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么，电视历史剧究竟为什么会走红呢?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观众的喜爱。关于这一点已经用不着我们去花费笔墨作祥尽的考证了，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潜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即电视历史剧为什么会赢得观众的喜爱?弄清了这一问题，也就揭示了电视历史剧走红的一个深层动因。
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电视历史剧的兴盛不是偶然的，而是受到时代、社会诸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就是受众独特的心理需求，也就是说，电视历史剧契合了特定时代大众的社会心理，顺应了我们民族独有的审美心态。
(1)与大众社会心理的契合
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极其复杂的多元结构中。就本土范围看，市场经济全面启动，社会进入向商品经济转型的时代。人们从原先的精神化生存坠入了激烈的物欲竞争。信仰坍塌，理想破灭，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社会心理问题随之纷纷出现：迷惘、焦躁、道德沦丧、价值失范……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着世界格局重组的问题，WTO更使这一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明了。中国经历了80年代自觉的西化失败后又一次不得不向西方看齐。国人本已焦灼不堪、迷乱不已的心理因此越发脆薄：一方面不知所措，一方面又本能地滋生出反抗与拒绝，矛盾重重中人们开始将目光到中国的历史深处，企望从“曾经泱泱大国”的往昔岁月中寻找到自我的寄托，寻找到民族自尊自信的支点。95年后席卷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国学热”就是一个明证。这样的历史情景和群体精神风貌，催化了电视历史剧的出笼和发展。从一开始，它就顺应国人回归历史的心理趋向，将镜头锁定历史时空；同时，在面对历史时又着眼于现实需要，力图给困顿中张惶失措的现代人撑起一方不无虚幻的心灵栖居地，让种种纷繁杂沓的心理得到暂时的安息。因此，电视历史剧的创作策略就是凭借一个历史的幌子演绎现代人的梦想。与这种创作策略相吻合，在具体的操作上它远离传统的经学式历史书写，无视“历史真实”。尤小刚就曾经这样表白：“在戏说中，历史人物只是一个符号化的东西。”陈家林也认为历史剧并不意味着与历史一一对号(注：《荧屏群言堂》，《中国电视》2002年第3期)。可见，在创作者那里电视历史剧是“大众文化对历史的再塑造”的产物。其于这一出发点，电视历史剧针对不同的社会心理需求作出了不同的创作定位：或者把电视历史剧视作人们欲望假想和心理宣泄的对象，把隐约的社会角色关系变成鲜明的艺术角色关系，打造出一则则世俗神话。而观众在观看时通过产生联想和认同，又把鲜明的艺术角色关系悄悄地置换成隐约的社会角色关系，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淡忘了现实的焦虑、困惑和迷茫，或者在虚实相间里为我们讲述一个古国强者的奋斗传奇。这类作品往往以塑造具有感召力的强者形象为核心，展示人物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凸现人物智勇过人、刚强有力的英雄特质，从而在观众面前树立起自强不息的民族楷模。康熙、雍正、包公、刘罗锅都是其中的代表。这样的艺术形象满足了民族自信的想象，弥补了现实生活中强者匮乏的缺憾，反映了人们在一个英雄逝去的年代里对英雄缅怀和召唤的心态。总之，无论是虚构欲望的乐园还是架设精神的天堂，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历史电视剧成功地捕捉住了大众的社会心理，从而为人们铺设了一条由现实遁往历史、又由历史返归现实的梦幻大道。人们因此满足了一时性的欲望，消除了不满，散发了能量，获得了愉悦(注：时蓉华：《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539)。而电视历史剧也以此作为自己生存的厚土，扎根其间，一天天地枝茂叶盛起来。
(2)与观众审美心理的投合
如果说最广泛地体现大众的社会心理使电视历史剧与观众建立了一种类似心心相印的默契，那么，在艺术处理上历史电视剧自觉地继承东方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又使它满足了具有传统文化背景的中国观众的独特审美要求。这是电视历史剧广泛流传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演讲的漫长岁月中，传统艺术在与大众的不断“对话”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固定的一整套话语系统。诸如：讲述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展示一段曲折多舛的人物命运，编织充满悬念的离奇情节，演绎惩恶扬善的道德主题；再如：煽情的手段，大团圆的结局……这套话语系统历经了宋元话本、戏曲和明清的小说，直至近现代的文明戏、电影等等，已为人们的审美心理所界定，成为具有东方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范式。人们在日复一日地接受这种艺术熏陶时，也渐渐形成了与之相应的审美心理定势。这种有效的对话持续至今。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国观众对于一个内容丰富、感情跌宕的好故事都是十分热衷的。一切哲理和思辩都必须是在命运曲折、感情复杂的人物活动中才能被观众接受。如果认识不到东方文化背景下的观众的这种特有的心理，而照搬西方哲学思想指导下的舶来艺术样式，其结果一定是在这样的文化接受群体中遭到排斥。”(注：尤小刚：《思考与发展》，《中国电视》1992年第8期)这恐怕就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和积淀深厚的民族审美心理交相作用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传统的绵延传承，也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执着惰性。但作为大众文化，电视历史剧首先执行的不是对传统文化批判的职能，恰恰相反，它正是在利用传统这一点上寻找到了独特的大众色彩。在叙述内容上，电视历史剧基本因袭了人们熟习的传统故事，讲述的是古老的善恶对抗故事或者男女情爱故事。这些做事建立在二元对立模式的基础上，善良与邪恶、幸福与苦难、美与丑、悲与欢……相互组合，形成鲜明的比照，从而一目了然地传达出(于观众来说是感受到)创作者的价值评判和道德立场。而且，对立元素的二重组合具有一种相对的定向性，即善良战胜邪恶，幸福取代苦难，丑变为美，欢压倒悲……总之，结局是光明美好的。这种格局符合东方民族“脸谱主义”、“团圆主义”的传统审美倾向。当然，这样一元化的二重组合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消解了它的悲剧意义，剔除了理性色彩，有着严重的局限性，但驭繁从简、对比强烈的浪漫写意手法是契合传统艺术特点的。
这样的叙事范式充分表明了电视历史剧与传统艺术一脉相承的关联性，也明白地显示出它贴近观众审美心理的创作选择，尽管这种选择离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化”、“大众化”有着相当的距离，但在调动主体的审美情绪方面却是成功的，它因此而赢得了观众的普遍青睐。
至此，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电视历史剧走红荧屏的现象也许就不会觉得很奇怪了。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里所说的那样：“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注：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P66)电视历史剧首先适应了时代、社会的形势，同时又及时捕捉并反映了这一时代、社会中人们普遍存在的思想感情、心理需求；其次在创作上遵循艺术规律，恰当地把握了观众心理，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创作策略和作品定位，并选择相宜的叙事模式，一句话，它拥有了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形成了一股风潮，“屡禁不止”。面对这样的客观现象，我们不难意识到，不分青红皂白地压制和指责历史剧也许不是明智的，也不会取得显著的效果，反之从长远计，对于这种具有深厚受众基础的艺术样式进行冷静分析，加以认真引导是极其必要的。事实上，当站在艺术发展的历史角度、站在文化建设的高度来考察电视历史剧的创作现状时，我们不难作出判断。诚如前文所分析的，电视历史剧作为大众艺术在把握自身与受众关系的问题上有着清醒的认识，体察大众心理，贴民思想感情，体现了很好的交流、娱乐价值，这对我们调整高高在上的旧有传播观众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另外就电视艺术而言，历史剧作为传统艺术，立足本土文化，尊重民族审美趣味，努力探索喜闻乐见的“中国化”艺术形式，虽然在整体上存在着继承有余创新不足、迎合有余引导不足的毛病，但这样的思路是值得借鉴的；而且在具体创作中，电视历史剧紧紧抓住“情感”要素做文章，突出了电视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在有些作品的创作上糅合进了现代艺术的戏拟、反讽等手法，这一切对“古老”的历史剧创作来说不无启迪意义。当然，电视历史剧的不足同样十分显著。不少评论家批评电视历史剧“郁结着挥之不去的皇帝情结”，“或扭扭捏捏，或大打出手，搞得花团锦簇、热热闹闹，但丝毫没有历史人物的气色。”(注：于惠罗：《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剧坛》1986年第1期)这些确是实情。许多历史剧推出的人物形象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帝王们一个个以皇权代表自居，在险恶多变的政治舞台上耍尽手腕，玩尽权术。围绕着皇权崇拜，作品反复演绎“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强盗逻辑。这样的权谋之争和人生准则会带给观众怎样的暗示与启迪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是包公、于成龙、刘罗锅这样的忠臣贤士，身上凝聚着传统士大夫的不少优秀品格：清廉、正直、机智、侠义，但最终也跳不出“士为知己者死”的狭隘体认。难得一见的人物形象是《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美丽、率真、勇敢、独立，但一样有着率性、纵情的毛病——那种无拘无束的人生追求作为一种终极人生理想确实令人神往，但如果当作现实生活的追求目标则不免有误导之嫌。其次，由于电视历史剧题材上的特定“历史性”，作品所展现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等都与现实存在巨大的差异，如果处理不当就会致人“误读”。有批评家指认电视历史剧宣扬皇权意识、清官意识、男权意识、爱恨情仇、迷信、巫术等等大概就缘于此。这种情景启示我们，虽然历史剧讲述的是历史故事，但我们不能放弃现代立场，在弘扬传统文化时要坚持有扬弃地继承，在强调民族意识时要进行有批判地甄别，只有这样电视历史剧的创作才能既坚守传统又突破传统，在顺应国情的同时顺应时代的要求。此外，电视历史剧投合大众的社会心理，调节、舒展、补充和宣泄人们的感情，充当现实生活的麻醉剂，这种娱乐作用无可厚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电视剧的重要功能之一，但如果站在文化建设的高度来衡量，这样的创作就有失积极的引导意义。因为它在消平人们尖锐的心灵痛楚的同时，也削平了人们思想的触角，在提供虚幻的历史梦境的同时，也消解了历史的深度。正如王岳川在《当代传媒的现代盲点》中所说的：“就社会文化心理而言，现代传媒在冷却人们的真血性、真情怀并冷却意义的价值生成中，……不期然地抚平了现代人‘生活在表面’的失重感和创伤，使其遗忘生活和命运的严峻性以及安身立命的重要性。”(注：王岳川：《当代传媒的现代盲点》，《人文评论——中国当代文化战略》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P78)这种缺憾算得上是大众文化的致命伤。
