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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构成现代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方面。随着麦金农的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被提上日程。在国内，学者如王广谦（2002）、胡鞍钢（1999）等对于整体金融发展状况也做了大量研究，在关于区域金融发展的问题上，谈儒勇（2002）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做了实证研究。张军洲（1995）以“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为题探讨了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周力、王子明（2002）对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做了实证分析。
但现有文献对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较为罕见，大多只集中考查一个地区，缺乏对多个地区的横向比较，因此就无法看出在不同产业结构水平、金融结构程度下，金融支持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区际、省际、甚至省内发展差距都极不平衡的大国，因此必须注重国内的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而不能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在各地区的作用统一而论。
二、原理分析
金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可分为两方面：一是通过金融市场运作影响产业的资金供给和需求，从而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二是通过金融政策与产业政策同时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作用。金融作用于产业结构的总体机理可以表述为：金融—影响储蓄、投资—影响资金的流量结构—影响生产要素分配结构—影响资金存量结构——影响产业结构。
在我国目前的金融经营体制下，利用金融市场运作来影响产业的资金供给与需求主要是通过两个不同性质的市场，从两种作用层次不同的渠道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影响。一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信贷市场通过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行为将其所集聚的资金向不同的行业进行分配。二是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证券市场通过一级市场的发行和二级市场的证券交易为企业筹集所需资金，并通过市场机制调节资金流向。
而金融政策配合产业政策共同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作用是通过政府制定实施政策性优惠贷款，对商业性贷款的政策担保等金融措施，将资金引向素质好、技术可行和有市场前景的企业和项目上，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
三、实证分析
下面选择了北京、上海、广东三个地区的相关数据对当地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支持的实证进行分析。既从时间的纵向跨度上说明单个地区的发展情况，也从横向的截面比较三个地区在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以及二者的关系。以下数据均来自于北京、上海及广东省各年的统计年鉴。
1、产业结构现状比较
从表1可以得知，横向比较而言，上海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最低，而北京的第三产业最为发达，而广东仍以第二产业为重，且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在三者中最高，第三产业的比重最低。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以省为计算单位，广东省内还包括许多第三产业较为落后的城镇，因此在结构上第一产业的比重还很高。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广东以工业为主，服务业水平还有待提高。
从绝对值的增长速度的横向比较来看，北京第三产业在三地中增长最为迅速，上海与广东在工业上增长平均速度相当，但广东近几年在第一、二产业中增长都是最快的，第三产业反而保持较小增长。
与它们各自的GDP比较而言，各地的第一产业与GDP增长速度有明显差距，GDP的增长对于上海、广东来说主要由第二产业带动，而北京是由第三产业带动（见表2）。
综合上述两表可知，北京的第三产业最为发达，在产业结构中比重最大，是按“三二一”发展，而上海与广东依旧还是“二一三”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同时广东的第一产业比重仍较大，未来产业调整的压力较重。
2、金融结构的现状比较
从表3可以看出，在结构方面，除上海有少数的固定投资资金来源于债券以外，北京、广东在这方面的数量均为零。这表明三者在利用债券进行融资方面的改革做得还不够，以后应注重扩充这方面的资金来源。而广东的自筹资金比重最高，都占到70%以上，其次是上海，最后是北京。同样现象也出现在利用外资方面。北京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比例较其余二者大得多，上海、广东只有一两个百分点，而北京的国家预算资金虽然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但仍保持在总比例的10%以上。在国内贷款方面，北京无论在绝对值还是结构上均呈明显的快速上升趋势，到2005年比例几乎占到30%。上海在这方面比较稳定，在2005年甚至有轻微的下降，下降的资金部分由自筹资金所代替，广东在贷款的比例上最低，一直不到20%，与它在自筹资金及利用外资的优势上差别明显。广东的民间资本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强有利的支撑，但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支持，而单一的依靠自筹资金的融资结构必然会显示出它的缺点。因此，必须逐步大力发展其他融资渠道，如国内贷款及债券、证券市场。金融支持体系必须为高新技术的不断升级提供有效的融资渠道，才能保证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都能获得充足的资本投入。
3、金融对产业结构的支持比较
（1）存款增速。存款表示各地区可动员的储蓄额，也是各地区重要的金融资产。存款余额实际上是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体现，经济越发达则资金来源越多。从表4可以看出，上海、广东的存款增长速度在2001—2003年持续增长后在2004年开始回落，而北京在经过2003、2004较低后，2005年又重新到达增长的高峰期。横向比较来看，2001—2003年，广东的存款增长速度比起上海、北京有较大的差距，但2005年有明显改善。
结合GDP的增长速度，我们可以看出，在2002、2003中，上海的存款增长速度都远高于GDP的增长率，说明在上海地区资金非常充裕，完全能支持GDP的发展，甚至GDP的发展、投资的需求比不上资金的供给速度。但在2004、2005年存款增长速度已经低于GDP的增速，资金的短缺开始有所显示。在广东除了2004年外，其他年份两者数据相差不是很大，说明资金利用率较好。北京在2002、2003年也同样出现了上海的情况，但在2004年的调整后，2005年存款又有了快速的增长，保证了产业结构升级所需的资金来源（见表4）。
（2）各地贷款比重。如果将存款资金存量及其变化看作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结果，那么贷款资金的配置就是推动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贷款存量也是各地区的一种重要的金融资产。贷款水平的差异也是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程度不一致的原因，从而导致各地经济增长水平的差距（见表5）。
利用贷款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的比较可以衡量贷款投放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均衡及贷款的投入产出效益。从表5可以看到，三个地区在2004、2005年的贷款增长速度都有了明显的放慢，这与融资渠道的扩展分流了部分银行客户是分不开的。
同样地，原在2002、2003年贷款速度远高于同期的GDP增长速度，但在后两年就有所回落，贷款投放速度不及GDP增长速度，这说明支持经济发展的资金不再大部分来源于银行贷款，而有了其他的途径。从贷款的投入产出效益来看，广东在这方面增量百元的贷款产值最高，而北京最低，上海居中。说明广东贷款的质量较好，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最大。
（3）非金融企业融资的结构。除了银行贷款外，非金融企业的债券、股票等融资渠道对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表6来看，广东非金融企业的贷款比重很高，而债券融资几乎为零，股票所占比例也很低，仍以间接融资为主。北京的债券融资比重在三地中最高。根据北京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第三产业是发展方向，第二产业向高端化发展，第三产业吸纳贷款的能力弱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高端化使其对贷款的需求集约化，对北京贷款的整体规模增长产生深远影响。2005年，北京直接融资加速发展的图景变得越来越清晰，短期融资券井喷式发展、企业债发行提速、更多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涌现、几乎没有悬念的IPO和再融资功能的恢复、境外股权融资都将推动直接融资的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资金逐渐转变成由直接融资提供，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度有所下降。单就短期融资券而言，2005年在京企业分到接近60%的份额，达到834亿元。短期融资券发行对北京的银行贷款替代总量在400亿元以上。因此，应在此基础上，更大力地发展股票、债券融资。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2005年的人均GDP，北京、上海、广东这三地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说明，这一阶段经济发展上有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迈进、服务业占很高比重、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特点。金融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及政策建议。
1、提高金融资源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配置作用
