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渲染气氛，激起共鸣
学生的情感是在一定的情境下产生的，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教材中的主要内容，用饱含情感的言语来为学生营造出一个浓厚的氛围，以此来调动学生情感，推动课堂教学的顺利开展。例如，在组织学生探究“辛亥革命”的有关内容时，教师就可以这样安排课堂的结尾处：辛亥革命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已去，也深刻地表明，辛亥革命所依赖的资产阶级是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的。因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最终还是被袁世凯等人窃取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一个原因。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斗士们愈挫愈勇的爱国主义精神却一代代地传承下去，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启了新中国的新纪元。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已经落到了我们的肩上，只要我们能够团结一致，奋发向上，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能够早日得以实现。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变更，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将经过一系列必然阶段走向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历史必然论”。远在马克思之前，世界历史上就出现过不少有名的“必然论者”，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就是这样的人物，他的信徒在很短时期就占领了从印度起到西班牙止的广大地带。十九世纪以来，由于“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也成为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必然论”者。有人认为，历史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社会活动的参加者都是有血有肉有思想并能按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的活生生的人，所以历史归根到底由人“选择”所决定。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发现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些缺陷，他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资源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不同的“选择”形成了不同的制度结构。“历史必然论”没有为人的“选择”留下余地，所以不能合理解释纷纭复杂的社会历史。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后记中，诺思批评马克思说：马克思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没有认识到（西欧）“经济增长并不是必然的”。我们把诺思的历史观称为“历史选择论”。历史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还是取决于人的“选择”？容易看到，象近代西欧的稳步崛起和几千年来中国长期维持小农社会状态等宏观历史现象，很难说是由某些偶然因素造成的，应当认为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明明认识到，一些具体事件，包括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中国的“”），它们并不完全根源于一般社会生活条件，可以说主要是政治领袖“个人选择”的结果。在当时的环境下，政治领袖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结果历史就会与实际过程大不相同。从这一观点看，历史就取决于人的“选择”。可见，历史现象中既有完全必然性的事物，也有取决于人的选择的事物，所以“历史必然论”和“历史选择论”都包含有部分真理。也许我们可以借用黑格尔的思想，把“正题”和“反题”中正确的成分统一成为“合题”，从而得到全部真理。
二、历史并不完全是必然的
我们知道，人们在行为（活动）前大都有一个思考和选择的过程，不同的“选择”或决策，行为结果大不相同。人们活动影响的范围，主要取决于活动者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古代一个农民的活动范围往往不超过其出生地周围10公里，所以其决策和活动的影响十分有限；现代人联系和交往的范围虽然已经大大扩展，但普通百姓的决策和活动至多也只能影响他的家庭、亲朋和与其交往的少数人，很难对社会或“历史”有什么影响。地位显赫的政治人物（历史人物）就大不相同了，他们的活动大都对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决策和发动“”，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生活，可以说大大“改变”了历史的进程；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经否决已被国会两院表决通过的不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法案，这一决策也影响到千千万万（中美两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因而也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科学的历史理论，应当对“个人选择”的作用和影响予以说明。借用“机会成本”的概念，也许有助于说明人们如何作出选择。人们在决策时都要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经济学把这一比较和决策的过程称为“权衡取舍”。在“权衡取舍”时，人们往往不仅要对某一选择的直接成本和直接收益进行比较，而且还要在不同选择之间（不同选择的代价之间，不同选择可能的收益之间）进行比较。显得经济学把作出一种决策时被迫放弃的那些选择中那个最好的选择（所能得到的收益）称为“机会成本”。简单地说就是“成本就是为了得到而必须放弃的东西”。机会成本并不是实行某种决策所实际付出的成本，而只是一种放弃了的可能性。社会运行中都有许多难以确定的变量，实际情况很象多人对弈或打牌（博弈论），最后结果不仅仅将取决“行为人”单方的愿望，还却决于“相关人”的反应，所以人们在作出决策时就需要对情况发展的可能性作出估计；另外，即使已经发生的情况，人们收集的信息也往往是不完整、不确切的，所以在作出“选择”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片面性，事后看来人们并没有作出最好的“选择”。
总之，“选择”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当几种决策的“机会成本”差不多相等时，决策就会发生困难，这时微小的信息差别就会导致决策改变，以决策为基础的行为也就相应发生改变，这样，作为行为结果社会历史，也就不完全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三、常规事件和历史事件
记得一位学者在说明经济学在分析社会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时，把有研究价值的事件分为“常规事件”和“历史事件”（意即“非常规事件”）两类，他认为，在常规事件中，人们的行为大都表现出理性，所以具有较高的可预见性，在解释这些事件上，经济学显得得心应手；但是历史学家注意的大都是非常规的“历史事件”，在这样的事件中，人们的行为大都表现出很强的“非理性”，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经济学在解释这些事件上往往就显得无能为力。
这位学者对“常规事件”和“历史事件”的划分是有价值的。但是在“历史事件”中，“非理性”因素也许并不象这位学者设想的那样普遍，经济学看来，在分析人的行为时借助于“非理性”，往往是研究者无能的表现。严格说来，历史事件的真正特殊性不在于人们的行为由“理性”转变为“非理性”，而在于影响人们决策的外部环境变化太快，间隔一小段时间甚至只有几个小时，人们能够收集到的信息就会发生很大变化，结果有人很快得到了新信息，决策的“约束条件”增加，他们就根据新“约束条件”作出决策并采取行动；而另一些人却没有获得新信息，仍然根据原来的约束条件决策并采取行动，于是二者就会出现反差很大的举动（行为）。
