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学类本科生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重要性
1.毕业论文研究是对所学知识的综合测试训练，是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锤炼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高是当前大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的大学生经过几年的基础理论、专业理论和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具有了良好的理论知识，也有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但是这些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有一定的差距，未能得到实际工作的训练，缺乏解决问题的胆略和经验，找不到将基础理论与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切入点。面对实际问题，感觉很茫然，无从下手。
大学生毕业实习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良好平台和必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老师指点、自己调研与思索，制定出可行的方案。毕业实习包括多个环节，有开题报告、任务计划书、试验的设计与试验操作、试验结果分析、论文撰写、论文答辩等。这些内容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完成的系统，是对学生的学习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检验和训练，对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有重要作用。
2.毕业论文试验与论文写作可培养学生的严谨治学态度与作风
科研试验需要系统严谨的设计，试验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问题与偏差，这都需要学生以严谨的科研态度对待，不得有半点马虎，这对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做事风格有重要作用。
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千锤百炼，多一次修改就多一次认识，多一次修改就前进一步。修改培养学生严格地认真思考，反复推敲，使论文进一步趋于成熟和完美。修改论文是培养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学风的需要。
3.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写作是学生从学习到工作的一些个过渡时期，是学生的角色转变、心理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
毕业论文（设计）是老师指导下的系统工作与锻炼，是大学生上岗前一次综合训练，对大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及综合能力提升起着重要作用，对大学生成长及适应社会需要有着深刻影响。有时候学生刚走上工作，面对实际问题，感觉很茫然，无从下手，究其原因是实践太少，对生产和科研都感到很神秘，甚至存在一定的恐惧心理。毕业实习正是学生角色转变的关键时期，是心理逐步转变的过渡时期，在此过程中使学生的神秘感和恐惧心理慢慢消除，增强独立处理问题的胆略和经验。
4.毕业实习可以增强学生团队协作能力
毕业实习的试验研究工作往往不是一个人独立进行，一般是几个同学共同协作，在导师指导下进行试验操作、结果分析总结和论文撰写，在此过程需要很多的沟通与协作，这对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有很好作用。
二、近年来农学类专业的学生毕业实习存在的诸多问题
1.主观上的问题
农业科研与农业生产有其特殊性，可能会面对烈日炎炎、满身泥水，因此会有同学对这一行业忘而却步，特别是现在的一些独身子女，吃苦精神不够，专业思想不牢，甚至对农业有排斥的心态。这种专业思想不牢固会造成学生对毕业实习与论文写作不够重视，参与积极性不高，不能以严谨的态度与科学的作风来对待。
另外，有的同学可能认为毕业实习就是干活，甚至有的同学觉得自己的文学功底很好，写作没有问题，不需要锻炼，这些都是误区。毕业实习的科研工作肯定会有一定的工作量，农学类专业还会需要田间操作，可能会有比较苦、比较累，但要认清正是在这些实践工作中得到锻炼与提高，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论文的写作与平时的散文等写作存在较大区别，更需要逻辑思维和科学严谨的试验依据，是需要一个系统的锻炼过程的。对于这些要有清楚的认知，才能得到很好的实习锻炼效果。
2.客观上的问题
（1）考研热给毕业实习带来了一定的难题
由于就业观念趋向的变化和大学生扩招带来就业压力增大的影响，报考研究生的同学越来越多，这些同学在大三到大四这段时间里一心投入在考研的学习冲刺上，争分夺秒，忽视了毕业实习工作。导致毕业实习投入的精力不够，花的时间较少，严重影响了毕业实习质量和毕业论文的质量。
（2）就业压力带来的影响
本科生的毕业实习多数集中在最后一学期，这半年里是毕业实习的关键时期，也是毕业生择业就业的关键时期。现在就业压力较大，特别是农科类大学生就业压力尤其突出，而且现在的就业是双向选择，都需要一个考察选择的过程。所以很多同学在四年级就开始到有就业意向的单位实习，严格按照单位的作息制度上下班，而且为了更好的展现自己，一般不会请假。这就使同学没有时间参加毕业论文的试验研究工作。
（3）毕业论文内容、效果上存在一定偏差
现在的本科生毕业论文都是以做老师的科研课题为主，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很多同学的论的太尖、太深、面太窄，这对于培养学生从事科研工作有较好的作用。但是目前大多数本科生同学毕业后是面向基层，或是到企业上班，真正从事科研工作的比例并不是很大。这些太尖、太深、面太窄的研究内容毕业后用的较少，甚至根本用不上。
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一般作物是一年一个周期，现在的多数同学毕业实习和论文试验工作只能是作物生长的某个阶段，不能跨整个生长季节，这使实习效果受到一定影响。对于本科生的毕业实习最好是能经历整个作物生长周期，对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一次全面的、系统的实践。
三、提升农学类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对策
1.巩固专业思想，提高对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与参与积极性
专业思想的培养与巩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教育：一是学科的发展前景与重要性；二是干一行爱一行的思想与意志；三是人生职业规划的引导；四是教师和班主任队伍与学生的沟通与谈心。学校要求班主任老师与学生谈心时，把“学农爱农、立志务农”的专业思想教育作为谈心的重要主题。通过专业思想教育，大大增强学生学农爱农务农的信心与决心。
2.研究如何更好地处理考研同学的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写作问题
总体原则是采取把毕业论文课题内容与考研方向结合起来的方式，如果导师的研究内容与学生考研方向差异较大，可以考虑转导师，转到研究内容与考研内容相近的导师。尽量探索一条两全齐美的办法。另外，毕业实习对考研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参加与考研学科相近内容的毕业实习，可以增加对研领域的深入了解，增强本领域知识的系统性，对考研题目的答题有一定的帮助，因为现在的考研试题一般为综合性较强的题目，需要应试同学对学科知识掌握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3.研究如何对待提前到就业单位上班的问题
针对当前就业压力大的形势，对于毕业生提前到就业单位边实习边进行双方选择的问题不能一律禁止，对待这个问题的原则是要从方法上着手，尝试在就业单位设立导师，探索一条学校导师与就业单位导师联合共同指导模式，即要求有就业意向的单位安排一位指导教师，与校方的指导老师共同拟定与工作内容相关的毕业论文题目，由双方导师共同指导实施。特别是加强就业单位导师与学校导师的对接模式，论文选题的思路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与创新，共同联手来提高农学类专业毕业生的实习效果与毕业论文质量。
4.鼓励和加强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应用性内容研究
选题内容向应用理论或应用技术研究转型，探索拓宽知识面、增加系统性的选题思路，避免太深、面太窄、实践应用性不强的的选题内容，提高学生毕业后应对实际工作的能力。
在这方面，本研究团队在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上也做了新的尝试，以应用研究为主，注重设计系统性强、内容涉及面较宽的题目。通过尝试，感觉学生在动手能力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上有了较大的提高。现在已把相关内容进行了总结，并把这些想法与创新的方法进行总结集成，使其系统化、规范化，并在本科生实习中进行新一轮的实践。
另外，考虑到作物生长的周期性问题，已尝试从三年级升四年级的暑假期间开始安排学生利用暑假期间提前进行毕业论文的内容实施，在第七学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和周末参与毕业论文的研究工作。这样同学在毕业实习中可经历作物的全生长周期，使实习内容做到系统化。
5.加强毕业生实习过程的监控与管理，建立一套以学生评价为主的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的评价体系
要做好毕业论文质量的把关，重要的做好毕业论文试验研究过程的监控与管理，使学生在毕业实习过程中切实学到知识、学到技能、学到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要求学生写好开题报告、任务书、毕业论文等内容以外，增加实习过程的详细记录、心得体会（经验与问题分析），并成立毕业实习督导小组，对毕业实习过程的主要环节进行跟踪检查指导。
现在各个院校基本上都有毕业论文的监控与评价体系，但过去的这些评价方法主要是对本科毕业论文的格式、各种材料是否齐全等形式的评价，这样的评价不利于进一步提高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质量。本研究小组正在探索一套以学生评价为主的体系，通过学生对整个实习过程的所做所学的效果、毕业论文的发表情况与应用情况、毕业后所学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突出实习内容的应用性和学生主体地位，对持续提高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质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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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生问题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当中的突出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然而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作为贫困生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而对于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讨论的就更少。本文通过对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现状的调查，认为农村贫困生的就业不仅需要个人的力量，还需要得到国家、社会、及学校的支持，并对我国农村贫困大学生建立就业保障体系。
一、调查说明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的形式为有条件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河北省内本科高校的贫困大学生。调查内容涉及在校内勤工俭学和校外兼职的情况；对就业前景的预测和就业期望；影响调查对象就业的因素；政府和高校对调查对象就业的支持情况。在本次调查中我们从河北省高校内的在校贫困生中随机抽取农村贫困大学生80名，共发出调查问卷80份，收回调查问卷80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73份，有效率达到91%。
