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小额信贷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赵芝玲，邹帆(2003)通过对农户小额信贷的绩效的分析，指出中国小额信贷能实现农户增收与信用社盈利增加的双赢结果。李莉莉(2005) 通过对正规金融机构小额信贷运行机制的绩效评价金融论文，指出对于农户收入有正的显著影响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张立军，,湛泳(2006)通过分析小额信贷与当地农户贫困之间的关系，认为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产生了正面的影响。朱乾宇，董学军（2007）选取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研究对象，构建当地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户小额信贷的扶贫绩效的研究，认为小额信贷对农户的增收有积极作用金融论文，且非农业贷款投向相对农业贷款投向而言具有更好的绩效。总体而言，国内对小额信贷的研究大多数还停留在小额信贷的绩效分析方面，采用SWOT―PEST分析整个小额信贷产业的战略选择的文献相对较少。在加快发展农村的同时，不能光靠增加小额信贷的投入，还应注重农村小额信贷的战略发展，为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因此金融论文，有必要对农村小额信贷的现状作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厘清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优势与劣势，为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提供有益的借鉴。基于以上思考，本研究运用SWOT―PEST模型对农村小额信贷进行评价和分析，为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二：研究的方法
SWOT―PEST矩阵方法是一种战略分析方法，利用它可以把影响小额信贷发展的政治(P)、经济(E)、社会(S)、技术(T)等因素放到统一的框架内进行系统的SWOT分析金融论文，辨别出影响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有利于了解小额信贷发展的环境条件，为小额信贷的发展提供战略性的决策论文开题报告范例。
表1 我国小额信贷产业的SWOT―PEST分析
Pest/
Swot
政策法律环境（politics）
经济环境（economics）
社会文化环境（society）
技术环境（technology）
内在因素
优势S
政府为小额贷款的可持续发展采用贴息的政策
激活农村金融市场
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事非农生产，还贷周期短、投资回报率较高。
征信系统
无需抵押物与担保品
劣势W
未还款者法律追究问题、正规银行贷款贷款者的道德风险
农业的天生脆弱性使得小额信贷风险加大
农民的盲目投资
融资难、限制了规模、没规模效应、服务滞后
外在条件
机遇O
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视及对农村的发展建设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小额信贷违约率降低。
先让一部分区域先推广，利用“示范效应”逐步推广的理念得到认同。
正规金融机构开办小额贷款业务金融论文，使得资金时间与安全性监管体系成熟。
挑战T
目前还没任何法律界定小额信贷的法律地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小额信贷在我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随之而来的信用风险问题成为制约小额信贷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之相对应，学界日益关注小额信贷中的信用风险问题，相关的文献综述也日益增多，但基于农户视角的研究述评并不多见。而事实上，从农户违约行为的视角来综述小额信贷信用风险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追到了问题产生的根源，也更有利于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以防范农户的违约行为。为此，本文从农户小额信贷违约行为的目的、表现形式和防范措施三个方面，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综述和评价。
一、农户小额信贷违约原因
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经济人”，即人被假定为具有完全理性，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其行动方案。而行为经济学认为人并非完全理性，人的决策除受客观因素影响之外还受其心理因素影响。
大量文献运用传统经济学理论，包括博弈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研究农户小额信贷违约原因。如李玉福（2007）、张姣姣（2012）等运用博弈论分析指出，在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的博弈中，当农户赖账收益大于还款收益时，农户会选择赖账。在无有效监管、信用体系不完善与信用评级制度不健全等情况下，无论农户第几次贷款，在银行都没有记录。因此，农户的最优策略都是获得贷款后不还款。而陈彬（2013）、丁志国、覃朝晖、苏治（2014）等运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指出，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正规金融机构对影响农户还款的因素，如户主的健康状况、家庭的收支与负债状况等，很难有全面的了解，这些信息的缺失使正规金融机构不能准确地判别农户的违约风险。而农户作为经济人具有逐利性，为了成功获取贷款和高额利润，会故意隐瞒相关信息，从事高风险活动。而正规金融机构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提高小额信贷利率，这在客观上也刺激了农户从事高风险活动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形成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综上所述，不管是运用博弈论，还是信息不对称理论，都是在传统经济学，即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分析农户小额信贷违约行为的目的。而很少有文献运用行为经济学，就是将经济学与心理学相结合，探究农户违约行为的目的。
二、农户小额信贷违约的表现形式
违约的表现形式，又称违约形态，是指根据违约行为违反义务的性质、特点而对违约行为所作的分类。整理已有文献得知，农户小额信贷违约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是，并没有学者对其进行分类。本文将农户小额信贷违约的表现形式主要分为以下三种情况：未按期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将贷款用于非规定用途、未履行随附义务。
（一）未按期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
小额信贷的无抵押性及用途特定的特点，决定了其具有自然风险和信用风险。如王凤羽（2009）指出，对于以农业贷款为主的小额信贷机构而言，其主要投向是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而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都很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一旦所在地区发生自然灾害，大量客户可能同时发生违约，这可能导致小额信贷机构的破产。此外，因借款人发生违约或信用等级下降，无力按照与小额信贷机构所签的合同条款全部或部分偿还债务，同样也会造成贷款逾期、呆滞、呆账等信用风险。尹泽东（2011）在指出小额信贷业务存在以上两种风险时，还指出了道德风险问题。这些因素导致农户未按期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
（二）将贷款用于非规定用途
《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用途包括：（一）种植业、养殖业等农业生产费用贷款；（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个体私营经济贷款；（三）农机具贷款；（四）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贷款。但是，众多文献表明，很多农户并没有按规定用途使用贷款。如赵素宁、吕杰（2008）指出，有的农户把借来的小额信用贷款转手放高利贷以牟取不法利益，有的冒名骗取小额信用贷款。另有王霞、吕德宏（2013）依据西部农村小额信贷农户的调查数据指出，农户的贷款用途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做生意、生活等，其中种植业和做生意分别占比31.6%、24.6%。还有刘佳、吕德宏、杨希（2014）基于陕西省岐山县的调研数据指出，农户贷款用于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的的比重分别为54.97%、49.8%。并且表明，农户贷款如果用于农业生产，就可以取得较为可观的收入；而若是用来买房买车，则违约风险高。所以，贷款用于农业生产比非农业生产的农户还贷质量高。
（三）未履行随附义务
农户在贷款的过程中需如实陈述自身情况及贷款目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众多农户并没有履行这一随附义务。如岳静（2008）指出，在我国广大农村并不排除有部分农民抱着投机心理，从而产生恶意申请贷款、拖欠贷款的现象。另有张学舜（2012）指出，由于受当前信用环境的影响，一些不符合办理农户小额贷款条件的农户采取各种欺诈性的手段，骗取小额贷款资金。
三、防范措施
关于防范农户小额信贷违约行为的措施，学界已经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措施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建立农户信用评级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农户的还款意识，利用农业保险减少农户经营风险。下文从以上四个方面分别整理文献并述评。
（一）建立农户信用评级制度
例如，赵素宁、吕杰（2008）的研究表明，要建立信用评级制度。在确定个人信用指标时，鉴于农户的健康状况、婚姻家庭状况、生产经营方式等因素各不相同，应保证指标能够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农户特征。同样，陈时兴（2010）提出健全农户信用评价制度。由农村金融机构的客户经理、村干部、有威信的村民代表等组成农户信用评定小组，根据农户的信用度和经营能力、偿债能力等指标制定信用评定办法。而唐敏、马丽斌、马纪英（2014）等提出要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信用评级体系，综合考量农户的各类信息，对其进行信用评级并分别给予不同的授信额度。
归纳起来，众多学者在信用评级上达成共识，都强调其重要性。在评定农户信用水平的侧重点上存在分歧，分别为评定指标的选取、农户信用评定小组的组成、农户各类信息的综合考量。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黄忆寒（2009）提出给予小额信贷法律支持，建立涉农贷款政府补偿机制。制定出台农村金融的相关法律法规，改革农村土地的使用权流转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农户的承贷能力。同样强调完善法律，提高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而惠长林（2009）提出要完善法律机制。要统一小额信贷管理条例及相关法规，来约束贷款农户的行为。陈时兴（2011）表明，为了规范小额信贷制度，政府还有必要制定一部规范小额信贷的单行法，从放贷主体、对象、利率、担保制度等方面加以全面的规范，加强小额信贷制度的设计和完善。
综观众多学者的观点，共识在于完善小额信贷相关法律法规，但在提高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与规范放贷主体的选取上存在分歧。而本文认为，既需要提高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又得规范放贷主体选取。
（三）强化农户的还款意识
岳静（2008）指出要建立起完备的宣传、教育体系，提高农民的还款意识。许多不偿还小额贷款的农民并不是抱有不想还款的意愿，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还款的必要性、强制性和法律性。对于这类还款意识薄弱的农户来说，他们经过宣传、教育而按时还款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另有曾之明（2010）的研究表明，近些年来，部分企业或贷款户逃废金融债务形成不良风气，赖账思想滋生蔓延。因此，要加强农户诚信教育，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宫泽龙（2012）指出要加强农户的还款意识。需要提高农村小额信贷贷款人按时还款意识，向他们详细讲解及时还款对他们未来继续贷款及申请其他金融服务时可能带来的好处，以及不及时还款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
从上得知，众多学者在提高农户的还款意识，教育农户重视信用上具有共识，分歧在于农户是否抱有还款的意愿。
（四）利用农业保险减少农户经营风险
丁业震（2006）提出完善风险分担机制。为了分散和规避风险，可在农村推行农业意外保险制度，增加承担风险的主体，提高贷款当事人的抗风险能力，使农业风险由信用社和保险公司共同承担。同样，毛华溢（2014）也提出要建立风险补偿机制。积极推行农户小额保险制度，转变观念，把是否参加保险作为发生信贷关系的前提。张峭、徐磊（2008）提出创新农业风险管理工具。小额信贷信用风险管理的有效实施要通过科学、合理的风险管理工具来实现，要依据不同类型风险的表现特征，承险体生物学特性，创新和开发各种类型风险管理工具，满足各类生产经营主体风险管理的需要。
综上可知，学界共识集中于风险分散，分歧在于是通过风险管理机制还是风险管理手段以分散风险。
四、结论与展望
综上可知，现有的研究就农户小额信贷违约的目的、表现形式和防范措施等方面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其不足也较为明显，期待着学界进一步的拓展研究。
第一，关于农户违约行为的目的，绝大多数文献都是从传统经济学角度研究来分析的，很少有学者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予以探究。第二，很多研究者都提出要建立农村信用体系，但如何建立则阐述得不够具体。就此，本文认为，需要建立银行与公安部门等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以动态跟踪农户信息变动，从而，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第三，已有的研究对于农户是否抱有不想还款的意愿存在分歧。本文认为，不管农户是否抱有不想还款的意愿，都应该加强农户的还款意识。如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可定期举办金融知识下乡活动，让农户认识到，按期还款对未来享受金融服务能带来便利和优惠。
参考文献
[1]丁志国，覃朝晖，苏治.农户正规金融机构信贷违约形成机理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4，（8）：89-91.
