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发行监管 核准制 注册制 保荐制度
2012年5月11日，标榜应“全球太阳能光伏照明行业开拓者”的珈伟股份在创业板上市，上市首日，股价一度大涨23%。然而，该公司于7月14日披露的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上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0万至340万元，同期下降94.12%至95.85%，使得其股价下跌约30%，参与此股的投资者深深被套。珈伟股份的业绩会突然“变脸”引来了投资者的深思，例如该现象是否真的由于其所宣称的由于美国爆发飓风灾害引起的；是否由于现有发行监管制度作用有限使得该类质量低下的公司得以上市等。本文对此进行分析。
一、发行监管的相关理论及文献
有关学者将国外关于证券市场监管的理论分为四种，分别为公共利益理论、政治理论、权衡理论和法律理论。
（一）公共利益理论（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
该理论认为由于市场中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为零、不完全竞争和“搭便车”行为等现象，私人投资者没有能力对实力雄厚的公司进行监管，因此只有通过政府对公司的监管，才能克服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善公司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进而维护整个市场体系的稳定。
（二）政治理论（Olsin，1965；Becker，1983；Tullock，1967）
该理论认为，一方面，政府的监管政策往往会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即监管俘获理论；另一方面，政府对公司的过度管制行为会进一步增加市场中的寻租机会，破坏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这对于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综上所述，政治理论认为，应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监管中的作用，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市场发展的抑制。
（三）权衡理论（Shieifer和Vishny，1997；Hay和Shieifer，1998）
该理论认为监管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应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以期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权衡理论试图通过一定的机制设计，一方面避免政府在监管中的“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而保持其“援助之手”（Helping Hand）；另一方面发挥市场的监督机制，避免政府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对资本市场造成侵害。
（四）法律理论（LLSV，1997；Beck和Levine，2003）
该理论认为，在监管中的监管效率关键在于实现对中小投资者权利的有效法律保护。法律理论的主要观点，一是在法律条文上对投资者权利进行详细的规定和保护；二是通过改善法律的执行质量，提高执法效率，使投资者权力能够得到实际有效的执行。
（五）经济合同理论
该理论也是众多监管理论中不可忽视的一方面。监管可被视为被监管者和监管者之间一系列的隐形合同关系，合同决定了签订该合同的各方所应遵守的行为，以及对违约方可能釆取的措施。设计巧妙合理的合同可以避免或减少系统性风险；反之则有可能增加金融活动中的系统性风险。
通过以上理论及文献可以发现，一国的证券监管制度无非是在政府监管、市场监管与司法监管之间进行监管权力配置。那么，我国的发行监管制度是否是政府监管、市场监管与司法监管之间的最优配置？我国的发行监管制度又存在哪些问题？本文以珈伟股份为例，通过综合分析珈伟股份的财务报告、招股说明书和发行公告提供的信息，探寻珈伟股份欺诈上市和我国监管制度存在缺陷的线索，并据此提出符合国情、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
二、理论分析
根据我国的现状，我国的发行监管模式并未实现在政府行政监管、市场监管和司法监管之间进行权力配置选择所得到的最优监管方式。政府的市场管理部门和经济决策机构自证券市场建立伊始就对其进行直接干预和管理，原因一方面来自于我国金融发展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开始的，监管方式均采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办法，而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管理办法；二是司法制度较弱，法律制度不仅不能对违规事件起到警告威慑作用，司法机制无法作用于A股市场也使投资者投诉无门，而A股市场出现问题后由于“搭便车”行为导致的集体维权不利更加剧了司法机制对A股市场的治理作用收效甚微。换言之，我国的市场监管与司法监管更多的流于形式，而难以起到实质作用。
对于投资者所依赖的政府监管，也存在着缺乏质量和效率的问题。如同金融监管的政治理论分析，利益集团会通过各种手段以影响政府监管政策，即监管俘获现象。利益集团对政府监管政策的“俘获”体现在金融机构的国有背景以及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经济发展考虑对上市公司的干预，证监会釆取的监管策略往往会受到上述情况的干扰。
综上所述，我国监管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值得投资者充分信赖，需要对证券发行监管进行深入的改革，尤其应建立健全目前所缺乏的市场监管机制。此外，由于司法机制滞后，我国既不能实现金融监管的法律理论所期望的模式，通过法律制度对A股市场中的投资者形成有效保护；又不能实现经济合同理论所要求的模式，通过制定合理经济合同以规制管制者与被管制者的行为。即在短期内通过法律制度实现对A股市场的保护缺乏现实可行性。再者，基于证券市场的特性，司法制度中“不告不理”的被动执法方式和集体诉讼中涉及到的“搭便车”行为都明确了司法机制并不适合作为证券市场中监管的主导工具。因此，就目前而言，对我国发行监管制度的改革，应在政府监管与市场监管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司法监管只有经过长期的司法改革才能得以实现。
三、案例分析
（一）上市公司利用盈余管理欺诈上市
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是存在差异的，他们之间的差异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且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制度一直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本文主要从政府干预的视角进行研究，旨在发现政府干预如何对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造成影响。
一、理论基础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行，我国大多数公司是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要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有利有弊，可以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但同时也产生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问题。问题主要是由于企业的委托产生的。现有的研究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制度一直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而且在高管薪酬制度的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国内外学者研究高管薪酬的理论方面的基础，主要包括委托理论和激励理论。
委托理论是解释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现象的理论基础。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问题也接踵而来，因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是以自身利益为导向的，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薪酬总额而非企业总价值，反之，企业的所有者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导向的，他们的决策是出于对企业整体的战略考虑。如何更有效地激励高级管理人员，使他们的行为符合所有者的预期变成了问题的关键。实践证明，对管理者进行一定的薪酬激励可以有效地激发管理者的工作动机。
激励理论是处理需要、动机、目标和行为之间关系的核心理论。动机是由需要来激发的，同时需要确定人们的行为目标。激励理论主要是从人的内心出发进行激励，它解释了为什么以及什么样的业绩评价可以促进企业业绩的提高。由研究方向的不同，激励理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过程型激励理论和内容型激励理论（沈敏，2006）。
过程型激励理论主要是研究从动机产生到采取行动的整个的心理过程，目标是找出对人们的行为起决定因素的关键因素，从而很好地利用这些关键因素来预测和控制人们的行为。比较著名的是由心理学家弗罗姆提出的期望理论，该理论认为，动机的激励水平来源于人们认为在多大程度上人们可以期望达到预期的结果，并且这个结果有没有足够的价值，人们积极性的大小取决于期望值和效价的乘积，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对目标的把握性越大，估计达到目标的概率越大，激发的动力就越强，人们的积极性就越大。所以，在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时，要注意目标的设置，设置的目标不仅具有挑战性还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在这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激发人们的工作动机。
内容型激励理论主要是研究激发动机的诱因是什么，比较著名的是在1943年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论，他从人们的需要层次出发，将人们的需要从低到高分别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沈敏，2006）。该理论认为，人们的需要具有层次性，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要才更能激发出更高层次的需要，所以在高管薪酬的激励中要注意了解管理者的需要，不同层级的人员具有不同层次的需要，而且人们的需要会随着上个层次需要的满足而发生变化，企业的所有者应注意到这些问题，对高管人员进行针对性的激励。
二、概念界定
1.高级管理人员。高管人员是指在公司的管理中担任重要角色，负责公司经营管理、掌握公司重要信息的人员，在《公司法》中狭义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人，广义上的高级管理人员还包括公司的董事和监事等。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行，企业的董事人员和监事人员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所以在本文的研究中，将高级管理人员定义为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以及董事、监事等人员。
2.公司绩效与产权性质。公司绩效是指在一定的经营期间，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创造的经营绩效以及经营者业绩，包括盈利能力、营运水平、偿债能力以及发展能力等。本文研究的是公司所有者对公司经营者的业绩评价，借鉴以往的研究，对公司业绩采取以下指标进行衡量：为了消除盈余管理的影响，选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业绩水平。
根据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不同，我国的企业性质可以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在中国不仅仅是指中央政府投资参与控制的企业还包括由地方政府投资参与控制的企业；民营企业是指实际控制人是个人或者集体等的企业；外资企业是指外国投资者投资参与的企业。为了更好地对企业的产权性质进行界定，参照以往的研究，本文将实际控制人为国家、国资委、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等的企业定义为国有企业，其他的则为非国有企业。
三、研究分析与假设
在国有企业中，高管除了有薪酬激励外，还有更多的其他机会，如晋升、政府奖励等，但是民营企业多数是以薪酬来衡量高管对企业的贡献大小，民营企业的高管薪酬普遍高于国有企业。政府干预的存在，使得国有企业承担着一定的政策性压力，如扩大就业等，导致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和高管人员的薪酬之间的因果关系变得模糊。陈东华（2005）指出，政府干预可能会削弱以业绩为基础的薪酬机制的有效性，而民营企业受到较少的政府干预，高管薪酬和经营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很明显，政府干预对民营企业的薪酬业绩敏感性不会造成显著性影响。由此，本文假设：政府干预对国有上市公司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更大。
四、样本选择与模型设计
本文以2008―2011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被ST或PT的公司336家，剔除金融类476家，剔除数据不全的2 532家，共得到6 532个有用数据，其中，2008年1 308家，2009年1 427家，2010年1 759家，2011年2 038家（具体数据来自和国泰安数据库）。
文章借鉴现有的研究，选取前三名高管和董事的薪酬平均数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pay），政府干预指标（gov）选取樊纲与王小鲁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减少政府干预”的数值，该数值越大表明政府干预越少；对于产权性质（nsoe）的定义，本文借鉴以往的研究将实际控制人为政府、国资委等的公司定义为国有上市公司，其他则为非国有上市公司（其中：国有上市公司取值为0，非国有上市公司取值为1），选取公司规模（size：公司资产的自然对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rcear）、财务杠杆（lev）、独董比例（独立董事与董事总数的比值：d）和股权集中度（g）作为控制变量，并对年度（year：以2008年为基数）和行业（ind：以制造业为基数）进行控制，经豪斯曼检验后对全样本以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并设置gov与rcear乘积项来衡量政府干预对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业绩敏感性造成的影响，将样本按照产权性质不同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个样本，经分析，预计国有上市公司的样本中gov与rcear乘积项前面的系数应该显著为正，非国有上市公司样本中gov与rcear乘积项前面的系数不显著。为了检验本文的假说，建立以下模型：
pay=ao+a1gov+a2gov×rcear+a3rcear+a4lev+a5size+a6d
+a7g+a8 year+a9 ind+ε
其中，ai是待估参数，ε是随机扰动项。
五、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对6 532个样本进行的描述性统计（表略，编者注）显示，各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标准差均在理想范围内，所以本文未对各变量进行winsorize处理。
2.皮尔森相关性检验。由皮尔森检验相关性统计表（表略，编者注）显示，各变量的皮尔森系数均小于0.8，表示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为了进一步对各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本文求得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3，可以基本肯定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可以直接进行回归。企业规模、业绩和高管薪酬之间的相关系数比较大，符合实际情况。
3.实证结果分析（实证结果图表略，编者注）。回归结果中R-sq表示模型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各数值均在0.2左右，说明国有企业样本中因变量高管薪酬变动中有大约22.52%可以用自变量来表示，非国有企业样本中因变量高管薪酬变动中有大约27.09%可以用自变量来表示，模型还是有一定的研究意义，模型的二次回归中F统计值的P值均小于0.05，表明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样本中Rcear的系数不显著，表明国有企业中高管的薪酬与业绩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很明显，这正是由于政府干预的原因造成的，政府干预使得国有企业拥有更多的晋升机会等非物质激励，模糊了业绩和薪酬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Rcear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非国有企业中高管付出努力取得的业绩大小可以用高管取得的薪酬来衡量，另外，Rcear×gov的系数在国有企业的样本中显著为正，在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不显著，因为国有企业受政府干预比较多，政府干预的存在又恰恰会对高管薪酬业绩的敏感性造成影响，政府干预多的时候，国有企业的薪酬业绩敏感性会降低，政府干预少的时候，其薪酬业绩敏感性会变大，而且政府干预的数值越大表示政府干预越少，所以Rcear×gov的系数符号在国有企业的样本显著为正，表示政府干预越大，高管薪酬业绩的敏感性越小，符合原有假设。另外，为了更好地检验模型的稳健型，本文模型的业绩指标选取企业的每股收益（eps）进行替代回归，结论依旧符合原假设，由于文章篇幅有限，不再赘述。
六、结论
