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识进程
即决策形式，在医学领域中主要应用于制定各种临床指南。在糖尿病继续医学教育中的应用主要是就某一特定临床问题组织参与者讨论，就其处理达成共识，确保参与者在此后临床工作中执行共识。共识进程是否可提高指南执行率尚存争议，其教育效果还有待评估。共识进程应用于糖尿病继续医学教育仅Kasje等一项研究，即由荷兰合理用药协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当地全科医生，根据荷兰糖尿病指南关于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用药制定地方性指南，共识达成后6个月随访显示，参与共识进程的医生较未参与者在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用药方面对指南执行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三、审查和反馈
即通过审查病历记录、电子病历数据库等方式，对初级卫生保健人员某段时间的临床表现进行评估和反馈。反馈内容通常是其临床表现与指南存在的差距和改进意见。该方式不足之处在于仅针对个人评估和反馈就需收集大量数据，花费时间较长，经济成本较高。研究通过分析患者电子病历记录对51名家庭医生就糖尿病治疗的临床表现进行了7年监测与反馈显示，经过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血糖、血脂控制与达标方面较7年前显著改善。但美国5个社区医疗中心研究显示，尽管接受该教育方式1年后社区医生糖尿病治疗水平有所进步，但在审查和反馈停止1年后，医生诊疗水平与教育前相比，1／3医生有所提高，1／3基本无变化，1／3甚至下降。
四、教育推广
访问即指派接受过培训的教育者到医务人员工作单位，针对个人就某方面临床工作进行现场点评、提出改进意见和答疑。研究发现，该教育方式在合理用药方面对医疗行为改变影响较小，在诊断筛查的执行等方面影响大小不一。研究认为，该教育方式成本昂贵，对偏远地区尤其不适用。尽管各国研究者在不同环境中不断探索及完善适合初级卫生保健人员的EMDCME，但仍存在以下不足：）无统一评估标准，有研究采用知识问卷或临床工作表现评分表评分，有研究则直接分析患者相关指标对其知识水平评估，且各研究采用的知识问卷内容、评分表标准、选取患者相关指标不尽相同，再加之诸多研究联用多种教育方式或其本身只是大型糖尿病管理研究项目中的一部分，影响因素较多，很难根据各研究结果比较不同教育方式的优劣卫生经济学数据缺乏，目前少有糖尿病继续医学教育的研究提供经济学数据，也少有研究比较不同教育方式的卫生经济学效益，更无比较糖尿病医学继续教育与糖尿病管理的其他方面（如患者教育）对患者结局影响的卫生经济学研究。因此，很难为卫生决策提供有力的卫生经济学数据。
一、基于中医学理论的保健食品的搭配原则
（一）结合中医文献，科学搭配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于健康也愈发重视，而保健食品也愈发被人们重视。保健食品是指在说明处标明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食品。保健食品的服用并不适应所有人群，保健食品有其特有的使用人群。并且保健食品并不具备治疗疾病的功能，服用保健食品对机体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对身体健康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同时随着近年来我国对中医知识的重视，中医理论知识也被应用到保健食品的开发中。中医学理论首先被应用到保健食品的搭配之中，形成具有中医学理论特色的保健食品搭配原则。在保健食品搭配中首次通过翻阅相关的中医学文学，了解中医学习的内涵，再制定其中的搭配内容。在我國饮食保健历史悠久许多中医学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如在《吕氏春秋·尽数》、《伤寒杂病论》、《五十二病方》等中都明确的记载了我国饮食保健的发展，因此在进行保健食品搭配的过程中，首先应结合中医学进行参考，再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调整搭配内容。同时在结合中医学理论知识调整保健食品的搭配过程中，应做到中西结合，科学搭配。即在保健食品搭配过程中，可以利用病理学、微生物学、营养学等西医学，从而使保健食品以中医学理论为搭配原则，以西医学知识进行检验与探究，从而促进保健食品的研发。
（二）原料功能健康，食品来源明确
在保健食品搭配过程中，通过中医学文献了解到中医饮食保健食品的功能性较强，且其保健功能种类全。经过科学探究发现中医中的饮食保健食品其保健功能可以满足各种保健需求。在保健食品搭配过程中可以根据需求不同，调整其原料。在保健食品搭配过程中，应确保其食品来源明确，形成绿色搭配原则，即做到搭配过程透明化，健康化。并且让搭配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清晰的展现出来，进而做到绿色化搭配。同时在把中医学理论知识应用到保健食品搭配的过程中，应严格做好食品监督，做到科学化生产，并把所需的每一样原料都用科学化的手段检查其毒理与药理，进而确保保健食品的安全性。
（三）符合配伍禁忌，食疗为主
在保健食品搭配中应用中医学理论知识时，应重视其配方中的药物配伍禁忌，虽然用于保健食品中的中医药物与中医食品大多数的性质都比较平和，但仍有少数具有温热寒凉的特性，通过调整原料中的配伍方法和用量，进而抵消了其温热寒凉的特性，从而让保健食品更好的搭配。如对于一些滋腻、壅滞气机的原料可以用以山楂、莱菔子、砂仁、陈皮等进行调整。同时在进行保健食品搭配过程中应以食疗为主，充分发挥中医学理论中饮食保健的基础，进而减少配伍禁忌的产生。从而提升了保健食品搭配的安全性。
二、基于中医学理论产生的保健食品研发理论
（一）整体与辩证相结合
基于中医学理论研发保健食品研发，应结合中医理论基础探索保健食品的构成。首先在保健食品研发中可以应用中医学中的整体观。整体观是中医学中特有的理论知识，即强调人体是一个整体，肺腑之间互根互用，气血之间互相循环。并且人与自然、与社会之间也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循环机体。因此保健食品的研发也应遵循整体观这一原则。以中医中的整体观分析病症，再用整体观研发保健食品。同时还应用中医学中的辩证理论对保健食品进行研发。在中医理论中认为可以通过中医食品与中医药品的不同特性，发挥其特有的保健功效。即在研发过程中以辩证的思想去看待保健食品的研发，让保健食品在研发过程中具有相应的针对性，细化其保健功能，进而让保健食品更加具有针对性，提升保健食品在某一方面的功效。
（二）“扶正”与“却邪”共同应用
在保健食品研发中应用中医学理论中的“扶正”思想。中医“扶正”思想是指调补脏腑的气血阴阳，从而增强体质、抵御外邪。应用“扶正”思想指导保健食品的研发即是帮助保健食品对病症的外因进行研发，通过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进而达到促进身体健康的作用。同时中医学中的“却邪”思想也被应用到对保健食品的研发之中。中医“却邪”思想是指通过利水、化瘀、祛痰、泻火等方法去除身体中的病邪，从而促进人的健康。应用“却邪”思想指导保健食品的研发即是帮助保健食品对病症的内因进行治疗。即让保健食品具有减肥、降脂等功能，进而达到对认同“却邪”的目的。
（三）治未病思想的体现
中医学中治未病分为未病先防，已病防变两种思想。未病先防是指在病症未出现之前，就对病症进行预防，应用未病先防的思想指导保健食品的研发，即是通过对病症的相通性的研究，把因相同病因引发的病症整合在一起，研究具有针对性的保健品，从而达到未病先防的思想目的。同时在保健食品研发中还应用已病防变的中医学思想，其保健食品的研发方向是针对已有病症，利用中医学保健食品，防止病情继续恶化或加重，进而促进了人们健康水平的提升。
三、结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在保健食品搭配与研发中应用中医学理论知识，已愈发普遍。保健食品在搭配过程中合理利用中医医学文献，形成科学化的搭配方法，并在制作过程中确保其原料来源明确，功效强的特性。同时利用中医学习理论知识推动自身研发，形成具有中医特色的保健食品，让保健食品具有健康性与绿色性的特征，从而促进保健食品的发展。
参考文献：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1909年，IrvingFisher提交国会的“国家健康报告”中提出，从广义的角度看待健康首先是个财富的形式。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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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传统保健体育有别于其它竞技体育运动形式，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运动形式，它是医疗与体育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宝贵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院校研究生在学习中医学专业知识的基础上，通过传统保健体育运动的学习，更能够加深对医学知识学习的广度和深度，更加能够体会到传统保健体育对身体的健身作用。
1 开设研究生传统保健体育课程有着优越的理论基础