二、问卷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一）贫困生校内勤工助学和校外兼职的机会少，成本高、风险大。
面对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大部分农村贫困大学生都希望能在校内勤工俭学或在校外兼职解决一部分问题，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对于校内勤工俭学，根据我们的调查，43.84%的贫困生偶尔参加校内勤工俭学，34.25%的人是有就参加，没有就不参加，仅有8.22%选择的是总是参加从未中断过，从不参加的占到13.7%，这说明在高校中勤工俭学的机会很少，大部分贫困生不能通过校内勤工俭学的方式来解决生活问题，这必然促使他们选择在校外兼职，校外兼职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家教或者促销等，与所学专业关系不大，收入比较低，还要利用假期或课余时间，即使是这样兼职的机会也不多，并且校外兼职的风险比较大，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讲没有必要的劳动保障。因此校内勤工俭学和校外兼职都没有解决贫困生的生活问题。
（二）农村贫困大学生普遍感到就业压力大，就业形势严峻，就业期望值普遍偏高。
农村贫困生与普通同学相比把就业看得更为重要，因为家庭的经济困难要求他们更早的承担起生活的重担，还有很多农村贫困生在毕业后还要偿还学费或者助学贷款，因此面对将来的就业形势87.67%的农村贫困大学生认为形势较严峻，甚至非常困难。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尽管就业压力很大，但是大部分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还很高，对于将来的就业单位，80.83%的人希望在将来能到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10.96%的人选择自主创业，6.85%的人选择建设新农村，这说明，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大部分农村贫困生并没有放低自己的就业期望值，仍然希望找到收入高、环境好的工作，不愿意选择自主创新和到农村工作，严峻的就业形势和高的就业期望值相互矛盾，导致农村贫困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面临两难境地，使他们的就业更加困难。
（三）学校和政府对贫困生就业关注不够，没有相关的就业指导，就业方式单一。
高校建立贫困生资助体系仅仅考虑到了贫困生的就学问题，主要是解决贫困生上学难的问题，现状是贫困生除了感到就学压力大之外，就业的压力更大。在就业的媒介手段上，只有12.33%的贫困生除了利用招聘会外，还利用人才网站和人才市场寻找就业机会；对于学校现行的就业指导机制，只有52.06%的贫困生认为对就业有帮助，对于政府对贫困生就业的支持，86.31%的贫困生认为政府有必要建立农村贫困生就业扶持机制，这些数据表明，学校和政府现行的就业指导方式单一，就业渠道狭窄，没有针对贫困生专门的就业指导，没有使用现代化的媒介手段帮助贫困生就业，因此在现阶段，帮助贫困生就业是摆在高校和政府面前的新课题，高校和政府应该从就业渠道和就业路子上下功夫，对贫困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和职业生涯规划。
三、构建农村贫困家庭大学生就业保障体系的建议
（一）建立以政府组织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
1．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给予更多的就业优惠政策
我国政府对农村的社会保障关注不够，而对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的社会保障更是空白，因此应该把对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的社会保障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政府应在政策层面上加强对农村贫困大学生的救助力度。政府要从政策层面上加强对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支持，为农村贫困大学生制定一系列的就业优惠政策，例如设立政府基金工程，由政府从其它经费中拨款资助农村贫困生就业，也可以由政府规定高校将学费的一定比例留存用于资助农村贫困生就业。还可以由劳动保障部门对就业困难的农村贫困生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培训费由教育系统承担，职业技能鉴定费由劳动保障部门适当减免。政府还可以开展农村贫困优秀毕业生的推荐活动，也可以召开农村贫困生的专场招聘会，通过报纸电视等传媒手段进行宣传公布，以获得社会的理解和广泛的支持。
2．吸引慈善机构和民间团体资助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
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和民间团体对农村贫困大学生的救助只体现在就学上，而没有对就业关注，除了解决就学问题外，政府还应该吸引慈善组织和民间团体利用本身社会支持的优势，帮助农村贫困大学生解决就业问题。如一些企业除了对农村贫困生就学进行物质上的资助外，可以为农村贫困大学生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让农村贫困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企业工作，使企业节省了劳动成本，同时贫困生也获得了相应的报酬，还得到了锻炼，为将来的就业打下基础。或在就业时慈善团体和企业为农村贫困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为他们介绍工作，帮助他们开拓就业渠道。政府应该在社会中广泛宣传资助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的事迹，树立这样的典型，使社会对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引起重视。
（二）拓宽学校资助渠道，帮助农村贫困大学生实现就学及就业
1．对农村贫困大学生进行专门的就业指导
对于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指导，高校要引起重视，设立专门为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指导的机构。首先，要建立农村贫困大学生档案，时刻关注他们的就业情况；其次，优先向农村贫困大学生提供招聘信息，积极向用人单位推荐品学兼优的农村贫困大学生，努力使他们早日就业；再次，帮助农村贫困毕业生分析职业及专业的技能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求职技能和技巧的训练，包括求职材料的制作、面试技巧、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要求等等；最后，对未及时就业的农村贫困大学生定期对他们开展心理咨询、网络咨询和等形式施以援助。
2．通过减免贷款和学费的方式，鼓励农村大学贫困生到西部和基层就业
高校应该针对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制定适当的农村贫困大学生就业的倾斜政策，减轻他们的就业负担。对到西部和基层就业的农村贫困大学生给予一定的鼓励，对于拖欠学校学费的贫困生，可以采取减免一定数额学费的方式，对于不能按时归还贷款的农村贫困大学生，可以采取延长贷款期限、减免贷款本金的方式，还可以增加到西部和基层就业的工资水平，使他们能在毕业的最初几年获得高工资，便于他们及时归还贷款。还可以设立农村贫困大学生“三支”专项奖励基金，激励更多的贫困学生参加支教、支农、支医“三支“服务活动。
3．与社会团体和企业联合，建立订单式培养的就业模式
解决高校农村贫困生就业问题可以采用订单式培养的渠道，农村贫困生在高校毕业生中占有一定的比重，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以及本身的竞争力不强等因素，使农村贫困生在就业时处于劣势，采用订单式培养模式，可以在校期间对农村贫困生进行有针对的培养，发挥他们的特长，弥补他们的不足，以使他们在就业时能够和普通同学没有差距，并可以发挥自己来自落后地区能吃苦的优点，顺利实现就业。
（三）树立自强不息的信念，通过努力实现就学和就业
1．自主创业，拓宽就业渠道
对高校贫困生就业的资助急需高校和政府建立有关的政策支持，而贫困生也应该想办法找路子，不能养成“等、要、靠”的习惯，应该依靠自身的努力实现就业，在就业渠道方面，不能单一的依靠学校和招聘会，要学会利用人才市场、网上招聘等新型的就业媒体，拓宽就业渠道，在就业方式上，改变过去的就业观念，不能只盯着公务员、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铁饭碗”，而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就业方式，可以选择灵活就业或毕业后自主创业等方式。
2．降低就业期望值，积极到基层锻炼
当前的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前景不容乐观，而大部分贫困生的就业期望值都很高，都希望到工资待遇高、经济条件好的大城市工作，这与严峻的就业形势相矛盾，因此贫困生在就业时应该降低自己的就业期望值，不能单单选择经济条件发达的沿海城市和大城市，而应该把眼光放宽一些，改变精英教育阶段就业的观念，择业时应当从自身的条件出发,摆正心态,合理定位,降低就业期望值。树立到基层单位、到生产第一线建功立业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许传新王平.高校贫困生的社会支持因素分析.社会，2002.7
[2]莫军成陈默.高校贫困生就业问题探析.前沿，2007.3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1、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著，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著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1、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著的是中国农业遺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繆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著；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著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著，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2]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3]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4]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著作，最著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著，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陈祖椝、朱自振编，农业出版社，1981年）、《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著，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董智勇主编，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学会1993年）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著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著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著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著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著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5]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著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著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6]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7]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著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繆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著，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著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8]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著，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著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王潮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9]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著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转贴于 