快速变化的信息在时间维度上流动的速度不同，使历史转折关头表现出许多偶然性。在“历史事件”的研究中，人们很难把握信息传播的时间维度，因而无法用约束条件的变化解释历史过程参加者的行为，于是就把一些不易解释的行为归咎于“非理性”。当然，在历史急剧转折关头，某些人或者某一“社会群体”短时期内作出“非理性”选择也是可能的，因为突发事件往往直接影响人的情绪，而情绪就具有非理性的特点，并且还具有很强的感染性，当许多人被某种共同的情绪所感染时，群体行为就会大大偏离于“理性选择”。“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的许多狂热举动，就与当时特定的情绪感染有关。但是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毕竟很少。阐明历史的因果关系，我们不能过多地求助于“非理性”。
四、“历史合力论”和政治决策的影响
晚年的恩格斯认识到过去对历史过程的表述（历史必然论）过于绝对化，于是提出了一种“历史合力论”。这一理论认为，社会人都参加了历史的创造，历史是所有人共同作用的过程，是许多作用力合成的结果。现在看来，这一观点是颇具说服力的。它不仅能够解释普通百姓的决策何以很难影响历史，而且还可以解释政治人物的决策何以都对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人的利益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所以其决策也相互冲突，于是一部分人的活动往往被另一部分人的活动所抵消（相互抵消）。
普通百姓的决策之所以很难对历史产生什么影响，正是由于他的活动被相反的活动所抵消。当方向相反的力量相差很大，因而不能相互抵消时，未被抵消的力量就会持久地推动社会向着合力的方向或快或慢运行。由于历史运行的总的方向和动力是无数力量相互拖拉决定的，单个力量对其产生的作用就往往微不足道，于是在历史哲学家看来，它就具有完全的必然性。政治人物的决策和活动却有很大不同，往往并没有一个“相反”的决策和活动能够将其抵消，例如关于“”的决策就不能被任何相反的决策所抵消，于是这些决策和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就表现得非常突出。当然，政治人物的决策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仔细分析这些决策，可以发现它们也都是政治人物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探明特定的约束条件，是阐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关键。不过，个人的约束条件往往与许多偶然情况有关，史实撰写者历来十分重视偶然性因素对政治人物决策的影响，在其著述中给予十分突出的位置；但是理论工作者（历史哲学家）对偶然性因素至今还缺乏系统研究（甚至还未受到重视），在探讨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时总愿意用历史必然论予以解释，结果往往出现教条化、公式化倾向。例如，许多人在论述“”发生的原因时，没有看到个人思想的一贯脉络这一历史的“偶然因素”，只从历史宏观环境说明发生的必然性，似乎没有，中国也会发生这一运动一样。这一结论当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茶与可可、咖啡并称为世界三大饮料。在这三大饮料中，只有茶的故乡在中国。种茶、制茶和饮茶都起源于中国。但茶叶在中国成为一种普遍的饮料，并进而走向世界却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岁月。
中国对茶的饮用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相传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先祖神农氏创立了医学。为了帮助人们战胜疾病，他通过遍尝百草来识别和了解药性，寻找治病的药草。有的草会含有毒性。据说有一日他尝了72种毒草，中毒72次。但是他都通过饮用一种神奇的药草而化险为夷。这种神草名叫“荼”。“荼”就是后来的茶。茶在古代还被称为“茗”，“皋芦木”。从这个传说看，中国人开始认识茶树及其药用功能已经有5000余年的历史了。
从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我国先民发现茶也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了。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中就有了“采荼薪樗”的诗句了。意思是说农夫们采摘茶叶，砍柴为薪。世界上饮茶，种茶起源于中国，那么中国的茶树栽培和饮用又起源于那里呢？研究表明，它起源于巴蜀地区人文历史论文，即今天的四川一带。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认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东晋《华阳国志·巴志》上记载：“就丹、漆、荼、蜜……皆纳贡之。”意思是说古代四川向中原地区交纳，丹药，油漆、茶叶、蜂蜜等当地特产。从地名学来看，蜀国在古代又称为葭萌郡。葭萌是古蜀人对茶叶的一种称谓。因此葭萌郡的意思是茶郡之意，即生产茶的地方论文服务。历史记载，西汉时巴蜀一带便已经饮茶成风。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茶具出售。茶具的市场化正是茶饮普及化的表现，也是茶饮民间化、群众化的结果。
三国两晋时期，饮茶之风在中国的范围日渐扩大。特别是当时的文人更是把以茶待客作为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正是由于文人们的参与，中国的茶饮很快发展演变成茶艺，并进而形成独特的中国茶文化。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盛行，和尚坐禅破睡，饮茶发挥了独特的功效。因此各地的寺院开始大量种茶和饮茶。饮茶之风也就随之盛行开来，当时的人们称“茶佛一味”。唐朝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也推动了茶饮之风在世界范围的流行和传播。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并且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有关茶饮的学术专著，陆羽的《茶经》就在这一时期问世。为了纪念陆羽在推动中国茶文化方面的独特贡献，人们把“茶神”的桂冠送给了他，并将他供奉在官府的茶叶库和民间的茶肆之中。自唐以后，茶饮之风不但在中国大行其道，并成了人们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而且随着各国商人，使者纷纷前来唐朝进行商贸和文化交流，而将茶饮之风也带到了世界各地。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确切讲来应该称为“丝茶之路”，因为茶叶也是当时商贸交流的重要商品。中国的近邻日本茶道之风更是盛行。据说唐朝时日本高僧最澄来中国求佛，回国时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进行种植并获得成功人文历史论文，从此日本人也开始有了饮茶的习惯，并将中国的茶艺技术发扬光大，形成了在今天仍然风靡全日本的具有大和民族特点的日本茶道文化。
