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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形（formation）。在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威廉斯一直不满意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以及他的反映论思想。威廉斯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划分不仅否定了文化等因素的自主性，也否定了文化生产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与影响，更忽视了文化生产在物质生产中的地位。如果说马克思那个时代文化生产还没有直接参与到经济生产中去，这种划分还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生产已成为重要的经济现象时，这种划分的局限性就显现出来了。另外，反映论总是把文化看成是社会物质过程的一种反映，这实际上否定了艺术活动自身的特质。在威廉斯看来，艺术活动的产物———艺术品，既是物质性的，又是想象性的。当然，威廉斯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的唯物主义性质，而是希冀以新的理论成果充实这一理论。在他看来，要准确说明文化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性质，在文化理论中引入“构形”概念是十分必要的。威廉斯的构形事实上就是文化的一种能动创造，这种创造不仅表现在文化内容上，而且还表现在文化形式上。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他从艺术理论中的“典型性”概念切入。在他看来，“典型”具有两种方式，一是作为“形象象征”或“符号象征”，二是作为某种具有重大意义的事物类别的表征性的实例。第二种方式在那里是经常被应用的，但第一种方式却鲜有提及，它是被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提出并加以发展的。威廉斯认为，典型的第二种方式十分重要，它对理解文化特别是艺术活动的独特性起着关键作用。威廉斯提出的典型的第二种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组织结构或塑造形式的过程，即“构形”。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以威廉斯对语言问题的分析作参照（在威廉斯看来，文化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语言的分析，只有准确理解了语言的实质，才能准确理解文化的实质与发展。因为，文化总是要借语言的形式存在与发展。换一个角度看，文化也是众多符号之一，文化发展规律自然也要符合符号共性规律）。威廉斯认为，正是沃洛希诺夫的语言理论使语言问题的研究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沃洛希诺夫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二重性”，它既跟外部世界有关，又跟符号系统的内在结构形式有关；但是符号既不等同于客观对象及其所指示或表达的事物，又不完全取决于结构形式，而是结构形式与外部关系约定俗成的结果，是一种“接合表述”（articula－tion）。这种约定俗成不是任意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个人言语活动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威廉斯认为沃洛希诺夫语言理论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是把整个语言问题放在那种总体的理论格局当中加以重新考虑的。这使他能够把‘活动’（洪堡之后的那种唯心主义强调之所长）看做是社会活动；又把‘系统’（新的客观主义语言学之所长）看做是与这种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而不是像某些一直被人们袭用的观念那样，把二者看做是相互分离的。于是，一方面，他吸取了这些不同的传统之所长；另一方面，他又逐个使它们显露出相关的缺陷”②。在威廉斯看来，“典型”的第二种方式就是要发现文化是如何在不断构成结构或模型中发展的。不过，对待这种文化构形，必须像沃洛希诺夫对待语言符号那样，把它放在总体理论格局中加以把握。既要看到这种文化构形对文化发展以及社会与个人发展的影响，更要看到个人活动与社关系的变化对这种文化构形发展的影响。
二、当前中国家庭养老面临的困难
目前，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的年轻人口正迅速下降，家庭养老的困难正日渐明显，而与此不相适应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也要求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因此，目前老年人的养老，不仅关系到老年人的生活问题，还有发展问题，即老年人不仅需要有良好的物质生活，还需要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有报导称，淘宝网最近出现了一个“看望父母”的服务，店主接到的订单，代替子女去家中看望老人，替老人干家务、聊天、读报等。这样一则消息让人很是震撼：家庭养老确已不再仅是经济上的给予、物质上的保障，它还确确实实需要心灵上的抚慰。
三、国外发达国家对养老问题的做法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不仅我国存在，在世界各国也都存在。出于对发达国家的盲从，有些学者提出我们可以在养老问题上向发达国家看齐，将养老问题全面社会化。对有些学者的这一提法，作者不敢苟同，其实，对于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一些发达国家也在逐渐将社会化养老回归到家中养老上来。
（一）韩国的养老模式韩国经济在近30年的发展较为突出，不仅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而且韩国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也有了极大的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韩国仍与以往一样，在“孝道”观念的影响下，仍然主张家庭养老。为了更好地让国民贯彻这一养老模式，韩国政府在各种场合都宣扬家庭照顾老人的重要性及孝顺老人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并坚持“家庭照顾第一，公共照顾第二”的社会政策。为了将这一政策真正落实到位，韩国政府对家庭养老的国民给予各种优惠：如对在家庭赡养老人的子女可以减免其部分收入税并提供家庭津贴；在接受遗产时，可对有家庭赡养老人的国民减免部分遗产税……通过这些政策，政府希望有更多的家庭愿意承担在家庭赡养老人的义务，从而使韩国能够保持家庭赡养老人的传统。
（二）日本的养老模式日本也是一个典型的东亚国家，其经济也十分发达。在强大经济能力的支撑下，日本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由社会提供、国家支撑的福利机构保障。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意识到，老年人的家庭养老还需回归家庭。因为调查发现，在福利机构度过晚年的老年人常因见不到自己的子女、亲人而心情忧郁、闷闷不乐，长此以往，对身体非常不利；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住在福利院中的老人虽可在看护良好的条件下生活，却不能消除他们紧张不安的感觉，因此，其因心情郁结而死亡的人数要大大超过居家养老的老人。为此，日本在2000年4月1日提出了要“由全社会支撑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口号，并实施护理保险制度。所谓护理保险制度是指一种新型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其内容包括福利、医疗、保健的综合配套服务，实现形式主要有两个方面：即设施服务和居家服务。而居家服务的宗旨就是在减轻家庭负担的情况下，让老年人在家里接受各种所需的服务，以此来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三）新加坡的养老模式对于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新加坡一直就主张家庭养老。为此，新加坡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治国之纲”。孝道可以稳固家庭，可以使社会繁荣。前总理李光耀曾说，“我们须不惜一切代价，要尽可能避免三代同堂的家庭分裂。”基于这一目的，新加坡于1994年颁布了《奉养父母法》，这一法律是世界上第一个为“赡养父母”所立的法。在这一基础上，1995年11月，新加坡又在其所颁布的《赡养父母法》中规定：成年子女需资助贫困的年迈父母，如其拒绝，父母可以向法院，法院调查情况属实，将判处该子女1年有期徒刑或罚款1万新加坡元。在分配政府廉租房时，对三代同堂的家庭给予价格上的优惠和优先安排。在这一系列制度安排下，新加坡国民很多人愿意在家赡养老年人。
四、我国如何应对家庭养老问题
（一）完善相关的家庭养老制度虽然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老年人养老应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但却缺乏相配套的激励机制与惩罚措施，仅是一纸条文。面对需要赡养四个老人的年青夫妇来说，事实上毫无意义。面对自己的父母，大多数年青夫妇虽有赡养的意愿，“无奈在各种经济压力、住房压力的现实面前，只能无奈选择将年老的父母留居别处，与自己分居。”对日益突显的老年人养老问题，我国政府是否可有限度地学一下韩国、日本、新加坡的作法，使年青的夫妇有能力在自己家中赡养自己的父母。