[2]陈彬.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信用风险成因及防范分析[J].中国物价，2013，（11）.
[3]宫泽龙.探析农村小额信贷信用风险的成因及防范对策[J].现代商业，2012，（24）：34-35.
摘 要：小额贷款是为一些需要获得资金援助而无法被正规银行等政策允许的一种小额借贷产业，由于借贷人群和所办理的借贷业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对小额贷款的信贷风险提供行之有效的风险控制是关乎小额贷款企业能否生存的重要的问题和条件。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对小额贷款产业提出了更高的业务要求和发展要求。对小额贷款产业的运营模式进行课题性的讨论和研究，有利于中国当前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小额贷款；风险控制；内部风险；外部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8-0150-01
收稿日期：2015-02-10
作者简介：王云锋（1985-），男，山西晋城人，本科，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MBA 在读，助理经济师。研究方向：工商管理、金融管理方向。
一、小额贷款运行模式研究
根据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发展理论，在经济发展不完全的区域会出现经济上的恶性循环，而在实际中，诱导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资金的缺失。所以，在全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如何解决贫困地区的资金问题是解决我国经济体系中更深层次经济矛盾的重要问题。可是在传统意义上形成的经济发展理论所提出的观点并不足以解决其根本性问题，而且贫困人群通常没有银行贷款所需要的消费信用记录、没有抵押担保物资、没有可以承受风险的能力，并且，和正规金融相比，小额贷款具有风险高、成本高、效率低等特点。因此，小额贷款想要在这种状态下生存下去，便急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资金信贷运行模式。
1. 小额贷款现状分析
在世界各国，小额贷款数量呈上升趋势。对小额贷款的现状分析，是发展小额贷款产业、研究发展理论的重要依据。但是在研究世界各国小额贷款产业的发展趋势中又要根据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总结归纳出不同的经济信贷理论，全球范围内的小额信贷产业也因国家发展方式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
全球小额贷款产业的构成模式主要分为四类：村银行模式、个人贷款、小组贷款和混合型放贷模式。村银行模式就是指在村基础上，小范围进行信用借贷。小组贷款是指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资金借贷，小组成员附带有担保责任。而个人借贷是指以个人为单位对借款人进行放贷的一种模式。
2. 小额贷款风险控制研究
相较正规的金融借贷机构，小额贷款企业和人员会面临着较大的资金信贷风险，但是这种资金风险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根据有效的借贷措施和借贷资金管理方式将这种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使是条件不高风险较大的借贷方也可将借贷风险控制在小额贷款企业可控范围内。
小额贷款产业想要实现一个高效率的运行模式，必须要求小额贷款产业在将小额贷款借贷给客户的时候对借贷资金和借贷风险能同时进行有效地操控和限制。国际上有很多人将小额贷款风险控制作为降低借贷资金风险的理论依据，对小额贷款运行模式进行更直观地研究和学术上的探讨。
二、小额贷款风险研究
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对于资金的运用越来越多，小额贷款产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当贫困人群向正规银行和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由于各种条件的不满足而被银行拒之门外，或只能获得额度有限的资金信贷。贫困人群无法满足银行对于资金风险的信贷评定或只能满足额度较低的信贷评定，和金融机构通过信贷政策和信贷评定对其资金借贷风险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而这种矛盾的产生便促成了小额贷款产业的产生。由于借贷群体个体间的差异性和未发生事件的不可预性，出现信贷风险的情况因个人原因、不同实际情况也不同，所以其风险的发生是个概率行为。本文以小额贷款企业为基点，将小额贷款产业所面临的风险划归为两种风险类别，即外部和内部两大风险。
1. 外部风险
本文所说的外部风险分为三个小类：信用风险、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是指借贷群体或借贷人未按照约定时间返还具体金额对小额贷款企业产生了资金损失的风险事件，从而导致借贷群体和借贷人违约。自然风险是指小额贷款产业和借贷人群由于自然灾害而导致的资金资产安全问题所引发的小额贷款产业的资金风险。市场风险是指借贷人群或借贷企业从事市场经营活动时由于个人和市场原因所面临的较大的市场风险。
2. 内部风险
而内部风险主要分为操作风险和管理风险。传统经济理论上的操作风险主要是指小额贷款产业内部产生的风险，风险的原因有内部运行效率和资金效能引来的利润风险，是指小额贷款产业的资金流出大于资金流入的风险，或是借贷资金无法按照借贷约定时间返还约定数量的风险。在信用借贷的过程中，从公司进行信用评定，公司从放贷到贷款回收这一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在操作过程中也会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公司政策和借贷程序无法正常运行。还有一类内部风险是指管理风险，是指在小额贷款机构在公司管理上对借贷资金造成的资金损失。
三、结论
小额贷款产业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是通过控制整个借贷体系中的各类风险，提高小额贷款的资金效益，保证公司的借贷制度和管理方法如实实施，减少因人员操作或管理不当造成的小额贷款产业资金的流失。定期分析产业的发展情况，并加强国际化视野，对不可预见的资金流动和风险做出系统的信贷评估。
参考文献：
[1] 艾路明. 小额贷款与缓解贫困[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23-28.
