息，利用外语交往工具，向全世界传播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外语中，由于英语作为网上通用语言尤其在世界网民中有广泛影响，因此，针对这一现实，在利用外语作为网上对外传播工具时尤应重视英语的应用。
综上所述，在传统的“媒介文化”与“赛博文化”／网络文化并存的今天，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传播的机会空前增多，但与此同时，国际文化竞争空前加剧，不仅在现实世界中展开，而且在网络世界中展开，从而给在不平衡的世界文化传播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带来了新的挑战。因而，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采取符合网络时代的传播现实和结合自身实际的文化发展策略，方能使自身的文化在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取得发展，获得立足之地。结合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实际，本文认为：根据网络时代各国文化相互开放、相互激荡的情况，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策略，应注意全球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统一，应强调与时俱进，使中华文化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创新、前进，并应重视中华文化信息建设中的语言使用问题，在突出本国语言的核心地位的同时，理性地认识英语等外语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两者，全方位地加强中华文化的传播。
注释：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是保持其民族内部认同的必要条件，是一个民族保持其凝聚力的重要保证。历史上不同时期各种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对人类文明的进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绚丽多彩，它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世界的东方，对于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就中华文化整体来讲，中华文化又是以中原地域汉文化为主体，并由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特色的地域文化所构成的多元一体的复合型文化。在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的进程中，在不同的时期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都相继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乃至存续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理解的中华文化是一种以汉文化为主体，其他地域文化为重要补充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在文化蓬勃发展的今天，重视文化的发展已经形成共识，越是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就越具有生命力。因此我们要更加重视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地域文化的发展，因为只有各个部分的发展才能推动中华文化整体的发展，才能使中华文化更具有生命力和吸引力。
阴山文化做为北方边疆地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文化的代表，在其发展形成的过程中具有其独特的魅力。从地理环境来看，阴山山脉横亘于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东西连绵1200多公里，南北宽50-100公里，是黄河流域的北部界限。阴山山脉西起杭锦后旗的狼山，中段为乌拉山、大青山、灰腾梁山，东段为坝上高原的大马群山。以阴山山脉为准线，其南麓为土默川平原，河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其北麓为乌兰察布草原、乌拉特草原和后套平原；东部是乌兰察布草原丘陵地带；西部狼山两侧是乌兰布和宝音温都尔沙漠。阴山地域同时也处于400毫米等水线区域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此处均有发展，两者间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在优越的自然条件与独特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下汇于阴山地域，使阴山地域的文化开出了独特的，绚丽多彩的中华北方地域文化之花。
一、阴山地域的地理位置是中国古代不同性质文化交流“汇集地”
阴山地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环境使其成为中国古代不同类型文化彼此交融与汇集之地。因此对于各种文化均兼容并包，无论是典型的草原游牧文化还是代表中原地区主体文化的农耕文化，均在阴山地域的不同时期发展壮大，并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阴山地域独特的文化现象。不同性质与类型的文化在阴山地域彼此交融发展，又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经济、军事、政治以及文化的的多方位立体式交流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壮大，同时也为阴山地域独特的地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阴山地域在古代战乱可隐遁，和平时期可驻牧。因此成为北方重要的战略要地，历来为人所重视。秦统一中原不久就在阴山地域施展其影响，派公子扶苏与大将蒙恬率数十万将士、夫役建筑秦长城，以巩固其在北方的统治与影响。秦始皇时期修筑了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秦直道。秦直道的修建虽然是以军事战略为主要目的，但在客观上也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相互交流提供了便利。秦朝时将九原郡的郡治所设在九原县，意在持续发挥其在阴山地域的影响力，同时也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阴山地区，促进了阴山地域的开发。大量的将士戍守阴山地域，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阴山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也影响着中原文化的发展。阴山地域在汉代时具有十分优越的自然环境，“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1](3803)西汉时期对于阴山地域的开拓，设置郡县，同样也将五原郡的郡治所设在古九原县，就是因为这里是中原王朝的门户。西汉所实行的移民实边的政策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原汉民族与阴山地域少数民族的交流。西汉卫青北击匈奴，三次都是走阴山古道。所以“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1](3803)。之后的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经固阳、昆都仑沟南下款塞旨阙拜见汉帝，迎娶王昭君北归后留居塞下长期在固阳塞、九原郡居住。陆路丝绸之路经过阴山地域通往西域，西域各民族的优秀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与中原地区优秀的物质、精神文化形成文化的对流，源源不断的流入各自区域对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使阴山地域的文化兼有各种文化的特质而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
包头市达茂期出土了诸如开元通宝、皇宋通宝、丰元通宝、祥符通宝、熙宁通宝、嘉佑通宝等一系列古代货币，说明阴山地域商业活动的繁盛，人员交流的频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商业文化在阴山地域的影响。蒙古帝国时期蒙古族汪古部在今包头达茂旗敖伦苏木古城处修建了著名的赵王城，伴随着商业贸易的交流与发展，逐步发展使其成为了草原丝绸之路交通的交汇点。汪古部早在金代就信仰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即景教）。公元1293年，罗马尼古拉四世派人到汪古部，汪古部首领阔里吉思改信仰罗马正教。阔里吉思“尤笃儒术，筑万卷堂於私第，日与诸儒讨论经史、性理、阴阳术数”[2](p341)还“在北边为庙，以祀孔子，表贺圣节，独用汉文。”[2](p341)也有许多佛教及回教信徒聚居于此。因此在今敖伦苏木古城仍可见到各式各样体现不同文化的琉璃瓦当。文化的交融与荟萃正说明了在阴山地域自古以来就聚集着各式文化，是各种不同质的文化的汇集地。各种文化荟萃此地，相互融合，绽放出灿烂的文化之花,与此同时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阴山文化。