（二）将家庭养老多元化我国正处于养老模式的转型期，单纯依靠家庭、政府、社会养老似乎都不太现实，因此，必须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真正做好老年人的养老工作。作为一个礼仪之邦，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家庭养老，现在虽然由于经济的发展，家庭成员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可根据这一情况，将家庭养老进行泛化。即不是简单地将与老人同住在一起称之为家庭养老，对于与老年人居住的并不太远，可以经常照顾到的情况也应归于家庭养老。因为家庭养老的目的，无非就是使老人在生活得到保障的同时，精神上也可以得到慰藉。而这一点对于与老年人居住相对较近的子女来说，客观上相对容易实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家庭养老泛化一些，在这一理念下，再看我的国的家庭养老问题就会发现，我国的家庭养老从形式上仍然保持着传统家庭养老的格局，但在内涵上体现了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
（三）社区协同家庭养老现在，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有自己的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都有自己的社区管理机构。而在每个社区，总有一些热心公益的志愿者。对于我国目前家庭养老实际存在的一些困难，各社区可以以社区的名义，组织这些志愿者，对需要帮助的老年人在居家养老有困难时进行一些必要的帮助。这样，既实现了老年人家庭养老的愿望，又为在家庭养老中确实有困难的家庭解决了实际困难。此外，社区还可针对这部分老年人，开展一些形式多样的服务：如可在社区办一些活动室，组织家庭养老的老年人参加这些文化、体育、教育活动，使其精神上得到慰藉；对生活基本能自理但又需要一定照料的中高龄老人，可采取日间护理；低龄健康老人在自愿、量力的前提下，也可参与到照顾中高龄老人的活动中……家庭养老通过社区的协助，一方面确保了老年人在自己家中居家养老，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社区在一些项目中按保本微利原则增加一些收入，从而安置一批下岗职工就业。可以说，社区协同养老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善事。
2．高一、高二阶段的教学应突出化学的社会性
化学教育的社会化，能提高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为化学教育专业化作好精神准备。还能让大多数学生掌握一定的化学知识，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现象。开展化学社会性教育，可产生积极的诱导因素，使学生喜欢化学，这是学好化学的先导，也是化学专业思想稳定的必经之路。3．结合笔者所在校大多学生来自农村这一具体实际，开展化学教学工作。
(1)结合教材讲授化学史结合教材内容概括介绍我国造纸、制火药、瓷器的烧制;石油、煤的最早使用;侯氏制碱法的贡献;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介绍拉瓦锡对“燃素”的否定、道尔顿原子科学的假说、凯库勒苯环结构的梦得、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提出，以及居里夫妇钋、镭元素的先后发现……。介绍化学及其应用的新成就和发展趋势。这不仅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还能陶冶学生的爱国之情，培养学生的进取精神，激发学生顽强刻苦和奋发向上。
(2)联系生产和生活实际进行教学遵循化学教育社会化，应使未来公民掌握有应用价值的知识这一宗旨，加强化学教学同工农业生产相联系，应成为中学化学教学的方向。例如:
①贵州红壤、黄壤多，土壤呈微酸性(pH多在5～6之间)，且土壤粘性重、缺腐殖质、团粒结构较差、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因此，土壤改良时，应施以石灰和增加有机肥的使用等。
②肥料的合理使用。贵州农村大都有粪尿拌灰或把潮解的硝铵埋在草木灰里的习惯，为改变这一状况，必须结合化学知识，让学生了解铵态氮肥(如NH4NO3、NH4HCO3)及酰胺类肥料［如CO(NH2)2］等遇碱(草木灰中含有碱性盐类K2CO3等)都会反应放出氨气，从而使氮肥肥效降低。总之，在化学教学活动中，应结合教材适当对学生进行环境化学、农业化学、医药卫生化学、生活用品中的化学等方面知识的教育。这样，不但能巩固学生的化学知识，还能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精神。使学生明确化学科学对升学、科研生产、生活、工作的所有领域都能发挥巨大作用。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各个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和交流日益增多。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的结合也日益紧密，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之一。当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例外。主流文化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能够在诸多文化中起到主导地位，并能整合和引领其他文化的文化。在当今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就是以为指导，吸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具有先进性并体现时代精神，为人民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包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同时也更加集中、简洁地表达了我国当今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内涵。
二、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
构建和谐社会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使先进文化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成为主流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精神支持、道德基础和文化条件。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表现其人本性，先进性和时代性。先进的主流文化是先进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什么样的文化建设反映了一个政党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以先进主流文化为指导。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文化方向：要发展和谐文化，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思想基础。从而确立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
三、坚持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是我国正面临着“全球化背景下的转型”。这一特征使得我国在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现状上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次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崛起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将中华文明看做“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竞争者”。足以说明中华巨大的精神内涵和发展潜力。中国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汉语也成了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工具。贴在巴黎街头的一则醒目的海报这样写着：“学汉语吧，那意味着你未来几十年内的机会和财富。”中国文化已经走向全球。然而中国并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完善体系。比如在儿童语言教育方面，所谓的“双语”教育正在打压、矮化汉语教育，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教委竟然明令禁止幼儿园推行幼儿识字教学。数典忘祖、破坏民族文化传承的举动在复兴本土文明、珍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民族信念的大潮前，多么愚昧可怕!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文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不理解我们的文字，谈不上教育进步，更谈不上发扬民族精神!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就需要构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并坚持其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四、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中国文化的缺失导致西方文化日益侵蚀，我们所经历的种种困境无不在呼唤中国文化的崛起，中国主流文化的崛起!但如何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呢?