当然，无论运用何种理论和方式对民族史进行研究，无论学科如何交叉，只能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不能改变民族史的历史学范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在民族史教学中灌注‘通史精神’”，值得肯定。从具体教学实践来看，将民族史同区域史、地方史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民族史的教学，既符合民族历史、现实活动的区域、地方实际，又利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遗存资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学途径，值得借鉴。如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生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罗彩娟《<中国少数民族史>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等，是将区域史同民族史结合，运用到民族史教学中的范例。钱放《谈地方史、民族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中学<新疆地方史>教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20世纪90年表的文章，谈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但对大学民族史教学仍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因此，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又有了大量的具体的民族史教学实践经验，为在历史学本科生中，普遍开展民族史教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2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教学是历史学本科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但如何更加清楚看待民族史教学的价值与作用，仍然要放在历史学本科生专业培养与职业选择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受这一学科体系特征影响，专业与职业问题，必然会受到目前“‘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教改教法养上”，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面举两个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案例作进一步分析探讨。从吉林师范大学2001至2010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总体流向来看，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67.9%，攻读研究生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8.5%，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2.8%。宁夏大学2011年至2013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在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30.7%，攻读研究生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9.3%，行政部门就业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2.3%，其他部门就业的人数占13.2%。这两个学校分别为地方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数据统计时间上有所差异，但仍能反映一些总体趋势。两校历史学毕业生职业流向中，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占有最大的比重；其次是考取研究生人数占比较大；在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宁夏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生在行政和其他部门就业人数占有相当的比重。从两校的当年毕业生待就业人数来看，仍然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教育部门是历史学本科生就业的主要渠道，但每年补充因退休的中初等历史教师的缺口，在数量上，总体呈现一个稳定趋势，同时还有大量的历史学研究生来竞争这一岗位。因此，拓宽历史学本科生就业途径成为教育工作者探讨的主要问题。一些学者以全球视野进行综合考察，如姚霏《公共历史学与高校史学人才的培养》、张倩红《世界著名大学历史学本科生培养模式及其导向》等文颇具启发性。姚文列举美国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将史学人才分为具有学院历史学者和公共历史学者两种职业特征的培养模式：综合国内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情况来看，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有关的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图书情报、行政、外事、媒体以及文化建设等社会各领域，培养所需的历史文化专业人才。各院校在具体培养目标设定上，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将“为中小学培养从事历史和历史综合类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作为主要目标；综合类的大学则将培养目标设定的较为宽泛。如果按照美国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来划分，国内各院校培养的历史学本科生大多属于公共历史学人才范畴。因此，本科历史学人才从总体就业分布上看，同社会的接触面更为贴近和广泛，其历史学科素质及其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对社会影响也更为直接。所以，培养历史学本科生具有较系统的史学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尊重等学科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专业素质培养和提升，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目前，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大多已被保护和开发，成为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学基地、影视商业基地等，并创造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加强历史学本科生的民族历史文化素养，既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又可以拓宽就业口径，可谓一举两得。其二，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人才，具有宣传民族团结的专业岗位优势。无论是历史教师、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在同公众“亲密接触”的具体工作中，从专业视角，运用正确的民族观，对人们进行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三，政府、服务管理部门中，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因其具有较好分析民族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减少工作偏差。
2．史料教学的推广得益于各级组织的力量
史料教学成为历史教学的主要方法与手段，得力于英国“全国统一课程历史学科小组”及历史教学大纲编写组的推动。上个世纪90年代，“全国统一课程历史学科小组”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小学历史教学的最后报告”，将英国中小学历史教学的目标归纳为十条，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是其中的核心；而怎样进行思维训练，报告也提出了具体的提议，即第七条：“向学生介绍历史学家所采用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技巧”。与此同时，关于运用史料教学来促进历史学科的能力的也被写进了最新的教学大纲，大纲不仅强调了历史教学的三大目标之一是“史料的运用”，而且对学生对史料功能的认识等具体问题做了详细的界定。可以说，报告和大纲为史料教学的推广添加了“助推剂”。