5、 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著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著，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著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著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著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著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著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著。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著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2]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3] 农业出版社，1983年。
[4] 《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6]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7]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8]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9]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著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著《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著《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一)关于农村教育内涵与特征的研究
在农村教育概念的理解上，大致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地域概念，即在农村中进行的教育;另一种认为它是一个功能概念，即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与此同时，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农村教育是根植于二元社会的一个概念，强调应动态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因此，关于农村教育的内涵，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第一，区位概念。如认为“一般把发生在农村，以农业人口为对象并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称之为农村教育。”［1］显然，这一界定是与中国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紧密联系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教育结构。由于农村教育是对应于城市教育因而也是一种区域性教育，在这样的教育视野中，农村教育也被看成是一种层次偏低、结构与功能较为单一的教育。第二，功能概念。如认为农村教育“包括扫盲教育、基础教育、职业和技能教育、成人继续教育以及有关高等教育在内的为农村发展服务的综合化教育体系。”［2］(P2)这一界定突破了传统的地域边界，将农村教育视为一种大教育，指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这种教育既可能发生在农村，也可能发生在城市。它既指农村中的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也指城市中的教育要强化为农村发展服务的功能。从区域概念转化为功能概念，使农村教育获得了一种新的更宽阔的理解。第三，操作定义。如认为界定农村教育概念时，至少要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三个层面来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1)农村教育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仅能自给自足的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的传统农业为基础的;(2)农村教育是与传统的、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比较分散的居住方式相联系的，并且也是与低收入群体相联系的;(3)农村教育是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3］显然，这一操作定义所涉及的三个层面内容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而也蕴含着农村教育概念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范畴。关于农村教育的内涵特征，有学者系统总结归纳出了六个方面的特征:［4］(P163～178)(1)发展阶段的基础性、启蒙性。主要表现为普及教育的基础性和文化知识的启蒙性。(2)农村区域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主要是指农村地域辽阔，社会、经济、人文、地理等情况复杂，客观上形成了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3)教育空间的广袤性、复杂性和学校布局的分散性。这是农村地广人稀、情况复杂造成的必然结果。(4)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这一特点是指农民最关注的是教育的直接效应，注重教育结果的显效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5)教育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我国的56个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异彩纷呈的灿烂文化，少数民族多生活在县和县以下的乡村，因此造成了农村教育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民族性。(6)学校人才优势的先导性和辐射性。农村学校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学校教师一般都是当地较高层次的文化人，掌握比较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他们的现代意识、文化知识、道德修养和智能水平等方面都具有优势。也有学者指出，21世纪新农村教育应该具备三大特征［5］:一是农村教育突破原有束缚成为“大教育”，具体指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二是农村教育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动态发展;三是农村教育应该是提高公民素质，将农村人口转化为时代新公民的教育。
(二)关于农村教育目的及其价值取向的研究
关于农村教育目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培养新型农民，为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这种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农村服务，具体体现在培养新型农民。如有学者提出，农村教育目的“必须突破单纯升学考试的局限，回归教育的本源，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农民作为农村文化的承担者。”［6］二是培养合格公民。这类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目的应该是促进个体发展、培养合格公民。如有学者指出，农村教育目的应该由“培养传统的劳动者和传授简单的农业劳动技能，转向培养全面发展的适应现代化农业需要的人，为人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创业能力的形成服务。”［7］三是培养农村学生积极健康的生存姿态。这一观点认为农村教育目标包括两个层面:(1)给予乡村少年以同等的国民教育待遇，即立足国民教育的基本目标，遵循国家教育方针，追求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提升国民素质;(2)作为乡村少年的发展需要，培养基本的乡村情感与价值观，培育乡村生活的基本文化自信，并保持开放的文化心态，积极接纳现代文明，又不失对自我生存乡土的关爱，从而实现个人内在生存秩序的和谐与置身乡村生活世界之中个人生命意义的安顿。［8］关于农村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学者们从农村社会的发展历程、农村的现实状况等角度切入，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可概括为三个层面的研究视角:一是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以农村社会发展为主的教育价值取向，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以巩固社会政权为主的农村教育的工具主义价值取向，再到改革开放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为主的农村教育的工具价值取向兼顾农村教育的个人价值取向，最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逐渐凸显人本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的发展历程。［9］二是从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表现为:社会本位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观、个人本位的农村价值取向观和兼顾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折中价值取向观。三是从农村教育发展模式的视角出发，认为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模式体现了两种价值取向:一种可称之为“城市化模式”，另一种可称之为“乡土化模式”。以上三个层面研究视角的侧重点虽有不同，但学者们对于农村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的关注都与国家对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在实践导向上对农村教育的理解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一是坚持“离农”取向，认为农村教育应该为农村孩子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或更高一级的学校，寻求更好的出路提供条件和环境;二是坚持“为农”取向，认为农村教育要为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人才服务。但多数学者认为，应该从“离农”与“为农”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困境中摆脱出来，着眼于城乡共同发展，使农村教育不但满足城市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个体发展的需求。［10］