二、阴山地域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的主体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农耕文化，但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大量周边少数民族地域其它形式的文化精华，丰富了自身的内涵，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在与边疆地域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内涵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因而具有了更加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华文化历经上千年的发展，未曾中断，成为迄今为止唯一延续的古老文化的原因之一。一种文化，想要延续与发展就必须不断的吸收周边地域其他不同类型的先进文化或先进的文化要素来丰富自身，从而使其自身始终处于前进、上升的趋势之中。在保持自身所特有的内核的同时又不间断的吸收不同文化特质的养分。阴山地域文化作为不同于中原地区传统主体文化的少数民族边疆地域文化对于中华文化内涵的丰富就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阴山地域广泛分布着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少数民族的祖先活动所遗留的痕迹，阴山地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之地：匈奴先民土方、鬼方、羌方、戎、狄等游牧民族驻牧、生活、繁衍于此。其后在这一地区先后活跃着匈奴、鲜卑、柔然、铁勒、突厥、回鹘、阴山沙陀、契丹、党项、女真、阴山鞑靼、蒙古等众多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不仅吸收了中原地域汉民族农耕文化的先进成果，也同时将本民族优秀的文化品质注入其中，并与其合流，汇入了中华文化的长河之中，从而扩展了中华文化的表现形式，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例如马文化的发展，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学习匈奴“胡服骑射”，对于骑兵的重视与更广泛的使用促进了中原地区战术思想的转变，丰富了战争中战术战略的形式，对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军队的构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武器的战马从此走上了中原大地的历史舞台；中原地域服饰习惯的变更与改进对于现今我们服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武灵王吸收了阴山地域少数民族民族的先进的文化，并融入了中原地区的文化，从而在前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汉武帝时期使用匈奴休奢王金日养马，使养马技术广泛在中原地区转播开来，从此养马经验与技术不再是匈奴对中原汉王朝的优势所在。养马技术的广泛推广对于中原地区畜牧业的发展，牲畜品种的改进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鲜卑族民歌《敕勒歌》、《木兰诗》，在其创作与流传的过程中由少数民族语言逐步翻译为汉语，千百年来成为汉族广为流传的民歌，丰富了中原地区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语言表达形式。用少数民族语言所创作的诗歌在逐步转译、翻译的过程中实现了不同语言系统的初步探索式交流，并最终融入中华文化，成为体现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典型范例。《敕勒歌》、《木兰诗》的例子说明阴山地域的文化与中原地区主流汉文化的交流不断加深，最终汇流于中华文化的长河之中。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了阴山地域文化自古以来就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形式促进着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丰富着中华文化的内容，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这样说，在中华文化的躯体之中流淌着阴山文化的血液。阴山地域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与壮大做出了独特的、重要的贡献。
三、结语
“中华文化是由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大传统和多个民族的历史小传统构成的一个动态的复合体系。中华文化体系是动态的，因为历史上曾经有很多少数民族成为这个大传统的主宰者并为它的延续做出了贡献。”[3](p31)阴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域文化的一支独特的奇葩，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阴山地域因其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具备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双重属性，成为不同类型的文化交融地。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独具特色。
阴山地域文化圈的文化以匈奴，拓拔、鲜卑、突厥、蒙古等少数民族的相继兴起为主要特色。汉代之后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的激烈的大碰撞、大融合。“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居住在中原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匈奴、羯、氐、、鲜卑以及乌桓、丁零等少数民族陆续向内地迁徙，他们和内地汉族居民交错杂居，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均受汉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其成员后来大都融入了汉族之中。”[4](p30)这就形成了民族双向的融合。“中华民族走到今天，靠的是历史的根，文化的魂。这个文化的魂就是民族凝聚力，它体现在，华夏一统、胡汉一家、和则双利、分则两伤的共同认知和大中华、大历史、大文化的共同铸造上。”[5]
阴山文化作为博大的中华文化组成部分，对中华文化体系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人民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和主人翁。我们必须用这种认识和心态从事民族文化研究和民族文化管理工作”。[3](p35)探讨中华文化在不同时期与阴山文化的融合，不但有利于全面认识中华文化，而且对于正确认识阴山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匈奴传(卷94下) [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元史―特薛禅等传(卷118)[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3-0009-07
一、“文化强国”战略提出的时代背景与思想背景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题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决议，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项战略的提出并非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血来潮，而是有其深刻的国内外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的。
其一，在国际上，全球化、现代化的潮流已经席卷世界各个角落。在当今世界，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或是何种文化形态，也无论你是欢迎还是抗拒，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全球化、现代化的冲击。这个全球化、现代化潮流的主要标志，就是经济贸易体制的市场化与自由化，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与多极化，社会管理体制的法治化与人文化，文化交流的网络化与价值观念的趋同化。一些普世性的价值观念，诸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博爱、科学，等等，正在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全人类普遍接受的观念与理想。这个潮流汹涌澎湃，诚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正如中东国家某些极权腐败的统治者，在民主化的潮流面前陆续、身败名裂，被民主化的历史车轮碾得粉碎。那么，在面对全球化、现代化的潮流面前，我们中国何以自处，又拿什么去与世界现代文明进行对话？这是摆在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面前极为严峻的机遇与挑战。
其二，自1978年以来，中国从以往的政治挂帅、不断革命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到2010年的国家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占据了世界第2位，从而正式进入“和平崛起”新阶段。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物质富裕所带来的问题是贫富分化、吏治腐败、环境污染、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的涌现和人民对政府信任度的递减。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家的发展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提出正确的文化战略、迫切需要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的时候了。
其三，从文化背景而言，在改革开放以前极“左”政治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理念长期处在被批判否定的地位，人们往往将中国落后的原因都归咎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身上。然而，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东亚现代化与80年代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践证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没有阻碍中国以及东亚国家与地区（指日本、韩国、新加坡与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现代化的进程，反而在激励人心、稳定社会、导正社会风气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华传统文化的仁爱、礼义、诚信、和谐、中庸等核心价值观念也被证明是具有现代性与普世性的价值理念。在这一背景下，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并成为建设现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一个儒学与国学的复兴运动开始在中国悄然兴起。人们开始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审视与论述儒学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在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资源特别受到人们的青睐，以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全党全民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号召。儒家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论述，逐渐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诚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所说：“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正因为文化在未来世界变革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所以建设“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就刻不容缓了。