一、引言
国外实证研究发现在产权保护弱的国家，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较多（Dittman等，2003；Pinkowitz等，2004）。我国在2000年～2003年上市公司平均的现金持有量为18.9% ，而根据Kim等（1998）的研究，美国的比例为8.1%，根据Okzan等（2004）的研究，英国的比例为9.9%。Harford（1999）通过对美国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研究发现，现金持有越多的企业越会进行一些低价值的并购活动；曾亚敏等（2005）也发现在我国，上市公司会滥用自由现金流来进行股权收购行为。
为了发展中小企业，解决高成长性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我国经过长达六年的论证与讨论，终于于2004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创了中小企业板。在我们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其现金持有量普遍较高 。那么，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板高额现金持有公司是如何支出其所持有的现金？是否存在滥用现金流的行为？这些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回答出这些问题，对我们正确认识我国中小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从而制定出相应科学合理的政策以保护现金安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结构如下：除了引言之外，第二部分采用单变量t检验法，分析高额现金持有公司是如何支出其所持有的现金？是否存在滥用现金流的行为？第三部分根据我们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应建议。
二、高额现金持有对企业各项支出的影响
众所周知，我国中小企业板是2004年才开办的，考虑这一板块的实际情况，同时鉴于资料的可获得性，我们主要针对2003年～2006年这四年进行研究，分析高额现金持有对企业各项支出的影响。我们选取2004年在中小企业板上市的34家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研究方法上，首先我们根据现金持有量将所有的样本企业划分为两部分：高额现金持有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本研究对高额现金持有公司的定义为：现金持有量在2003，2004连续两年高于当年所有样本的中位数，并且至少有一年其现金持有量高于当年的第三个四分位数。之所以这样定义是为了防止现金持有的短期行为，选取长期持有高额现金的企业。运用这一标准我们筛选出了11家企业作为高额现金持有公司，另外的23家企业则为控制样本公司。
引起企业的现金流出的活动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我们拟从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两个方面进行研究，通过比较高额现金持有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各项现金流出与扣除现金的总资产的比例，来分析二者是否存在差异，确知存在差异，再进一步通过单变量t统计量检验差异是否显著。
在具体的分析中，本研究选取的现金流出活动有：经营活动现金总流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投资活动现金总流出，购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其他投资支出。其中，其他投资支出本研究的定义为：其他投资支出=投资活动现金总流出-购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为了减少极端值的影响，本研究对各项支出比例的分析数据均是选取2005、2006两年的平均数。具体分析结果见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小企业板的财务报告原始数据，利用EXCEL分析计算得出。
分析表得知：首先，经营活动现金流出方面。高额现金持有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出比例和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例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虽然高额现金持有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出比例平均水平高于控制样本公司，但二者之间的t统计量仅为0.4243，其差异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表明高额现金持有公司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出比例并不显著比控制样本公司高，高额现金持有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出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这项支出上，控制样本公司的支出比例平均值还高于高额现金持有公司，当然二者之间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t统计量的值仅为-0.2836，但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高额现金持有却并没有增加其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例，这种现象从理论上讲还是比较异常的。
其次，投资活动的现金支出方面。首先是投资活动现金流出总额的比例，根据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到高额现金持有公司在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出比例的平均水平高于控制样本公司，而且二者之间的差异在α=0.1时显著。这表明，高额现金持有企业的投资活动现金支出比例的确明显较高。但投资活动又可具体细分为两大部分：购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支付的现金和其他投资支出。理论上讲，固定资产等投入生产运营可以给企业带来较大收益，而其他投资支出则可能包含着企业并购等滥用现金流的行为。由我们的研究，样本企业中在购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支付的现金比例虽然从平均水平上看高额现金持有公司是高于控制样本公司的，但二者之间的差异在α=0.1时并不显著。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其他投资支出这一变量上，高额现金持有公司和控制样本公司的差异却比较显著，其t统计量可以通过α=0.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高额现金持有公司的确可能存在企业并购等滥用现金流的行为。
三、研究结论及相关建议
根据本研究对中小企业板2004年上市的34家制造企业的实证分析，我们得知：高额现金持有企业的经营性现金流出并没有显著高于控制样本公司；但其倾向于大量进行其他对外投资，可能存在企业并购等低价值的滥用现金流的行为。即：高额现金持有对企业产生了不利影响。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微观层面上，各企业管理者必须合理控制本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根据企业以往经营活动的实际需要，并考虑当前的实际情况保持合理的现金持有量，尽量避免持有过高现金。
其次，宏观层面上，国家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进行相应规定，运用强制手段禁止企业持有过高现金。因为高额现金给企业滥用现金流提供了前提条件，实际操作中，我们认为可尝试着做出硬性规定，如规定：企业持有现金量超过一定额度就必须将多余部分以股利形式发放给股东等。
参考文献:
[1]Opler,Tim:LeePinkowitz,et al.The determinants and implications of corporate cash holding.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9,52:3～46
[2]Kim C S,Mauer D C,Sherman A E.The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liquidity:Theory and evidence.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1998,33:335～359
[3]Pinkowitz L,Williamson R.Bank power and cash holdings:evidence from Japan.Review of Financial Study,2001,14:1059～1082
[4]Ozkan A,Ozkan N.Corporate cash holding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UK companies.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2004,28:2103～2134
中图分类号：F83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4-0117-04
Abstract： Combining with the time series data， this article evaluate China’s rural microfinance’s effects on rural residents’ growth by using smooth transfer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is an obvious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ral microfinance an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Rural microfinanc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But the effect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egime. When the rural microfinance growth rate is less than the position parameter C， the positive effect is very limited， while the growth rate is more than the position parameter C， the positive effect is becoming significant. Therefore， our country should take some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rural microfinance growth rat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rural residents’ income.
Key words： microfinance； rural residents’ income； STAR model
引言
农村小额信用贷款起源于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等国，是以信用贷款方式发放给农户的金融信贷产品，是扶贫到户的重要信贷模式。当前，我国2000多个县中基本所有的农村信用社都开办了小额信贷业务，农户贷款面超过50%，使得近2亿农户获得了小额贷款支持，2010年，全国针对农户的小额贷款总额达到3000亿元左右。小额信贷资金的发放和投入为农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促进了农业新产品、新技术应用和推广，从而优化了农业生产要素的组合，使辖区农村经济在更高效率的基础上配置生产资源。
1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Braverman认为农业信贷补贴下的农业信贷模式普遍缺乏效率，农村信贷机构有政府财政支持，不具备足够的经营责任，缺乏有效管理和监督，导致了借款的高拖欠率，如果不加强市场、制度、经营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难以稳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1]。Gulli认为农村信贷机构缺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消除贫困应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机制，而非储蓄或贷款[2]。实证检验方面，国外学者多数是从微观数据角度分析小额信贷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如Littlefield等指出小额信贷能使贫困者获得保护，实现经营多元化和增加收入，摆脱贫困和饥饿[3]。Liverpool，Winter-Nelson利用埃塞俄比亚的农村数据研究了小额信贷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参与小额信贷项目的农户的消费会随之增长，同时小额信贷也能促进其他家庭消费和资产的增长，不过在数量上存在差异[4]。Athanasenas则从宏观数据的角度研究了信贷与货币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信贷显著促进了收入增加，同时也存在收入促进信贷增长的因果关系，不过这种关系较弱[5]。
国内学者在小额信贷与农村减贫、农民收入之间的定量关系方面，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多数研究基于宏观数据展开，如张立军、湛泳运用反锁定模型阐述小额信贷通过产业、技术、结构三方面的反锁定增加了农民的产出和家庭经营收入，降低了贫困[6]。张方群研究发现农村小额贷款投入对农民收入和投资的影响虽有一定显著性，但未有效地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7]。李泉、王萌萌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农村金融发展可以长期促进农民收入，农村金融信贷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而农村储蓄对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具有负效应[8]。李政采用回归模型和协整分析法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可显著增加农民收入[9]。但也有少数研究基于微观数据的角度进行，孙若梅则从微观的问卷调查数据研究，她认为小额贷款通过非农经营投入来增加农户收入，且重复连续贷款比一次性贷款作用效果好[10]。谭民俊、李娟也从微观角度研究了小额信贷对农民家庭收入的影响[11]。
纵观国内外研究文献，学者们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农村小额信贷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颇具参考价值的研究，但一个显著缺陷是几乎所有文献都是研究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民收入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鲜有文献从非线性的角度研究农村小额信贷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而变量之间的关系多是非线性的，此时采用线性模型估计变量之间的关系会损失很多有用信息，导致难以真实地刻画变量之间的关系，甚至会错误地估计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拟从非线性的角度出发，并通过建立非线性STAR模型估计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民收入之间关系，以期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
2STAR模型构建
4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我国1978～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和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的年度数据，以农业贷款作为小额信贷的指标探讨了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增长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具体的研究结论为，农村小额信贷的增长会引起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当农村小额信贷增长率小于16.33%时，其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有限，而当农村小额信贷增长率超过16.33%时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正向促进作用变得非常显著。进而表明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尤其是小额信贷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降低农村贫困程度，并且这一效应比较显著。小额信贷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减贫方面有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小额信贷发展存在一些瓶颈：首先小额信贷机构产权不清晰、治理结构不完善、运行模式单一；其次是宏观环境不利，中央银行为降低金融风险而严格管制小额信贷利率政策，限制了小额信贷利率市场化的运作空间。
为推进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事业可持续发展，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如下建议：第一，加强管理，通过建立农户信用档案、信用奖惩机制等方式加快建设信用体系，增加贷款额度、拓展贷款范围，同时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障体系。第二，中央银行可考虑逐步扩大小额信贷的利率浮动空间，实现市场合理定价，并增加对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再贷款的投放数量，扩大对农户的授信额度，满足农户金融服务需求。第三，加大农村小额信贷的投入力度，促使小额信贷增长率大于门槛值，从而对农民收入具有更大的“增收效应”。
参考文献：
[1]Avishay Braverman.Rural Credi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 World Bank Publications，1989.
[2]Gulli H A. Microfinance & Poverty： Questioning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M].Idb， 1998.
[3]Littlefield E， Morduch J， Hashemi S. Is Microfinance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Reach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J]. Focus Note， 2003， 24（2003）： 1-11.
[4]Liverpool L S O， A Winter-Nelson. Poverty Status and the Lmpact of Formal Credit on Technology Use and Wellbeing among Ethiopian Smallholders[J]. World Development，2010，38（4）： 541-554.
[5]Athanasenas A L， Credit Income and Causality： A Contemporary Co-integration Analysis[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0，201（1）：194-205.
[6]张立军，湛泳.金融发展与降低贫困——基于中国1994～2004年小额信贷的分析.当代经济科学，2006 （6）： 36-42.
[7]张方群.农村小额信贷与农民收入增长有效性研究[J].商业时代，2011（2）：57-59.
[8]李泉，王萌萌.甘肃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实证研究[J].开发研究，2012（4）： 35-38.