(三)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研究
农村教育功能探讨的是“农村教育干什么”的问题。对农村教育功能问题的正确认识，有赖于对农村教育本质问题的正确理解。由于研究者们在农村教育本质的理解上存在差异，因而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理解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有研究者根据农村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需求差异，认为农村教育功能可分为三类［11］:一是“为升学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学生的城市升迁需求;二是“为务农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扎根新农村建设者的教育需求;三是“为进城务工的教育功能”，满足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的技能培训需求。(2)还有研究者根据农村教育对社会子系统和乡村社会本身的作用，认为农村教育功能可分为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生态功能和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特殊。这种特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2］:一是具有实施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农村教育并不总是被动地去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也能用人类积累的先进的知识和经验去主动、积极地影响生产和生活。这种主动、积极的影响表现在育人、科研、服务、文化等各个方面应起到导向或引领作用。其中，培养和造就不同规格和层次的高素质劳动者是这种引领作用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二是农村教育具有开发农村“本土知识”的作用。农村中“本土知识”是其固有的自然知识、长期积淀与传承的传统文化知识以及源于生产生活实践的生存知识，也是农民的精神空气和物质给养，更是促进农村社会内在发展之“根”的力量。三是农村教育具有改进农村风貌的渗透性作用。这种渗透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乡风民俗方面和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因为良好的农村教育不仅是形成文明乡风的根本途径，也使得广大农村儿童能够顺利地成为合格的社会人;同时，良好的农村教育对于协调中国农村的社会利益、完善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整合中国农村的社会资源、最终实现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显然，农村教育功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如何才能使农村教育更加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上述关于农村教育功能的两种观点是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的。前一种观点是从个体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后一种观点是从社会发展(包括乡村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农村教育功能。事实上，农村教育应该同时兼有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功能。在认识农村教育的正向功能时，应该将上述两种观点综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农村教育也会出现负向功能。譬如，如果教育系统与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社会系统不相匹配，则可能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秩序解体等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在研究农村教育功能时，应该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村教育的正向功能，并最大程度地减少或避免农村教育负向功能的出现。
(四)关于农村教育的学理基础研究
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农村教育的哲学基础。人文主义教育非常注重人格教育，认为人性是美好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可以让每个人有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精神，并且有自我尊重与尊重他人的美德。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强调指导学生如何去思考、去感受、去发现，使他们更了解自己周边的环境及所处的时代，进而体认人生的道理与文化规范的价值。［13］(P10)依此观点，人文主义是乡土教育的价值基础，其所倡导的“尊重人性、关注人格健全”的理念正是农村教育培养“人们了解与认知其所生活环境的人、事、物，从而对生活的环境产生认同感，进而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自尊自爱与社会意识，最终成为一个具有乡土情和世界观的国民”目标的体现。［14］认知发展理论。认知发展理论是农村教育的心理学基础。认知发展论强调，学习是在心灵与经验交互作用中重组知识的过程，知识是在具体经验中发展出来的，为发展知识，必须提供给儿童具体的经验。该理论强调，儿童在生理上、心理上与周围的人、事、物交互作用以后，才产生知识。因此，教师如果教给学生与其生活或经验无关的知识，对儿童而言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实际。皮亚杰也认为，人的个体智能的发展，也就是个体在环境中生活成长的历程。［15］(P38)因此，儿童智能的发展，并非只是在知识数量上的增加，而是在智能行为上品质的改变。在皮亚杰图式理论的基础上，布鲁纳广泛研究了知觉问题，认为认知发展按照动作式、图式和符号式三个阶段持续前进，各个阶段分别代表一种内容的表现形式。在知识获得过程中，一个人首先是依据动作学习，然后依靠图式学习，最后依靠符号。据此，教学如果按照从直接经验、图式经验到符号经验的顺序展开，就能有效地促进学习。台湾学者陈玉玲进一步指出，知识的获得是藉由图式的同化和调适的过程。具有适当差异的经验能够被调适，但是如果新经验与当前的理解水平差异太大，则不会获得新的理解，所以要先实施乡土教育，再教导其它国家或世界性的知识，因为乡土教育的知识与我们原有的知识差异较小，有助于图式的同化和调适过程。可见，农村教育所主张的儿童学习乡土进而产生乡土认同的观念，强调儿童主动、积极建构乡土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理念，正合乎认知发展理论。［16］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多元文化论强调，要尊重差异，维持多元，使社会每一个成员都有参与社会每一层面的权利，不能放弃任何一个独特的个体。多元文化教育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族复兴运动浪潮中少数民族要求教育平等而出现的。一般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核心是:教育者在尊重受教育者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不论其性别、种族、民族、宗教、语言、社会经济地位、所属社会群体等的差别，均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17］而农村教育正是尊重文化多元的价值性，提供不同文化观点、经验和贡献的教育。它将不同种族、性别、阶级及其文化视为积极的、真实的、动态的;它的教材取自社区，用学生的日常生活来解释概念，以达成多元文化的理念。文化自觉理论。文化自觉理论是农村教育的文化学基础。在现代化日益推进的过程中，关于农村教育发展走向有两种主要观点，即农村教育发展的乡土化和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这使得农村教育发展始终处于突出农村元素还是突出城市元素的两难困境之中。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末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对这一困境的解决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它没有“文化回归”的意思，不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部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8］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农村教育要走向“文化自觉”之旅，不仅要全面认识城乡文化的差异，反思农村教育的文化走向，而且要在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城乡之间形成动态性的文化互动和互惠，从而使得农村教育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要求，为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用人才。（本文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杂志。《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五)关于农村教育研究的方法论
就国内农村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一些研究者以一种“局外人”的立场，持一种实证科学的态度，力求尽可能“客观地”研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农村教育“现象及其规律”;也有一些研究者引入“质的研究”和“行动研究”等西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强调应秉持一种“同情”和“理解”的立场，强调要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去解释和建构特定情境下的知识、结构和意义。但总起来看，在农村教育研究领域内，持“局外人”研究立场者占据了较为明显的优势。这种占主流位置的把农村教育“对象化”的所谓“客观”研究立场，遭到了另外一些“圈内人”毫不客气的批评。批评者们明确主张:农村教育研究者不应该以一种高高在上的立场，对农村教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应该更多地贴近农村教育的具体情景及其当事人的真情实感，从而提出一些有助于改变农村教育面貌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但也应看到，就研究者的基本任务来看，不论是持“客观”立场还是“同情”立场的研究者，恐怕都难以否认，只要是某种活动还能被称得上是一种“研究”，那就不能没有最为基本的“认知”功能。所以，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研究者，都应该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如何解决认知的“有效性”问题。［19］
二、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农村教育研究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教育问题，尽管学者们对相关主题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从整体上看，农村教育研究的学理水平还很低，无论在研究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需要对现有的研究加以学术反省。
(一)研究内容:求“真”还是求“用”?
