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讨论了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但是还没有人详细阐述这种影响的具体机制，相关的实证研究也缺乏理论基础。所以，本文首先对东道国开放度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具体机制进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赵奇伟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个包含制度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建立计量模型，就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计量分析的结果做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东道国开放程度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解释东道国对外开放度是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实现途径的。
1.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实现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包括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首先，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引起当地技术进步，带来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张诚等人（2001）认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第一，跨国公司采用先进技术对当地企业产生示范作用，或者通过增加竞争压力，迫使国内竞争对手谋求提高技术水平，并引起当地企业的模仿；第二，通过跨国公司的员工流向本地企业而实现技术溢出；第三，跨国公司子公司会以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等身份与当地企业建立起业务联系网络，从而通过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带来技术溢出。其次，跨国公司也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引致负的溢出效应。在进入初期，跨国公司通常会带来激烈竞争，改变当地市场的供求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地企业受益于积极的溢出效应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线，但因为跨国公司扩大市场份额或将需求从当地企业转到其他企业，从而使当地企业维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产规模无法实现，结果是企业实际生产点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线向上移动，其实际生产的单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国公司进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低估人才的真实价值，跨国公司的进入就会从当地企业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负向的溢出效应。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个完全竞争的本地市场中存在若干面临固定生产成本的企业。由于边际成本较低，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更大的生产规模，而为本地市场生产时跨国公司就将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迫使其削减产量。如图1所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使得本地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由AC0下移至AC1，但额外的竞争迫使当地企业的产量从Q0削减至Q1。由于现在当地企业只能在一个更小的产量上平摊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点，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是提高了当地企业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见，如果竞争效应B′C′足够大，则即使存在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A′B′，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A′C′也会为负。
2.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可以从全球范围内进行融资和招募人才，当地企业就更有机会利用新技术，经由示范模仿、人员流动和产业关联等途径获取积极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面临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所以当地企业可以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中获取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缩小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使得当地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当地企业就难以达到最优的生产规模，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就会加大，限制了东道国企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正溢出效应。
东道国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可以用图1来说明。如上所述，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分别取决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则由A′C′表示。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会影响到企业的平均成本。如果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很高，当地企业不仅更容易获取所需生产要素，还可以面临更广阔的市场，从而比封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形成最优生产规模，在图1中AC1必然是该期内较低的一条平均成本曲线，当地企业充分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由于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更为接近，跨国公司就难以大幅度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所以当地企业产量削减不会太多，Q0和Q1比较接近，故而竞争效应B′C′较小。这样的话，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就会为正，在图形上体现为C′落入A′B′线段上。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当地企业获取所需生产要素就越便利，企业的生产规模越趋于最优规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就会越大，C′就会越接近于B′点①。相反，在相对封闭的国家，当地企业就很难获取所需生产要素，技术溢出效应不会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线，而竞争效应则会使产量削减的幅度足够大，结果使得C′就会落在A′点之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为负。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对外开放的程度。
二、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影响的实证分析
赵奇伟、张诚（2007）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制度在内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过影响国内研发部门的知识积累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途径产生影响。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理论模型进一步扩展，可以理解为包含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在内的制度变量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设1997年为时刻1）。
其中，被解释变量γYit为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中第i地区第t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工业总产值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1991=100）调整为实际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1997～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类似地，Hit为i地区第t年的人力资本存量，由各地区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平均值来刻画。具体计算时，我们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记为6年、9年、12年和16年，则各地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16①。所使用数据来自1998～200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θit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计算方法为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减去1。其中，劳动生产率表示为工业增加值与就业人员的比值。在这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外企就业人数单位为万人，两类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内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缺乏直接数据，由各地区工业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②。
openit是对外开放度。一国的对外开放度可以用外资依存度③来表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开放度还可以用一国的贸易依存度来表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1995），发展对外贸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些都为东道国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创造了更多条件；此外，也有人综合考虑前面两个因素，用外资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对外开放度（兰宜生，2002）。本文中选取的指标是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来表示open，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回归分析中的多重共线性。其中，进出口总额根据各年度汇率中间价调整为人民币计价,以和GDP单位相统一。进出口贸易总额、汇率中间价和各地区GDP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把openit和FDIit作为控制变量后，我们就可以用openit×FDIit来衡量受东道国开放程度制约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我们分别用两个指标来刻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个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AFDI。所用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我们约定，使用FGDP时的计量模型为模型1，使用AFDI时为模型2。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开放度所决定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4年期间为负，即开放度相对于外资规模来讲相对较低。这个结论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断不一致，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已经很高了。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我们采用外贸依存度而不是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开放度，这显然会低估开放度的值；第二，兰宜生（2003）指出，尽管我国目前的名义贸易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综合考虑经济规模、贸易形式差异、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实际贸易依存度并不高，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国内许多产业虽然贸易依存度很高，但没有形成较强的前后向联系，不能起到结构进步的“出口导向”作用。为了观测我国对外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动态影响，我们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计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0，2001～2004年两个阶段都为负，但是在第二个阶段负效应更为明显。这说明，开放度在第一个阶段相对于外资规模已经较低，到了2001年，随着外资累计规模的进一步增大，开放度相对更低了。
三、结论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由于开放度高的国家可以为当地企业提供融资、获取人才、以及接触外资企业上的便利，所以开放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可以获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不明显甚至为负。
第二，我们所提及的开放程度是个相对的概念，当开放程度相对于外资规模较高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正；而当开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发展比外资规模相对滞后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负。于是，这就出现了一国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变化。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开放程度相对于现有的外资规模一直是滞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在近两年已经全部为负。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有选择地进一步开放某些产业，特别是增加生产行业的开放度。另一方面，对某些外资比重过高的行业要对引资规模加以限制，保持适度的内外资比例，给内资企业以成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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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现状
河北省引进外资中,第一产业即农、林、牧、渔业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一直较小,其金额与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值的比例均未超过4%。如2007年第一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4138万美元,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2%,其利用外资规模与河北省是农业大省的情况很不相称。
从河北省利用外资的产业分布看,在第二产业即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与建筑业所占比重过大,平均占到总额的80%以上。
但在第二产业中,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并不均衡,外资主要投向制造业,如钢铁、食品、化工、医药、纺织等行业,而采掘业和电力、燃气及水部门所占份额很小,如:2007年投入到制造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为188582万美元,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金额的78%,占第二产业的93.6%。在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比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大得多,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改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比重逐步上升,最近几年成为河北省整个制造业的外商投资热点。
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相比较,占外商直接投资总值的比例有所提高,平均保持在13%左右。在第三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投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5个行业领域,教育业、金融业、卫生和社会福利业等其他8个行业所占比例较低。随着入世承诺的不断实现,我省服务业的门槛不断下降,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不断拓宽,除房地产行业外,其他行业领域投资金额变化剧烈,交通运输业所占比例不断下降,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所占比例出现大幅上扬,2007年达到2435万美元,但主要分布格局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以及随之而带动的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规范可以分别从合理化、高效化、高度化三个方面来提升产业结构,使其达到优化的目的。