二、中华和文化的思想资源
2.结合幼儿饮食特点的原则。结合幼儿饮食特点的原则就是要立足中华饮食文化相关知识，并充分结合儿童兴趣点、认知水平和饮食需求等对幼儿进行教育。在幼儿园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无论是“传统菜系”的讲解，还是“地方名吃”的渗透，都应从幼儿实际情况出发。幼儿园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时，应充分立足幼儿对饮食口味的偏好和饮食造型的兴趣，借助多样的主题活动将中华饮食文化教育渗透其中。像造型奇特、口味香甜的糖葫芦将劳动人民巧用大自然食材的智慧展现给幼儿；造型夸张的陕北面花、胶东大馍呈现给幼儿的则是劳动人民在饮食制作上的精美细致。食材的碰撞把饮食的韵味渲染得分外浓郁，相信幼儿在这种渲染中对中华饮食、中华饮食文化的情感也会更加深厚。幼儿园结合幼儿饮食特点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有利于充分调动幼儿兴趣，提高幼儿参与度，从而增强幼儿对本民族饮食文化的认知和情感，也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培养铺平道路。
二、幼儿园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的途径
1.欣赏中华饮食菜品。幼儿园在进行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时，可以通过图片、实物展示等方式，选择刀工精湛、色彩鲜明、形状奇特的菜品向幼儿展示中华饮食的外在形象美，给幼儿视觉上的冲击。制作精细的川菜夫妻肺片、多而不杂的粤菜及第粥，展现的是工艺美；乳白清雅的鲁菜奶汤蒲菜、色泽红亮湘菜辣子鸡等展现了色泽美。中华饮食文化的外在美，可以让幼儿通过视觉切实感受到，而中华饮食文化的意境美则从听觉、嗅觉和心灵上影响着幼儿对中华饮食文化的认知和情感，还有饮食礼仪之美、饮食环境之美等，都把幼儿的美感引向新的境界，提升了幼儿对中华文化的审美认知。幼儿园还可以借助一些关于中华饮食的名人轶事、喜闻乐见的饮食习俗，进一步加深幼儿对中华饮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将抽象的中华饮食文化，转变为形象、具体的事物，引导幼儿将饮食美味与饮食的内在精神追求结合起来，真正去欣赏和享用中华饮食带给他们的视觉盛宴。
2.体验中华饮食制作。中华饮食的制作手艺是撰写人类味觉记忆史、民族文明的通用语言。幼儿园在中华文化饮食启蒙教育活动中通过图片的展示、故事的讲解，可以激发幼儿直接参与饮食制作，有利于幼儿感受饮食制作带来的快乐，享受中华饮食带给他们的酣畅淋漓的美感。中华饮食的制作过程展现了劳动者对自然馈赠食材的灵活运用，其中渗透着劳动者的智慧美和劳动美。一是选料丰富广阔“，我们中国人便从树上吃到陆地，从植物吃到动物，从蚂蚁吃到大象，吃遍了整个生物界”；二是调料复杂精细，常见的调味品像酱油、豆豉、味精、醋、酒、生姜、麻油等足足有几十种；三是烹调手法精湛深奥，像凉拌、炒、蒸、煮、煎、炸、焖、焗、炖、煨、烧等有几十种；四是刀工严谨讲究，食材可切成片、丝、条、块、丁、粒、米茸等大小均匀、厚薄适中的各种形状。正是这种灵活而非机械的饮食制作技术，使中华饮食文化完成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超越，使中华饮食文化充溢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力，而幼儿置身其中，必定会受其熏陶，潜移默化中培养起对中华饮食文化的热爱之情。在体验制作时，幼儿园可以利用幼儿好动的特点，借助各种炊具唤起幼儿动手的欲望，提高幼儿的参与度。让幼儿扮演小厨师为大家制作各种美食，启发幼儿团、捏、搓出元宵、月饼、饺子、麻花、烧饼、面条等，让幼儿置身其中，为他们提供更多体验中华饮食文化的机会。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1]P32这表明,文化的兴盛繁荣,不仅关系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而且还影响国家国力的增强和民族的复兴。
一、繁荣兴盛的中华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略发展的必然诉求
什么是中华文化?实际上,中华文化内容丰富、意蕴深远,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复合体,很难确切的给出一个定义。但审视当代中华文化,可以肯定的是:当代中华文化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中华文化在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过程中在文化战略认识上的必然诉求。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指出:“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2]P110同时他还首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的构想,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3]P706。新中国成立后,又预见到“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4]P345。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指出,“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5]P28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6]P38,并将“先进文化”写进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概念,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7]P32-33。
综上所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和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从宏观和微观上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明确阐述,贴近了时展的客观要求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提升了文化在社会主义整体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二、中华民族复兴是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先决条件
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离不开强盛的国力,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民族的复兴,文化的繁荣兴盛才能成为可能,即所谓国运强,则文化兴;国运弱,则文化衰。
民族复兴为文化繁荣兴盛创造安定的环境。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复兴离不开稳定的环境。历史上每一次的文化繁荣兴盛,都离不开一个国力强盛的王朝以及由此而来的稳定和谐的内外环境。中国在汉、唐在具备强大的国力的前提下,创造出了繁荣兴盛、影响深远的文化。相反,如果国力孱弱,国家必然陷入混乱局面,也就不可能孕育发展出繁荣的文化。民族的危机带来的必然是文化的危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文化也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压抑的、无法自由发展的状况,兴盛与繁荣更是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得以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而文化的繁荣兴盛成为可能。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的复兴征程呈现出了良好的趋势。十六大以来,在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积极引导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力推动下,我国文化产业已经由探索、起步、培育的初级阶段,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指出,我国目前已经形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三大文化产业带。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化信息纷繁丰富的时代。因此,只有在安定的环境中,文化的繁荣兴盛才能成为可能。