教育研究主要是应用研究，即便是理论，也主要是应用理论的研究。这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学科理论，教育理论多是以相关学科为理论基础，是其他学科知识和方法的教育应用。据此，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应该求“真”，外在逻辑决定了它应该求“用”，意指农村教育理论要从中国农村本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出发，生成符合中国社会情境的农村教育理论。然而，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尚停留在经验性与思辨性上，而思辨性表现尤甚。经验研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思辨也仅是现有结论的演绎，以逻辑的推论和演绎来认识、界定复杂的变动不居的农村教育实践，而不是基于教育问题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结果把自身局限在原有的认识与思维框架之中，既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又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做出预测与批判。而辩证的思辨应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以实证知识为前提和依据进行的高层次的概括与提炼。农村教育理论与其它理性认识的成果一样，不是先天赋予的，而是人们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如果我们仅是从理论到理论，那么这仅仅满足了内在逻辑，而要满足外在逻辑还必须通过对现象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分析，得出理论假设，然后通过取样个案不断地检验和修正，这样的理论才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20］事实上，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并不存在彼此的隔离，相反二者存在着互动生成的密切关系，实证方法的运用离不开理论思辨，理论思辨的展开必须“回到事物本身”，并准确把握教育实践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因此，未来的农村教育研究者要明晰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内在关系，构建基于本土实践和世界性视野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关注中国农村的问题和现实，借鉴国外农村教育经验时要立足于中国的语境来创造“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实现在元理论或元话语层面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从“知识中心”转向“问题中心”，问题的独特性恰好决定了教育理论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农村教育理论不断接受来自实践的修正和补充。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1、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 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著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1、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著的是中国农业遺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繆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著；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著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著作，最著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著，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8]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著，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著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王潮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 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9]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著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5、 地区农业史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著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著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著。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3] 农业出版社，1983年。
[4] 《<农说>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7]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8]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著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21] 文焕然，文熔生著《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著《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从1999年高等院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已趋向于大众化,这为研究生规模的扩大提供了生源基础,1999—2005年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数年均增长率为27.57%[1]。这种增长不仅表现在学术型人才的培养上,专业学位也有很大的发展。我国从2000年开始招收在职农业推广专业硕士,2009年开始招收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这是研究生教育从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一次转变。
1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
农业推广硕士是与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旨在培养具有一定农业技术基础,熟悉农村发展情况,并能运用相关理论指导农村发展,主要为农业技术研究、应用、开发及推广,农村发展,农业教育等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具有综合职业技能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该专业学位有以下特点:
1.1职业性
职业性是专业学位的基本属性,是专业学位区别于其他学位类型的本质特征。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具有特定的职业背景,与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必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紧密联系才具有生命力。
1.2实践性
实践性是专业学位的重要属性。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除了具有从事农业推广领域的坚实基础理论和宽广专业知识外,更具有解决农业科研、生产、管理一线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1.3研究性
研究性是专业学位的本质属性。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虽然是应用型研究生,但是作为高层次人才必须具有一定的学术能力,如文献查阅、试验开展、论文撰写等基本科研素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不断变化的,如果专业学位研究生不具备研究能力,其实际问题解决的能力必然不强。
2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2.1招生方面
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生源2009年是从参加全国硕士生招生统一入学考试的考生中调剂而来,2010年采取“分列招生计划,分类报名考试,分别标准录取”的方式招生。对于大多数农科院校而言招生比较困难,在学术型研究生招生有缺口的情况下要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就更困难。因此,近2年招收的专业学位研究生部分是从学术型研究生中成绩靠后的学生中调剂而来,部分是本科基础较差的应届生。相对学术型硕士生来说,生源质量和学生基础都稍逊一筹。保证生源质量是提高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第一步。可以采取措施吸引优秀的应届生报考。
2.1.1对于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在学费和生活补助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学费可以比自筹学术型研究生低。这样可以吸引一些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继续深造的优秀本科生报考。
2.1.2 增加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的名额,选拔优秀应届生直接攻读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
2.1.3进行正面的宣传来提高社会对全日制专业学位的认知度。目前农科学术型研究生的就业处于低谷,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刚招生2年,就业去向的好坏直接影响以后的招生,而社会的认可程度对于学生就业的影响较大。因此,要加强正面宣传,提高农业推广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以促进农业推广专业学位招生。
2.2培养方面
2.2.1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在职推广硕士不同,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没有一定的职业背景,大部分来自于应届本科生,对于他们的培养应该采取与在职推广硕士完全不同的培养方案。培养应该以职业为导向,把他们对职业的要求融入培养的全过程。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模式和师资方面与学术性研究生应有所不同,要突出农业推广专业学位职业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2.2.2课程设置要求。研究生课程设置是围绕研究生培养目标而进行的课程总体设定和安排,是人才培养活动及其模式的实质性要素和体现教育思想及人才培养目标的载体部分,是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核心[2]。对于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考虑到生源主要是没有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而其毕业后的就业去向主要与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发展等领域相联系。因此,课程设置应与其实际情况紧密相关:应该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以综合素质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应该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按需设置”,并且体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职业特点。由于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制为2年。因此,课程设置不能像学术型研究生那样细化。注重应用型课程,相应减少纯理论性课程的设置,满足学生学习和就业的双重需要。
2.2.3教学实践环节。教学模式能否调动研究生的积极性直接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好坏。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一般为2年,而对于农科类而言,试验的周期较长,结合这一点在教学方面可以采取案例分析和现场讲授等方法,让学生从感性上有一定的认识,以便更好地将理论性和应用性知识有机的结合起来。考虑到全日制推广硕士学制较短和社会认可度低,很多导师对这类研究生还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因此采取“双导师”制[3],也就是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共同承担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校内导师负责研究生科研能力、科研素质、理论基础和创新思维等研究生基本素质层次的培养;校外导师负责研究生的选题、研究等实践应用能力层次的锻炼。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授课方式应结合其应用性和实践性的特点,采用案例式、专题讲座等授课方式,结合学科前沿、国内外最新形势,把农业实践理论和实际问题引入课堂教学中[4]。专业实践是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高质量、充分的专业实践是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实践教学原则上不少于一年。为确保实践教学环节的质量要求,学生要提交实践学习计划、撰写实践学结报告等。
2.2.4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应该来源于校外导师的课题或校内导师的横向课题,必需要有明确的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可采用调研报告、案例分析、规划设计等形式,也可以采取澳大利亚一些高校的做法,学位论文不一定要进行答辩,如果需要继续深造的学生可以申请论文答辩,其余的学生学位论文只要导师和同行专家评阅通过即可按照规定授予学位。
3参考文献
[1] 廖湘阳.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与保证的专项[r].全国第七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学术会议,2008.
自古以来，东北都是农业大省，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己出现原始农业；明清时期，东北农业有所发展；自清朝中期以后，随着汉族农民的流入而急速发展起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农业迅速殖民地化，1945年后，东北地区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起步和发展。为此，学术界对东北农业十分重视，产生了相当多的论著。有鉴于此，笔者特将主要论著梳理如下，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研究概况
（一）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关注
