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由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特征，所以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医学社会史研究对象也应如此。李大钊曾在1920年发表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哲学》中指出：“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所以可以把历史和历史学与社会和社会学相对而比论。”[10](p159)在这里，李大钊虽然是在探讨历史和历史学与社会和社会学的区别，前者强调历时性，后者强调共时性，但是作为历史与社会、历史学与社会学相融会贯通的社会史就应当同时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也就是说，社会史一方面要横向考察某一历史时期社会的共时性结构，另一方面要纵向考察社会结构的历时性变迁。因此，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也应包括这两个维度：共时性的状态，即静态存在；历时性的变迁，即动态存在。
其一，共时性的对象。共时性的存在又被理解为空间状态，指某个历史时期医学活动及医学社会关系的结构。在不考虑历时性因素的前提下，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几乎等同于医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关于医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中国与西方国家有所区别。1957年美国的斯特劳斯在《医学社会学的性质和状态》中认为医学社会学有两个领域：“医学中的社会学”和“医学的社会学”。[7](p3)医学中的社会学，是研究影响人的“生老病死”这一生命过程的各种社会因素，如探讨年龄、性别、社会经济状态、种族和部落、教育水平、职业等因素与某些特定的健康障碍（或疾病）的产生和流行之间的关系。医学的社会学，则主要是研究医学认识和医学实践过程中的组织、角色关系、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以及信念等群体行为因素。在中国，前者被认为是社会医学研究的范畴，后者被认为是医学社会学研究的范畴。中国对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医学研究对象的区别是按空间划分的，如果从历史角度看，这种空间划分就失去了意义。无论是医学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还是社会医学研究的对象，都是与医学有关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即都应当属于医学社会史研究的范畴。这些研究对象从类别上看，包括与人的生产、成长（健康与疾病）、死亡相关的医学社会活动及医学社会关系；从层次上看，包括物质（技术）层面、制度层面、观念（精神）层面的医学社会活动及医学社会关系。其结构可用下图表示：
上图中的每个黑点都代表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医学社会活动或医学社会现象。其中A、B、C、是物质（技术）层面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A包括行房受孕、妊娠安胎、难产处理、产后调理等，这些活动属于妇产医学和新生儿医学的范畴；B包括卫生保健、疾病防疫、疾病诊疗、药物研制与使用、病人护理等，这些活动属于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和药学的范畴；C包括生命抢救、临终关怀、死尸处置等，这些活动属于临终医学的范畴。A′、B′、C′是制度层面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由于制度是主体对于客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中介，因此在人们的健康、疾病、生死观念与医学实践活动之间必然还存在着一系列的规范人们言行以及明确各种关系的制度。这些制度包括与身体及生命过程有关的各种规定、法律、伦理、道德等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其中A′包括对助产者的技能要求、生产及产后仪式及相关规定等；B′包括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疾病治疗规程、预防保健制度、公共卫生政策、社会保障立法等；C′包括丧葬仪式、以及如今关于安乐死的立法等。A″、B″、C″表示人们对生命过程的认识，常通过观念（心态）表现出来，包括生命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医学教育活动，以及对身体、生死、健康、疾病、治疗、生命价值的认识等。
在物质（技术）、制度、观念三个层面中，制度和观念的形态及变迁是医学社会史研究的重点，至于物质层面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是传统医学史关注的重点。当然，这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即使是纯技术层面的医学活动也都完全融入到了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中。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中纯技术层面的医学活动或现象并不占主要地位，人们对身体及生命过程的认识和干预主要是通过技术以外的方式来实现的。正如杨念群所言：“在传统社会中，出生与死亡都是发生在特定时空的仪式行为”，“（收生）姥姥的社会功能大于医疗功能”，“接生的生理过程在整个出生典礼中只处于次要地位”[11](p133-140)。隋代的巢元方在《妇人杂病诸候》的“无子候”中也认为：妇人无子，或因坟墓不祀，或因夫妇年命相克，或因夫病妇疾。[12]（p419）他推断妇人无子时，最先考虑到的是“祖坟”、“年命”等非生理病理因素。德国学者罗梅君在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无子女是命运”，“生孩子和孩子的成活首先取决于时间和具体的时辰”，“均受星相监督”；“无子女是不幸福，是由恶势力引起”；“无子女或子孙满堂也决定性地取决于已去逝的家庭成员的欢心” [13](p8-13)等，因此求子的主要手段则是利用星相的力量、忏悔或祈福等。所以，在医学社会史的研究中，上述三个层次的内容虽然可以有年侧重，但都不能被忽视。
其二，历时性的对象。历时性的存在又被理解为时间状态，指医学社会史研究对象随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变迁。万事万物都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医疗技术在不断提高，医药卫生制度在不断完善，人们的生命观念也在不断更新，其结果是人的健康状况在不断改善，平均寿命在逐步延长，人种也在不断进化。这一变化过程就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的过程。医学社会史的任务就在于探究导致这些变化发生的原因，叙述这些变化发展的过程，并分析这些变化导致的后果。因此，医学社会史的历时性研究对象就包括这三个方面：医学社会活动和医学社会关系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原因、变化的过程、变化的结果。例如，杨念群通过对上个世纪20年代北京卫生实验区的建立对人们空间观念的改变的论述，提示了传统社会中“稳婆”和“阴阳先生”的公共形象和专业认同发生改变的过程及原因。[11](p134)李贞德通过对汉唐医药典籍的考察得出结论：自汉至唐，求子之责由男性（房中书的读者和房中术的施术者）逐步转向女性（经方所列各种汤药的服用者）。[12](p419)这些都是研究历时性医学活动和医学社会关系的范例。
四、医学社会史的研究方法
医学社会史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要求有新的研究方法与之相适应。但这并不是说要创造出一套与各传统学科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范式，因为医学社会史是在传统学科（如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的研究方法可以在对传统学科方法基础上通过“改造”而产生。这一改造主要包括：传统史学方法的现代化，西方史学方法的本土化，其他学科方法的史学化。
其一，传统史学方法现代化。医学社会史属于社会史的分支学科，社会史又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因此医学社会史相对于传统的史学需要经历两次超越，即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对传统“精英政治史”的超越；作为专门社会史的医学社会史对一般社会史的超越。
中国社会史是在上个世纪初以传统旧史学的反叛形象“新史学”而出现的，同时也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理路，从而形成了以“自下而上看历史”、“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总体史的追求”为特征的理论和方法。[14](p95)这是社会史对传统史学的超越，作为社会史的医学社会史也必须经历这一超越。即在研究取向上必须改变传统旧史学只关注皇亲国戚等少数人的贵恙的倾向，转而关注人民大众的康乐与疾苦；在研究方法上必须改变传统史学埋首钩沉、简单叙事的倾向，转而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全方位地诠释医学的历史；在史料运用方面，也必须转变只利用宫廷实录或档案的倾向，转而利用方志、家谱等地方史料。
就医学社会史而言，对传统史学的超越主要表现在对传统医学史的超越。我国传统医学史研究多是停留于技术层面，且多属于“精英史”、“成就史”范畴。对此，施义慧曾指出 “伟大医生的传记、医学知识的进步、疾病的诊断和医疗技术的突破成了医学史书写的基本模式。这种过于简单的研究模式和编撰方式，忽视了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医学技术的发展与人们医学观念变化之间相互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处理健康与疾病问题的历史演变。”[15](p110)即使到了今天，“我国医学史研究仍然以传统的文献研究、典籍评述，人物考证等为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尚缺乏新的突破”[3](p39)。要实现作为科学技术史的医学史向作为社会史的医学史转变，必须在理论与方法上全面超越传统医学史。即研究取向不应只是少数医药界少数精英，还应包括推动医药事业发展的广大民众；研究的内容也不应只是医药科技的进步，还应当包括医事制度的完善、人们健康疾病观念的更新及健康状况的改善等；书写的不应只是成功的典范，还应包括失败的事例；史料运用也不应只局限于医药典籍或医案，还应当包括宫廷和地方史料以及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
又由于医学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故其研究方法也有别于一般社会史。对研究者而言，除了要有扎实的史学功力之外，还必须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在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方面，一般社会史多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经济学等，而医学社会史除了借鉴这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处还必须借鉴相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如医学、生理学、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在史料运用方面，一般社会史以宫廷史料、地方志、族谱等为重点，而医学社会史还必须查阅浩如烟海的医药典籍和医案。
其二，西方史学方法的本土化。中国社会史的勃兴，与西方新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传入不无关系。同样，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深受西方影响。
由于西方学者较早涉足医学社会史领域，不仅积累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形成了较成熟的医学社会史理论和方法。如西格里斯、施赖奥克、罗森、Edwin Clarke、Annales、福柯、波特等曾对医学社会史的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做过较早的探讨。[3](p36-39)随着诸多医学社会史中译本的出版，⑧西方医学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也不断传入中国。西方医学社会史理论与方法还通过台湾学者的“中转”传入中国。⑨此外，近年来中西学者的交流与互访，也加速了医学社会史理论与方法的交流。西方医学社会史研究有一显著特点就是通过历史叙事揭示医学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即医学的进展只是其叙事的工具，真正要表达的却是与医学有关的社会文化内涵。与之相对照，中国传统医学史却与西方20世纪以前的医学史一样，以记述性医学史为主，且多围绕医学人物、医药典籍、医学事件展开，没有深入地探究这些历史叙事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因此，借鉴西方医学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医学社会史兴起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然而，与一般历史学一样，医学社会史的研究也应当摆脱西方术语（概念）及研究范式的束缚，中国是一个传统史学和传统医学都很发达的国度，关于中国医学的历史解释自然应当有自己的方法和体系。也就是说，中国史学界在借鉴西方医学社会史理论与方法时，要实现对它的超越，即西方理论的本土化。关于西方史学理论的本土化，张广智曾指出“对于一种域外的史学理论，即使在输出国被证明是正确的和行之有效的，但它若不与输入国的历史学实际相结合，并且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显示其生命力，其最终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与教训启示我们，对外来史学理论，中国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者应确立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总之要为我所用”[16](p62)。他的这段话表明，对待外域史学理论首先要辨别真伪并有选择性的吸收，其次要求在吸收外域史学理论时还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即不仅应结合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而且要结合当前的史学实践。这不仅是针对西史学理论研究者而提出的要求，而且也是为运用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历史者而提出的要求。中国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当然也应当遵循这一原则。
