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处在大洗牌、大兼并、大调整和大转型之中。世界经济运行之中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值得我们关注、研究和思考。特别是最近全球有五大动向构成了全球经济运行的五大变数，引起国内外媒体和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一、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
量化宽松政策是指在利率已经降到零或接近于零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通过购买证券的方式向市场大规模投放货币，运用非常规的手段来遏制通货紧缩导致的市场恐慌，刺激经济增长。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始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美国政府为了救金融、救经济，近3年来一直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一是超发美钞，二是实行低利率，由此向全球转嫁危机，向发展中国家输出通货膨胀。
2008年，美国政府加印了8400亿美钞直接注入银行，通过救银行来救经济；2010年11月初，美联储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继续向市场大量注入货币，又超发6000亿美元的现钞。无疑，这将进一步推动美元贬值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扬，并会干扰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由于美国一直在偷偷加印美钞投放市场国际贸易论文，加剧了美元在全球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一直在涨价。首先是石油涨价，价格超过100美元/每桶；黄金价格也在暴涨，突破1900美元/盎司；全球粮食价格也在上涨。这些都与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无关系。
当前，许多国家经济复苏尚未稳定，国际流动性过剩及输入性通胀使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现在全球出现两种发展态势，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出现通货紧缩进而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类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局面，特别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这类新兴经济体更是深受其害。所以应该说，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全球性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全球都在呼吁和敦促美国尽快淡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二、欧盟国家爆发大规模的主权债务危机
主权债务危机是以主权债务危机的形式出现――起源于国家信用，即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盟许多国家出现政府高赤字的主权债务危机，首先从爱尔兰开始，然后是希腊，最后波及到西班牙、葡萄牙。欧盟国家一方面实行社会高福利，另一方面财政高赤字，政府负债为民众提供高福利。金融危机之后，这个矛盾得以暴露和突显，使全球经济在后危机时代企稳回升的过程中出现众多的变数和动荡免费论文。
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有其历史、体制和自身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失去了“生产性”。 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其名著《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中曾意味深长的说，一个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产性”，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这就使得霸权国家有了生命周期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在希腊发生的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居民消费，导致经济下滑，货币高估使得出口始终较差，而没有灵活的货币政策，政府不得不依靠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赤字不断累积。赤字与出口下滑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希腊的主权信用风险逐步积累，并在本次经济危机中完全暴露出来。就欧盟而言，他们面临着科技很难水平短期内提升和币值要保持稳定的双重挑战。
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回升的势头并不稳固，也有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到目前为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没有结束，我们要深刻认识，保持警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来规避欧洲债务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严防W型二次探底的危机。
三、中东动乱引发全球性石油短缺和涨价
近半年来，北非、南欧等中东国家出现了连续不断的动乱事件。先是埃及，然后到突尼斯、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家都出现了动乱局面。深层次来分析这些动乱产生的原因国际贸易论文，从外因上看，美国和北约实行空中管制和飞机轰炸的政策，加剧了国内的动乱局面。从内因上看，一是这些国家的执政者长期实行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要把权力世袭传承给儿子接班，引起国内民众的反感。二是这些国家都是产油国，国家很富，但是两极分化很严重，贫富不均，年轻人就业很困难，贫困阶层人数很多。利比亚的反政府军规模就达到8万人，大多是就业难的年轻人和贫富分化中的穷人。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从而引发了社会动乱。此外，还有伊斯兰宗教背景等文化因素，导致这些国家出现了中东动乱的局面。其后果是这些中东产油国的原油产量下降，特别是美国的轰炸，使石油管道和石油设施得到了大面积破坏，导致产油量急剧下降，使全球石油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造成石油短缺、油价大幅度上涨。现在每桶石油价格已经突破115美元，创造了历史新高。
由于全球油价上涨，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变数，也给我国经济也造成很大的冲击。我国55%的石油需求依靠进口，而且还是第一石油消耗大国，国际油价上涨给国内带来了油价上涨的新压力。最近国内成品油价已上调了一次，汽、柴油每吨价格上涨300多元。如果中东战乱局势得不到平息和彻底解决，国际油价还会继续飘升。发改委还可能给中石油、中石化第二次、第三次上调油价的机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用油的企业和个人越来越多，油价上涨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也加重了民众的生活负担，成品油涨价对当前国内通货膨胀的局面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国内油价上涨与国际上中东动乱导致的石油短缺有直接的关系，也给国内扼制物价、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带来了新的变数和压力。
四、日本大地震和核辐射灾难拖累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3月11日，日本爆发9级大地震，地震海啸造成的损失很大，日本损失估计会达到4万亿美元以上，日本经济会减速低迷3-5年。巨大的灾害使刚刚有所恢复的日本经济蒙上阴影。自2010年秋天以来，日本经济整体都处于低迷状态。而大地震迫使很多企业停止生产，将直接影响企业经营业绩，导致企业效益下降，影响职工收入，降低消费意愿。本来2010年第四季度日本经济成长率就是-1.3%国际贸易论文，今年第一季度刚刚扭转为增长2.0%，主要依靠汽车、材料和半导体产品的出口拉动。有经济分析人士预期，这次地震可能会使日本全国GDP降低1%。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因大地震造成的经济影响也震荡着全球市场。鉴于日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地震造成的临时性出口中断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企业造成影响。另外，日本的债务负担已经是工业化国家中最为沉重的，其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已接近200%。因此，日本债市完全可能影响全球市场，造成连锁反应。对此，中国金融应该进入警戒状态。
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地震引发的核辐射灾难。日本是核电大国，全国共有55座核电站。核电发电占全国的30%以上免费论文。这次福岛4号核电站发生了爆炸和管道泄露，6万多吨被污染的海水直接排放到太平洋当中，估计损失要延续20-30年。由于核辐射的影响，很多国家拒绝进口日本产的蔬菜、水果、肉类和海产品等，这方面的损失会更大。日本的核辐射还引发了全球核能结构的反思。由于核能是可再生的清洁性新能源，全球都在谋划核电站建设，曾经一度出现全球核能热。这次核辐射的灾难，使大家重新反思核电站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我国已经全部叫停了正在筹建中的核电站，已经运转的核电站也加强了监管。所以，地震和核辐射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拖累和影响，也给全球能源结构的调整带来了新的反思。
五、“金砖五国”第三次峰会提出包容性增长
“金砖国家”携手的起点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从2009年的“危难携手”到2010年巴西利亚峰会探讨“合作共赢”，再到今年（2011年）“展望未来、共享繁荣”。一路走来的“金砖峰会”，从主题的变化上，就体现出了它们在经济危机之后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能力。如今，随着南非的加入，“金块的分量”也加重了。
4月14日，“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国家领导人在三亚举行第三次峰会，胡锦涛总书记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这是南非加入金砖国家以来的首次峰会，也是金砖国家领导人自2009年9月俄罗斯会晤以来的第三次会晤，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引起了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的共同关注。这次峰会在中国召开，增加了南非，由原来的四国扩大至五国，今后的队伍还将不断扩大，这是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不断发展壮大的标志。由于“金砖”国家队伍的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加深，提高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运行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这个影响力是深远而巨大的。
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处在大洗牌、大兼并、大调整和大转型之中。世界经济运行之中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值得我们关注、研究和思考。特别是最近全球有五大动向构成了全球经济运行的五大变数，引起国内外媒体和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第一，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
这次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始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美国政府为了救金融、救经济，近3年来一直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一是超发美钞，二是实行低利率，由此向全球转嫁危机，向发展中国家输出通货膨胀。
2008年，美国政府加印了8400亿美钞直接注入银行，通过救银行来救经济；去年年末，美国又超发6000亿美元的现钞，由于美国一直在偷偷加印美钞投放市场，加剧了美元在全球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一直在涨价。首先是石油涨价，价格超过100美元/每桶；黄金价格也在暴涨，突破1900美元/盎司；全球粮食价格也在上涨。这些都与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无关系。
现在全球出现两种发展态势，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出现通货紧缩进而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类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局面，特便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这类新兴经济体更是深受其害。所以应该说国际贸易论文，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全球性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全球都在呼吁和敦促美国尽快淡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第二，欧盟国家爆发大规模的主权债务危机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盟许多国家出现政府高赤字的主权债务危机。首先从爱尔兰开始，然后是希腊，最后波及到西班牙、葡萄牙。欧盟国家一方面实行社会高福利，另一方面财政高赤字，政府负债为民众提供高福利。这次金融危机之后，这个矛盾得以暴露和突显，使全球经济在后危机时代企稳回升的过程中出现众多的变数和动荡。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回升的势头并不稳固，也有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到目前为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没有结束，我们要深刻认识，保持警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来规避欧洲债务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严防W型二次探底的危机。
第三，中东动乱引发全球性石油短缺和涨价
近半年来，北非、南欧等中东国家出现了连续不断的动乱事件。先是埃及，然后到突尼斯、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家都出现了动乱局面。深层次来分析这些动乱产生的原因，从外因上看，美国和北约实行空中管制和飞机轰炸的政策，加剧了国内的动乱局面。从内因上看，一是这些国家的执政者长期实行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要把权力世袭传承给儿子接班，引起国内民众的反感。二是这些国家都是产油国，国家很富，但是两极分化很严重，贫富不均，年轻人就业很困难，贫困阶层人数很多。利比亚的反政府军规模就达到8万人，大多是就业难的年轻人和贫富分化中的穷人。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从而引发了社会动乱。此外，还有伊斯兰宗教背景等文化因素，导致这些国家出现了中东动乱的局面。其后果是这些中东产油国的原油产量下降，特别是美国的轰炸，使石油管道和石油设施受到了大面积破坏，导致产油量急剧下降，以及全球石油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石油短缺，油价大幅度上涨。现在每桶石油价格已经突破115美元，创造了2007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由于全球油价上涨，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变数国际贸易论文，也给我国经济也造成很大的冲击核心期刊目录。我国55%的石油需求依靠进口，而且还是第一石油消耗大国，国际油价上涨给国内带来了油价上涨的新压力。最近国内成品油价已上调了一次，汽、柴油每吨价格上涨300多元。如果中东战乱局势得不到平息和彻底解决，国际油价还会继续飘升。发改委还可能继续调高国内成品油价格。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用油的企业和个人越来越多，油价上涨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也加重了民众的生活负担，成品油涨价对当前国内通货膨胀的局面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国内油价上涨与国际上中东动乱导致的石油短缺有直接的关系，也给国内扼制物价、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带来了新的变数和压力。
第四，日本大地震和核辐射灾难拖累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3月11日，日本爆发9级大地震，地震海啸造成的损失很大，日本损失估计会达到4万亿美元以上，日本经济会减速低迷3-5年。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地震引发的核辐射灾难。日本是核电大国，全国共有55座核电站。核电发电占全国的30%以上。这次福岛4号核电站发生了爆炸和管道泄露，6万多吨被污染的海水直接排放到太平洋当中，估计损失要延续20-30年。由于核辐射的影响，很多国家拒绝进口日本产的蔬菜、水果、肉类和海产品等，这方面的损失会更大。日本的核辐射还引发了全球核能结构的反思。由于核能是可再生的清洁性新能源，全球都在谋划核电站建设，曾经一度出现全球核能热。这次核辐射的灾难，使大家重新反思核电站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我国已经全部叫停了正在筹建中的核电站，已经运转的核电站也加强了监管。所以，地震和核辐射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拖累和影响，也给全球能源结构的调整带来了新的反思。
第五，“金砖五国”第三次峰会提出包容性增长
4月14日，“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国家领导人在三亚举行第三次峰会，胡锦涛总书记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引起了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的共同关注。这次“金砖五国”峰会在中国召开，增加了南非，由原来的四国扩大至五国，今后的队伍还将不断扩大，这是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不断发展壮大的标志。由于“金砖”国家队伍的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加深，提高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运行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这个影响力是深远而巨大的。