[9]李政.中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减贫效应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8（21）：1-2.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7）04-0055-05
一、引言
众筹是指借助互联网平台，以捐赠、获得回报物或者表决权的形式支持企业家完成特定目的的新兴融资方式。众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基于股权的众筹、基于借贷的众筹、基于回报的众筹和基于捐赠的众筹。本文要研究的是基于借贷的众筹中的小额借贷众筹项目。小额借贷的概念来自于国际上通称的微型金融（Microfinance），是指向低收入群体和微型企业提供的额度较小的持续借贷服务，其基本特征是额度较小、期限短、无抵押、服务于贫困人口。小额借贷可由正规金融机构、专门的小额借贷机构或组织提供。小额借贷众筹项目则一般就是由个人或是家庭或是团体发起来筹集资金，可能500元，也可能10000元，满足一时之需或是解决燃眉之急。
小额借贷最早起源于孟加拉国。20世纪70年代，・尤努斯在孟加拉国创办了孟加拉农业银行格莱珉（Grameen，意为乡村），向社会最底层的穷人提供小额银行贷款，使这些在通常金融制度下无法得到信贷的人有了发展的起步资本。受到这种想法的影响，很多人都意识到自己可能就是一个“银行”：把自己手中闲置的资金拿出来，向全世界贫穷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提供小额贷款。有了这种观念，Kiva便应运而生了，它的使命是联络人，使个人借钱给世界各地的农民、小商贩或是企业家，旨在消除贫困。通过小额借贷与互联网的结合，截止到2016年，Kiva已经为80多个国家提供了超过9亿美元的无息贷款，为200多万的借款人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
但是，Kiva的运营模式和其他的众筹平台不大一样，发起人并不是直接在平台上借款信息，而是通过一个中介――合作伙伴：由于Kiva面向的大都是贫困偏远地区的农民，绝大多数都没有条件上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想要贷款就必须通过合作伙伴。Kiva就是通过合作伙伴来联系更多的位于世界偏远地区的借款人。合作伙伴大多属于当地的非营利性组织、小额信贷机构、学校或是社会企业等等。他们审查借款人、发放贷款和收集存款，在线下为借款人服务，例如为借款人搜集信息：拍照、写简介，包括众筹缘由、资金用途以及还款模式等等，然后翻译成英文，到Kiva平台上进行筹资。当项目成功即所筹款额达到项目的目标金额时，Kiva就将贷款发放给合作伙伴，然后再由合作伙伴发放给每一个借款人。所以，在还款时也是由合作伙伴先进行收集，收集完成后再将钱打给Kiva，最后由Kiva还给每一个贷款人。当然，合作伙伴为了运营管理，会向借款人收取一定的费用以满足开支。
Burtch等（2014）曾对Kiva平台上的25530个项目进行研究，用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得出发起人与出资者所在国的GDP差异对项目筹资成功有正向影响；发起人与出资者所在国的地理位置差异、文化差异、贸易额差异、价值观差异对项目筹资成功有负向影响。这为其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但是对于合作伙伴信息对小额借贷众筹项目成功的影响的研究仍是空白。为了深入研究小额借贷众筹项目成功的影响因素，我们抓取了Kiva的700个项目，从发起人信息、项目信息以及合作伙伴信息出发，探究其与项目成功的深层次关系。
二、理论与假设
由于贷款人与发起人之间的信息不完全和非对称，导致贷款人对项目不完全了解，所以在是否贷款上，很难做出抉择。这时，就要靠平台来弥补这一空缺，平台的作用就是展示项目等的信息，提供有效地显示众筹项目质量的信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避免柠檬市场现象的出现。Kiva要求发起人充分提供自己的信息以及项目的信息，除此之外，它也会提供发起人所属的合作伙伴的信息，为潜在贷款者提供积极有效的信号，帮助贷款者打消顾虑，完成“惊险的一跳”，最终可以帮助发起人更快更高效地筹集所需资金，促成项目的成功。本文以信号理论为基础，以发起人信息、项目信息和合作伙伴信息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一）发起人信息
从前文可知，Kiva平台上的发起人多是农民、小商店老板或是无职业者等等，这里的发起人信息就是指他们本身的信息。本文主要关注两个信号，即：发起人是否为个人以及发起人所在国家的年人均收入。发起人是否为个人指发起人是一个人进行筹资（用1表示）还是一个团队共同筹资（用0表示），这会影响众筹项目的成功与否，因为它涉及还款的问题。当发起人是个人，即个人借款时，虽然还款责任明确，但是个人的还款能力终究有限，所以贷款安全性较低；当发起人是一个群体时，还款能力高于个人，故而群体贷款的安全性高于个人借款。所以我们认为单个发起人发起的项目更不容易成功。发起人所在国的年人均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起人的还款能力。但是Kiva的主旨是消除贫困，愿意参与此平台的贷款人会愿意将贷款贷给那些更加贫穷的人们，即国家年人均收入较低的发起人，帮助他们脱离贫困。所以，我们提出如下假O：
假设H1-1：单个发起人对项目成功有负面影响。
假设H1-2：发起人所在国家年人均收入对项目成功有负面影响。
（二）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指的是发起人发起项目的具体内容，包括项目名称、资金用途、支持者人数、借款目标金额和借款期限。本文重点关注三个方面的信号：项目目标金额、项目借款期限以及项目的支持者人数。
结果显示发起人是否为个人对项目成功的负向影响不显著（0.058），也就是说贷款人是不太关注发起人究竟是否是个人或是团队。合作伙伴的收益率对项目成功也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大多数贷款人不太关心合作伙伴是否会收益，而更加关心自己贷款的安全性。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果讨论
本文基于Kiva网站的700个小额借贷众筹项目数据来探究众筹项目成功的影响因素。通过研究发现，发起人信息、项目信息和合作伙伴信息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众筹项目的成功概率，其中借款期限、目标金额、合作伙伴运营时长以及合作伙伴借款人总数等对于小额借贷众筹项目的成功有着显著的影响。
对于发起人信息，本文主要关注发起人是否是个人以及发起人所在国家的人均年收入对项目成功与否的影响。从结果来看，发起人所在国家的人均年收入对于小额借贷众筹项目的成功有负向的影响（假设H1-2），这说明贷款人更加愿意帮助那些较贫穷的人们，虽然他们的还款能力有限，但是这也正是小额借贷众筹的特点：借款人的借款数目不是很大，如果项目成功，平均分摊到每个支持者身上的贷款是很少的，对于贷款人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Kiva是一个偏公益性质的借贷平台，但是发起人是否为个人对于项目的成功与否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项目信息包括借贷项目的目标金额、实际金额、支持者人数和借款期限。其中目标金额、支持者人数和借款期限是关注的重点，提出的假设也都得到了验证。发起人发起的项目目标金额越小，筹到所需金额的可能性就越大，项目就越容易成功；贷款人更愿意贷款给那些借款时间短的项目，这样自己贷款的安全性就相对较高。
对于合作伙伴信息的分析表明，合作伙伴的运营时间越长，贷款人对该合作伙伴以及其上的发起人的认可度就越高，项目便越容易成功。合作伙伴的借款人数越多，则借款的总额就会越多，同一时间内合作伙伴的还款能力是有限的，导致贷款人认为自己的贷款得到偿还的可能性变小，对项目的成功起着负向的影响。合作伙伴的收益率对众筹项目成功与否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贷款人除了比较关心自己贷款的安全性以外，并不关心合作伙伴是否能盈利。合作伙伴的拖欠率和借款风险率对项目成功与否有负面的影响，说明贷款人对拖欠率和风险率较低的合作伙伴会更加信赖。
（二）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众筹项目发起人和合作伙伴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发起人来说，需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以团体的形式来进行筹集资金，虽然从回归结果来看效果并不显著，但从项目整体经验来看，团体筹资确实会帮助众筹项目更快地成功。二是借款期限不宜太长，借款金额不宜太大。较低的目标金额和较短的借款期限，会向贷款人传递积极的信号。所以，对于项目的目标金额要做出精确的预算，亦可以分两次或是更多次进行筹资。三是当自己手中有多余的钱，或是到了还款期限时，借款人要主动地偿还贷款。
对合作伙伴而言，也要注意两点：一合作伙伴要能够甄别发起人，可以通过评估每个发起人还款的历史数据，为发起人建立诚信档案，拒绝诚信度低的发起人发起项目。合作伙伴内部也要合理、高效地运营，对每笔借款都要做到公开、透明，尽可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二是同一合作伙伴上借款人总数越少，其发起人发起的项目就越容易成功。
在整个借贷流程中，Kiva平台是不会收取任何利息费用的。Kiva的宗旨就是消除贫困，帮助更多的人，为他们提供一个公开、透明的筹资平台。从Kiva公布的数字看，贷款的还款率非常高，整个平台上合作伙伴的拖欠率是2.35%，不还款的比例仅有0.15%。Kiva的运营模式也值得我国的众筹平台借鉴和学习。
（三）不足与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本文研究的数据比较少，仅有700条，样本量较少。后续的研究要加大样本的数量，通过收集更多的小额借贷项目信息来验证本文的结论。二是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单纯的自变量对众筹项目成功的影响，而未涉及变量之间的交互影响效应。后续研究可以融合多视角，通过进行自变量之间的调节效应来研究其对于项目成功的影响。三是发起人和贷款人之间的交互（如评论）对于众筹项目成功的影响也是一个研究热点，可以通过分析他们之间的情感交互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挖掘更有价值的信号。
参考文献：
[1]AKERLOF G.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84（3）.
