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什么叫先锋队？“先锋”者，即先进、先行、走在前列的意思。惟其先进，才称得上是先锋队。所以，先进性是对党的性质的基本要求。无论是党的整体，还是党的成员，在自身素质、思想觉悟、政治行为等等方面，都应该具有先进性，始终走在前列，充分发挥其先导、先锋、模范和榜样的作用。那么，走在谁的前列？换句话说，什么是党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到底表现在哪里？
首先，是走在人民的前列、走在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前列。这是党的先进性的最基本的含义，也是我们从建党以来就一直确认和坚持的标准。列宁说，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又不是普通的一部分，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列宁的先锋队理论建立起来的。说：“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里头出了那样一部分比较先进的人，组织成一个政治性质的团体，叫共产党。”共产党是由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中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始终代表和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带领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支有组织的战斗部队。党的阶级基础是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的工人阶级，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党按照严密的结构和纪律组织起来，要求自己的全部成员都努力成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有觉悟、有组织、有纪律的先进分子。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和改革时期，党都始终走在工人阶级的前列，走在全体中国人民的前列，走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前列。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进部队。
所谓先进，同时也指走在历史和时代潮流的前列。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党的先进性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上述与群众的关系方面，即强调走在广大群众的前列，成为人民群众中最先进的分子。这是对的。但是往更深层次讲，党的先进性到底表现在哪里呢？其实，并不仅仅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比较方面，根本上，还是在党与历史发展规律、与时展进程、与国家和民族面临的任务之间的关系方面。纵览人类历史，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它的作用和命运，根本上都是与一定时代的潮流、规律和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集团，能否具有和始终保持自己的生命活力，归根到底，在于能否与时展的方向和趋势相吻合，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坚持与时代同行，就能够朝气蓬勃，兴旺发达；如果停滞、僵化、背离历史发展的规律，就迟早要被历史淘汰。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先进性，根本上就在于能够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通过制定科学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切实履行人民交给的职责，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
那么，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规律对一个政党到底有什么要求？或者说，党的先进性的内涵最终究竟表现在哪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的先进性会有不同的要求。但归根结底，还是要看能否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放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抓住决定党的历史地位的三个根本性问题，从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进步本质的高度，对党的先进性作出了最新、也是最集中的提炼和概括。它告诉我们：一个政党到底是先进还是落后，从根本上，要看它能否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它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是不是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它是仅仅为少数人谋利益，还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从这样的高度解读党的先进性，已经不是停留在与广大群众的比较方面，而是把党的先进性与阶级性、群众性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内容和要求更加紧密地统一起来，把对党的成员的要求与对党的路线纲领的要求更加紧密地融合起来，因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因此，党的先进性，归根结底表现在坚持“三个代表”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实践“三个代表”，就是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就是坚持了党的先进性。
二、党的先进性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党的先进性是党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关键。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决定着党能否在历史舞台上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也决定着党所领导的国家和人民能否不断地走向兴旺发达。
在过去的8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广大人民的前列，也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以自己正确的路线纲领和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胜利地完成了领导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任务，当之无愧地确立了时代先锋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无私奉献的高尚人格和模范行为，在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创立了新的功绩。80多年来，我们党虽然也走过曲折的道路，但都是自己纠正了错误，因而经受住了各种风浪的考验，始终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无论是人民，还是历史，都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所保持的先进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保持先进性依然是关系党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放眼世界，政治多极化继续发展，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科技革命不断深化，人类的社会生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时代在进步，文明在升华。