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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本原理，揭示了物种总是向着更适应自然界的方向进化的规律。可见，生物进化过程本质上是一种优化过程，在计算科学上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在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生物进化过程不仅可以在计算机上模拟实现，而且还可以模拟进化过程，创立新的优化计算方法，并应用到复杂工程领域之中，这就是遗传算法等一类进化计算方法的思想源泉。
2 遗传算法概述
遗传算法是将生物学中的遗传进化原理和随[1]优化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随机性的全局优算法。遗传算法不但具有较强的全局搜索功能和求解问题的能力，还具有简单通用、鲁棒性强、适于并行处理等特点数学建模论文，是一种较好的全局优化搜索算法。在遗传算法的应用中，由于编码方式和遗传算子的不同，构成了各种不同的遗传算法。但这些遗传算法都有共同的特点，即通过对生物遗传和进化过程中选择、交叉、变异机理的模仿，来完成对问题最优解的自适应搜索过程。基于这个共同点，Holland的遗传算法常被称为简单遗传算法（简记SGA），简单遗传算法只使用选择算子、交叉算子和变异算子这三种基本遗传算子，其遗传进化操作过程简单，容易理解，是其他一些遗传算法的雏形和基础，这种改进的或变形的遗传算法，都是以其为基础[1]。
2.1遗传算法几个基本概念
个体(IndividualString)：个体是遗传算法中用来模拟生物染色体的一定数目的二进制串，该二进制串用来表示优化问题的满意解。
种群(population)：包含一组个体的群体，是问题解的集合。
基因模式(Sehemata)：基因模式是指二进制位串表示的个体中，某一个或某些位置上具有相似性的个体组成的集合，也称模式。
适应度(Fitness)：适应度是以数值方式来描述个体优劣程度的指标，由评价函数F计算得到。F作为求解问题的目标函数，求解的目标就是该函数的最大值或最小值。
遗传算子(genetic operator)：产生新个体的操作，常用的遗传算子有选择、交叉和变异。
选择(Reproduetion)：选择算子是指在上一代群体中按照某些指标挑选出的，参与繁殖下一代群体的一定数量的个体的一种机制龙源期刊。个体在下一代种群中出现的可能性由个体的适应度决定，适应度越高的个体，产生后代的概率就越高。
交叉(erossover)：交叉是指对选择后的父代个体进行基因模式的重组而产生后代个体的繁殖机制。在个体繁殖过程中，交叉能引起基因模式的重组，从而有可能产生含优良性能的基因模式的个体。交叉可以发生在染色体的一段基因串或者多段基因串。交叉概率（Pc）决定两个个体进行交叉操作的可能性数学建模论文，交叉概率太小时难以向前搜索，太大则容易破坏高适应度的个体结构，一般Pc取0.25~0.75
变异(Mutation)：变异是指模拟生物在自然的遗传环境中由于某种偶然因素引起的基因模式突变的个体繁殖方式。在变异算子中，常以一定的变异概率（Pm）在群体中选取个体，随机选择个体的二进制串中的某些位进行由概率控制的变换（0与1互换）从而产生新的个体[2]。如果变异概率太小，就难以产生新的基因结构，太大又会使遗传算法成了单纯的随机搜索，一般取Pm=0.1~0.2。在遗传算法中，变异算子增加了群体中基因模式的多样性，从而增加了群体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作用，避免早熟现象的出现。
2.2基本遗传算法的算法描述
用P(t)代表第t代种群，下面给出基本遗传算法的程序伪代码描述：
基本操作：
InitPop（）
操作结果：产生初始种群，初始化种群中的个体，包括生成个体的染色体值、计算适应度、计算对象值。
Selection（）
初始条件：种群已存在。
操作结果：对当前种群进行交叉操作。
Crossover（）
初始条件：种群已存在。
操作结果：对当前种群进行交叉操作。
Mutation（）
初始条件：种群已存在。
对当前种群进行变异操作。
PerformEvolution（）
初始条件：种群已存在且当前种群不是第一代种群。
操作结果：如果当前种群的最优个体优于上一代的最优本，则将其赋值给bestindi，否则不进行任何操作。
Output（）
初始条件：当前种群是最后一代种群。
操作结果：输出bestindi的表现型以及对象值。
3 遗传算法的缺点及改进
遗传算法有两个明显的缺点：一个原因是出现早熟往往是由于种群中出现了某些超级个体，随着模拟生物演化过程的进行，这些个体的基因物质很快占据种群的统治地位，导致种群中由于缺乏新鲜的基因物质而不能找到全局最优值；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遗传算法中选择及杂交变异等算子的作用，使得一些优秀的基因片段过早丢失，从而限制了搜索范围，使得搜索只能在局部范围内找到最优值，而不能得到满意的全局最优值[3]。为提高遗传算法的搜索效率并保证得到问题的最优解，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简单遗传算法进行改进。
3.1编码方案
因实数编码方案比二进制编码策略具有精度高、搜索范围大、表达自然直观等优点数学建模论文，并能够克服二进制编码自身特点所带来的不易求解高精度问题、不便于反应所求问题的特定知识等缺陷，所以确定实数编码方案替代SGA中采用二进制编码方案[4]。
3.2 适应度函数
采用基于顺序的适应度函数，基于顺序的适应度函数最大的优点是个体被选择的概率与目标函数的具体值无关，仅与顺序有关[5]。构造方法是先将种群中所有个体按目标函数值的好坏进行排序，设参数β∈(0,1)，基于顺序的适应度函数为：
（1）
3.3 选择交叉和变异
在遗传算法中，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的选取是影响算法行为和性能的关键所在，直接影响算法的收敛性。在SGA中，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能够随适应度自动调整，在保持群体多样性的同时保证了遗传算法的收敛性。在自适应基本遗传算法中，pc和pm按如下公式进行自动调整：
（2）
（3）
式中：fmax为群体中最大的适应度值；fave为每代群体的平均适应度值；f′为待交叉的两个个体中较大的适应度值；f为待变异个体的适应度值；此处，只要设定k1、k2、k3、k4为（0，1）之间的调整系数，Pc及Pm即可进行自适应调整。本文对标准的遗传算法进行了改进，改进后的遗传算法对交叉概率采用与个体无关，变异概率与个体有关。交叉算子主要作用是产生新个体，实现了算法的全局搜索能力。从种群整体进化过程来看，交叉概率应该是一个稳定而逐渐变小，到最后趋于某一稳定值的过程；而从产生新个体的角度来看，所有个体在交叉操作上应该具有同等地位，即相同的概率，从而使GA在搜索空间具有各个方向的均匀性。对公式（2)和（3）进行分析表明，适应度与交叉率和变异率呈简单的线性映射关系。当适应度低于平均适应度时，说明该个体是性能不好的个体数学建模论文，对它就采用较大的交叉率和变异率；如果适应度高于平均适应度，说明该个体性能优良，对它就根据其适应度值取相应的交叉率和变异率龙源期刊。
当个体适应度值越接近最大适应度值时，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就越小；当等于最大适应度值时，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为零。这种调整方法对于群体处于进化的后期比较合适，这是因为在进化后期，群体中每个个体基本上表现出较优的性能，这时不宜对个体进行较大的变化以免破坏了个体的优良性能结构；但是这种基本遗传算法对于演化的初期却不利，使得进化过程略显缓慢[6]。因为在演化初期，群体中较优的个体几乎是处于一种不发生变化的状态，而此时的优良个体却不一定是全局最优的，这很容易导致演化趋向局部最优解。这容易使进化走向局部最优解的可能性增加。同时，由于对每个个体都要分别计算Pc和Pm，会影响程序的执行效率，不利于实现。
对自适应遗传算法进行改进，使群体中具有最大适应度值的个体的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不为零，改进后的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的计算公式如式（4）和（5）所示。这样，经过改进后就相应地提高了群体中性能优良个体的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使它们不会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从而使得算法能够从局部最优解中跳出来获得全局最优解[7]。
(4)
(5)
其中：fmax为群体中最大的适应度值；fave为每代群体的平均适应度值；f′为待交叉的两个个体中较大的适应度值；f为待变异个体的适应度值；pc1为最大交叉概率；pm1为最大变异概率。
3.4 种群的进化与进化终止条件
将初始种群和产生的子代种群放在一起，形成新的种群，然后计算新的种群各个体的适应度，将适应度排在前面的m个个体保留，将适应度排在后面m个个体淘汰数学建模论文，这样种群便得到了进化[8]。每进化一次计算一下各个个体的目标函数值，当相邻两次进化平均目标函数之差小于等于某一给定精度ε时，即满足如下条件：
(6)
式中，为第t+1次进化后种群的平均目标函数值，为第t次进化后种群的平均目标函数值，此时，可终止进化。
3.5 重要参数的选择
GA的参数主要有群里规模n，交叉、变异概率等。由于这些参数对GA性能影响很大，因此参数设置的研究受到重视。对于交叉、变异概率的选择，传统选择方法是静态人工设置。现在有人提出动态参数设置方法，以减少人工选择参数的困难和盲目性。
4 结束语
遗传算法作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由于遗传算法的并行性和全局搜索等特点，已在实际中广泛应用。本文针对传统遗传算法的早熟收敛、得到的结果可能为非全局最优收敛解以及在进化后期搜索效率较低等缺点进行了改进，改进后的遗传算法在全局收敛性和收敛速度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得到了较好的优化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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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金晶,苏勇.一种改进的自适应遗传算法[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5,41(18):64-69.
在工程实践中，由于我们对研究对象本身认识的局限性，使得我们通常使用的工程模型具有局限性，需要在实践中不断随应用的需要得到修正和更新。随着许多新的研究技术和工具的出现，许多新的技术被应用到工程实践中来，现在的研究热点：地理信息系统（GIS）和人工神经网络（ANN）技术也不例外。ANN可以实现对非结构化数据集进行非线性自适应处理，GIS提供了实现海量数据管理、工程模拟以及动态预测的功能。从工程实际出发，集成先进的GIS和ANN技术建立新的模型，为工程实际提供决策支持，这是建立工程计算数学模型的新尝试。
1探索新的建模思路的必要性
在工程实践中，为了能够数值求解和求解方便，那些经典的工程模型往往是忽略了一些次要的影响因素，并对客观环境条件作出诸多假设限制，计算结果只反映属性间的一定数量关系。随着各学科研究的深入，科学研究的手段也随着科技进步而不断更新，人们研究的问题明显复杂化，研究的问题也明显倾向于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从而对模型的自学习、自组织和自适应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另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带动了数学建模技术的飞速发展。但是目前这种应用还多是简单的停留在提高计算速度上，没能将计算机技术植根于研究的实际工程问题中，根据实际问题量身定制模型。出于实际工作的需要，用于科学研究的工程计算模型不断被改进，甚至某些领域放弃了原有模型，根据某些新的理念，实现了从更高的水平建立新的模型。
2一种新的建模思路
在对宜昌市葛洲坝地区的城区供水管网监控研究中，需要对供水管网系统中海量数据进行管理，并对系统工况进行精度较高的计算。鉴于地理信息系统对各种数据的强大管理能力，而且国内部分城市已经有了自来水管网地理信息系统的成功经验，所以数据管理的功能借助现成的GIS软件就能实现。但是，由于葛洲坝地区的实际情况的特殊，传统研究方法很难保证计算精度，工况计算是研究工作的瓶颈。
以往进行管道水力工况计算都是根据管道布置形式，采用水力损失进行计算。计算过程一般是通过测定管道首端水压力，根据测得的首端压力、管道布置形式、管径、流量、管道长度以及各种局部水头损失一步一步向某点推进，并最终求得该点理论上的压力值，然后与装在该点的压力表的实测值进行比较，从而判断管网的工作状况是否良好。基本的计算公式是：
h0+H0=hi+Hi+∑hs（1）
式中：h0为水厂进水口的自由水头(m)；H0为水厂进水口的高程(m)；hi为待检查节点处的工作水头(m)；Hi为待检查节点处的高程(m)；hs为包括从水厂进水口到待检点的沿程和局部水头损失(m).
