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1 10: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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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庆商品交易市场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商品交易市场总体规划
当前重庆商品交易市场总体建设规模偏大,投资速度过快,这与商品交易市场缺少总体规划不相协调。在协调如此庞大的建设规模,与日益稀缺紧张,成本不断攀升的土地供应、市场经营主体的形成和培育、以及消费需求的增长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
(二)市场定位不清晰,专业程度相对较低
重庆商品交易市场类型以专业市场为主,但是专业市场比重相对较小,专业市场作用发挥有限。2006年,重庆专业市场52个,占总数的68.42%;到2012年重庆专业商品交易市场占商品交易市场总数的68.42%,与2006年相比没有相对变动。同时商品交易市场专业细分化程度不高,尤其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市场不多,经营商品雷同化现象比较普遍。部分地区追求大而全的综合商品交易市场,相应地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商品交易市场,原来的市场正在被占地更大的市场所替代,这些市场投资忽视了市场细分,给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风险。通过计算重庆商品交易市场专业化指数发现,重庆市场专业化指数远低于商品交易市场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等直辖市。
(三)市场建设以硬件为主,软实力建设不足
1、加工冷藏技术落后。
农副产品市场一直在重庆商品交易市场中占据着比较大的份额,市场发展不仅要完成从规模和数量扩张到质量转变,食品加工技术也应该同步提升。
2、网络技术建设滞后。
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在流通领域的广泛应用而形成的流通信息网络,渗透到流通的各个环节,直到企业营销环境,营销手段,交易方式等。而重庆商品交易市场在网络技术建设方面仍发展滞后。
三、重庆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政府规划与政策扶持,促进市场外迁进程
重庆商品交易市场区域发展不均衡,这就需要各地政府部门的参与,加强宏观调控与整个地区的统一规划,加快重庆商品交易市场的建设步伐。通过政府统一规划,争取打破行政区划上的界限,合理布局规划,避免商品市场的重复建设,以免造成资源空间的浪费,提高摊位的利用率等等。运用科技手段来提升商品市场的质量,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实现商品市场功能的最大化。
(二)推动市场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提高专业市场贡献率
商品交易市场中工业品市场最薄弱的环节是专业批发,由于重庆的轻工业发展水平不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低,质地,款式,价格缺乏竞争力,加上经营主体的经济实力,资金条件有限,引进外埠产品批发有困难等,其专业化程度普遍不高,从而提高了商品批发市场的集中采购成本。这就是需要加快轻工业生产的发展,创名优产品,创拳头产品,不断开发新产品,提供越来越好的产品投放批发市场,在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通信业,仓储业,餐饮业的基础上,为专业批发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鼓励个体,私营,集体从事专业批发产业,并在信贷方面给予适当的扶持。
利用良好政府治理的原则来评估城市土地使用权市场
（二）碳交易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完善。随着国际碳减排交易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我国现有相关法律机制还存在诸多不足。例如，现行相关法律存在诸多漏洞，立法层次明显不符合新时期的基本国情，有关规定过于笼统，参与主体的设定存在模凌两可的现象，对违反碳排放权相关交易行为的惩罚制度缺乏法律效力，市场管理、交易规则不符合规范，政府监督等法律严重违背显示，这一系列问题，明显制约了碳交易活动在正常开展，同时也是碳交易市场构建过程中，所需扫除的最大障碍。
（三）碳排放测量评价的标准不符规范。当下我国低碳产品认证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从技术的层面来看，考虑到我国目前并没有正式任何基于我国基本国情的碳排放核算标准体系以及评价系统，所以我国目前只能以被动的状态进入国际碳交易市场，接受不平等待遇。从碳排放数据库建设方面来看，我国碳排放数据统计体系仍处于建设阶段，目前还是以能源以及土地利用数据作为主要参考，并未设立符合我国碳交易市场现状的碳排放是护具库。但是，碳排放评价数据库的建设，是有关国内企业碳排放量配额分配以及碳排放评价相关政策制定的主要参考依据。最后，从执行情况来看，因为缺乏一个规范、专业的碳排放评价机制进行约束，所以各类执行工作的落实情况并不理想。即使部分地区政府了相关法律法规，但细化到具体行业或者产品层面的碳排放测量与评价标准并不多，而且考虑到各行各业经营性质与生产特点方面的差异，在建立行业碳排放测量标准时，往往会存在严重分歧。
（四）碳排放权初始配置不合理。碳排放交易活动的正常进行，均需建立在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基础上。简单来说，碳交易的完成，务必要以总量控制的碳排放配额初始配置作为重要前77提。现有的碳排放初始分配方式主要有两种，分别是免费分配以及拍卖分配。我国目前所使用的碳排放初始配额分配方式以免费分配最为常见，就是通过碳排放企业按照企业生产需求提交申请的方式，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后，获得碳排放的资格。这种分配方式在激发企业参与碳交易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方面能够发挥出显著效果，因为这种方式有利于帮助企业节约一定的生产成本。不过这种分配方式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资源配置效率低。另外，这种配置方式有违公平性，因为碳减排规模较小的企业在获取碳排放权方面并不具有优势，它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处于弱势地位。
二、中国碳交易市场框架构建研究
（一）碳交易市场框架构建的根本目标。碳交易市场框架的构建目的，并非仅限于构建碳交易市场，而是利用最小的经济、环境成本，在优化各类节能减排资源的同时，在市场机制调节功能的辅助下，实现减排效果的理想化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碳交易市场框架的构建，务必要遵循结合国民经济增长合理设置碳排放，促使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与排放成本达到平衡的基本原则。概括而言，中国碳交易市场框架是以强制性为主，自愿性为辅的跨区域性或全国易市场。
（二）碳交易市场框架的构建模式。从各国碳交易市场的构建情况来看，碳交易市场的构建模式有三种，分别为自上而下模式、自下而上模式以及混合模式。自上而下模式更适合具有一定碳交易市场基础的国家，主要是利用制定覆盖整个国家、地区碳交易市场法律政策与运行机制的方式，构建碳交易市场。这一类型的构建模式是构建碳交易市场框架效率最高的方法，不过该模式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参与企业的内在需求。自下而上模式则更适合地方企业碳排放交易需求比较高的国家，主要是通过借鉴其他各国区域性碳交易市场构建的成功经验，提出相应的构建方案，经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批准后正式开启构建工作。利用该模式进行市场框架的构建，能够为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奠定良好基石。不过，该模式更倾向于各地区碳交易市场框架的构建，一旦各区碳交易市场初具规模，极有可能阻碍全国范围内，统一碳交易市场的构建。混合模式，则是结合当地发展的实际需求，自觉主动地进行区域性碳交易市场的构建。当地方碳交易市场发展得足够成熟稳定后，再由国家统一将各地方碳交易市场联合成一个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混合模式无疑是涵盖了其他两种模式的优点，不过该模式同样存在不足，就是在实现个地方碳交易市场联合工作时可能将面临不少困难。结合我国基本国情与碳交易需求，选用混合模式构建碳交易市场最为合适。
双边市场(Two-sidedMarket)是目前国内外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它为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但目前，国内外针对双边市场的研究，都还处于探索和理论界定方面，而且研究的应用领域也有所局限，主要集中在银行卡、电信业、互联网站、购物中心、媒体广告等方面，很少有相关研究涉足金融市场领域。本文希望将双边市场理论运用于期货市场，以期对如何提高期货市场的流动性以及期货交易所的竞争策略等方面问题，提供一些理论性的探讨和实践性的政策建议，从而为双边市场在金融市场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的关注。
一、概念界定
在对双边市场进行概念界定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双边市场的产生原因。从概念上来说，双边市场理论是和网络外部性多产品定价理论密切相关的。根据Katz和Shapiro的定义，网络外部性主要分为直接网络外部性与间接网络外部性。其中直接网络外部性是指消费者消费某种网络产品的价值会随着消费与该产品相兼容产品的其他消费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间接网络外部性则是指消费者消费某种网络产品的价值随着与该产品相兼容的互补性产品种类的增加而增加。同时，网络外部性理论指出最终用户间有些外部性是不能内部化的；而多产品定价理论则主要是集中探讨价格结构的问题，同时多产品定价理论认为价格结构更容易被价格水平而不是市场力量所扭曲。然而，随着网络外部性理论和多产品定价理论在应用过程中逐渐暴露出的自身不能解决的缺陷，比如，网络外部性主要是解决同一类型用户的规模经济等问题，而现实中，运用某一网络产品或某一平台的双方经常是不同类型的用户；同时，多产品定价理论则由于没有考虑不同产品消费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在现实应用中也遇到了困境。因此，正是基于这点，双边市场理论应运而生，而且直到最近几年才得到了国外学者的重视。首先，与多产品定价理论不考虑外部性，而是将外部性内部化对比，双边市场理论的出发点就是某一最终用户不能将使用该平台的其他最终用户的福利内部化；其次，为了弥补网络外部性的弊端，双边市场具有“交叉网络外部性”特性，即，双边市场理论认为网络外部性不仅取决于交易平台的同类型用户数量，而且更取决于交易平台的另一类型的用户数量。
