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存在巨大的资产泡沫，世人对此已有共识。去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未来前景如何，目前大体是三种看法，即“V”型曲线、“U”型曲线和“L”型曲线。我的看法是美国很可能走出“L”型曲线，而结论不是出自美国，而是出自日本。
日本经济在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陷入长期萧条，而且越陷越深，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导致银行体系瘫痪。首先，在过去10年中世界经济并未发生大的萎缩，在美国经济带动下，反而是最好的10年；其次，从产业面看，日本始终保持了出口优势，去年外汇储备已突破4000亿美元，所以，日本的危机显然不是来自供给过剩；第三，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危机中，经济萧条也会导致银行系统紊乱，但经济萧条是因，银行危机是果，而在90年代的日本却出现了因果倒置的情况，是由于银行系统紊乱导致经济萧条，这些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了新特点。
认识这个特点需要展开更大的视角。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到70年代，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工业化，进入到这一时代，产业资本开始具有从物质生产领域向外游离的趋势。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世界货币体系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约束的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虚拟经济急剧膨胀，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例如，1997年国际货币交易额高达600万亿美元，而其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只占1％。这说明，世界资本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或许可以叫做“虚拟资本主义，因为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所分析的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列宁分析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矛盾、基本运行规律以及爆发危机的形式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不从这个新视角看问题，许多事情就看不清，也看不远。
例如汇率的决定问题。在传统经济中，本币是否坚挺，取决于产业增长好坏、是否有贸易顺差及储备是否充足，但在日本经济和亚洲金融风暴中人们却看到这些东西统统不起作用，相反，美国经济在过去10年中制造业处在长期萧条状态，国民消费40％依赖进口，经常项下的逆差超过印度一年的GDP，美元却不断走强，所以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是资本项下的国际资本流入流出决定汇率水平和一国的繁荣与衰退，这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虚拟经济为主体的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也有了新内容，即不再是为了争夺物质财富，而是为了争夺金融与货币霸权。欧元统一就有这个意味，而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也是意在打压欧元的势头，维护美元的霸权。并且可以看出，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围绕争夺国际资本的冲突正在升级。
日本经济危机的新特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1985年，美国压迫日元升值，日本产业资本由此从物质生产领域流向资本市场，导致泡沫经济泛滥。在泡沫经济膨胀时代，企业以证券和地产作抵押从银行获得现金，再到资本市场上炒作，这使企业资产价格的上升速度，高于企业负债的速度，因此不论从企业还是银行看，资产负债状况都很健康，但当泡沫经济膨胀到顶开始破灭，一切就都反转过来。由于资产价格的下降速度，大大高于企业债务的清偿速度，就在银行内部形成巨大坏账，但是企业破产后银行却不能破产，否则就是全体居民和国家的破产，经济由此长期萧条，走出“L”型曲线。
美国目前的资产泡沫比日本要大得多，以股市市值衡量是日本峰值时的四倍。2000年4月，美国新经济的泡沫开始破掉，9月以后，以道指、纳指双双下跌为标志，美国资本市场也膨胀到顶峰，随时有可能崩溃，美国目前防止崩盘的主要作法是，在外资和个人离场后拼命向股市注入资金，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票以维持股市点位，但这是“饮鸩止渴”，会使今后危机的爆发更严重，而不会改变这个结果。可以猜测，美国泡沫经济的破灭会有三根导火索：一是“安然”风潮继续扩大，使投资人丧失信心而大规模离场；二是由于欧洲经济更加健康，国际资本向欧洲转移；三是日本经济危机深化，迫使日本抛售海外资产，而日本最主要的海外资产是在美国。
因此，70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资产泡沫先破于日本，后破于亚洲金融风暴，今天轮到了美国，美国金融风暴则会引发全球金融风暴，并使全球资产泡沫彻底破灭。如果是这样，不论美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会走出“L”型曲线。
没有不合理的货币制度，哪来如此庞大的全球资产泡沫？所以追根溯源，全球金融风暴也是货币制度危机的产物，但用什么来代替现存的货币制度，不仅探讨的文章极少，许多人还根本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问题。
外需形势不好，中国经济增长也会受到损害，但不会出现负增长。在若干年后，情况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因为可能会出现世界金融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90年代以来，已经出现了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在发生全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只剩下中国一个亮点，因此中国迟早会成为国际资本的避风港。但是为了避开全球金融风暴，中国又不应开放资本市场和使人民币国际化，所以，要把引资大门开在香港，把中国的企业更多的推到香港上市。香港将会因此成为世界第一大的资本市场，港币也会成为最坚挺的货币，这对繁荣香港经济，夯实“一国两制”政策基础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已经没有了产业霸权，但是还有货币霸权和军事霸权，货币霸权实际是产业霸权的替代品，因为只要有了货币霸权，美国人就可以依靠别国的生产锦衣玉食。所以，美国人决不会轻易让出美元的霸权地位，而是要用军事霸权来改变国际资本流向，以保卫美元的霸权。小布什之所以提出所谓“邪恶轴心”论，就是在欧洲和中国人的家门口事先布下两个点，打的是国际资本的可能流向，一旦美国资本市场不稳就有可能动武，因此世界并不太平，我们必须洞察先机，作好必要的准备。
一、看清世界才能看清自己
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7年走低，2000年终于出现了转折，增长率开始上扬，许多人因此松了一口气，更有乐观者认为，走出增长低谷和通缩阴影的中国经济，会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期。但是，先是从去年3月到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陆续转入负增长，然后是从7月份开始，广义货币M2的增速反超出M1的增速，显示出货币大规模退出交易过程和通货紧缩回归的趋势。从工业生产看，去年一季度的增长率还高居11·2％，进入二季度降到10％上下，进入三季度降到9％上下，进入四季度已降到8％上下，其中11月份的增长率只有7·9％，创1998年以来月增长率最低水平。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公报，2001年的GDP增长率只有7·3％，不仅低于2000年的8％，也低于1998年的7·8％。
令人不解的是，从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启动内需的一系列政策以来，2001年可以说是内需增长最强劲的一年，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全年高达12·1％，比2000年整高出近2个百分点，是1999年投资增长率的2·4倍！从消费看，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率全年为10·1％，也比2000年高出0·4个百分点。两条国内需求曲线，一条显著上扬，一条平缓上扬，当年只有出口增长率从上年的27·8％猛跌到6·8％，是一条陡直下跌的曲线，但是目前出口只占到GDP的22～23％，净出口更是只占到不足2％，那么为什么经济增长曲线不跟随占主导地位的国内需求曲线上升，而是跟随出口曲线下降呢？
这就必须从我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结构来看。大约从1995年到中国的“九五”计划全期，从南部的深圳，到中部的上海，再到北京的中关村，短短5、6年的时间里，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形成了巨大的电子产业带，电子通信类产业1994年在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还只有3％，但是1999年就超过了轻纺、钢铁、化工、汽车等传统产业部门，成为中国制造业中的第一大产业，产值比重超过了9％，其增长率大约是同期工业增长率的3倍以上，其中，个人电脑和芯片等产业的增长，更是比同期工业速度高出8～9倍。随着电话、手机、网络等通讯方式的高速发展，服务业中信息产业部门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根据有关资料计算，2000年二、三产业合计，电子通讯类产业目前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已达到六分之一，这一比重，甚至高出许多工业发达国家。
在1994年以后中国经济逐步走低的背景条件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产生这一变化的动因，主要不在中国内部，而在中国外部，在于1995年以来美国“新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美、日、台、韩等国家与地区的电子通信类产业，在这一时期向中国沿海地区的大规模转移。这些国家和地区需要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优秀的劳动力素质，提高他们的电子信息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电子信息类产业的高度外向型发展。在贸易统计中，电子信息类产品出口被统计在机电产品出口中，其中机械和运输工具类约只占20％，其他是电子和电器类产品。1995～2000年，机电类产品出口新增额占全部出口新增额的47·4％，而同期新增出口机电值占同期机电工业新增产值的比重亦高达42·9％，也就是说，在过去6年中，机电工业新增产出份额的40％以上都是面向出口的。由于机电工业新增产值目前已超过全部工业的三分之一，而近年来新增GDP中来自于工业的份额又几乎占到50％，因此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直接贡献，当在年均1～1·5个百分点之间，如果考虑到机电工业是产业链条最长的产业，则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对总体经济增长就更加具有全局性影响。
正是因为中国近6年来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电子信息类产业的外向型增长，今年以来世界经济的衰退，特别是美国新经济的崩溃，使其对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吸纳力大大减弱，就立即引起了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的衰退，中国经济增长曲线跟随出口曲线下滑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率，从2000年的24·2％下滑到2001年1～10月的4·2％，不仅低于同期6·1％出口总增长率，10月当月甚至出现了1％的负增长。从最有代表性的电子信息类产品芯片出口看，近三年的出口增长率高达32％，但从2001年初就转入负增长，10月份的下跌幅度甚至超过了30％。
经历了20年的改革，中国经济早已从封闭走向开放，已经深深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说“世界经济感冒，中国经济打喷嚏”，已经没有任何玩笑的意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直接与间接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约已占到全部出口的40％，因此美国经济不仅对世界经济，也对中国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目前大家都在预测2002年的经济形势，我看未言中国经济，先需看清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今年的走势如何，然后才能说中国如何，因为至少今、明两年内，中国经济增长曲线跟随出口曲线变化的规律不会被立刻改变。
二、从世界资本主义新阶段与货币制度危机的视角
去年全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只有1·1％，创近10年最低水平，当年工业设备利用率只有74·7％，创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固定资本投资已连续四个季度下滑，失业率已达到前所未有的5·8％，据估计还有可能继续上升。
有些人以为，是“9·11”事件打击了美国经济，其实不是。美国经济此次衰退，可以追溯到2000年4月以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为标志的新经济泡沫崩溃。在纳指暴跌后，4～9月间道指仍挺在万点以上水平，但自9月下旬至2001年4月，不仅纳指再次暴跌，道指也随纳指双双下跌，纳指从3800点跌至1670点，道指从10850点，跌到9480点。美国经济和股市自2000年9月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强劲增长势头，因此“9·11”事件只是使美国经济在衰退的斜坡上下滑得更快，而不是下滑的起点。
既然不是偶然事件造成美国经济衰退，对何时出现复苏就存在着许多争论。目前对美国经济的前景大概有三种不同意见，即“V”型曲线、“U”型曲线和“L”型曲线这三种判断。简单说，“V”型曲线就是认为美国经济可以立即走出低谷，“U”型曲线是认为不可能在短期内复苏，要等两到三年；“L”型曲线则是说，此次衰退的时间会持续很长，何时复苏不可预期。
我对美国经济是持“L”型曲线的看法，但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不是源于美国，而是源于日本。为了说明我的观点，就必须对日本经济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和分析。
日本经济在过去10年的平均增长率只有1·1％，去年又进入10年中的第四次负增长，以致于日本政府公开的对今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就是“0”。号称二次战后“世界经济中的优等生”、曾在国际市场上纵横驰骋40年，把美欧经济打得抬不起头来的日本经济到底出了什么事？
日本经济的问题可以追溯到1985年美、日签署的“广场饭店协议”和其后的“卢浮宫协议”，美国逼迫日元升值和强迫日本政府降息。日元升值后，日本出口受到打击，产业利润随之摊薄，同期日元利率水平又降低了一半，从5％下降到2·5％，引起日本民间的巨额资金纷纷涌入资本市场寻找出路，由此导致日本地产和股市狂涨以及泡沫经济泛滥。1985年日经指数还只有1万点，仅仅过了4年就狂涨到4万点。股市总值占GDP的比重，1985年还在60％，1989年一度超过150％。地产价格比股市涨得还利害，日本的国土面积只是美国的1/25，但在最高点时，日本地产的理论价格竟是美国地产价格总值的四倍！由于企业筹资容易，刺激了私人投资的活跃，其占GDP的比重跃升到25％，比80年代前半期整高出5个百分点。这些都刺激了经济增长水平，80年代下半期，日本经济平均增长率高达4·7％，大大高于80年代平均3·8％的水平，企业利润4年中也大涨了70％。
但既是泡沫就没有不破的时候，1990年初，日本政府由于担心经济过热，开始提高利率水平，股市应声而落，1992年以后，房地产价格也开始跟随股市进入暴跌过程，起初人们以为是暂时现象，谁想到却持续了10年，到今年2月5日，日经指数竟跌破了9500点，早已跌破了1985年股市狂涨前的水平，创18年来最低。1991年有人曾预测，由于泡沫经济破灭所造成的企业年破产坏账损失，放开胆子说总数也就在8～10万亿日元，但1999年当年日本企业破产所形成的坏账额，已高达15·9万亿日元，2000年又上升到25·8万亿日元，2001年1～11月，日本企业破产坏账月均额达3·3万亿日元，看来全年突破30万亿日元是轻而易举，所以仅近三年企业的坏账损失就已是10年前最大胆估计的7倍！1992年，日本央行的一个内部工作班子曾起草了一份秘密报告，评估泡沫经济破灭对日本银行资产造成的不良影响，其中推测日本银行体系由此所形成的不良债权总额在25～50万亿日元之间。这份报告后来不知怎么流传到社会上，把日本社会各界和国际金融界都吓了一大跳，认为不可思议。但是去年日本央行行长速水优公开承认，日本银行体系的全部不良债权已达150万亿日元，这还招来日本民间和国际金融界的一片痛斥，说他没讲真话。据日本民间和国外有关机构估计，日本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可能在250～300万亿日元之间，这也大概是10年前日本央行秘密报告估计数的6～10倍！
日本经济陷入长达10年的衰退，起因并不是经常发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危机。从日本外部看，这10年美国经济正处在长期繁荣期，亚洲经济在“97金融风暴”以前也是一片繁荣，欧洲经济在1997年后逐步作出紧缩低谷，经济增长率直追美国。从日本内部看，在这10年衰退中，日本的产业仍然保持了强劲的国际竞争力，这可反映为日本贸易长盛不衰的顺差。去年8月，日本的外汇储备已超过4000亿美元，遥遥领先于欧盟和亚洲各国，居世界首位。因此，造成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真实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金融体系在巨大的坏账损失面前无以自拔。
日本的“L”型曲线说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具有了新的特征，即不是产生于生产过剩，而是产生于金融体系崩溃。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中，最后也会导致金融体系崩溃，但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而在今天的日本经济危机中，我们却看到了这种因果关系的倒置，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原因只能从世界资本主义的金融与货币制度中去寻找。众所周知，在二次战前，世界的货币制度是“金本位”制，即各国的货币发行与各国的黄金储备挂钩。二战后，在美国主持下，建立了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世界货币体系进入到“金汇兑”本位制。不管是金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世界货币量的增长在正常的状态下，都要受到“物”的制约，换言之，就是说无形财富的增长要受有形财富的约束。在传统资本主义经济中也有所谓“虚拟经济”，如证券交易、外汇交易等，但这部分脱离物质生产与交换的货币，必有一部分社会的物质产品剩余与之相对应。
然而，美国由于在60年代的越战中军费浩大，国家财政难以为继，不得不依靠大量发行货币支撑，由此再不能维持美元与黄金的稳定比例，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一纸文告，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金汇兑本位制随之宣告瓦解，世界货币体系进入到所谓“牙买加”体系时代，即在货币发行制度中再也找不到“物”的影子，各国中央银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想发多少货币就发多少货币，由此导致世界货币发行象脱缰野马一样膨胀开来。以美国为例，1966年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还占到80％，无关的只占20％，而到1976年，即“布雷顿森林”体系仅解体5年后，其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就只剩下20％，而无关的则上升到80％。到1997年，世界贸易额当年为6万亿美元，而当年世界货币交易额为600万亿美元，即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额只占到1％，美国当年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还要少，只占到0·7％，可见世界货币运动与物质产品生产流通的关系分离到了何等程度！据德国一家研究机构的资料，目前世界各国累积的货币发行总量，已经是世界年度GDP总额的60倍！
各国央行发行货币是供给，既然物质生产与流通所产生的货币需求是如此之少，那么庞大的货币需求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就是产生于股票、债券、外汇和地产等这些虚拟经济的交易。在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券商、外汇交易商和房地产商等，以自己手中的证券、外汇与地产等向银行作抵押申请贷款，获得现金后再到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行炒作，这些抵押品在炒作中升值后，又可以向银行申请得到更多的贷款，进行新一轮的炒作，如此循环往复，一方面形成巨大的货币需求，另一方面在货币的支撑下使虚拟资产价格不断膨胀起来。在美国，70％左右的银行贷款是流向股市的，再加上房地产等方面虚拟经济的需求，与物质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需求只占不到1％就不是难理解的事情了。
