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乡村债务问题的严重性早已为政界和学界所共知，从1999年开始，国务院和省、市、县在数年内多次下发了各种文件，而债务危机却日益深重。2005年的法国巴黎骚乱震惊世界，导火索看起来微不足道，而存在的问题早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是执政者熟视无睹才造成了后来的悲剧。不但是对法国的一个警告，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启示。特别是农村在乡村债务的危机还没有爆发以前，更要引以为鉴，防患于未然。
一、乡村债务越滚越大
目前湖南农村几乎是乡乡有债、村村欠钱。据省农办、财政厅1999年对乡镇负债的普查表明，全省2000多乡镇，负债面88.2%（注1）。笔者进行的涉及全省129个乡镇的问卷调查，负债面为89%（注2）。如衡阳县、衡南县、常宁市、桃源县、澧县、汉寿县等地方的乡镇负债面达100%，衡阳县和澧县、桃源县等地方的村级负债面达99%以上。
到2005年底全省的乡村两级债务的状况如何，很难准确把握。如果推断全省乡村债务总额采取中间值法则的话，根据笔者调查的六县31个乡镇的乡村债务平均值1498万元计算（同注2），按2000个乡镇，全省乡村债务总额估计不会低于299.6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核算审定，2004年湖南省GDP为5641.9亿元（注3），那么乡村两级债务就占2004年湖南GDP的比重的5.3%；2004年湖南省财政总收入608亿元（注4），那么乡村两级债务就占省财政总收入的49.3%。所到之处，绝大多数的乡村债务都是本级财政收入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很多都成了“五十年债务”、“百年债务”，比例之高，触目惊心。
在桃源县，所调查的泥窝潭乡有1.8万多人，18个村，乡级负债是925万元。在桃源县调查时，另一个乡一个不愿公开地名和姓名的副乡长对笔者说：在桃源县，负债1亿元的乡镇有5个，最高的一个乡负债达1.7亿元。衡阳县26个乡镇负债2.9亿元，893个村负债的总额是1.33亿元（注5），对于一个在2004年国税只有4268万元、地税只有2727万元收入的衡阳县财政而言（注6），4个多亿元的乡村债务是几年的财政收入。
湖南省委、省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县乡村“五年还债”的目标，时间过去了五年，不仅旧债无减，反而新债激增。据省农办、财政厅1999年对乡镇负债的普查，全省乡镇共负债85.4亿元（同注1）。根据笔者的调查（同注2），乡、村债务两者基本接近，有的地方村级债务还远远高于乡镇债务。按照乡级债务的数据来推算村级债务的数额，全省在1999年乡村两级总负债数额最低就在170亿元以上。到2005年底全省的乡村两级债务总额就达到了笔者调查估算的299.6亿元。从1999年到2005年乡村两级债务就可能增加了129.6亿元，平均每年以近26亿元的速度在递增。
桃源县从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调查的2002年到笔者调查的2005年，不到三年的时间，负债亿元的乡镇就从1个增加到5个；在中国社科院调查时的2002年，乡镇负债最高的只有1.09亿元，到笔者调查时的2005年底，负债最高的就已经突破1.7个亿。特别是有不少乡镇，如在桃源县乡镇债务数额处于中等偏下的泥窝潭乡，仅债务利息一项就每年要增加100万元以上，其他债务严重的乡镇就可想而知了。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危机象火一样正在逐渐往上蔓延。
二、乡村债务形成机制
债务形成机制的根源是农村的行政体制出现了重大问题，赵树凯指出，这个体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乡镇完全是围绕上边各种指令转，为完成超出正常的资源范围的指令，乡镇领导人要么造假，搞形式主义，要么只有“硬来”，“借钱”办事，拆东墙补西墙，造成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
一是完成上级下达的财税任务而形成的债务。财税任务是实行各级政府负责制，到乡镇以后就必须由乡村两级最后确保任务完成,因此而债台高筑。从全省的情况来看，乡镇基本上年年保证完成了县政府下达的财税任务，而实际征收的缺口只能由乡村两级垫付。如衡阳县尾欠税费总额为16781.4万元；全县村级债务总额1.33亿元中有9631.8万元是因垫付税费而形成的，村级垫付税费占村级债务总额的72%（同注5）。
二是完成上级下达的发展任务而形成的债务。主要是乡村举办公益事业如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包干义务教育及发展教育的建校和危房改造，以及当时发展乡镇企业和调整产业结构等所遗留债务。前些年从上到下都大张旗鼓地倡导“人民事业人民办，办好事业为人民”，有个县委书记就有一句这样的名言：有钱能够办成事是好干部，没有钱能够办成事是更好的干部！他补充说，有钱会办事不是真本事，只有没有钱能够办事才是真正有本事！由于是基于“三提五统”的收入预期而借债或垫资大上项目，没有到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而所摊派的款项又收不起来，新的政策又使还债计划全面落空，造成大量的举债无法偿还。衡阳县三湖镇（注7），教育一项镇财政就下欠了292.51万元：仅建校和危房改造就投入了500多万元，向农民集资实际收上来的只有78.89万元，加上向上面争取的资金和向社会募捐共计不到200万元。国家公路“乡乡通”工程却要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乡镇支出配套资金，三湖镇境内公路需要配套资金120多万元，在不能向农民摊钱的情况下通过向社会募捐还是负债30多万元。
三是乡村财务管理普遍混乱而形成的债务。乡村级财务管理不规范，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不能有效控制乡村级财务的收支，致使合理开支逐年增加，吃喝招待费、超标准租车、公款旅游屡禁不止，开支随意性很大，黑洞很多，直接导致了债务的形成。有些乡镇的干部工资一年只能发足半年，而主要负责人的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却放任自流，毫无节制。一些乡镇还违规修建宿舍楼，不顾财力地购买小车，超额报销差旅费等。有不少的乡镇因公款吃喝欠下债务而造成办公大楼被法院拍卖还债，特别是有的乡镇吃喝招待居然形成了十年、甚至百年才能还清的“百年债务”。最典型的莫过于闫集镇，三届镇政府打下130张共计17万余元的欠条，105岁老人在讨债数年后竟得到了暂定每年还1000元需要170年才能还清的还款计划（注8）。
四是乡村组织维持自身生存而形成的债务。由于乡村的事权大于财权，造成收不抵支。首先是拖欠乡村干部的工资，如果上级不出台有效的政策，很多乡村干部的工资只能无限期地拖欠下去；其次是拖欠办公经费和电费等。湘南的一个镇，历年欠发工资总额200多万元，历年下欠电费9.3万元，村干部欠发工资191万元。该镇每年仅镇政府的租车费和一台小车的维修费用、油料费用就在10万元以上。上面来人需要招待费，争取项目需要经费，再加上政府办公楼的取暖费、打印费、电话费、水电费等各种行政管理费用；如果和人员工资支出两项支出相加，每年没有80多万元是维持不了镇政府的正常运转。无奈之下只得左手“拆东墙”，右手打欠条。
乡村的债务问题本来已经岌岌可危了，现在不仅不去减轻乡村负担，以让乡村从沉重的税费压力下解脱出来之后，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却反而在不断地增加负担。根据笔者对129个乡镇负责人的问卷调查，有75%的人认为目前的工作是上级及其部门用权力转移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责任（同注2）。非常危险的是，我们地方领导人对此熟视无睹，坐视问题的严重性而无动于衷。如果产生新债务的根源没有消除，不仅使化解旧的债务越来越艰难，而且每增加一笔债务，就为我们在新农村建设的前进道路上埋下一个地雷。
三、乡村组织岌岌可危
由于巨额债务长期悬而不还，使乡村组织信用和权威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对于目前绝大多数乡村的主要负责人，一年中最发愁的时候是农历年关，躲债赖债非常普遍，普遍感到困惑无助：“欠账那么多，上级不管，集体没有，又不敢向群众伸手，就是神仙也没办法。”有的债主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只得将乡政府和村委会告上法庭，不少的乡镇每年要接到法院10多份甚至几十份的强制执行通知书。一些乡镇的政府办公大楼就法院被强行拍卖了，一些乡镇的财政帐户被法院冻结，造成退伍军人的优抚款甚至五保户的供养款都被法院抵押还债。且不说绝大多数的乡政府即使把办公楼卖了，相对于天文数字的债务也是杯水车薪；问题还在于，乡政府无法和企业一样破产，除了办公楼就一无所有，可一旦把乡政府办公楼查封了，作为政权的基层代表沦落到这种地步，是不是对政权信誉的一种威胁呢？对于村委会而言，绝大多数都没有办公楼，没有任何集体资产，而土地是农民的，除了债务就一无所有，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基层组织，如果法院作出判决又如何执行？乡村债务冲击着农村政治和法律制度，现存的秩序体系已经全面动摇。
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制订的，政府和基层组织不仅没有超越于法律的权力，而恰恰应该是遵守和履行法律的榜样，否则法律就会失去它的神圣尊严而成为一纸空文。借贷行为是一种契约行为，乡村组织作为合同的一方，必须无条件信守承诺履行合同。一个无力承担法律责任的乡村组织怎么会得到民众的信任？一个言而无信，不履行诺言的乡村组织自然没有权威可言。更严重的是，乡村组织无力还债，失信于民，也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从长远来看，乡村债务造成的乡村组织公信力和权威的降低，将使得农村的政治生态更加恶化，造成农民对任何干部和任何组织都不相信。李昌平的“政府组织群众怕，群众组织政府怕”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危机所在：我们究竟还能够相信谁？我们究竟还能够依靠谁？谁还会相信我们？谁还敢相信我们？
对于绝大多数的乡村而言，不仅背负着沉重的债务，甚至自身生存都难以维系，有谁会相信他们能够对农民提供最基本的服务？很多乡村为了缓解沉重的债务压力，尽可能减少正常的公务活动，尽可能压缩经费开支，少数地处偏远的村干部为了减少车费开支尽可能不到乡政府开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乡镇面对农民的需要已经无法满足了，其所承担的社会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根本无法实现，部分乡村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按照现在这样运转下去，他不需要被人去取消就会自我取消了！所以有些人提出取消乡政府，包括设立办事处，就顺理成章了。
根据笔者对全省129个乡镇的问卷调查，有74%的乡镇对生活困难的群众很少进行过救助，有15%的乡镇因乡镇财政无力没有进行任何救助。对乡村公路、水利等公共设施建设，有68%的乡镇财政很少有投入，有9%的乡镇财政没有任何投入（同注2）。桃源县泥窝潭乡的五马寨村支部书记和花轿坪村支部书记认为：乡村两级特别是乡政府，现在要权没权，要钱没钱，尽管有很多公益事业建设已经迫在眉睫，但群众想都没有想过要去找乡政府。如果目前的状况不得到改变，只要不发生洪涝灾害，不发生非典和禽流感，乡村两级就基本上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样一来，曾几何时在沉重的税费压力下的乡村组织，还未来得及品味取消农业税后的喜悦，转眼就面临着合法性挑战：日益增长的乡村公共品和服务的需求与不断萎缩的乡村财政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决定着如果不能满足农民基本的公共需求，乡村组织的存在就失去价值。这种合法性危机将会冲击整个乡村组织的政治权威，从而使乡村组织走向崩溃。
四、债务危及社会安全
对于包括乡村债务在内的这样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主流的观点认为，只要加快发展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解决只是时间的问题。然而，面对巨额的乡村债务，谁能够对乡村组织的偿还“时间”作出预期或估计呢？债权人有不少就是处境艰难的农民，对于乡村组织的偿还能力已经彻底绝望的他们，会不会手攥着“白条”有这个耐心继续等待下去？而问题更严重的是，很多债权人已经感到，即使把乡村干部杀光也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让目前的形势继续发展下去，他们会不会把矛盾直指高层？这是目前农村危机的关键所在！
而雪上加霜的是，除了乡镇的主要负责人以外，绝大多数的乡村干部本身就是债主，在债权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且不少的乡村干部又是从亲朋好友这样一些农民的手中转借来的。在衡阳县三湖镇的村级债务中，民间债务占村级债务总额的53.2%,而下欠村干部的债务占村级债务总额的26.8%（同注7）。因此，乡村债务已经把乡村干部和很多的农民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这种利益捆绑为农村的引发提供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动力机制和社会基础。
在税费改革前农民负担最沉重的时期，尽管农村的社会矛盾也非常尖锐，也发生了不少的，但只是小范围小规模的局部性问题，并没有造成全国性的甚至一省一市的大规模，对整个社会的破坏力不是很大。主要是因为农民缺乏组织基础和领导力量，而强大的乡村组织广泛地吸纳了农村社会精英，构成了一条保卫社会安全的“防火墙”。时至今日，在沉重债务重压之下的乡村组织，还会不会继续承担这样的责任？岁月轮回，形势却在不断逆转。乡村组织今天已经沦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组织，除了拥有大量的债务以外一无所有，被称为之“破产政府”，处于崩溃的边缘，乡村干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三“穷”困境：一是在政治上命运前途暗淡：“路穷”。乡村干部与农民共同处于农村社会的最基层，为今天现代化的前期积累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也与农民一样并没有分享到多少现代化成果，除了身负重债一无所有。还没有来得及恢复元气立即就处于当前乡村体制改革的风口浪尖上。他们对目前农村改革的走向感到困惑，对自己的前途命运何去何从感到无奈，他们对自己的艰难处境感到非常不满。二是在经济上生存难以为继：“家穷”。乡村干部的待遇就本来低，在湖南非城郊的农村，村支书年工资在1500-3500元之间，乡镇干部工资人平在1万元左右，远远低于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然而，不仅本来不多的工资被长期拖欠，而且还要借钱垫付上缴税费。根据笔者的129个乡镇的问卷调查，其中有68%的乡镇历年拖部职工工资，衡阳市所调查的34个乡镇中拖欠面在91%以上，拖欠工资少者一年有余，多的长达几年。在当前巨额的乡村债务压力之下，许多乡村干部在经济上越来越感到绝望。岳阳市有一个乡镇干部问上面来的领导：“现在保稳定，你们怕群众闹事，怕不怕乡村干部闹事？”（注9）三是在社会上遭到普遍否定：“名穷”。无论是学界还是媒体，一边倒地把乡村干部当作农村“恶”的标志，贴上“丑”的标签。几乎所有的三农问题仿佛都是乡村干部造成的，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乡村干部一旦产生了与债权人一样的绝望，就犹如火上加油，为农村的大规模引发提供了天然的组织基础和领导力量。因为这是乡村干部的双重身份所决定的。作为乡村干部，对于群众而言，代表组织或政府，他们是干部身份；而对于县以上的各级而言，他们又是群众身份，他们的利益实质上也是群众的利益。村干部本身就是农民，而且乡镇干部的80%以上也来自农民，没有谁能够比他们更了解农民，也就比任何人更善于组织农民和领导农民。如果他们能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稳定中起到“防火墙”的作用，那么，他们就更知道该在绝望的时候怎么“放火”。乡村干部的影响力和组织能力，远非那些“减负代表”、“维权代表”所能比拟的。
目前农村很多债主已经索债无望，很多乡村已经拖债无招，很多基层干部积压的怨气已经由来已久。尤其是钱是集体借的或前一任领导借的，而集体的债务却由个人承担责任，一旦讨债的压力超过承受能力，转移矛盾就成了唯一的选择。根据笔者在129个乡镇负责人中的问卷调查，有42%的人认为化解乡、村债务最好的办法应是由中央转移支付解决；有21%的人认为由上级财政接管债务；包括要中央转移支付解决和上级接管债务的就有高达63%的人（同注1）。何况乡村干部在乡村债务中本身就有重大的债权利益，在绝望的情况下就可能铤而走险。
同时，我们的社会处于改革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淘汰机已经成为了社会公共安全危机的根源。例如衡阳市的一个分管城管的副区长被残疾人点燃汽油同归于尽，1998年情人节武汉长江大桥的爆炸事件，2001年的“石家庄爆炸案”，2003年北大、清华爆炸案，以及2004年的长沙公交车爆炸等。悲剧提醒我们，如果没有处理好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公平问题，无疑会形成一个利益的挫折人群，这些人的情绪将会演变成巴黎骚乱那样的社会性暴力事件，给我们这个社会的公共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各个阶层利益矛盾的激化，总会通过处于底层的群体用最为极端、最有破坏力的形式来表现对社会的绝望和愤怒。在乡村债务中，如果他们的利益在正常情况下无法无法实现，很可能就会通过不正常的方式来表达。特别是在基层的干部队伍中，人心思“乱”而不是思“安”，因为在现在的秩序下看不到希望和前途，所以，对改变现行秩序的愿望非常强烈。无论从上到下，从公务员到老百姓，不平衡的心态是我们这个社会埋藏在地下的炸药，只需导火索就会爆炸！农村不少，恰恰正是我们的干部和党员在起点火作用。如果不迅速采取对策化解危机，继续等待观望而犹豫不决，“革命和改革在赛跑”，也许时间就不在“改革”这一边，从而坐失良机。希望全社会能够对此引起高度警惕，使我们艰难前行的民族尽可能少一点波折和苦难！
结束语
2006年是新农村建设的开局之年，而乡村债务无疑是绕不过去的坎。乡村债务的问题不解决，乡村组织就难以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乡村组织的组织领导，新农村建设就无从谈起。更为严重和可怕的是：一方面，如果乡村债务得不到化解，一旦推进乡镇体制改革，债务难题就会成为一道难以跨越的坎，不仅会使所有的矛盾集中爆发，而且还会影响乡村组织自身的变革和新生。而另一方面，我们社会进入了矛盾多发期，特别是下岗分流、学生就业、农民工这三个问题解决路径的不确定性，这些问题与乡村社会问题交积在一起，随时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危及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