大批以农业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论文，就笔者目力所及，以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衣保中的《中国东北农业史》[1]一书，为目前国内最大的一部区域农业史专著，对时期殖民地农业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基本勾勒出东北农业发展的总体脉络，使读者了解东北农业在作物种类、生产结构、管理模式等诸多方面之所以与内地不同的缘由，同时，作者也着意于该区域人文地理状况对农业的影响，对我们研究东北农业史有重大参考价值。章有义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该书运用较大的篇幅，较为全面的记载了东北农业的发展状况，是研究东北农业必须参考的。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3]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农业近代化问题的专注，该书揭示了东北农业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填补农业史研究的空白，对东北近代农业进行综合而系统的研究。刘祖荫的《满洲农业经济概论》[4]，孙心农等编的《东北农业概况调查》[5]一书将东北农业的实况，产量，农业经营等搜罗一齐，并提出兴农方案：合作社、农产公社等。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6]详细论述了清末吉林、黑龙江、奉天的开禁放垦情况。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的《东北经济小丛书》[7]，于春英、衣保中的《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8]，郭葆琳的《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报告》[9]，黄希源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农业经济史》[10]，陈振先的《奉天全省农业调查书》[11]，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的《北满农业》[12]等等。
在论文方面，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研究成果，对东北农业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和分析，如：魏芙蓉、张锐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的特点》[13]，衣保中、吴祖鲲的《论东北农业近代化》[14]，衣保中的《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大农规模经济》[15]，吴祖鲲、富萍的《东北近代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16]，谢学诗的《“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农业与农民》[17]，徐萍的《试论民国时期东北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硕士论文），衣保中的《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线索》[18]，衣保中的《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北地区农业影响的研究》[19]，郭有义的《满洲农村现状及其农业对策》[20]，景爱的《历史时期东北农业的分布与变迁》[21]等都不同程度对东北近代以来的农业进行了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近代以来东北农业提供巨大帮助。
（二）涌现了许多关于东北农业资源被侵略的文章
近年来，许多关于日本、俄国侵略我国东北的文章不断涌现，例如，李晓光的《1904～1911年日俄对我国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22]此文介绍了“日俄战争”给东北的农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一方面使东北的耕地面积减少，造成粮食大量出口，农业生产单一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了东北农业的商品化、机械化生产，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23]，李淑娟、王鹤的《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东北棉花的统制与掠夺》[24]，朱艳、李闰华的《时期日本对东北的粮食掠夺》[25]，孙玉玲的《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农业资源掠夺政策》[26]对日伪时期的农产品掠夺及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进行了探讨，单魁贤的《日伪统治对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硕士论文），等都对近代以来东北的农业资源被侵略做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并取得不小的突破。
（三）关于东北地区农作物的发展变迁的文章丰富
近年来，随着对东北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东北农业经济特别是东北大豆经济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大豆业是近代东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东北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近代东北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大豆业经济。其研究者层出不穷，文献主要有：叶晗的《1914年至1931年东北大豆贸易研究》（硕士论文），杨光震的《清末到1931年东北大豆生产发展的基本趋势》[27]，佟静的《近代东北大豆业概论》[28]，于亚莉《论近代东北大豆贸易》（硕士论文），韩玲红的《浅析前期（1931―1935年）的东北大豆业发展》[29]一文，对“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豆业发展状况、日本在东北地区对大豆产销采取的政策及影响做了详细介绍，较为全面介绍了前期日本对以大豆为主的东北农产品的掠夺。牛伟的《时期东北大豆业研究》（硕士论文），王影的《“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在中国东北的经营及对大豆出口的控制》（硕士论文），李淑娟的《时期东北大豆经济衰落对农民生活的影响》[30]一文深刻的揭露了时期以大豆为主的东北经济的衰落，乃至给农民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郭文韬的《略论中国栽培大豆的起源》[31]，朴永兰的《论近代东北大豆出口贸易中外来因素的作用》（硕士论文），胡雪梅的《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论述》（硕士论文），张左华的《东北大豆国际贸易的衰落》[32]。
关于水田的研究主要有：金颖的《近代水稻传入东北及其影响研究》[33]，金颖的《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34]，吉林省农科院主编的《东北水稻栽培》[35]，于春英的《时期水稻发展研究》[36]，姜丰裕的《民国时期日本对东北水田投资研究――以朝鲜移民水田开发为中心》（博士论文），衣保中的《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37]，衣保中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水田开发政策》[38]等等。
关于东北地区棉花业的论著主要有：许的《时期东北棉花的统制研究》（硕士论文），董师嫡的《近代东北棉业经济初探》（硕士论文），季道藩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39]，万连步的《棉花》[40]，胡华的《日伪在沦陷区的棉花增产与棉花统制》[41]，等等。
以上论著对东北近代以来的作物研究多集中在时期，通过农作物的兴衰，来揭示东北农业经济急剧地衰退，并影射处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诚然，笔者整理了仅几种农作物的主要研究状况，其他作物的研究也不胜枚举。
（四）国内、国外移民都给东北的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大量人口的入住给东北带来压力，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东北的发展。近年来，研究东北移民问题的文章，成为农业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王衫的《二十年代移民开发东北农业略论》[42]，吴希庸的《近代东北移民史略》[43]，何廉的《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44]，让慈的《中国移民满洲之过去及现在》[45]，范立君的《近代东北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46]，陈楠的《近代东北荒地垦殖述略》（硕士学位论文），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47]，中央档案馆等编的《满洲农业移民概说》[48]，衣保中的《日本移民与洲国的殖民地农业》[49]，刘大可的《山东移民垦殖与东北农业发展》[50]，高乐才的《论近代中国东北关内移民与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51]，桑润生的《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52]，范立君，许凤梅的《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53]，刘信君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移民浪潮与农业开发》[54]，于春英的《朝鲜移民与近代黑龙江地区水田开发》[55]等论著都分别对近代东北移民做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其价值巨大。移民虽然给东北地区带来压力，无可厚非的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农业的发展。
（五）同时，外国主要为日本在侵略东北的同时，对东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东北农业的文献也不断增多，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农业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的主要思考
纵观学术界对近代东北农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末开禁放垦对农业带来发展机遇，日为侵略时期日本对东北农业资源的掠夺和建国以后农业的复兴等农业经济发展史，当然其他方面的论著也对东北农业方面做了不同程度的剖析，这些论著都较为全面的记载了近代以来东北农业的发展状况，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大部分论著都集中的讨论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上，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拓展一些新的领域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东北的农业，自清朝后期的开禁放垦政策的繁荣到“九一八”事变后期一段时间的危机，在曲折中发展，笔者认为农业的发展贯穿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农业是立国之本，农业的兴衰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对历史的反馈。笔者认为近代以来东北农业在学术界的研究大致分三个阶段：（一）清朝后期开禁放垦政策后的繁荣。（二）“九一八”事变后出现农业危机。（三）建国后农业的发展时期。以上大致分几个方面，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就近年来学术界对近代东北农业的研究状况，做了较为粗略的概述，当然，应特别指出，由于笔者自身能力有限，在对大量的论著进行取舍和分析的过程中，在文章的论述可能存在许多偏颇之处，还望各位前辈学者予以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衣保中：《中国东北农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2]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3]衣保中：《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4]刘祖荫：《满洲农业经济概论》，新京建国印书馆刊印，1944年版。
[5]孙心农主编：《东北农业概况调查》，农政班印1945年版。
[6]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版。
[7]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农产（生产篇）》，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刊行，1948年版。
[8]于春英、衣保中：《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郭葆琳：《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报告》，东京神田印刷所出版，1915年版。
[10]黄希源主编：《中国近现代农业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陈振先：《奉天全省农业调查书》，1910年版。
[12]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北满农业》，中国印刷局，192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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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中国农村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华北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些地区历史上就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核心区, 经济文化发达, 因而在这些地区开展农村研究有相当便利的条件, 一方面研究者可以获取非常丰富的各类文献资料, 另外由于这些地区农村社会发育相当成熟, 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繁多的研究素材。关于这些地区的农村研究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 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研究到具体的农村政权、农村市场、农村组织、婚姻家庭、农村教育的调查研究等等, 较为全面而深入地反映了这些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和发展的状况。然而, 对于一个边远民族省份来说, 在云南开展农村研究我们要面临与上述地区, 甚至广大内地农村极不相同的情况。由于云南农村的自然生态、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 以及农村组织发育程度与内地农村存在极大差异, 在云南开展农村研究要面临更多的困难, 传统中国农村研究只能为云南农村研究提供有限度的经验, 因此总结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经验对于加深云南农村变迁和发展的认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对上世纪30 年代以来云南的农村研究作一个系统的回顾, 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对涉及云南乡村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以及研究方法等核心问题展开讨论。