1.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导和规范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常只能由政府的规范和引导来完成。因为目前,基础产业存在投资额大、建设周期较长、投资回报低、投资回收期较长等特点,己成为制约我省产业结构优化的“瓶颈产业”,很多境外投资者不看好我省的基础产业。
因此,只有通过政府的合理引导,让适当的外资进入适当的地区,才能够有效地加强该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协调与联系,使其结构合理化,进而有力的推动我省产业结构的优化。
2.外商直接投资下的市场竞争促进产业结构高效化
外资的进入会集中在我省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地区,这些产业就能够得到较快的发展。同时,成熟的外资企业进入后,会通过市场作用加剧国内企业的竞争,将低效率的企业从本行业中淘汰出去,从而优化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高效化。
3.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一定量的资金直接流入缓减了省内生产建设资金的不足,利用这些资金可以优先购买世界先进的生产设备和进口高等级的生产原料。而且,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带来了国外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对新技术的积极消化、吸收、创新和扩散,来提升技术水平,优化技术结构,从而使产业结构系统在技术进步作用下,从较低级形式向较高级形式演变,即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或者说是高级化。超级秘书网
三、河北省引进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
为了提高河北省利用外资的实效,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对三次产业的拉动作用,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加快河北省经济发展步伐,应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效应。
1.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投资环境是吸引外资的基础条件之一。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等南方城市相比较,河北省无论是投资硬环境还是投资软环境都相对较差。且每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也相对较低。因此,河北省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
2.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引导
目前河北省对外资的利用仍然比较注重对外资数量的扩张,而对外资质量的关注较少。对外资的利用应根据经济发展的变化和趋势以及区域的资源、劳动力素质、技术水平等因素进行调整和引导,使外资可以投向符合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方向的产业或部门,更好的发挥外资在一个地区的所产生的影响效应。政府部门也应该根据发展需求,有重点的、科学的制定经济政策,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引导外资投向,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
3.改善河北省各地区外商投资的不均衡性
投向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11所属市中石家庄、唐山、廊坊、秦皇岛等地区,其他地区吸引外资的金额比重较小。因此为均衡发展河北省各个地区经济,应在鼓励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发展特色工业,扩大外资投资领域,加快各地区基础建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充分借助三大港口优势,加快港口腹地经济发展步伐,并整合各地区资源,加强各地区之间的相互支持和配合,加大与环渤海地区各省市的经济合作,整合资源优势,促进河北省经济更快、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石海.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产业机构调整.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经济学院.2003年
一、外商投资及产业结构分布状况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规模不断扩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55万家，合同外资金额约1.2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约6000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2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首位。大量的外商直接对华投资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外商直接对华投资金额呈逐年递增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间分布的不均衡加重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而且投资在各产业内部的分布也是失衡的，主要表现在投入在制造业的比重过大，上述情况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产业结构出现问题原因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多以小型化、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具有先进技术和长期竞争力的投资项目，都必须具有较大的项目投资规模。世界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平均规模约为600万美元，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与之相差甚远。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70%左右的项目均在100万美元以下，而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型项目仅占投资项目总数的4%－5%。在投资项目中资金密集与技术密集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偏低既不利于规模经济形成，也制约了投资技术含量的提高，严重削弱了外商投资的技术转移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其突出表现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劳动密集型项目居多，技术密集型项目较少。在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绝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在第二产业中轻纺、加工工业又占很大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结构偏差变得突出起来，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我国吸收利用外资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
(2)外商投资在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外商投资在制造加工业过多。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而资金密集型产业少；投资于一般技术多，甚至存在低层次的重复引进，而高新技术产业少。
(3)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发达国家是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国是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结构上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主要是由于外商与我国的目标与价值取向存在偏差。外资公司长期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造成我国产业结构新的不合理变化。目前，跨国公司来华主要在制造业领域。由于绝大多数公司不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所以所谓"世界工厂"只是"世界加工厂"。外资的进入并未直接地带动我国自主研发能力。并且，外商投资企业往往严密控制其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扩散，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并没有很好的实现。多年以来，我国主动让出市场份额换来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术，如果我国在技术上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产业的技术总是处于落后地位，我国将无法和国外竞争，也将危及到我国的产业安全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最后，外国直接投资很多是将其母国已经淘汰的产品生产或污染严重的企业转移到中国，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三、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性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当前，以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已经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必须在工业化的同时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和知识供给的有利地位。他们不断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与开发力度，以保持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承担劳动密集度高、资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类型产品的生产。这是对我们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发展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我们就无法摆脱在国际竞争中的这种不利地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
而且我国2000年的人均GDP已达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样的发展水平已开始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大变动时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又需要大量进口的问题，必须靠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来解决。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一个国家对任何一种产业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极限。当一个产业的市场需求达到饱和以后，增长速度就会随着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如果不通过发展新的技术开发新的产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当现有产业的需求都达到饱和以后，整个经济就会出现停滞，直至萎缩。我国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巨大，但生产手段和产品质量还较为落后，目前我国的大部分传统产业都基本达到了市场饱和的阶段，增长速度普遍下降，经济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力度，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才能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5%，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33%。制造业在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只占产值的14%，吸收11%的劳动力；而服务业的份额，占美国经济产值的60%，吸收了美国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比起制造业来，服务业属于智能产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高，利润丰厚。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科技资源不足，科技进步不够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的瓶颈、制约，也是结构调整必须加以克服的关键因素。发展高新技术，发展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利用外资调整产业结构的建议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评判投资是否成功的标准由单纯的按数量转变为是否增强我国的技术竞争力。我国是否能够保持高速健康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至关重要。而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产业结构层次低、竞争力弱。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提高产业竞争力。因此要积极调整现行的外资政策，加强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资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制造业中促进高科技新型制造业的外资投入，加速外资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鼓励外资向第一产业流动；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主要有以下建议：
(1)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投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我国农业，能源交通能基础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困扰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引导外资投向基础产业和设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为此，我们可以采取税收减免，适当补贴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资。
(2)提高对FDI的要求。根据《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可分为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和允许类外商投资产业项目。对于技术含量高的项目，我们应该鼓励外资进入，而对于技术含量低的对我国经济没有促进作用的项目，我们应该加以限制。一是外资政策和产业政策不再向一般制造业倾斜，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彩电、空调、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手机、电话等家电和一般电信设备行业；二是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对于我国现阶段水平与世界差距较大的计算机、电子通信设备、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高科技的新型制造业应鼓励外资进入。对这些行业可以实行幅度较大的税收减免和优惠，同时，政府可给予相应的科研补助，放宽外资政策的限制。三是鼓励外资参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对于汽车、机械制造等传统产业应该以促进其核心技术转移为目标，加快对技术的引进和改造。四是对于目前跨国公司向我国转移较快的重化工业则应以注重产品的资源节约和环保为原则，对于生态资源环境形成负面影响的行业，如造纸和一些重化工产品行业应提高外资进入门槛，加大税收征管，限制外资流入。
(3)调整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加速外资向第三产业流动，尤其是促使外资向知识型现代服务业流动将是现阶段我国吸引外资的首要任务。一是加快对零售、餐饮等传统服务业的全面开放，鼓励大型跨国零售集团的投资；鼓励外资对国有商业企业的并购重组。二是加快对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业的开放，鼓励大型跨国金融财团采用合资和开设分支机构等形式的投资；鼓励跨国公司参与国有商业银行以及保险、证券业的改造。三是逐步加大对文化、教育、影视服务等行业的开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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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行业撤资原因分析