首先要坚持以为指导核心，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灵魂。只有坚持贯彻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以马列主义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延续，又是中国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结果。贯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文化改革，注重法制、效率、公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旋律。
其次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本土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支撑，而一味地鼓动崇尚“崇洋之风”，那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而丧失了灵魂的民族必然会日渐衰亡，走向没落。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
再次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占领网络阵地。网络社会作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延伸，形成了“虚拟世界”中多种文化并融交错的格局。在网络文化空间中，从直接涉及社会文化价值层面的高层次的理论论战到低层次“娱乐至死”的消费文化甚至黄、毒、赌等丑恶社会现象，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网络优势。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网站开展优质的政府公众信息服务，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优秀的传统文化信息资源上网，把中国博大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文化成果转制成数字化的包括中文和外文界面的信息文化产品，拓展先进文化信息的辐射空间，提高中华文明在互联网上的文化地位。
2．辩论中的“舌战优势”桑斯坦研究发现:在许多领域中，持某个观点的人会比持对立观点的人具有天然的“舌战优势”。比如，在涉及到罚款的情况下，主张做出较高金额罚款的人们比主张做出较低金额罚款的人们具有天然的“舌战优势”，双方的讨论结果也往往趋向于更高的罚金。拥有“舌战优势”的一方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占据了道德上的有利位置。在惩罚性措施中，对于错误行为的惩罚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与此相对立的免于处罚甚至从轻处罚都可能会触犯众怒，使自己处于道德上被动的位置。在很多情况下，处于“舌战优势”的一方经常在不经意间可能将问题的性质严重夸大，导致在论战中的双方向处于“舌战优势”的一方迅速偏移，群体最终走向极端。
3．社会流瀑效应桑斯坦认为，群体极化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社会流瀑效应的刺激，“当流瀑效应发生时，信念和观点从一些人那里传播到另一些人，不是依靠传播者的实际所知而是依靠他人所持有的想法而决定自己的观点。而这种信念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人们都不是依靠自己私人的信息而是依靠自己所信任的别人做出的判断。”社会流瀑效应的产生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与群体成员间信息的传播方式有关，而另一种形式则与名誉感相关联。信息型流瀑:假定群体中的成员依次发言，A认为某种恶劣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发生，B现在知道了A的判断，假设他根据自己所掌握信息的判断与A的不同，但同时又不足以明确辨别谁的观点更加可信，这时B就有可能会采用随机方式决定，其结果很可能是同意A的观点;现在轮到C来判断，在A和B都已经表示恶劣的行为已经发生的情况下，那么即使C所持有的信息表明前两个人错了，他也很可能会忽略自己所了解的情况，转而同意A和B的说法，因为在C看来，A和B所得出的结论很可能都是有理由的，而自己的信息并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这样C实际上就处于一个信息流瀑之中。名誉型流瀑:在名誉流瀑中，人们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或者什么可能是正确的，但他们仍然采取从众行为，以保持别人对自己的好感。比如A认为某一社会现象是不合理的，而B表示同意A的看法，不是因为他真的认为A是对的，而是他不想得罪A，或者显得对公共利益毫不关心，如果A和B都表示这一现象不合理，那么C即使不觉得这一现象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公开反对A和B的观点，甚至还可能会附和他们的判断，原因就在于C不想受到A和B的敌视，失去群体对他的好感，这样一个名誉流瀑就在事实上产生了。可见，社会流瀑效应就是使群体成员在新的观点和意见面前发现了现有结论的不合理之处，也不会轻易采取和他人不同的行动，结果往往是促使群体讨论走向极端。
4．“群体思维”的特征“群体思维”这一概念是由社会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提出的，用于解释那些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失误、灾难，甚至某些形式的极端主义的决策过程。贾尼斯认为，某些群体在决策时会窒息不同的意见，注重达成共识而非正确性，对于替代性选择和后果的研究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结果往往酿成惨败。群体通常强调团结一致和志趣相投，而这一观念将使得群体成员面临的信息和名誉压力加强，群体成员会沿着处于优势地位的观点不断倾斜，直至走向某一意见的极端。群体思维还会贬低对某一决策或观点的重新审查与思考，对对立面的看法也始终抱有成见，要么视之为十分邪恶而不愿与之交谈，要么视之为十分愚蠢的意见而不愿对其进行审慎的思考。一个受群体性思维影响的组织，总是会施加各种压力，迫使人们采取单一与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相一致的思维方式。
二、大学生群体更容易走极端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青年群体，他们朝气蓬勃、富于激情，看重个人名誉，充满正义感，具备较强的集体观念，组织性纪律性强。这些特征使得这一群体更加容易走向极端化。
1．大学生更加重视自己的名誉诚如前文所述，名誉感经常扮演着极化推手的角色。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四年中都要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校园内，宿舍、班级、年级成为他们最容易找到归属感的集体，因此他们也非常看重宿舍、班级甚至年级同学对他们的看法和评价。一旦了解到别的同学的想法，他们就会朝着占据主导地位的立场调整自己的观点，克制自己所持有的相反意见，而对目前集体中多数派的观点表现出更多的热情与支持，以使自己显得更加的“合群”。在讨论的过程中，意见处于弱势地位的大学生会越来越不愿意表达自己私下持有的信息，使得自己所处的集体的立场逐渐走向某个极端。
2．大学生更容易受“舌战优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通常更加富有正义感，在对一些违反规则或是道德行为的批判上，也往往更加富有激情和不遗余力。“舌战优势”经常发生在讨论实施惩罚性措施的情况下，主张予以较重处罚的人在与主张予以较轻处罚的人进行辩论时，往往会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道德上的优越感会使主张较重处罚的人底气十足，气势上足以压倒主张较轻处罚的人，最终的辩论结果也往往偏向形成较重的处罚。对于富于社会正义感的大学生而言，这种“舌战优势”发生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在对一些不公正现象进行批判性讨论的时候，大学生群体的正义感有时会让他们冲昏头脑，盲信自己对某一恶劣行为的严厉声讨是正当的，在多数大学生都自信的选择对某一行为进行严厉处罚时，那些对处罚结果的合理性存在怀疑的群体成员，这时也因为在讨论时的劣势地位，而难以对讨论的方向发生实质性的影响，群体讨论的结果更加容易向着主张严厉处罚的一方走向极端。
3．大学生管理模式容易滋生流瀑效应国内高校对大学生特殊的管理方式，决定了这一群体更容易受到社会流瀑效应的影响。在寄宿制条件下，所有学生被以宿舍、班级、年级等为单位分成一个个大小不等的群体，群体成员生活和学习在一起，彼此之间比较容易形成情感联系，这样一些具有情感联系且长时间生活在一起的群体，正是社会流瀑效应产生的绝佳温床。例如，某个宿舍的同学在讨论学校食堂饭菜价格是否合理的问题时，A同学根据自己对其他高校食堂饭菜价格所掌握的片面信息，认为本校食堂饭菜价格很不合理;同宿舍的B同学在听到A的判断时，由于对自身掌握信息的不自信或者出于不愿得罪A同学的考虑，也做出了学校食堂价格不合理的判断;现在轮到同宿舍C同学，此时即便他掌握一些能够证明A和B同学判断错误的信息，但是出于不愿受到A同学和B同学敌视的目的，最终也会做出学校食堂价格不合理的表态，一个简单的社会流瀑效应就这样发生了，当这一效应的范围扩大到班级、年级时，一场针对学校食堂饭菜价格的群体极化事件就有可能发生。
4．大学生更容易受到“群体思维”影响大学生是一个组织性纪律性非常强的群体，在学校日常的素质教育中，也会不断强化大学生作为集体中的一员团结一致和凝聚力的重要性。这些品质对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这些品质在某些情况下，却有可能会加剧群体极化出现的可能性。桑斯坦的研究表明:如果群体成员高度的团结一致和志趣相投，由于信息和名誉两方面面临的社会压力都得到加强，群体中发生流瀑效应的可能性就会增大，随之而来的是群体讨论的方向可能会由于损失了那些持有不同信息和观点人们的意见而出现偏差。团结一致的潜台词其实就包含了需要抹杀不同意见，鼓励群体成员意见和观点的同质性;凝聚力的形成同样也是需要群体中的某些成员牺牲个人的观念和看法，服从在群体中处于多数派地位的观点，在这两种品质的共同作用下，大学生群体的集体讨论往往更容易走向极端。
三、预防大学生群体极化的对策
对于如何防止群体极化现象的发生，桑斯坦提出了几个方面的对策:传统主义、后果主义、协商民主的理念以及多样性与平衡。这些对策在预防大学生群体极化方面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传统主义强调经验和约定俗成的传统的重要性，可以有效避免大学生由于激情与冲动引发的极化;后果主义通过对某一极端化事件所可能产生的恶劣后果的预判与呈现，能够有效地警醒群体讨论的极化倾向;协商民主重视各种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与辩论，有助于增加观点的多元性;而多样性和平衡则鼓励新的观念与声音，避免群体成员的同质性，通过相互交锋的观点让讨论更加理性。