二
其实，诸如此类的不足和问题早就应该为创作界所注意，但长期以来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它们，致使历史剧创作陷入无序的景况，引发了无数的纷纭评说。假如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个中原委，就会发现其根源在于创作界和理论界对电视历史剧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这种偏差我把它归结为“创作界的价值失度”和“理论界的批评失范”。
(1)创作界的价值失度
在创作界视电视历史剧为摇钱树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徐光春曾直截了当地批评“有人把电视剧的创作、生产完全当作赚钱的买卖”(注：徐光春：《在2002年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上的讲话》，《中国电视》02年第4期)。胡占凡也曾这样总结荧屏古装历史剧过多的毛病：“古装戏过多的问题说过多次，但是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根本问题就是利益驱动。”(注：胡占凡：《繁荣发展净化荧屏为16大营造良好氛围》，《中国电视》02年第4期)这里的“利益”显而易见指的是经济利益。从电视文化市场看，2001年底，在四川电视节和北京电视周上，电视节目交易展台上2/3是古装剧(注：《荧屏电视剧》，《中国电视》2002年第4期)。这样的贸易盛况背后不言而喻的是可观的经济利益。就买方(播出单位)来说，电视历史剧深受观众喜爱，不必顾虑因错买而赔钱；而且，如果购进一部观众喜欢的历史剧就意味着巨额广告费的进帐落户，甚至可能提升整个频道的收视率。而对于卖方(制作单位)来说，电视历史剧是容易驾驭的艺术样式，“主客观方面的限制都不多”，“因为现实题材把握不当，很容易成为政策变动后的易碎品，所以宁愿拉大时间距，把笔伸向定论已铸的历史题材”(注：陈杉：《对重大现实题材要反复变焦》，《大众电视》1985年第12期)；而且，历史剧在国内很容易被各年龄段的观众所接受，在国外也因历史色彩和非意识形态话语而拥有一定的观众(《雍正王朝》外卖美国市场对国内历史剧制作是一种刺激)。这样既省力又被看好的市场效果自然会拉动生产的源源不断。那么，这种围绕着经济利益而热买热卖的景象意味着什么呢?不少圈内圈外的人士视其为市场调节的客观结果。从表面看起来这似乎是事实；而且这种市场调节作用也似乎无法简单回避，因为它与当今媒介产业化现实趋势相伴相生。但问题是产业化的现实形势无法取代、抹杀电视媒体(包括电视剧)的文化传播特性。因为无论电视机构在体制上如何转型，在机制上作何调整，电视都首先是大众传播媒体，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在日本，电视被当为“家庭文化”，因为它渗入千家万户，对人们家庭生活的内容和形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强大作用。在美国，电视被称作“余暇文化”，它是余暇时间——充分展示人个性的时间段的重要内容。电视的直观性和普及性，使它对整个社会风尚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以涵化理论研究著称于世的哥本纳(GERBNER)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电视最重要的功能是建构人们的生活模式及价值观念”，朱瑟布朗(CHESEBRO)在长期研究美国电视的基础上也提出了“媒体塑造大众文化”的观点。电视“建构阅听人的品味”，而不是“简单地反映阅听人的需求”早已成为了传播界的共识(注：张锦华：《媒介文化•意识形态与女性》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版P1——15)。赖特(WRIGHT)的“文化整合论”和葛兰西(GRAMSCI)的“文化霸权论”都是以承认并强调媒体的文化建构功能为前提的。可见，电视创作(包括历史剧创作)无法回避文化传播的首要职能。放弃文化建设而以经济利益的索求为核心是本末倒置的错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电视历史剧热产热销固然包含了市场调节的因素，但在更深的层次上是由电视剧创作界对电视历史剧创作价值取向的把握失度所导致的。这种价值失度表现为无视电视历史剧积极的文化传播要义，反映在创作心态上便是惟利是图，趋利如流；反映在创作实际中便是以市场机制为借口，一味迎合大众的趣味，片面夸大娱乐作用。厘清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电视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正处身在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又面临着即将蜂涌而入的海外电视文化，如果片面地认同消费主义的商品身份，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就必然会导致创作重心由精神品格的发现和建构滑向单纯的世俗享乐的追求，从而使电视文化走向虚无，失落应有的认识价值。因此，对于每个电视剧从业人员来说，清醒地认识电视传播的职责，认识并摆正电视历史剧所负有的教育、娱乐等各项功能的关系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这不仅仅是这一时代的这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更是电视传媒本质的一种要求，当然也是电视艺术得以长足发展的先决条件。(2)理论界的批评失范
塑造了一个“不从父”的叛逆女子，切合了五四时期追求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体现了作者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随着我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进入到新民主主义，此时的女性不仅受着传统男权中心的压制，而且也遭到了异族的蹂躏和践踏，反映在作品中就是，女性形象为民族大义都选择了自我毁灭。如《屈原》中的婵娟，她在临死时对屈原说：“我能够代替先生，保全了你的生命。我是多么的幸运啊！先生，我是普通人家的女儿，我受了你的感化，知道了做人的责任。
我诚心诚意服侍着你，因为你是我们楚国的柱石。我爱楚国，我就不能不爱先生。先生，我经常想照着你的指示，把我的生命献给祖国。”在这里，塑造了一个为了民族利益宁愿牺牲自己生命的爱国女子，切合当时时代抗战主题，也揭示了此时郭沫若的思想转变。他已放弃了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思想，以历史剧为“特殊战场的特殊战斗武器”，反应时代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积极投入时代的战斗。建国后写的《武则天》和《蔡文姬》分别塑造了一个走向政坛的政界女精英形象和一个为事业奋斗的坚强女性形象，提倡女性走向社会，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从五四时期到建国后，郭沫若的现代历史剧的女性形象流变应和了时代的变化，也揭示了郭沫若本人的思想流变。
二、郭沫若历史剧中女性主义的价值与影响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注释：
（1）吴晗《谈历史剧》，《文汇报》1960年12月25日。
（2）RichardRorty，ConsequencesofPragmati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XXXVIII—XXXIX.
但是从去年底开始，历史剧创作呈现明显的收势，降温的趋向是明确的。今年初，国家广电总局徐光春局长明确指出，在促进电视剧繁荣和发展的进程中，要更多地“关注社会的变革，抓现实题材作品”(注：徐光春：《在2002年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上的讲话》，《中国电视》02年第4期)。胡占凡副局长也在2002年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工作会议上对2001年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工作作了回顾，总结了“控制一般历史题材电视剧生产数量”的经验，“特别是对宫廷、武打类剧目的申报立项采取了压缩比例、从严控制的措施。”(注：胡占凡：《繁荣发展净化荧屏为16大营造良好氛围》，《中国电视》02年第4期)与这种遏制重古轻今的导向相一致，理论界也出现了不少对历史剧创作中负面因素的批评：“近几年，清朝戏走俏，荧屏上便花翎顶戴、马褂满视野，贝勒、格格、皇阿玛叫声不绝”。“从先秦的枭雄到清末的奸臣，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戏说的旗帜下，糟蹋历史，误导后人。”(注：《荧屏电视剧》，《中国电视》2002年第4期)这种明令遏制和批评对历史剧生产中的盲目、无序、失度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它标志着电视历史剧创作进入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但不足也是显在的。因为就宏观调控而言，它是一种自上而下通过行政指令来达成计划生产的手段，不可避免地带着强制的色彩。对于处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生产，这种调控是必需的。但要从根本上扫清电视剧创作上的一些盲区，仅仅依靠必要的行政指令是远远不够的。就理论界的批评而言，如果仅仅集中于对创作表层特征的粗线条指认，甚至以个人的好恶作感性的批点，就有可能将一场有意义的文化批评引入歧途，弄不好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相对科学的做法是深入实际，从现象分析入手，厘清电视历史剧走红的内在动因，这样才有可能在总结几年来电视历史剧创作经验教训的同时，规范未来电视历史剧的创作方向，将这一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纳入新世纪先进文化建设的健康轨道。
一
那么，电视历史剧究竟为什么会走红呢?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观众的喜爱。关于这一点已经用不着我们去花费笔墨作祥尽的考证了，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潜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即电视历史剧为什么会赢得观众的喜爱?弄清了这一问题，也就揭示了电视历史剧走红的一个深层动因。
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电视历史剧的兴盛不是偶然的，而是受到时代、社会诸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驱动力就是受众独特的心理需求，也就是说，电视历史剧契合了特定时代大众的社会心理，顺应了我们民族独有的审美心态。
(1)与大众社会心理的契合