乳业。导致国际乳业跨国公司撤离中国市场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过高和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奶品市场的培育与发展速度，短期内即形成消费市场尚不具备充分的条件；产品多走高价位路线，与中国百姓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差甚远；中国的奶品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市场秩序较为混乱尚未完全理顺。无序的多发的价格战、造假等，使外商无可适从；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消费习惯、消费能力、消费选择、消费对象、消费特点等不甚清楚，经营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和习惯；缺失奶源优势及对奶源的控制权。大部分的国际乳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多把精力和资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场销售这两个环节上，对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动权，缺失奶源优势；管理成本过重，有人曾作过成本分析，认为外资的产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国国内企业的20-30%；公司选址和产品市场定位偏差；国际乳业跨国公司巨头，其中大部分在刚进入中国之时，落脚点都选择在中国的北部，而中国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点和牛奶消费的冷点。
电力行业。导致电子行业撤资的原因主要有：超国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将电力生产领域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大幅度开放。由于电力需求强劲，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和吸引外资进入中国电力工业领域，对投资发电行业的外资实行“三保”政策，即保电量，保电价，保回报，承诺高达15%到20%的固定回报率。2002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确定了竞价上网的基本方向，随着优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资回报率明显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价上涨影响电力利润。从2003年开始，新一轮电力紧缺所导致的发电用煤供应紧张使外资发电厂面临更大的困境，众多的外资和民营电厂都只能到市场上去购买高价燃煤，由于煤炭价格大幅度上扬但电价由于管制而几乎未有变动，令外资发电企业损失惨重。
电力体制改革进程缓慢。中国电力投资领域市场准入程序复杂，审批周期较长，而正处在改革过程中的电力市场却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即中国电力体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当前电力领域的低市场化程度和对未来电力市场前景的谨慎态度，导致了外国电力资本撤离中国或止步不前。
电力投资政策变化频繁。电力投资大，回收期长，其间可以发生很多情况。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其经济政策投资政策常常不能正确预判，因而造成“政策多变”。外商普遍认为中国电力投资环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资方母国电力市场诱人。自2003年8月美国发生大面积停电事件以来，民众要求政府增加电力投资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提议对电力行业结构进行重组改造，要求电力公司整修电网,对输电网升级改造。这对跨国企业的抽回资金形成了直接的影响。为了大规模参与美国电力建设新高潮，筹集电网升级改造所需资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资产就成为许多美国电力企业的必然选择。
典型国别撤资原因分析
韩国。韩国与中国建交于1992年，当年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额为1.19亿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达21.4亿美元。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连续三年出现下降，2000年后开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机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间，韩国对中国的总投资额为123.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FDI总额的3.32%。
导致韩国撤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韩国人的性格。韩国人的性格造成了韩国企业投资轻率，只是靠一时冲动，而不是仔细研究市场前景和当地消费水平。另外，由于中国在很多方面技术水平提升很快，韩国的技术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失去了收益的基础。
韩国经济的不景气则是直接原因。韩国2000年GDP增长率是8.8％，2001年的增长率只有4％，这使得韩国企业国内总公司遇到资金困难，周转不济，对外投资能力下降，收缩对外投资成难免之势。
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受投资地域限制的影响较大。投资地大多集中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东北部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从数量上看，投资于该地区的数额占到了韩国对华投资总件数的83.2%，占到了总投资额的66。2%，从产业分布上看，则主要集中于纺织、服饰、玩具、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考虑，另外则是由于东北地区，特别是朝鲜族聚集区语言沟通便利。但对投资的经济发展状况及投资环境考虑较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韩资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困难。
最后就是由于经营成本的逆转。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经济大受影响，韩国国内资本不足问题日益突出，各企业纷纷缩减对外投资。此外，金融危机后，韩国国内劳动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再者，随着中国加入WTO，关税下调，部分韩国商品可自由进入中国，也进一步促使部分韩国国内产品的生产成本反低于在中国制造。
日本。日本经产省直属的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的日本三资企业6—7成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为赤字或撤退。可见，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为例，日本企业从中国撤资总数为8家，居日本海外撤资排序的第9位，占其当年全部撤资比例的3.1%。详细情况见表2。
尽管日本对华投资撤退的比例相对偏低，但从我国的角度分析，日本对华投资确实还存在相当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国所造成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撤退资所造成的影响，甚至可能还更为严重。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与欧美国家相比，项目平均规模偏小。尽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大中型项目在不断扩大，但是同欧美国家比起来，平均单项数额仍然偏小。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日本对华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仅相当于对世界投资平均规模的34%，而面向亚洲、北美洲、欧洲投资的平均规模分别相当于对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这说明日商对中国市场尚存疑虑。另外，企业当地收益再投资比较多，来自日本本土的新项目投资增长并不明显。除此之外，投资企业在人才、零部件采购本地化和技术转移方面的进展落后于欧美企业。
中国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的地位没有明显提高。按照日本财务省报告、申报额统计，2000-2004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只占同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2%，其中2000年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别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6、第3位。从整个情况看，2004年末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资产余额为202亿美元，只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资产总额的6.0%，居对美国（1430亿美元、38.5%）、荷兰（365亿美元、9.8%）和英国（268亿美元、7.2%）的投资
之后，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中列第4位。
日本垄断性产业的投资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车、家用电器和计算机、手机等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在内，凡是日本与欧美各国激烈竞争的领域，日本企业都迅速扩大了对华投资。然而，在日本高度垄断国际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领域，日本企业仍继续实行扩大出口的战略，在当地生产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其典型是数码家电产业。
投资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根据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统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次是广东、北京、大连和青岛；2003年末，在华日资企业的42.8%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外商撤资所引发的思考
客观地分析中国区位优势
跨国公司“兵退”中国，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较低，相应地，消费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许多行业而言，虽然中国是最有潜力的市场之一，但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尚需时日，短期内市场需求规模不会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运作成本（包括生产成本、管理费用、销售和促销费用、税收等）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两个因素的影响，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都低于预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亚洲国家的投资回报。这也是为什么欧美跨国公司在增加对华投资的同时，采取的态度越来越谨慎的原因。
冷静地审视引资政策
我国外商投资领域存在两大怪现象：独资企业比例增长的同时，合资企业逐渐减少；吸引新的外资的同时，已投项目大量流产。
目前，在国际上，外商投资的主流模式是并购，90％以上的投资采取的这种模式，但在我国目前这一比例还非常低。近两年来，外商独资企业的比例不断提高，以中外合资、合作形式投资的比例逐渐降低。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资与我国现存的国有企业资产并未实现最有效的结合，外资没选择并购而是另起炉灶，致使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闲置。多年来，我国对潜在投资者的挖掘过程中，忽视了对存量资产的盘活问题，更没有过多考虑新增外商投资与国有资产存量的结合问题。
另外一个怪现象是，在引资的同时，又丢掉了一些已经投资的大项目。根源在于，只重视前期招商的环节，忽视了后续服务工作的跟进，最终导致不断增加新项目，但已投资项目没有服务保障而流产。
对撤资的防范策略
对于跨国公司的撤资，既要冷静分析其深层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确保我国引进外资目标的实现。
应进一步调整外资政策，保持外资流入、流出量的稳定性，使之成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运转的较确定性的因素。同时，调整过度集中的外资来源国结构，避免资本流入量因为某国或某一地区的经济波动受到较大影响。
要进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东道国事后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经蔓延的撤资行为，因此，加强对外资流动的事前控制就成为我们防止跨国公司撤资以及由此带来突发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实的投资信息，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撤资；利用中国产业多层次并存的特点，采取明确的产业优惠政策，变外资撤退为外资在中国境内的产业转移；考虑到外资制度安排的国际竞争，中国在外资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国际区位比较优势，建立和巩固新的区位优势，防止外资撤退。
保持吸引外资政策的连续性，继续改善投资环境。必须始终坚持积极吸引外资的基本方针。调查表明，尽管我国已经在完善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方面取得明显效果，但是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变动频繁，政策执行不尽统一、具有随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务意识，市场监管不力、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乱收费严重等等外商关于“软”环境方面的批评依然强烈。
从现在起，我们应逐步形成一种不仅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基本格局，在市场准入和政策软环境方面下工夫，并通过大量工作使外资认知这一思路。只有这样，才可能进一步稳定外资的进入与留存。否则，过份依赖优惠政策的外资，一旦优惠政策取消或减少，更易形成撤资事件。
从总量变动看,2001年～2008年,上海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呈逐年上升之势,2001年为17.24亿美元,2008年为68.3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8.79%(见表1)。
2.服务业FDI占FDI总量的比重变化与贡献分析
2001年～2008年,上海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占FDI总额的比重,由2001年的39.25%上升到2008年的67.78%(见表2),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占利用外资的比例总体上为55.67%。进入2003年以来,这一比例大幅提升,尤其是2007和2008年,比重达到了60%以上,这与全球性的FDI流向服务业的趋势相符。
为了分析服务业FDI对FDI总量的贡献,应该计算FDI总量增长速度,服务业FDI贡献度和服务业FDI贡献率。
FDI总量增长率=当年FDI总量的增量/上年FDI总量(1)
服务业FDI贡献度=服务业FDI增量/上年FDI总量=(服务业FDI增量/上年服务业FDI总量)x(上年服务业FDI总量/上年FDI总量)(2)
由(2)式可见,服务业FDI对FDI总量增长的贡献度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服务业FDI的增长速度,二是服务业FDI在FDI总量中所占的比重。
由(1)式和(2)式可推导出服务业FDI对FDI总量增长的贡献率。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服务业FDI的贡献率=当年服务业FDI增量/FDI总量的增量(3)
根据(2)式和(3)式可以计算上海服务业FDI对FDI总量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见表3)。
从数据可以看出,2002年FDI总量增长率14.53%当中有3.73%来自于服务业,相应的增长率为25.71%,而到了2004年贡献率则跌至了-60.64%,2006贡献率年又上升到了357.20%,2008贡献率又降到了70.24%,可见上海服务业FDI对FDI总量的贡献比较的不稳定。
3.上海三次产业利用外资的增长分析。这里主要上海2001年以来三次产业各自利用FDI总额、占FDI总量的比例、年度平均额、年均增长率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见表4)。
从结构比重来看,服务业FDI占FDI总量比重占绝对优势,高达55.66%,远远高于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总和。八年来,服务业利用外资年均额为37.41亿美元,超过了第一、第二产业总和。从增长速度看,2001年～2008年上海服务业利用外资年平均增长率为18.79%,高于第二产业FDI平均增长速度,也高于FDI总量平均增长速度。
4.服务业利用FDI的业绩分析
服务业利用外资的业绩指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服务业FDI的流入量占FDI流入总量的比重除以服务业GDP占GDP总量的比重。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服务业FDI业绩指数=服务业FDI占FDI总量比重/服务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4)
根据(4)式可以计算2001年～2008年上海服务业利用FDI的业绩指数(见表5)。
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2001年～2008年上海市服务业FDI业绩指数基本保持在1左右,服务业FDI流入量与其GDP规模基本相当。2008年上海FDI总量业绩指数为2.4(上海FDI总量业绩指数=上海FDI总量占全国FDI总量比重/上海市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比重),服务业FDI业绩指数为1.26,低于同期的FDI总量业绩指数1.14个百分点,表明与利用FDI总量的业绩相比,服务业引资规模还存在很大的增长空间。
5.上海服务业利用FDI的特征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对2001年以来上海市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特征总结如下:从总量变动情况看,上海市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呈上升—下降—再上升的“N”型变化特征,2005年以来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上升速度加快。
2001年～2008年服务业FDI占FDI总量的比重,超过55.67%。服务业FDI占FDI总量比重的变化与世界FDI的流向相一致;服务业FDI对FDI总量的贡献率极不稳定,2008年服务业FDI对总量FDI的贡献率达到70.24%,远超过第一、第二产业FDI对总量FDI的贡献,上海市服务业FDI对第一、第二产业FDI存在挤出效应。同时,从服务业利用FDI的业绩和FDI总量的业绩比较来看,上海服务业引资规模还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