1997年，美国的两个学者墨顿和斯克尔斯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贡献，是在70年代初提出的期权与衍生工具理论。实际上在上世纪20年代期权理论就已经有了完整形态，但是以前研究期权理论的学者没有生活在货币脱离物质生产的时代，不可能提出衍生工具理论，由此也不可能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反观墨顿和斯克尔斯，正是由于他们的理论适应了资本主义新的经济形态的需要才能大行其道，而各种金融衍生工具，正是推动货币需求与虚拟经济如脱缰野马一样膨胀的重要机制。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与物质产品相交换，所以若货币发行过多就会导致通货膨胀，但是为什么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国际货币已经膨胀到如此地步，却没有发生严重的、持续的国际性通货膨胀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也在思索当中，初步的认识是，首先，即使在货币脱离物质生产过程而独立运动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依然存在的，这仍然会由于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和多数社会物质财富而形成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自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主要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国际市场价格都是不断下降的，以致出现了害怕形成世界性通货紧缩的担忧。从世界各国的国民总储蓄率看，在1965～1990年期间，发展中国家是持续上升的，大约从18％上升到28％，同期发达国家从24％略降至22％。由于储蓄是稳定并上升的，货币随时可以转变成商品，因此过度发行的货币主要是在虚拟经济领域导致资产价格膨胀，而不会大规模冲入物质生产与流通领域，导致物质产品价格的膨胀。这就是所谓的“盘子”理论。你可以想象在你家中有10个盘子，但由于你家只有3口人，所以经常被使用的盘子始终是放在最上面那3～4个。你的夫人可能由于喜欢而又买了10个盘子，但你家每餐所使用的盘子决不会因此而增加。当然，资本市场的溢价也会刺激消费，从而引起虚拟经济领域中的货币向物质经济领域回流，就是所谓的“财富效应”，但二者远非对等的关系，例如在美国，居民的金融资产每溢价1美元，平均只能引起0·04美元的消费购买力。有关分析资料显示，1996～2000年这5年中，美国居民的资本市场溢价收入高达11万亿美元，但平均每年由此增加的消费购买只有不到1000亿美元，还不足美国年度GDP的1％。所以由资本市场回流的这部分货币，根本不足以导致物质生产与交换领域中的通货膨胀。
其次，一般而言，本国储蓄不足会导致贸易逆差，如果没有足够的外资流入就必须动用外汇储备，如果外汇储备告罄就必须限制进口，强制实行贸易平衡。但对于拥有国际货币地位的国家来说却并非如此，因为从理论上讲，只要世界各国接受本国货币作为交换和储备货币，即便是本国的净储蓄为负值，只要在全球范围内储蓄是稳定和增长的，就可以通过增发货币来满足进口需求，而不会由于本国过度发行货币而引发本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实际是利用本国硬通货的国际地位，向接受这些货币的国家征收“铸币税”。在此条件下，必然是利用国际收支经常项下的逆差向世界输出货币，购买本国所需要的商品。在美国，虽然90年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达10年的高增长，但国民总储蓄率却从1990年的19％下降到1997年的16％。从居民储蓄率看，1990年为6·8％，1995年已降到3·8％，1999年竟降到－1％。在此期间，贸易逆差也从1990年1200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4500亿美元。在这一期间，由于美元的强势沉重打击了本国的制造业，进口消费品几乎占到本国居民全部消费的40％，而自1995年以来，美国每年所吸纳的世界净储蓄份额平均在三分之二以上，最高的1999年竟达72％！一个世界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本国居民可以不事生产，仅凭美元的霸权地位就可以把他国居民创造的物质财富据为己有，可见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为何如此紧张美元的强势地位。而没有“硬通货”地位的国家如果过度发行货币，仍会导致物质经济领域的通货膨胀，如刚刚发生的阿根庭金融危机就是如此。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已历30年，庞大的货币资本已逐步演变为独立于物质经济之外的异生体。这个“货币怪物”不仅培育出了极具泡沫化的虚拟经济，也在不断改写许多传统经济中的重要运行规律，甚至成为世界经济运行趋势的主导。例如，在传统的世界经济中，汇率是由贸易决定的，如果在贸易项下有顺差，一国货币就会升值，反之就会贬值。这是因为，在传统经济中，由物质产品的生产与交换所引发的货币交换，是货币运动的主体。但是在货币脱离物质经济运动的条件下，由于围绕物质生产流通所发生的货币交换越来越不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间货币运动的主要渠道也逐步转到资本项下进行，因此货币汇率就越来越决定于一国资本项下是逆差还是顺差，而与贸易项下的变化没有关系。所以，一国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是否强劲，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高低，乃至是否有贸易顺差及国际储备是否充足这些在传统经济中决定汇率的重要项目，现在统统显得无关紧要，而是否可以引入大量国际资本、是否可以保持本国货币的强势，才是决定汇率乃至本国经济繁荣还是萧条的关键。如前所述，日本经济尽管可以保持国际竞争力，尽管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日元仍然一路走贬，而美国经济尽管制造业凋敝、经常项下的逆差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GDP却仍然可以保持美元的坚挺和经济的繁荣。
所以是否可以认为，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不同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也不同于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分析的帝国主义阶段。因为在这两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仍然是发展物质产品生产，但先是在1956年，以美国的“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为标志，美国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所谓“后工业化时代”，以后到70年代，英、法、德、意、日等其他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产业资本开始具有从物质生产领域向外游离的趋势，再加上货币脱离黄金的条件，就使虚拟经济逐步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从而改变了传统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许多基本运行规律，也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点发生了变化。在这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资本世界的主要矛盾，也是大国利益纷争的目标，也已发生了转移，已从一战、二战时争夺生产物质产品的资源与销售市场，转变为争夺国际资本，因为只要有了货币霸权照样可以锦衣玉食。欧盟的统一从欧元开始，也是要与美国争夺货币权，而美国在欧元启动初期就发动“科索沃战争”，目的就是打压欧元的势头，用美国的军事霸权维护美元的世界霸权。从这点讲，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在现阶段也具有了新特点，就是为了争夺国际资本而打，而不象以往那样，是为了争夺生产物质产品的资源与市场。小布什在阿富汗战争后突然提出了所谓“邪恶轴心”论，把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鲜类比成二战时期的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对这种子虚乌有的谎言，许多人感到摸不着头脑，但若用资本主义世界新的主要矛盾观点看，则不难看出，美国人是在欧洲人和中国人的家门口布下了两个点，打的是国际资本的可能流向,现在先拉开打的架式，一旦出现资金从美国大规模退场的势头，就有可能在这两个方向上动武。欧洲人在科索沃战争后已经开始看清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在小布什提出“邪恶轴心”论后，欧盟和英、法、德、意、西等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都发表了反对意见，甚至连一向对美国跟得最紧的英国，也说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下次反恐战争，英国将不会出兵。所以，如果有第三次海湾战争，欧洲人极有可能与美国翻脸，甚至发生或明或暗的军事冲突。
脱离物质经济的货币与不断膨胀的资产价格都不是正常状态，从日本的经验看，是泡沫就总有爆裂的时候，“不是不爆，时候不到”，而一旦到了爆裂的时候，就会对金融体系造成巨大破坏，再反过来形成信用紧缩效应，导致经济进入长期萧条，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特点。泡沫经济破灭会首先打击一国的金融体系，是由于证券、地产等泡沫的破灭，会在银行体系内部形成不断增加的巨额坏账，这与泡沫经济的膨胀正好是相反的过程。从日本的经验看，在泡沫经济膨胀时期，企业以证券和地产作抵押从银行取得现金到资本市场炒作，由于企业资产价格的上升速度远高于企业负债上升的速度，因此从企业看资产负债状况良好，还可以申请新贷款；从银行看企业的抵押品不断升值，银行发出的贷款有充分保证，因此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也很好，可以不断对企业提供新贷款。况且银行体系本身也在购买大量资产，例如日本各商业银行所持有的股票占到日本全部股票的30％，股票升值使银行的盈利与资产增加。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规定，银行的自有资本必须占到其全部资产的8％才算正常，但银行的自有资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股东权益，即股东投入的创业投资，第二类是补充资本，主要包括坏账准备、从属债务与所谓“隐性资产”，就是未实现的股利。两类资本各占50％，在日本，在第二类资产中，“隐性资产”又占到45％，所以，银行所持有的股票溢价就可以使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上升，有能力贷放更多的资金，从而成为银行信用膨胀的重要条件。
捅破资产泡沫的形式可能有多种，在日本是因为央行加息，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是因为外资抽逃，但是资产泡沫破灭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股市与地产价格出现暴跌，这时的情况与资产泡沫膨胀时的情况恰恰相反，企业的炒作资金无法收回，就无法归还银行的借款，银行由于担心更多的企业陷入债务危机，一方面收紧银根，不愿对企业放款，一方面逼企业还债，而企业为了归还银行借款，不得不抛售手中的资产，从而引起资产价格的新一轮下跌。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在这一时期，资产价格的下跌速度会大大高于企业的债务清偿速度，进而在银行体系内形成不断增大的坏账，这就是日本经济10年来的现实。股市和地产泡沫可以破，企业资不抵债宣告破产，企业的泡沫也可以破，但是破到银行却破不下去了，因为企业是对银行负债，银行却是对企业和个人存款者负债。在泡沫经济膨胀时期，企业和个人都从泡沫经济创造的繁荣中获得了收入，这部分资产泡沫已转换成企业和个人的银行存款，在企业破产风潮中，当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出现大规模减损的时候，如果也让存款方中的泡沫相应减损，银行当然能恢复正常状态，但在银行存款中何为企业和个人的正常收入，何为泡沫经济收入根本难以讲得清，又如何破的了？况且，日本1·2亿人口有近11万亿美元的居民储蓄存款，但日本政府所设立的存款保险金却只有360亿美元，只相当于全部居民储蓄存款的0·3％，所以让银行也大批破产而让政府对存款人负责是不可能的事情，而若在银行与政府都不能对存款人负责的情况下让银行大批破产，就无异于让全体国民和整个国家破产，正是这个原因使日本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无法平衡，这也是日本银行和历届政府找不到解决银行问题出路的根本原因。况且，由于银行所持有的资产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大幅度贬值，资本充足率相应下降，贷款规模必须随之紧缩，乃至出现全社会的信用紧缩，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尚且难以获得足够的贷款，一般企业就更难获得银行的支持，经济发展由此受到极大阻碍，因此，银行问题找不到解决出路，日本经济必然是走出“L”型曲线。
顺便指出，由于资产泡沫破灭和银行体系破坏才是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的原因，因此10年来日本历届政府想用扩大内需的政策创造日本经济景气，可说是文不对题，因为日本经济根本就不是由于物质生产领域发生问题而造成停滞。现在日本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从80年代中期的60％上升到160％，利率几乎为“0”，已经没有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去年末以来又转向汇率政策，操纵日元大幅度贬值，可见还是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子，反而会加重日本的经济危机。因为日元贬值会进一步降低日本资产的价格，从而在银行内部形成新的坏账损失。目前外国人手中持有的日本证券约占12％，日本资产价格下跌首先会迫使外国人抛售手中的日元资产，由于日元是硬通货，日元资产贬值，也会迫使本国居民抛售日元资产，转向其他国家的资产。正确的作法反而是应该让日元升值，以提高日元资产的价格水平，这样才能扭转日本资产价格的下跌趋势，相应减少银行的坏账，使金融系统转入正常运行。
现在来看美国。如果美国也存在着巨大的资产泡沫，破裂的后果，就必然是与日本一样，走出“L”型曲线。
现在几乎没有人否认美国存在着资产泡沫，对比美日经济，美国的泡沫比日本只大不小。首先，从规模看美国比日本要大得多。东京股市市值最高峰时不到5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最高为160％，而美国股市峰值时直逼19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最高为260％；其次，从涨幅看，日本日经指数1985～1989年从1万点涨到4万点，5年间上涨了3倍，美国道琼斯指数1995～2000年从3900点涨到11783点，也是5年间上涨了3倍，美国经济泡沫的膨胀速度比日本不遑多让。
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标志着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一年来这场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形成一种“蝴蝶”效应，引发了国际金融风波，导致全球闹股灾。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的坏账是4600亿美元，由于美国把坏账证券化，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现在扩展到全球，波及到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银行，估计最终损失要达到1.2万亿美元，其损失和危害正在逐步显露。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预计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的影响将持续到2008年10月末或年末，才能最终见底。美国一打“喷嚏”，全世界都跟着“感冒”，这就是金融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传感效应。
一、美国次级贷款的内容和特点
次级房产贷款简称次贷，是一种房地产抵押的按揭贷款。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分为三级市场，第一级是优级房贷市场，第二级是次优级房贷市场，第三级是次级贷款市场。次贷政策对中低收入的购房者很有诱惑力，因为它具备了三个特点：一是次贷低首付，有的次贷甚至没有首付，这对中低收入者特别具有吸引力。一般的按揭贷款都要有首付，大概占总额的20%—40%，而次级贷款的低首付特点则激起了人们的购房欲望。二是次贷期限长，有的20年还本息，还款周期长使贷款者压力小。三是次贷利息前低后高，即前2年是低息，后18年是高息，越到接近20年的时候利息越高。这三个特点使得中低收入者踊跃贷款购房，房地产价格涨得很快，一套豪宅最高达到几百万美元以上。
美国开办次级贷款的初衷是好的，旨在解决中低收入者买房难问题。这项措施启动后，美国的私人住房率提升了6个百分点，为1000万中低收入者解决了住房问题。在美国，孩子18岁以后基本自立了，剩下父母构成了家庭的小型化。次级贷款政策迎合了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并较好地满足了美国人的购房欲望。但市场经济的供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次贷刺激了房市，也毁了房市。因为当时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暴涨，信贷双方都有一个心理底线，即最后实在不行就卖房子还贷款，反正也赔不上，结果恰恰就在这里面出了问题，房价连跌了40%，房地产市场因此溃不成军，终于爆发了次贷危机。
二、诱发次贷危机的原因
从根本上讲，次贷危机是金融炒作的结果。美国金融是全球一体化的龙头，很多银行都在发行贷款证券（英文缩写是MBS），形成债务后再卖债券（英文缩写是CDO），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波及到全球形成了一个债务链，债务链一断，便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波。探求原因，主要是三个因素集合造成的。
（一）宏观调控力度不当。美联储为了有效调控经济，格林斯潘首先是在2003年之前多次降息，从5%降到1%。降息使贷款成本下降，诱使很多人靠次贷买房，促成了房地产“泡沫”。而后美联储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又连续13次调高了存贷款利息，到2006年初由最初的1%调到了5.3%。因为利息高了，还贷的成本也就高了，本金滚利息，越滚越大，加重了还贷者的压力。美联储主导贷款利息前降后升的“U”型走势种下了祸根，致使很多人次贷低息买房，而后又高息还款难，最终引发了危机。
（二）房地产市场失衡。美国房地产从2006年开始降温，“泡沫”破裂后，房地产价格大跌，原来售价100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只能卖到60万美元左右，出现了房地产全面缩水和下跌的局面。这使最终指望卖房子还贷款的人始料不及，房价下跌到卖房子也还不上贷款的地步，次贷危机终于浮出了水面，引发了金融风波。
（三）金融机构推波助澜。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便竞相炒作房地产贷款的证券和债券，炒来炒去，炒得扩大化了，波及到全球，把很多国家和银行都卷了进去，从而引发世界性的金融波动和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是历史的巧合。现在设想：如果美联储当年不加息，贷款的利息也就不会这么高；如果美国的房地产价格还在涨，房主还贷就不会出问题；如果只是单纯为了刺激房贷，没有证券商、银行家从中炒作金融衍生品，也就不会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而现实的结果恰恰是这三个问题汇集在一起“交叉感染”，其结果必然引发美国的次贷危机。事出有因，绝非偶然，偶然寓于必然之中，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三、次贷危机的后果和危害
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像计算机病毒一样，马上蔓延到全球金融系统的各个角落，带来了全球性的诸多问题，包括现在的股灾和金融风波。
（一）次贷危机引发美元贬值。美国处于世界霸主地位，小布什希望美元贬值，贬值后会刺激外贸出口，降低进口，减少美国的外贸逆差，这是他的基本立足点。美元贬值以后，美国可以多印美钞向全球输送通货膨胀，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都出现了反应，物价上涨、经济放缓。比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从2005年7月21日晚上19:00开始升值，到目前已累计升值了18.2%，汇率已突破7元的大关。到2008年年末，人民币与美元的比率将升到6.6元，接着继续再升到5元，2020年最后升到4元左右。人民币升值的另一个原因是压缩出口、增加进口，降低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美国打压人民币升值意在减少它的外贸逆差，内外的原因兼有，就像“天平”的两端，一端是美元贬值，另一端人民币就要升值，这是一个联动的过程。美元贬值带动人民币的升值加快，为全球输送通货膨胀，现在俄罗斯的物价涨得也很厉害，欧盟、日本、新加坡、韩国也都受到影响，物价都在上涨。所以，面对物价上涨，中央提出“两个防止”，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利用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等多种经济杠杆调控物价和股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次贷危机引发石油价格上涨。美元贬值之后，美国、纽约和伦敦的期货石油价格最高接近每桶150美元（七桶为1吨），一吨是100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6800元左右。石油是全球的软黄金，经济高速发达之后，石油更是经济血脉。目前，我国每年石油的消耗量是2.7亿吨，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如果石油涨价，会引发我国很多产品涨价，中国的物价就会形成“井喷”效应。现在中石化、中石油天天向发改委反映，我国一半的石油靠进口，如果石油不涨价，就会出现倒挂和亏损，发改委只好让财政给其补贴120亿元，让其别涨价。2007年我国物价上涨，工业品是石油领头涨，副食品是猪肉领头涨。由于我国垄断产业太多，资源管理不到位，产品成本降不下来，电力、石油、煤碳等资源性的行业都提出要求涨价，但老百姓又怕涨价，这使国家发改委一手托两家，处在两难的选择中，即一手托企业要涨价，一手托民众怕涨价。若经济问题弄不好，则会引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次贷危机引发很多国家经济减速。由于美元贬值，石油涨价，美国经济发展开始减速。2007年美国GDP增长率为2.2％，比2006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2008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0.4％，第二季度预计只有1％，预计2008年全年美国GDP增长率为1.5％左右，最悲观的是高盛公司预测只有0.8％。美国、日本、欧盟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现在都在减速，而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正在崛起，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