3．史料教学的落实源于教材、教法的整体推进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英国历史教育界对史料教学的广泛性、指导性、思考性、渐进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共识，在此基础上，对教学内容和教科书结构进行了改革。比如，针对传统历史教科书，罗杰斯就批评说：“一般课本里引用的史料多半是装饰性的，通常只涉及文义说明的问题，其意义不大。”因此，新的历史教科书打破了以往按照历史学科体系编排教学内容的旧模式，而是按学生的学习进程和历史思维发展进行设计，以显示史料在此过程中的作用，这样，新的教科书也就由过去的按时序编排变成了按主题编排，大量史料和练习就附着在主题之下，同时还具体说明了所附资料的探究方法和能力目标。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形成了模型化的史料教学程序，如史料分类、史料概述、史料转述、作者推断、史料质疑等。不仅如此，史料教学的理念也影响到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历史试题的编写，如结构型试题的提供背景材料、创设问题情境等。这样，史料教学不仅有了声势，而且真正地进了教材、进了课堂，甚至进了考场，史料教学即由此“深入人心”。
4．史料教学的持久力在“关注细节”
「如果历史不仅是一连串的知识结体，那它是什么？我们建议，将历史视为一些过去所遗留的材料之集合，而史学家乃用这些材料来作为关于过去的证据。……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学生、教师和历史学家为重建过去而进行的一连串活动，亦因此而使它对他们而言变得真实与有临场感。此种历史知识观应用于教学方式上，即意味着学生应该对于各种一手、二手的史料进行探究活动。
------SCHP研究组
相较于其它知识类型，历史知识一项很重要的特质即是其研究对象早已消失，也不可能再次出现，所以难以被直接观察；建立历史知识所需要的「证据都是间接来自于过去所遗留下来的史料。历史是从史料所提供的「证据中，建构关于过去人事的论述，可以说是一推理学问。因此，历史是一「不断地在发展的活动（anongoingactivity），而不是一段段固定不变的事实知识；任何历史的陈述和观点都应具备合理的论证程序，而只要它们有合理的论证，其成立就可以被承认，历史所以常常容许有各种各样的
观点共存。学习者必须先有这些基础观念，跳脱了单纯事实层累的历史观以后，才能谈到进一步去认识历史这一种知识类型。
既然史料是我们了解过去、建立历史知识的媒介，因此历史知识的「程序性规准之核心即在于「如何将史料化做历史证据的正当运用-对史料证据的运用有所认识，是掌握历史此一知识类型之「程序性规准的基础。由于英国新历史科理念的根源即在于以历史为一「知识类型而教与学，强调学习历史「程序性知识之不可规避的重要性，所以自然认为应将「运用史料为证据之概念与能力，引入于教学之中。他们强调，唯有理解了史料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才能理解历史知识的本质；理解了历史知识的本质，才是真正认识了历史，从而能展现学习历史对人们的真正价值。基于此种观点，从历史知识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新历史科理念，乃以史料的运用为其历史教学法主张的起点，让学生学习如何运用史料作为历史证据，乃成为新历史科教学设计理念的重点之一。我们可以发现，在英国，即使不同的人可能对于何谓「新历史科的意义看法并不相同，但是却普遍视「以史料做为教学基础的主张，为新历史科的基础成分。例如「史料对于历史的重要性这个主题，即在表现新历史科理念之SCHP课程中一再回旋，甚且常常因而被贴上「证据教学法的卷标。
所谓认识史料的运用，即是去认识「史料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去认识各种历史材料如何被运用于过去的重建。然而，由于史料只是一种间接性的媒介，因此运用史料以重建过去所涉及的问题也较为复杂，其中包含两项主要工作：一是史料的鉴别，二则是史事的说明和诠释。面对史料时，除了判定真伪的基本问题外，更牵涉到如何获得「有效证据，以及证据「如何被理解与诠释的关键概念。落实在教学中，学生要既认识那些处理史料的「技能（例如：鉴定真伪、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而从中萃取资料、比较不同来源的史料、判断史料中的矛盾和偏见成分等等），也要掌握理解历史证据时牵涉到的各种概念（如神入、因果、变迁等等）。
但是，学习何谓历史证据的概念，以及处理做为证据之史料的各项技能，却并非学得它们的定义即可。技能与概念的学习皆非倚靠记忆即能成就的。若仅是要求学习者去咬文嚼字地背诵「历史证据是什么云云，只会使他们觉得枯燥无聊而已，即使终能背出长篇大论，亦无实际意义。学习者真正学会一个概念或技能，必须是要能够在课堂之外的新情境中自己独力应用
它才是，而这就不是教师单方面的谆谆教诲所能完全含括的了，还必须涉及学生自己实际操作的学习经验。因此，在课堂上给予学生直接对史料进行探究的机会是必要的。SCHP研究组即强调：
「既然所企望的结果并非事实的记忆而是关于态度和能力，课堂中所运用的方法就应该是尽量去为学生创造一种活动性的学习情境，而不是单让教师扮演传递知识者的角色。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既然史学家都是运用了历史知识的规准来从事探究，那么学生能否从阅读史学家的论述作品或其彼此的论辩中去掌握如何正当运用史料的规准呢？这样不是更为便捷吗？事实上，这种方式对一般学生而言却是相当困难的。因为除了十分专业化的史学析论文字以外，历史知识的规准这个部份在历史叙述之中并不清晰，一般人并不容易从史学家的作品中明显看出他在建立此一叙述时所运用的方法技能。学生一方面很少已具备了研读专业史论的能力和兴趣，再者也还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去透视一般历史论述中所用的方法和技能，因此很难期待他们从阅读历史论着中去习得历史知识的规准。他们需要从自己处理史料、尝试建立某些论述的经验中来学习这些规准，这才是教导这种规准的较为具体的媒介。因此，对新历史科的支持者而言，要使学生对于「如何面对史料、「什么是历史证据有一些理解，作为其历史教育宗旨达成的基础，最好的方式还是透过他们自己运用史料作为历史证据的实际经验来得到。
综言之，在新历史科理念的脉络中，在学校历史课堂中使用史料的核心意义是：由于学生不能仅是被教导固化的知识，还应该被教导探究历史知识的方式，而这便涉及了让学生自己去运用史料，因为唯有透过运用史料的实际经验，学生才能真正掌握探究历史知识的方式。然而，在历史课堂中运用史料的
活动，本身可以具有许多不同于此的意涵，并非只要在教学中运用了史料即是符合新历史科的理念。在这里有需要加以进一步地厘清。
运用史料于历史教学之中，在英国其实有长久的传统。自十九世纪中德国史家兰克（LeopoldvonRanke）确立了现代史学以来，依据史料证据以追求「如其所是之过去的理想，即或显或隐地引导着历史学界，也影响了历史教学的观念，史料亦因而被引入了历史教学之中。早在关注历史教学的英国「历史学会（HistoricalAssociation）于二十世纪初成立之时，其出版品中即已有专门谈论史料运用的小册了（C.H.Firth,Source,1906）。当时在历史课堂上运用史料的观念引伸自片面兰克式的史学观，认为其主要的作用是藉由呈现各个时代的原始材料做为一种引证，来让学生感受历史叙述「如其所是的真实性，进而引发学生的兴趣。例如于1919年出版《英国历史材料集》（EnglishHistorySourceBooks）的编辑们，即在其前言中说明，他们运用史料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放在一课的结尾，作为一种生动的例证；另一种方式则是放在一课之先，在学生尚未读到正文前作为引线。
很明显的，这些史料的角色地位是附属于课文内容之下的，只是帮助学生从课本中学得「事实的一种附属品，点缀于行文之间，使这些要学生去「记得的论述能生动活泼些，作为事实的那些叙述本身才是重点。这种运用史料的观念及方式在英国历史教学中颇为常见，多年来一直绵延不断。
在1951年IAAM（IncorporatedAssociationofAssistantMasters）出版的《中学历史教学》（TheTeachingofHistoryinSecondarySchool）中即指出，运用史料的好处就是「传输历史事件的真实感，并且对于在一般学校中使用史料来进行「研究、批判、比较的做法，表示疑虑。同书之1965年版则说明史料的运用在中小学的价值是作为「事实的例证，提供学生
去相信那些被提供的事实的基础。表面上，这些关于历史教学的主张与新历史科的教材一样都含括了史料，但是他们背后的理念却并不相同。学者罗吉斯站在新历史科的理念上即针对此点批评道：
「一般课本里引用的史料多半是装饰性的，通常只涉及文义说明的问题，其实意义不大。事实上，把史料放进课本之中的本身并非重点，重点是在于这些史料必须被学生用某种纯粹历史的方式而运用。
从他的批评中可以明显分辨出新历史科之倡导运用史料，与传统教学之运用史料在理念上的重要差异处。所谓「用某种纯粹历史的方式而运用，也就是要让学生利用那些史料来尝试进行「依证据重建过去这样的「历史工作。这包括了鉴别和阐释相关的史料证据；联系不同的证据并认识到它们之间可能有的矛盾；识别史料中所含的意义可能是什么，以及能否充分支持一个结论；评估证据的可信性，例如是否带有偏见；根据手中的史料证据做出判断或提出说法；并联系相关的史料证据以推证所提出的判断和说法等等。从而掌握那些与建构历史知识有关的重要概念，认识历史知识的本质，终能理解历史这一门「知识类型：这才是史料出现在教学之中的主要意义之所在。仅仅是使某种历史论述生动一些，以强化学生的印象之成形与记忆，则并非重点。从新历史科的理念而言，史料运用的本身就是教与学的重心之一，不只是附属品而已。
