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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006年2月，财政部了新会计准则，其中显著变化之一是对金融工具相关概念的引入。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有我们以前在旧准则中接触过的，也有真正全新的交易和业务。此外，对于初次接触金融工具的非银行会计人员来说，会计准则和会计指南的规定并不十分详细，理解并准确把握其概念、确认与计量有一定的难度，对于那些对会计不是很熟悉的财务报告使用者来说难度更大，而且准确理解金融工具的相关概念是关键。由于与金融工具相关的内容较多，笔者在此主要对其形成的金融资产进行分析。
2金融资产的涵义及分类
2.1金融资产的涵义
金融资产是一切可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具有现实价格和未来估价的金融工具的总称。金融资产的最大特征是能够在市场交易中为其所有者提供即期或远期的货币收入流量。尽管金融市场的存在并不是金融资产创造与交易的必要条件，但大多数国家经济中金融资产还是在相应的金融市场上交易的。
2.2金融资产的分类
在1993年最新公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从统计目的出发对金融资产作了以下分类：(1)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2)通货和存款；(3)股票以外的证券(包括衍生金融工具)；(4)贷款；(5)股票和其他权益；(6)保险专门准备金；(7)应收／其他应收账款。在线
SNA中的金融资产；实际是按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记录的这些统计对象所有金融资产和负债。对每一部门来说，资产负债表显示的是该部门为筹集资金发生的金融负债和该部门已经获得的金融资产，它提供了有关一个部门金融手段运用程度及该部门在债权、债务关系中所处地位的双重关系。
一般来说，根据金融资产的经济性质可以将金融资产分为：库存现金（包括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贷款、垫款、其他应收款、应收利息、债权投资、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衍生金融资产等。
而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则根据对金融资产投资交易的持有意图的不同，将金融资产分为：（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2）持有至到期的投资；（3）贷款和应收款项；（4）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3金融资产的确认
企业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应当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3.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3.1.1交易性金融资产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金融资产，应当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1）取得该金融资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近期内出售。
（2）属于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且有客观证据表明企业近期采用短期获利方式对该组合进行管理。
（3）属于衍生工具。主要指期权和期货。但被指定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属于财务担保合同的衍生工具、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工具除外。
上述三个条件表明，交易性金融资产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企业持有的目的是短期性的，即在初次确认时即确定其持有目的是为了短期获利。根据旧准则对长短期的划分，此处的短期也应该是不超过一年（包括一年）；
（2）该金融资产具有活跃的市场，其公允价值能够通过活跃市场获取；
根据这两个特征可以看出，旧准则中的短期投资如果仅仅是为了随时通过出售获利，则应当属于交易性金融资产。
3.1.2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当金融资产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时，应将其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1）该指定可以消除或明显减少由于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计量基础不同所导致的相关利得或损失在确认或计量方面不一致的情况。
（2）企业风险管理或投资策略的正式书面文件已载明，该金融资产组合、该金融负债组合、或该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组合，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管理、评价并向关键管理人员报告。
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不得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3．2持有至到期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且企业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下列非衍生金融资产不应当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
（1）初始确认时被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2）初始确认时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3）贷款和应收款项。
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持有意图和能力进行评价。发生变化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处理。
根据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持有至到期投资具有以特征：
（1）持有至到期投资是非权益性的投资；
（2）在初次确认时即明确确定一直持有该投资到期才收回，除非有企业不可控制的原因使得企业无法再对该项投资持有至到期，此时应将其重新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该投资到期时收回的金额固定或可确定。
根据持有至到期投资的特征可知，旧准则中的长期债权投资中准则持有至债权到期的应确认为持有至到期投资。
此外，对于到期时间短于1年的投资，如果满足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其他条件，也应该确认为持有至到期投资。因此，旧准则中的短期投资如果在初次确认时即确定持有至到期，也应确认为持有至到期投资。
3．3贷款和应收款项，
贷款和应收账款，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企业不应当将下列非衍生金融资产划分为贷款和应收款项：
（1）准备立即出售或在近期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2）初始确认时被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3）初始确认时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4）因债务人信用恶化以外的原因，使持有方可能难以收回几乎所有初始投资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企业所持证券投资基金或类似基金，不应当划分为贷款和应收款项。
贷款和应收账款的概念明确，确认相对容易。
3．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准则规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指初始确认时即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以及除下列各类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
（1）贷款和应收款项。
（2）持有至到期投资。
（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企业会计准则指南规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通常是指企业没有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的金融资产。比如，企业购入的在活跃市场上有报价的股票、债券和基金等，没有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持有至到期投资等金融资产的，可归为此类。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与前面三类金融资产相比，可出售金融资产具有以下特征：
（1）该资产有活跃市场，公允价值易于取得；
（2）该资产持有限期不定，即企业在初次确认时并不能确定是否在短期内出售以获利，还是长期持有以获利。也就是其持有意图界于交易性金融资产与持有至到期投资之间。
（3）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可能是短期持有，也可能长期持有，为了保持计量的一致性，因此与交易性金融资产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不同，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3．5金融资产与长期股权投资的关系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规定，按长期股权投资形成方式或来源不同将长期股权投资分为三类：（1）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2）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3）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根据投资是否对被投资单位拥有控制及控制的方式或者重大影响分为四类：（1）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权益性投资，即对子公司投资；（2）能够与其他合营方一同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的权益性投资，即对合营企业的投资；（3）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即对联营企业投资；（4）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在活跃市场上没有报价且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在线
根据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式分为两类：（1）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2）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结合前面对金融资产的分析及长期股权投资的不同分类，笔者认为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与金融资产的确认相比具有以下特征：
（1）长期股权投资在初次确认时即能确定将长期持有。笔者认为此处的长期为超过一年的期间；
（2）如果权益性投资目的是出于对被投资者的长期控制、共同控制或者能够施加重大影响，则该项权益性投资无论是否具有活跃市场和公允价值，均应按相关规定确认为长期股权投资。反之持有意图并不是为了控制或重大影响，则应确认为相应的金融资产；
（3）对于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权益性投资也应确认为长期股权投资。反之，对于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报价、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的长期权益性投资应当考虑确认为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4总结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对金融资产的确认有一个较清晰的认识。当然，由于笔者经验的不足，本文的分析还有待改进。此外，由于会计准则和相关指南对金融资产确认的相关规定相对比较抽象，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可理解性还有一定差距，因此，要准确地理解金融资产及其确认，尽快进一步完善相关指南才是关键。
二、后续计量的变化
修订后的长期股权投资后续计量的变化主要是由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范围的变化引起的。根据修订后的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规定，原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不再属于“长期股权投资”，而应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的规定进行处理，应归并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中进行核算。这种核算范围的变化导致长期股权投资后续计量，当持股比例发生变化时，核算方法的转换变得更复杂了，主要涉及到如下核算方法的转换：一是成本法转为权益法；二是权益法转为成本法；三是金融资产转为按权益法核算；四是金融资产转为按成本法核算；五是权益法转为按金融资产核算；六是成本法转为按金融资产核算。其中后四种涉及到长期股权投资和金融资产之间的转换，与以前相比会计处理有了很大的变化，具体分析如下：
1、金融资产转为按权益法核算