1．重视传统的作用英国政治家埃德蒙德•伯克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发现，民众的激情容易导致人们受到某种思想的煽动而走向极端，相对应的，他提出要注重世代相传的经验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具有理性的公民会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而把大量的权力授予社会传统。传统主义肯定能够作为对走极端的一种制约机制发挥作用，如果群体成员尊重过去的做法，他们就不大可能会将其抛弃，转而选择内部讨论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尊重传统的人们发生极化的可能性极小。大学生群体富于创新精神，喜欢挑战和冒险，但有时候也很容易被自己的激情冲昏头脑而做出极端的选择。大学生要正视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将激情先放置于传统和经验中冷却一下，充分尊重过去的传统和积累下来的经验的重要性。在许多情况下，“动摇不定和反复无常比固执和最盲目的偏见还要糟糕一万倍”。
2．加强对极端化后果的预判和警示受边沁功利主义的影响，桑斯坦提出了应对群体极化风险的另外一种对策，即后果主义。后果主义主张认真调查某种行动所可能产生的后果，通过必要的调查能够要求人们与事实接触，减轻社会争端以及与群体极化相关的风险。桑斯坦研究发现:通过较好的认识一种或者另一种对策的后果，可以有效地降低群体极化的可能性，许多严重的分歧也是可以缩小的。对于大学校园中发生的许多群体极化事件而言，如果一开始就对即将产生的后果做出准确的预判，那么参与这一群体行为的成员会更加倾向于主动避免极化结果的发生。这是因为，对群体向某一个极端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后果的预判，可能会约束人们对现状所抱有的激情，进而遏制群体的极端主义倾向。高校的管理者们应当在预测各种可能的极端化事件的后果上多做文章，针对存在极化倾向的大学生群体积极开展教育工作，通过分析其群体行为的可能后果有效警示大学生群体的极端化行为倾向。
美国教育家温斯顿·布伦姆伯格曾说过：“采取只知语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养语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办法。”语言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相互渗透着的。人类用语言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人情的总和。而教学中，我们常把文化分为两个层面：即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通常交际文化要比知识文化更直接地影响言语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和跨文化交际。对文化所包含的这两个层面的熟悉、掌握、运用程度，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社会文化能力。
一、社会文化能力培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国加入WTO以后，社会对涉外人才的培养数量和层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业对外向型、复合型人才（既具有专业知识，又懂外语）的要求也愈益迫切。另外，高职教育也取得了较大发展。高职英语教学作为高职教育与社会需求接轨的一个重要环节，日益受到重视。但从目前高职英语教学的现状来看，还存在众多不足。例如：
1．高职学生入学成绩参差不齐，英语基础相对薄弱。据调查，英语高考成绩在60分以下的学生只认识600个左右的基本词汇，阅读、听说能力也比较差。大约有1/4到1/3的学生只能进行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会话。
2．高职英语教学的师资力量不是原来中专学校或中学里过来的，就是刚毕业的应届生。教学方法不能适应高职教育的特点，事倍功半。
3．在现今的英语教学中，人们普遍忽视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认为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语言知识的传授，没有把文化渗透和学生的语用能力相结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组织修订的《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明确提出了“以实用为主，应用为目的”的教学目标。新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以下特点：
1．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突出实际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
2．以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为目标，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将语言基础能力与实际涉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满足21世纪经济发展对高职人才的要求。
3．为适应改革开放对涉外业务交际能力的需求，加强听说能力的训练以及加强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已成为高职外语教学的当务之急。
高职学生学习英语是为了用它来进行涉外交际，高职英语教学应加强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但是应用能力既可泛指应用语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语言运用到实际涉外交际环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称为“社会文化能力”。“应用能力”是“社会文化能力”的基础，“社会文化能力”则是“应用能力”的最终表现。因此，高职英语教学应以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为最终目的。
二、如何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实际上，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在英语教学的各个阶段、各个层次上都可以进行的，它存在于语言教学的各个环节。
首先，作为高职英语教学引领者的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海姆斯（Hymes）曾说过外语教学旨在引导学生“在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对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谈什么。”从这意义上看，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语言能力与文化能力是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的。
对英语学习者来说，学习英语既是为了掌握一种新的交际工具，也是为了学习和了解其文化；从教师教学角度来看，教授一门语言同时也应是在传授一种文化。教师不能只顾教授语言知识，也不能说教语音的只管教语音，教语法的只管教语法。英语教学“只有考虑到文化因素，我们才能全面地理解语言行为，”（Crane,1981:194）才能更有效地交际。由此可见，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更新教育观念，把教学指导思想从“语言为本”向“以语言运用为本”转变，以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为宗旨。
其次是教学模式上的改革。
1．以大纲为依据。
转变了观念之后，要充分理解大纲。外语教师不能凭个人好恶予以取舍，而必须按大纲要求去做。要在仔细研究大纲，研究学习主体（入学水平、学习兴趣、学习方法、个性差异等）的基础上准确施教。立足本校实际，加强集体备课，商定每一单元文化导入的内容、要求、重点、难点等。日常教学中适时融入介绍、告别、聚会、访问等文化因素的讲解，在不知不觉中让学生领会“不仅要注意语言的准确性，还要重视语言运用的恰当性”，使其文化能力与语言能力同步提高。
2．程设置及教材选择。
课程设置应服从和服务于教学目标。高职院校大学英语教学之外可以请外籍教师开设口语课、语言文化系列知识讲座，也可根据自身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目标，尝试开设一些辅修课，
如“文化与交际”、“涉外礼仪”、“外企文化”等。这样既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又提高学生对不同文化的领悟力和接受程度。
另外，教材是否合适也会影响教学效果，阻碍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应选择多含英美本族人实际交际中的“真实语料”，方便教师教语言的同时结合文化内涵展开教学活动。
当然，教材内容应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学生有持续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其中的乐趣。同时也要使学生觉得“易学”和“好用”。另外，高职外语教学中读、写、译的重点应是涉外应用文献，所以教学素材的选择在着眼于典型性的同时，也应注重实用性。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典型性、实用性、趣味性强的语言材料对学生进行职业文化的渗透。
3．课堂教学。
对于英语课的教学要注重对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训练，运用多种方式增加课堂语言实践活动，如：role-play,groupdiscussion,pair-work,热点话题辩论，实用文写作等。要克服班级规模偏大，人数偏多的困难，实施老师为场外指导，学生为场上队员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的语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另外针对不同课型的课堂教学，教师应有意识地加强学生的文化意识。比如口语训练中，要让学生学会句式表达的同时，了解该语言适合的语境，包涵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现交际中的语用错误。因为缺乏文化背景知识的语用方面的错误，一般是不可原谅的，听者会认为是粗鲁和恶意伤害的自然流露，从而导致交际的失败。在阅读课时应加强风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绍。因为现今教材中的阅读材料多取自英美国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让学生更好地领会其中的内容，增强语言功底。而词汇中同样也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各种文化信息。有些词汇因人们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综合起来的文化意识使其在不同的语言中有着不同的内涵。如blue一词，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颜色，还可代表心情忧郁；在中国称赞人家小孩的时候往往用“胖乎乎的很可爱”，但英美人受社会文化影响认为fat是个贬义词，而常用“Whatacutebaby!”。这样的词汇很多，教师可利用这些词汇进行有意识的跨文化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4．考试项目的调整。