[2]Puro L， J. Teich， H. 2010. Wallenius and J. Wallenius. Borrower decision aid for people-to-people lending [J].Decision Support Systems，49（1）.
[3]LIU J， WANG Q，MA Q. 2011. The effects of project uncertainty and risk management on is development project performance ：A vender perspectiv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4]UdryC. 1994. Risk and insurance in a rural credit marke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Northern Nigeria[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61（3）.
[5]李雷，郭阳，张维.中国P2P小额贷款市场借贷成功率影响因素分析[J].金融研究，2013，7（1）.
[6]王娟，廖理.中国P2P网络借贷平台信用认证机制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4，4（4）.
[7]郑海超，黄宇梦，王涛，等. 创新项目股权众筹融资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5，32（1）.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0-01
一、要素替代与技术进步对劳动份额变动影响
1.要素替代
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也将要素替代弹性视为解释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之一。罗远长等(2009)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要素替代弹性为-0.94，认为资本与劳动之间呈互补关系。白重恩等(2009)、周明海等(2010)的研究也得出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小于1的结果，但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方向上提出了不同解释。其他研究则认为，资本与劳动之间呈替代关系，如白重恩与武康平(2008)。
2.科技进步
国内有学者对科技进步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研究。黄先海等(2009)认为，劳动收入比重的变化率取决于三个因素：乘数效应大小、资本深化的速度以及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大小，其研究结果表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会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增长起负向作用。宋冬林等(2010)的研究更进一步，考虑了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将劳动划分为技能型与非技能型。王永进和盛丹(2010)则构筑了包含技能劳动、非技能劳动和物质资本的三要素模型，以此解释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影响。
二、经济发展对劳动份额变动的影响
1.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
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角度研究劳动份额变动为国内学者提供了另一视角。罗远征等(2010)证实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李稻葵等(2009)通过典型样本经济体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世界各国劳动收入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运行轨迹。与李、罗等人的研究不同，白重恩等(2010)认为在收入水平不断增加的过程中，经济结构转型导致的资本收入份额变化方向可能取决于各部门资本收入份额的差异。
2.产业结构的变化
部分学者从产业层面考察引起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变化的原因。白重恩等(2010)发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对总体收入份额的变动影响重大。罗长远等(2009)借鉴Solow(1958)分解方法，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是由产业结构变化与产业内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共同造成的。肖文等(2010)注意到工业内部33个分行业同时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情况，并认为是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向下的影响所致。
三、劳动力转移对劳动份额变动的影响
李稻葵等(2010)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解读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龚刚等(2010)借助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的非动态均衡模型讨论我国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持续走低的原因，认为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市场的无限供给不仅使得工资无法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反应，同时也使得劳动生产率和物价的变化对工资的影响不够敏感。两者的理论背景相同但研究方法相异。而且前者只考虑了劳动力在一、二产之间的转移，而忽略了对三产的讨论。
四、国企改制对劳动份额变动的影响
国企改制对劳动份额变动造成影响主要作用于劳动力市场与要素市场。前者通过富余职工再就业对劳动力市场形成了正向冲击影响。罗长远(2008)认为改制后的企业支付的劳动力价格接近于“市场出清”的水平，致使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在1996年之后出现一路下滑的短期结果。后者通过要素市场扭曲的改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国有企业的要素投入通常偏离最优水平，白重恩等(2008)、周明海等(2010)的研究证实这一说法。
五、全球化对劳动份额变动的影响
1.对外贸易
白重恩等(2010)通过回归分析验证了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高这一结论。与白等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罗长远等(2009)的研究显示出口对劳动收入占比的作用为负效应，这一结果可能与中国出口结构向资本相对密集的产品转移有关。与罗持相同观点学者还有肖文等(2010)，其研究进一步说明贸易模式转变是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重要原因。
2.外国直接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多为负效应。罗长远等(2009)认为FDI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提高也不利于吸引外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上的竞争弱化了劳动力的谈判地位，而且外资进入中国目的在于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优惠政策。邵敏等(2010)的研究表明，外资进入程度的提高对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下降具有相当的解释力。
六、总结
通过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国内学者结合本国实情对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目前研究成果已有部分较为重要的结论，为将来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就现有研究来看，具备强解释力的理论较少，且结论缺乏一致性。笔者认为有几个问题仍需深入：(1)劳动收入份额的核算需要一套较为科学的标准；(2)对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后果研究较少；(3)对劳动收入份额和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仍需拓展。
参考文献：
[1]白重恩,钱震杰,武康平.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J].经济研究,2008(8):16-28．
[2]罗长远,张军.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我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9(4):74-78．
[3]李稻葵,何梦杰,刘霖林.我国现阶段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下降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2):13-19．
一、引言
我国加入WTO十年以来（2001-2011），正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服务贸易也进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进出口迅速增长，贸易规模逐步扩大，贸易结构也渐趋优化[1]。这十年之间，我国进出口服务贸易中的金融服也飞速发展，这既体现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也体现出我国切实履行加入WTO时所做出的逐步开放金融服务的有关承诺。那么，十年来金融服务贸易额的增长，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呢？
二、文献综述
谈儒勇（1999）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中国金融发展和宏观经济增长进行的研究，得出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中介体系的发展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2]。危旭芳、郑志国（2006）通过计量分析得出服务贸易总额、服务贸易进口额和服务贸易出口额与我国经济增长有存在正相关性，并且服务贸易的进口额与GDP的相关性大于服务贸易出口额与GDP总额的相关性[3]。张小峰、官沧海等（2009）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进口对我国经济的增长有明显的推动作用[4]。
以上研究涵盖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服务贸易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金融服务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但到没有提及到国际收支平衡表当中“金融服务”一项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而且从研究方法上来看，通常采用经典统计学中的回归分析方法。
三、非保险类金融服务及其发展现状
国际收支平衡表（BOP）统计中金融行业的服务贸易进出口分为“保险服务”和“金融服务”两类。其中“金融服务”一项，有一些经济学家称其为银行和金融服务（不包括保险服务）。为了避免与金融行业的服务贸易（包括保险服务）概念混淆，本文称其为“非保险类金融服务”。
数据来源：国生产总值（GDP）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季度数据计算整理得到；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额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计算整理得到。
2010年我国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进口额达14亿美元，占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0.72%；非保险类金融服务出口额达13亿美元，占服务出口总额的0.76%。图2.1为我国入市十年来非保险类金融服务（BOP中的“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状况。同样，入市十年来我国宏观经济也得到了十分迅速的发展，图2.2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情况。
四、实证研究
谭学瑞、邓聚龙（1995）研究发现：回归分析主要是数据幂、和、积和等的运算，计算过程中的误差可能导致严重错误，使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受到歪曲[5]。本文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之上，采取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对我国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一）数据来源及选取
本文所选取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十年（2001-2011）以来的国内生产总值（GPD）和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里的“金融服务”一项的数据。以GDP值代表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状况，BOP中的“金融服务”值即为本文所研究的非保险类金融服务。其中GDP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金融服务”额（包括“金融服务”净出口额、出口额和进口额三项）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二）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GRA）是一种利用灰色关联顺序（称为灰关联度，GRO）来描述因素间关系的强弱、大小、次序的数学方法[5]。
灰色关联分析（GRA）的基本公式为：
根据经验，通常取ξ=0.5，灰色关联系数大于0.6便认为满意了（因变量序列和自变量序列关联程度较大）。
（三）基本假设与数据处理
非保险类金融服务是服务贸易中较重要的部门，本文以非保险类金融服务（包含非保险类金融服务净出口额、出口额、进口额三个因素）为自变量，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因变量，以灰色关联分析理论为基础进行数学分析。
本文为研究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关系，设国民生产总值（GDP）为参考数列X0，分别以非保险类金融服务净出口额、出口额、进口额为比较数列X1，X2，X3。按照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在ξ=0.5的情况下，求出三个比较序列的灰色关联系数，进而求出三个比较序列的灰色关联度。分别为：γ01=0.7902，γ02=0.8096，γ03=0.8051，均大于可以认为结果理想的临界值0.6。
（四）数据处理结果分析
综合以上的分析和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得出：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净出口额、出口额、进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灰色关联度均大于0.6，即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与我国经济增长有比较大的关联程度。入世十年来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对三个比较序列（非保险类金融服务净出口额、出口额、进口额）对参考序列（GDP）增长的影响程度进行排序：
出口额 > 进口额 > 净出口额
综上所述，入市十年来我国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并且非保险类金融服务的出口额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最大，金融服务净出口额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与其他两项素相比相对较小。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我国入世十年来（2001-2011）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入世十年来我国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额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非保险类金融服务的出口额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强于非保险类金融服务的进口额以及非保险类金融服务的净出口额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十年以来，正积极履行承诺，逐步放宽金融服务贸易政策，为外国提供广阔的市场准入机会。这些发展趋势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了积极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发展过正中，我国可以进一步放宽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政策，尤其是增强非保险类金融服务的出口，以此来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1]陆燕.加入WTO十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趋势[J].国际贸易,2011(9).