根据修订后的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第十四条的规定，投资方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实施共同控制但不构成控制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确定的原持有的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原持有的股权投资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以及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应当转入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当期损益。例题1：2014年1月1日，W公司以银行存款200万元购入乙上市公司10%的表决权股份，W公司将其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014年12月31日，该股票公允价值为220万元。2015年5月20日，W公司又以300万元的价格从乙公司其他股东取得该公司15%的股权，取得该部分股权后，W公司能够派人参与乙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W公司对该项股权投资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转为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当日原持有的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为280万元。2015年5月20日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总额为2400万元。不考虑所得税影响。在此只分析W公司追加投资时的会计处理，在此之前的会计处理略：（1）2015年5月20日W公司追加投资时：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300贷：银行存款300（2）根据修订后的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规定，原持有的股权投资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以及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应当转入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当期损益。（3）2015年5月20日W公司追加投资时，初始投资成本（580万元）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2400万元）的份额（580－2400×25%＝－20），应调整初始投资成本。
2、金融资产转为按成本法核算
根据修订后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第十四条的规定，投资方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非同一控制下的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在编制个别财务报表时，应当按照原持有的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改按成本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的，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应当在改按成本法核算时转入当期损益。
3、权益法转为按金融资产核算
根据修订后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第十五条的规定，投资方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处置后的剩余股权应当改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核算，其在丧失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之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在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例题2：2014年1月1日，W公司以银行存款1000万元购入丙公司30%的股权，W公司对丙公司具有重大影响，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3000万元。2015年5月20日，W公司出售其持有的丙公司15%的股权，出售股权后W公司持有丙公司15%的股权，对丙公司不再具有重大影响，改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会计核算。出售取得价款为650万元，假如出售时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构成为：投资成本1000元、损益调整100万元、其他权益变动50万元。剩余15%的股权公允价值为550万元。（2）根据修订后的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第十五条的规定，处置后的剩余股权应当改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核算，在丧失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之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3）根据修订后的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第十五条的规定，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在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即W公司在处置时应将其他资本公积转入投资收益，会计处理为：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50贷：投资收益50要注意的是，这里视为将全部长期股权投资终止确认了，结转的其他资本公积是50万元，而不是25万元。
一、研究背景及其研究目的
财政部于2006年2月了新《企业会计准则》，标志着我国会计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在这一变革中，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成为最大的亮点。作为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应用的代表性领域，权益性金融资产的会计核算体现了新企业会计准则理念的核心变化，并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增减和股票市价的涨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同的权益性金融资产的会计核算方法不同，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新准则没有明确界定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划分标准。某项金融资产的具体分类，主要取决于企业管理层的风险管理、投资目的等因素，这为企业管理层对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归类留下了选择空间。
二、权益性金融资产的范畴
（一）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内涵
金融资产是金融工具的资产化形式，是对负债性金融工具或权益性金融工具投资的结果。本文所称的权益性金融资产，是指企业对股票及其他权益性金融工具投资而形成的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归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两个项下。其中，归属于“交易性金融资产”项下的权益性金融资产，主要是指企业准备在近期内出售以赚取差价而从二级市场购入的股票、基金等；归属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下的权益性金融资产，主要是指企业没有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的金融资产。
（二）权益性金融资产与长期股权投资的联系与区别
权益性金融资产的“镜像”是股票及其他权益性工具，与资产负债表上的“长期股权投资”同属于股权投资，且上市公司的部分权益性金融资产就源于股权分置改革后取得流通权的原非流通股。两者的会计核算方法有本质上的区别，最显著的区别是：不管是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期末的账面价值都按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报告，确认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长期股权投资在持有期间，根据表决权比例、对被投资单位的实质性影响等标准进行划分，分别采用成本法和权益法进行核算。
三、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归类影响分析
对某项资产的归类偏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项资产的归类对公司本身的影响。下面笔者通过比较分析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以及会计处理差异对公司会计指标、全面收益、所得税、股票价格等方面的影响，以对管理层的归类偏好做出判断。
（一）会计处理比较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同属于金融资产，都在活跃的市场上有报价，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它们的会计核算方法适用于独立的具体准则——《金融工具的确认与计量》，两者的会计核算有以下异同：
一是初始计量时，交易性金融资产将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交易费用作为初始成本入账。二是期末，两者都按期末公允价值调整账面价值，但交易性金融资产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公允价值的正常变动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交易性金融资产不计提减值准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下跌重大或属非暂时性时，需计提减值损失，减少账面价值；在计提减值后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又上升时，如果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属于对负债性金融工具投资，则冲减原计提的减值损失（不在分析范围），如果属于对权益性金融工具投资，增加资本公积。三是处置时，两者都须将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出，但交易性金融资产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转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从“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转出。
（二）会计处理差异的影响分析
1.对会计指标的影响
如果不考虑取得时所发生的交易费用，一项权益性金融资产被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与被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对不发生减值的持有期间的利润有差异，对减值期间及处置时的利润没有影响。当所持有的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上升时，金融资产不存在减值，如果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导致当期利润、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上升；如果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只会导致投资企业的净资产、每股净资产的增加，不影响利润指标。处置时，两种归类方法确认的投资收益总额都等于出售价格与初始投资成本的差额，且投资收益的大小都受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变动趋势的影响。在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会使出售当期的投资收益大幅增加，每股收益大幅上涨；反之，在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会使出售当期的投资收益大幅减少，每股收益大幅下跌。处置时两种归类方法所确认的投资收益的唯一差异来源于取得金融资产时对交易费用的处理差异。由于取得投资时的交易费用是一次性的支出，且金额一般不大，在本文的分析中忽略不计。
2.对全面收益的影响
（1）全面收益的含义：企业的全面收益是指“在报告期内，除与所有者之间的交易以外，由于其他一切原因所导致的净资产的变动”，包括公司的经营损益、持有资产的未实现和已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其中，公司的经营损益是指传统的会计利润；持有金融资产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是指在持有期间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上升和下降，也包括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的减值损失；持有金融资产的已实现利得和损失是指从取得至出售金融资产所确认的投资收益，包括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发生的交易费用、持有金融资产取得的应收股利、出售金融资产时收入超过账面价值的差额及转出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
（2）全面收益的计算
全面收益＝期末净资产－期初净资产－投资者投入＋向投资者的分配＝（期末的资产－期末的负债）－（期初的资产
－期初的负债）－投资者投入＋向投资者的分配
全面收益的计算基于企业的资产、负债的变动，体现了新准则的资产负债表观，有别于传统的收入、费用观的会计理念。交易性金融资产对取得投资时的交易费用作费用化的处理方法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交易费用作资本化的处理方法，只影响取得金融资产当期的全面收益，不影响以后各期的全面收益的大小。另外，利润表的损益最终会结转到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项下，如果不计所得税，则交易性金融资产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的处理方法也不影响全面收益。因此，采用全面收益评价公司的绩效，可减少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应以全面收益作为会计监管和市场监管的一个基础性指标。