另一种常见的运用史料的想法则是将史料视为「说故事者。他们运用史料不是为任何已存在的叙述做例证，而是要让它「自己说话，也就是用史料去「让过去用它自己的声音来诉说。从这点而言，一手史料所能带来的临场感和真实感，是一般后代转手叙述所难及的，不但可能刺激学习者的思考，亦具有提升学习兴趣的效果。相当受到欢迎的这一种教学用书《发生在他们眼前》系列（"TheySawitHappen"Series）的作者之一海斯（E.E.Y.Hales），即在其导言中指出：
「不管历史的意义是什么，终究曾有一个时刻它并不是历史。……历史学家依据经验来写他们的描述，但是头一件事还是这些事物发生了，而对我们而言，第一步就是这些事在我们的想象中重新发生。在我们去诠释之前，我们乃是先去经历；在我们判断之前，我们先去感受。
持这种想法者，着眼处是原始材料所能带来的二手描述难及的临场感，甚而扩而大之去等同于某种「真
实，因而着重于让学生透过某件原始史料自己建构出过去的情境。例如在六年代后期深入参与史料教学推广的学者费艾司（J.Fines），对于一封来自GarnetWolseley将军邻人之信件的教学价值，其形容即是：「那个住在历史隔壁的人可以给我们任何现今二手叙述都比不上的读物；他指出，那些原始史料的「力量就是在于「告诉我们更多的事实。如此的用法走向极端的话，就是将一段段史料视为一幅幅「过去之画像（pictureofpast），呈现了某些过去本来的面貌，甚而让我们能去「直接观察。然而，史料本身是否真能如画像般「如实重现过去呢？历史事件的参与者的所言所行就是历史吗？（有任何人是住在历史的隔壁吗？）仅凭一件史料是否就能使我们「得到事实呢？历史是由一件件史料一段段地「原音重现连缀即成的吗？答案却是可疑的。从历史知识的本质考虑这些问题后可知，这事实上是因简化而扭曲了史料与历史的之间的关系。这种史料的教学用法是有必要再加以斟酌的。
从历史知识的本质而言，史料是我们通往过去的媒介，为我们呈现过去本来就是史料的作用。这种运用史料于教学的方式的确脱离了「装饰的性质，已经让进入课堂中的史料本身有了「历史的作用。藉此至少能够让学生生动地体会到：我们是「透过史料来认识历史的；历史叙述必有所本，而这「言之所据即由史料所提供。这虽可以说是学生使用「纯粹的历史方式运用史料的第一步，然而，也只是第一步而已。因为历史「史料-「证据-「历史之间的关系其实更为复杂，史料提供证据，但史料本身不能等同于证据，更不就是历史。真正能使史料有助于历史理解的用法，是要去问：这个材料如何能够变成一种历史证据？而不只是将片段的材料「对号入座，单纯的视为「就是某种证据。如果停在「对号入座然后「让它自己说话的阶段，则其内在的基础理念还是与新历史科所应用者不尽然相同。
再者，一些历史材料确实能激起学生的兴趣，阅读一封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十八世纪儿童所写的信，或是去参观城堡、拜访古迹、观察出土的陶瓶碎片，都会使学生觉得相当有趣。而费艾司说的并没有错，「所有历史工作的起点，都在于对某些特定事物的兴趣之被撩起。然而，对新历史科的理念而言，关键却是在于这个「起点有没有真正进一步的可能性，亦即在这兴趣被撩起后，是否能够引起学生在认识历
史本质方面有所进展，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如果学生的兴趣是表现在有意愿去接受更多别人给的「故事，那其实并不是一种历史教育的成功信号；这种教学即使运用了史料，也不是达成历史教育宗旨的途径。
简而言之，虽然都是运用了史料，但若老师在实际教学中还是单方面地大讲史料，以一种「较真的事实的姿态传授给学生，或单纯用作说明「一种事实的工具，在新历史理念的脉络中，都是不足的；而在最糟的情况下，还会有误导作用。
另一个需要厘清之处则是「史料教学法与「活动教学之间的关系。运用史料于教学可以说意味着将历史视为一探究过去的「活动，而不是被动地接纳他人所给予的资料。这种教学方式可以提供学生「活动性学习的模式，不但有课堂讨论、史迹考查、观察遗物等等身体方面的活动机会，也使得学生需要去动动脑因而获得的心智上的活动。学习处理史料作为历史证据，可以说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活动，能够扩展心智，产生满足感。在强调「学生中心、「活动教学的五、六年代教育改革浪潮下，「好的学习被认为应该是「活动性的学习，而因为在历史科中最能运用
活动教学形式者，首推运用史料，史料在历史教学的运用于是被推向了一个高峰，运用史料的教材在量与质上皆有大幅度的提升。然而，反过来说，由于大环境的风潮强大，风行草偃，往往使历史教学者过于着眼在「活动的概念，反而喧宾夺主，轻忽了对于「历史本质的思考与应用，流于追求表面活动教学法，以致常常有「为活动而活动之弊。学生们迷失在一些代表了过去的「新鲜、「愚昧、「好笑的史料中，脑筋急转弯一番，也许当时觉得课堂上十分有趣，最后却难以留下些什么真正有意义的学习成果，反倒是伤害了历史教育所有的价值。
然而这其实并非史料教学之「活动本身之弊，而是因为在理念上本末倒置所致。要防弊则必须抓紧最根本的原则：运用史料于教学中的原因，是因为学生需要透过这种途径，这种以史料进行探索的「活动，才能真正达成历史学习的宗旨，认识历史；绝不是因为要急着寻找一种「适用于历史科的活动来响应教育风潮之需，才找上了史料教学。运用史料的历史教学方式，既不因为它本身是一种「活动而能戴上神圣光环，也无须因为一些「表面性的
活动教学所闯下之恶名而被判逐出天庭。对于新历史科的支持者们而言，真正该思索的乃是应藉由什么样的活动方式来发挥史料证据在历史学习中的正当功用。
而这种发挥史料教学功用的方式，在新历史科理念的脉络里，其原则乃是：应将史料做为为了「特定推理而用的证据的来源(‘evidenceforparticularinferences’)而学习如何被处理。也就是着重于去认识「某物如何能作为某项推论的证据，去学得一些用以评价证据的观念，同时学习「把证据放到它的背景之中来运用以及「考验证据等等。如此，配合他们日渐增长的背景知识，学生们能够慢慢地加深了对于运用证据的掌握，帮助他们向认识历史这一门知识的终极目标迈进。从许多服膺新历史理念的教材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虽然教学中所用到的史料只是相关史料中的一小部份而已，但却要藉以给予学生史学家在运用各种类型的史料时的一些重要观念。归纳起来，他们在实际教学时所采用的主要方式大致有：
1.展现叙述与证据之间的关系。常见的提问形式是：「在这段资料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证据来说明……。
2.鼓励学生去分析史料的内容，从中引出推论，说明自己的观点，以及支持此观点的证据，而不是让他们只是去重复或摘要史料的内容。
3.时常要求学生针对不同材料的证据，就内容和可信度做比较。
4.明确针对相互冲突的证据进行讨论。
5.对同一事件之不同的历史论述加以比较。
6.选出一个主题（如俾斯麦的性格），给予学生多段来源不同的材料，让他们自己去对照整理，并且解释其中的差异，进而形成他自己的推演，找出自己的结论。
7.让学生尝试用自己的眼光去找出史料中带来的问题，并用他自己的方式处理。
因此，在服膺新历史理念的历史课程中，教师会就每一项内容主题运用多样性的一手与二手史料，引导学生就这些方向提出问题，帮助他们学习掌握历史料证据的概念和技能。让学生学习用某种「
纯粹历史的方式运用史料，从事新历史理念中真正的历史学习。
(二)「学习做历史学家所做的事
对于新历史科以史料证据为基础的教学理念，反对者主要的批评是：将成人的历史研究工作与学童去处理史料「进行探究并举而谈，根本是一种噱头而已；因为研究历史是需要具备人情世故的经验、研究技能、及足够的知识才能进行的工作，以学童的程度而言，他们不可能进行「历史研究。也有历史学家宣称，一般学校历史课中所谓「史料探究的练习，90%只是虚有其表的冒牌货。极力反对新历史科理念的铎夏(StewardDeuchar)即针对此点强调：「许多老练的历史学家都被『新历史科的现象所惊吓，我从未听到有哪一个历史学家对它有好的评语。事实上，此类批评牵涉到新历史科理念对于在课堂中运用史料的实质意义之更深入的分辨。
历史教育学者承认，「历史方法训练听起来的确是超越了一般学校历史课堂所应负荷的工作，然而他们亦指出，这些「历史方法事实上存有其最基本的一些层面，有其相对上较为简单的技能层次可以用来解决相对上比较简单的问题。学生虽然无法马上抓住全部的证据概念，但是可以一步一步地做到。面对一般的学生，新历史科所主张的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做历史学家所做的事，而这绝对不同于「就是去做历史学家所做的事。在一般学校中的历史教学使学生学习去做历史学家所做的事，直接去运用各种一手和二手的史料，是可以用有限制的意义来谈，并不去涉及将学生培养成历史学家的层次，而只是使学生借着某些运用史料的特定练习，学到历史学家的一些态度和方法。历史教育学者沈模特即特别指出：历史程序性的概念和技能事实上是具层次性的；从负面去定义历史学习活动而以为任何不合于历史学家之活动者也就不该是历史学习的内容，这样的观点是「忽略了这个科目的发展性结构。学生所从事的工作并非全等于历史学家的工作；对于历史学习而言，某些与专业历史学家的做法相冲突的层面，也许正是不可或缺的。例如，适用于历史教学中的史料是有限的，势必要由
教师进行事先的选择，甚而往往需要加以编辑和重制，教师也常常会「建议一些问题，有时甚至需要提供一些特定的答案，而这些却是专业历史研究中所应避开的。因为学生是在「学习，他们的运用史料证据的活动必然需处于教师的督导之下。历史教育并不是直接套用历史学家的工作于学生身上，而是以历史知识特质为基础，一种经过设计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学习活动。
