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典故对英美文化评价地位的影响
世界不同民族因为所处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模式各有不同，所以语言应用上的差异效果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得到世界文化机构认可的两种世界文化影响起源点包括希腊罗马西方文化和长江流域发祥地的华夏文化群。所以，英语的学习和文学评论都离不开西方历史情境的追逐和分析。民族历史是社会发展的真实记录资料，其中蕴藏的文化遗产价值极为丰富，这类现象尤其在语言习惯表现上最为突出。英汉两种语言中普遍包含大量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和典故信息，这类习语表面结构样式排列简单，但情感意义表达较为深远，单单凭借字面理解是不科学的。但它们在篇章阅读上的作用确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特定文学评论资料都有它的中心疏导观点，我们研究活动的必要任务就是围绕西方历史文化传统和行为习惯进行特定作品鉴赏，之后再实现对当地文化的科学评论。例如：Achilles的词语解释就是围绕希腊神话故事情境进行详述的，Achilles其实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某位英雄人物，其母在他出生之后为了保护他，便手握其脚踝令其浸入冥河之中，所以他全身上下除了脚踝位置其余都是刀枪不入的，但就因为这样令其产生致命的弱点。所以Achilles’heel主要指某个人的致命弱点，那么在解析Timidity is my Achilles heel这句话时就可以顺利成章地定义为“胆怯是我的致命弱点”。但是按照中文语序表达习惯，加上传统单词和语法的硬性记忆教学手段，对于此类句式的解读相信会存在偏移效应，评论过程中自然不能客观明了。因此可见，西方文化的三大渊源，包括《圣经》、希腊罗马神话在内是完善英文词汇和语句翻译的必要线索，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将语言知识和文化情境结合起来，避免评论环节中的理解偏差结果。
三、西方现代历史文化对评论绩效的影响
西方文化知识在作品阅读和评价中的重要引导功能一直未能受到英语评论专家的重视，大部分学者简单地认为，只要英语语法基础好并且掌握常见的翻译技巧，就能完善评价理论的搭建绩效。但现实中大部分评价内容都存在一定的偏激状况，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对西方文化知识积累程度不够。由于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决定特定句式、单词的内涵原理，而我国语言表达习惯上类似状况少见，所以学者评论活动中难免滋生望文生义的错误现象。另外，大力提倡英美历史名著的阅读能够稳固评论者的评价指标，令其展现客观评论的绩效水准。因为名著中的主人公因为独特的性格特征和语言表达习惯在当地语言陈述中往往引申为目前社会结构中相似的人或事物状态。所以说，如果能对一些陌生词汇和语句产生特定历史情境的引用和界定分析，整体理解起来就显得轻松和方便好多；如果某些学者仍旧秉承个人价值观基础进行侧面论述，那么评价功效势必不能引起社会大众的共鸣。西方文化知识是单位人员贯彻英语学习动力阶段中必不可少的参与元素，其与基础词汇和语法技巧同样需要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所以，人们在学习英语语句搭接技巧过程中应该注重对西方文化的积累，经常阅读有关当地风土人情、历史地理和文学艺术的书刊资料，只有不断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变迁规则，才能将这种文化差异影响作用减到最少，维系我国专业英语教学和评论的综合掌控能力。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秉承先进的经济管理原则和社会高质量人才供应要求，对目前大学英语专业教学产生高度重视。而所谓深化改革的环节中，少不了对正规教材资料的重新审定和完美整合，这就要配合学者客观的评价潜力进行有效疏导，进一步扩充专业教育的实际掌管力度。因此，结合中西方文化差异现象分析，要积极引进中美文学作品，强化特定时期事件的掌握力度，并对陌生词汇进行正确解读，相信这对日后系统的英美文化评价工作有着必要的指导价值。
2.思想观念的差异。中国鬼文化的源头可以说是祭祀文化，古人的祭祀主要是对自然万物之神的祭祀和对已逝先祖的祭祀，所以对祖先之鬼的祭祀和对自然之神的祭祀一样都是敬重肃穆的，他们相信已逝的祖先能够在冥冥之中保佑着自己生活的安宁，有着消病除灾的无形力量。这种对于无形神秘力量的敬畏，使得人们对于鬼节的态度是认真严肃的。文化巨人唐君毅先生曾经说过：“吾人之祭父母、圣贤、天地，皆非因自觉自己有罪，以之为赎罪之仪式。亦非因自觉有苦痛，求其废除。吾人之祭，唯在使吾人之精神，超越吾人之自我，以伸展通达于祖宗、圣贤、天地，而别无所求者。”[3]所以中国人对于“敬鬼”的思想观念是和对祖先的信仰和孝道的道德源头分不开的。人们对于“鬼”是有所忌讳的，更不习惯和“鬼”开玩笑、“扮鬼”、“闹鬼”。而在西方万圣节的来历里头，“鬼”的出现是要来找活人当替身以求再生的，人们对于鬼的态度是要“驱鬼”、“吓鬼”，据说万圣夜是一年当中最“闹鬼”的时候，中世纪时人们就穿上可怕怪物造型的服饰，带上鬼怪的面具来驱赶黑暗当中的妖魔鬼怪。后来现代的人们更加上了喜剧和狂欢的元素，想着在万圣夜的舞会上要扮演什么样的可怕鬼怪，有的人把自己的房子装饰成“鬼屋”的样子，墙壁和窗户上贴着纸糊的巫婆、怪物、精灵等，屋里播放着“鬼音乐”，即使是念过六旬的老太太，可能也会恶搞一把，变成“幽灵”什么的。在现在的西方人眼里这个节日已经被演化成借鬼神使得人们轻松搞笑的一种方式，特别是让孩子们开心，邻里之间也通过这种方式互相走动，热闹一下。这种思想在中国传统的祭祖文化里是不能相容的。
3.教育理念的差异。中西方在大人们对待孩子在鬼节的活动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相反态度。国外孩子在过万圣节时，会进行一些装扮，有些装扮成吸血鬼之类比较恐怖的形象，但是家长似乎也不会阻止，甚至还出谋划策地帮助孩子们设计和装饰。学校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比赛谁的奇装异服更古灵精怪，谁设计的万圣节的图画更有创意等等。但在中国家长普遍不想让孩子接触过于恐怖的玩具，在鬼节这段时间，有些家长告诫孩子不准乱跑，小心遇上不该遇到的东西，晚上更是早早地关门闭户，谈论“鬼”都是很忌讳的，更不要说扮成他们的样子走在大街上了。不管是出于迷信还是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中西方的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理念是有很大差异的。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宗族观念思想和权势地位等级理念，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子女不能对父母有大不敬，对待宗族先辈的态度自然也是尊重肃穆的，开不得半点玩笑。这种等级和孝道观念作为一种文化延续和渲染着世代子嗣，使他们不能“离经叛道”，挑衅长辈的尊严，更不许有任何“忤逆”和“背叛”。现代社会虽然使旧的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孩子要听父母的话，长幼有序，长辈在上的思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孩子还是要礼让、尊重长辈，即使长辈有错，也要讲求方法和话语的委婉，不能毫无顾忌地争辩，更不可斥责。另外中国人高度地重视宗族和家庭，很多活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中国在鬼节的祭祖、扫墓、烧纸钱等都是多以各家各户的方式进行，本族和本家的观念比较重，祭祀自己家族已故的亲人，希望庇佑自己家族的后代安宁福康，也希望自己的先祖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好。总体来看，中国人的家文化相对比较重一些。比起中国，西方的孩子接受到的家族地位等级理念相对较轻，西方人讲求人人平等，尤其在现代社会，孩子和父母在地位上是可以“平起平坐”的，对孩子的教育讲求自由、平等、民主，孩子可以有跟父母不同的主见和看法，也可以提出问题和父母辩论，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同时总体来说，西方人对家庭的观念也没有中国人那么浓烈，现代西方的文明基础是古希腊、罗马，地中海文化，几千年前就是街头辩论，选举，很多事物都是围绕社会化展开的，[4]他们更多地把孩子看成是社会的人，希望孩子多参加社会的活动，探索未知的世界。
二、如何看待“洋节日”