[2]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
[3]危旭芳,郑志国.服务贸易对我国GDP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2004(3).
[4]张小峰,官沧海,柴彩萍.我国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金融经济,2009(10).
[5]谭学瑞,邓聚龙.灰色关联分析:多因素统计分析新方法[J].统计研究,1995(3).
[6]郭根龙,冯宗宪.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J].国际金融研究,2000(1).
[7]韩龙,周茂荣.论WTO框架下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J].世界经济,2002(4).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2（10）-0014-06
一、引言
小额信贷机构主要是指专门向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的组织，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富裕的重要社会力量。小额信贷机构已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目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发展小额信贷机构，使更多贫困人口享受到金融服务。亚洲人口占发展中国家人口总数的62%左右，大量贫困人口、小微企业被隔离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因而小额信贷市场发展前景广阔。亚洲、拉美是当今世界上小额信贷发展最快、最好的地区，2011年末亚洲小额信贷机构信贷客户约为7400万，占全球总数的75%；信贷余额约为340亿美元。在亚洲范围内，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越南都是小额信贷发展较快的国家。孟加拉国乡村模式是福利主义模式的代表，其互助组信贷模式在世界广为应用；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乡村信贷部模式是制度主义模式的主要代表，其商业化的经营经验得到广泛推广；印度是世界上小额信贷发展最迅速、规模最大的国家，信贷客户约为2670万客户，信贷余额为50亿美元，2010年印度小额信贷机构SKS更是成功上市。
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上升，小额信贷需要不断提升经营效率，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可持续发展水平和社会竞争力。同时，小额信贷机构出资人也希望更有效地利用资金服务社会、实现价值增值。近年，学术界对于小额信贷机构效率关注度不断上升，通过各种模型方法研究不同国家、不同类型小额信贷机构的效率，分析影响小额信贷机构效率的各种环境因素。本文主要研究亚洲国家小额信贷机构的效率，对比不同国家、不同机构的效率，学习经验，吸取教训，也有利于我国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
二、文献综述
国外最先对小额信贷机构效率进行研究。Hong Son Nghiem 、Tim Coelli 、Prasada Rao（2004）分析了越南小额信贷行业46个非政府组织项目的运营效率。DEA模型实证研究表明，这46个项目技术效率平均评分为0.8。他们还进一步分析了环境因素对项目效率的影响，发现项目存续时间以及所处地区对于项目效率影响非常大。Usman Ahmad（2009）使用DEA模型分析了2003年至2009年巴基斯坦小额信贷机构的运营效率，研究发现2003年12家小额信贷机构中有3家在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可变假设下均处于效率前沿面；2009年，14家小额信贷机构中有4家在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下均处于效率前沿面，而2003年处于效率前沿面的两个小额信贷机构在2009年已不复存在，这说明小额信贷机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Andrew Crawford，Michael Skully，David Tripe（2010）基于DEA模型对柬埔寨14家小额信贷机构分析认为，在为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方面，以盈利为目的的小额信贷机构并不比非盈利小额信贷机构的效率低，小额信贷机构越大越能更有效地服务贫困人口，机构越小越盈利；财务目标和社会目标并不相冲突，但是建议小额信贷机构股东需要保持对社会绩效的关注。Tariq Masood，Mohd. Izhar Ahmad（2010）使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分析了2005年至2008年印度40家小额信贷机构的运营效率及其决定因素，发现印度小额信贷机构的效率水平比较低，但是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受监管的小额信贷机构效率更低，印度南部小额信贷机构要比北部效率高；存续时间是小额信贷机构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规模因素的影响较低。
随着数据累积的丰富以及各地区小额信贷机构交流的增多，对于小额信贷机构效率的研究、比较范围也在不断扩大。Lafourcade et al （2005）使用每个借款客户成本和每个储户成本衡量非洲小额信贷机构运营效率，研究发现正规金融机构要比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效率更高，正规金融机构中合作式小额信贷机构效率最高，非洲小额信贷机构要比其他地区的小额信贷机构更具效率。Abdul Qayyum，Munir Ahmad（2004）研究了印度、巴基斯坦、孟家拉国三个南亚国家的小额信贷机构效率，实证研究发现巴基斯坦小额信贷机构整体运营效率最高，其次为印度，孟加拉国排名最后；还发现规模是决定小额信贷机构效率的关键因素，同时小额信贷机构管理、内部信息技术应用也影响其运营效率。Mamiza Haq ，Michael Skully，Shams Pathan（2009）使用DEA模型对亚洲、非洲、拉美地区39家小额信贷机构进行了效率分析，实证研究发现在生产法下NGO小额信贷机构效率最高；在中介法下，银行效率最高；亚洲小额信贷机构效率最高，这可能与亚洲人口庞大、收入水平低等因素有关，亚洲区域内南亚小额信贷机构效率相对更高。Kabir Hassan，Benito Sanchez（2010）研究了拉美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以及南亚国家小额信贷机构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比较了不同地区和机构的效率。研究发现，正规小额信贷机构要比非正规小额信贷机构效率高，南亚小额信贷机构的技术效率最高；非效率主要源于纯技术效率较低，而不是规模效率，这意味着小额信贷机构没有足够的产出，诸如没有发放足够的信贷、筹集资金、发展更多的客户。
国内方面，王杰（2010）对黑龙江省9个地区的36家小额贷款公司进行了效率评价，除哈尔滨、鹤岗两地外，其他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都是非DEA有效的，这与黑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不成熟、市场经济环境不健全等因素有关。于转利、罗剑朝（2011）利用30家小额信贷机构2005年至2009年的数据，基于DEA模型对小额信贷机构全要素生产力进行了分解和测算。实证结果表明30 家小额信贷机构整体全要素生产力呈下降趋势。引起生产力下降的原因是规模效率低和技术进步缓慢，规模和技术进步成为影响小额信贷机构效率高低的关键因素。汪三贵（2000）分析了中国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外部障碍，包括：金融机构准入控制、利率控制、资金来源控制；内部障碍包括：观念冲突、短期与长期目标、机构的独立性、对信贷市场的了解、管理和监督等，并指出其可能的发展前景受宏观金融政策的变化、正规金融机构的加入、小额信贷机构的分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变化。潘广恩（2010）认为小额信贷机构是弥补中国金融体制缺陷的重要金融创新，应该从认真制定小额贷款公司规范发展的管理制度、明确其小型金融机构性质、加大财税政策的扶持力度等方面促进小额信贷公司可持续发展。高晓燕， 任丽华， 赵颖（2011）认为政府支持不足、自身发展不足、业务创新不足、风险控制手段缺乏制约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针对上述问题制定应对措施。
从国内外研究看，国外对于小额信贷机构效率研究时间较长，主要运用DEA和SFA模型，研究范围逐渐从单个国家扩展到世界范围。国内小额信贷机构运营效率研究时间较短，而且多为理论研究，缺乏实证分析。
三、亚洲小额信贷机构效率实证研究模型和数据选择
（一）模型和方法
效率研究方法主要有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种。参数法主要以随机前沿面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最为常见，非参数法主要以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最为常见。DEA不用给出明确的生产函数，不考虑量纲，而且结果简单明了，小额信贷机构效率研究多采用DEA模型，本文也选用DEA模型。
DEA是由Charnes、Coopor和Rhodes于1978年首先提出的评价生产效率的重要非参数方法。该方法主要是通过保持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s， DMU）的输入或者输出不变，借助于数学规划方法确定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面，将各个DMU投影到DEA的生产前沿面上，并通过比较DMU偏离DEA前沿面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
1、CCR模型。CCR模型是Charnes、Coopor和Rhodes于1978提出，其假设生产技术为固定规模不变，是DEA模型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技术。CCR以线性规划估计生产边界，然后计算每个DMU的相对效率。凡落在边界上的DMU，即为具有最有效率投入产出组合的DMU，其效率值为1；而其他未落在边界上的DMU，则称为无效率的DMU，其效率值介于1和0之间。
假设有n个DMU（这里指小额信贷机构），每个DMU均使用m项投入，产出为s种，CCR模型表达式为：
BCC模型所得到的是纯技术效率，由于技术效率等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乘积，进而可以求得规模效率，即等于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之商。由此，技术效率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有助于了解导致技术效率低下的主要驱动因素，以便于决策者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升效率。
（二）数据样本
本文小额信贷机构数据主要来源于MIX。数据样本包括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越南、柬埔寨8个国家109小额信贷机构2010年的财务数据。其中孟加拉国小额信贷机构18家，斯里兰卡小额信贷机构5家，印度小额信贷机构26家，印度尼西亚小额信贷机构4家，巴基斯坦小额信贷机构7家，菲律宾小额信贷机构31家，越南小额信贷机构5家，柬埔寨小额信贷机构13家。数据样本基本囊括了亚洲小额信贷发展较为繁荣、行业渗透率较高国家的小额信贷机构，如表1所示。
小额信贷机构可以分为三类：正规小额信贷机构、半正规小额信贷机构以及非正规小额信贷机构。正规小额信贷机构需要接受审慎的监管或者获得相应的牌照，诸如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Non-ban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NBFIs）；半正规小额信贷机构不需要接受审慎监管，但是作为社会组织需要进行登记注册，诸如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组织（NGO）；非正规小额信贷机构主要是指各种民间融资机构。本文样本数据仅包含正规小额信贷机构以及半正规小额信贷机构，其中银行24家、NBFIs为28家，NGO为57家。
（三）模型参数选取