3.对所得税的影响
（1）公允价值变动对当期和未来期间应交所得税的影响分析。税法规定：资产在持有期间公允价值变动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待处置时一并计算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因此,某项金融资产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不仅不影响当期应交所得税的大小，也不影响未来期间的应交所得税。因为不管是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时确认的损益都等于处置收入扣除账面价值后的差额加上原计入损益或资本公积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实际上等于处置收入扣除初始入账成本的差额，因此，不管归类为何种权益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对未来期间的所得税没有影响，即两种处理方法的递延所得税相同。（2）资产减值对当期和未来期间应交所得税的影响分析。交易性金融资产不需计提减值，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下跌严重或属非暂时性时，需将公允价值的下跌作为减值损失，计入损益表。税法规定：除应收账款按期末余额5%。计提的坏账准备允许税前扣除外，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在发生实质性损失前不允许税前扣除。税法对资产减值的处理与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处理相一致。因此，虽然新准则对这两种权益性金融资产是否计提减值的规定不同，但不同的归类不会带来所得税的差异。
（3）对所得税费用的影响分析。新准则规定，所得税会计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根据会计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计算“暂时性差异”，确定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包含当期应交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两部分，由于不同归类不影响当期应交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因而也不影响所得税费用。
可见，虽然人为因素可以操纵计入损益表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资产减值损失”的大小，但不能因此调节所得税。所得税是公司的一项重要费用支出，由于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归类不影响公司所得税，由此可排除公司借助改变权益性金融资产归类进行税收筹划的动机。
4.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新准则下，权益性金融资产的不同归类对公司会计指标的影响有差异，但这种会计信息的差异只是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并未实质上改变公司的内在价值。如果资本市场是强有效的，权益性金融资产的不同归类不影响公司的股票价格，但在资本市场有效性不强，人们识别、利用会计信息的能力不高，只能简单使用少数几个财务指标进行决策的情况下，这种由会计政策选择引起的会计指标的差异传导到资本市场，对公司的股票价格、关联公司的股票价格乃至整个股票市场可能产生深刻的影响。
有众多中外学者关于会计信息有用性的研究表明：会计信息有助于投资者预测公司收益、评估股票价值并做出买卖决策。有不少学者通过数据检验证明：每股净资产或每股收益的变化，对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产生影响。还有价值相关性的实证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每股收益对公司股票价格的解释能力大于每股净资产及其它财务指标的解释能力。如曹国华、赖苹2006年的研究《净资产、剩余收益与股票定价：会计信息的有用性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当期的每股净资产对股票价格的解释能力较弱，当期的每股收益对股票价格很有解释能力，未来的每股收益对预测股票价格没有太多帮助。
据此推测，在一定条件下，当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上升时，为了提高公司的营业利润、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以至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持股公司更倾向于将长期股权投资归类为权益性金融资产，或将权益性金融资产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而当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下降时，持股公司更倾向于将权益性投资归类为长期股权投资，或将权益性金融资产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但前提条件一是持股公司认同有关资本市场的会计信息有用性、价值相关性的实证研究结论；二是会计利润指标、市场价值指标在评价经营者业绩时权重适当；三是持股公司对股票市场有合理的预期。显然，股票市场价格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受宏观政策、资金的充裕程度、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持股公司难以预测所持有的股票的价格走势，而其他的两个前提条件是否能满足还有待验证。由此推断，管理层不存在明显的借助权益性金融资产的不同归类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动机。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一项权益性金融资产被归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被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影响公司的会计指标，进而影响公司的股票价格，但不影响公司的全面收益、所得税。由于股市的不确定性，企业管理层在投资权益性金融资产时，不应存在明显的通过改变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具体归类影响股票价格的倾向。如果在监管中更强调全面收益指标的作用，可消除企业管理层通过改变对权益性金融资产的归类而影响会计指标的动机。但权益性金融资产与长期股权投资相比，两者的会计核算方法有本质上的不同。一项股权投资被归类为金融资产与被归类为长期股权投资，对公司的业绩及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差异悬殊。因此，为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应对企业的股权投资归类的正确性进行监管。在监管时，应重点关注权益性金融资产与长期股权投资划分的正确性、合理性。
【参考文献】
居民金融资产是居民资产的一部分，是以各种金融产品形态存在的有形财富。其总量为一定时期内居民收入总额减去当期消费总额的余额，即广义的储蓄额。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具体形态有现金、银行储蓄、国债、企业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保险储蓄金等。居民金融资产总量在各种金融产品上的选择以及从而形成的比例关系，称为居民金融资产结构。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加重，一场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已经席卷而来。对于中国居民来说，通货膨胀的压力还没有过去，金融危机的阴影又开始笼罩，央行终于停止了连续加息的步伐，开始松动货币政策。在资本市场低迷和降息的背景之下，居民家庭合理安排金融资产结构对于抵御风险、增加收益变得尤为重要。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尚不合理，与金融资产总量不相适应的矛盾也十分突出。
一、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总量显著增加。2007年末，居民储蓄存款总额为17.3万亿元，其中，储蓄存款占69.1％，股票占14.2％，现金占7.9％，国债占5％，保险和其他资产占3.8％。数据表明，虽然随着国债的发行、股票市场的成立与发展、保险业务的开展，金融资产的结构初步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是，为了满足未来消费支出的需要，实现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我国居民支出决策仍有明显的长期行为特征，选择金融产品时过多注意资产的安全性。在金融资产中，储蓄存款仍以绝对优势排在首位，据统计，城市家庭近七成的人民币目前都存放在银行中。而目前美国的情况是，储蓄替代型金融产品品种数量非常多，居民储蓄中有价证券所占比重已超过50%，保险超过30%，银行存款只有百分之十几。对比显示，我国居民的投资观念仍较为保守，对资金的安全性过于看重，进行高风险金融投资的意识不强。
二、居民资产结构不合理的原因
1、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有价证券投资风险大，不确定性高
虽然在前两年的大牛市中，我国居民投资股市的热情被大大点燃，但是近几个月的大跌又大大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受资本市场和房地产行情波动的影响，资金又迅速回流到储蓄上来。2008年一季度，我国居民储蓄率为25.1％，比2007年底上升0.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存款比率总体转为上升态势，储蓄存款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上升为72.2％，而居民股票市值在金融资产中比重显著下降，降至10.4％。事实表明，由于我国股市还处于初级发展时期，上市公司总体运行质量不高，居民对股票投资比较生疏，缺乏投资专业知识，大部分人对资金投入股市只是盲目随从，频进频出现象严重，使这部分资金十分不稳定。另外，企业债券虽然收益较高，但投资风险更大，不适合初级投资者。投资基金虽以其“集合投资、专家管理、分散风险、产权清晰”的优势在近几年异军突起，但由于发展起步较晚，创新品种还比较少，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股市的运行情况，因此近来也出现萎缩的迹象。国债发行数量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个人投资者的需要。
2、我国保险市场吸收资产的能力还未有效发挥
2006年，世界人均保费469.6美元，我国仅36.3美元；发达国家人均长期寿险保单持有量为1.5件，而我国仅0.1件；我国的家庭财产保险投保率为5%，公众责任保险投保率不足10%，即使消费者熟悉的车辆保险投保率也仅达到30%，而在发达国家这些险种的投保率都在80%以上；我国医疗费用由商业保险承担的比例不到2%，而许多发达国家往往超过50%。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资产的供给量有限，表现在商业保险起步晚、保险机构少、分布不均衡、险种少、营销不规范等。另一方面，居民的保险意识相对较低。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几千年来人们习惯忍耐、各安天命，不愿意主动地用保险的方法来处置风险。另外，侥幸心理和狂热的投机使人们对偶然的暴富太过关注，而对偶然的不幸太过漠视。这些都使保险意识的普及和保险业务的开展遇到了很大障碍。
3、我国居民金融意识还不强
首先表现在对存款安全看得较重，不愿意承担风险，看重资金存入量的增加而不忠实资金自身的升值。其次，储蓄最终用途的性质也决定了居民家庭资产结构的选择。据有关部门对居民储蓄用途的调查结果显示，用于子女教育、看病就医、养老、购买住房等四项用途共占66.5％。如此高的比例用于预防性动机，势必对用于消费和投资的资产产生比较大的挤出效应。
三、优化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政策建议
1、设法增加居民收入，尤其要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国家统计局2007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出金融资产继续延续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居民高积累低消费的最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长缓慢，后顾之忧加剧。因此，要使居民在增加积累的同时保持一定的消费水平，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增加居民收入，同时要提高低收入户居民家庭收入的稳定性，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通过各种渠道使城镇因下岗、失业而形成的收入不稳定状态有所缓解。这就需要国家财政、税收政策适度向低收入群体倾斜。
2、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城镇居民加速积累资金主要是为了预期消费，储蓄的主要用途是为防病、养老、子女教育和防意外，保险取向是养老和防病。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对未来生活担忧，同时也表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手里有钱，遇事不慌”是居民普遍心态。近几年，我国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真正落到实处还很难。今后还应在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养老保险方面多做工作，解决城镇居民的后顾之忧。
3、完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获利能力，引导居民增强投资意识
首先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各项监管制度，督责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提高上市公司的获利能力。要积极稳健地实施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或通过收购、兼并、租赁等形式进行资产重组，扩大企业规模，或通过股权转让为企业注入资金和项目，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其次，鼓励证券、基金行业和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加快股指期货等金融创新产品的研究和推广的步伐，拓宽个人投资渠道。再次，加强对居民投资宣传和投资知识的培训，要引导居民增强投资意识，端正投资态度，理性对待个人投资。