具体而言，中国传统社会以及中国传统医学自身的特点是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在借鉴西方理论和方法时务必“中国化”的原因。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发展的国度，传统文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进化而日臻完善，而西方古代文明却因战乱几经中断，其传统文明虽然于现代文明中有所体现但已不是其主体了。这就决定了站在今天的地平线上看历史，东西方有不同的视角，也有不同的方式。西方常借助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对历史遗物的分析来证实历史，中国却是透过现实来反观历史、通过文献来解读历史。即科学实证的方法在西方史学界运用较多，而中国仍以考据、解读文献为主。也说是说，中国史学在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不能弃置中国传统史学于不顾。就医学而言，虽然东西方医学的产生都源于共同的目的也呈现出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是其发展却经历着不同的轨迹。“在亚洲医学基本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它的古老传统，尊重古代的经典文献之时，今天的西方医学在某种程度上已背离了自己的传统，走向了新的方向”[17](p3)。当中国传统医学还保持着归纳综合的宏观传统时，西医学在分析还原论指引下已不断走向微观；当中国传统医学关注的还是病人时，西方医学已把重心转移到疾病；当中国传统医学研究的对象还是整体的人时，西方医学对生命的认识已深入到细胞、分子层面；当中国传统医学仍奉古代文献为经典时，西方医学却抛弃传统典籍。虽然今天的人类医学已相互渗透导致东西方医学的界限已不那么明显，但历史视野下的东西方医学之差异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差异也就决定了东西方医学社会史理论和方法的不同。例如，中国医药典籍浩如烟海，这是西方所无法比拟的，即使西方学者以中国医学史为研究对象，也会因为文字障碍而不能得其要领。因此，以考据、文献解读为特点的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中的角色是无法被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所取代的。这就要求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者在广泛吸纳西方医学社会史理论与方法时，不能忽视中国社会、中国医学、中国史学的特点，要尽可能地使二者结合从而实现西方理论与方法的中国化。
其三、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史学化。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新社会史的典型特征，也是学科交叉发展的要求。医学社会史是新社会史的一个分支，也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因此多学科方法的运用是其本质要求。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史的兴起以及8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复兴，都与广泛吸纳西方新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密切的关联。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不仅拓宽了社会史的研究领域，而且丰富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从而使中国社会史的兴衰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百年变革与发展的主旋律。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只能是对原有历史理论与方法的补充，绝对不能完全取代历史学固有的理论与方法。因为历史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与众不同之处。关于社会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中论述十分详细，本文不再赘述。实践证明，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运用推动了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然而，社会史要保持其应有的特色以及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还必须守住其“史学的边界”。[18]在运用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时，一方面不要抛弃史学的传统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必须使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史学服务，即“史学化”。
医学社会史作为专门的社会史，其兴起与一般社会史一样，也得益于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当然其发展也应与一般社会史一样遵循同样的原则，即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史学化”。此外，又由于医学社会史是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所以运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也是其本质特性。要弄清历史上人们的医药活动，除了借助上述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外，还必须借助医学、生理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对历史上某次瘟疫的研究为例，要对瘟疫发生的原因进行追究就需要考察当时的制度、生态环境、人们的行为方式等；要对瘟疫发展的过程进行研究就需要考察政府措施、民众的心态、医药防治手段等；要对瘟疫的影响进行研究就需要考察死亡人数、医药手段的改进、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等。事实上，无论用什么方法研究上述问题，其出发点和归宿只有一个，那就是弄清历史的真实，揭示历史的规律，为现实提供历史的经验等。这一共同的“史学目的”也就决定了医学社会史研究在运用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时也必须“史学化”。
五、医学社会史的价值判断
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是社会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表现，也是医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医学社会史的价值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作为历史学科，医学社会史是一个崭新的成员，它有别于传统的历史，但它却更接近历史的本真。无论什么历史，其研究的对象归根到底是“人”，然而传统的历史研究却忽视了这一点，即使是医学史，也大多为医学技术的历史或者医学家的传记，很少有关于大众康乐或病痛的历史。这不能不说是史学的一大遗憾。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史才以其“关注民众”、“关注社会生活”的姿态、以“旧史学的叛逆者”的形象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从而使这一局面有所改观。随着社会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历史上直接关乎人们生老病死的医药社会活动以及医学社会关系开始得到史学界的关注，医学社会史也就悄然兴起。医学社会史的兴起，不仅丰富了社会史的内涵，而且促使史学工作者重新审视历史学的对象和价值，这正是其学术价值的体现。
医学社会史的兴起也是医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医学的对象是“人”，传统医学一直没有脱离这一根本的追求，然而技术化与商业化的现代医学却丧失了这一传统，不再把病人当人，而是当作疾病的载体，医疗技术实施的对象，或者被看成是消费的主体，是尽可能赚钱的机会。这就使本来富有温情的医学失去了生命感，变得冰冷而面目可憎。改变这种日益偏狭的医学的呼声日渐高涨。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医学家恩格尔就批评了近代以来的只强调技术而忽视病人的生物医学模式，并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他指出：“为了理解疾病的决定因素以及达到合理的治疗和卫生保健模式，医学模型必须考虑到病人，病人在其生活中的环境以及由社会设计来对付疾病的破坏作用的补充系统，”“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包括病人和病，也包括环境”[19]（p10）。这一医学模式要求把病人看着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完整的人，对病人的诊断与治疗也应当充分考虑生理因素之外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因而，社会环境、社会行为、社会心理、社会结构、社会变动、社会评价等因素对医学的影响以及医学对社会、人们的健康状况、人们的观念的影响等都应当被纳入现代医学的范畴。与之相关的学科，诸如医学社会学、社会医学、医学心理学、卫生经济学、医学史、医学社会史等学科也就应运而生，从而形成了科学合理的现代医学的学科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医学社会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医学社会史是以历史上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医学社会活动和医学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是用历史学的眼光来考察人类历史上人们对生命的认识和干预的一切活动，从而揭示医学发展的规律，为健全现代医学模式提供历史的经验，最终为认识人的生命现象的本质、增进体质、保卫健康、防治疾病、延长寿命服务。这正是医学社会史的社会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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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从周秦到中唐，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875年。大量的医药史实，被分散地收载于甲骨卜辞和各类典籍之中，为医学史的创立，准备了丰硕的史料基础。司马迁的《扁鹊仓公列传》是为医学家传记之滥觞。
中医药学，从“神农尝百草”的年代，发展到周秦之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造就了不少着名医家，撰述了不少医学着作，医学也有了初步的分科，随着中医学的发展，客观上已为医学史的修纂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但是，限于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各个学科之间还缺乏明确的界定。因此，在非医学的着作中，记述着不少医学的内容。在商周的甲骨卜辞中，有关疾病的卜辞，就记述了当时的病名和治疗的内容，以及原始病历的史料。_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记述了近卯种-药用植物的产地、形状、采集，以及防病治病等内容，瑢科学与神话于一炉的奇书《山海经》，记载了140种药物，其中植物药59种，动物药83种,矿物药4种。还提了两种可供避孕的药物，可以说是最早的避孕药记载。《周礼?天官》中记载着医事制度等内容。曹植的《说疫气》记述了东汉建安22年疫病流行的情况。还有文集、笔记等，或多或小，都有有关医药内容的记载。
这些大量的医学史科的积累，和医家传记的收载，理应导致医学史学科的创立。但是，中国医学史学科，却以艰难的步履，迈过千百年的岁月，几经沉浮，始告创立。这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传统思想不无关系。千百年来，人们在思想上，只知道尊孔读经，热心仕途，而轻视科学技术，视医学为末技，把医家列为百工之列，称为“医工”。不屑于为末技医工修史立传。被尊为医圣的张仲景，在正史中无传，.就是一个例证。不少医药史实，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湮没，难以查考。有如扁鹤.的祖籍，.千百年来争论不定。然而，中医学毕竟与中华民族的生存休戚相关。因此，史官修史不得不收载一二。文人着述，多有记述。其目的，或为自身文体的需要，或为表示作者见闻的广博。但是，在客观上，却为医学史的研究保留下了大量的可贵的医药史料.