使用DEA模型需要确认小额信贷机构的投入要素和产出要素。理论上通常有两种方法确认和划分金融机构投入、产出要素，即生产法和中介法。生产法将金融机构看作是存款和贷款的生产者，员工数量、资本支出是重要的投入要素。中介法则认为金融机构是金融市场资产转换者，即将储户、投资者的剩余资金集中起来，转移给资金需求者，因而这时金融机构的投入主要为劳动力、资本成本等，产出主要为贷款和金融投资收益。根据以往研究成果，投入要素主要有员工、资本金、营业费用、利息支出、总资产、管理费用等，产出要素主要有贷款客户数量、储户数量、贷款总额、存款总额、利息收入、总资产等。考虑本文数据样本的特点以及结合文献资料，本文生产法下选择员工总数、总资本作为投入要素，选择贷款客户数量作为产出要素。中介法下投入要素为员工总数、运营费用、贷款准备金等，产出要素为信贷余额、金融收益（如利息收入、收费收入）等。模型参数统计描述如表2所示。
四、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maxdea5.0对样本数据分别在生产法下和中介法下进行DEA效率分析。
生产法下，印度的AML、Sanghamithra两家小额信贷机构位于效率边界面上，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均为DEA有效，表现为规模报酬不变；其他小额信贷机构则表现为纯技术效率或者规模效率的DEA无效。生产法下各国小额信贷机构平均效率情况如表3所示。就各类型小额信贷机构看，银行机构技术效率均值为0.21，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28，规模效率均值为0.82；NBFIs技术效率均值为0.3，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42，规模效率均值为0.73；NGO小额信贷机构技术效率均值为0.31，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43，规模效率均值为0.8。
中介法下，菲律宾的1st Valley Bank，印度的AML、Mahasemam、RASS、RGVN、SHARE，越南的CEP、VBSP均位于边界效率面上，呈现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为有效，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经营状态；其他小额信贷机构则表现为纯技术效率或者规模效率的DEA无效。中介法下各国小额信贷机构平均效率情况如表4所示。就各类型小额信贷机构来看，银行机构技术效率均值为0.57，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61，规模效率均值为0.94；NBFIs技术效率均值为0.56，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62，规模效率均值为0.91；NGO小额信贷机构技术效率均值为0.46，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55，规模效率均值为0.87。
从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亚洲各国小额信贷机构效率并不是很高，产出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同时，亚洲各国小额信贷机构效率存在较大差异，效率最高的国家与效率最低的国家相差约为0.33。在生产法下印度、越南小额信贷机构效率最高，菲律宾、柬埔寨较低；在中介法下越南、印度小额信贷机构效率较高，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小额信贷机构效率较低。整体看，印度、越南小额信贷机构经营效率较高。印度小额信贷发展较早，近年印度小额信贷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当然，这种高速增长也潜在较大风险，2010年印度爆发小额信贷行业危机就是佐证。为此，印度加强了小额信贷机构的监管，提高了信贷定价及小额信贷机构经营的透明性。虽然危机对印度小额信贷造成了一定冲击，但是这有利于印度小额信贷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化发展。越南小额信贷行业主要由政府主导和补贴，已形成非常庞大的小额信贷体系，呈现非常大的覆盖面，同时很多国际性公益组织也进驻越南，带来了很多国际先进经验。近年，越南开始加强监管、深化小额信贷机构经营改革，推动更加商业化的小额信贷经营模式。
从对技术效率的拆分看，不论在生产法下还是中介法下，小额信贷机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表现为无效率性，技术效率的DEA无效率由纯效率和规模效率共同作用而导致。具体看，各国小额信贷代机构的纯技术效率都高于技术效率，这说明技术效率的低下主要还在于规模效率不足。不过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小额信贷机构规模效率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在中介法下小额信贷机构规模效率均值甚至达到0.9，纯技术效率要远低于规模效率，这意味着小额信贷机构纯技术效率的低下是导致其技术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小额信贷机构可以通过改进信贷技术、完善内部资源配置、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等措施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率，增加产出。但是，越南呈现特殊状态，其小额信贷机构的纯效率要高于规模效率，也就是说，与其他国家相比，越南小额信贷机构更应该在扩大规模方面入手。从小额信贷机构经营状态看，规模报酬不变的小额信贷机构较少，在生产法下半数小额信贷机构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状态，在中介法下半数以上小额信贷机构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
在生产法和中介法两种分析方法下，小额信贷机构效率值存在较大差异，总体看生产法下小额信贷机构效率要低于中介法下小额信贷机构效率。这可能与两种方法下投入、产出要素的关系以及侧重的目标不同有关。生产法强调小额信贷机构是存款和贷款的生产者，因而更为突出小额信贷机构金融服务的覆盖面，诸如存贷款客户数量等。而中介法更强调其在金融市场中的转换功能，突出小额信贷机构的盈利性，诸如信贷余额、各种金融收益。因而，两种方式下，生产法可以理解为小额信贷机构向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方面的绩效评价，而中介法则可理解为小额信贷机构财务绩效的评价。小额信贷机构最初多为公益性组织，多由NGO等非盈利性组织推动经营。但是近年小额信贷商业化经营趋势非常显著，很多NGO开始转变为NBFIs、银行，而很多大中型商业银行也开始实施“业务下沉”战略，拓展小额信贷市场，这导致小额信贷机构对于财务绩效更为看重。因而，盈利性小额信贷机构不是很倾向于向更多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而是集中有限客户群体提高收益水平。这就不难理解中介法下小额信贷机构效率更高的现象了。
从各类小额信贷机构效率分析看，生产法下NGO效率最高，NBFIs次之，银行机构效率最低；中介法下，银行机构运营效率最高，NBFIs次之，NGO相比处于最后。从上述分析可知，生产法下的DEA分析更强调小额信贷机构通过各种资源投入所实现的服务对象数量扩张，而中介法更强调小额信贷机构的收益性。NGO作为非盈利机构，目标就是要使更多贫困人口享有金融服务，逐步摆脱贫困；而金融机构作为盈利性组织，更强调为股东创造价值，因而可能更集中于有限客户群体。这也就造成了在不同分析方法下，小额信贷机构经营效率的差异性。但是这一区分不是绝对的，正如印度AML作为NGO小额信贷机构，其在生产法下和中介法下均处于效率边界面上，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目标还是具有交叉性和重叠性，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侧重。这也说明小额信贷机构所肩负的社会目标和财务目标并不是一定相互排斥的，这与Andrew Crawford，Michael Skully，David Tripe（2010）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五、启示
截至2012年3月末，我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4878家，贷款余额4447亿元，新增贷款531亿元。目前，我国小额贷款公司95%处于盈利状态，小额贷款公司行业毛利润率约为30%，资本利润率约为8%。在小额贷款公司蓬勃发展之时，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快速增加，而商业银行也发力开拓小微企业金融，小额信贷行业竞争呈现上升趋势。在此种情况下，单纯追求规模的发展阶段已经不能适应行业发展需求，众多实证研究表明纯技术效率成为导致小额信贷机构技术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因此，未来我国小额信贷机构经营效率提升变得十分关键，这决定其发展可持续性和市场竞争力。
首先，加强国内小额信贷机构经营效率的研究。通过文献综述可以发现，我国小额信贷研究仍停留于国外经验介绍等理论分析，未来需要加强小额信贷行业的定量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小额信贷机构信息披露，加强学术界对于小额信贷机构经营效率以及影响因素研究的重视。
其次，发展多元化的小额信贷机构。与拉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小额信贷行业商业化水平较高，而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发展不足。本文实证分析表明，不同类型小额信贷机构在经营目标方面表现出一定差异性，NGO等公益性组织在为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效率更高。所以，我国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同时也应该重视发挥盈利性小额信贷机构在服务社会方面的功能。
最后，解决政策、制度因素对于小额信贷行业发展的制约问题。我国小额信贷行业发展时间短，政策、制度不健全，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小额信贷机构经营效率的提高。缺乏统一的小额信贷发展规划、资金来源不足、无法享受到税收优惠、无法使用相关金融基础设施、监管政策不完善等因素都对小额信贷机构经营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因而，小额信贷机构效率的提高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政策、制度等外部因素和问题。
参考文献
[1]潘广恩.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制度设计[J].中国金融，2010，（15）：41-42。
[2]钱崔红.国内小额信贷发展研究综述[J].财政监督，2010，（18）：18-19。
本文计算了t-20到t+20的日超额收益，并据此计算累计超额收益。研究表明，解禁日前，股价上下波动，累计超额收益无明显变化，但是解禁日后，日超额收益基本上都是大于零，且累计超额收益呈稳步上升趋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解禁对股价会带来正的股价效应。
T检验的结果表明时间窗口期内的平均超额收益率并不显著，只有4天是显著的，而解禁后也只有7天是显著的，且都为正值。其余交易日平均超额收益率既有正值也有负值，没有明显的趋势。
进一步对样本公司股票在解禁日前20个交易日至第t个交易日的累计超额收益率进行T检验，我们可以发现，从解禁后第9天开始t检验才显著。于是，我们认为在解禁前股价已经有轻微上升趋势，解禁后在大势的基础上更为上升。
四、研究结论
本文从股权分置改革引起的大小非解禁问题出发，采用事件研究方法，分析大小非解禁与上市企业股价波动的关系，探讨大小非解禁对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得到结论如下：
对不同交易日的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的检验结果表明，大小非限售解禁事件对上市公司股价有正面效应，使得上市公司股价产生了正的异常收益率，说明大小非解禁对上市公司股价有积极影响。黄汉利、余晓燕（2009）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一现象的产生可能与投资者预期有关。
本文仍存在很多不足，上文我们发现累计超额收益t检验在解禁后第9天才开始显著，但是并未具体分析是因为市场的影响，还是因为A股的滞后性。这点仍需后人完善。
参考文献
[1]党红.关于股改前后现金股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8，6.