云南自然生态复杂, 地理位置偏远, 民族众多, 历史上长期与中国内陆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相比较其他内陆省份, 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 西方势力开始渗入中国,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外部势力也逐渐渗入云南, 比较中国沿海省份, 虽然这些外部影响仍十分有限, 云南也开始缓慢融入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中。事实上,云南的农村研究历史和中国现代史密切相关。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 我们可以大致划分为3 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上世纪30 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 第二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左右到80 年代初; 第三阶段从上世纪80 年代至今。
一、中国农村研究的云南经验
最早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研究起始于上世纪30 年代。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矛盾丛生, 农村与农民问题日益严重, 这引起了当时的知识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 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 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主要有两大学派: 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 乡村建设”学派和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1]。除了学者、民间开展的农村研究活动外,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农村调查。1933 年, 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 它附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 任务是为行政院制定农村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复兴委员会先后对浙江、江苏、陕西、河南、广西、云南等地进行了专题调查。1934 年编辑成书的《云南省农村调查》就是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成果, 调查选取了滇中、滇东和滇南的昆明、禄丰、玉溪、马龙、开远6 个市县的26 个村子、642 户村民进行了挨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这些农村地区的土地分配、农村副业、农村借贷、田赋、农村捐税、农村教育及政治情况。虽然调查只是限于当时云南局部地区的农村, 调查内容也过多偏重于农村经济情况,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 而且是第一次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调查研究, 现代方法首次运用于对云南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 国内形势急剧变化, 各大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 云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汇聚了当时国内许多优秀的研究学者。1938 年费孝通回国, 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并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成立了“ 魁阁”工作站, 他们在周边地区开展大量实地调查研究, 合作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昆厂劳工》《、祖荫之下》《、芒市边民的摆》《、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一批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基本文献, 其中《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汇集成《云南三村》一书。在书中, 费孝通选择了3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禄村代表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社区, 易村代表了手工业发达的农村社区, 玉村代表了深受邻近商业中心镇影响的农村社区。费孝通和他的学生通过细致的实地调查, 展现和概括出不同社区的类型特征, 并基于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加深对农村经济制度等普遍性问题的理论认识[2](P19)。这一时期费孝通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可以说是他早期农村研究的延续。1936 年, 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完成研究论文《江村经济》, 描述了中国江南一个农村村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以及这个村落在面对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冲击下所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在《云南三村》中, 费孝通正是通过选择3 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来和江村加以比较, 他最终的研究目的在于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问题。事实上, 由于特殊的社会形势及费孝通等学者、机构特定的研究目的, 这一时期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当时云南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很大局限。在《云南省农村调查》中, 调查者所选取的几个农村地区都是属于当时在云南经济较为发达且汉族人口集中的地区。而在《云南三村》中, 费孝通所选的3 种类型的农村社区看起来也更像是典型的中国内地农村, 并不能代表生态社会文化极为多样的云南农村。然而, 应该看到这一时期云南农村研究的价值在于其中所运用的日渐成熟的理论方法, 特别是费孝通本人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的成形, 这些方法至今仍适用于我们开展云南农村研究。另外, 即便有曲折, 云南农村的发展也是一直缓慢融入于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进程中, 这一时期所做的云南农村的研究, 也正反映出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农村发展所具有的共通性。
二、民族研究与云南农村研究
如果说第一阶段云南农村研究的特征在于显示云南农村社会经济与中国农村普遍的共通性, 那么第二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则显示出云南农村社会的独特性。新中国成立后, 新的社会政治形势再次影响了云南农村研究的路径。一时期,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伴随农村基层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开展,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研究成为农村研究的主要内容。20世纪50 年代初社会学被取消, 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在30 年代开创的中国农村研究经验也让位于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讨论。在云南, 1956～1964 年间, 为了开展民族识别工作, 配合民主改革, 进行了深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语言大调查。调查的广度和深度, 都是空前的, 相当部分的研究内容也包括了云南农村研究。针对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研究, 形成关于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这些调查资料不但涉及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及生活习俗, 还包括了对各民族村寨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云南民族众多, 少数民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3, 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生活居住在偏远的村寨, 因此认识和研究云南农村现实绝不能忽略对广大的少数民族村落地区的关注。历史上, 由于统治阶层的民族压迫政策, 汉族知识精英的民族歧视, 很少有关于云南广大民族村落地区的文献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党和政府民族平等政策的落实,这些详实的资料首次为我们全面认识云南广大的农村民族地区提供了可能。
总结起来,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这一时期, 云南农村的研究基本从属在民族研究的范畴下, 而这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研究受经典理论模式所支配: 云南民族历史被纳入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交替演进的5 种生产方式的模式中。相应地, 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农村大多被视作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更多体现为原始的、从属的性质, 云南农村发展的多元性趋向在一定程度上被单一的线性发展模式取代了, 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发展与其历史传统被隔离开来。然而, 应当看到这一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的讨论加深了我们对云南农村社会复杂性、特殊性的认识, 而若干的关于云南民族村寨社会经济的详尽的调查资料也成为下一阶段开展云南农村研究的重要基础。[论文网 LunWenData.Com]
三、云南农村发展与云南农村研究
事实上, 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回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 而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其目的都受限于各自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第一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服务于中国农村发展背景下的云南农村考察, 而第二阶段可以被称为服务于民族政策背景下的云南农村民族地区调查。从另一个方面, 我们也可以说这两个阶段的研究更多地是为未来云南农村研究提供经验资料、方法, 及作相应的理论准备。进入20 世纪80 年代后, 在新的政治形势下, 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强调,国内学术研究重点也从“ 生产关系”转向“ 生产力”的发展, 相应的农村经济发展及区域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背景下, 随着高等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学科的恢复与重建, 越来越多的研究力量投入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中, 云南农村的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早期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村家庭经济、商品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改革来展开。进入90 年代后, 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农村发展的具体问题, 如: 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市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等等, 不但只是涉及这系列经济问题, 相关的影响农村发展的贫困问题、环境生态、基层政权、民族文化、农村教育、妇女儿童发展、健康等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同的学科从各自的角度来关注研究农村问题, 农村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
但是, 应该注意到, 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不少, 但仍然存在相当多的不足。首先, 在理论方法上。相当一部分研究属于政策性研究, 流于过多空泛的讨论, 缺乏相应的理论及经验支持。还有一部分研究只是对经验资料的简单整理、加工, 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事实上, 在前面讨论到的两个研究阶段中, 已经展现出相当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基础理论, 特别是以费孝通为主要代表的相关学者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已经相当成形。而在五六十年代开展的民族调查中,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 相关的调查研究也非常严谨、严密。20 世纪60 年代中后期, 文革打断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正常路径, 这些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宝贵方法经验也被遗忘了。改革开放后, 社会科学事业开始重建发展, 但在经过10 多年的停滞期后, 不可避免地在知识方法的延续上出现了断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面对日益增多的新问题, 在传统经验中断、缺乏相关知识积累的情况下, 相当多的研究只能成为满足短期形势需要的产物。因此, 对于云南农村研究来说急需加强对理论方法的重视, 加强相应的学科规范。在这一过程中, 不单要关注国外、国内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经验, 也十分需要借鉴以往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相关经验。
其次, 在学科建设与合作上。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农村研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改革初期, 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研究过多地偏重于关注经济因素。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占据农村研究的大半, 经济学在农村研究中基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 其他一些相关学科如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环境地理学等, 过于恪守其传统的研究领域, 没有积极地加入到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 政府和相关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在发展中只侧重强调经济的作用是片面的, 特别是在像云南农村这样有特殊文化生态的地区, 相关的发展问题如贫困问题不只受到经济因素影响, 其他相关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环境因素也应该受到重视。新的发展观的确立, 使人们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云南农村发展, 不同的学科也开始更多加入到对于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 如人类学、民族学关于民族文化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社会学关于农村组织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环境学关于自然生态与农村发展的讨论; 等等。新的发展观也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云南农村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其文化、生态的多元性。因此, 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选择也应该是多元的, 单一的某一学科理论无法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 云南的农村研究非常需要不同学科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这将有助于扩展和提升我们对云南农村的认知水平和能力。