四、全球金融系统的新特征
通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的金融风波，发现世界金融系统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把握。
（一）金融系统的整体性。世界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货币的国际化和金融系统的一体化。现在看，全球的金融系统是连为一体的，已经形成一个联动互补的新格局，一个地方出问题，马上会引起连锁反应。这需要我们整体把握金融系统的形势和走向，不要孤立地片面地看待经济问题。
（二）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全球的金融资本近100万亿美元，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过剩，大概有8万亿美元的流动资本掌握在一些金融大鳄的手里，在世界各地寻找机会进行投机炒作。其中，有一个金融大鳄叫索罗斯，他的手里有上千亿美金的“热”钱，1997年，他看到亚洲的金融市场刚开放并很脆弱，便到泰国的金融市场搅动一番后抽资脱逃，致使泰铢当天贬值，并引发了整个东南亚的金融风险，中国的香港也深受其害。国际游资多了以后就会到处窜，像老鼠一样哪有窟窿就往哪里钻，所以金融系统开放后要更加注意安全性。现在看，几次大的金融危机都是国际游资投机形成的。比如1997年泰铢贬值引发的东南亚金融风险，199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的金融风波等，都是国际游资的流动带来的后果。在我国，这些国际游资基本上会炒四个“市”，都很有规律。第一步是炒期货市场，通过抬价，把国家的物价系统搞乱；第二步是炒股票市场，把股市烘起来，出现股市“泡沫”，到高位之后再抽资逃跑，套住的是中国的股民散户；第三步是炒房地产市场，形成房地产“泡沫”后再抽逃；还有一些高手进行第四步，即炒外汇市场，在汇率浮动中挣钱。这些金融大鳄在期市、股市、房市和汇市这“四市”上做文章，投机炒作到一定程度，把老百姓和股民的钱换成美元揣走了，留下的是金融灾难，这已成为一种定式和基本规律。
（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某个环节有了风吹草动，马上形成一种“蝴蝶”效应，整个金融系统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因为它是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这种大趋势无法遏制。虽然次贷危机本身仅仅几千亿美元，但全球都受影响。我国的股市离美国很远，但也受到了波及。股民是炒信心、炒预期，如果信心和预期都没了，股市也就跌惨了。现在看，这次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形成一种灾难，就是由全球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带来的。
（四）金融波动的周期性。金融系统的运行具有周期性，只有认真了解和把握，才能未雨绸缪，驾驭金融形势的变化。从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我们就知道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危机时会出现牛奶过剩倒到海里、产品积压卖不动、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和物价飞涨等现象，这是那个年代初级阶段的经济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型的危机，这是即时危机的基本特征。经济发展到今天，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发生经济危机，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所以金融的安全性至关重要。由过去的生产过剩型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这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规律。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也出现了一些周期性的规律，比如经济过热，基本上是8－10年出现一次。1982-1984年，我国出现第一次经济过热，进行了治理整顿；1994年，出现第二次经济过热，进行了第二次治理整顿；2006年末，出现第三次经济过热。我国股市也呈周期性变化，基本上是五“熊”三“牛”，股票行情是“横有多长、竖有多高”，这些都是辨证的。现在需要我们掌握的是周期性，准确把握经济走向和规律，从而做到未雨绸缪，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美国看市场经济的优势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用市场法则和价值规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第二，产权多样化，鼓励竞争，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但是，市场经济也有负面效应，会周期性地出现一些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经济的主要危险是通货膨胀，因为当时是短缺经济，经常供不应求，物价自然就会上涨。市场经济有通胀，也有紧缩，二者交替进行，但主要危险是通货紧缩，即生产过剩、物价低迷、消费不足。在1998-2005年期间，我国经历了8年的通货紧缩，经济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目前，我国又一次进行宏观调控，防止通货膨胀，但要注意调控的节奏和力度，要点刹车，不能急刹车，急刹车容易造成翻车。如果长期过度地紧缩银根，那么到2009年末，我国有可能重新滑入通货紧缩，5年内经济将无法有大的发展。不能一放就胀，一紧就缩，这几年我国一直是这么周而复始地走这条路，现在要注意掌握调控的力度。如果再次出现1998年的那种通货紧缩，我国就难办了，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太大，再加上弱势群体多，如果经济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那么很难保就业、保稳定，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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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国出口贸易不尽如从意，特别是头6个月的出口贸易更是严重滑坡，后半年则稍有回升。有人分析我国出口贸易的滑坡的直接原因是出口退税率的下调导致的。但其中是否也有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有下降之虞呢？
尤其重要的是，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呆帐是困扰我国金融形势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的头号大敌。我国银行资产占GDP的比率大大超过发达国家的同一比率，比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率也高出许多。据《经济学家》周刊的数字，我国银行负债资产在1995年的这一比率是80%左右，而美国是50%左右。亚洲国家除日本外都比我国低。
我国银行受国家的控制程度比大多数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受国家的控制程度要高出许多。在同一期的《经济学家》周刊中，以国有银行资产占整个银行资产的比率来反映的这一程度，中国的这一比率接近100%。印度为70%，台湾省为接近60%。俄罗斯为25%左右，韩国为18%左右。
由此可见，我国的金融市场存在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目前这是一种可能的风险，但是一俟条件成熟，就会转化为现实中的金融风险。
乍一看起来，东南亚金融危机似乎与平民百姓无关，仔细一想其实大谬不然。难道通货膨胀、银行倒闭跟咱们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太习惯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包揽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以致我们对金融市场中广泛存在的风险麻木不仁。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如1988年1993年经济增长过快，物价上涨过猛的情况，这也是市场金融风险的一种。
但我们的银行从来没有因为经营者管理不善，出现不能支付居民存款的现象。近几年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也曾有过几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因经营管理不善而倒闭，但我们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考虑，没有抓住机会向储户们宣传因银行支付出现问题而出现的金融风险。因此我们对这一类的金融风险没有亲身感受。
其实，我们一直在市场中迈进，银行支付不济而导致银行挤兑风潮的风险会用它特有手段让我们付出代价。我国台湾省近几年不是也曾出现银行挤兑风波吗？日本前几年出现的银行倒闭一直都在困扰着日本经济的顺利复苏。去年日本市民不是为反对日本政府用财政收入来垫支住宅金融的巨额亏损吗？
银行也是企业，它亦存在着因支付困难和经营不善而倒闭的必然性。只是我国的金融才刚刚迈向市场化，银行的经营水平、资产质量等一系列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但这不是我们松懈对金融风险警惕的理由。只要风险存在，就一刻也不能放松对它的警惕。
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但给国际金融市场及其金融当局提了个醒，也给我国广大的老百姓们提了个醒。在当今老百姓拥有越来越多的、种类繁多的金融资产的时候，他们特别需要培养自己的风险意识，提高自己的金融风险的预防能力和承担能力。
中国的股民们已经多次领教了股市的风云变化，他们对股市的风险有了切身感受。但是中国的老百姓们对银行会倒闭的金融风险则没有亲身经历。因此今天叫狼来了，会没有人相信。若是当真狼来了呢，我们只有亡羊补牢了。
要实行灵活的汇率政策
在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中，以泰国为首，包括其他东南亚各国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韩国等国，因货币纷纷不支，目前，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都已宣布扩大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浮动范围，或相继与美元脱钩，倾刻间，东南亚的美元区支离破碎。在与美元挂钩采取钉住“通货蓝”的东亚国家中，除了香港外，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新加坡结果无一幸免地遭到了失败，付出了惨痛的高昂代价。
八十年代，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东南亚各国都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将其固定在一定水平上，而不是根据市场供求变化来进行调整。1995年，美日签定加强美元协议后，各国也未能及时调整汇率政策，结果逐步造成本国货币严重升值，最后成为投机商的攻击目标。
本来，不论哪个国家采用钉住特定“通货篮”汇率制度在实践中皆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一、联系汇率制度不能充分反映本国经济运行规律，因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几乎不可能长期与被盯住货币国的经济发展相同步、相一致。因此，在经济发展不同步、不一致的前提下，又竭力维持联系汇率，就必然要付出高昂的金融成本，当本国经济发展良好，国际竞争力强时，则撑住联系汇率不觉太费劲，若情况相反，则大家都看到了，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就是活生生的实例反映。二、由于联系汇率制度是单一与特定货币挂钩，为稳定汇率就必然牺牲本国货币利率的独立性，自己剥夺了对本国货币政策的控制权，一旦被钉住货币国为了自身的利益调整利率，则本国货币被动地追随他国利率有时则可能是效果恰恰是相反的，即他国是刺激经济发展，本国却抑制经济发展。这方面例子有很多，举不胜举。比如，1994年以来美国为抑制通胀，振兴经济，多次提高利率，听任美元贬值，香港港元利率被迫随之提高，从而对香港的工业、地产、贸易、金融的发展皆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可以断定，长期采用钉住特定“通货蓝”汇率制度是完全不可取的，尤其是本国经济发展不发达，国际竞争力不强，金融体系不完善的国家更是不能采取钉住特定“通货蓝”汇率制度，否则，无疑是慢性自杀，为金融投机分子创造出良好的几乎无风险的投机机会，其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事实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采取管理浮动汇率的国家由1990年的23国增至1997年的48国；采取独立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亦由1990年25国增至1997年的51国。这充分显示外汇市场进一步自由化，由市场力量决定汇率，已是沛然莫之能御的趋势。所以作为新兴工业国来说，应当不断调整汇率政策，使之适应市场供求的变化。
外资是面双刃剑
无论哪个国家，外资从来都是被看作是发展本国经济的动力，都是大爱欢迎的。事实上，绝大部分情况也确实是这样。因此，人们普遍产生了这么一个思维定式：外资多多益善。然而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金融危机却是由于外资的投机活动兴风作浪造成的。即外资是面双刃剑，吸引进来了，搞不好会自伤身体，弄得遍体鳞伤。
在这次东南亚风暴发生后的蔓延过程中，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官员纷纷指责美国金融专家索罗斯的金融投机活动在东南亚货币、证券市场兴风作浪，是造成东南亚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的确，以金融投机作为职业的索罗斯今年瞄准了东南亚货币、证券市场。今年1—8月份，仅他属下的量子基金就动用数十亿美元资金，在东南亚货币、证券市场获利20多亿美元，投机十分成功。究其根本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东南亚各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超前，在快速引进外资的时候，未能配合以行之有效的措施使用好、监管好、调控好。
近几年来，东南亚国家外资的流入趋于失控状态。目前泰国的外债已达90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他国家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分别为54%、47%、39%。尤其严重的是流入东南亚各国的外资有将近25%属于短期贷款，这些资金出于逐利的本性，随时都会摇身一变成为投机资金成为”始乱终弃“的过客。
建立在投机泡沫和大规模外资进入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一旦投资的领域未能产生预期收益甚至亏损时，外资尤其是投机性质的短期外资就会以它们当初蜂拥而来的激情，迅速而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个国家和它的货币，将其经济肌体砍得鲜血淋漓。
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给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造成的伤害仅是货币、证券市场这一块就已是触目惊心：从今年初迄今，投资人在泰国货币、证券市场的损失已过54%；菲律宾居次为46%、马来西亚45%、印度尼西亚41%、新加坡25%。
外资本身还是个好东西，用不好、管不好、调控不好也会伤人。东南亚这次金融风暴带给东南亚各国的教训是惨痛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政府干预往往事与愿违
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发生后，东南亚许多国家政府纷纷采用紧缩银根，提高利率。像印度尼西亚，当印尼盾兑美元的比率跌破3000的水平以后，为了缩紧资金的流动，其中央银行的利率已经上扬了2倍。更有甚者，比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甚至直接干预市场：马来西亚一度采取措施宣布限制投资人卖空一百种重要的股票，印度尼西亚也步马来西亚的后尘，宣布了类似马亚西亚的做法，限制外国人外汇交易。这些国家直接干预市场的目的无外乎是遏制市场下滑，稳定投资人的信心。效果如何呢？
马来西亚宣布了新的限制后，令投资人无法按完全自己的意愿自由买卖，投资人信心大失，资金大规模移出，宣布实施新限制的当日，吉隆坡股市应声而落，并带动整个东南亚地区股市下挫，而且随后连跌数日。无奈之下，马来西亚政府又只好朝令夕改，宣布取消限制。然而投资人信心已受重创，而且政府如此朝令夕改更令投资人疑虑重重，望而却步，可以说是对马来西亚政府干预市场的莫大嘲讽。
印度尼西况类似，该国政府宣布的新限制，提高了投资人取得印尼盾的难度。当日，汇市开市印尼盾对美元的汇率先止跌回升，但很快的又再下挫，显示出以限制市场运作的这种短期做法根本无效，往往是事与愿违。港特区政府。香港采取的积极不干预政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港元汇率相当坚挺。尽管香港股市八月底至九月初一度暴跌，急剧振荡，但香港特区政府仍坚持积极不干预政策，反而令投资人感到买卖自由，资金流动性好，从而对投资人产生吸引力。舆论普遍认为资金不会从香港大量流出。这难道不能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吗？
不断调整产业结构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近十几年来实行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道路，加快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大量吸引外资的同时，忽视了调整国内经济结构，以引导外资进入国家需要发展的领域中去。例如，泰国在吸引外资时，忽视了外资的结构，外债余额中80%是短期外债，而且占GDP的比重1995年为39.8%，1996年为38.3%。外债占GDP的比重过大削弱了国民经济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短期外债比重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支出负担。此外，泰国没能有效地引导外资向基础工业和加工业方向投资，近80%的外资投资在房地产和证券市场。这样的外资投资结构无疑会引发国民经济的泡沫成分，虚假繁荣掩盖了经济结构失衡。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泰国有近一半的房地产空置。大量的资金无法如期收回，特别是银行以外国资金向房地产投资，更是无法如期偿还到期的外债。应当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东南亚国家都以促进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龙头，然而，近两年其轻工业产品，如服装、电子和电讯产品，受到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激烈竞争，重工业产品则受到来自韩国和前苏联国家的挑战，结果该地区出口的衰退和进口势头强劲，导致贸易赤字剧增，经常项目赤字扩大以及外汇储备减少等，从而加大了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对此，今后东南亚各国应将其工业结构从劳力密集型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转变，以便加强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出口的发展。
控制外国短期贷款的比例
必须适当控制外国短期贷款的比例，东南亚国家有四分之一的外国贷款属于短期贷款，并以此支付进口。短期贷款的明显缺陷是偿还期短，在金融系统运转不灵时极易引发金融市场动荡。菲律宾大部分外资集中在证券市场等利润高但风险大的行业，这种投资一旦回报率不高，就会被撤走，从而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人民币应调低利率水平
人民币自1994年1月并轨后，曾在1995年5月17日创下8．2802的最高位。由于目前人民币利率高于国际金融市场利率，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使得国际套利资本有利可图，中国应控制这些资金流入，防止形成金融危机。
人民币值趋于坚挺，加之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使得套利资本有利可图，这将首先使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动荡的成分。另外，政府将因有些单位将非法私借的外债混入经常帐户，而无法统计外债规模，外汇大量地兑换人民币，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中国严格控制短期外资流入，防止其在股票、期货、债券、房地产等市场制造金融“泡沫”；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债务管理，杜绝在外资企业对外借债没有纳入国家外债规模的情况下，出现假合资、真融资的机会。