中国人随着与世界的接轨，很多“洋节日”已经进入了国门，来到了我们身边。不管是“圣诞节”、“感念节”还是“情人节”、“万圣节”等很多商家、机构、年轻人都搞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不但体验到了洋节的乐趣，也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节日没有孰好孰坏，中西方的节日都是人类文明悠远文化底蕴的体现，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传统的文化节日是一个民族历史积淀下来的关于这个国家人们文化背景、思维理念、多方面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的体现，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状况、文化体系相对应的，因此不能盲目崇拜、盲目利用，比如把万圣节强行移植到中国人以祭祀为主题的文化体系中是格格不入的，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来生和往世都是两个比较严肃谨忌的话题，谈到“鬼”也太容易用玩笑、嘻哈的情感去接受。一些商家制作过于恐怖、血腥的销售活动也仅能限于对于成年人、年轻人的刺激，而不太适合使儿童、老人参与。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我们也可以把“洋节日”好的方面应用到适合我国的国情发展之中去，比如使用活泼可爱的方式举办万圣节派对，告诉孩子们万圣节的来历和发展，营造快乐的气氛，使孩子们不怕鬼，不怕精怪，鼓励他们习惯并亲近未知的神秘事物，发挥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把派对举办成社会化活动，邀请家长和孩子一起参加，给彼此的交流和互动创造条件。
这种现象（即交互影响）的原因是与两种文化的不同含蕴有关的。中国文化是龙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西方文化是斯芬克思文化，是个体文化。中国文化着眼于整个社会群体，着重于处于群体中的人的关系。它提倡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也不反对退而求其次，讲求修身养性，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它是以多元思想并存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则强调个人，提倡个性，提倡战斗精神和勇士精神，它以二元的两极对立为依据。这两种文化，各有其文化的精神内核，它们可以相互补充，不能笼统地说谁好谁坏、谁高谁低。
当代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社会，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也带来了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但绝不是一种文化主宰全球。各种文化都必然有自身利弊得失的两面，也有符合与不符合历史的两面。中西文化的交流，就是一个互为补充、交互影响的过程。中国第三次文化转型，必然要汲取西方文化精髓，以促成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的发展，促进现代化的进程，进一步迈向先进的境地。它也必然继承自身的优良传统，不离自身的文化精神，从而求得在平和的心态中的稳进，也得以保持心性的崇高，不离生命的本原，同时也使整个群体祥宁合乐，更加融合一体。中国第三次文化转型之所以尚处于探索时期，就是因为中国人在文化转型中的迷失。我们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往往会迷失自我，盲目追从。这也导致了当代的一些中国人追求西方文化的表层浮浅的东西，甚至其中的糟粕，而不能得其文化的精髓，也不能发扬我们自己文化的精髓，因而造成了一种虚浮的表象：西方文化在中国大地大肆盛行，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中国本土文化缺失没落，大家不知道如何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也不知道如何挽救古典的传统文化。其实，这只是表象，中西文化真正内在的关系，还是交互影响的。
二、重视第二课堂构建，善用多媒体技术
高中阶段的英语学习内容相对来说要丰富一些，难度也会大一些，所以仅仅依靠课堂上的学习，学生对英语的学习是会有一定的难度的，因此，教师还应在努力创设浓烈的英语文化氛围的第二课堂的同时，重视构建第二课堂，激发学生体验西方文化氛围的自觉性，进而使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得到进一步的延展，为学生提供一个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舞台才可以使学生真正理解西方文化，正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作为辅助教学的多媒体技术是教学的工具，教师在构建第二课堂的过程中应该善用多媒体技术。外语教学需要大量的信息，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上网查阅资料，了解文化背景和常识，培养学生的主动捕捉信息的能力，促进学生的文化传播意识的培养。例如，在学习《牛津高中英语》模块3的第三单元“Backtothepast”中reading“Lostcivilizations”这一主题有很多的信息可以挖掘。这一课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提前在互联网上搜集背景信息如布达拉宫、泰姬陵等，了解相关历史习俗和文化。此外，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一些经典的电影片段的播放，例如《HarryPotter》、《TheTitanic》等经典的电影，学生会从中了解西方文化的习俗、艺术以及行为规范，接触到一些语言交际的方法，有利于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差异，从而达到西方文化渗透的效果。
三、创设实际语言环境，分方面进行练习
学习一门语言的目的就在于运用，高中英语教师应该抓住机会创设实际的语言环境，营造文化感知的氛围，让学生在实际交流中体会文化的不同。这有助于学生积累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培养学生语用的能力。课堂教学是宝贵的资源宝库，可以供学生进行尝试和探索。例如，可以在每天上课前5分钟介绍一个英语谚语、名言，分析其文化典故和所包含的内涵，或介绍一个节日的起源和庆祝方式，让学生去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欣 赏能力和消除由于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交际障碍很有帮助。也可以介绍一个典型的城市，让学生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并与本地相对比，从而让学生处于西方文化的氛围中去感受，从而学会许多课堂上不曾涉及到的文化背景知识。教师要注意让学生进行分方面的区别练习，中西文化的差异主要存在于价值观与社会标准、社会礼仪以及社会习俗、文化内涵这几个方面，教师可以依据以上几个方面来相应营造不同的语言环境供学生体验。首先是价值观与道德标准，西方人一般不会掩饰自己的自豪感，当有外国人夸奖你“YourEnglishisverynice”，而你却回答“No,myEnglishisverypoor”，这样的话容易被认为是十分虚伪的表现；其次是在社会礼仪上，若你用“Whereareyougoing?”这样的句子作为打招呼的方式很容易被认为是侵犯隐私的行为而招致讨厌，用“Howdoyoudo?”这样的句子打招呼会比较好；再次是在社会习俗方面，西方人认为白色是纯洁的象征，婚礼上传白色的婚纱，而中国的婚礼主要是大红色，象征喜庆与吉祥；最后，在文化内涵上，在中国龙被公认为象征着吉祥、神圣，而在西方国家，“dragon”则象征着邪恶，人们常用用“dragon”来形容那些凶暴的女人。教师应该善于为学生创设不同的语境，让学生分层次进行不同方面的针对性练习，这样学生的理解才会更加透彻，运用也会更加熟练。
二、价值观的影响
中国的酒文化典型地体现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倾向于依靠、合作，也就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紧密社会结构。中国人喝酒讲究气氛，三五成群，呼朋引伴。在喝酒时，中国人常常敬酒、劝酒，遇上喜庆节日的时侯还会有一些活动，比如划拳、行酒令、做游戏等来活跃饮酒气氛。劝酒不仅表现了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更与他们的集体主义思维有很大的关系。一群中国人喝酒要比一群西方人喝酒更热闹、更有趣。除非是借酒消愁的或者是嗜酒如命的，否则很少看得到独自饮酒作乐的中国人。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的紧密社会结构使得他们视酒为交际工具，大家聚在一起喝酒大都是出于联络感情的需要。在中国酒被赋予了很多感彩，酒是联系中国人感情的纽带、剂。人们喝的是酒，饮的是感情，重视的是饮酒人，劝对方多喝是为了表示友好、诚意。夸张点讲，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喝出来的，“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交往中酒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无酒不成席”、“无酒情不厚，无酒礼不真”，以酒寄情，“一切尽在不言中”。中国人还注重“以人为本”，认为酒是为人服务的。因此，不管是繁多的酒器、敬酒的次序还是在饮酒者座位的安排上，无不体现出了中国酒文化“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然而，西方的酒文化则是个人主义的体现，一切都以自己为出发点。尽管他们也会有群聚而饮，但他们更注重的是个人对酒的浅尝独酌。西方人强调个人民主自由，从不干涉、强迫别人，所以他们在喝酒的时候全凭个人自由自主，不想喝就不喝，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无需客套。西方人的这种个人主义也使得他们不愿意依赖别人，也不希望别人依赖自己，甚至包括自己的亲属。他们之间这种关系决定了酒只能扮演艺术品的角色，是聚会的附属品。西方这种个人主义的松散社会结构使得他们把酒看作是艺术品，他们是为欣赏美酒而饮酒。西方人也讲究尊重个人隐私，互不干涉彼此，所以他们在酒桌上互相不敬酒、不劝酒，也不兴做游戏如划拳、猜数等。只有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他们才会一同举杯。西方人还注重“以物为本”，无论是酒礼、选择酒器时、还是在品饮的顺序上，他们都会认真考虑每一种酒的性质、味道，力求将不同酒的不同特点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心理因素的影响