在工程实践中，上述公式中的∑hs包含了一些目前尚不能解析的影响因数，所以通常的计算方法是采用经验公式，并参考以往的统计数据对管网参数进行选取，显而易见，在计算过程中加入了太多的人为因素。
在葛洲坝地区供水管网监控系统的研究工作中，需要建立管道堵塞和泄漏等异常状况的报警系统，实现对宜昌市葛洲坝地区供水管网的工作状况实现动态跟踪，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供水区内的优化供水。
宜昌市葛洲坝地区是原葛洲坝工地演化而来，供水管网布局复杂，而且存在一些不明工况，因此管网系统，具有以下特殊性：⑴宜昌市葛洲坝地区是在原来的葛洲坝工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现有的供水管网由施工时的临时管网扩建而成，加上前些年管网资料存档工作的疏忽，导致现有供水网络存在较多的不明管道；⑵原有管道系统随着用水区域扩大而逐步延展，但是扩建工程没有较好地统一规划，导致现在管网结构异常复杂，用传统方法很难进行管网结构解析；⑶由于当时施工影响，不少原有管段存在程度不同的堵塞和泄漏，但是没有具体勘明；⑷原有管网材质是基于临时使用选用的，不少的管道已经严重锈蚀；⑸还有一些当年的临时塑料管至今没有废除，加重了供水管网的复杂性。
由于以上原因，用传统的管道计算模型很难奏效。如果将其作为不确定性结构问题来处理，利用人工智能（AI）技术对事物和环境具有的自学习、自适应、自组织能力的特点，计算过程加入计算智能，不再探求作用要素和结果之间的显性函数关系，通过计算智能技术直接对自来水管网地理信息系统中众多的数据进行处理，求解决策支持信息。这就是集成GIS和ANN两大前沿技术构筑更加符合当前实际工况的计算模型。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管理海量信息数据，利用编程实现ANN分析决策，再用开发软件将两者集成为一体，形成一个具备地理信息管理和决策支持的模型。这种新的模型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实时更新，实现模型与现实的同步性，从而保障计算结果的有效性，为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整个系统利用流行的GIS软件MapInfo建立葛洲坝地区管网信息管理平台，管理管网信息数据，用Matlib和VisualC＋＋编程实现工况计算ANN模型，利用二次开发软件MapBasic将后者嵌入前者，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最终建立起一个功能齐备的宜昌市葛洲坝地区自来水管网地理信息管理系统，然后投入运行，利用系统具有的自学习、自适应和自组织特性，实现对管网系统的动态管理。
3两个模型
根据上述思路，对葛洲坝地区的管网管理系统实际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利用传统管网计算模型得出显性函数，再在函数表述中附加修正量（以人工神经网络实现），以实际采样数据作为神经网络的训练数据，最终得到跟管网实际接近的计算模型；
注：1、图中的T0为系统稳定运行周期，根据管网实际情况事先给定；
2、图中标注的模块需要从外部获取信息，需要人为干预。
图1基于ANN和GIS的计算模型(甲方案)
另一种是完全抛开原来的模型思想，直接通过采样数据训练神经网络，得到待预测节点的水力学参数与管网其他影响因素的数量关系，整个计算过程位于神经网络的“黑箱”中。下面分别用图示阐述两种方案的建模流程（以某一特定的待检节点为探讨对象）。
针对上述两种模型方案，进一步解释如下：甲方案中利用了原来的计算模型，是对管网水力学计算系统的升级，优点在于计算过程反映了各作用因素与待检节点水力参数之间的具体函数关系，然后再进行修正，符合人们一贯的计算思路，方案乙完全摒弃既有计算模型的影响，从最初的涉及因素分析开始，建立没有显性映射关系的计算智能系统，提高工作效率，并从真正意义上建立起了新的计算模型。上面两个方案都是根据宜昌市葛洲坝地区的供水管网提出并实施的，是真正意义上的“量体裁衣”，只适用于研究的具体问题，当研究对象变化时，计算模型也会不同，但是模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在大型地理信息系统中内嵌计算智能计算模型的建模新思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4工程应用
葛洲坝地区管网存在较大的堵塞和泄漏隐患，并难以判定故障节点和及时排除故障，这不仅降低了城区供水的质量，并且大大减小了供水公司的经济效益。同时，现在的供水方案是根据以往经验得出的，成本较高，蓄水池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注：1、图中的To为系统稳定运行周期，根据管网实际情况事先给定；
2、图中标注的模块需要从外部获取信息，需要人为干预。
图2基于ANN和GIS的计算模型(乙方案)
利用管网地理信息系统和新建立的计算模型对管网日常运行水力数据（各预设节点的流量、压力等）进行处理，主要达到两个方面的目的：(1)建立管网故障（堵塞和泄漏）报警和定位机制，提供维修方案的智能决策支持；(2)优化城区供水调度方案，降低供水成本。
4.1管网动态管理，故障报警定位在故障报警，节点定位的处理时两个模型分别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
甲方案通过比较控制点群（布置在管网的末级）的水力学公式计算流量（Q0）与实测流量（Q测）的差异，考虑到系统误差的影响，当节点Q测小于Q0一定范围，认为系统出现故障，然后根据管网GIS拓扑结构逐级递推，逐级比较实测值与计算值差异，从而判断堵塞或泄漏故障，探求故障节点，将该故障处的实际管路的水力学和地理信息显示于人机交互界面，并进一步给出维修的实施方案（主要阀门关闭方案）建议。
乙方案利用人工神经网络解决非结构性问题的特点，通过对管网所有的各预设节点的水力学参数的实测值和前一正常运行状态下的实测值（该数据库在人为控制下实时更新）进行对比，当二者出现局部不协调并达到系统误差极限以上，认为该局部出现故障，然后利用ANN分析并定位故障节点，判断故障原因。系统自动根据故障判断结果分析维修方案并进行优化，然后将故障节点和故障原因分析结果显示于人机界面，同时建议维修方案。
4.2管网优化调度管网有8个蓄水池，为降低管网运行成本，我们利用最优化理论的方法，建立优化模型，利用低谷电和高峰电的价差，通过优化调度方案的实施，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建立如下优化计算模型：
式中：Ti为第i时段电力单价(元/m3)；Qi为第i时段供水量(m3)；m，n为工业、生活用水单价(元/m3)；λ为工业用水所占比率；α为本用水时段内，本时段供水比率；β为本用水时段内，前一时段供水比率；Q0i为第i时段实际需水量(m3)；Vj为第j个蓄水池容量(m3).
由于需水量是季节和是否工作日（如图3所示）等因素的函数，模型将分别按季节并区分工作日、节假日进行供水方案的优化计算。建模过程中，用管网供水的水量代替城区蓄水量，按1h的时间间隔统计数据，然后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对统计数据进行模拟，得出“时间～需水量”函数，然后得出该运行情况下的各时间段的需水量（Q0i，i表示时间段），构成优化模型中的约束。
图32001年暑期需水曲线（神经网络模拟结果）
经模型优化计算后得到各时间段蓄水池注水量的优化调度方案。考虑到现实生产生活的变化，“时间～蓄水量”函数需要在人为干预下不断更新，以与实际的蓄水情况相符合。
5应用前景
这种新的模型思路，使得很多通过先进的仪器设备获得的海量试验数据有了用武之地，也为人们利用模型计算现实中的模糊问题以及不确定问题提供了雏形。例如，在基础工程建设中，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思路建立新的非线性应力计算模型，利用信息系统管理采集的原始数据，用计算智能计算模型计算应力，得到比现有模型更切合实际的计算结果，从而在大坝、隧道以及地下洞室的施工中更好地为决策服务。同时，由于上述模型思路能够适应模式识别、预测、决策、优化以及网络安全及管理等等现代研究课题的需要，所以能在自然学科、工业和经济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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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的研究受到重庆邮电大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支持（K2015-08）和国际化教育教学研究项目支持（GJJY15-2-07）。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5-0015-02
一、前言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留学中国计划”的开展，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留学生结构和层次也开始发生变化[1][2]。目前，重庆邮电大学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长期留学生400多人在校学习，其中研究生比例超过50%。随着高水平汉语留学者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以汉语作为学术研究的工具，部分留学生已在我校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这给传统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学术汉语是借鉴ESP（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专门用途英语）理论创造的一个术语，其目的是为专业学习服务[2][3]。目前，进入专业学习的重庆邮电大学留学生汉语水平一般要求在HSK4级以上，这一汉语水平的学生在进入到ICT专业课堂学习的时候，面对大量的通信编码、信令、存储器等ICT领域的专业词汇时仍存在大量无法理解的现象。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1）缺少具有针对性的学术汉语教材学习。（2）专业术语理解障碍，对专业术语的掌握和理解上缀跷零。（3）不熟悉ICT专业学术汉语文献写作规则，缺少专业汉语教师与学术导师的联合指导。（4）缺乏ICT学术论文文体知识、论文思维，没有经过系统、科学的科研能力培养。
二、留学生教育教学模式探索
形成重视学术汉语教学的意识和氛围。在意识上重视学术汉语教学，突出本、硕、博阶段专业素养的培养和训练，区分留学生学历教育和短期汉语进修学习，围绕计算机、通信领域的汉语学术论文面向留学生举办“读论文、做实验”的科技竞赛活动。
设置相应的课程并加强相关课程研究。制定分阶段的学术汉语课程，从一般汉语教学的高级汉语阶段开始，延伸到本硕博学历教育阶段，帮助留学生顺利衔接到专业学习和研究。通过学习一些基本的专业词汇，掌握基本的句法结构，为学历生以及从事科学研究的汉语学习者进入专业学习、研究阶段打下语言基础。
探索留学生学术汉语导师联合制。在留学生进入汉语学习高级阶段初期、即将进入专业学习的前期，建立留学生学术汉语导师联合制，由对外汉语教师配合留学生的指导教师共同培养学生准确运用汉语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传授用汉语进行学术写作的学术规范知识，训练用汉语进行学术研究的方法，包括搜集资料的方法、开展实验的方法、撰写论文的方法，逐步培养汉语学术思维和科研意识。
三、留学生教育教学实践
为进入专业学习的留学生开设过渡性学术汉语课程和学术能力培养课程。在过渡性课程上，通过讲授计算机导论、通信原理等专业课程的基本词汇、句法，为学生补充专业学习的基础知识，使其掌握如何运用汉语学习专业课程的技能。在学术能力培养课程上，讲授用汉语进行ICT学术写作的学术规范知识、学术研究方法。培养留学生掌握通过软件学报、计算机研究与发展、电子学报等中文学术期刊和知网等学术工具进行资料搜集的方法。培养留学生掌握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逐层推进的科技写作方法。
传统的教材式的对外汉语教学方法因教材出版周期较长，不能及时反应学术汉语的进展;另一方面，以慕课为主的网络教学资源良莠不齐，词法、句法使用随意，术语准确性差，不适合直接引入校园作为知识进行传授。在课程资源建设上，我校结合学校办学特色、专业特长和留学生专业分布特点，由对外汉语教师、ICT专业教师等组成了专门的课程资源建设团队，借助互联网手段及时获取最新的、权威的学术成果。通过筛选、汇编、整理等环节，严格遵循学术文章中的专业词汇、术语和写作特点，以词汇衔接、语法衔接作为切入点，按照计算机、通信专业设置分类，结合学术汉语教学特点，对资源进行认定、注解，并最终形成教学讲义供学生使用。
四、结语
在来华留学生汉语水平不断提高、学历需求不断提升、专业技能学习目的不断明确的情况下，留学生运用汉语开展科学研究时亟需学术专业教师的指导。本文以重庆邮电大学ICT专业留学生为例，探讨了我校在学术汉语教育教学方面的现状和创新，希望借此吸引更多的学术专业教师关注留学生学术汉语的指导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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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250.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1）06－0021-05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of Researcher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Wen Tingxiao Liu Xiaoyi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According to bibliometrics theory and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refer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and chooses five evaluation indexes such as paper publishing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per paper， ratio of Chinese and English references， ratio of all types of references. In order to prove th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this paper chooses nine authoritative Chinese academic periodicals as sample to carry out citation statistics and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 makes known that reference quantity and structure can b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to assess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Key words： bibliometrics； citation analysis； researcher；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informatin asorbing ability； scientific evaluation
CLC number： G250.25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6-0021-05
