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按照的讲话精神和教育部《纲要》的明确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高校相关课程体系中势在必行，“大学语文”尤其要担当重任。但实际情况却是，“大学语文”逐渐被边缘化，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种权威地位，也没有外语课程的强势现实需求，处境越来越尴尬。若要改变这种不利现状，就须牢固坚定地确立“大学语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中华民族精神的课程定位；同时，也要解决好课程自身建设层面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母语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机构成“大学语文”的本质属性是母语高等教育课程，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各级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大学教师等的共有理念。语言影响思想，语言就是思想本身。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文化深层编码，都蕴涵在母语中。母语是构成民族文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母语里有文化的故乡，母语就是祖国，母语承载着民族凝聚力。保护母语，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首选要件。换言之，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最具生命力的语言系统之一，是中华民族身份的首要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载体。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这句话的理论内涵是在表明：母语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符码。因此，在我国当下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中，怎样强调母语教育都不过分。而“大学语文”，就是高校完善汉语母语教育的最佳课程平台。汉语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语言。从母语教育的角度看，汉语的形意特点使之具有工具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等多重属性。其中，文化性是衔接工具性与审美性的桥梁和纽带。汉语“说”与“写”的表情达意功能要得到完美发挥，必须借助文化蕴涵来融通工具与审美的语用效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定一个人“有文化”或“没文化”，主要依据是他的说（口语表达）和写（书面表达），意即所谓“汉语能力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强化大学语文课程的母语教育性质与学习效能，是提升中华民族母语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扬民族精神、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
风筝的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大约在五代时期，风筝就进入了民间，成为人们娱乐游戏的玩具。中国北方风筝艺人通常称风筝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飞行器，这个体现了风筝的娱乐性。同时，它还是一项很好的体育锻炼运动。到了明清时期，清明放风筝就成为了一种节令性的民俗活动。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0089-03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抑制和废弃。有人说，在现代工业文明和先进科技支配人们生活的当今时代，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太保守了；也有人感叹现在人们的行为连道德底线都没有了，怀念在传统文化深入人心时代身心安稳，过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生活。传统文化究竟是不是过时了？对当今社会还有没有价值？究竟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这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至关重要和紧迫的现实问题。
一、对中华传统文化应有清醒认识和理性态度
在应该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上，马克思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19世纪60、70年代，当黑格尔哲学被德国知识界视为“一条死狗”时，马克思却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辛辣地讽刺了这种肤浅地、虚无主义的思想态度：“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对待传统文化不能简单地采取全面否定或肯定，而应该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态度。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基，也有其内在的“基因”和元素，因而成为其薪火传承的精神命脉。对自己的民族优秀文化，既要有着一种坚定的自豪，给予自己的传统文化必要的尊重，又要把它放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宏观格局中来考察，既不夜郎自大、孤芳自赏，又不妄自菲薄、自暴自弃。
创造性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为我们树立了楷模。他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异域文化。接受这种先进文化的中国人是生活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的，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中国人所接受，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并获得发展。1920年3月，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因此，在积极组织一大批青年出国后，自己则留在国内，致力于中国国情的研究，深刻地认识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开辟了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向胜利的井冈山道路。革命战争时期，也十分重视学习借鉴中国文化遗产。他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正是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对于立足于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1.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扬”。中华传统文化素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著称于世。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缺点、长短处，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民族发展的核心理念和思想基因，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因而成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生生不息的精神根基。传统文化中的修身养性、诚信仁爱、和谐中庸、崇尚正义、注重民本的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贵君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克己奉公，鞠躬尽瘁”的爱国精神、忧患意识等，不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不仅铸就了历史的辉煌，而且也滋养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它仍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并不断走出国门、影响世界。中国文化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形态，它对内具有凝聚整合能力、对外具有涵容同化能力，其强大的生命力以及对于世界的独特贡献，通过“中国模式”已得到了充分体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中国改革伊始就如此断言：“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世界的热点话题，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一模式主要还是一种经济模式，还未成为一种文化模式。世界著名思想家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说过：“文化是制度之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也曾说过：“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这就期待我们在文化模式上有自己的建树和创造，进而向世界提供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和文化理念，在文化上为未来世界新的文明样式注入全新的价值理念。正是在这一深远的历史任务和内在要求下，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史上第一次把“文化命题”提到中央全会的高度，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这既是党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发展规律的历史性把握，又是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落实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上的实践性提升。
2.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弃”。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都是需要随着时代的变更而不断的进化和变化。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顽强地繁衍了五千年之久，但也有其消极和糟粕的部分。需要对之采取“扬弃”的态度，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专制主义，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三纲五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井有仁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纲常伦理等。强大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影响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建设。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集权主义的历史十分悠久。从夏、商、周三代到宋、元、明、清，形成了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传统，人治成为国家政治的基本模式。这种封建主义专制传统对新中国的政治建设难免产生影响。例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认为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又存在着“官本位”现象，有些干部，损公肥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我们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努力追求最广泛的党内民主、人民民主，但有些干部常常唯我独尊，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等等，这些不良传统政治文化，仍然在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二、传承与保护：传统文化的延续
文化传统根本上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文化风俗相伴而来，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葛剑雄教授曾指出，作为一种写字工具的毛笔，被更为方便的钢笔、圆珠笔替代是理所当然的，如今的电脑更是既方便又高效，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尽管书法作为一种艺术能够长存，但从一定意义上说，书法这一特色文化淡出我们的生活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1.理解传统文化。文化是经过时间大浪的过滤而积淀下来的，它无形却又深深根植于历史和现实生活之中。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除却文字研究外，还要注重社会实践活动。文人们大多习惯从历史流传下来的文献中寻找文化传统。但是事实上，任何国家任何时候记录下来的文字都不可能是当时的全部。更何况经过历史的淘汰，最终能够保留到今天的文献，往往是被主流文化认可的观念和事实，决不是全部的观念和事实。因此想要了解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某个时代真实的文化，仅仅依靠文字是远远不够的。张乐天教授指出，看高楼、高铁，我们似乎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但是人们的行为举止、生活习惯依旧深深烙上了传统的印记：从小就被父母教育要好好读书，不正是自古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体现？平时遇到难办的事便托关系、找朋友、寻老乡，这不也是重人情乡土的风习遗留吗？
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也不能仅仅从官方的事实中了解。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能把中国从古至今看成一个板块；也不能把中国这个空间看成一个不变的整体，因为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许多人有这样一个误区：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作为文化主流曾长期统治中国人的思想。但是，在传统社会中，民间能认识字的人有多少？看过四书五经的又有多少？广大民众真正相信的还是求签、算命，因果报应。
理解传统，应放置于当时的社会去考虑。例如，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观念从开始遭到无情地批判，人们开始追求婚姻自由。但是应该引起我们反思的是，既然是糟粕，何以能延续两千多年之久呢？这要考虑到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活动的范围十分狭窄，尤其是女子，用古语叫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何谈什么婚姻自由？到了近代，人们活动范围扩大，信息量开始扩大，消息的传递更为迅速，从而为打破传统的婚姻观念创造了条件。