二、上海服务业利用FDI的实证检验
为了从定量的角度研究上海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问题,本文考察了1989年～2008年的数据,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以服务业FDI为解释变量,服务业增加值为被解释变量。其中衡量服务业FDI的指标采用历年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占上海利用FDI的总额的比重来表示(以下简称F),衡量服务业增加值的指标采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以下简称S).在检验过程中,分别对F、S取对数(LNF,LNS),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
1.ADF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数据往往是不平稳的,若直接对它们进行回归分析可能导致“伪回归”现象的出现,因此应先进行平稳性检验。
本文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检验结果表明,LNS,LNF均为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变量。三者的原值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无法通过平稳性检验,一阶差分后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说明三个变量都为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
注:*表示变量在10%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表示变量在1%显著水平通过检验。
2.Johansen协整检验
协整关系是非平稳的单整变量之间存在的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其经济意义在于:两个变量,虽然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如果他们是协整的,则他们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在ADF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LNF与LNS进行协整关系检验。通过估算可以得出,两个回归函数的可决系数分别达到了0.464894和0.931553,这说明拟合程度较好。当确定5%的显著水平时,rk(A)=0时,迹统计值为20.46137大于临界值15.41,所以拒绝零假设rk(A)=0;接下来进一步检验,因为2.013747小于临界值3.76,所以接受零假设rk(A)≤1,从而说明LNF和LNS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法检验LNF与LNS之间,LNF与LNI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结果如表7所示。
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水平下,LNS与LNF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LNSLNF的单向因果关系表明表明上海服务业的经济发展是引起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的原因。
三、结语
通过对上海服务业FDI的现状分析我们得出结论,上海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是近年来外商投资的重中之重,其服务业FDI占FDI总量比重的变化与世界FDI的流向相一致,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同时,我们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上海服务业的经济发展是引起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我们应该制定科学合理的引资政策,并设计有效的制度体系;优化服务业外商投资结构,提高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积极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逐步向服务价值链的高端提升,进一步提升上海服务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上海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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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湖北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资源环境，已经成为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省份。先阐述湖北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点，然后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最后提出防范风险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湖北；现状；对策. 近几年来，湖北省积极改善经济环境，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成效显著。但与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沪、粤、苏、浙等省市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研究湖北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产生的利弊，对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湖北企业同世界著名公司的合作，提高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水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1 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 截止2006年，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来湖北省投资，来湖北省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到58多家，跨国公司在湖北省设立地区性、区域性机构累计达到300多家。2006年湖北实际利用外资30.82亿美元，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01年湖北实际利用外资只有15.61亿美元。 （1）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 近年来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外资来源仍以亚洲国家（地区）为主。亚洲国家（地区）来投资项目数、合同外资和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占全省总量的68.67％、76.83%和67.34％。实际使用外资来源前五位国家（地区）为香港、日本、美国、法国和维尔京群岛。 （2）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 按实际平均项目投资额来衡量投资规模，2002年，来源于亚洲的一般为几百美元，而来自欧盟跨国公司的则高达上千万美元。由于湖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项目数虽多，但投资的规模较小。跨国公司来湖北的投资总额只占全国的1/100，数量只占1.6%，可见外商投资的规模非常的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各市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较大，地区分布不均衡。 湖北省15个市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和其周边城市黄石市、宜昌市、孝感市构成的大城市圈内，两者分别占全省总投资的65.1%和81.41%，而其他地区利用外资额与距武汉的距离呈现反向变化趋势。 （4）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不平衡。 近年来制造业是外商投资重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为外商所看好。2005年新批外商投资项目中，投资制造业的项目多达353个，占新批项目数的67.9%。在制造业中，外商主要投资在机电、纺织服装、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医药、化学原料生产等方面。在外商重点投资制造业的同时，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也为外商所看好。 （5）外商投资产业聚集效应明显，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 武汉、襄樊的汽车产业，黄石、鄂州、仙桃的纺织产业，宜昌的化工，武汉、宜昌的电子产业都出现了产业聚集现象。外商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也有明显提高。世界柴油发动机巨头-美国康明斯公司与东风公司合资设立柴油机研发中心已落户武汉沌口开发区，项目总投资2000万美元，主要从事柴油发动机及压缩天然气发动机、发电机设备及元件的技术研发。 2 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经济的影响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能对湖北的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具体表现为: 2.1 积极作用 （1）改善了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 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推动了湖北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 提高了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改善了湖北出口产品的结构。目前湖北形成了武汉、宜昌、襄樊、孝感四大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 船舶、显示器、汽车及零部件等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产品比重上升， 扭转了过去出口单纯依靠农产品、纺织品的局面， 改变了出口产品附加值不高的状况。 （2）加快了产业结构升级。 根据要素禀赋结构理论，生产要素的供给结构将改变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势必会对一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影响。2006年中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为630亿美元，而湖北实际利用外资30.82亿美元，占全国的4.89%，相对2003年占全国2 .93%，比重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上升的态势。 （3）对技术进步起到了带头作用。 从总体上看， 大多数三资企业都与某种形式的技术转移联系在一起， 基本途径包括: 第一， 引进技术含量较高的资本货物和加工工艺并高效率地使用， 提升了湖北省产业的技术水平。第二， 引进新产品， 使符合需求、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在湖北省制造业产出中的比重增加。第三， 外商投资企业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 也引进了有效使用这些先进技术的管理能力。第四， 引进研发能力。第五， 通过多种方式产生技术外溢效应， 对湖北省关联产业的技术进步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4）优化人才培养和任用的机制。 外资企业的投资主要聚集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人才选拔上抛弃了“唯高学历”“唯关系”的任用模式，唯才是用，为专业型、技能型人才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平台。与此同时，随着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外商投资企业吸收的劳动力数量逐年增加， 说明外商投资企业正逐年创造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为更多的人才提供机会。 2.2 消极作用 （1）影响产业格局，引发地方的发展不平衡。 外商直接投资的投向以盈利为目的，可能会与我省地区发展政策不符。外商过来办企业，目的就是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利润，这样他们就不会考虑地方产业发展政策，同时，他们尽可能往最能赚钱的地区去投资，这会使得湖北省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 （2）带来的技术并非核心技术，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作用不大。 以汽车产业发展为例，现在的汽车合资企业虽然股份方面我们占多数，但是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合资带来的好处就是给外国汽车企业提供了销售自己生产的汽车的渠道，而对自己的民族汽车产业发展并没有多大贡献。 （3）给民族工业带来的冲击。 由于外商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技术实力和政府的优惠政策，采取“先占市场再寻求最大利润”的策略，集中力量于流通领域，强力挤占市场，甚至导致对某些产品市场的垄断，严重影响了本地企业的健康发展。 （4）对就业产生溢出效应。 外资企业依靠自身的雄厚实力， 通过占领湖北市场，在饮料、纺织、家化等行业挤垮湖北本地企业， 进而也会使这些企业中的员工失业。与此同时，在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落聘的职工的安置和分流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外资的进程，而且给社会稳定也埋下了隐患。 3 湖北利用外商投资的主要对策建议 3.1 着力改善投资软环境，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继续加强全省重点对外开放口岸基础设施和部级、省级开发区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体系，增强吸收外商投资的竞争力。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提高通关效率，及时缓解外资外贸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电力、资金供应紧张等问题，努力为外资外贸企业创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此外，按照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积极推进外资项目核准制度改革，尽快出台湖北省《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和《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投资项目暂行管理办法》等配套管理规范，并抓好新办法在全省范围的实施。 3.2 认真贯彻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 严格执行国家对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认真贯彻实施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并引导外商投资改造机械制造和纺织服装等传统工业，发展现代农业和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大力吸引外资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通过汽车、钢铁、石化、机械等行业的骨干企业招商，引进跨国公司来湖北进行战略性投资；积极推进商贸、物流、科教以及金融、保险、旅游、中介机构等服务业吸引利用外资。 3.3 加大引导县市招商力度 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吸引外商投资农业产业化项目和具有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的加工型项目，以此带动县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加快县域“一主三化”的进程。注重关联招商和配套引进，逐步推进武汉城市圈城镇群内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和功能分工，促进产业板块和密切配套的产业链的形成，为整个圈域内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提供更为强劲的动力。 3.4 调整利用外商投资的战略导向 应 将利用外资，提高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水平作为新形势下湖北省利用外资的战略导向，一是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重视外资来源的技术档次、技术构成和管理水平构成。二是提高湖北利用外资的水平，充分利用外资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和行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区域经济发展结构、技术结构、出口产品结构等。 3.5 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提高利用外资水平 探索项目融资、境外上市和股权融资等新的利用外资方式，积极筹措融资成本较低、条件比较合理的国外资金，重点支持能源、交通、城建、港口码头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引导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认真研究盘活国有资产的有效形式。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前提下，支持外商进行协议购并、产权交易市场购并、股票市场购并以及股权转让购并，推动现有存量资产与国际资金、技术的融合，创新经营管理机制，实现产权结构多元化，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凌丹，段凌燕.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经济的影响［J］，当代经济2006，（8）. ［2］张小，郑家喜.湖北省外商企业发展状况与引资路径［J］，统计与决策2005，（7）. ［3］李盾.湖北省利用FDI的结构调整［J］，中国外资2004，（3）.