医学发展史表明，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医学家的活动。因此，医学家传记的研究,，在医学史研究中最先得到注意和重视。《扁鹊仓公列传》的问世，就是明证。它虽然仅仅是两位医家的合传，还不足以称为医学史研究的专着，但是，它毕竟掲开了医学家传记研究的序幕，标志着以医学人物为中心的医学史研究的萌芽，形成了中国医学史研究的特点。千百年来，影响着中国医学史的研究。
二、形成时期
这一时期，从晚唐到明?正德年间，公元875年至15订年。仍以医学家研究为主。但是，"E已从个别的列传，发展为众多医家的合传。其代表作有：唐?甘伯宗的《名医传》，明?李濂的《医史》。同时扩大了研究的范围，留意于专门史钭的总集。有如疾病史。
医家传记的研究。最早的专着应为唐?甘伯宗的《名医传》。甘氏生于中唐时期,《名医传》约成书于晚唐.，可惜早失。据范行准的考证，《名医传》最早着录于北宋庆历元年（公元10.11年），王尧臣撰的《崇文总目》中，载有“《名医传》一卷，甘伯宗撰。”《新唐书?艺文志》同，惟作七卷。_据熊宗立的《医学源流?自跋》称“唐甘宗撰历代名医自:三皇始而迄于唐代，绘列成图”?原书是图在文前，赞在文后，共载医家116人范氏认为在张旲《医说》中保存着《名医传》的原本，诚如郑樵所说“名亡实存”。这种有图有赞的文体，已较仅是记述而不评论的文体，在医学家传记研究中前进了一步。
《名医传》的问世，表明医家传记的研究，已从个别的列传，发展为众多的合传，标志着以医家传记为中心的中国医学史研究初步形成，并深深地影响着后世医学史研究的进程。范行准曾对《名医传》的流变作了探讨，认为《名医传》，'曾改名为《历代名医录》，或改名为《名医大传》。飞历代名医录》后又改为《历代名医图》由其演变流传的约有四类。1.依仿《历代名医》之名的，有宋?党永年的《神秘名医录》。2.沿《历代名医》之称的，有宋张晃的《医说〉〉卷一《三皇历代名医》。宋*周守忠的《历代名医蒙求》二卷。元?陶宗仪的《辕耕录》卷二十四《历代医师》。明?熊宗立的《历代名医图姓氏》。3.据《历代名医录》而充医家姓氏的，有宋?许慎斋的《历代名医探源报本之图》。
明?熊宗立的《医学源流》。明?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卷一《历代圣贤名医姓氏》。明?李梃的《医学入门》卷首《历代医学姓氏》。清?陈梦雷的《医部全录?医术名流列传>)。此外，属于名医合传的范畴,还有宋?赵自化的《名医显佚传》，已佚。宋.魏了翁的《医学随笔》,收录历代医家，上自三皇的僦货季，下迄宋代的刘翰，计142人。所录医家仅有姓名而无事绩，但其人数超过二十四史的记载，可资研究历代医学发展的参考。
《医史》，明*李濂撰，十卷。明?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刊行。该书采录历代名医，自医和至自李杲，见于史传的55人，又采诸家文集所载，从宋代张扩至张养正，几十人6其中张机、王叔和、王冰、王履、载原礼、葛应雷六人。史无记载，李氏为之补传。毎传之后，各附论断。李氏自序称“医史者，佘辑前史所载方技列传，以为学医者之正宗也”，可见其编写的目的。李氏以《医史》命名，表明作者已认识到医学家与.医学史发展的关系，希望读者能从中得到启迪，而称为“学医者之正宗”。该书内容，虽然仍为医学家传记。但是，已能根据医学发展中的贡献而立传，不因袭前人。对于贡献大而又正史无传者，都为之补传，如张机等六人。各传之后，附有论断，均较前人为胜9标志着以医家传记为中心的中国医学史学科的形成。并对后世医学史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医学专题史料的搜集^李昉等修纂的《太平御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它是古代百科全书式的类书，采用典籍1690种，还有不着目录的诗词文赋等，保留下桊汉以前部分佚书的内容，卷七百三十八至七百四十三，《疾病部》一至六卷，为有关疾病的论述，采撷广泛，内容丰富，.惜未加整理编次。但是，这部分有关疾病史料的总集，可以说是开创了后世疾病史研究的先河。
这一时期，甘伯宗《名医传》专着的问世，表明医学家传记的研究，再也不是史书、文集等附属的内容，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它促进了后世研究医学家传记的发展。同时扩大了研究范围，有了专题史料的搜集，突破了单纯研究医家传记的格局。李濂的《医史》，已将医学家传记的研究与中医学发展进程相结合，而且有述有评，形成了以医学家传记为中心的中国医学史学科。
三、成熟时期
这一时期，从明.嘉靖（公元1521年）至193年。医学史的研究，已从单纯的医学家传记的研究，深入到探索中医学发展的规律，.如郑文焯的《医故》。.特别是第一部较系统的中国医学通史〈<中国医学史》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医学史学科的成熟和确立。开展了专科史的研究，注意到介绍西洋医学史。凡此无不表明，中国医学史作为-门学科正在日见成熟，而且建立了组织，创办了刊物。
学术研究。郑文焯的《医故》，刊行于1891年，书分上下两卷。在《原医篇.》中，论述了医之定义、巫医关系、本草命名，探讨了本草、内经、难经等着作的版本源流，考订了古今剂量的异同，’提出了医之门户分于宋，考定了孙思邈的生卒年，凡此等等，已突破专事收载医学家传记的格局，涉及医学发展规律的考察。或考竟源流，或订正错讹，或直抒己见。无论是从撰写的体例，史料的选择和应用，史实的分析和议论，均较前人略胜一筹，表明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i因而，该书在中国医学史学科的创立过程中，是一部不能忽视的医史专着?
《中_度学卑》陈邦贤撰，1919年写稿。由上海医学书局出版，商务印书馆印行第二版，日本医史学家山本成之助将该书译成日文出版，改名为《支那医学史》。1957年，商务印书馆再次出版修订第三版。该书以朝代为纲，从各个历史时期，考察医学发展的历程、医学成就、医学人物、医学着作，以及西洋医学的传入、疾病史等。特刖是，收载了太平天国、北洋时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医学医政史料，使该书成为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中国医学通史，标志着中国医学史学科日见成熟。
专科史的研究。何霜梅的《中国药物学史纲》，为第一部药学专史。丁福保的《西洋医学史》，打开了学习西洋医学史的窗口。表明医史学界已认识到研究中国医学史必需了解西洋医学史，并加以相互比较研究。
这一时期的医学史专着，主要的还有：王宏翰的《古今医史》.（1697年），，陈梦雷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考证》(1723年)，.丁福保的《历代名医列传》（1909年〉，王吉民的《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I928年），许明斋的《历代名医传略》(1卩16年），王吉民、_伍连德的《中国医学史》，（英文，1932年〉等。
建立组织。1935年秋，由壬吉民等发起组织“医史委员会”.，1936年2月宣告正式成立，1937年，更名为“中华医史学会”，会长王吉民。
创办刊物。I936年，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创办“医史专号”，共计9期，其中中文5期，英文4期。
四、发展时期
这一财期，自1M8年到现在。又可分为四个阶段。
1.初次繁荣。1的8?1S49年9月在医学史界前辈的驽力下，I947年,创办了《医史杂志》，
自1M7年至W48年，共刊行了3卷5册。召开了第二次学术会议，创建了第一个医学史专业博物馆。主要的着作t李涛的《医学史纲》，李延安的《中外医学史概论》范行准的.《明季西洋传入医学》、《中国医学预防思想史》等。由开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歧视、消灭中S的政策，使医学史的汽也举步艰难。
新中国成立后，贯彻了党的中医政策，使中医事业得到新生和发展，医学史的研究也得到重视和复苏。随着《医史杂志》的复刊，各种中医杂志也多开医史拦目，活跃了学术空气，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探讨医学起源、医家评价等问题。医史专着日见增多。1950年，中央卫生部决定医学史作为医学院校的必修科目，举办了医史髙级师资进修班。各省市相继成立医学史分会，有北京、上海、广州等三个。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1-2155/R
国内刊号：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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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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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化学文摘(美)(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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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文化是在医学领域范围内形成的，指导医务工作者的行为应该如何规范和规范在医务工作者身上形成的职业伦理。中医藏医伦理文化的发展历史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零星到完整，从萌芽到成熟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医藏医伦理文化丰富，都有浩瀚的医学典籍，历代医家辈出。国内学者对中医伦理文化较多，研究藏医伦理文化的学者较少，可借鉴的成果匮乏，比较研究有相当的难度。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医藏医伦理文化的比较研究，来继承和发扬传统医学伦理文化，为我国各民族传统医学间的比较研究积累一些经验。
1中医藏医伦理文化比较研究内容
中医和藏医伦理文化的比较研究包括三项任务：寻找相似；发现差异；从相似之中发现差异，在差异之中寻找相似。在具体比较研究中应该结合中医和藏医文化的相似和差异的背景下来讨论相似点，重视两者的差异。藏医伦理文化反映了藏族社会特有的文化及其形成的医学伦理文化特色。我们在比较研究中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比较研究要全面，通过全面比较研究来说明问题。比较中医藏医伦理文化不仅要比较其历史发展进程、文化背景，还要利用文献资料对其医学伦理文化的共性和差异进行比较研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指出：“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来比较，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他方面。”这样可以保证可比性，而“暂时地或有条件地撇开其他方面”，则不能忽略其他方面，要做到客观、全面、准确地把握比较的事物或概念，使比较得出客观和科学的结论。其次，比较研究要始终贯彻公正原则。科技史学家汉斯・波塞尔指出：“科学史关心的是某一科学理论的历史变化，至于这些理论用今天眼光看来是对是错，有用与否，则无须管它，关键是在思想上这些理论是怎样形成的。同样主要的是，当时采用的是何种方法，至于方法今天看来是不是恰当亦不是研究的中心问题。”在研究藏医伦理文化时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要克服两种倾向，一是民族虚无主义，认为藏医学的理论是吸收中医和印度医学的，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一是妄自尊大，不切实际地夸大某些文化特点与优越性，避开其缺陷和历史局限性。我们必须明确藏医文化在吸收中医和印度医学的先进医学技术的同时也有自己的独特理论和技术传承，有其历史的、民族的改造。最后，比较要合理，不合理的比较是没有可比性的。