2.传承与保护传统文化。精神文明不像物质文明那样是可以自然延续的。生产力提高了、科技发达了，物质水平也会相应的得到提高。物质水平提高了，文化水平未必会自然地相应提高。有些传统是没有办法自然延伸的，因为经济基础已经变化了。例如有“百戏之祖，百戏之师”的昆曲，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它的特点是文字古雅，学习起来也比较困难，因而只有少数群体对它有兴趣。处于同样处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沪剧，极盛时曾经创造了辉煌的舞台效果，形成王派、袁派、解派、邵派、丁派、石派、杨派等众多唱腔独特的流派。然而，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多元文化和市场浪潮的冲击下，沪剧开始急速滑坡，专业院团一个个解散，至今只剩上海沪剧院、宝山沪剧团、长宁沪剧团三颗“种子”。市场不景气时，剧团生存出现困难。保存下来的宝山沪剧团的团长华雯回忆到，一直到2000年，作为“梅花奖”得主、团里的台柱子的她，每个月工资还不到1000元，年轻演员更只有300多元，“就这样还经常发不出，全团30多个人，就像群少人管的野孩子。”那时候，台里一位老演员，每天往冰箱里放馄饨，整整吃了一个月。一对小夫妻，一个皮蛋也要切开来分着吃。显然，要使昆剧、沪剧这样的传统文化获得延续、走向新生，仅仅依靠民间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国家有责任来传承这种艺术，这样才使它不至于成为化石。
2011年12月5日，上海公交785路选择了两辆公交车试点增加沪语报站，这是上海首次在公交车的电子报站中增加沪语内容。公交785路全程在浦东，乘车者中，有很多是年纪较大的本地乘客，听不懂普通话报站，只能听懂上海话。虽然试点只有一天，但引起大众的热议。本地的多数乘客反响较好，不过同时也收到了一些外地乘客的反对意见。有专家表示，保护沪语文化，不应该由公交来承担。但是，值得引起我们深思的是正如葛剑雄教授指出的那样，“现在上海40%是从外地迁户口进来的，10%-20%是外国人，若是没有政府的保护，上海话这一方言能不消失吗？”
三、交流与创新：传统文化的出路
中华民族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文化积淀，有着非常丰硕的文化成果积累，有着不绝如缕、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其本身就有不断扬弃自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和风范。历史上，我们历来对自己的文化抱有高度的自信。但鸦片战争以来，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挤压和废弃，对其持怀疑甚至彻底否定态度的声音时而响起。对此，要有清醒理智的认识，立足国情和现实，我们认为，应当通过文化交流与创新，寻求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之路。
1.交流与传统文化出路。文化交流是文化得以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文化、各区域文化是在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交融中得到发展和提高的。中西方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特别是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这种交流日渐频繁。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中西方文化既有融合的层面，也有冲撞的层面。十六世纪之前，中国文化的西传，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触媒。16世纪之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两大文化体系历史性地相遇了。西方文化传播到中国、日本等国家，也就是所谓的“西学东渐”现象。西方以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强劲地挑战和冲击中国传统的农业文化。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化最紧迫的问题是“中西问题”。
回顾历史，无论是古“丝绸之路”东西方的商贸们来，还是印度佛教的传入，中华文化从来都是以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而著称于世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多元化成为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话语环境。世界文化交流的频繁和扩大必然促进各种文明的相互借鉴和吸收，从而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外在的强劲动力和可借鉴、对比和学习的参照物。自从国门被迫打开以后，西方文化元素就一直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中国，并与中国本土的文化结合，对中国社会很多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在吸纳西方元素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文化元素输出到西方，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在他的著作中曾经写道：“从前，我们谁也不会相信在这个石阶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先进的民族存在；现在，因为东方中国的发现，使我们‘觉醒了’。”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文化的发展。此外，西方的各种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固有的传统观念。例如，在价值观念上，金钱不再被看做是万恶之源。如今的国人普遍认为，金钱成为实现个人幸福和全面发展的必要因素。另外，西方的娱乐文化元素在中国更是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以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为典型代表，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打开了中国庞大的娱乐市场，使当代中国人开始接纳这种文化消遣和娱乐方式。必须看到，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的力量，不仅仅要看军事和经济，文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是软实力的体现。文化“走出去”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交流与学习。让别人了解我们文化的同时，学习外国现今的文化。传统文化只有立足于现代社会，才有可能被更为广泛地传播，被世界所认同。
2.创新与传统文化出路。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没有创新，新事物不会发展起来，世界会原地踏步，无法前进。文化也是如此，仅仅只有继承自我，或仅仅学习他人，都是不够的。还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与文化大国，在文化提升上无疑具有先天的资源优势。但是，资源如果只是固守而得不到应有的创新性地开发与应用，反倒可能成为束缚发展的包袱。我们在珍视本土文化的同时，亟待创新传统文化，采取多元化的视角，沟通融合其他文明，进而使得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现阶段我国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仅为0.6%，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10%以上。
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使之符合时展的要求。正如指出的：“我们要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大力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之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鼓舞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而如何创新传统文化，是有识之士一直在思索的问题。著名国学大师梁启超曾指出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应是“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梁启超认为只有尊重传统文化、理解传统文化，再借助于先进的科学方法，吸收外来文化，创造性地把传统文化理念融入到现代化之中，才能彰显出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例如，中国当前的发展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传统民本思想和智慧。中华文化中有着丰厚的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如“以民为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等民本思想，“悠悠万事，民生为大”、“国泰民安”等执政兴国的治国理念，均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和文化资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最终依据，等等。显然，这些思想无疑是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了传统民本思想和智慧。
总之，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历史长河中，文化珍贝俯拾皆是。继承和发扬传统优秀文化，将其精髓和时代需求结合起来，既保持住其特色，又使其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生命力，让我们的文化真正在世界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正是当下和今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的战略之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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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端和母体之一，历经数千年的积淀和发展，一直是我们民族阐释和传承的文化基因。作为大众传媒中的主流媒体，我们不仅要深刻地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而且要将传播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当作自觉行为，要有为中华崛起营造舆论氛围的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和进取意识。当然，大众传媒在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时应注意宣传策略和各种传播技巧的综合运用，现探讨之。
一、掌握宣传艺术，在高雅与通俗之间寻找出路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高雅文化的一部分，在传播中应该讲究宣传艺术，在高雅与通俗之间寻找出路。各大媒体应充分运用自己的传播优势，扬长避短，在传播途径、传播方式、传播力度以及策划角度、内容选择等方面保持清醒的认识，做到雅俗共赏，切忌使用“口号式”的高调空喊及单调的说教式。在充分稳定城市受众的基础上努力扩大和发展乡镇农村的受众群体，以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在这方面做出有益尝试的如湖南卫视的娱乐节目《天天向上》，在栏目里特设“学习中华传统礼仪”的小环节，由真人着古装演绎具体的礼仪、礼节，让受众在轻松愉快中获得许多礼仪知识，深受观众喜爱，同时收视率也居高不下，确为高雅与通俗的较好结合。
二、注重挖掘社会化和本土化资源
社会化和本土化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首先是名人名作。品牌经济时代的品牌效应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在文化产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所以中华文化的有效传播都离不开精品化路径――推名人、讲故事。在中华文化诸多的种类中，特别是圣贤、思想、诗文、汉字、戏曲等文化种类中，每一种类都有一批让人高山仰止的大师级人物作支撑，可以说中华文化的辉煌与骄傲，是以他们的存在为基础的。①第二是地方文化。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地方政治、经济与地方性文化的发展互为促进，协同发展，逐渐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于是，纷纷挖掘本土潜在的传统文化资源，争相设立文化节活动，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搭台唱戏，而大众传媒在其间的传播作用功不可没。如河南省凭借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先后设立了“国际少林武术节”、“三门峡国际黄河旅游节”、“洛阳牡丹花会”、“安阳殷商文化节”、“开封花会”、“信阳茶文化节”、“周口姓氏文化节”等等，注重突出“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充分挖掘民俗资源和区域文化内涵，并逐步发展成为精彩的文化品牌。各地的大众传媒紧紧围绕以上两方面的内容，进行跟踪式，多角度、多方位的连续报道，把各地的本土化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也弘扬了中华传统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可谓一举多得。
三、打造更多大众传媒的精品形象，多渠道塑造视觉效应
“特色化”和“品牌化”是大众传媒赢得竞争的独家优势，也是形成市场吸引力的核心资源。在“内容为王”的媒介竞争中，栏目的特色和品牌不仅具有广泛的带动作用，更能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较好的平台。当然，树立品牌难，要保住一个成熟的品牌更难。要不断开拓创新，变换传播方式和手段，以应对受众多变的收视心理。
前两年曾风行一时的央视十套的《百家讲坛》栏目，以于丹、易中天、纪连海为首的一批学者率先敲开了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大门，由于运用了悬念化、故事化、通俗化、影像化等多种传播方式，受到观众的肯定，也使《百家讲坛》的收视率直线上升，获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成为一个亮丽的明星。但近年，《百家讲坛》的传播方式、风格一直没有丝毫改变，而观众当初的新奇和兴趣也逐渐消失，最终使得大部分观众流失，这颗昔日的明星也渐渐失去了光泽。而同样著名的以中华传统戏曲为主要内容的河南卫视综艺节目《梨园春》就一直保持着品牌的地位，享有较高的收视率。因为这个节目就是根据不断扩大的受众群体变换着播出内容，由以前单一的河南地方戏曲为主，逐渐扩大到包含全国各地剧种的传播，如京剧、黄梅戏、河北梆子、越剧、评剧等都在该栏目里播出过，在全国通俗歌曲选秀节目风行的今天，她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戏曲真人选秀节目，为中华传统戏曲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事实上，随着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视觉媒介的发展也越来越广泛，多渠道塑造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觉效应也是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动漫、图片、影像、广告、玩偶等等都可以作为传播渠道，让现代的青年人充分领略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四、提升广告创意中的中华传统文化含量
“广告创意是广告人员在对市场、产品和目标消费者进行调查分析的前提下，根据广告客户的营销目标，以广告策略为基础，对抽象的产品诉求概念予以具象而艺术的表现创造性的思维活动”②。当今社会，人们的消费内涵已经从“物质”层面升华至“精神”层面，广告创意不再是单纯的产品宣传，还必须融入文化内涵，尤其是民族文化的精髓，以求从精神上打动消费者。广告是一种商业行为，也是一种文化行为。文化可以为广告所宣传的商品塑造一种感性形象，为其品牌增加信誉度和附加值。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态：崇尚和谐、安详、平静、家庭和睦等等。这种价值观念在生活中的表现就是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家庭美满祥和等。通过广告为产品注入这种和谐文化、家文化、福文化使得产品更具人文气息，赢得消费者的好感，同时也显示出我国广告创作独特的艺术与内涵。一句“孔府家酒，叫人想家”曾打动了无数中华儿女的心，就是因为它反映了人们的思乡情怀，适应了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传统观念，能引起国人的认同感。所以，在广告创意中加入渊源流长、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资源，不仅可以增加广告创意的魅力，为广告主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还可以使中华传统文化借此进行长久传播。