目前，双边市场理论无论是对国外，还是国内学者而言，都是崭新的领域，还都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对其概念也没有明确的、统一的界定。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是：(1)Armstrong(2004)认为，两组参与者(最终用户)需要通过中间层或平台进行交易，而且一组参与者加入平台的收益取决于加入该平台的另一组参与者的数量，这样的市场称作双边市场；(2)Rochet&Tirole(2004)粗略地将双边(或多边)市场定义为，通过一个或几个平台使最终用户相互交易，且通过适当的向每一边收费试图将两边(或多边)维持在该平台上；同时，Rochet&Tirole还针对双边(two-sidedness)进行了定义，他们认为：假定一个平台向买方和卖方索要的单位交易费用分别为αB和αs。如果通过该平台所实现的交易量V仅仅依靠总的价格水平α，(其中α=aβαs)，也就是说，该平台对总的价格水平。在买方和卖方之间的重新分配不敏感，此时的市场就是单边。如果当价格水平。保持不变，通过平台实现的交易量V随着αB的变化而变化，则该市场是双边的。(3)wright(2004)认为，双边市场是涉及到两种类型截然不同的用户，每一类用户通过共有平台与另一类用户相互作用而获得价值。(4)Roson(2004)认为，双边市场能够定义为销售特殊服务，允许双方(或多方)在第三个独立实体管理的平台上发生交互作用的市场。(5)Reisinger(2004)认为，双边市场是指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类用户通过公共平台而相互作用的市场。
从上面的代表性概念界定以及双边市场的产生基础可以看到，双边市场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即存在两组参与者之间的网络外部性以及中间层或平台必须为它提供的两种(或多种)产品或服务同时进行定价，即采用多产品定价方式。因此，我们认为，具有网络外部性的异质最终用户之间通过一个(或多个)采用多产品定价方式的平台进行交易，且该平台对交易双方的价格结构具有敏感性，这样的市场就是双边市场。
二、双边市场理论对期货交易所竞争策略的影响
通过上面的阐述及概念界定，我们知道，针对期货市场来说，所谓的平台是指能为交易者提供期货交易的期货交易所，而异质的买卖双方则是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之所以认为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是异质的，主要是因为，首先，二者进入期货市场的目的不同。套期保值者进入期货市场是为了为现货商品进行保值的需要，而投机者进入期货市场则是为了从买卖期货合约的价差中获利；其次，二者的行为策略不同。按照双边市场理论，最终用户分为“单归属(single-homing)”和“多归属(multi-homing)”两种类型。由于套期保值者受到它所保值的现货品种的限制，只能在包含该现货品种的期货交易所内进行套期保值交易，而投机者的投机行为不受任何品种的限制，只要是期货交易所内交易的品种，均可以作为其获取价差的选择。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套期保值者属于单归属，而投机者则属于多归属。
明确了双边市场的各个基本要素在期货市场中的对应后，我们就可以结合期货市场的现状来探讨一下期货交易所竞争策略问题。
(一)定价策略
我们知道，对于刚刚进入双边市场的交易双方来说，由于市场两边的需求具有相互依赖性，平台需要通过一定的定价策略想方设法把双方“拉”到平台上，从而解决“鸡蛋相生”的问题。
目前，我国期货市场中，两类投资者——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之间的“鸡蛋相生”的问题并没有很好的解决，从而导致目前我国期货市场交易不十分活跃，套期保值企业数目少，且风险转移速度慢的问题。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市场没有为套期保值者交易创造更好的条件，也就是说，期货市场对套期保值者的吸引力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期货市场并不能真正成为套期保值企业转移风险的场所；同时，正是由于市场中套期保值企业少，因此，对投机者的吸引也少，使得市场中投机者的数目远远没有达到完全承接套保者风险的水平，从而并不能很好地将套期保值者的交易风险转移出去。
具体来说，由于目前我国期货市场交易手续费用并没有针对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作出相应的区别对待，从而使得该双边市场中的成员外部性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为了提高期货市场的流动性，提高期货交易所的竞争能力，笔者认为，应将目前期货交易所对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收取一样的交易手续费的现状改为对套期保值者收取比投机者更低的交易手续费(包括对确有实物担保的套期保值者追加保证金的降低或减负)，从而使得更多的套期保值企业参与期货市场。这样，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的投机者参与期货市场，从而更好地承接套期保值者的保值风险，同时，利用成员外部性也会相应吸引其它更多套期保值者，从而不断的“鸡蛋相生”，活跃期货市场流动性。这点可以从下面的模型中窥见一斑。
假定单归属的套期保值用户为A类用户、多归属的投机者用户为B类用户，并且有nA个A类用户、nB个B类用户参与了某一相同的交易平台，由于双边市场的交叉网络外部性，A、B两类用户中每一用户的效用函数分别为：
（1）
其中，参数αA衡量了每一个B类用户参与交易平台给A类用户带来的外部性，参数αB衡量了每一个A类用户参与交易平台给B类用户带来的外部性。本文研究用户间存在正外部性的一般情况，即αA>0，αB>0。PA、PB分别为交易平台向A、B类用户提供单位，产品或服务的价格。
根据公式(1)，可以将nA、nB表示为：nA=φA(uA)；nB=φB(uB)其中，φ(·)、φB(·)为增函数。假定交易平台为两类用户提供单位产品或服务的成本分别为cA、cB，则交易平台的利润为：
(2)
将π表示为uA、uB的函数，并求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
根据公式(3)和(1)，可以求出交易平台利润最大化的价格结构，即：
假定为nB个B类用户参与垄断交易平台时A类用户对交易平台的需求价格弹性。将公式(4)变形为产业组织中常用的勒纳指数形式，为nA个A类用户参与垄断交易平台时B类用户对交易平台的需求价格弹性。即：
首先，我们假定平台(即期货交易所)为交易双方提品或服务的成本几乎相同，即cA≈cB，其次，由于期货市场上套期保值者没有交易头寸的持仓限额，且交易仓单量几乎都是大额仓单，一般来说，单个套期保值者的仓单风险需要多个投机者参与期货市场进行风险分担，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套期保值者参与交易平台给投机者带来的外部性要大于投机者给套期保值者带来的外部性，即αBnB>αAnA；最后，由于套期保值者进行期货交易是为了规避现货价格风险，因此，其对期货交易的需求价格弹性将是无限大的，而投机者进行期货交易是为了获取价差收益，如果没有合适的价差时，投机者就不会选择期货交易，因此，其对期货交易的需求价格弹性是很小的。也就是说，针对期货交易的真正目的来说，ηA(pA/pB)ηB(pB/pB)
由此可见，期货交易所针对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收取的交易手续费应该不同，且应该对套期保值者收取低交易手续费，即PA(或<)PB。
(二)产品或服务差异化策略
目前，期货交易所的竞争已不仅仅局限在本国范围内保持或提高自己的垄断地位这一层面了，随着期货交易所之间的跨国、跨地区并购浪潮的涌现，期货交易所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各期货交易所都在想方设法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比如，扩大产品或服务的差异化程度等。因此，我们将从产品或服务的差异化这一视角来研究其对竞争性的期货交易所平台的影n向。
一般来说，期货市场中投资者的交易佣金费的收取原则是期货经纪公司在期货交易所规定的佣金比例的基础上上调一定比例收取，因此，在研究期货交易所竞争平台策略时，我们忽略期货经纪公司的中介作用，则期货投资者的佣金费是由期货交易所规定和收取的。也就是说，期货交易所对投资者按照每手收取佣金费。下面我们将期货交易所提品或服务的差异化指标引入期货交易所的利润函数中，运用标准的Hotelllng模型框架来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我们假定投资者在两个竞争性的平台(期货交易所)内进行交易，且两个平台位于线段[0，1)的两端，且用户在线段上均匀分布。平台为两边用户群提品或服务的固定成本表示为f1和f2，涉及到每笔交易的可变成本表示为c1和c2，用户搜索到合适的交易用户的概率是λ，λ∈[0，1]，用dl表示平台对交易双方提品或服务的差异化程度，1=1，2，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假设每个用户只在一个平台上注册交易。uil和ujl表示用户在平台i和j上交易获得的效用。并假设每个交易平台双方用户数量之和为1，即nl1n12=1,n21n22=1其中，上标表示平台的序号，下标表示边的序号。
在以上的假设下，根据Hotelling模型，两个平台所吸引的用户数量为：
将(7)代入(6)，且为了分析的方便，假设每个交易平台上的单个用户的预期交易手数t1=t2=t，则平台的利润函数为：
按照以上相同的假设，假设两个平台对于同边用户收取相同的佣金费，在对称均衡的情况下，单个平台的利润为：
(8)
从公式(8)可以看出，平台的利润函数和平台提品或服务的差异化程度d成正比关系，也就是说，两个平台(期货交易所)的提品或服务的差异化程度对其利润的大小是存在影响的，且差异化程度越大，交易所的利润越高。因此，在当今并购浪潮汹涌的竞争格局下，交易所应该推出多品种、提供多种服务来提高其竞争能力。
二、当代艺术市场的发展对高校绘画授课内容的影响