第三次峰会提出了共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新理念和新思路，新兴国家加大联谊、加大合作，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包容性增长就是资源共享，利益互补，任何一方的经济增长不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包容性增长”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象征和形象，也是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恪守的价值观。所谓“包容性增长”国际贸易论文，就是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包容，人与人之间的包容，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包容。“包容性增长”的根本要求，就是经济增长不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不以破坏环境、超耗资源为代价，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们新的执政理念传递到全球，实现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让这个新理念得到全世界的认可，这是世界经济运行中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新动向和新走势。
内容提要：本文将中国划分为8大区域，通过分析这8大区域与韩国、台湾地区、日本之间的贸易趋势，寻找影响中国各区域国际贸易的主要因素。韩国、台湾地区、日本这三个东亚经济体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40%，在同中国的贸易中存在着区域和商品种类上的差别。即韩国在东北地区、台湾在南部沿海地区、日本则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显示出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并且它们在中国各沿海地区的产品出口种类趋于相同，说明东亚三个经济体在中国各地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通过对东亚三个经济体同中国各区域产业内贸易趋势的分析，发现，收入水平高、产业结构相对高级的东部沿海区域表现出相互独立的贸易结构。这种现象可以进一步解释为各区域之间还存在着较独立的产业结构。产业内贸易大部分由垂直产业内贸易构成，即同东亚三个经济体形成了商品质量和价格差别的同一品种之间的贸易。最后，通过对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的计量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各区域的人均收入水平、外国直接投资额、工业产品出口比重等是决定垂直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因素。 论文关键词：中国各区域对外贸易，产业内贸易，东亚三个经济体 一、绪论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全国进出口总额仅为206.4亿美元。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对外贸易额迅速增加，到2011年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了11，544.5亿美元，与1978年相比增长了55倍。在中国对外贸易量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韩国、日本、台湾地区这东亚三个经济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2011年，日本、台湾地区、韩国对中国出口总额分别占第一位、第二位和第三位，并且它们作为中国的出口伙伴分别占第三位、第七位和第四位。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与中国地理位置相邻，产业构造具有互补性，文化差异较小，这会促进这些经济体对中国贸易量的增大。 特别是韩国，中韩建交之前的1990年，两国进出口总额仅为28.5亿美元，到2011年已经达到了899.8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韩国的第一贸易伙伴国，而韩国也成为中国的第四贸易伙伴国。按照韩国的统计，2011年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达201.8亿美元。 但是，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省、市、自治区相对独立的经济结构使得统一市场难以形成，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效率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结合这种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分析中国各区域与东亚三经济体间的贸易结构，并寻求中国各个区域对东亚地区的贸易战略。 本文首先根据1998年一2003年间中国各区域的对外贸易资料，分析8大区域与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间的贸易趋势。其次，用HS4单位计算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中国8大区域和韩国、日本、台湾地区间的贸易结构。并且将产业内贸易进一步划分为垂直产业内贸易和横向产业内贸易，对产业结构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最后，对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进行计量分析，试图探讨国家间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区域间贸易。 二、中国各区域对外贸易的趋势及东亚三经济体的竞争力趋势 1.东亚三经济体与中国的整体贸易趋势 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40%，中国向这三个经济体的出口约占中国总出口的20%。这些数据表明在中国对外贸易中，这三个经济体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见表1)。另外，这三个经济体显示出对中国大规模的贸易顺差。相反，考虑到中国对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显示出的大规模贸易顺差，可以说中国在东亚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上充当了某种桥梁的作用。并且，这种进出口结构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到最近一直保持着稳定态势。观察1998年一2011年间东亚三经济体和中国的贸易趋势，日本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从20.2%减少到了16.8%，降低了3.4%，同时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也降低了4.0%。在此期间韩国和台湾地区对中国贸易比重则无明显变化，相比之下，韩国和台湾地区在中国市场竞争力有所提高。以2011年为例，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前7位品种中，有5个品种同样包含在韩国和台湾地区向中国出口的前7位品种中，而在1998年，日本和韩国、台湾地区之间仅存在2个同品种的竞争，由此可以推测近年来的竞争强度越来越大了。而从中国对这些经济体的出口情况看，1998年主要集中在服装类和煤炭、石油原料类产品，而近年来则集中在电 子产品和汽车零部件产品上，并且对这三个经济体的产品种类趋于相同(见表2)。 表1 东亚三经济体同中国的贸易现状 (单位：亿美元，%) 年份对中国出口额从中国的进口额对中国贸易收支 韩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日本 1998150.2 (10.7)167.0 (11.9)283.1 (20.2)62.3 (3.5)37.8 (2.1)295.2 (16.4)87.9129.1—12.1 1999172.3 (10.4)195.4 (11.8)337.8 (20.4)78.2 (4.0)39.5 (2.0)324.2 (16.6)94.1155.913.6 2000232.1 (10.3)255.0 (11.3)415.2 (18.4)112.9 (4.5)50.4 (2.0)416.1 (16.7)119.2204.6-9.1 >2001234.0 (9.6)273.4 (11.2)428.1 (17.6)125.4 (4.7)50.1 (1.9)450.8 (16.9)108.5223.4—22.7 2002285.8 (9.7)380.8 (12.9)534.9 (18.1)155.1 (4.8)65.9 (2.0)484.8 (14.9)130.7314.950.0 2003431.6 (10.4)493.6 (11.9)742.0 (18.0)201.0 (4.6)90.1 (2.1)594.5 (13.6)230.6403.5147.5 2004621.7 (11.1)647.6 (11.5)941.9 (16.8)278.1 (4.7)135.5 (2.3)735.4 (12.4)343.6512.1206.6 注：1.表中的统计数据是韩国贸易协会(www.kita.com)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整理得出的。由于 进出口价格计算方式及间接贸易 处理等因素，各国(地区)贸易统计数据有点差异。 2.括号内的数值是在中国进口(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 表2 东亚三经济体对中国的进出口主要商品品种 (单位：%) 资料来源：韩国贸易协会(www.kita.nd) 2.东亚三经济体与中国各区域的贸易趋势 为了观察中国各区域同东亚三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趋势，首先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区域，如表3。如果按31个省市对中国进行划分则过于详细，无法考虑相邻省市间实际形成的省际分工情况，很难得到有意义的贸易趋势。举例来说，上海、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被统称为长江三角洲，这些区域内分工及经济融合达到了一定程度，将它们划分为一个区域观察贸易趋势更为现实可行。 通过考察各区域对外贸易量可以看出，东亚三经济体都与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国际交流广泛。日本与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广东省南部沿海地区贸易频繁。韩国在东北沿海、北部沿海都有较大贸易量。台湾地区在南部沿海地区的贸易相对活跃。 表3 中国区域的划分 区域划分省、市 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 北部沿海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 东部沿海地区上海.江苏.浙江 南部沿海地区福建.广东.海南 黄河中游地区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 长江中游地区湖南.湖北.江西.安徽 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重庆.广西 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 从东亚三经济体和中国各地区的整体贸易趋势来看，日本在整体区域上显示很大的贸易量，但贸易顺差的规模相对较小，而台湾地区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上海以南的东部沿海地区，并在此区域内保持很大的贸易顺差规模，相比之下韩国在东部沿海地区有比较均衡的高贸易额和较大的贸易顺差。 从1998—2003年间三经济体市场占有率的变化来看，韩国在北部沿海、东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占有率呈上升趋势(见表5)，台湾地区在现有优势区域的南部沿海及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占有率上升，相反，日本则显示出整体市场占有率的下降，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下降趋势尤为明显。这与韩国和台湾地区成功地打入了中国经济的心脏地带——长江三角洲地区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表4 8大区域同韩国、台湾地区、日本的贸易收支趋势 (单位：亿美元) 年度地区 韩国台湾地区日本 出口进口收支出口进口收支出口进口收支 1998东北地区10.812.0-1.21.41.6-0.1920.836.8-16.1 北部沿海地区42.620.821.86.63.43.241.254.9-13.7 东部沿海地区27.611.516.226.57.918.676.295.0-18.8 南部沿海地区64.89.055.8130.019.9110.1130.388.541.8 黄河中游地区0.93.9-3.00.42.1-1.62.96.3-3.4 长江中游地区2.22.6-0.41.01.4-0.44.46.6-2.2 西南地区0.91.9-1.01.01.4-0.45.84.810.0 西北地区0.40.7-0.30.050.14-0.091.52.3-7.4 2003东北地区22.327.0-4.62.81.90.946.158.9-12.8 北部沿海地区116.564.552.024.27.416.8100.199.56.5 东部沿海地区154.050.3103.7193.337.9155.5296.7235.761.0 南部沿海地区 127.430.596.9264.730.5234.2258.6162.696.0 黄河中游地区1.016.7-15.71.16.5-5.48.815.9-7.0 长江中游地区7.34.03.33.72.90.7165.09.96.6 西南地区2.84.1-1.43.62.41.2123.48.53.9 西北地区0.34.0-3.70.20.6-0.42.83.6-0.8 表5 韩国、台湾地区、日本在中国各区域的市场占有率 (单位：%) 3.东亚三经济体在中国区域市场的产品品种及其贸易趋势 韩国、台湾地区、日本同中国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等区域，下面以这些区域为中心观察各经济体在上述区域市场的产品品种及贸易量趋势。三经济体出口额前10位内的品种在对应年度的总出口额中所占比重约为30%-40%，在HS4单位中包含了1000多个贸易品种，而仅仅其中的10个品种就超过了总出口额的30%，表明这10个品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并主导对应地区的出口。 韩国、日本、台湾地区的核心竞争品种是指他们在东北、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等四大区域中的三大区域内出口额均排在前10位内、不受地区影响保持较高竞争力的品种。同样中国的核心竞争品种是指中国的八大区域中的至少三大区域贸易量保持前10位内的品种(见表6)。同1998年相比，东亚三经济体2003年对中国各地区出口具有集中在相同的品种的倾向，并且商品种类也逐渐转变为电器和机械类。此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各地区的收入水平提高、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向相同方向发展，导致产品种类集中在相同的原材料制品和最终产品上。 由于中国东部及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及贸易结构趋于相同，中国各地区开始呈现出对东亚三经济体核心竞争品种及电器机械类的部分品种进出口集中的现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98年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中，核心竞争品种是服装类的4个品种，而2003年减少为1个品种(6203品种)，由此可以判断随着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同构化，服装制品的出口减少，而电器机械类的出口开始增加。 并且，1998年一2003年间，韩国、日本、台湾地区在中国各地区内的竞争品种有增加的趋势。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1998年的竞争品种在各区域主要是石油原料、塑料、电器机械类等，而2003年则变为电器机械类、科学仪器等品种(见表7)。从这种现象可以看出，韩国和台湾地区通过产业结构的高度同构化，打入了过去日本在中国处于竞争优势的品种市场。 表6 东亚三经济体在中国市场的核心竞争品种 韩国对中国出口中国对韩国出口 核心竞争品种 1998年2710.3901.5407.85408609 2003年2710.8473.8525.8540.8542.8708.90138471.8473.8529 台湾地区对中国的出口中国对台湾地区的出口 核心竞争品种 1998年5407.6002.8479.8541.85427207.8504 2003年8473.8534.8542.90137207.8473.8529 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中国对日本的出口 核心竞争品种 1998年8473.8522.8529.85426110.6203.6204.6302 2003年8473.8479.8529.8541.854287086203 表7 东亚三国对中国务区域市场竞争品种 19982003 东北84738473，8529，8542 北部5407，8529，85428525.8529，8542 东部54078471，8473，8542，9013 南部3903，54078473，8542，9013 注：竞争品种是指韩国、台湾地区、日本向该区域出口的前10位商品中相同品种，三经济体在这些制品的市场竞争很激烈。 三、东亚三经济体与中国 各区域产业内贸易的趋势 1.产业内贸易理论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中国各区域的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逐渐一致，贸易品种也有向资本和技术集约型集中的倾向。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贸易结构，下面将用产业内贸易理论进行说明。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将国家间的贸易阐述为基于资源禀赋差异的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但是最近的世界贸易趋势表明，与不同产业间形成的贸易相比，相同产业内发生的贸易比重增长迅速。相同的产业内进口某种商品和出口某种商品的贸易被称为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 谷洛贝尔·洛伊德(Grubel，Lloyd，1975)曾经提出产业内贸易发生原因以及测定方法，对产业内贸易进行了基本的研究。在谷洛贝尔·洛伊德的开创性研究之后，迅速发展的产业内贸易理论主要是用产品多样化和规模经济概念来解释产业内贸易的发生原因。即如果生产上存在规模经济，消费者追求产品多样化，一个国家会注重一个产品的生产而不是生产多种产品，从而发生同行业的贸易。 除了谷洛贝尔·洛伊德以外，还有沃尔特(F.Wolter，1980)、密内儿(C.Milner，1984)、鲍温斯(L.Bawens，1988)等许多学者都实证研究过决定这类贸易的因素，归纳这些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一般来说，如果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贸易伙伴国间的资源禀赋差异越小、市场规模越大、贸易壁垒越低、运输费用越低、跨国企业活动越频繁，那么产业内贸易的比重就会越大。 但是，就像上述所说的那样，决定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因素是产品多样化。不过最近比较多的是对这些产品的多样化进行更细致的研究、也就是说同行业中产品质量虽然一样，但还要对性能和设计有所差异的产品贸易——横向产业内贸易进行研究，甚至对产品质量有所差异的产品贸易——垂直产业内贸易进行研究。把产业内贸易分成两种类型的原因是，在资源禀赋条件差异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中，产业内贸易比率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只以同一类产品贸易来说明产业内贸易是有局限性的，所以进一步划分为横向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从而更加明确地观察贸易结构的产业间和国家间的特征。 