酒文化也常常伴有心理因素的表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饮酒行为。饮酒，作为一种社会的有规律的活动，是人们有意识地进行的，反映了人们一定的精神意志，人们的情趣和精神的寄托等，也常会反映出人们心理上的一些积淀。它们在酒的作用下，就会在一定适宜的时间、场合、气氛中迸发出来。这些也就构成了饮酒心理，它是酒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往往是其中的核心。中国人常常赋予酒很多感彩，他们的饮酒心理更多地趋向于精神层面。
①表现人格和个性的心理，通过饮酒就表现得更加充分具体了。比如唐代的李白，对酒的爱好以及他独特的饮酒神态反映了他酷爱自由、不受拘束的个性。
②反映动机和需要的心理。中国人饮不同的酒有不同的需要和动机，比如通过喝白酒来抵御寒冷，喝药酒来强身健体或治病。
③显示观念和理想的心理。人们对某些观念的崇尚以及对理想的追求也常会蕴含在酒文化活动中。比如在中国有不少民族都有“三杯酒”的习俗。敬三杯酒，罚三杯酒，其中“三”这一数字就包含追求圆满的意思。
④激发思维和灵感的心理。适量饮酒能刺激人们的思维能力，激发灵感，使人展开想象的翅膀。中国历史上许多诗人为了激发诗兴而饮酒，像李白、杜甫、辛弃疾等，他们在酒后写下了许多经典之作。“李白斗酒诗百篇”就是此意。
一、跨文化交际中中西文化差异
跨文化交际，按Samovar（1998:48）的理解，就是指“具有足以改变交际效果的不同文化知觉和符号系统的人之间的交际”。国内学者贾玉新（1997：23）的定义更为简单明了，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可见，跨文化交际最显著的特征是持不同语言的交际者之间的“不同文化知觉和符号系统”或者“不同文化背景”。简而言之，就是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既有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差异，也存在非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1、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1)、词汇隐含的文化差异，中西文化差异表现在语言系统上，可以体现在不同层面上，但词汇作为构成语言的基本要素是整个语言系统的支柱，必然最突出最广泛地反映文化差异。论文大全。事实上，词汇隐含的文化意义往往随着文化、时间和个人经历的不同而变化；同一词汇会由于不同的文化环境而表现出不同的意义。论文大全。如：“西风”与“west wind”而言，这两词是汉英两种语言中的对应词，但所涵盖的文化概念却完全不同。在汉语文化中，“西风”指“秋风”，还喻指一种势力或倾向，《红楼梦》第80回中，“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西风有时甚至是破坏者：“昨夜西风过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王安石《残菊》）。看来，“西风”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与英语west wind 的内涵截然相反，对英国人来说，“西风”是温暖的春风，生命的催生剂，它给英伦三岛送去春天，故有“西风报春”之说。英国诗歌中有许多赞美西风的诗句，其中最著名当数雪莱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西风颂》（ode wind），在诗的最后，诗人名传千古的佳句表达了他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坚定信念：
O, wind,
If wintercomes, can spring be for behind?
(2)、用语表现出的文化差异。用语表现出的文化差异可以反映在许多方面。学生由于缺乏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英语的会话规则知之甚少，从而出现语篇运用失误。笔者曾观察如下一幕：一名外教邀请一名学生给全班同学做一次五分钟的教学示范，该生面对同学，说了如下一段“开场白”：
“Ladies and gentlemen，at fist I’d like to say, Miss Flora,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such achance to stand here. Then I’ll tell my classmates, thank you for coming andlistening to me. Now I am feeling excited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meto give an English class. I’m feeling nervous because I’m not sure whether Ican give you a satisfying class. If I can’t, I’ll say I’m sorry to waste yourtime.”
可以想象这位外籍教师当时对这段语篇的迷惑不解。
再如：曾有一位美国友人邀请一位中国学者到家中吃饭，这位学者在电话中不停地说“thank you。”最后还加上一句“I will try to come.”这使得这位美国友人十分纳闷，并感到不知所措，因为他不知这位学者到底是来还是不来。
2、非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跨文化交际间的文化差异不仅仅反映在语言交际上而且反映在非语言交际上。所谓非语言交际是指语言行为以外的交际行为，它是不依附语言代码而进行的交际，在人类交际中起着语言代码无法替代的作用[3]。同语言交际一样，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非语言交际行为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尤其是女性，在表达情感方面一般都比较含蓄委婉。即使中国女性在微笑时，也常常“笑不露齿”或“掩面而笑。”而美国人则截然不同，相反，他们情感外露，喜怒哀乐往往表露无遗。又如，美国人伸舌头表示对对方的蔑视和挑衅，而中国人伸舌头是一种自知失礼或失言表示尴尬的方式；再如，美国人伸出拇指和食指表示的数目是“二”，而中国人做出同样的手势表示的数目却是“八”。
二、中西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ds，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于其他民族语言和文化，这种语言和文化具有本民族特有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3]。不同民族的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如果交际双方不注重彼此间的这种文化差异，交际时必然会有文化的不同而产生误解，导致语用失误，使彼此间的交流产生杂障碍。
1、文化差异会引起交际中的语用失误。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会带来语言使用上的差异。若不了解文化差异，就会出现语用失误，闹出笑话甚至不快。让我们来分析以下两个例子：
(1)、田惠中笑迷迷地举起祝酒：“来，来。今天各位光临寒舍，蓬荜生辉。我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美丽的夫人……”
“去，去，去”！章淑娴扬着手，那样象轰一只苍蝇。“……再就是，我们美丽的密斯林远道而来。”
“什么密斯林，都老太太了。论文大全。” 密斯林又笑又摇头（谌容《散淡的人》）。
(2)、Philip Said:“Oh, Lucy, you are more charmingeach passing week. I guess no one can help loving you when they see you.”