文献计量学和引文分析法告诉我们：科学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科学研究人员总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对研究现状掌握越充分，越能表现其创新性和创新能力。而把握研究现状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现有文献和信息，对现有文献和信息了解越充分，就越能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上进行创新。所以牛顿说：“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一点，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对文献和信息的查寻与获取能力也自然成为衡量和评价研究人员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依据和指标。创新是相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的，为了体现其研究成果的创新性，研究人员在从事研究过程中会尽量查寻现有文献和信息，在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会尽量列出相关文献。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一般来说，信息获取能力越强，参考文献列举就越充分。除非研究者认为无须列举或有意省略，而这往往会带来学术风险，如违反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
按照文献引用规范的要求，被引用文献应当是全部相关文献中质量最好和相关度最高的，而且只要引用就必须列举。这就意味着，文献引用必须建立在对相关文献实现充分获取的基础上。在信息查寻中存在一个“索普定律（M・E・Soper）”［1］［2］：文献引用与相关文献和信息的可获得性密切相关。用户在利用信息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距离较近、容易获取的信息源。这一方面说明，用户在信息获取中存在求便心理和占有准则，另一方面也说明，用户信息获取量与其能力大小有关。这种求便心理是建立在用户平常注意信息源获取和积累的基础上的，这也是一种信息获取意识和能力。由此可以认为，利用引文数量特征及分布规律来初步判断研究者的信息获取能力是可行的。
1 引文分析的基本原理
1.1 引文分析的理论依据
从根本上讲，科学文献之间的相互引证由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律所决定。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认为：［3］［4］研究人员的引证行为和引证动机受一定规律的支配。科学文献的引证与被引证，是科学发展规律的表现，体现了科学知识和情报内容的积累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也体现了科学发展的统一性原则以及学科之间广泛的交叉、渗透和综合现象。科学文献作者在创作科学论文时，不可避免地要引证他人的文献，汲取别人的经验和成果。因此，科学工作者的引证行为是科学活动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科学交流不可缺少的部分。科学文献的作者一般不会在论文中无缘无故地引证与其论述主题完全无关的文章。文献的相互引证有多方面的原因。温斯托克（M・Weinstock）在进行系统归纳后指出，文献被引证大概有15种原因。引证行为和引证动机为我们从事引文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1.2 标注引文的重要意义
标注引文（参考文献）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也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科研活动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在学术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标注引文可以起到如下作用：［5］［6］［7］
（1）体现科学文化的继承性和发展历史；
（2）尊重和保护他人的著作权；
（3）精练文字，缩短篇幅，避免重复；
（4）便于编辑和审稿人准确评价论著的学术价值和技术水平；
（5）提供情报信息线索，与读者共享信息资源；
（6）通过引文分析对论文、作者、期刊、机构等的学术影响力（应用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他引率等指标）做出客观的评价；
（7）有助于建立科学公正的国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评价平台；
（8）促进科技信息、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研究，推动学科发展。
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在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实事求是地标注参考文献，而科研工作者在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也会根据所获取的信息和实际需要来列举参考文献。
1.3 引文量大小的决定因素
引文分析原理告诉我们：“引证行为为何会发生”、“引证行为的测度指标、工具与方法”、“引证原理的主要应用”，但并未指出“引文量大小的决定因素”以及“引文量与信息获取能力的关系”。
一般来说，科学文献中引文量的大小取决于如下因素：
（1）与信息获取能力有关，信息获取能力强则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
（2）与学术规范和引用规范有关，学术研究越规范和引用要求越规范的领域和地区，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
（3）与科学论文的类型有关，综述性和述评性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一般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小；
（4）与学科领域有关，不同学科领域的论文的包含的引文量大小不同；
（5）与研究主题有关，原创性和前沿性主题研究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小，热点和焦点研究主题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普通主题研究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更大。
据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一个科研人员花费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资料上的时间自占全部科研时间的51％，计划思考占8％，实验研究占32％，书面总结占9％。［8］［9］由此可见，科研机构、企业或者科研人员花费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时间为全部科研时间的60％左右。如果能够提高信息获取能力，就能缩短文献查阅时间，提高科研效率，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创造性的研究中。可见，一个科研工作者如果其信息获取和吸收能力不强，要想提高科研效率，开展创造性研究是不可能的。
1.4 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假设
基于引文分析原理，我们可以建立以下假设：
假设一：所有的学术论文都是在遵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完成的，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尽可能多的列出相关参考文献，以体现其论文的创新性。
假设二：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一般都会尽量把其能够搜集到的相关文献列在参考文献中，以表明当前研究现状、论证其学术观点。
假设三：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在列举参考文献时，一般都会优先列举容易获得的文献、权威人士的文献、高质量的文献、高级别的文献来论证其观点。
假设四：学术论文中没有列举参考文献，一般可以认为，要么研究者信息获取能力有限，无法获取所需信息；要么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观点为完全创新，不需要列举参考文献；要么学术论文中所述观点为常识性知识，无须列举参考文献。
假设五：基于以上假设，可以认为，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数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获取相关文献信息的能力，也就是说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与研究者信息获取能力相关。
1.5 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推论
如果以上假设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
推论一：不同学科的学术论文中参考文献的平均数能反映各自学科领域研究人员信息获取能力。一般来说，不同学科对研究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求不同，要求越高，学术研究越规范，列举的参考文献就越多，对研究人员的信息获取能力要求就越高。
推论二：不同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数量不同（如按影响因子区分的期刊类别），一般来看，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创新程度要高于普遍期刊中的论文，为了体现其创新性，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应包含更多的参考文献。
推论三：不同学科、不同级别学术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中文和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不同，反映了不同学科和不同学术期刊对研究者外文水平的要求和获取外文信息能力的要求。
推论四：不同学科和不同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不同类型载体的参考文献数量不同（如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等），反映了研究者获取不同类型载体文献信息的能力。
推论五：不同学科和不同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被引期刊的影响因子之和和平均影响因子，反映了该领域研究者获取高质量信息的能力。
2 基于不同学科期刊引文的数据调查
2.1 样本选择
为了证明以上假设和推论的合理性，本文选择了图书情报、经济管理、法学、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领域中11种具有代表性的中文权威学术期刊来进行数据调查，基本覆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学科领域。由于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载文量及论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大体相当，变化不大，相对稳定，因此本文仅以每种中文学术期刊2011年第1期刊出的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为调查统计样本。实际调查表明，这种随机样本抽取方法抽出的样本尽管数量不大，但具有代表性，能够有效反映样本整体情况，具有稳定性和可检验性。进行尝试性研究是可行和有效的，能够推广。这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及所属学科如表1所示。
2.2 指标选择
根据引文分析原理，本文重点选取了5个关键指标来重点统计分析中文学术期刊中引文数量及分布特征，据此来考察引文量及分布与信息获取能力的关系。5个关键指标如下：
（1）载文量：即每种中文学术期刊每期发表的论文数。
（2）引文量：即参考文献总量，包括每篇论文的引文量和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引文量。
（3）篇均引文量：即每种学术期刊中每篇论文的平均参考文献含有或占有量，等于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引文量除以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载文量。篇均引文量可以反映每种期刊的平均引文量和每个学科论文的平均引文量。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的信息吸纳能力。
（4）中英文参考文献的比例：即每篇论文所含参考文献中中英文参考文献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可以推广至期刊和学科中英文参考文献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吸纳英文信息的能力。
（5）不同类型参考文献比例：即每篇论文所含参考文献中图书、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文献、研究报告、学位论文、网络引文等文献类型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吸纳不同类型信息源的能力。
2.3 数据调查
通过调查统计，2011年第1期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引文量及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3 数据分析及基本
3.1 引文格式不统一，有待规范
在文献计量学中，引用一般分为两类：一是“引”，即直接引用（观点、数据、结论等的直接引用，一般用引号标出，按照一定的格式标注，如括注、脚注和尾注，通常也称为注释）；一是“用”，即间接引用（观点引用，援引已有的知识成果，作为信息源而利用，一般不用引号标出，以尾注的方式标注，通常称为参考文献或引文）。
在我国，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对参考文献的标注要求和格式不统一，即使是在同一学科内的不同学术期刊对参考文献标注的要求和格式也不统一，学科和期刊差异较大，不利于有效开展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中的引文分析研究，有待规范。借鉴国际标准或建立我国统一的参考文献标注格式和标准都是有效的举措，需要学术界呼吁和有关部门重视。如国际通用1979年创建温哥华格式，2006年2月采用最新版本。我国文后参考文献标注格式采用GB/T 7714-2005。但很多学术期刊并未规范使用这些标准。