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极其复杂的多元结构中。就本土范围看，市场经济全面启动，社会进入向商品经济转型的时代。人们从原先的精神化生存坠入了激烈的物欲竞争。信仰坍塌，理想破灭，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社会心理问题随之纷纷出现：迷惘、焦躁、道德沦丧、价值失范……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着世界格局重组的问题，WTO更使这一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明了。中国经历了80年代自觉的西化失败后又一次不得不向西方看齐。国人本已焦灼不堪、迷乱不已的心理因此越发脆薄：一方面不知所措，一方面又本能地滋生出反抗与拒绝，矛盾重重中人们开始将目光到中国的历史深处，企望从“曾经泱泱大国”的往昔岁月中寻找到自我的寄托，寻找到民族自尊自信的支点。95年后席卷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国学热”就是一个明证。这样的历史情景和群体精神风貌，催化了电视历史剧的出笼和发展。从一开始，它就顺应国人回归历史的心理趋向，将镜头锁定历史时空；同时，在面对历史时又着眼于现实需要，力图给困顿中张惶失措的现代人撑起一方不无虚幻的心灵栖居地，让种种纷繁杂沓的心理得到暂时的安息。因此，电视历史剧的创作策略就是凭借一个历史的幌子演绎现代人的梦想。与这种创作策略相吻合，在具体的操作上它远离传统的经学式历史书写，无视“历史真实”。尤小刚就曾经这样表白：“在戏说中，历史人物只是一个符号化的东西。”陈家林也认为历史剧并不意味着与历史一一对号(注：《荧屏群言堂》，《中国电视》2002年第3期)。可见，在创作者那里电视历史剧是“大众文化对历史的再塑造”的产物。其于这一出发点，电视历史剧针对不同的社会心理需求作出了不同的创作定位：或者把电视历史剧视作人们欲望假想和心理宣泄的对象，把隐约的社会角色关系变成鲜明的艺术角色关系，打造出一则则世俗神话。而观众在观看时通过产生联想和认同，又把鲜明的艺术角色关系悄悄地置换成隐约的社会角色关系，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淡忘了现实的焦虑、困惑和迷茫，或者在虚实相间里为我们讲述一个古国强者的奋斗传奇。这类作品往往以塑造具有感召力的强者形象为核心，展示人物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凸现人物智勇过人、刚强有力的英雄特质，从而在观众面前树立起自强不息的民族楷模。康熙、雍正、包公、刘罗锅都是其中的代表。这样的艺术形象满足了民族自信的想象，弥补了现实生活中强者匮乏的缺憾，反映了人们在一个英雄逝去的年代里对英雄缅怀和召唤的心态。转
总之，无论是虚构欲望的乐园还是架设精神的天堂，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历史电视剧成功地捕捉住了大众的社会心理，从而为人们铺设了一条由现实遁往历史、又由历史返归现实的梦幻大道。人们因此满足了一时性的欲望，消除了不满，散发了能量，获得了愉悦(注：时蓉华：《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539)。而电视历史剧也以此作为自己生存的厚土，扎根其间，一天天地枝茂叶盛起来。
(2)与观众审美心理的投合
如果说最广泛地体现大众的社会心理使电视历史剧与观众建立了一种类似心心相印的默契，那么，在艺术处理上历史电视剧自觉地继承东方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又使它满足了具有传统文化背景的中国观众的独特审美要求。这是电视历史剧广泛流传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演讲的漫长岁月中，传统艺术在与大众的不断“对话”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固定的一整套话语系统。诸如：讲述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展示一段曲折多舛的人物命运，编织充满悬念的离奇情节，演绎惩恶扬善的道德主题；再如：煽情的手段，大团圆的结局……这套话语系统历经了宋元话本、戏曲和明清的小说，直至近现代的文明戏、电影等等，已为人们的审美心理所界定，成为具有东方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范式。人们在日复一日地接受这种艺术熏陶时，也渐渐形成了与之相应的审美心理定势。这种有效的对话持续至今。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国观众对于一个内容丰富、感情跌宕的好故事都是十分热衷的。一切哲理和思辩都必须是在命运曲折、感情复杂的人物活动中才能被观众接受。如果认识不到东方文化背景下的观众的这种特有的心理，而照搬西方哲学思想指导下的舶来艺术样式，其结果一定是在这样的文化接受群体中遭到排斥。”(注：尤小刚：《思考与发展》，《中国电视》1992年第8期)这恐怕就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和积淀深厚的民族审美心理交相作用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传统的绵延传承，也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执着惰性。但作为大众文化，电视历史剧首先执行的不是对传统文化批判的职能，恰恰相反，它正是在利用传统这一点上寻找到了独特的大众色彩。在叙述内容上，电视历史剧基本因袭了人们熟习的传统故事，讲述的是古老的善恶对抗故事或者男女情爱故事。这些做事建立在二元对立模式的基础上，善良与邪恶、幸福与苦难、美与丑、悲与欢……相互组合，形成鲜明的比照，从而一目了然地传达出(于观众来说是感受到)创作者的价值评判和道德立场。而且，对立元素的二重组合具有一种相对的定向性，即善良战胜邪恶，幸福取代苦难，丑变为美，欢压倒悲……总之，结局是光明美好的。这种格局符合东方民族“脸谱主义”、“团圆主义”的传统审美倾向。当然，这样一元化的二重组合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消解了它的悲剧意义，剔除了理性色彩，有着严重的局限性，但驭繁从简、对比强烈的浪漫写意手法是契合传统艺术特点的。
这样的叙事范式充分表明了电视历史剧与传统艺术一脉相承的关联性，也明白地显示出它贴近观众审美心理的创作选择，尽管这种选择离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化”、“大众化”有着相当的距离，但在调动主体的审美情绪方面却是成功的，它因此而赢得了观众的普遍青睐。
至此，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电视历史剧走红荧屏的现象也许就不会觉得很奇怪了。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里所说的那样：“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注：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P66)电视历史剧首先适应了时代、社会的形势，同时又及时捕捉并反映了这一时代、社会中人们普遍存在的思想感情、心理需求；其次在创作上遵循艺术规律，恰当地把握了观众心理，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创作策略和作品定位，并选择相宜的叙事模式，一句话，它拥有了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形成了一股风潮，“屡禁不止”。面对这样的客观现象，我们不难意识到，不分青红皂白地压制和指责历史剧也许不是明智的，也不会取得显著的效果，反之从长远计，对于这种具有深厚受众基础的艺术样式进行冷静分析，加以认真引导是极其必要的。事实上，当站在艺术发展的历史角度、站在文化建设的高度来考察电视历史剧的创作现状时，我们不难作出判断。诚如前文所分析的，电视历史剧作为大众艺术在把握自身与受众关系的问题上有着清醒的认识，体察大众心理，贴民思想感情，体现了很好的交流、娱乐价值，这对我们调整高高在上的旧有传播观众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另外就电视艺术而言，历史剧作为传统艺术，立足本土文化，尊重民族审美趣味，努力探索喜闻乐见的“中国化”艺术形式，虽然在整体上存在着继承有余创新不足、迎合有余引导不足的毛病，但这样的思路是值得借鉴的；而且在具体创作中，电视历史剧紧紧抓住“情感”要素做文章，突出了电视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在有些作品的创作上糅合进了现代艺术的戏拟、反讽等手法，这一切对“古老”的历史剧创作来说不无启迪意义。
当然，电视历史剧的不足同样十分显著。不少评论家批评电视历史剧“郁结着挥之不去的皇帝情结”，“或扭扭捏捏，或大打出手，搞得花团锦簇、热热闹闹，但丝毫没有历史人物的气色。”(注：于惠罗：《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剧坛》1986年第1期)这些确是实情。许多历史剧推出的人物形象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帝王们一个个以皇权代表自居，在险恶多变的政治舞台上耍尽手腕，玩尽权术。围绕着皇权崇拜，作品反复演绎“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强盗逻辑。这样的权谋之争和人生准则会带给观众怎样的暗示与启迪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是包公、于成龙、刘罗锅这样的忠臣贤士，身上凝聚着传统士大夫的不少优秀品格：清廉、正直、机智、侠义，但最终也跳不出“士为知己者死”的狭隘体认。难得一见的人物形象是《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美丽、率真、勇敢、独立，但一样有着率性、纵情的毛病——那种无拘无束的人生追求作为一种终极人生理想确实令人神往，但如果当作现实生活的追求目标则不免有误导之嫌。其次，由于电视历史剧题材上的特定“历史性”，作品所展现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等都与现实存在巨大的差异，如果处理不当就会致人“误读”。有批评家指认电视历史剧宣扬皇权意识、清官意识、男权意识、爱恨情仇、迷信、巫术等等大概就缘于此。这种情景启示我们，虽然历史剧讲述的是历史故事，但我们不能放弃现代立场，在弘扬传统文化时要坚持有扬弃地继承，在强调民族意识时要进行有批判地甄别，只有这样电视历史剧的创作才能既坚守传统又突破传统，在顺应国情的同时顺应时代的要求。此外，电视历史剧投合大众的社会心理，调节、舒展、补充和宣泄人们的感情，充当现实生活的麻醉剂，这种娱乐作用无可厚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电视剧的重要功能之一，但如果站在文化建设的高度来衡量，这样的创作就有失积极的引导意义。因为它在消平人们尖锐的心灵痛楚的同时，也削平了人们思想的触角，在提供虚幻的历史梦境的同时，也消解了历史的深度。正如王岳川在《当代传媒的现代盲点》中所说的：“就社会文化心理而言，现代传媒在冷却人们的真血性、真情怀并冷却意义的价值生成中，……不期然地抚平了现代人‘生活在表面’的失重感和创伤，使其遗忘生活和命运的严峻性以及安身立命的重要性。”(注：王岳川：《当代传媒的现代盲点》，《人文评论——中国当代文化战略》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P78)这种缺憾算得上是大众文化的致命伤。
二
其实，诸如此类的不足和问题早就应该为创作界所注意，但长期以来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它们，致使历史剧创作陷入无序的景况，引发了无数的纷纭评说。假如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个中原委，就会发现其根源在于创作界和理论界对电视历史剧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这种偏差我把它归结为“创作界的价值失度”和“理论界的批评失范”。
(1)创作界的价值失度