传统保健体育的基础理论源于古代养生学，是融汇中国古典哲学与祖国医学理论之精华而形成的独特理论体系。医学理论中的整体观念同样适用于传统的保健体育。“天地一体”、“五脏一体”、“天人相应”，中医理论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人的五脏六腑也是一个整体。传统健身思想与之一脉相承，认为体育的作用不在于发展身体某部分系统和器官的机能，或治疗某种疾病，而是通过调身、调息、调心的综合锻炼，达到调理中枢神经系统，增强机体的免疫能力和适应能力，改善整个机体功能，以增强体质和促进健康［1］。而中医院校研究生在学习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医学书籍时，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接受着传统健身文化，从而为传统保健体育课程的开设，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2 开设研究生传统保健体育课程有着良好的实践基础
自1982年6月国家卫生部、教育部、体育运动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在高等中医药院校体育课中增加传统保健体育内容”的通知以来，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实践，全国中医药院校的体育教育工作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传统体育文化特色。在本科教学的课程设置上，大多数中医院校已将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这一传统保健体育的精华之作作为必修课，其中部分中医院校开设了传统保健体育选修课、武术选修课。更为可喜的是，部分中医院校开设了三年级传统保健体育选修课，教学由普及型向专项提高型、专业应用型的方向发展。
研究生在经过本科的学习时，都亲身经历了传统保健体育的学习，也都感受到了传统保健体育的巨大魅力，在这样浓厚的氛围下，开设研究生传统保健体育课程必将受到极大的欢迎。
3 开设传统保健体育课程适合中医院校研究生终身体育的培养
“终身体育”是随着全民健身计划而提出的一个新的体育概念。随着学校体育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终身体育”又被注入了新的内涵，那就是学校体育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受教育的主体获得充实的健康知识，养成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从而终身受益［2］。
传统保健体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同的项目有着不同的动作结构、技术要求、风格特点与运动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与随机性，适合中医院校研究生不同年龄、性别、身体和可支配时间而进行随时随地的锻炼健身，从而达到锻炼终身的目的。
【参考文献】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 “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 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 (consumption 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 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 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 = f (m, ls, e; 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 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 dardanoni and wagstaff (1987), selden (1993), and chang (1996)
3. 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 and 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 fuchs，jopse newhouse martin 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 医疗技术 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 m 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 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 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 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 and outcomes) 。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 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 market） 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 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 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 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 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 (folland et al. 2001, 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 hhe, 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 (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 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 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 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 (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 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 (physician induced demand，以下简称pid) 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 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 (2000)建构一个pid 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 to changes in md/population 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 to fee changes) 。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 gruber and owings(1996) yip(1998)
a） 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 and 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 gruber and 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 rate)下降约13.5 %。gruber and 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 %，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 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 %到32 %。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 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 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 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 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 response) 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 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 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 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 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 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 (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 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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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作者简介：张志贤，男，硕士研究生，高级讲师，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内科教学、医疗，养生保健。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急需养生保健医学人才的健康养生指导。大学要以培养“适应性人才”为基本要求，以适用性为目标来培养学生，满足社会需求［1］。建立我国养生保健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是一项涉及政府、医学院校和社会的复杂系统工程，本文通过论证其必要性与可行性，对如何构建和实施养生保健医学人才培养体系进行探讨，阐述了培养目标、内容和方式，提出了养生保健医学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