(菲利普说“露西，你真是越发动人了。我想每个人看到你时，都会情不自禁爱上你。”)
Miss JohnsonSmiled: “Thank you,Philip, Thank you.”（约瀚逊小姐笑着说：“谢谢，菲利普，谢谢你的夸奖。”）
在例(1)中，中国女士章淑娴被男士夸“美丽”反应很强烈，用了几个“去”。而例(2)中，西方女士露西面对男士的称赞，欣然接受，视夸奖为一种礼貌的表示。这种对称赞行为的回应方式的不同源于中西心理文化特点的差异。若用中国对称赞行为的回应方式去对待外国人，后果不堪设想。
2、文化差异导致跨文化交际中的信息差。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事物的表达方式也存在着差异，赋予语言不同的含义，如果不加了解，势必造成交际中的信息差。如：“girl friend/boy friend”与汉语的男女朋友字面意思相同，但内涵不同。英语文化中以“girl friend/boy friend”相称，其内涵与性关系有关，而汉文化中男女朋友则专指结婚前的恋爱关系，二者没有性关系；“Valentine’s Day”（情人节）在英语文化中是指将信、卡片或礼物作为爱情的象征赠给异性朋友以表示倾慕的节日，而在汉文化中“情人”却专指配偶以外的异性；“single parent”（单亲）在英美文化指单身父亲或单身母亲，意味着未婚或离异，汉文化中则指离婚或丧偶的一方；“love child”（私生子）在英语文化中未婚先孕女子一般不愿意在社会上公开自己的身世，将孩子称为“love child”显示了英美对其的理解和宽容，在汉语中“私生子”却反映了其与汉文化不相容甚而遭到歧视。
三、结论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表达又靠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各民族之间沟通交流的机会大大增多，包容多元文化标准是大势所趋。如果与外国人或赴外国学习工作，就要了解对方的文化，努力做到“Do in Rome as the Romans do ”（入乡随俗）。
参考文献：
[1] Samovar, Larry A. et al. 1998.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3rd edition).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2]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1）共享性。
它是各类带有普泛意义的概念、观念和行动标准的集合，是使得个体的行为被集体接纳的共同标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自人类社会产生，文化便相应存在，并为全体人类社会成员所共享。例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西方近代以来的“声、光、化、电”，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的智慧结晶，都具有共享性。
（2）传承性。
文化的关键在于历史继承。文化具有界限清楚的内在构成，有其自身发展规律。文化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结果，每个历史阶段的人都处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并顺其自然地从上一历史阶段那里传承传统文化，并适应新的历史要求，因此文化具有传承性。
（3）地域性。
人类的各种生产生活需要一定的空间条件方可开展，因此，文化具有地域性。就全球地理角度来讲，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之分；就特定区域来讲，有大陆文化、海洋文化、山地文化、草原文化之分，有着宽泛的包容性。
2.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是与“外国文化”相对举的概念，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国56个民族文化的总称，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常被称为“汉文化圈”，特指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富有民族特质、风貌的民族文化，形式丰富多彩、生动活泼，为世世代代的人们流传继承，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华传统文化，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包括诗、词、曲、赋、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民族音乐、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武术文化、饮食文化、中医文化等等。从大的外延来讲，可同时包括传统节日以及各种民俗等。中华传统文化还包括了除汉族以外的中华各少数民族的自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和品德，支配着我们的行动。所以，每个中国人，尤其是成长中的青年，应该自觉地去了解和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丰富自己的思想，使自己能够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的肥沃土壤中，茁壮成长，并进一步创新与发展。例如，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代表，孔孟思想生生不息地滋养着后人，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论语》《孟子》等经典都得到了相当大范围和深度的继承和发扬。同时，我们也要努力了解和学习世界其他文化的精华，以拓展视野，开阔发展空间。当前，在职业教育中的学生在文化养成上面临着较多困境：物质追求的扩大化，由此形成的精神家园的空虚与荒芜；追逐流行，忽视传统；青春期带来的种种困扰等。用文化来引领学生，既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学习，还可以提升职业院校学生的道德素养和综合素质。根据中共济宁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打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善之区加快文化强市建设的意见》的精神，我们学院在积极开展“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进师生头脑”工作。笔者作为一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具体采用了以下方法。第一，阅读古典诗词和文学名著。以唐诗宋词、四大名著为主，在教学中合理运用，融汇其中，并在所在班级每年要求学生背诵古典诗词10首，懂得其中含义，学会合理运用。第二，诵读儒学经典。重点诵读《弟子规》和《论语》。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努力背诵，并学会其中含义。每到传统节日，就吟诵经典，让传统文化广泛传播。第三，学习传统艺术，如书法、绘画、音乐等。笔者出于对书法的热爱，在教学中鼓励学生从楷书练起，1～2年后再把行书练习好，让学生热爱祖国的文字，并努力传承。同时，建议学生在课余时间学习绘画、舞蹈、音乐、曲艺等，做到“艺多不压身”，综合提升传统文化素养。
二、学习西方文化，吸取文明精华
1.古希腊文化
作为古希腊文化的典型代表，古希腊神话是当地原始氏族社会的精神财富，是由古希腊人集体创作的，一般也被称为是西方最早的文学形式。古希腊神话汇集了英雄和神的传说，展示出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特别是把实际生活和想象幻想紧密结合，绘制出一幅幅奇丽的五彩生活画卷。身处今天的时代回望，这些神话仍显得形象鲜明、意境深邃，无愧为世界上流传最广的艺术形式之一，具有相当高的欣赏价值。后世很多作家，都曾从古希腊神话中汲取过养分。古希腊代表作品有《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等。其中，《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学史上最早的正式书面文学作品，相传作者是盲人诗人荷马（生活在约公元前10世纪至8世纪），全书的主题是颂扬希腊民族的光荣历史，对正直、无私、勤劳、勇敢、善良等优秀品质进行讴歌，宣传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突出人的价值以及生活的意义。
2.古罗马文化
希腊和中东地区的文化成果被罗马人幸运地保存下来，在世界文化史上被称为古罗马文化。古罗马文化独具特色，风格突出，在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主要从以下三方面体现:
（1）公共工程、建筑与艺术。
罗马的圆形剧场是建筑史上最值得称道的艺术形式之一，凯旋门、长方形教堂等风格的建筑令世人感叹。《斯巴达克》这部电影真切而又冷峻地向我们展示了角斗士在剧场中供当时统治者们观看相互掠杀的残酷场景，在最大规模时，有超过4万人的观众观看剧场内的“表演”。如今，仍屹立着的圆形剧场的残存部分，彰显了那段历史的存在，使得建筑和艺术价值并存。
（2）语言文化。
拉丁语的使用一直持续到18世纪，在欧洲作家中广为运用。罗马天主教会的唯一一种语言也是拉丁语。在欧洲，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等陆续从拉丁语中发展起来。在我们学习的英语单词中，有三分之一来源于拉丁语。
（3）科学研究。
这个时期最为著名的天文学家是托勒密，相传他出生在埃及，被誉为古希腊最重要的地理学家、天文学家，其《天文学大成》等三部科学著作对欧洲、伊斯兰世界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3.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文化）7世纪初，创建伊斯兰教，并采取“宗教革命”的方式进行广泛的社会变革，最终实现了阿拉伯半岛的政治统一，使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公社得以形成。阿拉伯文化一般指阿拉伯帝国各族人民集体创造的具有伊斯兰特点的新文化，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多样性，广泛使用阿拉伯语创作。《古兰经》是在长达20余年的传教过程中陆陆续续宣布的关于“的启示”的汇总，是伊斯兰教的根本典籍。“古兰”是阿拉伯语Quran的音译，意为“宣读”“诵读”或“读物”。《古兰经》是宗教典籍，也是文学经典，其辞藻优美、行文端庄，典雅大方，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与语言魅力。《一千零一夜》（又译《阿拉伯之夜》《天方夜谭》）是享誉世界的古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共有243个民间故事，被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创作中的“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它虽然出身素朴（民间文学），但以其鲜活的生命力、广泛的受众和影响而成为最负盛名的世界古典名著之一。
（2）蓝色的贬义含义到了19世纪，“blue”的词性也被赋予了一定的贬义色彩，被认为是“indecent”不体面的或“obscene”猥亵的，“bluemovie”则成了“obscenemovie”，即的意思，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黄色”的贬义含义相似，其演变过程是受到一定的民间风俗影响，约定俗成地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bluebook”并不是“”的意思，而是指“蓝皮书”，即封皮为蓝色的官方出版物。另外一些带有贬义含义的“blue”表达，例如“bluetalk”指下流的言论；“bluesky”字面上是蓝天的意思，但是“blue-sky”则是形容词，用来形容那些无价值的、不保险的东西，“blue-skystock”指不可靠的股票。
二、黄色与蓝色的中西文化差异理解
除了上述提到的中国文化中黄色与西方文化中蓝色的相似之处，这两种颜色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还有其它的内涵意义，而且大不相同。
（1）黄色在中西文化里的差异黄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居“五色之中”，代表了一种勇敢干练的性格。例如，在中国戏剧脸谱中，典韦、张飞这样的勇猛干将就是用黄色作为他们的脸谱颜色。在心理学上的“黄色性格”，是指那些行动迅速、活力充沛、意志坚强、自信坦率的性格。黄色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明亮的颜色，代表着光明和希望，又与金同色，“黄灿灿”、“黄花闺女”这些词语内含其义。“黄”在传统文化中还有结束的象征。例如，“人老珠黄”形容人老了就不受重视，像珠子一样发黄失去光彩，英语翻译为“toloseone''''slooks”。总体来说，“黄”在中国文化中还是褒义居多，贬义含义也是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影响，但是黄色在西方文化中并没有这样的待遇，黄色在英语里常带有胆小的、令人讨厌的含义。例如“yellowdog”指卑劣的人；“ayellowlivered”在美语里是胆小鬼的意思。另外，“yellowbook”绝对不是“黄色书刊”的意思，而是指黄页，就是通常说的电话号码簿。