在创作界视电视历史剧为摇钱树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徐光春曾直截了当地批评“有人把电视剧的创作、生产完全当作赚钱的买卖”(注：徐光春：《在2002年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上的讲话》，《中国电视》02年第4期)。胡占凡也曾这样总结荧屏古装历史剧过多的毛病：“古装戏过多的问题说过多次，但是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根本问题就是利益驱动。”(注：胡占凡：《繁荣发展净化荧屏为16大营造良好氛围》，《中国电视》02年第4期)这里的“利益”显而易见指的是经济利益。从电视文化市场看，2001年底，在四川电视节和北京电视周上，电视节目交易展台上2/3是古装剧(注：《荧屏电视剧》，《中国电视》2002年第4期)。这样的贸易盛况背后不言而喻的是可观的经济利益。就买方(播出单位)来说，电视历史剧深受观众喜爱，不必顾虑因错买而赔钱；而且，如果购进一部观众喜欢的历史剧就意味着巨额广告费的进帐落户，甚至可能提升整个频道的收视率。而对于卖方(制作单位)来说，电视历史剧是容易驾驭的艺术样式，“主客观方面的限制都不多”，“因为现实题材把握不当，很容易成为政策变动后的易碎品，所以宁愿拉大时间距，把笔伸向定论已铸的历史题材”(注：陈杉：《对重大现实题材要反复变焦》，《大众电视》1985年第12期)；而且，历史剧在国内很容易被各年龄段的观众所接受，在国外也因历史色彩和非意识形态话语而拥有一定的观众(《雍正王朝》外卖美国市场对国内历史剧制作是一种刺激)。这样既省力又被看好的市场效果自然会拉动生产的源源不断。那么，这种围绕着经济利益而热买热卖的景象意味着什么呢?不少圈内圈外的人士视其为市场调节的客观结果。从表面看起来这似乎是事实；而且这种市场调节作用也似乎无法简单回避，因为它与当今媒介产业化现实趋势相伴相生。但问题是产业化的现实形势无法取代、抹杀电视媒体(包括电视剧)的文化传播特性。因为无论电视机构在体制上如何转型，在机制上作何调整，电视都首先是大众传播媒体，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在日本，电视被当为“家庭文化”，因为它渗入千家万户，对人们家庭生活的内容和形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强大作用。在美国，电视被称作“余暇文化”，它是余暇时间——充分展示人个性的时间段的重要内容。电视的直观性和普及性，使它对整个社会风尚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以涵化理论研究著称于世的哥本纳(GERBNER)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电视最重要的功能是建构人们的生活模式及价值观念”，朱瑟布朗(CHESEBRO)在长期研究美国电视的基础上也提出了“媒体塑造大众文化”的观点。电视“建构阅听人的品味”，而不是“简单地反映阅听人的需求”早已成为了传播界的共识(注：张锦华：《媒介文化•意识形态与女性》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版P1——15)。赖特(WRIGHT)的“文化整合论”和葛兰西(GRAMSCI)的“文化霸权论”都是以承认并强调媒体的文化建构功能为前提的。可见，电视创作(包括历史剧创作)无法回避文化传播的首要职能。放弃文化建设而以经济利益的索求为核心是本末倒置的错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电视历史剧热产热销固然包含了市场调节的因素，但在更深的层次上是由电视剧创作界对电视历史剧创作价值取向的把握失度所导致的。这种价值失度表现为无视电视历史剧积极的文化传播要义，反映在创作心态上便是惟利是图，趋利如流；反映在创作实际中便是以市场机制为借口，一味迎合大众的趣味，片面夸大娱乐作用。厘清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中国电视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正处身在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又面临着即将蜂涌而入的海外电视文化，如果片面地认同消费主义的商品身份，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就必然会导致创作重心由精神品格的发现和建构滑向单纯的世俗享乐的追求，从而使电视文化走向虚无，失落应有的认识价值。因此，对于每个电视剧从业人员来说，清醒地认识电视传播的职责，认识并摆正电视历史剧所负有的教育、娱乐等各项功能的关系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这不仅仅是这一时代的这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更是电视传媒本质的一种要求，当然也是电视艺术得以长足发展的先决条件。
(2)理论界的批评失范
历史剧是指取材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电视剧。顾名思义，历史剧所叙述的主要事件、描写的主要人物要求历史上有其人其事。这就意味着历史剧不等同于古装戏，历史剧是古装戏之一种，与一般古装戏不同的是它的讲述不可任意为之。而应以历史为取材来源。同时历史剧又是以剧为本体，这决定了历史剧不是严谨的教科书。而是一种艺术形式，是基于某种视角的对于历史某一片段的审视、渲染、发挥，应该凸显它的戏剧本色。
时下的历史剧研究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研究着笔墨于历史剧分类的精细化上：不论是将历史剧两分的历史纪实剧、历史故事剧：还是将其三分的历史正说剧、历史亚正说剧、历史戏说剧，或是正说剧、改编剧、戏说剧：此类研究往往是将已有剧目进行归类，分别列举其区别于其他种类的特点之所在。种种类别划分自有其可取之处，但由于止步于类别划分与特点罗列，此类研究对于历史剧的再创作并无多大的指导意义。
第二种研究致力于析解历史剧与历史记载之间的差异，以历史记载为准绳指摘历史剧的失误，探讨历史剧的真实性问题。这种做法仍有欠妥之处。
首先，探讨历史真实问题以历史记载为准绳难以立足。历史真实问题即历史剧对于人物事件的叙述是否与事实相符，而历史记载不等于历史事实。历史记载是主观化之后的产物，因此，以史书为准则证明历史剧的内容不符合历史真实就等于以一个带有主观色彩的事物为标尺度量另一种思想产物的主观化程度，这本身就是难以立足的。当然，历史记载的主观色彩并不能成为否定史书文献在研究历史方面所具备的价值的依据，更不能成为某些荒唐的戏说剧以“历史不可追寻”为理由进行自我辩解的挡箭牌。确定的一点是。纠缠于历史剧与史书记载之间的偏差、要求历史剧“为史学买单”，这种做法有失允当。
第二，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分属于不同的层面，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依存关系。历史真实是实有层面的，发生过的、存在过的就是真实的，反之就是虚假的、伪造的：艺术真实则是在假定性情境中展现的内蕴的真实。是抽象层面的，具备历史的可能性、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就是真实的。历史真实固然重要，但艺术真实才是历史剧的关键之所在。倘若拘泥于历史真实的严正，失去了趣味性与丰富的想象力，历史剧只能沦为生硬刻板的教科书。
第三，事实判断不能代替历史判断。即使历史剧如实展示了真实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也仅仅是提供了作出事实判断的前提，事实判断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提供给人们有关历史的知识，而历史剧的目标在于作出历史判断，即在于传递智慧而不仅仅是知识。历史判断包含着探讨“为什么”的成因判断以及回答“应该怎么办”的价值判断。与历史研究相似的是，历史剧创作者同样应该“总是带着要解决某个问题的目的、动机去研究历史，也就是说，研究者要通过历史的考察寻求某种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
因此，上述两种研究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同样疏于对目前历史剧创作整体性问题的析解和把握。历史剧创作目前的困扰不是剧种比例的失调，即不在于说正剧太少而戏说剧泛滥，戏说历史、正说历史都是可取的形式，关键在于如何戏说如何正说，即历史剧该怎么说。在于整体创作理念把握得是否精准。
历史剧创作的主旨是什么?仅仅告诉人们往昔发生了什么?充当声画并茂的教科书?在有限的篇幅里，它所能给予的历史知识毕竟是有限的。更何况人们收看历史剧的动机不在于单纯地获取历史知识。当然，与其他种类的电视剧一样，历史剧作为大众文化时代的精神消费品之一种，提供消遣和娱乐是它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历史剧更重要的使命在于在提供娱乐消遣的同时，挖掘深藏于历史之中的能够启迪当下、昭示来者的内蕴，吸取前辈的教训：揭示往昔的智慧：将历史书写成为对当代社会具备启发性的潜文本，以史为鉴，从而赋予历史以鲜活的面孔、崭新的生命。
对于将历史剧分为正说、戏说虽存在争议，但这基本仍是大家公认的划分方式。当然“正说”从本质上来讲也是一种戏说，只是戏说的成分少一些。为了便于进一步的论述，在此我们作出界定，将取材于正史、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以历史本身固有的矛盾作为剧作核心的历史剧归为正说，比如《一代廉吏于成龙》、《成吉思汗》、《汉武大帝》，而以完全虚构的矛盾为主线展示故事的历史剧归为戏说。这里存在着一个戏说历史剧与一般古装戏的区别问题，戏说历史剧多是真人假事，譬如《戏说乾隆》、《铁齿铜牙纪晓岚》、《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叙述的主要人物历史上实有其人，故事的历史背景也比较明确，但剧中的故事详情则是“三分属实、七分虚构”，创作者主观发挥的程度大一些，与正剧相较而言，戏说剧带有十分鲜明的娱乐色彩，不求如实但求有趣，除去历史剧之外的古装戏则是或来源于道听途说或取材于野史传闻，譬如由武侠小说改编而来的《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小李飞刀》等等它的历史背景更加模糊。历史剧具体应该怎样言说，下面我们分别论述。
先看历史正说剧
一言以蔽之，历史正说剧应当做到技术性方法上讲究“大事实小事虚”：导向性方法上力求弘扬传统文化传递历史智慧。不妨以屡受好评的电视剧《汉武大帝》为例。
在处理史有记载的史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时，此剧遵循着“大事实”“小事虚”的原则，即首先大处谨尊历史。毋庸赘言，历史剧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影视剧作，取材于历史就决定了不论是正说还是戏说，历史的顺序不能颠倒，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的面貌、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重要人物的大致面貌不能虚构，特定历史时期的环境气氛、时代精神等等也应力求真实可信，《汉武大帝》以《史记》、《汉书》为蓝本，力求再现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全景式地描绘汉代人民的生活风貌。此剧以恢弘的气势讲述了汉武帝刘彻自幼年至古稀纵横跌宕的人生，以浓墨重彩展示此间发生的七国之乱、儒道之争、汉匈和亲、李广卫青霍去病率领汉军征战漠北、张骞出使西域以及汉朝政治格局的整饬等影响国计民生的大事。同时，对细部多加雕琢。丰腴的细节是史剧的魅力之所在，唯有如此，历史剧才能塑造立体的人物形象，才能摆脱生硬地说教、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历史剧才能让一幅幅陈年的面颊绽放新鲜的笑容，赢得观众的认可。因此细节处理意义重大。在正说历史剧中，“真人(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假事”应该符合人物的原有面貌，以有助于进一步表现其性格、促进故事进展为原则。“假人假事”应当符合特定时期的历史氛围，具备历史的可能性，切不可随意编造。《汉武大帝》一剧在抓住“大事”这一脉络之后，创作者在“小事”上下足了功夫。以废刘荣立刘彻一事为例，对于这一事件。史书上记载如下：身体欠佳的景帝曾有托付众皇子于太子刘荣之母栗姬的想法，但被心无城府的栗姬一口回绝，于是景帝心生不满。“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景帝怒”“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汉武大帝》一剧中，创作者将“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一事移植到了长公主刘嫖身上。这一改动，有助于塑造更加丰满的人物形象。因宿怨而费尽心机打击栗氏母子让刘嫖一向飞扬跋扈睚眦必报的性格得以完满展现。不仅如此。这一细节对于塑造一个前恭后倨、野心满腹、隐忍而富有城府的王娡起了延宕强化之功效。自出场以来，王娡的形象一直是谦卑温和、善解人意的，面对妃嫔对帝王恩宠的明争暗夺，她表现出了少见的平和淡薄：当后宫佳丽们为一件首饰而抢得方寸尽失时。她的静如止水又是如此难能可贵：在众多期盼着母以子贵的娘娘为太子之位绞尽脑汁之际，她却对彘儿的胶东王的位置表现出了颇能安抚人心的满足。以致于窦太后与景曾不止一次的褒奖王美人，赞赏她的兰心慧质。然而到了景帝离世六年之后，在窦氏撒手人寰的那一刻，她终于还是撩起了遮蔽其真面二十余年的面纱，开始以东宫之主自居，控制皇权、安插亲信、铲除异己、玩弄权势、圈地集财。因此，创作者将“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一事从王姑身上抹去，推迟了其暴露真实秉性的时间，从而强化了人物的隐忍性格，增添了情节的戏剧性——对观众而言，反面角色伪装得越久、隐藏得越深、暴露得越晚，她所带来的震惊和愉悦就越耐人寻味。