通过对中医藏医伦理文化的文化背景、发展史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既有其相似的一面，也有不同的地方，总的来说是大同小异。它们的相似性是民族传统医学伦理文化的共同发展要求，也是中医和藏医文化交流的结果。中医藏医伦理文化都遵循救死扶伤，有利，无伤，公正，人道和重生原则。它们的差异是地理因素，历史因素，文化因素决定的。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宗教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藏医文化的特殊性。宗教文化和医学伦理文化的密切结合，是藏医伦理文化的一大特色，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虽然宗教文化具有唯心性，但其“慈悲、平等”的伦理观念，是可以被医学伦理文化所接纳的。中医和藏医伦理文化在各自历史文化土壤中发展，文化背景的差异是影响了医学伦理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在当代医学文化背景下，对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医学伦理文化作了一些思考。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满腔热情，深入细致，有则有之，无则无之，多则多之，少则少之，不轻易否定，不随意拔高”的态度，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传统医学文化。
2研究方法
从总体而言，中医藏医伦理文化的比较研究应该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不仅要从现象本身去认识现象，还要从现实社会关系去研究现象，必须具有科学思维能力和使用科学的方法。为了更好的学习和研究我国的传统医学伦理文化，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资料法和文化比较研究法。
文献资料法是搜集、分析和研究相关文献资料，从中选取资料分析和使用，以达到某种调查研究目的的方法。所运用的资料主要有各类历史著作、书籍以及相关资料。文献资料法适用于历史文化研究。
文化比较研究法是利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作为样本，对其资料进行比较研究，探求他们的相同点和相异点，来发现事物本质的研究和学习方法。这种方法在理论和实际中都具有重大意义。例如对不同民族的医学伦理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医学伦理文化的异同，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3研究中医藏医伦理文化的意义
中医藏医伦理文化在我国传统医学及相关专业学科中有极高的地位，中医藏医文化的发展是我国传统医学发展的必然要求，研究中医藏医伦理文化有助于培养德术兼备的医学人才，有助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有助于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有助于构建和谐卫生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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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来关于针灸医学史的研究，涉及针灸的经络、腧穴、针灸的技法、针灸的处方与取穴、针灸的临床、针灸的医家、针灸的医籍、针灸的教育、针灸的中外交流等方面，其中以腧穴、灸法、处方与取穴、临床、医家、医籍研究比较多。通过这些研究，可以勾划出目前国内针灸医学史的研究方向与水平。
经络与腧穴方面的研究
这几年来，一些研究探讨了经络与腧穴的起源、发展过程。曹铁军等探讨了经络及腧穴起源及其意义［1］，华萍等归纳、总结经络研究的各个流派［2］，常小荣等论述了腧穴学的历史发展过程［3］，谭奇纹对汉代以及汉代以前经络腧穴文献进行全面系统考证［4］，黄龙祥研究了腧穴主治的演变［5］，刘立公等对古代文献中三焦经及其腧穴主治进行统计［6］，崔孟镐选取腧穴理论组成部分之一脏腑俞募穴的内容进行研究［7］、黄思琴等对古代文献中百会穴的记载进行研究［8］。
在针灸铜人方面，黄龙祥对东京国立博物馆针灸铜人的外形特征、经穴数量、穴名书写特征、经穴归经以及经穴定位特点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考察［9］，黄龙祥等还在系统考察明代正统铜人沿革的基础上，确认了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针灸铜人为明正统铜人，同时确认正统铜人的性质是仿宋天圣铜人，可视为宋代国家针灸经穴标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文本的权威解释［10］。
针灸技法与取穴方面的研究
针灸技法的研究主要是在灸法方面。于赓哲对唐宋民间医疗活动中灸疗法的浮沉作了的时代背景分析［11］，杨威等总结出清朝灸疗的发展状况、分析了清代灸疗的发展特点［12］，箱大昭通过日本灸法历史资料的回顾以及现代灸法文献的研究，系统地展示日本灸法的发展历史、源流以及演变过程［13］。田纪钧总结了刃针疗法的历史渊源［14］。
黄涛研究了古代文化因素对针灸选穴的影响，并且还分析针灸方的演变及选穴规律［15～16］，杨兆民探索了古今针药并用的源流［17］，樊旭通过对古今针灸治疗泄泻病的文献的整理及分析研究后总结出针灸治疗泄泻病的常用处方及配穴规［18］，张瑞峰等研究了古代针灸防治“中风”处方规律［19］，富作平通过对古今文献的分析及研究，总结出针灸治疗中风病的高频次处方［20］，郭向军等总结出针灸治疗哮喘病的主要穴位、归纳出哮喘病针灸常用处方及其配穴原则与规律［21］。
针灸治疗疾病史
针灸治疗疾病史方面主要集中在内科疾病方面，比较突出的研究是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刘立公等人运用计算机对多种古医籍中使用针灸方法治疗各科疾病的内容进行统计方面。刘立公等对古医籍所载有关针灸治疗消渴、瘟疫内容进行整理研究［22～23］，王妮探讨了哮喘病的针灸防治规律、以及各种方法和临床证型之间的选穴配穴规律项等［24］，王全林分析归纳了宋代针灸补肾法的基本特点［25］，李永宸等总结了岭南医家采用针灸治疗鼠疫、霍乱的经验［26］。在外科方面，刘立公研究瘕积聚、瘤核赘突的古代针灸治疗特点［27～28］，李云等总结了古代针灸歌赋治疗痛证的特色［29］。五官病方面，韩红探讨了五官病针灸用穴的技法［30］。另外，王宇恒等从历代文献中对针灸疗法禁忌症的论述进行整理［31］，李戎分析针灸“人神禁忌”学说中的“尻神”辨误［32］，贺小英评述针灸时间疗法的发展历史及现代临床运用［33］。赵诚基还探讨了古代医家创立针灸“治未病”方法的学术思想、理论基础、以及探索针灸“治未病”规律［34］，武晓冬等探讨了古代针灸文献中有关症候群鉴别方法［35］。
医家与医籍方面
对针灸医家的研究大部分是对古代医家的研究，对近、现代的医家研究相对较少。魏稼、王家骜、王红云分别研究了张仲景的针灸学说、针灸特色及其对针灸学的贡献［36～38］，黄晓菁、安贺军、曹中兵等分别研究了孙思邈的针灸学术成就、总结了孙思邈对外科灸法的贡献，及其对诸风病的治疗［39～41］，严善馀探讨了王国瑞对针灸学的贡献［40］，王千怀等总结了王执中对针灸临证方剂的贡献［43］，严善馀探讨了窦默针灸学术思想［44］，袁宜勤对徐凤的针刺调气说、治病八法说、子午流注针法说、灵龟飞腾八法说等针灸学说展开研究［45］，余雪琴、高希言等分别总结了杨继洲对灸法的贡献［46～47］，俞昌德等总结了楼英的针灸学术思想［48］，袁宜勤等探讨了吴昆的针灸学术思想［49］，赵欣纪等总结了近代医家陆瘦燕对针灸学术的贡献［50］。
与针灸相关的古籍研究除了经典著作如《内经》、《伤寒论》、《针灸甲乙经》外，对金元时期的《标幽赋》以及明代的针灸医籍的研究也比较多。李广钧、白云来、王小平、徐晖分别对《内经》中的经络学说、针灸的时间疗法、针灸调经原理、刺禁展开研究［51～54］，刘智斌、薛西林、贺君、訾明杰分别对《伤寒论》的针灸疗法、针灸应用特色、针灸的应用规律作了探讨［55～58］，李福芝、赵忠顺分别研究了《伤寒论》中针灸在六经病中应用、太阳病桂枝汤证针灸配穴特点［59～60］，顾一煌等分析《伤寒论》用灸规律［61］。李素云等对《黄帝明堂经》腧穴主治内容的构成特点进行分析 ［62］，王家骜等探讨了马王堆医书针灸学术成就［63］。张宝文、张胜春、纪军、李戎、刘建民分别研究了《针灸甲乙经》与《太素》互校内容、处方用穴特点、处方配穴的特点、禁针禁灸腧穴、妇科疾病的治疗［64～68］。 冯禾昌通过《太平圣惠方·针经》总结唐代针灸医学特点［69］，万文蓉、李万庆分别探讨《千金要方》哮喘选穴配方特点与针灸禁忌［70～71］，王天生等探讨了敦煌遗书《灸经图》治疗五劳七伤特点［72］。严善馀总结了王执中《针灸资生经》对针灸学的贡献［73］、任玉兰等探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腧穴归经的方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74］。周鹏等总结了《玉龙歌》的针刺治痛特色［75］。王雪苔对金代佚名氏《针经》进行考证［76］，苏春梅、杨俊生分别探讨了《标幽赋》的语言特点、对针灸的贡献、学术思想［77～79］，严善馀总结了《卫生宝鉴》针灸学术特点［80］，韩秀珍、邹敏分别研究了《针灸聚英》的学术思想及其对火针的贡献［81～82］，张芙蓉等对《琼瑶发明神书》成书年代及作者考进行考究［83］，金亚蓓探讨《奇经八脉考》对奇经理论的贡献［84］，肖元春对《针灸集书》进行了系统的文献整理研究［85］，王继等探讨杨继洲《针灸大成》四篇“策问”的学术价值［86］。刘立公等总结了张镜的《刺疔捷法》在临床上的经验［87］。武晓冬采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考据学等传统的文献整理和史源学的研究方法，结合了计算机信息处理等手段，对《存真环中图》进行全面、高效的辑佚和考证［88］。另外，李相昌对朝鲜太医许任的《针灸经验方》进行研究［89］。
其他方面研究
1.针灸的通史或各时代的研究
针灸的通史研究方面，比较突出的是黄龙祥主编的《中国针灸史图鉴》。该书分上下2卷，载图1 998幅，总745页，按内容分为“内景与外景”、“明堂与经络”、“器具与技法”、“处方与取穴”、“按摩与导引”、“医家·医籍·医学”、“其他”等7大类，是目前国内医学史领域最大的一部图集。该书既是文物收集、鉴定、保护等方面最新研究成果的集中反映，又是中国针灸博物馆的形象大使和中国针灸发展史的一个缩影［90］。
阎杜海等总结了宋金元时期针灸学的贡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深远［91］，叶险峰等分析了宋代社会背景对针灸学的影响［92］，谭源生分析了民国时期经络学、腧穴学、针刺手法主要演变产生的原因及演变产生后对后世的影响，并从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经验，为当今针灸学发展提供借鉴［93］。
2.针灸学术的教育、传播、中外交流史
张永树研究了以承淡安为代表的澄江针灸学派在海外传播的史迹［94］，陈泽林等对中日两国针灸教育的历史进行了比较［95］，冯诗婉介绍了针灸医学在美国的历史和现状［96］，李照国等探讨了灸术在西方的早期历史［97］。朱兵认通过metu系统探讨经络的中外交流［98］。
3.针灸医学史与其它学科的关系
黄涛研究了古代文化因素对针灸选穴的影响，他认为由于针灸方中文化因素的混杂，影响了人们对古代针灸方的正确理解［99］、柴克义分析了中国古代哲学对针灸学的影响［100］。
近五年来，针灸医学史特别是在针灸医家、医籍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且，有不少的学者从语言学、训诂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角度对针灸医学史展开研究，但总的来说，针灸医学史研究仍还很薄弱。今后，除了加强对于针灸的经络、腧穴、处方、取穴、临床、医家、医籍等方面研究外，应重视利用计算机的存储、检索等先进技术，对史料、医籍进行深入挖掘、系统整理、认真研究，以大力弘扬针灸医学。另外，还应加强对针灸近代史、教育史、中外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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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定位简洁化