四、总结
从上世纪30 年代开始, 对云南农村的认识是伴随着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展开的, 这个时期, 云南的农村发展似乎是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注角。而在五六十年代, 关于云南农村民族地区的调查工作是新中国民族政策、基层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 对于云南农村的主体性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 有必要明确云南农村研究关注的是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在于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 关于云南农村的历史经验回顾应该在这样的主体框架内展开。事实上, 云南农村研究目的的主体性是在其历史发展中一步步被确立强化的, 因此, 这也可以说是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明确了云南农村研究的主体性, 我们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理论、方法经验的梳理就会清晰得多。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在于其多元性, 因而应该重视以往云南农村研究中丰富有益的经验。早期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工业的研究, 中期对民族村落地区生产关系的讨论, 以及近年来对农村经济结构、人口、民族文化的关注, 形成了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丰富经验, 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侧面来认识云南农村的发展问题, 其中发展成形、成熟的理论、科学研究方法也为我们系统、整体认识云南农村发展提供了可能。事实上, 从云南农村研究的总体历史来看,云南农村与中国农村研究所具有的共通性与差异性总是并存的, 一方面, 我们不能无视云南农村或者缓慢曲折或者迅猛直接融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进程。另一方面, 同样不能忽略云南农村发展独特的一面, 它所具有的复杂多样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经济形态。就云南农村研究来说, 强调主体性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所面临的特殊、复杂的背景、形势, 单一的理论模式和方法经验无力解答云南农村发展的问题。因此,云南农村研究者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发展的共通与特殊性, 在主体思考的前提下, 积极、主动地寻求、建立系统、有效、适应的理论方法, 来解答云南农村发展中的种种问题。
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经验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 启示新时期云南农村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与志向。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 改革初期制定的沿海沿边发展的国家战略可以说是这一理论实践的发端。然而, 沿边开放的收益远远无法同沿海开放相比较,边疆仍是意味着偏远与落后, 事实上, 这也大体反映了云南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就宏观背景来看, 应该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20 年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经济的发展, 以云南省两大产业为例: 烟草和旅游都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 云南经济仍然在被中国东部乃至邻近发达地区进一步拉大差距。
就云南省内部来看,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城乡差距的扩大更为突出。作为一个边远落后省份发展最薄弱的地区, 云南农村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 同样, 半个多世纪以来, 生活在云南农村的少数民族同胞经历了巨大的历史社会变迁, 旧时代与国家、地方政府若即若离的关系被打破了, 他们生活越来越直接地受到国家、地方政治经济力量的冲击、影响, 如何应对或适应这一系列的外来影响, 是在边缘化中封闭自己, 还是积极适应变化, 这也是云南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上世纪30 年代, 在国家民族命运濒临危亡的时代, 一批优秀学者怀着自信与热情积极寻找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为我们树立了表率,费孝通本人1938 年从英国来到昆明, 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深入到云南边远农村长期蹲点调查。在研究中所体现的对国家命运、农村百姓生计的关切, 不计回报的无私投入让人感动。五六十年代的一大批学者怀着对新中国建设的一片热忱, 不辞辛劳地深入到云南最偏远的民族村寨地区开展调查工作, 他们的奉献精神同样让人动容。作为今天研究云南农村发展的云南学者, 在强调云南农村研究主体性的同时, 也需要前辈的自信与热情。因此, 回顾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意义不单在于强调传统研究所提供的理论方法经验, 也同样在于强调传统研究中可贵的学术理念与志向。[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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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毛泽东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毛泽东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毛泽东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毛泽东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毛泽东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土地改革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江泽民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江泽民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江泽民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江泽民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江泽民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江泽民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出现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农民工回流高峰，且每次回流规模呈递增趋势。现阶段大量农民工返乡，一方面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农民工返乡加重了农业的就业压力。更重要的是，农民工回到家乡后社会角色的失调，有可能演变成心理疾病，导致过激行为，滋事生非，宣泄对社会的不满，从而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返乡农民工进行综述：
1 关于返乡农民工的研究
返乡农民工，在社会流动层面属于农民工回流现象。在回流原因的研究方面，西方学者进行多角度的理论概括，主要体现在：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理论、拉尼斯・费景汉的劳动力转移模型、乔根森的劳动力转移理论、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理论、托达罗的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转移的托达罗模型、E・G・雷文斯的人口转移的推拉理论以及新转移经济理论。在众多理论中，中国学者在分析农民工回流问题时较多的认可人口转移的推拉理论以及托达罗的发展中国家城乡人口转移的托达罗模型。除此之外，中国学者也对“农民工回流”这一特殊现象成因，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分析。在宏观方面，研究者主要从农民工所面对的社会结构因素，社会制度、产业和区域发展政策和城乡收入差距等角度展开研究；在微观方面，研究者主要从农民工的家庭结构、社会网络、人力资本、经济理性和主体失范等角度展开研究（王志浩，2007）。
在回流现状分析方面，主要体现在回流过程和回流后的现状上，而以国内学者研究为主。回流过程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回流类型和回流特点上，从回流类型来看，有学者从回流成因的角度分析，认为主要包括四种类型，即自然返乡型、就业失败型、疲劳厌倦型和个人发展型（赵菲菲和王永发，2006）。从回流特点来看，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源方面：在数量上初具规模，并且愈演愈烈，形成一股“回流潮”；在质量上呈现优势，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外出劳动力（李晓亮和申覃，2005）。在已有的研究中，回流后的现状主要研究回流农民工创业问题、回流后的乡村适应性、回流后的人力资源开发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回流后的思想状况以及回流后的日常生活。其中，回流农民工的创业问题是研究的重点。
2 农民工的角色研究
2.1 角色概念和理论
角色概念自从被美国社会学家米德（G・Mead）首次应用于社会学以来，经过社会学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已经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社会角色理论（陈卫平，1994）。功能角色理论认为“角色”是为设定和解释稳定社会体系中占有社会地位的人的共同而规范性的期待。象征互动角色理论认为角色可以反映规范、态度、脉络要求、协商以及正如行为者所了解的进化的情境定义。组织角色理论认为与认同的社会位置相一致，由规范性期待所产生，反映非正式群体的压力。而认知角色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角色期待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其注意力一项集中于在产生期待的社会条件、衡量期待的技术以及期待对社会行为所产生的影响（B.J.Biddle，1986）。研究角色理论的文章浩如烟海，但是这些研究正如J・H・特纳所指出：角色理论只是提供了对期望、自我、角色扮演能力与角色扮演如何对这些分析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类的一个方法，概念的运用只限于不同的现象分类。
2.2 农民工角色认知
社会对农民具有较为明确的角色期待，而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所给予的角色期待更多。“农民工”是先于社会期望而问世的非正式角色，是社会转型期的“新生事物”，它会随着社会期望的逐渐清晰而发展为社会所认可的正式角色（班娟，2007）。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关于农民工的角色认知研究主要是分析在不同文化、社会背景下的角色认知状况。学者揭光钊、廖皇朱（2008）认为农民工在环境变化过程中接受来自区域文化、制度文化、职业文化、身份文化四方面的文化冲突，影响农民工的角色认知。另外，有些学者在城市化、市民化的背景下，对农民工的角色转化进行了思考，重点是转化的阻碍因素的探究。农民工社会角色转变就是由农民转变为市民，在转变的过程中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资格市民化”；另一方面是是“素质市民化”（马雪松，2007）。从市民化的阻碍角度来看，刘传江教授指出广大的农民工要实现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层面上的市民化，需要穿越障碍更多、韧性更强的“隐性户籍墙”。针对这些阻碍因素，不同学者也构建了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支持系统。李良进、风笑天（2003）提出建立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事业单位为基础，以街道、社会为纽带，以血缘、地缘等初级关系为依托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是比较理想的选择模式。
3 研究述评
返乡农民工是中国社会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当前关于返乡农民工的研究，不同的学者在西方学者研究的回流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自身的实践情况探析农民工返乡成因、返乡呈现的特点和返乡后的路径选择，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多角度分析。这些研究的侧重点更多是在市民化、城市化的背景下进行的研究，所做的研究更多的是讨论农民工返乡对市民化、城市化的影响等。而很少的从农村建设、农民培养的角度，特别是从新农村建设、新型农民培养的视角研究农民工返乡现象。同时，关于农民工的角色认知，在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背景下，学者较多的关注农民工在由农村到城市环境转变过程中的角色认知，而对于经历环境由城市到农村转变的角色认知情况，社会给予的关注较少。
参考文献
[1] 班娟.农民工社会角色置换现状及困境分析[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3）：38-40.
[2] 陈卫平.角色认知的概念与功能初探[J].社会科学研究，1994（1）：106-111.
[3] J・H・特纳.社会学理论结构[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36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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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马雪松.论农民工社会角色的转变[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29-33.
[8] 王志浩.中国农民工流动行为研究[博士论文].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2008.
[9] 赵菲菲，王永发.农民工双向流动对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影响[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443-4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