这种加速奔腾的潮流，既给我们提供了机遇，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中国共产党要保持生机活力，把自己建设成为经得起任何风险和考验的党，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的作用，就必须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深刻认识时代进步的方向，继续保持在人民群众中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先进性，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充分发挥先锋队的作用。惟有始终保持先进性，才能有生命的活力，才能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不断推动历史的进步，也才能真正跳出历史兴衰周期律的怪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先进性也是关系整个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党在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局势，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就要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执政能力的前提、核心和基础是什么？是党的先进性。只有始终保持先进性，才有资格代表人民执政，也才能够为人民执好政。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确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这里的四个“成为”，都与“先进性”相联系，都是“先进性”在执政宗旨、执政方略、执政作风方面的体现，最终都要归到“先进性”上。因此，保持党的先进性，关系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
三、党的先进性要通过党员的模范行动来体现
党是由全体党员组成的。经过80多年的考验，我们党的队伍日益壮大。到现在，已经拥有了6800多万党员。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一个表现。党的先进性，当然要发挥党的整体功能，但也需要通过党员具体的先锋模范行动来体现。
党员是构成党的组织的细胞。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在党作为一个整体对于国家和社会所起的整合、凝聚、引导作用上，表现在党所制定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上，表现在党治国理政的执政能力上；同时，也表现在每一个个体即党员的素质和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上。党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是依据广大党员的思想共识来制定的，也是通过每一个党员的实践活动来贯彻的；党对于各项事业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广大党员结成的组织体系来发挥的，也是通过每一个党员的模范作用来体现的；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以广大党员为桥梁来连接的，也是以每一个党员的形象来促进的；党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及其能力，是由广大党员在不同岗位的执政行为组合起来的，也是由每一个党员的具体工作能力表现出来的。因此，党的先进性与党员个人的先进性有着内在的联系。党的先进性，既要由党的整体来体现，也要由党员个人的表现来体现。坚持党的先进性，不仅需要我们党，也需要我们每一个党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活动中，发挥应有的先进、模范作用。
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共产党员要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也许有的党员同志会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了，人人参与竞争，我只要干好本职工作就不错了，哪有精力去关心别人呢？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已不自觉地将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尽管经济转轨，竞争意识增强，但是，我们万万不能忘记：我们整个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没有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仍然是我们党的宗旨。我们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本，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所决定的。
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员的天职，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靠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实际工作去影响群众，带动群众的，从而形成千百人的实践活动。
之所以有些群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恰恰是由于我们党内的极个别人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心里装的不是群众，而是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自己捞取好处，，最终成为人民的罪人，严重地败坏了党的形象。从这些腐败分子演变的过程看，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忘记了群众，忘记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能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私欲膨胀，争名夺利，从而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因此，必须引起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深思和警觉。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永恒的，要真正做到这一点。
首先，要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以基本理论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要自觉地加强思想改造，清除头脑中非无产阶级思想，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真正理解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扎扎实实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第二，要脚踏实地地做好本职工作，模范地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正如同志指出："领导干部讲政治，最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实践，体现在自己的日常工作和学习上"。无论自己从事什么工作，都要树立高度的责任和敬业精神，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一切都要以党和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计较个人得失；要克服华而不实，飘浮虚荣的工作作风，要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对工作勤勤恳恳，求真务实。
第三，要善于学习，掌握工作的本领。我们从事的工作，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许多新问题，新矛盾，新内容，没有雄厚的文化知识，管理知识，现代科技知识，尽管有再好的愿望，也只能是事倍功半。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不断地更新知识，丰富自己的工作技能和实践本领，善于在工作中开拓创新，提出新的思路和见解，这样才能把良好的愿望和实际工作效果结合起来，实现动机与效果的统一。
二、党员要保持先进性，就要坚持学习，树立正确人生观。