中医传承班旨在造就一批“通人文、强经典、重传承”的中医药专门人才,学生本身在入班前就树立了献身中医之决心。因此《中国医学史》的促进学生热爱中医，更加稳固专业思想,树立献身中医的决心的教学目标就可以不再作为重点与之相对应的中医传承班学生的医史教学和课程定位就应简洁化,但简洁不代表简单,《中医医学史》融合了医学和人文学科,课程内容涵盖医药名家、医药名着、医药文化历史、中外医学交流史以及人类疾病史等模块气所以课程定位的简洁化目标要求学校和教师做到以下两点（1)简洁化的课堂教学目标的设计要科学、有度。一堂课要侧重解决学生的亟待解决的问题真正给学生留下东西远比整节课从头讲到尾或者蜻蜓点水式的教学要实用的多。当然,简洁化的课程需要教师高度化地总结教学知识,简洁不是简单是明确重点,让学生更好地接收学习。因而简洁化的背后是教师更认真精要地备课,学生也要全神贯注地听讲,更多时间启发其独立发现和思考的能力，这对其他学科的学习也有良好的促进作用。（2)教学过程中要突出引导学生从历史视角认识和掌握医学发展过程，运用中医的思考方法启发学生的中医思维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通过学习医学史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之间存在的联系，可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可以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思维方式,使他们获得全面的发展。总之中国医学史课程的开设，可以使他们尽快了解祖国医学宝库J果究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历史轨迹和未来广阔的发展前景,为进一步深入学习中医学相关知识奠定坚实基础。
二、中医思维常态化
重医术更重“中医思维”，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说过：“好中医不只靠单纯的技能训练就能培养出来,一名好中医一定是要有‘中医思维’的,而且临床实践力也很强”。当代中医学生在科学思维的教育中成长起来，中医理论的思维模式与他们日常所学或所接触到的现代思维模式不同,这就成为了当代中医学生学习中医的阻碍,为此对于初入中医之门的传承班学生来说,转变思维方式,顺利建立起中医思维模式对于能否学好中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中医理论与中医思维是不可分离的整体，中医思维贯穿于整个中医学，并指导着中医的理论、诊断、治则。我们学习中医,只有了解、学习并且灵活运用中医思维才能掌握中医学的特点及其规律。《中国医学史》作为中医学入门课程之一其教学是为了达到补充其他中医类课程未能考虑到的重要中医药知识的目的。中医学学术体系比较特殊,特征也极其鲜明，而这些特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此中国医学史的教学目标就是探寻中医学术体系及特征的形成背景,分析其缘由，在此基础上对中医学术体系和特征的本质、指导意义及研究价值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的阐述0从而引导学生初步建立中医思维,让学生深入了解中医学并对其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达成实现中国医学史教学的最终目标，发挥其指导性意义。
三、教学方式多样化
1. 传统板书与现代多媒体讲解方式有机地融合。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资料的丰富,实现了教材内容的多样化,改变了目前教学形式单一化的现状。如此不仅解决了有限课时与教材内容丰富之间的矛盾,可以在有限的课时内尽可能地提供更多的知识内容,而且让比较枯燥无味的历史内容变化成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开展医学史课的教学彳曽加了学生们的求知欲以及感性认识。采用多媒体上课,多数教师是坐在电脑前，按照课件按部就班地讲给学生听，虽然可以在有限课时内教授更多知识,解决了有限课时与教材丰富之间的矛盾,但是缺少生动的肢体语言交流,而传统的教学方式是采用黑板一粉笔一讲授的教学模式,虽然讲述内容有限,但教师的眼神、面部表情、肢体语言都是与学生的交流,而且教师板书速度可以与学生的笔记速度保持一致,书写内容轮廊清晰完整,便于学生对讲授内容的系统总结于课后掌握和加深记忆,因此中国医学史教学方式应为二者的有机结合。
2. 讨论式教学方法的应用。以教师为主进行医学史理论阐述和分析力卩之医学史作为考査科目学时的有限性,《中国医学史》很容易被学生忽视。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将讨论式课堂教学法积极弓I入到《中国医学史》课堂教学。同时将问题式教学法涵盖其中首先由师生针对教学单元共同设计问题其次以问题的不同划分相应的学生讨论小组进行讨论教师进行即时引导和解疑，最后各问题组学生选代表发言或者辩论，由教师点评总结并分析难点和重点这样更加有助于发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优势彳吾养学生主动学习和积极创新的精神进而改善该门课程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
3.重视中医医案的作用。中医医案是记录中医临床实践的一种文字资料。中医医案不仅具有促使学生认识中医学的发展史,了解历代中医学的发展成就与特点、医家对中医发展做出的贡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医德教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培养和加深学生对中医课的认识。所以将中医医案适当引入到《中国医学史》教学中所起到的教学作用可谓事半功倍时由于中医传承班配备的师资力量强大,授课教师多为资深中医专家,他们就能够将自身多年总结的中医临床经验和在临床中见到的经典案例结合医史相关内容声情并茂地向学生讲解更有利于学生接受并理解，为深入学习中医、献身临床打下基础。
四、考核方式灵活化
当前高校中国医学史课程的成绩考核方法仍以传统的试卷考试为主且考核的内容更侧重基础性识记部分,因而这种衡量方式仅仅使得学生了解中医学历史梗概,并不能达到该课程最初的教学目标,更不能适应中医传承班教学要求的需要。笔者认为，制定考核目标和指标应该从教与学两个角度考虑不但要考察学生最终掌握该门课程的情况,更要顾及学生平时主动阅读相关书籍、思考和动手实践获取的医学史知识,也就是将考核方式设置为形成性与终结性考核并重,将考核成绩分为多个部分,即：曰常课堂的讨论形成性考核成绩+课下学生自学和对医学史深入理解的情况+期末开卷考试。为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提高学生积极参与的热情激师可以鼓励学生在课堂上与大家进行交流,将其课后阅读的通俗易读的医学史读物的心得体会成绩作为其平时的考核成绩。期末以开卷为主要形式的考试方式,全方位多方面考査学生对教材的熟悉程度,将课堂内外及期末考试的成绩相结合作为学生学习《中国医学史》效果的检验。
五、教学反馈标准化
教学考核的目的除了检验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更为重要的一环是对考核结果进行分析从而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和意见建议及时调整教课方法和手段，即教学反馈。同时,我们知道教学效果的好坏最终都要以学生的评价为主要的衡量指标，因此，我们还要建立教学反馈机制。
1.建立形式多样的教学反馈方式。在传统的以书面文件为主的高校教学评价基础上彳曽加一些其他形式的教学反馈方式,例如在接受中医教改的每个年级中挑选一些学生代表,针对中国医学史教学效果开展座谈会形式的调査工作?,不但要积极总结好的可以借鉴的经验,而且也要根据学生代表提出的意见或建议进行总结和分析，进而不断修正中医教学方法更好地满足同学们的求知需求真正让《中国医学史》这门课程起到了解中医历史,建立中医思维的作用。
2. 详细传达反馈内容及结果。目前高等院校对教学评价结果的反馈仅仅注重分数和排名激师无法得知自身在教学过程中的长处和不足,更谈不上发扬优势,改善劣势,故而笔者认为应将学生对教学情况的评价结果详细传达给教师，以便教师明确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
在海内众多有志于新安医学研究工作者的努力下，近年对新安医学研究又上了新的台阶，特别是整理挖掘新安历代医家工作，更趋于完善，出版的人名（物）辞（词）典中充实了新安医家的记载和介绍，更有《新安名医考》等专著问世，填补了新安医学在研究医家上的空白。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转抄刻版之笔误，致使较多医家的姓、名、字之乱者有之，生卒年代之误有之，里籍不详有之，造成了张冠李戴之遗憾，给我们今后查阅史料留下隐患。现将笔者览阅中发现的部分遗误，指正道明如下，以供同好 参考 。WWw.11665.coM
姓氏使用混乱
人类进入文字记载年代后逐步有了姓氏。由于汉字有同音字，以及笔画有多寡，故易造成误传。如“余”姓与“俞”姓虽为同音字，但在姓氏使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说文解字》对字义有不同的解释：余，“语之舒也。”而舒，“伸也。”俞，“空中木为舟也。”在《百家姓》中有“俞任袁柳”、“伍余元卜”之不同。据《新安名医考》载：“俞鹭振，字彩轩，清末婺源县人，享年36岁。……特著《瘪痧论》。” 《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籍考》［2］俱载：“余鹭振，字彩轩，清末婺源县人。……著有《瘪痧论》。”另《新安医学史略》一书转载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四十九《人物方技》曰：“余鹭振，清，婺源县人。……著有《瘪痧论》，详述此病之发生理由及治法，上海《医学报》主笔周雪樵读后，函请入‘医学研究会’，日征医案登报。”［3］当遵后三部论述记载，特别是《新安医学史略》详细转引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之记述，可判定为余姓矣。据考，余鹭振是旅居上海崇明的新安医家。
《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籍考》［2］载：“俞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代江西婺源县人。……著有《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未见刊行。”又，“俞德乾，字利川，清代江西婺源县泗水人。……著有《麻痘科要略》一书，借抄者无虚日。”《新安名医考》载：“余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婺源县城东人，……著《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又，“余德乾，字利川，清·婺源县泗水人……著有《麻痘科要略》济人，借抄者无虚日。”［4］《新安医学史略》在目录中载称“余有廉”，而在书中却为：“俞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婺源县城东人。……著有《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见：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三十四·人物·文苑》）”又载：“施德乾，字利川，婺源县泗水人。……著《麻痘科要略》一书，借抄者无虚日。（见：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四十·人物义行》）”［3］从以上引证看，二位医家名、字、里籍及著述皆相同，其姓氏差别显然，都转述源于《婺源县志》，何者为准，难下定论。俞姓乃婺源之望族，施更是俞之大误。
《中医人名辞典》曰：“汪之迈，字怀民。清代安徽祁门县十三都中涧人。精医术，有名于时。（见：《徽州府志》）”［1］《新安名医考》［4］、《新安医学史略》［3］曰：“江之迈，字怀民，清·康熙祁门十三都中涧人。” 据查“汪”乃“江”之笔误，曾被推荐至太 医院 任太医。
名、字之混淆
古时文人在名、字、号的称呼上区分严格。名一般是供长辈或用作自称，字是供平辈朋友互作尊称。号是指人的名字以外的自称作谦称。因此，名、字、号在口语、书写使用中，极容易造成记载错位。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载：“许宁，元明间安徽歙县人，生平未详。著有《学 理论 是》（《新安医籍考》称之《医学理论》），未见梓行。（见：《 中国 医学大辞典》）”又载：“许凝，一作许宁，字裕清，清代安徽徽州人。……著有《遁气符医》、《医纪黄游》诸集，今佚。（见：《徽州府志》、《江南通志》）”而《新安名医考》却相反地记载曰：“许凝，明末休宁医家，生卒年月不详。著《医学理论》。”又，“许宁，字裕清，清乾隆嘉庆年间歙县人，……著有《遁气符》，《医纪》等。”［4］《新安医学史略》载：“许宁，道光《歙县志·方技》和民国《歙县志·方技》载：明代歙县人，著《医学理论》（或作《学理论是》）。”又载：“许凝，字裕卿。清初休宁人。行医歙县、休宁，间有奇疾，以手代针，用推拿法，世罕其传。著《遁气符医》，《医记黄游》诸集，今佚。”［3］“宁”与“凝”虽然读音相同，但字义不一，不应当混淆。一为许宁，元明间歙县人，著《医学理论》。一为许凝，清初，休宁人也，善推拿之术，著《遁气符医》、《医纪黄游》(笔者注：《新安医学史略》原文为“医记黄游”，而经综析当为“纪”较合适)。