中国应适当调低利率水平，目前中国短期存贷款利率平均水平在年利率7至8厘，内债年利率平均水平为12厘左右，而国际市场存贷款年平均利率约为六厘，而国债年利率到6厘，中国的息率水平对国际短期投资资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此外，还应加强结售汇管理，在结汇环节上，内外资企业结构应有凭证办理，防止资本项目混入经常项目兑付，套汇逃汇。国际套利资本是利用汇率、利率以及其他金融资产的变动预期进行套利，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东南亚金融动荡就是证明。
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档次
在这次危机中，受影响最深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四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量利用外资的同时，没有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本国的产业停滞在低水平上重复。本国工业的低水平重复削弱了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从1994年就已经开始了，1995年逆差是141.09亿美元，1996年达180.13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8.8%和9.7%。马来西亚的经常项目逆差1995年为66.31亿美元，1996年81.08亿美元。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在1995年和1996年也出现经常项目逆差。其实东南亚国家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在1994普遍出现经常项目逆差得到全面证实。
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导致经常项目逆差，本应让本国货币相应贬值以提高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但泰国没有这样做，有的国家这样做了但不彻底，没有起到促进商口出口的目的，也没有削减经常项目赤字。
为了维持高估的本国货币，泰国和菲律宾不断地收购本国货币，抛售外汇，反而使本国银根紧缩，利率上升，打击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国内的高利率也吸引了一些外国短期资金流入国内。这些短期国外资本极易受国际和本国的金融形势的影响，一有吹草动，便会对本国金融市场产生冲击。
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投机
金融监管主要是监管银行的管理制度和资金的运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严重漏洞。新兴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发达国家的资本都不同程度地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金融创新工具无疑会对新兴市场有巨大的吸引力。衍生金融工具，即使是发达国家的成熟金融市场也有严格的监管要求，但不少新兴金融市场也在广泛使用。
离岸金融业务也是需要较成熟的监管经验，亚非拉的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或正在试图开展这方面的业务。发展中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正在利用国家政府的迟缓的监管制度，进行金融投机活动。
对新兴金融市场而言，至少下列四个方面的潜在风险需要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管理当局加强金融监管：1、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不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2、向本银行的职员、股东、董监事及政府官员提供的有关联贷款；3、银行与政府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
过去十年，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东南亚国家一些银行擅自放松向房地产业贷款的标准，结果导致大量资金因房地产过剩变成呆账，从而使投机商有机可乘。目前，泰国和菲律宾都已规定房地产贷款不能超过银行总业务量的20%，贷款数额不能超过项目所需资金总额的60%。所以必须限制向回报率较差或容易造成呆账的行业提供贷款，并建立相应的风险防范机制。
暴发这次泰国金融危机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国际货币投机商的推波助澜。国际货币大炒家乔治·索罗斯，他在1992年就曾成功地狙击英镑和意大利里拉，从而迫使英镑和里拉当时退出欧洲货币机制。他于今年3月份就开始狙击泰国铢，他又一次冒险成功了。乔治·索罗斯的冒险之所以能够成功不是因为他本身有足够的资金来狙击泰铢，而是因为他能够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庞大游资起呼风唤雨的作用。因为新兴金融市场国家不但要特别注重金融监管的建设而且要密切关注金融市场的投机商对本国货币的投机交易。香港金融市场在这次危机中也曾经两次受金融投机商的狙击，但香港金融管理局及时关注外汇市场的投机活动，因而没使投机商的企图得逞。国际金融投机商对货币的炒作为各国和国际金融组织的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
建立多层次的完善的金融市场
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国家通过货币市场的利率工具调控经济生活的货币供给量，从而达到平衡全社会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不适当的货币政策会导致经济过热或者经济萧条。这都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在1994年以后连续三年泰国发生经常项目逆差时，政府没有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刺激本国经济发展，贬值本国货币，增加产品出口。政府反而提高利率，以达到吸引外资流入国内，平衡国际收支逆差。提高利率固然能吸引大量短期外资，暂时平衡外贸逆差，但是却紧缩了银根，增加了国内企业的债务负担，抑制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从长远来看，提高利率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货币政策。可以说，这是泰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
一个国家的利率水平合理与否要视该国的具体经济情况而定。经济过热与否，消费水平是否过高，国有企业的负债能力，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等都要综合考虑。就我国当前的利率水平而言，中央银行认为是合理的，他们认为在剔除通货膨胀率之后，我国实际一年期存款年利率为4%，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相当。另外这一水平的利率已没有空间再行降息的必要。因为这不符合我国实行适当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总目标。目前的利率水平也不会太低，不存在提高利率水平的压力。在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提高利率水平会使大部分国有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面临利息负担过重和资金短缺的困境。
泰国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各国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率水平都会引起国际游资的反应，尤其是金融基础薄弱的国家更是国际投机商热衷猎取的目标。这一点在1992年的英镑危机和现在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及我国香港的外汇市场波动就被证明了。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是货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全国统一的规范运作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是我国货币市场建设的目标之一。没有全国统一的规范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不可能形成我国的基础利率水平，资金就不能在全国流通，就会形成各自割据的资金中心，不利于资金配置。规范性是要求打击各种违法的资金拆借市场。黑市资金市场在我国利率水平严重扭曲的情况下，曾经猖狂一时，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加大了金融风险。规范性目的就是为了根除违法资金拆借。
资本市场是筹资人获得长期资金的主要市场，获得长期资金有两种主要方式即发行股票和发行债券，所以资本市场在我国主要有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债券市场主要是国债市场，无论从发行规模还是交易量来看，企业债券市场还是一个开始。我国也是才从今年5月份制定规范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的法律文件。这个文件是适应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直接融资的迫切需要而制定的。
我国的国债市场远比企业债券市场要大得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1996年国家财政预算草案”，1996年计划发行国债1952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8.42%，占同年财政收入与支出的46.69%和40.7%。从1990年到1996年我国国债的发行增长速度均高于同期财政收入与支出。
尽管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在日益提高，但是我国国债余额占GNP的比重却很低，1995年低这一比重为5.9%，1996年度国债发行额占7月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率也仅为5.41%，也就是说财政的债务负担与国民经济的应债能力不相称。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重建财政工作，提高国家财政汲取国民收入能力的迫切性。
1995年国债发行第一次引用带有招标拍卖形式的市场发行机制，国债招标发行机制是一种市场机制。这种市场机制的运用有利于金融资产利率的形成。金融资产利率的市场形成机制无疑会推动我国利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国债收益率的形成对我国基准利率的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社会资金的供求关系与国家货币政策的协调的共同点就是市场。因此国债收益率的市场形成机制有利于我国货币市场的形成，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
目前国债市场交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二级市场交易中存在的大量的债券回购交易积欠问题。国债卖空存在的这些问题已成为困扰金融市场的重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系列国债市场交易问题，财政部等有关部门于1996年成立了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负责主持营运全国国债托管结算系统。1997年6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通知，要求停止所有商业银行在证券交易所和各证券交易中心的证券回购及现券交易。此后国家规定所有的国债回购业务和现券交易都交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管理。这是规范我国国债市场的关键措施。
我国资本市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股票市场。我国股票市场已经发展壮大起来了。上市公司数量大幅增长，投资人数稳定上升，上市股票市价总值不断扩大，沪深两市的成交量激剧增长。去年底和今年4、5月份股市的大幅攀升，说明股市的交投十分活跃。毕竟我国股市是一个年轻的市场，证券交易的监管不完善，理性投资者不够成熟。因而从一开始中国股市就呈现出年轻股市场的风险性质。
因此改进交易制度和完善基础设施成为证券市场建设的一项不可松懈的任务。今年5月份国家将股票交易印花税从3‰上调到5‰，对抑制股市投机起了一定作用。今年3月上海证券市场推出新的指定交易制度，投资者在与自己选定的一家证券经营机构订立指定交易协议后，可以指定该机构为自己买卖证券的唯一交易人，指定证券经营机构为投资者提供委托、交易、结算、查询及其他市场服务。投资者选择指定交易方式，可以有效地防止自己的股票帐户被盗用。4月份，上海证券交易所又推出完善查询制度和中央存管制度等六项措施，进一步步强了上海证券托管清算体系的服务功能。
深圳证券交易所从5月份起，实行股份集中管理与清算制度正式运转，使深圳市场自1995年8月以来推出的改进证券登记结算制度的一系列相关措施全部按期实施。深圳市场对股份登记结算制度进行的改革，主要是在原有的“两级托管”基础上对股份实行集中管理。与上海的中央登记清算制度不同，深圳登记结算公司为证券商提供二级托管服务，证券商为投资者提供一级托管服务。
除此之外，沪深两市证券交易市场的技术设施不断有改善，信息统计和信息制度更加客观规范，实时监督系统初步建立起来，监管水平有所提高。两家证券交易所先后建立了独立的市场监查部门，开发电子化的证券交易实时监控系统。电子实时监控系统利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对证券交易实时监控，及时发现证券交易过程中的异常情况。实时交易系统为跟踪、分析和调查违规交易提供了重要技术保障。
我国证券交易要继续在上述各方面做出努力。特别是在市场监管方面更是不可手软，一经发现市场违规行为坚决查处，决不姑息方能规范市场交易。
多层次多结构的金融市场体系是现代经济的必须。国家的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以及金融政策都要通过对金融市场的调控来实现。由于各金融市场的功能、运作方式、对各货币政策的各种工具的吸收能力和程度不同，国家金融当局需要多层次多结构的金融市场来市场供求关系。
正是由于多种金融市场的存在，经济生活中的金融风险才能够有效地分散。不把鸡蛋放在一个蓝子里是防范风险的最好方法。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正是基于要把鸡蛋分散地放在不同的几个蓝子里的想法。现代金融生活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合理的宏观经济结构是控制金融风险的基础
泰国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在大力推动国内企业吸引外资的时候，泰国政府忽视了保证吸引外资的质量和外资的结构问题。泰国与东盟其他国家一样，经济的高速发展要求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先行一步。但是因为国内资金太缺乏，国家管理层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不够成熟，这些基本问题在与经济发展严重不适应之前，没有引起泰国政府的重视。1996年—1997年泰国政府为了解决这些非解决不可的问题，正计划从周边国家和我国云南省进口能源。1996年6月末泰国总理班汉访问老挝柬埔寨时签订了进口水利水电的备忘录。该备忘录计划至2006年将分别从上述两国进口300万千瓦和40万千瓦的电力。
除基础工业的建设与本国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之外，泰国及东盟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结构还存在如下严重失衡：房地产和股市等泡沫经济成份过热，劳动密集型工业占整个产业的比重太大，且低技术水平的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由于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旺盛，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严重困扰经济发展和金融形势稳定。
泰国从1994年就出现了经常项目的贸易赤字，以后几年没有改善，1995年泰国经常项目逆差为141.09亿美元，1996年为180.13亿美元，分别占同年GDP的9.7%和8.8%。一般来说，正常的比例是5—6%，超过8%则是处于危险线上。泰国连续两年超过8%的警戒线。与此同时，泰国尚有大量短期外债，不但有沉重的利息支出负担，而且面临着偿还外债的责任。因此泰国的金融形势在危机爆发前是相当严峻的。
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是导致泰国经常项目赤字的主要因素。1994年以前，泰国出口的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为泰国赢得大量外汇。1994年以后，泰国周边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迅速崛起，对泰国的产品在市场构成了威胁，夺去了大部分市场份额。面对这一形势，没有引起泰国产业界的重视，没有因此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
泰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也出现严重失误。为了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泰国需要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国际金融市场与外国政府的资金能够满足泰国加快国内经济的发展。泰国十几年来大力引进外资金，外债负担大大增加。1995年泰国外债余额为659.1亿美元，1996年为700.74亿美元，而这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41242亿泰铢和46334亿泰铢，分别按同年的汇率计算，外债分别占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39.8%和38.3%，而且近80%的外债是短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的80%投向了房地产和证券等泡沫产业中，这些泡沫产业为泰国的经济带来了虚假的经济繁荣。利用外资的政策失误为泰国金融危机埋下了深层次的结构矛盾。这一矛盾在泰国的连续三年的外贸赤字特别是经常项目的赤字的打击下，终于无法被掩盖了。
加强金融风险管理
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密切联系，向我们提出了金融风险管理的新课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也面临着吸引外资为本国经济服务的任务。据世界银行今年的报告统计，我国已连续二年是世界第二大利用外资大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大利用外资大国。我国也是1996年世界银行的最大贷款国。截止去年底，我国共向世界银行贷款280亿美元，用于184个工程项目。
与些同时，外国的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等已在我国开展了业务。我国金融当局已在上海浦东允许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我国国有商业独资银行也开展了离岸金融业务，一些金融机构利用香港、经济特区及上海浦东的政策优势与外国银行同行建立了密切的业务关系。我国的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对我国金融市场的联系。
因此，我国金融市场已不再是1979年以前的与世隔绝的孤立的金融市场。国际金融与我国金融市场联系已达到一天也不能中断的程度。香港回归祖国后，她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继续得到加强和发展。香港与祖国大陆的经济贸易金融联系也是一个国家之内两个相对独立的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综上所述，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将前所未有地增加，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我们缺乏了解的全新的世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银行以及管理人员对这一全新的领域的风险估计不够，缺乏必要的运作经险和制度准备。这就大大增加了金融市场的风险。
尽管我国有前所未有的外汇储备，高速持续增长的经济，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一系列货币危机再次我国的金融界同行发出了警告：金融风险时刻不能忘记。
银行与企业的关系：提高银行资产质量的关键
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占我国整个银行资产的90%左右，而其中的大部分资产又是投向国有企业。我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近80%，而对银行的负债对占其中的70%以上。因此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几乎全系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扶持。
改革开放以后，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蓬勃发展，个体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及各种所有制的混合体—股份制经济等与国有经济形成了并驾齐驱的新形势。由于历史的和体制上的等各种因素，国有企业不但承担了经济改革的大部分成本，而且在转变经营机制上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这导致了相当部分国有企业的效益滑坡，经营生产难于为继。这部分国有企业与国有独资银行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构成了银行企业之间的主要关系。