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企业的产权性质以及相应的政府干预会对企业的高管薪酬造成一定的影响，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该差异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基于以上的结论，为了更好地发挥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作用，政府必需减少对国有企业以及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干预程度，以便充分发挥高管薪酬对高管人员的激励作用。
（作者为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陈东华，陈信元，万华林.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J].北京：经济研究.2005（2）.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14-0047-04
一、引言
股利政策是公司筹资投资活动的延续，也是影响股价、资本结构的重要决策。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西方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多种股利理论，但对现实中的股利政策仍无法作出最恰当完美的解释。在众多理论中，对股利政策的解释最具影响力的可能当属成本理论（Ad jaoud & Ben-Amar，2010）。
委托理论认为，管理层有为满足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损害股东利益的动机，这就是经理管理防御（management entrenchment）。经理管理防御学说认为：由于防御动机的存在，使得管理者的决策行为往往反映的不是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而是反映经理的目标，因此会导致经理作出与股东的利益不一致的决定和行为。La Porta等（1998）指出，管理层通过发放现金股利解决委托问题的情况需要一些机制的作用。为了从信息披露角度研究管理层持股与股利政策的影响，本文拟对我国深市2008―2010年的上市公司进行考察，试图找到管理层持股在信息披露质量不同的情况下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股利政策一直是企业财务决策的核心问题。Jensen & Meckling（1976）认为股利政策有助于缓解委托理论中的冲突。Rozeff（1982）使用1974―1980年的数据研究股利支付比例与管理层持股比例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股利支付比例与管理层持股比例负相关。Sornnate（1989）研究得出管理人员持股比例与股利支付率正相关。Jensen（1986，1992）研究得出发放现金股利可以缓解问题，可作为降低成本的机制之一，同时也是管理层持股、机构投资者持股、债务、外部治理等的替代机制。
赵春光、张雪丽等（2001）通过对股利政策选择动因的研究得出，企业是否分配股票股利取决于股权集中度，而现金股利分配政策受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廖理、方芳（2004）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对高成本公司的现金股利发放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徐寿福（2013）以2003―2010年深市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信息披露质量与现金股利政策正相关。
Sornnate（1989），George W. Fenn和Nellie Liang（2001）研究得出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发放的股利越多。管理层持股可以使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相一致，从而公司愿意发放更高的股利。Bushman and Smith（2001）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降低公司成本。
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水平有助于股利发放，投资者通过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更客观地判断公司的投资效率和价值，迫使内部人“吐出”现金，作为股利支付给股东。另外，内部人为避免外部投资者的监督，通常提供较低的会计信息质量，以此来掩盖问题，为其对公司的掠夺行为提供便利。此时，投资者无法通过公司披露的信息来监督管理者，他们可能会依赖于上市公司释放的股利支付信号。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2：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政策正相关，且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一定的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好的公司股利支付水平低于信息披露质量差的公司。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本文中的被解释变量现金股利政策用两种方法衡量，一种方法是采用虚拟变量衡量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如果该上市公司发放了现金股利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另一种方法是采用连续变量每股现金股利来衡量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
信息披露质量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考评结果来衡量。深圳证券交易所结合奖惩及与监管机构的工作配合等情况，从日常信息披露的合法性、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四个方面对上市公司上一年度的信息披露工作进行考评，最终形成四个等级（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由于该评级结果由与上市公司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第三方提供，因此具有较强的权威性。本文根据这一考评结果设置变量DIS，将考评结果分为两档，将考评结果为“及格”和“不及格”的赋值为0，将考评结果为“优秀”和“良好”的赋值为1。
本文管理层范围的界定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需要在公司定期报告中披露的高层管理人员”这一概念是基本一致的，将“管理层”界定为：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另外，对影响现金股利政策的其他变量作了控制，同时还设置了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来控制不同年度和不同行业之间数据的差异。
（二）模型设计
本文根据样本数据和被解释变量的特点，分别构建了logit模型和最小二乘法模型。现金股利DPS是0-1的虚拟变量，因此采用log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借鉴已有的现金股利支付模型，结合假设，构建以下模型：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1.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8―2010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剔除“ST”公司，剔除金融行业等，经过筛选整理，最后确定总体研究样本为1 930个年度观测值，其中2008年为735家，2009年为733家，2010年为462家。
2.数据来源
在所有的变量数据中，信息披露质量指数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披露的考评结果整理得出的，其他变量数据是从CSMAR数据库搜集整理而来。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显示，每股现金股利最大值为1.672，最小值为0，支付的每股现金股利平均约为0.07元。信息披露质量考评结果得分平均约为1.85，其中约75%的考评结果为“良好”及以上。管理层持股比例平均持股比例约为5.39%，中位数为0，说明管理层总体持股数量较少，人均持股比例低，“零持股”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净资产收益率最大值为7.541，最小值为-10.926，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5.39%，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理想。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3是模型一的多元回归结果，表中数据显示，信息披露质量与每股现金股利正相关，并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公司对外披露的信息质量越好，越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假设1得到验证。资产负债率与每股现金股利显著负相关，即负债率越高的公司越不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正相关，这和前人研究结论一致；公司业绩越好，越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
表4是模型二的OLS回归结果，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信息披露质量与现金股利政策正相关并且显著，和表3中的回归结果一致；管理层持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显著正相关，换句话说，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越倾向于发放更多的现金股利，说明公司经理存在以支付适当股利为自己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验证了假设2的前半部分。在表4中我们将信息披露质量分组回归，将信息披露为“优秀”、“良好”的分为一组（DIS=1），将信息披露为“及格”、“不及格”的分为另一组（DIS=0）。回归结果如表4，从表中可以看出，不管信息披露质量高低，管理层持股与每股现金股利都显著正相关，然而，从管理层持股比例回归系数可以看出，信息披露质量高（DIS=1）的系数（0.082）要低于信息披露质量低（DIS=0）的系数（0.173），也就是说，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一定的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好的公司比信息披露质量差的公司每股现金股利平均少支付0.091元。这也可以解释为，对于信息透明度较差的公司，投资者无法准确得知公司的经营情况，他们更倾向于选择观察公司的股利支付政策，以此来判断公司的营运状况，而信息透明度较好的公司则不需要通过这种途径判断公司的经营状况从而监督管理者的行为，至此假设2全部得到验证。
另外，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净资产收益率在全样本检验和DIS=1分组检验中结果一致，且显著相关，其中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净资产收益率与每股现金股利显著相关，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但在DIS=0分组检验中，资产负债率与每股现金股利负相关但不显著。独立董事比例在全样本和DIS=1的样本检验中与每股现金股利负相关，说明独立董事作为监督者发挥了应有的监督职责，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管理层通过分配现金股利获取私人利益的动机越不易实现；而在信息披露质量差（DIS=0）的公司，独立董事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正相关，独立董事只是名义监督者，并没有真正充当监督者的角色。
五、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做了以下测试：其一，用是否支付现金股利替代每股现金股利进行回归；其二，将深市信息披露考评结果按“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分别赋值3、2、1和0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指标替代DIS进行回归，结论与上文一致。即信息披露质量与现金股利政策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政策正相关，且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一定的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好的公司股利支付水平低于信息披露质量差的公司。
六、结论和局限性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2008―2010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分析了信息披露质量、管理层持股与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与现金股利政策显著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政策显著正相关，且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一定的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好的公司股利支付水平低于信息披露质量差的公司。
（二）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
1.以往的研究成果显示，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在模型二中，本文未能考察管理层持股比例是否受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出现此结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2.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每年都有显著不同的特点。本文在研究股利政策时将不同年份的股利政策混合在一起考察，可能忽略了一些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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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公司高管政府背景的概念及其影响，使人们逐渐认识到高管的政府背景这一较隐蔽且难以量化的因素如何对公司的各个层面产生影响，而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近几年才开始（刘晓薇，2008）。在现有文献中，主要是从公司政治关联的普遍性、对公司价值和经营及绩效等方面，来说明政治关联对公司的影响。
（1）政治关联的普遍性。政治关联具有普遍性，不仅在泰国、巴基斯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存在政治关联，而且在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也存在政治关联。Faccio（2006）从全球的角度研究了政治关联问题，发现政治关联在各个国家都是比较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在一些严重的国家。张建君和张志学（2005）根据在温州和苏南的实地调查以及在教学和科研中的材料，指出企业家采取不同战略建立与政府的联系，通过建立企业的政治关联来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
（2）政治关联对公司价值影响。多数学者发现，公司政治关联能够给公司带来价值的提升。姜跃龙（2008）发现，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继任之后，公司价值显著高于不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继任的公司价值，也显著高于一般未发生高管变更的公司价值。吴文峰、吴冲锋和刘晓薇（2008）却认为，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整体上没有影响公司价值，但区分不同政府背景后，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对公司价值的正面影响要显著大于中央政府背景，而且在政府干预较厉害的地区，高管的地方政府任职背景能增加公司价值。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政治关联与融资、税收的关系，来进一步探讨其对公司价值产生的影响。胡旭阳（2006）指出民营企业政治关联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壁垒，给民营企业融资提供了便利性。余明桂和潘洪波（2008）研究发现，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政治关联有利于民营企业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吴文锋、吴冲锋和芮萌（2009）实证分析了高管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在所得税和实际所得税率上都要显著低于高管没有政府背景的公司。
（3）政治关联对公司经营及绩效的影响。在公司政治关联对公司经营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一致的结论，一些学者认为政治关联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绩效，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会产生相反作用。巫景飞、何大军等（2008）以2004年~2006年沪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高层管理者政治网络对企业业务和地域多元化经营均有积极地促进作用。卫武认为政治关联为企业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有利于企业在经营上获得政治竞争优势。邓建平、曾勇（2009）实证分析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不考虑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内生性问题，政治关联与企业的经营绩效不存在显著的关系，在控制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经营绩效越差，实际控制者是政治关联时，企业的经营绩效也较差。
