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朱传斌.培养中小学生创造力的中国画教学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0.
[2]孙怡斐.少儿中国画教学与素质教育[D].南京艺术学院，2011.
[3]张良.谈中国画基础教学中创作意识的培养[J].美与时代（中），2015，10：86-87.
[4]马天栋.中国画教学中创作意识的培养[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9：139-140.
[5]王琳.入古者深出古者远——宋代画院教育制度对当今中国画教育的启示[J].东方艺术，2015，S1：108-110.
[6]马利霞.宋代画院教育对当今高校中国画教育的启示[J].青年文学家，2011，19：66+75.
附1：《传统中国画与数字中国画》
参考文献：
[1]汝信，任德江.中国绘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王宏建，袁宝林.美术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胡春涛.e时代数字中国画之思考[J].新西部，2007，（09）.
附2：《例谈中国画的素描与中国画创作》
参考文献：
[1]顾迎庆.中国画学研究·形神与笔墨：浅议工笔人物画传统与现代造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64.
[2]付京生.《开国大典——新中国的诞生》在当代绘画史中的价值和意义.东方艺术，2010(3).
[3]唐勇力.中国画《开国大典》的创作心迹历程冻方艺术，2010(3).
附3：《中国画百年思潮与正确认识中国画》
参考文献：
[1]徐建融.中国画的可持续发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
[2]汤哲明.多元化的启导[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
[3]刘曦林.二十世纪初的美术革命与论争[J].水墨，2002（01）.
[4]张玉英.徐悲鸿谈艺录[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
境界所蕴含的这一文化和精神价值已经受到世界人文学者的普遍重视。现代物理学理论也证明了中国人文精神的高明与伟大，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必然是归一的，但是是归东方，而不是归西方。就境界来说，西方思想是“有我”的，而中国是“无我”的。中国人以抱一为天下式，西方则没有这个“一”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重以不变应万变。而这里的不变不是绝对的不变，而是“得一”大道上的变化，过去中国文人做这样的对联，上联是“千山千水千才子”，下联是“一天一地一圣人”，显然后者略高一筹，这是一个境界问题，而这个境界就是现在人大多不认识的大化之境，它是靠天地万物化育而成，他应是与众生同体，合天地成形的大象之境。其大为无限大，上不封顶，下不封底，有才者任意驰骋，尚不能触其边角。这个境界可谓正大而光明。
境界的形成是多纬度的，单纯的线性或面状思维都是不可取的。古人云：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镜子再大所映必偏而不能遍，明珠虽小但可鉴包六合。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圆的价值，大事大圆成，小事小圆转，好诗每句如珠圆，流美圆转如弹丸，心灵运行非直线而为圆形，圆象道体，圆者无极而太极也，形之浑简完备者，无过于圆。先哲道体、道妙，亦以圆为象。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这是人之大境界，非常人所能达到，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甚至为终生所难以企及。人和人的距离很快就会拉开。但是这种差距不是象一些浅薄之士所理解的那样，总是处心积虑地想翻出与前人不同的新鲜花样，你往前走，我往后退，你向上看，我朝下瞧。其实这都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所谓蔽则新是也。难得是找圆的中心点，不中不正，不正则不大，不大则不久。能从理论上认识够，认识到的很少，这仍需要教育，而且是大境界的教育。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印度的释迦牟尼都是具有这种大境界的伟大思想家，他们为世界人民所承认，为世界学者所仰慕。我们现在搞精神文明的画家却并不太了解这个情况，由此看到我们当今的境界仍需要充实。我们还不能搞超越，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超越的地步。古人云：盈科而后进，我们还缺乏深入的继承。由于思想境界的浅薄，心境达不到中和平淡，心态得不到自在松弛，心情也自然不会静下来，也就必然导致身心不健康，因而不能避免出现火、躁、浮、动的心态，作品自然就会流露出这种情境。肤浅躁动、刺激、有火气和有纵横气的作品是病态的，是短命的，更达不到与终生同体的永生。
现在我们看古人，只视表面不看精神，原因是没有识别精神的能力，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内心不知道的自然也就看不出问题，就不可能达到中华民族的大境界。这个境界是不能为威武所屈，不能为富贵所淫，不能为贫贱所移的精神境界。
现在一些画家的思想处在对现实问题的相互反映和刺激之中，受逼于现实问题之下，现在的潮流是什么，什么容易入选，什么容易获奖，什么容易卖钱，就画什么。也有人看外国人的眼色，讨西方人喜欢，别人承认才是对的，这就放弃了最根本的原则：自尊和自信。而把自己的观念建立在别人的好恶上，变成了追名逐利和赶时髦的东西，从而成为后殖民是进步，认为这才有世界意义。这是地地道道的洋奴文化和洋奴意识，这同样是无头脑、无知识、不成熟的表现。孔子讲仁者乐山，主要是仁者的思想能安于义理，厚重不迁，不会随便的改变主意。山主静，水深亦静；深则静，浅则流，不安静深不了，不深也静不下来。还有一种人很有自信心，但缺乏知识，结果表现为狂妄自大，看
不上今人，看不上古人，盲目自我崇拜。又因为多年来接受的都是西方模式的美术教育，所以对自己的祖宗采取的是虚无主义的态度。人类文明的进步，美术家的精神纯化，都需要教育在断裂的鸿沟上架起桥梁，让今人真正了解中国人的艺术境界。
中国画在古代大体为自律发展，数千年守望着它的精神家园，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自成独特体系而辉煌璀璨。但近代以降，中国画便在西化霸权下错位发展。俞剑华指出：“……国画即吾民族最丰富之宝藏，最高尚之文化，且为世界所独具者也。国人醉心欧化蔑视国画，直视吾国如无画者久矣！”②由于醉心西化者把西方进化论史观奉为神圣教条，无视中国画本体发展规律，用西方科学主义及写实主义标准丈量中国画，导致价值判断严重失衡。
一、 错位发展——“拉开距离”：百年反思的反思
20世纪最先对中国画发难的康有为认为：“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今宜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甚至应“以郎世宁为太祖”。③自引进西方美术学院，中国画便进入他律发展的境地。（见表1）
为推行西化，蔡元培礼聘反对中国画改造的陈师曾为首席导师，在北大成立“画法研究会”。WWW.133229.COM⑤(那不过是蔡氏的一个手段)他还排挤传统派的夏震武和辜鸿铭。⑥仅此，中国画在西化霸权下的边缘化处境已可想见。继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画“改造”、改名（称“水墨画”“彩墨画”）；⑦“批黑画”“革毛笔的命”、山水画家被迫改画人物；⑧70年代的“打倒”自不待说；80年代的“穷途末路”、90年代的“打倒中锋”“笔墨等于零”……中国画不知经历多少劫难，它仅凭特有的文化再生力顽强走下来。
无疑，我国学院美术教育究竟是培养了一些人才的，但与要求相比极不相称。为什么至少近代画坛一些举足轻重的中国画家并非出自美术学院？⑨西方学院化这鞋子对中国画究竟合不合脚？仅从中西美术教育整体特征看：（见表2）
可见大相径庭！百年中国画竟是个“倒栽葱”的错位发展。我们却一直把中国画教育的西化大旗虔诚地扛到今天。或许错位发展可能带来错位的某种枝节的 “小得”， 但那毕竟是以对经典文化整体发展的“大成”根本的被解构、被自毁为代价的。而由此导致的文化建设中的价值无根性尤是后患无穷。经历了完善与辉煌、冷遇与劫难的西化霸权下的异化与错位发展，一个中国画自主发展的理路日渐清晰：（见表3）
潘天寿作为坚持中国画本体价值的大师、美术教育家，他提倡人格教育。50年代在国立艺专创办了全国第一个中国画系，又将国画系分山水、花鸟、人物三大科进行教学。建立起包括文学、书法篆刻在内的较为完备的中国画教学体系。应该说，他著名的中西绘画发展要“拉开距离”的思想，已初步体现中国画自主发展的历史要求。
二、惯例发展——浮出水面：中国画学院现象