高职学生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是运用该语言进行成功的涉外交际。如果对学生语言学习的测试仅停留在知识点的考查上，那么最终还是回到与纸笔交流用规则硬套的哑巴英语。我们应提供多种测试途径（听、说、读、写），设置不同的语言环境，考查学生实际语言运用的恰当性和应对变化的灵活性，使语言学习真正为语言的最终交际服务。
5．英语教师培训。
正如前面提到的，高职英语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墨守成规和年轻化是两个最大的问题。许多英语教师自身就缺乏对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广泛了解。所以一方面教师本人应及时地补充给养，进行专业、学历等方面的进修提高。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为英语教师创造更多培训机会，让教师走出国门，感受英美国家的语言及文化环境。有一个实地的了解才能更好的比较、输出，才能在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时起到指导作用。
6．第二课堂。
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不仅限于语言教学上进行，而且还可以利用其他方法进行。例如，课余利用英语广播电台播放原汁原味的英语新闻、英语歌曲或利用多媒体电教设备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既培养学生学英语的兴趣，又可对异国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观的感性认识。还可以请一些外籍人士与学生定期开展直接交流，或以讲座形式向学生介绍国外的社会生活风貌等。通过这些方法获得的文化背景知识更易让学生们领会、掌握，促进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
再者，要明确语言教学与文化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
当然，高职英语教学中不能因文化教学的重视而忽视语言的教学。我们应权衡学生水平，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及教材内容等方面因素，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第一，文化教学是为了加强而不是削弱语言教学，是补充语言教学之不足，而不是取代语言教学。
第二，要明确语言教学的范畴。就一个国家文化而言，有主次之分。全盘顾之？一难于做到；二会使学生无所适从，最终不利于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故应择主流，有所选择地讲授。
第三，语言和文化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比如以前说中国人的谦虚，听到赞扬总说“你过奖了”“不怎么样，让你见笑了”等等。但据调研表明，现在的年轻人听到赞扬有近一半说“谢谢”或其他类似肯定的话。故在文化教学中应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能严格遵守文化规约，也意味着教师要与时俱进。
三、结语
21世纪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发展必将使跨越不同文化的人类交流愈加频繁。因此，在高职英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实际的涉外交际能力是最终目的。而语言技能的提高转化到语言运用能力提高的过程中，时刻都会受到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冲击。我们应在如何打稳、夯实语言基础的同时多渠道地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从而促进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和谐交流与沟通。
参考文献：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二、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影响下文学创作漏洞
文学创作有自己的标准。在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影响下,当代文学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内容和形式上更加丰富,但是部分文学创作却是不尽人意的,具体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作家精神价值追求的冷漠和责任感的缺失
作家的创作动力不够,没有积极进取的意识。体制带来的影响虽说是外在因素,但是在这种体制下,作家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取向却是作家自身的因素。创作的作品多数存在着类型化的趋向。与此•58•同时,作家不再关注社会民生和生活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精神资源的匮乏和社会价值观念的贫瘠。
(二)大众文化时代对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的影响
随着大众文化的盛行,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冲突。当代作家面临文学创作最大的迷茫和抉择。作家自身创作素材的匮乏、创作过程的迟缓和市场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不平衡。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创作的初衷,部分作家为了迎合市场而放弃了自身文学创作的信念。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作家文学创作能力的弱化
文学是有魅力的艺术。文学创作应该具有一定的高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应该把文学的高度和魅力展示给读者,而计算机语言的智能构词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作家对文字的推敲和有效使用。作家过分依赖程序化的语言,从而放弃了对文字语言使用的主动性。
三、多元化社会价值观下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
(一)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下的网络文学现状
网络传播的兴起,使当代文学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网络传播的条件下,文学创作者与读者接触更亲密,沟通更频繁,而这正是网络传播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最重要影响之一。网络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网络文学的存在与传统的出版形式已经形成了彼此认可、合作互补的双赢局面。网络媒体的发展让网络文学有了新的市场。通过网络资源,人们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大量的文学网站,网络期刊和各类文学论坛占据了读者们的视野。
(二)多元化下的网络文学是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充实和补充
在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网络文学应运而生。经济政策、管理方式的变化,还有不断进步的科技和更替速度得到大大提升的资讯设备。这些现象紧密地联系起来,最终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走向多元化。人们开始有了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这些因素使得网络文学的考察视角变得丰富。网络文学的创作方式、存在形式和文学机制都呈现出新的价值趋向。不同的传播方式迎合了不同的文学特征,不同的文学特征则需要不同的传播方式。网络文学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还具体表现在作者文学创作欲望表达的扩张、题材与文体的拓展、文学形态的变化、文本创作与传播方式的变换等几个方面。
四、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下文学创作中写作理念和手法的发展方向
(一)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
倾听国家和人民的声音随着商品经济和传媒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文学迅速崛起。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社会价值观念以及文化格局发生结构性的转变,社会结构呈现多样性。在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中,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孤立的,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扮演着一种角色。作家是一种职业,是一种社会行业。因此,作家要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要对社会负有责任。作家的文学创作虽是个体劳动,却不会是个体事业。因为,作家代表的是一个行业。作家的文学创作,不仅仅要满足于个人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应表达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关注和关心,反映社会价值观念,引导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要与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需求相联系,融入到国家和社会生活中,要具有现实担当的作用,也要具有指导教育的意义。这样才能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尊重。随着我国综合竞争国力的迅速提高,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仅人们生活幸福了,而且社会价值观念也多样化了。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都充满着文学创作的素材。这正是作家创作文学作品的黄金时期。在这种条件下,作家应该站到人民的立场,关心人民的生活,倾听人民的心声。这样,作家才能创作出反映时代,具有影响力的好作品。