这种对于「处理史料等历史方法的学习在历史教学中的定位方式，是合于普通教育的本质与目的的。每一个学生在踏出校门前，都应该有机会接触各种人类用来运思的方式，这原是教育「扩展智识的本质。正如虽然绝大多数的学生不会成为科学家，但没有人会因而认为不该在学校的科学课中教导每一个学生「科学方法，或是鼓励每一个学生自己去做实验一般，学生也应该「学习历史的方法。事实上，对于学生而言，去追踪寻找资料并且对它们进行整理，对各种不同种类的证据进行比较与诠释，并不比学习「使用科学的语言来得困难。他们之能够做这些「历史练习，与他们不必是科学家却还是可以在实验室中做某些科学实验是同样的道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学生「没有能力学习，而在于如何配合学生的能力使他们学习。
然而新历史科关于史料教学的理念亦并非没有其内在的问题。最引人疑虑的一点是，新历史科倡导者的早期谈法常会给人「盲目崇拜一手史料的印象，并且偏重于史料处理的「技能（skills）层次，忽略了理解史料还是与对「产生史料的环境（特定历史知识）的认识之间有密切关连。这对于「历史的教与学会有所妨碍。1989年的一项研究调查显示，即使是支持新历史科理念的
教师，还是会对于目前似乎过于着重处理史料之「技能的状况觉得担心，忧虑会因此而对历史教育中其它有价值的部份产生排挤的效应。由于近年来对于「历史技能的强烈宣扬，明显的，许多教师已对程序与内容之间的重要平衡产生了不确定感。一位采用SHP考试大纲的教师即说道：
「像那样过于强调事事都是『以技能为基础或『以证据为基础带来了危险。它忽视了『历史内容本身也能提供某些贡献的这个事实。
在现实中，有些教师的确以牺牲「历史内容的考量为代价，来专注于用史料发展学生的「历史技能。长远来说，这种做法之瑜却难掩其瑕。事实上，史料与历史知识是相互依存的，必需要拥有与史料有关的历史知识，处理史料证据的活动才能展开；如果没有历史知识做基础，所谓鉴别史料，重建史实，只会变成一种猜谜游戏，反而失去了历史教育的意义。再者，处理原始史料对于年轻学生而言本就还是有相当的困难度，史料并非时时都显得那么有趣，有时甚至根本是难以了解的。史料并不会对「陌生人开口说话，而且即使是说了话，拥有不同背景知识的倾听者也会听到不一样的声音表情。史料和历史知识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不可忽略的事实，若过于偏重史料处理的具体层面将会带来极根本的问题：其学习活动的历史性过于肤浅和薄弱。
这可以说是因为新历史科理念发展初期对相关问题探讨仍不够细致所致。本来这也许是任何一种新的教学理念所必经的阶段，应该会随着反复的论辩与理念的深化而逐渐克服。然而，历史教育涉及的层面广泛，新历史科的理念推广之后，所带来的效应已非纯粹理论层次可局限。许多在实际教学上的应
用者，他们面对着教学的「效果与学生考试成绩等等现实压力，易于倾向去抓住最具体的革新做法，对于真正作为基础的理念探索却难以深入。史料证据的处理在历史中本来就是复杂的，牵涉个人的经验、知识、技能、史学概念之间的交互作用，运用史料证据的教学也就难以是简单明了的，各项因子之间的辩证关系需要随个别情境细心掌握，不容易有机械化的规则可循。如果教学者未加深思，仅以表面的革新为念，则容易偏好一些在处理史料时较为明确而容易掌握的「规则或观念，像「找出偏见、「分辨一手与二手史料、「高度简化地去判别一个史料是否可信等，来做为其教学的重点而忽略其它重要的内涵。然而一旦走入偏锋，其实往往是从「死背资料的一端，走向「死背方法的一端，对于历史的学习，仍是无益。
因应此种问题，近年来新历史科阵营中的学者莫不一再说明史料与历史知识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指出，有关考验证据的活动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智能游戏，而是真的要使学生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而知道发生了些什么；强调将历史的『内容与『技能两者两极化对立，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如果一种以史料证据为基础的大纲只是关注于史料本身，那么它事实上是「非历史的(unhistorical)。因为具有相关历史知识背景脉络是理解一项证据的条件之一，若仅仅要学生研究史料就会忽略了这项条件之需求，因而使得学生不能真正认识历史知识的「类型。处理史料的「技能必须在历史知识的脉络中彰显其意义，它们并不能被先分离出来学会了以后，再拿回去运用。他们强调，除非学生已经具备一些背景脉络的观念，以至于能够向史料发出问题，否则原始史料其实很难发生作用。而要如何在技能与内容之教学中取得良好的平衡，是历史教育中值得继续深入探索的主题。
整体而言，当前英国历史教育界已经普遍接纳运用「史料来培养「历史技能为历史教学中一项重要的目标。我们可以发现，当教师想到一些重要的议题时，像GCSE对历史教学的意涵、初中历史课程的设计等等，「历史技能的发展自然就出现在老师们的想法里。1988年中，全英国廿一个历史
课程大纲中只有五个未将技能的教学列于优先。然而，实际教学层次的问题亦一一浮现。除了历史技能与知识之间的平衡仍有待斟酌外，在课程、教材、教学的设计上亦需要更细致的考量。例如，许多史料的选择本身相当不错，能够配合学生程度和课程主题的需要，但是配合的讨论问题却是若非太大以至于没有足够的证据去回答，就是答案已经明显的写在课文之中了，失去运用史料的真正意义；有时一些史料的简短摘录所能提供的证据可能难以支持学生去回答如「请你对……提出解释或「哪些证据可以用来支持……的观点之类的问题；问题的设计不当，有时则会造成历史学家的工作被看得太轻易了的情形，例如：「现在我们把所有的线索放在一起，想一想他们……等等。
事实上，要采用新历史科这种运用史料证据的教学方式，需要比传统教学更多几分小心。因为，这种做法如果碰上了不好的教学者，往往会带来比「传授事实模式更大的危险：学生不是会产生对过去的认识过于主观的态度，就是可能会连一些具正当性的历史知识也一昧地怀疑。可以说，「以史料为基础的教学专制会比以板书和讲述为基础的教学专制来得更为糟糕！而要做好这个工作，避免因偏执而产生的危险，则必须学校教师和专业历史学者一起合作才行。
2.乡土史课程资源的运用要适时、适度、有效
中国是文明古国，各个地区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学生对身边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保留下来的历史遗址、遗迹产生由衷的亲切感、认同感。他们又对自己没听过和了解不深入的乡土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高中历史课中渗透乡土历史容易产生共鸣。但不合理的运用乡土史会减缓教学进度、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这在高中的历史教学中是不允许的。乡土史课程资源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时应该根据教学需要在课前充分备课，慎重考虑适合的方式、链接的内容、插入的时机等，要做到言简意赅，不能偏离教学主题，不能显得牵强附会，要根据需要灵活运用，让乡土历史发挥恰到好处的作用。乡土历史的内容庞杂，可能有些内容在当时的作用值得肯定，随着历史的发展已经明显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我们要根据历史课堂教学的需要慎重采用，有针对性的认真思考，合理取舍。要选择那些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思想价值取向和人生观的资源，并教会学生用发展的观点、辩证的观点看问题，理性认识家乡的历史。乡土史的运用应该保证完成教学任务又不加重学生负担，如果教学任务重，教材中已经讲的非常详细，就没必要画蛇添足。总之，乡土史课程资源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必须遵循适时、适度、有效的原则，历史教师必须以有效性为目标，始终做到有效优质。
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阶段
任何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形成都会经历起萌、发展、繁荣、延伸（或消亡）的不同层次的演进过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同样经历这样的发展历程。目前我国史学界较为权威的划分标准是：先秦时期起源，汉朝时期逐渐形成理论雏形；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发展；五代时期至鸦片战争时期为繁荣阶段。下面进行分别探讨。
1、秦汉时期形成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雏形