产业结构中的金融支持使有限的资源通过金融市场流入某一行业，从而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产业范围选择必须使有限的金融资源流向一些关键性的产业，使有限的资本与经济效果好、发挥潜力大的产业结构在一起。因此，金融资源必须更多地配置到第二产业的结构升级，如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发展具有潜力的电子信息、新医药、新材料等行业；同时还要着力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不断地增加对第三产业的投资。
2、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扩充融资渠道
在工业化初期要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建立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客观上需要巨大而旺盛的投入资本，就必须要依赖于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加上政府部门能够比较容易地通过控制银行等间接金融的利率水平，此时间接融资比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有明显优势。但现在，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面临产业退出、转型。同时，以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进入形成期和扩张期，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尽管还可在信贷资金支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存在流动性差、缺乏持续性、不易变现等固有缺陷。因此应该充分发挥以证券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体系整合产业资源的积极作用，克服间接融资方式的上述不足。
3、充分利用金融资源的产业范围选择作用
金融资源相对于其他生产因素具有易于分割、流动性较强的特点，便于配置到优势企业中，不仅优化产业内部的资金循环（存量资本），而且能够吸引社会其它资金（流量资本）流人这一产业，对特定产业的发展起到加速作用，因此利用金融市场，通过对金融资源的配置，还有利于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另外，企业发展的约束、创新机制的培育也需要金融资源的参与和支持，由资本意志对企业的各项行为进行表决，有利于企业各项机制的健全与完善。
【参考文献】
[1]陈峰：论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的作用[J].金融研究，1996（11）．
[2]周立、王子明：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1978—2000[J]．金融研究，2002（10）．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一直以来给予我无私帮助和关爱的老师们，特别是我的导师杜玲老师，班主任杜德斌老师、仲艳维老师，专业课聂华老师、汪雯老师、曾蕾老师，学院黄国华老师，党政办汪海洋老师。谢谢你们这四年以来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从你们身上，我学会了如何学习，如何工作，如何做人。
(一)区域信贷控制的产业趋同效应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差异性，中央的信贷政策很难面面俱到，这也使得各种政策针对性不强，造成各地产业结构存在同步振荡、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因此，实现区域信贷政策的区域化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政策配套，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的协同。我国银行信贷业务投放的政策性比较强，信贷控制是政府实施金融政策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商业银行除了75%存贷比要求外，各银行内部对各区域的信贷业务具有一些软约束，包括对各地区信贷业务规模控制与行业控制。每个年度，总行都会给对每个地区下达信贷规模与行业结构指标，这种具有行政指令性的计划指标导致了区域金融市场间的隔离，使得各地区对各行业的金融支持具有一致性，并直接引导了金融资本的流向与规模，进而导致了产业结构的趋同效应。目前来看房地产、通讯、生产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快速增长，吸引了大部分来自银行的信贷资金。从表1中分行业信贷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看，2012年信贷资金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最高的行业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达到32．19%，而最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和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二者分别是4．78%和4．45%，二者差距相比达到8倍之多。
(二)金融业务规模经济的产业趋同效应银行、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具有逐利性特征，追求利润。而金融业务极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导致了金融机构所服务的对象具有趋同性。以银行的信贷业务为例，银行信贷业务的收益是利息收入，由贷款额度L及利息率r水平决定。贷款业务的经营成本包括:融资成本、监管成本、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经营成本(包括资金成本、营运成本、人工成本、风险成本和税收成本)。按照成本与业务量的关系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固定成本FC，如水电气、职工与业务无关 的基本工资等;二是与业务数量相关的成本，主要是人工成本、材料成本、监管成本等;假定单笔业务成本为nc，业务数量为N，业务量相关成本NC=nc×N。三是与业务规模相关的成本，如资金成本。假定贷款规模为，每单位贷款的资金成本的d，SC=L×d。在FC、nc、r和s固定的情况下，利润与放贷规模成正比，而与业务数量成反比。所以银行比较偏好单笔信贷规模较大的业务，特别是在信贷总规模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银行会放弃小额信贷业务市场。而由于不同行业，资产规模天然的存在较大的差异，银行对业务规模的偏好会导致其对不同行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不同。在表2中给出了2012年部分工业行业的资产规模情况，可以看出各行业之间的平均资产规模差异较大，单个企业资产规模最大的行业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其资产规模达到69.32亿元，而平均资产规模最小的行业是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为0.46亿元;二者相差150多倍。
(三)金融企业风险控制方式导致的趋同效应金融机构作为金融市场的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以自身利益为目的，逐利性较强。特别是银行放贷体系中，银行为规避不必要的风险因素，偏好选择国有企业及抵押品比较充足的企业进行放贷融通资金。这不仅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自身风险，而且切合了实际经济发展的需要。金融机构这样的逐利性，也导致了一些新兴行业、新型企业在获得资金的途径上困难重重，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企业在选择行业时，也会考虑融资的便利性，而更加趋向于选择一些已有规模效应的产业进行投资，减少不必要的融资障碍。这样，资金的流向逐渐趋向于一些固定资产较多的工业行业，渐渐形成了产业结构的趋同。假定:全社会流动资金规模为C，假定有两个行业，分别为1和2，每个行业只有一家企业，第i个行业每单位投资所能产生的可抵押物价值为mi。每家企业决定在地区A、B进行投资发展。银行总行对每个地区进行信贷规模指标控制，投放到A地区的总信贷额度为LA，投放到B地区的额度是LB。贷款利率水平r与风险相关，假定银行对风险的评估只与抵押品的充足率相关。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A、B两地区其它差异，A、B两地的信贷行业结构是相同的，因此在区域信贷规模控制下，严格以抵押品的充足率来发放信贷必然导致区域间产业结构的趋同。
(四)金融政策的统一性导致产业结构趋同效应金融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一方面通过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影响投资需求;另一方面又受到政府部门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选择的提供资金供给。这两方面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调整，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金融政策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金融信贷政策的统一性会影响产业结构趋同。信贷政策主要是为了衔接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设计贷款的方针、原则以及政策导向达到为宏观经济发展服务的目的。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各地区域性差异非常大，但目前信贷政策很难做到各地差异进行区别对待，这也就使得全局性的信贷政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各地产业结构同步振荡、产业结构趋同。其次，资金供给对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影响。一方面，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储蓄率及资本积累水平等影响到资金的充裕程度进而在区域产业结构趋同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属于资金总量不同决定的产业结构趋同上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不同的投资结构决定资源的不同分配和再分配，从而影响资金的投资偏好进而对产业结构趋同产生影响。资金供给主要透过资金供应量和资金供应结构两方面的变化来改变区域产业结构趋同。最后，投资需求对区域产业结构趋同调整的影响。企业通过投资改变资金的流向和资金配置，不同的资金配置比例影响投资结构进而改变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产业投资需求的不同，一方面透过投资资金配比的变化影响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另一方面产业发展程度的差异和地域的差异也会形成不同的投资需求，进而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来影响区域产业结构趋同调整的目标。