[关键词]市场一体化；外商直接投资；长三角地区
一、引言
近年来，长三角市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备受瞩目，对其成因的讨论也越来越被学界和政府所广泛重视。事实上，市场一体化和市场非一体化（市场分割）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两方面的研究相互联系。自Young(2000)以来，众多文献试图解释市场非一体化的原因。例如，林毅夫、刘培林(2004)强调赶超战略在各地区的延续带来地方保护。陆铭等(2004)从地区分工收益的策略性考虑的视角论述了市场分割的优势，其进一步的实证还表明适度分割有利于经济增长（陆铭等．2009）。周黎安(2004)认为地区间缺乏合作根源于“基于相对绩效的考核制度”。这些关于市场分割的原因探讨可以归结为地方政府和其支配的国有企业这两股力量，认为这两股力量加强则带来市场非一体化，减弱则有助于市场一体化。
然而，已有的关于市场一体化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一体化效应缺乏足够的重视。毋庸置疑，我国经济改革的过程就是我国经济重新融人全球经济的过程，而实现重新融人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大量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导致了地方政府间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也影响着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途径和方式；从区域经济层面上来看，外商直接投资还带来了地区间的技术外溢和转移。因而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于我国长三角地区来说，其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位居全国先列。外商直接投资给长三角地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洪银兴、刘志彪，2003）。因此，考察长三角的市场一体化进程，忽视外商直接投资因素的研究结论很可能存在偏误。
外商直接投资到底如何影响市场一体化进程？基于已有的研究可以归结为截然不同的两种假说：首先是价值链假说，即从宏观上来看，外资大举进入使得长三角逐渐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中。由于嵌入的主要方式是进行加工制造，长三角在全球价值链中仍然处在低端环节，并具有“依附经济”的特征（刘志彪，2007）。因此，长三角只能被动地接受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全球价值链治理以效率提高为标准（Kaplinsky，2000），其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很可能带来各地区参与分工的深化，以及各地区专业化的形成，从而客观上提高了长三角的市场一体化程度。第二种假说是市场替代假说，即从微观上来看，对于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载体的各类外资企业而言，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之间可能存在着替代效应（黄玖立等，2006）。在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得到青睐的同时，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被抛弃，这将加剧国内市场的分割水平（陆铭等，2009）。因此，理论分析并不能给出一致的预测，这就需要我们基于实证分析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市场一体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本文将在构建长三角16城市市场一体化指数数据库的基础上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市场一体化之间的关系。对于长三角地区而言，实证分析的结论了外资进驻加剧市场分割的观点。换言之，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市场一体化进程。对此，本文的结论部分给出了一个基于政府竞争行为的解释。
二、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指数
由于没有现成的长三角地区的市场一体化指数数据，我们在这部分将构造一份可以反映长三角地区2001至2007年间16个城市的市场整合程度的面板数据库。计算市场一体化指数的常见方法有生产法、贸易法、经济周期法和相对价格法（余东华、刘运，2009）。考虑到如下两点原因，本文选用相对价格法：首先，其它方法尽管可以反映市场一体化程度变化，但往往受到很多非市场的干扰因素，干扰因素比较难控制；其次，由于数据的限制，其它方法都难以形成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
相对价格法的基本出发点是通过区域之间商品价格的差异来度量市场一体化程度。如果差异缩小则说明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相对价格法被认为是一种较好的计算市场一体化程度指数的方法，是因为“市场一体化意味着价格信号在空间上分散的市场间平滑地传递”（Goletti等，1995）。Sam-uelson(1954)的“冰川”（iceberg）成本模型为相对价格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该模型表明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两地的价格P：和P，最终不可能完全相等，既可能同升同降，也可能一升一降，只要相对价格p，/p，的取值不超过一定的区间，均可认为两地之间的市场是一体化的。在此基础上，Parsley和Wei(1996，2001)开拓了以相对价格的方差变动来衡量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新方法。如果方差随时间变化而趋于收窄，则反映出相对价格波动的范围在缩小，“冰川”成本降低，市场一体化程度在提高。相对价格法被广泛用于计算市场一体化程度，如Goletti等(1995)以及Poncet(2005)运用这种方法研究了大米等农产品市场的整合程度；Parsley和Wei(2001)、范爱军等(2007)以及桂琦寒等(2006)，运用这种方法对包含多类商品的综合市场进行了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度量。应用于综合市场的研究凸显出价格法的另一个优点，即价格法可以收集较多的信息，能够全面考察市场的一体化程度。
相对价格法计算市场—。体化指数首先需要各类商品的价格指数。《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统计年鉴》为我们提供了长三角地区16城市的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数据。该统计年鉴开始于2003年编写，最早的价格数据追溯到2000年，但由于2000年数据不完整，实际选择的样本区间只能是2001-2007年。统计年鉴上商品分类价格指数包含8类：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和居住。由于烟酒及用品类数据不完整，我们实际选择了除此之外的7类商品作为计算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原始数据。
类似于Parsley和VVei(2001)，范爱军等(2007)以及桂琦寒等(2006)，我们分四个步骤来计算该指数：第一步，对长三角16城市两两配对皇选择同分类价格指数做相对价格的差分Q并取其绝对值得到1Qk。计算差分的方法利用如下公式，这种方法既利用了统计年鉴上提供的商品环比指数，又通过取对数的方法缓和了异方差和偏态性。
上述公式中，k表示第k类商品。通过取绝对值可以消除同一配对组中两个城市的置放顺序的影响。在做完第一步后得到了7类商品120个(C216)配对组城市7年度共计5880个(7x120x7)差分形式的相对价格数据。第二步，对1Qki，1采用去均值的方法剔除各分类商品固有的异质性（Parsley和Wei，1996）的影响得到qk第三步，计算qij,的方差var(qi)，共可得到840个观测值(120x7)。var(qit)衡量了价格波动的范围，波动范围越大，市场一体化程度越低。第四步，把方差按城市合并得到各城市的市场一体化指数，共有112个观测值(16x7)，其中合并的方法是计算一个城市与其他所有城市方差的平均值。
表1反映了采用相对价格法计算出来的长三角地区16城市2001-2007年市场一体化指数。由于该指数反映了价格方差的大小，所以指数越大表示市场一体化程度越低，指数越小表示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图1中的点是根据历年数据得到的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指数的平均值，拟合的曲线反映出总体程度下降，说明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呈上升趋势。
三、外商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市场一体化程度
（一）回归方程及数据说明
基于已有文献对相关影响因素的探讨，本文采用如下的回归方程：
MFit=po+p1.fdit+p2.gov+p+soe+pd.dis+o
回归使用的样本是长三角16城市2001-2007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的一个好处是可以通过差分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未考虑冈素的影响。方程左边为被解释变量，MF代表市场一体化程度。方程右边为一系列解释变量，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为缓和可能的异方差，这里采用其对数值；gov代表政府消费占CDP的比例，遵循文献通常做法政府消费剔除了教科文卫支出，该指数反映了当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soe代表国有及集体企业职工人数占总职工人数的比例，该指数反映了地区经济的国有化程度；dis代表i城市到其他城市的平均距离，这里也采用其对数值；o和s分别表示与截面相关的未观察因素和随机误差项。外商直接投资和政府消费的原始数据来自《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台统计年鉴》（2003-2007年），职工人数比例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1-2007年），平均距离的原始数据来自Coogle地图查询出的城市之间距离。所有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二）计量方法及结果
由于o为未观察因素，其可能与其它解释变量相关，OLS方法将导致系数的估计偏误。因此，本文的计量方法首先分别采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分别见表3中的re及fe栏。Breusch-Pagan检验的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因此，需要关注的是fe栏目报告的结果。其中，最为关注的fdi的系数为负，并且通过了显著性l%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MF下降。前文提到MF为反向指标，MF下降则表示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闪此，关于外资带来长三角市场分割加剧的观点不能成立，从而支持了外资可以增进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进程的观点。
其他的变量中，政府消费因素为正，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职工比例因素为正，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经济的同有程度越高，市场非一体化程度越高（MF上升），符合通常的认识。由于不随机时间变化的变量在固定效应模型中被差分消除，所以距离因素未能出现在fe栏目的估计结果中，但是随机效应表明城市之间的距离越近，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
（三）结果的稳健性
考虑到结果的稳健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了自抽样法(bootstrapmethod)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参数估计，分别报告在表2的febs栏目和ivfe栏目中。自抽样法下fdi的系数为负，并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工具变量法中选择的工具变量是fdi的滞后一期(fdi滞后一期和不滞后的相关系数为0.983)，得出的fdi的系数仍然为负，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固定效应模型、自抽样法和下具变量法所估计出的fdi的系数值分别为-1.776、-1.776和-1.53，这三个系数值非常接近，都具有显著性。因此，外资提高长三角市场一体化的判断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内容提要：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往往来自国外技术转移和知识扩散，FDI已成为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大多数研究验证了FDI技术外溢假设。本文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山东省技术进步的指标，运用总量生产函数结合对资本存量的现有研究，测算出山东省的TFP。本文实证分析发现FDI对山东省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不明显，其原因在于山东省对外资吸收能力较差，引资质量不高。要充分发挥FDI的技术外溢效应须提高外资吸收能力，重视引资质量。 论文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资本存量 全要素生产率 一 引 言 关于FDI对东道国的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较多，大致从几个方面展开：一是验证FDI对东道国存在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Caves（1974）选择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在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得出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中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Kokko（1994）通过对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只有跨国公司采用的技术相对简单和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间的技术差距较小时，技术外溢效应才会比较明显。廖杰（2003）以1984—199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和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技术进步率有一定关系，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我国整体技术进步的贡献不大。姚洋（1998）、何洁、许罗丹（1999）等的实证结果也支持外商企业对我国企业的技术外溢假设。二是把FDI作为投入变量纳入生产函数，认为FDI的流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能产生内生技术外溢和技术进步，从而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Blomstromt和Kokko（1998）强调了FDI技术外溢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沈坤荣（1999）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增加1单位可以带来0、37单位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结论。袁诚和陆挺（2006）从民营企业家的角度对FDI管理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三是从东道国吸收能力及其构成要素的角度研究外商投资外溢效应，如人力资本（Borensztein et al.，1998; Xu，2000）、东道国企业自身研发水平（Griffith et al.，2000；Kinoshita，2000；Keller，2001）、贸易开放度(Holmes and Schmitz.2001)、东道国金融市场效率（Alfaro et al.，2000）等。 FDI作为物化型技术外溢（embodied spillover）的主要形式之一，成为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以山东省实际利用FDI数据为样本并考虑其稳定性，借鉴对国内资本存量的已有研究，估算了山东省的资本存量并测算出山东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检验FDI对山东省的技术进步的作用。 二 理论模型 尽管目前学术界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内涵的界定还有分歧。 但通过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来分析各种因素（投入要素增长、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早已为学者使用。如舒元（1993）、王小鲁（2000）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了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郭庆旺、贾俊雪（2006）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方法进行了比较。本文拟采用索洛残差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规模收益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假设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就等于技术进步率。 为具体测算各要素的产出份额，现假定总量生产函数为两要素（劳动和资本）的C—D生产函数： （1） 其中 为现实产出， 为资本存量， 为劳动投入， 、 分别为平均资本产出和劳动产出份额。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运用回归法来估计 和 ，对（1）式两边取对数，可得方程（2），其中 为误差项。 （3） 利用上式可以计算出 、 ，利用公式 可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A。其中 为经济产出总量年增长率， 为技术进步年增长率， 、 分别为资本投入和劳动的年增长率。得到技术进步率后，为考察技术进步与FDI间的关系以揭示FDI流入对技术进步的作用，现假定山东省技术进步与FDI间满足一元线性关系： （5） 其中：b表示FDI对山东省技术进步影响的大小， 表示t年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值。 