后注及引用文献:
（1）：《半月谈内部版》2000年第9期
（2）：根据笔者对全省129个乡镇的百题问卷调查。
（3）：湖南统计信息网：《经济普查新闻会稿》
/tjyw/200512230021.htm
（4）：中国地方概览网：湖南
（5）：根据衡阳县财政部门统计表
（6）：根据衡阳县财政局2005年3月3日在县十四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预决算报告
中图分类号：F8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5-0007-06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出现了多重危机共生的现象，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往往在同一时期、同一国家并发。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将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孤立研究的金融危机理论无力解释这些现象，共生性金融危机理论应运而生。但从目前国际上关于共生性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多数文献仍将共生危机的研究局限于共生性货币与银行危机(注：关于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共生的研究主要有：Obstfeld（1994）、Miller（1996，1999）、Chang and Velasco（1999）、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Glick and Hutchison（1999）等。)，而对另一种类型的共生危机，即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共生却很少涉及。
事实上，与共生性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相比，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上讲，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并发的现象都更为普遍。Reinhart(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84%(注：Reinhart（2002）的实证分析样本涵盖了59个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违约会引发货币危机，66%的货币危机也会引发债务危机，同时，就国际社会来看，墨西哥(1994)、法国(1998)、阿根廷(2001)等国也都曾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可以说，研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共生联系对于金融危机理论演进以及共生金融危机外延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1]
理论上讲，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内生联系，它们会由某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引发，也会在某些力量的推动下形成彼此间的传导和扩散效应，而且传统的金融危机预警文献在指标选取上也经常把一国的外债水平作为货币危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但问题在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通过何种渠道相互联系?两种危机间的联系机制能否得到实证的检验?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无论从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还是为危机预警筛选更为明确的指标变量等角度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鉴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联系的连续性问题对于构建完善的危机预警体系以及为政府寻求高效的危机处理方式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侧重于考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长期联系效应，通过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分析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在长期中是否存在某种稳定的联系，以检验二者联系的连续性。通过研究笔者发现，无论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债务危机间都不存在长期稳定的联系。
二、关于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的文献回顾
就现有文献看，目前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研究散见于早期的危机预警文献(如CKR(2000)、IMF(2001))以及一些政策文献(如Chiodo and Owyang(2002)、Mussa(2002)、Corsetti and Mackowiak(2000)等)中。Obstfeld(1994)被认为是最早研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学者。[2]他最早将通货膨胀因素作为政府预算融资的一个变量引入模型，考察了福利最大化政府的决策行为，尽管该模型并未考虑债务违约因素，仅分析了政府如何在通货膨胀和税收两种预算融资方式间的权衡问题，但它却为后来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引。此后，一些学者沿循Obstfeld的分析思路，系统地研究了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和联系效应问题，关于这两种危机间联系的实证分析方面也积累了一些文献。
在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方面，Herz and Tong(2003)、Dreher，Herz and Karb(2004)分别从危机的共生因子、内部传导和两者的负相关关系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具体的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Herz and Tong(2003)指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联系机制体现为以下方面：一方面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会由某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引发，另一方面这两类危机间也存在互补性和替代效应(注：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互补性是指一种危机会引发另一种危机发生，替代效应的含义同上文中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负相关关系，指一种危机的发生会降低另一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自我实现的预期促成了危机间的内部传导进而使其呈现互补性，而政府的预算约束限制又使得两种危机间具有相互弱化的替代关系，Herz and Tong还通过一个自我实现的共生危机模型，在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框架下具体分析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共生原因、内部传导效应以及投资者预期对政府行为的影响。[3]Dreher，Herz and Karb(2004)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更详细地分析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三方面联系的具体决定因素和形成机制，他们指出，总需求的负面冲击、国际(实际)利率水平的上升以及太阳黑子因素都是形成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同原因，债务危机导致的贸易、产量和就业损失以及投资者和投机者的行为会导致债务危机向货币危机传导，而政府政策的权衡以及原罪现象则会形成货币危机向债务危机的传染，政府预算约束下融资方式的选择会使得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呈负相关关系。[4]此外，Bauer，Herz and Karb(2003)从政府政策选择的角度分析了这两类危机间的共生联系机制，通过对政府的成本-收益分析，研究了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在贬值和违约间的选择问题，据此得出了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生成条件和两者共生的临界区间。[5]Calvo(1998)、Benigno and Missale(2001)、Aizenman(2002)等也在政府预算约束的框架下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6][7][8]
图1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理论联系示意图
注：实线表示增强效应，虚线表示减弱效应。
同时，一些学者还具体分析了某些特殊因素在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生成中的作用和传导路径。Bauer，Herz and Karb(2003)、Herz and Tong(2003)分别通过模型分析了投资者预期因素对政府行为、政府政策的影响以及共生危机生成中预期的自我实现效应；[9][10]Reinhart(2002)和Sy(2003)考察了信用评级在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中的作用；[11][12]而Jahjah and Montiel(2003)则从汇率政策的角度研究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条件，结果表明，货币危机向债务危机的传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汇率体制，在实行硬钉住的国家，贬值更倾向于引发债务违约。[13]
实证分析方面，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多是围绕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是否存在联系以及对上述三方面联系机理的检验展开，从现有资料看，由于样本选择、研究方法、变量定义等方面的差异性，目前关于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问题的实证研究并未形成主流或一致的结论。Goldstein等(1998)的研究表明，货币危机与债务违约间确实存在某些联系；[14]Reinhart(2002)通过考察信用评级在货币危机和债务危传导中的作用，发现发达国家中货币危机与债务违约并无直接联系，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相互引发的概率存在较大差别，但是Reinhart的分析没有得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存在共生因子的结论。[15]相反，Herz and Tong(2003)利用74个发展中国家1975-2001年的样本数据，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及敏感性分析等方法，却发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存在多项共生因子，储备与进口的比率、国内GDP增长率以及FDI与外债的比率等都是形成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同原因。[16]Dreher，Herz and Karb(2004)通过80个国家1975-2000年的面板数据表明，短期中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确实存在内部传导效应，中长期中政府预算融资形成的两种危机的负相关关系的理论假设也成立，但该项研究除了发现公共债务会同时引发这两种危机外，并未发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还存在其他共生因子。[17]另外，Sy(2003)通过对13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近期(1994-2002年)小样本数据研究，得出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基本无关的结论，检验结果表明在这些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只有6%。[18]
三、模型设计、变量选择及样本说明
(一)模型设计
1.货币危机指标的确定
目前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的实证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1)Frankel and Rose(1996)将货币危机定义为货币名义贬值率不低于25%，并且贬值率的变动率不低于10%。[19]
(2)Eichengreen Rose and Wyplose(1996)和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采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EMP)这一指标来定义货币危机，但两者对EMP的定义又有所差别。[20][21]
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用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加权平均变动来定义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stdl和std2分别代表国家i在时间t的汇率百分比和外汇储备百分比变化的标准差；
Eichengreen Rose and Wyplose(1996)则采用通货的大幅度汇率、国际储备和利率的加权平均构成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来定义货币危机，它们提出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e为汇率，i为利率，r为外汇储备。
(3)在Eichengreen Rose and Wyplose(1996)和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之后，Glick and Hutckison(1999)将货币危机定义为用来解释成功和非成功投资冲击的汇率和储备的平均变动。[22]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问题分析的需要，本文中货币危机采用的是Frankel and Rose(1996)的定义，并借鉴Bauer，Herz and Karb(2005)中关于货币危机的描述，选取货币的贬值率作为货币危机的变量，即当一国货币名义贬值率不低于25%，并且贬值率的变动率不低于10%时，视该国发生了货币危机。[23]
2.债务危机指标的确定
本文债务危机的定义借鉴Bauer，Herz and Karb(2005)中关于金融危机程式化事实的研究结论(注：Bauer,Herz and Karb（2005）的研究表明，债务危机中债务水平的临界值大约为GDP的40%，但关于债务危机临界点的确定也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危机预警文献中将这一临界值定为50%。参见：安辉. 现代金融危机生成的机理与国际传导机制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将债务危机界定为债务水平占GDP的比重超过40%，并选取外债总额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作为债务危机的变量。
3.样本数据说明
本文中选取了58个发展中国家(其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27个，即阿根廷、孟加拉、博茨瓦纳、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肯尼亚、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拉圭；其他发展中国家21个，即伯利兹、玻利维亚、布隆迪、喀麦隆、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斐济、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缅甸、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拿马、巴拉圭、罗马尼亚、塞拉利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干达、赞比亚、委内瑞拉)。1976-2005年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比率的数据作为分析样本，相关数据来自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Common Database)，具体指标变量根据作者计算整理得到。
(二)样本国家共生危机识别和分布
根据以上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定义，笔者从1740个样本数据中对各个国家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发生情况进行了识别，共识别出了104次共生危机，各年度共生危机的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图2 样本国家1976-2005年度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分布情况