从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引文（覆盖经济学、法学、管理科学、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11个学科）的调查数据整体上来看，我国学术期刊引文标注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引”（注释）、“用”（参考文献）不分或不完全区分。大多数学科领域的期刊都没有区分“引”（注释）和“用”（参考文献），或者是将两者混在一起。如《管理学学报》、《中国管理科学》、《数学学报》、《化学学报》、《物理学报》和《计算机学报》就没有区分“引”（注释）和“用”（参考文献），而《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则将两者混在一起脚注。二是格式不统一。自然科学各学科领域的期刊在标注格式上基本一致，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基本上是一个学科、一种期刊一种标注格式。三是标注不完整。在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中，除《管理学学报》、《中国管理科学》和《计算机学报》有文献类型标识外，其它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都没有。《经济研究》期刊论文中还没有标注引文序号。
3.2 篇均引文量不高，信息获取能力有待加强
论文和期刊的平均引文量，是考察论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他人学术思想的水平。平均引文量通常可以反映论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科学交流程度的高低。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等的情报信息吸收能力。篇均引文量是与情报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密切相关的，虽然篇均引文量小可能不能说明作者信息获取能力差，但篇均引文量大则能表明作者信息获取能力强。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应尽量对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或主题进行全面的了解，这必须建立在充分掌握本领域或主题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没有一定信息获取能力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从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篇均引文量来看，尽管每种期刊的篇均引文量都高于全国各种学术期刊的平均水平，但与国外学术期刊的篇均引文量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据2008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国内1 765种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为10.01条/篇；另据2008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国内6082种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为7.92条/篇。而国外期刊的科技论文的平均引文量超过30条/篇。［10］这一方面说明国外研究者注重相关研究领域信息的获取，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外研究者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注重信息获取能力的培养。从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的篇均引文量来看，高于30条/篇的只有《法学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两种，分别为42.89和60.6，如果去掉注释的话，则篇均引文量只有37.33和51.13。虽然仍高于国外科技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但是与国外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相比，则又存在较大的差距。［11］据统计，每篇外文论文的引文量平均比中文论文的引文量要多6篇，它反映了国内外研究者在文献利用上的差距。［12］综述性论文的引文量则尤其如此，我国综述性学术论文的引文量一般在15～100篇之间，个别论文引文量较小。而国外综述性论文一般较长，参考文献量也较大，大多在100篇以上，多则达几百篇。
3.3 英文引文比例上升，仍需提高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国际化，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借鉴和交流十分频繁。研究者在从事创造性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会尽力了解国内外某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站在学科研究和发展的前沿上，才能生产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科学论文中引文语种的分布，正是测度作者获取和利用国外文献和信息能力及情报信息吸收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查寻和获取外文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在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意义重大。
引文是由不同语种的文献构成的。中外文引文比例的大小反映的是研究获取和吸取外文信息的能力。某一种语种的引文量越大，说明该语种比较重要和常用。对我国《大气科学》、《金属热处理》等10种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期刊1979年的引文统计表明：［13］［14］中文引文量占全部引文总量的27%，英文引文量占58%。这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掌握英文，再加上中文，就足以查阅所需文献和信息的85%。而对《数学学报》的引文统计分析表明：［15］［16］引文语种只有四种，中文、英文、俄文和德文。其中英文占73.99%，中文占23.88%，约为英文的三分之一，俄文和德文数量极少，只占2.14%。在数学领域，我国科研工作者只要掌握英文，就可获得97.86%的信息量。两种调查的结果都表明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都特别高，这一方面说明国际上以英文发表可供查阅的相关学科文献和信息数量多，另一方面说明我国研究人员多数是以英语为工具检索国外资料的。
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论文所包含的引文中，中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分别为：《中国图书馆学报》中文引文量占71.54%，英文28.46%；《情报学报》中文引文量占46.08%，英文占53.92%；《经济研究》中文引文量占39.23%，英文占60.77%；《法学研究》中文引文量占71.51%，英文占28.49%；《管理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32.9%，英文占67.1%；《中国管理科学》中文引文量占39.69%，英文占60.31%；《中国社会科学》中文引文量占68%，英文占32%；《数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6.22%，英文占93.78%；《化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21.37%，英文占78.63%；《物理学报》中文引文量占33.87%，英文占66.13%；《计算机学报》中文引文量占6.99%，英文占93.01%。其它语种的引文极少，几乎没有。调查结果表明，除《中国图书馆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两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中文引文量的比例大于英文之外，其它期刊9种学术期刊的英文引文比例都高于中文，自然科学中文学术期刊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在社会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如哲学、历史、法学、文学等中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英文，而经济学、管理科学和情报学等英文引文所占比例要稍高于中文。《数学学报》和《计算机学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最高，特别是《数学学报》，较之前的引文统计调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了，从73.66%上升到93.78%，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调查中还发现，一些学术期刊在投稿须知中还明确规定了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或一半，如经济学和管理学学术期刊。如此看来，我国部分学术期刊在引文语种的分布上具有倾向性和导向性。总体来看，英语已成为我国科研工作者获取国外资料和信息的主要语种。
3.4 引文类型来源狭窄，有待拓展
研究引文的文献类型分布，可以了解本学科论著的文献信息来源及其构成比例，从而确定各类文献载体的情报价值以及研究者获取不同类型文献信息的能力。引文统计调查表明：［17］［18］在所有被引文献中，期刊论文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图书，特种文献中的专利说明书、科技报告、会议文献、技术标准、产品样本、学位论文等的被引率有上升的趋势。
从这次调查的结果来看，9种中文学术期刊论文所包含的引文中，除《中国社会科学》图书所占比例最高外，其它学术期刊引文中期刊论文所占比例都远远高于其它文献类型。可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更多地倾向于引用图书，尤其是经典著作，如哲学、历史、文学。本次调查还有一些新的发现：一是期刊论文所占的比例在逐渐上升；二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们更多的引用会议论文；三是网络引文开始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逐渐增加，图书情报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关注最多，而经济、管理和哲学、历史、文学等领域则极少使用网络引文，法学领域使用网络引文主要是做案例分析；四是报纸和各类报告受到经济、管理和法学领域研究者们的青睐；五是大量具有重要情报价值的信息源被我国科研工作忽略，如学会论文、专利等。这一方面可以说明我国研究者获取信息的渠道狭窄，需要拓展，另一方面也证明我国科研工作者在获取和利用不同类型信息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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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文格式的目录 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中图分类号：G623.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6—0109—02
一、有关学术词汇研究
学术词汇是一种独特的词汇，这种词汇主要出现在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学术研究类文体中，在其他文体中出现的频率较低，这类词汇是学习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对于英语学术论文，只有有效掌握与之相关的学术词汇才能更好地阅读英语学术论文，研究英语学习论文，我们要分析哪些是经常出现的学术词汇，哪些是较少出现的学术词汇，在学习研究中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有效进行学术词汇学习与研究。
比如，在英语的学术类文章中经常出现的学术词汇有attribute， capacity， differentiate， explicit等不同词汇，这些词汇在英语学术论文中出现的频率较高，学习者只有对诸如此类的学术词汇准确把握，才能有效克服英语学术论文的阅读障碍。这种具有特殊作用的学术词汇并不是现在才在英语学术论文中出现，它们早在七十多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有研究者发现，在七十多年以前，在各个领域的学术论文和学术研究中就有一些学术词汇在文本中频繁出现，这些词汇对于不了解它们的学习者来说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成为阅读学术类文本的最大障碍，但它们在学术文本中普遍存在着。它们不能被称为高频词，研究中为了区分两者的不同性，把这些在学术文本中普遍存在的词汇称之为半技术性词汇（sub- technical vocabu-lary）、框架性词汇（framewords）、专业非技术性词汇（specializednon- technical vocabulary）或者学术性词汇（academic vocabulary），这是学术词汇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称谓。Nation根据词频（ frequen-cy）研究的不同内容，根据词汇出现的频率与出现的不同场合，把英语词汇分成不同的类型，这些词汇有高频词汇（high- frequencywords）、学术词汇（academicwords）、专业词汇（techn-icalwords）和低频词汇（low- frequencywords）。
二、有关学术词汇表的研究
Coxhead对语料库进行了较为系统完整的研究，在对语言库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分析整合编制成了学术词汇表（AcademicWordList） ，又简称AWL， 在语料库中，有3513330个词标， 这些词标是从四个学科产生的，这些学科包括人文、商业、法律、理科， 共分28个专业， 共有414个文本。词汇表是由词族组成， 这些词族是按照字母的先后顺序排列的，这些单词后都有字表，表明单词的所处的位置，在这些词族中，每个词族又有基础词以及它的曲折形式和派生词组成，就像concep-tion， concepts， conceptua，l conceptualisation， conceptua-lise都收录在concept这个族里。RANGE软件详细记录了词族的情况，Coxhead的AWL一共有570个词族， 这些词族的数目相当庞大，按照词语在英语学术论文中出现的大小，这些词族又包括有十个字表，而子表1是指这些词汇是在Coxhead语料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族， 其他的字表就是在此基础上演化出来的，在一至九这九个子表中，每个字表都有六十个词族，而子表十则有三十个词组，这些词汇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在学术语料库中有百分之十的词标是在这十个子表中的。因此，可以说， Coexhead的AWL对于英语教学意义重大，同时也能促进AWL的快速发展。在学术词汇学习汇总我们要有效了解这些内容，使学术词汇学习更为便捷，有效阅读研究英语学术论文。