三、数据选取与实证结果 1、资本存量 的选取： 测算资本存量的基本方法是由Goldsmith开创的永续盘存法，基本公式为 ， 、 为 、 年的实际资本存量， 为 年的投资， 为 年的折旧率。本 文拟采用 进行测算， 为 年的名义投资， 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山东只公布1991年以后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本文用上海数据替代1991年前数据。初始资本存量的测算，学者间估算结果有很大差异，（见表1） ： 表1：资本存量估算值 不含人力资本存量测算的对比 邹至庄 贺菊煌 王小鲁 唐志红 Hu和KhanP 张军、章元 资本存量（1952年不变价，亿元） 1030 679 1600 2490（1953年） 235．2 800 通过分析山东省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发现二者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回归残差通过了ADF检验，说明山东省与全国数据间存有协整关系，资本存量也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因此根据张军、章元的测算数据初步估算山东省1981年的资本存量为1098.12亿元。折旧率 的估算，本文采用5%的折旧率。 2、变量FDI值和劳动投入L的选取： FDI时间序列来源于山东统计年鉴，按8.2汇率换算成人民币，一阶差分序列的ADF值为-4.67，小于1%的临界值-4.47，说明序列平稳，可将FDI作为解释变量。劳动投入采用山东省年末劳动力人数。 3、实证结果分析： （1）：根据数据的选取我们计算出平均资本产出份额为0.4037和平均劳动力产出份额0.5963，计算结果如下： ，由此计算出历年TFP值（见表2） 表2：历年TFP值 年份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TFP 2.52 8.07 1.95 17.4 6.75 0.43 7.31 6.34 1.03 1.61 9.43 12.79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TFP 17.25 12.76 -0.7 8.03 6.67 5.94 5.45 4.67 5.45 12.73 -1 6.326 将TFP序列作平稳性检验，ADF值为-3.424，小于10%的临界值-3.254，一阶差分序列的ADF值为-4.928，小于1%的临界值-4.469，说明TFP序列通过平稳性检验。 （2）：将TFP作为被解释变量FDI为解释变量，得出本文的回归方程： 其中a、b为待定系数， 为回归残差项。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 ） 尽管拟合度不高，但其残差数列通过平稳性检验，ADF值为-3.521，小于5%的临界值-3.00，说明FDI与TFP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因而该回归方程具有一定解释力。 FDI回归系数为0.0148，说明FDI的流入对山东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无明显作用，实际利用FDI增加1个单位，全要素生产率仅增加0.0148单位。该结果与刘宇（2005）对我国TFP与FDI/GDP所作的实证有较大出入，但我们认为其所采用数据FDI/GDP与现实有较大出入，缺乏必要的说服力。与黄静波与付建（2004）对FDI与广东技术进步所作的实证结果总体上基本相符；与廖杰（2003）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和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结论相符。 本文的实证结果不支持技术外溢假设，原因在于山东省吸收能力不足与引资质量不高。影响FDI吸收能力的因素有技术差距、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度及东道国金融市场效率等因素。山东省FDI技术外溢作用并不明显的实证结果是否说明山东省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存有较大差距有待于进一步分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尽管改革开放多年来山东省内企业在管理和销售等方面有了很大提高，但很多行业的核心技术仍由外商掌握，在产品核心技术上与跨国公司存有较大差距。跨国公司往往借口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专利技术垄断，为国内企业的市场准入和技术学习设置障碍。目前山东省人力资本缺乏实证指标，但可以肯定的是山东大量的人才外流，导致本土人力资本不足。技术与知识资本是人力资本的核心，主要通过专业学习（大学教育）、在职培训及“干中学”（等途径获得，而山东仅有2所进入211的大学，外出学子回乡就业比例较低；“干中学”过程受阻、在职培训重视不够；薪水壁垒也影响人力资本流动，减少FDI向内资企业流动影响了技术扩散。 此外，山东省FDI对技术进步影响作用不明显还在于制度缺失与政策不到位；引资重视数量轻视质量；重视引资前期而忽视后续配套建设等等。从FDI的来源 看，韩国的投资比重逐年上升，西方七国的FDI比重却逐年下降（见表3），实证检验来自西方七国的FDI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的影响，如黄静波（2004），这也是FDI对山东省技术进步作用不明显的一个原因。至于韩资的作用尚待进一步研究。 表3：不同区域FDI所占比重（%）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11年 港澳台 32.61 31.67 29.57 31.47 30.01 27.52 27.77 西方七国 18.56 31.41 35.62 25.41 26.36 19.04 17.73 韩国 26.91 21.38 19.1 24.42 27.86 40.03 41.28 其他地区 21.92 15.54 15.71 18.7 15.77 13.41 13.22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山东省经济发展很快，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也很大，FDI在山东的投资规模、出口创汇、增加就业及经济增长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在通过引进外资获取技术的质量方面不甚理想，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无明显作用。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山东省内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与所引进外资有一定差距，再加上人力资本不足及贸易开放不够等因素影响了山东省对FDI的吸收能力，使得FDI技术外溢受到制约。 因此，要发挥FDI对山东省技术进步的作用需要将引进外资的观念从重视规模转向重视质量，把推动技术进步作为引资重点，增强山东省对外资的吸收能力。 1、重视引进发达国家的外资。从发展趋势来看，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的FDI对促进技术水平的提高作用更加明显，要积极吸引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投资，重视具有高技术水平的西方跨国公司对山东省技术进步的影响。今后引进外资过程中稳定利用和引进韩资，充分利其产业外移之时机，也要重视西方发达国家的引资工作。 2、重视吸收能力的提高。影响外资吸收能力的因素较多，但主要为人力资本、东道国企业自身研发水平、贸易开放度及东道国金融市场效率等。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实现技术的国际扩散或转移，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是关键，一国人力资本的素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吸收FDI的技术含量，因此山东省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自身研发水平，加大贸易开放度，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张军 章元 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2000. [J].经济研究 2003（07）：37~40。 刘宇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下降之迷 [J]. 财贸经济 2006，（04）：9~12。 黄静波 付建 FDI与广东技术进步关系的实证分析 [J]. 管理世界2004（09）：81~86。 李铁立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差异的实证分析 [J].财贸经济 2006（04）：13~18。 袁诚 陆挺 外商直接投资与管理知识溢出效应：来自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05（03）：69~79。 [6 郭庆旺 贾俊雪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 [J]. 经济研究 2005（06）：51~60。 赖明勇 包群等 外商直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基于吸收能力的研究 [J]. 经济研究 2005（08）：95~105。
【关键字】外商投资，效应 据世贸组织统计，我国已连续 9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国内有报道说，我国已成为全球贸易争端的最大受害国。而国外的舆论却认为我国大量出口的产品对当地产业、商品及就业等方面形成客观上的威胁和冲击。尽管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十分清楚，即我国的出口产品及我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不合理性：同类产品生产和出口过多，并以极低的价格出口。那么，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是如何形成目前这种不合理的出口局面和产业结构呢?只有探讨这一现状产生的根源，才能努力转变我国现行的出口和产业结构。 一、我国进出口产品现状 1.大宗进出口产品的剖析 从全球反倾销的产品种类来看，主要集中在贱金属产品(钢铁和铝制产品)、化工产品、塑料制品、纺织原料及其制成品。而这些产品恰恰是我国出口较多、已经或正在遭遇反倾销的产品。我国大宗出口商品主要为以下八大类：机械、纺织、贱金属、化学及其相关工业产品、鞋帽、塑料及其制品、车辆和皮革商品，几乎全部为国际反倾销的产品 (见表1)。 统计显示，上述八类产品的进出口额有很大的差异：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工产品和塑料制品三类产品的进口额远远高于出口额；纺织原料及纺织品，鞋帽及皮革类产品则出口额远远高于进口额；机械和运输设备产品则进出口基本持平。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化工产品、塑料制品和贱金属及其制品相对于进口而言，其出口产品并不多。这表明，部分进口的相关产品在我国内加工后又再次出口，但很大一部分已直接消耗或进入我国市场。但这三类产品属于国际市场中遭遇反倾销的主要产品： 1995—2011年间，这三类产品提起的反倾销案件占总量的63%。 纺织原料及纺织品、鞋帽及皮革产品的出口额则远远超过进口额，属于我国具有优势的出口产品。 机械和运输设备产品的进出口额基本持平。这表明，该类产品中包含大量在国内组装或采取其他形式加工后再次出口的产品。如许多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中包含一些进口零部件，在国内组装成品后再出口。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在国外遭遇反倾销的产品，除纺织原料及纺织品、鞋帽及皮革产品外，其他5大类产品实际上并非我国的优势产品，而属于在国内加工后再出口的产品。 2.与外资工业企业及产品之比较 据商务部统计，2011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总值达到3386亿美元，占我国出口总量的57.1%；而其进口额也达到3246亿美元，占我国进口总额的57.8%。因此，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外资工业企业在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2003年按行业分三资工业企业所作的统计，在我国现有外资工业企业中，数量在1000家企业以上、或工业总产值在1000亿元以上的企业共有18个行业(见表2)。 可以看出，八大类大宗出口商品均囊括其中。除第13、15、16和 18类行业外，其他类行业基本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约占样本企业总数的86%。其中，纺织业等六类企业 (第3、4、5、7、8、9类行业) 共计 15251家，占企业总数的39.53%。这些产业的特点是，工业总产值占总量的百分比均低于企业总数所占的百分比，有的甚至相差很远。如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企业占总数的比重为10.5%，而其产值仅占总额的3.6%。由此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的工业制造业中，劳 动密集型企业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包括我国出口遭遇反倾销最多的产业。 上述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目前出口商品的结构与外资企业及其产品密切相关。由于我国进出口商品中近60%的产品都是由外资企业生产并出口的，且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有一定的比重，因此，外资企业及其出口产品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影响了我国目前出口产品的结构。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大宗出口产品的形成 鉴于外资企业及其出口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目前出口产品的结构，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境内外资企业的总体构成情况、生产加工方式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探讨我国目前出口产品结构及大宗出口产品形成的主要原因。 1.我国外资企业的总体构成 (1)海外中小企业构成了我国利用外资的主体 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3年末，合同外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下的中小型项目占我国利用外资项目总量的96.87%，其合同外资金额约占总额的49.64%。就单个项目平均额来看，合同外资金额为203万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额仅为106万美元。 香港企业对内地的投资一直占有很大的比重，并始终处于各投资国家／地区对华投资的首位。截至 2003年末，香港在内地投资的项目累计224509个，累计投资额达 2225.75亿美元，约占我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额总量的44.38%。由于香港经济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其比重约占香港企业总数的98%，因此，香港对内地的投资实际上是以香港中小企业为主的。 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韩国及新加坡等国，对我国的投资始终占有很大的比重，并同样以中小型企业投资为主。虽然日本以其诸多大型跨国公司而闻名世界，但有关资料显示，1980—1991年间，日本来华投资企业主要是中小型企业，投资规模较小，并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形成了以中小型外资企业为主体的外资企业结构。 (2)制造业一直是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 据商务部对2011年我国利用外资统计，制造领域外资企业数目、合同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累计吸收外资总量的比重分别为69.59%、 71.50%和70.95%。由于在90年代初期以前，我国外资企业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因此其规模小决定了这些企业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 根据广东省发改委统计，2001年1-9月，制造业的合同和实际使用外资额分别占我国制造业外资总额的21.22%和17.96%，其次是纺织(比重分别是4.29%和5.83%)和化工业(4.2%和4.56%)。江苏省外商投资项目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如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领域，并以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为主。 此外，东盟国家的华人企业对我国投资也主要集中在各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根据同创未来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出版的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在华投资企业名录(截至2002年)，两国在华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册的580家菲律宾企业中，制造业项目约占 55.7%；而952家马来西亚在华投资企业中，各类制造业项目比重达到 72.06%。比较集中的行业有：服装制造，塑料制品，食品加工和制造，非金属类制品(如水泥、建材等)，化学原料及制品，皮革、毛皮制造，家具制造，造纸／包装及纺织业等。 2.加工贸易及贴牌生产方式& nbsp; 根据商务部统计，2011年，我国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额为3279.88亿美元， 约占出口总量的55.28%，同比增长35.62%。2000-2011年间，加工贸易方式出口所占比重年均 55.27%。加工贸易之所以在我国发展迅猛，并在进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与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中小型外资制造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珠三角地区引进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资项目主要从事加工和组装生产。据有关报道，香港企业在广东投资的近20万家生产企业均以来料加工为主。 我国入世后取消了对外资企业三项限制性规定后，进一步促进了外资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生产。因此，加工贸易方式已不再局限于外资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型或高新技术外资企业也采取这一方式运营。