4、加快发展商业保险市场
我国商业保险市场起步较晚，各方面运行机制和规则尚未健全，因此，完善保险市场运行规则是加快保险市场发展的首要任务。一方面要完善保险市场的法律体系，建立与《保险法》相配套的法律规范。另一方面是建立保险公司评估机构，对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经营水平、投资回报率等指标进行评估，确定保险公司安全、高效运营。另外，对于各个保险公司来说，要想促进居民金融资产的多元化发展，吸引更多的居民进入保险市场投资，保险公司就必须提供具有市场吸引力的保险产品。保险险种一般分为储蓄性、保障型和分红型。根据目前我国社会体系的改革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来看，应以保障型为主，兼顾储蓄型和分红型，加大商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险种的开发力度。
二、跨年度确认与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务处理
其一，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资产？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融资品种？而从根本上讲，社会的金融资产结构最终是决定于居民的财富配置需要还是企业的融资要求？由此而另有所言的是，对于金融资产结构的改革政策及措施，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影响程度与着眼基点。
其二，变更金融结构的政策无疑是着眼于改善金融体系的效率。而对效率的理解，此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几乎都是从单一金融资产的功能出发，去考虑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进而希望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虽然近年来风险的分布防范也开始被纳入金融结构政策的关注视野，但是，究竟怎样才算实现了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社会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又怎样才算称得上协调、适应、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突出变化无疑当首推股票市场的发展，目前股市却集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应该讲，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大都可归咎于中国转轨时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自身制度构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规制定和实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每一个问题的凸现和解决，无一不触及到股票扩容和资金扩容的矛盾？这一矛盾困扰股市已多年，管理层在平衡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导致具体政策摇摆不定。然而对此矛盾，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总的政策取向下，人们的习惯思维往往是把它视为中国特有的背景关系，却不是直接看作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如果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有必要质疑，中国的股票资产历经数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经超越了居民现阶段的实际需求？而我们对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过重？对其发展进程设想得是不是也过份乐观？
二、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与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常的思维范式是去探寻一个理想的金融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品种，以及各种品种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相对规模，才更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细一掂量，这一思维范式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对于不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各种金融体系，是否能够直接、孤立地加以对比，区分出孰优孰劣、何种先进而何种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从经济发达国家中选择出视为成功的金融体系作为构建的参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资产品种。需知，从技术角度讲这是极为简单易办的事。再者，怎样才算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是无法量化、难以评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难以说清、确知它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因果关联性。
其实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只是理解金融体系效率内涵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摆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
金融体系及其所属的金融资产结构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历经了漫长的渐进演变。翻开各国的金融史，在不同的历史时序阶段，金融结构的变化表现出大多是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或是权力人物的强制政策而振动反复，偶发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经济运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扰乱的影响。但就大的事件框架来讲，它总是呈现出与实质经济的发展并行推进的。一个成功的金融结构体系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质经济状况，以及各国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会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断的振动和变化中完善和存留下来。
提出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或许在金融理论上可称是一种新的见解，其实这是源出于诺思的思想。诺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个深邃且不同凡响的结论性见解，他指出，“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效率而非配置效率”。这里，虽然诺思是针对经济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讲，并没有细到具体涉及金融体系以及金融资产结构，但其分析思维却是独辟蹊径、颇富启迪的。按传统的各种分析经济增长模式，都是主要透过经济变量，从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改变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又往往把技术创新置于决定性的位置。诺思却是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认为富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分析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中，领会、借鉴、引入诺思的“适应效率”的见解具有两重理论含义：
其一，置于金融资产结构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对于实质经济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存在着适应或不适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体系。就这层含义讲，金融适应效率的见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存在着区别。作为研究金融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论的分析视角，是要说明决定金融结构的是国民财富、国民产值、资本形式、技术条件、储蓄水平等实质经济，对于不同的国家、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及其变化的方式都存在着差异，从金融结构的状况能够判断出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程度。这里，戈氏思想虽然很注重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差异，却强调的是金融结构与实质经济之间、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一致。而我们从诺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适应效率则一是欲突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二是欲突出金融结构可能是适应的，也可能是不适应的，不适应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造成破坏性作用。
其二，每一种金融资产——货币、债券、股票等，都具有独自特有的融通资金、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却无法按自然科学的思维从技术性的角度直接推导出它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纵观金融发展史，可以作为印证的案例比比皆是。银行券的产生能够克服黄金作为货币在数量上的短缺，却屡屡出现人为的发行失控；十九世纪英国工业资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国，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归之于一种特殊银行——动产抵押货款银行的建立。人们谈论股票的作用往往会将其与英国铁路的早期兴建联系在一起，可当在采矿业中兴起股票热时，却被杰弗里斯称之为“最要不得的现代金融手段之一”，因为在当时的勘探技术条件下盲目采矿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当约翰·劳将这种现代金融手段带到法国，作为财政部长的他虽尝到了扩大港口的好处，却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而身败名裂。
从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出发分析，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主要适应于实质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构成实质经济的因素很多，生产力的推进、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发明和技术变革、人口变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说作为基本前提的，是一国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积蓄程度。这么讲，似乎是易于理解的无异议见解，然而我们发现，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或者政府有关的政策上，却不时表现出含混甚至错误的思维。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金融资产的品种到底是由企业决定还是由居民决定？对此问题，政府的金融资产结构政策着眼的基点往往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企业的需求。且人们在研究金融问题时通常的思维也是把“金融资产”与“金融工具”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关注的是社会物质要素的转移和配置，其倾向性同样不言而喻。然而颇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顿在其影响力极大的《金融学》教科书中，却在开篇定义中将管理个人资源列为研究金融的五条理由之首，并将家庭的金融决策置于企业的金融决策之前。其实，这一问题就表象看，虽然是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设计、推出不同的金融资产，企业从自身的经营也的确需要考虑权益资本和负债资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筹融资金。如果单从这一需求讲，企业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资产形式简单与均一，以此能降低费用和简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现出热衷于金融品种创新，更多的动机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资产选择需要。应该讲，反而是拥有财富的居民才更关注、更需要收益与风险各异的多样化金融资产，这种多样化能够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据各自的效用曲线达到资产配置的目的。