我国高校绘画教育发展的几十年里，绘画的基础课程一直是以素描和色彩为主，此外，还有课余时间的写生练习，写生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基础知识，是为了将来能够更好地进行创作。教育内容一直沿用写实主义的造型观念，用写实的方式再现客观事物、表现客观事物的真实性，导致高校学生的绘画语言苍白，缺乏创造力。当代艺术在自身标准缺失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绘画的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高校教师一般会强调要避弊端及取长补短，即使是这样，每位学生的绘画作业也会因人而异，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教师布置作业是油画静物，有的学生会用印象派的色彩、有的学生进行苏俄式的写实，还有的学生会使用浮世绘的平涂等，教师的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绘画作品徘徊在写实与表现之间。另外，由于受教师授课内容和方式的限制，以及学生自身能力的限制，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会不可避免地进行模仿，使学生自身的绘画能力得不到充分发展。例如当代艺术家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的单色平涂、曾梵志的“面具系列”和蔡国强的“烟火系列”等作品都成为高校教师教学内容，而这些艺术家的代表性的作品则成为学生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三、当代艺术市场的发展对高校绘画判断标准的影响
二、基于市场需求的翻译教学策略
（1）根据翻译市场的要求，合理设置课程，做到理论和实践兼顾设置合理的课程重点在于翻译方向课堂教学与集中实训并重，课程要做到理论与实践兼顾。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对英语专业毕业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为了使学生在毕业的时候，能够达到一定的英语翻译水平，要根据大纲开设所有必修的专业课程，使学生能修够学分，从而达到市场对应聘者语言水平的要求。首先，口译具有独立的特性，通过一系列翻译课程设置将翻译方向体现出来，构成口笔译课程组。同时，要开设入门课程和交替传译。其次，市场对翻译经验要求最高，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在学期授课任务完成之后，可以增加实训环节，并且学生在学期末或者寒暑假等时间段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翻译量，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大量集中实训。同时，在理论课的基础上，课堂教学环节可以开设高级英汉笔译和高级汉英笔译课程，增加学生语篇翻译的实践。再者，在翻译理论方面，为了使学生了解各种翻译理论，掌握各种翻译技巧，可以开设英汉互译基础和翻译概论课程。除了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之外，还可以设置一些选修课，作为理论与实践课程的补充，如开设一门或者多门翻译鉴赏类课程，重点在于批评和鉴赏。在品读经典翻译的过程中，对比不同的译本，从而培养学生的翻译感。另外，在实训环节学习中，针对市场要求的翻译软件使用上，不用单独开设一门课程，可以教会学生边学边用，在翻译实训室中安装一套翻译软件，增强学习的效果和效率。翻译方向的课程设置主要包括理论课程、实践课程、鉴赏课程。其中理论课程可以开设英汉互译基础和翻译概论；实践课程可以开设高级英汉笔译、高级汉英笔译、集中翻译实训等。而鉴赏课程可以开设翻译与鉴赏等。
（2）增强学生笔头翻译的基本能力，调整教学内容，增强学生翻译的能力2000年，《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提出：“使学生具备笔头翻译的基本能力是笔译课的目的所在。”在没有普及互联网的时候，翻译工作者翻译工作主要靠笔、纸和各种纸质词典以及百科全书，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构成翻译能力的因素也发生了变化，翻译能力的核心便成了双语能力、查阅工具书的能力、双语转换能力等，因此，翻译教学的内容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互联网普及以后，在语言能力的基础上，翻译能力有了新的内容，增加了网络沟通能力、计算机软件、硬件应用能力以及电子工具书使用能力等，特别是翻译软件的应用能力。由于社会发展和需求，翻译能力的构成有了拓展，因此，在研究翻译能力的基础上，翻译教学设计教学内容就要进行相应的调整。翻译教学内容涉及到了翻译实践、翻译理论以及翻译鉴赏三类课程。而这三类课程比较容易分清，内容差别很大。在教学实际中，如何分析翻译实例是任何理论讲授都离不开的，但是在实践性比较强的课程中，所有翻译方向课程组的课程实际上都体现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因此不能不提到翻译理论。为了避免在不同课程中重复相同的内容，根据课程设置，课程组教师要明确每门课程的教学内容。首先，在理论课程中，一般情况下，英汉互译讲授过程中使用的译例是句子和短语，其基础的授课内容是最基础的翻译入门课程，也是基本的概念和翻译技巧。而翻译概论的授课内容从翻译研究的角度上授课，是各种翻译理论流派和翻译研究的热点问题，一般情况下，在讲授的过程中使用的译例是句群和句子。其次，高级英汉笔译和高级汉英笔译的内容是不同文体的语篇翻译，在实践课程中，教师要注重学生实践基础上的译文评析，教师讲授文体特点与翻译策略之后，才组织学生进行语篇翻译实践。而集中翻译实训的内容主要是大量翻译应用文和少量翻译文学语篇。另外，一般情况下，翻译鉴赏课程通过比较分析，选择有多个参考译文的语篇翻译，选出最佳译文，或者对所有参考译文讨论出一个最佳译文。综上所述，翻译课程的内容明确化主要有理论课程、实践课程以及鉴赏课程。其中理论课程包括英汉互译基础和翻译概论，教学内容主要有基本概念、翻译技巧以及翻译理论流派和翻译热点问题等。实践课程主要包括高级英汉笔译、高级汉英笔译以及集中翻译实训，教学内容有大量应用文翻译和少量文学语篇翻译等。鉴赏课程主要包括翻译与鉴赏，教学内容有多个参考译文的语篇翻译。
（3）针对不同课程，采用灵活多样的课堂教学方法，综合提高学生的素质为了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课堂教学需要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针对不同课程，综合提高学生的素质，培养学生的翻译责任感、沟通能力和团队意识。首先，对于理论课程来说，教学方法要以教师讲授为主，课堂教学主要是讲解理论，以学生翻译练习为辅。其次，对于实践课程来说，课堂研讨是教学方法的主旋律，教师的教学方法要指导学生的翻译实践，充分体现出学生翻译实践的价值。同时在课堂上，对于高级英汉笔译和高级汉英笔译来说，学生做翻译的话，教学效率不会很高，因此，最好就是课上师生讨论，鼓励学生课下完成翻译。在每次上课的时候，教师要讲评学生译文，通过课程网络平台和电子邮箱布置作业，并且教师可以上课的时候，选取部分学生上台讲评自己的译文。同时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要积极地互动起来。而在一定的时间段内，集中翻译实训室模拟翻译工作者的工作环境，集中进行大量翻译实践。翻译工作的密度高，强度大，因此，教师的教学方法需要做好项目管理和译审工作，不能和平日的课堂教学一样，学生需要扮演译者和校译角色。另外，为了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在实践课程中，教师布置任务的时候，可以把学生分成翻译小组，便于加强学生之间的沟通。再者，翻译语料在鉴赏课程中，要求教师能够以理服人，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并不是完全凭直觉对译文作出评论，因此，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在备课的时候，教师通过比较、分析、师生讨论等方式，有针对性地选取有多个参考译文的主体语篇供课堂使用，从而得出最佳译文。这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最好是以师生讨论为辅、教师讲授为主。不同翻译课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教学方法的选择会有所侧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为了实现翻译人才培养的目标，教师需要灵活应变，充分备课，不断调整和完善教学方法。
2国内胶原蛋白肠衣供需不平衡、进口加速
国内产量与需求的不均衡造成胶原蛋白肠衣需要大量进口。由图3可知，2012年及2013年我国人造肠衣的进口数量的增长率为36%，增长态势明显。同时，进出口数量的差额在逐步扩大，2011年胶原蛋白肠衣的进出口差额为410万t，2012年为556万t，2013年为1074万t。进出口价格最近几年有接近趋势，尤其是2012年基本相当。
3市场测算
中国目前正处于肉制品加工企业蓬勃发展的阶段，未来几年市场对胶原蛋白肠衣需求旺盛，胶原蛋白肠衣取代天然肠衣市场份额的步伐正在加快。目前，我国的胶原蛋白肠衣占整个肠衣市场约30%，远落后于亚洲整体水平59%，替代空间巨大(如图4所示)。
3．1全球胶原蛋白肠衣市场容量测算
英国德福(Devro)是世界上领先的胶原蛋白产品供应商，除了生产胶原蛋白肠衣外，同时也生产纤维素肠衣。图5是德福最近几年占全球胶原蛋白肠市场份额的情况。据此推算2013年全球胶原蛋白肠衣的市场容量应在5亿英镑左右，折合人民币约53亿元，约相当于130亿m。
3．2中国胶原蛋白肠衣市场容量测算测算基准:
(1)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我国香肠消费量的统计及对未来数据的预估(即图1的数据);(2)香肠与肠衣的比例按照每10g香肠消耗15cm肠衣;(3)胶原蛋白肠衣所占比重，参考目前约占整个肠衣市场30%的比重，未来略有增加。经测算，2014年的市场容量约有58亿m，2015年约有66亿m(如表2)。
教师是教育市场的核心，但目前我国艺术教育机构的教师认定资格不明确，其中有的是各大院校的教师，有的是艺术院校的在读学生，兼职教学是艺术教育机构老师的主要工作方式。分析教师的组成部分，全职多数是熟人介绍，高学历者比例不大。而兼职教师的情况更加复杂，艺术水平差别很大，多数情况下教育机构只选用他们“认准的人”，缺乏统一的标准。各个机构之间的师资力量更是千差万别。同时，在对外宣传上，教育机构往往对教学人员的教学能力与专业素质等进行夸大描述甚至有编造现象。事实上，正由于没有统一的教师资格认定机制，为教育市场主体的投机行为提供了契机。
（二）艺术教育应试主导性明显