一、建立养生保健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必要性
(一)解决我国养生保健医学人才严重匮乏问题。
目前，我国养生保健医学人才培养缺失矛盾突出。一是医学院校养生保健师资缺乏，医学生养生保健知识和技能贫乏。二是各级各类医院缺乏养生保健医学专业人才。三是全社会的“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需要培养大量的养生保健技能型和实用型医学人才。
(二)改善国民健康状况。
据《2009中国城市健康状况大调查》显示，我国主流城市白领“亚健康”比例达76%，处于过劳状态的接近6成，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人”比例极低，不到3%。伴随生活压力的加大，“亚健康”和慢性病人群每年递增，我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已经超过2.7亿人，每年有近300万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相当于平均每10秒钟就有1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据统计，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占我国总死亡人数的80%，其中，心脑血管疾病是我国人群的首要死亡原因［2］。长期超负荷工作、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主要原因，需要高素质的养生保健医学人才提供健康养生指导。
(三)规范我国养生保健市场。
近几年，我国出现了“养生大师”迷倒众生，“养生秘诀”风靡一时和养生伪科学泛滥的社会现象。一是养生保健行业鱼龙混杂，科学规范、质量可靠的社会化养生保健服务供应严重不足。二是有些健康养生类图书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养生知识和观点违背常识，颠覆传统，使公众误入歧途，损害了人民的健康。三是迷信一些流行的养生保健理论方法，表现为自诊自疗的、延误病情的、没病折腾出病的、看“大师”不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步入养生误区。需要养生保健专家倡导树立科学养生观，正确处理养生与治疗疾病的关系，规范我国养生保健市场。
二、建立养生保健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可行性
(一)养生保健医学人才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医院功能和内涵也向正确引导现代人健康需求和消费调整，养生保健专业人才备受青睐。在美国约1亿以上的人口在大约700多个健康管理机构中享受健康管理服务；日本有40多万健康服务人员，平均每300人配备一个养生保健师；我国享受科学、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的人数只占总人数的万分之二［3］，与美国、日本相距甚远。根据有关专家预测：2012-2021年中国将出现养生保健服务人员的需求高峰，养生已成为生活质量象征、健康生活标志和21世纪最热门的产业。社会转型期，我国13亿人民迫切需要养生保健指导。如果按1000人配备2名养生保健师，全国需要260万人；按1000人配备5名专业保健按摩师，全国需要650万人，这是一个庞大潜在的养生保健医学人才就业市场。
(二)养生保健医学人才就业前景广阔。
近年来，我国健康养生产业发展迅速，各种养生保健中心、社区养生保健医疗中心、养生馆、保健馆、养生会所、企业养生俱乐部和经络、艾炙、针灸、足疗等养生馆遍布各地。随着我国养生产业市场的规范，经国家认证的专业养生保健机构将会应运而生，都急需大批的经医学院校培养和国家权威机构认证的养生保健医学人才，就业方向和发展前景广阔。一是就职于各级各类医院的养生保健机构、健康管理部门和体检中心，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政府、事业单位、学校、部队的卫生保健和健康教育机构，养生保健教育研究机构，大型企业卫生保健部门，个体医疗机构，养生保健康复中心，健康保险公司；二是自主创业，开设健康管理公司、健康产业公司、养生会所、疗养院、养生保健康复咨询服务部；三是对特殊亚健康群体做家庭养生保健、康复医疗服务；四是保健产品生产开发和营销企业等。
三、养生保健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一)构建养生保健医学人才学历教育体系。
构建养生保健医学人才学历教育体系重点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琦指出：“医学院校和卫生职业院校不但要承担培养医疗卫生人才的责任，而且还要培养科学养生与健康专业知识和技能型卫生人才，以适应当今社会医学理念的改变和医疗市场的需求［4］。”医学院校的教师要加强养生保健专业理论和技能的系统化学习，掌握养生保健教学基本方法、教学环节、教学技巧和教学规律，培养一批乐教、适教、善教的养生保健优秀师资队伍，提高教学质量。二是加强教材建设。国家主管部门和医学院校应加大养生保健专业教材的研究力度，组织修订、编写和开发本硕博、大中专层次规范化教材，构建科学系统化养生保健理论教育和实践技能教育课程体系。笔者编撰的《科学养生与健康》医学教材较系统的丰富了情志、心态、饮食、运动养生及全身各系统的科学养生知识与方法和“亚健康”“八高症”“慢性病”的预防及健康管理知识等教育教学内容。三是加强专业建设。医学院校应设置专科、本科和研究生等教育方向的养生保健专业，如中医养生保健、中医养生康复，现代养生医学、现代康复医学，针灸推拿，养生保健师、康复医疗师等专业，逐步健全养生保健医学人才学历教育专业支撑体系。
(二)构建养生保健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构建宽专业、厚基础、多类型、多渠道的养生保健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一是建立养生保健专业教育本硕博一条龙贯通式人才培养机制，培养硕士、博士类研究型人才。二是建立多类型、多专业基础的养生保健专业方向的培养体系，培养本专科应用型人才。三是对相关医学专业的医学生开展养生保健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培训，培养复合型医学人才。四是对医院、城乡社区具有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执业医师开展养生保健培训，培养以“治未病”为核心理念的养生保健技能型和实用型医学人才。五是建立高端养生保健医学教育研究机构，启动研究项目，培养专家型人才。六是建立我国养生保健医学人才执业医师考试和注册制度。
四、养生保健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实施
(一)养生保健医学人才的培养目标、内容和方式。
根据社会需求决定养生保健医学人才培养目标，根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和人才覆盖原则，确定大师型、顾问型、技能型、中西医结合型、外向型等5类人才培养模式［5］，为社会培养素质良好、结构合理具有“中医传统文华根基”、“中西医思维方式”和现代医学预防思想的各类养生保健医学人才。养生保健医学人才的培养内容包括养生保健概论，中医养生，道儒佛武传统文化养生，中华武术养生，现代科学养生，现代养生医学，养生保健执业规范等。培养方式包括理论学习、技能传授、考核测试和社会实践等。
(二)养生保健医学人才的知识要求。
健康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
老中医专家吉良晨在论坛上所作的报告中谈到，“治未病”起源于我国的《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诸多篇章都不断地强调“治未病”理念，多次论及“治未病”实践原则。“治未病”是中医学重要的思想。“治”的含义，是管理、治理的意思。“治未病”，就是采取相应措施，维护健康，防止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严格来说，“治未病”强调人们应该注重保养身体，培养正气，提高机体的抗邪能力，达到未生病前预防疾病的发生、生病之后防止进一步发展，以及疾病痊愈以后防止复发的目的。这种重在“治未病”的思想，实质上体现了中医重视预防的思维模式。而将能够掌握“治未病”思想理念、擅“治未病”的医生称为“上工”，也说明了中医对“治未病”的重视程度。事实上，中医药学几千年医疗保健中一直都在应用“治未病”的思维方式，正因为此，“治未病”成为中国传统健康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