历史要求从形成到实现却经一番历史过程。当黄宾虹、潘天寿等深谙中国画本体价值的精英们试图扭转错位发展、争取自主发展之时，惯例发展的迷雾也伴随其中。若说错位发展属文化建设的方向性问题，而惯例发展也并不仅仅是方法策略问题。实质上它们都是以科学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及文化殖民主义为文化价值根源的。诚然，惯例发展也是以西化的错位发展为前提的，但惯例发展更以造型中心主义、画种平均主义、美术教学自由主义等为表现形式并狃守画种分类学框框而阻碍对中国画的本体艺术探寻，以至于长期跳不出他律、他化、被消磨、被淹灭的泥潭。不同的是，前者还易于识别，而后者则难以觉察，包括主张者本身。因此这也是问题的要害。中国画惯例发展的具体表现显而易见：
一是中国画总体学科地位的人为下跌严重。在1999年修订的国家专业目录中，“美术学”作为“艺术学”下的二级学科（社会上，美术在“小三科”中无论“体音美”“音体美”，都是“美在最后”），到“绘画”已是三级，而中国画至多只是一门“课程”，与本相对举的“西洋画”下的油画、水彩等相邻排列，所谓“国、油、版、雕”的排列即是。建国后在哲学、文学、美学、美术史、画论、音乐、戏剧、医学等学科的中学部分都是与西学部分基本成对举之势的，中国画却在“绘画”中被下压到它应对举的“西画”（现在连“西画”一词都不提了）的下一层级（如油画、水彩、水粉）并列。
二是中国画的现实发展境遇的失控滑坡急速。即便在深谙传统价值的大师那里，无论是通过著书立说的“画语录”方式呼吁主张（如陈师曾），还是身体力行地施于办学规模调整或行于教学过程（如黄宾虹、潘天寿），都因缺乏专门深入论证的科研品格而影响着本来富有价值的预见的传播信度和效度以至于被漠视、被“悬置”，仅停留于分分合合的就事论事层面（上世纪50年代国、油、版的分合拉锯，对学生有意义，而对学科地位及“拉开距离”并无价值），湮灭在层出不穷的现代新学科、新课程之中。至今，在一些普通高校美术教育那里仍是“国画、平面构成、静物”这样排列。而“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以空前规模大发展、大扩招，二级学院、新兴专业如雨后春笋，美术高考热蔚成新景。2005年全国2521个新增专业，中国画又面临“汽车模特儿”“空间技术”等爆炸性的专业覆盖。在“造型”“设计”“视觉传达”“媒体”“传播”等时尚话语下，中国画在美院曾招不到学生或勉强维持，而在师范院校等为数众多的综合大学的美术教学系统，也只是一门“课程”而已。我们亲手把作为自己国家形象代表、优秀民族文化和艺术品牌的独特艺术沦落至如此境地。中西绘画发展“拉开距离”的初衷至多达到个“与时俱进”的效果。
这样，中国画的自主发展虽经几代人的抗争和努力，却迟迟没能实现主体在文化建设进程中的文化自觉，没能实际地推行更妄谈开花结果。我们需要在中西错位发展和惯例发展的误区中猛醒：中国画不只需要保护，更需要发展。但在信息化社会，这种发展仅仅寄希望于一些杯水车薪的局部性努力或跳跃式的行动都是远远不够的。船高水更涨的境遇下要浮出水面、脱颖而出就必须借助学术的力量，通过科研上升到文化自觉达到意义共识，才可能实现中国画的科学发展。
力主“中国画应该姓中”的画家邵洛羊，2001年7月在一次全国美院教改研讨会上就提出：“中国画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趁部分老国画家还健在，及时采取措施，挽救中国画，是时代赋予我们刻不容缓的责任。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办一所‘中国画学院’。”
陈绶祥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著名美术理论家、新文人画领军人物，他尖锐地指出：“在这一百年的新兴的美术教育中，从来没有过一个中国画学院，这难道不是笑话吗？我们能否指望从外语学院里面教出一个中国文学家？既然我们承认绘画是一种语言，又怎么能从一个教授西方绘画语言的美术学院中培养出当代中国画家来？”他与广西艺术学院院长黄格胜精心筹措，2002年3月1日，在桂林西郊风景秀丽的燕山成立了我国第一所以中国画命名的学院——桂林中国画学院（由陈绶祥任学术主持，院长：黄格胜，副院长：余永健、伍小东）。
潘公凯作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颇得其父潘天寿的艺术精髓及中国画教育思想的陶养。他在2001年全院教改研讨会的八大板块办学规模中，先将中国画作为“系”设在造型学院之下，后于2005年12月28日挂牌成立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田黎明，副院长：唐勇力、胡伟）。
两所中国画学院的相继问世，无疑成为中国画教育的里程碑（但还不是终点站）。中国画学院现象标志着中国画开始跳出惯例发展误区，但中国画自主发展的“梦想”真的“成真”仍须付出许多努力。
毋庸讳言，两所学院都从“西化”走来。但作为把中国画教育带入西方学院的中国最高美术学府，在把学院真正带入中国画教育的步伐中显得暧昧而乏魄力且不无包袱感。笔者以为，在今天只是搭建一个中国画发展的新平台并不难，可中国画教育的平台仍搭在西式的美院，这对“拉开距离”的机制的保证意义不会很大。难说他们对时代性和世界性的“包容气度”不会影响办学特色的鲜明性。而桂林中国画院的国学本体文化指向倒明确得多。
“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现代社会的文化学术价值多元，达成某种决策性共识的依据，只能是学术决策（即科学决策）。通过学术研究，经过科学论证求得共识，再付诸实施。教育史表明，教学上自由主义的大学往往难以成就大事。桂林中国画院不仅首开大学学术主持人体制之先，院长黄格胜还就中国画学院申报并主持专题的科研立项研究。
三、 特例发展——根植沃土：专业化人文通识教育
中国最早的也是古代唯一的国立绘画学院性质的机构是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创立的国子监画学。这是中国画学院在古代的雏形。这里培养了大批优秀画家，造就了宋代院体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崇高地位。它经过仅有的六年历史，就把一个中国画良性发展的教育教学系统留给我们总结借鉴。相对于今日西化下的美术院校中国画教育系统而言，它给我们以启示并可借以看到中国画发展的理路前景：（见表4）
中国画学院本身当然不是目的，我们不是要把它固定为中国画教育的唯一模式。而中国画的特例发展这一中国画学院现象所代表的意义和历史要求才至关重要。
按照表4“分析”栏，除第5、6、7点外，都形成鲜明的反差：（见表5）
另就表5的第8点而言，画史上特定画科成就显著之时通常是该画科单独“立名”“分科”并被不同程度地重视之时。试想，山水画及花鸟画如果仍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白描画仍作为彩绘和设色画的底样，就不会有它们后来的发展高度。万法归宗但术业有专攻。规律相通却不相同。虽然建国后重视人物画而极大提高了国画人物的造型水平，但这人物画的造型能力对花鸟、山水不一定会适用。素描万能的造型主义基础观对于中国画起码是文化错位。整体观之，宋代画学教育系统是以完整而独特的中国文化为依托的。这表明中华文化是中国画发展不可离弃的沃土。这也正是西化下的院校中国画教育的薄弱之处。虽然中国画的特例发展不是一种模式、一种规定，而是一个方略、一个理路、一种状态、一种重建。而以下要点对实行专业化人文通识教育并进入特例发展至关重大：
学科地位：国家决策者虽不会都像宋徽宗那样嗜画，但人民喜闻乐见与国家文化发展所需在今天就是“圣旨”。这就必须通过国家决策并在国家专业目录中将中国画按特例提升，或为二级学科，与“美术学”并列都无不可。这样，即使在不单独办中国画学院的各高校中，其课程设置、课时量与学科地位结构也都会得到特别提高。分科分系以至成立中国画学院都不等于“拉开距离”。中国画要开通“地铁专列”，它至少应在“绘画”中与西画以两大板块形成对举之势。（见表6）
学术研究：以科研开路，结合实践，围绕中国画特色规律对中国画教学从文化特征、办学理念、教材系统到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科学论证，早日形成中国画当展的完整体系成果并应用于教学。
学术主持：中国画学院设学术主持是一个重要经验，同时，院长也至关重要。应由学术理想一致、坚持中国画本体价值、中国画教育科研成果卓著的资深教授等学术精英人物担任学术主持，并坚持在教学、研究和办学方面对学院持续给予方向性学术指导。
教育目标：以人格教育为首务，全面实行特例发展的专业化人文通识教育。
学术依托：以国学文化为本。可与中国哲学、宗教、文学、京剧、中医、堪舆、武术、民族民间美术等学科置于同一办学空间，同根互证，特色发展。
挂靠大学：以往挂靠美术学院和艺术学院仍难以达到中国特色文化品牌特例发展的特殊要求。应挂靠国学学术资源丰厚的文科类综合大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南京大学国学院等。
课程设置：组织编写精选的文化理论课时比重不少于1/3，改变重技轻文的倾向。
招生考试：不考素描色彩而代之以书法、白描、命题画、古汉语、历史、美术史等。
教学理念：从经典与创作的画稿摹写设计能力入手，扭转西方素描写生为中国画造型基础的做法。
中国画的特例发展理路的具体环节尚待进一步探讨。它期待有识之士的共识与多方协同合作，更需要广大同仁悉心建构并付诸实行。
注释：