[2]李敬，朱国欣.股权分置改革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研究[M].中国会计学会高等工科院校分会2010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10，10.
[3]陈资灿.论股权分置的本质、缺陷及其治理[J].财经科学，2005，06.
[4]金融界http：//stock.jrj.com.cn/stockdxf/y200712.shtml.
[5]李炳烈.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分析——基于第一批股改的40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8. 原文作者：景小清
【摘要】股权分置曾是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最为严重的制度性缺陷之一，随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进行，大小非的解禁，这一情况慢慢有所改善。本文主要以事件研究法验证大小非解禁对股价的影响。
【关键词】大小非解禁；事件研究法；股价
一、引言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股权分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票中大部分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不在市面上流通。截至2004年底，上市公司总股份7149亿股，其中非流通股份4543亿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国有股份在非流通股份中占74%，占总股份的47%。非流通股过多正是中国股票市场的主要制度缺陷之一。股权改革的推行，改善了我国股票市场的这一状况。
关于股权分置的成因与危害，这里就不再赘述，我们把重点放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大小非解禁给股价带来的影响。2006年6月，第一批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企业的限售股开始解禁，大小非解禁由此正式拉开序幕。大小非是对非流通股的简称。非是指非流通股或限售股。大非是指占总股本5%以上的非流通股，小非是指占总股本5%以下的非流通股。解禁，即解除禁止，是非流通股票已获得上市流通的权力。
解禁的非流通股逐步全流通，对股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限售股上市交易所带来的扩容压力、股权结构的变化、股价的变动都不容忽视。
二、理论分析
大小非解禁影响深远，前人对此多有研究，也多有成果。
王俊杰、麦凌（2007）的研究结果表明，解禁事件对股价存在一定的短期冲击，但这种冲击并不明显。邱慧（2009）分别研究了上涨行情和下跌行情两种情况，对大小非解禁给股市带来的异常收益和累积超常收益进行了检验及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小非解禁尚未对股市产生显著性影响。
有些学者认为大小非解禁会对股价造成负面影响。冯玲（2008）运用事件研究法对限售股上市流通的股价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在2006年6月19同至2007年3月15日之间，限售股的上市流通带来负的股价效应。夏清华、事文斌（2009）发现，大小非解禁上市公司的股价在公告日具有显著的负异常收益表现，并与解禁比例、市场预期表现显著负相关，与换手率、企业每股净资产显著正相关。
也有研究结果表明，大小非解禁会对股价造成正面影响。黄汉利，余晓燕（2009）发现，在中期市场反应中，2007年和2008年大小非解禁样本均存在正的超额收益，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市场在不同年份反应不一致；在短期市场反应中，发现市场对大小非解禁的反应在不同的年度存在不一致性，2008年市场对大小非解禁在解禁日之前存在显著的负面反应，而存在负面反应的主要原因是投资者的恐慌心理。
也有些学者认为，到底影响为何，还要依照大环境的不同具体分析。毛楠等（2008）利用三个不同检验了上证指数的收益率和非流通股可流通数量周变化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在长期内考虑，非流通股解禁规模变化对于上证指数存在一定的滞后影响；当证券市场处于上涨和下跌的不同趋势中时，非流通股解禁对于A股市场走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李庆峰、黄维加（2010）构建了经典的有理分布滞后模型和内在机理完全不同的累积效应模型，计量结果发现，大小非解禁对A股市场走势具有即期效应为正而累积效应为负的特征，并受市场波动的影响。
我们可以发现，前人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究其原因，有可能是研究时股权分置改革尚未完成，各学者研究的时期不同，采用的数据并不完全相同。本文拟借鉴前人方法，再次对大小非解禁对股价的影响进行研究，为该项研究贡献一份力量。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沪深两市中于2007年10月到12月间完成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在初选样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如下的样本选择和数据处理：1.剔除了金融类公司；2.剔除了缺失数据的公司；3.剔除了股改比例小于10%的公司；4.若在样本期间公司解除限售两次，则取第一次的数据。
“整体上市”即一家公司将其主要资产和业务整体改制为股份公司进行上市的做法[1]。整体上市可以追溯于2004年，TCL集团公司通过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开创了中国企业集团整体上市的先河。2006年、2007年以公用科技、中国船舶为首的上市公司掀起了整体上市的热潮，能够在短期获得大量收益的整体上市极大地刺激了中国股民投资热情。
一、事件研究法
事件研究法是一种统计方法，系在研究当市场上某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是否会对股价产生波动 [2]。在会计学领域，事件研究法是市场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而运用最充分是有关公司财务的研究课题。如公司合并及收购、新股发行等事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二、研究步骤[3]
1.定义事件与事件窗。根据研究目的，笔者将用于估计正常收益的估计窗定义为最短120天。同时Khotan与Warner认为可以模糊事件窗和事后窗的界限，将两者统称为事件窗，将其定义为公告日前后10天。因此估计期起始于-130日结束于-11日，事件期始于-10日结束于+10日。
2.选择研究样本。本文样本为截至2009 年12月在沪市、深市上市交易的且整体上市的A股公司：深圳能源、泛海建设、莱茵置业、铜陵有色、西飞国际、太钢不锈、鞍钢股份、建峰化工、金岭矿业、三花股份、济南钢铁、上海汽车、中国船舶、首开股份、方大特钢、徐工机械、天津港、上实发展、宝钢股份、武钢股份、中山公用、葛洲坝、东方电气、东软集团、上港集团 [4]。
3.正常收益模型的选择。陈信元和江峰在会计研究上发表的事件模拟与非正常收益模型的检验力一文中认为无论事件研究中各公司事件是否相近或重叠，都应采用市场模型为基础的非参数秩检验法以检验事件日市场是否对信息作出反应[5]。因此本文在度量正常收益上选择市场调整模型。
4.估计异常收益。首先，计算样本在事件期内每天的超额收益率：rit=-其中： rit，Pit，Iit分别表示股票i 的第t 天的超额收益率，收盘价，证券交易所股票指数的收盘点数股价。然后用ARt=rit和CARt=ARt计算平均超额收益率和累计平均收益率： 学术
5.检验异常收益的显著性。本文选用的检验方法为参数检验法。检验统计量为: J= 三、实证结果分析
因某些数据存在特殊性，需要剔除这些特殊性来证实整体上市的效应。修正后数据（如表1）：
由上图可以看出，修正数据之后，董事会决议整体上市日对股价影响仍成正相关性。董事会决议整体上市当天的ARt为2.89%、CARt（-10，10）为9.28%，相关性系数J（-10，10）为6.50。这是因为宝钢数据的特殊性，其虽然在整体上市公告日出现一路下跌，使整体上市公告日当天的有所提高，但由于时间跨度较长，抵消了负的超额收益，扣除后降低了正相关性。
四、统计结论及解析
剔除特殊情况后，可能会因样本量偏小，结论出现小的偏差。但通过实证基本上能得出以下结论：整体上市董事会决议日存在超额收益，有明显的正的财富效应。股东会决议日、证监会批准日基本不存在超额收益。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董事会决议日包括了整体上市预案的各种信息（如定向增发、吸收合并等），而股东大会通过和上市公告日并没有给市场带来更多的增量信息，因此对股价的走势影响不明显，证监会批准日及整体上市完成日则标志着整体上市的合规性和完成，再次将市场的目光吸引到该股票上来，导致股价小幅上扬，存在超额一定的超额收益。
参考文献:
[1]刘宏.整体上市方式与经营绩效实证分析[J].经济论坛，2008，(9).
[2]陈汉文，陈向民.证券价格的事件性反应——方法、背景和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应用[J].经济研究，2002，(1):2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