近年来，随着世界科技和经济飞速发展，世界市场加速形成，同时也随着我国加入wto，“全球化”问题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成为理论界争相讨论的热门话题。当然，通常所谓“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但也并不仅限于此，还包括“文化全球化”在内，也正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讨论。如果说对经济全球化我们是难以回避，积极争取加入，那么对于文化全球化问题则存在比较多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包括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现代化与民族化问题，文化霸权与文化主权问题，等等。其中往往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与同构性的关系问题。对文化全球化抱忧虑、警惕态度的人们往往偏于强调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反对西方文化霸权，致力于维护民族文化主权；而对文化全球化抱积极乐观态度的人们则往往着眼于世界文化的“同构性”，期望借文化全球化浪潮来推动我们的文化走向现代化。按笔者的看法，中西文化显然是存在着异质性的，但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中西文化又是可以而且应该实现互补的。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对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互补性以及异质同构的可能性有比较冷静清醒的认识，从而有利于在全球化语境和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我们的文化建设。 关于中西文化的具体差异，人们已经谈得不少，但从文化精神的层面上来进行比较则似不多见。按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的看法，所谓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物质生活方面（物质文化或器物文化）、社会生活方面（制度文化）、精神生活方面（精神文化），而在种种文化现象后面则有“根本文化”，我理解这里所谓“根本文化”，指的就是“文化精神”。是否可以说，对一种文化形态，可分两个层面来看：一是文化模式，二是文化精神。文化模式难以照搬，但文化精神则是可以学习借鉴的。 一、关于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 西方文化的本源是“天人二分”的哲学观念、分析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思维方式，由此生发并形成它的几种基本精神。 一是科学精神。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具体表现为科学探索精神和批判否定的精神。 所谓“天人二分”，就是把人与对象世界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致力于征服和支配对象世界，以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而人们要征服和支配对象世界，当然首先就要认识对象世界，掌握它的客观规律，这样就发展出它的科学精神和分析思维方式。 首先在开拓性的认知探索方面，西方文化从源头上开始，就表现出一种不懈地追求真知和真理、勇于开拓和探索的科学精神。比如古希腊哲学就主要是一种偏重于求“真”的哲学，即本体论哲学。所谓本体论，就是研究存在的学说，对于一个事物的存在，首先要追问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以及它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存在是由什么因素构成的，它的原因与结果，联系与发展，等等；然后再根据巳知去推断未知，这样就有了概念、判断、推理，即有了“三段论”的一套规则。由哲学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思维方式，彼此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系统。由这种哲学观念及思维方式导引和影响，进入各种知识领域和学科门类的研究探索，便带来了各门科学技术的不断建立和发展，并不断拓展其未知领域和发展空间。 其次，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还体现在批判性、否定性的超越拓展方面。许多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学说往往都是在批判否定前人学说的基础上加以探索而发展起来的。在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勇敢地否定和超越其师苏格拉底的学说，开创了理念论或超验论的哲学传统；而他的思想学说则又被自己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所否定超越，由此开创了西方哲学文化批判否定性探索发展的传统。此后在各种认知领域和各门学科中，这种大胆怀疑和批判否定前人思想学说、实现否定性超越发展的科学范例层出不穷。正由于此，就使得各门学科的知识谱系始终处于解构与建构、裂变与整合的互动关系之中，使各种既成的科学理论不断得到补充、拓展和深化，这样就带来了西方哲学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 当然，如前所说，西方的科学精神及其文化科技，是在“天人二分”和征服对象世界的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过，如果以对象为敌的征服意识过于膨胀，超出了它的合理界域，试图用自身所掌握和创造的文化科技无限度地征服和支配对象，也会带来负面作用乃至灾难。对自然界如此，对人类社会更是如此。 二是民主精神。这是与西方人的人性与人权观相关联的。 钱穆先生曾比较区分过东西方的人之“性”，认为中国人偏于“和合性”，而西方人则偏于“分别性”，这不无道理。由于西方人注重“分别性”，即人的差异性，因此就强调尊重个性，尊重人的自由平等权利，重视人权，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 早在古希腊时代，希腊社会及其文化就形成了独特的民主传统。顾准先生认为，正是由于希腊社会这种民主的、自由的、宽松的氛围，使得每个人都能充分地自由竞争，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从而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其中关于哲学、科学、文学的文明成果，至今我们还在深受其惠。[1]可以说古希腊的民主传统，为后来西方文化民主精神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穿越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时代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具体体现为一种人文主义精神，比如否定神性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肯定人对世俗幸福的自由追求，肯定人生的意义价值，等等。到18世纪启蒙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高举起“自由”、“民主”、“平等”的旗帜，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积极争取人的自由解放。此后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也是以追求思想解放、情感解放和个性解放为标志的。作为一种体现民主精神的文化形态，在当时显然是为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造势的，然而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目标，应当说还是在于追求人的自由发展。有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是从人的解放和自由竞争开始的，没有个人的解放，就不可能有自由竞争，也就不大可能有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事实也正是如此。当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反封建的意义上解放人的同时，又带来了人在现实关系中的异化。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其基本精神就是激烈地反传统反异化，反对科学、理性、宗教乃至一切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追求人的感性生命的彻底解放，追求彻底的自由主义。这可以说是西方文化民主精神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在我们看来，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及其人文主义传统，无疑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这种民主精神及其人文主义传统构成了西方社会民主体制的基础，标志着西方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和标志。但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及其人文主义传统中，也逐渐培植了另一种东西，这就是自我中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也就是把个人的价值、权力和自由追求强调到极端。这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和价值观显然也是存在负面作用的。 三是法制精神。这种法制精神是建立在西方的人权与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西方文化中的契约观念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即开始形成。古罗马的伊壁鸠鲁派倡导：个人在追求快乐时不应妨碍他人，不做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事情；而国家的目的就是保障公民过幸福生活，这样彼此达成一种契约，既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力，同时又维护其他人的权力和社会的公共秩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原始朴素的“社会契约论”。 在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代，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一方面提出“天赋人权”思想，大力张扬人的民主、自由、平等权力；而另一方面，则又提出“社会契约论”学说，论证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范的关系，认为社会权力正是人们从自己的天赋权力中出让一部分所赋予的，社会权力的功能在于通过建立一定的法制规范管理社会，从而使个人的自由权力得到社会的合法保障，当然同时也把个人的自由限定在社会的法制规范之内。这一思想学说奠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与法制的理论基础。 从另一个角度看，建立法制秩序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要求。资本主义发展的活力来源于自由竞争，并始终以自由竞争为最大特点，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理想目标，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总是充满活力。然而自由竞争难免带来混乱无序，那么为避免无序竞争，就需要加以约束和规范，因此法制规范的建立和健全，就成为人们的共同利益和普遍愿望。