五、挖掘政府视窗功能，加强网络传播效应
目前，网络媒介已逐渐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虽然我国的各类网站数量并不少，但大多属于商业性网站，内容多以抓人眼球、盈利为目的，宣传的作用不大。其余大部分网站属于各级政府网站，作为政府视窗，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加强和重视政府视窗的网络宣传，与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充分合作，围绕一个主题，多方位、多形式、交叉互动、扩大宣传，是提高中华传统文化有效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整合资源、挖掘特色。整合资源，最重要的是整合传统媒体资源，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媒体，通过建设一个网络平台综合处理，提供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移动等多种形式的新闻产品，满足不同受众的多样化需求。作为重点新闻门户网站，以新闻为龙头，也应做好相应的基础服务性工作。比如，政府文件系统、便民查询系统、社情民意收集系统等等功能模块，这些模块是新闻门户网站的基础内容，也是吸引网民、聚集人气的重要方面，大有作为。资源捋顺之后，就要挖掘各自的特色所在。挖掘特色要立足本地，把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在宏观上全局统筹，在微观上精耕细作，挖掘内涵，拓展外延，以地方实际这条主线贯穿全部，形成独特的风格。如此网站才具有历史传承性、地域独特性，又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
其次，塑造品牌、做深做透，以提高新闻的传播质量来带动中华文化的有效传播。网络也需要品牌效应，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更多地了解网民需求后再制定相应的战略规划。要吸引网民，真正把品牌树立起来，且要做强做大，做深做透，还要在其内容上下大功夫。一方面新闻资讯必须力求及时、真实、全面，评论分析深入透彻，报道紧扣社会热点，注重多方位的专题策划，打造有血有肉、充实丰满的新闻产品；另一方面要多角度、多层面、多形式的反映和报道新闻事件以及各类文化信息，综合运用文字、图片、动画、音频、视频等多种表现形式，加强互动，充分给网民多样化的选择权。这样不仅丰富了网站内容，而且可以活跃政府视窗网站的“死板”面孔，吸引更多的受众，从而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打造一个有力的平台。
总之，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不是某一个媒体的事情，而是各地、各大传媒机构都引以为重视的事情，各媒介应充分运用自己的传播特点，扬长避短，积极探索多方位、多形式的传播途径，使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广泛地渗透到各阶层，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尽一份社会责任。
【此文为河南省社科联课题《我省大众传媒传播中原文化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二，项目号skl-2009-1044】
参考文献
①王守国，《创意决定品质，传播成就价值》，《新闻爱好者》，2007（8）下半月刊，P7
一、志在“立志”
树立廉政之风，应该提倡“立志”，志即“意志”。我们不主张唯意志论，也不主张精神决定主义，然而人的行动总被意志决定。意志不会凭空产生，意志一旦树立，就会变成行动的方向与动力。意志有高远、平庸之分。有高远的意志，就有明确的生活目标，远离腐败与堕落的陷阱。意志，也是一种“关心”将什么放在心中，耿耿以怀，成为意志高洁低庸的分界。
说：“我回忆起有一次在一位青年的家里，这位青年谈起要买肉的事，他在我面前把我的仆人叫来，同仆人讨论了半天买肉的事，才叫他去买了一小片肉。我心里非常不安，以后就不再和这位青年见面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只高兴谈论大事情——中国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世界、宇宙。”[ii]在看来，关心“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世界、宇宙”，这样的人，意志高远，可与共大事，仅关心个人的物质生活，将其放在生活追求的第一位置，这样的人连做朋友的资格都没有。
不能说，没有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自小读孔夫子的书，崇拜过曾国藩。他相信过一种理论，即“意志本源论”，意志与精神之间是对立同一的关系，一方面物质决定精神，一方面精神一旦决定，又反过来推动事物的发展变化，影响着生活、工作与行动，成为力量之泉。离开意志，人成为软骨动物，失去方向与动力。
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这是孔子对他学生曾参说的一番话。一个读书人，应该将遵行发扬道义作为志向与目标，如果不是这样，总以穿不上时髦光鲜的衣服，吃不到山珍海味而觉得羞耻，这个人就不值得与他讨论问题，大概作朋友的资格也都没有。将孔子的话与的回忆联系思考，是不是可以说：在立志这个问题上确实受过孔子的影响呢？
《郭沫若传记》有以下一段记载：一九四六年“皖南事变”中被非法逮捕的叶挺出狱，前后关押达五年零两个月。当天晚上，沫若去红岩村看望叶挺，两人热烈拥抱，淌着热泪纵声欢笑。叶挺第一句话就说：“沫若，记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叶挺最喜欢的两句话，当他初任新四军军长的时候，郭沫若与他同住在汉口太和街，曾应他的索求，把这两句话写成一幅中堂。“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句话正出自孔子的《论语》。
立志，需要“明志”。儒家之志乃“内圣外王”。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自己的主体宗教，然而儒家思想却有类似宗教的意义。内圣，就是加强自我修养、树立理想境界、磨砺坚强意志；外王，即是服务社会，管理国家、平治社会。[iii]中国传统文化有“修齐治平”的说法，即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国家公务员，不是圣人，总当洁身自好，服务国家。“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志向立得高远，受腐败诱惑的力度才有可能加强。即便没有“圣人”之志，起码的君子之道还要遵循。“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今天的情况是，不是等到“穷”了以后才独善其身，而是在“达”的时候既不“兼善天下”，也不“独善其身”。有道说：“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一生即便有诸多不是，晚年改错，总归可取；有人到了老年失去应有的操守，半世辛劳付之东流。[iv]传统告诉我们，保护晚节，是基本的立志，节志晚全，是“底线”的要求。
怎样才能做到立志呢？中国古代格言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淡泊，就是清简素朴，少一点私欲。这样，谋私的心不再像火焰一样燃烧，浪花一样翻滚，酒醉一样躁热，而像镜子被擦拭干净，像池水被沉淀透明，这时候高远纯洁的志向也就自然浮现，主宰原本飘荡无主的心。在《清贫》一文中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今天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干事业更需要耐得住清贫。的一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的最好注脚。历史告诉我们，无欲则刚，、作为典型的腐败分子为的是贪得无厌，骄奢淫侈。他们以权力为工具，追求享乐、谋取私利，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以至国家财产严重损失。与“情如手足”的“大款”周雪华在交代他们的犯罪“心路”时说：“我是一个钓者，把有副省长之尊的钓住了。但有时又想，我也是一条贪吃的鱼，这不正是因为他的权力，钓走了我的金钱吗？”[v][4]这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吟味深思。
王阳明是将孔子思想作发扬光大的中国明代思想家，留给后人一本重要著作《传习录》。王阳明一生主张“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他说，人都有良知，这种良知与生俱来，愈是到了后来，被私欲蒙蔽，人心也就一天天坏下去。他主张在生活中，对后天所染的心灵垃圾作不断的清除，通过知行合一的工夫至于“致良知”的境界——良知的恢复与重光。“至良知”是崇高的心境，高远的志向，同时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立志的思想里程。
王阳明说：立志就要“收放心”。一个人总要清心寡欲，持志不动，这是人心向上的最好状态。然而很多时候，人心是浮荡与浮躁的，受声色犬马的诱惑，东追西逐，不知所至。人心不再是美好的“良知”，而变成发狂的“牲口”，放逐于名疆利场。所以，王阳明说：鸡鸭放出去了还要收回来，更何况是自己的心！王阳明的思想对今天还是有用，因为我们的一部分官员的良知真的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像放出去的鸡鸭牛羊，收回来难，也不想收回来。
《论语·学而》载：“吾曰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说一个人要养成“吾曰三省吾身”的习惯，日日反思行为，检点作风，及时发现不足与错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总之，在立志这个问题上要讨论的问题很多。什么是志？怎样立志？要回答这些问题，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一个可贵的资源宝库。这个宝库不用，那就是“资源浪费”了。
二、畏的哲学
行廉政，拒腐败，心中应该有个“畏”字。下面我们来说“畏”的哲学。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反复提到的一个问题。我们本来受到的教育是“天不怕，地不怕”、“无所畏惧”、“人有多胆地有多少产”。总的说来是无畏。然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真可以“无所畏惧”吗？也不是。
从宗教学的意义上说，世界上有三个宗教区，这就是基督教区、佛教区与伊斯兰教区。立一个宗教，就是立一个可以值得畏惧的东西，叫你去怕，用这个来维系社会与人心的秩序。因此，西方人怕上帝，怕死了以后入地狱。信佛教的人就怕如来佛，怕一个生死报应。伊斯兰教不像其他两个教有偶像崇拜，庙宇中不设偶像，就是告诉你无处不在，有个看不到的眼睛，看不到的手在主宰你的命运，让你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怕字。共产党人不信神，革命时代讲“无法无天”，说的是大无畏的精神。这是当时历史条件所规定的。然而，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当我们的党已经成为一个执政党的时候，就要在心中立个怕字，有个“天”字，这个天不是神，不是佛，不是，是“民”！
有一首诗，大家都知道。这首诗有以下的句子：“手莫伸，汝言惧捉手不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人民咫尺手自缩。”其实这里就说到了一个怕字，一个畏字。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不敢伸手，怕的是“党与人民在监督”，怕的是“万目睽睽难逃脱”。
邓小平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说过：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也不好，做事要有所畏，有所怕，不能无所顾忌。小平的话是很有深刻的含义的，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这就是共产党一方面要不怕，一方面要有一个怕字放在心头。说不怕是因为我们正处在改革的时代，许多事情我们是头一回遇到，这就需要无所畏惧的精神，大胆实践，勇往直前。说一个怕字，是自我修养而言，凡是遇到个人利益得失的时候，就要三思而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刻记住，一失足将酿成千古之恨。根本的区别还是为公还是为私。为一个公字，要敢字在前，为一个私字要慎字当头。有了这样的自觉，就可以建立起来廉洁的党风，就使我们的干部走在河边不湿鞋。孔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在今天来说，就是党纪国法，就是规范我们行动的规矩。有了这个规矩，对其有敬畏之心，时刻想到“不越矩”，得到的将是更大的精神自由。[vi]
畏是一个哲学，这哲学是中国传统提示我们的。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在此三畏之中，孔子强调的是畏天命。他在很多地方说到天命。他说：“五十知天命”（《论语》：《为政》）。他将命与“天”联系起来，而强调天的可畏可敬：“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在孔子看来是“天”是宇宙人间的绝对主宰，是人间伦理的终极根据。天将给予一切，也可以收取一切。天可以认可一切，也可否定一切。如果在人间之上还有一个客观意志的存在，那么这个绝对意志就是“天”，具体说来是“天意”，是“天命”，是不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上苍意志。
“畏天命”，等于，中国古代没有宗教的形态，而有宗教哲学。“一句非常简单的话，越说越使人不懂，就是哲学。”这虽是笑话，也蛮有道理，由此可见哲学之难懂。中国的乡下人往往是大哲学家，很懂得哲学，因为他相信命。至于命又是什么？他不知道，反正事好事坏，都认为是命，这就是哲学，他的思想有一个中心。天命也是这样，这“畏天命”三个字，包括了一切，信上帝、主宰、佛。这些都是“畏天命”。一个人有所怕才有所成，一个人到了无所怕，不会成功的。
上面这些话是台湾一个学者叫南怀瑾说的。有的说得不对，有的说得还有道理。其实我们不妨将天命理解为“规律”，自然的规律，社会的规律；理解为民意，人民的呼声、人民的意志、舆论与心愿；可以理解为全球化的世界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趋势，即所谓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里，人民最重要。天命是人民的意愿与“命令”。一个人在做腐败的事情的时候就要有所畏惧，因为他已经在违背规律，违背人心，违背潮流。个人是这样，政党也是这样，没有一怕字在心里放着，就会出大问题。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这个放，就是放任，就是无所顾忌。当一个人拿着人民给的权利，肆无忌惮地去做营私的买卖，必然召来人民的怨恨。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云：“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波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一时来看，可以得到满足贪鄙的心理，然而等着他的是火光烧屋、波涛覆舟，引来灭顶之灾。
古代有君权神授的说法，实际上现在是“政权民授”。我们手里有了权，这权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民如水，执政者驾着一条船，心里哪一天，没有了人民的“天”，水随时都有“覆舟”的可能，这怕不怕呢？想通了这些，我们的干部就保得住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抗得住各种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vii]
孔子又说到“畏大人”，这个大人并不是一定指官做得大。对父母、长辈、有道德学问的人有所怕，因为他们的人生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去吸取与参考。第三“畏圣人之言”，这是叫我们去读书，因为许多总结历史经验的好书都是“圣人”，也就是历史上的有知识有道德的人写的，从书本上学习，并抱着敬畏之心，按照所说的去实践。
有了这个三畏，孔子告诉我们还要有“三戒”。孔子说过：“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这就是说：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应该有三件事情时刻警惕和戒备：年轻人身心尚未完全成熟，不能贪图女色；壮年体魄强壮，精力旺盛，不能一味地去争胜夺强；老年疲惫衰弱，不可以贪得无厌。问题就出在到了老年的时候往往特别的贪财。这就是说愈是到了晚年，快到退休年龄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这时候就要特别做到如履薄冰，将一个畏字，一个戒字放在心上。