当然，《汉武大帝》一剧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较为完满地复现了汉武帝刘彻执政期间的政治生活图景。也不仅仅在于此剧塑造了诸如窦太后、景帝、武帝、王娡、窦婴、田玢、李广、卫青等等一系列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人物形象。更在于剧作中渗透的直抵人心的深浓情谊以及其中传达的处事为人的道理、经世治国的智慧。不妨略举两倒。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通观全剧，《汉武大帝》之中饱含着浓厚的赤子之情、充溢着真挚的师生情谊。有人将封建时代臣民对帝王的忠诚指斥为愚忠，甚至以此为据批评剧作者宣扬陈腐观念，这一点我们下文再论。先说“愚忠”，此剧同样不乏此类“愚忠”，文臣有晁错窦婴为整饬国局吏治而置身家性命于不顾，鸿儒有赵绾王臧为推进革新而撒尽热血，武将有飞将军李广卫青霍去病为抗击匈奴征战沙场。使节有苏武张骞历尽劫难不辱使命，甚至是以公主身份远嫁匈奴的宫女小倩都有着一颗为皇帝效忠为大汉捐躯的热心。他们敬忠家国的象征——皇帝，在今日看来，这似乎是一种所谓的“愚忠”，但历史是容不得脱离具体时段的客观情境来做超时空的道德评判的，自夏启开创“家天下”局面以来，封建时代的国家名誉上是属于帝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倘若我们不让古人忠于一国之主——帝王，那我们要求他们怎么办呢?彼时人物做到这般已实属不易。这种对于家国的拳拳之心、对于天下的赤子之情不能不令观众动容。再说师生情谊，剧中涉及景帝与晁错、武帝与王臧两对苦难师生。以前者为倒，景帝与晁错之间的既是君臣又是师徒的关系，在晁错提出的削藩策引起各诸侯国不满进而出现以“诛晁错清君侧”为旗号的“七国之乱”时，势单力孤的景帝深知毒蛇啮指则壮士不得不断腕，挥泪痛斩恩师，晁错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行刑之前的最后的师生会面场景让人动容，作者以浓重笔墨渲染这一幅既悲凉无奈又窝心的图画，一个是君，面对二十余载的厚重师恩和即将到来的诀别而涕泪滂沱：一个是臣，因长久以来的知遇之恩和即将到来的政治生涯的败北终结而老泪纵横。倘若说君臣之谊带有那么一点“愚忠”，那么这师生之情则是足以穿越时空以致永恒留存的。
“动之以情”还需“晓之以理”，读史之所以能使人明智。其缘由不外乎历史之中蕴含着处世为人的道理、经世治国的智慧。历史剧的创作同样应该将传递历史智慧作为自身的使命所在。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无非分两种，所谓内忧外患。以汉代历史为例，内有藩王无视朝廷，各个自立门户且觊觎皇权而蠢蠢欲动，国家安定统一的局面经受扰乱：外有匈奴屡犯边塞，烧杀抢掠，夺汉之钱财、劫汉之百姓，边境的安宁、国土的完整、政权的稳定受到威胁。不论是内部的统一安定还是外部的抵御抗争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毫无疑问，内忧外患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但如何解决却蕴含着大智慧。对于内忧，汉朝在国力尚不足以震慑各方反叛力量的时候颁布削藩策终致“七国之乱”，文帝不得不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平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道理显而易见，任何事，唯有必要性和可能性兼备的情况下才是可为的。削藩对于巩固政权固然是必要之举，但汉景帝时期国力尚弱，并不具备顺利完成削藩的实力，必要而不可能的事情，不可为。对匈奴的征战同样是教训累累。汉代经历了文景时期的养精蓄锐，国力各方面得到了有效的恢复。加之汉武帝励精图治，注重养兵买马，积蓄力量，武帝中后期的汉廷的确具备了与匈奴决一死战的实力，于是汉武帝宁穷尽一国之兵力也要为数十年来匈奴对汉廷的欺压劫掠羞辱雪耻。但连年的烽火灼伤的不仅仅是曾经凶悍的匈奴，还有汉朝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尽享太平盛世的梦想。长途征战，劳命伤财，汉匈之战彻底打败了匈奴，也严重损耗了汉朝的元气。暮年的武帝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道理：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才是硬道理：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上上策。可能而不必要的事情，仍不可为。
总之，历史正说剧同历史一样，都是过去的生活即历史事实的“渐近线”，以正说面世的历史剧理应遵循大事实小事虚的原则，力求在展现历史知识的同时传递智慧，在讲述曲折故事的同时，宣扬真挚情感。真正做到以史为鉴、以情动人。
再看历史戏说剧
戏说剧多以轻松的姿态、幽默诙谐的形式讲述秒趣横生的故事，虽仍与历史有着些许“瓜葛”。但它并未背负多少“传承历史之精髓”的神圣使命，而是借着历史的外衣抒发当代人的感怀，嬉笑怒骂之中，传达出市井的处世哲学，一张一弛之间，刻画着善恶忠奸多样的面孔。与正说历史剧相较而言，戏说历史剧借题发挥的痕迹更加明显，精神消费品的属性也更加突出。不求深邃但求有趣成为众多戏说历史剧共同的品性追求。戏说历史剧对乐趣的追求是无可厚非的。作为大众艺术之一种，有趣方能引人入胜，从而保证一定的收视率，促使戏说历史剧获得长远发展的现实基础。但这趣味有高下之分。高雅的趣味，是乐子里面藏着道理，是趣味之中含着教益。从低来讲是谑而不虐。趣而无伤大雅：从高来讲。则应当倡导“一种积极的人生价值，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意味”，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引导观众追求积极健康有益于生命的趣味。低下的趣味则是媚俗的，一味迎合部分观众的搜异猎奇心理，譬如编造一些皇帝微服出宫与风尘女子的艳遇、和江湖侠女的痴缠，或是展示弄臣贼子的谄媚之术与阴谋诡计，更有甚者则是将野史传闻之中的宫闱之事大加渲染，极尽能事描摹妃嫔之间争风吃醋的繁琐细节与丑恶嘴脸，从而大大降低了作品的品位。从长远来讲，这种低下的趣味追求注定形成杀鸡取卵之恶性循环，提供此种新鲜刺激但没有营养的“文化大餐”，终会“倒了观众的胃口”，是不利于电视剧艺术的发展的。由此可见，戏说亦有戏说的规矩，要有趣，又要有教益，有教益才能深入人心，确保戏说历史剧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方面实现双丰收。
因此，为了有效地使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趋利避害，从而使“量”的“繁荣”向“质”的飞跃转化，构筑出真正的精品乃至经典，必须重申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首先是创作观念问题。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要有一个正确的创作观念，这种观念说到底就是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现实的问题。这就要求编导者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事件?如何辨别历史中的精华和糟粕?在这里，要坚持历史主义唯物主义的原则，而克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要尊重历史规律，而不是违背历史规律；要以先进文化意识和历史批判精神来审视精芜并存、良莠难分的历史的原形态。这不是一个新解题。早在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已明确指出必须以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来指导历史剧的创作。但在当下的创作实践中，这种观念常常缺席，因此，仍有重提之必要。否则，“帝王史观”、“贵族史观”、“盛世之梦”、“粉饰装点”必将泛滥成灾，“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就无从体现。
其次是创作态度问题。一个时期以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存在着严重的以游戏和玩笑的态度来对待创作的问题，一些编导不是以严肃的态度来创作，而是游戏历史，调侃历史，乱语讲史，随意拿古人开玩笑。这种极不严肃的创作态度，严重地消解了作品的意义内涵，损害了历史剧的艺术形象。甚至有人认为历史剧的本质是游戏而非历史。不错，历史剧绝非完全等同于历史，但历史剧的本质也决非是游戏。早在20世纪60年代，史学家吴晗就认为“历史剧是艺术，也是历史”。我认为这才是历史剧的本质所在。这就要求历史剧的创作者，要具备历史家和艺术家的双重品格，既尊重历史规律，也尊重艺术规律。而我们的一些编导却无视这一点，比如《康熙王朝》的编剧甚至说：“历史上的康熙怎么样，我并不知道，只能靠猜想和感情的期待去慢慢接近他，揣摩他。”这是历史剧创作的正确态度吗?仅仅靠猜想和揣摩能塑造出符合历史真实的艺术形象吗?这怎能不令人怀疑?
再次是创作方法问题。古代题材的电视剧究竟应该怎么写?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里关键之点是创作者怎样对待历史，怎样对待现实，怎样对待虚构的问题，还是那句老话：必须坚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坚持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水融的创作方法。在这点上，近现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态度比较审慎，因此，成效也较大。相反，古代题材的电视剧创作，穿凿、附会、篡改，编造的痕迹更明显，“硬伤”也更多，不要说逃不过史学家的眼睛，就连一般的观众也往往能看出破绽。
在戏说成风的娱乐时代，另类地解构历史便成为常态。人们有意借历史的时空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然而电视历史剧作为一种大众传媒，不应仅满足于娱乐审美的需求，更应彰显具有灵魂价值的东西，传达出更多的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智慧。值得欣喜的是中央台播出的电视历史剧能坚守这样的改编理念，2008年首播的改编历史剧《长河东流》就让观众深深地体会到这点。《长河东流》改编自历史小说《谁主沉浮》，是一部反映朝代更替的电视历史剧，再现明朝最后一脉――朱由榔建立的“南明”永历朝廷18年历史风云。作为历史题材，特别是关于社会变更转型的战争题材，似乎很难突破一般意义上主旋律的主题定义。而《长河东流》不仅以其鲜明的主题、经典的叙述方式取得成功，而且以其独特的创作观使该剧有所突破。它尊重历史并重新解释历史，它还原人物并重新塑造人物，把晚明那段历史结解开并以科学历史观加以形象演绎，这归功于在改编过程中对传统文本的传承与发展。