金、崔和申(C.H.Kim，Y.C.Choi and H.C.Shin，2000)将韩国的33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产业内贸易划分为横向产业内贸易和垂直的产业内贸易，并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得到如下结果：横向产业内贸易比重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制造业在贸易总量当中所占的比重、产品多样化的程度以及贸易伙伴国的市场规模等 指标有正的相关关系。垂直的产业内贸易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异和外国直接投资有正的相关关系。因此，从理论上说明，贸易中垂直产业内贸易的比重与贸易伙伴国的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有着相关关系，但是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禀赋与垂直产业内贸易比重的关系不大。此研究结果特别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和垂直产业内贸易的比重有较大的相关关系。可以看出，在中国，由于外国直接投资相当多，因此中韩贸易与收入水平相比，垂直产业内贸易可能比率很高。 胡和马(Hu和Ma，1999)用中国的45个主要贸易伙伴国1995年的统计结果，对横向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决定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根据其分析结果，横向产业内贸易与贸易伙伴国的出口总额中、工业产品的比重和产品多样化的指标(HufbauerindexO)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垂直的产业内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源禀赋率有着密切的相关关系。 2.产业内贸易的测定方法 在产业内贸易的测定方法中，谷洛贝尔，洛伊德提出的GL指数应用最为广泛。谷洛贝尔·洛伊德把产业内贸易定义为与类别产品的进口额完全一致的同行业出口额。GL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上式中Xi为出口额，Mi为进口额，i为类别产业(SITC3digit)。这时，某一个国家所有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以个别产业的进出口额所占的比率来加权平均，计算公式如下： 但是，当该国家整体贸易处于不均衡状态时，GL指数有向下偏移的可能，因此贸易不均衡时，使用以下两种方法对GL指数进行调整。 因此艾宽努指数的所有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如下: 3.中国各区域的产业内贸易趋势 中国各区域和东亚三经济体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结果，如上所述，一定程度上符合现有研究结果。即通过中国各区域和东亚三经济体间的产业内贸易及垂直、横向产业内贸易指数，可以看出如下现象： 第一，东亚三经济体在收入水平相对高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内贸易比重较高，而在收入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内贸易比重很低。这与通常所说的收入水平越高、贸易伙伴国问的资源禀赋差异越小，产业内贸易越高的实证研究相符。 第二，产业内贸易中，垂直产业内贸易占绝对比重，这种现象在东部沿海区域最为突出。即，东亚经济体和中国各区域产业内贸易主要是以在价格、质量上存在差异的同种商品的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 第三，1998—2003年间，韩国和台湾地区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贸易中，产业内贸易特别是垂直的产业内贸易的比重呈增加趋势。这些现象与该区域在相同的时间内以较快速度提高了收入水平、市场规模扩大、外国直接投资急速增加具有密切的关系。 第四，与韩国、台湾地区的产业内贸易及垂直的产业内贸易的增加趋势相反，日本在东部沿海地区垂直产业内贸易出现了减少的趋势。韩国和台湾地区取代日本在该区域内现有产业内贸易优势的可能性正逐步增加。 对产业内贸易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通常收入规模越大、市场规模越大、跨国企业活动越频繁、贸易壁垒越低、运输费用越少、资源禀赋差异越小，产业内贸易的比重就越大。韩国和台湾地区在1998—2003年间，与产业内贸易正向相关的因素持续增加，这可以通过中国 最近的经济变动得到确认，因此推测同这些经济体的产业内贸易的比重正在增加。 但是，根据金、崔和申(C.H.Kim，Y.C.Choi and H.C.Shin，2000)计算出的韩国的44个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及胡和马(Hu and Ma，1999)计算出的中国的45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韩国和相对低收入的中国的产业内贸易比重，与韩国和相对高收入的日本、美国等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比重几乎相同。把这种现象与金和张(Kim，T.G.and S.H.Chang，1998)在82个国家之间的横向分析之中所得出的结论相比，也就是与国家之间的经济规模越接近、资源禀赋差异越小、两个国家间的经济规模越大产业内贸易比重越大的结论相比，可以推测中韩贸易的运输成本较低，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比，资源禀赋差异相对较少的特点，成为提高两国之间产业内贸易指数的重要因素。 表8 韩国、台湾地区、日本和中国各区域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产业内贸易指数 经济体韩国台湾地区日本 年份1998年2003年1998年2003年1998年2003年 中国整体22.226.921.121.825.625.8 东北18.922.58.110.525.821.0 北部沿海25.930.519.422.127.520.5 东部沿海15.924.224.925.323.226.6 南部沿海8.317.417.414.927.924.1 黄河中游2.23.73.13.9 15.15.6 长江中游10.09.04.05.46.56.4 西南2.64.63.64.75.97.8 西北0.40.151.20.350.42.1 垂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经济体韩国台湾地区日本 年度1998年2003年1998年2003年1998年2003年 中国整体16.223.516.317.024.120.9 东北15.618.76.98.322.717.9 北部沿海23.324.618.220.024.016.4 东部沿海13.319.521.323.120.525.1 南部沿海7.215.214.311.324.519.7 黄河中游2.1 >1.92.83.712.85.1 长江中游8.97.63.54.75.56.3 西南2.12.72.54.54.66.0 西北0.40.101.2O.330.42.0 4.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的计量分析 考虑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的现有研究结果，我们把中国的八个区域假定作为一个个经济体来分析中国各区域的产业内贸易。但是，依据中国各区域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计算，结果证明，中国和东亚三经济体的贸易大部分由垂直的产业内贸易构成。因此，垂直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决定因素对中国的产业内贸易的决定程度较高，对垂直的产业内贸易集中计量分析更为妥当。按照现有的研究结果，产业内贸易及垂直的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主要是，贸易伙伴国的收入差异、外国直接投资、经济规模、人均收入和制造业的出口比重等，因此本文推导出如下公式： 式中，PCGDP指中国各区域的人均收入，FDI指中国各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ISHARE指对中国各区域的贸易伙伴国的工业产品输出比重，GDP指中国务区域的GDP，Huf指产品多样化的指数(Hufbauer index)，TIMB指为了调整贸易不均衡，产业内贸易指数向下偏移而取的进出口中贸易不均衡比重的绝对值。 通过运用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随机效果模型(Cross section-time series Random effect model)，1998年一2003年间中国各地区和韩国、台湾地区的贸易资料，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表9反映了在10%显著水平上的结果。 依据对韩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各区域间的垂直的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的计量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各区域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外国直接投资是重要的决定变量。按照这种分析结果，国家间贸易结构的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中国各区域与东亚三经济体间的贸易情况。如果这个假定成立，我们可以推测，中国各区域的贸易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独立性是比较强的。 四、结论 本文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区域，从而分析韩国、台湾地区、日本等东亚三经济体和中国的贸易结构。依据本文的分析，可以推出如下两个主要结论。 第一，中国各区域的对外贸易相对独立。中国的主要区域和贸易伙伴国各自在同种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一般适用于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各区域之间的贸易。因此按各 区域分析贸易结构，也可以用于说明中国的整体贸易趋势。 第二，近年来，韩国、台湾地区、日本逐渐在中国各区域展开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说过去一定程度上这些经济体在中国各区域中的竞争是在各自优势的品种内展开的，那么现在这种现象正逐渐消失，整个区域内的同品种竞争已经形成。并且，在东亚三经济体和中国的贸易中，垂直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些经济体在同品种的价格和质量上开展了持续的激烈竞争。 Aquino，A.，“Intra-Industry Trade and Inter-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s Concurrent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Manufactures. ” Weltwirtschafiliches Archiv 114， 1978， pp. 275--296. Balassa， Bela and Luc Bauwens， 1988， Changing Trade Patterns in Manufactured Goods: An Econometric Investigaton : North Holland. Greenway， David， R.C. Hine and C. Milner， 1994，“Country-Specific Factors and the Pattern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Trade in the UK，” Weltwirtschafiliches Archiv 130， pp. 77--100. Grubel， H. G. and P. J. Lloyd，1975， lntra-lndustry Trade: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l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London: Macmillan. Hu， X， and Y. Ma， 1999，"International Intra-Industry Trade of China." Weltwirtschafiliches Archly 135(1)， pp.62--81. Kim， C.H.， Y.C. Choi and H.C. Shin， 2000，Intra-Industry Trade of Korea: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Jingifenxi， 6(4)， Bank of Korea， pp. 120--163. Kim， T.G. and S.H. Chang，1998， “Effects of Economic Size Difference between Countries on Intra-lndustry Trade: Time Series and Cress Section Analysis， Jingjixueyanjiu， 46(3)， pp. 119--143. Loertscher， R. and F. Woher， 1980， “Determinants of Intra-Industry Trade: Among Countries and Across Industries”， Weltwirtschaf iliches Archly 116， pp.281--29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而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府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中国抓住了历史发展的机遇,利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出口加工业,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13亿人口告别了短缺经济,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经济实力大幅提升。
在中国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出口生产严重依赖外部消费能力。经济脆弱性增强,风险不断加大。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全球市场急剧萎缩,出口形势急剧恶化,2008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下滑。中国政府随后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以保持经济8%增长率,在政府投资的拉动下,2009年,中国经济开始回升,出口也略有好转,但在美国巨额贸易赤字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下,出口已难以恢复到次贷危机前的水平。在保增长保就业的前提下,政府开始着手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结合起来,中国经济又一次艰难的转型开始了。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解决了温饱问题,第二个十年解决了产能问题,第三个十年解决了收入水平过低问题,那么第四个十年重点解决的应当是民生和社会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如何尽快启动国内的消费内需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能否继续持续增长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我们究竟能否改变目前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呢?我们先看一下如下一组统计数据:
2009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2.13万亿美元,2009年我国GDP为33.5万亿元,人均GDP突破了3000美元。截止2008年11月,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达到61.1万亿元,是1978年的323倍。银行业的不良资产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抗风险能力大大加强,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从2003年8家增加至193家,占整个银行总资产的99.5%。金融业整体比较健康,银行业资本充足率达历史高点。此外,政府资产负债表也比较健康。截至2008年末,中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仅为22%。同期,美国为71%。我国居民的储蓄存款超过20万亿元,而他们的贷款很低,一共3.7万亿元。中国居民的负债率水平相当低,消费潜力很大。
综合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无论国家还是个人,生产和收入水平整体上已大为提高,尽管我们目前面临诸如投资增长过快,消费增长相对落后,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等诸多结构性问题,但我们的经济基础还是很牢固的,只要政府应对得当,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在了解过去,认识现在,面向未来理清思路的基础上,政府要注意优化财政投资的路径与作用机制,给社会投资留出适当的空间,避免产生财政投资排斥社会投资的“挤出效应”。政策与制度选择上要集中解决当前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瓶颈问题,改善民生、扩大内需,为今后较长时期的经济发展铺平道路。最终化解消费长期滞后投资的问题,使巨大的消费潜力真正转化为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性动力。
构建促进消费增长的新格局要从制度安排、政策选择、具体措施三方面着手。形成短期、中期、长期相衔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由简到难,从微观到宏观的方法和路径。具体如下所述:
一、正确的制度安排是启动消费内需的基础
我们知道,收入分配不公平是制约家庭消费,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调查显示,我国一些地区,20%的居民手中持有80%的银行存款,政府应当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的调整力度,综合运用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平衡收入分配,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是启动消费内需的关键。
中低收入消费者对未来预期不明确也是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政府应当在涉及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加大资金投入,在保基本、广覆盖、可持续的原则下加快健全并完善医疗卫生、养老、失业救济、义务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消费信心,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加强财政投资资金监管,防止重复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果。财政投入应重点投向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设施项目,如铁路、公路、机场、电力、能源、生态保护以及保障性安居、农村经济发展辅建设等方面,为扩大消费内需创造有利条件。
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改善区域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私人直接投资,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使用的效果。带动当地经济持续发展。