较长时期以来，“治未病”的医学思想逐渐被淡化。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渴望健康的欲求日益增长，逐渐认识到单纯治疗已病是远远不够的。21世纪的医学将从“医学疾病”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保健发展，从针对病源的对抗治疗向整体调节发展。这种发展趋势不断地告诉我们，中医“治未病”理论的实践对于提高国民健康素质、预防疾病的发生具有独特的优势，对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医疗和保健体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对作为中医健康文化核心的“治未病”思想加以继承与创新。
进一步推动“治未病”
工作深入开展
本次“治未病”高峰论坛的主题是：“治未病”――健康的基石，主要目的是贯彻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战略部署，提高对“治未病”在我国人口与健康战略中的作用和使命的认识，通过实施“治未病”健康工程，探索构建中医特色预防保健服务体系思路和模式，进一步推动“治未病”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促进中医药在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事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论坛宣布，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战略部署，落实吴仪副总理关于开展中医“治未病”工作的指示精神，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的特色和优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在全国实施“治未病”健康工程。“治未病”健康工程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经确定的“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试点单位为主体；积极探索和完善以“治未病”理念为指导，融健康文化、健康管理、健康保险为一体的健康保障服务模式，即KY3H健康保障服务模式；积极创新“治未病”服务内容和方法以及规范技术方案、完善评价体系；积极探索“治未病”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运行机制，以及“治未病”人才培养机制、科技创新机制、文化传播机制等；努力构建中医特色明显、技术适宜、形式多样、服务规范的预防保健服务体系，不断提高中医预防保健服务能力和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的中医预防保健服务需求。
论坛上，老中医专家吉良晨，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刘德培，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中国工程院院士俞梦孙，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陶祖莱，原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郑守曾，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院长沈远东，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健康管理学分会会长白书忠等，分别作了“治未病”的主题演讲。据悉，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中，16家单位将分别就“治未病”的科学研究、“治未病”的服务提供、“治未病”与健康需求三个专题进行大会发言。
论坛同时还展出了以“‘治未病’――健康的基石”为主题的大型展览，介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进“治未病”工作情况。一年多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积极贯彻落实吴仪副总理关于中医“治未病”工作的指示精神，引导团结中医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及部分社会团体、企业，加强对中医“治未病”理念、方法的思考和研究，认真组织开展了中医“治未病”试点工作。同时加强宣传和引导，积极探索构建中医特色预防保健服务体系。上海“治未病”健康工程已率先启动，上海曙光医院和岳阳医院采用“KY3H健康保障服务模式”设立的服务机构已按规范化流程正式运营。
有关专家认为，“治未病”高峰论坛的举办和“治未病”健康工程的启动，对进一步发挥中医药优势，推动以疾病为中心的医学目的和生物医学模式，向以人的健康为中心(医学目的)，实现个体化诊疗(新医学模式)方向转变，实现以人为本、健康为中心、个体化的预防、保健、诊疗，大力传播以“治未病”为核心理念的文化精粹和研究成果，普及实用的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让中医特色的“治未病”健康文化转化成为促进健康的自主行为，引领和规范“治未病”服务流程和方法，倡导中西医并重，大力扶持中医药服务百姓健康事业，为“治未病”工作健康发展创立典范、积累经验均有强劲助推作用。
卫生部部长陈竺：
拥有健康是第一需求
陈竺部长在论坛上的致辞着重强调了以下三点：第一，健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永恒主题。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要求，其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健康是根本，是我们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基石，拥有健康就拥有希望，就拥有未来，就拥有幸福。失去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社会的和谐有赖于人类的健康，人类健康是推动整个社会走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前提。因此，健康是人类的第一需求，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和潜在动力。
第二，预防保健是维护人类健康的关键环节。尽管影响人类健康的因素很多，涉及许多方面，但是作为医学而言，维护人类健康无疑是其天职，是其永恒的追求。作为医学，维护人类健康的手段不外乎是治疗疾病和防患于未然，而这两者中，无疑后者更为积极主动，更具有良好的成本效果。吴仪副总理在2007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医学中有一个理念叫“上工治未病”，就是要重视预防和保健，就是要防患于未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我国疾病谱发生了明显变化，已由以传染性疾病为主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转化。如何有效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与此同时，人民的健康意识进一步增强，对卫生服务的需求不断提高，如何满足人们的卫生需求，不断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21世纪的我国卫生事业关键在于预防保健，在于防患于未然。
第三，“治未病”引领人类健康发展方向。“治未病”是中医保健的特色和优势，中医学蕴藏着丰富的预防思想，总结了大量的养生保健和预防疾病的方法及手段，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显著的优势，在今天看来也极具先进性，具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品格。因此，加强“治未病”研究，深刻理解和不断丰富发展其理论精髓及科学内涵，全面挖掘、系统总结长期以来我国劳动人民和历代医家积累的丰富“治未病”经验，通过实施“治未病”健康工程，大力开展“治未病”服务，对解决人类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保健问题，促进中医药事业的更大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我国正在探索实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对发展“治未病”，构建中医特色预防保健服务体系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发展“治未病”，应建立我国独具特色的健康保障服务体系，以健康文化为基础，引导人们树立健康的理念和信心，掌握运用“治未病”的知识和方法，以健康促进为手段，将医疗部门、健康教育部门、健康管理部门以及科技部门有机整合起来，开展预防保健服务，以健康保险为支撑，发挥其经济补偿、市场组织、资金融通等功能，为“治未病”的发展提供保障。这种新模式将是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积极探索，是建立我国独具特色的健康保障体系的新尝试。
努力构建中医特色
预防保健服务体系
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要求，要切实做好“治未病”工作，努力构建中医特色预防保健服务体系。