首先从主题看，小说讲述了明末清初之际，诸侯问鼎，群雄逐鹿，永历皇帝进入云南最终被消亡的故事。该剧在改编中紧紧围绕“民心向背决定朝代更替”的思想主题取材。无论是声势浩大的农民军李闯王、兴师人关的清大帅多尔衮，还是冲冠倒戈的明大将吴三桂、被迫称帝的永历皇朱由榔，最后都倒在民心的向背上，它诉求出这样的理念：寻求百姓的生活安定与幸福才是政治家的理想与信念。作为一种理念，在小说文本中它可以是朦胧而抽象的：但要成为一部电视剧总体构思中的突破点，就非要清晰、具体不可。剧中它通过朱南榔父子对话的视觉形象和视听语言加以体现。当朱由榔全家及所代表的明永历朝不得不面对灭亡时，太子问道：为何大明朝拥有比满清百倍的实力却被它取代?朱由榔回答道：虽然大明曾拥有一切，却丧失了一个立国的根本――民心。一个忽视甚至践踏民心的朝廷和君主，也将会受到民心的忽视和践踏。这样的处理，既采用了传统文本卒章显志的特点，又吻合大众的情感诉求，以及对这段复杂历史的认识与定位。这样历史剧与观众之间建立了，种类似心心相印的默契，观众自觉地接受历史剧里所传承的东方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历史剧也满足了具有传统文化背景的观众的独特审美要求。
在中国传统文本中，戏剧塑造人物的重点是其命运走向而非内心世界，个人的命运史折射出社会的风云史。电视历史剧的一大亮点是在历史风云的变幻中塑造出具有丰厚的历史感和丰富的人性表现的各类人物形象，如该剧中的吴三桂、程式耜等，对人物的刻画注重与时代相关联，注重其社会意义。比如朱由榔，剧中不仅展现了他作为南明最后一任皇帝的曲折成长经历及思想的转变历程，更细腻集中地再现了在时代变迁中，朱由榔作为一个被拥戴的逃亡皇帝如何担当被赋予的责任，如何处置君臣、官民、敌友、妻妾等诸多方面的关系，他的性格展现也由年轻时的胆小懦弱渐变为中年时的成熟睿智，在他身上折射出在国难之际民众对强者的召唤，体现出时势造英雄的传统文化心态。改编中重塑了他在小说中亡国之君的单一形象，既具史实，又有诗情。
其次从叙述方式看，改编中强化了故事性、观赏性。这其中不难看出对传统戏剧和文学读本的融合。在传统戏剧中，剧本都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在戏剧冲突中刻画人物形象。这一模式对后来中国文学故事的叙述起到了很深远的影响，并成为历史剧故事叙述模型与典范。而在文学领域，作为小说两大传统的“话本”与“稗史”，也十分重视故事的讲述。正是在这一历史传承之下，电视历史剧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成功地从传统小说、戏剧文体的叙述元素中探觅影像造型手段，创造性地找到一种适合于影像符号的叙事方式、一个富有东方文化特质的叙述方式。在叙述内容上，做到了既尊重历史事实，又突出传统话语模式。该剧用传统的二元对立贯穿的戏剧性结构建构叙事框架，故事便在二元对立模式的基础上展开：善与恶对抗、忠与奸争斗、真与假较量、悲与欢交织……二元对立致使矛盾的张力随着故事的进展而不断积累扩大，最后实现一方消灭另一方的结果，二元对立归于一元独存。在鲜明的比照中，创作者的价值评判和道德立场也自然流露，并在审美地把握史事上体现其改编理念。这也使得传统艺术叙事方式借历史剧文体得以延缓，并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传统艺术是通过唐传奇、宋话本、元杂曲、明清小说至近代的戏曲、话剧等文本传承和发展的。在历史长河洗炼中，它们形成自己特有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范式，有一整套吻合民族特性的话语系统，如刻画曲折多舛的鲜明人物形象、展现悬念重重的传奇情节、表现民族大义人心向背的道德主题等。观众在接受这种艺术熏陶中，也渐渐形成了与之相应的审美心理定式，形成有民族性的审美惯性。改编电视历史剧运用这一艺术范式来体现文化价值，这充分表明了电视历史剧与传统艺术一脉相承的关联性，显示出它贴近观众审美心理的创作选择，尽管这种选择离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化”有着距离，但在调动主体的审美情绪方面却是成功的。
这种艺术范式也同样表现在台词的设计中。注重人物的对白和剧情的戏剧性是本剧的又一特色。历史剧的台词是很难把握的一项创作，既要符合历史，又要贴近观众，同时配合剧情节奏。像改编电视历史剧《三国演义》中采用原著中诸如“主公要得天下，何惜一马”这样的对白语言就十分恰当，既保留原小说中古朴精练风韵，又显得通俗简洁，应该说是历史剧中的经典。《长河东流》采用的是略带古韵的现代白话。如在第十二集中，汤若望在给病重的多尔衮扎银针，一针扎下去见效，孝庄皇太后问其原因，汤若望答：“我今有详尽解剖图在手，每用针前反复揣摩图中方位，既知身体之表，更知身体之里，所以用针时多能一针见穴。”多尔衮大为欣赏：“有道理，有道理，治理国家也是如此!”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融入到洋医生与满族大臣的对白中，内涵了“知识话语与权力话语的关系”，并很好地结合了剧情的表达方式，听起来自然亲切，又蕴涵深刻，并吻合历史剧的话语模式。其实这样的对白技巧普遍存在于各类戏曲及文学作品中，电视历史剧作为一种文体，其叙事性结构更多时候是通过对白等语言要素展现的，这其中必有对戏剧、文学作品的借鉴与传承。
这种借鉴与传承更直接地表现在编剧的改编理念上。持什么样态度看待与创作历史剧，是近年来历史剧创作者探讨的热点。应该说《长河东流》的编剧对于历史剧的认知就有其独特之处。他不简单地以“戏说”或“正说”来区分历史剧的风格，而是把历史剧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精神的表现方式，强调其传承历史文化的功能。正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等优秀电视历史剧一样，在改编中既坚守传统又突破传统，在顺应国情的同时又顺应时代要求，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境界，彰显电视历史剧自身审美的功能。衡世历史剧不应以剧中涉及历史事件的多少或深浅为标准，重要的是作品体现的历史精神和对待历史的态度，对观众的传播效果。
吴晗在《谈历史剧》一义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因此，电视历史剧在改编中要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3-0219-08
1 基于基督教立场的题材取舍
1.1 历史上的亨利八世
当时的英国已经逐渐从一个欧洲偏远蛮荒的小国发展成为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亨利七世在位时，执行睦邻友好政策，将两个女儿分别嫁给苏格兰和法国的王储。为自己的长子亚瑟迎娶了西班牙公主阿拉贡的凯瑟琳(费迪南德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之女)为妻。1508年亚瑟因病去世，当时西班牙和法国不和，亨利七世为了维持中立不得罪西班牙王室，力图挽留长媳凯瑟琳，想将她嫁给次子――亚瑟的弟弟亨利，但是没想到日后却引来亨利八世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从中并发了宗教改革问题。
1.2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亨利八世
莎士比亚如此写作应该是赞扬和支持这种做法的，他塑造的亨利八世形象虽然不是最典型的，没有前期创作的历史剧中的乐观明朗欢快，也没有中期的阴郁，而是带有对生活上一定的美丽幻想和期待和解、和平的思想。莎士比亚写到亨利八世成功的解脱了教会的桎梏，但是并不是脱缰的野马，反而是更好的控制了当时的帝国，为日后的国家人民带来福音。而莎士比亚创作历史剧，描写君王时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希望与美好的理想来诠释自己的作品。
历史上的亨利八世其实是聪明过人、勤奋好学，但性情乖戾、狡诈多疑的。但莎士比亚在创作中并未完全把所有性格都表现出来，比如不能不说到其实是由之前的第一次婚姻为其导火索，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最后引发成宗教法案问题。而莎士比亚没有写亨利八世太多负面的东西，他从历史史实中拿捏有当，进行了取舍，塑造了笔下机灵聪明，大胆采用意见，擅于用人的亨利八世人物形象，而且让读者从另一角度很容易接受亨利这样的抉择。但是历史上亨利八世的政策和结果常常有类似的反讽意味；他鼓励人文主义研究，但也处死了几位杰出的英国人文学家；他一心想确保王室延续，但却只留下了一个年轻的儿子(继位后不到16岁就去世了)和两个对立的女儿(都没有子嗣)；国家的权力扩大了，然而中产阶级对政治的参与度(在亨利死后)也加强了；亨利成功的参与了欧洲大陆上的政治外交，然而却为此耗尽了国库，给以后继位的英国君主带来了麻烦。
其中在文学角度中，《亨利八世》和莎士比亚的其他英国历史剧有两点重要差异。首先，在写以前的几个英国君王时，虽不都是从登基开始，但都写到统治结束为止；唯独对亨利八世他只写了他在位时期的一个片段。当然，那也是英国历史上最关键的一个时期――英国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发生于此时。其次，在1618年创作《亨利八世》这部历史剧时，莎士比亚已看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实现，便从写悲剧转而为写传奇剧，从揭露批判现实社会的黑暗转向写梦幻世界。因此，这一时期称为莎士比亚的传奇剧时期。这时期，他的作品往往通过神话式的幻想，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来解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作品贯穿着宽恕、和解的精神，没有前期的欢乐，也没有中期的阴郁，而是充满美丽的生活幻想，浪漫情调浓郁。而日后的统治者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也被莎士比亚深深爱戴，写这部剧作更是明确了他对女王的衷心和敬佩。
2 人文主义背后的基督教历史观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表现了他的人文主义政治思想：主张改革，抑制贵族和教会势力，反对社会动乱和封建内战，主张重用有才能的新贵，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和对权力的贪欲。主张开明君主统治，对内能使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对外则能战胜敌国，维护民族与国家的独立。莎士比亚在创作《亨利八世》时，并没有批评亨利八世对凯瑟琳王后的抛弃，而是美化了亨利八世与第二个王后安妮・博林的婚姻，为后来歌颂伊丽莎白女王做了铺垫。从中可以了解到莎士比亚在创作历史剧时所体现出的积极的基督教历史观。
莎士比亚戏剧中具有基督教意识的历史观，其人文主义思想中也具有基督教文化内涵的根源。
2.1 基督教精神产生的外在和内在因素