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不是天生具备的，而是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实践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地总结和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才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认真、系统地学习，特别是学习政治理论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共产党员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文化，学习科学技术，才能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业务能力；只有通过学习政治理论，用马列主义、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备卓越的领导能力，防腐拒变的能力。
同志多次指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首先要讲学习。讲学习是讲政治的前提，只有不断地加强学习，才能在政治上保持清醒的头脑。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攻坚阶段，我们面临着复杂的形势，要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遵守政治纪律，提高政治鉴别力、政治敏感性，防止和排除各种错误思想和倾向的干扰。要做到这些，不学习、不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思想是不行的。没有科学理论的武装，就不能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就不可能有高度自觉的政治意识、坚强的党性和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我们要联系实际工作和思想实际，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国际国内各种各样的考验，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从根本上说靠的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导，靠的是全党对这一理论的学习和实践。今后，我们要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仍然要靠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仍然要靠全党全国人民深入学习、认真实践这一科学理论。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号召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五大的要求，进一步增强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自觉性和紧迫感，掀起学习的新高潮。
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在思想上保持高尚的境界。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但精神境界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学习和实践中培养和塑造的。讲正气，必须养正气，这就要不断的学习和读书，知识多了，本领就会增大，精神境界就会提高。读书使人高洁。在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一个不读书、不学习的人，必然会鼠目寸光。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形势，一些人之所以犯错误，甚至犯罪，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不读书、不学习，不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学习有利于提高我们的知识水平，增强做好工作的本领。当前，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科学技术革命，现代化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在于科学技术实力的竞争。我国是发 展中国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坚定不移的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因此，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学习科学知识，坚持不懈地用科学精神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各方面的工作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社会的进步多作贡献。
学习是前提、是基础。不学习，政治上就不可能成熟，就不可能自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能很好的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就不会对人生观有清醒明确的认识，也就不会准确地领会、体现人生的价值。对学习的重要性，总书记还强调指出："我们面临的形势、肩负的任务和干部队伍的状况都要求全党同志必须进一步加强学习。"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共产党员，他们曾有过光辉的历史与业绩，但功成名就后，却放松了学习，放松了思想改造，在物欲面前倒下了。面对前车之鉴，每个共产党员要结合自身的情况，结合自身的工作特点，抓住学习不放松，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
三、党员要保持先进性，就要身先士卒，处处起表率作用。
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要体现时代的要求，做到：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现阶段的各项政策，勇于开拓，积极进取，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在战争年代，共产党员始终是冲锋在前，这当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如：全国著名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1948年5月25日，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他以身体当支架，手托炸药包，炸毁了军据守的桥型暗堡，壮烈牺牲，时年19岁。抗日战争时期的刘胡兰，十岁就参加了抗日儿童团，作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发动了内战，刘胡兰在党的教育下，投入了新的战斗，十月，她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十三岁任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十四岁的她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候补党员。不久回云周西村领导运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被捕。在敌人面前，她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审庭上，以"给我一个金人也不自白""怕死不当共产党"的英雄气概，痛斥了敌人的利诱和威胁；刑场上，以"我死也不屈服，决不投降"的大无畏精神宣告了敌人阴谋的破产；在敌人要用机枪扫射群众的关头，以自己的身躯挡住了敌人的枪口，保护了群众的安全；铡刀前，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光荣就义。刘胡兰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壮烈牺牲，她的精神不死，英名永存。1947年春天，同志为她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全国解放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以更饱满的激情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同样涌现出许多模范人物。孔繁森，1979年4月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自觉服从组织的安排，毅然放弃"高堂在，不远游"的古训，告别年逾古稀的老母、体弱多病的妻子和三个尚处幼年的孩子，首离桑梓，到海拔4700多米的自治区岗巴县任县委副书记，历时三年之久。