王国强在介绍了“治未病”的概念、意义和试点工作之后强调，要进一步树立服务意识，拓宽服务领域，调整服务结构，创新服务模式，改善服务方式，完善服务内容，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的特色和优势，实施“治未病”健康工程，积极开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探索构建中医特色明显、技术适宜、形式多样、服务规范的保健服务体系。
第一，必须始终把坚持中医药理论和规律、满足群众对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的需求作为第一要务，这是“治未病”理念和实践乃至整个中医药工作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特别是在工作起始阶段，要抓好试点，树立样板，把握精髓，求真务实，避免一哄而起，力戒形式主义，既不能把一些“治未病”的技术方法简单等同于“治未病”，更不能把“治未病”泛化最终导致庸俗化。
第二，必须加强“治未病”文化传播与健康信息化建设。健康知识和行为方式是影响人们健康的重要因素，信息是沟通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要通过“治未病”文化传播和知识方法的普及，增强人们的健康意识和应用“治未病”知识方法自主改善生活方式和健康相关行为的自觉性；通过建立广覆盖的健康状态信息网络，为群众提供全面的、连续的中医特色预防保健服务。
第三，必须建立健康保障模式与相应的健康服务模式。健康保障模式是为保证预防保健服务的可及性与有效性所做的制度安排。要努力实现医疗保障向健康保障的转型，以“治未病”理念为先导，将“治未病”方法融入健康监测、分析、评估、维护的全过程。要通过金融契约，探索建立健康保障的防范机制和补偿机制。与此相应的健康服务模式要为群众建立健康状态信息库，为群众了解自己的健康状态服务，为指导群众应用“治未病”知识和方法维护和提高健康服务，为群众提供维护健康、防治疾病所需的名医、名科、名院服务。要认真探索和完善“KY3H健康保障模式”及服务方法。
第四，必须探索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要制定扶持政策，推动资源整合，制定运行规则，规范市场行为，探索建立并不断完善政府组织引导、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系统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机制。要研究制定机构、人员准入的条件和开展业务的范围，健全有关管理规范，为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第五，必须提供人力与科技支撑。要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指导试点地区和单位搞好试点。要培养一批中医药基本功扎实、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掌握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和技能的医师队伍，培养一批具有养生保健康复基本知识、掌握中医特色技术方法等中医“治未病”职业技能的实用型人才。围绕实践加强科研对中医“治未病”工作的支撑，完善技术手段操作规程，规范技术方案，科学总结服务效果。要组织研制、筛选、推广一批中医“治未病”的器械、设备、技术方法和手段。
“治未病”将在保障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马建中在“中医养生保健治未病健康工程学术大会”上说，要多方研讨养生保健“治未病”的深刻内涵，继承创新中医药预防保健方法和技术，促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全面发展。
早在2000年前《黄帝内经》中提出的“治未病”理念，一直是中医药重要思想，始终贯穿于中医药预防保健治疗康复等各个环节。马建中说，近年来，随着健康观念和医学模式的深刻变化以及医学目的的重大调整，“治未病”这一古老而前沿的理念，显现出独特的优势和魅力。建立在“培元固本”、“辨证论治”基础上的养生理论、内外兼修的养生功法、治外调内的经络技术、调节脏腑的养生产品，对当今重大疾病尤其是老年病和慢性病方面，有着明确的现实意义。当一些所谓现代病、文明病相继出现之时，“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愈后防复”的系统理论及灵活多样的技术手段，体现出重要的应用价值。
马建中说，中医养生在社会各个层面广受欢迎，中医“治未病”思想受到广泛关注，各级政府推动中医养生预防保健的力度不断加大，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亚健康人群、老慢病人群从中获益匪浅，中医养生保健“治未病”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医“治未病”的理念尚未得到广泛普及，服务模式尚需不断完善，服务质量有待提高，手段和形式需要丰富，专业技术队伍缺乏，服务体系尚未形成，尚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同时，广大群众对于中医养生基本知识、基本原理的认知有限，对于当前中医养生的各种说法和做法不具有判断力，一些打着养生旗号的人用极端的、片面的、违反中医基本原理的甚至是欺骗的手段，不实传播，在社会上造成大众对中医养生的认知偏差，长此以往，将对整个中医药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马建中强调，当前在医药负担不断增加的大环境下，中医养生在社会上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国家将加大对中医养生保健的推广和投入：一是不断创新和推广“有特色、系统化、实用性”相结合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方案，发扬光大“治未病”思想，为众多中老年、亚健康、老慢病人群提供优质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二是中医养生既要有理论深度，又要有科普宣传，要坚持“科学客观、实事求是、以人为本、服务社区”的原则，让广大群众学习到中医养生思想真实内涵，真正让群众受益；三是要积极引导中医养生产业健康发展、自我约束、科学规范。
“中医养生保健治未病健康工程”由中国保健协会、中华中医药学会、元润堂治未病研究院共同发起，以学术方式推动中医养生的继承和传播，旨在推广科学的养生保健文化，推行正确的养生保健方法，推进健康的养生保健方式，建立完善的养生保健体系，探索并构建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养生保健需求的健康机构，让真正优秀的传统养生文化与技术为当今和谐社会服务。
在宋代，由于医学发展迅速，众多方书普及，社会各阶层，对养生保健都有所关注。将宋代养生保健方法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对我们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饮食养生保健
饮食是民生之本，是关乎生命健康的头等大事，所以从古到今，关于饮食与健康之间的探索，人们从未停止。关于饮食保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如下整理。
（一）纵向研究
赵荣光先生在《中国饮食文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中指出：“饮食养生，源于医食同源认识和食医合一的思想与实践。饮食养生则是旨在通过特定意义的饮食调理达到健康长寿目的的理论和实践。”此外，书中对茶的养生保健也有所涉及。徐兴海《食品文化概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指出：“食疗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中国文化对天人关系的探讨，也求证了人的健康长寿与饮食之间的关系”，从文化的角度来谈饮食养生功能。王仁湘《饮食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3年）在、、三章中对饮食的养生功能作了详细的论述。吴子明《我国饮食保健文化刍议》（《药膳食疗》1996年第2期）中，从我国饮食保健文化的源头、儒家的饮食保健观、饮食保健文化的发展三个方面概述了我国饮食保健的源头、特点以及发展，对研究宋代饮食保健提供一些较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程程《养生食品的文化价值研究》（硕士论文・江南大学・2010）中将传统养生食品与我国传统文化如阴阳的思想相结合，为我们研究宋代饮食养生与宋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陈弘在《浅谈古代饮食保健观》（《卫生职业教育》2013年第12期）中指出古代饮食保健观包括注意饮食卫生、饮食节制，饮食时心情保持愉悦、注意四季饮食宜忌四个方面。赵婉莹在《中国古代食疗发展研究》（硕士论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8）一文中认为，中医基础理论对食疗的指导作用、饮食文化对食疗发展的影响两方面对我们更好的了解食疗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作者在文中也将农业发展这一社会资源与食疗发展相联系，自然而然的将食疗发展置于社会大背景中。
（二）横向研究