从图2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共生危机总体呈上升趋势，到199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虽然略有下降，但表现出较强的周期性，尤其是1996年以后这种周期性更为显著。同时，就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危机发生情况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发生的次数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且周期性较强，尤其是1996年以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效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律性。
四、实证分析
以上通过不同年度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发生情况对其联系效应进行了直观考察，为了进一步考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长期中是否存在稳定的共生联系，本部分将通过相关系数检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以及协整分析分别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思路为：首先对各个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变量进行相关系数检验，从截面数据考察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相关度，然后通过面板数据ADF检验方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当两变量为同阶单整变量时再通过协整检验辨别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如果二者存在协整关系，则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否则认为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为简化说明，以下分别用CC和DC来表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变量。
(一)相关系数检验
通过计算58个样本国家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比率的相关系数并绘制相关系数分布特征图(图3)发现，就各个国家来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性并不明显，所有样本国家相关系数的均值仅为-0.217803，并且从相关系数分布上看，大多数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分布在零值附近，且多数国家这两者间呈现的是一种负相关关系。
图3 样本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相关系数分布图
(二)面板数据ADF检验
关于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主要有Levin，Lin and Chu(2002)的LLC检验、Breitung(1999)的Breitung检验、Im，Pesaran and Shin(1997)的IPS检验、In Choi(2001)的Fisher-ADF、Fisher-PP检验等方法。[24][25][26]为了避免检验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对结果的影响，笔者同时采用这五种方法分别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的比率这两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和表2。
从表1关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检验结果来看，货币危机的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检验，债务危机的变量除了Breitung检验不能拒绝原假设外，其他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也都拒绝了DC存在单位根的假设，由此可以判断，CC和DC序列均为平稳序列，CC～I(0)，DC～I(0)。
表2其他发展中国家ADF的检验结果表明，货币危机的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所有的检验，这说明CC序列为平稳序列，即CC～I(0)。而债务危机的变量仅通过了LLC检验和IPS检验，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其他检验也未通过，经过综合判断，笔者认为不能拒绝DC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假设，DC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为了确定DC序列是否是单整的，笔者再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并对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差分后DC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根据这一结果，可以认为序列DC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DC为一阶单整序列，即DC～I(1)。综合以上分析得知，由于CC为平稳变量，而DC为一阶单整变量，两者不是同阶单整，因此可以得出，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协整检验
由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笔者将分析的重点转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以上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CC和DC均为单整变量，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以下将着重关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具体检验思路为：首先对变量进行回归，然后检验残差的平稳性，如果残差是平稳的，则认为两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同时，考虑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长期联系可能因国家不同而有所差异，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时选取变截距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模型形式设定为：
其中 表示个体对总体均值的偏离，所有个体偏离之和等于0，即 =0。
残差序列{e}的表达式为：
其中 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回归的残差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仅通过了IPS检验和Fisher-PP检验，在LLC检验、Breitung检验和Fisher-PP检验中均未能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可以认为残差序列{e}为非平稳序列，序列CC与DC不具有协整关系，这表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也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从以上面板数据的回归方程的斜率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表现出的是一种负相关关系，这表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具有一定的减弱效应。
五、结论
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长期联系效应作为共生金融危机理论的一个前沿课题，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合理评估两者联系机制的可持续性，对于政府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以及开放经济条件下提高金融危机预警的效率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通过对58个发展中国家1976-2005年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检验、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长期联系效应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无论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长期中均不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这一结果与Sy(2003)的分析结果基本相同，同时早期的危机预警文献(EWS)中关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债务危机的爆发并不能减弱货币危机也支持本文的结论。但与Sy的分析所不同的是，Sy的样本仅包括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本文通过将样本范围扩展到58个发展中国家，并将样本时间延长至30年发现，就长期而言，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生性也不显著。
第二，本文的实证结果虽然表明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的联系效应不具有连续性，但文中并未否认多数文献中关于两种危机间存在某种程度联系的结论。通过对截面数据的相关系数检验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结果，笔者发现这两种危机间确实存在一定的联系，并且表现为一种相互减弱效应，当然，这也是本文与早期危机预警文献的区别所在。同时，这一结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的政府决策也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由于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发生多与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权衡密切相关，且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替代效应主要源于政府的预算约束，因此，鉴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面临的债务困境问题，注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恰当选择政府预算融资方式应成为现阶段我国构建金融危机防波堤的一项不可缺失的内容，另外，这一研究结果对于远期中我国资本账户自由化、人民币汇率机制完全市场化后汇率机制与财政体制的搭配也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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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与债务的关系最初来源于信用的发展，在市场主体中的个人、企业之间产生，后来，随着国家的不断出现，每个国家的职能也在不断地扩大着，如果政府的税收满足不了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等需要，那么政府就要开始举债，接下来就会出现一连串的主权债务问题。当一国的政府对所欠的债务无力偿还时，就会出现主权债务危机，这和个人或者企业在无法偿还债务是出现的个人危机和企业破产是一样的道理。
国家主权债务的危机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研究显示，从1800年一直到现在，债务违约事件在世界上至少出现过250多次，在19世纪20年代和大萧条时期，全球有近一半的国家都出现过债务违约的情况。在二战后更是严重，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主权债务危机。这次的主权债务危机，是由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一些以航运、旅游产业为主的国家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政府为了救助银行业的困境，相继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
二、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解读主权债务危机
宏观经济学是一种经济理论，以总量分析为主。宏观经济学中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主要的调控手段。现代政府债务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大概已经超过了200年，但对于公债的作用和看法却一直饱受着争议。比如：威廉·配第以及梅隆、詹姆士·斯图亚特等人对公债持比较积极肯定的态度，而法朗斯·魁奈以及查尔斯·达芬南、大卫·谟等人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下一代人会因为公债而加重今后的负担，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国家破产。大卫·李嘉图通过“李嘉图等价”证明了政府发行公债并不能增加财富，后来巴罗也论证并发展了这一思想，但是詹姆斯·布坎南、詹姆斯·托宾等人却对李嘉图的这一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指明了李嘉图的定价定理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效用的。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西方政府的干预思想又开始兴起了，一些经济学者提出了公债无害论的观点。英国的凯恩斯和德国的卡尔·迪策尔等人提出了公债是一种信用的高级形式的观点，他们认为大规模地发行公债可以体现出国家的进步程度，可以有效促进资本的积累和国家经济的发展。鼓励政府大力发行公债，并主张公债和赤字以及补偿性财政政策相联系，形成了“斟酌使用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局面，这一理论在后来也由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得以继承和发展，如：阿尔汉·汉森、萨缪尔森等。
在20世纪70年代的发达国家中，出现了经济滞胀的情况，这使凯恩斯的理论受到了质疑。由于挤出效应、理性预期等因素，一些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等学者认为：政府发行公债其实并不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公债和财政赤字可以刺激政府扩大开支，并提出在政府债务中，内债和外债是等价的，公债只能用于为资本项目融资。
三、主权债务危机反映出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困境
（一）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不能有效解决主权债务危机
目前看来，要解决主权债务危机还是有困难的。根据西方的宏观经济学经典理论来说，要解决主权债务危机问题，要加大政府的收入，减少政府的支出或者借债筹资。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样做会导致经济的进一步萎缩，影响政府的收益。而政府已经出现了债务危机，这个时候再去借债筹资，就更增加了筹资的成本，使债务危机更加严重，而且有可能陷入“以债养债”的恶性循环，就像美国2007年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样。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各国在财政上大多都出现了赤字，很多国家都运用举债来拉动经济的增长，这样就恶化了主权债务危机，使政府进入了两难选择的境地，暴露出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困境。
另外，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市场对当前的世界经济给予了比较好的预期，美债危机与欧债危机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信用评级遭到了下调，使得投资者不得不对未来全球经济前景的预期进行修正，这也造成了全球股市出现剧烈的动荡。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进行了两次量化宽松政策后，还要进行第三次，财政政策也用到了极限，市场对美国的未来经济预测的是很难复苏。面对这种债务攀升、增税困难的低迷局面，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不能够对此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建议，也没有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二）宏观经济学对政府行为的假设和分析存在缺陷