二、政策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引导和辅助作用是扩大消费内需的保障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来达到扩大消费内需目的,需要协调好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服务产业和进行城镇化建设三者之间关系。三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保证三者之间步调一致,才能更好地带动经济持久的繁荣。
1.优化产业结构
在我国经济结构中,消费占GDP的比重大约为50%,城乡消费严重失衡。占人口比重70%的农村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不到30%,城乡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差距达3倍以上。2009年我国GDP为33.5万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3.5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5.6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4.2亿元。产业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尤为突出。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一环。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互补性强,跨地区的投资、并购和产业转移有利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使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例结构更加科学,从而使经济运行质量上到一个更高水平。为此,应当继续加强第一产业基础建设和提高补贴水平,提高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和农产品竞争力,提高农民种地收入;扩大第三产业比重,降低第三产业税费,有效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就业水平,促进产品升级换代,从而提高第二产业竞争力;继续加强节能环保建设,淘汰落后产能。新技术创造新需求,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老旧产品升级换代提出迫切要求,淘汰更新老旧产品不仅有助于扩大消费需求,而且有利于减轻其对资源和环境产生巨的大压力。同时刺激进一步的技术创新。此外,我们应加快对中小企业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大力发展中小银行,给予中小企业产业升级良好的资金支持。
2.提高服务性消费比重
居民消费结构中服务性消费比重是反映生活质量和消费预期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大约为40%,仍处于偏低水平。鉴于城市居民对吃、穿、用等商品性需求趋于饱和,相比之下,服务性消费是我国居民未来消费支出的重点。目前,人们的消费结构已逐渐从物质消费向文化、休闲等非物质消费为主转变,人们渐渐开始关注服务质量。服务消费将越来越追求享受、方便和舒适。具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
提高居民服务性消费比重可以有效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服务业就业弹性大,能够吸纳各种不同素质的劳动者就业。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越来越依赖便捷而快速的服务性消费产品,这将增加居民对服务产品的需求,从而带动服务产业快速发展,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很大作用。
因此,应当加强服务性行业规范,改善公共服务供给,引入市场竞争。加快服务产业的升级和改造,积极拓宽新的服务领域,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和消费热点,创造诚信的服务消费环境。大力发展教育、信息、休闲、旅游、文化娱乐、医药保健、社区服务等居民需求潜力大的产业,实现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
3.稳步推进城镇化步伐
稳步推进城镇化进程,以扩大消费内需。测算表明,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会有1000多万人进入城镇居住和生活,拉动最终消费增长约1.6个百分点。而截止到2008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45.7%,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城镇化为服务产业输送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扩大了服务产业的供给。因而,加快城镇化发展是未来扩大内需、提升消费的重大战略。但是,城镇化是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且不简单等同于发展房地产业。这一点应特别加以注意。
三、扩大消费的措施是消费内需可持续性的关键
2007年我国总消费率约为48%,而国际平均水平在70%左右,居民消费占比仅为37.1%。和世界大多数经济体相比,中国消费增长迅速,但整体消费支出规模仍然较小。相对国民消费的增长,投资的增长速度更快,国民消费增长的步伐落后于投资及出口。使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呈现走低的趋势。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持续上升到2008年的74.4%。而农村消费支出比重持续下降到2008年的25.6%。据统计,农村人口每增加1元的消费支出,将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2.3元,而城市居民每消费1元,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只有1.1元。因此,产业调整过程中,应重点解决好城乡均衡发展问题,特别是东部与西部的地区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应加大政府投资来带动民间资金与社会资本投入乡村与西部建设。
通过改革税制,加大对城乡弱势群体扶持力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增加城市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通过增加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与收入增长渠道来缩小收入差距。加大建设农村的基础教育、乡村道路和供水供电等农民急需的基础设施。加强农村环境治理、农村公共卫生医疗。继续推进农村税费和金融体系改革。改革农村税费,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促进农民减负增收。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端环节,对经济增长起到极为重要的拉动作用。消费促进生产,新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模式对生产调整和产品升级起着指向作用。消费的升级和转型能带动一个新兴产业的成长。另一方面,消费也受到产业发展状况的制约。因此,应充分发挥金融对于结构调整的支持作用。加强金融和生产行业互动。特别是保持资本市场对创新方向把握的敏感性与支持,不断创造内生性与可持续性的消费需求。同时,加大政府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扶植和保护力度。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指导和协调,及时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努力解决企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促进企业调整生产结构,及时淘汰落后产能,保持企业的运行效率。
实现扩大消费的途径就是要促进有效需求的提高。寻找各个阶层消费的增长点。针对不同消费群体,应合理制定相应政策,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大力发展服务业,简化审批程序,不同性质的服务业采取不同的工商和税收管理政策。满足不同收入群体的不同住宅需求,落实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对商品房要在税收、土地出让金、贷款等方面给予优惠,以鼓励人们改善居住条件,进而拉动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在处理好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发展汽车消费。要在税费、停车场地等方面给予购车者大力支持以增加人们购车的欲望。发展旅游消费,强化旅游服务,加强中介监管,刺激广大民众的旅游与休闲消费。要关注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差异以及他们的消费观念与消费倾向的变化对消费市场走向的影响。年青人在电子产品,3G服务,互联网,信息通讯,电子商务和网络购物方面得消费需求旺盛,其成长空间和潜力巨大。信用消费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信用卡透支额仅为美国的1/60,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以充分利用小额消费信贷,信用卡等金融工具鼓励和刺激消费,促进消费升级换代。
综上所述,我国正处在消费的上升期,扩大内需的措施应具有非一过性的稳定持续性。如果措施得当,消费的发展潜力至少可以保证未来二十年经济增长的需要。
四、消费、投资、进出口的均衡发展是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根本
“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是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任务。因此,我们应坚持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协调发展,加速服务产业发展,提升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稳步推进城镇化步伐。在保持投资,消费,进出口均衡发展的前提下加大促进国内居民消费的力度。应当加大对出口行业的扶持力度,大力发展国际区域经济,逐步实现区域内人民币贸易结算,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同时,在实现共赢的基础上,一方面加大战略性资源储备投入,另一方面加大国内严重依赖进口的稀缺资源和能源的产业内收购或参股力度。在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均衡发展的同时,最终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未来，总是让人满怀期待。 要对亿万人充满万千遐想的2008年中国经济走向做出某种确定的猜想，自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风险活儿。不过，正因为充满了期盼、悬念和变数，才使得所有面向未来的预测和猜想充盈无限的思维张力和价值魅力。 猜想一 宏观经济快牛变慢牛 2008年，由于持续增长的惯性作用力，飞驰的中国经济快车仍将保持高位运行下的适度增长，国内投资将继续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基础上的消费需求继续上升。投资与消费的继续扩大，将进一步扩大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国外农产品、能源、原材料、先进设备和零部件进口将明显增多。 不过，这辆飞驰的中国经济快车将很难保持2007年11.4%的高速，它的增速将下降。国家统计局2008年1月29日公布的宏观经济预警指数显示，截止到去年12月，中国经济已在趋热范围内停留了5个月。不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系列中的一致指数出现了9个月来的首次下降，显示经济热度可能已经处于调整之中。 2007年1月到9月，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71%，随着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在2008年进入又一轮周期性的低谷，全球系统性的通货膨胀压力、充满太多变数的国际油价以及国际贸易收支失衡所滋生的诸多贸易摩擦，必将通过各种途径传递并影响中国经济运行，将进一步阻滞持续快速增长的步伐。 猜想二 金融调控力度加大 决策层对“由偏快转向过热”发展迹象的警惕，以及由此而采取的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和其他相关宏观经济管制措施决定，给持续高位运行的中国经济降温，将成为2008年国家宏观调控的主旋律。 2008年“从紧”货币政策的执行，将在保持前瞻性和主动性的前提下，更加注重预调和微调，利率、汇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三率”将继续调整，实际利率和汇率水平将告别“明紧实松”的状态，公开市场操作必将同步灵活运用。 投资过快增长与全面通胀压力下的流动性过剩管控，依然是2008年中国金融市场不得不面对的最突出问题。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美国次贷危机在2008年极有可能进一步放大，全面释放的金融风险必将传递到全球各大经济体，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不可小觑。 猜想三 企业加速分化转型 在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国家持续实施的诸多调控和干预政策，将逐步发挥其应有的“降温”功效。宏观经济“降温”，意味着相关行业市场需求不同程度地减少，这将对那些从事传统粗放型经营的企业敲响警钟。 2008年是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的关键一年，节能减排目标的政策刚性、强制性要求，在加大企业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成本的同时，也必将对那些落后生产能力的企业给予致命一击。 同时，受全球经济增长趋缓和我国外贸依存度过大的影响，2008年我国出口导向型行业的政策和市场压力将同步增大。由于国际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和海运价格大幅上升，同时，国内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环保成本、安全生产成本、利率、汇率和能源价格等各种影响成本的要素价格也明显上升，而工业企业消化成本的能力在经历了几年挖潜后开始减弱，在出口减速、投资转为平稳增长的市场需求背景下，工业企业经营效益总体呈下降趋势，在此基础上的分化转型也就成为必然。 猜想四 房价拐点令人心惊 2008年，房市将出现拐点，这场由普通购房人、房地产开发商、大小投资或投机者、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多方角力的市场战争将初见分晓：普通购房人“卑微”的持币待购策略威力开始显现，房地产开发商“捂盘”之类的房价操控策略开始失灵，大小投资或投机的炒房客们暴利预期破灭后的套现动力大增，政府政策调控与经适房、廉租房批量供应的“组合拳”合力发威，房价高位踏空迹象渐趋明朗化，“有价无市”的现象仍将持续。 鉴于国内房地产市场开发所存在的复杂利益关系，2008年上半年的房价将“涨”声依旧，但涨幅趋缓，含而不露的“降价”措施将隐藏于花样层出不穷的各类促销措施之中；到了下半年，局部地区促销失灵的房价将出现试探性的小幅降价，此举极有可能引发该地区竞相降价，由此进一步夯实全国房价“拐点”走向的基调。由于国家宏观经济整体采取的“降温”措施进一步改变了人们对未来市场走向的心理预期，并不能排除特定的“蝴蝶
物流是进行生产和建设的物质前提，是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客观基础，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物流现代化具有深远的经济意义。一、中国物流现代化进程中的成就与问题实行改革开放19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保持了年均9．9％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每年增长7．4％。物流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第一、逐步改革了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分配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突破了在国有经济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不是真正的商品的束缚，培育和发展了生产资料市场，改变了物资流通格局。第二，从西方和日本引进了“物流”概念，借鉴其理论和方法，从大流通的视角，不仅把运输、装卸、仓储、包装和流通加工等物流环节作为一个系统，而且把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流通、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视为一个整体，从而有利于货畅其流，提高效益。第三，以较快的速度和较大的规模增加了物流设施。中国交通运输的主力是铁路，其营业里程从1978年的4．86万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5．46万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从1978年的 1000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9700公里。公路从1978年的89．02万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115．7万公里。1996年又新增公路2．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增加11 17公里，已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里程达2141公里。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从1978年的8300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 17200公里。远洋运输的国家的主力船队——中远集团船队于1996年已发展到1700余万载重吨位的能力。民用航空运输仅机场建设从1980年至1995年共投人475亿元，1955年底全国拥有137个机场，其中4个可容纳波音747-sl个可容纳波音737。包装已经形成包括包装材料。包装制品、包装机械。包装装境印刷等门类齐全的新兴产业。在装袭搬运方面比较广泛地采用叉车、托盘以及其他机械等等。第四，通过国内研制、生产和从国外引进，提高了物流技术水平。如大力发展集装箱运输，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包装产业已研制和开发数千项新产品，基本上适应国内资源特点并符合国际包装的发展方向，大大提高了包装水平和质量，不仅在出口商品中基本扭转了“一等商品、二等包装、三等价格”的现象；而且也明显改变了重大产品由于包装不善造成的损失，如改变了水泥包装，每年大约节省水泥土500—600万吨；改进了化肥包装，每年大约减少损失l亿多元；改进了平板玻璃包装，每年大约减少损失100多万重箱。与此相联系，推行了物流标准化，而集装单元标准化是其基础，已经从单一商品的标准化逐步走向商品系统整体的综合标准化，也就是从货物分类编码、计量单位。包装方式、装卸设备。运输工具、库存条件。安全要求等等，逐步实行统一化、系列化、通用化，并与国际物流接轨。第五，在物流管理方面，1991年初国家体改委和前物资部在无锡进行以配送为突破口的物资流通制综合改革试点，近几年又进行了制试点，并推选连锁经营。至1996年底，全国已有700家连锁公司，1万多个门店，钢材与汽车销售的金额已超过250亿元。由于采用了这些现代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促进了管理水平的提高。第六，在物流信息方面，从流通企业到管理部门，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从八十年代末以来，较多地采用微机，各物流部门已初步形成覆盖面广、横向纵向相结合的信息网络。总之，物流的发展保证和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流通部门的一些管理者的思想观念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二是很多国有生产资料流通企业转换机制较慢，管理不力，从1993年下半年以来，有的出现亏损，近两年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三是物流的整体技术水平仍然落后，例如准高速、高速列车今年才起步，由铁道部部主持的时速200公里及其以上高速列车综合试验至1999年年初才成功。四是物流系统中的“瓶颈”制约未完成克服，交通运输尤其是铁道