胡艳红的《百种宋人笔记所见饮食文化史料辑考》（硕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6），在论及饮食思想时录有一些关于饮食禁忌和饮食养生的史料，这对于研究宋人的饮食保健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赵敏在《魏晋至唐宋道教饮食养生思想探析》（硕士论文・山东大学・2006）一文中明确指出了饮食养生与道教之间的一些内在的联系，并对宋代道教饮食养生类典籍进行了简要的概述。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道教饮食养生与中医食疗在源头和后世的发展过程中是很难明确两者之间界限的。刘健英《宋代名医陈直食疗方精选》（《中国食品》1995年第1期）一文精选了几种陈直的食疗方，主要从主治、配方、制法、效用及注意事项等方面介绍，这对我们现代研究老年病的治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龚仕明、徐嘉《论陈直的“食治”与“治食”养生思想》（《江苏中医》1999年第1期）一文主要根据宋代陈直的《养老奉亲书》指出陈直的食治养老观和辩证治食的方法，强调了食疗的重要意义。刘维锋、赵舒华《宋代士大夫阶层的饮食生活和饮食观念》（《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一文指出，宋代士大夫的饮食生活追求的是其中的愉悦趣味而非奢华。在谈及他们的饮食观念时，作者以黄庭坚、苏轼等人为例，说明宋代士大夫阶层对饮食养生与饮食禁忌已有所关注。
二、运动保健
（一）对八段锦的研究
李德勋、黄隆清《“八段锦”的探讨和整理》（《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王记生《从中医角度谈传统健身方法――八段锦》（《河南中医》2006年第1期）两篇文章对八段锦的歌诀和对身体的保健功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前者在文中对八段锦的每一句歌诀的具体做法和对身体的影响都有详细的分析，这对于现代人的保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后者侧重探讨八段锦作为一种健身方法对身体的不同部位的实际功效。韦锐斌、李拥军等人《八段锦改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躯体功能的价值》（《北方药学》2012年第6期）一文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62例患者分组，得出八段锦对强直性脊柱炎患者有显著治疗效果的结论。作者认为“对从八段锦每一式的歌诀上看，其都与预防疾病、调理脏腑相联系，经常练习八段锦有壮腰固肾疏筋柔体疏通经络畅通气血强体增智之功”。耿涛《健身气功・八段锦研究近况》（《甘肃中医》2008年第1期）一文中，主要对八段锦的功法源流、机理探讨、临床效果等方面的研究近况进行了综述。从传统中医和现代科学的角度论证了八段锦强身健体的功效。罗雪林《浅析八段锦的养生功效》（《体育世界学术版》2010年第2期）一文对八段锦的概念、机理机制、养生功效作了论述。在养生保健方面，作者侧重八段锦对中老年人身体的保健作用。八段锦在宋人笔记等史料中多有记载，若是仔细考究，应该不难发现八段锦在宋代对宋人的影响。
（二）对蹴鞠的研究
刘瑛、颜斌《蹴鞠的现代体育社会价值功能》（《管子学刊》2007年第4期）一文提到了蹴鞠的发展演变，对于在宋代的变化论述的更为详细。在探讨蹴鞠的社会价值时，作者认为蹴鞠具有健身养性的功能，遗憾的是作者并未进一步展开论述。任冀军《宋代蹴鞠的盛行和发展》（《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介绍了蹴鞠在宋代民间的普及和花样，并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球会。作者在文中指出“宋代蹴鞠以丰富多采的内容，独具特色的理论思想，成为中国古代体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了时代历史的需要，也对民族体育和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施惠康在《宋代的球鞠之戏》（《西安体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一文中按照击球方式将宋代的球类运动分为用杖击球、以足踢球、用手拍球三类，并对其场地、比赛规则也有所论述。张顺、陈荣昌在《我国宋代的足球运动》（《考试（中考版）2008年第Z1期》）一文中主要侧重对宫廷中的足球作为比赛、表演项目的不同规则的论述，对民间的足球运动的发展也有所提及。
社区护理起源与西方国家，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义为社区居民“可接近的、可接受的、可负担得起的”卫生服务组织[1]。社区护理既强调疾病的预防，又强调疾病的护理，最终达到促进健康、维护健康的目的。构建顺应我国国情、满足社区健康需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护理模式是推动社区护理发展的关键环节。相对于起源地西方医学而言，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和疗法在社区护理中有很多值得借鉴和发扬。
1中医护理的发展前景：
中医护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是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辩证施护、预防保健、养生康复的护理方法，是祖国传统中医药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中医护理体系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中医基础理论、中医饮食调护、中医护理技术、中医养生保健、中医情志护理五方面构成，中医护理在社区开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可以针对不同的社区服务对象，调动整个中医护理体系，完成相应的预防保健、康复护理、疾病护理等社区服务功能。尤其是中医护理技术因简、便、验、廉等特点深受广大社区群众的青睐，符合低收入、高效率、低成本、广覆盖的要求，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应用前景广泛。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委的有关文件中明确指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积极采用中医药、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与民族医药的适宜技术，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特色和优势”[2]。
2中医护理的发展目标：
中医护理在社区居家护理中的应用在我国具有独特的运用价值。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医疗资源的分配仍存在着不均衡性，经济发展实际和老龄化社会的逐步形成，中医护理以其优质、显效、简便的特点，不断丰富着居家护理的内涵。除此之外，中医理论当中“治标和治本”的概念，实质可以通过中西医疗法相结合，相得益彰，从而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社区护理的主要为社区人群提供以健康促进为目标的健康服务，以增进健康和预防疾病、稳定病情为要务，这与中医护理的理论不谋而合，中医护理的预防观印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强调以增强体质为核心的健身防病思想，制定了外以适应自然变化、内以促进机体抗病能力、机体协调能力的养生原则。中医护理与社区护理有机结合，在充分利用现代护理健康教育理论、模式、程序以及实施方法的基础上，在社区健康教育内容中不断渗透着中医护理知识与技术。中医环境养生、起居养生、膳食指导、心理调适、性养生保健、用药指导、运动养生等在社区妇女、儿童、中老年人的自我保健、慢性病病人的康复护理等方面不断拓宽着社区护理健康教育的内涵。如运用得当，精巧结合，中医护理将与社区健康教育内容不断的完美融合。
可见，中医护理的整体观与预防观在社区现代护理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护理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3中医护理在社区护理工作中的优势和功能：
中医基础理论、中医饮食调护、中医护理技术、中医养生保健、中医情志护理共同构成中医护理体系。中医护理在理论、只是及技能等方面自成一体，在养生保健、疾病护理、康复护理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这些都与社区的健康需求相一致，且中医护理以我国传统文化为背景发展至今，一些中医理念已被人民所耳熟能详，一些保健运动也正在任命大众中普遍发展，这些都说明中医护理在我国具有良好的民众基础，贴近大众生活，便于社区居民的认可和接受，这为中医护理在社区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中医护理技术还具有廉、简、便、验、效等特点，在我国经济基础薄弱的区域，中医护理在社区开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3]。
对于不同的人群，中医护理发挥作用的侧重点不同，对于健康人群，中医护理的服务功能以预防保健为主;对于伤残、疾病后遗症、术后人群、中医护理的服务功能以康复护理为主;对于急慢性病人，中医护理的服务功能以残病护理为主。无论中医护理针对何种人群，发挥何种护理功能，都同时应用到多种中医护理理论、知识与技能、即调动整个中医护理体系。例如常见的对脑血栓导致的瘫痪病人，需要在中医辩证的基础上进行饮食调节，推拿按摩、中药贴敷等中医护理技术以及保健运动指导、情志护理等。
4关于现阶段的中医护理开展情况大力开展的意义：
我国的社区服务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处于萌芽阶段，全国只有在大城市有较完善的社区护理服务组织，主要还是以给药及治疗为主，基本是医院护理治疗的延续，而社区的健康教育、健康咨询、行为干预等方面开展较少。针对居民特点及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还很欠缺，中医护理开展的还不够广泛。