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标志着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一年来这场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形成一种“蝴蝶”效应，引发了国际金融风波，导致全球闹股灾。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的坏账是4600亿美元，由于美国把坏账证券化，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现在扩展到全球，波及到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银行，估计最终损失要达到1.2万亿美元，其损失和危害正在逐步显露。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预计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的影响将持续到2008年10月末或年末，才能最终见底。美国一打“喷嚏”，全世界都跟着“感冒”，这就是金融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传感效应。
一、美国次级贷款的内容和特点
次级房产贷款简称次贷，是一种房地产抵押的按揭贷款。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分为三级市场，第一级是优级房贷市场，第二级是次优级房贷市场，第三级是次级贷款市场。次贷政策对中低收入的购房者很有诱惑力，因为它具备了三个特点：一是次贷低首付，有的次贷甚至没有首付，这对中低收入者特别具有吸引力。一般的按揭贷款都要有首付，大概占总额的20%—40%，而次级贷款的低首付特点则激起了人们的购房欲望。二是次贷期限长，有的20年还本息，还款周期长使贷款者压力小。三是次贷利息前低后高，即前2年是低息，后18年是高息，越到接近20年的时候利息越高。这三个特点使得中低收入者踊跃贷款购房，房地产价格涨得很快，一套豪宅最高达到几百万美元以上。
美国开办次级贷款的初衷是好的，旨在解决中低收入者买房难问题。这项措施启动后，美国的私人住房率提升了6个百分点，为1000万中低收入者解决了住房问题。在美国，孩子18岁以后基本自立了，剩下父母构成了家庭的小型化。次级贷款政策迎合了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并较好地满足了美国人的购房欲望。但市场经济的供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次贷刺激了房市，也毁了房市。因为当时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暴涨，信贷双方都有一个心理底线，即最后实在不行就卖房子还贷款，反正也赔不上，结果恰恰就在这里面出了问题，房价连跌了40%，房地产市场因此溃不成军，终于爆发了次贷危机。
二、诱发次贷危机的原因
从根本上讲，次贷危机是金融炒作的结果。美国金融是全球一体化的龙头，很多银行都在发行贷款证券（英文缩写是MBS），形成债务后再卖债券（英文缩写是CDO），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波及到全球形成了一个债务链，债务链一断，便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波。探求原因，主要是三个因素集合造成的。
（一）宏观调控力度不当。美联储为了有效调控经济，格林斯潘首先是在2003年之前多次降息，从5%降到1%。降息使贷款成本下降，诱使很多人靠次贷买房，促成了房地产“泡沫”。而后美联储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又连续13次调高了存贷款利息，到2006年初由最初的1%调到了5.3%。因为利息高了，还贷的成本也就高了，本金滚利息，越滚越大，加重了还贷者的压力。美联储主导贷款利息前降后升的“U”型走势种下了祸根，致使很多人次贷低息买房，而后又高息还款难，最终引发了危机。
（二）房地产市场失衡。美国房地产从2006年开始降温，“泡沫”破裂后，房地产价格大跌，原来售价100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只能卖到60万美元左右，出现了房地产全面缩水和下跌的局面。这使最终指望卖房子还贷款的人始料不及，房价下跌到卖房子也还不上贷款的地步，次贷危机终于浮出了水面，引发了金融风波。
（三）金融机构推波助澜。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便竞相炒作房地产贷款的证券和债券，炒来炒去，炒得扩大化了，波及到全球，把很多国家和银行都卷了进去，从而引发世界性的金融波动和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是历史的巧合。现在设想：如果美联储当年不加息，贷款的利息也就不会这么高；如果美国的房地产价格还在涨，房主还贷就不会出问题；如果只是单纯为了刺激房贷，没有证券商、银行家从中炒作金融衍生品，也就不会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而现实的结果恰恰是这三个问题汇集在一起“交叉感染”，其结果必然引发美国的次贷危机。事出有因，绝非偶然，偶然寓于必然之中，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三、次贷危机的后果和危害
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像计算机病毒一样，马上蔓延到全球金融系统的各个角落，带来了全球性的诸多问题，包括现在的股灾和金融风波。
（一）次贷危机引发美元贬值。美国处于世界霸主地位，小布什希望美元贬值，贬值后会刺激外贸出口，降低进口，减少美国的外贸逆差，这是他的基本立足点。美元贬值以后，美国可以多印美钞向全球输送通货膨胀，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都出现了反应，物价上涨、经济放缓。比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从2005年7月21日晚上19:00开始升值，到目前已累计升值了18.2%，汇率已突破7元的大关。到2008年年末，人民币与美元的比率将升到6.6元，接着继续再升到5元，2020年最后升到4元左右。人民币升值的另一个原因是压缩出口、增加进口，降低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美国打压人民币升值意在减少它的外贸逆差，内外的原因兼有，就像“天平”的两端，一端是美元贬值，另一端人民币就要升值，这是一个联动的过程。美元贬值带动人民币的升值加快，为全球输送通货膨胀，现在俄罗斯的物价涨得也很厉害，欧盟、日本、新加坡、韩国也都受到影响，物价都在上涨。所以，面对物价上涨，中央提出“两个防止”，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利用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等多种经济杠杆调控物价和股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次贷危机引发石油价格上涨。美元贬值之后，美国、纽约和伦敦的期货石油价格最高接近每桶150美元（七桶为1吨），一吨是100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6800元左右。石油是全球的软黄金，经济高速发达之后，石油更是经济血脉。目前，我国每年石油的消耗量是2.7亿吨，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如果石油涨价，会引发我国很多产品涨价，中国的物价就会形成“井喷”效应。现在中石化、中石油天天向发改委反映，我国一半的石油靠进口，如果石油不涨价，就会出现倒挂和亏损，发改委只好让财政给其补贴120亿元，让其别涨价。2007年我国物价上涨，工业品是石油领头涨，副食品是猪肉领头涨。由于我国垄断产业太多，资源管理不到位，产品成本降不下来，电力、石油、煤碳等资源性的行业都提出要求涨价，但老百姓又怕涨价，这使国家发改委一手托两家，处在两难的选择中，即一手托企业要涨价，一手托民众怕涨价。若经济问题弄不好，则会引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次贷危机引发很多国家经济减速。由于美元贬值，石油涨价，美国经济发展开始减速。2007年美国GDP增长率为2.2％，比2006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2008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0.4％，第二季度预计只有1％，预计2008年全年美国GDP增长率为1.5％左右，最悲观的是高盛公司预测只有0.8％。美国、日本、欧盟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现在都在减速，而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正在崛起，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
四、全球金融系统的新特征
通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的金融风波，发现世界金融系统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把握。
（一）金融系统的整体性。世界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货币的国际化和金融系统的一体化。现在看，全球的金融系统是连为一体的，已经形成一个联动互补的新格局，一个地方出问题，马上会引起连锁反应。这需要我们整体把握金融系统的形势和走向，不要孤立地片面地看待经济问题。
（二）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全球的金融资本近100万亿美元，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过剩，大概有8万亿美元的流动资本掌握在一些金融大鳄的手里，在世界各地寻找机会进行投机炒作。其中，有一个金融大鳄叫索罗斯，他的手里有上千亿美金的“热”钱，1997年，他看到亚洲的金融市场刚开放并很脆弱，便到泰国的金融市场搅动一番后抽资脱逃，致使泰铢当天贬值，并引发了整个东南亚的金融风险，中国的香港也深受其害。国际游资多了以后就会到处窜，像老鼠一样哪有窟窿就往哪里钻，所以金融系统开放后要更加注意安全性。现在看，几次大的金融危机都是国际游资投机形成的。比如1997年泰铢贬值引发的东南亚金融风险，199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的金融风波等，都是国际游资的流动带来的后果。在我国，这些国际游资基本上会炒四个“市”，都很有规律。第一步是炒期货市场，通过抬价，把国家的物价系统搞乱；第二步是炒股票市场，把股市烘起来，出现股市“泡沫”，到高位之后再抽资逃跑，套住的是中国的股民散户；第三步是炒房地产市场，形成房地产“泡沫”后再抽逃；还有一些高手进行第四步，即炒外汇市场，在汇率浮动中挣钱。这些金融大鳄在期市、股市、房市和汇市这“四市”上做文章，投机炒作到一定程度，把老百姓和股民的钱换成美元揣走了，留下的是金融灾难，这已成为一种定式和基本规律。
（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某个环节有了风吹草动，马上形成一种“蝴蝶”效应，整个金融系统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因为它是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这种大趋势无法遏制。虽然次贷危机本身仅仅几千亿美元，但全球都受影响。我国的股市离美国很远，但也受到了波及。股民是炒信心、炒预期，如果信心和预期都没了，股市也就跌惨了。现在看，这次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形成一种灾难，就是由全球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带来的。
（四）金融波动的周期性。金融系统的运行具有周期性，只有认真了解和把握，才能未雨绸缪，驾驭金融形势的变化。从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我们就知道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危机时会出现牛奶过剩倒到海里、产品积压卖不动、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和物价飞涨等现象，这是那个年代初级阶段的经济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型的危机，这是即时危机的基本特征。经济发展到今天，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发生经济危机，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所以金融的安全性至关重要。由过去的生产过剩型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这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规律。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也出现了一些周期性的规律，比如经济过热，基本上是8－10年出现一次。1982-1984年，我国出现第一次经济过热，进行了治理整顿；1994年，出现第二次经济过热，进行了第二次治理整顿；2006年末，出现第三次经济过热。我国股市也呈周期性变化，基本上是五“熊”三“牛”，股票行情是“横有多长、竖有多高”，这些都是辨证的。现在需要我们掌握的是周期性，准确把握经济走向和规律，从而做到未雨绸缪，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美国看市场经济的优势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用市场法则和价值规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第二，产权多样化，鼓励竞争，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但是，市场经济也有负面效应，会周期性地出现一些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经济的主要危险是通货膨胀，因为当时是短缺经济，经常供不应求，物价自然就会上涨。市场经济有通胀，也有紧缩，二者交替进行，但主要危险是通货紧缩，即生产过剩、物价低迷、消费不足。在1998-2005年期间，我国经历了8年的通货紧缩，经济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目前，我国又一次进行宏观调控，防止通货膨胀，但要注意调控的节奏和力度，要点刹车，不能急刹车，急刹车容易造成翻车。如果长期过度地紧缩银根，那么到2009年末，我国有可能重新滑入通货紧缩，5年内经济将无法有大的发展。不能一放就胀，一紧就缩，这几年我国一直是这么周而复始地走这条路，现在要注意掌握调控的力度。如果再次出现1998年的那种通货紧缩，我国就难办了，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太大，再加上弱势群体多，如果经济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那么很难保就业、保稳定，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参考文献:
[1]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原因和影响［J］.经济学动态,2007(9).
[2]从次贷危机看美国楼市与中国楼市的关系［J］.中国金融,2007(18).
[3]论我国的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标志着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一年来,这场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形成一种“蝴蝶”效应,引发了国际金融风波,导致全球闹股灾。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的坏账是4600亿美元,由于美国把坏账证券化,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现在扩展到全球,波及到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银行,估计最终损失要达到1.2万亿美元,其损失和危害正在逐步显露。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预计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的影响将持续到2008年10月末或年末,才能最终见底。美国一打“喷嚏”,全世界都跟着“感冒”,这就是金融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传感效应。
一、美国次级贷款的内容和特点
次级房产贷款简称次贷,是一种房地产抵押的按揭贷款。
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分为三级市场,第一级是优级房贷市场,第二级是次优级房贷市场,第三级是次级贷款市场。次贷政策对中低收入的购房者很有诱惑力,因为它具备了三个特点:一是次贷低首付,有的次贷甚至没有首付,这对中低收入者特别具有吸引力。一般的按揭贷款都要有首付,大概占总额的20%～40%,而次级贷款的低首付特点则激起了人们的购房欲望。二是次贷期限长,有的20年还本息,还款周期长使贷款者压力小。三是次贷利息前低后高,即前2年是低息,后18年是高息,越到接近20年的时候利息越高。这三个特点使得中低收入者踊跃贷款购房,房地产价格涨得很快,一套豪宅最高达到几百万美元以上。
美国开办次级贷款的初衷是好的,旨在解决中低收入者买房难问题。这项措施启动后,美国的私人住房率提升了6个百分点,成功为1000万中低收入者解决了住房问题。在美国,孩子18岁以后基本自立,剩下父母构成了家庭的小型化。次级贷款政策迎合了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并较好地满足了美国人旺盛的购房欲望。但市场经济的供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次贷刺激了房市,也毁了房市。因为当时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暴涨,信贷双方都有一个心理底线,即最后实在不行就卖房子还贷款,反正也赔不上,结果恰恰就在这里面出了问题,房价连跌了40%,房地产市场因此溃不成军,终于爆发了次贷危机。
二、诱发次贷危机的原因
从根本上讲,次贷危机是金融炒作的结果。美国金融是全球一体化的龙头,很多银行都在发行贷款证券(英文缩写是MBS),形成债务后再卖债券(英文缩写是CDO),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波及到全球形成了一个债务链,债务链一中断,便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波。探求原因,主要是三个因素集合造成的:
1.宏观调控力度不当。美联储为了有效调控经济,格林斯潘首先是在2003年之前多次降息,从5%降到1%,降息使贷款成本下降,诱使很多人靠次贷买房,促成了房地产“泡沫”。而后美联储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又连续13次调高了存贷款利息,到2006年初,由最初的1%调到了5.3%。因为利息高了,还贷的成本自然提高,本金滚利息,越滚越大,加重了还贷者的压力。美联储主导贷款利息前降后升的“U”型走势种下了祸根,致使很多人次贷低息买房易而后又高息还款难,最终引发了危机。
2.房地产市场失衡。美国房地产从2006年开始降温,“泡沫”破裂后,房地
产价格大跌,原来售价100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只能卖到60万美元左右,出现了房地产全面缩水和下跌的局面。这使最终指望卖房子还贷款的人始料不及,房价下跌到卖房子也还不上贷款的地步,次贷危机终于浮出了水面,引发了金融风波。
3.金融机构推波助澜。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便竞相炒作房地产贷款的证券和债券,炒来炒去,炒得扩大化了,波及到全球,把很多国家和银行都卷了进去,从而引发世界性的金融波动和风险。美国次贷危机是历史的巧合。现在设想:如果美联储当年不加息,贷款的利息也就不会这么高;如果美国的房地产价格还在涨,房主还贷就不会出问题;如果只是单纯为了刺激房贷,没有证券商、银行家从中炒作金融衍生品,也就不会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而现实的结果恰恰是这三个问题汇集在一起“交叉感染”,其结果必然引发美国的次贷危机。事出有因,绝非偶然,偶然寓于必然之中,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三、次贷危机的后果和危害
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像计算机病毒一样,马上蔓延到全球金融系统的各个角落,带来了全球性的诸多问题,包括现在的股灾和金融风波。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
1.次贷危机引发美元贬值。美国处于世界霸主地位,小布什希望美元贬值,贬值后会刺激外贸出口,降低进口,减少美国的外贸逆差,这是他的基本立足点。美元贬值以后,美国可以多印美钞向全球输送通货膨胀,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都出现了反应,物价上涨、经济放缓。比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从2005年7月21日晚19时开始升值,到4月末已累计升值了18.2%,汇率已突破7元的大关。到2008年年末,人民币与美元的比率将升到6.6元,接着继续再升到5元,2020年最后升到4元左右。人民币升值的另一个原因是压缩出口、增加进口,降低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美国打压人民币升值意在减少外贸逆差,内外的原因兼有,就像“天平”的两端,一端是美元贬值,另一端人民币就要升值,这是一个联动的过程。美元贬值带动人民币的升值加快,为全球输送通货膨胀,现在俄罗斯的物价涨得也很厉害,欧盟、日本、新加坡、韩国也都受到影响,物价都在上涨。所以,面对物价上涨,中央提出“两个防止”,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利用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等多种经济杠杆调控物价和股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次贷危机引发石油价格上涨。美元贬值之后,美国、纽约和伦敦的期货石油价格最高接近每桶120美元(七桶为1吨),一吨是80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6000元左右。石油是全球的软黄金,经济高速发达之后,石油更是经济血脉。目前,我国每年石油的消耗量是2.7亿吨,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如果石油涨价,会引发我国很多产品涨价,中国的物价就会形成“井喷”效应。现在中石化、中石油天天向发改委反映,我国一半的石油靠进口,如果石油不涨价,就会出现倒挂和亏损,发改委只好让财政给其补贴120亿元,让其别涨价。2007年我国物价上涨,工业品是石油领头涨,副食品是猪肉领头涨。由于我国垄断产业太多,资源管理不到位,产品成本降不下来,电力、石油、煤炭等资源性的行业都嚷嚷着要涨价,但老百姓又怕涨价,这使国家发改委一手托两家,处在两难的选择中,即一手托企业要涨价,一手托民众怕涨价。若经济问题弄不好,则会引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3.次贷危机引发很多国家经济减速。由于美元贬值,石油涨价,美国经济发展开始减速。2007年美国GDP增长率为2.2%,比2006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2008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0.4%,第二季度预计只有1%,预计2008年全年美国GDP增长率为1.5%左右,最悲观的是高盛公司预测只有0.8%。美国、日本、欧盟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现在都在减速,而“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正在崛起,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