根据国家颁布的有关艺术教育规划，艺术教育应当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陶冶高尚的情操、促进智力和身心健康发展的有力手段。但事实证明，一些艺术培训机构在运行过程中脱离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出现了过于偏重考试类培训的运作机制。这种运作机制在培训过程中忽略了“以人为本”的核心教育思想，过分强调学生的应试能力与应试技巧，对心灵的塑造与情感的激发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同时，这种运作机制的出现促使艺术教育脱离了既定目标，艺术学习的工具性被过分强调，更有甚者把其看做进入高校的“捷径”。一般而言，升学类艺术培训中存在的经济价值更大、利润更高，人们通常愿意花费更多的成本而获得升学的“敲门砖”，艺术教育的主体也正是利用学生的这种心理而赚取高额利润。
（三）艺术教育机构地区分布不均衡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艺术教育机构及市场的方向。据统计，我国艺术教育机构主要集中于中东部较发达省份，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分布越密集，而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西北部地区则分布很少。在我国、新疆等省份，很多地区没有一个艺术类教育机构。而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有上百家机构存在。更为夸张的是，广州大学城附近的一个村庄就有超过30家的艺术培训机构。这种市场分布的失衡状态，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低，艺术教育水平更低”的恶性循环。教育的作用不仅在于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与认知能力，知识更是能够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助推剂，能推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柏拉图曾经就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进行过深刻探讨，马克思也曾经提出过“教育水平应当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的论断。因此，艺术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一个方面，其不均衡发展只会进一步扩大西部与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
（四）行政机关监管不力
尽管国家法律对民间办学的监管问题有相关规定，但实践中，行政机关监管不到位的情况屡屡发生，尤其是诸多无证办学的机构，只有出现严重问题、被曝光在公众视野后才会引起行政机关的重视。根据相关法律，我国民办教学在审批之前需要到教育主管部门、相关文化部门、工商部门等多个行政部门办理手续。而目前，各个职能部门对艺术教育市场主体却持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对于经济效益好的机构交叉监管，竞相分得其中一杯羹，而对于经济效益较差的机构，则互相推诿。
二、艺术教育机构及市场困境的法律分析
如果在一些问题上形不成某种共识，社会上的人就不能互相交往。人类的相互交往，尤其在市场中的经济交往都依赖于某种信任。信任以一种秩序为基础，而需要维护这种秩序，就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为了增加现代经济生活的可靠性，大量成文和不成文规则成为了必需品，法律应运而生。在规范艺术教育市场的运行中，最重要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它对民办教育机构的设立、组织和活动等多方面进行了规定，从2003年适用以来，对培养艺术人才、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法律运行过程中的诸多困境，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法律原因。
（一）中央立法不完善
1.模糊性规定较多，不利于操作
从中央立法角度来看，目前涉及民间办学的国家性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国家没有专门规制艺术教育市场的法律。《教育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级各类教育，适用本法”。兜底性条款的规定把艺术教育纳入到其管理范围之内，它通过第二十六条对教育机构设立的条件进行规定，“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有组织机构和章程，
（二）有合格的教师，
（三）有符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所及设施、设备等，
（四）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从法律规定发现，在少有的有关民间教育机构设置的国家立法中，“合格”“符合规定标准”“必备”等模糊性词语较多，这种没有严格和明确标准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为行政机关的执法带来了困难。《民办教育促进法》在一定程度上细化了相关规定，但仍然没有达到严格、明确的标准。艺术教育机构的设立资金、场地要求等都没有明确限制，从这点来看，艺术教育机构及市场的不均衡发展有了合理的解释。法律模糊性带来的必然结果是行政机关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在艺术教育机构的设立过程中，权比法大，行政机关的文件比法律条文管用的现象就出现了。政府行为的空间有时会超出立法的宗旨和原意，更有甚者利用可以动用的“社会资源”，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进入艺术教育市场的资格。很多人希望通过政府、领导的干预，更直接、更有效地满足自己对利益的追求，这必将破坏艺术教育市场的秩序。
2.行政登记制度不完善
虽然我国在民办教育相关法律中规定了登记制度，但相比之下，我国艺术教育的登记制度仍然有较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我国艺术教育机构的登记机关为县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这种行政登记是为了行政机关的管理而进行，除了发生争议或者权利人主动要求之外，行政机关没有义务将登记情况主动公开，同时，这种登记不存在特殊的效力，即使实际情况与登记的内容存在差异，这种登记也不能产生任何的效力。登记制度的不完善，必然导致艺术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信息不对称，使学生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很难得到保护。完善登记制度，公开艺术教育机构的必要信息，能够给学生在选择之初就提供相应保障，同时也能够避免教育机构相互之间恶意竞争，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
3.立法滞后
法律应当随经济的发展而进步，教育相关法律作为协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法，对提高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国《教育法》于1995年开始实施，随着教育问题的日益增多，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立法滞后必然带来立法空白与立法漏洞，不利于艺术教育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地方立法不普及
国家立法的缺失，从另一个方面而言，给地方立法留下了较大的发挥空间。我国很多地方对艺术教育市场的准入都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规定，为法律的实施提供了更高的可操作性。如《北京市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设置管理规定》中第二章第六款：“举办非全日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辅导机构的，其校舍建筑总面积应不少于1000平方米；设备总值应不少于100万元，图书资料不少于1万册。按照不低于20：1的生师比配备专任教师，参照有关规定配备班主任等学生教育管理人员。”地方性立法体系的完善，能够为艺术教育市场提供更好的指导，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这种带有地方特色的立法，通常与地方的市场经济状况相适应，一方面能够充分反映当地的艺术教育市场情况，同时能够更加促进市场的繁荣发展，但这种地方性立法的普及性还有待提高。
（三）行政性立法空白
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决定了行政机关的重要地位。他们通过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及行政司法等手段，在发展经济、维护秩序、保护公民利益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立法是行政执法与行政司法的基础，没有完善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与司法很难顺利完成。而在艺术教育相关领域，我国几乎没有相应的行政立法，这就决定了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与司法过程中难以发挥自身的职责，行政监管的缺失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行政立法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能更好地实施国家性法律。为了更好地促进维护民办教育市场的发展，《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的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而全国性的行政立法至今尚未颁布，行政立法的空白导致行政机关针对艺术教育市场无法可依。缺乏行政机关身影的艺术教育市场必然出现混乱的景象。
作者：张涛
职业教育对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