民族复兴为文化繁荣兴盛提供物质基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为文化的繁荣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经济建设实践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最深厚的源泉,没有强大的经济力就没有强大的文化力。国力的增强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国家可以增加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投入,这是文化繁荣兴盛所必不可少的。十六大以来,全国文化事业经费累计达580.82亿元,年均增长22.5%。国家还首次颁布了文化发展专项规划《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文化体制改革也由点到面铺向全国。文化法制建设稳步推进,文化市场渐趋规范与成熟,国际文化交流活跃,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刺激人们在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近年来,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支出大幅增加。以电影票房为例,全国2008年增长超过35%,2009年1、2月份比2008年同期增长110%,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8]P131这类文化消费同时又成为文化发展繁荣的不竭动力。
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的国际竞争中,文化要素作为一种“软实力”,已经上升到了关系国家实力和民族命运的战略地位,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对于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创新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先导作用。社会越发展,文化越需要及时跟上。文化的发展,能够倡导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为社会变革提供新的精神动力和良好的思想舆论条件和氛围。同时,还能创立一种紧贴时代的社会发展理论,指引社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也就没有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事业。也正是基于观念的更新和发展,新时期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前者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后者回答了“发展什么”和“怎么发展”的问题。从这一点也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就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结果。
文化对于统一全民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具有引导作用。任何社会形态的文化,尤其是主流文化,都能够通过语言和其他载体传播、传承,变成社会意识和客观精神,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对每个社会成员产生无形的引导和约束作用。社会主义文化的引导作用,关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打造民族自信与开放胸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具体体现在引导帮助社会成员认同和归属社会主义基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树立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理解和支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自觉的坚持和拥护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并把这种价值体系认同和支持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动力,在参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个人人生价值。
文化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具有基础作用。在综合国力中,生产力起着基础性作用。在生产力构成中,劳动者,即人的作用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信息时代,社会经济领域的技术和知识含量迅速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及一般国民文化素质的高低对于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影响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决定国民素质高低的是教育。文化的兴盛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不竭的人才和精神动力。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强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14世纪到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恩格斯评价说,文艺复兴运动“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9]对当前中国说,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教育。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因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必须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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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中庸”思想影响中国几千年。可以说，中庸是孔子哲学的基础和最高的道德准则。强调为人处世的普遍原则，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在实践中做到恰当合适，《中庸》对此称之为“合内外之道”。我们做事的时候，应该从自己内心深处、最诚挚的角度出发，使自己的行为和心灵的想法一致，并且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和节奏，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内心的“中”与外部行为的“中道”统一，即不偏是“中”，不变是“庸”，合二为一方可称为“中庸之道”。
二、中庸思想的误读误解
有人会说“中庸”看来也就是不讲原则的折中主义。其实不然，孔子曾说：“乡原，德之贼也”。这里对乡原的解释是不讲原则，四面玲珑，自私伪善的意思。所以对中庸的偏见实在是后人理解有误，同样也是和中庸的某些观念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偏离有关，之后慢慢演变、误解为讲尽心、知性、知天的心性天合一的学说；再者，很多人都认为中庸是圆滑，是世故，是没有原则，没有进取，是追求平庸；更甚的是，许多以爱国自居的人，往往以为恰是中庸，才害得中国人失了锐气，失了进取，结果让国家积贫积弱，在近代备受欺凌。照此看来，中庸乃是祸国之邪说，不但敬而远之，实在应该把它打倒在地，让它永远不得翻身才解恨等等如此，这也是很多人对其藐视的根本原因。
还有就是一种守旧的边际平衡论。在他们看来，“中庸”反对“过”与“不及”是以稳定旧质为其前提的，是反对质变的，因为新事物的规定性是在取代旧事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在旧事物的“中正”和“过”与“不及”的矛盾中形成的，因此在新事物的成长过程中，一时难于确定它的质。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本人认为这种批判是根本错误的，也正因为近几十年对“中庸思想”的歪曲批判，人们才会扭曲了“中庸”精髓，把“中庸”变成懦弱和不思进取唯心主义的象征。
今天许多人重视未来而鄙弃过去，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概斥之曰封建专制文化，特别推崇西方之“自由”与“民主”，幻想未来中国全盘西化，并以此迈入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这种全盘西化的主张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三、中庸思想的历史意义
孔子说“过犹不及”，又具体说明了“文质彬彬”，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意思是，质朴多于文采，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择取文之华和质之实，去掉文之史和质之野，使文采和朴实搭配适当，才是理想的君子风度。如果从深层次去解读，“中”就是恰当的意思。恰当合适就行。其实这样对“中”的解释还不够。“庸”是怎么解释的呢？庄子给出这样的解释:“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庄子解“庸”就是使用，贯通一切的使用，用在哪里都得当。不过这是庄子思想要结合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去解读，则可以推测出，“庸”是指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实践使用。没有进入到实践，只是纸上谈兵的用就叫作“用”，进入到实践，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运用的才叫作“庸”。所以，从字面上解读，“中庸”就是在实践中做到恰当合适刚刚好。
凡事物皆有度，“度”是该事物之为该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而“两端”从哲学上可被视为事物成其自身而非他物的“临界点”，超过了“临界点”，即超过了度，从而使事物的性质发生变化。“两端”也就是度的范围的限制。在两端之间，有着较大的活动空间，但是，一旦超出了“两端”的限制，此质就非彼质了。要想维持事物并且达到最佳状态，就需要一种节制。这里的中庸又体现了一种节制的思想，正如中国古谚所云，“物极必反”、“过犹不及”等等。
“用中”的升华为孔子的中庸思想奠定了基础。对于如何用好“中”，孔子提出万物存在着两端，“叩其两端”才能更好地“用中”。如何才能把握好事物的“两端”呢？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孔子认为，最可怕的不是无知，而是没有认知如何掌握事物本质的方法——“叩其两端”，深入发现相互对立事物的特点及内在的联系。孔子说过:“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论语·为政》）。