二、二语写作学习策略的范式转变
20世纪70年代以前，二语写作仅仅被视为语言教学问题，教师关注的是写作的成品，强调语法的正确性、词汇拼写的准确性、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二语写作学习者主要是通过记忆和模仿等学习策略来提高写作成绩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认知理论的兴起，人们开始从认知的视角审视二语写作———写作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包括写前计划、草稿、修改、审校等。这一范式的转换标志着从关注写作成品到关注写作者的个体认知行为的重大转变。在认知理论框架下，写作被视为一个“非线性的探索和生成过程，作者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现并修正自己的观点”［8］，其使用的策略包括规划、翻译、审查、监控、生成思路、组织、目标设定、评估、修改等［9］。然而，认知范式对于理解语境显得太狭隘，它忽视了对社会、历史、政治的语境的关照。于是一些学者建议在认知框架中添加更多元素［11］，认为学习策略的使用应该是认知与语境相互作用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受社会文化理论的影响，学者们开始质疑多年来占主导地位的认知理论。社会文化派学者认为，语言认知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能力，也不只是思维所具备的心理功能，而是一种社会能力。换言之，语言认知来源于我们所经历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情境，所以学习（包括语言学习）是我们从环境所提供的体验中去提炼知识的过程，而这种体验本身具有社会属性。在二语写作学习中，学习者与环境、他人以及特定时间进行交互，而这种交互又是通过一定的中介工具（包括语言）来实现的。近年来，在社会文化理论的指导下，学者们开始把写作视为社会行为、文化行为，强调语言习得过程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凸显认知与社会文化环境的辩证关系，在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中，离不开中介工具的支撑和协助。具体来讲，语言学习是个中介过程。针对二语写作策略来说，学习者要充分利用中介资源，加速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内化过程，进而提高二语写作的产出能力。
三、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二语写作学习策略
迄今为止，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探讨中国大学生二语写作学习策略的研究明显不足，而且，现有的研究成果只限于写作学习者，特别是善学者使用了哪些学习策略［12］。Lei研究表明，英语写作善学者在英语写作活动中使用了中介手段来完成写作交际活动，这些中介资源包括文化中介、规则中介、他人中介、角色中介等［13－14］。Gao从社会文化理论角度解读中国学生在外语环境下和在目标语环境下使用学习策略的差异，进一步证实学习环境对学习者语言习得的重要性［15］。Liu也认为中国学生在外语环境下使用的学习策略与在目标语环境下学习策略的使用有明显差异，学习者更多地使用社会策略，而较少使用记忆策略和补偿策略［16］。从这些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学习者学习策略的运用与具体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以及文化环境密切相关［17］。学习策略对于写作能力的提高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写作研究从认知到社会文化理论的范式转变，研究的重点已从认知转到了语境。然而，目前有关社会文化理论的二语写作学习策略研究大多属于理论层面探讨，如何应用社会文化理论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进一步指导和培养学生的写作策略还在探索中，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鉴于此，写作教师要善于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的写作问题和不足之处，有针对性地提供写作训练，并对学生进行写作策略指导，全面提高其二语写作能力和水平。
（一）环境中介策略传统的以认知理论为导向的二语写作，只关注写作过程和应试技巧；而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二语写作强调社会和文化语境的重要性，良好的社会、文化语境，对于学生深刻理解写作的本质以及提高学生的写作策略和写作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学生在外语课堂中进行的二语写作，缺少真实的写作语境和大量的写作实践机会。作为一线二语写作教师，我们应以社会文化理论为指导，整合课内外环境中介资源，对二语写作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学习策略、社会文化环境等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指导，创设有利于二语写作能力提高的学习环境，为进一步提升英语写作教学提供理论支撑和教学原则。课内的写作环境中介资源是指多种多样的写作活动的组织和安排。教师可以尝试“说写互动”模式，例如在写前活动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全班或小组讨论。Weissberg认为，课堂讨论不仅有助于母语写作者，而且有助于二语写作者挖掘写作主题，进行文字编码，并进一步意识到写作过程的方方面面［18］。显而易见，讨论在整个写作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生在讨论中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拓宽视野，理清思路。这种以讨论带写作的写前交互活动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克服写前障碍，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也为后续的写作过程奠定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译写结合”也是值得尝试的课堂活动模式，可以采用与汉英翻译有关的互动方式，将写作课与汉英翻译课相融合。例如，在赏析名言警句或是经典段落时，可以引导学生先进行英汉翻译，让学生体会英汉语言的各自表达方式、特点以及差异。同时，教师还可以在讲授英语句子合并技巧时与学生进行汉英句子翻译的教学互动。课外的写作环境中介资源主要是指对网络资源的有效利用。根据写作话题，教师要求学生课外搜集相关写作素材。学生通过多听英文材料（例如英语新闻、英语辩论、英语演讲、英文电影、英语访谈等）知晓国内外大事、热点问题，了解不同的声音和看法，同时也强化了学生的语感，增加语言知识的积累，为写作储备必要的素材。另外，学生通过阅读英文报刊、英文原著，不仅可以接触到原汁原味的英语表达方式，熟悉英文的写作结构、上下文的呼应、内容的连贯等，还可以学到如何用地道的英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总而言之，充分挖掘这些课内外的环境中介资源，为学生提供生态化二语写作学习环境，让学生的写作学习与社会文化语境相结合，将听、说、读、译与写作形成良性互动，不仅有利于英语写作教学，更有益于学生形成有效的英语写作策略，实现写作教学效益最大化。
（二）文化制品中介策略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第二语言习得是一个中介参与的过程。Lantolf把有关二语习得是一个中介过程的研究分成三类，即社会中介、文化制品中介以及个人中介。其中，文化制品中介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制品。1．母语中介策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语言是最重要的中介工具。鉴于教师和学生都是双语者，他们在交流互动中可以同时使用两种语言，具体选择哪种语言取决于交流的目的和交流的效果。在二语学习活动中，学习者可以通过有意识地使用母语进行自我调控，不应该极力避免使用母语，而是应该把母语作为学好二语的一种策略，尤其是在二语发展初期，学习者还很难运用二语进行高级认知活动，此时，可用母语来协助学习者规范高级认知过程，提升其二语表达能力。鉴于母语在二语学习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具体的二语写作学习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适时适量地使用母语学习策略。例如，在预写阶段，从选题、构思的角度来看，汉语来得更直接，更容易，特别是学生在交流相互的看法和意见时，使用汉语明显比英语更顺畅，更易于表达观点，使其更加专注于写作内容本身，避免英语表达上的困难和障碍。同时，在反馈阶段，可以适度发挥母语的中介作用。作为反馈过程中的一种中介策略，母语能够起到促进沟通、提取信息、控制任务过程等作用，而且母语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反馈的意义和价值，促进语言习得。因此，母语有助于排除语言障碍，拉近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便于教师和学生的交流，使学生更专注于写作文本本身，从而减轻学生的认知负担。由此可见，只要学习者适时适量地使用母语，也能使母语在二语习得中发挥积极作用。2．网络、图书馆等工具中介策略除了语言中介工具之外，像网络、图书馆以及电子词典等也是非常重要的中介资源，特别是在英语写作中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资源。Lei关于学生英语写作中介策略使用情况的研究发现，善学者在英语写作实践过程中频繁使用网络资源和电子词典，并达到了预期的写作目标。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要合理有效地利用这些中介资源，提高学生在应对不同写作任务时采取适当的写作策略的能力，以便使他们顺利地完成写作任务，进而达到交际的目的。