①见美术观察.2002.5.4—6.“观察家”栏目
②俞剑华.国画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6
③梁启超.饮冰室文集[m].转引自许冠三.新史学.岳麓书院2003.19.引自林木.历史认知与历史真实的严重错位——20世纪进化论史观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干扰与失误[j].载美术观察.2006.12.81—85.并参见中央美院编.中国美术简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246
④⑤表1左栏根据朱青生的归纳作.见朱青生、（德）史耐德.主动误取——关于中国绘画西化过程中一个史实的研究[j].载传统的延续与演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世纪中国画[m].杭州：浙江美术出版社,1997. 80—82
⑥同④83
⑦卢辅圣、徐建融、谷文达.中国画的世纪之门[m].上海科技出版社,2002.249
⑧卢.艺术大师之路丛书.潘天寿[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29,另见.艺术.2005.7.88—92
⑨邵洛羊就说：“我国院校教学近一个世纪，培养中国画人才数以万计，但历数中国画坛成功的良材，仍多靠师徒授受，没有几个是从院校培养造就的（如上海画院的吴湖帆、贺天健、江寒汀、张大壮、唐云、程十发、刘旦宅三十岁左右已誉满春申，他们是师徒授受造就的）。”还说：“沈尹默、启功、周汝昌、黄秋园、张朋、陈子庄、黄永玉、黄胄等一大批书画家都不是美院培养的，但他们的中华文化底蕴都很厚。”见邵洛羊.中国画应该姓中[m].上海画报出版社,2001.46.徐建融也感慨：“像张大千、黄宾虹、吴湖帆、齐白石、陆俨少、谢稚柳，包括潘天寿本人，这类传统型画家，美术学院至今没有能培养出来。”同⑦153
⑩由笔者归纳
11恩物（gifts）一系列可供儿童在玩中学习的教具，共10种。德国佛里德里希·福禄贝尔1835—1850年发明。滕守尧、（美）阿瑟·艾夫兰著邢莉译.西方艺术教育史[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157—160
12同⑨84
13同⑧33
142004－03－15－08：47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15同⑨84.山西大学李德仁教授赞同邵的主张并助写文稿。参见⑦153
16陈绶祥.中国画教育，失误，还是错误？美术观察[j].2002.5.14
17 2005-12-29.光明网
18刘炜.宋画院的教育功能与院体画的发展.美术观察[j].2005/12.89
参考文献:
[1]李永林.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纲[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4
中国画与西画的本质区别在于其民族性的不同，进而衍生出艺术自身表现方式和技术特点的各异。所谓艺术的民族性，就是指由民族历史的思想文化所决定并体现的区别于其他民族同类要素的特质，它是艺术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内因。同时，艺术的发展是建立在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民族思想文化、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基础之上的。中国画，特别是由于中国文人的参与，逐步把这门艺术同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结合起来，把艺术表现同人与自然的关系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艺术体系，也构筑了中国画艺术与世界其他民族艺术的本质区别。
中国人的宇宙观其实是受道家、玄学思想影响而形成的。道家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贯穿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始终。而西画则更加崇尚自然、科学和理性。中国绘画的艺术个性主要表现在意象和气韵两个大的方面，用气韵来表达神采。由于气韵是以人的个性情调为主要内容，所以在绘画中个性风格同样是指一种个性化的精神特征，中国绘画的这种侧重于内在精神气质方面的特征，与西方侧重于外在形式语汇差异的个性表现特征明显不同。具体表现在：
一、表现语言的差异
“空”的意境与“有”的实相
中国哲学中长期存在着“有”与“无”、“虚”与“实”的论争，中国艺术精神的出发点便是“无”，所谓道的境界就是“无”的境界，“无”生“有”，“有”生万物。WWW.133229.COM“无”之所以生“有”，在于“无”中充盈着创造动能的“气”。宇宙大气流行，衍生万物，所以中国艺术以气为本，中国绘画是一个“气”的世界。在这个气韵流贯的世界中，有音乐式起伏流动的旋律和舞蹈式回旋变化的节奏，以气为根本的中国画的构成，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是把时间和空间结合在一起，用一种流动的眼光、移动的立场摄取世界。流动的眼光、变换的视觉，也就是中国画中所谈的散点透视的方法，这早在山水画之前的人物画中就已形成了。因为情节中存在明确的流动时间，画家需要把不同时间、地点、情节表现在同一时间、空间和构图之中。
从“无”出发，以气为本，决定了中国画尚虚、尚空的意境。在空寂处见灵动，在灵动中见精神。强调人与宇宙、自然的情感交流。能空能虚是实现中国画意境的重要前提；虚实相生相变，虚实对立统一，是中国意境构成的辩证法。在中国画中，有形亦可以虚，无形亦可以实，如云、水、烟、霞，绘画时不用笔墨便化为虚像，画中的空白在实物的对照下，又显示出云、水、烟、霞的实景。
这种以气为根本的中国画，落实在“意象”的塑造上，便是通过笔法和墨法追寻物象的骨气，赋予自然物象以生命感、运动感、灵动感。因而中国画要求笔墨不被物象的表面形式、表面形象所拘束，笔墨的点、线、皴、擦必须从实体中解放出来，这样就导致对逼真的光影体感表现的遗弃。由于受西洋雕塑、实感、体面的影响，出现了晕染法，但最后晕染只深藏在浅的节奏中，对体面只做出一种暗示。中国画的主要语汇始终是线，因为线是时间和空间、情感和理性相融汇的语言，线的韵律是大气流行和变化的具体形象。
西画艺术的出发点是“有”的概念
西画是从实体出发，实体是主动的，占据空间的，并在空间中流动、生存、伸展。表现在西画艺术上，就是采用几何学的透视法，把人的视觉几何化。通过光影透视表现远近、明暗层次，把人的视觉物理化。总之，西画借用科学的合理而真实的空间感表现着自己实有的空间意识。西画同古希腊的雕塑有着渊源关系，在二度空间表现三度空间，使绘画真实再现，物体仿佛可以抚摸。这种有节奏的明暗和光影，加强了对物体结构块面的理解，由此而来，线在光影中消失了，只有面和体积的存在。所以西画（现代派之前）大都否认了线的存在，不过在作画时又难以完全逃避线条，因此就从纯科学的角度去解释线条，认为线只是面的压
缩。
二、色彩上的差异
中国画的色彩，在传统绘画理论中有南齐谢赫《六法论》中的“随类赋彩”一说，它比较尊重物象的固有颜色，但是并不是机械的“自然主义”，而是敢于突破物象本身的色彩特点，代之以从情感中酝酿的色彩。画家的色彩感不同，从而导致作品的色调也不一样，如齐白石晚年的花卉用色艳丽，而吴昌硕的色调含蓄而雅致。
所谓“色彩感”是画家对自然界色彩进行抽象而产生的一种情绪，山水画尤其注重这一点。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静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这是画家在一年四季中，经过观察而得出的感觉。中国画的色彩具有浓烈的装饰性，颜色单纯而不失凝重，更趋于非理性。传统的水墨画，强调墨即色，墨分五色，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水墨画是开了“抽象”的先河，比西画的抽象要早很久。
在西画中，对色彩的规律的研究已系统化、科学化。色彩本来就是光线的具体化，物体的颜色是千变万化的，光线的变化而导致物体色彩的变化，物体的色彩是固有颜色和环境颜色的综合体。这种色彩的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在印象派（马奈、莫奈、德加、雷诺阿等）和后期印象派（凡·高、高更等）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因为色彩是最容易被我们感受到的，在现实世界中自然物象的色彩不论是明快还是暗淡，是强烈还是柔和，都会直接地影响人们的精神。所以，色彩不仅是西洋绘画的重要的造型手段，也是西洋画家表现感情的重要手段，这一点上，西画和中国画可谓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三、观察方法的差异