从上述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各种研究关注的是政治关联存在的普遍性，以及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和绩效的影响等，但没有涉及到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的成本效应问题。鉴于此，本文通过对我国制造业中的民营上市公司理论和实证的分析，来研究公司政治关联的成本问题，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认识政治关联对公司所产生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民营上市公司作为一个开放的组织，其生存和发展需要从外部环境获得其所需的资源。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的成功取决于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所需资源，组织愈减少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其受市场的干扰和限制就愈小，因此组织必须和外部环境互动、交换和获取资源，以提高组织的竞争力。
我国正处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虽然市场开始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角，政府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上也由前台开始退到幕后，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构建起来的庞大的行政管理体系，以及充实这一管理体系的各级各类人员并没有完全退出，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力度仍然较大，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依然有其发挥的舞台。这一时期也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权力机构，中央政府的权力部分下放到地方政府，在权力重新分配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权力得到了加强，成为区域经济的调控主体，直接或间接介入地方的经济活动，使地方政府部门或人员拥有更大的权力、利益驱动和设租寻租的机会去干涉民营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如向民营企业随意罚款、终止其生产活动等，政府部门或人员的这种行为是作为“掠夺之手”存在。
在我国的民营上市公司中，出于某种需要，会聘用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本文所指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政府背景不是潜在的、不为人所知的关系，而是公开的、在上市公司年报等公开信息中可以获取的信息。民营上市公司虽然能够从高管的政府背景获得一定的资源和利益，但公司政治关联就可能使公司忽略或者降低对高管经营与管理能力的要求，而聘用具有政府背景而缺乏管理能力的人员来担任高管。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人员更加突出的是其政治才能，而在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上往往缺乏所需要的技能，所以在管理效率上，具有政府背景的民营上市公司高管可能要低于没有政府背景的高管。我国的民营上市公司大多都经历一个艰难的发展历程，其创始人和高管在经营管理上形成了“低成本高效率”的传统，而对于民营上市公司聘用具有政府工作背景的高管来讲，可能由于其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优越条件，使其在工作中要求良好的办公条件和优厚待遇，这会增加公司的管理费用。在民营上市公司中，董事长是公司的法人代表，主要负责公司战略决策，处理公司对外事务或协调对外关系；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拟定并实施公司具体的经营计划和管理制度，因此，董事长和总经理更需要有公司经营管理的经验和专业技能，否则容易造成经营管理上的混乱，导致效率的低下。
由于政治关联成本有很强的隐秘性，因此在实证研究中只能用间接的方法来衡量，国外主要用闲置现金流、内部股权比例、管理费用率（管理费用／主营业收入）和资产利用率（主营业收入／总资产）四个指标来衡量公司高管成本。由于闲置现金流和内部股权比例在我国上市公司中难以反映高管的成本问题，所以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联的成本主要用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来表示，一是公司高管的各种在职消费的“避风港”，因此管理费用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对包括在职消费在内的管理费用的控制效率；二是资产利用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高管对公司管理效率。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制造业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和经济跨越的依托，一直以来被各国所重视。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进程中，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并逐渐成为世界“制造工厂”，然而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主要建立在低层次的比较优势之上，因此关注制造业的发展已经是决定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必然选择。本文的数据包括2006年~2008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且发行A股的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排除了信息披露不详故无法判断是否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以及财务信息无法获得和存在异常的公司数据，数据来源于CSMAR 数据库和各公司财务报表。
（二）描述性统计本文利用SPSS16.0软件完成数据的分析，对数据的描述统计性结果如表1所示：
表1中比较了有政府背景与无政府背景的公司，在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方面的差异，本文采用平均数、中位数来衡量其是否具有显著差异。单变量检测结果显示：两类公司在管理费用率和资产周转率方面的表现出显著差异。其中，无政府背景的公司其管理费用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低于有政府背景的公司；无政府背景公司的其资产周转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高于有政府背景的公司。表中数据初步表明：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管理费用率要高于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总资产周转率要低于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本文以我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2006年~2008
年数据分析和相关理论分析来看，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管理费用率要高于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总资产周转率要低于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可见，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在聘用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高管时，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即具有高管政府背景在给公司带来价值的同时，也包含着隐含成本。因此，对于我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改进公司高管的选拔任命机制，聘用和选拔“职业经理人”而非盲目任用具有政府背景的人员能降低公司成本。
（二）相关建议 针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聘用具有政府背景的人员出任公司高管这一现象，以及产生的成本效应，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各项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的阶段，民营上市公司聘用具有政府背景的人员来出任公司高管，固然能够为公司带来一些利益，但公司更要重视高管的经营管理能力，因为公司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内部管理来提高公司的竞争力。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高管政府背景所带给公司的一些优势也将逐渐减弱，所以一些公司注重外在因素而忽视内部管理的做法是不利于公司发展的。
第二，对有政府背景的人员到民营公司出任高管这一现象，政府部门应制定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必须民营公司的政治关联越过法律底线，出现权钱交易、、腐败等问题。如浙江等地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后3年内，不得到原管辖范围经商，并颁布《浙江省贯彻实施〈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的若干规定（试行）》，对辞职对象、辞职程序、辞职后从业行业限制和辞职后行为的监督进行规范。规范这种行为不仅能够维护政府形象，而且能够规范市场行为。
第三，民营公司聘用曾在政府工作过的人员来出任高管，说明了我国职业经理人的匮乏。职业经理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是一种重要的而又非常稀缺的人力资源。因此，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职业经理人发展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根据我国职业经理人的发展状况，积极培育和发展我国职业经理人，以适应公司在经营管理上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刘晓薇：《高管的政府背景对融资便利性及公司价值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2］张建君、张志学：《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管理世界》2005年第7期。
［3］Fisman R.,2001,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
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4］吴文峰、吴冲锋、刘晓薇：《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一、引言
面对愈演愈烈的会计信息失真及其严重的经济后果,世界各国都作出了积极回应,不仅在学术上加以探讨,而且在实践中加以治理,促进了监管改革和会计规范体系的进步。然而,监管制度建设与监管执行效果之间的始终存在着差距,接连不断的会计舞弊恶性事件对会计监管提出了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会计学的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真知灼见,形成丰硕的理论成果用于指导实践。从会计信息质量标准的界定到会计规范体系的完善,从会计信息失真原因的理论分析到舞弊动因模型的构建,从会计监管模式的选择到诚信教育体制的建立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随之而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构筑一个更有效的会计信息质量政府监管机制,从而更加规范会计信息的生产与披露。因此,本文基于博弈论角度对现行公司在政府监管下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重新审视,然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政策性的建议,这对于提高我国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促进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政府监管部门与公司之间的博弈分析
政府监管下的会计信息质量博弈分析中,博弈双方(决策主体)是政府监管部门和公司。作为“理性经济人”,他们都是风险规避者,有着各自的利益驱动,各自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无论是政府监管部门,还是公司,在进行违规操作、会计造假时,都会考虑“预期收益”与“败露成本”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察到“预期收益”远大于“败露成本”,即使违规、造假是有风险的,他们也会成为坚定的“风险偏好者”。下面我们基于博弈论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模型设计:
1.存在两个博弈方即公司和政府监管部门。公司有造假账和不造假账两种策略选择,监管部门有监管和不监管两种策略选择。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潜在策略选择,并且双方都有一致的理性来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2.假设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当发现公司造假账时,可采用没收额外所得、罚款等措施,同时要付出监管成本。公司不造假账时,如果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监管部门需要付出成本,但没有收益(这是职责内的事情)。
3.假设监管部门不实施监管,公司不造假账时,可获得灰色收益或闲暇收益。但在公司造假账时,而政府监管部门不监管时,可获得灰色收益或闲暇收益,但也有损失(如行政处分及声誉损失等)。
4.假定只要公司造假账,监管部门监管就能发现。
5.假设c表示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成本,监管部门不实施监管可获得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为r,r1表示公司不造假账时取得的正常收益。r2表示公司造假账时所取得的不正常收益,f表示公司造假账时被查处后受到的罚款,s表示公司造假时未被查处时给政府监管部门带来的损失(比如监管部门的声誉损失及经济处分等)。
6.假设θ表示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β表示公司造假账的概率,
л政府(θ,β)和л公司(θ,β)分别表示政府监管部门和公司的期望效用函数,
从而构造博弈局势如表1:
从表1中可见,政府监管部门有两个纯战略:监管、不监管;公司有两个纯战略:造假账和不造假账。我们假定为了激励公司不造假账时,监管部门对造假账公司的处罚足够大,使得r -s<-c + r2 +f成立,从而上述的博弈中没有纯战略纳什均衡。所以,我们只需考察这个博弈中是否存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即可。由上述局势可得:
从上述效用函数推导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结论:
结论一:公司造假账概率(β)同监管成本(c)、监管部门不监管得到的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r)成正相关,而与对公司的违规处罚(f)、公司违规而监管部门不监管时的损失(s)以及公司的违规时得到的不正当收益(r2)成负相关。政府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目标自然是降低公司不造假账的概率。从(1)式中可知,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越高,或者监管部门的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越高,公司越倾向于造假账,因此我们应采取有力措施降低监管成本,降低监管部门的灰色收入或闲暇收益,从而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公司造假账的概率与公司造假账时受到的处罚或监管部门不监管而公司违规时的损失以及公司违规时的不正当收益负相关,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公司违规时受到的处罚,加大监管部门不作为时的各种处分,从而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
结论二: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θ)与公司造假账的收益(r2)成正相关,而与公司受到的违规处罚(f)负相关。由(2)式可以看出,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与公司造假账的收益成正相关,即公司造假账时所得越多,公司越容易违规,越需要监管部门的监管。实施监管的概率与公司受到的违规处罚负相关,也就是说如果对公司的违规处罚较大,公司的期望收益降低,从而公司造假账的概率就变小,从而可以适当降低实施监管的概率。
三、基于博弈分析的政策建议
要治理我国目前较为严重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基于上述博弈论的分析,关键在于应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β和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θ,使得r-s<-c +re +f成立,从而使双方达到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1.对于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β的建议