四、全球金融系统的新特征
通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的金融风波,发现世界金融系统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把握,具体有四点:
1.金融系统的整体性。世界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货币的国际化和金融系统的一体化。现在看,全球的金融系统是连为一体的,已经形成一个联动互补的新格局,一个地方出问题,马上会引起连锁反应。这需要我们整体把握金融系统的形势和走向,不要孤立地片面地看待经济问题。
2.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全球的金融资本近100万亿美元,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过剩,大概有8万亿美元的流动资本掌握在一些金融大鳄的手里,在世界各地寻找机会进行投机炒作。其中,有一个金融大鳄叫索罗斯,他的手里有上千亿美金的“热”钱,1997年的时候,他看到亚洲的金融市场刚开放,也很脆弱,就到泰国去了,在金融市场搅动一番后抽资脱逃,致使泰铢当天贬值,并引发了整个东南亚的金融风险,中国的香港也深受其害。
国际游资多了以后就会到处窜,像老鼠一样哪有窟窿就往哪里钻,所以金融系统开放后要更加注意安全性。现在看,几次大的金融危机都是国际游资投机形成的。比如1997年泰铢贬值引发的东南亚金融风险,199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的金融风波等,都是国际游资的流动带来的后果。在我国,这些国际游资基本上会炒四个“市”,都很有规律。第一步是炒期货市场,通过抬价,把国家的物价系统搞乱;第二步是炒股票市场,把股市烘起来,出现股市“泡沫”,到高位之后再抽资逃跑,套住的是中国的股民散户;第三步是炒房地产市场,形成房地产“泡沫”后再抽逃;还有一些高手进行第四步,即炒外汇市场,在汇率浮动中挣钱。这些金融大鳄在期市、股市、房市和汇市这“四市”上做文章,投机炒作到一定程度,把老百姓和股民的钱换成美元揣走了,留下的是金融灾难,这已成为一种定式和基本规律。
3.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某个环节有了风吹草动,马上形成一种“蝴蝶”效应,整个金融系统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因为它是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这种大趋势无法遏制。虽然次贷危机本身仅仅几千亿美元,但全球都受影响。我国的股市离美国很远,但也受到了波及。股民是炒信心、炒预期,如果信心和预期都没了,股市也就跌惨了。现在看,这次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形成一种灾难,就是由全球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带来的。
4.金融波动的周期性。金融系统的运行具有周期性,只有认真了解和把握,才能未雨绸缪,驾驭金融形势的变化。从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我们就知道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危机时会出现牛奶过剩倒到海里、产品积压卖不动、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和物价飞涨等现象,这是那个年代初级阶段的经济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型的危机,这是即时危机的基本特征。经济发展到今天,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发生经济危机,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所以金融的安全性至关重要。由过去的生产过剩型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这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规律。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周期性的规律,比如经济过热,基本上是8—10年出现一次。1982—1984年,我国出现第一次经济过热,进行了治理整顿;1994年,出现第二次经济过热,进行了第二次治理整顿;2006年末,出现第三次经济过热。我国股市也呈周期性变化,基本上是五“熊”三“牛”,股票行情是“横有多长、竖有多高”,这些都是辩证的。现在需要我们掌握的是周期性,准确把握经济走向和规律,从而做到未雨绸缪,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美国看市场经济的优势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用市场法则和价值规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第二,产权多样化,鼓励竞争,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但是,市场经济也有负面效应,会周期性地出现一些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经济的主要危险是通货膨胀,因为当时是短缺经济,经常供不应求,物价自然就会上涨。市场经济有通胀,也有紧缩,二者交替进行,但主要危险是通货紧缩,即生产过剩、物价低迷、消费不足。在1998—2005年期间,我国经历了8年的通货紧缩,经济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目前,我国又一次进行宏观调控,防止通货膨胀,但要注意调控的节奏和力度,要“点刹车”,不能“急刹车”,“急刹车”容易造成翻车。如果长期过度地紧缩银根,那么到2009年末,我国有可能重新滑入通货紧缩,5年内经济将无法有大的发展。不能一放就胀,一紧就缩,这几年我国一直是这么周而复始地走这条路,现在要注意掌握调控的力度。如果再次出现1998年的那种通货紧缩,我国就难办了,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太大,再加上弱势群体多,如果经济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那么很难保就业、保稳定,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参考文献:
[1]李翀.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原因和影响[J].经济学动态,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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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翀.论我国的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银行现在不但要承担庞大存量呆帐，而且要继续为那些管理不善，市场竞争力不强等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注入资金。这是新的潜在的呆帐，是流量的呆帐。流量的呆帐比存量的呆帐更可怕。因为它会无助于化解银行的金融风险，反而会鲸食我们为此而付出的一切努力，直至把整个银行系统推向崩溃的深渊。
谨慎融入国际金融市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在接受法国记者时说，为了处理国际金融危机，亚洲各国表现了良好的团结精神，使得这次金融危机能较快地平息下去。
1994底至1995年初，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联合西方七国共同提供478亿美元货款帮助墨西哥渡过金融危机。从那时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了紧急筹款机制，以帮助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或地区恢复金融秩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用紧急筹款机制在几天内完成了以往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的事情。在泰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日本联手召开了亚洲金融会议，同意共同出资160亿美元帮助泰国重振信用系统。康德苏指出，在当今全球一体化金融形势下，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时刻警惕宏观经济平衡出现的漏洞，并且迅速采取行动。任何迟缓都会给本国和世界其他各国造成更大损失。康德苏指出，这是一个责任心，责任心比团结精神来得更得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救助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行动中发现了自己的不足。这主要是由于国家与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国际金融组织，它可以为这家收集并提供信息、建议甚至可以通过其他国家向其施压的办法来达到目的。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尽量避免使用这些办法，尽最大可能地通过本国政府的计划来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
要做到这一点目前还很困难，除了国家的内政之外，还有来自文化方面困难。泰国如果在1996年夏就遵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采取行动改革国家的经济结构，那么不致以会发生1997年7月的金融危机。泰国政府当时很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建议。挽救危机的机会就这样丧失了。
米歇尔·康德苏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的总结是有代表性的。他说出了一个当代金融监管的重大课题，国家如何接受国际金融组织的建议和指导的问题。泰国没有及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直到危机爆发后，才不得不为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援而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1979年我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次年加入世界银行。我国正在努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着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体系，我国从金融贸易进出口制度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国际社会的经济惯例。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利用外资国。从1993年起，我国就是世界银行的最大货款国。截止1996年8月底，我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达1610.7亿美元。国家将继续扩大利用外资的力度，将逐步实行对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国家计划在今后内每年实际利用外资300亿美元。1997年全年实际利用外资达495亿美元。
随着对外贸易的持续顺差，197年我国外汇储备已达1200亿美元。我国金融市场与世界金融市场的联系已越来越来密切。在这次泰国金融危机后，应国际社会的要求，我国中央银行已经开始参与国际金融事务，向泰国提供10亿美元货款援助。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国将会更加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国于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金融中心的地位会继续加强，这一世纪大事会加快中国融入国际金融体积体系的步伐。今年9月15日在香港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就是中国决心全面参与国际金融事务的一个信号。
事实上，我国已经与国与国际金融市场建立了正常的密切的联系，我们的目标是全面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一切活动，发展中国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优势，为国际金融体系建设和金融市场稳定发挥应有的作用。
1996年底，我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制度。外商投资企业在银行的结售方面拥有充分的自由。为了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根据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的具体情况，保持相当规模的外汇储备是十分必要的。泰国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显而见的教训是东南亚国家的外汇储备太少，不足于支付本国货币的大幅波动，而导致货币的大幅震荡。
实现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是我国开放金融市场的一个重大成就，在条件成熟时我国将开放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了适应经济自由化、全球信息化的趋势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要求，决心要在下个世纪实现全球的金融市场开放。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开放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全球的金融发展趋势。我国应采取较积极的措施来迎接这个挑战。
东南亚国家在积极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在大量利用国际廉价资本的同时，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因而他们要付出代价，缴纳昂贵的学费。泰国由于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打击，必须被动地进行财政金融和经济结构的改革。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大为放慢。专家估计，泰国在今年的五年之内难于恢复到令人羡慕“东亚奇迹”的水平。
我国是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经济速度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是我国决不能饮鸠止渴，超出我国的实际国情，揠苗助长地过早开放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货币危机是实例。
对全球金融市场而言，东南亚金融危机不再是空喊狼来了，而是实实在在的狼来了。它使得每一个国家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以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国传媒已密切关注了这场危机的发生、发展，并介绍了中国及国际上的专家学者对这场金融危机的看法。我国也参与了拯救泰国金融危机的实际行动。这本身就说明，我国的经济生活和金融市场已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东南亚金融进行深该反思，咀嚼其爆发的原因，会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不无良益。
人民币不会有事
当外资大量涌入，经济也快速发展的泰马菲印等国家遭遇惨重的货币狙击以致币值狂泻时，许多人都自然地将眼睛盯住了同样是外资大量涌入、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人们的疑问是，中国会是国际炒家的下一块“肥肉”吗。
泰国的货币危机的一个启示就是，警惕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形成泡沫经济，保证资金和储蓄流入生产性的经济。一发生泡沫就打压下去。一般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必须抑制，股票、房地产价格的膨胀也要抑制。
发展中国家发生货币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在国际收支表现上，经常项目（包括外贸）出现逆差，而且逆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过高。往往超过5％的警戒线。泰马菲等国家的共同现象都是经常项目逆差过大。而国内储蓄不足则是造成经常项目逆差的根本原因。储蓄不足，国家为了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就必须利用外资，而大规模利用外资的结果，经常项目逆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过高。墨西哥当年这一比例是7.8％。泰国最近爆发危机前则是8.2％，都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5％的警戒线。泰国在这种情况下使国际投资者对泰铢缺乏信心，而投机客则找到了下手的机会。东南亚国家的储蓄率固然相当高，但问题是这些国家的投资需求更大。相对来讲，储蓄水平仍然严重不足。不仅如此，泰国过去十余年里，面对源源流入的外资，为了维持稳定的汇率，更要不断买进外币，卖出本币。结果，货币供应严重过量。于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就提高利率；利率高了，又导致外资流入。恶性循环的结果，银根过松，给泡沫经济创造了条件，也给投机客创造了条件。货币和美元挂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几乎都面对这个窘境。
中国近年则通过“对冲”，例如，收缩银行贷款，防堵了这种危险。中国近年来外贸一直顺差，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完全不一样。而且，外资源源进入中国，形成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顺差的“双顺差”。外汇储备每年增长二三百亿美元，形成一个强大的支付能力。阻吓了国际投机。你抛（人民币）我就买，谁能来投机。而且，在双顺差的情况下，人民币面对升值压力，而中国人民银行采取措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币其实也就低估了。和泰铢完全相反。此外，中国引进的外资和泰国引进的外资在结构上也不一样。泰国开放资本市场，但外资结构非常脆弱，充裕又不受管制的短期外资被大量用来炒房地产，炒股票。一有风吹草动，不仅外商撤退，本国人也抢购外币，就加速了货币体系的崩溃。
中国至今没有开放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据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说，中国目前利用外资3200亿美元，其中2000亿属于外商投资，1200亿属于国际融资。但前者有64％是直接投资，要撤也不容易；后者更是将近90％的长期贷款。何况，中国外债和国内生产总值比仅仅是15.5％（1996年）。反观泰国46％、菲律宾54％、印尼47％、马来西亚39％、墨西哥35％都严重得多。
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国际投机客就一定不会打中国的主意？
中国一直在向开放金融市场的方向走，被狙击的可能性最终必然存在。幸亏中国近年整顿金融秩序，使经济“软著陆”，限制了金融机构炒作房地产和股票。中国在实现资本流动自由化方面也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方针，例如，外商就不能随意买到人民币，因此，尽管中国目前是个“债务大国”，外债高达1160多亿美元，但是，国际炒家会发觉，他们很难找到办法狙击人民币。