西画十分强调观察方式的必要和重要，注重通过写生来仔细观察、研究物体，直到它变成心中的“第二自然”。所以模仿的方法和数学逻辑，构成了西画中科学再现客观世界的基础。这种理性的形式分析方法，始终是西方艺术观察、理解世界的主要方法。在中世纪，人们认为“一切艺术和科学都是以数为基础”，认为美是适当的比例和鲜明的旋律。文艺复兴时期则把艺术上的形式主义拉到科学的怀抱。达·芬奇在一个圆形里分析了人体的比例数及其整体上的圆满，运用几何的方法对人体作了既精确又理想的歌颂。事实上，诸多的艺术家又是著名的数学家、建筑师。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都陶醉在几何、透视、解剖等形式的分析中，而在以后的各个时期的作品中，很难找到文艺复兴大师们那些具有理性的精确和结实的素描。这里所说的其实也是西画写生的一大特点，即真实地再现对象，也就是形象的再现。
而中国画的传统观念与这种观念完全是大相径庭。中国画强调的是“意象”，是画者情感化的物象。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于山水间”，通过对物象进行默记、整理，用高度概括、凝练的语言表现物象，撇开一切能左右物象形态的琐碎的东西，使物象更加集中而具有表现力。这样一来也就忽略了时空对物象的约束，可以更好地表现物象的精神气质，如山水画里面“画山不看山，画树不看树”的理念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四、构图中的处理方式不尽相同
中国画家对于构图不是从形式上看待，而是从观念上把握。这种观念的把握不是靠理性分析去认识，而是靠身心去体悟。中国画家对构图的体认，使得中国画家对于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有着天生的自觉，甚至在他们心目中，诸如虚实变化、疏密变化、开合起伏、平衡和谐等等形式因素本身亦是“道”的体现，故而不遗余力地开掘其意义，将其提升。正是这种有意无意地将形式湮没在内容中的事实，使得中国画家们一直未能对形式，诸如构图作一番单独的、翔实的、综合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画构图的迷失，相反造就了一系列独特的构图观。如因为强调天地同观，因而产生了咫在千里的“映远法”和散点透视，产生了“天地位”；强调阴阳关系，因而注重虚实、疏密、接势、回势之说；强调时空一体，便有了长卷式构图……
中国画的构图其实就是经营位置，其主要的构图规律就是运动透视（散点透视）的具体运用，可以把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物象相互联系在一起，这是西画所不能的。再就是经营黑白，所谓计白当黑，知白守黑，注意画面黑白的安排处理及虚实相生的变化。
而西画则比较尊重科学，采用合理的焦点透视来表现事物的变化规律，采取科学的切割方法（包括黄金分割的方法），在不同的视点和视角中表现不同的物体，更趋于科学和理性。发展到现代，不论是中国画或西画，在构图上都倾向于构图的标志性：把自然的空间进行更有序的组合，打破常理，使之更规范，更具艺术感染力。
另外，这两个大的画种的工具材料和作品的形式也不一样，中国画的工具材料决定了其技术特征：“三矾九染”，作品的结构形式丰富多彩，强调诗书画印合一。而西画则充满着理性的光芒，画面厚重，色彩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
当然，中国画和西画在发展中相互不断地影响着。国画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地吸取西画的一些长处，比如透视、解剖、写生以及光色的研究。这期间老一辈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都做了不朽的贡献。林风眠在《东西艺术之前途》中总结说：西方艺术是以模仿自然为中心，结果倾向于写实一面，东方艺术是以描写印象为主，结果倾向于写意的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画的写实性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而这一点又是与院体风格的西化分不开的。
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出现了东方美术热，西方现代绘画中流动着东方的血液，闪烁着东方的神采。表现在绘画方面，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及日本画入欧洲，被人采用，便发生了‘印象派’……”马帝斯为中国的线描艺术所折服，其作品“单线平涂”的装饰性和克里姆特对中国艺术的研究与借鉴，在他们的许多作品中都打上了中国画风格的烙印，还有如凡·高等许多画家都受中国画很大的影响。但不管怎样，艺术只有根植在民族的土壤中，才会保持自己独特的发展和个性的魅力。中国画也好，西画也好，不管如何发展或融合，但评定其艺术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艺术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的高度统一和完美，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参考文献：
[1]《绘画，东西方文化的冲撞》，王庆生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1月
中国绘画的媒介——象
“象”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元，传统美学命题中有观物取象、澄怀味象、大象无形、超以象外等。“象”又是审美活动的中心内容。艺术中的最高意境是“象外之象”，之所谓“境生于象外”，这是画家在对艺术形象的体验中所浮现的心灵境界，它是从画者的意中之境到观者的意中之境的转换。
在中国文化中两种最重要的生命符号——“汉字之象”和“易象”的影响下，产生了中国独特的重象的文化。这种文化反映在绘画艺术的创作中，表现为“象”是中国艺术理论的重要元素。中国传统文化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也同样体现在“象”这个范畴上。在“象”纷纭复杂的意义中，有关艺术方面的主要有四种：自然之象、意中之象、艺术之象、象外之象。
自然之象是艺术家观照之客体，观象是审美活动的起点。意中之象是在外在观照和内在缘虑中产生的意象，它是艺术体验所带来的神会，并形成艺术形象。象外之象是艺术客体内蕴层次的感性化的释放，它是一种“虚象”。此四者贯穿于艺术创作论、本体论、接受论三个理论板块，用古人的话说，即经过了“观物以取象”“立象以见意”“境生于象外”的动态建构过程。
“象”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媒介，又是绘画艺术的本体。中国独特的艺术精神在于由“象”所展开的艺术论述中，正是它决定了中国的艺术起源论、审美体验论、艺术表达论、批评方法论，决定了中国审美意象体系的总体框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中国艺术以情为核心，毋宁说它以“象”为核心。中国美学是形而上的美学，是模仿和表现的统一，感性形态和观念内容的统一，它统一于“象”。
中国绘画的布局——势
经营布局是中国画比较重要的事。东晋时期顾恺之提出“置阵布势”之说，开启了中国画论中重势的先河。画面就是一个空间，是画者的生命世界。山川万物，千姿百态，画面的结构，就是要倾心于它们的组合之中，在屈伸变换穿插映带中显现出生命。万物一体的贯联，称之为气；联系的物象之间又彼此冲突，称之为势。如沈宗骞所说：“统乎气以呈其活动之趣者，是即所谓势也。”这种既联系又冲荡的特点在绘画形式中体现，造成一种形式张力。中国绘画就是要在安静表相中展露内在的冲突，因此，中国画的生命冲荡形式是一种内在的奔突，是一种势。
气与势成为中国绘画的生命与灵魂。关于如何取势有两种方式：一是“以笔之气势，貌物之体势”，二是“气交冲漠，与神为徒”。为了营造充满生气的画面，中国绘画的选题，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都以表现生命精神为根本目标。这种追求生命感的创作，首先体现在对动感的重视上。画面的似与不似都可放置一旁，将传神放在首位。画面最忌讳的就是死、板、僵、结、滞。画面构图中，奉行的基本准则就是通过画面的组织结构的处理，使画面生动、活泼，使静止的画面充满灵气。在空间的布势上，中国画家偏爱云烟。云烟缥缈，似近若远，似有若无，将人带入一种特有的境界中。“烟者，山之气也，林之气也。”得云烟则得四时之真气、造化之妙理，在氤氲流荡中合于中国文化的宇宙精神。云烟雾霭使静止的物体运动起来，有了云烟就有了一气贯注之势，有了活力。云烟又给人一种梦幻感、朦胧感、渺远感，为中国画追求宇宙生命提供了表现的条件。
中国绘画的审美——动静相合
中国绘画充满了深厚的时间意识，力图突破空间的再现。时空观起源于《易经》和先秦道家，宗白华说：“‘虚’，宇也，空间也。‘动’，宙也，时间也。”由此可见，“动”是中国时空观的根本。它决定了古典绘画的空间不是凝固的、静态的空间，而是熔铸了时间意味的时空同体。画面之中的虚、空、白也并非“无有”，而是宇宙生命的绵延与生气灌注其间的灵动的生命空间。