(1)增加公司的造假账成本f,就是要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应的执法机制。我国《会计法》、《刑法》对会计造假者虽有给予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规定,但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监管、执法的主体和手段不够明确,处罚较宽松,唯有加大处罚力度,使“造假成本”远高于“造假收益”,使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才能有效地打击会计信息造假。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迫使公司在会计信息的生成和披露过程中放弃造假的念头。
(2)呼吁专家学者们多开展会计监督理论研究,为会计监督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会计监督工作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会计监督理论研究,作为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特别是两大准则体系国际趋同之后,会计监督工作应如何应对,非常值得理论界研究探讨。这需要各位专家学者今后更多地对会计监督理论进行系统深人的研究,为会计监督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3)加强会计信息的外部审查和监督,完善会计信息质量监督体系。各企业领导人必须对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负法律责任。另外,各级政府部门要严格依法实施监督职能,最后要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建立和完善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社会监督体系,制定合理审计收费,对那些不能公正执法、出具虚假审计报告、丧失独立性的机构和人员,要严格处理,从而提升注册会计师的信誉以及会计信息的可信度。
(4)优化公司治理,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各企事业单位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会计法》,严格执行会计准则和制度的规定,切实规范会计核算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其次各企事业单位高度重视内部控制建设,将其作为公司治理的关键环节,同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为进一步加强管理、防范经营风险和控制舞弊行为发挥重要的作用。
2.对于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θ的建议
(1)同样是增加公司的造假账成本f,使“造假成本”远高于“造假收益”,使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经济利益动机得以消除,迫使公司在会计信息的生成和披露过程中放弃造假的念头,同时加强对政府监管人员玩忽职守的处罚力度。
(2)健全政府监管部门的委托机制。在对公司的监管过程中,由于监管者拥有的信息是不完全的,监管者也可能判断失误,不能兑现它的承诺;此外监管行为是政府行为,监管者具有很强的政治动机,有追求其政治利益的冲动,不可能任何时候都公正。也就是说,监管行为作为一种行为,会存在道德风险,其行为并不必然与委托人(会计信息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一致,监管行为的实际结果并不一定与监管目标一致。监管权力作为一种公共权力,一方面在没有得到有效制约的条件下,不可能消除利用监管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的可能,难以避免监管腐败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完善的激励机制,监管者的付出与其所得的回报不对称,势必会打击监管者的积极性,从而弱化监管的实际效果。所以,从激励角度看,需要通过最优监管契约的设计,建立监督、考核监管者的体系,形成激励与监管相容的机制;并且,要制定更加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使监管者的个人努力更好地与监管目标结合在一起。
四、结束语
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一直是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公司会计信息失真,尤其是蓄意的造假行为已经成为社会的公害,所以应对其加强治理。然而治理虚假的会计信息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见效的事情,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是一项涉及多个方面的系统工程。政府监管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是保证会计工作有序进行的必要手段,也是不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必要保证。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知:只有利用有效的措施来降低公司造假账的概率β和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θ,使得r-s<-c +re +f成立,才有可能使得政府监管部门与公司之间达到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参考文献:
[1]郜进兴 林启云 吴溪: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十年回顾[j].会计研究.2009(01), 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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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延 徐迎德:基于博弈视角的银行监管制度设计[j].金融改革.2009(08), 27-32
一、引言
目前，政治联系现象在企业中已十分普遍，有关对政治联系的研究已经成为我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热点。在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中具有政治联系的成员已经占据很大一部分的比重，他们建立起的政治联系已经成为政府与企业间的一条重要链条。有许多实证研究表示，有政治联系的公司不仅会获得融资方面的优惠、相对较低税率等收益，所以在转型过程中，会寻求和发展政治联系。本文认为，对于企业政治联系方面的研究，核心问题是讨论中国公司治理转型模式下，如何运用不同渠道去影响资源配置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将探讨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主要方式是什么、政治联系对公司业绩是产生正效应的影响还是负效应，同时对该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二、相关研究述评
企业政治参与在本质原因是出于对利益的考虑，首先是考虑物质利益，总是在不断寻找用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大利益的途径。
Goldman在研究美国的金融市场上政治联系对企业的影响时，依据不同派别对他们进行政治联系的分类。研究结果发现，对于具有高管政治联系的公司会出现正向相关的异常收益。
罗党论和唐清泉研究在转型经济下，政治联系对民营上市公司的生存及发展的影响，研究民营上市公司获取政治联系的原由。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样本期间为 2012-2014 年，（1）沪深两市所有实际控制人为个人的 A 股民营非金融上市公司；（2）剔除金融行业的民营上市公司；（3）剔除财务情况异常的公司，共获得3843个有效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
（二）研究假设
1. 民营上市公司在正式制度的夹缝中，寻求正式制度的替代机制以减轻各种不合理的限制。一方面，政府控制社会重要资源的支配权，包括市场进入、税收等。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政治地位不断提高，这些变化为民营公司进入政治体制内奠定基础，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民营企业的整体政治联系与公司业绩正相关。
2. 在转轨经济下，政府行政权力控制了大部分的社会资源。政府长期执行禁止民营企业进入电力、能源等行业的政策。虽然“非公经济36条”为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打开大门，同时也给予政府部门在市场进入方面更广的裁决权。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政府类政治联系与公司业绩正向相关；
3. 不同权力主体拥有干预经济的能力和方式明显不同，对民营企业影响程度就会不同，反映在企业经营中的就是公司业绩的高低。与政府相比，人大代表对税法方面并不具有直接发言权，政协委员对税法制定、征收几乎没有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高管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与民营上市公司业绩正向相关，与政府类政治联系相比正面影响程度较低；
（三）变量定义
1. 股权结构（LSO）
第一大股东通常对公司的重大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当其持股比例很高时，会主动经营好公司，其能够从公司的经营成果中获得很大利益。
2. 公司规模（LnMC）
公司规模本文用公司年末总市场价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的规模对公司业绩存在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加入这一控制变量。
3. 公司财务杠杆（Leverage）
本文用公司财务杠杆来衡量公司的财务结构，比率。资产负债率越高，债务违约可能，公司的破产的风险越高，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公司负相关，所以，本文加入公司财务杠杆这一控制变量。
4. 市净率（PB）
该指标是非常重要的财务指标，一般来讲，市净率较低的股票，投资价值较高，反之，则较低；公司业绩越好，资产增值速度也就越快，股票净值就越高，本文加入这一控制变量。
5. 行业特征（IND）
不同行业的政府干预程度、竞争情况等都会有所差异，本文设置行业特征变量控制不同行业之间公司业绩的差异性。
6. 年度（Year）
不同年度，样本的经济环境不一样，这可能对公司业绩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本文加入这一变量。
（四）模型设计
针对本文设计了三个实证模型用以检验高管政治联系对民营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1. 对于研究假设1：具体模型如下：
模型一：
PER=β0+β1PC+β2LSO+β3LnMC+β4Leverage+β5PB+β6IND+β7Year+μ
2. 对于假设2：具体模型如下：
模型二：
PER=β0+β1PCGOV+β2LSO+β3LnMC+β4Leverage+β5PB+β6IND+β7Year+μ
3. 对于假设3：具体模型如下：
模型三：
PER=β0+β1PCDBWY+β2LSO+β3LnMC+β4Leverage+β5PB+β6IND+β7Year+μ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1可以发现，民营上市公司高管具有政治联系的比例达到33.57%，说明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参与普遍存在。以2012年为基期，2013年的政治联系的比例上涨了1.22%，2014年的比例上涨了0.27%，政治联系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表2、3列示了对样本的进行描述性统计，下面将分组讨论。
从表2、表3可以发现，具有政治联系的样本组的ROA极大值是2.03，极小值-0.30，均值是0.09，无政治联系的样本组ROA极大值0.99，极小值-0.91，均值0.05，二者相比发现，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1。
本文剔除兼具两种类型政治联系后的样本量，获得表4与表5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表4、表5可以得出，政府类政治联系样本组的ROA极大值是2.03，极小值是-0.00，均值是0.11，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样本组的ROA极大值是1.12，极小值-0.07，均值0.07，以上支持假设二。
（二）回归分析
1. 表6显示了高管政府类政治联系对民营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2. 表7显示了高管的整体政治联系对民营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将表6与7对比可以看出，对政府类政治联系变量PCGOV进行回归，其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024（ROA）显著为正，对因变量公司业绩的影响较大；对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变量PCDBWY进行回归，系数为0.01（ROA），在10%水平上显著（ROA），系数值偏小，对因变量公司业绩的影响比较微小。
五、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政治关系对企业业绩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具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上市公司的业绩更好；不同类型政治联系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也显著不同。本文将高管的政治联系区分为政府类政治联系和委员代表类的政治联系两类，结果表明，与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相比，政府类政治联系对公司业绩的提高作用具有更大。
参考文献：
[1]李维安.演进中的中国公司治理：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J].南开管理评论，2009（04）.
[2]Claessens，E.，E.Fei jen preferential campaign contributions[J].Journal Economics，2008（05）.
二、样本选择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的选取以往学者关于配股政策引致盈余管理的研究发现，我国资本市场出现了如“10%现象”和“6%现象”等。究其原因，这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配股政策息息相关。上市公司要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再融资，其重要门槛之一就是达到相关的财务指标（ROE）要求，为此，有些公司不惜操纵公司的财务报表。本文针对自2007年以来在新配股标准下的盈余管理现象进行研究，以探讨上市公司（将其分为配股公司和未配股公司）的ROE的变化特点。主要研究思路是：运用修正的Jones模型的截面版本，对比配股公司与未配股公司ROE的分布状况。首先，将每一年的上市公司分为配股公司样本和非配股公司样本两组，两组分别进行研究，以区分配股政策变更对配股公司和非配股公司的影响，以此检验在新配股标准下配股公司完成配股后是否仍然存在着普遍的业绩下滑现象。本文利用CSMAR数据库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公布的数据，选取了2007-2011年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分析其历年的净资产收益率，至2011年12月31日。样本按以下标准筛选：（1）剔除金融和公用事业类上市公司；（2）公司本次配股，距前次发行股票的时间间隔不少于1个会计年度；（3）在配股前后3年（不包括配股当年）没进行配股的公司；（4）在配股前后3年（不包括配股当年）没进行增发新股和发行债券的公司。我们最后得到40家配股公司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
（二）对照组样本的选取本文根据LoughranandRitter（1997）和MclaughinSafieddineandVasudevan（1998）的做法，按照行业、规模来选取对照组样本，具体如下：（1）除了满足研究样本的选取条件外，还要在配股公司的配股当年没有进行配股，并没被中国证监会ST、PT过的公司。（2）与配股公司在同一行业，资产规模在配股公司资产规模70%-130%的范围，再选取业绩最相近的公司作为对照组样本。（3）如果用条件（2）找不到合适的对照组样本，则不考虑行业因素，直接选取资产规模在配股公司资产规模90%-110%的范围，与配股公司业绩最相近的公司作为对照组样本。最后我们得到的有效样本98个，如表2所示。
三、新配股标准下，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由于盈余的观测值来自不同规模的公司，因此本文主要以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盈余水平的表征变量，以剔除不同公司之间由于规模不同而带来的比较上的困难。同时ROE也是证券市场参与各方所关注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将ROE作为信息披露的主要指标之一；证券监管部门将它作为上市公司配股条件的一项主要控制参数；它是投资者判断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投资者常以ROE的变动趋势预测上市公司的成长性；中国发行量最大的证券报刊与权威评估机构联手推出的“中国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综合评分排行榜”将ROE列为六项评价指标之首，并在加计总分时给予最大的权重。为了便于查找方便，本文用的是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包括了自2007-2011年度上市公司对外公布的平均ROE资料。我们之所以将样本的起点设定为2007年年报，主要是因为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是从2007年开始在上市公司中正式实施的，在此之前各上市公司是根据旧会计准则编制年度财务报告的，财务数据之间缺乏可比性。本文剔除了不能提供ROE资料的观测，实际获得的ROE观测值数目为98个。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3、表4、表5、表6、表7、表8。从表3到表8可以看出，我国实施新配股政策标准后，配股公司的平均ROE的均值普遍高于未配股公司，但基于2007-2011年配股公司总共只有34家，具体分配到各年样本量更少，从而得到每年的P值并不显著。而在整个样本期间（见表8），配股公司的平均ROE的均值显著高于未配股公司，这说明随着配股政策的变化，为了配股而进行的盈余管理操纵仍很普遍。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4.2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4-47-03