莎士比亚创作的语境与基督教文化紧密相连，在莎士比亚时代，以知识与理性为特征的人文主义运动和以信仰与救赎为特征的宗教改革运动同在。在《亨利八世》剧作中，一方面是人性的解放与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另一方面，基督教的自然观、历史观与伦理道德观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例如亨利八世的性格在剧作中并没有十分突出和明显，在政治决策上也是大多听取别人的意见，体现了知识和理性的一面；而描写到亨利八世为了自己的婚姻，而反对当时的宗教制度则对应了基督教精神中的信仰与救赎这两个特征。在英国，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出现的，更与基督教文化有一种割舍不断的联系。在作为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审美观的莎士比亚戏剧中，具有基督教意识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2.2 基督教精神在形式上的体现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化有不同的呈现形态，有意大利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蒙田式怀疑论人文主义等。但无论何种呈现形态的人文主义，都与基督教文化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相比其他呈现形态的人文主义，其深刻与伟大主要体现在对人的理解上，而不是在与传统文化的决绝上。莎士比亚继承和发展了基督教文化中的超越性，来遏止因人的解放而带来的自我膨胀与人欲泛滥。在剧作中，通过描写亨利八世厌倦自己的婚姻过渡到宗教改革与自立门户，这些一系列的形式都体现了相信、盼望、爱神、爱神的基督教精神。由于上述原因，莎士比亚戏剧中具有基督教意识，基督教文化构成了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向度，在艺术形式上也继承了基督教的经典。
2.3 基督教精神在内容上的体现
在生存方式的选择上，莎士比亚戏剧明显体现出对基督教文化的眷恋，具体呈现为对人文主义理想的虚幻性憧憬，浓厚的原罪感、受难意识、忏悔意识，以及对超验意义层面上的宽恕、仁慈、博爱等人道主义精神的推崇，对以神创论为基础的君权神授观念的强调等。如亨利为了自己失望的婚姻而要反对当时的罗马教廷，他希望自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在剧作中的一幕描写体现了作者人文主义理想的憧憬，但是同时也有抛弃糟糠之妻的原罪感；在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理解上，莎士比亚悲剧表明，人的存在正是在
对悲剧性处境的抗拒中走向对形而上终极意义的呼唤，使人的有限性得以超越与提升。信仰是一种相信，但却不是一般的相信，而是“特别”的相信。这个“特别”就在于：不仅该相信是当事人努力建立起来的，而且还被当事人当作在世的基本依凭。我认为莎士比亚笔下性格并不十分鲜明的亨利八世他也是有信仰的，他虽然很多事情都是采取臣子的意见，好像没有什么主张，但是他知道谁的该听，谁的不可以采纳，直到他处决自己的第一任红衣主教和发起宗教改革运动。
2.4 蕴含在莎士比亚历史观中的基督教意识
体现在莎士比亚历史剧在思想内涵上汲取了基督教文化的精华。莎士比亚戏剧精湛完美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是莎士比亚创造性的产物。但与继承基督教文化艺术的精髓也是分不开的。
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一样，都关注人的终极存在意义。从莎士比亚中后期作品《亨利八世》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他仍然揭示人性中的罪恶，仍然建构现世中的道德图景，但其重心却是思考人的终极存在意义，即“生存还是毁灭，哪一种更高贵”的问题。
3 《亨利八世》在莎翁历史剧中的地位
3.1 非典型的历史剧，但具有独特的地位、价值和特色
剧本是一剧之本，是一出戏的灵瑰，剧作家及其作品的思想艺术品格和内涵，往往决定了一个剧团的艺术方向和水准。然而，正如很多业内专家指出的，目前戏剧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正在削弱，不少作品虽然辞藻华丽，但剧本的艺术品位、思想含量及人文意识缺失，作品缺少对人生、生存、欲望、理念和信念这些本质东西的思考和关注，很难表现时代的诉求和传达人民的心声。当然。这并非说只要描写了当下的生活就会具有时代感。比如，豫剧《朝阳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作品虽然反映的是2O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作品，149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现在看来仍不觉得过时。原因在于，它不是对某个时期某个政策的简单图解，而是融入了剧作家对历史、对生命、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剧本的思想性、文学性，尤其是及其生活化的语言、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赋予了作品长久的生命力。戏剧艺术应充分反映审美思想的民族性，做到时代性、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统一。几年来，我们非常强调艺术创作要反映时代精神、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艺术，其审美理想的民族性，决定其艺术的生命力。抛弃了对文艺民族性的追求，一味去拥抱所谓时代新潮，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
中图分类号：J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3）09-0014-03
在戏曲的发展史上，文人作家群体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推动力。从元代以关汉卿、王实甫为代表的“书会”作家群、明代的临川派与吴江派作家群到清朝的苏州派作家群，文人创作都是戏曲走向艺术精品化的一个助力。尽管戏曲出生乡土、长在乡土，但是在进入城市之后，经过文人的改造，总能迎合都市观众的审美情趣，取得更高层次的发展。虽然在今天，戏曲的文人创作和高雅化存在“曲高和寡”的弊端，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文人的介入使得戏曲在大剧场的演出更加符合现代观众的欣赏层次。近年来，戏剧界出现了一种新的“时尚”，以文人之手写历史上著名文人的故事，作为新编历史剧的一种，可以称其为“历史文人剧”。从京剧《曹操与杨修》、昆剧《班昭》到越剧《韩非子》，大量历史文人剧创作的涌现与城市剧场的发展、戏曲生产的个性化密不可分。那么，戏曲的个性化生产与城市的发展有什么关系，又对戏曲舞台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都是这篇文章想要探讨的问题。
一、当代戏曲历史文人剧创作
从七十年代中期到新世纪，戏曲界的历史文人剧创作不断增加，以陈亚先、郭启宏、魏明伦、罗怀臻等编剧为代表的戏曲作家在反思自己人生的同时创作了一大批久演不衰的历史文人剧。
编剧陈亚先在1987年完成的京剧《曹操与杨修》是一部充满肃杀气息的作品，整部戏以杨修的自怀才不遇到碰到“知音”再至被法场问斩的坎坷历程为主线，把他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与曹操这位传统统治者的对立表现得淋漓尽致。与陈亚先不同，郭启宏是一位典型的历史人物剧作家，从1978年起，他创作的《司马迁》、《成兆才》、《王安石》、《南唐遗事》等剧目都是反映文人精神品质的作品。《司马迁》一剧是郭启宏美学品味起点较高、艺术风格渐趋成熟的一部作品，该剧着重刻画了司马迁秉笔直书、仗义执言的人生态度和人格特质。郭启宏笔下的司马迁，有着文人史家的责任心、正义感与“明月纵劝千杯酒，我视富贵如浮云”的不受官场左右的决绝。《王安石》一剧着重表现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从文坛双星与政界双要的惺惺相惜到政见不合，以致击掌绝交、势不两立的悲剧。这在部剧作中，郭启宏刻画了文人的执拗与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在《南唐遗事》中，郭启宏笔下的李煜是一位承担古今才情却虚坐了国君之高位的才子，他是一个难得的文人，却也是颓废的君王，此剧表现了李煜骨子里作为一个文人的矛盾性格。
进入新世纪以后，越剧《韩非子》、晋剧《傅山进京》作为著作历史文人剧目在舞台上经常“亮相”。越剧《韩非子》由姚金成、卢昂编剧，反映秦王称霸之后，召韩非子进秦的故事。通过描写韩非子从珍惜与公主之间的师生之情，慷慨赴秦到因秦王不守承诺杀战俘而“死谏”，刻画了一个心系天下苍生、坚守心灵底线的中国传统文人形象。著名编剧郑怀兴的《傅山进京》紧扣山西的地缘因素，把清代山西著名学者傅山的一次“进京”生动地用戏曲形式表现出来。在剧中，身为明代“遗老”的傅山作为中国典型文人的代表，有着渊博的学识与刚直不阿的品性，他学富五车却不清高、抱怨亡国却不盲目存恨。从他的“进京”到最后“回乡”，《傅山进京》表现了一代文人真正的“骨气”，令人动容。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世纪的文人剧创作中，编剧们多了对女性文人的关注。著名戏曲编剧罗怀臻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在他的作品中，无不体现着对女性形象的偏爱：昆剧《班昭》、京剧《西施归越》、越剧《李清照》和《风月秦淮》、汉剧《柳如是》、甬剧《典妻》等，都是女性悲剧的挽歌。1997年完成创作的昆剧《班昭》是一部被称为具有“茶香”的戏曲作品。在这部专门反映女文人班昭修《汉书》经历的作品中，作家将班昭的命运与《汉书》的命运紧紧连结在一起。从16岁到71岁漫长的生命历程中，班昭继承并实现了父兄修成《汉书》的事业及其理想。这条漫漫修书路上，留下了班昭的爱情遗憾、留下了班昭的年轻梦想，最后在坚守修书路的尽头，所有的爱恨纠缠都化为了一声叹息。与《班昭》相似，越剧《李清照》也是一部清新的女性文人剧。在这部作品中，罗怀臻把李清照从“倚门嗅青梅”的青涩爱情的懵懂、中年逐渐背负家国责任的觉醒到最后再嫁后的被骗这一过程叙写得十分透彻，很有层次感。作为一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一生都为了她珍藏的金石书卷而活，剧中的书卷更像是中华文人的气节，维系着历史的脉络，她的一生是为经卷而活，也是为守住气节而活。
除了以上的剧目，近年来上演于戏曲舞台的还有越剧《屈原》、《白衣卿相》、《藏书之家》、《王羲之》、《李商隐》，粤剧《关汉卿》，京剧《蔡文姬》等一大批以史上著名文人作为书写对象的戏曲剧作，历史文人剧已经成为了戏曲舞台上一种独特的剧目，是新编历史剧的一个分支。纵观当代历史文人剧创作，无论是陈亚先笔下《曹操与杨修》的肃杀之感还是罗怀臻笔下《班昭》与《李清照》的清新超脱之气，当代戏曲作家都把中国文人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进行剖析和刻画。有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这些剧目偏偏要表达“笔杆子也能杀死人”的力量之美。柔能克刚，强调精神力量，是这些剧目的共同点。
二、历史文人剧的个性化表现
二十五年前，编剧陈亚先写出了《曹操与杨修》，剧中的杨修是个足智多谋的文人，生于其智慧，死于其智慧。这部京剧久演不衰，虽然这不是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文人剧，但却是反响极大的、以文人坎坷境遇与复杂精神品质为描写对象的一部戏曲作品。全剧共分七场，从杨修在墓前的毛遂自荐到法场问斩，把杨修露才扬己、聪明不肯藏拙的清高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他逼迫曹操被动杀妻、牵马坠镫乃至甘冒全军覆没之大不韪而绝不肯被逼而退军，都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位英才的聪明度与正义感紧密相连，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写照。这个剧目在当时取得的强烈反响使得编剧陈亚先一举成名，盛誉之下的陈亚先面对记者翁思再的提问，平静地说：“我就是杨修，我有过一段怀才不遇的经历。”