中国在近二十多年的经济转轨时期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过程最能印证，也最能用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予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财政、小银行的资金分配格局，一个重要直接原因是人们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证一定的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储蓄的基础上，只有采取国家财政方式强制进行国民收入的分配，当然从根本上这又要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急速膨胀，是由于人们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储蓄存款成倍增长；此后银行信用逐步扩展到独木撑天的局面，而人们并不理睬发展金融市场的改革措施，没有燃起对股票、债券的热情，仍然唯一选择银行储蓄。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多数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钱，其数量也只能够应了这么一句话：“银行存款是穷人的储蓄”（莫迪利亚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场得以迅猛崛起，神速发展，这当然与股票这一资产的独特诱惑性有关，但作为背景基础的原因根本还在于此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富人阶层、产生了中产阶级。
经济理论的探讨总是带有现实的针对性。分析至此，本文转入重点想突出的观点，那就是，从金融资产结构适应与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经冒进；股票资产的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现阶段居民的财富程度。对于这种不适应，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没有大崩溃，只是脚下地面的轻微颤动是一种预兆”（奥弗斯通）。
三、中国特征的股市欣快症与股市政策的冷思考
认为中国股市存在泡沫，此种观点时有见诸于报刊，不过其含义是讲股价高了。而要认为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已处于冒进状态，不仅与眼下股市政策相悖，或许也难以得到多数理论研究人士的认同。因为下面几组数据太直观不过了。
中国股市产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国外成熟股市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中国股市的总市值不过四万多亿，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够流通，而发达国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国的银行储蓄存款超过7万亿，贷款额近12万亿，而企业每年通过股市筹集资金却只有一两千亿。
然而认真一推敲，上述数据只能够说明中国股市需要发展和发展的前景，却难以否定发展冒进，不能作为说明现阶段中国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资产的充分理由。
认为股市发展冒进，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基于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对中国股市建设进行回顾和评价的时候，没有人会低估这么一个成就：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路程。然而这同一事实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会工业化大生产初期的产物，而是跨越社会生产发展阶段的泊来品。
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场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问世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制度的基础、股票市场存在的前提是作为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它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长同步，同时与居民的收入财富增长和储蓄投资方式的变化同步。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股市历史上，虽然也屡屡发生大幅暴跌和长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现发行上市压力和股市不堪重负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中国，社会化规模经营的大工业企业是通过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资、国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业已形成覆盖各个领域的庞大国有体系，并在这种以国家独资为资本组成形式的企业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与之对应契合的社会分配机制、福利机制、储蓄和投资运行机制。在这样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绝对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转型、变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现为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在建立股票市场的问题上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企业制度的变革同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之间的冲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业的转制从技术程序讲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即可完成，并且国有独资企业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势必存在着股票发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储蓄投资方式基础上的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却具有很大程度的渐进性质。因此，中国股票市场从其产生一开始就潜在性的面临着股票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个层面是基于中国特色的股市欣快症。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在其产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股市欣快症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从事股票投机的强烈欲望，紧紧地吸引了从自耕农到拥有贵族头衔第一王子的各个阶层”（马克思）；二是股价攀升企高，涨升无理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三是很快抛开货币，包括存款和信贷；四是持续期限很短，例如英国的运河热潮3年，铁路狂潮5年。
中国股票市场的初期阶段也同样未能避免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和极大的复杂性。
作为欣快症共有的特征，中国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现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资热情，也曾出现股价被推至离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资热潮并没有出现失控。这当然与政府强有力的行政调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转型时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资者的热情起到了缓解企业转制造成的发行上市压力，同时也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欣快。推进企业体制改革和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的期望、转变单一银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风险的金融改革要求、谋求资金的利益驱动，这些都令政府和企业倾注出与投资者不相上下的热情。在供需双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场呈现出快速的发展。而股市政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护投资者的热情，控制企业上市的节奏，强调稳定；另一方面要适应政府和企业的需要，坚持大力发展。
中国股市欣快症的结果，不是泡沫的破灭，而是发展的冒进。原因是在持续不断的发行、上市压力之下，泡沫难以产生，反而，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政策导向下，历经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撑股市发展的资金已经出现了透支。
判言中国股市发展的冒进，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
其一，股票是风险性极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投资的金融资产品种。凯恩斯的《通论》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乐部，应该提高华尔街的门槛。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识告诉我们，售书的不应从事蛇麻投机，银行家不应倒卖松脂，铁路不应由侍女来筹建，运河不应由享俸的教士来兴修”。中国股市的发展政策应该是不违背常识的负责任政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资渠道畅通的现今背景下，银行储蓄存款呈现出居高增长，这更多的只能说明在现阶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风险的金融品种。
其二，股市发展冒进与股市存在泡沫，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问题，针对的政策和解决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如果是认为股市出现了泡沫，可供选择的措施是加大发行上市力度，压低股票价格。而判言股市发展冒进，采取的对策应该是减缓发行上市数量，让股市有一段休生养息的时期。近两年股市政策几经反复，终于宣布停止国有股减持，严格了增发的条件，而很快我们可能听见另一种质询：有哪一个国家的股市，曾经出现过每月、每周持续不断发行新股？
一、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否需要考虑减值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条明确规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而在随后的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和第四十八条分别规定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
也就是说虽然都是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是不必考虑减值的,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却必须在一定情况下考虑减值,其原因仅仅是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了当期损益,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被计入了所有者权益。这种对于以同种计量模式计量而公允价值变动处理结果却不同的做法本身就有待探讨,却又由此引发了考虑减值与不考虑减值的巨大差异。
本人认为,作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各资产项目的会计计量与核算方法在原则上应当是统一的,即不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应当计入当期损益,而且它也应当和其他各项能够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一样,在资产负债表日不需要考虑减值,完全可以根据公允价值变动的结果在调整资产账面价值的同时调整当期损益。
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的合理性
1.为什么不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条明确规定了“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而在后面几条的相关具体描述中却刻意回避了“减值准备”这个词汇,即使像《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6)》这样的权威解读资料在相关案例中也没有使用“××资产减值准备”科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的规定是“资产负债表日,……,确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按应减记的金额,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按应从所有者权益中转出原计入资本公积的累计损失金额,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本科目(公允价值变动)”。
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外,其他所有应考虑减值问题的资产,在确认减值损失并计提减值准备时的会计分录都是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资产减值准备”科目,只有该资产例外,在确认减值损失时借方计入当期损益而贷方却转出“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并冲减原资产账面价值。笔者实在想不出这么做的理由,难道是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留下的隐患?