一、股利分配政策理论概况
经过多年的探讨与研究，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多种股利分配政策理论，费雪·布莱克（Fisher Black，1976）称股利政策的研究是个谜，“我们越是努力研究它，它就越像个谜。”为了破解这个谜，中外学者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一些理论。
（一）股利无关理论
该理论是由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在1961年的《股利政策、增长和股票估价》一文中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在基于“完全的资本市场”的假设基础上，股利分配政策对公司的市场价值或股票价格不会产生影响。公司的市场价值和股票价格是由公司投资的获利能力和风险组合决定的。这一理论简历在这样一些假定之上：公司的投资者和管理当局可相同的获得关于未来投资机会的信息；不存在个人或公司所得税；不存在股票发行和交易费用（即不存在股票筹资费用）；公司的投资决策独立于其股利政策。MM理论假定投资者处于完美无缺的市场，因而股利无关论又被称为完全市场理论。
（二）“一鸟在手”理论
该理论经威廉姆斯（Williams，1938）、林特纳（1956）、华特（Walter，1956）和麦伦·戈登（Gordon，1959）等人发展，在 1963年由戈登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最终提出著名的戈登“手中鸟”模型，成为“一鸟在手”理论。该理论认为通过保留盈余再投资获得资本利得的不确定性要高于股利支付的不确定性，从而实际拿到手的股利，与增加留存收益后再进行投资得到的未来收益相比，后者的风险性要大很多。基于这种思想，“一鸟在手”理论认为：股票价格与股利支付率成正比，即当公司支付较高的股利时，公司的股票价格会随之上升，公司价值将得到提高；权益资本成本与股利支付率成反比。
（三）信号传递理论
该理论由米勒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洛克于1985年在Journal of Finance上的《不对称信息下的股利政策》中所提出。股利信号传递理论是在放宽了MM理论中公司投资者和管理当局拥有相同关于未来投资机会的信息假定而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司可以通过股利政策向市场传递有关公司未来获利能力的信息，从而会影响公司的股价。也就是说，较高的股利意味着公司有较高的当期净收益，表现在股票市场上，是公司股票价格的上升和股东以股票形式持有的财富的增加。
（四）追随者效应理论
率先提出追随者效应概念的是米勒（Miller，M.H.）和莫迪格利安尼（Modigliani，F）。该理论从股东的边际所得税税率出发，认为每个投资者所处的税收等级不同：有的边际税率高，如富有的投资者；而有的边际税率低，如养老基金等。由此会引致他们对待股利的态度不一样，前者偏好低股利支付率或不支付股利的股票，后者喜欢高股利支付率的股票。据此，公司会相应调整其股利政策，使股利政策符合股东的愿望。达到均衡时，高股利支付率的股票将吸引一类追随者，由处于低边际税率等级的投资者持有；低股利支付率的股票将吸引另一类追随者，由处于高边际税率等级的投资者持有。这种股东聚集在满足各自偏好的股利政策的公司的现象，就叫做“追随者效应”。
二、股利分配政策影响因素研究
（一）国外股利分配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
国外对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学者们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来解释股利政策这个谜。
林特纳（1956）注意到股利分配与公司盈利之间的关系，选取了不同行业的28家上市公司，通过调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公司将某一确定的股利支付率作为目标值，则该公司下一年度的股利分配额占下一年度每股收益的比重应为一个常数，实证结果表明林特纳建立的称为部分调整模型（partial adjustment model）的现金股利模型能解释85%的股利变化。
继林特纳之后，一些学者开始着手关注股利发放与投资、融资的关系。希金斯（Higgins，1972）以公司存在目标资本结构和执行剩余股利政策为前提建立了股利发放模型，发现投资和利润均影响股利分配，即不同期间的股利分配差异归因于投资和利润需求的不同。而法玛（Fama，1974）的结论恰恰相反，他认为股利政策和投资决策是相互独立的，其结论支持Miller和Modigliani的股利与投资无关的观点。
20世纪70年代之后，一些学者注意到在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中，成长机会和公司特性也成为关键因素。詹森（Jensen，1976）研究指出成长机会与现金股利支付率呈负相关的关系，即：如果公司的成长机会相对较多，其可支配的现金流量较少，则此时股东可容忍的现金股利支付率相对较低。克拉奇和汉森（Crutchley and Hansen，1989）认为公司特性会对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产生影响，其中公司每年的盈余变动及其公司规模的大小均会影响公司股利支付水平。
Harry DeAngel等（2004）对1973-2002年美国上市公司30年的行业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结论：公司规模、成长能力、财务杠杆、盈利能力、现金流量以及以往股利发放情况等均对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产生影响。
基于以上国外学者关于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探讨与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由最初林特纳发现的公司盈利与股利发放有关，到Harry DeAngel根据行业数据分析得出公司规模、财务杠杆、现金流量和以往股利发放情况等因素均会对公司股利政策产生影响的结论，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影响因素从横向到纵向，从单一到多样逐渐被挖掘，进一步加强对股市的认识。
（二）国内股利分配政策影响因素
我国的股市起步比较晚，在我国学者开始对股利政策理论进行探讨研究时，国外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股利政策理论。因此，在进行国内研究综述时，大多借鉴了国外的理论而非创新，没有了国外研究综述专门介绍股利政策理论部分的内容，仅仅罗列了各种文献中使用的实证方法、模型、角度和结论，由于文献较多，本文只选择各时期较为典型的文献进行总结。
吕长江、王克敏（1999）在运用改进后的Lintner模型基础之上，采用双步骤法（因子分析法——逐步回归分析法）建立并检验了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模型，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受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股东权益、流动能力、负债率等因素的影响。公司的规模、流动性和股东权益比例与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国有股及法人股控股程度与公司股利支付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公司的股票股利支付额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相互影响。
唐国琼、邹虹（2005）用成本理论结合中国所具有独特的股利实务进行研究，首先对其采用多变量回归分析方法建立影响股利分配政策若干因素分析的一般模型，然后通过2003年上市公司有关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测试，以验证影响股利支付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股利分配政策中，上市公司特殊的治理结构和股权结构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并且现金股利多由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派发。同时指出，在中国，政府调控手段对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非常之大。
黄娟娟、沈艺峰（2007）以1994-2005年我国沪深两市的全部上市公司为其样本主体，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假设检验，发现：公司股权集中程度越高，不仅其支付股利的可能性越大，支付现金股利的可能性也越大，可能支付的金额也就越多；另外，公司的股权越集中，总体的股利支付倾向和现金股利倾向越明显，即公司集权度也对股利分配政策产生影响。
李谦、陈妤（2012）运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和主成分回归分析，以云南省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显示：云南省上市公司是否分配股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和流动能力；云南省上市公司分配方式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股东权益、盈利能力和流动能力。[3]
综合我国学者对股利分配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我国证券市场起步比较晚，有关股利分配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尚且处于探索阶段。国内学者的研究多重于实证研究方面，发展还不够完善，关于股利分配政策影响因素多方面多领域的探讨还有待发展。灵活运用国外股利分配政策理论，在探索中不断创新，这将会成为股市健康发展的有利推助器，并且对于科学合理的股利政策的运用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三、结语
通过上述文献综述可以发现，影响股利分配政策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将其主要划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主要有：公司规模、股东权益、盈利能力、流动能力、成长能力、财务杠杆、现金流量、公司集权度等。外部因素主要有：行业影响、市场行政监管手段、国家政策等。学者倾向于对股利分配政策内部影响因素的研究，而对外部影响因素研究较少。总之，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多变的，学者对其进行着不断的探索与创新，注重实证研究，在探索过程中不断有新的理论提出，这对于科学合理的股利政策的运用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目前对于股利政策的研究也是存在缺陷的，国内外还是存在着较大差距。我国应该完善与股利政策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对其提供法律保障；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正确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加强行业监管部门监管；加强经营管理，优化股权结构。由于我国股东结构的特殊性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性，从现阶段逐步完善起来将会需要一定的时间。随着大多数公司对股利分配政策重要性的认识，在分析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之上，我国资本市场定会走向完善与合理，并与世界发达国家缩小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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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万历、李小军.中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变动与经营业绩相关性分析[J].财贸研究，2008，（06）.
一、引言
（一）研究目的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披露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会计政策选择又是决定会计信息质量的核心因素。作为上市公司的特殊群体ST（Special Treatment）公司，为了避免被摘牌、剥壳的命运，有着更强烈的会计政策选择动机。因此作为资本市场一项实现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保护利益相关者切身利益的制度安排——特别处理制度，这就与它制定的初衷相悖。
（二）相关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理论综述
（1）国外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发展动态
由于ST制度是我国借鉴外国证券市场中的退市机制设置的，国外并没有和中国的ST制度相同的制度，因此也就没有相同的研究。但是，又由于我国学者通常以实施ST作为陷入财务困境的标志，因此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我们对国外相关文献的研究可以从陷入财务困境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研究来入手。
夏马和斯蒂文森（Sharma andStevenson，1997）研究了即将破产的公司的操控性会计政策变更行为及其对发展和运用破产预测模型的意义。他们认为，即将破产的公司的管理人员相对于其他公司的管理人员而言，更容易通过操控性会计政策的变更来达到操纵对外报告会计数字来掩盖其绩效问题。
Haw等（1998）用中国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发现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连续亏损，在亏损第一年用应计项目和线下项目调减利润进行“大洗澡”，并且在以后年度转会。他们的研究同时发现，中国的投资者并不能“看穿”这种业绩管理行为。
此外，在利用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估计变更进行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Zucca和Campbell（1992）虽然认为公司会出于利润平滑的目的提取资产减值准备，但他们认为更多的公司会因为大清洗而进行资产冲销；Chen等（2004）则认为发生较大亏损或高级经理人变更的公司更愿意提取资产减值准备，而且计提比例较高，自愿提取资产减值准备和随后资产减值准备转回导致的业绩上涨有很大关系；Teho，Wong and Rao（1998）发现IPO公司将固定资产折旧和坏账准备作为盈余管理的具体手段；Beaver，Eger，Ryan andWolfson（1998）与Liu，Ryan and Wahlen（1997）等研究了银行运用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问题；Petroni（1992）和Petroni，Ryan andWalden（1999）等则研究了财产保险公司运用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问题；另外，Visvanathan（1998），Miller andSkinner（1998）和Ayers（1998）研究了递延税款作为盈余管理手段的问题。
（2）国内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发展动态
我国的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以规范性为主，实证研究为辅论文格式范文。1998年以前的研究较少，后逐渐增多。其研究对象从一般性问题到具体问题，研究方法从规范研究到借鉴和吸纳西方实证会计理论的实证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与西方国家的研究相比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无论是在研究成果数量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都存在一定的差距。
陆建桥（1999）通过应计项目来研究会计政策选择的手段。他选取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的22家亏损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这些公司在出现亏损年份及其前后年份是否采取了盈余管理行为，以免出现连续亏损三年的情况，进行了经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公司在亏损及其前后年份普遍存在着普遍存在着调减或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
孙铮、王跃堂（1999）运用分布检测法对亏损和扭亏的上市公司进行统计检验，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的收益率在微利和严重亏损区间分布比较集中。微利公司采用对非营业性项目的损益进行调节的办法弥补营业性的亏损；亏损公司则通过操纵非营业性项目的损益做大亏损，为明年扭亏盈利做准备。
蒋义宏（1999）、陈晓悦等（2000）、吴东辉（2000）、鲍恩斯等（2004）对上市公司基于证监会配股政策中规定的“净资产收益率10%”的反应进行的研究，证明了规避证券市场监管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动机。
张相辉、张相丽（2005）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作了实证研究，以2001年发生首次亏损的78家公司为研究对象，统计分析后发现：上市公司为了保证“壳资源”，回避“连续三年亏损要暂停或终止上市”退市机制，确实普遍存在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上市公司在已无法避免亏损的年度加大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在扭亏为盈年度减少或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改变企业当期会计盈余，粉饰企业经营业绩。