无独有偶，昆剧《班昭》也寄托了编剧罗怀臻的生活态度。在昆剧《班昭》中，班昭的形象用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坚定的“卫道者”。从16岁到71岁，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守护着父兄修订《汉书》的梦想，没有一刻放松。16岁，正是爱情萌发的大好年华，她为了修书选择自己的二师兄曹寿作为自己的终生伴侣，却造成了一生最大的遗憾，真正爱她的大师兄马续为了陪她著书终生未娶，几次出走，而最后，班昭也只能看着故友走远，留在她生命里的只剩下一部《汉书》。《班昭》一剧早于1998年发表，但于2001年才被上海昆剧团首演。在接受记者访问时，罗怀臻表示：这出戏早在1994-1995年间就已经成形，但是一直没有出路，直到2000年以后才有了契机排演。而罗怀臻的成长经历也无疑是十分坎坷的：从一个淮剧演员到编剧的转变，不断遭到否定和怀疑，家庭的破碎和独自抚养女儿的艰辛。这一切都没有使他从戏曲编剧的行当中离开，可以说，班昭这个人物形象就是如作家一样黄卷青灯、坚守自己事业的“代言人”。
与《曹操与杨修》、《班昭》一样，当代戏曲历史文人剧都具有文人的犀利与乖张气质，或者说，这种气质是当代编剧们、戏曲作家们共有的一种人文气息。司马迁身上表现出的“威武不能屈”、李煜性格的深刻矛盾性、钱谦益身上的文弱、柳如是的刚烈、韩非子的家国责任感、傅山的博学亲民、李清照的高洁傲骨、关汉卿的洒脱不羁、蔡文姬的勇气与包容……一部部文人剧就像是作家自己生活经历与精神追求的写照。谢柏梁在《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的《绪论》中写到：“当戏曲作家寻觅到了他所钟爱的主角，并为之设置好人物群体时，作家也就再也不能依循自己的思路，按照自己的表达方式和习惯口吻发言了。作家必须化身成为剧中人物群体中的每一位人物，按照人物自身的思路和表达习惯去说话行事。这种设身处地、“摇身而变”的过程也便是主体客体化、作家对象化的过程。”在历史文人剧的创作中，作家选择自己钟爱的主角的思路通常是个性化的。虽然说这种选择也有可能受到外界的影响，但是就如陈亚先所说“我就是杨修”那样，作家选择的主人公通常是让其感同身受的有着相似经历的。
历史文人剧创作中，不仅仅在题材的选择上有着个性化特征，在剧情安排上，也是充分表现中心人物的个性。从这些剧作的题目可以看出，所有的剧目大都只有一个主人公：韩非子、傅山、李清照、班昭……剧目的剧情安排完全围绕着中心人物发展。虽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早就强调要以“一人一事”的规律安排剧情，但是历史文人剧强调的“一人一事”更多传达的是情感体验上的孤独感、离间感。文人多是清高的、多思的、忧虑的，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他们却看得明白，这就造成文人剧的结局通常是充满忧郁氛围的：杨修被法场处死，王安石忧愤而终、司马迁狱中独自修书、班昭独守《汉书》、李清照酒肆醉酒独自归家……文人们最终似乎只能与自己的精神为伴，这种精神正是被诗化和提高的个性、特性，剧目中所反映的孤独感受与忧患意识也正是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是古今文人的共性。
除了文人的个性化展示之外，历史文人剧的个性化还表现在打破戏曲“脸谱化”角色的塑造模式。传统的戏曲人物类型通常只有黑白二色，在传统戏曲作品中，主要角色都是被类型化的，配合行当进行演出，但是在历史文人剧中，主角却都是带着复杂个性的。《曹操与杨修》中，杨修的性格耿直，但是过分张扬，这造成了他的悲剧；《夕照祁山》中，诸葛亮足智多谋，但是由于官场中打磨太多，最终造成对帝王的“愚忠”；《风月秦淮》中的钱谦益虽然才高八斗，但是兵临城下却只思自保，最终令爱侣柳如是失望离去；《李商隐》中的李义山虽然满腹才情，却在党争沉浮之中犹豫不决，不舍抽身，最终失意而去……总之，历史文人剧的主角不再是“完人”：不是完全的“坏人”，也不是完全的“好人”，而是脱离戏曲脸谱化角色类型骨血更加丰满真实的人。“人无完人”的个性化角色才是文人剧作追求的审美目标，这个审美目标充分展示了现代社会个人意识的增强与戏曲的独创性生产方式的形成。
三、历史文人剧的个性化生产与城市
历史文人剧的演出大都在城市展开，这与其特定的观众群体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历史文人剧的产生是城市剧场发展的结果。以前，我国演剧场所长期以来处于十分简陋随意的状态，例如宋元的勾栏瓦舍、明清时代的茶楼酒馆、乡镇农村的神庙台等等，虽然说也有皇宫戏楼、民间长亭，但是固定化的演出场所毕竟还是少数。大部分的戏曲班社还是在临时搭建的台子上演出，故被称为“草台班子”。例如现代的粤剧神功戏的演出，依然是在临时搭建的戏棚中进行，以配合各种民俗节日、神诞日等活动的开展，服务于社区民众。戏曲来自乡土，这样的特性使得其从一开始就必须取得大众的“欢心”，但是演出场所变更的频繁、班社的流动、观众群体的不固定也会造成班社成员的惰性，使得整体艺术水平相对低下。戏曲进入城市之后，城市的商业化竞争与固定演出场所的出现使得戏曲开始学习迎合城市中欣赏水平较高的观众的审美品味。例如，越剧在小歌班时期仅仅是浙江嵊县乡下的民间小调，进入上海后，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而改名“绍兴文戏”，并逐渐从全男班变为全女班，最后更名“越剧”。在发展过程中，越剧吸取了当时上海最流行的艺术形式：昆曲和话剧的许多艺术手法，在剧目上、声腔上、服装上、舞美上都做出了很大的改变，以适合上海都市剧场的演出需要。
在剧目定位上，历史文人剧都是以城市剧场为中心。因为文人剧的个性化特征与现代化城市中的个人意识觉醒是分不开的，而正是由于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商业的发展，才促进了人们个性的解放、个人意识的觉醒以及多样化的竞发。人们的思想的解放，或者说是作家思想的解放才使得历史文人剧真正脱胎成形，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只有在城市中才有历史文人剧特定的观众群，比如知识分子和学生，这些人才是真正可以和文人剧产生共鸣的观众群体。由此可见，历史文人剧从产生缘由到服务群体都与城市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那么，如果说戏曲历史文人剧创作是一种个性化的戏曲生产方式，那么与之相关的戏曲演员个人工作室的建立就是90年代戏曲复兴时期戏曲城市化的重要表现。与西方戏剧运营模式不同，中国的戏曲一直遵循着“演员中心制”模式，这与戏曲艺术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剧场商业运作中演员的明星效应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京剧最辉煌的时代，虽然还没有戏曲“工作室”的概念，但是梅兰芳、齐如山、姜凤山三人“演员、编剧、琴师”的组合已经有了“工作室”的实质：以演员为中心，量身打造剧目和唱腔，极大发挥演员个性与团队独创力。这种编剧与演员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戏曲的生产更加个人化，在艺术上也更加精致。
之所以要讨论戏曲“工作室”现象，并不是因为我国戏曲界没有这样的先例、没有个性化的作品，而是因为在国有经营制度长期占据主流的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戏曲编剧一度“隐身”，编剧的地位是整个团队中最低、也是最不受重视的。剧本是“一剧之本”，但是编剧被冷落的处境却一度造成戏曲作品没有了个人觉醒和独创意识，而现代城市中戏曲“工作室”的出现不仅仅是经营模式上的改变，更是符合戏曲艺术创作规律的一种个性化生产方式。现在很有影响力的几个戏曲工作室：越剧茅威涛工作室、赵志刚工作室，昆剧石小梅工作室，京剧于魁智工作室都在戏曲新剧目创作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好。作为三届梅花奖获得者，茅威涛是越剧的领军人物、也是越剧城市化的推动者，她与先生郭晓男、导演杨小青等先后合作排演了一系列充满人文气息的历史新编剧目，受到城市中新鲜观众群体的喜爱，如《新版梁祝》、《梨花情》、《陆游与唐婉》、《寒情》、《孔乙己》、《春琴传》、《藏书之家》等，这些剧目都是经过市场和观众检验的优秀剧目，也是现代戏曲生产性保护应该借鉴的例子。
由上，历史文人剧创作的个性化生产与城市剧场的发展、城市戏曲“工作室”的建立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产生于城市、服务于城市的一种类型化的剧目。虽然在历史文人剧很大程度上唤醒了当代人的民族性和个人意识，为戏曲舞台带来了清新之风，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类剧目存在包装过多、过分强调中心演员、主题思想雷同等问题。商业化包装过多或是故意制造噱头会使得剧目的艺术性遭到破坏；过分强调中心演员会使得戏曲有些行当萎缩，比如丑行与武行在文人剧中就很容易被忽略；主题思想雷同是最主要的问题，因为中国传统文人追求的境界很容易在戏曲舞台上被类型化，同等身份的文人事迹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多多少少让人觉得有些相似：韩非子与司马迁虽然人生境遇不同，但是不屈权贵坚守本心的精神却是一样的，这样的精神通常会用特定的情节去表现，比如冒死直谏等等，久而久之这样的桥段就会成为特定题材的“例牌”，形成类似粤剧“排场”的情节程式，造成不同剧目之间的趋同，影响戏曲舞台的多样性展示。所以说，历史文人剧的个性化生产也存在趋同化的危险。
综上，当代戏曲历史文人剧创作的个性化表现在作家的有意识选择创作对象、在剧目中坚持“一人中心”并打破戏曲人物脸谱化塑造文人形象几个方面。这种个性化的戏曲生产方式受到城市剧场的影响，与现代戏曲工作室有着紧密的联系，此类剧目的创作如果能够解决趋同化的问题，会为戏曲争取更多高欣赏水平的观众。
参考文献：
[1]魏明伦.魏明伦剧作精品集序[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谢柏梁.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创作之初，要进行资料收集。课本是最先考虑的资料，但还需要课本以外的更多的资料来支撑，应鼓励学生到学校的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网络上查找史料，首先确定编写课本剧的整体框架及故事的发展梗概，要符合剧本的特点，涵盖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四个方面，还应有戏剧冲突。有可看之处，吸引同学的注意力。另外，剧本的内容应符合历史的真实性，观点鲜明，实事求是。
（二）课本剧排演
课本剧在角色的安排时，要综合考虑，合理分配角色，注意外貌的相似性，气质声音等诸多方面也要考虑周全，这要求我们的老师或者学生导演能掌握演员的特点、技能，把有限的人员进行合理分工，提高同学们参与表演的积极性。排演期间，要求演员能对剧本有初步的了解，记住自己的台词，清楚自己扮演的人物角色的性格特点，注意自己的表情动作要符合人物的身份特征，配合默契，服装道具准备充分。（三）课本剧演出 课本剧作为辅助教学的手段，要适时导入，实际教学时要注意衔接得当。虽然课本剧能让学生更加直观有效地学习历史知识，增加历史课教学的趣味性，但教师依然要积极引导学生听课时注意力集中，善于思考。为了教学的需要，对于某些历史事件的理解，适时引入课本剧。让学生带着学习历史知识的态度来观看，而不是图热闹，看完之后，一无所获。
二、历史课本剧在教学时的实用价值
（一）使学生的知识掌握更有层次性
编写课本剧的过程，也是学生研读教材，查阅资料，对知识进行不断概括总结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学生熟悉了历史事件，了解了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掌握了关键的知识要点，理清了历史事件的顺序，更直观地再现了历史事件和人物，思维更清晰，头脑中的知识结构更有层次性。另外，通过课本剧的编排，熟悉了课本剧的流程，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增强了自信心，提高了对历史的兴趣。
（二）有利于学生对于难点的解读
历史事件往往比较繁琐，学习过程中难免产生困惑，记忆也有相当的难度。而历史课本剧的恰当引入，正好填补了这个缺憾，把历史事件恰当穿插，对人物进行主客观评价，解决了平时教学中难以达到的实际效果，本来老师苦口婆心讲解学生都难以理解的知识，现在却在潜移默化中被学生接受，解除了学生心里的困惑，增加了对知识点的记忆，而且由于学生查阅大量的资料，知识面开阔了，从而更多地了解了历史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