三、关于语料库的研究问题
语言证明是大多数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只有通过语言证明才能保证语言学研究的科学与准确。在语言证明中语料库则为之提供重要的保证。在语言学研究领域，语料库起着重要作用，它是语言学研究的实例证明，为语言学研究提供研究素材和研究依据，同时也为语言学研究提供科学有效的量化标准。即使语料库语言学只是一门新兴学科，但是，它的地位和重要价值，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已经凸显出来。在语料库的帮助下，关于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构成以及语言的功能等问题的研究就能较为科学，语料库为这些研究提供真实的例子和量化的数据，这样关于这些内容的描述和研究就有了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单凭语言学家对于语言的直觉进行描述研究，最大限度地保证语言学研究的科学准确性。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现代化工具，在计算机的帮助下语言学家可以借助各种语料库构建软件快速构建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所需要的语料库，也可以通过计算机中的语料库软件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数据，并进行检索信息，提取信息服务，为语言学研究铺平道路。因此，建立语料库对语言学研究作用重大。
四、关于语料库的设计与学术词汇研究
1.语料库设计的丰富多样对学术研究的价值
在语料库设计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保证语料库的丰富多样性，只有丰富的语料库才能在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充分发挥作用，语料库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分析不同学术领域学术词汇的使用情况，分析学术词汇的使用规律，以保证学术词汇能够更快更好地被人们掌握。同样，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通过语料库中丰富的学术词语的掌握能够对学术文章有效解读，对学术问题有效分析。学术词汇都有自己的使用规律，并不是无序混乱的，我们重点要掌握这些使用规律才能有效掌握学术词汇。语料库的设计要丰富多样，在语料库中要涉及不同的文本，多样性对文本解读是很重要的，语料库的设计原则就应保证其多样化，保证学术词汇的丰富性。
2.语料库的研究工具
语料库的研究要借助Range软件，这种软件可以对词汇的使用频率进行有效分析分类，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需要通过对词汇使用频率的分析来研究学术词汇的使用规律，对学术词汇进行有效研究。学术词汇的出现频率是指学术词汇在学术文本中出现的次数以及出现的规律，就英语学术词语而言，这种研究可以为英语教学提供方便，为英语单词表的制定提供数字基础，语料库以及其中的学术词汇研究对英语教学和英语学术研究作用重大。
3.学术词汇的词频研究
在实际工作中，研究者无论是在选择字典的词条还是在建立单词表时都要研究词汇出现的频率问题，也就是词频，学术词汇研究也要讲究词频。在学术词汇研究中，词频是一种有价值的客观存在，能够有效说明学术词语的使用情况，对学术词汇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学术词汇中一些高频词会引起学习者对它们的有效关注，而一些低频词学习者则不会对它们过度关注，这些低频词汇的使用情况直接决定着文本听、说、读、写的难易。因此，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学习者，学习掌握学术词汇进行有效的英语学术论文的阅读，都需要对这些低频词汇有所掌握，在阅读文本中，低频词的出现也会影响阅读者的阅读速度，从而影响信息的传达速度。我们在研究中要注意这个问题，对低频词汇加以总结。
总之，学术词汇学习是很重要的，它在课程设置，英语学术论文阅读，英语学术研究，帮助学生有效地掌握词汇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语料库中通过分析研究我们要知道哪些词汇是应该掌握的，哪些词汇对英语学术论文的研究和学习是有利的。我们知道不同学术背景的学习者在学术词汇学习运用方面也是不同的，我们要用不同的方法学习不同的学术词汇。
[参考文献]
1948年的巴黎，法国人皮埃尔・舍菲尔（Pierre Schaeffer1910 -1995）的一首《地铁练习曲》，革命性的把“具体音乐”（法语为Musique Concrète）推到了现代音乐发展的最前沿。在舍菲尔的带动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法国形成了一个“具体音乐”发展的高峰。科学技术的进步引发了电子音乐的早期探索，从法国到德国，从欧洲到全球，接踵而来的“磁带音乐”（Tape Music）积极推动和扩展了电子音乐的传播和普及，形成了电子音乐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一次浪潮。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子声学音乐”（ElectroacousticMusic）和“计算机音乐”（Computer Music）的高速发展，不仅完成了技术层面从“模拟技术”到“数字技术”的过渡与整合，同时也在艺术层面成就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作曲家，形成了众多不同的风格流派，积累了数量可观的代表性作品。从历史的角度看，电子音乐已经创造了一个新音乐形式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辉煌成果的奇迹，并最终迎来了音乐艺术全面数字化的历史发展新阶段。
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子音乐在社会应用层面的发展呈现出雨后春笋，甚至铺天盖地之势。这主要体现在电子音乐大量的应用于影视音乐的创作和制作，大量的流行化电子音乐的创作和制作，CD唱片的出版等，并衍生出多种以电声乐器现场演奏为主体的、新音乐组合形式的音乐会等等，“象牙塔”类的电子音乐已经通过大众文化的途径全面地进入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时，个人计算机的普及，网络的面世又促进入了社会化的电子音乐进入到家庭，进入了以个体化的方式和多媒体化、网络化等大众传媒为特征的娱乐领域。至此，电子音乐的发展已由最初纯粹学术性、探索性的“尖端科学”、单一品种逐步扩展到社会应用、个人娱乐等诸多不同层面；同时它也由完全的“实验室制作”类的专业创作领域逐渐扩展出众多的其它边缘形式或类别。
回眸电子音乐已经过去的60余年，不难看出，二十一世纪的电子音乐已经由初创时期纯粹的专业探索领域扩展并延伸到广阔的社会应用领域；由单一的前卫创作、学术研究演进为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和多样化的应用范围。在这样的前提下，为了更准确的认识和区分电子音乐的不同特点和属性，我在《关于电子音乐的概念界定》[1]一文别强调用分层、分类的原则来细化电子音乐的概念，明确其内含与外沿。这三种不同属性的电子音乐具体为：
1、具有学术性特征的“专业层面”的电子音乐
2、具有应用性特征的“社会层面”的电子音乐
3、具有娱乐性特征的“个人层面”的电子音乐
以上这三个层面分别代表着电子音乐“大家族”中艺术探索和音乐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社会应用的广阔空间和未来发展的多样化趋势。分类、分层的目的是为了理清概念，避免误解和造成理论层面的混乱，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三个不同层面电子音乐各自的特点和功能，充分发挥三个不同层面电子音乐相对独立、相互关联，并在未来的发展格局中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重要作用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论述的中国电子音乐发展脉络的梳理与评估主要是指具有学术性特征的“专业层面”的电子音乐。
一、中国电子音乐发展脉络的梳理
中国电子音乐的蹒跚学步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的条件制约，电子音乐进入中国已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严重滞后”了约40年。追根溯源，电子音乐在中国的“断代”缺失现象是造成中国电子音乐“严重滞后”的主要原因。简单比较一下就一目了然：法国具体音乐诞生的年代，中国的正进入到“三大战役”阶段；当磁带音乐在世界范围如火如荼之时，中国的“”风暴还没有结束；当电子声学音乐和计算机音乐已经进入到时展的最前沿，我们刚迎来了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中国才逐渐回归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八十年代初，法国音乐家雅尔的流行化电子音乐会是我们这代人第一次听到现场的电子音乐，真正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与世界的差距，整整一个大时代的差距。
中国电子音乐的最大特点是起步晚，有“断代”、“断层”，以及与世界潮流完全不同步。事实上我们完全错过了具体音乐，特别是磁带音乐主体阶段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大家知道，早期的电子音乐是以磁带录音技术为主要平台的，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积累和形成了电子音乐创作最重要的理念、技术和创作形态，我们中国作曲家群体中真正在电子音乐实验室拼贴过磁带、上手做过电子音乐的作曲家几乎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只能凭想象去认知。因此客观的说，中国电子音乐的起步不仅在时间上“滞后”了约40年，在技术环境和人文环境也同样“滞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同样落后于亚洲的日本、韩国，甚至落后于中国台湾和香港。然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至今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电子音乐从无到有，从落后无知到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们回眸过去的三十年，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以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实事求是地梳理中国电子音乐的发展脉络，提炼和概括中国电子音乐在成长过程中积累和形成的经验乃至失败教训，对于指导中国电子音乐未来的发展是非常必要和十分及时的。
应该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以学术性“专业层面”的电子音乐为主线展开。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将“中国电子音乐”作为一个大的整体首先进行研究领域的细化分类，以电子音乐的“专业创作”，“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专业活动”四个方面为研究主体，以标志性的事件为核心内容，提纲挈领，层层深入。由于电子音乐是一个跨专业、跨学科，甚至是跨领域的综合体，因而必须深入到电子音乐的内部而拒绝不切实际的侃侃而谈。以专业创作领域为例，进入本文研究范围的作品应该是音乐会正式演出的、出版机构正式出版的、或参加国内外正规比赛获奖的作品；学术研究领域引用或进入本文研究范围的论著或论文，必须是发表在正式出版物，或在国内外正式的学术会议上发表，或是通过论文答辩的学术性论文等。没有明确出处的作品、论文、活动、事件等均不能直接作为研究对象，以确保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准确性。
中国电子音乐的三个发展阶段
中国电子音乐短短近三十年的历程，从蹒跚学步到全面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进展和成果。总结和概括这个过程和发展脉络，我认为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
1984－1993年，为中国电子音乐的探索与起步认知阶段；
1994－2003年，为中国电子音乐的开拓与创业积累阶段；
2004－2012年，为中国电子音乐的创新与全面发展阶段。
（一）1984－1993中国电子音乐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由于我国电子音乐的“断代”现象，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在专业创作、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专业活动几个主要方面实现了零的突破，即从无到有，从无知到初步认知，基本上是局部的、蹒跚学步式的探索。
1．在电子音乐专业创作方面，起步阶段的探索几乎是在“不见庐山真面目”的前提下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第一步。主要标志性事件是1984年9月24日，在中央音乐学院大礼堂举办的中国第一场探索性的电子音乐会，演出作曲系研究生谭盾的《游园惊梦》、《三月》，陈怡的《吹打》，陈远林的《女娲补天》、《昊》，朱世瑞的《女神》以及当时就职于中国广播艺术团周龙的《宇宙之光》等8首作品。由于对电子音乐的概念缺少明确的认识，本阶段探索性的作品呈明显的实验性，尽管技术手段不规范，但每部作品的组合各异，形式不拘一格，具有创新意识。事实上，本阶段电子音乐作品的数量并不多，还主要是个体的、局部的探索。相对比较成熟的作品有：陈远林的音乐诗剧《牛郎织女》（1986）；张小夫为大曲笛与电子音乐而作的幻想音诗《吟》（1988）；陈远林为小提琴和电子音乐而作的《京韵》（1992）；张小夫为男中音、组合打击乐和电子音乐而作的《天问》（1992），电子音乐组曲《不同空间的对话 I, II》（1992－1993）；许舒亚为长笛与电子音乐而作《太一II》（1993）等。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电子音乐作品相比八十年代的作品有着较大的区别和提高。其中许舒亚为长笛与电子音乐而作《太一II》和张小夫的电子音乐组曲《不同空间的对话 I, II》（1992－1993）是中国作曲家最早在国际电子音乐作曲比赛获奖的作品，是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2．在电子音乐学术研究方面，由于没有专门从事或侧重电子音乐方向的研究学者，故在理论建设层面和在技术创新层面几乎为零，尚未起步。在学术研究方面，由于可听、可看的有效信息过于贫瘠，故学术性论文的数量不多，且质量有限。目前可以查询到的论文主要有：王次的《电子音乐在中国的开端》（1984）和《电子音乐漫谈》（1985），赵晓生的《电子音乐技术概论》（1985），念予的《戏曲唱腔与现代电子音乐结合的尝试》（1985），吴远雄的《电子音乐的历史回顾与发展前瞻》（1988），杨衡展的《电子音乐与电子计算机音乐的发展历程及其现状评价与远景展望》（1989），彭志敏的《纹饰：一个独特的“马尔可夫过程”》（1990）等几篇，这期间还有一些技术设备说明书类的文章，但无法列入学术研究之列。