魏涛、陆正飞和单宏伟（2007）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发现无论是亏损公司还是盈利公司的盈余管理相当倚重于非经常性损益。前者主要是为了实现扭亏和避免亏损等，后者则是为了平滑利润和避免利润下降。
李刚（2008）通过对比分析ST上市公司与对照公司1999-2003年资产减值行为，可以发现ST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模式。ST上市公司在被ST前，少提资产减值准备，但如果不得不披露亏损时，又会利用较高的资产减值进行巨额冲销。
二、ST公司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研究
会计政策与企业组织形式密切相关，因此会计政策选择主要是由企业的组织结构决定的，而企业的组织结构又是由它所处的环境所决定的。Watts and Zimmerman（1986）曾将企业组织结构和环境结合起来，利用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并考虑到对外部第三方的影响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总结出了著名的“三大假设”——分红计划假设、债务契约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因此在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本土化分析时，虽然中西方的国情不同，但是我们可以从西方实证会计理论对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研究路径中看出，会计政策选择作为一种行为，对其动机研究应当考虑组织结构和内外部环境的影响。此外，从行为学的角度，马斯洛(A. H. Maslow)的需求动机理论出发，动机的产生是由需求引起的，而需求又是由外部环境作用于行为主体的具体化，也可以来具体分析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
西方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三大假设”与我国有着较大的差异，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并不是完全成立的。王跃堂（2000）就曾以A股公司三大减值政策的选择为例，并结合我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及其经济动机进行了分析，认为决定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不是西方所谓的“三大假设”，而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还是一个受政府高度管制的市场，证券监管政策不仅对上市公司的投资经营决策包括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有着实质的影响，而且还影响着其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因此决定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最主要的因素还是证券监管政策论文格式范文。如IPO定价政策、配股政策和ST政策等。
当上市公司被ST后，不仅公司会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使管理当局面临很大的压力，也会影响股票的市场价值。公司发行股票并争取上市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利用股票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以扩张公司的规模、提高效率。而公司如果一旦被暂停上市、甚至终止上市，那么公司上市的这一优势将会消失，不利于公司的发展。此外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在“壳资源”稀缺的中国证券市场上，企业要获得上市的资格非常不容易，供不应求的现实导致上市公司本身的“壳资源”非常珍贵，上市公司一旦暂停或终止上市，则就意味着壳资源的丧失。所以不管该上市公司的业绩如何，任何上市公司都不会希望这一“壳资源”的流失。因此，从被ST的经济后果来分析，ST公司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会更加强烈。在证监会的退市政策是以会计盈余数据作为执行依据的情况下，管理当局就会在公司经营业绩不佳、财务状况恶化时，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进行利润操纵，竭尽全力采取一些会计政策来粉饰报表以免于被摘牌。
在我国学者相关的研究中，诸如配股现象、微利现象、重亏现象也很普遍。对于前一年或前两年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被ST或摘牌，采取种种手段使本年净资产收益率保持在哪怕0.001%的微利水平，只要不发生亏损就行。对于那些无法做成盈利或者首次加入亏损行列的上市公司，为了给明年的扭亏做准备，故意做成重亏，以避免连续两年亏损。对于那些无法摆脱被ST的公司，索性做大亏损，清洗以前年度累计的包袱，为下年扭亏逃脱被摘牌的厄运埋下伏笔。
三、ST公司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手段研究
通过上述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分析，也为ST公司避免被摘牌的命运而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做足了准备。实际上，从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来看，企业选择会计政策的行为过程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其实质是进行盈余管理，其过程也是干预对外财务报告的过程。ST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的变更，使其无法客观、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我们通过对其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手段研究，可以从更深层次了解其会计盈利信息的有用性和会计行为的形成机制。
（一）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
新准则明确了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当采用历史成本，但如果能取得公允价值并且公允价值可以可靠计量，则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可见其在维持原历史成本的基础地位的同时，也强调了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的重要性。虽然新准则在公允价值方面较以往也做出很多改进，可操作性大大增强，但还是留下了许多主观的空间，给ST公司带来了有机可乘的机会。
（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方式和比例的选择
2001年末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给予了企业很大的会计选择权，这种会计选择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会计政策的选择权，如8项减值准备的计提。二是会计估计权，如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这些虽然给企业如实反映经济业务的实质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给企业操纵会计盈余提供了机会论文格式范文。
利用资产减值准备操纵盈余，美国SEC称之为“甜饼罐”手法。ST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的手段违规操作，视其为调节利润的“蓄水池”。虽然新准则规定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再以后期间转回，一定程度上抑制了ST公司利用其调节利润的行为，但是具体的计提比例还是没有相应的明确，而且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讲，对于反映企业资产减值的真实状况，不利于提高其会计信息的质量。可见，新准则还是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三）固定资产折旧政策的选择
新准则规定：企业应当至少于每年年底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使用寿命预计数、预计净残值与原来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预计净残值。其包含的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有重大改变的，应当改变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好使用寿命。由于人们认识水平和技术手段的局限使得固定资产的各项计量错综复杂，这就给ST公司利用折旧政策来实现利润操纵留下了主观选择的空间，人为的缩短或延长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变更折旧方法、调整预计净残值的现象时有发生。除了导致利润虚增外，还造成了各期会计数据的不可比，从而严重影响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此外，固定资产折旧政策的选择也是上市公司进行税务筹划达到节税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
（四）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选择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分为成本法和权益法，两种方法选择的依据是根据重要性原则，是否是控制或重大影响需要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持股比例并不是唯一的依据。所以，ST公司也经常利用这个方法来进行显失公允的选择行为，当被投资单位盈利是，其持股比例达不到采用权益法核算的标准时，往往会通过追加投资、签订转让协议以及调整对被投资单位的管理、控制的影响力度等方法来扩大投资比例，不断地创造有利于采用权益法的条件，从而来确认更多的投资收益，以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
（五）合并政策的选择
企业合并分为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两种处理方法，尽管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一般不影响企业对外报告的现金流量，但它们对资产负债表和利润以及相关财务指标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购买法下，仅将合并日后被购买方实现的利润纳入合并报表，而权益结合法则将参与合并另一方整个年度的利润纳入合并报表。而且购买法通常采用现金或债务方式收购被合并方，利息负担通常大于按权益结合法反映的换股合并，因此选择权益结合法有助于提高合并当期和合并后的利润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对实施合并企业的会计报表产生有利的影响，所以这就使得权益结合法为企业操纵利润提供了可能性。
此外，如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所得税的处理方法的选择等等也是ST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权进行利润操纵的手段之一。
四、ST公司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
会计政策的选择对上市公司以及契约各方都有着复杂的、综合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企业经营、投融资决策的各个方面，并不是一时一刻的，而是长远的。而且还可能改变企业当前和以后的会计政策的选择范围，从而影响企业未来的一系列决策行动。
（一）会计信息失真
对于ST公司来说，其会计政策选择的不当使用直接引发的会计信息失真，会严重扭曲公司股票的实际价值，导致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当ST公司滥用会计政策改变观察的数据，使得股票价格与实际的业绩大大相反时，就违背了信用原则的做法，不仅造成财务混乱，而且自行丧失了赖以生存发展的“诚信”这一有限资源，对市场经济秩序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二）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从银广厦、琼民源、红光实业，到郑百文、蓝田股份、大庆联谊等，他们都是通过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欺骗投资者欺骗市场，极大地影响了资本市场的效率，造成了负面的社会后果。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还有诸多不合理的方面，董事会成员与经营管理者存在人员交叉的现象，以及存在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的现象。因此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进行来歪曲真实的业绩，管理当局，包括大股东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是最大的利益受益者论文格式范文。而中小投资者是弱势群体，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其利益难以得到有力的保护。
（三）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会计政策选择不是一个简单的会计问题，它承担着处理经济关系、协调经济矛盾和分配经济利益的重任。政策选择所造成的后果，从而影响企业、政府、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决策行为，并且最终导致了经济秩序和市场运行的不稳定。
（四）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企业的价值即企业的内在价值，在公平市场上的价值体现，是企业的属性、功能能够满足主体需求的关系，反映了企业对整个社会的贡献。企业价值体现了企业未来的经济收益能力。管理当局在选择会计政策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标准的，当正常的会计技术无法满足自身利益时，就会选择会计政策来操纵利润，使企业的会计收益大于真实收益，但是实际上并不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从而企业的内在价值并没有发生改变，仅影响了企业对外的财务报表。这样就会导致企业股票价格与其内在价值发生背离，信息的需求者以企业披露的信息来进行决策，就会导致证券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失灵，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影响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秩序。
五、 ST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假设
ST公司的业绩问题一直是会计理论界实证研究的重要领域，这些研究在考察其业绩时一般均采用会计指标，而会计指标的弱点就是很容易受到操纵，严重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国内对于ST公司操纵利润方面的研究理论有余，但实证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ST公司操纵利润的手段其实有很多，本文仅仅是从会计政策选择这一个侧面进行实证分析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当其被特别处理的第三年公司经营业绩仍然不佳，财务状况继续恶化时，管理当局会尽可能采取一些多计收益、少计费用的会计政策，以避免账面亏损的情况出现。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ST公司在摘帽当年存在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调高利润的行为。
假设二：ST公司利润的变化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呈负相关关系且关系显著。
假设三：ST公司利润的变化与长期股权投资涉及的投资收益呈正相关关系且关系显著。
假设四：ST公司利润的变化与累计折旧的计提呈负相关关系且关系显著。
假设五：ST公司利润的变化与累计摊销的计提呈负相关关系且关系显著。
假设六：ST公司利润的变化与预计负债估计的比例呈负相关关系且关系显著。
假设七：控制样本指标的增长与其利润变化不具有显著性。
（二）样本选取
（1）研究样本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公司的CSMAR数据库和巨潮资讯网公布的上市公司定期报表，以2007—2010年在沪深两市上市交易的A股ST公司为研究总体，观察在09、10两年分别实现摘帽的ST公司（包括ST、*ST、S ST、S*ST）。然后选取其前一年的财务数据，即09年摘帽的选取其07、08年的年报数据比较，10年摘帽的选取08、09年的年报数据（其中有的数据还来源于中期报表）。因为在摘帽当年的前一年年末ST公司基本上实现了扭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比较其扭亏前后的差异。由于考虑到金融类上市的财务会计制度的特殊性以及成本效益的原则，对部分不满足条件的样本予以剔除后，选取了47家ST公司（其中09年摘帽的有30家，截止本文截稿时10年摘帽的有17家）作为最终的研究样本进行验证及分析。
（2）控制样本
控制样本选择的关键是要具有可比性论文格式范文。作为配比研究，本文根据同时期、同行业、同规模的标准来选取控制样本。本文以ST公司撤销特别处理最近的一年会计报表（其中个别是中报）年限作为测试期，就此我们选取了08、09两年的年报作为测试期，满足了同时期的原则。同行业是指控制样本要与ST公司的主营业务属于同一行业的明细板块。同规模是指控制样本与ST公司在测试期当期年报中的年末资产规模相近。在满足了以上标准后，本文考虑了数量上的配比，最后选取了50家业绩较好的非ST公司作为控制样本。
（三）实证研究的结果与分析