于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从经济生活到政治生活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西方社会都普遍注重建立健全法制秩序，因此法制精神成为西方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法制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意义上来说，西方文化传统中注重法制、规范、秩序的精神也同样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但就具体的法制内容而言，与西方社会的民主、人权一样，并与之相联系，西方社会的法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恐怕主要是公正性和公平性的问题。在表面上的“公平”承诺之下，实际上可能还是偏于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还有就是在国际事务中，西方国家常常置各种国际法于不顾，动辄对别的主权国家实行威胁制裁，让人看到的只是强权征服姿态，而看不到他们所宣扬的民主与法制精神，这另一面当然也是无法忽略的。 四是宗教精神。以往人们对此关注不多，但我认为这也是西方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组成部分是宗教文化，其中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历史上它曾占据过重要的社会地位（如中世纪），后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不断发展，但西方人仍然没有抛弃宗教，据有关资料显示现今西方仍有35%的人信仰基督教，并仍呈蔓延之势。可以说，在西方文化中，宗教文化不只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同时它的精神也渗透到了整个西方文化之中。 过去我们说宗教是麻醉和毒害人民的鸦片，这在人民革命时代确实如此。但是从整个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来看，宗教为何盛行不衰？它有什么作用？确实值得研究。 西方宗教的产生和流行，我想还是与西方的整个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有关。如前所说，西方人的基本哲学观念是天人二分、天人对立，一方面是把自己与对象世界（首先是自然界）区分开来，致力于征服世界，并且人与人之间也是不断竞争；另一方面则是把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区分开来：人所生存的此岸世界问题多多（包括人与自然以及人类社会自身的问题），因此就把此岸世界解决不了的问题，转移到彼岸世界去解决，到上帝那里去解决；把人间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东西，如绝对合理的价值尺度，完全美满的自由幸福等等，都放到彼岸的天国去，作为人类的一种永恒的信仰。这样，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是把彼岸世界作为一种超然的理想境界来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在彼岸世界确立一种绝对的价值尺度，用以观照和评判此岸世界的一切行为，在天国与上帝面前求得价值标准的一致性（而在人世间是不可能确立这种绝对的、统一的、永恒的价值尺度的）。 这样，宗教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上，同时也是在西方社会的整个文化价值体系中，就至少起到了这样一些作用：一是精神的寄托与安慰。人在来自自然与社会的生存压力下，在异化的生存条件下，以此进行自我调节，缓解心理压力，求得心理平衡。二是宗教的原罪与忏悔的观念，对上帝的敬畏，使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觉的自我约束规范，这与法制制约恰好形成互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平衡。三是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认为的，新教伦理一方面适度肯定人的世俗生活享受和谋利行为，以及追求财富的权力，使人具有创造财富的动力；另一方面则又倡导敬业、勤勉、节俭精神，提倡理性的禁欲主义，反对放纵享乐的恶行，则有利于积累资本发展生产，因此宗教（新教）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2] 直到现在，一些西方思想家仍然认为，要解决西方社会的现实问题，仍然需要从宗教精神中寻找出路。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在批判分析了当今西方社会的种种现实问题和文化矛盾之后，所预想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则还在于提倡新宗教，至于这种新宗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似乎也语焉不详。[3] 从总体上看，西方文化在天人二分的哲学观念和分析思维的基础上，历来是追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并行发展（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失衡与寻求平衡的矛盾运动），从而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化精神及其传统。 二、关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传统可以分两个阶段讲：一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二是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二者显然有很大的不同。讲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当然先要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讲起。 中国古代文化可谓驳杂精深，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各种思想观念都有。多元文化格局中，影响最大的是儒、道、佛三家。一般认为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是儒、道两家（佛教的中国化，属于外来文化本土化的一例）。但二者谁更重要，则又有不同看法。通常认为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是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属于官方文化，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影响当然巨大。但也有人（如鲁迅等）认为，从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形态方面来看，还是道家文化具有更大的影响，这似乎也不无道理。
上述争论姑且悬置不论，超越具体文化模式，我们来看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据一些著名学者（如钱穆、孙隆基、林语堂、梁漱溟、季羡林等）的看法，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及其所生发出来的“和合”精神——人与外部世界（自然、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合为一体的，相互对应、呼应、照应，相互联系和协调。 从先秦以来，中华文化普遍讲“和合”，所谓“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实讲“和合”之道。这种精神贯彻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就有各种说法，比如“和为贵”、“和气生财”、“合则两美，离则两伤”，还有与此相关的“中庸之道”、“中和之美”等等。林语堂甚至说，“中国”即中庸之国的意思，所以“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与“和合”观念相对应的思维方式则是综合思维、整体思维。季羡林先生解释，综合思维就是八个字：整体概念，普遍联系。[4]如中国哲学本体论的“道”、“气”“心”等范畴，美学上的“尽善尽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等，都只有综合思维才能把握。 在“天人合一”的观念及其“和合”的统一文化精神之下，儒、道两家各有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精神。 先从儒家文化精神方面来看。儒家文化所注重的是人伦关系上的“和合”，由此发展出它的基本文化精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伦理精神，即注重伦理关系，强调各安本份。 伦理即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彼此相处的道德准则。儒家文化是一种注重群体性、伦理性的文化，把一切问题都放到伦理关系中加以考虑，所以有人干脆说它就是“伦理文化”。儒家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各有本份和相应的道德要求。 儒家伦理总的原则和前提是“仁”和“礼”。“仁”的本意是二人和合，推而广之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那么这个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爱人”。孔子说：“仁者爱人”。儒家所主张的是世俗的、此岸世界之爱，现实生活中人人彼此相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能做到这样，就是真正的“和合”了。 “礼”是人们共同要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儒家及统治者注重制礼，也就是要建立一定的社会规范，以维持社会秩序。这个秩序的基本原则是要使上下尊卑有序，各守本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礼治”。“礼治”所注重的是教化和自觉的服从，而不象“法治”那样偏重强制性的约束。儒家的本意，建立“礼”的目的是要达到“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里的“为”不管是理解为“为了”还是“就是”，其意思都差不多，即目的在于“仁”，就是要彼此“爱人”。这个愿望不能说不好。 这一套伦理原则的建立，在思维方式上是推己及人，由近而远，如石投水面一圈圈扩展开去的波纹（费孝通的说法）。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种伦理性、群体性的文化，一方面是比较讲究秩序，重视人与人之间在安于本份的基础上和谐相处，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家庭和美（国即大家），比较有人情味，比较温馨。但另一方面是比较忽视和压抑个性，不利于个体人格的成长和发展，走向极端甚至容易造成“奴性人格”，不利于民主精神和法制精神的生长。 二是道德精神，即非常注重道德修养。 伦理与道德密切相关：伦理是从群体关系着眼，而道德则从个体行为着眼。要达到如上所述的伦理目标，主要依靠每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这是伦理文化的一个根本特性。 通常道德有三个层次：宗教道德、圣贤道德、世俗道德。儒家所倡导的是圣贤道德——这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准宗教道德意义的道德要求。 任何道德修养都需要有内在动力，有理想目标。儒家的人生理想目标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人生追求，皆从“修身”开始。而“修身”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内圣外王”：内在修养要尽可能达到“圣贤”的精神境界，然后外在人生实践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如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以“圣贤”为目标而修身，可以有许多具体要求和尺度，比如忠孝仁义礼智信，安贫乐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还有“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 与此相适应，儒家及其统治者不断树立圣贤人物的典型楷模（如周公、孔孟、关羽、诸葛亮等），对圣贤人物生前死后加封荣誉称号，大力宣传，号召人们“见贤思齐”，学习仿效。当然“圣贤道德”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于是儒家便设想了一条可进可退之路，即孟子所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个人即使做不到建功立业关怀天下，也要求至少管好自己，修身养性，安守本份。