《中医人名辞典》载：“黄启东，字日初，清代江西婺源县人。”［1］《新安名医考》载：“黄起升，字日初，清·婺源县璜川人。”［4］两说都明出自《婺源县志》，“启”与“起”音同字不同，“东”与“升”有笔误之嫌。古时文人的字与名有一定内在联系，《颜氏家训》说：“名以整体，字以表德。”就是字者表其名之义，是名的解释或补充。起升为名，意太阳初升，名与字相辅相成。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俱载：“王开（1278～1347年），字叔启，又字元启，号镜潭（一作镜泽），宋元间兰溪（今浙江兰溪县）纯孝乡王家村人……，撰《增注针经密语》一卷，《针灸全书》一卷，均佚。（见：《浙江通志》、《兰溪县志》、《补元史艺文志》等）”《新安名医考》将王开增附于王国瑞条目下：“王国瑞，元·婺源县人，……曾协助父亲王开增注《针经密语》一卷，惜已亡佚。”［4］此说源于《婺源县志》，为旅外新安医家。《新安名医考》将“增注”二字从书名中分列出来，“增”用于人名，“注”为动词意在注释也，注《针经密语》解，实际上“增注”有增补注释之双重 内容 ，从中医较多书籍名称看，如有《增订医方歌诀》，有《增补脉诀》、《增注徐回溪古方新解》，还有“增释”、“增辑”等形式，因此，把“增注”理解成人名，显然是有误。
又《集古良方》作者，《中医人物词典》载：“江进，清医家，字可廷，安徽歙县人。”［5］《中医人名辞典》载：“江进，清代安徽歙县人。生平未详。（见 ：《贩书偶记续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新安名医考》载：“江兰，字进，清·乾隆年间歙县人。”［4］《新安医籍考》：“道光八年《歙县志·宦绩》曰：江兰，字芳国。”［2］在《集古良方》条载有自序署名为“古歙江兰谨书”。《中医 文献 辞典》载《集古良方》条：“方书12卷。清·江进（可亭）纂辑，辑年不详。……现存咸丰元年（1851年）重刻本。”［6］上述一医家名与字混乱现象较为严重，这样将给查找该医家增加难度，也可使疑误长期延讹下去。《新安医学史略》载《集古良方》为同名异书，一作者为江兰，另一作者为江进，俱为歙县医家也。从考据学看，有资料佐证，江兰著有《集古良方》。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俱载称：“程时卿，明代安徽祁门人。……晚年辑《太素脉要》二卷。”说法源于《
《医荟》的作者，《中医人物词典》载：“毕懋衰，明医家，字君平，歙县人。”［5］《新安名医考》载：“毕懋襄，明朝歙县人，《歙县志》载其著有《医荟》一书。”［4］《新安医籍考》载《医荟》条：“明·毕懋襄，见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卷十，《书籍》十八卷佚。”［2］同为一人，名字不同，襄本意为帮助，可见衰应是襄笔刻之误。
里籍不清
医家的里籍往往能反映出其学术渊源和学术流派（区域性）间关系，给旁证史料带来 参考 论据，对区别同姓同名医家，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医人名辞典》载：“汪汝麟，字石来，清代广东海阳县人，生平未详。辑有《证因方论集要》四卷，刊于道光庚子（1840年）（见：《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又见《新安名医考》载：“汪汝，字石来，清·休宁医家，生卒年月不详，著《证因方论集要》六卷。”［4］乃麟之误。《新安医学史略》载：“汪汝麟，字石来，清·嘉道间休宁海阳人。”［3］据查，海阳为休宁古称，建县于东汉吴永安元年（258年）。吾徽古人写籍贯亦喜用古称，现保留有海阳镇为休宁县城所在地，汪汝麟乃是新安医家休宁人氏。 另《中医人名辞典》又载：“汪文绮，字蕴谷，清代广东海阳县人，著有《脉学注解汇参证治》、《会心录》等。（见：《贩书偶记续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新安医学史略》载：“汪文绮，字蕴谷。汪文誊之弟。”又载：“汪十洲，清初，休宁县鹤山里人。县名医，子文誊、文绮，承其学。”［3］从汪文绮《杂症会心录》自序中看有署名为“休宁汪文绮蕴谷氏识”看，汪文绮很明白无误为休宁人，同时也可佐证汪汝麟为休宁人。
《中医人名辞典》载：“李楼，明代江南人，……著《怪证奇方》二卷，传于世，今存抄本。（见：《医藏书目》、《国史经籍志》、《古今名医言行录》、《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中医人物词典》载：“李楼，明医家，字小山，祁门（今属安徽）人。尝集《怪症奇方》一册，……后由其友王校正，于1544年刊行。”［5］从上所述人名（物）辞（词）典介绍看，虽里籍不同，但书名生平年代相同，当是同一人。众所周知，王为祁门人氏，多年行医祁门。“常与李楼相互论医，后校正李氏《怪症奇方》（1544年），且于书后添加附承。”［3］而《怪症奇方》是由“明·李楼编，王校，见《全国中医图书馆联合目录》存”［2］。从他们生前密切接触论医看，李楼当属祁门人。
朝代不详
古时文人著书作序记载都以帝王年号干支表明，无公元年历记载之习，而各朝代帝号相似亦不少见，故易造成人为移位而错，有的记载可误差数百年之多。
《新安名医考》载：“王炎，字晦叔，清·婺源武溪人，生于雍正三年（公元1726年），卒于嘉庆十一年（公元1807年），享年81岁……，医著《伤寒论》编在《双溪类稿》中。”［4］而《中医人物词典》［5］、《新安医学史略》［3］载：“王炎（1138～1218年）南宋文学家，字晦叔，婺源（今属江西）人。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著作甚富，总题《双溪类稿》，其中有所注《伤寒论》等，已佚。……所辑《本草正经》三卷，为《神农本草经》最早辑本，今佚。”《中医人名辞典》载：“王炎（1138～1218年），字晦叔，宋代婺源（今江西）武溪人。（见：《徽州县志》）”［1］《中医 文献 辞典》载《本草正经》条：“本草著作3卷。南宋王炎（晦叔）辑，约成书于嘉定十年（1217年）。《神农本草经》最早之辑佚本。此书在明末尚存，今佚。惟其序文存《双溪文集》中。”［6］所著皆道明为宋人。综上所述，名字书目皆相同，而生卒年代则相距约六百年左右。
《中医人物词典》在介绍婺源医家朱日辉时称：“朱日辉，明医家，字充美。”［5］而《新安名医考》［4］、《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学史略》［3］则明确称之为“清代婺源县沱川人”。惜所著《医学元要》、《加减十三方》、《试奇方闻见录》、《大家文翰》等书，均佚，是故确切年代，无处考证。
现代 考古大家郭沫若先生曾经明确指出：“无论作任何 研究 ，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 问题 ，而材料的真伪或 时代 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可见，在挖掘、整理、研究、提高祖国医药学文化遗产之时，考订史料的真伪同样是十分必要的。完备新安医家史料，纠偏历代医家的姓氏、里籍、生卒年代是项 科学 又严谨的工作，这项工作还靠广大医史研究者不懈努力，挖掘补正，还其真实的面目，方可避免讹错沿袭，不致贻误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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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中国医学史》教学现状、学科任务和课程特点，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改革思路和方法的探讨，以期在教学实践中提高该课程的教育质量和教学效果。
【关键词】 中国医学史 课堂教学 思路与方法
《中国医学史》作为中医药学专业的基础课，是中医药院校学生素质教育的必修课程，对构建学生的专业思想和提高专业兴趣尤为重要。目前，高等中医药院校的本门课程教学时数设置为36学时。如何科学地充分利用有限的课时，富集教学资源，优化课堂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医药学史、传统文化、职业道德和人文素质的培养是本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问题。
1 课堂教学内容整合的思路
《中国医学史》课程的开设是直接面对中医院校的新生，作为中医学的启蒙课程，《中国医学史》的教学任务不仅仅是讲授中医学的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教学目的是探究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包括意识形态对中医学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历史事实探究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历史轨迹和未来广阔的发展前景。
笔者认为，《中国医学史》有其自身学科特点，譬如不同历史时期医药学的发展都与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背景以及主流意识形态背景密切联系；中国医学史内容广泛涉及考古、文献、中医药学等传统文化知识。而其课程内容涉及疾病史、医家医著、医学文化史、中外医学交流史等知识模块。鉴于本课程的学科任务和课程特点，积极探讨并实践可行的教学改革思路和方法，有利于提高本课程的教育质量和教学效果。
1.1 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培养人文科学精神中医药学是一门在我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独具东方民族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它无论是在理论指导思想还是在具体的理法方药以及养生、预防、医德等方面都有其源可寻。中医药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医乃“仁术”，“法于自然”，是与人、自然界及时间发生联系并蕴涵着丰富“人文精神”的医学体系，教学过程尤其要注重医史、医德等方面的综合培养，使学生在学习医学史实和传统文化的同时修塑优秀的人文科学精神。
1.2 以医药史为线索，培养深厚中医底蕴中国医药学的历史成就极其辉煌。自先秦至近现代，我国中医药学的许多重大技术发明创造曾填补了世界医学史的空白。教学过程中既要突出中医药学科的精髓和优势，又要对某些医学史实客观科学的评价，尤其要突出我国古代医家科学的实践精神和大胆的医学创新精神，不能简单使用当今的科学概念、价值标准去评判历史，而应当具体地去探究中医药学发展所处不同时代的特殊性，重现历史上医学思想、学术思想的各种命题与价值支撑，重视中国医药学的本土学术内涵和学术优势，着力培养学生的中医药文化底蕴和学术精神。
2 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路
以教师为主进行医学史理论阐述和分析，加之作为考查科目学时有限，很容易被学生忽视。笔者经过探索性实践，认为很有必要将“讨论式”课堂教学法积极引入《中国医学史》课堂教学，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提高《中国医学史》课程的教学效果和质量。具体方法如下：①根据教学大纲要求，课前充分备课，师生共同设计针对教学单元的讨论问题；②以学生为主体，学生分成讨论小组，教师分时段参与各组学生讨论，给予适当启发引导和答疑解惑；③学生代表发言和学生辩论，教师点评讲析，归纳总结，分析重点难点，提升教学内涵和质量。
2.1 发现问题和存在不足虽然“讨论式”课堂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有突显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培养自学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等等优点，但是在具体课堂教学中，也存在诸多教改难点和不足。主要表现于以下几方面：①课堂纪律稍显混乱，个别学生言行举止过于自由和夸张；②学生讨论问题时有偏差和钻牛角现象；③每次学生代表发言人员集中，没有广泛的参与性和积极性；④个别学生发言时阐述内容过于表面化，缺乏学术性和思想性；⑤学生思维过程高度集中，缺乏发散性和探究性；⑥教学重点不易突出，教学难点不易明晰；⑦计划课堂教学时间在实际运作中调控难度较大，或时间富裕，或时间紧缺。以上几点是不同专业班级在开展“讨论式”课堂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2.2 解决对策和改进方法 为了提高《中国医学史》“讨论式”课堂教学的实效性、知识性、学术性和思想性，应该在课堂组织形式和教学内涵方面进行不断改进和完善。首先教师要革新教学思想，明确“讨论式教学”的内涵和适用性：讨论式教学是指导学生就教学中的某一问题相互启发、相互学习的教学方法。其优点在于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创造精神，有利于促进学生灵活地应用知识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多用于高等学校人文学科中。其次要善于发现“讨论式”课堂教学的运作难点和不足，进行针对性改进。