2.可供出售权益工具减值处理的合理性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六条和前述《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的相关规定告诉我们,应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的减值金额计入当期损益(资产减值损失),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八条得规定又告诉我们“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得通过损益转回。”,《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又在191页具体规定了可供出售权益工具公允价值恢复的会计处理为“借记本科目(公允价值变动),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也就是说企业持有的符合条件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减值后,在一定条件下其价值是可以恢复的,但是确认减值损失时应计入损益,而价值恢复时却要通过所有者权益。如此处理的合理性,笔者实在不敢苟同。无论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一贯性要求出发,还是借鉴其它资产减值恢复的会计处理,确认减值和价值恢复的会计处理都应当是同步的。即如果确认减值损失时计入了当期损益(资产减值损失),那么资产价值回复时的正确会计处理也应当是冲减当期损益(资产减值损失)。超级秘书网
3.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减值处理的合理性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六条,关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金额确定的规定是“该转出的累计损失,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初始取得成本扣除已收回本金和已摊销金额、当前公允价值和已计入损益的减值损失后的余额。”,而对于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减值金额的计算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说法,反倒是《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6)》通过案例给了我们一点提示:
本案例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由于债券票面利率和实际利率都为3%,所以2006年12月31日可以按照当日公允价值和期初摊余成本直接计算减值损失金额为200000元(800000—1000000),而如果债券票面利率和实际利率不同,再计算减值损失金额恐怕就没有这么简单了。也就是说该案例无论计算资产减值损失金额还是计算资产价值恢复金额,都是用资产负债表日公允价值减去当日债券的摊余成本,并不是真正反映公允价值的差额,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计量原则。笔者认为,绝不能将“摊余成本”和“公允价值”两种截然不同的计量模式对同一资产项目同时使用,不但增加了会计处理的难度,也未必就能切实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由于“实际利率”和“摊余成本”本身就不能保证客观公允。实际上,如果完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无论资产减值损失金额还是资产价值恢复金额都应当是期初、期末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当然要扣除到期利息对公允价值的影响。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取消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的认定,采用与其他以公允价值计量资产一样的会计处理方式,资产负债表日按公允价值变动情况调整资产账面价值和当期损益,不考虑资产减值。而如果必须接受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这一特殊规定,也必须采用与其他资产计提减值相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即将确认的减值损失金额计入当期损益(资产减值损失)并同时计提减值准备,而不是直接冲减资产账面价值。同时,既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那么也应当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计算确定减值损失金额和后续的价值恢复金额。
参考文献:
现有文献中也有就某一种会计政策的选择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的大量研究。赵春光(2006)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利用减值的计提与转回进行盈余管理行为。而魏涛、陆正飞、单宏伟(2007)对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无论是亏损公司还是盈利公司的盈余管理相当倚重于非经常性损益。上述文献说明，我国利用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还是比较众多的，而且会计政策的可选性，使得公司可以从多方面调整公司的收益。我国的新准则对金融资产的分类有了新的规定，这给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提供了新的契机。王建新（2007）在研究中指出，公司倾向于将股票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量，而且金融类企业比非金融类企业更愿意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叶建芳、周兰、李丹蒙、郭琳（2009）的实证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持有较多的金融资产时,为降低其公允价值的波动对利润的影响，管理层倾向于将多数的金融资产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量；在后续计量中,管理层会在近期内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保证较高的利润,。以上研究说明，利用金融资产分类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还是很大的，而且由于金融资产划分主要依赖于管理者的意图，对于这方面来说管理者比较好操纵。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就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划分是如何影响盈余的问题展开，主要从会计核算的区别，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进而分析其对企业盈余的影响，即其带来的经济后果。
二、两类金融资产的分类对企业盈余影响的具体分析：
1.两类金融资产的会计核算区别分析。
1.1两类金融资产的定义及分类。金融资产，是企业所拥有的以价值形态存在的资产，是一种索取实物资产的无形的权利。本文所述金融资产主要包括股权投资、债权投资和金融衍生工具等。前文已介绍了企业将金融资产的分类情况，本文主要分析交易性和可供出售这两类金融资产。企业拥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目的是为了短期内出售，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没有被划分到其他三类，切购入就确定为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由于，这两类金融资产从内容上有交集，且划分标准由管理当局主观确定，所以，这两类金融资产的划分给管理者提供了盈余操作空间。
1.2两类金融资产会计处理的区别。（1）初始计量的区别。交易性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以其取得时的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而相应的交易费用作为投资收益处理，影响当期的利润；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按其公允价值计入账面价值，与交易性金融资产不同的是相关的交易费用也计入成本中。因而，将新取得的金融资产确认为交易性或者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当期的资产价值和利润的影响是不同的。（2）后续计量的区别。根据会计准则规定，这两类资产采用以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进行后续计量，但针对公允价值变动的处理有所区别。交易性金融资产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中列示其价值变动，影响当期利润，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则在“资本公积”科目中进行反映，影响权益。此外，在资产负债表日，交易性金融资产不发生减值，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不同，当有确凿证据表明其价值有所降低时，应当计提减值准备。所以说，在持有期间，两类金融资产对利润和所有者权益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3）处置的区别。交易性金融资产在出售时，其售价和账面价值的差额以及累计的公允价值变动均要转入“投资收益”科目中，此处理只影响当期利润；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虽然也是按售价和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但是，其累计的公允价值变动需记在“资本公积”中，且要将其从“资本公积”中转出，结转到“投资收益”中。因此，在处置阶段，交易性金融资产只影响当期利润，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除了影响当期利润外，对所有者权益也有所影响。
2.两类金融资产的划分对企业盈余的影响分析。