(五)政府行政干预导致的产业结构趋同效应政府与金融机构相互渗透，相互利用也是导致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重要原因。政策性金融机构同时兼具企业和政府的性质，它在资金来源上依赖于国家或地方财政，而相应的业务却更多的与企业相关，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盈利、亏损以及相关业务都存在政府的身影(朱元［24］，1996)。政策性金融机构透过财政资金和银行的性质起到政府意志与金融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利用的目的，达到政府希望的产业结构趋同的效果。同时，政府利用财政资金借助金融机构使财政资金经营化，实现金融政策和产业资金配给的协同，从而配合国家产业政策，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为此，政府透过财政金融与微观主体结合，间接管理和直接管控实体经济，达到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的统一，其最主要透过金融手段来完成。但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并不是纯粹的企业，他并不是以市场主体的角色来经营和管理。这种地位也成就了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政府的宏观调控主体扮演宏观调控职能和政策推动者的角色。这种特殊性也有利于它先行投资和形成政策投资导向，表明政府的政策投资意图，在产业发展初期具有较好的推动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扶持的企业的政策依存度也开始不断下降，由商业性金融机构和民间资本承担起市场主导型的机制发挥作用。
二、数据来源、变量设计及说明
(一)数据来源通过对金融政策与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相关理论的分析，本文以我国2003年以来各省市面板数据对金融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趋同的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2003－2012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的各省市行业数据。
(二)变量的描述性说明1．因变量———产业结构相似系数sim本文采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来测度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度，对于区域i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计算公式为。2．自变量金融发展水平(FIR):目前国内外大多采用Goldsmith［5］(1969)和麦金农［25］(1973)两位学者对金融规模指标的衡量标准，这两种标准各有侧重点。Goldsmith［5］(1969)以金融相关比率这一指标来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水平的存量和流量关系，进而反映出该国的经济金融化程度，这也成为国内外众多学者借鉴的主要指标。其表达式为金融资产总量/GNP，用来衡量一国的经济金融化水平。麦金农［25］(1973)指标主要通过货币负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反映一国经济发展中货币结构以及货币规模情况，其表达式为M2/GDP，用来衡量一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本文认为，信贷政策是导致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本文用信贷规模占GDP比值来反映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税收负担(tax):用各地区税收收入除以GDP计算得到，反映各地区税收负担水平。财政投资支出占比(inv):用国家预算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地方财政收入占比(fin):用各地方财政收入占该地区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计算得到。人均储蓄(sav):传统理论认为，产业结构趋同与要素禀赋具有重要关联，人均储蓄代表的该地区资本要素的丰裕程度，用当年年末各地区储蓄存款余额除以常住人口，并用CPI指数进行平减。
三、模型设计及结果分析
文中因变量是各省市区域产业结构相似度，影响产业结构趋同的金融因素包括: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结构指标(贷款结构:私营经济贷款占比)，其他为控制变量指标(税收负担、财政投资支出占比、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人均储蓄)。基于以上的分析判断，实证研究的计量方程为。上式中:sim为产业结构相似度，load为金融发展水平，信贷结构比重，tax为税收负担，inv为财政投资支出占比，fin为分税制虚拟变量，sav表示人均储蓄。利用2003－2012年各省际面板数据，对金融政策与产业结构趋同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遗漏解释变量等原因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以各指标的滞后项为工具变量，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借鉴萧政［26］(2004)提到的协方差方法检验固定效应模型是否优于混合模型的方式，计算出F统计量为5．63，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回归模型。因此，在模型1和模型2中分别使用2SLS方法估计固定效应模型(FE)和随机效应模型(RE)，采用Hausman检验二者优劣，Haus-man的统计量为180．17，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从模型的DW统计量为2．029判断，不存在自相关问题。用Greene［27］(2000)提出的方法检验面板数据模型的组间异方差问题，构造的卡方统计量为151．36，说明固定效应模型存在组间异方差问题。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最后利用可行的二阶段加权最小二乘法(TSWLS)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列在模型3中。根据模型3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Load与Sim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说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相似度具有较强的相关影响;信贷规模占GDP比重越大的地区，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说明金融政策对经济总量较大的省市，越有利于推动该区域的产业结构趋同，形成区域核心竞争力。财政投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比与产业结构相似度在5%以内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并呈正相关关系，表明财政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间产业结构的趋同。税收负担、人均储蓄与产业结构相似度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一个省市税收负担越大，越不利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和经济发展集聚，因此，应该优化税收结构，适度减轻区域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强企业的竞争活力。此外，资本要素的丰裕程度对于一个地区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负向影响，资本要素禀赋越丰裕的地区，其产业结构与其他地区之间差异就越大，产业相似系数越低，表明人均储蓄禀赋越高越有利于区域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关键词：产业转型升级；服务业；制造业：互动融合
现代经济发展的轨迹不断证明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结构变迁，结构变迁推动着经济增长，两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贯穿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当前，产业转型升级不仅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且有其现实紧迫性。产业转型升级是指产业由低技术、低附加值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转化的演变趋势，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产业升级，就是遵循工艺升级一产品升级一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的路径，实现由“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然而，产业承载空间是有限的，并且产业之间存在着交融互动的产际关系。
随着现代分工的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趋势不断凸显，有学者研究了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而变化的趋势（见下表）。可以看出，服务在制造系统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由管理功能逐步过渡到促进功能，战略功能，而且涉及的专业范围也不断扩大，从管理低层发展到产业的战略高层；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其战略的“推进器”效果表现在信息科技、创新与设计、科技合作、国际金融中介、投融资服务等方面。并且，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看，发达国家占60%-70%，其中美国已高达75%以上，中等收入国家占50%-60%；从服务业就业比重看，发达国家已高达70%左右，中等收入国家为50%-60%。因而，从本质上说，加快转型升级、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出路在于产业间的互动发展，尤其是制造业与服务业这两大产业间的互动融合发展。产业互动融合作为一种全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它将产业的边界模糊化，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逐步形成新产业属性或新型产业形态，推进产业的升级。这种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良性互动的关系，意蕴着转型升级过程中坚持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才是增强经济实力和产品竞争力，获取发展空间，保持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策。