据商务部统计，2011年，外资企业出口前100名中，90家IT类企业均以加工贸易为主。由此可以看出，加工贸易方式已成为我国外资企业的主要生产方式。 与加工贸易密切相关的是贴牌生产方式(OEM)。近三年来，我国 OEM生产方式发展迅猛。据报道，长三角地区专业从事OEM的企业达千余家，而家电企业OEM生产占全国比重高达75%。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500强的家电企业中，近95%的企业都曾与我国家电企业合作，以贴牌方式生产空调、洗衣机、冰箱等家用电器。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中，外商独资、合资企业占 85%，其中90%是贴牌生产。数码相机等产品的贴牌生产比例高达 98%。此外，我国大量的民营企业也从事贴牌生产。 由此可以看出，除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外，现行的加工贸易和贴牌生产方式促使我国形成了庞大的制造业队伍，生产并出口了大量的各类外国品牌产品，包括IT类高新技术产品。 3.民营企业的崛起及其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 毫无疑问，外资企业对我国进出口及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更为更重要的是，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也有力地带动了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对于外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这种效应更多地体现在近十多年来我国众多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全国工商联对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结果显示，2011年民营企业 500强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地区，企业数量占总数的83.4%，并主要聚集在浙江和江苏两省(比重分别为 36.6%和22.6%)。我国民营企业聚集和发展的东部地区恰好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投资的重点地区。据商务部2003年外资统计，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东部地区的项目数、合同额及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占全国总量的82.00%，86.86%和 86.20%。2011年，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比重仍达到85.93%。 我国东部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崛起与外商投资企业在该地区大规模投资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些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正是通过与外资企业的合作发展起来，并在其业务拓展中仍在寻求与外资合作。在浙江，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已形成共同发展，甚至发展速度超过外资企业的局面。 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在我国出口贸易中也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据商务部统计，2011年，民营企业年出口额达到1011.6亿美元，同比增长68.6%，增长幅度分别超过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57.2和27.7个百分点。因此，民营企业的出口产品在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浙江省是以民营经济，特别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大省 (2011年，该省出口额位居全国第四)，同 时也是我国纺织品出口和鞋制品出口的第一大省。浙江民营企业既有资产在200亿元以上的大型企业集团，也有家庭作坊式小型企业，产业趋同状况十分突出。目前，该省共有各类7000余家纺织品企业，在温州集聚着4000多家制鞋企业，年产鞋6亿双以上。2011年，我国出口欧盟的鞋制品中，温州鞋占到总量的60%以上。此外，温州很多小商品几乎垄断了国内市场，并大量出口，如打火机和眼镜等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屡屡引发国外反倾销案例中，浙江省出口的产品占有很大的比重。 从相关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资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中小型企业的建立，带动了我国加工贸易和贴牌生产方式及民营企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和商品出口，并由此形成了我国目前的大宗出口商品结构。 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后果及建议 1.影响及后果 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包括解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包括：造成当地环境和水资源的严重污染；大量聚集的制造业企业导致当地资源紧缺，如土地资源及电力和原材料紧缺；造成资源的浪费。据报道，目前全国600种重要商品中，约有85%的商品供过于求；产业结构趋同或重复建设加剧了国内企业间的竞争和低价出口。 此外，最为显著的后果是，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形成也使我国已成为世界产品加工和出口的中转地。 据海关统计，2011年，我国贸易往来主要集中在欧盟、美国、日本、香港、韩国和台湾省六个国家或地区。保持贸易顺差的是香港、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如荷兰和英国等)；而保持逆差的则是台湾、韩国、日本及东盟一些国家。我国原材料和设备的进口主要来自台湾、韩国、日本和东盟一些国家(如印尼和菲律宾)，其中不乏在华外资企业的国际采购。而最终产品的出口则转向香港、美国和欧盟一些国家。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进口与出口存在着双向失衡，而目前这种贸易失衡表明：我国实际上起到世界产品的加工和中转作用。据报道，在我国大量出口产品到美国和欧盟之前，亚洲四小龙一直供应发达国家市场，特别是美国和日本市场的大部分家电和日用消费晶。如上世纪80年代，台湾48%的产品出口到美国，而目前该比例已降至15%以下，近年来我国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实际上取代了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并成为台湾、韩国及其他投资国家和地区对外出口的产品加工地及中转站。其结果是， 2011年，大陆与台湾地区的贸易逆差为512.3亿美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也达到344.3亿美元，同比增长44.3%；由此可以看出，近两年，台湾和韩国对我国出口大幅度增长，也导致我国出口相应大幅度增长，因而我国出口的高速增长正是由于大量进口原材料和设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组装和再出口的结果。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为亚洲四小龙、日本及东盟一些国家和地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致使其对我国实施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这使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引进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使我国与亚洲四小龙一样借助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经济上获得飞速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上述种种负面效应，包括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失衡。目前，我国的大量出口正是建立在大量进口的基础之上，这使我国经济发展在越来越依赖于产品出口的同时，也同样依赖于原材料和设备的大量进口。我国出口产品约60%为外资企业所生产，可以说，我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特别是对贸易逆差较大的美国及欧盟国家来说，这种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合资企业出口产品的结果，其中包括美国等国在华投资企业的国际采购及出口。2.建议及启示 &nbs p; (1)对劳动密集型及重复建设产业的投资应予以设限 据报道，目前国内一些地区招商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仍是外资中小型制造业项目居多。由于中外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差异等因素，一些海外企业仍计划将其他国家的工厂移师我国。因此，我国在审批外资项目时，有必要严格区分并限制那些国内市场已经饱和、附加值低的制造业项目，及那些在国内大量重复建设的产业，以使我国做到有选择地利用外资，并应制定相关的政策。 此外，鉴于我国已取消有关外销比例的限制，我国除对外资企业产品出口继续实施鼓励政策外，还可考虑对产品返销投资国或地区实施相对优惠的政策，以分流或减少出口到贸易摩擦较大的地区和国家。 (2)鼓励现有企业利用加工贸易和贴牌生产方式出口 在我国众多出口产品中，一些贴牌生产出口的产品却很少或未曾遭遇反倾销调查。如格兰仕集团， 2011年的微波炉外销量实现1300万台，国际市场占有率接近50%，其中，60%的出口产品为贴牌产品。据该集团称，在其微波炉出口过程中，基本未遭遇国际反倾销调查。又如广东东菱凯琴集团，尽管该企业小家电产品外销量很大，且供应欧美小家电市场(2011年，其电热水壶销售突破1000万台，销量居世界第一)，但由于产品全部是贴牌生产，因此并未在国外遭遇反倾销。 由此可以看出，以外国品牌生产并出口的产品很少或基本未遭遇任何反倾销调查。目前，我国已形成大规模生产家电、电器、电子及纺织轻工等产品的能力并在大量出口这些产品。因此，如何尽可能规避贸易摩擦应是我国出口企业面对的首要问题。鉴于上述两家企业的出口状况，加工贸易和贴牌生产方式仍是现阶段我国出口企业可选择的有效方式。 综上所述，我国之所以形成目前这种不合理的出口结构，一方面是外资企业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引入我国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各省市大量引进、重复建设的结果。这使国内不仅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剩，而且一些高科技、电子产品也供大于求。 随着上世纪90年代海外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结构也在改变，新设立的外资大型企业大幅度增加。即使如此，短时期内仍很难改变大批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主体结构。 在外商加大对我国制造业项目的投资力度之时，有关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趋同率高达 70%，即在现有长三角联盟的15座城市中，有11座城市选择汽车零配件制造、8座城市选择石化、12座城市选择通信作为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这些大型制造业项目的上马是否会使我国未来几年的出口商品结构产生新的不合理呢?这或许是我国所必须再次正视的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表面上直观地来看,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又存在着因果关系?本文将利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回顾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指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同时存在或融为一体,微观上两者有分工又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宏观上二者高度融合、相互依赖、共生发展(陈阳和王延明,2007)。国内外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由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而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以市场不完全性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相互独立的,国际贸易理论通常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试图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出现了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融合与交叉(张天桂,200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但真正尝试建立一种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它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融合。WWW.133229.coM迄今为止,理论上已经形成了mundell(1957)的替代论、k.kojima(1977)的互补论、patrie(1994)的不确定论三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不同观点。
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检验。除早期的实证研究和部分行业研究证明了贸易和投资的替代关系以外(adler and stevens,1974;gopinath eta1.,1999),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支持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r.e.lipsey and m.y.weiss(1981)、g.c.hufbauer(1994)、gramham(1996)等学者分别对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作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gokdberg and klein(1998)、eaton and tamura(1994)分别采用引力模型、回归模型进行研究,都证实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blomstrom、brenton、narula and wakelin等分别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对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高度相关。nakamura等和maryamiti等分别于1998年和2000年对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计量检验,也均认为两者呈互补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相关关系,fdi对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及结构优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如江小涓(2002)首次对fdi与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的定量研究认为,fdi有利于优化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陈继勇和秦臻(2006)对1992年至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然,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也并非完全一致,如goldberg and klein于1998年的另一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减少了双边贸易额,两者呈替代关系;史小农(2004)采用协整分析方法认为长期内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对贸易与投资关系进行研究,而就我国各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学者对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相关研究能给学者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直接效应。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还较小,但是这一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带动江西的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1)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将直接带动江西对外贸易的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近些年来,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1995-2007年,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从2.0亿美元增加到49.7亿美元,增加了24倍,年均增长率为30%;尤其是近几年发展较快,从2002年到2007年6年时间增加了45.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2.5%。第二,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有所上升。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1.9%增加到2007年的52.6%,13年增加了40.7个百分点。从1999年开始,这一比重大多维持在1/5以上,1999-2007年年均比重为25.5%。因此,江西不断增长的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及其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2)回归分析显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直接作用,本文利用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进出口总额(tr)、出口额(ex)、进口额(im)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对外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从1987-2007年,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出口、进口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贸易倾向、边际出口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分别为0.34、0.28和0.51,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0.34%、0.28%和0.51%。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江西对外贸易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通过分别对1987-2007和1987-1999两个不同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回归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单独就出口和进口而言,1987-2007年的边际倾向都要大于1987-1999年的边际倾向。1987-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边际进出口倾向、出口倾向和进口倾向分别为0.25、0.24和0.30,都明显小于1987-2007的边际倾向,说明近几年(2000-2007)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作用有所加强。