宏观经济学把政府作为经济主体纳入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实现了政府在经济运行和调控中的作用，规范了政府合理地介入，引导了经济的运行。这样，政府既可以通过政治权利来影响资源的配置，还可以以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制度形式来影响，现在经济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市场失灵的情况一般来自于自发的市场调节。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现有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对政府行为的假设和分析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缺陷。
1.西方宏观经济学根据新古典分析范式，把政府假设为一个具有理性的“经济人”，这种假设不太符合现实，也过于简单，忽视了人的行为受到文化、道德等因素影响的现实。凯恩斯等人在建立宏观经济理论的时候并没有指出这一特性，但还是认为政府具有完全的信息，能够很好地测出并解决经济波动，提高宏观经济目标的力度。詹·M.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从政府雇员个体的角度提出掌握行政公共决策权的领导和官员也都是政府的“经纪人”。政府为了实现社会稳定，出现了“支出冲动”，以为这样可以刺激经济的复苏，其实不然，这种出会刺激政府不断扩大支出，在特殊情况下还要通过借债来实现融资。
2.西方政府为了实现“四个目标”，借助于财政货币政策干预经济运行，忽视了政府行为的社会性。在实际调控中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政治、外交等。如果在分析政府的经济行为和决策时将必要的社会和政治因素舍弃掉的话，那么得到的假设和分析就可能会存在缺陷。
3.凯恩斯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以来，宏观经济学已经被世界广泛接受，但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西方主流经济学受到了质疑。所以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理论能够更好为指导实践服务。
四、结语
主权债务问题由来已久，其产生的背景与历史上经常出现于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特点是不同的，在选择治理危机的路径上也存在着许多困难，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目标是保证宏观调控四大目标的实现，政府负债是实现调控目标的一种手段，所以政府公债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果运用得当并不会带来主权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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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论述1.1财务危机财务危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资金运动的必然产物，是独立于主观意愿之外存在的，是人们所不能拒绝和排斥的。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国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财务危机日益凸现。
财务危机又称为财务困境，是从现金流量而不是盈利的角度来下定义的，当企业对债权人的承诺无法实现或难以遵守时，就意味着财务危机的发生。对于财务危机，通常公认有两种确定的方法：一是法律对企业破产的定义，企业破产是用来衡量企业财务危机最常用的标准，也是最准确和最极端的标准；二是以证券交易所对持续亏损、有重大潜在损失或者股价持续低于一定水平的上市公司给予特别处理或退市作为标准。
1.2财务危机管理财务危机管理机制是一个整合了财务危机防范机制、财务危机诊断机制、财务危机预测机制以及财务危机处理机制的完整体系，是对财务危机进行防范、监控、转化的过程以及所采取的方法和措施的总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财务危机的管理具有不确定性、应急性和预防性三个基本特征。
2我国中小企业财务危机管理现状及解决对策中小企业由于生产规模较小，在经营模式上更加灵括，生产成本低、效率高。。但中小企业的发展常常受到经济、法律和制度上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政策的限制，技术管理人员的缺乏，生产设备落后，以及由于金融体系不发达，社会城信缺失而导致的融资困难等等。就目前的经营情况来看，虽然有这么多相互关联的制约因素，但缺乏资金仍是阻碍这些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当这种资金产生断流的时候，极容易造成中小企业的财务危机的发生，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适当的管理，以预防这种危机。。
2.1事前防范2.1.1市场环境变化（1）金融危机的影响
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是企业意识到经济不景气等宏观经济因素对于企业的财务状况有着直接的影响。当经济繁荣的时候，客户的赊销要求响应减弱，公司在销售产品和资金回笼的速度也相对较快。当整个行业环境陷入衰退期的时候，整个价值链的市场都会畏缩，供应商急着催收帐款而客户则要求延迟付款，企业会陷入在前无退路，后有追兵的困境。
（2）建立规范的风险管理系统，进行事前防范
要防范财务危机的发生，就要研究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如何提前发现已经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和预先控制将要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风险。主要是应用财务危机预警指标，对企业在举债、用债、偿债过程中所涉及的各个环节、各种因素进行预测，并充分估计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可能引发财务危机的程度，以便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危机防范主要是在危机尚未发生之前，未雨绸缪，事先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危机战略设计，制订一套乃至几套防范危机的方案，以便对危机进行预控，尽量避免危机的发生。
企业可以尝试建立—整套规范、适合的风险管理流程，对风险进行系统的管理，考虑自身的发展状况、经营特点、资源、管理理念、战略目标等，借鉴大型企业、国外企业先进的风险管理经验，建立适合自己的风险管理体系。
同时可以考虑建立企业财务危机预警系统，这是一种成本较低的危机诊断工具，是通过利用财务报表的相关数据推测其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变现能力的系统模型。通过这个系统，企业可以预知财务危机的征兆。当可能危害企业财务状况的关键因素出现时，财务危机预警系统能预先发出警告，以提醒经营者早作准备或采取对策以减少财务损失，控制财务危机进一步扩大。
2.1.2风险预防意识（1）风险预防意不强
目前大多数中小企业没有建立风险管理机制。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内部控制仍不健全。风险管理更多的是一种危机管理，即在企业发生财务、市场、法律等危机时才紧急采取措施补救，无疑对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不利。
这种在事后而不是事前对风险危机进行管理，毫无预防的策略，只能跟在危机的后面进行补救，而不会占取任何主动权。
（2）加强对员工的素质培训
中小型企业要加强对企业员工素质的培训，优化企业领导班子、职工队伍，不断创新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提高管理层至职员的风险管理意识及素质。从人的思想上、内在上提前建立这种预防措施。
2.1.3关联关系（1）关联依赖性强
中小型企业由于生产规模小，一般的都极容易产生依赖母公司、银行或关联企业的特点，在这种依赖的情形下，当关联企业发生危机、银行不予贷款，极可能会造成中小型企业资金断流，如果中小型企业在销售，供应甚至管理、技术各个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关联公司的帮助，那么没有了支持，极有可能造成倒闭。
（2）减少依赖
中小型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对于资金的需求较强，因此，企业应当加强与关联企业、银行的合作关系，通过这种良好的关系，可以使得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来源；并且随着我国政府逐渐放宽对资本市场的限制，各类企业开始在围际资本市场上从事各类股权融资活动，企业到境外融资的方法有多种，可以考虑到国外上市，通过出售债权、股权或以知识产权人等，获得资金，也可以直接获得风投资金等，中小型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适合的融资方式。
2.2事中监督2.2.1负债（1）负债额较多
负债筹资是一把双刃剑，既可带来财务杠杆利益，又能引发筹资风险。公司适度负债，可以获取财务杠杆利益，但过度负债会使公司的支付能力变得极为脆弱，甚至发生支付危机，偏高的负债一方面会弱化企业的支付能力，蕴含着财务危机；另一方面，一旦信用链条上某一环节出现故障，或实际现金净流量比预期净流量相差较大，影响即期债务偿付，必然出现财务危机。
（2）减少负债
对企业来说，采用负债经营必须衡量由其带来的收益和风险损失，既要充分利用财务杠杆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又要防范由于负债带来的财务危机。引发的财务危机主要体现在负债比例过高和负债结构不合理两个方面。负债比例过高，负债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并降低了企业的再筹资能力；负债结构不合理导致负债到期日过份集中、长短负债结构比例失调、出现不能按时偿还本息、利息负担过重甚至出现集中清偿给企业造成巨财务压力的情况。一般来讲，公司的财务危机都伴随着债务履行的压力，因此，企业要优化债务结构，防止过度负债。
2.2.2现金流（1）现金流短缺
公司只有将产品销售出去，才能获得持续的资金收入，但是产品的销售风险时刻存在，一旦产品存货积压，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将会锐减，最直接的影响将是公司的日常营运将收到影响。因此，有必要保持产品销售渠道的畅通性，获得持续的资金收入。
（2）增加企业现金流
现金流是企业的血液，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每一环节的循环和周转无不需要现金流的支撑。财务危机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是现金流量的不足。很多时候，企业发生财务危机更是由于企业一时资金周转不灵造成的。因此，加强现金流量管理，增加现金流量，对予企业防范财务危机尤为重要。
从财务上看，要加速应收账款的结算，定期对所持有的应收账款和客户进行全程的跟踪分析，以达到对所持有的应收账款进行日常监督。与此同时，尽量减少对于资金的支付，增加现金流的流动，强化存货管理，使其固定在一定的比例范围内，加速其周转，加快对于产品的销售，最大限度的减少对资金的占用。
2.3事后扭转2.3.1变现资产（1）缺少短期内可变现资产
部分中小型企业会将大部分的资金购买固定资产等，虽然企业的资产绝对数值较大，但是可能可变现资产较少，使得企业发生危机的时候，无法依靠迅速出售资产而获得现金。
（2）迅速确定可变现资产
有些企业在现金出现严重短缺时，往往必须舍弃一些对他们而言不重要的资产以加速资金的回笼。这时，他们就必须关注哪些资产他们可以迅速出售，而哪些资产从长期战略的角度考虑最为重要。因此，企业应当适当的考虑各个企业的资产价值，并确定一部分的可迅速变现的资产，当企业发生危机的时候，可以迅速变现，为企业回笼资金。
2.3.2其他同时，企业也应该加强对员工的道德培训，使其树立这种节约的意识，同时，还需要制定相关的节约制度，通过相关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员工，努力营造一个节约的文化氛围，针对浪费现象进行适当的处罚和，建立这种公司规范与制度，从长远上扭转这种局面。。
3结论完善的企业危机管理机制，是成功企业的重要标志。通过不断完善企业内部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对外适应能力，才能防范危机，预测危机，应付出现的危机并摆脱困境。建立这种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有利于提高企业危机管理水平，防止和避免企业破产，利于提高企业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利于丰富和发展财务管理理论。企业管理当局必须对企业的财务危机管理给予足够的重视，保证企业高速、健康、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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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论述1.1财务危机财务危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资金运动的必然产物，是独立于主观意愿之外存在的，是人们所不能拒绝和排斥的。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国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财务危机日益凸现。
财务危机又称为财务困境，是从现金流量而不是盈利的角度来下定义的，当企业对债权人的承诺无法实现或难以遵守时，就意味着财务危机的发生。对于财务危机，通常公认有两种确定的方法：一是法律对企业破产的定义，企业破产是用来衡量企业财务危机最常用的标准，也是最准确和最极端的标准；二是以证券交易所对持续亏损、有重大潜在损失或者股价持续低于一定水平的上市公司给予特别处理或退市作为标准。
1.2财务危机管理财务危机管理机制是一个整合了财务危机防范机制、财务危机诊断机制、财务危机预测机制以及财务危机处理机制的完整体系，是对财务危机进行防范、监控、转化的过程以及所采取的方法和措施的总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财务危机的管理具有不确定性、应急性和预防性三个基本特征。
2我国中小企业财务危机管理现状及解决对策中小企业由于生产规模较小，在经营模式上更加灵括，生产成本低、效率高。。但中小企业的发展常常受到经济、法律和制度上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政策的限制，技术管理人员的缺乏，生产设备落后，以及由于金融体系不发达，社会城信缺失而导致的融资困难等等。就目前的经营情况来看，虽然有这么多相互关联的制约因素，但缺乏资金仍是阻碍这些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当这种资金产生断流的时候，极容易造成中小企业的财务危机的发生，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适当的管理，以预防这种危机。。
2.1事前防范2.1.1市场环境变化（1）金融危机的影响
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是企业意识到经济不景气等宏观经济因素对于企业的财务状况有着直接的影响。当经济繁荣的时候，客户的赊销要求响应减弱，公司在销售产品和资金回笼的速度也相对较快。当整个行业环境陷入衰退期的时候，整个价值链的市场都会畏缩，供应商急着催收帐款而客户则要求延迟付款，企业会陷入在前无退路，后有追兵的困境。
（2）建立规范的风险管理系统，进行事前防范
要防范财务危机的发生，就要研究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如何提前发现已经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和预先控制将要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风险。主要是应用财务危机预警指标，对企业在举债、用债、偿债过程中所涉及的各个环节、各种因素进行预测，并充分估计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可能引发财务危机的程度，以便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危机防范主要是在危机尚未发生之前，未雨绸缪，事先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危机战略设计，制订一套乃至几套防范危机的方案，以便对危机进行预控，尽量避免危机的发生。
企业可以尝试建立—整套规范、适合的风险管理流程，对风险进行系统的管理，考虑自身的发展状况、经营特点、资源、管理理念、战略目标等，借鉴大型企业、国外企业先进的风险管理经验，建立适合自己的风险管理体系。
同时可以考虑建立企业财务危机预警系统，这是一种成本较低的危机诊断工具，是通过利用财务报表的相关数据推测其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变现能力的系统模型。通过这个系统，企业可以预知财务危机的征兆。当可能危害企业财务状况的关键因素出现时，财务危机预警系统能预先发出警告，以提醒经营者早作准备或采取对策以减少财务损失，控制财务危机进一步扩大。
2.1.2风险预防意识（1）风险预防意不强
目前大多数中小企业没有建立风险管理机制。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内部控制仍不健全。风险管理更多的是一种危机管理，即在企业发生财务、市场、法律等危机时才紧急采取措施补救，无疑对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不利。
这种在事后而不是事前对风险危机进行管理，毫无预防的策略，只能跟在危机的后面进行补救，而不会占取任何主动权。
（2）加强对员工的素质培训
中小型企业要加强对企业员工素质的培训，优化企业领导班子、职工队伍，不断创新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提高管理层至职员的风险管理意识及素质。从人的思想上、内在上提前建立这种预防措施。
2.1.3关联关系（1）关联依赖性强
中小型企业由于生产规模小，一般的都极容易产生依赖母公司、银行或关联企业的特点，在这种依赖的情形下，当关联企业发生危机、银行不予贷款，极可能会造成中小型企业资金断流，如果中小型企业在销售，供应甚至管理、技术各个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关联公司的帮助，那么没有了支持，极有可能造成倒闭。
（2）减少依赖