一、制造业和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1．基于分工交换的互动理论。服务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制造业为服务对象的，而制造业整体水平和产品品质的提升，依赖于服务的附加和服务业的整合。A．佩恩指出，随着工业化的成熟与服务经济的发展，服务和制造已经卷入它们高度相关和补充的阶段。奎因(Quinn)基于分工交换列出了服务和制造部门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见图1），说明了服务和制造部门间效益的流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是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往复循环、不断强化的过程。国家外经贸部2002年的课题研究表明，目前在国际分工比较发达的制造业中．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问只占其全部循环过程的不足5%．而处在流通领域的时间要占95%以上。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双向互动融合，不仅可以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费用，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且可以为经济增长开辟新的增长源。
2．价值链理论。宏碁创始人施振荣提出“微笑曲线”的价值链理论，即用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来描述个人计算机制造流程中各个环节的附加价值（见图2）。
“微笑曲线”揭示了一个现象：在抛物线的左侧（价值链上游），产品附加价值逐渐上升；在抛物线的右侧（价值链下游），随着品牌运作、销售渠道的建立，附加价值逐渐上升；而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中间制造、装配环节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成为整个价值链条中最不赚钱的部分。在制造业价值链中，25%是制造环节，而75%是研发设计与流通环节。这说明，经济发展对服务的需求不是在商品生产体系外部展开，而是由技术进步、分工深化和管理方式变革所引起的对服务的中间需求的扩展所带动，即在商品生产体系内部展开。这种对服务的中间需求大部分与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信息的搜集、处理、加工和生产有关。因此，这种需求所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必将导致工业生产组织结构变革和分工的深化，一些服务环节将随着服务业效率的提高在专业化基础上从工业生产体系中分离出来。
3．经验借鉴。(1)北京以大力发展技术创新服务业，推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通过建立实施现代服务业促进主题、科技条件服务首都建设主题、北京重点产业技术竞争力提升主题行动，为现代服务业未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在产业重点上，一是促进汽车制造业与信息、保险、物流等现代服务业融合；二是推进电子产品制造业与软件服务、通信服务、网络服务、电视广播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三是促进医药制造业与医药研发、物流和医疗服务产业的融合发展；四是积极探索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互融合的途径。(2)上海以推进生产业功能区建设，为先进制造业升级提供支撑。为促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上海市把发展生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加强了科技研发、设计创意、现代物流等生产业功能区建设。
北京与上海的经验表明，作为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的兴起和繁荣与制造业息息相关。首先，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能提升产业结构的转换与升级．产业互动融合往往发生在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因为高新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具有广泛的关联性。高新技术产业融人传统产业的过程就是用高新技术取代一些传统技术的过程，这将导致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边界模糊、甚至消失，引发传统产业的分化、解体和重组，促使传统产业迅速过渡为高新技术产业，促使较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抛弃一般的演进过程，获得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新的产品被广泛使用，新的服务被广泛普及，从而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的不断催生，旧技术、老产品、低层次服务不断萎缩或消失，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次，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有利于整合资源，提高产业经济效益。互动融合有利于具有互补技术的企业通过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利用共同开发的平台，降低研发成本。互动融合导致的企业内外部组织的网络化，使得企业具备了更为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使得企业能更迅速地组织生产和销售，使得产品的规模生产变得更加容易，产品生产的柔性也得到提高，从而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促进各产业部门多头并进式发展。再次，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是扩大就业、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就业结构看，服务业就业比重为31.4%，而世界上大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一般为45%，发达国家大都在70%左右。因此，以服务业为突破口，着力强化对制造业发展的配套服务功能，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城市对工业化的集聚和承载能力，更能够在深层次上打破限制城市发展的严重束缚，为城市化进程开辟更大的拓展空间。
二、对温岭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的调查与分析
1．特征分析
一是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基础业已夯实。近年来，温岭实施“工业立市”和“三产兴市”战略，初步形成以块状经济为依托，以专业化分工协作和社会化功能配套为支撑，突出延伸产业链、发展大企业和打造区域品牌优势的产业集群形态。1978-2008年，全市工业增加值从3790万元增加到231.25亿元，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8.62%跃升到48.59%。全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24家，物流企业221家（不包括个体经营户，下同），信息服务企业208家，技术研发和技术服务企业102家，商务服务企业381家，会计、审计、税务、律师、专业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96家。经济平稳快速发展，GDP总量达到478.55亿元，人均年收入超过4000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再上新台阶。
二是产业关联度日益增强。“十一五”以来，温岭工业经济继续蓬勃发展，2008年，全市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635.5亿元，同比增长19.6%；完成出货值180.9亿元，同比增长12.4%。目前，温岭产业已形成了摩托车及汽车摩托车零部件、泵与电机、鞋帽服装、炊具及金属制品、船舶制造、塑料制品、建筑建材、水产食品等支柱行业。小型农用水泵、不粘锅、中小型空压机等近10个工业制成品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列第一，温岭正成为浙东南沿海最具区域特色的制造业基地。同时，服务业与制造业互相促进，快速发展、三次产业比例由2007年的7.6:53.7：38.7调整到2008年的7.9:52.8:39.3。2008年全市实现服务业增加值188.03亿元，同比增长13.1%，比全市GDP增幅高出2.2个百分点，增幅在台州市9个县（市、区）中位列第二，从业人员达37809人，占全部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45%．增长16.1%。
三是产业互动融合的势头正逐渐显现。近年来，温岭紧紧围绕“三产兴市”目标，积极实施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战略，不断强化政策引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营造出良好的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环境。根据温岭市政府课题组对行业若干制造企业的调查表明，温岭20%的制造业企业有外包研发服务需求；50%的制造业企业有委托第三方物流的业务；80%的制造业企业有咨询服务方面的需求；40%的制造业企业有售后服务的需求。为此，温岭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大物流、大旅游、大商贸、大海运、大楼宇、大会展为重点，大力发展专业市场、金融保险、现代物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商务咨询、质量认证、信息与软件等服务业，推动生产业和生活业集聚发展，形成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聚合力。2009年第一季度实现服务业增加值48.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2%。
2．瓶颈制约
一是生产业人才不足。人才资源总量不大，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偏低，专业素质不高，高层次服务人才更是短缺。从业人员中，中高级职称人员8230名，仅占生产业从业人员的18.25%。人才不足背后反映的是教育体系的不完善和文化环境的缺失。温岭市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对生产业人才培育的支撑作用还很薄弱。由于历史原因，温岭市的文化底蕴不足，人文素养欠缺，社会处于片面追求利益、忽视文化品位的状态。而人类的创造性劳动，需要高强度的信息流和高层次的文化环境来支撑，正是这些因素的缺乏，不仅使本地人才的成长缺乏丰厚的土壤，也使外地人才望而却步，引不进，也留不住。