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大学生英语写作策略所使用的中介资源又可称为支架，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同伴或教师提供的交互式支架，另一种是工具式支架（如图书馆电子资源、在线语料库、在线词典等），这些都可以成为写作教学中重要并且可以利用的学习资源。教师应鼓励学生充分利用这些工具资源，整合多维度、多视角的写作资源，拓宽写作思路和视野，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度和得体性。与此同时，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写作水平，建立模拟的写作训练库。写作训练库包括选题的规范、写作提纲的撰写、段落的衔接、词汇的选择等。写作训练库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而且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语料库可以提供真实语言运用的典型实例，促使学生真正掌握词语的用法以及搭配语境等诸方面的系统知识，并在实际运用中提高交际能力。学生还可以利用现存的网络语料库和美国英语语料库进行写作训练。顾纪鑫等提议可以模仿国外的做法，建立网上写作实验室或网上写作中心，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更多练习和指导写作的途径。总而言之，教师在写作学习中介的设计和运用中，要充分发挥文化制品的多方面功能，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学生的英语写作学习，提高学生的写作策略意识和写作能力。
（三）共同体中介策略目前，对学习共同体的界定主要是从群体关系、社会组织的角度切入，凡是以社会协商的方法建构知识的团体都可称为“学习共同体”，也可称为“学习者共同体”［22］。在写作活动中，当学习小组或班级通过写作学习活动相互交往，形成一套共有的写作学习的习惯，共同完成写作学习目标的时候，“写作学习共同体”随即产生。写作共同体的成员相互依赖，协作完成写作任务，实现共同写作目标。在进行写作活动时，学习者不仅要完成自己的写作任务，还要帮助完成小组的写作任务。在共同体中，成员之间形成相互影响、互为依靠、共同提高的人际关系，最终促进所有成员的共同成长。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二语写作不仅是个体的学习行为，而且是一种集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一共同体的活动中，写作者在与教师、同伴的循环交互中不断修改和完善写作文本，提高写作文本的质量和二语写作水平。教师的中介作用是提供“脚手架”的帮助，对学生的写作过程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指导。对于二语写作学习来说，学生在完全真实的环境下学习写作往往是不现实的，这就要求教师必须通过提供设计恰当的支架，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具体的支持和帮助。其中最重要的支架就是评价工具。评价工具包括评分规则、写作档案袋、评估表等，教师要关注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应该根据具体的写作学习需求设计评价工具，并适时提供给学生，目的是让学生了解评价标准，规范自己的写作行为，调整自己的写作学习过程，为自己的写作学习承担责任。同伴的中介作用主要体现在同伴反馈过程之中。研究发现，同伴反馈有利于培养学生写作时的读者意识，训练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促进学习者之间的合作学习能力、社会交互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的意义协商以及多样化写作策略和技能的训练等［23］。学生的写作档案袋是学习共同体中介策略的集中体现。学生写作档案袋通常是以一个文件夹的形式收藏每一位学生具有代表性的写作作品和反思报告。它可以真实客观地记录学生的学习写作的过程，展示每一位学生在学习写作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取得的进步。写作档案袋的评价由学生本人、同伴、教师共同参与。同伴互评模式既可以减轻教师的评改工作量，又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评判能力，增强学生对自己和他人学习的责任感，使学生获得有价值的反馈，进而改进写作教学。师生面对面交流是关键一步，教师检查学生自评、同伴互评结果以及重新修改的文章，对学生取得的进步适时提出表扬和鼓励，同时指出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通过师生面对面的交流，让学生分析自己的写作过程与现状，看到自己的进步和不足，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同时也帮助教师了解教学状况，及时调整教学计划，确定新的教学目标。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是西方宗教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其思想传入中国。韦伯的思想主要包括社会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宗教社会学理论。受到所处时代的制约，他的社会学思想带有明显的“西方优势论”特征。但他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本质时，并没有单一地从某一个层面来分析，而是通过考察文化与经济、社会和宗教的关系来进行综合分析。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探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
一、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分析
韦伯是一位富有民族自豪感的社会学家，他指出，资本主义在东西方很多地方都曾经出现过，但是唯独在西方能够得以保留和发展，原因就在于西方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来自西方国家特有的“合理化”的社会运行规则。这里的“合理化”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的进程。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从科技的层面来看，这种合乎理性的行为方式对推动社会发展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正是韦伯思想的核心。文化的“合理化”是实现社会“合理化”的原动力，只有从经济和宗教问题入手，探寻它们与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才能更清楚地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历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到了富兰克林的一段演讲，演讲的核心思想是告诫青年人做生意时要诚信经营、生活上要量入为出、做人要谨慎诚实。韦伯认为，这段演讲所阐述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必不可缺的“至善”美德，市场的交易应当建立在这些美德之上。在韦伯看来，不能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而不择手段。他认为追逐利益本身与资本主义并无关系。韦伯指出，不管在什么样的国家，利益都是人类无法抗拒的诱惑。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应当具备的要素有：合理的自由的劳动组织、以消费为指向的理易形式、家计与家庭的分离、理性的账簿记账形式。而在这些要素之上，必须有一个确定的经济伦理，这个确定的经济伦理实际上也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的影响下所产生的文化理论，它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得以实现的基础。富兰克林给商业设置了一个伦理规范，实际上这种规范就是建立在宗教伦理基础上的经济伦理。当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形成的时候，人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变化：安逸的生活被破坏、田园牧歌式的生产遭到瓦解、农民开始进城务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人们无法再过悠然自得的生活，维持生计的本能让他们走进了工厂。韦伯在调查之后指出，在工业化生产中，天主教徒往往工作态度单纯并且创新不足。他们用消极的眼光看待商家和实业家，对商业回报缺乏信心。他们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无法在工厂中获得技术职位，如此，他们在现代化的商业竞争中便明显乏力。而通过从路德宗提出“天职观”到加尔文宗提出“入世的禁欲主义”的一系列改革，上帝在人们心中逐渐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人们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包括谁会成为上帝的宠儿。将“预定论”转化成充满入世精神的“天职观”，有助于人们专注于世俗活动。人们努力增强自身的能力，以消除“我不是上帝的宠儿”的焦虑。人们相信，越是过富足的生活，就越容易得到上帝的赏识。因此，人们热心于钻研，并且富有创造力。人们不仅创造了经济效益，而且还展现了一种新的精神。人们不再认为“钱是罪恶的根源”，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赚钱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韦伯看到了新的精神、新的伦理。
二、韦伯“合理化”宗教社会学思想的建构
（一）宗教的“祛魅”过程