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是检验ST公司是否存在利用会计政策选择以及采用何种会计政策操纵利润的行为，这就涉及到影响因素与被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及显著性的问题，又由于影响因素不止一个，如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长期投资的核算方法、累计折旧的计提比例的等，因此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本文主要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相关性和显著性的检验，通过和控制样本进行对比分析来验证前面的假设。模型建立如下：
Y＝C＋β1×ZCJZSS＋β2×TZSY＋β3×LJZJ＋β4×LJTX＋β5×YJFZ＋ε
模型中涉及变量的说明如表4-1：
变量
变量的含义
Y
因变量
利润总额／总资产
ZCJZSS
自变量
资产减值损失／总资产
TZSY
自变量
投资收益／总资产
LJZJ
自变量
累计折旧／总资产
LJTX
自变量
累计摊销／总资产
YJFZ
自变量
预计负债／总资产
投资收益涉及的是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收益，C、β、ε分别为常数项、系数、误差项
按照上述方法和标准选取了研究样本和控制样本后，根据收集的相关公司年报中的数据，并计算了有关财务数据后，用EXCEL和SPASS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处理。
（1）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分析是后面进行回归分析的初步，我们首先对ST公司扭亏前后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率和营业利润的增长率进行统计，对比后得到的结果如下：
表4-2描述统计量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47
-56.39%
676.75%
42.9274%
115.10421%
营业利润增长率
47
-80.51%
12286.34%
595.5470%
1832.65026%
有效的 N （列表状态）
47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扭亏前后年度营业利润扭的平均增长了近6倍，最多的一年竟然增加了12倍多，但是利润的来源可能并不是主营业务，因为主营业务的平均增长不到50%，这就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在假设一的前提下ST公司可能利用了其他手段来调高利润以达到扭亏的目的。
（2）多元回归分析
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可以找出ST公司利用了哪些会计政策手段进行了利润调节，并且这些手段与利润的关系如何。
1.研究样本的回归分析
表4-3 模型汇总
模型
R
R 方
调整 R 方
标准 估计的误差
1
.710a
.670
.618
.034500695281871
a.预测变量:(常量), 资产减值／资产, 投资收益／资产,累计折旧／资产,累计摊销／资产,预计负债／资产。
从模型汇总我们可以看出，调整后的R2为61.8%，说明该模型可以解释61.8%的变量，具有较高的解释系数，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表4-4Anovab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1
回归
.150
5
.030
6.657
.047a
残差
.142
41
.018
总计
.292
46
a.预测变量: (常量),预计负债／资产,资产减值／资产,累计摊销／资产,累计折旧／资产,投资收益／资产。
b.因变量: 利润总额／资产
从研究样本的多因素方差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模型总体上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从而验证了假设一，表明ST公司存在比较明显的利用会计选择进行利润操纵的行为。
表4-5系数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1
(常量)
.119
.029
4.101
.000
资产减值／资产
-1.052
.523
-.305
-2.014
.041
投资收益／资产
.912
1.496
.092
4.610
.046
累计折旧／资产
-.107
.154
-.104
-5.693
.032
累计摊销／资产
-.579
.649
-.132
-7.891
.028
预计负债／资产
-.200
.375
-.081
-.533
.597
a.因变量: 利润总额／资产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资产减值损失、累计折旧、累计摊销和预计负债与利润总额呈负相关关系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投资收益与利润总额呈正的相关关系，这与我们前面的假设初步一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资产减值损失、投资收益、累计折旧和累计摊销与利润总额显著相关，验证了假设二、三、四和五。但是假设六预计负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说明低估预计负债的比例还不是ST公司调节利润的主要手段。得到的回归方程如下：
Y＝0.119－1.052×ZCJZSS＋0.912×TZSY－0.107×LJZJ－0.579×LJTX－0.200×YJFZ
2.控制样本的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七，我们对选取的控制样本也进行了回归分析：
表4-6模型汇总
表4-7Anovab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2
回归
.051
5
.010
.532
.751a
残差
.850
44
.019
总计
.901
49
a.预测变量: (常量),预计负债／资产,资产减值／资产,累计摊销／资产,累计折旧／资产,投资收益／资产。
b.因变量: 利润总额／资产
从控制样本的模型汇总和多因素方差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选取的控制样本是比较好的，调整的R2达到了75.6%，说明样本的拟合优度较好。但是在多因素方差分析中我们看到，F值较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总体上没有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从总体上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从而初步验证了假设一和七。
表4-8系数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2
(常量)
.122
.028
4.364
.000
资产减值／资产
-.158
.251
-.305
-6.019
.033
投资收益／资产
.051
.160
.092
.065
.751
累计折旧／资产
-.173
.155
-.104
-1.121
.269
累计摊销／资产
-.450
.661
-.132
-.680
.500
预计负债／资产
-.044
.180
-.081
-.242
.810
a.因变量: 利润总额／资产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了资产减值损失外，投资收益、累计折旧、累计摊销和预计负债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从这些会计政策手段在ST公司的模型中的显著相关到控制样本的非显著性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ST公司确实存在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利润操纵的行为。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已经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我国ST类上市公司存在比较明显的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利润操纵的行为，这些手段主要包括不恰当的计提减值准备、累计折旧，累计摊销和投资收益。研究并没有发现低估预计负债的比例是ST公司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手段，但是，我们依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关于预计负债的确认和计量，以进一步预防和规范可能存在的以不恰当的比例确认预计负债来掩饰自身业绩亏损的现象论文格式范文。
（二）研究启示
（1）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
前面的实证研究已经证实了许多上市公司并没有正确运用会计政策赋予的会计选择权现代企业管理论文，这就违背了准则制定的初衷，影响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因此，要减少这种利用会计政策的弹性空间进行不适当利润操纵的行为，就必须针对现行会计法律法规在规范实务方面可能还存在的缺陷，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规范。
（2）加强会计队伍建设，提高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
会计准则规范了会计信息的产生，它解决的是一种“技术”上的问题。而对会计准则的恶意误用则属于准则实施过程中“人”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讲是公司治理生态的问题，不能仅仅归咎于准则本身。对于实施中“人”的问题，我们只能通过自身的职业道德建设和加强监督管理等内外部相结合的方法来解决。
（3）完善外部监督机制，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和审计
注册会计师作为“经济警察”，其必须遵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提高独立审计的质量，要确保其生存和发展是建立在执业质量的基础之上。要努力建成和完善真正意义上的有限合伙制，增强其的风险意识和压力。
作为我国特有的产物ST制度，它在一定程度上对投资者者起到了警示作用，也对上市公司努力改善业绩发挥了促进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壳资源的稀缺，ST制度也加大了上市公司进行“壳资源”保卫战的压迫感，从而导致更多的利润操纵行为，这与ST制度建立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因此，证监会应反思我国的ST制度，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完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制度，同时加大监管和惩处力度，来保证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
09、10年被撤销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一览表（截止本文截稿10.7.24）
09年被撤销ST的公司
10年被撤销ST的公司
股票代码
摘帽前
摘帽后
股票代码
摘帽前
摘帽后
000011
S*ST物业
深物业A
000036
*ST华控
华联控股
000020
ST深发A
深华发A
000506
ST中润
中润投资
000058
ST赛格
深 赛 格
000517
ST成功
荣安地产
000529
*ST美雅
广弘控股
000518
*ST生物
四环生物
000536
S ST闽东
闽闽东
000585
*ST东电
东北电气
000578
ST盐湖
盐湖集团
000692
ST惠天
惠天热电
000592
ST中福
中福实业
000751
*ST锌业
锌业股份
000628
*ST高新
高新发展
000979
*ST科苑
中弘地产
000631
*ST兰宝
顺发恒业
600115
ST东航
东方航空
000638
*ST中辽
万方地产
600185
*ST海星
格力地产
000779
ST派神
三毛派神
600773
*ST雅砻
西藏城投
000780
ST平能
平庄能源
600223
ST鲁置业
鲁商置业
000906
*ST建材
南方建材
600225
ST松江
天津松江
000918
*ST亚华
嘉凯城
600259
ST有色
广晟有色
000925
ST海纳
众合机电
600701
*ST工新
工大高新
000928
ST吉炭
中钢吉炭
600716
ST凤凰
凤凰股份
600136
ST道博
道博股份
600887
*ST伊利
伊利股份
600139
ST绵高
西部资源
600198
ST大唐
大唐电信
600212
*ST江泉
江泉实业
600248
ST化建
延长化建
600329
*ST中新
中新药业
600369
*ST长远
西南证券
600466
ST迪康
迪康药业
600568
ST潜药
中珠控股
600657
ST天桥
信达地产
600703
ST三安
三安光电
600734
ST实达
实达集团
600743
ST幸福
华远地产
600745
ST天华
中茵股份
合计
30家
合计
17家
主要参考文献
1、强化组织领导，提高政研工作力度。
xx年是公司“xx”的开局之年，是加快发展最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公司原煤生产要实现大幅度提升，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要实现新的突破；控股企业安山煤矿和xx基泰煤化工新建项目面临投产运行，公司发展后劲要不断增强；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和行动迫切需要凝聚和统一。而这些，无疑增加了公司各级政研会工作的难度和深度。为此，公司强化各级政研会的组织领导，及时调整、充实和加强政研会的力量，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要求，把责任心强、有写作和研究能力的党群干部充实到政研队伍，保持政研工作稳步推进。同时，重点通过四个“坚持”和四个“着力”推动政研工作：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着力提升决策服务能力；坚持把握重点深入调研，着力开展重大课题研究；坚持整合资源团结协作，着力构建大政研工作格局；坚持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着力加强政研干部队伍建设。
年初，公司政研会根据集团公司政研会工作整体部署，结合党政中心工作，制定公司政研会工作要点、调研课题和调研计划，组织各级管理干部深入到基层一线进行调研，既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又查找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实际调查，真正破解难题、拿出对策，为今后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日常工作中，公司各级党政领导坚持对政研工作进行检查和指导，一方面加强各级政研会的组织建设，把政研工作作为新时期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载体，始终保持主题不变，镜头不换，在巩固、提高、辐射、延伸上狠下功夫，为公司实现快速发展凝心聚力。另一方面，公司各级党政领导身体力行，带头搞调研，亲自写论文。各级领导干部的热情参与，极大地鼓舞了干部职工，有力地促进了政研工作的顺利开展。
2、把握三个结合，增强政研工作效果。
思想政治工作只有贴近实际，围绕中心工作，才能化虚为实，将精神力量有效地转化为物质力量。因此，在政研工作中，我们坚持将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快速发展相结合、与加强干部职工作风建设相结合、与构建和谐企业相结合，取得了企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双丰收的良好效果。
坚持与企业快速发展相结合，服务公司“xx”良好开局。xx年是公司规模扩大的关键一年，是原煤生产和项目建设齐头并进的一年。可以说，公司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紧紧抓住思想政治工作这一关键环节，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化解企业在快速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难题。我们坚持从思想政治教育入手，引导职工树立服务快速发展大局、主动完成各项工作、增强立足岗位的奉献意识，拓展了三条渠道。一是形式任务教育渠道。利用《xx矿业》报、公司网站、《xx矿业人》等自有媒体，大力宣传公司在三个文明建设中的新鲜经验和好的做法，用公司做大做强的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吃苦奉献、团结协作、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和“忠诚、敬业、进取、超越”的企业精神鼓舞斗志，用“建设本质安全、科技创新、文明和谐的现代化能源企业”愿景打牢团结奋斗、共建和谐矿区的思想道德基础，使广大职工从思想上树立与公司快速发展相适应的紧迫感和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感。二是政治理论学习渠道。在党员干部政治理论学习上，各单位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了学习制度，制定了学习计划，明确了学习的内容、时间、形式和考核办法，保证了学习活动的正常开展。同时，各单位把学习党建理论、企业管理知识和上级的文件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创新学习方式，注重成果转化，确保理论学习的质量和效果，加强了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三是献计献策渠道。每次职代会召开前，我们都要按照《职代会工作条例》相关规定，严格按照程序做好提案征集工作。10月下旬，公司共征集提案和合理化建议42条。公司先后制定出台了《劳动模范奖励暂行规定》、《公司合理化建议征集奖励办法》等规章制度，从制度层面上调动和保障了广大职工为企业改革发展谏言献策的积极性。公司还从职工体检、制作冬夏工服、发放洗涤用品、为职工过生日、组织优秀班组长赴海南考察学习、组织各类先进参观西安园艺博览会，以及开展元宵节联欢活动、“颂歌献给党”歌咏赛、演讲赛等文化体育活动。通过开展这些广大职工喜闻乐见、寓教于乐、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不仅为公司三个文明建设增添了新的亮点，而且加大了政研工作的载体功能，促进了公司快速发展。