2.1初始划分时对企业盈余的影响。根据上述理论，交易性金融资产在入账时影响当期的利润，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当期利润没有影响。显而易见，当资本市场形势大好时，为了获取较大的收益，管理者较倾向于将取得的资产资产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如此，交易性金融资产价值的增加部分会被直接计入利润中，进而提升企业当期的利润，有利于企业股票增值以及获得再融资的机会。当资本市场波动，即不稳定时，企业股票或者债券的公允价值也会随市场的波动而波动，为了避免金融资产的价值波动对当期利润的影响，管理当局更倾向于将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但是在初始化分时也应当注意，当资本市场无法预测时，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价值波动会直接影响当期利润的波动，而利润的这种波动会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给投资者造成一种假象，进而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此外，也正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直接计入当期利润，所以，持有期间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就失去了操纵的空间，管理者也就无从利用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盈余管理。然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处理有所不同。其在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首先计入所有者权益，不会造成利润的波动，利于稳定投资者信心，利于稳定股价，并且由于出售时要将所有者权益中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入当期损益，所以给管理者留有很大的盈余管理空间。
2.2后续计量中对企业盈余的影响。在后续计量中，交易性金融资产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不能够实施盈余管理，然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后续期间的盈余管理的空间很大。首先，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先计入所有者权益，处置时才转入当期损益，所以，管理层的可操作性较强。当企业经营状况较好时，管理者会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所有者权益，实质上，这一行为便是储存利润，即先把公允价值变动部分积累到资本公积中，于未来年度发生亏损或者需要利润时，便可释放出积累的利润，满足企业需要。再者，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中，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其价值减少时，需计提减值准备。对于已计提减值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当出现由减值相关事宜引起的公允价值上升的情况时，已确认的减值便可转回。在实务操作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跌的暂时性与非暂时性是没有明确判断标准的，且公允价值上升是否与原减值事宜相关，完全依赖于管理层的主观意识，所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的计提或转回存在很大的操作空间。当企业收益较多的年度，管理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提较多的减值准备，而亏损年度，将减值准备予以转回，以增加利润，达到盈利等目的。
2.3处置时对企业盈余的影响。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价值，不论上升还是下降，后续计量时均在当期利润中有所体现，因此，交易性金融资产出售时，其变动不会对当期利润产生太大影响，企业利用交易性金融资产来调整利润、进行盈余管理的可操作性不大。而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时需将资本公积中累计的公允价值变动结转到投资收益中，所以对利润影响较大。当企业经营出现亏损时，管理者可以改变原有意图，将盈利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售，把隐藏在资本公积中的隐藏利润释放出来，即公允价值变动部分从资本公积中转入利润中，以增加当期利润，实现盈利。当利润增长较快时，出售亏损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平滑利润，使得利润处于一个相对平稳增长的状态。
一、美国金融资产税收体系概况
在当前美国资本市场上，可供投资者投资的金融资产主要有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金融资产的投资所得主要为利息所得（来源于所投资品种的分红收益）和资本利息所得（来源于所投资品种的价差收益）。在明确以上分类的基础上，下面分别对美国股票、债券和共同基金的税收规定作一介绍。
（一）美国股票投资的相关税收规定。
在证券交易过程中，针对买卖证券的行为所征收的税均属与证券交易有关的税收设置，这一税制的设置主要是为了调整证券市场资本的流动情况。美国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曾对股票交易行为征收证券交易税，但是近来考虑到证券交易税的征收不利于资本流动，于是在1986年税改法案中取消了该税种。
对于个人股票投资所获得的现金红利所得属于“任何来源的所得”范围，列入个人所得税毛所得内。在计算净所得时允许扣除借款利息，即为投资股票而借款的利息。对个人股利所得的优惠主要是“股息不予计列法”，允许股东收到股息的第一个200美元不列入总所得。
对于股票投资的资本利得所得，美国从一开始就对其征税。在美国变现的资本利得最初是作为普通所得来完税的，并且从1921年税法开始，它们就适用于优惠的低税率。从1942一1986年，仅仅对持有期长于6个月或一年以上资产的资本利得的一部分（1942－1978年为50％，1979－1986年为40％）计入应税所得。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这类资本利得税的税率被限制在25％以内。在1986年税改法案中删除了资本利得和普通所得的差别，从1988年开始，全部变现的资本利得都将作为普通所得纳
税，资本利得的最高税率定在28％。
（二）基金投资的相关税收规定。
1．投资共同基金收入的纳税与投资其它证券收入的纳税方法一样。共同基金投资于股票和债券，并将获得的红利和利息转给共同基金的持有者，持有者根据收到的红利和利息进行报税。同样，共同基金的资本利得也以同样的方式转给它的持有者，由持有者按资本利得规定来报税。共同基金本身并不需要根据它收到的红利。利息以及实现的资本利得未缴税。
2．美国共同基金投资收益的三种计算方法。如果基金投资者卖掉其持有的所有基金单位，从卖掉所有基金单位的资本利得或资本损失中减去成本就得到应税金额。如果投资者只卖掉部分所持有的基金单位则比较难计算缴税的金额，因为很难判断是哪一部分的基金单位被卖掉了。美国联邦税务局因此也规定最先买进的股份最先卖掉，即通常所说的先进先出法则。如果投资者的基金单位价格上涨了，则先进先出法则会产生较大的资本利得和较大的应缴税额。另外，基金投资者还可以通过计算所持有基金股份的平均成本来计算资本利得或损失。平均成本方法可导致较大的资本利得和较高的赋税比率。还有一种更加复杂的方法是具体指出哪些基金股份被卖掉了，这样投资者就可以卖掉最高成本的股份，从而导致最小的资本利得和最低的税率。
（三）债券投资的相关税收规定。
当前美国有一个发达的债券市场，债券市场的品种也相当多。从发行主体来看，有联邦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债券、企业债券等。按发行方式来进行细分，有原始发行折扣债券、市价折扣债券等。不同类别的债券在税收处理时也稍有差别。
1．联邦政府债券的税收处理措施。投资于美国联邦政府债券的利息所得只需向美国联邦政府缴税，而不需向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缴税。因此持有美国国债会明显减少个人所得税。正因为投资国债可减少缴税和投资国债的安全性，国债的利率比企业债券要低。
2．地方政府债券的税收处理措施。投资地方政府债券资本利得的纳税办法同投资股票一样，但以溢价购买地方政府债券的投资损失则不能以资本利得或其它收入来冲抵。
3．原始发行折扣债券的税收处理措施。原始发行折扣债券是指在首次发行时以面值的折扣价出售的债券，如果持有到期，则发行人一次性将等于面值的价值支付给投资者。此类债券的持有者需每年将计算所得的利息作为通常收入的一部分来赋税，而不是等持有到期才一次性赋税。对于1982年7月1日之后发行的此类企业债券，每年根据单利来计算所得利息。
美国联邦税务局还规定如果原始发行折扣债券以发行折扣价加上估计的利息来出售，则可认为无资本利得或损失，因此不需要缴纳资
本利得税。但如果出售价超过发行折扣价加上估计的利息，则需要按照资本利息得来赋税或按照普通个人所得来赋税。
4．市价折扣债券的税收处理措施。市价折扣债券是指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上以某一价格购买某债券，通常该债券的到期赎回价格会高于此购买价格，这两个价格之差即是市价折扣量。投资市价折扣债券的赋税与原始发行折扣债券赋税一样，都是将折扣部分当作普通利息收入来纳税。但是投资市价折扣债券在没有实现利润——市价折扣量前不需要赋税。如果市价折扣量小于市价折扣债券到期赎回价的0．25％，则不需要纳税，即该市价折扣量在报税时可当作零来处理。
5．可转换债券的税收处理措施。通常可转换债券转换成同一发行人股票的交易不需要缴税，但转换成不同发行人股票的交易则需要缴税。任何没有应计的原始发行折扣不再被确认，但在转换时的市价折扣需要在转换成的股票被处理（出售或赠与）后确认。
（四）资本损失弥补的相关规定。
美国联邦税法对资本损失是否能一次性从资本得利中扣除有具体规定。投资者的资本损失（长期和短期）可从资本利得中扣除，如资本损失超过资本利得，则还可以以投资者的通常收入（如工资收入）3000美元来相抵，但不得超过3000美元，即该投资者的通常收入的纳税额最多可减少3000美元；其余的资本损失则可带到下一年度再申报。
二、我国现行金融资产税收体系概况
我国证券市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无论从上市公司家数，还是从交易硬件设施建设来看，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证券市场上可供投资者投资的品种也日益多元化，投资者结构也日益优化，但由于证券市场税收政策的调整一直被认为实质性的“利好”或“利空”，从而使我国金融资产方面的税收体系建设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目前我国金融资产方面的税收规定仅有以下几方面：
（－）股票投资方面的税收规定。
向股票交易的买卖双方各征收4‰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没有证券交易资本利得方面的税收规定，也没有关于资本损失扣除的相关规定。即无论投资者盈亏状况如何，只要有股票交易，就必须交纳一比例不低的印花税。在上市公司有分红时，由上市公司代扣代缴分红数额20％的个人所得税。
（二）共同基金投资方面的税收规定。
由于我国规范化的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历程较短，管理层出于培育机构投资者的目的，对其发展采取了一定的扶持政策，包括税收方面的一些优惠措施。投资者在投资于共同基金时，可免交证券交易印花税，在收到基金的分红时，要交纳一分红数额20％的个人所得税。