人民币依然坚挺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在这场金融风波中未能幸免于难，主要原因在于它们的经济模式、汇率制度、出口结构等都和泰国相似，同样存在经常项目逆差、出口增长滑坡、外汇储备减少、房地产积压、银行风险积聚等问题，因而较易受到外汇投机商的攻击。在这场金融动荡中，中国人民币坚挺依旧。专家分析，泰国货币危机不会波及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适度，物价持续回落，外汇储备充足，外汇管理卓有成效，不存在爆发类似危机的制度性因素。自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以来，中国出口年年大于进口，外汇储备相当宽裕，今年上半年已达1200多亿美元，拥有可靠的、足以让国外投资者放心的对外支付能力。资本的流入流出，中国向来实行严格管理，以套汇套利为目的的短期游资一般不能通过正常途径进入境内。1996年我国两次下调银行利率，外汇市场并没有因人民币与外币利差缩小而出现资金外逃、汇率波动。去年以来，股市跌跌涨涨颇为热闹，但外汇市场的交易却平平静静，未见外来游资趋利躁动的迹象。泰国曾对外资流入房地产业大开方便之门，助长了本国的泡沫经济。在中国，境外投资者涉足房地产业和证券业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900多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占80％以上。目前，中国外债余额为1163亿美元，数量虽然不少，但是结构上以中长期贷款为主，占80％以上，短期外债仅为10％。这种投资导向和外债结构，减少了大规模国际游资套利投机的可能性。货币危机发生在近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享有亚洲第五小龙之称的泰国，以及同属新兴市场的东南亚地区，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借用经济学家的话说，“亚洲经济碰上了高墙”。在这里，高墙指的是，一国在生产力达到一定发展程度之后，需要实现另一次生产方式质的提高，即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改革宏观调控机制，提高经济管理水平。事实上中国不是也处在跳越“高墙”的前沿吗？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同样存在或曾经出现投资膨胀、房地产开发过热、低水平重复建设、商品房积压、金融机构贷款回收困难、不良资产上升等问题。近年中国强化资本项目管理，对开放资本市场一直持慎重态度，但是仍无法完全堵住变相、通过非正常渠道流入的短期资金。随着进出口额的增加，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中国和世界联系越紧密，越易受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在中国目前的进出口结构中，对外依赖性最强、对需求变动最为敏感的加工贸易占相当比重，难免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国内市场就出现连锁反应。现在，无论是外汇储备，还是外债规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国都居世界前列，专家提醒，在总量增长的同时，更应注意结构优化。近一两年，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在1美元兑8．29元人民币的水平，虽有利于外贸出口，却加大了中央银行控制货币投放的难度。这些矛盾如何协调，潜在风险如何防范？泰国经济由兴至衰的变迁，不能不令我们警醒。显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两个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中国经济跨过“高墙”、再上台阶的明智选择。眼下，泰国正准备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日本等亚太地区银行的贷款援助，补充外汇储备，稳定汇率和物价。经济界人士认为，实行汇率浮动，将为泰国出口回升带来契机。削减财政预算，改革金融机构，将会挤掉泡沫，健全制度。人们相信，经过这场风波和变革，泰国将会尽快走出困境，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成长期。
中国不可能成为“泰国第二”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教授刘遵义认为：
尽管泰国金融动荡已经累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但中国不可能成为泰国第二。但随着国家货币较大幅度的贬值，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可能受到较大影响。
泰币一时之内不可能回升，其地东南亚国家货币也不可能回升太多。所以这些国家出口竞争力会增加，对中国出口竞争力形成压力。中国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很多，下半年就不一定，到明年就会慢下来。因为很多中国能做的产品，东南亚一些国家也能做，随着泰币20％左右贬道，产品也将大幅降价，中国需对此有所准备。
泰国金融风波与两年的的墨西哥危机十分相似，其发生具有经济上的结构性原因（fundamentals）。泰国的储蓄率低于投资率，近年来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外来资本；此外，在外资结构中又倾向于利用流动性较高的短期贷款和金融投资，直建设资和长期贷款比重较低，加之实行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制度，资金可自由流入流出；加之泰铢升值导致进口入超，且进口品中消费品比重过高，最终导致金融风波爆发。
泰国动荡累及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是由于这些国家在结构上有与泰国相似之处。但刘教授分析说，由于中国储蓄颇高，利用外资的主要部分是直接投资和长期贷款，而且进口商品也相当注重生产资料部分，所以不大可能类似汇率危机。
当记者问及对于中国外汇制度改革的看法时，刘遵义教授说，他现在还看不出实行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好处，中国现在汇率有升值压力，出超也很厉害，加上长期资本继续流入，货币放开合短期内还会有升值压力，对中国并不很有利。中国从1994年到现在汇率从8．7升到8．3，实际通货膨胀加起来(accumulate)约有40%，货币再升值就更有问题了。但贬值也不有利，会引起一些通货膨胀，所以还是维持稳定为好。
论文摘要：分析我国遭遇反倾销的原因，提出应对国外反倾销的相关举措，包括完善反倾销法规和反倾销机制，推进企业经济改革，强化行业协会职能，调整优惠及鼓励政策等，构建全方位一体化的反倾销防御系统。
入世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我国同世界各国贸易的频繁，国外企业对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抵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国外企业也在不失时机的寻找新的突破口来阻止我们对世界市场的进入。这其中对来自中国的产品提起反倾销成为他们的必然工具，针对此种形势，我们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1遭遇反倾销的原因分析
1．1新形势下反倾销作为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很是盛行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配额许可证等传统的非关税措施的使用受到严格的约束，而反倾销是世贸组织允许的一种行政保护手段，具有形式合法、较易实施的特点，因此成为各国用来保护国内生产的武器。尤其是近年来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各国为保护国内市场，于是频繁运用反倾销措施来限制外国产品进入。而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出口产品种类多，数量大，对较多国家，特别是殖方国家贸易多是顺差，自然成了反倾销的主要对象之一。
1．2发达国家以“非市场经济国家”为借口对华反倾销师出有名
到目前为止，仍有一些国家把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我国采取了歧视性的反倾销政策。采用替代国制度来对待国际市场上来自我国的低成本商品，武断的将一个与受控倾销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具体情况并无太多关系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价格，作为确定自“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受诉倾销产品正常价值的依据。在中国输美漆刷案中，美国商业部选择斯里兰卡作为替代国，结果价格比较后得出的倾销幅度为27％，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以不确定的替代国的价格作为计算正常价格的依据，这本身就带歧视性和不合理性。因此，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替代国”来对待中国的商品是极不公平的。
1．3出口秩序不规范，授人权柄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的大宗商品多是劳动密集型或技术含量低的产品，产品附加值小，在国际市场上一直处于过度竞争态势。受短期利益的驱动，不少企业为达到多出口，工作重点往往不是放在如何加大新产品的开发以及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服务上，而是采用竞相降价的方法，以低价强占国际市场，扰乱了正常的外贸出口秩序，从而很容易为外国倾销指控制造借口。
2应对反倾销的措施
2．1完善我国反倾销法规和反倾销机制，让企业尽快适应新的形势
当今，我国原有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正逐步被取消，我们必须学会利国国际贸易体制所认可的反倾销武器对我国的民族工业进行保护，以和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出口反倾销相抗衡。美国和欧盟之所以能利用反倾销武器来抵制相互的不平等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完备的反倾销国内立法和健全的反倾销立法机制。尽管我国反倾销工作才刚刚起步，经验还不足，研究不够，缺少必要的经费投入人员有限，但是如果我们勇于面对，总会有好的结果。“倾销问题不是国外问题而是中国问题，中国的倾销比比皆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包括经济界要鼓励从头做起，要扎扎实实去做，所以我提倡反倾销”皇明集团董事长黄呜对反倾销的独特见解，体现了我国企业界认识的提高，只有充分认识反倾销的真谛义，我们才能在新形势下立于不败之地。
2．2经济改革，摘掉“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帽子
在国外反倾销措施中，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位是造成定案的关键性技术措施，也是他们对转轨型国家实施反倾销的借口。尽管我国已经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经济的自由度、市场的开放度、西方国家所说的私有化程度已经超过某些所谓市场经济国家。但在实际运行中，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仍存在，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仍没有建立，所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完全执行，企业仍受到不同程度的约束。因此，只有进行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摘掉“非市场经济国家”帽子，才能改变西方国家的看法，取消其对中国的一些歧视性做法。
2．3强化行业协会的协调职能，规范小范围市场秩序
应对国外反倾销，首先，行业协会要认真研究国外市场动向与容量，制定本行业的出口策略及市场开发计划，帮助企业选择出口国家和地区，防止市场过于集中而导致进口国家的反倾销调查；其次，发挥好内部的协调工作，及时反映，坚决制止企业低于正常价值的出口行为。要让企业真正了解反倾销连锁效应对我国所造成的极大损害，真正懂得一个企业的低价出口不仅仅是一个企业遭受反倾销的损失，也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失去一个国家市场的问题，这种效应，即我国同一产品在几个国家地区或十几个国家地区连续被反倾销并逐出市场的事件屡见不鲜；第三，一旦遭到，指导受指控的出口企业积极、灵活、策略地应诉抗辩或主动和解。如应诉维权，则帮助企业认真填写调查答卷，切实搞好实地调查及适应要求举办听证会，并为企业准备必要的资料。
新闻策划应当以电视和栏目的定位为基础。“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报道很好地处理了新闻策划与电视和栏目定位的关系。CCTV-2《经济半小时》栏目“观经济大势,知民生冷暖”的定位决定了该栏目必须具有宏观视野。而“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报道正是站在全球的高度,呈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的动态变迁。从2008年9月16日开始,CCTV-2《经济半小时》栏目以雷曼兄弟破产这个标志性事件的发生为契机,持续数月连续推出72期大型电视直播节目“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报道,全方位剖析金融风暴中中国的金融、地产、汽车、出口及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发展变化。这样的报道定位符合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覆盖面最广的电视台的地位特征,也符合国家大台的形象,满足了全国亿万观众了解事态变化的需要。此次“直击华尔街风暴”的报道也打破了在全球重大经济事件中,只有欧美部分国家的电视新闻报道的垄断局面。和讯网投资资讯部总监王正鹏认为,从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报道来看,CCTV-2“直击华尔街风暴”在美国金融危机这一重大事件中发出了亚洲的声音。③
新闻策划在报道内容和主题的选择上,应考虑观众的信息需求特点。作为部级电视台,央视担负着特别的使命,她要为全国亿万观众传递有关世界变化的各种信息。在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的非常时刻,守望世界经济大事,担负起国家和民众利益的t望者的角色,就成为CCTV-2一个光荣而又伟大的使命。正如CCTV-2总监郭振玺所说的,及时、深入、权威地报道这次金融危机是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的媒体责任。④“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报道及时、充分地报道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进展,全方位展示这场危机的方方面面,为全国观众准确把握危机进展提供最及时、全面、权威的资讯,正是这种媒介角色和价值观的生动体现。美国报业先驱普利策曾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t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报道的记者和编辑们很好地诠释了这位报业巨擎一百多年前给记者下的定义。
新闻策划应体现出栏目的风格特征。作为中央电视台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名牌经济深度报道,《经济半小时》栏目始终用经济的眼光关注社会热点,总是选择重大经济事件、业界风云人物作为报道的核心,以严谨的态度、新闻的眼光、经济的视角、权威的评论,深度报道经济事件、透彻分析经济现象、准确把握经济脉搏。因此,专业性、权威性、思想性和指导性是该栏目的基本风格。“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报道秉承了《经济半小时》报道方面的风格特征。
首先,从专业性角度来看,“直击华尔街风暴”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从报道的内容上来说,无论是解释华尔街风暴的原因,还是金融风暴对中国的金融系统、外汇安全、房地产、汽车产业以及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影响,所涉及的都是专业性非常强的问题。第二,从报道的队伍上来说,“参与华尔街系列报道的编导记者,均为有十年以上经验的从业人员,很大程度保证了节目的可看性。”经济频道《中国财经报道》主编赵悦解释了“华尔街系列节目”受到追捧的原因。⑤专业的队伍保证了报道的专业性及对所报道问题的专业解释。第三,节目所请的嘉宾或采访的对象都是各个领域内的重量级专家,他们观点的专业性毫无疑义。
其次,在权威性方面,中央电视台在观众心目中长期以来独一无二的地位奠定了“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报道权威性的基础。此外,83位嘉宾和其他采访对象几乎都是国内外各领域内的重量级人物。随意列举几位的头衔和身份就可以看出这个节目的权威性特点,如美国财长保尔森,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英国施罗德投资公司中国区总裁高潮生,摩根大通中国区总裁李小加,道琼斯原CEO麦健陆。这些专家和业界精英的观点和分析大大增强了节目的权威性。
第三,“直击华尔街风暴”的思想性体现在专家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解读上。由于危机的复杂性,很难由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刻对危机的方方面面做出准确、全面的判断。因此,该节目前后共邀请了80多位嘉宾从各个方面全方位剖析此次金融危机,并通过采访其他持各种见解的专家对同一个问题进行热烈地讨论,形成思想的碰撞和对接。正如有评论指出的,“‘直击华尔街风暴’将这场危机当成了认识当今世界经济深层次运行规律、认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性、增长经济知识的课堂。节目全方位展示各种视角,提供大量的经济学知识,让参与节目的各方和观众一起共同深化对这场危机的认识,共同提高把握重大经济问题的能力”。⑥
最后,“直击华尔街风暴”系列节目还注重加强经济报道的指导性、实用功能,将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联系密切的部位作为报道重点,将搞好国内经济作为报道的落脚点。比如说节目中,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等人士介绍了中国金融机构的运行状况,客观分析了中国金融机构可能遭受的损失,同时强调,由于此前中国金融机构的改革和我国金融业稳健开放的政策,中国金融业总体健康。这些内容既为国内各方面防范危机提供了预警信息,也为大家正确了解中国经济状况提供了非常权威的信息,引导了舆论,提升了信心。
新闻策划应审时度势,迅速出击。新闻报道要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播出时机。时机的选择对新闻策划的成败至关重要。此次“直击华尔街风暴”系列报道推出的时机非常成功。
2008年9月14日,美国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158年的历史就此终结;有94年历史之久的美国另一家投资银行美林证券,也在同一天宣布将以44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美国银行,和雷曼兄弟一样,这家“百年老店”也将不复存在;世界第三大金融机构、全美最大的保险公司AIG(美国国际集团)也传来濒于崩溃的信号。这些消息震惊了整条华尔街,也震动了全球的金融市场,美国金融媒体用醒目的标题――“危情华尔街”对此次金融巨变进行了报道。从2008年9月16日开始,CCTV-2《经济半小时》就以雷曼兄弟破产这个标志性事件的发生为契机,及时推出资讯与深度相结合的专业电视财经新闻报道――“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报道,及时向观众传递事态变化的信息。这种快速的反应是此次系列报道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具有158年历史的美国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破产标志着全球金融危机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新阶段,或许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最高潮。危机发生后,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都想知道这次金融海啸为什么会发生?它的破坏力有多大?它的影响会持续多长时间?它对全球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太多太多的疑问萦绕在人们的脑海中。人们急需有人对他们的疑问做出专业性的解答,“直击华尔街风暴”特别策划无疑迎合了广大观众这样的需求。正如郭振玺所说,“我们的节目最早发出雷曼倒掉的警示,最先解释清楚了美国政府注资并非金融机构国有化,提醒中国不能因金融危机而止步海外投资等等,诸如此类的许多内容,不仅具有前瞻性,也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⑦因此,这样的新闻报道能获得观众极大的关注,成功也就在情理之中。此外,由于2008年9月13日、14日和15日是中秋假期,很多中国观众还在度假,而且在这三天中国股市休市,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对股市的冲击还没有显现出来。因此,在假期后的第一天就及时推出相关的策划报道,既迎合了观众时间上的要求,又可以在16日观察金融风暴对中国股市的影响,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新闻策划应符合观众信息需求的形式。财经类报道是专业性强、知识密集型和服务性的报道。财经报道的专业性体现在要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分析各种因素对宏观经济、中观产业经济以及微观经济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深刻剖析影响经济发展形势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帮助观众理解当前的经济形势,为今后的投资决策和理性消费提供重要的参考。财经信息的专业性和服务性的特点决定了财经报道应以资讯和深度相结合的报道形式,资讯是满足观众信息需求迅速的特点,深度是满足观众全方位了解事态发展变化的特点。
“直击华尔街风暴”系列报道每次在节目开头都会及时播出国内外当天或当时发生的重要财经资讯,满足人们及时了解事态发展变化的需要。节目中也时常穿插连线报道的形式,增强了节目的现场感和时效性。在此基础上,节目的重点是主持人和专家对金融风暴和这些重要的资讯当中所蕴含的财经信息进行解读,分析金融风暴和这些资讯当中的哪些因素会对今后的经济走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2008年10月26日节目中,在报道完周小川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关于金融宏观调控的报告后,就报告当中提到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及时采访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费达瀚,倾听他对金融风暴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的见解。这种资讯加深度分析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财经报道专业化与大众化的矛盾,因为各种经济现象之间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而缺乏经济知识的普通观众对各种现象的发生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没有概念的。在报道完资讯后,及时对资讯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解读,为观众起到了解疑释惑的作用。
总之,笔者认为,电视新闻策划要取得成功,必须充分考虑新闻策划与电视和栏目的定位、报道内容和主题的选择、栏目报道风格、策划的时机和观众信息需求的形式之间的关系。只有厘清这几者之间的关系,电视新闻策划才能取得圆满成功。为此,本文将几者之间的关系用如下模型表示: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本文责编:邵满春