3．在电子音乐学科建设方面，第一个阶段的起步与探索过程中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值得我们关注，如1984年，上海交通大学建立计算机音乐实验室；1986年，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创建“计算机音乐实验室”并面向本科生开设了计算机音乐基础课程；同年，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创建电子音乐研究室，主要为作曲系的学生开设MIDI技术课；这一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建立音乐声学和计算机音乐研究室；1986年，上海交通大学徐树中教授招收计算机音乐方向硕士研究生；1987年武汉音乐学院成立“计算机音乐音响实验中心”；1989年，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设立“音乐与音响导演”专业，并面向全国招收三年制专科生等。遗憾的是，这些早期的探索实践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没有延续下来，但他们的探索精神以及为中国电子音乐的起步摸索阶段所付出的努力仍然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4．在电子音乐专业活动方面，给我们留下深刻烙印的是两场流行化的电子音乐会。标志性事件是：八十年代初，法国电子音乐作曲家雅尔在北京举办专场电子音乐会和日本电子音乐作曲家喜多郎在中国举办专场电子音乐会。这对于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中国和与世隔绝已久的青年作曲家群体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能否认，八十年代以来陆续有几位对电子音乐有兴趣的青年作曲家如陈远林、张小夫、许舒亚、徐仪、董夔等陆续出国留学，为后来中国电子音乐的发展积累了人才，发挥了作用。
（二）1994－2003中国电子音乐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作为中国电子音乐的开拓与创业积累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建立了较为清晰的音乐理念，逐步摆脱了早期探索阶段的幼稚，实质性的、大面积的在专业创作、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专业活动等方面进行开拓性工作，是中国电子音乐实实在在的创业积累阶段。
1. 在电子音乐专业创作方面，第二阶段形成了较好的创作态势。在第一代作曲家的带动和扶植下，第二代青年作曲家群体开始形成，两代人之间形成了两个层次的创作梯队；同时，第一代作曲家的作品开始进入出版和传播领域，或参加比赛，或接受国际委约创作和演出，实现了与国际水平的对接。
1） 出生于50-60年代的第一代电子音乐作曲家已经摆脱了早期探索阶段的幼稚，作品逐渐成熟，并开始形成个人创作特点。这期间重要作品有：董夔的计算机音乐《飞翔的苹果》（1994）；陈远林为女高音、单簧管、小提琴及电子数字处理系统而作的《飞鹄行》（1995）；许舒亚为女高音和电子音乐而作的《récit sur la vieille route》（1995-96）；贾国平为竖琴和电子音乐而作的《梅》（1995）；张小夫为组合打击乐和电子音乐而作的《诺日朗》（1996），为女高音和电子音乐而作的《山鬼》（1996），为两把胡琴与电子音乐而作的《灵境》（1996）；唐建平的电子音乐《我回来了》（1996）；董夔的计算机音乐《交会》（1999－2000）；刘健为新笛、小堂鼓与四个音箱而作的六重奏《半坡的月圆之夜》（2000）；庄曜的《洒》（2000）；张小夫为预制电子音乐、五组打击乐器和现场电子乐队组合而作的《呐喊》（2000）；王宁为计算机、民族器乐及声音而作的《无极》（2001）；安承弼为单簧管与电子音乐而作的《神韵》（2001），为中音长笛、弦乐四重奏与电子音乐而作的《色彩的空间》（2002）；张小夫为三个藏族人声、电子音乐与大型交响乐队而作的交响诗篇《雅鲁藏布-II》（2001-2002）；吴粤北的《摩梭人家》（2002）等。
这一阶段作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有明显的提升，不论是声音质感，音响层次，还是作品结构，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更重要的是，第一代作曲家们已经注重音乐语言的生动与中国底蕴的继承。
2）令人可喜的是第二代青年作曲家开始浮出水面，初露锋芒。他们年富力强，基本是60-70年代出生，有较好的传统作曲素质和能力，大多接受了较为正规的电子音乐教育和技术训练，因而作品数量尽管不多，但有些作品已经初露锋芒。如：冷岑松的电子音乐《五行》（1996）；薛花明的《钟之灵》（1999）；安栋的《透天设计》（2000）；程伊兵的《规则游戏》（2000）；梁红旗的《雅丹地貌》（2002）；李嘉为女声与四声道声音装置而作的电子音乐《Yu-i-Ya》（2002）；关鹏的《将军令》（2002），《极》（2006）；张兢兢的《藏谣》（2003）；王铉为美声、戏曲人声和电子人声而作的《幻听－imagination》（2003）；朱诗家为弦乐队、打击乐与现代电子音乐而作的《云I，II》（2003）等。
3）这一时期，第一代作曲家的重要作品已经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如刘健的作品专辑CD《盘王之女》（1998）和《黑珍珠》（2000），张小夫的作品专辑CD《不同空间的对话》（1994），是国内最早的，正式出版、发行和传播并产生社会影响的电子音乐作品，是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4）这一时期，第一代电子音乐作曲家的重要作品开始走向世界，并逐渐产生国际影响。其中包括国际比赛获奖作品，国际机构委约创作，国际音乐节演出的作品等。如：董夔的计算机音乐《飞翔的苹果》（1994）；许舒亚为女高音和电子音乐而作的《récit sur la vieille route》（1995-1996）；张小夫为组合打击乐和电子音乐而作的《诺日朗》（1996）；安承弼为单簧管与电子音乐而作的《神韵》（2001），为中音长笛、弦乐四重奏与电子音乐而作的《色彩的空间》（2002）等。
2．在电子音乐学术研究方面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从事传统作曲技术理论的学者和从事电子音乐专业创作与教学的专业教师共同关切与介入，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研究的范围等方面都更加深入。如：龚镇雄的《计算机音乐・音乐的本质・探索与前瞻》（1995），刘健的《关于电子音乐记谱法的思考》（1997），彭志敏的《高科技推动学科建设》（1997），童忠良的《音乐与科技联姻》（1997），钱仁平的《纹饰》到《盘王之女》，刘健创作中的《“马尔可夫过程”》（1998），彭志敏的《枯滴、使命、融合及其它――听刘健的新作〈盘王之女〉》（1999），庄曜的《计算机音乐通用信息数据分析》（2000），张小夫的《初创阶段的电子音乐――具体音乐I, II,》（2001），《电子音乐的第一次浪潮――磁带音乐 I, II, III, IV》（2001）, 庄曜的《计算机音乐制作课程建设的几点建议》（2002），张小夫的《电子音乐的概念界定》（2002），刘健的《算法作曲及分层结构控制》（2003）。
电子音乐学术研究方面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显著特点之二就是电子音乐硕士研究生的学术论文和毕业论文进入视野。 其中黄枕宇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电子音乐技术理论专业首届毕业生，刘思军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电子音乐作曲专业首届毕业生是标志性事件之一。硕士毕业论文有冯坚的《电子乐器的音响特征与电子音乐中音色的结构意义》（1997）；黄枕宇的《从〈为一个人的交响乐〉和〈孔塔克特〉两部作品的比较看早期电子音乐的发展》（2000）；刘思军的《从电子音乐制作技术的“计算机化”趋势看电子音乐的技术演进》（2001）；关鹏的《理念的渐进－通过对不同时期两个版本电子音乐部分的比较看作品〈吟〉所体现的创作理念》（2003）等都是由导师指导把关、具有一定深度的学术论文。
3. 在学科建设方面，这一时期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是1994年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现代电子音乐中心的成立和2002年中国音乐家协会电子音乐学会的成立。前者标志着电子音乐在中央音乐学院全面发展的新起点：科研和开发，教学和培训，创作和制作，出版和发行，文化艺术交流，五个方面的追求方向清晰，目的明确，是带着理想与追求的勇敢实践；后者标志着中国电子音乐的探索和实践彻底告别了个体的、局部的，一盘散沙的局面，以高等音乐艺术院校为主体的电子音乐学会将发挥联合的作用做大事，形成集体和团队的力量。
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现代电子音乐中心在学科建设方面经过三年的准备后，确认了办学的理念与策略，在艰苦的条件下扎扎实实的开展工作。这一时期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是1997年正式招收电子音乐作曲和电子音乐技术理论两个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001年正式招收电子音乐作曲本科学生，确立了以电子音乐为专业方向的新学科在中央音乐学院，乃至中国第二轮起步发展的阶段性标志。
4. 在电子音乐专业活动方面，标志性的事件是1994年10月3日-10日在中央音乐学院成功举办了首届“北京电子音乐周”。邀请了法国国家视听研究院电子音乐研究中心的法国作曲家达尼埃尔・泰鲁奇和让・舍瓦尔兹，会同中国作曲家张小夫共同举办了电子音乐大师班，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了中国首场“全方位多声道电子音乐会”，演出了法国作曲家的作品《冬日偶得》和《水》，《风车》和《随想曲》；演出了张小夫的作品《不同空间的对话》、《吟》和《天问》，正式拉开了国际化的电子音乐在中国全面发展的序幕。也为随后的“1996北京当代音乐周”，“1999北京电子音乐周”，“2002北京电子音乐周”，乃至后来的“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的确立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三）2004－2012中国电子音乐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这一时期是中国电子音乐的创新与全面发展阶段。历经过第一阶段的早期探索和第二阶段的开拓进取，中国电子音乐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以创新为主要追求的整体快速发展阶段。之前20年的奋斗和耕耘已经进入开花、结果和收获的季节。中国电子音乐学派的崛起已经作为几代人奋斗的目标正在悄然升温。
1．在电子音乐专业创作方面，已经明确形成了由三代人构建的、呈金字塔状的创作梯队。第一代中年作曲家日趋成熟；第二代中青年作曲家逐渐担当教学和创作的中流砥柱；第三代青年作曲家也在比赛和演出的磨练中健康成长。
1）第一代作曲家的创作风头正劲，创作风格日趋成熟，多样化的发展路径凸显了中国电子音乐的整体面貌。其中安承弼为5.1声道系统而作的电子音乐《细胞的组合》（2009）；刘健为大提琴和计算机而作的帕萨卡利亚《奉献》（2010）；金平的计算机音乐《触动》（2010）；庄曜为电子音乐和数字影像而作的《山的遐想》（2010）；吴粤北为双簧管和交互式电子音效而作的《长言之，嗟叹之》（2010），为中软和计算机交互系统而作的《嗟叹之III》（2011）；张小夫为五组打击乐和电子音乐而作的《脸谱I》（2007），为电子音乐和视觉影像而作的《脸谱II》（2008）,为戏剧女高音、京剧青衣和电子音乐而作的《脸谱III》（2009），为京胡和电子音乐而作的《脸谱IV》（2010），为组合打击乐、交互视觉影像和交互电子音乐而作的《发往火星的@》（2011）等不断的展示作曲家突破自我，锐意创新的不懈追求。
2）第二代中青年作曲家的作品数量增长较快，作品的成熟度和创新意识有明显提升。随机调出几部作品，就有刘思军为马头琴、蒙古族女声和电子音乐而作的《呼仑湖的背影》（2004），为小提琴和电子音乐而作的《随想曲》（2010）；叶国辉为筝、大提琴和电子音乐而作的《声音的六个瞬间》（2004）；冯坚为女高音、实时效果器、波形与四声道电子音乐而作的《灵魂像风》（2005）；周佼佼为管子、琵琶和电子音乐而作的《日漠西沙》（2005），多媒体电子音乐《逝去的萨满》（2010）；王铉为人声和电子音乐而作的《花鼓・安徽・中国》（2008），多媒体电子音乐《傩》（2009）；关鹏的《变奏》（2008），为钢琴和电子音乐而作的《融》（2010）；李小兵的多媒体电子音乐《离骚》（2010）和多媒体电子音乐《时间》（2011）等等。
3）第三代青年作曲家基本上是80-90年代出生的在读博士、硕士或本科学生，思想活跃，敢于想象和创新。他们的主要作品基本上是在指导老师的扶植下一天天成长起来的，经历了音乐会的磨砺，经受了比赛评委的现场点评，使作品的成熟度和完整性得到了提高。2004-2011年间，在北京国际电子音乐作曲比赛四个组别获奖的作品就有超过200部，作品的水平可圈可点。
2．在电子音乐学术研究方面，第三阶段的整体特点是全面开花。研究的范围已经远远不止是学术论文类别，承担国家教育部、国家文化部和国家科技部三项重要的研究课题是本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创建中国电子音乐信息中心网站进行专项的中国电子音乐研究同样是本阶段的标志性事件。
1）在电子音乐理论建设方面最重要的事件，是完成了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计算机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写的2011年第六版《大学文科计算机教学基本要求》。这个历时近五年，集全国大文科几十名专家执笔编写的重要文献，包含着艺术类学科计算机课程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音乐类计算机背景专业课程如《计算机音乐导论》等20门，音乐类计算机专业基础课程如《计算机音频编辑》等7门；音乐类计算机应用作为一个完整的知识领域，细分为如《电子音乐作曲》等5个知识单元，16个子单元，实现了系统化梳理新的交叉学科几乎全部知识点和目前应有的全部课程。该课题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重大，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长周济签发的国家级教育成果奖二等奖。
2）为实现学术研究的系统化和现代化，为全国的研究学者提供网络化的信息平台，近年来先后创建了中国电子音乐信息中心网站-暨中国电子音乐学术研究资源库（CEMIC）[2]，和中国电子音乐资源调查网站（CHEARS）[3]，使研究工作进入了网络时代，是本阶段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3）本阶段，以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现代电子音乐中心为主体，于2010年承担了国家教育部重大科研项目《中国电子音乐研究》项目；于2011年承担了国家文化部的重点科技创新项目《交互式多媒体电子音乐光敏控制装置》项目（与东北大学软件学院合作）；于2011年承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申报的，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基于版权的数字内容服务平台及应用示范》项目中，课题六《基于专业网站的第三方版权服务》科研项目（与A8音乐集团合作），至此，中国现代电子音乐中心同时承担国家科技部、教育部和文化部的三个重大科研课题，是在音乐科技的科研方面一个新的里程碑。