中国现代经济学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中“内生”出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及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近代留学生群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学术思想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独特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缺乏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经济思想的系统深入研究，留学生经济学学术成就迄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该书以中同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为切入点研究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思想，重点研究留学生博士论文对经济学的贡献。作者论述了留学生博士论文在理论经济学、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农业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工商管理理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方面的学术贡献，是一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二、挖掘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史料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该学科一百多年来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运用中文文献资料，外文文献资料少有运用，存在文献收罗不足的问题，导致中同近代经济思想特别是民国经济思想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许多经济思想没有系统加以研究。比如民国时期的刘大中、蒋硕杰、林霖、何廉和方显廷等的经济思想都没有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甚至没有列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创新，也要有史料的新发现。作者利用从欧美各国收集到的英文、法文及德文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留学生在欧美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两方学者在欧美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等，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变迁，其中大多数资料是第一手资料且第一次运用。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我国城市广播电视传媒现在的结构模式基本上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的。具体来说，1983年，国家广播电视部根据党的第十二届代表大会的要求，召开了中国第十一届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开展多种经营”和“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现在，我国的城市广播电视传媒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发展起来的。可见，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既是我国广播电视传媒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我国广播电视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的一盏指路明灯。正因为这样，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以后，一方面是广播电视广告业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报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率先起步促进了广电人把广播电视经济研究提到了议事日程，并于1984年开始了“广播电视经济”的研究。到1990年，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体系的雏形已基本形成，但是真正科学的、完整的中国广播电视经济理论体系以及结构模式是在2000年以后逐渐形成并快速发展。
一、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
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与我国的宏观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一样，它们是一个共同的整体，所谓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也就是我国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在我国传媒人的共同努力下，我国“1+2+1”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已基本形成。其中的第一个“1”是指传媒经济中枢理论，“2”是指传媒经济造血理论与传媒经济输血理论，第二个“1”是指传媒经济纳新理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依据“1+2+1”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的要求更快、更健康地发展我国的整体传媒文化产业。
传媒经济理论系统涵盖的十大基础性理论是引领我国传媒经济发展的核心理论、路标性理论。这十大基础性理论主要是：传媒二重性理论、传媒生产力理论、传媒结构理论、传媒产业资源理论、传媒产业经营与管理模式理论、传媒产业集团化理论、传媒资本运营理论、传媒多种经营理论、传媒市场营销理论、网络经济的本质理论等。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1+2+1”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
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传媒二重性理论、传媒生产力理论、传媒结构理论、传媒产业资源理论等四大理论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传媒经济中枢理论。传媒经济中枢理论是一种引导性理论、灵魂性理论、宏观性理论、聚集性理论、共享性理论、中心性理论、主导性理论，它一方面告知传媒人应该如何科学认识传播媒介和科学开展传媒经济活动以及其他的相关活动，另一方面又告知传媒人应该如何科学感悟传媒现象和自己的传媒行为。传媒经济中枢理论是阐述传媒的性质、功能、走势等传媒的重大理论问题，不是阐述传媒运作的具体技巧，但是它可以引导传媒人通过自身对传媒经济中枢理论的感悟而创造出具体的、具有特色的传媒经济的运营技巧。
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传媒产业经营与管理模式理论、传媒产业集团化理论、传媒资本运营理论、传媒多种经营理论等四大理论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传媒经济造血理论。血对于人体是何等的重要，同样，对于传媒产业来说，它的生存和发展同样需要“血”。传媒产业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血”是从哪里来的呢？简单地说是从传媒产业经营活动中来的，若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它是由传媒人在传媒经济造血理论的引导下创造出来的，是以传媒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传媒经济输血理论――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传媒市场营销理论。传媒经济输血理论与传媒经济造血理论是传媒经济生命理论链条上的两个环节，传媒经济造血理论是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传媒产业如何创造价值（造血），传媒经济的输血理论是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传媒产业如何实现价值（输血）。传媒经济输血理论是从医学中的“输血”理论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理论。输血理论是当代医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包括采供血理论和输血理论两个部分。传媒经济输血理论的实质就是借鉴医学领域中输血理论提升传媒市场营销理论的地位和作用，它的任务主要是：（1）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传售各类传媒产品；（2）监督和检查传媒产品的质量；（3）实现传媒产品的价值，保证传媒产业功能和传媒事业功能的实现。
传媒经济纳新理论――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网络经济的本质理论。传媒经济纳新理论是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常态现象以及传播媒介生存、发展、壮大的实践要求形成的一种理论。我国有一个成语，即吐故纳新，其原意是指人呼吸时，吐出浊气，吸进新鲜空气。后来，人们常常把扬弃旧的、吸收新的行为称为吐故纳新。一个组织要永葆青春，就应该不断地吐故纳新。同样，传播媒介作为一个实体也必须吐故纳新，只有这样传播媒介才能永葆青春，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才能充分地、更好地发挥传播媒介的作用。但是，传播媒介的吐故纳新既是一般意义上的吐故纳新，又是具有传播媒介特点的吐故纳新。所谓具有传播媒介特点的吐故纳新，主要是指传播媒介实体应根据传媒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那些不适应传媒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传媒生产关系，绝不是取消某些传媒实体。比如我国的报刊、广电等传统传媒可以借用网络技术和网络传媒的孵化器作用，推动传统传媒实施吐故纳新，一方面提高了传统传媒的网络技术含量，实现了传统传媒的吐故纳新，另一方面借用网络技术实现了整体传媒文化的融合，为推动我国整体传媒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全方位地发挥整体传媒文化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做好了传媒体制上的准备。
二、广电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形成过程
（一）广播电视经济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广播电视传媒始于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到现在可区分为两个阶段：1.广播传媒单一事业功能发挥作用阶段。1940～1980年的40年间，我国广播传媒和1958年5月1日开播的电视传媒（1958～1978年称为北京电视台，1978年后改称中央电视台）只执行单一的事业功能，否认广播电视传媒的产业功能。2.广播传媒事业功能与产业功能共同发挥作用阶段。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率先播出了中国大陆第一条电视广告以后，我国广播电视传媒在功能上开始由单一的事业型功能转变成为两种功能――事业功能和产业功能。可见，我国广电人对于广电传媒二重性的认知是从认知广电传媒的事业功能和产业功能开始的。广电传媒的事业功能和产业功能是一种传媒现象，广电传媒二重性是传媒本质的体现。根据认识论的本质要求，人们对于任何事物的认知都是从其现象开始的。可见。广电人对广电传媒二重性的认知过程，是认识规律的一种体现。
随着广播电视传媒产业功能作用的发挥，在广播电视传媒领域内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广电经济学理论开始萌芽。1979年初，当我国的电视传媒广告经营问世以后，电视传媒产品经营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为了保护具有中国特色的广电经济的萌芽，197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明确肯定了传媒恢复广告的做法，并作了具体规定。1979年12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商业信息》节目，开始集中播送国内外商业广告信息。1980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该台有史以来的第一条广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均先后开办或恢复播出广告节目。
在此情况下，人们对广播电台、电视台能否创收（即经营收入）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传统观念开始动摇。正当广电人困惑和徘徊的时候，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于1983年3月13日～4月1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第十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的经验，讨论和确定了广播电视传媒改革的基本方针，会议指出：要“自己走路”，要“以宣传为中心”，要“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要“四级办节目、四级混合覆盖”，要“开展多种经营，广开财源”，开创了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1985～1991年的六年间是我国整体传媒经济元素发现最多的六年，也是广电传媒经济发展最快的六年。在这六年间，就传媒经济元素问题学术界进行了认真讨论，进而科学地确定了哪些是传媒经济元素，哪些不是传媒经济元素。比如新闻就不是传媒经济元素，它是新闻学的核心元素，但是，也是发展传媒经济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六年间，在广电传媒经济理论上确定了广播电视也是生产力理论、传媒二重性理论等传媒经济理论元素；在广电传媒实践上，于1986年12月15日，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经广播电影电视部和广东省委的批准成立，其办台方针是：“大众型、信息型、服务型、娱乐型”；呼号为：“珠江，珠江，珠江通四海，经济第一台！”从此时起，中国大陆第一个直播电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用全新的广播方式开始了播音。1990～1993年，我国相继成立经济广播电台14家、经济电视台10家、有线电视台12家。
1992～1995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广电传媒开始进入了市场。
1996～2002年，中国传媒经济理论博弈进入高潮。1996年5月29日，全国首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事业集团宣告正式成立，并宣布从即日起中国传媒业走上了集团化发展的道路，同时在传媒理论界也开始了中国传媒集团应该是产业性还是事业性的博弈。1999年6月9日，中国第一家城市广电集团――无锡广播电视事业集团宣告成立，此后，中国传媒集团性质的博弈进入高潮。2000年12月27日，中国第一家省级广电传媒集团――湖南广播影视事业集团宣告成立；2001年12月6日，中国最大的传媒事业集团――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挂牌，标志着我国广播影视事业管理体制和事业性运行机制“重大改革”的全面展开，广播影视事业集团化运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03年以后，一方面广播影视事业集团的弊端日渐暴露，另一方面广播影视产业的优势在“夹缝”中有了一定的发挥。为了促进广播影视产业的发展，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明确提出“产业化年”的口号。2005年1月，广电总局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不再组建广播电视事业集团，对已组建的广播电视事业集团改为“总台”，同时对“总台”进行“产业化”改革，并恢复了建立“制播分离”制度的政策。2005年以后，广电总局没有审批一家广播电视事业集团，但是有相当多的省市成立了与“总台”并行的“广播电视台”。2010年，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安徽、黑龙江、湖北等省成立了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在，我国的广播电视传媒正朝着传媒融合化、一体化以及整体文化的方向稳步健康地发展。
（二）广播电视经济开始走向成熟
我国广电传媒经济同我国整体传媒经济一样，是逐步走向成熟的。
1.广电产业经营已市场化。自1978年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我国广电传媒产业从“无”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再到产业化经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在它的变化过程中，我国广电传媒人创造了许多广电产业经营市场化的经验，其中有两种广电传媒产业经营的经验是一定要写入传媒经济发展史的，因为它体现了广电产业发展的一种规律。这两种广电产业经营的经验是：一是由央视传媒人创造的黄金传媒资源广告招标式的广电广告产业经营模式；二是由湖南广电传媒人创造的用广电经济活动塑造企业形象的传媒产品经营模式。
2.广电传媒经济政策已逐步走向完善化、科学化。从整体传媒经济来看，比较完善的、科学的传媒经济政策体系已基本形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实施这些政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多年间，如果把我国制定的传媒经济政策细分一下，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辅助类政策，即新中国建立初期，为解决报纸所需资金短缺问题所采用的政策；其二，事业类政策，即1956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2年间制定的关于传播媒介的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其三，“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类政策，即1978年国家财政部批准的《人民日报》等八家在京新闻单位可试行的一种办报模式；其四，产业类政策，即在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类政策的博弈中以渐进式态势逐渐走向完善化、科学化的传媒产业政策。这类传媒产业政策体系的形成大致可区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83年中央37号文件确定的“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二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三是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十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一条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之路的论述。十年来，我们在认识上的一大突破就是将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两手抓，两加强等，并在党的重要文献中，全面阐述了我国传媒文化产业政策。