中小型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对于资金的需求较强，因此，企业应当加强与关联企业、银行的合作关系，通过这种良好的关系，可以使得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来源；并且随着我国政府逐渐放宽对资本市场的限制，各类企业开始在围际资本市场上从事各类股权融资活动，企业到境外融资的方法有多种，可以考虑到国外上市，通过出售债权、股权或以知识产权人等，获得资金，也可以直接获得风投资金等，中小型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适合的融资方式。
2.2事中监督2.2.1负债（1）负债额较多
负债筹资是一把双刃剑，既可带来财务杠杆利益，又能引发筹资风险。公司适度负债，可以获取财务杠杆利益，但过度负债会使公司的支付能力变得极为脆弱，甚至发生支付危机，偏高的负债一方面会弱化企业的支付能力，蕴含着财务危机；另一方面，一旦信用链条上某一环节出现故障，或实际现金净流量比预期净流量相差较大，影响即期债务偿付，必然出现财务危机。
（2）减少负债
对企业来说，采用负债经营必须衡量由其带来的收益和风险损失，既要充分利用财务杠杆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又要防范由于负债带来的财务危机。引发的财务危机主要体现在负债比例过高和负债结构不合理两个方面。负债比例过高，负债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并降低了企业的再筹资能力；负债结构不合理导致负债到期日过份集中、长短负债结构比例失调、出现不能按时偿还本息、利息负担过重甚至出现集中清偿给企业造成巨财务压力的情况。一般来讲，公司的财务危机都伴随着债务履行的压力，因此，企业要优化债务结构，防止过度负债。
2.2.2现金流（1）现金流短缺
公司只有将产品销售出去，才能获得持续的资金收入，但是产品的销售风险时刻存在，一旦产品存货积压，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将会锐减，最直接的影响将是公司的日常营运将收到影响。因此，有必要保持产品销售渠道的畅通性，获得持续的资金收入。
（2）增加企业现金流
现金流是企业的血液，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每一环节的循环和周转无不需要现金流的支撑。财务危机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是现金流量的不足。很多时候，企业发生财务危机更是由于企业一时资金周转不灵造成的。因此，加强现金流量管理，增加现金流量，对予企业防范财务危机尤为重要。
从财务上看，要加速应收账款的结算，定期对所持有的应收账款和客户进行全程的跟踪分析，以达到对所持有的应收账款进行日常监督。与此同时，尽量减少对于资金的支付，增加现金流的流动，强化存货管理，使其固定在一定的比例范围内，加速其周转，加快对于产品的销售，最大限度的减少对资金的占用。
2.3事后扭转2.3.1变现资产（1）缺少短期内可变现资产
部分中小型企业会将大部分的资金购买固定资产等，虽然企业的资产绝对数值较大，但是可能可变现资产较少，使得企业发生危机的时候，无法依靠迅速出售资产而获得现金。
（2）迅速确定可变现资产
有些企业在现金出现严重短缺时，往往必须舍弃一些对他们而言不重要的资产以加速资金的回笼。这时，他们就必须关注哪些资产他们可以迅速出售，而哪些资产从长期战略的角度考虑最为重要。因此，企业应当适当的考虑各个企业的资产价值，并确定一部分的可迅速变现的资产，当企业发生危机的时候，可以迅速变现，为企业回笼资金。
2.3.2其他同时，企业也应该加强对员工的道德培训，使其树立这种节约的意识，同时，还需要制定相关的节约制度，通过相关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员工，努力营造一个节约的文化氛围，针对浪费现象进行适当的处罚和，建立这种公司规范与制度，从长远上扭转这种局面。。
3结论完善的企业危机管理机制，是成功企业的重要标志。通过不断完善企业内部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对外适应能力，才能防范危机，预测危机，应付出现的危机并摆脱困境。建立这种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有利于提高企业危机管理水平，防止和避免企业破产，利于提高企业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利于丰富和发展财务管理理论。企业管理当局必须对企业的财务危机管理给予足够的重视，保证企业高速、健康、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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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了针对2007—2008年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在2007年至2008年，世界经济仍然看好并能继续强劲增长”，“未来的总体风险看来要比6个月前来得低”（IMF，2007）。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是相当的乐观。然而，紧随而来的一系列危机似乎超出人们的预期。这使得世界经济遭受空前的冲击。Mundell（2011）认为这一系列危机包括四个阶段：（1）美国次级债券危机；（2）美元的升值和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3）美国和全球经济衰退；（4）欧洲债务危机。
从2001年开始，美国的低税率、低利率和低汇率使得美国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本市场过度繁荣。信用评级低于正常水平的高风险次级债券被大量发行。这些高风险债券也成为追求高回报的投资银行看好的投资产品。2007年夏，美国住宅抵押市场转向，房价下跌。银行业持有的大量以房产为抵押的证券（包括次级债券）价格下跌。按照会计准则中的市场定价（mark-to-market）规则以及反映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巴塞尔协议，银行业开始大量举债来填补银行资本的折损。美国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公司出现巨额亏损，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由次级债券引发的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在此期间，由于全球范围内美元的融资渠道被打破，出现对美元需求的全球性短缺，美元升值（徐以升，2011）。强势美元使得美国产品竞争力下降，房地产市场价格进一步下跌，美国经济衰退并直接或间接通过投资、国际贸易等渠道传递到全球。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Mundell，2011）。目前整个危机仍然继续着，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危机显露的重点会不同。
本文分为三部分。首先，着重分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各种原因。其次，分析欧元可能增加的波动性风险。最后，提出我国企业如何规避欧元汇率波动风险。
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美国的次级债券危机造成全球经济发展趋缓，进而使得原本经济发展不畅的部分欧洲国家，尤其是希腊等国家出现国家主权债券违约的可能。这些国家包括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和西班牙(Spain)等国家（简称PIIGS欧债危机五国）。希腊等欧债危机国家出现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不仅仅是个别国家经济出现问题，而是有更深更广的原因。这涉及欧洲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在最初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高福利经济制度的局限性，欧盟规章制度的约束力有限以及全球化带来的贸易和金融方面的外部冲击等因素。
1.欧元区财政制度上的缺陷。1961年Mundell在他的论文中提出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的理论，在由几个国家或地区整合的市场区域中，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使用同一种货币或是有紧密联系汇率的几种货币，能减少参与成员国或地区之间的汇率波动，从而使得货币区社会总财富最优化。该理论在Mundell提出后，Mckinnon(1963) 进一步提出：越开放的经济体，国际商品价格的波动会直接或间接传递到国内商品价格上，结果使得汇率作为调节国际收支平衡工具的作用越小。Kenen(1969)又提出：进出口中，生产和消费多样化能减少外部对特定行业的冲击。因而，含有多样化生产和消费的伙伴国家，能够用更少的成本应对外部的冲击。这样的伙伴国家能更好获得单一货币区的好处。
正是在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指引下，欧洲经济一体化得到逐步的发展。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定签约国统一采用欧元。欧元在2002年1月1日开始起用欧元货币，成为欧元区法定货币。使用欧元的各个成员国，放弃发行本国货币的权利，而统一使用欧元。欧元的货币政策由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负责。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各个成员国对内使用同一货币，对外实施浮动汇率制度。欧洲中央银行采取盯住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目标。从法律层面上，要求欧元币值稳定。欧元区成员国采用同一货币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减少成员国之间的结算成本，增加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但是，欧元的先天不足之处是：各个成员国仍然有自己独立的财政政策的制定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统一，为目前的欧债危机发生埋下伏笔。由于各国无法应用货币政策（使得货币升值或贬值）来调节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各国只能使用财政政策来调节。一些欧元区成员国政府为扩张财政，过度运用债务杠杆，使得公共和私人债务比率上升，甚至面临国家财政有可能出现经济意义上的破产情况。 转贴于 2.高福利经济制度的局限性。希腊等债务缠身国家，失业率高，经济发展停滞。在加入欧盟之前，这些国家的融资成本很高，本国货币币值低。在加入欧盟以后，由于采用统一的货币欧元，币值升值（实际上是币值高估），同时采取和其他欧元核心国家相同的利率，极大地降低了融资成本，使得希腊等欧债危机国家的公共和私人债务激增。同时，这些国家在福利政策上采取与德、法等欧元核心国家相同的福利水准，使得政府的公共开支增加；在欧债危机国家，欧元的币值所内涵的实际汇率高，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因为币值高而下降，导致国际收支逆差，失业率增加。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欧债危机国家富余的劳动力如果能转移到其他国家就业，也能维持经济均衡。但实际上，由于文化、语言等现实因素，理论上期望的移民大潮并没有出现（余永定，2010）。对待增加的失业人员，政府按照高福利的水平要支付昂贵的失业救济，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由于货币政策的丧失，政府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只能通过增加债务的方法。
3.“稳定与增长公约”约束力有限。1997年欧盟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其目的是保持欧元区的稳定。该公约规定欧元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如果超过规定，欧盟委员会会要求成员国在一定时间框架内减少过量的财政赤字{1}。按照该公约，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如果连续3年超过该国GDP的3%，该国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其GDP的0.5%的罚款。但是事实上，该公约出台不久，德、法等欧洲大国即超过公约提出的限制比率，但并没有遭到惩罚。使得该公约的信誉造到极大损害。其他欧洲小国政府更是不断增加财政赤字来应对经济衰退。如何增加财政政策实施的纪律性，已经是成为摆在欧盟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4.经济体的外部冲击。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在客观上为PIIGS欧债危机国家受到区域外的经济危机的冲击提供了条件。始于美国的次级债券危机，造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使得原本经济脆弱的PIIGS等国家，首先暴露出其主权债务超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趋同标准。与此同时，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连续下调危机各国的主权债务评级。国际投机机构大肆看空欧元的炒作，进一步加剧了欧元债务危机。
二、欧元汇率波动的可能因素
从经济理论角度分析，影响汇率的因素主要包括：通货膨胀、利率、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等。
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对货币汇率有影响。但由于欧洲中央银行从法律上要求以通货膨胀目标制（年通货膨胀率2%）为货币政策目标，欧洲中央银行不可能实施让欧元对内贬值的通货膨胀政策。这样，欧元区是否能保持经济增长并改善国际收支平衡，成为长远来看影响欧元汇率的主要因素。尽管欧元区有各种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欧元区解体的可能性不大，欧元区更有可能通过解决这次欧债危机而加速欧洲成员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整合进程。Eichengreen(2010)指出，如果欧元区解体，各个成员国在经济、政治、程序和法律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障碍。如果各国重新启用本国自己的货币，会对各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比如，德国是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国家。如果重新启用德国马克，德国经济会因新马克升值而致出口竞争力下降；而PIIGS等欧债危机国家会出现本国货币贬值，资产缩水，资本外逃，融资成本增加，债务负担恶化。同时，欧元也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进而政治一体化的重要基石。任何国家退出欧元区，意味着在与欧洲其他国进行政治、经济以及外交领域的博弈中，将因缺失主导权而被边缘化。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各国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面并没包含成员国退出欧元区的规定。事实上，从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盟以及各成员国政府积极筹集资金拯救危机各国，也表现出各国政府维护欧元区统一的政治决心。这些努力也增加了市场对欧元长期远景看好的信心。
1.引言
债务是指一个国家以自己的为担保，向外部借来的债务，而债务危机指的是一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处理其债务问题而引发的宏观性的、全局性的财政危机[1]。债务危机国家在国际借贷领域中大量负债，超过了借款者自身的清偿能力，造成无力还债或必须延期还债的现象，体现了该国政府债务的不可持续性。随着拉美及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都成为了困扰其经济发展的问题。而这些债务危机的成因及其影响，对于中国自身的债务结构问题有借鉴意义[2]。
2.拉美及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
2.1拉美债务危机的成因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拉美的外债并不多。但是随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改变以及拉美国家某些经济政策的失误，是造成拉美外债增长的主要原因[3]。拉美国家在低利率资金的诱惑下借入了大量以硬通货计价的债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拉美国家的债务问题变得日趋严重，进而演变成了影响世界经济的债务危机，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和保护主义经济政策不但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偿债能力而且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拉美国家生产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此时持续降低，与此同时进口商品的价格却持续升高，这就造成了拉美国家贸易收支逆差日趋严重，进而不得不举借新的债务。另外，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提倡的节能运动也使得一些有石油出口的拉美国家中不再能保持外贸收支平衡。与此同时，一些拉美国家没有及时采取调整措施，则进一步加剧了债务危机。
2.2欧洲债务危机的成因
欧洲多个国家从2009年开始相继爆发了债务危机[4]。2009年希腊发生了债务危机，随后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及意大利等国相继出现了信用评级的负面评价，与此同时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也面临着财政赤字压力。由于这些国家持有希腊、葡萄牙等国家的债务较多，因而债务风险越来越大。受这些国家影响，芬兰、丹麦、匈牙利等国家也开始纷纷出现了债务风险。从2010年4月开始，欧洲各国、欧盟委员会及国际组织开始采取制定财政紧缩政策，削减财政开支，提高税率等措施来缓解债务危机压力。至2010年7月，债务危机国通过采取紧缩政策以及寻求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债务危机问题终于开始好转。但是到目前为止，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仍未完全结束。