中国绘画重在“变”与“易”的生生不已，这是中国绘画的审美品评的最高标准——“气韵生动”的本质规定的。由生动入气韵，首先是气韵化生出“动”，即“有”生于“无”的“造化”玄妙。绘画所凝定的就是这瞬间生成之妙，即绘画所谓“齐造化之功”（张彦远）。再者，气韵自身的“生动”是更重要的，即强调绘画与生命之“活”的相通，意指生命在画中的流动不息。同时，气又为“动”之载体，动是“气”之动。其实，这空间之“灵”性就是气韵之“动”的赐予，气韵之“生动”就意味着宇宙生命的节奏律动。宗炳《画山水序》曰：“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同会。”这就将目“观”与心“游”相和，画面中流遍的气韵要在个体生命内得以安顿，并归根在“游心”之中。可见，正是由于视线的运动，才会将绘画空间的节奏潜化为审美心理的节律动感，它重在心灵与妙境的偶然相逢，重在观照成形的随即性与偶然性。
在诸多形态内的观照流程，无论是纵观竖式条幅时目光的上下回环往复，还是扫视横式长卷时眼光的由右向左之移动游历，都不是置身于定点的一览无余，而是随着“多中心”视点的移动，并将意象在内心并置叠加，从而成为完整的绘画意象。如此一来，审美观照的“游”就与绘画本身的“动”贯通起来。这种意识具有宇宙的轮回节律，并力图在绘画里创生出一个极具情感色彩的生存空间。这里，绘画的空间方位往往扩散成交替节奏，甚至情感、情绪的变化节奏，从而使绘画真正成为了一种“流动的乐章”，这正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独特品性所在。
参考文献：
[1]刘墨.中国画论与中国美学.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2]张延风.中国艺术的文化阐释.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3]杨辛,甘霖.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张法.中国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一
壁画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旧石器时代，石窟画就记载了人类早期的活动。它起源于人类对四壁围和空间的艺术改造，题材多为自然主义风格，反映人类对自然界自发的认识和最早的生产劳动。随着宗教事业的逐日繁荣以及壁画的表现形式与艺术手法的发展，其制作者多为官府画师和民间画工，题材集中反映了宗教、历史和神话等社会主流文化。例如，魏晋南北朝的佛教壁画兴起，唐代佛教壁画的高峰，宋元时期道教壁画的盛行。壁画艺术总是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技术的变迁。
在我国上世纪70年代中期，科学、经济不够发达，人的自我、人的个性成长和发展缺乏相应的物质条件；甚至片面地认为人的自我、人的个性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个性就是“个人主义”。因此，重温历史遗梦，再寻唯美情怀成为这时期壁画的主潮。例如，《哪吒闹海》(张仃)、《科学的春天》(萧惠祥)、《白蛇传》(李化吉、权正环)等。纵览这十几年中国壁画的发展，不难发现，其中绝大多数的创作都维系在一种解读上面，即依附于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民俗风情或生活中具有一定教益的题材。这些壁画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反映出当时主流文化的特色。
上世纪80年代，随着跨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受某些西方文化的、经济的等意识形态的影响，壁画艺术创作进入多元化发展格局。90年代，大型壁画出现，譬如深圳“世界之窗”世界广场壁雕《世界文明》(侯一民、李林琢等)、大型石雕壁画《中华千秋颂》(袁运甫等)。这些标志性、纪念性的国家文化设施的巨型壁画作品，与景区内雄伟的历代建筑组合在一起，形成气势宏大的世界文化广场。与上个时期的壁画内涵相似，它们从另一个角度集中反映了城市的主流文化。
值得欣喜的是，小型的室内装饰壁画和壁饰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标志着我国壁画进入空间多元化的时代。随文化多元化发展延伸着自我拓展的新空间，特别是在环境观念的强化与多样交流中，壁画的形式多样已成为事实。这一发展得到现代工业文明、现代科技发展的支持。它们为现代壁画的创造提供着层出不穷的新材料，使壁画出现诸多艺术形式，如绘画、镶嵌、陶瓷、漆艺、浮雕、编结、装置、光电、多媒体等，从本质上成为“各类壁面装饰艺术的泛称”。①壁画艺术正摆脱主流思想的禁锢，与各种边缘思想冲撞、融合，带着强烈的独立思想和个性化特色进入民间领域，吸引了普通大众自发地加入了壁画艺术工作者的创作过程中。
二
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使审美走出了传统的艺术领域，而以更丰富、朴实的方式融入公众的日常生活，甚至以一种精神消费方式存在。壁画的存在和发展使我们的现实生活渗入了审美因素以及精神性享受。
这种精神消费的存在，促使互动和参与成为现代城市壁画设计的主要倾向。壁画作品一方面融入个人的审美情感之中；同时，壁画作品本身的精神和审美意趣也影响到个人生活，提高了个人的审美情趣。更为重要的是，个人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参与创作，使壁画创作融入了个性充分张扬的后现代精神。
虽然壁画依旧是由个体的艺术家所创作，但其设计与实施过程越来越多地考虑建筑师、空间设计师、社区规划师以及私人的观念和意志。壁画创作变成一种商讨、审议和协作的过程。在国外，情况更是如此。一幅公共壁画作品的诞生往往需要州或市政管理部门、赞助人、城市规划师、景观设计师、建筑师、艺术家、市政工程师、社会团体、附近居民、旅游者等诸方面的协同合作。
随着人们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提高，壁画在最近几年进入了我国的普通商业机构、企业事业单位，甚至普通家庭。壁画成为私人团体或个人借助艺术家传达独立意志的一种载体。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壁画艺术的标志性、装饰性、怡情性等独特个性，促使这种艺术形式先于其他艺术形式进入民间生活，开创了民间参与创作的局面，使得大众参与的后现代精神在壁画艺术上得到突出展现。三
壁画艺术在我国的民间化发展趋势大致有两个动因。
首先，考察我国现代壁画的发展趋势和成因可以看到，目前人们更愿意接近世俗的娱乐和商业生活。平民化、娱乐性、个性化等价值观进入艺术领域。这些新的价值观直接影响壁画的创作。这正契合了中国民众正在重塑价值信念的需求。而快乐、个性、勇敢、和谐是无疑有益于这个社会的优良品质。这种文化性格的苏醒，正显示了一个正在形成、正在表达的城市文化力量，在现代壁画的民间化过程中颠覆着主流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所阐述“公民自由交流和开放性对话的过程，一种表达意见的公共权力的机制”在壁画的发展中发挥作用。在这种脱离主流文化、脱离政治的越来越私人化的壁画创作过程中，参与壁画创作的人通过感性主义、个性主义、神秘主义、多变和短暂的表现方法，展现形形的个人意志。
其次，“审美活动这个概念可以反映两个基本过程，审美活动无非就是这两个基本过程，而这两个过程形成全部社会审美生活的核心关系：审美生产（创作、创造）与审美需要（感知）。”②壁画艺术经过漫长的发展，壁画的精神消费者已经从感知阶段过渡到参与创作过程中。这种创作实际上是人们审美情趣逐渐走向成熟的一种现象。壁画从官方对艺术话语权的把持到盲目模仿，终于走向创作主体的自我表达，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审美实践，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达到自我实现、自我确证的目的，这正是人在现实世界展现和敞亮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这两个因素成为壁画民间化的主要动力。而这两个动力无疑都是积极的、健康的，这意味着壁画的民间化能够带来壁画艺术良好的发展趋势。
四
中国的壁画艺术形态已出现民间化的倾向，我们将看到更多更好的壁画出现在民间。同时，民间壁画艺术作为一个崭新的角色也将逐渐得到发展和成熟。
然而，相对于其存在的国际语境、中国本土多元文化程度和公众的审美需求来说，中国壁画的发展仍是稍显滞后的。中国壁画需要继续兼收并容，坚持本土化个性发展的格局，张扬个性、实现自我不断由自发引向自觉。这种个性张扬不仅表现在对受众的审美引导，尤指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引领他们参与到壁画的创作过程中，使壁画艺术成为艺术整体走向民间的先锋。
注释：
①张静.壁画创作及其他，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5.0326-28.
②泽列诺夫·库利科夫.美学的方法论课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上)[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48.
参考文献：
[1]徐志坚.走进壁画——壁画创作与设计,福建美术出版社，2001.6.7-8.