社区护理是护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虽然，中医护理在社区护理中得到了一定的运用，但由于我国尚未制定中医护士的执业制度、社区中医护理人力严重不足、护士中医护理知识与技术水平低下以及中医护理健康教育体系尚不健全等诸多原因，中医护理融入社区护理的步伐缓慢。因此，我国的社区护理应在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中医药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与法规;多途径培养社区中医护理专业人才;提高宣传力度，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中医护理服务;充分发挥中医护理特色，利用中医在预防、养生保健、康复等方面的优势，实现中医护理现代化，开创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护理模式，促进我国护理事业与国际同步发展。
此外，在社区中开展中医护理，不但有利于促进人民的健康，还有利于在人群中普及中医药文化，促进民众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增强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在倡导回归传统、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同样也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07（2017）01-0002-04
Abstract： With the guidance of TCM theories， aiming at molding healthy production methods and life styles，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alization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of TCM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ufacture， agriculture， zoology， culture， commerce， life cultivation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health care and retirement， healthy traveling， sports， catering and skin care. Promoting TCM industry to be bigger and stronger can also improve service level and service value of relevant industries and fields， with a purpose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maintaining and promoting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public.
Key words： TCM； industry； life cultivation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ufacture； agriculture； commerce； sports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简称《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实现中医药与相关产业的优势资源整合，培育不同的产业结构，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医药+”的本质是服务，即通过“中医药+”，把中医药的理念、技术和方法，渗透融入到农业、工业、商业、科技、文化、旅游、生态、养老等相关行业和领域，以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为目的，带动相关行业和领域的服务水平提升和服务价值提高，既增加了相关产业的经济附加值，又提升了相关行业的消费者满意度，倡导形成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的健康生产生活方式，这体现了“产业跨界”的发展思路。
“中医药+”战略突破传统中医药的各项要素，多元创新、融合发展。对传统中医药产业进行升级与改造，中医药的功能渗透到各个产业领域，对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提升全民健康素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服务贸易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医药+”战略的提出，将是产业融合发展的有力践行，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多机会。同时，中医药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其他产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了更广泛的以“中医药+”为先导的各项经济建设新常态。
1 中医药+科技
中医药是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当前，科学技术出现从分析向综合回归的发展趋势，这与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科技创新思路完全一致。中医药是我国独有的医学科学，具有丰富的医学实践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蕴含着巨大的创新潜能。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快中医药创新，有助于探索医疗卫生领域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子，为其他领域的创新驱动发展提供示范借鉴。特别是中医药系统性和复杂性等关键问题的突破，将对生命科学、社会科学、生物医学乃至整个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将会促进多学科的融合和新学科的产生，使人类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完善[1]。
2 中医药+工业
中医药产业链长、产业面宽，涵盖第一、二、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强，拉动经济增长潜力大，具有生态经济的特点。国家大力发展健康服务业，工业发展水平迈向中高端，拓宽了中医药产业发展领域，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带动中医药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成为促进我国经济中高速发展的新增长点。《规划纲要》提出“促进中药工业转型升级”任务，推进中药工业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加强技术集成和工艺创新，提升中药装备制造水平，加速中药生产工艺、流程的标准化、现代化，逐步形成大型中药企业集团和产业集群。
3 中医药+农业
近几年，随着中药企业直接投资中药材种植，建立了“公司+基地+农户”的一体化生产经营模式，吸引了许多农村多余劳动力的就业。同时由于解决了销售的问题，农民的利益得到了保障，种植中药材的村、乡镇、县越来越多，中药材交易市场十分活跃，极大地拉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的任务，促进中药材种植养殖业绿色发展，实施贫困地区中药材产业推进行动，引导贫困户以多种方式参与中药材生产，推进精准扶贫。
4 中医药+生态
中医药是重要的生态资源。如屈志敏等[2]认为枸杞枝叶繁茂，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对改善当地小气候和生态环境起着调节和促进作用。党广清[3]认为中麻黄分布面积广，具有较好的固沙作用和药用价值。王盾等[4]认为胡芦巴种子提取可预防存贮小麦害虫，有望以胡芦巴为原料开发新型植物杀虫剂，减少农药对土壤的污染。何文淑等[5]认为麻疯树不仅仅具有保护土壤、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而且其提取物具有抗微生物、抗寄生虫等功效，是外用消毒产品和植物农药杀虫剂的重要原料。为此，发展中药产业可以有效降低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为国家倡导的低碳生活做出重要贡献。另外，中药源于自然，中药产业是典型的生态产业，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具备可再生资源、循环经济的特点。发展中医非药物疗法，还有助于减少药物带来的负面作用，节约资源，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建设美丽中国做贡献。《规划纲要》提出“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利用”的任务，实施野生中药材资源保护工程，探索荒漠化地区中药材种植生态经济示范区建设。