4）本阶段学术研究方面显著的特点之一也正是得益于研究生教育的稳步开展和研究生数量的激增，学术研究的范围和方向已经从常规的作品分析为主的模式逐渐扩展到研究深度的变化以及论文数量的激增，仅以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现代电子音乐中心电子音乐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近几年的毕业论文为例就可见一斑。如：王铉的《从技术创新到理念创新－电子音乐作品〈诺日朗〉的创作特点分析》（2004），田震子的《电子音乐的空间艺术特征》（2006），于祥国的《电子音乐技术与文化自觉的共生――〈几乎没有〉与〈山鬼〉两首电子音乐作品的对比分析》（2006），张睿博的《CHEARS中国电子音乐资源调查――中国电子音乐发展中的思辨》（2007），杨恺的《计算机音乐时代的“乐器”设计初探》（2008），贾如的《Acoustimage，电子音乐的“视听一体”模式――初探与视频影像结合的电子音乐》（2008），周佼佼的《现代音乐创作的“第三途径”――作曲家伊夫・马莱克与张小夫的创作理念探究》（2008），张婷的《电子音乐作曲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研究――以中央音乐学院中国现代电子音乐中心为例》（2009），刘寰的《单一、双重与多元并存――电子音乐演出形式探究》（2010），张晨的《音乐理念的确立与技术平台的确立》（2010），吴旭的《用母语说话――从作品〈脸谱〉看张小夫“中国符号”特征的电子音乐创作风格》（2010），刘媛媛的《叙事性声音与非叙事性声音的模糊区域――论电子音乐技术与理念在电影声音中的运用》（2010），史晓龙的《数据映射在电子音乐互动中的运用》（2011），王泽的《电子音乐创作的符号性特征研究》（2011）和张晓贞的《初论电子音乐的音响听觉特性》（2010）。以及关鹏的《声音对象与声音符号――论“幻听音乐”声音的理性感知和感性感知》博士学位论文（2008），王铉的《艺术与技术的互动――互动音乐创作中的艺术表现与技术实现》博士学位论文（2009），周佼佼的《电子音乐作品的分层解读法》博士学位论文（2009）和刘思军的《中国电子音乐作品中的东方语境》博士学位论文（2011）。
3．在电子音乐学科建设方面，经历了20个春秋的日积月累，进入了收获的季节。经历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打拼的院校在学科建设方面已经开始良性循环；但新一轮的办学浪潮有增无减，泥沙俱下。
1）在全国范围内，由中央音乐学院等九所独立的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六所独立的艺术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数十所独立的艺术院校，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等数十所综合类大学属下的音乐学院（系）、艺术学院（系），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百余所师范类大学属下的音乐学院（系），艺术学院（系），共有数百所与电子音乐或音乐科技相关的院、校、系或教研室，构成了相当庞大的电子音乐或音乐科技学科高等教育的阵容，形成了大干快上、轰轰烈烈的办学氛围。这一方面是体现了时展的潮流和趋势，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盲目跟风，匆匆上马的现象。
2）电子音乐是复合型、交叉性的新学科，专业性强，因此不能简单的照搬传统学科的管理模式，“削足适履”。学科建设必须细化，必须认真对待专业方向的设置与建设，课程的设置与建设，教材的设置与建设，师资的培养与建设等。目前音乐学院和艺术学院类的院校学科建设已进入稳步发展的阶段，历史遗留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但还有相当数量的院校对新学科的认识不足，道听途说，瞎子摸象，只知局部，不知整体。不仅是专业名称随心所欲，粗制滥造，课程安排更是不求甚解、张冠李戴；有些偏远地区和中小城市的院校问题甚至更严重，专业教师还没有到位就开始招生了。类似的问题亟待解决，否则就会误人子弟，自毁前程。
4．在电子音乐专业活动方面，借助于国力的增强，对外交往的深入，专业活动的开展，国际交流活动的开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各音乐艺术类的院、校、系或教研室都积极开展活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多样化、多元化、多层次地组织不同形式、不同类别的活动，推动电子音乐的发展。
1）组织和参与国际化的专业活动是中国电子音乐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开展专业活动的过程中逐步积累经验和健康成长是中国电子音乐走向成熟不可或缺的历史机遇。各院校在对外交流方面大多采用请进来，派出去的机制，扩大沟通渠道，扩展沟通形式。促进了对国际电子音乐发展态势的了解，促进了自身的进步和发展。
2）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搭建国际交流大平台：自2004年起，北京电子音乐周正式定名为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音乐节以音乐会系列演出，大师班系列讲学为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通过专项活动发挥作用，扩大影响。如北京国际电子音乐作曲比赛项目，紧紧抓住了音乐创作这个龙头，鼓励创新，给青年作曲家提供表现的舞台和空间。再如北京国际新媒体艺术日项目，透过这个项目来加强新媒体艺术不同专业的跨界联合，跨界研究。打破了音乐、美术、戏剧、戏曲、舞蹈、电影各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通过展演活动，加强各学科之间的了解，协助形成跨界合作。
二、中国电子音乐发展脉络的评估
中国电子音乐的专业创作蒸蒸日上
电子音乐的本质是音乐。音乐是电子音乐的灵魂，也是电子音乐的立命之本。没有音乐作品就没有电子音乐的一切，“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总结近30年中国电子音乐的发展之路，重视创作，积极推动创作是发展的根本；为第二代中青年作曲家、第三代青年作曲家的起步创造必要的条件来推动创作是根本之根本。因为中国电子音乐的起步和世界有40年的差距，中国电子音乐的真正崛起是今后10年，没有这样战略眼光为后代铺路是短视行为。电子音乐创作繁荣之动力是理念的先行。现阶段，电子音乐的创作总体上进入良性循环，呈现出如下特点：
1. 电子音乐作品的分层：已经形成了三个年龄层结构的创作梯队。第一代中年作曲家创作风头正劲，创作风格日趋成熟，个性化的表达和中国文化精神的底蕴追求体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路径；第二代中青年作曲家的创作呈增长态势，作品的成熟度和创新意识有明显提升，逐渐成为中国电子音乐的中坚力量；第三代青年作曲家朝气蓬勃，思想活跃，敢于想象和创新。三代人的综合实力凸显了中国电子音乐的整体面貌。
2. 电子音乐作品的数量：逐年递增，每年有100-120部成型的新作。三代人的共同积累使全部成型的作品总量达到约500-600部。
3. 电子音乐作品的技术：几乎涵盖了目前国际通用的主流技术，技术平台基本统一，声音质量基本过关；有个别作曲家局部的技术探索有新意；需加强对声音美感和空间美感的认识和理解。
4. 电子音乐作品的形式，几乎涵盖了目前国际常用的各种类型，其中Acousmatic类作品还需要加强；MIX.类作品创作中大量使用中国传统乐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风格特点，但器乐写作还不够成熟；多媒体类作品需要提高的是视觉语言和声音语言的统一协调。
5. 电子音乐作品的风格：绝大多数创作还处于初级阶段，缺少个性化的语汇；很多作品使用中国传统乐器，还比较表面化，部分作品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但仍需磨练。
6. 电子音乐作品的深度：近年来有所提升，但整体还有距离，需加强创作深度。
7. 电子音乐作品的演出：北京、上海、武汉、天津、厦门已经组织过正式的电子音乐会；其他城市仍等待零的突破；演出条件和作品严重不平衡；中小城市根本没有条件开音乐会；但中央音乐学院已经实现了国内演出常态化，国际交流演出经常化。
8.省略）
Center for Electroacoustic Music Information of China
〔中图分类号〕G25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2）04－0174－04
在Web2.0和科研信息化背景下，网络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与交流的重要平台。OCLC在2005年的一项对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内的6个国家的3 300名用户的调查发现，84%的用户使用在线搜索引擎查找信息［1］。如今，网络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术信息仓储，是学术交流活动的重要途径［2］。学者在学术活动中开始引用大量的网络信息［3］。Graham和Metaxas发现本科生在完成作业时，会首先选择因特网作为信息来源［4］。
网络引文是指学术论文后面所附的、其来源出处是网络信息的参考文献，实际上是用作引文的网络信息。对网络信息的不同引用行为可以反映不同的学科文化［5］。通过对各个学科网络引文的数量及特征统计分析，可以考察各个学科对网络信息的利用率和对网络信息的利用偏好。
1 各学科网络引文的数量差异
1.1 各学科对网络信息的利用趋势
引文数量可以作为衡量文献学术质量［6］和影响力［7］的标准之一，网络引文也代表了学术作者对网络信息价值的认可［8］。学术研究中对网络信息的引用从20世纪末开始出现，随后不同学科中网络引文的数量呈逐年增加。Harter和Kim对1995年发表的电子期刊的研究发现，1.9%的引文来源于网络信息。Herring 1996年对研究网络搜索引擎的文章的研究中发现2.1%的引文属于网络信息［9］。Yin Zhang在1998年研究了图书情报领域的网络引文，仅约7.5%的文献引用了网络信息，但正在不断增加，网络信息正逐渐成为学者进行研究时重要的参考资源［10］。而通过对1999年和2000年发表的175篇文章的研究，Herring发现约55%的论文引用了网络信息，网络引文占引文总量的16%。宋歌统计了从1997－2005年历年各学科中具有网络引文的论文量和总发文量。含网络引文的论文数量9年间增长了205倍［11］。整体来说，网络引文的数量呈显著性增长，尤其在计算机科学［12］、法学［13］、交叉学科［4］等学科越来越受学者的青睐。
1.2 不同学科对网络信息引用的行为差异
不同学科对网络信息的引用行为不同。从整体上看，应用性学科和交叉学科更倾向于引用网络信息，而古典学科和实验学科对网络信息的利用则微乎其微。社会科学学科比人文科学学科引用更多的网络信息。
各学科中，计算机科学和图书情报学是网络信息利用率最高的两个学科［14－16］，这一点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是一致的，尤其计算机科学的网络信息引用量明显多于其他学科。Herring对电子期刊的研究发现计算机科学中引用网络信息的论文比例高达90.5%，图书情报学为82.6%［14］，张翠英等人2002年统计了国内各学科的网络引文，其中计算机科学引用网络信息的引文比例最高，为7.34%［16］。
交叉学科对网络信息的利用率高于各学科对网络信息利用率的平均水平，如图书情报科学、性别研究、生态学和教育技术这几门交叉性学科对网络信息的利用率就比其它学科更高一些［14］。Zhang统计了8种交叉学科期刊的网络引文，超过50%的文献引用了网络信息，并且网络引文占所有引文总量比例的13%［10］。
社会科学学科比基础性学科和人文科学学科利用更多的网络信息。在张翠英2002年对各学科网络引文的统计中，除信息科学以外，政治经济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对网络信息的利用率最高，分别占总引文量的1.69%和0.92%。其它的理工、文史哲、农业和医药卫生4类学科对网络信息的利用则寥寥无几［16］。宋歌的研究也验证了农业和医药卫生类学术期刊利用网络信息最少［11］。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法学对网络信息的利用率较高。Yang等人利用CSSCI对2006-2007年的中国人文社科学科的网络引文进行了分析，发现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的网络引文比例最高，分别为15.44%和10%，而中国文学和历史学科的网络引文比例仅为0.38%和0.省略、.省略、.edu、.gov、.ac、.省略和.net类型网站所占比例分别为43.9%和35.省略、.edu和.gov类型的网站只占很小的比例，分别为2.16%、0.95%和0.34%。不同的域名类型代表不同的网络信息，例如，.edu和.省略类的网站中，除了商业数据库，还包括许多新闻网站和博客站点，因此.省略、.org和.gov，根据Yang等人的研究，三者占网络引文总量的70.省略、.edu和.gov 3种类型的网站数量很少，但三者在网络引文中的比例却很高，分别为20.4%、9.64%和13.省略的网络信息比例仅为5.26%［17］。
各个学科对不同网域信息的利用率不同。根据Yang等人对CSSCI中人文社科类学科网络引文的研究，利用.gov类资源最多的学科是应用经济学（占.gov类网站总量的21.88%）和公共管理科学（20.省略类资源最多的是图书情报学科（25.省略类资源最多的则是新闻学和传播学（9.42%）［17］。应用经济学和公共管理科学之所以大量利用.省略网域资源的引用主要体现在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组织的信息，这些机构主要包括教育机构、专业团体和一些学者网络。这说明图书情报领域的信息门户、学术资源仓储较为丰富，学者在网络中表现活跃。
3 影响各学科利用网络信息的因素
3.1 学科自身特点与学者认知
各学科利用网络信息的状况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是由学科本身的特点和学者对网络信息的认知程度决定的。通常研究领域本身与网络密切相关的学科，学科的网络信息也更丰富，学者们利用网络信息的意识和能力也比其它学术领域的学者强一些。信息科学相关学科与网络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网络上该方面的资源相对丰富，学者倾向于在科研活动中利用更多的网络信息，因此计算机科学和图书情报学对网络信息的利用明显高于其它学科。卿蔚等对心理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结论，她发现网络信息引用率高的论文，其研究主题都与网络或计算机技术有关，如网络成瘾的心理健康问题、多学科交叉的人机交互问题等［18］。
而从总体上看，应用性学科比注重理论的基础性学科在网上拥有相对较丰富的学科资源，因此经济、教育等社会科学学科比理工、文史哲等学科更多的利用网络信息。而历史、农业等则更依赖于传统的、正式的文献类型［15］。
在研究人员对网络信息的认知方面，自然科学学者倾向于在线获取研究资料［19］，这一结论也适用于社会科学，但对人文学者来说则并非如此［20］。社会科学学科比人文学科的学者认为网络信息对学术研究的作用更大［21］。Kumar和Kaur调查了印度工程学院的1 603名老师和学生，发现工程学院的用户在学术活动中越来越依赖网络信息［22］。Liu的研究发现不同学科的学生在完成作业和论文时，对信息来源有不同的偏好，40.0%的计算机科学的学生会首先利用网络获取信息，社会科学学科学生比例为17.4%［23］。Chen等人通过对人文学科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研究，发现人文学科研究生更多的引用纸质出版文献［24］。经常使用网络信息的学者认为对网络信息的利用可以帮助他们提升学术成果的质量，以及提供新的学术灵感。