坚持与加强干部职工作风建设相结合，提高公司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在政研工作中，我们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与行业特点紧密结合，以文明单位创建为着力点，坚持面向具体、用好载体、带动整体的思路，不断加强干部职工作风建设，有力地提升了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具体就是岗位实际，载体就是文明单位创建，整体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xx年以来，公司党委结合不同时期、阶段的工作重点，组织开展广泛深入的主题教育活动。在省委党校举办了“解放思想，追求卓越”理论研讨会，进一步统一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和行动。韩家湾煤炭公司开展了科队联责活动，机电安装公司开展了党员干部“下基层、进班组”活动，加强了现场管理，转变了干部作风，促进了工作落实。按照中组部《组工干部“十严禁”纪律要求》，在认真落实的基础上，一并将“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扩大到党员干部，努力打造“创新务实、锐意进取、清正廉洁、团结协作”的党员干部队伍新形象。公司党委还着力推行了以“情况在一线掌握，问题在一线解决，作风在一线转变，机制在一线创新，工作在一线落实，成绩在一线创造，经验在一线积累，素质在一线提高，党性在一线锻炼，形象在一线树立”为主要内容的“十个一线”工作法和“工作日志法”，努力提高各级领导班子的领导能力和执行了，推动公司三个文明建设。
坚持与构建和谐企业相结合，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水平。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心灵的教育。因此，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用真心感化、用真情融化，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体现了人性化、大众化。我们的思路是：真帮、真扶、真解决问题。一是扶贫帮困。每年春节前，公司都要开展扶贫帮困送温暖活动。一方面对困难职工进行摸底，进行有针对性地扶贫帮困。另一方面，我们要求领导干部对特别困难的职工开展扶贫帮困结对子活动，帮助困难职工度过难过难关。今年，公司对28名考上大学的职工子女发放助学金7.2万元；解决了19名职工子女就业问题；对70名困难职工发放救助金16.4万元，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二是注重文化建设。公司加大宣传工作力度，成立了新闻宣传中心，负责新闻资源的整合与开发，并先后完成了《xx矿业》报的彩版印刷、公司网站的升级改版和《xx矿业人》杂志的创刊，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一报一刊一网”的新闻宣传工作平台。与此同时，公司同步建设网络视频采编系统。目前，相关设备正在进行选型采购，演播室装修正在实施中，新闻宣传工作软硬件设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今年8月，公司编印了《跨越》宣传册，拍摄了《奋进发展卓越》企业形象宣传片。公司继续开展“创建学习型企业，争当知识型职工”活动，要求各级党政工组织积极引导职工学习，不断改善职工学习的环境，努力提供职工成长成才的空间。公司各级组织每逢重大节日、重要活动都要组织开展慰问一线职工、文艺联欢、座谈会、体育比赛等职工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化活动。10月21日，西北大学xxxx矿业公司工商管理硕士班在精心筹备中正式开班，54名学员将参加为期两年半的工商管理理论知识学习。这项工作的开展，为公司今后的发展壮大努力培养一支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综合性人才队伍。三是民主管理蓬勃开展。认真履行职代会职责，开好公司和基层单位的职代会，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以及企业重大决策等问题，都要提交职代会进行审议和表决，做到了决策民主和管理公开，保障了职工的参与权和知情权，维护了企业和职工的根本利益。坚持职代会民主评议监督领导干部制度，坚持科处级以上管理干部述职述廉制度。积极推行厂务公开制度，严格按照有关文件要求，确定公开的内容、形式、时间，确保厂务公开真实、全面、及时和职工满意。公司和各基层单位能够认真签订履行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
3、强化载体建设，不断提升整体素质。
为适应快速发展，提高政研会成员的理论水平，公司进一步加大思想政治工作力度。1月15日、19日、21日，公司接连召开6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参加的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40多名团员青年参加的共青团工作座谈会和50多名通讯员参加的新闻宣传工作座谈会，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公司党政工领导与来自机关部门、基层单位的同志共聚一堂，倾听职工意见，商议发展大计。
4月28至29日，公司在省委党校举办“解放思想追求卓越”理论研讨会。会上，公司领导、基层单位和公司机关部门的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70人，分别就安全生产、煤炭运销、项目建设、人力资源、精细化管理和党群工作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研讨中，各级领导干部理论联系实际，有理有据地分析了影响企业科学发展的因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5月11日，公司主要原煤生产单位韩家湾煤炭公司举办了“谋发展、创水平、求卓越”理论研讨会，班组长以上100多名管理人员通过交流、学习和思考，进一步统一思想、转变观念、追求卓越、争创一流，塑造特色军转企业文化，创建陕煤化集团品牌企业。这次理论研讨会上，还对10篇优秀论文进行了表彰奖励。
10月30日，公司召开经济工作研讨会，公司全体领导，机关部门、基层单位负责人和财务、人力、企管等管理干部围绕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党群等工作分别现场讲演和广泛研讨。研讨内容紧密联系工作实际，深入分析研究当前形势下经济工作面临的新的机遇和挑战，并对各自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整改措施，以及明年各项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
10月中旬，公司领导带领机关部门负责人先后到铜川矿业公司、蒲白矿业公司、澄合矿业公司、韩城矿业公司和山西平阳重工机械公司五家企业进行考察，学习交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企业文化建设、安全质量标准化等工作的先进经验，对公司加强基础管理和xx年的创新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在集团公司政研会和公司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公司政研会通过不断开展思想政治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干部职工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促进了公司发展。截止10月底，公司原煤产量417万吨，预计全年原煤产量突破510万吨，各项工作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这些成绩的背后，公司政研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政研工作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基层研究工作开展的情况参差不齐，面上的推广交流工作也不十分到位，出现了工作开展不正常、不平衡现象，总的来说，这项工作存在四个主要问题：一是新建单位组织机构没有健全；二是部分政研会成员思想认识和工作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三是部分政研会成员深入基层还不够；四是研究成果指导实践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将着力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进一步强化“以人为本”的研究。今后，我们将重点开展好“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课题研究，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提高职工素质、调动职工积极性、做好思想稳定工作方面的优势作用，形成当前条件下促进职工的全面发展的新思路；要通过研究，提炼概括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规律，形成和创新面对不同职工、不同矛盾的有效载体和手段。
进一步强化“依法治企”的研究。今年年初，公司党政提出了“依法治企，以制度管人”的管理理念，这是公司管理水平提升的根本要求，也是实施“xx”规划的根本保障。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理论研究工作，使干部职工的思想、行为统一到公司党政的战略部署和工作安排上来，为公司打造一流煤化工企业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进一步强化发展多元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结合公司煤炭资源赋存量少、企业规模不大、新建项目即将投产的工作实际，在各级管理人员和职工中开展延长产业链，发展绿色、环保、低碳煤碳产业方面的理论研讨和大讨论活动，为公司“xx”期间科学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智力支持。
关键词： 证券公司；“集中+行政”模式；资金管理
Key words： securities companies；"concentration+administrative" mode；fund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1-01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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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胜军（1966-），男，湖北武穴人，江苏省会计学会，高级会计师，研究方向为财务理论与实务。
0 引言
随着我国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化，证券公司规模和业务日趋庞大，截止至2011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证券公司109家，与1995年相比，增加了十几倍，其中80%的证券公司为中小区域性证券公司。我们知道，区域性证券公司属于资金密集型的公司，财务管理尤其是资金管理是公司内部管理的核心内容。要实现长久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区域性证券公司资金管理模式有利于提升整体管理水平，就必须将资金管理控制放在首要位置，必须高度重视资金管理控制方面的问题。论文针对区域性证券公司的特点，设计一套适应符合其特征的“集中+行政”资金管理模式。
1 资金管理模式设计原则与各类匹配关系
区域性证券公司资金管理模式设计应遵循原则：①整体性原则。证券公司的资金管理制度必须充分涉及到对公司各部门各营业部的控制，既要符合公司的长期规划，又要注重公司的短期目标，还要与公司的其他管理制度相协调；②成本效益原则。对实行资金管理时要考虑成本和效益相配比的因素，在进行模式设计时，不能一味追求模式的先进性，力求以较少的成本；③管理规模合适性原则。区域性证券公司实行资金集中管理是为了企业更加良好运行而服务，制定集中度适中的方案，从而达到资金集中管理应有的效果；④与战略、业务匹配原则。区域性证券公司的战略和业务与全国性证券公司不同，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也各不相同，另外，还要针对资金管理中的薄弱环节，针对容易出错得细节，提出针对公司切实有效的对策和方案；⑤可操作性原则。证券公司选择的资金集中管理模式必须结合各公司的实际情况，其中的方法、手段必须是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
区域性证券公司资金管理模式需要与战略、运营、内部控制和全面预算进行匹配。资金管理模式与各类匹配的总体关系如何呢？①资金管理模式与战略是一种目标导向关系，公司的战略目标决定公司的资金管理模式。区域性证券公司强调中央集权，采用一级法人治理结构下的控制模式；②资金管理模式与运营是一种主体支持关系，资金管理模式为公司的业务运营服务，运营管理是主体，资金管理模式是辅体；区域性证券公司运营管理不同于制造企业，其特点是显性机器流程少而隐性人脑流程多，因此，资金流程实时管理十分重要；③资金管理模式与内部控制是一种保障条件关系，资金管理模式中需要构建资金管理的内部系统作为安全保障。区域性证券公司十分强调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建设和保障，可以理解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是区域性证券公司最重要内部控制系统；④资金管理模式与全面预算是一种工具功能关系，资金管理模式需要借助于全面预算工具实施，因此可以说全面预算是资金管理的一种工具。区域性证券公司由于层级不多和规模有限，因此，区域性证券公司全面预算多采用准利润中心或成本中心方式授权编制、修订和考核。
2 “集中+行政”资金管理模式的选择理由
根据区域性证券公司资金管理模式的选择原则和与各类管理匹配要求，我们认为区域证券资金管理模式合理的选择――“集中+行政”模式。论证理由如下：①集中模式是证券公司资金管理的唯一选择。证券行业有别于其他非金融行业，资金管理在财务管理中处核心地位。因此，集中式资金管理模式是所有证券公司的首选，甚至于其他所有金融类企业（如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租赁公司、公共基金公司等）的首选。证券行业区别于传统行业的产业，有着自己的一些经营特征，比如高风险、高资金量等，这些都会对其资金管理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②行政模式是区域性证券公司有别于全国综合性证券公司资金管理模式的特点。不同类型的证券公司需要选择不同类型的资金管理模式。与区域性证券公司概念相对的是全国性证券公司，这类证券公司（例如中信证券）网点地域分布十分广，管理空间跨度较大，因此这类公司比较适合使用宽松的资金管理模式。相反，区域性证券公司除了具有证券公司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网点分布区域化、规模中小化、业务较为单一这样的特点，导致其资本效率低、创新力不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控制存在不足等缺陷。针对区域性证券公司的这些特点，此类公司可以选择较紧的“集中+行政”的模式进行资金管理。③“集中+行政”的模式是区域性证券公司考虑“原则”和“匹配要求”的合理选择。基于上述原则和匹配要求，区域性证券公司就要选择小快灵的特色，就要选择安全性和快速性的要求，就要选择既考虑分部的积极性又考虑总部的权威性两者关系的要求。
3 “集中+行政”模式逻辑框架与特点
3.1 “集中+行政”模式逻辑框架 区域性证券公司“集中+行政”的资金管理模式逻辑框架主要体现为：
①资金管理内容由六部分组成：客户资金管理、总部对分部资金管理、财务计划与预算、资金内部控制系统、IT技术的支持管理。②公司的组织模式选择一种半职能半事业部的组织形式。何为半职能半事业部的组织形式呢？就是区域性证券公司的各业务部属于类事业部组织，但是又不同于全国综合性证券公司的业务部，具有完整的事业部的功能。③区域性证券公司责任中心控制模式是一种类利润中心的管理模式，即总部对各业务部按利润中心考核，但是考核的利润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利润，有的时候仅仅是成本中心或费用中心。④区域性证券公司资金使用管理方式选择比较行政化的收支两条线和结算中心模式，相对全国性证券公司的资金使用管理模式更“行政化”。⑤区域性证券公司“集中”表现形式主要为：资金集中管理；信息集中核算；人员集中委派；预算集中统御；核算科目集中设置；重点业务总部集中管理。⑥区域性证券公司“行政”表现形式主要为：资金管理的“行政化”；人员管理的“行政化”；计划预算管理“行政化”；重点业务管理“行政化”。（见图1）
3.2 “集中+行政”模式特点 区域性证券公司已形成清晰明确的“集中+行政”的资金管理模式，总部对各营业部实行严格的收支两条线管理。“集中+行政”的资金管理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①属于偏紧的资金管理方式。区域性证券公司由于规模较小，网点区域分布较为集中，所以总部有能力对各营业部、子公司的资金收支的全面管理。因此区域性证券公司实行的是一种偏紧的资金管理方式。
②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方式，资金集中在总部统一管理。区域性证券公司中，营业部获得的资金收入直接汇入总部账户，同时在营业部财务部门记账，营业部需要定期上报利润表便于进行绩效考核。资金的支出按管理特点分类分为固定费用和专项费用。固定费用主要通过预算拨付，在费用未发生时，营业部一年预算的总数存放在总部账户，待费用项目实际发生时，核准拨付。专项费用需要提前报总部审批，通过之后才可拨款。所以说“集中+行政”的资金管理模式实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方式，并且将资金完全集中于总部统一管理配置。
③部分重点业务由总部直接管理和经营。区域性证券公司的营业部只能经营经纪业务这项传统基础业务，公司的投资银行业务、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等均由总部直接经营。全国综合性证券公司业务的组织管理则与此完全不同，综合性证券公司的营业部除了经营经纪业务以外，也可以经营投资银行业务、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等业务，总部将营业部作为纯利润中心进行考核。另外，区域性证券公司总部考虑分部上报的专项资金项目是否批准时，需要对各个项目的风险和收益权衡配比，做出有利于全公司整体的方案。
④业务部门的资金部分属于“自有资金”，而部分属于“专项资金”。区域性证券公司的业务部门并不像全国综合性证券公司的业务部门有完全的责权利，不属于纯粹的利润中心。全国性证券公司的业务部门对资金的使用有更大的权力，资金可以通过结算中心投放或者借贷，自有资金包括经营预算资金和专项预算的资金，而区域性证券公司的业务部门对资金的使用权限受很大限制。总部给业务部门的资金（即自有资金）仅为“吃饭资金”，而业务部门新增业务项目所需要的追加资金则为“专项资金”（任务一旦完成总部要收回）。
4 结束语
本论文首先论述了区域性证券公司资金管理模式设计原则和选择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区域性证券公司资金管理模式应该选择“集中+行政”模式，这种模式具有重点业务由总部直接管理经营、充分给予分部权限来调动积极性和市场与行政结合等特点，符合中小区域性证券公司规模不大、业务较简单要求。论文从区域性证券公司资金管理的客户资金管理、总部对分部资金管理、财务计划与预算、资金内部控制系统、IT技术的支持管理等六个方面刻画了资金管理模式逻辑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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