二是产业配套和服务条件欠佳。从总体看，温岭制造业在较大程度上沿袭了片面追求速度，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增长方式，未能形成企业价格联盟、多层次错位竞争的局面，企业普遍存在着产品附加值低、同质化、市场竞争力差、抗风险能力弱等通病，多年来延续的“产品雷同一低价竞争一利润太低带来创新动力不足一生产更多更低价的雷同产品”的恶性怪圈一直无法打破．全市省级及以上高新技术企业仅46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为12亿元，占产品销售收入的1.95%。而国际企业界普遍认为研发经费占销售额5%以上的企业才有竞争力，占2%仅能维持。温岭尽管消费水平较高，但现代服务业发展远远没有跟上人们的需求，尤其是对服务国际化大公司来说，在生活、教育和卫生医疗配套服务等方面层次都欠高。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企业、产业间协作配套能力差，未能形成专业化分工协作、合理有序的发展格局，产业集群程度低。
三是服务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不仅是现代制造业之间的竞争，同时更是现代服务业之问的竞争。从三次产业结构看，虽然2007年温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8.74%，但分别低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服务业目前仍以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等传统行业为主，发展层次较低。这表明温岭目前服务业发展的速度相对缓慢，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任务还很艰巨。主要表现在：(1)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总体上尚未摆脱“低、小、散、弱”格局，还存在总量规模偏小、产业层次偏低、竞争力偏弱等突出问题。(2)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严重缺乏大项目的带动，尤其是缺少标志性的亮点工程，形不成品牌效应。(3)生产业还无法为制造业提供有效和满意的服务，生产业所包含的大多是服务业中较高层次的行业，生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直接影响着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也制约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4)商贸设施建设不能满足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消费资金外流现象突出。
四是政策支撑、规划引导不够．扶持政策方面过去长期向工业倾斜，第二产业比重居高不下，服务业扶持政策效应还未充分显现。政府引导服务业发展的功能薄弱，服务业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在规划和操作层面缺乏整体引导，造成服务业的功能分区不明确，服务业发展的集聚和辐射功能不强，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系统优势。具体表现在：(1)服务业尤其是科技研发等新兴产业，对从业人员的知识和能力要求较高，从业后还须不断进行技术培训和更新，因而人力资源成本较高。但目前的税收政策把生产企业等同于工业企业，执行相同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率，教育培训投入又不能作为成本在税前列支，加重了企业负担，不利于这些企业做大做强。(2)市场准入的前置条件设置过高，加之部分行业尚未全面放开，一些由政府部门下属事业单位脱钩而来的中介机构往往与部门藕断丝连，实行垄断经营，民营资本进入困难重重，服务业发展动力明显不足。(3)政府有关部门对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性没有形成共识，在工作上表现为各唱各的凋，缺少相互配合与支持。市财政每年用于眼务业发展的扶持资金只有2000万元，专项用于生产业的就更少。(4)生产业融资困难，经营风险很高。这些企业大多没有自己的土地和房产，向银行申请贷款很难。研发、创意、软件、信息等产业具有高风险特点，且缺乏风险投资机制加以保障和扶持，政府的科技政策和项目评估体系也不适应这些产业发展的要求。
三、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的路径
1．加强产业关联，务实互动融合的基础。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都是工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具有知识、信息与技术相对密集、产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等特点。一方面，先进制造业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支撑，是服务业产出的重要需求部门，许多服务业部门的发展必须依靠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发达的生产业，就不可能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围绕传统优势产业的优化升级，大力创建特色产业基地，组建一批产品设计、包装设计、外观设计等特色产业工业设计中心、产品策划中心、金融服务中心、物流中心等专业服务平台，以此促进传统产业与服务业的融合。
2．培育产业集群，推进制造与服务的和谐共生。产业集群不是仅仅某个产业或领域内企业群体的简单集合，而是涉及制造部门和科研、教育、金融、贸易、物流五大服务部门，是一个产业关联度高的有机整体。产业集群不仅仅是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地域空间上的累积和区际间的流动，而且强调在集聚过程中知识、技术等要素的重新组合与创新，以及本地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产业集群是保证各种行为主体相互之间各种活动具有更高效率的一种有效经济组织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集群是工业基地的根本特征和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因而在产业互动发展中，要充分认识产业集群的重要作用，实施集群化发展战略，通过培育创新型企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积极发展园区经济，形成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发展重点产业的上游、下游相关产业，增强配套能力，提高产业链的竞争力；消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为企业和产业依据市场规则向某些区域聚集创造条件；积极引导和鼓励同类产业集群化发展，形成规模和特色。就温岭而言要重点抓好汽摩行业、泵与电机、金属制品装备业、鞋帽服装、船舶制造、塑料制品、水产食品、新型建材等制造业与科技服务、金融服务业和物流业等现代服务业的融合。不仅要关注制造业生产加工环节，更要把上游的研发、下游的市场营销等纳入产业集群体系，延长产业链。不仅要关注制造业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更要关注金融、保险、物流、教育培训等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
3．增强自主创新，破解互动融合的现实问题。为适应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新形势，应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实现模式，使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制定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政策，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支持企业组建各种形式的战略联盟。鼓励和发展专业化的科技研发、技术推广、工业设计和节能减排服务业，促进各种形式的知识流动与技术转移。重点扶持技术含量与附加值高、有市场潜力的龙头企业，对品牌创立、管理与延伸服务进行战略规划，由传统的接单经营转向品牌经营，加快从生产加工环节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环节延伸，促进产业价值链攀升。
4．集聚产业人才，克服互动融合的瓶颈制约。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互动融合发展，关键在于拥有一大批专业性强的高素质技术人才和创新意识强的企业家。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谁创造出新的满足社会需求的知识产品，谁就占有竞争的优势。随着企业的飞速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人力资源开发是企业健康发展的保证。通过科技人才和经营人才的创造性工作，能形成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当前温岭的发展，与来自全国及全球优秀人才的集聚分不开，在今后的产业融合中，培育具有国际经营管理水平的群体，以及百万技术熟练工人，特别是熟悉世贸规则、通晓国际惯例、擅长国际交往的金融、保险、贸易、中介等专业人才，迫切需要更广泛地聚集一批领军人才，统领产业融合进程。
5．优化研发投入，构建互动融合的信息平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是建立在信息化平台上的。传统制造业需要进行信息化改造，先进制造业更是集中体现为信息科学技术的运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信息技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将不断延伸，融合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大。现代服务业中的金融、保险、物流、营销等需要通过现代信息科学、网络技术，将不同的经济主体、活动过程联结在一起，并且这种信息技术的应用本身就是服务过程。因此，加强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融合的物质基础和载体。为此，要加强信息网络建设，搭建公共信息平台，加强区域信息合作，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从而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融合发展打下信息基础。