在此，孔子虽然教导的是认识的方式方法，也可当作一种认识事物的途径。只有发现了事物的内在因果联系，才能对事物全貌和本质做详细的了解。对事物本质的明晰后，对事物“两端”也就更简单明了。不过也有学者对中庸的“过犹不及”、“恰如其分”的状态所产生的影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张岱年先生肯定中庸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又认为“不能把‘中庸’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为中庸观念包含着一种“度”的理念，很多事情如果一旦超过了这个“度”就过犹不及了，其实许多事情的“度”是随时代的演进而改变的。比如在几次的工业革命时代前期，机械大规模地使用和劳动工具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就是超越了我们所谓的“度”，在一定的范围内，超越传统的限 度，最终实现了巨大的工业时代变革飞跃。如果依旧固守过犹不及的中道，那就不可能有开拓创新了。
四、中庸思想的自我体会
中庸作为做事的一种方法，它要求人们准确地把握事物、协调对立双方之间的矛盾，达到一种平衡、稳定、恰当最佳的和谐状态。因此，中庸思想强调做事要有分寸，不走极端，保持事物的最佳状态。不偏不倚、不离不弃、不轻不重、不温不火，于此事不藏而藏机，不露而露锋之为最佳。在做事的方法上，万事采取中间策略，不刚不柔，不多不少，不偏不正，不上不下。以至游刃有余，进退得当，能进能退，能上能下，把事情做得不到位不行，但是把事情做得过了头也不行。再说守旧的边际平衡论，首先，批判者眼中的质变是事物内部矛盾性所引起的孤立的、不可知的质变，这样的质变是根本不存在的。中庸思想认为，不但旧事物的质已凝固化，在它面前“过”与“不及”明若观火，就是新事物的质也是事物与外部环境的联系中形成的，也是可以认识的，“过”与“不及”也是可以确定的。
对于中庸的态度应该是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结合起来，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吸收世界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创造出既具有民族特色、又适应现代需要，既不偏在东方，也不偏在西方的崭新文明。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外来文化。我们不要以偏概全，也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全盘肯定，一分为二地看待并结合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中体为本，西学为用，使之适应人民日益发展的物质文化需要。现在正在进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的命运将在年轻人手中发生深刻的变化，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
五、中庸思想的现实作用
中庸思想对现实社会指导意义对整个社会以及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发展起了极大的影响作用，使得中华民族养成宽宏博大的胸怀善待他人、团结他人，使我们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在“洪水”“地震”“非典”等天灾人祸面前，我们伟大的党和国家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放弃，而是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战胜艰难困苦，帮助人民渡过艰难时期。“多难兴邦”复兴路上伴着风雨坎坷，古老的中华民族如同一株顽强的常青藤，历尽劫难，青葱依旧。她从这历史的废墟上从容站起，挺立在历史的关口，以自信的姿态求索崛起之路。
现代社会在科技的带动下高速发展，经济物质飞速发展的同时给大自然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破坏，以及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现的发展，现代人面对海量信息容易迷失自己，造成思想混乱、心理负担增加及诸多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其实都是关系的失衡问题，中庸思想作为一种手段能有效地调节各种关系，构建有条不紊的机制，创造新方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它一方面要求社会、团体、个人和谐平衡，另一方面要求人们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修行发展，并根据客观实际情况来适当处事，不会触犯别人的利益而维护自身利益，维持事物的平衡和包容状态，促进世界各民族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方面具有启迪意义，对和谐社会及文化多元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庸是儒家的道德准则，是儒家所追求的为人处世的最高规范，在中国思想文化的长河中有着特殊的位置。天人合一理论、普遍和谐、持节而中思想，对于改善生存环境、提高人类素质、构建和谐生态社会、保护人类生存的家园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岂之.中国儒学思想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2]冯友兰.新原道[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中华传统文化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和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的优秀文化。传统文化教育作为成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包含以下特征：
第一，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辉传统的民族，从古至今诞生出许多爱国志士。中华民族在坎坷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爱国主义民族气节。
第二，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伦理性内涵。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核是儒家文化，其独特的价值定位使其更加注重个人内在修养的塑造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第三，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思辨性智慧。战国时期儒家的著名思想家荀况认为自然界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会因为人们的主观意愿而改变自有的规律。对于人生目的和价值的追求上，中华传统思想也十分重视实践的作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华传统的思辨智慧，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深刻接轨的。
第四，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识和人文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特有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审美价值，不仅使人赏心悦目，而且还能培养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
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许多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致使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教育之间出现了断层。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归到传统价值的教育中，并把着眼点放在如何把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和渗透到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只有这样，由此引发的许多社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二、 中华传统文化在成人教育中的作用
鉴于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和成人教育客体的特殊性，成人教育中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主要目的，应该是通过传授传统文化中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推崇优良道德规范和符合时代特征要求的伦理道德观念，来促进这些已经形成一定形式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成人受教育者的优良道德品质等的养成。具体来讲，传统文化能在以下几方面提高成人教育学生的人文素质：
1.“格齐治平”与“自强不息”：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架构
中华传统文化规划了人一生的奋斗途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学》）在自我素质提高的基础上，就要学会“为天地立心，为民生请命，为天下开太平”。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信奉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及先贤“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等，皆充分反映了中华英烈愈是遭受挫折愈是奋起抗争的自强不息精神。
“格齐治平”的思想能促使成人教育学生将个人的“小我”置于国家、社会这个“大我”当中，将个人理想的实现同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在社会的发展中重新确立和再次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成人教育学生已经涉足于社会，承担了相应的社会义务，需要这种精神再次重建自身理想信念；“自强不息”精神有助于磨砺成人教育学生的意志，增强其化解挫折的能力及坚忍不拔的心理素质，培养其竞争力和创造力，从而更加适应现有工作的磨砺和年龄所带来的压力。