历史时代的意识和认知水平决定于当时社会人们的思想。先秦、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封建社会的开端。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变迁，人类的认识水平在这一阶段慢慢得到提升。先秦、秦汉历史时代，经历的时间非常久远，因为生产力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基本没有什么大的进步，所以那时的人们对历史理论的认识发展最为缓慢。经历了夏、商、周等朝代的剧烈征伐和相互吞并，在社会动荡、斗争、经济政治变革、文化往来的动荡时代之后，涌现出了很多的大思想家和意识流派。“百家争鸣”是当时意识领域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古代历史理论的起源有非常重要的史学意义。秦始皇统一中国，至汉朝时代，奠定了多民族在同一国家共存的基础。“秦皇汉武”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一时期文字的出现，促成了史学发展的源头和根基。其表现就是史官、宫廷颂诗等，各国也出现了国史研究机构。汉朝时期，私人著史现象频频出现。后来为中国史学奠定基础的宏大史书《史记》、《汉书》先后问世。
2、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间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封建社会的相关制度和生产力水平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和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生产关系和思想领域的变化也开始出现。这一时间出现很多的重要历史思想和历史理论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要数“天下一统”的思想了，古代人们的“忠君爱国”的思想造就了天下一统理念的形成。“唯我华夷”的论点成为那时的海内一统的历史观念的基础，对于国家概念来龙去脉问题的争论和探讨也比先秦和汉朝激烈很多、先进很多。在这个时期涌现出的史学大家，如柳宗元等的史学观点，对天命和人力的关系、对国家与下属行政之间的关系等，都达到了空前的认识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达到一个新得高度。
3、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鼎盛时期
五代时期开始直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繁荣时期。在这段时期内，不管是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征讨杀伐，还是经济、生产力的突飞猛进，还是对外关系的微妙变化，都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在这一时代有史学的意识形态有一些鲜明的特点，首先是忧国忧民的思想掺杂进史学观点里面，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现状带来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自史及人急切希望变革的原文。其次，多种史学流派纷至沓来，出现了多民族史学的并立局面。再次，这一时期史学观点更加贴近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在此期间出现了大量的历史性笔记和地方史志。第四，这一时期的史学观点普遍带有一定的批判意识，表达了人类认识论有向客观和唯物发展的需求。这一时期的著名史学大家如顾炎武等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理论的繁荣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
过去人们对历史理论的认识是很片面的，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史，就是记录中国古代历史变迁和历史变迁的流水账，中国古代历史偏重于记述性的文字，而缺少真正的历史理论体系作为其核心思想。这种观点的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着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研究热情和看法。改变这种观点必须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去深入的剖析，必须从史学的观点来进行研究和看待。
1、古代历史以多种形式给我们留下历史理论财富
首先在古代史书对历史的讲述中，史学者除了客观的将一些历史事件记述下来，还从史学角度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见解，并且很多史者在理论上有一定的高度。其次，随着古代历史的延伸，许多史学观点的雏形和著作渐渐被积累起来，除了集中一些专门的历史评述中之外，在各种史书的字里行间也间或看到。再次很多的古代历史著作，以往统统被定义为历史大事笔记，而很少有人从历史理论的角度去深研之。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老子《道德经》《易经》等比较主流的划分标准是以往都在哲学领域内去研究，但观其内容，又何尝不是在历史理论的范畴内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2、对历史问题的延续性探索
这一特点相对来说较好理解，同一个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对于不同历史时代的史学者来说所意味的历史理论也不相同。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的成型和成熟，就是在这种连续性的争论和探索中逐渐形成的。
3、历史理论不独立于历史事件和历史史实之外
中国古代历史充满了变革与斗争，这也决定了史学者在建立和论述历史理论的同时必须依托于相关的历史问题和历史事件，所以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没有独立于客观事件纯理论性的东西存在，绝大部分是以事论理，以理解事。所以往往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典籍都具有历史理论的高度，但是具有价值历史理论则肯定包含于历史典籍之中。
文本不能承受真实历史图景建构之重
2.历史学科的本质是人文学科对学生进行人文主义教育的承载者是各门人文学科。所谓人文学科，是相对于自然学科而言的，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这些学科设立的目的是通过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之间关系的探讨，将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内化成一个人的人格、品质与修养，从而达到发展人性、健全人格、完善素养的目的。历史学科无论是从其渊源还是主旨功能来看都是典型的人文学科，其核心是文化素养的养成，而不是一门实用性的应用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它在人文教育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因为历史就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就是用人对人自身发展的认识去教育后人，其丰富的人文资源，在陶冶情操、完善人格、传承文化上具有特殊的优势。所以，人文主义教育是历史教育最本质的属性，人格教育是历史课程的最重要的目标。所有背离了这一属性和目标的教育行为都不是真正的历史教育。
二、历史教育的现状