2.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间接效应。为了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间接效应即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i)、初级产品进口额(im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i)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1)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工业制成品出口(exi)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江西工业品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为0.2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工业品出口约增加0.29%;而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初级产品出口(exp)之间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江西外商直接直接投资还不能促进初级产品的出口。因此,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明显大于对初级品的作用,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2)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初级产品进口(imp)、工业制成品进口(imi)之间都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初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41和0.4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分别增加0.41%和0.49%,两者相差不大,说明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二)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本文同样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外贸总额(tr)、出口(ex)、进口(im)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结果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都比较显著,说明回归效果较好。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江西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三)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之间能够相互促进是不是就意味着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呢?本节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因果检验认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则x的过去值应该能够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y的过去值不应该能够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检验一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个变量自身的过去值来解释以及加入其它解释变量的过去值,能否增加解释力度。根据granger因果分析的假设前提,所分析的数据要求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
(2)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87年至2007年,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商务年鉴定》(1988-2008)。由于4个变量大体上都具有指数特征,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2.实证结果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取扩充迪基-富勒检验即adf检验来进行平稳性检验,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5%、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序列经过差分后达到平稳,因此,可用其一阶差分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2)因果关系检验。由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我们用4个变量的平稳序列即一阶差分序列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行检验。从检验结果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与进出口贸易总额,还是单独与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之间都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由于江西的对外贸易与外
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毕竟相对还较小,并不能构成彼此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回归分析显示,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同时,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对进口贸易结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江西无论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减弱。
第二,尽管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但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果检验告诉我们,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说明:一方面,江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还太小,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出口额占江西进出口额的比例也较小,其对江西对外贸易的直接作用并不是很大;同时由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不高,其外溢效应也没有充分的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江西的对外贸易发展也相对落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考虑更多的是江西的软硬环境、优惠政策、市场规模等等,而不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因此对外贸易也不是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动力,不能构成其granger原因。
第三,要努力协调外贸与外资政策,促进江西外贸外资共同发展。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对外开放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时不可仅仅偏爱于任何一个方面,而要两者并举。要努力克服外贸与外资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使其同步发展,逐渐实现一体化。因此,江西在制定经贸政策时,就必须要使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发挥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高度结合。目前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具体可以包括:第一,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通过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来提高江西外贸的规模。第二,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所占的比例要大于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而且要远远高于内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比重,因此可以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来提高江西加工贸易的比重,改善贸易方式结构。第三,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进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也将会提升江西产业结构,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第四,逐渐实现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多元化,可以扩大江西的外贸渠道,有利于推动江西的出口市场多元化。
参考文献:
[1] 陈阳,王延明.我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12):24-29.
[2] 陈继勇,秦臻.2006.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影响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5):62-68.
一、序言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方法主要是做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本文主要采用这种方法研究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本身并不是外商来华投资的主要动因。为此本文试就外商投资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研究作出探讨， 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着重分析改革开放30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的现状
从国内形势看，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来改善宏观调控，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节能环保、土地等资源的集约利用，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对吸收外商投资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从国际形势看，世界经济仍保持增长，但全球经济增势放缓，不确定因素增多。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系统地论证了企业的垄断优势和国际国内市场的不完全性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市场不完全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而如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市场运行是完全有效的，则外商直接投资就不能发生。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就是建立在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之上的。但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间接诱发要素在当今外商直接投资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两缺口模型的基本观点是：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积累足够的资本，而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在国内储蓄和外汇有效供给同发展计划目标需要的资源数量之间存在着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因此，利用外资就成为填补缺口的一条有效途径。
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数据选取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年度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额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期间为1985-2009，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成，其中均以现价形式表示，使用1978年为基础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两个变量进行缩减，以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对GDP与FDI这两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可知GDP与FDI这两变量存在单位根I（1），是不平稳的，需要通过协整检验来验证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看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
FDI 与GDP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GDP与FDI存在1个协整关系。由此可见，在95%的概率度下，确信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
检验结论：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元，国民经济平均增加0.527966亿元，通过分析看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没有预期的大，证明多年来，尽管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所产生的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作用还不显著。回归模型：LnEXt=-3.883205+1.424524lnFDICt。
LnEXt代表出口，LnFDICt代表外商直接投资；由回归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0.898296，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893874，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量的解释程度达到了89.83%，模型效果较好；F=203.1456表明模型总体线性关系显著成立；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有显著影响。
五、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是比较明显的，但在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员的波动性增长说明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效应受到国际投资环境、国内经济环境及国家经济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反映了其效应的复杂与不稳定性。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挤出效应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了和外商投资企业开展竞争，为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国内企业不得不减少就业人员，或者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激烈竞争，是国内一些企业的就业者失去就业岗位，并且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更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对社会动荡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