3.广电经济理论已体系化。基于整体传媒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广电经济理论也已体系化。所谓理论体系一般是指基于某一公理的演绎。传媒经济学是一门社会学科，它的理论体系就是基于传播媒介的特点和运营规律而形成的一种被社会认可并能指导传媒组织或机构实体依据传媒运营规律持续发展的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传媒经济理论基于的一种“公理”。对于传媒来说，这一“公理”就是传媒二重性理论，它是实现传媒经济平衡发展的支点理论。不管是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只要发展，就必须保持平衡。因此，保持传媒活动各要素的平衡、有效开发传媒资源是传媒人追求的基本的价值目标。但是传媒活动各要素的平衡是相对的，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传媒人为了促进传媒业的发展，必然追求新的传媒平衡并努力保持这种平衡，因为平衡可以表明传媒业已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统一、和谐、一致，标志着传媒业已在原有平衡的基础上，经过平衡与不平衡的博弈进入了一个高水平的平衡。传播媒介同其他事物一样，就是不停地从不平衡进入平衡，循环往复，进而促进传媒业的发展。可见，传媒经济理论体系化必须具有三组基本的传媒经济理论系统，即传媒二重性理论系统、传媒资源理论系统、传媒平衡管理系统。传媒经济理论体系内的这三组基本理论系统的科学结合度是决定传媒产业发达度的重要因素，也是检验传媒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
4.广电经济活动制度化。长期以来，我国的传媒制度是单一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特别是广电传媒更加强调公有制。后来，随着我国传媒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发展，除在传统传媒领域仍然坚持公有制外，在新兴传媒领域采取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
就传媒经济活动制度来说，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传媒经济活动的主体已经多样化，既有公有制性质的实体，又有集体性质的实体和个人。但是大部分传媒经济活动是由传播媒介主办和发动的。
就传媒管理体制来说，当前的传播媒介基本上是以事业性管理为主，产业性管理所占的比重还不大。但是，从传播媒介的发展趋势来看，传媒文化产业在整体文化产业中的主体地位决定其产业化管理所占的比重将会增大。具体来说：（1）报业传媒将实施“三分开”的管理体制，即产事分开、产政分开、管办分开。通过“三分开”的管理体制的实施，一是改变报业的高度垄断状况，二是纠正“千报一面”的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开始实施“三分开”管理体制以来，虽然推广较慢，但是效益还比较理想，因为“三分开”的管理体制，有利于报业尽快转企改制，有利于更充分地调动报人办报的积极性，有利于更好地利用报业资源，有利于改变过去“千报一面”现象，是报业传媒体制改革的最佳途径。（2）广电传媒应实施“制播分离”制度，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业界率先提出来的改革设想。经过18年的反复实践，证明这是广电传媒实施管理体制改革的最佳选择。（3）我国的网络传媒应建立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结构，实施传媒产业化经营，充分调动各类网络传媒的积极性。
总之，根据我国传媒产业制度的特点，要解决当前我国传媒产业机构中存在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经营好公有制传媒产业的同时，支持和扶植民营传媒产业公司的发展，以便更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促进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
5.广电传媒经济教育规范化。传媒经济理论作为一门专业课走进大学课堂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其中作为一门知识课较早走进大学课堂的应该是《广播电视经济学》。所谓广电传媒经济教育规范化就是说《广播电视经济学》作为一门新专业不仅已经走进大学课堂，而且从1995年起，我国的一些高校已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一规划开始招收传媒经济学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2002年，中国传媒大学还招收了我国第一位传媒经济学博士后。从此，传媒经济学就成为我国高校的一门常设课程，既有规范化的《传媒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又有相应的《传媒经济学》教材建设，传媒经济教育已被纳入到了我国规范化教育的行列。
三、未来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
基于我国已形成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和我国广播电视经济开始走向成熟的传媒环境，未来我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应该是：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即树立科学的整体文化观，深化城市广电传媒体制改革，加快实施转企改制，促进广电传媒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城市广电传媒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这是我国未来城市广电传媒发展的一种科学的发展模式，只有从整体文化的角度和整体传媒文化的视野去改革城市广电传媒、去发展城市广电传媒，我国的城市广播电视传媒才能够快速发展，才能够大发展，否则，企图把城市广电传媒做强做大是不现实的。现在，根据我们党和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深化整体传媒文化体制改革的社会环境、技术环境、政策环境、理论环境都已具备。对于我国城市广电传媒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抓住机遇，既要在宏观上弄清楚我国“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大好形势，又能从本地实际出发，科学地实施转企改制，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样，不久的将来，一个具有中国整体文化特色的新的城市广电传媒将会出现在世人面前。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战略思想，它一方面科学地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对于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文化管理体制、文化生产经营机制、文化法制建设、文化市场培育等都作了全面部署；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命题，并把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首次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进行了讨论；党的十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定“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了快车道，有关“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战略思想日渐明确，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政策日渐完善。这种宏观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已为深化我国传媒文化体制改革、解放传媒生产力做好了准备。
从文化和文化产业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不仅在思想上认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在理论上弄清楚了文化也是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弄清楚了要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就必须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就必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就必须大力发展重点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传媒文化产业。
任何一种传媒产业都是传媒文化产业，都是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支柱性文化产业，其发展受着两种力量的支配，即受传媒发展规律的支配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支配，特别是受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支配。传媒经济活动是所有传媒活动基础，因此，传媒经济的发展同样受传媒发展规律的支配和社会生产力以及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支配。作为传媒发展规律对于传媒经济的支配力量是永恒的，但是传媒发展规律对于传媒经济活动的支配力度是同传媒人对于传媒发展规律的认知度和驾驭度相联系的。那就是说，传媒人对于传媒发展规律的认知度越深、驾驭度越娴熟，传媒经济发展就快些，反之，传媒经济发展的速度就慢些。但是，还应该明白：从总体上来看，不管传媒人对于传媒发展规律的认知度如何，传媒发展规律对于传媒经济的支配作用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真理，是不可怀疑的。作为社会生产力对传媒经济的支配力度通常是指社会生产力对传媒经济的影响力，其核心是传媒自身的力量，即传媒文化生产力或传媒技术的作用力。比如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产生了许多新传媒，而且也促使传统传媒焕发了“青春”，衍生了新的生命力。现在，我国的传媒经济在传媒发展规律和社会生产力的支配下，不仅得到了健康、快速的发展，而且它正在促使我国的分散性的传媒文化、“独立”性的“传媒小文化”朝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传媒大文化的方向发展。分散性的传媒文化造成了我国传媒文化机构“林立”和在传媒资源利用上的浪费；“独立”性的“传媒小文化”造成了传媒实体的“小而全”“大而全”和“重复建设”，严重影响了整体传媒文化功能的发挥。造成我国传媒文化的分散性和“独立”性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我国的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渐进性，二是由于观念更新的滞后性。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渐进性造成了我国长期的单一纸传媒文化独占鳌头的传媒文化模式，不会与新传媒合作，更不会与新传媒分享传媒资源，于是，当一种新传媒产生以后不得不另立炉灶，实施分散化独立运营。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新传媒越来越多，形成了我国目前多传媒并存的局面，或者说是多传媒割据的传媒结构。观念更新的滞后性造成了我国传媒文化组织职能发挥的局限性和组织职能的相互制约性，使本来就具有局限性的我国传媒文化组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内耗，既影响着传媒文化组织职能的发挥，又影响着我国传媒文化的发展。根据我国传媒文化体制改革实践提供的经验，要改变目前我国传媒文化现状，必须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基本精神，不断提高传媒融合的品位，在实现传媒高层业务融合的同时，积极推进传媒文化机构之间的融合和传媒文化机构与相关宏观文化机构的融合，逐步改变我国分散性传媒文化和“独立”性“传媒小文化”的现状，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文化”，即整体文化。
实现分散性传媒文化和“独立”性“传媒小文化”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大文化”的转变，是传媒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聚合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的结果，也是未来我国传媒经济理论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过去，对于传媒文化经济与我国宏观文化产业经济的关系问题研究的较少，只是在传媒经济学体系的研究中、在传媒经济整体理论体系的研究中以及传媒经济发展走势的研究中，对于整体传媒文化经济的发展及其在我国宏观文化产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论分析，其目的是为了给未来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从现在起，特别是党的十以后，传媒经济理论研究的任务是：在已创立的传媒经济基础理论的基础上深化研究整体传媒经济理论和文化产业经济理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大文化”观统率传媒经济理论研究、指导传媒文化经济理论研究，从“大文化”的角度去解决传媒文化经济活动中的一切问题。这既是传媒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心，也是我国传媒经济运营的重心。
城市广电传媒是我国广电传媒产业的基础性产业，它具有数量多、差异大、资源丰富等特点，它既是我国城市文化事业的主力军，又是我国城市文化产业主体产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我国整体文化实力和竞争力过程中，城市广电传媒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对于整体广电传媒文化的发展，还是对于整体传媒文化的发展以及整体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此，要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当前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其一，在思想认识上，一定要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把握文化、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把握我国已形成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和我国广播电视经济开始走向成熟的传媒环境对于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的意义；把握传媒生产力就是传媒文化生产力，它是我国文化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在理论上，一定要明确城市广电传媒文化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的主体产业，是实现城市传媒资源整合的一种主导性力量。
其三，在资本运作上，一定要面向资本市场，充分利用传媒文化产业的技术含量高、产业链长、盈利点多、资源广泛等优势，有效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促进城市广电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率，满足社会投资者的需求。
其四，在广电传媒产品的经营上，一定要提高传媒产品品牌的影响力。广电传媒产品经营者可以借助于传媒产品品牌的力量占领市场、获得盈利，促进广电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提高传媒产品品牌的影响力，必须强化品牌策划，必须打造那些具有本地特征的传媒产品品牌，打造那些贴近本地受众文化心理和审美诉求的传媒产品品牌，用这些品牌产品提高城市广电传媒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2-0094-04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15届年会于2012年10月20日在山东大学召开。本届年会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河北经贸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河南大学等全国3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与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国际化研究”，与会学者围绕主题分古代经济思想、近代经济思想、现当代经济思想三个专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并有17位学者作了大会发言。
一、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内容的深化和视角的更新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参会论文来看，学者们在研究中秉承了注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史料整理和分析的传统，不仅扩充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范围，深化了已有命题的研究，同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诸多创新不断得到尝试。
（一）以史料为线索的研究
古代典籍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史料来源。围绕年会主题，有关《管子》的研究成果成为本届年会的一大热点。南京大学蔡一教授在《〈管子〉论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一文中提出《管子》是战国时期齐国推崇管仲的学者们的论文汇编，既肯定了市场有自发的调节和促进功能，国家经济治理需顺应其自发性，又认识到政府要利用经济杠杆，扶贫济困，促进就业，体现了放手发展市场竞争和必要的政府干预相结合。浙江科技学院曹旭华教授在《〈管子〉的成书年代与作者研究》一文中判定《管子》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的稷下先生们的作品，并且断定《管子·轻重》篇作于战国，或者至少可以说其大部分篇文、内容产生于战国。中央财经大学王文素教授在《“管晏”社会保障思想探究》一文中指出《管子》和《晏子春秋》两部著作都记述了春秋时期社会保障思想、政策和制度，但是二者的社会保障思想和体系无直接继承关系。河北经贸大学董平均教授的论文《释燕蓟“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依据《史记·货殖列传》判定燕都蓟城既是北方手工业中心，又是重要的商业都市，各民族经济交流的中心。
除了古代典籍外，与会学者强调了地方志、族谱等史料对于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张海英教授的论文《明清地方志中的经济思想》从“对明清时期民众趋利性社会思潮的客观性认可”“民间‘奢靡’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方志中关于商人的记载”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方志所体现的经济思想，并指出有待开发利用中国方志蕴藏的丰富的史料。山东财经大学郑小娟副教授的论文《略析徽商的“贾儒相通”观和儒商化取向》利用宗谱、墓志铭、地方志等新史料，指出徽商的儒商化取向带有极强的脱商入儒的色彩。
（二）以人物为线索的研究