1.历史学科在学生中的窘境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的专家曾对北京市2000多位学生课程的学习状况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其中学生对历史课程有以下反映：在“最不愿学的课”的排序中，历史课排第3位；在学生对15门中学课程喜欢程度由低到高的排序中，历史课排第2位；历史课被学生视为枯燥、没意思的课。赵亚夫教授曾进行过“关于学生和教师的历史教育观念”的调查，学生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看法是：①历史就是时间、地点、人名和事实的代名词；②学习历史要死记硬背，所以历史课是一门令人生厌的课程；③历史课上学习的东西往往不切实际，距离现实生活太远，而且不能有自己的看法；④历史就是教科书上写的东西，既不是故事，也不是史实；⑤我们的历史观点经常是被强迫接受的。（赵亚夫：《追寻历史教育的本义——兼论历史课程标准的功能》，《课程•教法•教材》2004年第3期）我也在安徽省蚌埠市第一中学学生中进行过类似的调查，结果大同小异。我们曾经认为最有意思、最吸引学生的历史课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如此之低，这令我们每一位历史教师震惊，我们到了必须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2.历史课堂的普遍教学模式与人文精神的背离在当前的历史教学中有两种普遍的背离人文主义教育的功利教学的行为。一种是“唯知识论”，这种教学模式就教学内容而言，考试考什么我就教什么、练什么；就教学方法而言，历史就是照本宣科、死记硬背；就评价方式而言，学生考高分就是历史学得好。虽然在理论上我们都知道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是在扼杀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潜能，是在遮蔽历史丰富的人文内涵，但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很多历史教师仍然奉行不逾。另一种则是近年来颇为流行的“唯能力论”，这种模式是在新课程改革和相应的高考进行后，教师针对高考对“新材料”“新情境”的重视，片面崇尚对史料的概括、提炼、分析等逻辑思维能力，从而将学生的思维引向标准化、机械化和统一化，从而将丰富人文内涵的历史教学转变为纯技术性纯理性的历史史料教学。就历史教学的本质而言，这种教学模式的危害更甚于前一种，因为人文教育的价值就是在于对一味强调“技术理性”“唯智教育”等非人性化教育的否定，就是在于对情感、人格的陶冶，而“唯能力论”恰恰又将我们带回了人文主义教育所要否定的那些东西。
三、在具体教学中加强人文主义教学的实践
1.在学习目标设计上注意突出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设计学习目标的宗旨是让学生通过教学发生变化并获得进步。作为培养人文素养的核心学科，历史要求学生的变化与进步是人格的健全与完善。因此，历史学习目标的重心应该在塑造学生的人格、丰富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上。我们要充分利用历史丰富的素材，如用优秀的历史人物、富有人文内涵和值得深刻反思的历史事件等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地在历史环境中理解历史、与历史人物进行心灵的沟通和碰撞，从而产生情感的共鸣，在情感体验内化的过程中接受心灵的洗礼、感悟人格的魅力、反思人性的弱点。随着情感体验的积累，人文素养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增长。
二、系统论
系统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语，是部分合成整体的意思。现在认为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L.V.Bertalanffy是第一个将系统论做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的。Bertalanffy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组合的整体，它不仅仅是系统各个部分的简单组合或机械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个要素在单独状态下所没有的。同时认为，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在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内学者认为，旅游系统是一个开放的有机整体，每个因素都直接参与旅游活动，他们相互依靠，又相互制约包括客源市场系统、目的地系统、支持系统和出行系统四个部分。
三、协同论
协同论是对系统论的进一步衍生。从词源上分析，“协同”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意为“协调合作”，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哈肯指出：一个系统发生相变时，会因大量子系统的协同一致而引起宏观结构的质变，从而产生新的结构和功能。1976年，哈肯把“协同”理念加以明确并创立了一门新学科——“协同论”。哈肯所建立的协同论形成了一种基于开放系统的学科，专门研究系统内部子系统协同作用所形成的新整体的结构和特征，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将复杂系统用普遍原理来处理的理念和方法。
四、旅游系统
旅游作为一个系统，它是旅游者通过旅游媒介到达旅游目地的旅游活动系统，它由四个要素组成：其一是旅游主体——旅游者；其二是旅游客体——旅游产品（广义）；其三是旅游媒介——旅游业，其四是贯穿主体、客体、媒体的旅游活动（指以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存在和发展为基础，由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现象和关系总和）。就旅游系统而言，应是以目的地为中心，再加上客源地和旅游媒介，三个子系统共同组成空间组织单元。因此我们可以定义旅游系统的概念，它是指直接参与旅游活动的各个子系统相互依托、相互制约形成的一个开放的有机整体。
五、历史文化街区系统
历史文化街区系统是城市旅游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城市旅游系统互相作用，互相关系，是城市旅游系统发展的基础，就其个体而言，其发展只有适应于大环境，适合于大环境，促进大环境发展，才会有个体更好的发展契机。而城市旅游作为一个大系统，其发展也离不开包括旅游资源系统及各子系统的发展。各子系统协调发展，形成合力，才更有利于城市旅游的整体发展。
（一）客源市场系统历史文化街区子系统与城市旅游系统、旅游资源系统之间客源地相互统一，相互支持，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客源市场。客源市场是城市旅游系统的根本和基础，同时也是历史文化街区发展的根本和基础。城市旅游是一个整体，需要其内部各个子系统发挥共同的效用来吸引游客的到来，城市旅游的客源市场越大，各个子系统能获得的客源市场也就越大，而同时，各子系统客源市场的扩大，也会扩大城市旅游中各子系统的客源市场，从而扩大整个城市旅游的客源市场。他们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二）出行系统出行系统是联系各子系统与客源地之间的桥梁，也是联系个子系统之间的纽带，是城市旅游客源流的承载体。城市旅游系统内客源地系统交叉协同决定了城市旅游出行系统在子系统中的共用协同。城市旅游通道系统是由各种各级的交通、通讯、营销及其相应的服务组成。城市旅游出行系统的交叉协同可以有效避免客流、物流、信息流等成本浪费，节约了城市旅游发展的成本。城市旅游出行系统的交叉协同要求城市内部要合理构建旅游出行系统，各子系统共同维护城市旅游出行系统畅通，实现旅游出行系统的无障碍化，使各子系统之间的客流、物流、信息流等流通顺畅，实现城市旅游各子系统包括历史文化街区系统的协同发展。
（三）支持系统支持系统包括组织机构、政策法规、科技、人力资源、安全等，都是城市旅游发展的保障。城市旅游各系统的良好运行，要有一个良好的旅游支持系统为城市旅游发展搭建一个平台。而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城市旅游目的地系统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重要的子系统，其支持系统与城市旅游之间的旅游支持系统在有一部分是共用的。城市的软硬环境支持系统，一方面既是城市旅游发展水平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历史文化街区发展水平的体现。但由于城市旅游整体与历史文化街区个体行政隶属关系、管理观念、发展水平等不同，各自的旅游支持系统发展水平也不一样：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子系统往往落后于城市旅游支持系统，城市旅游支持系统相对较为完善；历史文化街区个体的旅游支持系统依赖于城市旅游的发展，包含管理技术、基础设施、服务咨询等方面。
（四）目的地系统目的地系统是一个城市旅游发展所依赖的基础，是吸引游客前往的重要要素，它包括自身客源系统、旅游资源系统、设施和服务系统，其内部的协同发展是系统良好运作的前提。历史文化街区系统是旅游资源系统中的一部分，承载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体现着城市发展的脉络，也担负着城市发展见证者的责任，因此历史文化街区应更多地从文化及其担负历史见证功能的角度与城市旅游系统复合协同，促进系统的整体发展同时，更是促进自身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