参考文献:
一、会计理论体系的内容
（一）会计理论的定义
亨德里克森提到会计理论是一套逻辑严密的原则，以使会计信息使用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会计实务，提供评估当前会计实务的概念框架，指导新的实务和程序的建立。笔者认为，会计理论体系除了上述作用外，还应该在特定的环境下能够为解决特定问题提供原理性的解释和指导。例如在这次金融危机下衍生金融工具的计量属性问题，与其争论不休，不如回归会计理论，从本源上寻找衍生金融工具的实质然后再确定如何对其进行计量。
（二）会计的本质
会计的本质问题历来是我国会计学界争论较多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主要观点有三种：“管理活动论”、“信息系统论”和“控制系统论”。笔者认为，仅仅把会计看作是一个信息系统，不足以确定会计的重要地位，也就不能充分发挥会计信息的重要作用，没有管理权力作支撑，会计就会失去其控制和管理的职能，最后也可能沦为摆设。例如在现今的金融危机下，会计如若只是作为信息系统，只能提供企业的财务信息，而不能参与管理活动，很有可能被管理层弃置不用，加大了管理层决策的随意性，拍脑袋之类的现象可能增多，就不利于企业应对金融危机，防范金融风险。因此，会计的本质应该是一种管理活动，把财务信息运用于管理之中，能更加发挥会计的决策和协调作用。
（三）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
杜兴强教授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一文中的观点，即会计环境应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他认为，会计理论包括会计基本理论，会计准则基本概念体系和会计应用理论，而以往的假设起点论和目标起点论都是针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提出的，只注意到会计理论体系的某个层面，而没有站在整个会计理论体系全局高度去探讨，因此是片面的。而且以会计目标、会计职能、会计动因以及会计假设等作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都是假设会计的环境是不变的，然而一旦新的会计环境发生，这些观点架构的会计理论结构就可能会失去理论指导作用。而会计环境作为逻辑起点，可以使会计理论适应实践和客观环境的要求，并随之不断变化，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而且为我国目前建立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提供了客观依据。尤其是当前金融危机的经济大环境下，会计环境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日益复杂，西方国家的会计理论体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因此，我国不能再仅仅依靠以往经验或借鉴西方国家的成果，而是应该从具体实践出发，考虑中国政策、企业特点、国家文化等各方面因素，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
（四）会计的程序
会计的程序包括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会计记录和财务报告。会计确认是基础，会计计量是核心问题，而会计记录和财务报告则是在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基础上以资料的形式反映出来并提供给信息使用者的过程。本文中我们主要讨论一下会计计量的属性问题。会计计量属性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以及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华尔街金融风暴的产生，有人归咎于衍生金融工具的计量属性问题，我认为是牵强的。吴水澎教授在其著作《会计理论》中指出，“利用历史成本会对衍生金融工具核算不足，因为在期货交易中仅核算保证金，但是期货交易潜藏的风险往往远大于保证金，而利用历史成本方法由于注重形式，忽视实质，因此不能充分反映衍生金融工具的内涵风险及潜在的损失，以此为基础编制的报表容易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造成误导。”现如今公允价值计量已是大势所趋，用公允价值更能准确反映资产的经济实质。衍生金融工具用公允价值计量，其方向是正确的，只是没有找对方式。现在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不是因为用公允价值作为其计量属性是错误的，而是因为没有形成正确的计算其公允价值的方法。我们所要做的是寻求一种正确的方式来计量其公允价值而不是因噎废食，因为一点挫折就退缩寻找历史成本作庇护，这是一种胆小的表现而不符合时展的需要。
二、结论
金融危机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虽然在这场风暴中中国的制造业尤其是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企业遭受严重损失，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是稳健的，中国可以借鉴华尔街的教训，制定切实有效可行的措施以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在会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方面，中国也可以在学习西方先进理论的基础上，把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构建科学合理而又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从而为会计实践和经济实践提供正确有力的指导。
参考文献
[1]吴水澎.会计理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一 、引言
我国证券市场股权相对集中，大股东往往更有机会利用其控制权优势侵犯中小股东的利益[1]，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成为主要矛盾。大股东资金占用作为大股东掏空的一种形式，到底给利益相关者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学术界对大股东侵占行为的经济后果已有较为翔实的研究。但是关于大股东资金占用行为对公司极端事件影响的研究较少，如大股东资金占用行为与股价暴跌风险的关系等。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机会。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股价暴跌风险成为资本市场的研究热点之一。诸多研究表明，公司的财务状况与公司的股价暴跌相联系[2-4]。我国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尚不健全，在公司治理不完善导致金融风险逐渐累积的背景下，对公司股价暴跌风险的研究更凸显其理论和实际价值。股价暴跌之后，公司会如何应对，是否会采取相应措施向资本市场传递信号，以弥补给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股价暴跌是否会倒逼公司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改善公司的信息透明度？这些不得而知。特别是在我国资本市场实施了融资融券制度之后，股价的波动性增加，对于大股东资金占用、股价暴跌、信息透明度之间逻辑关系的研究变得更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能够检验公司在股价暴跌之后，管理层是否能够积极改善公司形象，维护投资者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潜在投资者在股票暴跌之后的投资策略提供实证借鉴。
本文将资金占用、股价暴跌风险和信息透明度放在一个研究框架中，以1999～2014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大股东资金占用与股价暴跌风险的关系，并进一步研究股价暴跌风险对于企业信息透明度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资金占用与股价暴跌风险
我国证券市场成立的最初目的之一是楣有企业服务，解决国有企业的融资问题。在这个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占据了上市公司总数的2/3左右，并且为了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国有上市公司一直保持着较大比例的股权，“一股独大”现象较为严重。相对集中的股权和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现金的需求，诱发了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对上市公司资金的占用是大股东常见而重要的一种手段）。尽管有《公司法》和《证券法》等一系列法律条文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但是监管机构并没有对公司的违规行为实施相应地惩罚[5]，以致大股东的资金占用行为愈演愈烈，中小股东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据统计，在样本期间，中国内地上市公司仍存在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的现象，平均占用资金高达总资产的1.5%。另一方面，考虑到大股东占款形式多样，直接的资金占用仅是其中一部分，而实际占款数额应当更高[6]。
大股东的资金占用行为使上市公司变得脆弱，容易引发股价暴跌风险。具体而言，大股东的资金占用可以通过以下渠道影响公司：首先，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直接减少了上市公司可利用的财务资源，使得上市公司可以用来改善经营的资金减少[7，8]。财务资源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大量的资金被大股东占用，企业可用于正常经营的资金减少，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公司变得更加脆弱，会增加发生负面极端事件的可能；其次，大量资金被占用，使得上市公司用来可持续发展的资金减少，企业的投资活动受到抑制，企业本身可以循环使用的资金无法继续投资，未来经营业绩会受到负面影响[9]，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负面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再次，企业的价值创造者――高管和职工的激励，将会受到大股东资金占用的影响[10，11]。高管和员工作为企业中最重要的两类人力资源，其努力程度决定了企业的业绩，是股东价值创造的源泉所在。若企业资金被占用过多，职工的薪酬增长将会被延缓或者加速下降，职工努力程度可能会受到影响。此外，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也会因为大股东的资金占用而受到影响，高管的努力程度亦会下降。作为企业价值的重要创造者，高管和员工的激励不足将会对公司造成严重后果，公司的财务风险增加，可持续抗风险能力减弱。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一：
H1：上市公司被大股东占用资金越多，股价发生暴跌风险的概率越大。
（二）股价暴跌风险与信息透明度
股价暴跌向资本市场传递了负面信号，对大股东以及公司高管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杨棉之等（2015）研究发现，股价暴跌之后，公司的权益融资成本上升，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会对公司的管理层实施压力[12]。为缓解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可能会采取措施改善公司形象。
改善公司信息透明度可能是管理层改善公司形象可行的方法之一，理由如下：第一，作为可控指标，大股东和管理层有能力改善信息透明度。大股东和管理层在改善公司形象的过程中，具有其不同的动机和能力。从大股东的角度来看，公司股价暴跌，无疑会对投资者产生重大负面影响，而大股东在股票下跌过程中损失最大，按照博弈原理，大股东相比中小股东更有动机去弥补公司股票暴跌所造成的损失。同时，大股东拥有上市公司绝对的控制权，可以通过控制管理层来影响公司行为。因此，大股东有动机且有能力去改善公司形象。从管理层的角度分析，保护中小股东是管理层的重要职责之一[13]，股票暴跌造成了中小股东的重大损失，管理层难辞其咎，声誉因股票暴跌而受到负面影响。作为股东的人，高管对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在一定程度上有能力通过某些措施改善公司形象；但同时作为大股东的人，高管的行为又会受到其限制，尤其在涉及大股东利益时。譬如，当大股东的资金占用行为诱发股票暴跌时，管理层很难对其采取措施实施纠正，而只能采取那些可以由管理层自己决定，并对大股东利益不会产生负面影响的措施，比如改善公司的透明度等。
3.主要变量的组合分析
我们对由大股东资金占用现象的公司按照占用程度进行排序，并与其公司股价暴跌进行了组合分析，具体见表4 Panel A：
我们将有大股东资金占用现象的样本按其大小划分为10个组合，然后计算其股价暴跌的概率均值。由上表可清晰看出，股价暴跌概率随着资金占用程度的增加而加大。在资金占用最低组其股价暴跌概率为0.23，但在大股东资金占用的最高组，股价暴跌的概率高达0.52，提高幅度较大。这初步验证了我们的假设：大股东的资金占用与股价暴跌相联系。
我们对其他可能会引发股价暴跌的变量也进行了组合分析，具体见表4 Panel B。表中显示了以信息透明度、大股东资金占用与股价暴跌的关系。在资金占用的低组和高组，随着信息透明度的增加，股价暴跌概率依次下降。
4.是否股价暴跌与大股东资金占用的单变量检验
我们按照股价暴跌与否将样本划分为两组，考察其资金占用的均值和中位数是否存在差异，检验结果见表4 Panel C：
由上表可见，股价暴跌样本企业的大股东资金占用均值（中位数）为0.38（0.003），高于没有发生暴跌的企业均值（中位数）0.027（0.0004），并且该差异在0.01水平下显著。该检验结果表明，发生暴跌股价的典型特点之一就是大股东的资金占用程度相对较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们的假设。
（二）假设检验
1.H1检验
我们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H1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见表5 Panel A：
由上表可见，大股东资金占用变量Tun的回归系数1.606和1.884均在0.01水平下显著，该回归结果表明，大股东的资金占用行为可能是导致股价暴跌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回归（1）中，负债率Lev和现金持有Cash回归系数为0.616和-0.433，均在0.05水平下显著，表明负债率越低，现金持有越多，越不容易发生股价暴跌风险。业绩增长Difroa和规模Size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83和-0.099，分别在0.05和0.0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业绩增长幅度越大，规模越大的企业，越不容易发生股价暴跌风险。其他变量，如产权性质、地区、公司治理和股权集中度等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测试。
值得一提的是，回归（1）中企业信息透明度Da变量的回归系数为-1.352，该结果表明Da越大，越不容易发生股价暴跌风险，该结果与Hutton等（2009）以及潘越等（2011）的结果并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企业业绩向下操纵与向上操纵对股价暴跌的影响机制不同。为检验这一猜想，我们设置了Da的符号方向。如果Da大于零，我们定义哑变量Pda为1，否则为0。在回归（2）中，我们考察了正负Da与Crash的关系。回归结果显示，Da的回归系数为-1.890，在0.01水平下显著，交叉变量Pda*da的回归系数为2.132，在0.05水平下显著，当业绩向上操纵时，其回归系数为0.242（-1.890+2.132），表明，当业绩向上操纵时，操纵幅度越大，越容易发生股价暴跌风险。该结果与Hutton等（2009）以及潘越等（2011）的结果相一致。
2.融资融券制度的实施对大股东资金占用与股价暴跌风险关系的调节作用
2010年之前，中国资本市场并没有融资融券制度，买卖股票只能通过低买高卖的方式获取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股价整体的波动性。2010年3月份，上交所和深交所公告实施融资融券制度。该制度的实施，可能在会影响到股价的波动。为此，本文检验了该制度实施对大股东资金占用与股价暴跌关系的影响。具体地，回归结果见表5 Panel B：
由上表回归（1）可见，融资融券实施之前，大股东资金占用Tun的回归系数1.342在0.01水平下显著，在回归（2）中，大股东资金占用回归系数为1.962，也在0.01水平下显著。这两个回归结果表明，融资融券实施前后，大股东资金占用都会增加股价暴跌的概率。进一步，我们考察了融资融券前后大股东资金占用与股价影响的差异。回归（3）中，大股东资金占用Tun的回归系数1.320在0.01水平上显著，交叉变量Trd_tun回归系数0.613也在0.01水平下显著，能够买空卖空的融资融券制度加强了大股东资金占用对股价暴跌风险的影响。该结果表明，融资融券制度实施之后，公司治理对公司股价的影响更为重要，加公司治理是降低股价暴跌的重要选择。
3.H2检验
公司股价暴跌客观上促使公司管理层采取相应措施，弥补股价暴跌给公司带来的损失。但管理层所采取的措施既要在管理层的可控范围之内，又不影响大股东利益。所以，管理层可能采取的一种措施就是改善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我们使用OLS多元回归对H2进行了检验，考察股价暴跌风险对未来一期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影响，检验结果见表6：
表6回归（1）显示，全样本股价暴跌对企业未来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具有显著作用，Lagcrash的回归系数为-0.120，在0.01水平下显著。该结果表明，在其他情况不变时，公司股价暴跌会使得管理层采取措施改善公司形象，对未来信息透明度提高起到显著积极作用，该结果支持H2。
理论上，何种因素导致股价暴跌的发生，管理层可能针对该因素进行必要的调整。但管理层无法控制大股东的资金占用行为，因此，可能对该项目调整的可能性比较小。我们检验了当期股价暴跌对未来期大股东资金占用的影响，检验结果也支持了我们的猜想，我们并没有发现股价暴跌与未来的大股东资金占用有显著关系。
进一步，我们考察了融资融券前后两者关系的变化。回归（2）显示，融资融券实施之前，滞后期股价暴跌回归系数-0.021在0.01水平下显著，回归（3）中滞后期股价暴跌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该结果表明，无论是融资融券实施前后，股价暴跌都会引起管理层的重视，促使管理层积极进行公司形象改善工作，努力提供信息透明度。该结果支持了假设二。
（三）稳健性测试
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定性，我们进行了系列稳健性测试，具体如下：
1.是否具有资金占用现象与股价暴跌。
我们设置是否具有大股东资金占用现象的哑变量，如果大股东的资金占用大于零，则该变量为1，否则为0。然后再与股价暴跌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实证结果依然支持我们的假设。
2.仅利用大股东资金占用大于零的样本，回归结果基本不变。
3.异方差的稳健性推断。为降低变量异方差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我们使用异方差的稳健性推断，实证结果基本不变。
4.按年份的聚类回归。实证结果基本不变。
5.为了控制公司的固定效应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我们使用了固定效应回归，实证结果基本不变。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股权相对集中的中国资本市场，资金占用是大股东侵犯中小股东的重要方式之一。尽管以往学者对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行为进行了大量而广泛的研究，但极少关注大股东资金占用对上市公司极端事件的影响，譬如股价暴跌。本文检验了大股东的资金占用对公司股价暴跌风险的影响，发现大股东资金占用会诱发股价暴跌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在实施融资融券之后，买空卖空加大了股价波动幅度，使得投资者更加关注公司治理，大股东资金占用更容易诱发股价暴跌。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管理层为降低股价暴跌对公司的影响，会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改善公司形象，其中措施之一就是改善公司的信息透明度。当期的股价暴跌与未来较高的信息透明度相联系，该结果在融资融券实施前后的结果基本一致。本文的实证结论是稳健的。
在实证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本文对资本市场各利益主体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本文发现大股东掏空增加了股价暴跌风险，股价暴跌之后公司信息透明度有所改善。这个可以为资本市场投资者规避股价暴跌风险提供实证借鉴，尤其在我国资本市场开通融资融券后，投资者可以设置买入没有大股东掏空的股票卖出由大股东掏空的股票，建立投资组合进行套利。
第二，监管机构应当对资本市场中的大股东资金占用行为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一方面可以直接降低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减少资金占用而降低股价暴跌概率，达到直接和间接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目的。大股东也需要加强自律，因为资金占用引发的股价暴跌也会影响大股东自身的利益。
第三，监管机构进一步加大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的监管。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投资者可以避免投资于具有股价暴跌风险的股票。另外，在公司股价已经发生暴跌的情况下，监管机构应进一步督促上市公司纠正错误，上市公司也因该积极配合监管，提高信息透明度，通过更透明的信息披露进行纠错，改善公司形象，避免股价的持续下跌，维护投资者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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