这也许可以说是儒家对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最低要求。 从道德修养的社会实践方面看，修身当然首先是每个人自觉主动的追求，心存高远，见贤思齐；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的引导规范，这是通过“教化”的方式来实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给人以伦理道德的“教化”。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和积累了有效的经验，并在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因而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 三是追求建功立业、服务社会的人生进取精神。 在人生实践方面，儒家提倡“入世”和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倡导以圣贤为目标，追求建立不朽功业，大而言之有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具体而言，所谓“立德”，即建国立制，以德治国，这是王候官吏们所追求的；“立功”，是指以武功拯救危难，保天下平安，这是武士英雄们所追求的；“立言”，则是指著书立说，传播文明，这是文人学士们所追求的。以圣贤为目标，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奋斗的方向与坐标，其人生实践的过程，既是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儒家文化历来是重视个体自我价值与社会进步发展的和谐统一的，这也同样体现出一种“和合”精神。 其次，关于道家文化精神。道家文化更为注重人与自然的“和合”，不仅主张以平等、平和的态度对待外部自然存在，与一切自然存在和谐共处，同时也主张将这种原则应用于社会人生，提倡一切顺其自然，由此发展出它的基本精神。 比如，在政治上，道家崇尚顺其自然的放任主义，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而治，这样就不容易激化矛盾，无为而无不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在伦理上，则是倡导自然主义：对个体生命而言，主张不加约束，顺乎人性天性自然发展；对人际关系而言，则主张各自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彼此相安无事，乃至老死不相往来，如此当然也就不会有多少冲突。在人生态度上，提倡绝圣弃智，大智若愚，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吃亏是福，难得糊涂，等等，总的来说就是取“遁世”态度，主张与世无争，回避社会矛盾，向后退让：退回自然，返朴归真，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退回自我及其内心情感，清净无为，陶情冶性，寻求自我内心的和谐宁静。这无疑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不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循着这种人生取向，往往走向“归隐”，这便与宗教境界也相差不远了。 中国的文学艺术，归于儒，是“文以载道”，致力于“教化”；归于道，则是自我陶情冶性，追求审美，如山水田园艺术。所以有人说，是道家文化精神养育了中国的山水田园艺术。林语堂甚至认为，中国的文艺（诗歌）部分代替了宗教，给人以精神、情感的慰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5] 此外，关于中国的神秘文化。前面讲到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根本特征是设立一个超现实世界的彼岸天国世界，将真知、真理、幸福赋于彼岸世界：一方面此生为善，以求进入天国获得幸福；另一方面彼岸的上帝无处不在看着你，使你有所畏惧不敢为恶。 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儒教是准宗教：人生理想是在此世此岸成为圣贤，而不是出世成佛或进入天国；道家寻求回归自然清静无为的生存状态，发展到道教才追求修炼成仙，才具有了宗教的意义，可看成是中国的土著宗教，但与西方、印度的宗教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本身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宗教精神，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现代学者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因为重视现世人生，所以肯定现实生活，看重自己的力量及其价值判断，为人处世专赖内心的善恶，所以道德特别发达；而西方人多借助外力，价值判断亦在另一世界的上帝，所以重视宗教。中国人认为人性本善，故主张修养内心，发展这种善端；西方人认为人性本恶，故须求助上帝洗涤罪恶。中国人注目在善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快乐，应该尽情享受；西方人着眼在罪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痛苦，必须皈依宗教，才能超升天国。所以从中国学术方面看，中国只有伦理学而没有神学；从历史方面观察，中国几千年来并没有一种思想雄伟、组织完善的宗教出现。儒家教化，注重现实人生，儒教是教育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其后虽有道教出现亦只有一种法术而不能称为宗教。[6] 中国虽然宗教不发达，却有一股很大的神秘文化的力量，主要存在于民间文化形态之中。它源于初民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比如先秦时代即有阴阳学、谶讳之学。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的迷信心理，实源于天命思想：中国拥有伟大的自然，巳使人民产生崇拜自然的心理，更加灾荒频仍，愈使人民发生恐怖自然的心理。儒家对于鬼神，虽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很遵从天命；道家对于天，虽不认为神，然以天道为自然及人生归宿，也相信天命；墨子以为天为人生的主宰，对于天命，更为信仰；……再加佛家因果报应之说，宋儒性命之理，于是天命思想乃牢不可破，把人间的吉凶都用天命来解释，更把现世人间的关系来推论天上或地下的情形，于是便天上有人性化的神仙，地下也有人性化的鬼怪，这种思想更因阴阳五行之说，获得了理论上的说明，由于方士僧尼者流的倡导，乃深入民间意识。[7] 综观中国文化的宗教不发达而神秘文化（迷信）发达，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历来封建王权以及正统伦理文化势力强大，形成极大的制约力量，使宗教权威建立不起来，而神秘文化则能像野草般向民间蔓延；二是原始宗教观念在民间文化层次上的局限，使其上升不到形而上的哲学层次，即难以形成真正的宗教信仰，而只能以形而下的神秘文化形态（如巫术迷信）存在；三是巫术迷信之类神秘文化形态恰好适应农耕社会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普通老百姓（如祥林嫂）的心理需求，因而具有极大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在中华文化圈中，神秘文化也仍有不小的影响。神秘文化虽然没有宗教那样系统的理论学说，但它的背后仍然有人生观和心理学的根源，因此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特别发达；而人生哲学方面，则又可以说过于完善，各种人生境况和进退之路都设想到了：儒、道、佛及神秘文化正好构成人生路程上的三重阶梯：入世、遁世和出世。有人说，人生无非两种情况，顺境和逆境：得意时信奉儒家积极进取；失意时退往道佛或托付鬼神。这看似对立，但从整体上看其实又构成一种互补“和合”。这种文化传统的好处是有利于调节人生矛盾，也可以缓解社会冲突；而弊端则是不利于科学精神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变革进步。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超稳定结构，应当说与这种文化精神不无关系。 三、简短结语 以上我们对中西文化传统及其基本精神作了一个粗略的考察。近代以来，我国文化界对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对西方文化是迎是拒一直争论不休，乃至形成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延续至今。以笔者愚见，第一，对各种文化形态，尤其是中西文化，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作优劣判断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应当说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处于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条件下的人们，在他们的生活实践及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既各有其特长，也各有其局限，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在他们合写的巨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中曾指出，西方人可能在个体生活经验方面显得比较突出；而东亚人在群体生活经验方面要远远丰富于其他各民族，比如个人适应群体，家庭适应社会，与其他民族的所谓社会经验相比较，这些关系间很少出现磨擦，也很少产生孤立感。[8]因此未必要对各种文化形态强分高下优劣。 第二，如果一定要对各种文化形态进行比较和作出优劣判断，也不应当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区域性立场，简单地褒贬弃取，而应当站在一个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立场，站在建设当代人的合乎人性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以及现代性生活观念的立场，来作出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应当有中西可以通约的价值标准的，比如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科学、民主、法制的精神，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和合精神（重视人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以及注重伦理关系和道德修养、注重德治的精神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成果，是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应当纳入到当代文化建设框架中来的。 第三，某些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者往往夸大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异，把不同的文化看作是不可兼容的。然而我以为，具有特定的环境条件制约的文化模式也许是难以照搬的，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则是可以借鉴和吸纳的。比如西方的民主体制模式可能难以完全照搬过来，但民主精神显然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如果连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民主精神也不愿承认和不肯接受，那就很难谈得上推进当今的民主建设，其他方面当然也是同样的道理。 正因此，在当今的比较文化研究中，不是仅仅局限于各种文化模式的比较，而是适当超越文化模式的层面，加强文化精神的研究，乃至深入探讨不同文化间的异质同构性，以及不同文化实现互补融合的可能性，这对于当代文化建设也许是更为必要的。 注释： [1]《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7页。 [2] 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五章。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5页。 [4]季羡林：《对21世纪人文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教学与教材研究》1998年1期。 [5] 林语堂《中国人》（旧译《吾国吾民》），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25-126页。 [6]庄泽宣《民族性与教育》，载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第197页。 [7] 同上，第186-187页。 [8] 转引自金冲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华文化走向》，《人民日报》2001年1月4日。