2.“允执厥中”与“天人合一”：处世观与宇宙自然观的建构
在人与人关系方面，中华传统文化提倡“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推崇“礼之用，和为贵”，并把“中庸和谐”之道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在此基础上，又强调“和而不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追求一种超然旷达的情怀。在对待自身上，中华传统文化追奉淡泊名利，以平常心来看待万事万物，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与解脱。而在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方面，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即在强调天地人相统一的同时，又强调人的能动性和特殊性，推崇用理性的眼光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
由于成人教育学生已经拥有了相对完整的交际圈，因而“允执厥中”的处世之道有助于成人教育学生正确对待现实生活和平时工作中的不同意见，懂得如何与不同性格的人相处，知晓对持不同观点的人要学会宽容、理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让学生们学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认识到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自身，把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自然和社会融为一体，从而实现精神世界的升华和超越。
3.“仁爱礼智”与“夙夜在公”：道德观与社会责任感的塑构
中华传统文化崇尚德育，孔子以仁、义、勇为达德；孟子以仁、义、礼、智作为四基德。可见道德教育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一切教育的核心和能量源。而中华传统德育的归旨，则在于启发主体的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从而对人的内心进行启迪。中华传统文化还强调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义务及爱祖国、民族的思想。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便提出“夙夜在公”，《尚书》写出“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墨子》道出“举公义”。如此意念历代经久不衰，如屈原、范仲淹、陆游、岳飞、文天祥、于谦、顾炎武及林则徐等皆高唱出一曲曲为国家和民族无私捐躯的慷慨之歌。
“仁爱礼智”的思想有助于提高成教学生的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由于其相对的成熟性和自知性，解决他们已有固定路径依赖的道德和心理等方面难题，需要这种更深层次的德育教育，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政治教育层面；“夙夜在公”精神能促进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和集体主义意识的养成，由于他们已经步入社会，并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可以更加有利于激发他们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提高其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4.“先义后利”与“求真向善”：价值观与审美观的重构
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义为上。讲求道义，弘扬仁德，遵循“先义后利”、“义以为上”、“见利思义”和“以义制利”的道义原则，是传统文化在价值观上的体现。另一层面，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历代文学作品间的乐观进取的人生追求、务真求实的理性态度及各种宽容仁厚、公正廉明、刚正不阿的美德善行等长期以来也是人们所反复称颂的对象。这些作品以独特的方式熏陶和孕育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
“先义后利”观能促使成人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由于他们已经接触了许多社会现状，所以这种思想的教育能使他们对种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茫然、不盲从，不在利益面前丧失信念，不在道德面前成为矮子。同时，人文教育不求人人成材，但求人人“成人”。“求真向善”的审美观能使成人教育学生从悠久绚烂的传统文化中受到感染、鼓舞、感动和启发，利用古代文学艺术来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情商领域，宿就高雅的审美情趣也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生活层次，精神追求的提高也可以缓解他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压力。
三、 结语
我国的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时至今日也包含着许多对人生和教育有所启迪的思想。针对我国的成人教育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视专业技能和职业能力的培养，而忽视对学生人文素质进行强化教育的倾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丰富的人文精神，对加强成教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将中华传统文化合理和巧妙地运用在成人教育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启迪受教育者的思想境界，更重要的是可以从深层次上升华他们的道德修养，从而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功地完成再教育和继续教育的任务，从而更好地融入和回报社会与国家。
参考文献
[1] 李学林.大学生综合素质概论.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骆为荣，宜宾学院唐君毅研究所、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唐君毅先生在1958年同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先生共同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强调：“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我们姑不论中国为数千年文化历史，迄今未断绝之世界上之极少的国家之一，及十八世纪以前的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称美，与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文化已有的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现有的近于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摆在眼前。……中国问题早已化为世界的问题。……而此问题之解决，实系于我们对中国文化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有真实的认识”。
中国，是数千年来文化历史未中断的，世界上极少的国家之一。悠悠中华文化，是世界上独特而灿烂的文化，在中国五千年文明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文化，“亘古亘今”，一以贯之，连绵不断，始终在传承和发展，既不同于早已中断的古埃及、古波斯及小亚细亚文明，又因凸显“重德求善”之特征，而与“重智求真”的希腊文化和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形成鲜明对照，实为“世界奇观”。
中华文化能延续五千多年，仍生机勃勃的大因缘即最直接的原因和原动力，当属“孝道”。“孝道”是中华文化数千年，没有中断而永续发展之源头活水。
一、“孝道”，事之本
“敬祖”与“尊天”，在中华文化体系中，是显具本根性的理念。故流传之中华典籍有言：“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1]，“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2]，“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生祖，恶出？”[3]。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观念，就是尊天敬祖，所敬的祖，既是人，又是神（父配天，母配地）；所尊的天，既是神，又是祖。
由“敬祖”观念推出的一个重要伦理范畴，是“孝”。“孝”字，由老字头与孩子的子组成。老头在上，孩子在下，上下相连，表血缘的延续承继关系，礼之以序，不可颠倒，也不能断失，不然则不为“孝”。“孝亲敬祖”、“善事父母”，即是“孝道”。“孝道”，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起，就崇尚孝行；春秋以下，成为家庭伦理与社会道德生活之核心，人伦道德的基础，一切道德的根本，被奉为修身、处世、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宝。故孙中山先生说：“孝是无所不适的道德”，历代有“百行孝为先”、“百善孝为尊”之说。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与基础在儒学。儒学始祖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儒学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根本也在孝。因儒家仁的思想，是从爱亲即孝悌引申出来的。儒家经典《论语》中就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新儒学第二代宗师唐君毅先生在其《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书中说：“对父母之自然之孝，亦为我与一切生命相感通之开始点。或对一切人尽责任之开始点，一切仁心之流行之泉源与根本”。