中国绘画的传统渊源流长，历数千年而不变，蔚为中外画史之奇观。而且，这种传统的深刻与持久，随着时间之推移，其内容和形式经过不断的融汇、锤炼、积淀、愈益形成一种传统的伟力，愈益鲜明、精纯而独到。以至许多方面均难乎为继，而令创新者久久束手徘徊。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可准确无误的识别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绘画已形成的独特审美符号，领略到中国绘画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绘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都不约而 同地从中国的经典哲学里，找到了绘画美学的起点，看出了中国绘画所包容的哲学深度。
南朝刘宋时期 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指出：“圣人含道应物…… 山水似形媚道。“以形媚道 ”即是说 明了绘 画是 以物象的“形”来反映这种哲学思考的。“道”字在老庄哲学中是一个自至关重要的词 ，它作为老庄则学观念中最核心的概念，表述着极其复杂和抽象的哲学范畴。客体的实在不是艺术表现的 目的，而只是一个中介物，力图表现的是冥冥之中的“道”或“天”。客体(山水、人物等等)只是一个载体，一种符号，关键在于它所表征 的“道”。而绘画则能表现一种“非方非默”的状态，能把它描绘出来。因此，中国绘画被看作是表现“道”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它能在有限的空间里迹化出“道”所阐译的哲理。
因此 ，真实地再现客观对象便从来也与中国传统艺术无缘。P F杰拉德直截了当地说，中国艺术虽擅长于山水 画，但并不着眼于描画任何现实的风景，而是根据源于现实而又包含着象征和哲理的灵感，进行富于想象力的创造。
老子哲学中所具有的某些朴素辨证法思想，如“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即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万物交感运动的观念 ，都曾渗透在中国绘画的表现技巧中，并被广泛的应用。在中国绘画的创作过程，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下笔运作时，提出“存心要恭。落笔要松”：在处理客观物象与主观理性关系方面，强调“似与不试之间”，得“不拭之拭 ”：在画面布局技巧上 ，要求具备宾主 、开合、聚散、疏密……等关系：在笔墨技巧上应体现运笔的轻重、起伏、疾徐，用墨的浓淡枯润等等。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的绘画语汇都直接起源于谈论哲学和宇宙观的用语，虚实、气理、向背、心意等。能体现这些辨证关系的经典之作是《石涛画语录 》。
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中国传统艺术的实质是道家精神，道的特征与天地之美的契合，这庄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正不折不扣地是魏晋南北朝问中国艺术史上山水题材的勃兴的思想渊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庄那里，充满了对天地之美的热情赞颂，和对与天地之美相牟的独立、自由的理想人格的倾心向往。从艺术审美意义上看 ，它集 中体现为以人情观物态、使自然人化的思维方式，并把与自然精神 的契合作为审美 的理想追 求。追求主客相融 的审美境界，注重表现 主客体 的生命精神，轻视对物象外在表象的摹仿。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绘 画追 求天地之大美，着力表现 天地万物的生机 活力，表现一草一木 、一山一水的生命情调 ，表现这种大化生命的宇宙精神。因此中国传统绘 画注重体现生命、生机，追求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范畴，对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绘画从南齐谢赫的“随类赋彩”到剂浩提出的“水晕墨章 ”，很明显是一个 由重视色彩表现到重视水墨表现的绘画观念转变，这就是阴与阳的哲学思维主导下的特殊色彩意识。“运墨而五色具”的思想是中国画的一个传统，“墨分五色”——这一色彩魔方吸引了无数历代画手。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中国哲学的玄想思维的作用。应该说，水墨世界从真实感上言是无色的、虚幻的，但它却因此而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无色之色”，是十分哲理化的表现，具有特殊的“理趣美”。用相对单纯的黑白(纸地 )色来表达天地万物、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概括力。
中国绘画中的儒学因素，过去人们往往只用“成教化”、“存乎鉴戒”来解释儒学的艺术功能说，是很片面的。其实，孔子是把艺术更多地视为 白反自修、成就人格、求仁得仁的内省功夫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看到，孔子儒学对 中国传统艺术的影 响是循着一条这样 的原则的：关注人伦事物，但不曲意媚合强调个体独立价值和个人内心情感表现，但不宣扬“个人主义”：提倡推以及人的方式对忧患有 自觉 的认识和敏感的体验，但不渲染，不夸张，不愤激，而保持达观、平和的态度和勇于牺牲的现 身精神，这里面闪耀着人文理想的光辉 。作为一种传统，它对忧患意识的偏爱和对敦厚之风的执着，把艺术表现意识导向了沉郁、豁达、宁静、超脱的内在境界……这或许是孔学儒家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形成的最大影响。因此 ，在中国绘画的表现中，有时既强调变化，也注重和谐，绘画语言虽有起伏，但不张狂，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打动力，但格调平和，合乎法度，显然是儒家“中庸”思想在绘画表现中的具体体现。
二、新时期国产动画电影发展存在的主要不足
（一）对中国元素运用不足
中国元素是中华民族在演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体现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的符号，更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国产动画电影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更要注重对中国元素的运用与创新。对于国产动画电影而言，如果缺乏对中国元素的运用其产品的质量就没有了精神和灵魂。从1998年由迪斯尼制作的《花木兰》到2008年好莱坞大片《功夫熊猫》都是对中国元素的运用与创新，而且在全世界取得了票房与口碑上的双赢。而“花木兰”、“熊猫”这两个极具中国元素的动画形象更是受到世界影迷的喜爱。但是，国产动画电影在创作上对中国元素的运用却少之又少，在动画电影市场上难得一见具有中国元素、中国风格的动画电影。对于国产动画而言，在今后的动画电影创作上要着重运用中国元素。这决不是简单的将中国传统文化、民间故事复制或改编，而是要将其加以创新。在《花木兰》、《功夫熊猫》中虽大量运用中国元素，但就其内容而言却是以表现美国式的价值观为核心而进行故事编写和创意设计的，是对中国元素的内涵再创新。因此，国产动画在基于中国元素的创作时，必须要将中国文化精神内涵、价值观的东西融入到动画电影作品中。
（二）动漫教育依然落后
皮克斯为了能够得到优秀的动漫人才，制作出精品动画电影而专门设立了皮克斯大学，为的是能招收大量热爱动漫的人才并加以系统化、专业化的培养。为了培养高素质、精尖动漫人才，皮克斯大学开设了创意设计、动漫绘画、故事编写等学科的专业课程。我国自2004年开始，为振兴动漫产业，培养动漫人才，先后在全国170多所高校中开设了有关动漫的专业和学科。但是由于我国动漫教育基础薄弱，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没有明确的培养目标，更缺乏系统、专业的动漫理论研究，导致我国动漫教育依然落后。这样就使得我国在动漫技术、人才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到目前为止，我国动漫产业的从业人员仅1万人左右，不足韩国的三十分之一。三维动画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已有数年，但在我国的动画制作应用却仍以二维动画为主，以“喜羊羊”系列取得成功的国产动画电影仍以二维动画技术为主。
（三）观众定位偏向低幼化
在我国，动画艺术即儿童艺术的观念普遍存在。新时期以来，国产动画电影依然以儿童题材为主，观众定位更是以儿童为主要观影对象。在每年的全球动画电影市场，美国和日本的动画电影票房大都高于国产动画电影，除了其动画电影技术、创意高于国产动画电影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影片的观影对象包含了各个年龄段，而不是单一的儿童群体。这也是《海底总动员》、《玩具总动员》、《冰河世纪》等国外动画电影取得全球高票的原因。在国内，无论是《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还是《熊出没》系列等都是以走儿童路线为主。其实，动画片之所以区别于其它影视艺术，是在于其特殊的制作方式和独特的艺术特点，而不是以观众群体为根本区别。新时期以来，国产动画电影大都以儿童为观众定位，鲜有全年龄的动画电影。虽然我国的很多动画企业都一直在尝试改变这一局面，但是要改变国人对动画艺术即儿童艺术这一观念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四）缺乏知名动画品牌
迪斯尼、梦工厂、皮克斯成为小孩子耳熟能详的动画企业，但众人皆知的《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其创作公司广东原创动力文化有限公司却鲜为人知。这是中国动画企业对树立动画品牌的意识不足：一是缺乏知名的动画电影企业，二是没有具有代表性的动画形象。迪斯尼、梦工厂、福克斯等动画电影公司在全世界都具有很大影响，他们推出的动画形象更是深受全球动画爱好者的喜爱，米老鼠、蓝精灵、汤姆猫、白雪公主、功夫熊猫等动画形象给一代甚至几代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这些知名动画企业从动画电影到游乐园、服装、图书等一系列衍生品中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不断地发展了其企业品牌的知名度。而中国动画企业，自1995年开始，我国取消了对动画的统购包销的政策，开始将国产动画企业推向市场之后，中国动画产业链几乎断层，难以有从动画电影及动画品牌中而衍生出的显著经济效益产生。总体来说，中国动画电影尚缺少著名品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五）创新能力不足