2.3两次债务危机的特点对比
总的来说，拉美及欧洲债危机在表现上有一些相似之处：在这两次债务危机中，债务国都没有对债务货币的控制权；两次债务危机都源于廉价信贷；两次债务危机都与全球经济衰退相巧合。
从历史角度看，拉美国家经济本身的落后性是产生债务危机的根源。一直以来，拉美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经济结构单一畸型，其国民经济严重依附于发达国家。当时拉美国家正因大力发展出口品而大量举债以扩大国内投资，而此际西方经济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长期滞胀，国际环境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产生。
欧洲债危机成因的特点在于[5]：第一，欧元区没有建立欧洲统一的财政机构，存在制度性缺陷；第二，欧盟债权国家与债务国家的经济体系有较大差异，各国之间的经济结构明显失衡；第三，欧盟国家中优厚的社会福利支出，不但大大地推高了这些国家政府的债务水平，而且使其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不同程度地降低，进而缩小了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区位优势。
3.拉美及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债务结构的启示
通过研究拉美及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可以发现，经济泡沫和债务危机有一定关联度。而财政是金融风险的最后贷款人，一旦金融危机出现都全由政府财政来收拾残局。所以，金融机构在发展自身业务时，一定要加强风险预测与应对。因此，我国要谨防福利过度、防止泡沫经济转化成金融泡沫和金融危机，进而使转化成财政危机[6]，这样才能有效规避债务风险。
消除债务危机的治本之道就是发展本国的经济，前文提到的大多数债务危机国家的财政资金基础不够坚实是其爆发债务危机的一个原因。因此，我国应大力发展经济，努力使经济增长率超过国债利率。此外，虽然我国中央政府并不存在严重的债务问题，但地方政府债务却成为一个日益凸显的问题。必须严密控制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严格控制新增贷款；对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保持关注，并努力增进存量平台贷款的风险缓释和整改增信[7]。
4.结论
拉美及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说明了债务负担是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需要共同面对的经济发展问题。鉴于拉美及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中国应该严重控制财政支出，提升本国经济水平，同时密切关注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和偿债能力，从而降低债务危机爆发可能性的治本之道。（作者单位：沈阳化工大学科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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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进入到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阶段。从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到爆发于本世纪的次贷危机、美国债务危机以及欧债危机来看,合理的风险管理策略和政府债务规模是治理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关键所在[1]。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国家普遍出现了高额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以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四国尤为严重,其中希腊于2009年12月爆发了债务危机。一场波及多个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机开始不断的发酵和蔓延。目前,欧债危机问题就成为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焦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在亚洲成立最优货币区以及亚元的呼声不断高涨,甚至在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以前,许多金融专家和学者认为欧洲是亚洲可以借鉴的模式,这次爆发于欧元区的债务危机暴露出来欧元货币体系的一系列缺点,为亚元的构建提供了借鉴意义。
一、欧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
关于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部分国家高额的财政赤字是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余永定(2010)认为,欧元区国家之所以会爆发债务危机,主要是源自欧元起国家长期以来比较僵化的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福利体制导致的财政赤字过高,同时当这些国家发生财政问题时,由于欧元区内部的经济治理机制不完善,并缺乏有效的货币政策手段,再加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比如德国和法国迟迟不愿伸出援手,最终导致了债务危机的爆发[2]。
(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下调欧元区国家信用评级是欧债危机起着助推作用
据imf统计,美国、日本以及英国的财政赤字率均和希腊12.8%的财政赤字率水平相当。但是为何仅有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我们认为正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降低了欧元区国家的信用评级,导致这些国的融资能力下降和融资成本上升,最终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徐明祺(2010)认为,正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调低希腊的信用评级,导致希腊市场融资能力的降低,才引起债务危机的爆发[3]。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难以形成科学合理和客观公正的信用评级,助长了全球信用风险的积累和资源的严重错配,由此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债务危机的产生。
(三)欧元区经济制度缺陷与欧元区内部经济结构不平衡是欧债危机爆发的内部原因
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爆发,许多学者认为欧元区经济制度的缺陷是主要原因,即货币政策统一,财政政策不统一。费尔德斯坦曾经预言,欧元区的这种缺陷有利于长期处于财政赤字的国家,但最终会导致欧元区的解体,其内在逻辑是:欧元区内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统一,财政政策归各个成员国所有,货币政策归欧洲央行所有。但是,在当前的国际经济中,不管是经济完全独立的国家,还是经济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国家的最基本利益仍是民族利益[4]。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首要目标,但在欧元区,欧洲央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物价和汇率稳定。因此,当各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不一致的状况时,部分成员国必定会出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错配。
此外,欧元区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平衡也是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内部原因。这主要体现在:首先,欧元区并不具备蒙代尔(1961)所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条件。蒙代尔(1961)认为,在一些商品、劳动力和资本一体化,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经济政策比较一致的国家和地区可以组成独立的货币区。在这个货币区内,各个成员国可以实行统一的货币和货币政策,对内采取固定汇率制度,对外采取浮动汇率制度,这样可以实现各个成员国的内外部均衡。但目前,欧元区各个国家之间的通货膨胀率、经济结构、经济周期以及劳动力成本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并且差异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同时,欧盟各个成员国也具有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们对原材料的进口和依赖程度也有所不同,再加上各个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国家之间的劳务和产品
价格竞争趋势依然存在。其次,欧元区各个成员国的经济实力呈两极分化的态势[5]。主要体现在欧元区核心国家与国家的经济体系差距不断拉大以及经济结构明显失衡,同时核心国家不断向国家出口并输出贷款,国家的负债比较严重。
(四)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首先,欧洲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缺乏必要的弹性。虽然欧盟内部统一市场的建立促进了国家之间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但由于文化和语言方面的障碍,以及社会和教育问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劳动力缺乏必要的流动性,再加上欧盟内部普遍存在的工资刚性也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此外,劳动力在工会组织强大的保护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比较困难。其次,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扩大了财政支出,也推高了政府的债务,并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逐渐丧失了区位优势。
二、欧债危机对区域一体化的经验借鉴
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言,如果说欧元区处于金字塔的顶部,那么北美自由贸易区处于第二和第三阶段,而东亚地区仅处于一体化的初级阶段。因此,从欧债危机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得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验借鉴,从而对亚洲地区货币金融的合作前景进行分析。
(一)建立区域范围内的金融监管和救助退出机制从而有效地防范各种风险
在目前的“清迈协议”框架下,各国财长在同意建立共同基金的同时,还倡导成立一个对各国经济金融形势进行监测的支付系统。但东亚地区内各个国家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也有可能出现类似欧元区的“道德风险”。因此在建立这种监管与救助体系的同时,还应该建立一种退出机制。
(二)扩大共同基金的规模,积极推动区域间货币与金融合作
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及演进可以看出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和货币体系不足以有效地解决东南亚的区域性问题。从欧债危机、迪拜以及冰岛的债务危机可以看出,在区域间建立共同货币基金才是有效的解决区域间金融风险的途径。在欧债危机爆发以后,由于区域内缺乏共同基金,而基于各个国家独自的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区域内的德国等成员国未能实施及时救助,从而导致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扩大。因此,加强区域内的货币金融合作,利用区域内共有的金融资源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可能产生的金融危机。
(三)加强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稳步推进区域间货币金融合作
目前,货币合作共有两种模式:一是美元化;二是类似欧元区的共同货币。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欧元区的货币合作模式更像是政治合作的产物,而美元化才是市场化的结果,正是由于欧元区的这种非市场化的合作方式才导致目前危机的产生。因此对于东亚区域一体化而言,如果强行通过政治合作来推动,区域内各个成员国经济条件和经济政策的差别可能会给区域一体化乃至货币区的稳定带来重大挑战。
(四)建立独立的信用评级体系
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一直扮演着推波助澜作用。美国正是通过对国际评级长期话语垄断权来保持自身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因此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建立属于自己区域内的信用评级体系,有利于维护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经济金融稳定。
三、欧债危机对建立
亚元的启示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关于推出“亚元”的呼声不断,但亚洲各国的政治合作意愿、经济发展水平等差距预示着推出亚元的道路还比较漫长。欧债危机的爆发更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亚元的前景,并为构建亚元蓝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统一欧元区统一
的货币政策和独立的财政政策是欧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亚洲,由于现实原因和历史原因,亚洲各国间的隔阂和差异更多,对看得更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施一体化的货币政策,在缺乏必要配套措施的情况下,当类似欧债危机的事件发生时,亚洲各国面临的压力和威胁将更大。所以,如果要推行亚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一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二)政治和经济要相辅相成
虽然超货币是一种革命性的创建,但欧洲货币联盟毕竟是在缺乏政治联盟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导致危机爆发后,救助措施寸步难行。这要求亚洲各国在推行亚元时,必须首先考虑政治联盟。虽然亚洲的历史发展表明,在亚洲实行政治联盟是一件非常困哪的事情,但这次欧债危机充分说明,只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相辅相成,才能有利于陷入危机的国家迅速恢复经济。
(三)构建亚元要稳定推进
在亚元的推进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条件,即只有各个国家在要素流动性、经济互补性、市场一体化、经济开放度以及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趋同的情况下,组建最优货币区才能带来最大的市场红利。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勉强加入,就有可能得不偿失。亚洲各国应以欧债危机为借鉴,循序渐进地推进亚元,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决不能强行推出亚元,否则就会陷入比欧元区更加严重的危机中。
(四)增加货币金融合作的透明度
相对于欧元区,亚洲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要求亚元必须要在一个货币金融合作更加透明的环境中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投机者的供给。同时也要建立一个具有更多话语权、信息高度透明以及交易比较便利的金融稳定组织。这个组织的建立也需亚洲各国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探索。
总之,当前欧债危机还没有完全结束,欧元未来的命运也很难判断。亚洲各国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密切关注欧元的动态,积极研究欧元在运行过程中的优缺点,并吸取欧债危机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为区域一体化及亚元的构建做好充足的准备。
参考文献:
[1]安国俊.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的反思[j].中国金融,2011(18).
[2]余永定.欧洲债务危机的启示及中国面临的挑战[n].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月报,2010(6).