许多贪官落马，走上不归之路，就是心中少一个畏字。至少是这个畏字没有对他产生最大的威慑力量。以下是关于走向死路的一个心理记录：“在的大力支持下，有一块地最终以低价改批给银兴公司。不久后的一天，当周坤将一提包钱递到手里时，打开拉链后着实吓了一跳。他本能地把钱推了回去”，“那一晚，满屋都是钞票的墨香，和李平头枕着钱，脚踏着钱，身子压着钱，通晚睡在钱床上真可谓过足了‘钱瘾’，而钱带来的不都是快乐，据李平后来交待：‘那晚一上床就有种恐惧感’”。然而无论是的“吓一跳”与他的情妇的“有种恐惧感”，都没有让他们在的道路上站住脚。对他们来说只是出现片刻的犹豫金钱的诱惑力还是把他们带到了死亡的深渊。[viii]
从一个畏字引出一个戒字还引出“慎独”的概念。《礼记·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道义如同人们的性命是不可有一刻离开的。假如这“道义”是可以离开的，那也就不成其为道义了。所以君子找到自己信仰的真理，会将它如生命一样珍视，每时每刻把它作为生活的指南，行动的准则，时时生怕违背了它，怀着戒慎与恐惧心情。这里又要知道“不睹”与“不闻”是什么意思。这是说道义、真理作为一个意识思想有的时候看不到与听不到，处在“隐”与“微”的状态。然而就是这样，君子对道义与真理要格外留意，不可以有丝毫的麻痹。用今天的话来说，人常处在两种状态之下。一种状态是有人监督与提醒，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什么不应该做。这个时候保持头脑清醒容易做到。然而也有这样的时候，你是一人独处，离开了受监督与提醒的环境，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道义与真理不彰不显，处于“隐微”的状态，那就全靠你自己了，这就是慎独。[ix][8]
三、知耻与道德建设
新中国成立不久，和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就割谁的脑袋，我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的脑袋"。重温的这句话，使我们明确廉政文化建设与知耻文化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有学者出了一本论述日本文化的书，书名叫《与刀》。书中她定义西方文化是罪的文化，而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西方人那里对罪有特别的敏感性，基督教文化教育他们，人天生有罪的，这就是原罪。此后的人生中又添加了新的罪。罪的积累将把人带入地狱。然而在日本文化中，对耻的畏惧却远远超过对罪的恐惧。耻辱作为一种精神紧张，严厉地约束着日本人一生的思考与行动。笔者在日本留学生活时也注意到，当一个日本人犯下罪行，他承重难当的不是罪恶引起的内责，而是罪行带来的耻辱。可以看到，一个政府官吏发生重大错失，耻辱会让他走上自杀道路。警视厅将一个贪污犯押上刑车，都要在他的头上蒙上黑套，并一定将他的领带卸去，原因也是为防止他自杀免辱。
死是令人可怕的，而羞耻可足以让人去死，可见耻给人带来的压力有多重，所产生的精神威慑力有多大。
这又使启发，规范一个社会秩序的有两个东西，其一是刑法，其二是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规范。耻是文化，不是刑律，但已经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刑律。其与法律刑制一起担当着社会秩序的管理工作。其所起到的社会约束作用，有时甚至超过刑律与法制。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前者是物质法制，后者是精神法制。前者是表层法制，后者是深层法制。耻的文化与东方传统中的伦理理念，就是这样的精神法制与深层法制。
前面举的多是日本的例子，其实关于耻的文化，是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关于耻的文化中国古代典籍中比比皆是。《论语》说：“行己有耻”。孔子这里说的是作为一个人都要有自尊、自爱之心，不要做出令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丧失了耻辱心，一个人就到了药石难救的地步。他还说：“知耻近乎勇”，是说知道什么是耻辱，这样的精神自觉会给人带来勇气。胜己者，胜人。人最大的勇气是战胜自己的勇气，而这样的勇气孔子说是“知耻”的结果。人生道路上有许多陷阱，人们的性格上有许多弱点。中国佛教说：人身上都缠着三条毒蛇，这就是好女色——痴、想权位——嗔、爱金钱——贪。许多人被这三条毒蛇缠死的。怎样才能从三条毒蛇的缠绕中解救出来呢？没有其他方法，就是需要自己解救自己的勇气，而这勇气是从“知耻”的道理中来的。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剪纸：剪纸的种类有很多，有的拿着书，看上去很有学问，还有的是，一只凤凰，在鲜艳的牡丹上站着……等。
剪纸不是用机器做的，而是通过人们发挥想象了，所剪出来的，每一个剪纸，都非常精美、漂亮。每一张、每一步，都非常仔细，非常用心，非常用功。
自从我知道了剪纸是中华传统文化时，不由自主的想剪纸了，我拿出彩纸、剪刀、铅笔，就开始做，我先拿出红色的彩纸，再用笔画了一朵花，最后用剪刀剪了起来，却没剪好，于是接着再剪，这次，有点像了。
剪纸真好玩！我喜欢剪纸。
太师三附小二年级:窦婷婷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2-0003-02
一、企业文化及其建设中存在的误区
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主流意识形态,其重要性已为人所共识。沙因在1984年系统地提出了企业文化的概念,即企业文化是隐含在一系列价值观背后的基本假设。自此,企业家们开始陆续重视这个虚而又实的软竞争力。1981年威廉・大内在《Z理论》中就已经关注企业文化,认为它是影子般的、既虚幻无形,又无法摆脱的企业竞争力因素。其他学者,如帕斯和阿索斯、迪尔和肯尼迪、彼得斯和沃特曼等在20世纪80年代初,纷纷发表企业文化方面的论述,指出杰出而成功的企业大都有着强有力的企业文化。
现代企业文化的构建是受一个国家和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包含丰富的管理、伦理、价值观等思想,世界各地的华人曾凭儒家商业文化传统、儒家经济伦理和文化价值观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传统文化对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甚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企业文化间的关联,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有助于指导现代企业文化构建的实践。
纵览国内企业在企业文化的构建方面,存在一定的误区,即一味地照搬国外的理论和模仿国外的经验,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企业文化理论。企业文化是隐含在一系列价值观背后的基本假设。东西方价值观的很多差异,都是基于不同文化对待外部世界观的基本假设的不同,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企业文化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每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各自的优点和精华,先天性的文化差异并不决定竞争的成败,但东施效颦,注定失败。我们更应该充分发掘中华民族的文化优势,构建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企业文化,进而形成企业的独特竞争力。
二、中华传统文化对对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启示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诸多思想对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给予我们以重要的智慧及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华传统文化强调整体性、和谐性和统一性。华夏族群长期的生存体验形成了我们对宇宙世界的独特的觉识、“观法”及特殊的信仰与信念,即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打破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内心的隔阂,肯定彼此的对话、包涵、相依、相成、相济。中文化的整体性的学说,充分显示了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统一性,它以和谐为最高的价值诉求,强调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如儒家强调仁爱、克己让人、恭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无敌”;儒家主张以和平、公正、文明的手段来解决争端,推崇差异与兼容,协调“相似”与“相近”,以此实现一种“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富有弹性的人文旨趣,这是真正健康的世界文化。只有解决好共生问题,实现多元统一、兼容共生、协调有序、充满活力和大众共享,才可能构筑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这正是我们构建企业文化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2.中华传统文化讲究中性智慧。中性智慧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为丰富的资源,也可说是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智慧和处事态度。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把“中”与伦理道德、人生观、价值观相联系,成为“中道”、“中庸”、“中和”。中性智慧的精义在于克服两极对立,达到天与人和谐、人与人感应、人与物协调。中性思维在中华文化精神中的重要表现是对“和”的价值追求,表现如下:一是以“和”的理念去认识自然;二是以“和”大心态去处理人际关系;三是把“和”的理念作为一种辩证法。四是以“和”的标准去处世生活。所谓“和为贵”、“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等,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思想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关系、有序的社会秩序、和谐的社会关系,提倡人与人重诚信、讲仁爱、求友善、修和睦。
3.中华传统文化在维持人的身心平衡、注重精神建设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如儒家大力提倡求真、行善、崇美,使人类摆脱纯物欲的低级趣味。儒家的“身心和谐”、“义利兼顾”、实现“内在的超越”的思想,在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重视人的精神价值等方面,或许是一剂良药。技术与精神平衡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个体层面就是身心平衡问题。从儒家思想可以看出,人的本质是精神的,道德性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同时,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所谓身心平衡的人生观,就是物质与精神生活相结合的人生观,在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时重视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儒家十分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将个人道德修养视为通往身心和谐理想境界的最佳路径选择。儒家主张以修身为本,辅之以道德教化来实现人的身心和谐发展。
4.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对未来人类生态文明重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生态文明是当今和未来企业文化构建的重要内容。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自然)人关系是其核心主题之一。中华传统文化在处理天人关系时,力求探寻两者的内在联系,并把天人关系视为同源的和谐关系。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内涵包括:一是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的产物;二是强调自然界有普遍规律(天道),人也要服从此规律,阴阳相互作用的规律即性命之理,天(自然界)人尊守同一规律;三是强调人性即天道,人伦原则和自然规律的一致性;四是强调人生的理想和境界就是天人和谐。对于古代朴素的生态文化思想,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予以借鉴并充分发扬,它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尊重生命、仁民爱物的思想。如孟子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说不仅要爱护自己的同胞,而且要爱护自然环境,珍惜自然环境。二是对生物资源顺时取用、化育并进的思想。如庄子提倡“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告诫人们要与万物为友,与自然和谐一致。《礼记・中庸》主张“参天地之化育”,就是参与自然创造和养育万物的进化过程,而非以戡天役物的态度去征服自然,破坏自然。三是倡导放眼未来、为后人造福的思想。
三、借鉴中华传统文化构建企业文化的措施与途径
1.充分发挥领导者的智慧和作用。在企业文化构建中,领导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借鉴中华传统文化构建现代企业文化,领导者必须身体力行,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优秀的企业家与优秀的企业文化往往互为因果,并行存在于一个企业。一个品格高尚的企业家,其人格力量就是这个企业的信誉、形象和文化资产;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本身就是这个企业充满活力的源泉。企业家素质代表企业素质,企业文化是优秀企业家品质、才华、慧眼、胆识等综合素质的扩展和放大;优秀的企业文化又以其成功后的自信,激励和鞭策企业家组织和带领全体员工在“追求完美、追求卓越”的道路上,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形成一种以人文精神为动力的激励机制,能使这个企业生机盎然,充满活力。
2.培育具有优良取向的价值观念,塑造杰出的企业精神、价值观念等。中华传统文化中强调的一些价值观,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确立企业的共有价值观念体系和企业精神,首先,应当对与本企业有密切联系的客观对象进行价值评价和排序,从中确定最具优良取向的价值观念。同时,博采本行业、本企业、本民族以及国内外其他企业的优秀精神,并根据当前及未来的发展需要,融会成最适合本企业发展的一套企业理念。其次,要采用具体生动的表达方式或文字或图标对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等理念系统要素加以表达,使之简明、易记。再次,对既定的企业宗旨、价值观、企业精神等理念系统要素,经常性地进行灌输、宣传和引导。最后,管理层要以身作则,持之以恒发贯彻执行,使企业宗旨、价值观、精神等理念系统要素化为一种潜意识行为。唯有长期不懈的努力培育,企业才能确定温度成熟的价值观念和企业精神,为优秀的企业文化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3.在企业内形成民主、公平和自由的风气。民主自由之风已成社会主流。在企业内倡导民主,必将大大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和发挥人才的作用,必将非常有利于员工归属感和企业凝骤力及战斗力的形成,民主和自由是“以人为本”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人人都渴望得到尊重,人的尊严有时比生命更重要。因此,要建设“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有必要高度重视员工的尊严,要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来满足员工的自尊的需要,而员工的自尊的需要如果能得到满足,那么就极为有利于形成强烈的员工归属感和企业凝聚力,进而形成企业无坚不摧的战斗力。
只有公平和公正地对待所有员工,才可能形成强大的凝骤力和战斗力,要做到公平、公正既要有公正、公正的思想和愿望,更要有科学的考核制度和民主合理的申诉制度作保证。
4.培养团队精神。培养团队精神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内部形成一种凝聚力,能否发挥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因此,让管理亲和于人,让管理者与员工融为一体,互相激发灵感,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因此,必须培养员工的团结协作精神,培养员工之间沟通气氛,采取各种措施,引导员工团结向上,使员工与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产生亲合力。还要鼓励员工全身心投入工作,使员工愿意为实现企业目标尽自己最大努力。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3001406