很多国产动画电影的故事情节平淡，动画形象不够生动活泼，充满了浓重的说教意味。这使得国内观众对国产动画电影的信心不足。在动画原创方面，也一直存在盲目跟风、创新不足、模仿等问题。2006年上映的《魔比斯环》内容老套，缺乏创意，结果使得投资近1．3亿元人民币的商业片几乎血本无归。在2008年《功夫熊猫》上映取得巨大成功后，接着2011年由北京电影学院和天津北方集团联合制作的《兔侠传奇》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兔侠传奇》无论是在故事题材、创意设计上几乎是《功夫熊猫》的复制与模仿，所不同的是主人公由熊猫变成了兔子。观众指责声一片，对国产动画电影的失望之情也随之而生。在观众的眼中，国产动画电影的总体质量不高，主要原因是中国动画企业创新不足，盲目跟风，不能正确把握动漫的核心精神是坚持原始创新理念，幻化、形象、动感地传递优秀传统价值观及时代价值观。
三、大力发展国产动画电影的主要对策建议
（一）以“中国元素”为基础进行动画电影创作
动画的魅力在于创造一个独特的幻想世界，这个幻想世界或是满足受众在亲情、友情、爱情等方面的感情诉求；或是表达出成长、坚强、勇气等自我发展的诉求；或是用幽默、风趣、调侃的方式。［2］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历史积淀，有数不胜数的历史故事、历史人物、丰富的民间传说、海量的文学巨著，这些都是国产动画值得去挖掘、创新的素材，都可以运用于国产动画电影的创作之中。此外，民间手工艺术是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的智慧结晶，以中国传统手工艺术中的剪纸、年画、戏剧脸谱、水墨画等形式为主诞生了一批具有中国风格的国产动画电影。《猪八戒吃西瓜》，以民间剪纸来设计猪八戒这一动画形象，使他的形象看起来生动活泼、滑稽可笑，与他的性格也相得益彰。《小蝌蚪找妈妈》是以水墨画为基础设计的，其特点单纯、简洁，极具美感。水墨动画片的出现是我国动画片民族化道路一次飞跃，更是中国动画对世界做出的一大贡献。［3］国产动画电影在对高科技应用的同时在题材选择上应大力挖掘我国民间艺术，让国产动画电影的表现形式多样化。这不仅可以拓宽国产动画电影的表现范围，更可以弘扬中华文化。以中国元素为题材的国产动画电影更符合国内观众的文化审美需求和文化认同的心理。民族精神、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所在，更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得以发展和传承，正是民族精神、价值观的作用。同样，在国产动画电影的创作中要融入具有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传统美德、民族精神、价值观。日本著名动画大师宫崎骏曾说：“希望能够借着更具有深度的作品，拯救人类堕落的灵魂。”［4］国产动画电影更需要这种具有深度的作品即融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价值观和传统美德。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自强不息、顽强拼搏、乐于助人、忠孝友爱为主的中华传统美德融入国产动画电影之中，不仅能提高动画电影的精神内涵，更可以向观众、社会传递正能量。实现中国动画电影复兴的“中国梦”，只有这样中国动画电影才能自立于世界动画电影之林。
（二）牢固树立动画品牌意识
一个企业只有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宗旨、品牌，才能够生产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皮克斯的企业文化是为有梦想、有追求的动画人才提供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所以才会有高质量的动画电影产生。而迪士尼的企业宗旨是“带给所有人欢笑”，所以它的每一部动画电影在全球市场都大受欢迎。对于缺乏品牌意识的国产动画企业来说，树立品牌意识、建立企业文化和企业宗旨尤为重要。品牌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商业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树立企业的品牌意识对企业来说是一种无形的资产。迪士尼、梦工厂推出的每一部动画电影，其票房基本都是业界之首。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所创作的每部动画作品都能够吸引大量观众。这就是品牌的效应。国产动画电影企业在今后要着力打造有影响、有知名度的动画电影、动画形象品牌。以动画电影、动画形象品牌为旗帜，带动动画产业链的发展。“喜羊羊”系列电影中塑造的动画形象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灰太狼、红太狼等受到广大观众尤其是儿童的喜爱和追捧，以这些动画形象而生产的玩具、文具服装更是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统计显示，2009年《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收益中，播出权仅占30％，衍生品的形象授权占到40％，其余30％来自于其他收入。［5］但是，我国更多的动画企业依然没能在企业、动画形象上树立自己的品牌。国产动画电影要发展自己的品牌，以品牌带动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
（三）打造全年龄动画电影
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国人在文化消费方面的增加，国产动画电影的市场越加广阔。国产动画电影一直以儿童路线为主，很少有符合全年龄观众观看的动画电影。使得国外动画电影占据了国内动画电影市场。所以国产动画电影要改变现阶段以儿童定位发展路线及动画电影题材低幼化现象，打造全年龄动画电影。从2002年起，由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出品的《冰河世纪》系列动画电影在国内受到各个年龄段观众的一致好评。究其原因，是动画制作人在动画设计、题材选取上始终以打造全年龄动画电影为宗旨而取得的成功。影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丰富多彩，观众既可以看到性格稳重、心地善良、一副好丈夫、好父亲形象的公猛犸象曼尼，也可以看到优雅、智慧且充满母爱的母猛犸象艾丽。更有像剑齿虎迪亚哥这样改变自己，由一个暴躁、爱发脾气而逐渐变成一个重感情、善良的形象。当然，也还有长相滑稽、笨手笨脚却充满爱心的巨爪地懒希德这一活宝形象。观众可以从不同的这些动画形象中找到自己喜爱的角色，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总之，国产动画电影要在动画题材、故事内容上开拓创新，打造全年龄动画电影。
中国画一开始即体现出绘画的本质特征——画的不是外在的“物”而是内在的“理”。这是由中华民族特殊的视觉特征决定的。中华先民在原始采集活动中，对周围静物观察、比较、选择是基本的视觉过程。这是一种体道的艺术境界，宗白华先生对这种境界有过深刻描述：
“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为虚境。创形象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
从中国画的发展史分析。可以得出中国画一直在“道”中运行的结论。从这些过程中我们不难体味到中国画造型由记录形体观念到创造观念形象，再到反映文化进而创造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国画并不是只靠题材或技巧之类“形而下”之论述所能理解的，这一特征同样表现在中国画的色彩观念上。色彩作为独立的“文化元素”而不是作为某些物体某种关系与某种感受被社会文化认同，黑、黄、红、青、白作为中国原始艺术中的基本色彩，最终形成了古老的“五色”原理，在中国最古老的文化中，色彩成了最重要的社会标识。中国人原初的色彩观和时空相连，即色彩随时空把洪荒无序变成有序进而确立宇宙秩序时，中国的色彩同时还确认了人伦秩序。把五行当作组成世间万物的原初物质元素。原始五行说的黑、赤、青、白、黄五色也是人们对水、火、木、金、土五种自然物质色彩的观察、反映和总结。五色说虽有极强的哲学——伦理意味，却并不缺少合规律的因子。如五色体系中的赤、黄、青就迫近于现代色彩学中三原色红、黄、蓝，这三色基本上代表了可见光谱色的全部。五色是现代色彩学中最基本的颜色。我们远古的祖先凭观察而直觉性地察知了五色，其认识与色彩的本质正相符合。正如《淮南子》云：“色之数不过五，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
由于色彩比形象更易于直接表达观念，因此在中国古代绘画时，色彩的使用应当比形象更重要，而更多的难于用形象表述的观念亦可借助于色彩来传达。在中国最早的美术理论体系中，关于色彩同样总结出了“随类赋彩”之法来，指明了色彩在中国画造型中“类相归合”的作用。可见，色彩在中国画中从来就被自由运用。而不受形的限制。唐代张彦远云：“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道，空善赋彩，谓非妙也。”中国画的形与色是在用笔中完成了高度统一，是在画家主体的个性特征中完成文化的本质造就。最终大千世界一切色彩与心理的最大范围归类升华。高度构合，便产生了中国绘画的至高境界——水墨画体系。它是中国色彩观念超越阴阳五行学说对“道”的直接而又形象的体认和诠释。因此可以说，水墨是一切色之综合表现，“水墨画是色彩的最大抽象”。
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问题，始终是意境问题，它是个体艺术家毕生追求的最高目标。
笔墨是一种人品、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境界。黄宾虹讲：“笔墨历古今而不变。”就因为它是一种境界，一种精神，一种“道”的外在表现。天不变，道亦不变，在形而上的层面。只有绝对精神的世界才可以永恒。中国画称为“得意”的笔墨境界就是这样一种极高境界。
以笔墨为精核的美学，是中国所独有的。单从色相上看，我国祖先喜爱明确之黑白色。老子云“知白守黑”。五色缤纷，易于杂乱。所以唐王维说“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以墨为五色之主。唐张彦远对“得意”的笔墨有段精彩的论述：
“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綷，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
这里从“运墨”一词。可知所指不仅是色相。已经包括用笔了。墨呈五色、靠的是笔法来实现，这一观点在他的另一段论述中更为明确：
“然今之画人，粗善写貌，得其形似，则无其气韵：具其色彩，则失其笔法。岂日画也?”