2.2.1 课前充分备课，精心设计问题 课前充分的准备是课堂成功组织讨论的前提，而且教师和学生双方都要积极备课。一方面教师要根据教材和学生知识基础的实际，在课前设计好课堂讨论问题，并将讨论提纲告知学生；另一方面要求学生预习新知识或检索文献，带着问题进课堂。在教学问题的设计方面，要遵循以下几点：①《中国医学史》课程讨论问题的设计应该选择学生熟知的课程历史文化背景，紧扣教材的重点和难点，加强教材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且问题设计具有讨论和思辨的价值，提问最好能引起学生认知上的矛盾和冲突。②设计的问题难易适度，讨论主题既有集中性和方向性，又有发散性和探究性，力求开发学生的思辨和创造力。③设计的问题可来自教师，最好可由学生提出，努力使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是双向的。
2.2.2 教师积极调控，学生合理分组针对课堂讨论表面热闹、效率低下、课堂纪律稍显混乱的实情，笔者认为这对教师的管理组织水平、偶发事件的驾驭能力、随机应变的能力、观察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要求更高，需要不断提高。对开展讨论式课堂教学的班级，人数以50人左右分4个讨论小组为宜，合理分组，再由教师指定或小组选举一位组长进行组内协调管理和组织讨论，最大程度调控课堂纪律和学生的广泛讨论。
全国首届中医药专门研究人员班王曦明，刘崇晏，黄吉赓，程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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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医学史; 中国医学史; 教学方法; 医学文物; 上海中医药博物馆; 网络资源
中国医学史是研究和阐述中国医药学起源、形成和发展的一门学科。按照时间顺序，从原始社会直至近现代，介绍历代医学发明的主要成就，著名医家的学术思想和道德修养，医学与文化的关系等。因此是一门中医药院校学生素质教育的必修课程。如何合理利用有限的36节课时，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专业知识、医学道德、身心健康和传统文化的教育，这就要求教师充分调动现有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诸如人文史料、医学文物、网络资源等，充实中国医学史的学科内涵，改变传统模式，提高教学质量。
1 人文史料的运用
中国医学史教学中，首先要讲授中医药在各个历史阶段发展的情况，如基础理论、本草、方剂、针灸、推拿、临床各科取得的成就等。这是医史教学的基石，属于内史范畴[1]，即医学科学与技术本身发展的历史。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19年)，王吉民、伍连德《history of chinese mediecine》(1932年)，李涛《医学史纲》(1940年)，3部著作成为近代中国医学史的扛鼎之作，也确立内史的研究方向。医史界前辈们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内史研究成绩斐然，大框架已经形成，这向来也是医史教学的核心内容。
中医药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不仅包括医学和历史学的内涵，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汲取古代天文、地理、气象、历法、佛学、道藏、儒家文化等诸多人文科学领域的成果，成为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门交叉学科。中医药学与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因此，外史研究，即社会、文化、哲学、宗教、科技等外在因素影响医学发展的历史，自然而然地摆在我们面前[2]。如讲授夏～春秋时期的医学时，过去因为夏商周的年代模糊，教师往往从奴隶制社会兴衰的角度加以论述。“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2000年通过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研究，成功解决千古之谜。夏(公元前2070～前1600)、商(公元前1600～前1046)、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引入中国医学史的教学中，可以给学生明晰的年表。又如讲述朱震亨创立养阴学说时，除讲清“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等基础理论外，还需要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予以交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盛行，“官府受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家持之以为命;世人习之以为俗”，辛香刚燥之剂，多服、常服、久服之后，势必阴液匮乏，故“震亨《局方发挥》出，而医学始一变”。养阴学说显然与朱丹溪所处的时代休戚相关。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人为鉴，可知得失;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医学史作为医学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和纽带，人文史料的合理运用，能将学生的科学素质和人文教育有机连接起来，不仅了解医学的过去，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医学的现在以及预见医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2 医学文物的利用
医学文物，这个概念近年来被学术界认可，与众多其他类别文物不同，定位明确，突出文物的中医药特色和价值，正逐渐形成医学文物独立的学科地位。对于中国医学史课程来说，医学文物的充分利用，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走进博物馆，成千上万的医学文物直观、真实、生动地再现历史，使教学变得极具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每个学生不由自主产生一种身临其境之感，仿佛置身漫漫历史长河，触摸到古老而又焕发青春的中医学的脉搏[3]。
上海中医药博物馆自迁入张江校区后，面积成倍扩大，现有建筑面积6 413 m2，陈展面积约4 000 m2，收藏医学文物一万四千多件，展出二千五百多件。馆内设有9个展区和科普活动室、图书资料室、多功能讲演厅、文物库房和多媒体演示等教学设施。综合馆、校史馆、中药标本馆、中医科教馆和4个专题馆(中药方剂、养生康复、针灸推拿、中医文化)，让学生切实感受到中医药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如砭石是中国最原始的医疗工具，展出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大窖村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砭石，能使学生对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砭,以石刺病”有深切的理解,进而加深对医史教材和课堂教学的消化。又如当参观的学生惊异于乾隆御制针灸小铜人时，教师可以从清·吴谦等编撰《医宗金鉴》说起，回顾宋·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高武《针灸节要》和《针灸聚英》等，前后串讲，温故知新，铜人对针灸学发展的意义，使学生体会更深。馆内收藏有各个历史时期造型别致的预防器具。如汉代鎏金铜熏炉，晋代瓷唾盂，明代室内大型烟熏消毒器，明代烟熏消毒被褥用器，清代灭蚊铜灯等。这些具体的医学文物，显然对加强学生预防学的理解大有裨益[4]。
利用中医药博物馆丰富的资源，采取具体医学文物为研究对象，使学生对馆内陈列的各个历史时期有一定特色的医学文物有所了解，加深对中国医药学的起源、形成、发展过程及其成就、特点的认识。进一步结合书本知识研究，作现场专题讨论，既锻炼学生查阅文献、分析问题的能力，加强对书本知识的理解，更能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3 网络资源的应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internet”的迅速发展和多媒体等信息技术的普及，信息总量几何级增长，因特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我们的学生，多生于20世纪90年代，就是俗称的“90后”，对于新知识、新技术，存在与生俱来的敏感，其中不乏网络高手。因此，教师善于应用网络资源，既有利师生沟通，更能使医史的教学如虎添翼。
常见门户网站新浪(sina)、搜狐(sohu)、网易(163)、雅虎(yahoo)等，用于一般信息的检索，均能提供相当的帮助[5]。谷歌google、百度baidu，世界二大搜索引擎，界面简洁，耗时更短，结果更多。如以“中国医学史”为检索词，google搜索所有网页，耗时0.22 s，约有3 690 000项符合的查询结果;百度一下，找到相关网页约64 100篇，用时0.056 s。“在结果中找”“高级搜索”以及相应运算符号，有利于缩小范围，命中目标[6]。一般书籍，建议使用超星ssreader，全球最大的中文数字图书网。一般期刊，可以查阅龙源期刊qikan，这个全球最大的中文期刊网。专业文献的检索，诸如pubmed、springer、ovid、freemedicaljournal等，适合医学英语文献。
对于中医医史文献资料，常用的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vip)和万方数据wanfangdata等。譬如，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1994年至今约8 200多种期刊全文，并对其中部分重要刊物回溯至创刊，全文文献总量 2 200 多万篇。试以“中国医学史”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有记录802条。又如，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vip)，包含了1989年至今的近9 000种期刊刊载的1 500余万篇文献，并以每年250万篇的速度递增。按照中图法分为8个专辑，近9 000种中文期刊数据资源。若以“中国医学史”为题名或关键词进行检索，有记录108条。如果以“医史”或“医学史”为主题词，那检索到的文献，更会成倍甚至十倍得增加。此外，《中华医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二十五史》等电子光盘，均能为师生提供极大的方便。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教学方法的日益精进，中国医学史课程面临全新的挑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师在不断掌握新知识、新技术，自我完善的同时，充分调用现有的人文史料、医学文物和网络资源等积极因素，综合利用，教学相长，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为年轻一代牢固掌握中医药学知识，继承和发展祖国医学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玉清，臧守虎. 中医医史外史研究的思考[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04,10(2):33.