从新的视角归纳和整理古人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视角。山东大学周宇副教授的论文《桑弘羊“轻重”学说的经济学意义分析》指出桑弘羊的“轻重”学说也重视市场机制引导作用，只不过强调政府干预矫治市场弊端。财政部驻吉林省监察专员办事处边东平的论文《先秦诸子的货币观点及现代启示》从新的视角整理归纳了先秦各家学说中的货币思想，提出其对当代金融制度构建的启示。东北财经大学齐海鹏教授在《论陆贽的财政思想》一文中归纳了陆贽的财政思想，并指出其具有以人为本、量入为出、均节赋税和裁减私租的特色。
（三）以专题为线索的研究
围绕某个专题梳理和分析经济思想史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齐鲁大地是先秦时期儒家、墨家、兵法家、纵横家等众多学派的发祥地。山东大学赵梦涵教授和李维林副教授在《齐鲁文化经济思想的变迁与本土化、国际化简论》一文中指出齐鲁文化的经济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根据儒学与管学两大流派，分析了齐鲁文化经济思想的变迁及其本土化与国际化问题。哈尔滨商业大学贵教授的论文《论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解析了儒家“仁爱”和“礼”两方面的经济伦理及其影响。
在研究技术创新上，一些新经济史学研究成果将经济思想和文化作为一个变量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框架，将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结合起来，考察经济思想的形成原因和影响。这超越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传统范式，有利于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主流经济理论结合。香港科技大学James Kai-sing Kung教授和山东大学马驰骋博士的合作论文《经济冲击、儒家文化与农民起义》通过构建清代（1651—1910）和107个县的面板数据，用学校、儒家庙宇和烈女数量衡量儒家文化强弱，发现农业歉收对农民起义有显著的激发作用，但这种作用在儒家文化深厚的地区明显减弱。上海财经大学岳翔宇博士在《气候变冷、粮食减产与重农理论：对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与十七世纪法国的考察》一文中考察了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的气候变冷、农业减产与晁错贵粟论的关系，提出了“气候变冷—粮食减产—农民受灾—政策应对不及时或不全面—政策批判（重农理论）”的理论发生机制，并与17世纪法国气候变冷及布阿吉尔贝尔的重农理论做了比较。
比较分析方法可以明确中国经济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和独特性。上海财经大学何业嘉博士在《中西方货币提出思想变迁中的分流：中国传统货币思想与西方货币思想差异研究》一文中提出古代中西方分别是一种国家型和国际型的货币制度，不同的制度需求产生了各自的货币思想，最终导致中西方货币思想的分流。上海财经大学张华勇博士在《中国宋代纸币准备金思想研究》中指出中国和西方早期纸币准备金不同，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理念的差异。另外，山东大学刘玉峰教授的论文《中国古代粮食思想和政策探析》整理了古代重粮贵粟、粮食赈济、粮价调控、粮食储备和粮食战略的思想和政策。
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广度和深度的突破
近年来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致力于近代（尤其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扭转了一段时期内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滞后的局面。从本届年会论文来看，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已经高居第一，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一）以史料为线索的研究
详实和正确的史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础。老一辈学者非常注重史料的归纳和整理，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复旦大学叶世昌教授指出当前学界研究过于注重“宏观”的理论分析，却忽视了“微观”的史料工作，存在过分强调理论分析却忽视史料的倾向。微观研究从小处着手，往往比较可靠。叶世昌教授在《对晚清若干经济思想史文献的辨误》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使命之一是根据研究对象的论著进行分析，并做出恰当的述评。其前提是准确判断研究对象的文献的写作时间、所述历史事件的准确性以及文献整理者对文献校勘是否正确等，甚至需要进行辨误。
叶世昌教授的发言引起了部分与会学者的热烈反响。武汉大学严清华教授在小组发言中指出了人才培养机制和科研考核标准等现实制约因素，并介绍了其领导的研究团队沿着三个线索系统归纳整理分析民国经济思想史料的工作。第一个线索是以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著作和期刊论文为线索。武汉大学王经纬博士在《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的经济思想文献述评》一文通过对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的664篇经济学学位论文进行统计分析，管窥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概貌。第二个线索是以民国时期主要经济学期刊杂志为线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高璇博士在《中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评论〉与民国后期的经济思想》一文中全面系统地分析了《经济评论》期刊，揭示民国后期经济思想中学术本土化和现实针对性的脉络和特点。第三个线索是以民国著名经济学家为线索开展硕士论文写作。这为全面探索民国经济思想内容及理论贡献扎实了历史资料与文献依据。
（二）以人物为线索的研究
对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全貌，而且可以记录经济思想演变的轨迹，甚至可以用关键人物经济思想解释经济史上的制度变迁，具有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依然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在以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武汉大学严清华教授和刘婧宇在《民国“红色教授”彭迪先的货币思想》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彭迪先的货币理论。北京大学周建波教授、熊维刚和吕麒的论文《刘大钧工业化思想述评》认为刘大钧的工业化思想比较充分和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现实与趋势，促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化思想的新高度。福建江夏学院刘慧宇教授的论文《杨荫溥通货膨胀思想评述》高度肯定了民国金融学家杨荫溥的经济思想。湖北工业大学李俊在《魏源的经济思想》一文中以《海国图志》为中心对魏源的经济思想做了梳理。
在以政界人士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海南大学武教授在《论孙中山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一文中提出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以及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有着极其密切的理论联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早期形态。东北财经大学于秋华教授在《〈建国方略〉与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一文中归纳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线索，评价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局限性。西南财经大学付志宇教授在《近代税收学的创建者、中国直接税制的开创人：李锐》一文中对李锐生平及其开展的直接税改革加以归纳和介绍。湖州师范学院蔡志新副教授和周建华教授在《反清民主革命英烈徐锡麟经济思想评析》一文中从农工商业论、财政论和义利观三个方面归纳了徐锡麟的经济思想。河南中医学院谭备战副教授在《论张静江的经济建设思想》一文中以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为核心介绍了张静江的经济思想。浙江科技学院喻梅博士在《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述评》一文中批判性分析了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认为其带有明显的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放任思想相结合的特点。中南民族大学李天华副教授的论文《恽代英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高度肯定了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的经济思想。
（三）以专题为线索的研究
本届年会论文主要集中在产业、财政、金融三个专题。在产业思想方面，复旦大学孙大权副教授在《赶超战略与平衡发展：翁文灏与马寅初两种工业化道路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将翁文灏以重工业为中心、快速工业化的赶超战略与马寅初重点发展比较优势和基础工业的农、轻、重均衡发展战略加以比较，认为新中国工业化思想均可从近代找到渊源。上海财经大学张申博士在《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一文中将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划分为滥觞、发展、高潮三个阶段，认为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引发了中国工业化思想的萌生与发展。上海财经大学陈瑞博士在《从国货运动看近代经济思想的变迁》一文中梳理了近代国货运动中所体现的经济思想，并尝试归纳近代经济思想转变的四大类型。
在财政思想方面，中央财经大学马金华教授在《导源西籍，取径东瀛：晚清西方财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一文中回顾了西方财税思想在晚清传播的途径、内容，及其对晚清财税制度改革的冲击。清华大学熊金武博士和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研究员在《民国时期地价税立法与实践》一文中回溯了民国时期地价税通过立法程序从思想演化为制度并不断完善的过程，进而以近代上海华界地价税实践为例对该制度变迁予以批判性评价。南京审计学院夏寒副教授和蒋大鸣教授在《试论民国事前审计制度》一文中回溯了事前审计制度应用于民国初年财政收集的过程，并指出由于配套制度改革不完善导致该制度难以充分发挥其效能。
在金融思想方面，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研究员和缪德刚博士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土地金融思想研究》一文中梳理和总结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理论界、学术界就农村土地金融相关问题展开的讨论，并结合近代金融制度发展路径讨论了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构建的互动关系。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和岳翔宇博士在《西方金融理论的传播与晚清金融思想及制度的转型》一文中回溯了西方金融理论在晚清的传播，并提出晚清金融思想和制度转变中社会需求的变化（内在动力）与理论指导（外来因素）是逐渐结合的，将以局部的诱致性变革作为全面的强制性变革的基础和先导。复旦大学马涛教授在《民国时期上海民族金融家创业成功的精神动力》一文中提出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构建离不开秉持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民族金融家的创新性工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华雄教授和饶丹雪在《民国时期（1912—1949）人寿保险思想概述》一文中重点描述和总结了不同时期民国人寿保险业发展特点、人寿保险理论及人寿保险运营思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长伟博士在《近代中国纸币发行制度变迁及其效果》一文中回溯了晚清到民国的纸币发行制度变革历程。
经济思想发展演变轨迹和机制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点。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在《从传统到现代：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路径》的主题报告中从变迁的目标、动力、条件、模式和结果等五个方面介绍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三条变迁路径，即西方经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其中不仅介绍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研究成果，还推介了上海财经大学谈敏教授《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和上海财经大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民生经济学研究：基于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视角》对另外两条路径的研究。相对于其他两条路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史是本届年会研究成果最多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邹进文教授在《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围绕“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四个对Economy、Economics的中译名，分析它们之间前后递进的演进路线，指出其演进过程既受到西方“经济学”含义演变的“外因”影响，也与中国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内因”相关。上海财经大学岳翔宇博士的论文《晚清西方经济学传播中的狄考文与山东登州文会馆》在收集整理史料的基础上指出狄考文及登州文会馆在对晚清西方经济学传播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北京大学聂志红副教授在《中国经济思想基本元素演变的脉络与逻辑》一文中提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材料不仅包括以文字形式流传的典籍部分，还应包括以非文字形式保留下来的各种文物，认为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轨迹中经济思想往往依附和服务于政治思想。
三、中国现当代经济思想研究的深化和内容的扩充
本届年会论文大多围绕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问题展开，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上海财经大学赵晓雷教授指出总结和归纳中国现当代经济理论问题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使命下的重要理论阵地。由于工业化是百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围绕工业化的研究成果颇多。中国社会科学院钱津教授在《新中国工业化思想述评》一文中提出2004年中国工业化进入了腾飞阶段，需要区分工业化腾飞阶段中出现的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内蒙古财经学院姜建华教授和邓强的论文《新中国产业结构研究思想演进路径分析》概括了马克思、、当代西方的产业结构思想和理论，梳理了中国学术界有关研究的进展。武汉大学吴传清教授和彭聪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区位经济学史研究》一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主要侧重于对西方区位经济学理论的评介和对西方区位经济学理论中国化应用的探讨。上海财经大学张明博士在《集体合同与制度激励：以解放初期上海申新棉纺织一厂为个案的分析》一文中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了民营企业中实行的集体合同制度，从理论依据及经验证据上证明企业实行利益相关者管理更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
农业经济思想依然是本届年会的热点。西南财经大学刘方键教授在《“以粮为纲”的思想文化渊源及其评判》一文中认为“以粮为纲”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观念中历来视粮食生产为最主要的物质财富生产的真实反映，需要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深彻转变。安徽财经大学张俊副教授在《传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的价值逆转：养民抑或分利？》一文中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研究传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价值逆转，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结构不变的前提下，维护统治者养民以分利的思想长期处于支配地位。北京大学刘群艺副教授在《Rethinking Land Reforms in East Asia： Egalitarian or Inegalitarian？》一文中比较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日两国中刘少奇和Wada Hiroo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差异性，然后从公平与经济增长角度比较了其绩效差异。
围绕经济改革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瞿商教授和郭旭红博士在《改革共识、市场共识、转型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演进的三个阶段》一文中回顾和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三次大转变。山东大学陈东教授的论文《浅析经济体制与政府主导理财原则的选择》分析了市场经济下“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两大财政原则的关系，提出当前“量出为入”或许是更可行的方案。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刘常青教授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的原因》一文中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改革史料，构建模型实证检测各要素重要程度，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会计准则思想的供求关系、社会环境等要素的重要性。另外，中国政法大学岳清唐副教授、山东大学郝延伟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赵亚明博士分别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报酬递增思想、分工思想、“大萧条”研究成果。