5 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是优秀的文化资源。中医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其整体观、天人合一的理念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和谐、身心和谐的思想一脉相承，其辨证论治的思维模式蕴含了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思想。中医药以人为本，崇尚和谐，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倡导大医精诚的职业道德，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弘扬中医药文化，不仅能够普及医学知识，传承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而且是繁荣发展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有力举措。同时，将弘扬中医药文化与中医药“走出去”相结合，可以有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国家软实力。为此，《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和“发展中医药文化产业”的任务。
6 中医药+商业
我国已建立了17个部级中药材专业市场，在推进中药材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医药在国际市场发展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中医药已成为贸易相通的重要内容，是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是政策沟通的重要载体。发展中医药，有利于带动我国西部民族医药发展，扩大国际贸易，促进海外投资，增强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医药更广泛地走向世界。《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构建现代中药材流通体系”和“扩大中医药国际贸易”的任务，建设一批道地药材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和可追溯的初加工与仓储物流中心，鼓励中医药企业走出去，加快打造全产业链服务的跨国公司和知名国际品牌，积极发展中药材电子商务。
7 中医药+养生保健
中医强调以养生为要务，认为可通过情志调摄、劳逸适度、膳食合理、起居有常等，也可根据不同体质或状态给予适当干预，以养神健体，培育正气，提高抗邪能力，从而达到保健和防病作用。加快中医药发展，有利于推动卫生“重心下移，关口前移”，有利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规划纲要》提出“加快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体系建设”和“提升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能力”的任务，组织实施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为群众提供中医健康咨询评估、干预调理、随访管理等治未病服务，推广普及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和易于掌握的理疗、推拿等中医养生保健技术与方法，倡导融入中医治未病理念的健康工作和生活方式。
8 中医药+健康养老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银色浪潮的来袭将对我国的养老服务产生巨大冲击。“医养结合”是在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对传统的单纯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养老服务内容进行延伸和拓展的一种新模式[6]。四川省广元市中医院在创新中医药服务模式上求生存、求发展，努力探索医养融合养老服务，做出了特色[7]。甘肃省积极组织开发药膳在各级各类医养结合机构和老年群w中的推广和应用，探索建立食养、药疗、水疗、沙疗等中医药特色养生、养老新模式[8]。为进一步推动医养结合，《规划纲要》提出“发展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的任务，鼓励社会资本新建以中医药健康养老为主的护理院、疗养院，探索设立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机构，建设一批医养结合示范基地。
9 中医药+健康旅游
中医药健康旅游是中医药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产物，通过旅游活动的方式，可以使旅游者在旅行过程中获取养生保健知识，体验中医药文化内涵，从而达到防治疾患、修身养性、健身康体、延年益寿的目的。目前，广东省、海南省、四川省、北京市等地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进行了中医医疗旅游探索[9]。广东省中医药局与该省旅游局联手，评选出首批19家“广东省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示范基地”，以推动该省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的产业化发展；陕西省咸阳市依托传统中医保健资源和丰富的地热资源，开发出独具特色的养生、康复、保健项目，打造“中国第一、养生文化名城”等品牌[10]。此外，大连、杭州、桂林、成都等城市也依托当地自然风光和中医养生保健资源，积极开发中医药养生旅游。为推进中医药健康旅游的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的任务，积极发展以中医药文化传播和体验为主题，融中医疗养、养生、康复、商务会展、文化传播、中药材科考与旅游于一体的中医药健康旅游。
10 中医药+体育
体育作为一种文化，集健身、娱乐、消遣、审美等作用于一体，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体格的健壮，而且对建立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预防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满足“促进健康”的要求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大众体育的必然趋势[11]。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逐步提升，“体医结合”模式必将以其独特的功能全面介入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增进健康水平、提升生活质量的保障[12]。传统保健体育源远流长，太极拳、木兰拳、气功等是老年人增强体质、提高运动能力的有效运动[13]。每天早晨进行大周天、小周天运动，对老年人增强体质、消除疲劳、强身祛病和延年益寿有较好作用[14]。八段锦是全身性的轻慢松柔的适宜运动，使气血充盈灌注全身，温养濡润各脏腑组织器官，维持和保护机体正常功能，提高了抗御病邪和自我修复能力[15]。彭科志等[16]认为健身和养生相结合将进一步促进医疗卫生战略重点前移，实现以预防为主的健康中国建设目标，不仅可以提高国民体质，预防疾病，而且能减少医疗开支，减轻国家的医疗负担。
11 中医药+餐饮
药膳是中医药与中国烹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渊远流长。周文泉[17]认为食疗药膳健脾益胃，对人体具有滋补作用。药膳汤饮是中医养生理论与烹调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如用于气血双补的十全大补汤，常用于妇女产后调理的当归生姜羊肉汤等，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已有一定的基础[18]。另外，以天然植物为原料的中草药饮料正日益受到青睐。以广东凉茶为代表的植物饮料，符合现代人对健康饮食习惯的追求。目前已上市并形成一定影响力的草本饮料产品有加多宝、王老吉、本草蜜、何其正、板蓝花等品牌[19]。
12 中医药+护肤品
中医药美容具有悠久的历史。进入21世纪，人们对天然、有机的绿色诉求已逐渐成为了化妆品原料的两大主流发展趋势。法国的一项调查显示，37%的消费者正在使用天然和有机产品，而有购买天然有机化妆品意向的消费者高达87%[20]。目前，化妆品市场已由原来的化学用品向天然植物的护肤品转化，追求植物护肤理念已经成为消费趋势。运用中医独有的平衡理论和整体观念，并以高科技手段萃取天然草本精华，使产品能有效调养身心，令皮肤、机体、精神达到和谐、形神兼备的最佳状态，焕发自然、健康之美[21]。随着《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中医药美容市场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随着中医药在维护和增进健康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以中医药为主体的国家健康保障模式将会建立，“中医药+”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将更加深入，并进入新常态，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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