宗教改革终结了教会的黑暗统治，改变了宗教神秘化、仪式化的运行机制。“因信称义”的教义让宗教变得不再神秘莫测，人人都可以得救的信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认为，除了可以在教堂和仪式中感受上帝之外，还可以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感受上帝的荣耀。“真正的清教徒甚至会拒绝在坟墓前出现宗教仪式的任何迹象，在埋葬至亲至爱的人时他们不需要挽歌或者其他形式，为的是杜绝迷信，消除那些通过巫魅和圣礼的力量获得救赎的观念”［1］103。韦伯将这一改革称为“祛魅”。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后来加尔文对宗教教义的颠覆性修改，使得清教徒能够在宗教思想的指引下找到自己的人生出路，并且在工作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从而实现其得到上帝恩赐的愿望。由于和宗教实践实现了个人化，宗教思想对人们日常行为的影响就化作了人们共同的文化修养，清教徒诚信、道德并且能够恪守己任。宗教的“祛魅”在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作用举足轻重，宗教的力量完全被世俗化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世界观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推进到一个“合理”的阶段，同时，宗教的“祛魅”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各个领域的理性化进程。“祛魅”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指引人们将信仰和理想最终都落实到了“劳动”上。对于新教徒而言，劳动不是服役，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他们乐于从事的一项活动，劳动让他们变得光荣。人们不再从复杂的宗教仪式中得到慰藉，而是在日常劳动中与上帝进行交流。人们在劳动中找到乐趣，劳动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慰藉。劳动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来自宗教的约束力使得人们忙而不累，这种“特殊的精神”推动资本主义实现了快速发展。
（二）入世的禁欲主义
虽然路德等人并不将唤起“资本主义精神”作为其奋斗的目标，但是，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由于他们强调“因信得救”，并且将响应神的号召与从事世俗的职业在语言表达上进行统一，职业便具有了“由神所交付的使命”这一意义［2］。“天职观”旨在使教徒相信，只要完成了在世俗生活中所从事的使命，专心于自己的工作，恪尽职守，便有机会得到上帝的恩赐。但是路德并没有将这一教义（即“天职观”）引向“资本主义精神”，而仅仅是在“祛魅”后对人们的宗教生活进行指导。加尔文将与宗教事务相关的责任和仪式都与日常行为方式联系起来，这就使新教徒具有了入世的精神。对于新教徒而言，金钱不再是中世纪宗教强调的“罪恶的根源”，而是证明自身价值的证据，经济上的成功能够帮助他们确立“上帝的选民”这一身份。在社会生活中，这种宗教精神就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人们可以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财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为了获取金钱而不择手段。上帝的命令是：你必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和罪孽如此［1］164。财富可以让上帝更加荣耀，但人们并不能因为拥有财富而过骄奢逸的生活，积累财富只是人们证明自己有资格做“上帝的选民”的途径。在韦伯看来，这种理性的世俗化的宗教伦理是合理的，新教徒通过严格要求自己和艰苦奋斗，是能够积累财富的。倡导入世精神让人们找到了消除自己不是“上帝的选民”这种焦虑感的途径，人们在工作中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从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理性工作。宗教改革使大多数人成为自由劳动力，他们不为教会所控制，“天职观”激励着他们去追求财富。这种情况又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韦伯实际上并不把科学和宗教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韦伯认为它们是分别在理智和情感这两个领域起作用的事物［3］。情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决定理智，这种有的“律己”情感，使新教徒形成了特有的文化观，他们严格遵守诚信和勤劳的原则，在“理智”的运用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对于韦伯文化观的评价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韦伯从经济和宗教问题入手所阐述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伦理。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限制，韦伯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学术界对于韦伯的思想向来褒贬不一。对于韦伯的思想，中外研究者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你也可以反对他，但是，你绝对不可以绕过他，包括他的思想和方法论。韦伯在对“祛魅”的阐释中，不但指出了它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而且也指出了文化理性化之后呈现的价值冲突。“祛魅”本身就是“理性化”的过程。“祛魅”使宗教的价值开始瓦解，自此，宗教的神秘感不复存在。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根据“目标”和“手段”的关系将人类有意义的行动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工具理性的，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作为“条件”或者“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第二类是价值理性的，它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行动者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去管具体的结果；第三类是情绪的，它决定于行动者具体的情感和情绪状态；第四类是传统的，它决定于行动者根深蒂固的习惯［4］。上述是韦伯基于自己“理想型”的研究方法对人类有意义的行动所作的区分。前两类主要涉及对社会的分析，后两类主要涉及对个人行为的分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而当理性的社会制度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时候，就会导致自由和意义的丧失。文化的“合理化”会让原本统一的宗教世界观变得杂乱，人们将自己的价值判断作为行为准则。人们因为文化观不同而相互争辩，人们对各种行为的理解发生冲突，这最终导致了文化的分裂。“工具的理性”使人们陷入一种官僚的、以目的为导向的行为方式，人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铁笼”。因此，韦伯在《新教伦理》一书的结尾对西方文明作了悲观的预测：“专家们失却了灵魂，纵情声色者丢掉了心肝；而这种空壳人还浮想着自己已达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文明程度。”［1］184韦伯在探寻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时，并没有从经济理论出发，而是从文化和历史因素入手，最终在器物和制度层面展开讨论。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能够在西方实现发展是因为西方有“特殊的气质”，西方人的自律艺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软实力。那么，为什么在亚洲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呢？韦伯指出，在中国，几千年来儒学在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的伦理价值不逊色于任何宗教教义。我们暂且不讨论韦伯将儒学与宗教相提并论是否恰当，单就儒学的社会功用来看，它的主张的确被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作为行为准则。儒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规划完全可以将社会推向“理性化”。但是，中国人不关心形而上学，因而也就无法摆脱传统的束缚［3］163，“价值理性”也就无法转化为“工具理性”，由此导致了思维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例如，中国的数学研究虽然很早就已经涉及三角学领域，但后来却因为相关知识没有得到广泛运用而出现衰退。中国的宗教不重视理论思辨，也缺乏对形而上学的关心，道教的“无为”和佛教的“轮回”把人们带入了一个虚无的世界，“出世”精神导致中国的宗教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孙硕，刘晗．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看资本主义发轫于西方的精神动力［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2）：39－41．
二、以“最近发展区”为理论依据，制定合理、有效的教学方案
Vygotsky将最近发展区定义为“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2001年Ohta将该定义具体到二语习得过程中，解释为“由个人语言产出所决定的实际发展水平与通过和同伴或教师合作所产出的语言所决定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语言学习者的能力和水平是不断变化的，在教师或语言能力比较强的同伴的影响下可以达到更高的水平，英语教师应该针对现阶段学生的实际水平以及学生通过一定的教学活动和同伴间的相互影响所可能达到的水平，制定合理、有效的教学方案。教学活动既不能太简单，以至于对学生形不成一定的挑战，也不能超出学生的能力范围，以至于彻底丧失信心。
三、用动态评价来确定语言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
动态评价由Vygotsky的同事Luria提出，20世纪50年代Piaget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观点和智力评估的过程趋向为动态评价提供了一定理论基础，而真正推动动态评价发展的是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最近发展区”。动态评价又称学习潜能评价，是对在评价过程中通过评价者和学生的互动，尤其是在有经验的评价者的帮助下，探索和发现学生潜在发展能力的一系列的评价方式的统称。与静态评价不同，动态评价不仅反映个体发展的结果，更关注学习者的学习能力和学生过程。动态评价因认识到学习过程不断变化的特性并更关注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开拓对于外语教学更具实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