1． 有利于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竞争意识和市场意识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过:“观念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5］观念对人有着巨大的作用力。育人是教育的主要功能所在，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职业教育更是承担着此项重任。职业教育在向学习者传授知识和工作所需的技能之外，也培养了学习者竞争意识和市场意识。我国农村地区由于长期受到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思想保守，自给自足和故土难离的观念根深蒂固，缺乏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市场竞争意识。而面向农民大众的农村职业教育，对于转变农民的这些传统观念作用明显，能有效提高农民的自我经营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更好地在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大潮中谋得生存与发展空间，实现剩余劳动力切实有效的转移。2． 有利于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农村科技水平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训练中工人所获得的技能能力，使其工作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根据此理论可知，经过教育提高个人的生产率主要是因为教育能够提高个人的认知技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写道 :“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6］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受过 4 年初等教育的农村劳动力比未受过教育的农村劳动力的粮食产量高 8． 7% － 9． 3%”。［7］据闵维方对我国汽车工厂的实证研究表明，“受过职业教育的工人的生产率要比仅受过一般教育的工人高 6%－ 11% 。”［7］可见，教育和生产率之间存在一种直接正相关关系。农民加大自身的职业教育投资，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相关的职业技能，起到对劳动力再生产的作用。农村职业教育培养职业人才，有利于促进科技积累和传承，使科技促进劳动生产由“潜在性”变为“现实性”。因此，农民在接受职业教育时，所获得的生产能力提高，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提升，即加大职业教育———提高农民劳动技能———提高生产率———提升农村科技水平。3． 有利于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适应力，提升职业稳定性在各类教育中，职业教育和就业最为密切，普通教育侧重于增加受教育者的知识存量，而职业教育的直接结果则是能够增加人力资源的技能存量。［8］在现代经济建设发展的社会中，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农村劳动力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可以有效地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提高职业技能，最终有利于农民增强在就业市场中的适应性。根据 2009 年 3 月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调查统计，在返乡农民工人群中，文化程度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的返乡农民工分别占 2． 4%、14． 8%、65． 8%、11． 1%、4% 和 2% ，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民工就占到82． 9% 。［9］这说明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越低，转移后的农民工越容易回流，受过农村职业教育的具有中专或大专学历的农村劳动力回流的较少，由此可见，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大职业教育培训力度有利于增强其就业的稳定性。
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下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1． 劳动力转移的实训基地和设备缺乏，对农民工培训的缺失职业教育是培养实用型、操作型或技能型人才的教育，这就要求教学过程中配备辅助教学的实训基地和相应的设施设备。目前，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实训基地建设政策扶持力度不够，立法保障性有待加强。［10］职业教育难以针对劳动力转移配备相应的实训基地和设备，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培训缺失，导致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不适应。针对农村青少年的职业教育，多数职业学校的教学手段仍拘泥于单一的课堂教学形式，教学方法仍固守单向的程式化讲授与训练。据有关职业学校的调查，有 55． 4% 的学生表示“没有去过实训基地”，有 33． 73%的学生“在校内的实训基地实习过”，有 10． 82% 的学生回答“在校外的实训基地实习过”。［11］与此同时，企业一般也不愿意接受学生的短期实习，或者附属成为学校的实训基地。专业实训基地和设备的缺乏，必将无法满足农村职业学校的学生的要求，更无法培养出企业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他们要求的职业教育知识面宽、实践性强，种种因素致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效性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农村职业教育在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2．“双师型”教师配备不足，教育质量难以保障由于我国农村职业教育起步较晚，教师队伍建设一直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职业院校教师总量上不足，在质量上，学历达标率低，而理想的专任教师应该是不仅具有合格学历，而且具有专业技术职务且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双师型”教师。据教育部职成司统计，职业高中专业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分别占 46． 71%和 2． 7%，兼职教师比例只占 3． 4%，远远低于国家 15% 的标准。［12］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严重缺乏，多数的教师是从学校毕业就直接到职业学校任教，他们没有企业工作的实践经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课题组 2006 年的一项调查，在回答“您在企业或单位从事过与现专业有关的工作多少年”时，有62. 9% 的教师回答“没有”，有 19． 3% 的教师回答“5 年以下”，只有 17． 8% 的教师回答“5 年以上”［13］。可见，很多职业学校的教师岗位需要的工作经验和职业技能培训缺乏，新教师的知识结构与职业教育所要求的知识结构不相适应，对学生相应的实训教学及指导工作难以完成，难以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致使职校学生社会认可度低，限制了劳动力的转移就业。3． 经费投入不足，受教育机会减少近年来，我国对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增长缓慢，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从 2001—2008 年间，我国教育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是对普通高中的投入，平均年增长 32． 58%，增长最为缓慢的就是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年平均增长 15． 65%，［4］767远远低于其他教育类别的年增长率。从图 1 也可以看出，2004 － 2008 年这 5 年来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占国家财政性经费的比例有所增加，但支出总量在所有教育门类中最少。据调查统计，县一级政府平均对全社会的教育开支中城市使用了 77%，农村仅使用 23%。［14］许多地方政府把城市教育当做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正事”，对农村教育重视度不够，更不用说农村职业教育。研究表明，职业教育成本是同级普通教育的 2． 6 倍，主要用于实训基地建设和学生技能训练。［15］由此可见，职业教育同普通教育相比，需要更大的财政经费投入。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限制了外来投资的利益选择，社会不同主体的参与度很低，政府对农村职业教育投入不足，直接导致农村富余劳动力受职业教育的机会减少，最终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向外流动。
一、涉外金融交易的界定
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有三个:筹资人、投资人、交易货币。一般意义上，一国金融市场(完全)对外开放与一国建立(与国际接轨)国际金融市场在概念上具有等价意义。当一国金融市场未完全开放时，客观地存在“涉外金融交易”概念，涉外金融交易既与国内金融交易不同，也与国际金融交易不同。
关于什么是国际金融交易，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可被称为“市场论”，其划分标准是资金是否跨境流动;另一种观点可被称为“要素论”，划分标准是金融交易活动中是否存在“涉外因素”。而“市场论”认为国际金融交易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可以下图表示。
在上图中，①属于国内金融交易，②③④属于国际金融交易。“涉外因素论”认为，将构成金融交易的基础要素:筹资人、投资人、货币进行组合，可产生以下几个不同的结果:
1.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2.投资人以外国货币贷款给其本国居民;
3.投资人以其本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4.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第三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5.投资人以外国货币(筹资人国货币)贷款给非本国居民;
第1种情况是100%的国内金融交易，但若担保人为境外机构，或资金被用于国际贸易，这种交易可能被认为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3、4、5种情况，无论按“市场论”或“要素论”的标准，都是国际金融交易。
第2种情况，按“市场论”应为国内金融交易，按“要素论”应为国际金融交易。在我国现行规章制度管理下，这类交易被称为“涉外金融交易”中的“外汇贷款，’(外汇贷款属于“涉外贷款”，涉外贷款包括:外汇贷款、对外商投资企业贷款、外贸贷款)。
此外，还有人从国际收支统计口径出发，以交易结果是否引起国际收支变动乃至是否影响一国外债而判断是属国内金融交易或属国际金融交易。笔者认为，应该将涉外金融交易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
在上述五种组合中，除第1种以外，其余四类都应界定为广义的涉外金融交易(广义的金融交易包含国际金融交易);界定狭义的涉外金融交易标准应是金融交易是否存在国家金融管制。在2、3、4、5种组合列中凡以市场机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国际金融交易;凡以国家金融管制为主要调节机制的金融交易应定义为涉外金融交易。
金融交易中的国际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结果、状况直接涉及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深层次地影响一国内外均衡。因此，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各国均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金融市场由管制到开放的过程。
二、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路径
如果将金融市场“对外完全开放”和“对外完全不开放”作为一数轴的两端，在“完全不开放”端点附近，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金融交易大部分属于涉外金融交易，相应的金融交易处于国家较严格的金融管制之中;当向另一端移动时，意味着出现了国际金融交易与涉外金融交易的替代，国家金融管制趋于放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开放都是必需面对的重大间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导致的金融经济体系的波动成为一个共同面临的问题。墨西哥于1993年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1994年彻底开放资本市场，允许51家外国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进人。
资本市场的过早开放使得国内经济中潜在和积累的矛盾在宏观经济出现问题时彻底地爆发出来，酿成1994年12月的经济危机。韩国的情形与此类似，1996年为了加人oECD，被迫接受金融自由化要求，接受允许企业自由借款的条款。一年之后的1997年，韩国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卷人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作为延迟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的另一类范例，同样值得关注。日本1964年承担IMF第8条款开放经常账户义务，1984年对《外汇及其外贸管理法》进行修改，放松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这一过程用了20年时间。并且至今依然保留着许多限制外资进人，以及对国内金融机构进行保护的措施。对于金融市场的过度保护，使得金融体系始终缺乏足够的竞争力，这可能是导致日本经济近年来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之一。
综观各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都存在着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因为防范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的基本目标。这样在一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存在着双重目标统筹协调问题:实现金融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为此，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强化管制，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通常采取的做法。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业竞争力低下，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并且由于强化金融管制产生了金融风险的积累，当金融市场开放后，往往长期聚集起来的金融风险在出现导火索时骤然爆发了。另一种做法是:放松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种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休克式和渐进式。前一种方式往往导致一国出现若干年国民经济的衰退，社会和政治领域经历较长的动荡和混乱，社会发展在历史的轨道上转向。后一方式现在得到较广泛的认可，认为在这种方式下，在金融管制逐步放松的过程中，由于金融风险会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当然，这种方式由于金融市场开放历时较长，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对国内机构保护过多，会使金融体系缺乏竞争力，日本就是例证。因此，在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必须把握住放松金融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以往，我国金融监管较多地倾向于不断强化管制，金融市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育，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相对较弱。但是在实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金融市场开放中，实际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开放路径:设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领域、规模—逐步增强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场性。这实际上是使涉外金融交易成为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一个操作平台(尽管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这一路径是在为了解决当时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而形成的)。根据中国的承诺，加人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将大幅度对外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外部的金融市场动荡将如何影响我国金融运行的安全和稳定，取决于国内金融机构能否抵御激烈的外部竞争和外来冲击。又由于任何金融开放都是一种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因此，总结分析以往的金融开放路径，探讨如何为今后的金融开放构建更加合理、有效的操作平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外汇体制改革:从涉外金融交易向国际金融交易转变的制度演进案例分析
中国自1978年一2002年，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748.73%。外汇体制改革是过去这20年推动中国出口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严格按照中央计划部门制定的进出口计划经营。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计划时，首先开列一份必须进口的物品清单，然后根据所需款额，找出国内能够出口以换取这笔外汇的物资。由于当时汇率对外贸水平和进出口货种的影响甚微，当局遂参照旅游业、华侨汇款等少数非贸易性活动可能受到的影响以制订汇率。主要根据中国一篮子消费品与世界各大城市的相对价格而做出。由于中国不少消费品定价偏低，因而大大高估了人民币。
998年，中国决定开放经济、拓展外贸。随着外贸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和企业，汇率由原来制订外贸计划时的会计手段，变成推动进出口决策的重要信号。最初出台的措施，主要是为了抵消汇率偏高而对出口的抑制。其后，为进一步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国家对汇率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
第一，逐步下调官方汇率，以抵消出口成本上涨的影响。
第二，实施外汇留成制度，允许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保留部分外汇收人，以满足自身进口需要。