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命题，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建设文化强国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日益成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时强调：“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弘扬中华文化”列入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并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这一科学论断不仅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文化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态度上是理性辩证的，礼敬自豪的，批判继承的，而且内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现代意义与党建价值，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现代开掘与时代阐发指明了方向[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党的建设在本质上是紧密相关的，具有互容性，是相互联系的实践进程，二者互为资源支撑，互相促进、保持持续性的共生，互为因果、互相提供真理性的确证[2]。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成为忠实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率，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融入党的建设，并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自觉意识与自觉行动。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融入党的建设的战略意义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政党的精神旗帜。”[3]政党的滋生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生成的文化基因、文化根基、文化环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哺育滋养了中国共产党，是党自身文化生成的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出台的一些重大战略思想如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上，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革故鼎新，彰显时代特色。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从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里汲取精神养分，同时适应时代的新变化、实践的新发展，不断赋予中华文化以时代的青春活力。继承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弘扬的根本保证。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传承与党的建设在本质上是紧密相关的，两者有着内在一致性，实践上互动，效能上互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融入党的建设全过程，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需要。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发挥广大党员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先锋模范、坚强堡垒作用，广大党员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带领全社会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必将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人民群众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党的建设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党视继承与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必将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增强党与群众的亲和力。当今世界，世界文化发展更趋多样性，有效应对全球发展面临的挑战，化解文化危机，是现代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执政党面临的挑战的本质实际就是文化考验。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这要求中华文化必须牢牢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土的同时，以更为宽广的世界视野，更为博大的包容心态，顺应世界发展进步潮流。只有这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才会更加光彩夺目。
增强党执政的文化基础的需要。执政中客观存在的文化制约，是执政实践中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列宁在论及文化传统的历史特征时，曾形象地阐述道：“旧社会死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遗害我们。”[4]当下，在我们党内，这些诸如官本位、潜规则、裙带关系等腐败现象的出现，是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存在着程度不等的联系。指出：“我国历史上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仍然存在。”[5]因此，客观分析传统文化对党内生活的文化制约，弘扬传统文化积极的、进步的，且具有普遍、永久价值的精神，克服传统文化落后性的负面影响，增进执政中的文化自觉，保持党的先进文化代表性质，以先进的政党文化促进、引领社会文化建设，必会增进党的先进文化建设的凝聚力与社会融合能力，极大地丰富党的软实力资源，增强党执政的文化基础。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对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北京大学软实力课题组从中国的角度这样认为：“国家软实力的资源分为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国内政策）、制度、外交政策以及国民素质与形象等五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五类。”[6]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组织保障。关于政党软实力建设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学者撰文指出，政党软实力建设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前提，也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迫切要求[7]。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融入党的建设的全过程，就是在充分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价值的基础上，使之融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和全过程，培育和形成强大的执政党文化软实力。这样一来，通过党的软实力的发展不仅可以引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发挥党的执政文化对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引导作用，而且可以增强我国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用文化强党建设带动和推进文化强国的建设。
不断丰富党的建设理论的需要。当前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全面审视、科学梳理、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深刻总结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历史认识，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是建设和繁荣党的先进文化的必由之路，无疑对理性思考党的建设有着积极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首要来源。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融入党的建设全过程，实现两者的协同推进，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领域的新拓展，有助于进一步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与党的建设两者内在一致性和互动性的确认，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上的新自觉，必将为党的建设理论提供重要素材，使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进一步扩容，开辟党的建设实践发展新领域，拓展党建学科建设理论研究新空间[8]。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融入党的建设的对策分析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融入党的建设，必须把握其本质要求和内在规律，着力创新融入理念、融入路径、融入方式方法，探求一条可行的融入路径，进而真正实现入心进脑见行动，使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成为忠实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先锋模范和坚强堡垒。
（一）对策之一：积极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规律
1.着眼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融入党的建设全过程，必须坚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离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人民和时代赋予党的庄严使命的完成便无从谈起，党的执政成效便无法得以检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要求，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根本保证，更是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典范的内在需要。重视对党自身的文化研究、总结、概括、提炼，纯洁党的文化环境，形成系统完备的文化先进性体系，进一步发扬光大党的革命文化传统，加快党内文化社会化进程，发挥党的文化体系科学性、先进性的引领、引导作用。
2.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事关文化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基。尤其在当今社会思想更加多样、社会价值更加多元、社会思潮更加多变的历史条件下，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融入党的建设全过程中，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个有力的理论指导，但这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相结合。妥善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融入党的建设全过程必须深入思考且回答好的重要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扫除观念上的障碍。当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有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者；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就是马克思主义封建化、儒家化。要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批判，必须予以澄清，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审视中国文化系统，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的、本有的价值意义凸显出来，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现实性补充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更为充实，使马克思主义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中生命力更为长久。
3.把握弘扬中华文化重点促其向现代性转换
党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这需要不断地开发和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不断地对其进行现代性转换，使其满足不断变化着的党的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然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含着诸多因素的思想体系，表现其精神的思想观念异彩纷呈、多种多样，甚至有一些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落后的、反动的传统文化。为此，要依据新情况，区别对待，有重点地把握我们所弘扬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要义。当前，要把中华文化中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热爱和平、独立自主、自强不息、英勇奋斗、天下为公、知行合一、自我修养、恪守信义、勇于创新等精髓、内核和那些内涵科学、民主、法治、德治等与时代吻合的基本精神融入到党的建设中，并根据变化着的世情、国情、党情新的实践的需要，对其进行现代性改造和转换，使之具有时代品格，使之实现与世界文明对话，与外来文化综合创新，成为适应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新文化。
（二）对策之二：健全共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工作机制
1.健全领导机制，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方式
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是建设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发展的根本保证和必然要求。要营造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融入党的建设，作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责任，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成效纳入党的建设考核评价体系，作为衡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文化建设业绩的重要依据；制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施纲要；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提供坚强的政治、思想、组织人才保证；进一步提高领导文化建设历史使命的责任意识与本领，在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举措上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加强文化领域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重视并发挥文化领域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组织的建设作用。