[2] 朱建平. 开拓我国医学史研究的新视野[j].中华医史杂志，2005，35(1):3.
[3] 任廷苏，郗 效. 谈医史博物馆和中医教育[j].中医教育，1998，17(3):35.
【关键词】 医学史; 中国医学史; 教学方法; 医学文物; 上海中医药博物馆; 网络资源
中国医学史是研究和阐述中国医药学起源、形成和发展的一门学科。按照时间顺序，从原始社会直至近现代，介绍历代医学发明的主要成就，著名医家的学术思想和道德修养，医学与文化的关系等。因此是一门中医药院校学生素质教育的必修课程。如何合理利用有限的36节课时，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专业知识、医学道德、身心健康和传统文化的教育，这就要求教师充分调动现有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诸如人文史料、医学文物、网络资源等，充实中国医学史的学科内涵，改变传统模式，提高教学质量。
1 人文史料的运用
中国医学史教学中，首先要讲授中医药在各个历史阶段发展的情况，如基础理论、本草、方剂、针灸、推拿、临床各科取得的成就等。这是医史教学的基石，属于内史范畴[1]，即医学科学与技术本身发展的历史。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19年)，王吉民、伍连德《history of chinese mediecine》(1932年)，李涛《医学史纲》(1940年)，3部著作成为近代中国医学史的扛鼎之作，也确立内史的研究方向。医史界前辈们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内史研究成绩斐然，大框架已经形成，这向来也是医史教学的核心内容。
中医药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不仅包括医学和历史学的内涵，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汲取古代天文、地理、气象、历法、佛学、道藏、儒家文化等诸多人文科学领域的成果，成为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门交叉学科。中医药学与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因此，外史研究，即社会、文化、哲学、宗教、科技等外在因素影响医学发展的历史，自然而然地摆在我们面前[2]。如讲授夏～春秋时期的医学时，过去因为夏商周的年代模糊，教师往往从奴隶制社会兴衰的角度加以论述。“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2000年通过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研究，成功解决千古之谜。夏(公元前2070～前1600)、商(公元前1600～前1046)、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引入中国医学史的教学中，可以给学生明晰的年表。又如讲述朱震亨创立养阴学说时，除讲清“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等基础理论外，还需要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予以交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盛行，“官府受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家持之以为命;世人习之以为俗”，辛香刚燥之剂，多服、常服、久服之后，势必阴液匮乏，故“震亨《局方发挥》出，而医学始一变”。养阴学说显然与朱丹溪所处的时代休戚相关。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人为鉴，可知得失;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医学史作为医学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和纽带，人文史料的合理运用，能将学生的科学素质和人文教育有机连接起来，不仅了解医学的过去，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医学的现在以及预见医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2 医学文物的利用
医学文物，这个概念近年来被学术界认可，与众多其他类别文物不同，定位明确，突出文物的中医药特色和价值，正逐渐形成医学文物独立的学科地位。对于中国医学史课程来说，医学文物的充分利用，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走进博物馆，成千上万的医学文物直观、真实、生动地再现历史，使教学变得极具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每个学生不由自主产生一种身临其境之感，仿佛置身漫漫历史长河，触摸到古老而又焕发青春的中医学的脉搏[3]。
上海中医药博物馆自迁入张江校区后，面积成倍扩大，现有建筑面积6 413 m2，陈展面积约4 000 m2，收藏医学文物一万四千多件，展出二千五百多件。馆内设有9个展区和科普活动室、图书资料室、多功能讲演厅、文物库房和多媒体演示等教学设施。综合馆、校史馆、中药标本馆、中医科教馆和4个专题馆(中药方剂、养生康复、针灸推拿、中医文化)，让学生切实感受到中医药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如砭石是中国最原始的医疗工具，展出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大窖村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砭石，能使学生对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砭,以石刺病”有深切的理解,进而加深对医史教材和课堂教学的消化。又如当参观的学生惊异于乾隆御制针灸小铜人时，教师可以从清·吴谦等编撰《医宗金鉴》说起，回顾宋·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高武《针灸节要》和《针灸聚英》等，前后串讲，温故知新，铜人对针灸学发展的意义，使学生体会更深。馆内收藏有各个历史时期造型别致的预防器具。如汉代鎏金铜熏炉，晋代瓷唾盂，明代室内大型烟熏消毒器，明代烟熏消毒被褥用器，清代灭蚊铜灯等。这些具体的医学文物，显然对加强学生预防学的理解大有裨益[4]。
利用中医药博物馆丰富的资源，采取具体医学文物为研究对象，使学生对馆内陈列的各个历史时期有一定特色的医学文物有所了解，加深对中国医药学的起源、形成、发展过程及其成就、特点的认识。进一步结合书本知识研究，作现场专题讨论，既锻炼学生查阅文献、分析问题的能力，加强对书本知识的理解，更能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3 网络资源的应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internet”的迅速发展和多媒体等信息技术的普及，信息总量几何级增长，因特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我们的学生，多生于20世纪90年代，就是俗称的“90后”，对于新知识、新技术，存在与生俱来的敏感，其中不乏网络高手。因此，教师善于应用网络资源，既有利师生沟通，更能使医史的教学如虎添翼。
常见门户网站新浪(sina)、搜狐(sohu)、网易(163)、雅虎(yahoo)等，用于一般信息的检索，均能提供相当的帮助[5]。谷歌google、百度baidu，世界二大搜索引擎，界面简洁，耗时更短，结果更多。如以“中国医学史”为检索词，google搜索所有网页，耗时0.22 s，约有3 690 000项符合的查询结果;百度一下，找到相关网页约64 100篇，用时0.056 s。“在结果中找”“高级搜索”以及相应运算符号，有利于缩小范围，命中目标[6]。一般书籍，建议使用超星ssreader，全球最大的中文数字图书网。一般期刊，可以查阅龙源期刊qikan，这个全球最大的中文期刊网。专业文献的检索，诸如pubmed、springer、ovid、freemedicaljournal等，适合医学英语文献。
对于中医医史文献资料，常用的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vip)和万方数据wanfangdata等。譬如，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1994年至今约8 200多种期刊全文，并对其中部分重要刊物回溯至创刊，全文文献总量 2 200 多万篇。试以“中国医学史”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有记录802条。又如，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vip)，包含了1989年至今的近9 000种期刊刊载的1 500余万篇文献，并以每年250万篇的速度递增。按照中图法分为8个专辑，近9 000种中文期刊数据资源。若以“中国医学史”为题名或关键词进行检索，有记录108条。如果以“医史”或“医学史”为主题词，那检索到的文献，更会成倍甚至十倍得增加。此外，《中华医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二十五史》等电子光盘，均能为师生提供极大的方便。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教学方法的日益精进，中国医学史课程面临全新的挑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师在不断掌握新知识、新技术，自我完善的同时，充分调用现有的人文史料、医学文物和网络资源等积极因素，综合利用，教学相长，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为年轻一代牢固掌握中医药学知识，继承和发展祖国医学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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