第三，开放外汇调剂中心，让出口企业可把外汇留成以较为有利的汇率折换成人民币。在随后的十多年中，国家以贬值为基本措施，来刺激对外贸易的发展。第一次贬值是1981年1月，以2.8元人民币对1美元为内部结算价(创汇成本)。制订内部结算价时，管理当局以赚取1美元外汇的平均成本为基数，在此水平上追加10%的“利润”率。这次贬值是中国外汇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主要根据创汇成本，而非国内消费品相对于海外的价格而制订汇率水平。1983年到1993年期间，由于创汇成本在这期间内不断上涨，当局不断下调汇率，使出口较为有利可图。这期间，人民币先后六次贬值，幅度由9.6%到44.9%不等，官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2.8:1调到5.32:1。19叫年1月1日汇率并轨，官方汇率更一举下调到8.7:l水平。当年，出口、旅游和外来直接投资增幅分别高达31.9%、56.4%和22.7%。外汇储备在1994年和1995年分别增长114.5%和42.6%，1998年5月达到1409亿美元。由于外汇供应增加，官方汇率逐步轻微上调。1998年4月后，官方汇率大约处于8.28元人民币对1美元的水平。贬值基本上是在市场“倒逼”下实施的，因此，贬值在一定角度上可看成是对管制的放松。
出口企业自1978年起获准留成外汇。其后，留成的比例显著提高。1979年规定，地方政府的出口如果超越前一年的水平，获准留成超出部分的40%。1985年，获准的外汇留成已不少于出口总额的25%。1991年，留成更可高达出口总额的30%，但中央政府保留权利，必要时得以调剂价收购企业30%的外汇收人(1994年统一汇价后，留成制度便被撤销)。留成制度实施后不久，出口企业和地方政府获准将外汇配额转售给需要外汇作进口用的单位。这一来，企业与企业也就能够在市场上兑换外汇。持有配额的单位由于能更好地利用其外汇留成，拓展出口的积极性更高。除了用来进口产品设备，出口单位还可以以高于官方的汇率换取留成的利润。留成制度扩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引人了市场机制。如同留成制度，外汇调剂市场事实上也逐步加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规模;逐步加人和加大市场的机制。
1950年，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率先开办外汇调剂服务。有关业务迅即扩至内地12个大城市。早期的交易价是3.08元人民币对l美元。1985年，深圳设立第一家官方的外汇调剂中心。翌年，上海和北京跟进。再一年后，同类中心扩大至天津。在1985年到1987年，外汇调剂中心只对中外合资企业提供服务，国内企业不得参与。1987年，国内的轻工业公司、工艺品公司和服装业也获准在调节市场上出售留成。1988年4月，所有国内企业都获准在调剂中心上出售留成。外汇管制放宽后，外汇中心的数目和交易量都有所增加。1992年12月底，全国有100多家调剂中心，交易额达到250亿美元。在1994年的改革中，全国性的银行同业外汇市场取代了调剂中心，并实施外汇结售制度。出口企业所有外汇收人按规定一律须出售给指定的银行。对进口企业而言，企业只要向当局授权的银行出示进口合同和境外金融机构签发的付款通知，即可换取外汇。
以上措施，从一个角度看，实际上起到了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严厉管制。1994年以来，最根本的变革也许是撤销调剂市场，在国内设立统一的全国性银行同业外汇市场。
在新制度下，国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和外经贸部实施的行政控制来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和经常账差额，而非借着对经常账的来往实施外汇管制。在新的制度下，汇率不仅影响进出口，还通过各种市场和机制间的联系，对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因此，制订汇率不再只是贸易和经常账的问题，必须同时考虑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各种不同利益团体的平衡、货币及财政政策等广泛的问题。由于中国对内和对外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制订汇率时，也就不能只是为了促进出口。事实上，经过1994年的改革，中国基本上不再以创汇成本来制订人民币汇率。从1994年到1997年，中国的一般物价水平涨幅约50%，创汇成本也显著上升，但由于外汇供应增长，人民币汇率反而轻微上扬。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成本上升，降低了出口的盈利性。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加大，中国经济对内和对外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汇率的影响扩散到外贸以外的部门。中国利用汇率政策以促进出口的自由度因而有所下降。1996年以后，出口增长幅度一波三折，19%年出口只增长了1.5%，1997年出口上升20.9%，1998年，出口升幅较1997年大幅回落，1999年抬升，2000年大幅上升，2001年又大幅回落。虽然出口部门力促人民币贬值，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内外均衡，仍然保持汇率稳定。2002年初，国家进一步改革、完善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和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制度，提高外汇指定银行周转金额度，降低进口企业设立外汇账户门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出口企业售汇自主意愿。前不久，金融管理当局又批准四大国有银行开展外汇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至此，在经常账户项下，人民币与外汇间的兑换(交易)，在市场机制对管制的替代过程中，不断向市场化方向演变，现在离进出口企业完全意愿结售汇越来越近。
笔者认为经常项下外汇市场的开放，客观地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比较成功的。资本市场的开放应遵循着这一基本思路:在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规模和逐步放松对涉外金融交易的管制中，逐步开放资本市场。
一、保险市场交易成本的界定
（一）交易成本与经济绩效
社会产品由生产过程进入消费过程一般有两种形式的成本消耗，一种是生产成本；一种是交易成本，企业均衡就是这两种成本共同作用的结果。生产成本是直接用于产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各种人、财、物等资源的消耗，生产成本可以转移到新产品中，形成新产品的价值。交易成本则是各种交易活动中时间、人力和金钱的消耗，与生产成本不同的是，交易成本尽管也是各种资源的消耗，但这种消耗不会增加新产品的价值。
为了达成交易，人们必须出入各种市场，收集各种信息，了解产品的质量和相对价格，对交易的各个细节进行谈判、协商和检验，签订协议并监督对方的履行，有时甚至还要承担相应的损失，所有这些活动都要耗费相当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这些消耗都是交易成本的范畴。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指出，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而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而纯属交易者之间为达成（或放弃）交易而耗费的成本。
由于消费者对各种产品的购买看重的是产品自身的价值，但交易成本不增加产品的价值，也不增加消费者的效用，因此从资源配置的最佳效率出发，理想的状态就是交易成本为零。但在实际交易活动中，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因为交易成本发生在人与人交往的层面，在交往过程中，威廉姆森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经济环境也是不确定的，加上资产的专用性以及交易人的投机动机的存在，交易成本总是大于零的正数。因此，威廉姆森形象地将交易成本比喻为经济世界的摩擦力。
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条件下，各种经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是不存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比其他资源配置方式有效也并不是因为其消除了交易成本而是因为其交易成本更低，也因此，努力降低交易成本就成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确保经济绩效的题中之义。
（二）保险市场交易成本
康芒斯将交易分为市场的交易、组织的交易和管理的交易，市场的交易发生在市场交易人之间，组织的交易发生在组织内部，管理的交易发生在政府与管理对象之间。康芒斯对交易的划分也适用于对保险市场交易的划分，并确定相应交易成本类型。
首先，围绕保险合同的签订与执行，投保人和保险人要进行多次交易以沟通信息、解决分歧、达成共识。为此，双方都要耗费相应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这就是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的交易成本。
其次，由于保险公司的活动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为了确保投保人的利益，政府就要对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管。在保险公司和监管机构之间围绕监管也存在着“交易”及相应的交易成本。
再次，保险公司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为了适应保险市场分工不断发展的趋势，借助于各种中介机构推销自己的产品、提供各种服务等，使各种中介机构加入保险服务的行列之中，保险公司与中介机构之间的交易也会产生交易成本。
最后，保险公司之间、保险公司与其他行业的企业之间也会因为各种业务合作、资产组合或竞争而发生各种交易，也会产生相应的交易成本。
因此，保险市场交易成本产生于保险交易的各个层面，按照主要交易层面划分，保险市场交易成本主要包括签订和执行合同的交易成本、监管的交易成本、中介服务的交易成本和同业与非同业之间的交易成本。
二、保险市场交易成本变动的影响因素
保险市场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总体上可以归结为威廉姆森总结的四类要素，在保险市场交易成本始终为正的条件下，研究影响交易成本变动的因素对于控制交易成本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在现行市场条件下，影响保险市场交易成本变动的因素主要有：