2.着力整合资源，形成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强大合力
弘扬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全党和全社会的共同事业。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体制。要不断健全任务责任、监督管理、服务协调、社会参与机制，调动各方面力量，让蕴藏于人民的文化创造激情得以持续迸发，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源泉竞相涌流，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成果得到充分运用。要支持人大、政协履行职能，调动各部门积极性，支持派、无党派人士和人民团体发挥作用，特别是要推动文联、作协、记协等文化领域人民团体的创新管理、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履行好联络协调服务职能，以共同弘扬中华文化。要增强协调力，形成整体联动互相配合的良好局面；要增强执行力，真正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3.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积极性
中国共产党在 90 多年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融入现代化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逐步深化完善了“人民当家作主”和“文化主体属于人民”的思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把顺应人民的道义作为主流文化的历史使命。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战略和全局出发，旗帜鲜明地提出“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积极性”[9]。这一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文化领域的具体运用，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本质特征的生动体现。遵循人民主体原则，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要在热爱群众、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基础上，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既要为广大群众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供广阔舞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提高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建设水平有机结合，又要精心培育植根群众、服务群众的文化载体和文化样式，健全鼓励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的制度机制，及时总结、推广来自群众、生动鲜活的文化创新经验和好做法，大力宣传涌现的先进典型。
（三）对策之三：建设党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1.提高党员干部中华文化保护、利用与弘扬并重的意识
党员干部在传统文化素养上存在着传统文化历史知识结构不完善，理解不到位、不够准确，个体传统文化素养差异大，保护、利用与弘扬并重意识缺失等短板。因此，应强化传统文化载体，开展以“提升传统文化素养”为主题的传统文化养成活动，为提高党员干部传统文化修养搭建平台；把党员干部传统文化修养水平纳入干部综合素质的考核；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加强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开展好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工作，着力部署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实施规划；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建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进一步推进文化科技创新，增加文化消费总量，提高文化消费水平，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
2.深入开展党员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普及活动
以提高党员干部思想道德修养和人文素质为主要目标，不断探索党内中华优秀文化教育实践[10]。发挥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等各类党员干部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切实提高担当干部教育培训任务教师的“国学”修养和中华文化与学术的功底，开设优秀传统文化专门课程，增加干部教育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建设一批党员干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研究基地；充分利用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等公共服务设施，利用好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红色资源和国庆节、“七一”建党、“八一”建军等重要节日、纪念日，广泛开展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的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拓展党员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阵地，普及革命传统文化教育；积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机关”、“进社区（村组）”、“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进两新组织“、“进头脑”，让党员干部浸润在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
3.提高党员干部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
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信息时代，现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实现文化融合，创造新文明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创造新文明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新契机。爱因斯坦曾说：“事物的这种真理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为强有力的人物重新加以刻勒，而且总是使之适应于雕塑家为之工作的那个时代的需要，如果这种真理不能被不断地重新创造出来，它就会被我们遗忘掉。”我们既要看到信息时代和现代科学技术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渠道，带来全新的手段，又要看到所带来的新挑战。党员干部必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优势，自觉地提升运用现代技术特别是网络媒体的能力，必须促进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体系的构建，大力推进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三网融合，加快传统文化的数字化数据库建设、数字化出版、网络化应用、通俗化传播步伐，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网络传播，发挥各类信息网络设施的文化传播作用，促进传统文化有序、有效地传播。
（四）对策之四：形成有机融入和有效融入的体制机制
1.健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党内全覆盖融入机制
这是顺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需要。由于党员的先进性客观上存在着不平衡性，党员干部在利益诉求和对思想文化成果的接受途径和接受方式等方面表现出多样性，在融入的进程中，必须增强针对性，否则，达不到理想的融入效果。所谓党内全覆盖融入机制，就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党的各级组织、党的建设阵地的覆盖和有效控制系统。以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实现党的核心价值目标、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维护党的形象、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为立足点，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融入到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的全过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全过程，创先争优活动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全过程，党的作风建设的全过程，建设学习型党员、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政党的全过程[11]。通过体制建设和机制建构，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融入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到媒体传播、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党员日常工作生活、党内法规制定和党务管理之中，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贯穿到党的思想、组织、制度、作风、反腐倡廉、先进性建设中去。同时。针对新时期党员和干部的思想需求和行为特征，以行之有效的科学融入方法，以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建立一整套适应不同层次、不同传播渠道、贴近生活、贴近党员群众、贴近实际的，为党员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入心进脑见行动。
2.健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我发展的舆论引导机制
思想的地位最终取决于思想本身的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强大精神力量，能否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其关键是靠自身的魅力，而无穷魅力的增强则需要自我发展，向现代化转换。在全球化宏大语境下，当今中国社会思潮呈现出古今交汇、中外碰撞、异同争鸣、演变加速、纷繁复杂的发展态势。当下的中国社会生活和实践，是中国传统文化转换的立足点，以能够回答和解决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是其转换的重要尺度和标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要坚持现代化、全球化的视角，必须朝着理性、科学、人道主义的方向努力，必须克服“文化部落（原教旨）主义”和“文化帝国（霸权）主义”这两种不良倾向，其关键是汲取传统文化的精义，培育其现代性价值，促进其现代转型，为现代文化建设服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充满了反抗、调适、整合和重建的过程，这当中需要正确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化。当前，正如有关专家所说，“近年来，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传统文化的复兴”[12]。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要进行冷思考，防止其商业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之间的联系不能夸大，把握好分寸；要利用各种有效舆论宣传载体对各种社会思潮开展深入的解读和辨析，对各种思潮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发生作用的制度背景进行客观揭示，使人民群众了解各种社会思潮的本质，引导公众对社会思潮树立正确的态度。
3.健全融入动力激励、政策保障与经费保障机制
加快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企事业党委依法运行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动力激励机制，保证党对文化建设的决策落到实处；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队伍建设，努力培养出一大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师、泰斗、巨匠和领衔人物；加快文化立法，制定和完善文化公共服务保障、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开发利用、文化市场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保护文化改革成果；进一步落实好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开发、利用、研究、创新的经济政策，加大财政、税收、交融、用地等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政策扶持力度；切实增加对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变化投入，加大对革命文物、红色旅游和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开发、宣传传播力度；设立弘扬中华文化专项基金，逐步扩大规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作出贡献的予以表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力的要予以惩处，并责令整改。多渠道融资，支持社会组织、机构、个人捐赠弘扬中华文化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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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上，提倡“三个重视”
重视挖掘和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收集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已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两岸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基因。作为两岸民众相互沟通和了解的重要平台，对台媒体要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充分挖掘符合时展要求的内容和神韵，引发两岸民众的兴趣和思考，并以此为基点加深对彼此文化观念的认知。要理直气壮地用维护统一、振兴中华的民族大义占领道义制高点，用历史和现实讲清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追求和谐的价值取向、民为邦本的治国理念、团结统一的家国意识、厚德载物的道德精神”等优秀内涵，②阐述两岸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岸历史积淀的共同传承与发扬，传递两岸民众对未来两岸命运前途的前瞻与追求等相关信息。通过媒体“文化共商”“文化互动”功能的发挥，有利于促进两岸的社会交融和情感融合，使更多民众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岸的共同价值基础，两岸同胞是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理应超越历史恩怨和心理隔阂，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共同参与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去。