一、引言
企业投资行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影响企业生存发展和价值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投资规模是企业投资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企业的规模、行业竞争优势和战略发展方向。
2008年下半年我国金融危机爆发，这给非金融企业的外部资金供给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冲击，同时我国上市公司2008年第三季度的投资规模较第二季度大幅下降（平均下降达75%）。根据国外研究结论，企业在金融危机开始前的不同财务状况（现金持有量、短期借款和外部融资依赖度）对危机期间公司投资规模或抗风险能力影响相当显著，企业如果具有高现金持有量、较低短期负债和较小对外融资依赖程度，就能大大提高抗风险能力和减缓危机后投资规模的下降。
我国上市公司金融危机开始前一年的平均每季现金持有量比（占资产平均总额）超过13%，平均每季短期负债比达（占资产平均总额）18%，外部融资依赖度较发达国家小。这些因素是否如国外研究结论那样对我国危机期间上市公司投资规模或抗风险能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危机前不同财务状况的上市公司在危机期间其投资规模是否有较大的差异，这都是研究金融危机下企业投资行为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也是目前我国研究文献较少的领域。
因此，研究我国上市公司金融危机开始前一年的财务状况（现金持有量、短期负债和对外融资依赖度）对危机期间投资规模的影响，并与国外的情况进行比较，对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确定投资规模的决策因素和提高上市公司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结论也可作为进一步探讨我国上市公司持有现金的动机和短期负债的刚性约束功能的基础。
二、主要文献回顾与理论观点
（一）主要文献回顾
1.关于企业的财务状况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已有大量的文献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早在1957年，John Meyer和Edwin Kuh 指出在资本市场不完备的情况下，企业的财务现状、财务结构和财务政策影响企业的投资规模；从50年代开始，大量文献开始从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角度来研究现金持有量与投资行为的关系，如1994年，Stephen Vogt运用啄食理论和自由现金流理论，解释了现金流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利用实证方法研究了大型和低股利分配的公司体现人问题，而小型、低股利分配公司主要体现为啄食理论问题。
2.关于金融危机对公司投资的影响。目前越来越多的文献研究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大部分文献关注于危机的财务方面，少部分文献关注危机对公司的实际效果。Ivashina和Scharfstein（2009）发现在金融危机期间银行大幅削减对公司的贷款；Campello，Graham和Harvey（2009）通过调查公司经理发现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外部融资约束导致公司放弃许多收益较高的投资项目；Duri，Rochell和Steffen（2009）利用实证方法研究了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德国银行通过控制贷款和严格贷款申请人标准收缩银行贷款而导致的资金供给效应的证据；Rajan（2008）发现对那些主要依靠外面融资的企业，金融危机对其投资增长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3.关于金融危机下，现金持有量对公司投资的影响。Faulkender和Wang（2006）认为对那些存在融资约束的公司，现金持有量的边际价值是相当高的，尤其是公司现金流量低而投资项目收益高的情况下，现金的对冲作用更显著；Arslan，Florackis和Ozkan（2006）通过对土耳其2001―2002年的金融危机实证分析也得出现金持有量对减少投资的对冲作用；Bats，Kahle和Stulz等（2009）也通过实证方法得出在外部融资市场混乱的时代，超额现金持有量对公司相当有利；Ran Duchin，Oguzhan和Ozbas等（2010）研究金融危机对美国公司投资的影响，通过实证方法研究得出由于外部资金供给的负面冲击，使那些持有现金量少、短期负债高和主要依靠外部资金供给的企业投资大幅下降。
（二）主要理论观点
1.外部资金供给的负面冲击会抑制公司投资。如果公司内部缺乏充足的资金去满足其所有有利或收益高的投资机会，外部融资供给的负面冲击和融资摩擦的出现，可能会阻止公司的投资，特别是对那些从外面融资成本较高、主要依靠外部资金或存在融资约束的公司，此影响将尤为严重。其中融资约束一般指公司没有充足的能力融资以满足其最佳投资机会，可以利用公司的现金持有量、规模、派息等指标来衡量。
2.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外部资金供给减缩，这严重挫伤了那些缺乏短期流动性公司的投资
（1）金融危机发生前一年的公司现金持有量对公司投资下降有很大的缓冲作用。特别是那些依靠外部融资的公司，现金持有量对减轻金融期间的投资减少相当重要。Ran，and Duchin Hn等证明危机前现金持有量低的公司，危机后的投资相对于危机前显著下降；危机前现金持有量中等的公司，危机后的投资下降但不显著；危机前现金持有量高的公司，危机后的投资几乎没有下降。
（2）金融危机发生前一年的公司短期负债规模对公司投资下降有很大的加剧作用。由于短期负债是公司流动性的减少，当公司再融资困难或再融资成本较高时，短期负债对金融危机期间企业投资的减少有一个较大的负面效应，而长期负债没有。金融危机前有较高短期负债率的公司其金融危机期间投资下降相当显著，中等短期负债率的公司其金融危机期间投资下降但不显著，低短期负债率的公司下降较少。
3.金融危机后期或后，由于需求方面的增长，公司投资规模会随着增长，特别是那些高现金持有量、低短期负债率和不存在融资约束的公司增长显著。
4.金融危机前公司的低现金持有量、高短期负债率、融资约束和外部资金的依赖性对公司投资影响不如危机期间显著。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设计
（一）数据选取
本文主要以季为期间单位进行数据分析，美国金融危机期间一般界定为2007年7月1日到2009年3月31日，而危机传到我国一般认为是2008年7、8月份。而从经济数据看，我国2008年第三季度样本公司的投资规模较第二季度大幅下降，2009年第三季度的投资规模较第二季度则大幅上升。因此本文将我国金融危机前一年的数据选在2008年7月1日前，即2007年7月1日至2008年6月30日之间；主要关注的金融危机第一年的数据界定在2008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之间；金融危机的后阶段则选为2009年6月30日至2009年12月31日之间。
选取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同时剔除了以下样本：一是剔除ST类公司，因为此类公司财务状况与正常经营公司存在一定偏差；二是剔除一些异常值和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共有样本数量为848个。
数据主要来自于WIND数据库、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基本财务数据，数据包括2007年7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每季的现金持有量、短期负债、长期负债、资本支出和总资产价值等财务指标。
（二）模型选择
公司的投资规模除了受到投资机会的影响外，很大程度上还受公司已有的现金持有量水平、短期负债的压力和外部融资约束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选择三个自变量：上一年度的每季现金持有量和每季短期负债以及本年度的每季外部融资依赖度（由于金融危机期间资金供给的负面冲击，所以选择外部融资依赖度指标来反映外部融资约束）。对于三个自变量与投资的关系，根据上述理论的观点，本文期望投资规模与上一年度的现金持有量为正相关，与上一年度的短期负债和本年度的外部融资依赖度负相关。具体模型如下：
模型：It=α+β1*casht-1+β2*stdt-1+β3*efdt+εt
模型包括上期现金持有量cash、上期短期负债std和外部融资依赖度efd三个变量。
为了消除规模和各变量数量级的影响，本文把公司的现金持有量、短期负债、长期负债和资本支出都除以每季平均资产总额加以标准化，其中，资本支出为期末固定资产减去期初固定资产；投资I为每季的资本支出与平均每季总资产的比值；前现金持有量cash为危机开始前每季现金与短期投资（或交易性金融资产）之和与平均每季总资产的比值；前短期负债std为危机开始前每季短期负债与平均每季总资产的比值；外部融资依赖度efd为资本支出减去营运资金供给与资本支出的比值，如果营运资金供给无法取得就用当期留存收益变化来计算，此指标用来反映企业所需资金对外部融资资金的依赖程度。
四、实证分析
（一）单变量分析
本部分静态的统计或单变量分析方法，主要分析金融危机前一年的现金持有量与短期负债对公司平均每季投资的影响。根据2007年7月1日到2008年6月30日每季的平均现金持有量和短期负债把样本上市公司分别分为三类：低现金持有量（282个样本）、中现金持有量（282个样本）、高现金持有量（284个样本）和低短期负债、中短期负债和高短期负债。其中现金持有量和平均投资分别指每季现金持有量与每季平均资产总额比值和每季平均投资与每季平均资产总额比值。
1.现金流量与投资
表1显示：金融危机开始前一年现金持有量低的公司，其投资规模（下降0.486%）较现金持有量中等的公司的投资规模下降大（下降0.349%）；金融危机前现金持有量高的公司其投资几乎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
表2显示：金融危机前一年低现金持有量的公司其投资在金融危机后期（2009年7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都有较大的提高，而中等现金持有量的公司其投资也有所提高，但不如低现金持有量的公司大。另外，高现金持有量的公司其投资增长最少，这与国外学者研究的情况很不一致。
2.短期负债与投资
表3显示：金融危机开始前一年的低短期负债比的公司其投资下降（下降0.4472%）比中等短期负债比的公司投资下降要大（0.1379%），而高短期负债比的公司下降最少，这与国外学者研究的情况相反。
表4显示：金融危机前一年低短期负债的公司其投资在金融危机后期（2009年7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都有较大的提高，而中等短期负债的公司其投资也有所提高，但不如低短期负债的公司大。另外，高短期负债的公司其投资增长最少，这也与国外学者研究的情况基本一致。
3.总体情况与国内外对比
表5显示：848个样本公司其投资规模在金融危机开始的第一年（2008年7月1日到2009年6月30日）下降，而到金融危机后期又开始上升且超过了金融危机之前的投资规模。
表6显示：不管是金融危机前还是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投资规模远远高于我国公司的投资规模（美国危机前和危机后的现金平均持有量为总资产的0.19左右，我国较之稍低。）
以上分析中，公司现金持有量的结果与本文前面的理论观点相符，金融危机开始后由于外部资金供给的紧缩，那些持有少量现金的公司其投资规模下降要大，而那些持有大量现金的公司其投资规模下降较少或反而有所增长；但是公司短期负债分析结果与理论却未完全相符，尽管金融危机开始后公司投资开始下降，但低短期负债的公司其投资规模下降较中短期负债的公司反而大，而中短期负债的公司其投资规模下降又较高短期负债公司的大。
金融危机后期的结果与理论观点也不完全一致，在金融危机后期，由于需求方面的增加，投资开始增长，但是我国投资规模增长较明显的是那些持有低现金量和低短期负债的公司，而不是高现金量和低短期负债的公司。
另外，我国金融危机开始后投资规模与现金流的关联度明显没有美国公司的显著。
下面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进一步分析危机开始前一年的现金持有量和短期负债以及外部融资依赖度对金融危机期间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
（二）回归分析
利用SPSS分析工具，根据模型：It=α+β1*casht-1+β2*stdt-1
+β3*efdt+εt对848个样本进行总体回归分析，其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从表7中可以看出，三个自变量中金融危机开始前一年的现金持有量与投资规模正相关（系数为正），表明现金持有量对危机期间的投资下降有缓冲的作用；金融危机开始前一年的短期借款比与外部融资依存度与投资规模负相关（系数为负），表明企业持有短期负债和对外融资依赖度强会加剧公司投资规模的下降，这与本文理论分析期望的结果相符。但从其t检验的结果来看，三个自变量影响都不显著，特别是短期借款，其T值只为－0.584，说明金融危机开始前一年的现金持有量和短期借款以及外部融资依赖度对危机期间投资规模的影响力不强，特别是短期借款，这与国外学者发现的情况很不一致。另外，三个自变量对投资规模影响的解释能力并不强（调整R2为0.006），这也与国外学者理论结论不一致。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一是金融危机开始后公司投资规模开始下降，金融危机后期公司投资规模开始上升，且增幅比其开始下降幅度稍大，但是低现金持有量公司反而表现更为明显。这说明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大部分公司股价下跌，这给那些希望通过收购、兼并等方式进行扩张的公司提供了机遇和条件，但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并未像理论分析那样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金融危机开始前一年的现金持有量与危机期间投资规模正相关，且高现金持有量的公司其投资规模下降较中等现金持有量的公司要小，但不显著。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持有的现金对金融危机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但不大，或者我国上市公司没有充分发挥现金持有量对冲金融危机所带来风险的功能，这与我国上市公司持有现金的动机有很大关系。三是公司投资规模与外部融资依赖度负相关，但不显著，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规模受外部融资约束的影响，但约束力不强。四是金融危机开始前一年的短期负债与危机期间投资规模负相关，且不显著。但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反的是：高短期负债的公司在金融危机开始后其投资规模下降反而有所减少。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短期负债的刚性约束不够。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和外部约束机制，正确确定企业现金持有的动机。在外部融资环境较差时，持有现金的预防应该凸现出来。但研究结论证明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更多地表现为自利动机或交易性动机，而非预防性动机。而导致现金持有动机异化的根源在于公司治理和外部制度环境的不完善。一方面，不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导致股东层、董事会层和经理层的权、责、利的制度安排不合理，没有足够的动力和激励机制去促进公司管理层合理有效地持有和使用现金；另一方面，中小股东对公司管理层和控股股东无法有效地监督和约束，再加上缺少并购市场、经理人市场和新闻媒体等外部压力，没有强势的外部制度环境去约束公司管理层合理有效地持有和使用现金。二是完善我国金融机构的运行机制和企业退出机制，强化短期负债的刚性约束功能。当外部融资压力加大时，短期负债对企业投资的减少应有一个较大的负面冲击。研究结论显示危机期间我国上市公司短期负债对投资的负面冲击较小，其根源在于短期负债的刚性约束不够。一方面，我国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并非完全按市场机制运作，贷款对象也大部分是上市公司（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是国企转制而成）。这种国有对国有的借贷关系，带有较多的行政色彩。导致大部分上市公司还贷压力小，甚至公司短期借款越多，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公司与银行的关系越密切或政府支持越多。另一方面，我国企业破产机制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公司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时，由于各种原因，真正进入破产清算的公司很少，导致负债无法发挥其到期要求还本付息的刚性约束。
【参考文献】
［1］ 赵自强，王莉.上市公司投资规模与现金流量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3）：66－71.