3.2 网络信息的可获取性
网络信息的可获取性会影响学者对网络信息的认知和利用率。由于网络信息具有动态性，因此网络引文的可获取性会随时间的增长而衰减。Germain 2000年对随机选取的31种学术期刊中的64条网络引文的可获取性进行追溯，发现1年后有26.5%的网络引文不可获取，2年后比例上升至37.5%，3年后高达48.4%［25］。Michael Bugejal和Daniela V.Dimitrova在2005年和2007年发表的文献中指出通讯类期刊的网络引用半衰期为3.17年［26］。
认为网络信息易获取的学者更易于利用网络信息。在Vakkari 2006年的研究中发现感知可获取性比学科特征因素对学者使用网络信息的影响更大［27］。而已有的研究证明，医学学科的网络信息具有最高的可获取性，其次是自然科学、工程学科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网络信息可获取性最低［21］。
针对网络引文的不可获取性，国内外已经做出了不少努力，如美国的Brewster Kahle和一些技术专家开展的名为Internet Archive的项目，将Internet上的网页存为Snapshot［28］。国内如《图书情报工作》杂志为解决网络参考文献的不可追溯性，建立了“现刊”保存网络引文数据库［29］。这种通过网络储存器来保存网络引文的做法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网络信息的获取和保存现状，但仅是小范围的尝试，未从根本上解决网络引文不可获取的缺陷。因此这仍是有待突破的领域。
另外，根据已有的研究无法判断学科对网络信息的利用率是否与学科开放获取程度相关。例如，医学是可在线免费获取大部分研究成果的学科，是开放获取运动最早实施的学科之一，但医学类期刊却几乎没有网络引文。但也有学者认为，随着通过严格的开放获取学术交流渠道而建立的各种开放获取仓储的不断丰富，学科对网络信息的利用率会不断提高。
4 结束语
互联网的发展极大的推动了学者查找和利用网络信息的能力。学术文献对网络信息的引用日益增多。因此，对网络引文的分析对网络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具有重大意义。例如，通过统计网络引文中高被引频次的网络信息以及通过对网络信息的主题特征分析，可以确定学科核心学术网络信息。通过被引网站的域名分析可以判断区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程度［30］。对网络信息的同被引现象还可用于学术科研群体的挖掘。对网络引文应用的不断扩展与深度挖掘，必将对各学科学者更好的利用网络信息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目前的研究大都选取特定的某一学科和较小的样本量进行研究，因此还缺乏对各学科网络信息利用率的全面性、权威性的研究成果，对各学科对网络信息利用的特征揭示也不深入。受研究的样本量所限，有的研究甚至得出了相悖的结论，如Liu在研究不同学科用户对网络信息来源的偏好时，认为首选网络获取信息的图情领域学生比例仅为9.5%，远远低于社会科学学生的平均比例17.4%［23］。又如David研究认为网络引文很受医学领域学者的青睐，这也与医学领域网络信息利用的现状相悖［31］。因此，对各个学科对网络信息的利用进行大范围、长时间跨度的实证研究是接下来学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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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个导师应该抓住一个或几个问题，在自己持之以恒进行研究的同时，也要让学生参与研究，并切实担负起指导学生开展研究的职责。一个导师手头要有问题让自己和学生研究，这样才能不仅使自己，而且也让学生成为专家和学术上的带头人。可以说，一个抓不住问题的导师，是一个不称职的导师。在实践中，正是因为有些导师没有问题或者是不把问题让学生研究，才使得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与研究方向不相一致，才难以形成以导师的学术思想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其次，导师要形成一整套具有自己个性特色的研究方法，并毫无保留地把这些具有特色的研究方法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全面掌握这一整套研究方法。同样的问题，使用的概念、推理的种类和形式的不同，切入的角度不一样，研究的成果质量大不相同。可以说，某些人的成功就是研究方法上的成功。波斯纳在研究美国资本主义法律制度时，一反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运用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投入产出理论、效益理论、边际效应理论等一些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法律问题，写出了被誉为经济分析法学经典之作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构建了经济分析法学的完整体系。波斯纳的研究成就除了他能刻苦钻研和天资聪颖之外，一个重要方面要得益于其研究方法的成功。
导师所面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问题是相同的，但其研究方法可以是不同的。所以对研究生的培养不可能别出心裁地想出一些问题让他研究，而是从方法上引导学生去研究大家都在研究的问题，通过方法上的创新来实现研究上的突破。
再次，导师一定要有自己的研究的方向，并且对指导方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有比较全面的把握。导师对研究方向和学术研究动态的把握，是指导研究生的重要环节。导师对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有一个正确指导，就能够使学生少费时间和精力，少走弯路，且能使之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沿着一个既定目标和方向，坚持不懈地走下去，直至有所收获和建树。
二、 指导方法：导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并因材施教
在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导师要“导”，还应该掌握“导”的方法。导师要从积极的方面引导学生钻研和因材施教。
首先，要积极引导学生和因材施教，就必须了解学生的考研动机与各种“材”的具体情况。一部分报考法律与经济类的研究生，外语、计算机和数理基础较好，但是缺乏法律、经济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训练。另一部分法学研究生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知识比较扎实，但外语、计算机和数理基础较差。如果不加以分析，不因材施教，听其自然，他们很有可能会弃其长而扬其短，从而无法实现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导师的作用在于引导学生正视现实，扬长避短。作为导师，如果不能因材施教，以致贤才湮没，过莫大焉。
一、前言
如何做好新形势下英语学术论文中的学术词汇探讨研究发展工作，为英语学术论文中的学术词汇探讨研究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是现在英语学术论文中的学术词汇探讨研究面临的迫在眉睫、函需解决的头等课题。
二、学术词汇
学术词汇是一种独特的词汇，这种词汇主要出现在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学术研究类文体中，在其他文体中出现的频率较低，这类词汇是学习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对于英语学术论文，只有有效掌握与之相关的学术词汇才能更好地阅读英语学术论文，研究英语学习论文，我们要分析哪些是经常出现的学术词汇，哪些是较少出现的学术词汇，在学习研究中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有效进行学术词汇学习与研究。
在一些学术文本中经常性出现的一些英语学术性词汇，但是在一些非学术类的文本中出现的一些英语词汇，比如：（attribute， capacity， differentiate， explicit）。有研究学者发现，早在70多年以前，这些词汇就被我们的前人发现了，这些词汇已经经常性的出现在当时的各个领域的学术性文本中，并且被广泛使用。但学者们为了将一些经常使用的高频性词语与一些不常用词汇进行区分，我们将后者称之为半技术性词汇（sub-technical vocabulary）、（frame words）框架性词汇、（specialized non-technical vocabulary ）专业非技术性词汇、或（academic vocabulary）学术性的词汇。根据词汇产生的频率和分布情况，Ming-tzu 和Nation（2004）把词汇分为了四类：
1.高频类词汇：一般这样的词汇大概有2000个，在各种文体中被广泛而频繁的进行使用的最基本的英语词汇。在学术文章中高频词汇可以占到总体词汇量的80%，而是我们在日常的英语文章与小说中，这些词汇可以达到90%以上。
2.学术类词汇：在学术论文中占到词汇量的8%-10%左右，他具有一定的专业性。经常性出现在各学科的专业学术论文中。
3.技术性词汇：这类词汇与某一特定的学科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这类词汇对于作为学习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来讲，没有太多的困难，这些词汇在英语的日常学习中都会被涉及到，并且在日常学习中也会被着重强调。
4.低频词汇：这些词汇在学术文本中的出现的次数较少，并且没有太高的使用率，出现频率只能占总体词汇量的5%左右。
三、有关学术词汇表的研究
Coxhead（2000）基于语料库的研究编制了学术词汇表（Academic Word List，简称AWL），语料库含有3 513 330个词标，来自4个学科（人文、商业、法律、理科），28个专业，414个文本。词汇表由词族组成，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单词后表明所在子表。每个词族包括一个基础词与其曲折形式、派生词，例如conception， concepts， conceptual， conceptualisation， conceptualise都收录在concept族里。在RANGE软件的帮助下，Coxhead的AWL收录了570个词族，按照词族频率的高低分成10个子表，子表1包含了在Coxhead语料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族，子表2次之，之后以此类推。子表1-9各有60个词族，子表10有30个词族。这些词覆盖学术语料库10%词标。Coxhead的AWL对于英语教学和AWL的发展非常有意义。
四、关于语料库的研究问题
语言证明是大多数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只有通过语言证明才能保证语言学研究的科学与准确。在语言证明中语料库则为之提供重要的保证。在语言学研究领域，语料库起着重要作用，它是语言学研究的实例证明，为语言学研究提供研究素材和研究依据，同时也为语言学研究提供科学有效的量化标准。即使语料库语言学只是一门新兴学科，但是，它的地位和重要价值，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已经凸显出来。在语料库的帮助下，关于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构成以及语言的功能等问题的研究就能较为科学，语料库为这些研究提供真实的例子和量化的数据，这样关于这些内容的描述和研究就有了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单凭语言学家对于语言的直觉进行描述研究，最大限度地保证语言学研究的科学准确性。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现代化工具，在计算机的帮助下语言学家可以借助各种语料库构建软件快速构建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所需要的语料库，也可以通过计算机中的语料库软件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数据，并进行检索信息，提取信息服务，为语言学研究铺平道路。因此，建立语料库对语言学研究作用重大。
五、关于语料库的设计与学术词汇研究
1.语料库设计的丰富多样对学术研究的价值
在语料库设计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保证语料库的丰富多样性，只有丰富的语料库才能在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充分发挥作用，语料库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分析不同学术领域学术词汇的使用情况，分析学术词汇的使用规律，以保证学术词汇能够更快更好地被人们掌握。同样，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通过语料库中丰富的学术词语的掌握能够对学术文章有效解读，对学术问题有效分析。学术词汇都有自己的使用规律，并不是无序混乱的，我们重点要掌握这些使用规律才能有效掌握学术词汇。语料库的设计要丰富多样，在语料库中要涉及不同的文本，多样性对文本解读是很重要的，语料库的设计原则就应保证其多样化，保证学术词汇的丰富性。
2.学术词汇的词频研究
在实际工作中，研究者无论是在选择字典的词条还是在建立单词表时都要研究词汇出现的频率问题，也就是词频，学术词汇研究也要讲究词频。在学术词汇研究中，词频是一种有价值的客观存在，能够有效说明学术词语的使用情况，对学术词汇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学术词汇中一些高频词会引起学习者对它们的有效关注，而一些低频词学习者则不会对它们过度关注，这些低频词汇的使用情况直接决定着文本听、说、读、写的难易。因此，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学习者，学习掌握学术词汇进行有效的英语学术论文的阅读，都需要对这些低频词汇有所掌握，在阅读文本中，低频词的出现也会影响阅读者的阅读速度，从而影响信息的传达速度。我们在研究中要注意这个问题，对低频词汇加以总结。
3.语料库的研究工具
主管单位：山东省教委
主办单位：山东建筑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山东省济南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3-5990
国内刊号：37-1185/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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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6
期刊收录：
Pж(AJ) 文摘杂志(俄)(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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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j-cd规范获奖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