（一）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由于保险业对风险信息具有高度的依赖性，信息的完全沟通对于达成交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保险是一种知识和技术含量都很高的特殊商品，相对于消费者而言，具有从业经验的保险人具有保险信息方面的优势，特别是在保险创新速度不断加快的条件下，保险人对保险信息的掌握程度远非一般消费者可比。同时，消费者对于属于私人信息的保险标的的了解也是保险人所不能及的，这样就产生了保险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从事保险交易双方如要使交易顺利达成，就必须向对方公开其所需要的全部信息。
在保险合同签订过程中，即使交易双方都有主动将信息完全透露给对方以顺利达成交易的心理，在沟通过程中也存在交易成本，比如不能准确完整地向对方披露信息，或者对对方披露的信息不能正确理解而使信息交换不完全等情况都会产生交易成本。如果交易双方都有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谋取“交易剩余”的投机心理，不向对方披露全部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交易成本问题就会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保险人由于对投保人的信息掌握不充分，不得不投人更多费用与精力收集有关信息，防范投保人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从而使交易成本上升，保险费率也不得不因补偿交易成本而上升，从而增加了投保人的成本。另一方面投保人也容易在对保险人或保险险种的信息掌握不充分的情况下作出错误的投保选择，使自己得不到合法的保险保障甚至毫无保障。
信息不对称问题存在于保险交易的各个层面，是导致保险交易成本产生、决定交易成本大小的主要因素。从相关性来看，保险信息不对称越突出，保险市场交易成本就越高，各方为实现交易就要支付更多的交易成本，有些交易甚至因为交易成本太高而被放弃。
（二）保险业务的性质
对于常规性、技术含量一般、保险责任较小的业务和风险发生的概率比较稳定的业务，由于对其的处理已经有程序化的制度和规范，因而交易成本较低。对于新业务、技术含量较高、保险责任巨大以及风险控制比较特殊的业务，保险公司就要花费大量的成本去收集有关资料、分析承保风险、制定分保方案等，其交易成本就比较高。同样，独家承保比多家共保的交易成本相对要低、直接承保比投标承保的交易成本低。
（三）保险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
保险市场体系主要包括保险公司、保险中介和投保人，其中保险中介机构在节约交易成本方面具有特殊作用，这也是保险中介存在的基本原因。这种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通过提供专业化的服务，高效率地代替了交易双方的某些活动，减少了双方的交易成本；第二，中介机构的中立性使其服务具有公信力，有利于消除分歧和疑虑；第三，中介机构可以提供信息沟通与业务咨询等方面的服务，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和保险知识与业务处理专业化对交易完成的障碍。因此，完善的市场体系、尤其是发达的保险中介体系对于降低保险市场交易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四）市场竞争状况
根据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理论，市场结构（Structure）决定企业行为（Conduction），企业行为又决定经济绩效（Performance）。根据该理论，竞争性的市场比垄断性的市场更有利于提高经济绩效。因此，提高保险市场的竞争性有利于降低保险市场交易成本。其机理在于，由于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保险公司必须通过提高服务的效率、简化服务的程序以及开发功能多样化而又容易识别的产品以降低投保人的交易成本，增强自己对客户的吸引力，从而改善公司的经营绩效。
此外，竞争的加剧还会使信息传递加快、信息流量加大，著名经济学家诺思为此指出：“信息费用由于买者和卖者的大量存在而降低”。保险公司也会努力加大其产品和服务宣传以及保险知识宣传的力度，在客观上降低了信息搜寻的成本。
（五）保险监管
诺思认为，国家（政府）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同时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其原因是政府在维持制度的效率方面具有双重效应，即既具有维持高效率、低交易成本的产权制度的功能，同时又具有维持低效率、高交易成本的产权制度的功能，这就是“诺思悖论”。在保险监管方面，“诺思悖论”问题同样存在，即保险监管在降低了交易成本的同时又增加了交易成本。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政府从事保险监管的目的在于通过实施监管，规范保险市场和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使保险公司在经营风险的过程中避免风险，确保其有足够的偿付能力。从这层意义上讲，保险监管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这也是保险监管效应的主要方面。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法制环境的不健全以及监管模式转换等，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影响市场交易成本，这种效应主要基于在保险产品与服务创新不断加快、新型交易不断涌现以及保险业重组与兼并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保险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与保险业发展的不断创新产生了矛盾，表现为保险法律及其规章制度滞后于保险实践，导致部分保险交易行为的发展因缺乏相应的规范而不能健康发展。同时，在正式的交易制度不能及时制定并实施的条件下，非正式的交易制度和交易行为就会产生，保险市场部分交易出现失控。
（六）保险从业人员的努力程度
保险从业人员是保险交易的直接参与者，在各种交易过程中，保险从业人员降低交易成本的动机和努力程度对保险交易成本水平有着重要影响。影响保险从业人员努力程度的因素主要有市场竞争程度、企业文化的作用，现有岗位的竞争程度以及企业剩余收益分配制度等。由于这些影响因素非常复杂，而且保险从业人员是其人力资本的直接所有者，其自主性和积极性的发挥与努力程度难以观察。如果保险从业人员在交易过程中自觉地发挥并挖掘自身人力资本的潜力，努力为交易提供最大的便利，保险市场交易成本就会降低，反之交易成本就高。
三、保险市场交易成本的控制
控制和降低交易成本不仅具有改善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一般意义，而且具有适应保险业发展规律以促使自己成长壮大的特殊意义。因为根据大数定律法则，保险公司只有大量接触风险事件、进行广泛承保才能提高对风险的预测和驾驭能力，实现其不断成长壮大的目标，而这些都需要保险公司努力降低交易成本，需要为保险公司提供宽松的环境。
当前，控制我国保险市场交易成本的思路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优化制度设计
1.完善保险法规体系。结合保险市场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围绕新颁布的《保险法》，制定、修改与之配套的保险法规和制度，对保险市场行为规范、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信息披露、保险中介机构的经营管理等进行明确规定。
2.进一步完善保险合同的制定与争议处理制度。从易于保险合同的签订与执行的角度出发，对保险合同的样式、结构与内容不断完善，使保险合同既容易理解，又易于执行。同时建立保险合同争议处理机制，大力发展保险仲裁。
3.建立保险市场信息与沟通制度。以保险公司改制和争取进入资本市场以及实施偿付能力监管为契机，建立保险公司市场信息与沟通制度，扩大信息与沟通渠道，要求保险公司接受社会咨询与投诉。
（二）强化保险监管
1.加强偿付能力监管力度。通过优化监管指标设计，对保险公司实施分级、动态监管，将各保险公司机构增设、业务开拓、资金运用的调整等与偿付能力挂钩。同时规范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和行为，确保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和真实性。
2.完善审批制度。控制审批范围，能通过市场调节的尽量不审批；能通过较低层级和效力审批解决问题的尽量采用较低层级和效力的审批形式。同时，不断优化审批的程序，简化审批手续，使审批效率不断提高。
3.进一步提高监管透明度。贯彻保险监管公开原则，不断扩大保险监管信息公布的范围，增加信息公布的渠道，将重要保险信息和重大保险事件的处理及时向社会公布，保证保险公司和社会公众能更快地获得保险监管信息。
4.对保险市场的交易行为实施重点监管。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和技术手段，对保险市场进行动态监控，对容易产生重大问题的交易行为实施重点监管，以规范保险市场的交易行为，净化市场环境。
（三）大力发展保险中介
1.拓宽保险中介的发展空间。加大保险公司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的力度，从有利于发挥保险公司自身的专业化经营的优势出发，将适宜保险中介承办的业务剥离出来委托给保险中介，为保险中介提供相应的发展空间。
2.提高保险中介机构人员的素质。人员整体素质低下是制约保险中介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保险中介机构要以提高人员素质作为实现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3.规范保险中介机构的经营行为。通过加强监管、实施信用评级、建立黑名单制度等对保险中介的经营行为进行监控，确保保险中介诚实守信、依法合规经营，防止保险中介偏袒保险交易的任何一方，防止保险中介借助于垄断性的优势要挟保险公司和消费者。
（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哈耶克认为市场经济制度使人类合作秩序得以自由扩展和自发演变，因此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有利于促进交易双方的合作，增强交易双方的诚信约束，减少交易摩擦。降低保险市场交易成本无疑也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