6．转变政府职能，改善互动融合的机制环境。产业互动融合使得原有产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发生迁移，多个产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各环节进行重新组合，这些具体过程的发生需要一个良好、宽松的外部支持环境，发掘最大潜力的创业环境是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根本动力。为顺应产业融合这一趋势，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措施来促进产业融合及产业的健康发展，从政策层面为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提供最大力度的支持和保护。在相关政策和资金、技术、税收等方面，对制造企业开展现代制造服务活动并对现代制造服务企业给予一定的支持和扶助。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对于有利于制造业升级、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放宽审贷条件、项目融资、设立现代制造服务业产业投资基金的方式，充分调动民间资本和引进外资，积极安排符合条件的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同时，政府要转变职能，增强服务意识，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加强诚信建设，培育良好的信用环境和市场经济秩序，最终为企业的创业、投资和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7．发展区域协作，拓宽互动融合的外延空间。对一个区域来说，产业的有效升级转型一般有两条路径：一是沿着产业层次的不断提升，即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演进，这是众所周知的产业升级路径；二是沿着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提升，即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从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从生产普通零部件向生产核心部件转化的产业创新升级模式。由于区域和全球化的联系日益增强，区域产业创新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要与其他地区和全球产业价值体系相融合，使创新要素跨区域和在全球流动。因此，要加强与世界范围内公司的合资、合作，吸引区域公司的资金、先进技术，尤其要吸引跨国公司在本地设立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管理中心；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集团到国外投资，积极参与国际区域竞争，推进产业发展融入更大区域乃至全球产业价值链。
参考文献：
一、全球金融危机与自我伦理危机
当下的全球金融危机以空前的破坏力涤荡着人类的物质生活世界，经济滑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通货膨胀严重地困扰着人类的物质生活世界，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金融危机所危及到的不仅仅是这些看起来纷繁芜杂的物质生活世界，它还以一种更严重的破坏力危及到了人类的精神生活世界，一场空前的自我的伦理危机正在不期而至。问题在于，是什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物质财富、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并没有自然带动现代人的精神境界得以相应提升呢？在马克思或福柯看来，殖民主义性质的财富增长或科技进步方式不但不可能带来人的精神境界提升，相反则有可能使人与自身之间的鸿沟愈陷愈深，进而将人类卷入一场空前人与自身极度分裂的自我的伦理危机。所谓自我伦理危机指的是由于人类自我主体价值的被剥夺或重构，所造成的人与自身（灵与肉、身与心、主体性与客体性）内部伦理秩序的混乱状态，换句话说，就是由于人类自我权利驾驭失控造成的精神折磨或肉体纷扰。由此可见，自我伦理危机一方面表现为理性屈从于欲望、经验所造成的人对自身主体价值缺席的焦虑，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被欲望、经验重新塑铸的人对自身客体价值有限性的焦虑。事实上，所有焦虑的实质并不在于获得、占有或经验多少“最为丰富的外在善和过度”才能获得人类自我的满足感，而在于人类应如何在道德层面摆脱由于自我权利驾驭失控造成的精神或肉体困扰，进而达致“灵魂的宁静与肉体的无纷扰”，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这些问题构成了现代人进行自我伦理规划所要解决的核心议题。可以说，当下日益加剧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于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的人类自我的伦理危机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当下，自私、虚荣、嫉妒、贪婪、背信弃义、股市非理性繁荣等现象的流行难道不是最有力的明证吗？最困难的问题在于，其消解路径应该如何构建。
二、自我公正：自我伦理危机的道德化解路径
就自我伦理危机的产生原因而言，自我伦理危机的化解是个系统工程，它需要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方面的合力共同应对方可奏效，但就作为人类终极自我关怀的伦理规划视角而言，自我伦理危机的化解则需要诉诸于人的内在德性力量。那么，怎样的德性才能起到化解自我伦理危机的功效呢？纵观人类伦理思想史，在自我权利驾驭方面的德性是什么问题上，各种伦理学派莫衷一是，各有千秋。笔者在综合美德论、功利论两大伦理学派关于自我权利驾驭方面的道德理论基础之上，认为消解自我伦理危机的德性应该是自我公正。虽然美德论与功利主义论伦理学体系中都没有直接提及自我公正这一概念，但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代表作品《尼个马可伦理学》关于公正的“总体德性”与“具体意义上的”[2]区分;穆勒的伦理学代表作品《功利主义》对作为“作为正义的一项义务”的公正研究中间，关于这一概念的思想已经初见端倪。
实际上，美德伦理学派中的自我公正指的是“在比喻和类比意义上”相对于“总体德性”的“具体意义上的”公正。那么，什么是“具体意义上的”公正，它与“总体德性”的关系怎样，“在比喻和类比意义上”的自我公正又是什么呢？美德伦理学派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正的’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不公正的’就是违法的和不平等的。”[2]“事实上，这种守法的公正是总体的德性，但它不是总体的德性本身，而是对于他人关系上的总体的德性。由于这一原因，公正通常被看做德性之首”。[2]“然而，公正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德性的总体。不公正不是恶的一部分，而是恶的总体。”[2]
由此看来，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总体的德性”实质是一种相对于人与自身关系相对的“对于他人关系上的”德性，但亚里士多德也指出，研究“总体的德性”只是为研究“具体意义上的”德性提供一种理论铺垫，后者才是他的真正研究目标。那么“作为德性的一部分”或者“具体意义上”的“公正”是什么呢？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德性”或“道德品质”就是“一个人在积极和他人之间分配时如果对于那些有益的事物，不是自己获得较多的一份、使他人得到较少的一份，而对于那些有害的事物，不使自己受损害过少，使别人受损害过大，而是使彼此达到比例的平等;如果在其他两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时也这样做，他表现出来的品质就是公正。”[3]因此，美德伦理学派的自我公正实质上应该是保持作为体现人类自我主体价值的理性对于自身非理性部分相对优势或优先地位的一种道德张力。
在功利主义学派理论体系中，自我公正指的是“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即每个人保持其所得与“应得”之间平衡的一种道德行为品质。问题在于，公正为什么是“正义”的“一项义务”，自我公正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呢？
在功利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穆勒看来，公正是正义美德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在涉及权利时，保持公正毫无疑问是义不容辞的，但其中体现的只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赋予每个人权利的义务。”穆勒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公正”具有“坚持给予每个人应得之物的原则，即以善报善和以恶治恶”的特征，因而“司法的第一美德，公正，作为一种正义义务成为履行其他正义义务的必要条件，部分原因便是基于上述内容。”[4]但穆勒也指出，公正之所以是正义美德一项义务，最根本的原因还不在于上述理由，而在于公正是功利原理的最高道德原则的体现，即每个人的幸福与所有人的幸福都具有同等价值。因为，“倘若根据‘应得’信条以善报善和以恶治恶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那么必然意味着我们对所有应当得到我们同等待遇的人都一视同仁（当没有更高层次的义务来禁止这种行为时），同样社会也对所有应得到它的平等对待的人（即应当得到绝对平等对待的人）一视同仁。这是个体正义和社会正义的最高抽象标准。一切社会制度、所有有德公民都应尽最大努力向这一标准靠拢。然而，事实上这种伟大的道德义务基于的是一种更深的基础，即它直接源于道德的基本原理，而不是某些从属或衍生教义的逻辑推理。由此涉及的便是‘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的确切含义。功利原理之所以成为具有理性意义的原理，最根本的一点是承认一个人的幸福与其他人的幸福拥有完全平等的价值（在程度上被视为是同等的，种类上允许有所差别）。”[4]综上所述，在穆勒看来，公正能够成为正义的一项义务，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体现了每个人的道德价值的同等性或不可通约性。那么，自我公正何以成为了“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呢？穆勒认为，“个体正义”的“最高抽象标准”在于整体意义上的即“所有应当得到我们同等待遇的人”的公正，但是其逻辑起点在于每个人对自我的公正。也正是在这一层面，笔者以为，自我公正被赋予了“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的含义。
从笔者对美德论与功利论两大伦理学派在自我公正概念思想史层面的梳理当中不难看出，在这一概念应该成为自我权利驾驭方面的道德的认识层面，两者保持了高度一致性。但我们在研究当中也发现，在对这一概念理解方式方面，前者带有明显的动机论色彩，而后者则带有明显的效果论倾向。因为，在亚里士多德所著《尼个马可伦理学》整个理论体系来看，作为一种德性的自我公正实质上只是“灵魂”的“合乎理性的”“实现活动”，即精神领域的。因而，美德伦理学派的自我公正不像功利主义学派一样具有鲜明的强制性;而在穆勒所著《功利主义》一书整个理论体系中间，作为“个体正义”的“一项义务”的自我公正，也只是在个体行为效果层面才具有合理性依据。因而，与美德伦理学派相比较而言，功利主义的自我公正缺少了含情脉脉的道德情怀。正因为如此，在看来，道德的合理性依据应该是动机与效果的有机统一。正是在这一层面，笔者以为，所谓自我公正，就是人类自我在驾驭权利时保持的自身主、客体价值之间内在平衡方面的一种张力，这种平衡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优势地位的保持，而是一种主客双方的和谐状态。就是说，自我公正德性对自我的伦理危机的化解需要社会公平正义呵护，更需要人类自我内心信念坚守，因为这种坚守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社会秩序的和谐，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使深陷于现代社会泥淖中的自我为自身更好地构建起美好精神家园的现实路径。
综上所述，就作为经济发展根本动因、目的的人而言，全球金融危机对人类精神生活世界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消解，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对驾驭自我权利失控所需要的自我公正德性涵养，其可能性在于它是人性需要。
参考文献：
[1]齐小军.从全球金融危机看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伦理之维[J].改革与战略，2009，（7）.