四、中国经济思想研究方法创新与学科史研究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史研究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和王昉副研究员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进》一文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历史分为奠基、形成、发展和拓展四个时期，分别考察了各个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和主要成果，进而详细介绍了目前的学科发展态势和特点。严清华教授和李詹博士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基于当代期刊论文的考察》一文中通过考察1979—2011年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分析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并探寻其未来发展方向。安徽财经大学万红先教授在《民国时期经济学著作研究综述》一文中梳理和归纳了以民国经济学著作为对象的研究成果。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讨论
研究方法创新是每届中国经济思想史年会的热点。西北大学赵麦茹博士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应用现状、创新及发展趋势》一文中归纳了文献研究法、唯物史观研究法、中外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等五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认为只要能拓展科研视野，拥有自觉的学术立场，及时把握新技术新资料，摆脱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创新大有空间。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又及、文化诸领域，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历史及其。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著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
、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
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著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著、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 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著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
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著《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著、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著《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
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学术基
————————
① 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拙作
：《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
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著《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著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李大钊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著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著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祐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著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著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著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著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① 甘乃光：《先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 唐庆增：《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著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而有较大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著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
、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已不鲜见，
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
，后留学哈佛大学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著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
① 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著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 同上书，第36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
，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
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文革”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文革”前）。
从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著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著述，可以认
————————
① 有关此可重点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
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宪政》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文革”，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著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著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著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文革”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著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版著作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迺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著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著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
）、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王毅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著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著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著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
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著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著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著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
已有著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王毅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敏主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 ）》（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
、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著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著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时期，既有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
、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 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
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
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
，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中图分类号：X19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2006707
环境经济学是伴随着人类活动引起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而产生和快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20世纪70年代末环境经济学被介绍到中国。1978年中国制定了《环境经济和环境保护技术经济八年发展规划》。198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关于“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讨论会，决定将“环境经济”列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81年《环境状况报告》中的第一项主题。同年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成立，由此推动了中国环境经济学的研究。这表明作为环境科学的重要分支，环境经济学已成为一门瞩目的独立学科。环境经济学虽然仅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但其学科体系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通过持续的研究和实践，环境经济学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十多年来，环境经济研究在中国发展快速，不但表现在环境经济理论和框架体系不断充实完善，而且结合中国实际开展的环境经济领域研究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学者们翻译、撰写了环境经济方面的教材和专著，还发表许多研究环境经济的论文，开展了环境经济各领域多方面的科学研究，在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成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环境经济方面的专业人才[1]。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经济学学科体系，其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实践指导都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提高和完善。基于此对2005～2014年收录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以下简称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中篇名包含有“环境经济”的全部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以期从这个角度研究近十年来中国环境经济研究动态和发展路径。
一、近十年环境经济研究
数据样本统计（一）“环境经济”期刊论文篇数统计
从中国知网中检索2005～2014年间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全部期刊论文，剔除重复及不符合主题的论文，共有462篇，其中核心期刊本文核心期刊指中国知网上所检索的中文核心期刊及CSSCI来源期刊。论文200篇，其他期刊论文262篇。具体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是从2005～2014年间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中国知网全部期刊论文这一角度来研究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但环境经济研究成果的体现形式是多样的。比如中国知网检索数据库收录文献中除了期刊论文，还有优秀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国内外会议和其他形式的研究论文，在2005～2014年间，这些论文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共计338篇。
此外，统计分析2005～2014年这十年的文献，是为了了解在新阶段中国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进路。而在1978～2004年的27年间，中国环境经济学学科经历了起步、探索和发展等重要阶段。在这27年间收录在中国知网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文献，包括期刊论文、硕博士论文、国内外会议论文和其他形式论文共456篇，其中期刊论文有406篇。
（二）基于期刊的数据样本和研究方法
为了能较好地表征环境经济学学科领域研究的客观水平，本研究的检索统计工作不仅关注期刊论文数量的变化，更关注期刊论文的质量变化。核心期刊论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关研究领域的较高水平，故本研究的重点在核心期刊论文。据上文可知，本研究全部实际有效样本为462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的实际有效样本为200篇。
在相关论文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引证分析、数据分析和词频分析等方法对中国近十年来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全部期刊论文数量的变化规律进行总结，重点对论文期刊类型、主要议题、作者人数等方面进行数量分析。同时分析文献的被引次数，以衡量期刊论文的影响力。
（三）数据样本局限性分析
本研究只是从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期刊论文这个角度来分析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数据样本必然存在局限性。由于环境经济学学科领域的广泛性，涉及环境经济的具体研究对象很多，仅就期刊论文来说，属于环境经济范畴的论文众多。篇名属于环境经济领域范畴的其他关键词的论文有至少十多种，如“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绿色GDP”、“ EKC”、“环境绩效”、“环境损失（损害）”、“环境成本”、“环境外部性”、“排污权”和“环境税”等，见表2所示。据《中国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报告》统计显示：1980～2008年这29年间有关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章共有10 618篇。本研究检索统计了2005～2014年环境经济研究领域核心期刊论文，属于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论文共有10 506篇。由此可见，近十年有关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数量比过去有大幅增加。
由此分析，2005～2014年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核心期刊论文大约占环境经济学学科领域范畴的核心期刊论文的1/50～1/60，也就是说大多数有关环境经济的研究论文在其篇名中并没有直接使用“环境经济”。故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并未包含环境经济研究的所有领域，但本研究的贡献也正是对以“环境经济”为篇名的论文的深度分析，以见微知著，窥一斑而略见环境经济学学科研究的全貌。
二、数据样本论文分析
（一）研究阶段分析
通过对全部462篇数据样本期刊论文进行分析发现，2005～2008年数据样本期刊数量逐年递增，到2008年达到峰值，2009～2011年数据样本期刊数量略有下降，2012～2014年数据样本期刊论文稳定在40篇左右。中国环境经济学学科近十年期刊论文方面的研究从数量上看为稳定发展的阶段，从质量上看为深入扩展研究的阶段。
进入21世纪，环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并且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可以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环境经济学研究将重点关注环境经济理论体系、环境价值核算体系、环境经济分析方法体系、环境经济评价体系、环境保护经济手段体系、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环境投融资体系、循环经济体系、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体系等[1819]。
四、结语根据本文数据样本进行的统计分析，可以了解近年来中国环境经济研究的一些特点。第一，从数量上看，年核心期刊发表篇数变化不大，但论文的深度有所扩展，涉及的领域更广，所使用的分析手段也更多，近十年环境经济领域的相关研究论文比以前的有大幅增加。第二，在影响力方面，发表于理工类核心期刊上的环境经济类论文的影响力更大；另外，采用数量分析、科学实验以及工程实践的论文影响力也较大。这说明中国环境经济研究的一种趋势是朝着定量分析、技术支撑的方向发展。第三，在研究内容上，依据词频分析结果，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有所扩展，研究深度有所加强，但较多的研究还是探索性的，结论是建议性的，其实践意义、应用意义和指导意义还不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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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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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