对于文化的定义，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给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2.中国文化定义
中国文化一般指中国传统文化，是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历史沉淀积累下来的精华，是民族未来发展的根基。“文化”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是“文”和“化”的复合。“文”字又通“纹”字，可引申为文、文章、文采、条文等。化，则有变、改、生、造化等义。如《礼记?乐记》中说：“和，故百物皆化。”这里的“化”指化生。
3.西方文化定义
西方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在物质活动方面，“文化”意味着耕作，而在精神修养方面则涉及等，这是西方的文化概念中最原始、最基础性的涵义。西方文化一般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秉承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传承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经启蒙运动发展而最终确立，并且几百年来兴盛于西欧、北美地区的文化系统。
二、中西方建筑文化的比较
建筑文化是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不断作用的产物，是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靓丽风景，是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产生的物质财富，也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建筑文化的内涵和风格是不同的。由于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以及地理、自然环境的不同，它们所呈现的建筑文化也是有差异的。
1.中国建筑文化
中国建筑伴随着中华大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而产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构思、丰富的美学价值而成为无价之宝，它能陶冶国人的情操，提升国人的审美情趣，丰富国人的视野。传统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如北京四合院、闽南的圆楼、云南的一颗印住宅、河南和陕西的窑洞等，以及都城的规划，宫殿的布局，皇室贵胄、达官显贵的陵寝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结果。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构筑了精美的建筑体系。中国建筑作为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物质化表现，必然有着与西方建筑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形质格局、超拔的内容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大放异彩，为世人所瞩目。从建筑理念上看，传统中国建筑有着浓厚的天人合一的时空观念及和谐精神，在建筑布局上则有着浓厚的中心观念。可以说，中国的建筑渗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黎族文化的发展对于其自身的建筑有着深刻的影响。自远古时代以来，黎族人民就生息繁衍在美丽富饶的海南岛上，创造出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作为黎族民族文化一部分的民居住宅建筑艺术同样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黎族人民根据地形环境、气候条件、建筑材料等，因地制宜地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茅草屋。黎族人民居住的传统房屋是以格木、竹子、红白藤和茅草为建筑材料，房屋的顶部是以茅草搭建的，屋子的骨架用竹木构成，属于中国传统的竹木结构建筑。由于房子低矮，外形像船篷，内部布置像船舱，被人们称为“船形屋”，它是黎族人民传统智慧的结晶。黎族传统的建筑文化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民无与伦比的智慧和独树一帜的风采，也展现了中华传统建筑的强烈个性和艺术魅力。
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对文化下了这样的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而言，乃是这样一个复杂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所有其他作为社会一员的人习得的能力和习惯”。从这个定义中不难看出法律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包含在文化这个复杂整体中的一部分。
可以这样认为，“法律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和法律现象有关的观念、思想和传统学说的总体并相应地表现为一种普遍、持续和较为稳定的支撑法律实际运行的法律思维与法律行为的方式”。
由于中西方在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理念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使得中西法律文化之间存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文化传统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中西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这些差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西方法律文化立法形式的差异
中国的君主立法。在中国古代法权渊源出于君主，即君主独揽立法权，以言代法，君主的命令具有法律效力。从战国李悝编《法经》到清朝编《大清律例》都不能也不敢限制君主的权力。故很多法典中都注明了“臣等奉敕撰”的字样。编成文法的直接目的“除了镇压百姓之外，也就在于维护君主的权威”[3]（p129）。此外，历代立法的内容不仅包括法典，还包括君主的命令。如制、诏、敕等形式，皇帝在成文法之外这些命令，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司法官吏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西方的大众立法。在西方的法制史上由于对神灵的崇拜并没有衍变成神的人格化，所以没有产生像中国那样被神化了的集权君主。无论是古希腊罗马的法律，还是近代资产阶级宪法，都没有公开宣布法权渊源出自君主.所以西方的立法至少在形式上是大众制定的。
二、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司法体制和程序的差异
中国的行政司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司法与行政总是合二为一，在中央机关君主拥有最高的司法权和行政权，朝廷设有专理司法的官吏，如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都从属于行政官吏，地方上一律由地方行政官员兼行司法权，没有自上而下的法院系统。另外，中国司法活动的程序也表现为行政化，没有司法行为自己的独特程序。
西方的司法行政分权制约。西方的法院组织出现较早，如雅典，不同性质的案件由不同的法院审理。罗马也实行民事法院与刑事法院分开设置的体制。中世纪欧洲也存在专门的司法机关，如法国曾设有四种法院系统，即国王法院、领主法院、教会法院和城市法院，同时还规定了许多关于诉讼的专门原则和程序，如古罗马法规定“公开审判”、“严格形式主义”、“不告不理”、等，这些都为注重权力制衡、程序公正的现代法治奠定了文化根基。
三、中国的“权力至上”传统和西方的“法律至上”原则
中国的“权大于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只是一种辅助“德”“礼”的工具。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张施政要以道德教化为主，以刑法为辅。《唐律疏议》首篇开宗明义：“德礼为政教之木，刑罚为政教之用”[4]（p3），以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虽强调“缘法而治”，但是，在法家思想里，法律仅仅是控制臣民的一种手段。可见，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君权”大于“法”，“法”自君出，主要作用表现在刑法领域，成为暴力维护“礼”所代表的道德伦常等级秩序的手段。法律成为统治者治民驭民的工具。
西方的“法大于权’。西方人一自深受自然法观念的影响，相信法由上帝或理性创造的，是上帝或自然的某种更高级命令在人间的体现，人既由上帝创造，就必须服从上帝所立之法，因此，在西方的法律文化中，法从某种意义上就代表着对上帝的信仰，而不只是一种外在的工具，由于自然法具有一种神圣的渊源且因此超越时空，它应是一种超越社会全体的规范秩序。它高于人类的实在法并成为评判国家法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普遍性准则，通过自然法对实在法的超越，实现了法律自身的提升。
四、中国的宗法等级思想和西方的平等观
1.中国以“礼”为核心的宗法等级思想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儒家的“礼”或礼教伦理维系的社会，个人的权利自主体的特定地位和社会身份，来自对某种职责和义务的充分履行，来自主体对伦理纲常名教的认同。“礼”的基木精神就是《礼记・大传》所云：“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5]（p107）。从孔子提出“正名”以“君臣、父子、夫妇各有其名分，各尽其职”为内容的“礼”到汉代董仲舒将三纲五常推向极致，国人在“率土之滨，莫非土臣”的教化里把自己当成了君主的附庸品，在“安份守己”的要求下完全丧失了思辩的自由。
2.西方以“契约”为形式的平等观
西方从来没有建立过像中国古代那样严密的伦常观念，西方社会中的等级关系是靠“双务契约”来确定的，西方法律文化注重主体间订立的契约，在契约关系中，各主体享有充分的选择自由，一旦同其他个体建立契约关系后，彼此的权利义务非常明确并因此受到相互制约，显然，契约型社会关系就比较适合现代法治的精神。
五、中国的法律工具性取向与西方的人权自由原则
1.中国的法律工具主义
无论是主张“缘法而治”的法家理论还是儒家法律文化传统，在理论上都以尊君、卑臣和愚民为前提，以维护家天下的专制统治、为专制君主服务为目的，不承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从《秦律》到《大清律例》，数千年来官方制定和颁布的全部法律规程，都以惩罚、镇压和恐怖的严刑峻法为特征，以义务性、压制型法而非权利性、救济型法为主要导向。
2.西方的法律信仰主义
西方历史上，依法而治的国家，十分注重弘扬法的精神，认为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是最高的理性”，从而确立法在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崇尚法律精神的追求，使法律信仰从每个人的价值观念介入到法律现实，从而推动了依法而治的法治进程。在西方国家，一些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公开打出“自由”，“平等”“博爱”“人赋人权”的旗帜，主张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个性自山，反对等级特权观念，这些口号无一例外都成为西方各国的法治理论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英]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M]. 连树声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 陈福胜.中西法律文化差异探源[J].黑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