中华文化属“重德求善”的文化类型，道德论压倒知识论。在中华文化系统中，人伦几乎渗透各子系统，各学科门类多以其为出发点和归结点。如国体和政体的理念，就是从伦理中引申出来的，即由“亲亲”导向“尊尊”，由“孝亲敬祖”导向“忠君爱国”，忠孝一体，进而形成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以孝治天下”。历史上诸王朝“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现在中国内地一些地方党政将“孝敬长辈”列为考核提拔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同。
“孝道”，在中华历史文化中，处处凸显其本根性，“孝亲，事之本也”[4]。“本立而道生”[5]，中华文化因之而永续不断。
二、“孝道”与“报恩”精神
孝的意义在报恩，因感激孕育生命,“生吾之生”， 敬重、珍惜、关爱生命,而孝敬父母，回报父母养育之恩，“报本返始”，并推己及人，转恩兼爱，充量扩大。敬孝爱家兼及爱国尽忠，协和天下万邦，达天地万物，至“天人合一”之境即和谐的最高境界。如《孝经》所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孟子所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王阳明所谓：“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这就是人从感激“生吾之生”的恩情，报恩所推演出来的宇宙万物和谐共存的“大家庭”中启示出来的“生态伦理”。 中华民族深谙此道，古圣先帝尧，就能由“亲亲”、家庭始，由近而远地团结天下人，达万邦和谐。古典《尚书》就此赞尧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眭，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即是和谐)万邦”。今日我们应更好地传承和传播此和谐之道，为“地球村”提供更多的精神营养。
人生在世，无论是谁，一生直接间接受恩于他者，实无量无限。中国人对此特别看重，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于父母、家庭、社会、国家，多存报恩之心，践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和“立身达人”。人生降世，赤条条而来，空无所有，一切所有，初皆父母、他人、社会与自然界的“施与”，而知恩感恩报恩，此为人的本性，可能泯没，而毕竟不能断绝。“知恩图报”，仍然是当今的一种普世伦理。
报恩之事，初在报其所直接感受他人对其之恩德，故报父母之恩必为报恩之始点，尽孝以感激和回报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依中国文化传统之说，人养子是为承宗祀，以尽孝，此为报父母恩之一方式。另外继志述事，子承父志，“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6]，亦是报父母恩之事。二者，都是大孝。做到二者，同时亦能实现民族文化历史之悠久。
报恩之义，联系过去与现在，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产生极大的民族凝聚力，有助于中华文明之稳定、承继与发展，也有利于“重德求善”民族精神的提升和民族文化的保存与延续。唐君毅先生曾专门撰文《说中国人文中之报恩精神》，文中说：“报恩之道，则又不必只是我之还报于对我有恩者，而恒是我之转施恩德于此外此后人之‘转恩’，如以教养子女报父母对我之恩，以教学生报师恩。此即足以成就人之先后代之生活之相续，以及文化历史之相续，亦即人生一切继往开来、承先启后之事业之本。若无此报恩精神贯注，则人之先后代之生活，只有互相隔载，而无相续，一切继往开来、承先启后之事业，皆不能真实成就”。又说：“凡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之事，皆是报恩”。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和世界友人，以人为本，倍加珍惜、关爱生命，对灾区伸出无私博爱的救援之手，施恩于灾区人民，大爱无疆。灾区人民视为再生父母，感恩报恩，团结抗震，真情回报，如浴火凤凰再生，创下人间奇迹。这是爱的力量，而“爱是感恩的集合”。这也充分说明，始于“孝道”的感恩报恩精神，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虽遭天灾人祸而仍能延续不灭、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孝道”与求“久”思想
国外有学者说，中国人以孝行天下，长期奉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7]，重多子多孙，因此历代虽迭遭天灾人祸，但是生殖繁多，人口旋即恢复，民族文化遂不断灭。此说，讲了历史事实和中华文化不断灭之直接原因在于“孝道”，有一定道理,但尚未深入讲到中国学术思想中原有的种种自觉的人生观念，以使中华文化生命长久的求“久”之思想。
求“久”的思想，在中国极早的年代中已经提出，在周代的延续其宗祀求“江山”稳固长久中得以彰显，而“久”之哲学观念的正式提出，则在经典之《易经》、《中庸》中，所谓“可大可久”及“悠久成物”之观念。《老子》中，尤重“天长地久”之观念。由唐君毅先生执笔、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先生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指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历史久而又自觉其久，并原于中国人之自觉的求其久，而后久的文化”，“中国整个民族文化之所以能久，则由于中国人之各种求久的思想。这些思想，由古代的史官之记载与训诫，后来历史家所叙述的历代成败兴亡之故及哲学家指出久与不久之原理，而散布至中国之全民族，其内容是非常复杂丰富的”。
敬祖行孝，为存宗祀而生子孙，求生命之传承不绝；为承续祖宗遗志而立身行道，求文化之保存与延续，皆是重视生命的价值，求民族文化长久的求“久”思想。这既是中华民族文化之生命能绵延长久而不坠的真谛所在，也是敬祖行孝显示的中华民族“上通千古，下通万世”的心量和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精神理想。
四、“孝道”与“重史”意识
“孝道”，倡行“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8]。由此“追孝于前”的意识，必然滋生出尊重祖宗之训、尊重传统学术文化之历史意识，即重传统、重历史之“重史”意识。
孔子“三年不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9]之说，今人多不以为然，若连着孔子“信而好古”和“追迹三代”之说来看，孔子此说在强调承继父母祖宗的生命精神和孝道维系传统的特殊含义。不轻易改变前辈的立身做人行事之规就是“孝”，揭示孝之精神在于强化历史的线性延续。孔子“好古”而走向“重史”，而求知于历史。孔子“追迹三代”，乃为保卫华夏文化之传统，续亡继绝，上承夏商周之文化，承前启后，功德无量。
尊重祖宗之训，当然即是尊重历史的“古训”，是“重史”意识之表征，也是把历史视作现实的借镜，以史为鉴，使上下、前后、古今相通，文脉相连，历史传统文化固不断裂。同时此种意识，亦为民族凝聚之力量，使后辈更易了解和接受前辈之文化精神，消除“代沟”，进而促进民族融合。
“重史”，“古之帝王皆设史官”，故昔日中国史官特别发达。历代史官多历史意识强，重史实，重历史文化之传承，重保存有价值之文化，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勇于秉笔直书，太史公司马迁即为典范,千古流芳。此亦为保存和延续中华文化，促进民族凝聚出了大力，功不可没。
由“孝道”推演出来的尊重历史文化传统“重史”之意识，是中国传统意识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华文化因此而有别于西方文化。敬祖、尊天，尚人文、重史乘，构成中华文化精神之主动脉。2009年是大儒先哲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百年冥寿之期，海内外对唐、牟二先生的各种凭吊、纪念活动，特别是香港中文大学为唐先生塑立铜像、召开纪念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举办纪念展等，即是此精神之表现，值得倡行。“振兴中华”是今日中国人共同的心声，我们尤应发扬由孝而衍生之尊师尚贤兴教的传统文化精神，团结一心，继往开来。
孝是“对一切人尽责任之开始点，一切仁心流行之泉源与根本”。孔子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历代讲“百行孝为先”，中国汉代就讲“以孝治天下”。当今社会，孝道仍具普世价值。尊重历史文化传统，把倡行已久的“孝道”，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再认识、再实践，正本清源，与时进退，“有益于人道人心”，关系家庭的和睦与幸福、民族的统一与兴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社会的进步与和谐，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从我做起”，努力“立身行道”，让中华民族“孝道”这一优良文化传统美德发扬光大，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注释：
[1]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2] 《礼记·郊特牲》。
[3] 《荀子·礼论》。
[4][7] 《孟子·离娄上》。
[5][9] 《论语·学而》。
[6] 《孝经》。
[8] 《礼记·坊记》。
参考文献：
归根结底，“文化是实现人类理想的过程和结果”，与“人类文化金字塔”的层级结构相一致。它的塔基是人类衣食住行用的生产、生活、滋养精神的物质文化；塔身是既有物质文化因素，又有精神文化因素，以综合文化形态显现，包含社会制度、国防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卫生制度、文化制度等在内的制度文化；塔顶是包含艺术文化、学术文化、宗教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等在内的异彩纷呈、和光同尘的精神文化；塔尖是集合了人类美好向往的理想文化。四者构建成一个层级分明、和谐互动、传承久远的有机体系。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正是人类文化这一基本结构模式的中国化。