从这两段文字分析，可以得出：笔墨所指不是笔和墨两种材料工具。而是笔法和墨法，最终归为一法即笔法，甚至也包括色彩在内了。因色彩也要靠笔法来完成。作品倘若失掉笔法，不用说得意，根本就不能称为画了。进一步推想，既然墨为五色之主，墨本身又呈五色，而“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这在色相上讲笔墨的内涵就扩大了。由运墨用笔回归到操纵它的主体——人，于是，人品自然进入笔墨的范畴。
早在元代之初的赵盂頫就指出：“结体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因时相传者当指形式面目。千古不易者当指精神实质。黄宾虹说得更为直接：“章法屡改、笔墨不移。不移者精神，屡改者面貌耳”。这里有两个名词概念需要弄清，前者的“结体”与后者的“章法”当属同一“笔墨”范畴。黄宾虹将章法同笔墨分开讲，意在就笔墨的“变”与“不变”的层面来说明。实际上笔墨在整体上是一个统一不可分的概念。王国维论绘画，说布置属于第一形式。使笔使墨属于第二形式，中国画的“笔墨”就是表现“心目界之所有”的这两个形式。它既是工具又是目的。可以说“笔墨”兼本末、包内外、是表里、心物的和谐。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是精神的具体化。“笔墨”作为中国画的“言语”。就艺术表现和鉴赏来说。言既是物。表既是里。只是由于分析的需要才加以区分。实际上如庖丁之解牛，技术与精神如何能够分开?因此说笔墨境界即为物我合一的境界。超级秘书网：
关键词：文人画 写意 写意油画
随着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国际文化交流不断升温，中国当代油画越来越受西方现代绘画观念、思想、风格的影响。油画作品同时也呈现出多种表现形式，多种风格。中国油画家也同时对油画艺术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使得中国油画更趋向多元与个性化。“中国油画家一方面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对本土传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表现、抽象和象征成为新的艺术取向，中国油画也开始趋向于写意的表现形式，并成为当代中国油画的一大特色。“中国传统绘画原本就具有表现意味的写意性，使中国油画家在理念与趣味上与西方表现主义产生了某种共鸣。”［1］，中国文化中的意象，既不是单纯客观世界的再现，也不是纯主观的表现，而是主客互渗、物我相融的“意象”，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写意”，“写”是一份心情、一种态度、一片坦然，是心灵深处的自然流淌。“写”更是一种功夫、一番感受，并经由一个“写”字，把画家的性情感怀淋漓尽致地表白“。写”还是一种充满着“道”的意识，伴随艺术家主观精神的“意”，使内心情思得于表达。这正是中国传统“写意精神”的实质内涵。［2］
早在1957年，著名油画家董希文在《从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谈到中国油画风》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油画中国风从绘画风格方面讲，应该是我们油画家的最高目标。要使我们的油画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世界艺术舞台上发出光辉，绝不是仅仅把我们油画画得跟西洋的油画一模一样。即使将来我们的油画形式、技法能够达到欧洲一样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此为满足。我们有我们民族自己的艺术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画家应该有中国画家的气质，自己对生活的想法、看法和表现法。”由此可见，老一辈油画家也早已意识到“油画中国风”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然而最能体现“油画中国风”实质内涵的“意象油画”，经过油画家们多年努力的探索与尝试，已经展现了可喜的成果，而且正处于新的发展势头。意象写意油画的出现，在艺术语言、表达样式逐渐模糊的今天，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中国当意油画既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同时也传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气质精髓。如，画面色彩比较单纯。“文人画受道家的影响很大，道家中又数老子庄子的影响最深。道家崇尚自然，因而反映在文人画的精神中也是将“自然”作为绘画的准则。并且老庄对于色彩主张“朴素玄化”，提倡“故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3］这种观点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要素之一。中国当意油画中，画家作品体现出来的特征也是极其明显的，：“作品基本色调一致，甚至是单色画，造型上也极力简化，形成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画面效果和表现形式。
1970年11月15日，王进喜因病去世，铁人形象的树立在1971年的工业学大庆的再度热潮中被强化，以铁人精神宣传为主题的美术创作成为石油工业题材美术创作的重点，铁人作为大庆石油工人的典型代表，作为时代精神的典范，受到众多画家的重视。此时，对以铁人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的表现成为美术创作的重要题材。1972年刘振铎创作了水墨人物画《开发大庆的人们》，描绘的是大庆油田会战初期，几万石油工人齐聚大庆，铁人王进喜带领石油工人，顶风冒雪，浩浩荡荡开赴会战前线的史诗般的场面，比较具有典型性。杨伯林创作了《晨读》一画，表现的是王进喜与职工学两论的情景。1973年10月1日，在“全国连环画、中国画展览会”上，赵志田的《大庆工人无冬天》是最受瞩目的典型作品。该作品属于水墨人物场景画，选择刮风下雪的冬天井场为特定环境，王进喜与工人顶风冒雪进行钻井生产，工人们热火朝天的无畏干劲与严寒的冬天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了大庆工人无冬天的主题。还有王洪涛的《喜听原油滚滚来》、张德育等人合作的《会战新油田》、张仁芝的《创业年代》、曾纪刚的《喝令地球献石油》等作品均属于水墨人物场景画。而此次展出的连环画作品以于美成等人创作的《英雄的大庆工人》最有代表性。1974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上，赵志田的《会战年代》、金祖章的《油海欢歌》作为表现石油工人题材的作品入选。1975年大庆文化馆创作了另一幅《开发大庆的人们》。1977年方增先创作了《石油工人》，在笔墨运用上比较突出，明显更注重笔墨意趣。大庆文化馆也组织创作人员编绘了《较量》等作品。综观这一阶段的水墨人物画创作，1979年之前的这段时期，在题材内容方面都以大庆油田开发建设为背景，且创作手法高度一致。在群组人物表现的作品中，构图形式上多把人物置于画面中心位置，每以王进喜为中心人物，画面中的石油工人着工服皮帽，多是顶风冒雪在艰苦环境中作业。形成这一现象的客观原因是大庆多沼泽，冬天是油田建设的黄金季节利于重型机械作业；主观原因是对于冬天的渲染更利于对石油工人克服困难战胜自然的坚强意志的表现。在背景刻画上，多是钻井采油的工作环境，环境氛围大致相同，重点展现了我国石油工人朴实、乐观、豪迈的精神面貌。而在单个人物表现中，仍多是以王进喜为题材进行表现，这主要是王进喜作为石油工人的代表非常具有典型性，而且这种表现更注重对铁人精神的宣传，比如张仁芝的国画《创业年代》、杨伯林的《晨读》等作品。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多数作品无法摆脱教化功能的表现，过于升华了铁人的形象，使作品流于宣传画的模式。创作手法皆以水墨表现为主，在笔墨技法上是纯粹的传统写意人物画手法，用笔采用勾勒、皴擦等方法，用墨则采用泼墨、破墨等形式。连环画虽然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盛行的一种特殊绘画形式独立于国画创作之外，但其发展形式多为国画的工笔设色及线描形式，我们姑且也将其作为石油工业题材国画的发展形式之一。如1973年于美成、楼家本等创作完成的连环画《英雄的大庆工人》，即为国画工笔设色的形式。而大庆工人业余创作组完成的《王铁人的故事》则为线描形式。这一时期的连环画同国画的其他形式一样，题材都重点围绕大庆会战史和王铁人的事迹进行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