[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王旭凤，陈晓旭译.尼个马可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浙江大学法学专业公司与金融法方向（同等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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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真开展理论业务培训，提高领导干部履职能力。
1、大力开展党校培训轮训工作。
为了充分发挥党校轮训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修养，我们按照总行党校全年工作部署，制定了《__*党校20__年度培训计划》，并按计划分别于五月和九月举办了第四、五期__*党校主体班，共对88名文章版权归文秘站网作者所有!辖内副处级领导干部进行了40天的脱产理论培训。学员经过理论辅导、经济金融热点问题讲座、实地考察等不同阶段的学习，回到单位后，将结合本地工作实际情况，就如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好金融服务、人民银行自身的工作创新问题、人民银行县支行的职能定位及业务工作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及解决对策等专题撰写调研论文。分行党校对第四、五期党校主体班调研课题及学员论文进行评估，学员们完成了重点专题调研报告3篇，毕业论文88篇。通过接受党校教育，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政治理论素质和依法履行职责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2、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业务培训。
20__年，我们进一步加强了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业务培训：一是推荐10名分行及省会中支行级领导参加总行党校第十期、第十一期局处级领导干部培训班；二是推荐分行及省会中支9名行领导参加总行4月份举办的厅局级领导干部培训班；三是推荐22名地市中心支行行长、副行长，分2期参加总行5－6月举办的中心支行行长业务培训班；四是推荐48名县支行行长参加总行2－4月举办的第七、八期县支行行长培训班；五是于4－6月在保定金专分三期举办了县支行副职培训班，组织辖内240名县支行副行长、纪检组长针对中央银行新业务、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金融稳定与金融服务、金融会计管理与财务分析、金融法规、金融改革热点问题、领导科学、岗位任职资格培训等内容进行脱产学习。培训结束后，组织学员结合各地实际工作撰写结业论文，并对论文进行打分评优。
（二）、以开展辖内岗位任职资格培训为基础，狠抓各类专项业务培训。
1、认真做好岗位任职资格培训考核的各项相关工作。
一是转发总行岗位任职资格培训及考试实施细则，并对辖区岗位任职资格培训及考试工作进行指导；二是转发总行《关于组织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学历教育与中国人民银行岗位任职资格考试接轨金融学专业（本科）报名的通知》，布置辖内套读报考工作；三是召开辖区岗位任职资格考试工作座谈会，对辖区岗位任职资格培训和考试工作进行指导，对报名及培训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答；四是在分行机关召开岗位任职资格考试动员会议，安排分行机关考前培训及报考工作，同时组织公文处理与写作、法律基础概论、金融基础概论的考前辅导讲座；五是转发总行《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人民银行岗位任职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做好对辖区考试工作的指导以及分行机关305名干部的报考、免考、学籍管理及考务工作。
2、利用省会中心支行培训资源，开展全辖业务培训。
为了整合辖区培训资源，在开展培训的同时，我们进一步加强了业务工作交流。通过总结过去两年利用省会中心支行培训资源开展全辖业务培训的成功经验，今年8月下旬，我们委托呼和浩特中心支行牵头，在兴安盟举办了金融研究和调研分析业务培训班，期间邀请总行业务司局和分行有关处室领导，通过讲座和研讨的方式，针对新业务以及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42名辖内各中心支行业务骨干进行了培训，收到了较好的培训效果。
3、抓好辖区业务骨干的前沿性金融理论培训。
根据履行中央银行职能的需要，结合总、分行人才培训规划，我们进一步加强对辖内干部的业务培训：一是推荐48名辖内干部参加总行全年举办的各类专项业务培训班、研讨会；二是突出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的培训，根据分行第二期硕士学位进修班培养计划，于2月和10月在天津财经大学组织第二期硕士学位进修班50名学员进行脱产面授。
4、加强对组织
人事干部的培训工作为了进一步提高辖区组织人事干部的综合素质，我们于4月中下旬在南开大学举办了一期人力资源管理及信息调研写作培训班，共有100名来自全辖各中心支行、县支行的组织人事干部参加了学习培训。在为期8天的培训当中，南开大学的12位知名的教授、副教授及博士为学员们讲授了人力资源管理、公务员法、绩效管理与激励、组织人事信息调研写作等14门课程。
5、举办大型理论业务讲座。
今年，我们继续采取中心组理论学习扩大的方式，邀请国务院、高校、总行各司局有关专家、学者为全行副处以上干部举办了15次理论业务讲座；同时根据岗位任职资格培训以及日常理论学习的需要，举办公文处理与写作、法律基础概论、金融基础概论等全员讲座。通过开展讲座，进一步更新了业务知识、开拓了工作思路。
（三）、积极开展高层次培训，抓紧培养复合型、研究型人才。
1、积极推荐干部参加国际交流项目培训。
为全面提高辖区各级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素质，开拓视野，培养复合型人才，我们积极推荐辖内干部参加各类国际交流项目的培训。一是推荐4名辖内地市中心支行行长参加总行在香港举办的金融稳定高级研讨班；二是推荐辖内5名干部分别参加总行在美国举办的金融市场业务培训班及征信业务培训班；三是推荐辖内2名人事干部参加总行在日本、韩国举办的人力资源培训班；四是推荐3人参加新加坡奖学金项目面试、2人参加日本奖学金项目免试、8人参加总行国际司的德国发展基金会项目面试，并推荐1名通过面试的干部参加总行20__年德国发展基金会项目培训。
2、加大英语培训力度。
分行党委始终重视培养高层次外语人才，20__年，在培养英语人才方面，一是推荐8名干部分2期参加总行在西南财经大学举办的BFT英语培训班；二是组织20__年__*英语强化培训班的学员参加全国BFT考试，共有41人参加，有40人通过了考试，其中取得高级证书37人，中级证书3人；三是继续在南开大学举20__年__*英语强化培训班，共有41名干部参加培训。学员经过100天左右的脱产学习后，将于20__年1月初参加全国BFT考试。
3、加强对辖内中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推荐分行及辖内各中心支行26名高级经济师、32名高级会计师参加总行举办的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培训班，通过系统学习以及与国内外有关专家的讨论、交流，系统地提高了高素质干部的调研分析能力。
（四）、做好金融专业英语证书考试天津考区的各项工作。
根据20__年全国金融专业英语证书考试工作会议精神，我们总结去年利用高校资源推动考试社会化的成功经验，在天津财经大学开设了天津考区的第二个考点。于5月27、28日在两个考点顺利地组织了考试，20__年共有882人报名参加考试，报考人数是天津考区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五）、推广新的培训平台，加强各项基础工作调研。
总行远程培训系统试运行后，我们积极在辖区和分行机关宣传推广，并作为试点单位参加人民银行远程培训系统集中压力测试，并就测试有关情况向总行书面报告。同时，在鼓励辖内干部积极参与各类培训的同时，我们还就如何有效整合培训资源、创新培训手段、开展任职资格培训、提高全员素质等专题开展调研工作，并将优秀的调研文章通过信息稿件上报总行或在《组织人事信息》上刊登。
二、职称工作