重视展现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的景象。文化是一个社会所遵循的生活方式、代代相传的传统，也是信仰、风俗以及思维模式、行为准则的总和。两岸文化同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均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特色。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台湾文化具有融海岛文化、移民文化、外来文化于一体的自身特色，且经过岛内“台独”势力的反复操弄，“政治化”“本土化”色彩浓厚。对此，既要通过对两岸共同历史遭遇的深入宣传来逐步纠正岛内社会存在的错误、片面历史观，增强两岸民众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也要积极肯定台湾对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充分反映“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的历史和现实。这样，既能展示祖国大陆的博大胸襟与中华民族延续五千年文明的自信，也有利于激发台湾民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与共同价值的感应。
重视塑造祖国大陆客观正面的文化形象。两岸关系长期的疏离和六十多年的政治对立，再加上近代以来分别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深深影响了两岸民众的民族情感。台湾民众普遍认同“西式民主政治”，在文化上自视“优越”，自认“唯有台湾最有条件成为中华文化的领航者，”③对大陆社会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甚了解且抵触心理很深。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心理尤其是政治文化心理上的隔膜是现在及未来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障碍。为此，要善于利用“中国模式”影响广泛的生动事实，讲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增进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政治制度的理解和认同感；通过鲜活生动的人和事充分说明，祖国大陆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进一步丰富大陆形象的文化内涵；尊重台湾受众的接受心理，降低论述基调，客观报道自身不足和缺点，使大陆形象在文化上更具亲和力、感召力。
在形式上，做到“三个善于”
善于讲好文化故事。中华传统文化“沉淀于历史的长河，又升华于现代社会”，④既依存于经典之内，也蕴藏于百姓的生活里。如果只讲文化的抽象原则和道理，即使其导向正确，观点精辟，也只能是曲高和寡。把中华文化精髓融入有人物、有情节的故事之中，以台湾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才能扩大其影响范围，达到弘扬的目的。在讲“故事”的时候，“要突出人的位置与分量，关注人的权利、人的生活状态、人的精神追求等”；⑤善于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如同心同德、尊老爱幼、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不畏艰险、共御外侮、自强不息的英雄气概，和衷共济、与人为善、顺时应变的人文精神，诚实守信、讲究公德、精益求精的优良品格等；通过细腻的描述，让台湾民众看得进，听得懂，能接受。
善于体现时代特色。在全面认识中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只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中华文化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在对台宣传中，面对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与大陆有着诸多不同的台湾受众，更需鼓起创意的翅膀，将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与融入时代性元素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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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提升文化宣传的吸引力、感染力。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中国馆内会“动”的《清明上河图》震撼全场。其后这幅巨型电子艺术作品接连在台北、台中等地展出，累计吸引超过130万人次岛内民众参观，充分说明了创新观念、手法和方式不仅能够展现中华文化的特质，而且能够赋予其新的美感和魅力。两岸民众是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力量，越深入生活、贴近大众，就越能体现时代特色。因此，要更多地用通用的、大众的表达方式，积极报道两岸各阶层民众真实的生活状态、审美趣味和思想情感，大力宣传现代社会中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真善美，利用媒体平台开展丰富多样的民间民俗文化推广活动，使优秀文化传统更好地渗透和融入到两岸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善于打造独特品牌。近年来，文化宣传更加注重挖掘、利用大陆丰富的中华文化资源优势，集中力量打造了一批独特的文化精品，为广大台湾民众所喜闻乐见。如福建广电集团主创的“妈祖之光”文艺演出活动，主题鲜明，特色突出，亲情乡情浓郁，在岛内影响逐年增大；华夏经纬网以独特的海峡视点和丰富的区域性涉台资讯吸引了不少台湾网民。但必须认识到，当前，大陆宣传入岛真正形成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品牌还很少，特别是媒体在岛内的竞争力还比较弱。面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要求，对台媒体要以争取收集整理台湾民心为主线，整合力量资源，发挥各自优势，着力打造一批具有中华文化特色、风格、气派和原创性的知名文化品牌，向岛内社会展示祖国大陆的文化实力和中华文化的独特神韵。要积极运用现代营销手段，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再创造，确保文化产品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吸引更多岛内民众了解中华文化，热爱中华文化，传播中华文化。
在渠道上，抓好“三个开拓”
开拓新媒体传播手段。受政策和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对台媒体的入岛落地面临诸多制约，大陆优秀的报刊和广播电视节目资源在岛内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广泛普及。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具有穿透力强、互动性好、信息量大、自由度高等特点，成为能够突破海峡天堑的媒介“利器”，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岛内的网络普及率相当高，网民占岛内总人数的70%以上，影响力仅次于电视，青少年的网络接触率更是高达95%以上。因此，大力开发新媒体、新技术，能够大大提高文化宣传入岛的覆盖面、影响力。要重点办好对台门户网站，积极推动对台传统媒体的技术升级和媒介融合，提供多样化的新闻信息和多媒体的文化产品，增强服务功能，使大陆图像、声音、视频、文字、信息更广泛地传播到岛内各地，进入千家万户。要积极利用在岛内具有较高人气的商业网站推广中华文化，主动提供更多适应年轻网民口味的音视频特色文化产品，突出民间色彩和时尚气息，借其平台扩大宣传影响。探索开发专门对台的网络电视台，利用商业手段整合各方片源，将大陆优秀电视片源源不断输入岛内。
开拓岛内舆论阵地。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不断推进，近年来，包括报刊、广电、出版、网络在内的两岸媒体纷纷展开各种形式的合作交流，比如，联合采访，互相提供节目和稿件，合作直播节目，举办各种研讨会、论坛和联谊会等，为宣传和文化入岛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平台。台湾媒体对大陆的报道也持续加强，相较以前更加全面、立体、客观、真实。但总体来说，大陆宣传入岛的规模数量尚小，两岸媒体采访常态化尚未实现，台湾媒体对大陆和两岸关系的报道仍难以摆脱“泛政治化”倾向，特别是以三立、民视和《自由时报》为代表的绿色媒体，经常对大陆进行刻意的偏见报道和歪曲解读，很大程度误导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全面客观认知。出于市场竞争和商业利益需要，台湾媒体与大陆交流合作的内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其传承与发展势必影响到整个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此对传统体育文化的探究成为当代学者和社会各界的研究焦点对象。但是在全球化的发展下，传统体育文化在理论体系，思想价值体系等方面受到了西方其他体育文化的影响，也因为现代化体育文化的繁荣出现了某些不适应的情况。想要更好地传承与发展我国传统的体育文化，必须要从意识上重视起传统体育文化，以长远的眼光、开放的心态去看待世界体育文化，在坚持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内涵精神不变，独特性不变的情况下，积极拥抱西方其他体育文化，重新构建并完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使得传统体育文化朝多元化、世界化发展。
1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现状
传统体育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十分丰富多彩，就种类就包括了竞技体育，休闲娱乐体育以及健身养生类的体育项目。因为其丰富的形式和内涵，使得多年来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直没有被中断过，不但得到了全国各民族、社会各行各业的支持与喜爱，而且也赢得了世界其他体育文化的尊重甚至模仿。总的来说，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传承和发展上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近几年来全球化速度加快，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在遇到机遇的同时，也碰到了许多难题。主要是世界体育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管是在内容形式上还是在精神本质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世界文化在入侵过程中，多少会影响到传统体育文化，使得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模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原先的传承和发展模式开始不适应全球化的发展速度，在内涵和属性上出现了断层。另外，全球化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受到攻击，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理论基础薄弱，传统价值观念与西方现代化体育文化观念不相适应等。
2全球化视野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
2．1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理论体系
一方面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理论基础本身就比较薄弱，很多体育理论都不太成熟;另一方面传统体育文化理论在发展中会因为时代的改变，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革新而出现许多新的特征和要求，文化传播中也会出现新的意义和价值，传播的受众群体也在发生改变。基于上述原因，在全球化视野下，传统体育文化理论体系需要重新构建与完善。首先，需要不断地挖掘并分析整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理论，使得传统体育文化中的本质内涵被充分地利用并体现出来，探索研究当前体育文化理论的发展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理论体系。其次，需要利用到先进的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技术，找出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相似或者相同的地方，使得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更加凸显。比如打破原来的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机制和传承方式，可以利用现代化技术对传统体育文化进行文化理论上的增殖和增值，对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科学的分层整理，利用多媒体手段对传统体育文化相关理论进行归档便于研究，并且还要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人群对传统体育文化的需求，更深层次地构建传统体育文化理论体系。另外，我国也正处于向现代化转型的时期，所以通过构建新型的传统体育文化理论体系，可以使得我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逐渐接轨，实现文化的增值。
2．2构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价值体系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价值理念方面和西方现代化的体育文化价值有很大的差别。我国在体育价值精神上追求的是以人为本，有着丰富的人文价值和人道主义精神，但是西方在体育价值理念体现上更加注重竞争，通过竞争获得个人和团队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提高。针对价值方面的不同，在西方体育文化价值入侵过程中，我国的传统体育文化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吸收被同质化。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要积极与世界现代体育文化进行沟通交流，比如发现两者的共同点，实现共性上的传承，相互吸收并丰富各自的体育文化价值体系。另一方面是要保持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价值上的独特性或者说个性，我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在价值上有许多精髓部分，这些部分不但使得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展，而且还丰富了整个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比如依然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体育文化精神，传统体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体育中获得快乐，使身心均得到健康的发展，达到与自然，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目的。
2．3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世界现代化体育文化合理融合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有许多值得不断继承和发展的精华部分，比如我国的太极体育和太极体育文化，不管是从体育的形式内容，还是体育所能达到的目的或者精神本质上来看，太极体育和太极文化都具有不可剥夺的意义。对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这些优秀的精髓内容需要进行不断地强化，并且对其中的民族特色、民族认同感、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等精髓进行拓展传承。但是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并不全都是优秀的，也有部分需要被重整或者创新。为了得到更好的创新继承，使得后续能够得到更有利的发展，需要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世界现代化体育文化结合起来。比如可以借鉴其他世界其他体育文化的优秀部分，像日本的相扑文化、印度的瑜伽文化，不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本质上都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另外，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积累发展的开放性过程，所以在继承中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当今世界在体育文化方面的主流方向，认清自己在传承上的优势以及劣势，改变自己存在缺陷的地方，与世界优秀体育文化合理地融合，创造优秀的先进的体育文化。