（三）债券投资方面的税收规定。
目前我国的债券市场相对于股票市场而言权不发达，可供投资者投资的债券品种仅限于中央债券、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发行方式上一般采用“按面值发售，年末付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方式，这样我国债券投资方面的税收规定就相对很简单。投资于中央债券、金融债券的利息收入免交个人所得税，投资于企业债券的利息收入要交纳20％的个人所得税。
三、我国金融资产税收体系建设思路探讨
借鉴美国金融资产税收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证券交易的硬件环境和税务机关的征管水平，我国金融资产税收体系的构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股票投资税收体系建设。
1．改变印花税的征收环节，放在发行环节征收。将现行的印花税并入到证券交易税存在的前提下单独设置项目，这样一可以还印花税的本来面目；二可以解决一级市场税收调控真空的问题；三可以避免新的重复征税。2．开征证券交易税。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运用证券交易税对于抑制市场过度投机，保证市场的平稳运行是很有必要的。结合我国现状，证券交易税有必要仅对“卖方”征收，税率为4－6‰左右，在具体措施上要明确持股时间长短与税率差别的数量关系。这样一方面可以吸引资金，达到鼓励中长期投资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可以抑制过度投机，达到稳定股市的目的。3.开征证券交易资本利得税。证券交易资本利得是投资者因买卖证券而取得的价差收入。我国现行税制对证券交易的价差收入缺乏应有的税收调节，对这部分所得应不应征税，在国外是逐渐增多的，如国库券、企业债券、股票、投资基金等，其中尤以股票的交易最为活跃。尽管证券交易是一种风险性极强的投资行为，但这种行为毕竟引发了企业财富的再分配，造成新的社会分配不公。因此，我国应开征此税，对过高的价差收入作适当的调节。目前比较简单和可行的构想如下：1．对正常交易所得不征税，但被认定为营业易（投机）的证券利得予以课税。2．对营业易的判定标准是：以一个股东账户为基准，该账户在一个公历年度交易次数超过30笔或转让股票票面总价值超过某个数量指标，即判定为营业易。同时结合不同的纳税人（投资基金、机构、自然人等）设定不同的差别税率；按不同的证券持有期限规定一系列的减免税措施。
（二）基金投资税收体系建设。
从美国共同基金的税收规定来看，尽管美国共同基金的组织形态大多为公司型，但为了避免在共同基金和基金持有人之间的双重征税，一般在基金环节都是免税的，共同基金将获得的红利和利息转给共同基金的持有者时，由持有者根据收到的红利和利息进行报税。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规定和美国差别不大，但对于目前投资者交易基金单位是否应免交证券交易印花税就值得探讨。在目前仅为封闭式基金的情况下，基金单位的价格也是由二级市场基金单位的供求状况决定的，税收对基金单位交易的活跃程度影响并不是太大，而对交易基金单位不征收证券交易税，不符合税制建设的公平性原则。建议在这方面应对投资者交易基金单位适用证券交易税，税率上可与股票交易的税率相当。对于投资者交易开放式基金单位而言，税率可适当调低一些。
（三）债券投资税收体系建设。
二、金融中介杠杆率的顺周期性
一般而言，杠杆率是指资本与所有者权益之间的比率关系，但是在不同用途下，杠杆率的测量方式却不尽相同，数据口径也大相径庭。2011年5月中国银监会在《巴塞尔Ⅲ》的基础上，针对中国银行业现有状况，了《关于中国银行业上市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和《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在这两个文家中规定了“杠杆率是指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有关规定的一级资本与商业银行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的比率”。
1.初始状态下的杠杆率。金融机构自有资金规模的增加意味着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得到提升，Var限制将有所放松。然而，金融中介处于对高额回报率的追逐，一定会充分利用资本，达到风险价值约束的最高值。其实施方法便是通过增加负债来扩大资产规模。因为金融中介机构是主动投资者，有能力主动调整资产负债表和杠杆水平，那么在金融中介风险证券的最佳持有量下的杠杆率水平就是金融中介可调整的最优杠杆率水平。
2.繁荣期的杠杆化过程。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提出的国际会计准则（IFRS）框架下，大部分国家都已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财务报表，这使得金融中介的财务报表不断的以市值定价，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项会即刻反映出证券价格的波动。而一般假设负债项目是由无风险债券构成的。因此，当证券价格上升时，金融中介机构的净资产自然上升。此时，如果金融市场产生了一个未预期的价格变动，如果金融中介机构尚未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去调整资产负债表规模，那么其杠杆水平下降，即杠杆水平是逆周期的，也就是说对被动投资者而言杠杆率是逆周期的。当金融市场波动已经全面影响到价格时，金融中介会采取积极策略调整其资产负债表从而使杠杆率达到最优，也就是通过增加负债来增加杠杆水平，即金融中介机构会积极的进行再杠杆化，最终使得杠杆水平顺周期。综上所述，在经济繁荣时期，金融中介机构通过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张使得杠杆水平上升；在经济衰退时期，金融中介通过出卖资产实现杠杆水平的下降，即金融中介的杠杆水平是顺经济周期变动的。
三、资产负债表的放大机制
其中“1”代表核心企业，“M”、“N”代表上下游企业。银行通过对产业链上的“M”或“N”与“1”之间资金的综合分析，在有效规避银行授信风险的前提下，为产业链上的各个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1.“1”核心企业金融服务
一般产业链中均存在一个优质的核心企业，银行可以为其提供诸如集团账户管理、投行业务等高附加值产品；同时通过对核心企业的服务来为其上下游客户群的提供金融服务。
2.“M”上游企业金融服务
基于上游供应商与核心企业之间的物流关系，以对核心企业的授信为保障，为上游供应商提供授信支持。主要包括采购合同融资、商业发票贴现、预约付款融资、应收账款买断和综合保理等几种操作模式，一方面能够为上游供应商提供融资支持，确保物流供应的及时顺畅，促进整个产业链的紧密合作；另一方面能够依托核心企业为供应商解决融资问题，并为核心企业争取更优惠的供货条件。
3.“N”下游企业金融服务
从产业链内部来看，产品销售渠道的重要性愈发突出，如果能够协助核心生产企业建立一个强大的销售网络，扩大市场份额，一方面能够获得大量的中小客户。
二、发展产业链金融的意义
1.产业链金融突破了传统的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模式，其金融服务不再是只针对市场的原料生产者、产品制造者、商品销售者等产业链上单独的企业。产业链金融对产业链整体和交易的评估使中小企业也能进入银行的服务范围。同时，产业链金融也激发银行开发出很多新的金融产品，增强经营的灵活性，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客户群的存款，增加了银行自身的利润空间。例如，煤炭行业中煤炭生产企业和电厂处于强势地位，向上游采购需要现款或预付款提货，向下游销售又往往需要对电厂等放账，煤炭经销商存在巨大的流动资金缺口和对银行的信贷资金需求。银行可以向经销商提供“先货后票（款）”融资模式——以现货煤炭质押的融资解决方案，以及“先票（款）后货”融资模式——经销商在取得下游企业订单前提下、以未来煤炭货权质押的融资解决方案。
2.开拓银行的客户群体，提高银行的盈利水平，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以大型或特大型企业的核心的中小企业形成了巨大的金融服务需求市场，但由于中小企业资金实力有限，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单纯考虑中小企业自身的情况，不能得到银行资金支持。产业链金融服务就是借助于产业链的真实业务背景或预期应收账款等信用增强条件，使银行能够为中小企业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拓展我行的客户群体，提高银行的盈利水平。例如，截至2005年4月底，深发展广州分行票据贴现量累计已达938亿元，并占据广东地区能源行业80%的业务量。银行以其鲜明的行业经营特征被定位为以某行业金融为主的贸易融资专业行。产业链金融服务正是基于产业链的这些主要特点，从其中一个环节着手，进而为产业链上的各个企业所提供的整体金融服务，这种服务模式能够密切我行与整个产业链的合作关系，进而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三、产业链金融的风险防范
通过前面分析可知，产业链金融要对于银行来说，首先要理顺产业链上相关企业的信息流、资金流；然后，根据稳定、可靠的企业间的业务往来及现金流，将银行的资金流、信息流进行有效整合，对企业提供融资、结算服务等一体化的综合性金融服务。由此可见，产业链金融可以有效降低银行对单一中小企业的信贷风险。但是风险总是伴随着盈利，商业银行在实施产业链金融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风险的防范：
1.既然产业链金融服务强调的是对产业链整体的信用捆绑，银行就必须准确掌握产业链上企业发展状况以及企业间的关系，建立信息系统。刘士宁（2007）认为，要加强现代信息手段建设，通过中小企业信用数据库建设等方法，对潜在的意外和损失进行识别、衡量和控制产业链金融风险。同时，产业链金融管理需要借助信息化的平台，将商业银行服务的上下游企业组织在一起，最终实现产业链上各个的共赢。
2.内部控制是防范供应链金融道德风险的重要手段。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是一种商业银行为实现经营目标，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动态过程。要强化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业务处理过程中的内控机制建设，做到确定实施产业链金融部门主要负责人的权利和责任，建立起商业银行内部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培养良好的银行精神和内部控制文化，使全体员工充分了解内部控制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周小云.产业链金融——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希望月报.
[2]刘士宁.供应连金融的发展现状和风险防范[J]，中国物资与采购，200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