1、根据总行安排，做好辖区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推荐工作。
一是及时向辖区下发《关于做好20__年中、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推荐工作的通知》，布置20__年度职称申报工作；二是对126份申报材料进行初审、预审，并组织召开经济、会计、政工3个系列职称评审会；三是组织专家对经评审会通过，向总行上报的60份职称推荐材料撰写专家推荐意见，并将材料统一装订上报总行。
2、做好各项基础管理工作。
在管理辖区专业技术资格初级评委会方面，20__年共对辖内4个中心支行组建、调整政工系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委会进行审查、批复。
在日常基础工作方面，为辖内20__年以来取得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办理资格证书，同时整理归档职称评审表。
3、加强对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训。
管理会计作为为现代企业内部决策者提供信息的系统，是企业管理控制系统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引入战略思想、流程理念以及行为科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等之后，管理会计，尤其是成本管理，越来越在企业发展中凸显出其重要作用。于增彪教授始终积极呼吁学术界开展成本研究。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于增彪教授认为实体经济应把成本管控放在首位，亟需建立起适应我国国情的成本管理系统。于增彪教授提出，必须转变理念，树立用科学技术与管理技术强化成本管理的理念，摒弃将成本管理等同于降低成本、将降低成本等同于减员增效、将减员增效等同于减少生产工人或降低生产工人工资的偏狭；在降低成本方面，要降低原材料成本，但不限于生产耗费阶段，而是要沿着供应链条拓展到企业外部，要引进目标成本法，将新技术的采用系统化与企业竞争战略相结合，要引进作业成本法，降低制造费用和管理费用；在成本增值方面，应建立系统、有效的资本预算评价与跟踪制度，保证资本支出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这些成本管理对策对指导企业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具有指导意义。
在大二伊始，我决定修一个第二专业学士学位，充实一下自我。
要想拿到第二专业学位，除了修满规定的课程外，还要提交毕业论文，否则只有结业证，这让很多同学望而却步。毕竟，自己的专业课任务很重，如果想拿两个学位，毕业时候就要提交两篇论文，考研的时间也会变得更加紧张。
我还是毅然决然地报名了。我们金融专业很多同学会选择会计或者管理作为二专业，这样相辅相成，知识互通，学起来也相对容易。而且到了毕业季，一个拥有金融能力又掌握财务知识的人常被称作“人生赢家”。
但我选择了德语。
初选德语，只为挑战
学校选择德语作为第二专业的同学大部分是工科出身。作为机械制造大国，德国在机械高科技方面拥有绝对实力。我们学校提供了很多去德国交流学习的机会，还设有上海――汉堡国际工程学院。上海本地德企众多，掌握德语的人就业时又多了一招“必杀技”。
但带着这样明确的“功利”目的，学习德语往往难以坚持下去，因为德语很难。
记得第一节德语课的场景，老师先给我们讲了一下德语的特点，大多数学生都只接触过英语，所以只能拿英语来和德语作比较，跟着老师读了德语三十个字母，奇奇怪怪的写法与读法一下子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第一感受特别肤浅，甚至觉得好多读音跟汉语拼音差不多！最调皮的一个发音是小舌音，刚开始接触只是觉得好玩儿，后来才发现它成了我学习德语路上的拦路虎。一个周过去了，我依然发不出来，急得我多次课后找老师寻求秘诀。老师推荐给我一个妙招：喝一口水，含在嘴里，然后练习。
回去之后，我按照这个妙招练习了一周，成功地发出了这个音。尝到了挑战带来的喜悦后，我开启了学德语的疯狂模式。每天清晨，室友还在睡梦中，我便早早起床，在学校国际园找一个排椅晨读。上海的冬天来了，潮湿的空气里夹杂着不可侵犯的寒意，但我从未懈怠，依旧按照之前的习惯，每周至少三天早上去读德语。我把单词拷贝到kindle上随时背诵，读音、课文朗读从未耽搁。就这样，小舌音不在话下，交流对话也越来越顺畅了。
学了德语后，我惊奇地发现，原来英语是如此的简单。英语的语法规则明晰，需要不断积累的大多是词汇和知识面；德语的复杂程度想必可以和汉语媲美了，汉语中有四个声调，德语中分为三个性：阴性、阳性、中性，记住单词的同时必须要记住它的性，而记住性的唯一方法就是“记忆”，因为这个区分真的毫无章法可寻。
德语中代词分为一、二、三、四格，不同的位置要使用不同的格，代词要变位，形容词也有了词尾。德语老师经常重复一句话，在德语中“凡是规则，皆有例外”，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发现这些规则的作用很小很小，因为例外总是太多。为了更准确地记住，我联系一切我所知道的事物和这些单词的性结合起来，找到了不易忘记的背诵方法，一有空就拿出笔记来复习。
德语很难，花这么多功夫，越来越觉得好像不太合算。于是，很多人就放弃了。
每次周六上课，老师都会苦口婆心地说，大家要坚持！但是，能够坚持的人却越来越少。周三、周五晚上出勤率有50%，但周六真的寥寥无几。一学期过去，一半的同学因为坚持不下去而退掉了二专，原本两个50人的德语班只剩下总共40人，大二伊始，40人再次缩减为20人。
一位自动化专业的同学看我每次上课都饶有兴趣，询问是什么支撑着我。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德语很难，我想学好，不想放弃。”单纯的动机让这位同学半信半疑，但我无需解释，学一门外语的快乐只有自己才知道。
我学习德语只是为了学好这门语言，算是对一个全新事物的挑战，至于实用，我没有太多的考虑。
像德国人一样周密
慢慢的，我对德语和德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德国人遵守规则与自律的精神始终影响着我，让我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缜密的计划，大把零碎的时间被我利用了起来，这个好习惯反过来又帮助我更好地学习。
学德语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合理安排时间的重要性。大二的金融专业课程多得令人发指，几乎天天满课，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安排金融和德语的学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原本周三、周五晚可以写专业课的作业，周六上午可以外出逛街，但因为有德语课，两晚加一个半天就被扣除了。
于是，每个周六上午下课，我会拿出便笺像德国人一样详细又周密地规划一周的作业与复习安排。我不在时间上下功夫，而是在效率上做文章。专业课上不明白的问题尽量做到两节课空和课后找老师解答，当天的作业没有特殊情况绝不拖到第二天。
每学期的考试周，十门考试课同时来袭让很多同学抓狂，突击只能是临时抱佛脚，关键在于平时扎实的积累。这时候，德语的学习，像是警钟，一周敲几下，提醒我在学期末不要狼狈不堪。学习德语后，我的专业成绩非但未受到影响，反而越来越好。每学期的一等奖学金（前2/100）与上海市奖学金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说，一开始选择德语，是50%的新鲜感与50%的冲动，现在则是100%的热爱。
享受不带功利心的学习
我学德语的目的是单纯的、没有功利心的。虽然我有表面上的“功利”目标：拿二专学位，但这是在学好德语的基础上的附带收获。而且，如果只为二专这个“功利”，与学习德语的付出相比，肯定是不“经济”的。我完全可以选择与金融相近的会计，学起来困难会少很多。
经济学总讲究付出与投入的报酬比，可在年轻时候，我们不应该去计较付出与收获孰多孰少，虽然付出不一定有回报，可不付出的收获一定是零！
别人问我，付出这么多时间去做一件与专业关系不大、回报也不太好说的事，到底值不值得？我想，从德国人身上学到的缜密思维和严谨品质、时间与生活的平衡安排、一门新外语的掌握，这些财富是显而易见的。以后，我可能再也不会有这么多时间去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也不会有这样全心全意、不带有任何功利色彩的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