一、国魂文化。或称国德文化，它居于文化金字塔的塔顶，是中华文化传承体系最集中体现民族价值观的核心。它的道德内容，是易家易德的结晶，体现为儒家仁德、道家玄德、佛家佛德，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浩然正气、顺天行道、积德行善、大慈大悲为道德标准；以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爱国忠勇的先贤豪杰为民族脊梁和道德楷模。借用《论语・述而》关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话来说，君子即国魂人物，应是具有安民强国之目标，追寻大同之道即“志于道”，而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夫“据于德”，怀有事业之心、仁爱之心、上善之心、慈悲之心而“依于仁”的志士，此即中华文化传承体系核心层注重人格培育和道德修养的积极一面。它不仅主张对外使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相得而有德行，更强调对内使自己的行为与自性相得而有德性，从而追求一种借“游于艺”来实现的自由洒脱、道德高深的人格理想境界。
二、国法文化。以法不阿贵的理念和包拯秉公断案的演艺，口耳相传，形成了国人执法如山，大义灭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传统观念，具有极大震慑力。国法不仅得到了夏商周立国以来历代执政者的大力鼓吹，而且作为中国文明古国历史悠久的法律文化形态，积累了丰富的治国典籍、制度文化和历史经验，成为中国历代法律总称。通过先秦法家的大力倡导，法制观念和执法严谨、刚正不阿的法治文化更为普及。历史上为国执法，公而忘私乃至大义灭亲者如清官包拯、海瑞等，比比皆是，世代扬名，是中华民本法治爱国观念的反映。
三、国艺文化。作为塑造国魂、民魂与人格，传承国法理念，蕴涵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文化形态之一，“国艺”在远古原始艺术中就已萌芽，进入文明社会后逐渐由粗变精，由野变文，浇灌世风，陶冶国魂。孔子很早就认识了国艺的这种文化传承作用，并提出过用来教授学生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之说。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胡适为代表的学院派，则用“国故学”将戏剧、小说等补充到“国艺”中。可以说，国人生活中一切审美创造性活动都可归为“艺”，它不仅可以文章学、文法学、修辞学、诗学、词学、曲学、戏剧学、小说学、书画学等学问来总结，而且还形成了借助“琴棋书画”修身、培德、交友、悟道的国艺系统，琴悦耳，棋益智，书正气，画养眼，通过“游于艺”来归之心、合于道。所以国乐、国棋、国书、国画等民族艺术，不仅历来都成为圣贤和国艺家修身、养性、学道的途径，还发展起舞蹈、诗词、歌赋、戏曲、音乐、茶艺、花艺、武艺，精品纷呈，名家辈出，与少数民族艺术一起，丰富了传承久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国艺宝库。
四、国教文化。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教化的传承行为。与国艺的陶铸国魂、国法的强制规范不同，坚信老子所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道理，成熟的宗教历来是以标志性建筑场所、专业组织、神圣拜祭与灵性信仰，给人以终极关怀的特殊精神文化。故姑不论国学大师任继愈关于儒教应列入中华宗教的命题是否成立，中国也无可怀疑地是一个有着自己“国教”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虽然我国的道教、儒教，以及中国化的佛教不可能成为主宰世俗社会精神生活与生活方式的“国教”，但我们也不应忽略道教、儒教的国教文化，在长期给予国民以心灵抚慰、艺术灵感、向善导引、慈善救济等方面的作用及贡献。
五、国俗文化。中华国俗文化与国节传承方式具有生活化、仪式化的强大生命力与感召力，可以最强烈、最集中、最鲜活地展现出地域的、民族的、时代的节庆特色。最近，国家已经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其文化传承作用，法定保护和广泛举办，使全民参与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以及元宵节、重阳节和其他民族节日等，成为展示中华文化数千年传承活力的大舞台、大课堂，起到了民族认同、民族凝聚、民族团结，增强文化自信，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其中奥秘，就是全民乐此不疲的国节文化，原是中华民族根据道德规范、易学原理、自然时令与农业耕作的规律等，为祭圣怀贤、规范人伦、凝聚人心、爱国爱家、活跃祥和气氛、繁荣经济而兴办的，具有代代相传、隆重热烈、庄严和乐、潜移默化的传统仪式、节日内容和国魂精神，所以历来就是国魂弘扬、国学复读、国艺献演、国技展示、国教传播的庆典，是中华国俗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最近颁布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规划纲要》所明确提出的大力推广中华春节文化的要求，就是对中华国俗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视。
六、国技文化。文以技传。中华文化不仅有国教文化，有小学、经学、文学、史学、儒学、道学、佛学、易学等传统人文科学，以及经邦济世学、兵学等社会科学，天文、地理、算学、医学、农学、水利、建筑等自然科学，还有为这些学科传承、造福民生服务的各类技术手段，即属于实用技巧的专业技术文化。其技艺大师的专门技艺传承，对中华文化传播与创意产业繁荣具有非凡意义。故我们可以把它们归为“术”或“技”，属于与“艺”相联系、相近似而又有别的技艺文化、技术文化，如某些杂技、口技、演技类的专业技巧，以及造纸术、造酒术、炮制术等等。它与“国之道、国之学、国之艺、国之教”一起并列为“国之技”、“国之术”等，是中国文化传承体系中，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育爱护工艺美术大师，传播中华文化成果的重要部分。
七、国学文化。广义的国学包括国立学校与教育制度文化，狭义的“国学”则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主体，是其理论的系统总结与方向引导，属于塔顶部分的学术文化范畴，是世界古代文明存世至今，最为博大精深、体系完备、凝聚了中华历史记忆与创造精神的智慧精华。“国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总称，内涵极其丰富，举凡易、道、儒、佛、法、墨、名、杂、文、史、兵、农、医、天文、地理、堪舆、数术、武术、建筑、养生等家学说，无不囊括在内，故其界定历来多有不同，这是不足为奇的。但若参照“人类文化金字塔结构论”，则可将人类轴心时代诞生的儒学、道学、佛学和更早的易学，归于中华文化核心层，将中国传统的史学、文学、语言学、艺术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中医学、养生学、科技学、武术学、天文学等独立学科，归以“文以载道”的中华学术学，将一般学科之外的“艺以弘道”、“技以传道”的大众文化研究，归于中华文化学。
秉持这一“国学三合一说”，我们将可应对全球文化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冲击。在党中央提出的文化强国伟大战略指引下，增强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对民族创意资源的珍爱，无论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祖传丸散，还是如一些学者将其细分的考据学、义理学、经世学、词章学等，都可归入与西方斗争哲学不类的东方和谐哲学。这是因为，所谓“义理学”，其实是国学之“体”，属于思想理论文化。所谓“经世学”，其实是国学经邦济世之“用”，涵盖了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经济文化、历史文化、地理文化、军事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中医文化、数学文化等领域。只不过古今称谓不同而已（如政治文化古称“纵横学”，经济文化古称“轻重学”、“平准学”、“生计学”），其他如农桑学、水利学、工艺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则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它们与记录阐释历史上伟大人物思想的经学所形成的“周易学”、“尚书学”、“三礼学”、“春秋学”，以及实际上是“文艺之学”的“词章学”，包含了文字学、目录学和考古学，蕴涵了珍贵史料，为经世学、义理学、词章学、经学服务的所谓“考据学”一起，作为中华学术文化的主流，收藏在中华典籍的经、史、子、集之中。直到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交流，佛教援易入佛，通过禅宗中国化后，才影响儒家发展出宋明理学，建构起儒释道易为核心的中华学术文化格局。
以国学为基础，以国魂为精神，以国法、国艺、国教、国俗、国技为修身、规范、教化和传播手段的中华文化传承体系，其研究和实施都应当以人为本，把确立中华人格理想作为过程与目标，突出国学经典及其着力弘扬的国德主导作用。一部《易经》，其实就是一部中华易德经典，是国人厚德载物、为人处世的教科书，运用易学线象思维方式的智慧结晶。因此，中华文化传承体系的研究，要根据这一思维方式去研究国学和中华文化，通过规范的中华学术达到“自我训练”、“人生选择”、“价值追求”和培养“学者人格”的目的。
李英杰在致辞中说，慈善事业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崇高事业，是人类爱心的重要体现，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是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慈善事业，经过近年来各级政府的积极努力、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全市慈善事业不断深入发展。特别是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全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为发展慈善事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希望工程”、“寒窗基金”、志愿者行动等一大批深受市民欢迎的慈善行动不断涌现，政通人和的社会环境凝聚更多群众投身于慈善事业，使这项伟大而崇高的事业更加深入人心，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有力支撑。李英杰希望以本次论坛为契机，广泛借鉴各地经验，深入普及慈善文化，大力弘扬慈善精神，努力提升慈善理念，推动慈善事业快速健康发展，努力把沈阳建设成为一个充满爱心的城市，为构建和谐沈阳，实现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作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