3全球化视野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3．1传统体育文化多元化、世界化发展
在全球化视野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发展上主要的趋势是多元化和世界化。一方面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要保持自己独有的特色，把传统体育文化的优秀部分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地发展，实现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比如在传统体育文化在发展中要充分尊重各民族的传统体育价值精神和不同类型的体育项目，还要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对于传统体育文化的态度和日常的体育价值实现。在合理发展传统性的基础上，实现多元性、民族性发展，并且以传统体育文化核心价值作为价值理论基础，合理地发展其他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需要将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与世界体育文化结合起来，在时代主流的号召下，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应该要积极走出去，充分发挥政府以及社会的力量，使得我国优秀的传统体育文化能够在世界的大舞台上实现国际性发展。比如在世界化进程中，培养公平竞争、团队协作、自强不息等体育精神，形成严谨详细的组织竞争制度等。另外，还需要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空间，在全球化视野下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策略。
3．2发挥传统体育文化优势，与社会、学校等体育项目结合
传统体育文化在进行现代化、世界化改造过程中，也需要不断地挖掘并发挥传统体育文化中的优质资源，可以将这些优质资源或者优势与社会、学校等体育项目结合起来。首先，社会体育活动丰富多彩，不同的民族有各自不同的体育项目或者民俗活动，不同的社区、城镇农也有各自的体育活动。社会体育项目一般都是为了健身或者娱乐，所以在挖掘传统体育文优质资源的时候，可以把传统体育文化中的部分与社会活动相结合起来。比如将少数民族中的民俗节日、民俗活动与全民健身结合起来，使得传统的民俗文化与体育相结合，更好地发挥传统体育文化的优势。比如对一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进行改造，将其作为农村或者社会健身的体育项目，在与农村或者社区体育项目进行结合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不同社区不同农村人群的不同特点，尽量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另外，我国传统体育集竞技、健身娱乐等功能于一体，所以完全可以根据不同年龄层学生的特点，选择传统体育中的优秀内容，并将其引入到学校的体育课程中。通过传统体育文化与学校体育项目结合，一方面让学生更好地接触传统体育，理解传统体育文化并将其进行发扬，另一方面也让传统体育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创造革新，在融合过程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发展。
4结语
综上，在全球化视野下，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一方面需要坚持自己的传统特色和独特的个性，使得传统体育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得到更好地继承;另一方面需要以开放宽容的心态去看待世界现代化体育文化，并学习和借鉴其中优秀的内容与形式，将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多方位地创造革新，与各民族体育文化、世界文化接轨，实现多元化、现代化以及世界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白晋湘．全球化视野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34-37．
教育要面向未来。今天的中国，是由昨天的教育塑造而成；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中国。一个国家，真正的“软实力”是教育。评价教育质量，并不完全依据今日各项评价指标体系与升学率，还有历史。
立德树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将是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与特色。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21世纪中国教育的顶层设计，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是对百年不断引进与“克隆”外来教育得与失的历史反思。它为改革当今教育重智轻德等弊端指明了方向，并翻开了建构以中华文化为主体性的中国教育历史新篇章。
立德树人，是要新一代青少年能够认同与热爱中华历史文化，修炼与践行中华美德，在世人面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如果能够实实在在地立德树人50年，在两代有道德的中国人的基础上，国人皆以修身为本，中国就不会走向“缺德的时代”，重建礼仪之邦，实现中国梦就有了希望。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所当然的文化与教育之选择。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1995年的《教育法》都明确提出学校要对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2012年党的十提出了文化兴邦。近日，主席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这一系列的要求，都为学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逐步恢复学校教育的中华文主体性，指明了方向，规定了任务。
20年来，各级各类学校，在推动以中华美德教育为中心，以“国学经典”教育为载体，采用丰富多彩的形式与途径，开展了生动活泼，扎实有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看着一代读着中华文化经典茁长成长的新人，令人兴奋，他们赶上了中华文化复兴和再次走向世界的时代，30年后他们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这项教育，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与支持，成为广大家长最满意的一种教育。已有的丰富实践探索，为落实“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既是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和根本保证，也是学校教育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责任。学校是弘扬中华文化的辐射源，学校是复兴中华文化的根基，文化兴衰，教育有责。
立德树人 在明明德
要立德，先明德。德，是中华伦理、中华美德。
中华美德，是中华文化的魂，是中华儿女的共同价值观，它使得中国人成为中国人。明德，就是使美德得以显明；明德，不能割断历史；道德，不能依赖进口。
4000年前，有孝感天下的尧舜时代；之后，有800年周代的礼乐新文明；再后，又有管仲提出的礼、义、廉、耻的“四维”道德；孔子的智、仁、勇“三达德”；孟子的“仁、义、礼、智”四德；汉代有仁、义、礼、智、信“五常”；宋代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等等。
五千年形成的中华美德，是中华儿女从自身生活与生存的实践中所创造的伟大文明，是在世世代代中国人血液中流淌的文化基因。
学校德育要有德目，没有相对稳定的德目，就会成为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荡；应付、应景、应试的德育，难以培育学生具有稳定的思想道德素质。
确定今天的德目，要承接中华美德，要做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1]。
自“八五”到“十一五”，北京市和教育部重点项目“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研究”，先后在10个省市千余所学校，上百万学生中，进行了近20年的滚动教育实验。
前十年选用的德目是“八德”：
忠—尽己报国的责任，孝—生生不息的爱心，诚—求真务实的品质，信—立身兴业的基点，礼—人际文明的规范，义—人间正道的向导，廉—清白正气的根基，耻—人之为人的底线。
在教育实践中，注意对于每个德目，进行现代转化，使传统美德与现实生活相融通。
从2004年起，后十年的德目，在“八德”基础上，增加了“勤”与“宽”，形成了“十德”：孝、礼、勤、诚、耻、忠、信、义、宽、廉。
按照学生在不同学段道德成长与发展的需求，对“十德”教育的布局做出了设计：
小学阶段，进行孝（爱心）、礼（明礼）、勤（勤奋）、诚（诚实）、耻（知耻）“五德”教育。体现了贴近生活、易懂易行，知行统一，重在行为习惯的养成。
中学阶段，进行忠（责任）、信（信用）、义（奉献）、宽（宽容）、廉（廉洁）“五德”教育。体现了关注社会、理性思考，强调公民意识，重在道德价值认同和道德境界的培养。
经过12年左右的连续教育，每个学生若能在这十种美德上面有所修炼与成长，就为他们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合格的中国公民、进而接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基础。就为整个社会和国家，重建中华民族共同价值和共同信仰，扎下了根基。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铺上了基石。
正如主席指出的：“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1]。
文以载道 以文化人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是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也是有效的教化模式。20年来的教育实验，逐步形成了以经典文化、节日文化、地域文化为架构的中华美德教育模式。
经典文化。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本着“因人施教，因教取材”的原则，在经典教育的内容安排上，做了整体设计：小学低年级主要是“童蒙”和《家训》，如《三字经》《弟子规》等。小学高年级至初中，适当增选《论语》《大学》中有关章句。高中阶段，以选讲“四书”为主。
在教育实验过程中，不同地区和学校，都有因地制宜的设计。2003年，北京市朝阳区编辑《论语类编100句》，北京市通州区编辑《论语十德》，以德目为纲，编辑《论语》中的相关章句。2009年由国际儒联组编，商务印书馆出版拼音插图本《儿童论语一百句》，是经过北京地区100余所学校适用两年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插图都是小学生绘画的，表明儿童对《论语》章句的理解和接受的程度。
当然，经典文化教育，不只局限于“文本”，还有语言、文字、诗词、歌赋、音乐、舞蹈、绘画、工艺、茶道、武术等等文化教育内容。这些“文化产品”，有着丰富的文化营养，置身其中，必能加快道德成长。
参与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的学校，已经把诵读童蒙经典纳入了教育计划，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即精选内容，巧用时间，学科渗透，文化校园，师生互动，家长参与，社区介入，多方评价，争取共识。
节日文化。节日，主要是中华传统节日，是进行中华美德教育、化民成俗的重要载体。中国传统年节，都是全民的文化活动，在活动之中，学校往往成为与家长、社区“三维互动”的组织者和辐射源。参与本项研究的地区与学校，将过“中国年”、清明、中华母亲节、端午、孔诞教师节、中秋、重阳，等等节日活动与中华美德教育，有意识地结合起来，设计以节日为“体”，以中华美德为“魂”，全年、全过程的德育模式。节日文化，具有独特魅力，它使学生在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不断体悟节日浓郁的文化气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最终使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和传统美德，在学生的身上得到内化与升华。
地域文化。是学校当地历史人文资源，是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起点。各地参与此项教育试验的学校，注意开发和利用当地的历史人文资源，编写“校本教材”，开展中华美的教育活动，收效显著。仅以北京地区为例：东城区孔庙、国子监“儒家文化”，通州区“运河文化”，房山区周口店“猿人文化”、云居寺“石经文化”，延庆县八达岭“长城文化”，门头沟区潭柘寺、戒台寺、妙峰山的“佛教文化”等等。
以上三种文化，编织成纵横交错学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新模式，为建设21世纪中国学校德育提供了参照。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中国的教育来讲，本不应当是一个问题，而今却成了问题，而且成为一项紧迫而重大的历史任务，值得深思、警醒、真正落实。除了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最大的一项任务，是全体教育界同仁要下定决心“恶补国学”。
要让青少年学生从小接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了解中华文化精华，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识的培育，又是中华精神与价值观的教育，需要我们一两代人的坚持不懈。要使得一两代人具备这种价值观，至少需要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落实这一内核的任务，是向青少年学生传授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体系，进而真正提升他们的人文与思想道德素质，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因此，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要把培育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点，放在未成年人身上，使他们从小就亲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是中国学校教育一切责任的内核，丧失了这个内核是最不负责任的学校教育，因而不再是中国的学校教育。对于究竟应该进行哪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如何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新体系，如何使其真正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还需要有一个获得共识并有权威性、全局性的总设计方案。总之一句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在山东考察时强调：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N].光明日报，2013-11-29（1）.
【王殿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
我社继续实施“校本德育创新基地”建设计划
为进一步丰富来稿机制，优化来稿渠道，推广典型经验，推出优秀人物，建立监测窗口，增强辐射能力，中国德育杂志社拟在全国遴选若干学校建设“校本德育创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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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曾 夏 吴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