［2］ Campello，Graham and Harvey. The real effects of financial constrains：evidence from a financial crisi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9.
［3］ Arsian，O.florackis.C.，Ozkan，A. The role of cash holdings in reducing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y：evidence from a financial crisis in an emerging market.Emerging Markets Review，2006（7）：320-338.
［4］ Faulkender，M.，Wang，R，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value of cash. Journal of Finance，2006（61）：1957-1990.
一、绪论
希腊政府在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一举超过12%，由此全球三大评级机构相继对其债务评级进行下调，至此希腊国内债务危机正式爆发。2011年至2012年，希腊国内危机迅速扩大，最终蔓延至整个欧洲。到2012年，欧洲债务危机不断加剧扩大，上升为系统性危机，使全球经济再次陷入危机中。我国经济发展也随着欧债危机的迅速扩散而遇到挫折，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防止我国发生此类危机。
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
（1）对周期性较强产业过度依赖。欧债危机中，周期性产业受到的影响最大，希腊等国家对此过于依赖。在希腊，旅游业、造船业、文化业和农业是它的支柱产业，其中旅游业比重超过了20%。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2009年希腊国家的旅游业收入较前年减少了12亿欧元。而西班牙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它的支柱产业房地产和旅游业也屡屡受挫。房地产市场遇冷，价格持续下滑，房地产的空置率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对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旅游业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在金融风暴的席卷下，旅游业迅速衰败，度假胜地的酒店入住率不到一半。在爱尔兰，它的主导产业――农业，也因为金融危机的关系出口受阻。
（2）畸形收入分配制度积累隐患。1945年后，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以高福利为代表的社会收入分派与社会保障体制。欧洲各国建立了覆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福利，其中包括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失业救济、养老保险、殡葬补助、医疗、教育等，尤其是为事业人口提供的高额补助，严重增加了政府负担。
（3）国际市场投机行为推波助澜。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时，因为未能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公共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得突破3%、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不能超过60%”两个关键标准，选择了与世界著名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携手。高盛集团举着“创新”的旗帜，为希腊政府设计了一种“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使希腊政府借助金融衍生品渠道隐瞒了其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这样一来希腊终于有机会迈入欧元区，高盛集团也因此获得3亿元的佣金。由此，我们可以意识到国际市场中投机行为的“推手”进一步催化了风险的扩大和问题的发生。
三、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1）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外贸发展起到了不小的负面作用，不同的出口产品所受打击程度也有所差别。我国的机电产品、高薪技术产品、纺织品受危机打击十分明显。由于其价格敏感、替代性强的特点，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原来出口额占我国出口贸易总额60%的机电产品，在2009年下降幅度达到最大，较去年下降13.4%。同年我国纺织品和家具的出口贸易情况也与机电产品呈相同态势。而需求弹性小、价格灵敏度差的农产品受危机影响较小，2009年仅下降了2.5%，低于我国出口总体下降幅度值。
（2）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影响。我国外汇储备在近年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到2013年12月底，外汇储备规模已高达4亿美元，美国资产占据了70%。为了平安度过这次次贷危机，美国政府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样一来，就为美元日后的贬值埋下了伏笔。面对这一局面，要想缓解和避免我国外汇储备遭遇贬值的潜在风险，我国开始实行多元化的外汇储备政策，增持了更多的欧元资产来缓解风险。但随之而来的欧洲债务危机，欧元对美元显著贬值，汇率大幅下滑，由2009年11月26日的1.514下降至2013年12月31日的1.198，贬值幅度将近18%，并且存在进一步贬值风险。这无疑为我国外汇储备的保障增值增加了新的风险，为其多元化发展提出了新的难题。
四、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1）谨慎对待和处理中国的债务问题。据我国财政部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除去地方政府债务，中央政府债务占我国GDP17%。面对我国如此庞大的公债规模，政府必须加大财政监管力度，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加以控制。细观我国债务问题，中央政府的债务时远低于警戒线，而地方政府债务却存在很大问题。截至2013年底，数据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已高达1007174.91亿元，其中67109.51亿元债务附有偿还责任，占比62.62%。除此之外，23369.74亿元附有担保责任，占比21.80%；还有16695.66亿元附有救助责任，占比15.58%。
（2）强化金融监管，加强金融机构改革。首先，强化金融业监管体系，重点加强行业的合规性合法性检查，进一步加强风险监控，严格把关政府负债规模。建立与之相匹配的风险预警和处理体系。其次，面向银行等行业推行切实可行的市场进出机制。另外，建立和完善市场的法律法规，强化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财政影响起到防范和缓解作用。我国的国有银行和政府有着特别的联系，它作为国家的坚强后盾，肩负着以低成本吸纳社会资金的重任，当银行陷入危机中，可以向国家申请援助，这样一来国有银行的市场危机意识得以削弱，经营不佳累积了大量坏账，政府不能继续充当国有银行的庇护神，干涉银行的经营管理，政府应尽可能减少所持银行股份。
（3）稳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在2012年我国政府负债总额占GDP比重高达82%，截至2013年底，我国政府负债总额达15.7亿万元，占GDP的48%。即使我国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但银行和企业坏账的扩大，就会引发偿债高峰。为了防止出现由国际资本冲击引发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破产问题，我们必须建立科学完善的债务监控机制，防止我国爆发类似债务问题，让人民币保持稳定，进一步推动其区域化发展。欧债危机加剧了欧元贬值，2012年年底时欧元兑人民币贬值已达到20%。为了给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政府必须有效控制人民币增幅，防止出现汇率的大幅波动。人民币不断升值，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许多负面作用。一方面，国内产业结构无法在短时间得到调整，影响出口行业发展；另一方面，也给投资结算带来了很大风险，让许多投资商望而却步。只有控制好人民币的升值幅度，拉长其升值周期，才能让追求短期利益的海外热钱推出我国市场。
五、结论
欧债危机自爆发以来，一直呈现出扩大蔓延的态势，为欧洲经济强国带来了不小的威胁。这种日益严峻的局势，不断引起了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恐慌，也使我国经济发展难逃其害。因此，细致了解过欧债危机后，更有利于中国看清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从危机中汲取宝贵经验，避免重蹈覆辙。这样一来，才能从清醒和理性角度出发，制定相应发展扶持措施，保证中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原博.浅析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J].东方企业文化，2011（22）：125.
2009年11月希腊新总理上台后，发现上届政府隐瞒了真实的财政状况，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等信用评级机构随之下调了希腊政府的主权信用评级。2010年4月，标准普尔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进一步下调至垃圾级别，从而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序幕。此后，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也被相继下调。2011年9月，穆迪调低了法国两家银行的信用评级，欧债危机由欧元区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欧洲乃至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市场担忧情绪不断升级。
一、宏观经济角度
（一）欧洲国家经济的结构问题
众所周知，欧债危机始于希腊，接着在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也出现主权信用危机。这些国家自身结构存在问题和经济的失调直接导致了危机的爆发。总体来看，一方面，这些欧洲国家的产业结构不平衡，缺乏“生产性”，即国家的工业基础薄弱，实体经济空心化；另一方面人口结构不平衡，人口老龄化加剧，增加了财政负担。以希腊为例，希腊经济结构脆弱，以旅游业、农业和航运业为支柱产业，过于单一、集中，而制造业基础十分薄弱，电器、汽车和船舶等工业品严重依赖进口，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2010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达52.57%，而工业占gdp的比重仅为14.62%。同时，政府从国外借来的资金主要用于公共福利支出而不是用于发展经济，资金的边际产出很低。低效率的经济运行和增长动力的衰退，终究不能用国家债务来弥补，所以导致了危机的出现，即使是欧元区核心国家也不能幸免。
（二）三大评级公司的不公正评级
从欧债危机爆发到在整个欧元区蔓延的过程中，国际三大评级公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标准普尔、穆迪、惠誉均下调希腊政府的主权信用评级是这次危机的导火线。接着，在欧元区诸国偿债高峰危机警示的非常时期，三大评级机构降低其信用等级；在国际社会和欧盟出台了相应救助方案后，受援国家制定改革计划时，三大机构又进一步降低了受援国主权债务的信用等级。联系之前美国次贷危机中三大评级机构的表现，不得不对其评级的公正性产生质疑。因此在欧洲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评级机构的并不公正的评级，加剧了危机的恶化，对危机的升级有推波助澜之嫌。
（三）欧元区内部制度问题
欧元区是指欧洲联盟成员中使用欧盟的统一货币——欧元的国家区域。1999年1月1日，欧盟国家开始实行单一货币欧元和在实行欧元的国家实施统一货币政策。2002年7月，欧元成为欧元区唯一的合法货币。欧元区内部存在着诸多不平衡的问题。
首先，欧元区的成立本身就潜藏着分裂的隐患。欧元货币体系涉及多个欧洲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结构等存在差异，仅靠欧洲中央银行调控货币政策，缺乏其他行政力量控制，必然会导致利益分配不公。当各国发生利益冲突时，欧元体系自然难以维系。欧债危机的爆发，让世界都看到了这一点。
其次，欧元区缺乏有效的制度或机制遏制国家间的“劫贫济富”的局面。欧元区各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没有利率自主权，也没有调控汇率的能力。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和不同的利益诉求，采取的统一的汇率相当于各成员国的平均汇率水平。对经济实力强的德国等国家而言，汇率被低估，从而有利于出口；但对经济实力弱的希腊等国家，出口则受到压制。这就会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恶性循环，使欧元区内部存在着财富由穷国向富国转移的机制。但因欧元区没有形成一套对冲机制，最终导致欧元区经济不发达国家不堪重负，率先出现问题。
最后，欧元区制度僵硬，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统一的汇率调整，这是欧元区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统一的货币政策难以同时兼顾各国的需求，只能偏向经济发展成熟的德国等国，而使得边缘国家的经济逐步恶化，经济出现高通胀、低增长现象。例如2002年，欧洲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利率，实施扩张货币政策，使得德国经济增长加速而导致爱尔兰等国原本很高的通货膨胀率进一步升高。
（四）历史原因：希腊从开始加入欧元区时就不满足要求
德国总理默克尔曾指出，“欧债危机并非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几十年错误积累的结果”。这就是说，欧债危机的爆发是历史原因的积淀所致。关于欧债危机的历史原因，主要包含两点：
其一，希腊等国加入欧元区时潜藏的危机。欧元区成立之初，欧洲各国在短期利益驱使下，通过各种手段修改财政数据，加入欧元货币体系，如希腊2001年希腊为加入欧元区时，使用“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使账面上的10亿欧元债务暂时消失，留下了10年偿还90亿欧元的债务，为危机埋下伏笔。为维护欧元区经济稳定，减小风险，欧盟《稳定与发展公约》规定：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本国gdp总量的3%，债务规模不得超过本国gdp总量的60%。但2009年11月，新上任的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宣布，前希腊总理公布的2009年政府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应由3.7%上调至12.5%，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调为113%，均远远高于《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比例。
其二，欧债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学术界有大量研究表明：欧债危机与金融危机存在着内在联系。在金融危机中，欧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金融机构实施救援，使得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大幅上升。而但金融危机的阴霾还未散尽，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的财政赤字已诱发了政府主权债务危机。reinhart和rogoff（2010）分析出全球金融危机到欧洲债务危机的传导机制：首先是私人债务的激增导致银行业出现危机，政府为尽快从危机中走出，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造成主权债务危机。
（五）高福利增加了财政负担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加上高福利是各政党竞争上台筹码，一些欧元区的边缘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逐渐向德国等核心国家看齐。这些国家并没有敦实的实体经济作为支撑，却要努力维持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政府支出和债务不断加大。当借债的规模不断膨胀，而国家却无力偿还债务时，便产生了主权债务危机。
二、一体化理论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