1988年，已任聊城行署副专员的孔繁森二离桑梓，任拉萨市副市长。1992年12月，二次赴藏已期满，由于工作需要，自治区党委希望他到条件更为艰苦的阿里地区任地委书记，此时，他又一次舍"小家"顾"大家"，留了下来，到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阿里地区任地委书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行程8万多公里，跑遍了全区106个乡中的98个，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寻求阿里地区摆脱贫困，实现富裕的振兴之路。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途中，因车祸殉职，年仅50岁。孔繁森同志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优秀领导干部中的杰出代表。他有着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坚强党性，热爱人民、服务人民的满腔热忱，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开拓进取、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
召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建立中，共产党员更应该勇立潮头，勤于思索，敢于实践，做改革开放的弄潮儿，而不能成为观望者和懦夫。在当前的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两种价值观、人生观一碰撞，必然会产生一些消极因素，这时候就更要求我们的党员要发挥榜样的作用，冲锋陷阵，吃苦在前，处处起表率作用。
四、党员要保持进行先进性，就要克勤克俭，生活上严要求。
中图分类号：G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9-0201-01
一、现阶段我国群众文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缺乏足够的群众文化意识
我们知道，群众文化的实质是民族文化的基层展现形式。然而，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基层群体中大多数群众的文化意识仅仅停留在“娱乐”的表层，并没有清除的认识到文化的内涵。在这样的环境下，群众文化的建设必然就将停滞不前。同时。由于部分领导在群众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存在意识上的偏差，他们认为群众文化仅仅是娱乐大众，并不能够在实际的生产工作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基于此，群众文化的建设往往都缺乏领导的政策支持，甚至部分领导对其加以阻拦、干涉，这直接导致群众文化的建设局限于少数群体，很难形成一种文化意识，更别说实现对其的普及了。
（二）缺乏足够专业的“群众文化队伍”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长期以来我国都存在“人口基数大、人均教育水平偏低”的问题。然而，要想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群众文化体系，相当数量的专业素养层次俨然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就必须建立起以“提高我国群众文化建设教育水平”为根本目的优秀团体，同时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群众文化建设意识来作指引。然而，创建这样一个专业的团体必然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如果没有进行群众文化艺术建设的专业水平、没有投身群众文化艺术建设的热情，必然是很难做到的。现阶段的“群众文化队伍”也印证了这一点，很多人加入这一队伍仅仅是为了混一口饭吃，缺乏专业素质不说，甚至根本没有投身群众文化艺术建设的热情，仅仅是混一口饭吃而已。显然，这对于群众文化的建设来说，必然是不利因素。
（三）缺乏对群众文化建设领域的投入
如今，由于在思想意识上所存在的偏差，群众文化的建设逐渐沦落到了无所依托的“空头”形式。具体来说，首先是缺乏文化建设资金。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文化投入的资金比例明显较少。然而，作为一项长期构建的系统，群众文化的建设如果没有持续的资金支撑，俨然将很难维持下去。其次，在资金投入不足的背景下，指导与引领群众文化的师资力量也出现了明显的匮乏现象。而正是因为缺少优秀的组织者与领头人，才导致了如今群众文化建设的松散局面。
二、群众文化建设的改善措施
（一）彻底转变意识观念
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群众，都必须以先进文化意识为导向，以文化与民族的理念来构建群众文化。同时，各地政府需要用文化的意识来在当地群众中实现对群众文化的推广与普及，并形成一套适合地域特征与民族特色的群众文化体系。另外，针对于领导阶层来说，对于群众文化的建设工作应抱以积极支持的态度，并将其与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相协调，从而形成精神与物质的合力，最终构建起群众文化艺术的新体系。
（二）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
针对于各级政府与部门来说，不仅需要转变观念，更需要充分的认识到群众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具体来说，政府应该将群众文化建设的投入资金纳入到财政预算之中，从而从体制上给予群众文化建设资金上的保障。与此同时，各地企业也需要从当地文化发展的观念出发，给予当地群众文化的建设适当的支持，并积极争取各种融资的渠道，以此来为企业内部的群众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另外，在企业文化的创建过程中，应该将群众文化元素融入到其中，以此来促使群众文化融入到企业文化中、企业文化普及到群众文化内。显然，在这样的文化共融模式下，群众文化的建设将得到进一步的推动。
（三）进一步提高群众文化队伍的专业性
组织团体的核心力量，将直接关系到群众文化建设的稳定性与持久性。基于此，对于群众文化艺术体系教育的构建来说，专业文化队伍的创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具体来说，首先是在群众文化队伍人员的选拔上，应该进一步优化选拔的标准，优化考核的内容，保证队伍的整体素质。其次是保障群众文化队伍的待遇。由于目前我国群众文化的普及度较低，因此推广工作是极为重要的。然而，宣传人员的薪酬待遇与生活福利往往都较低，所以很难吸引到更多的文化艺术爱好者积极参与进来，这样的现象对于群众文化宣传工作的开展是具有巨大影响的。因此，保障群众文化队伍的待遇对于提升群众文化队伍专业性、促进群众文化健康、稳定的建设必然是有利的。
三、结语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经中央批准，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23日下发通知，决定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研讨。
通知指出，这次理论研讨的主题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与党的先进性建设”。围绕这一主题，在认真学习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关于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和同志关于党的先进性建设重要论述的基础上，着重从两个方面开展研讨：一是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概括提炼出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主要经验和理论成果，以及巩固和扩大这些成果的主要措施。二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理论探索。在总结党的建设实践经验特别是先进性教育活动所创造的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规律，提出一些战略性、前瞻性的思考和建议。
通知要求，要紧密联系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实际，努力回答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意义、时代要求、科学内涵及历史经验；认真把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同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关系；深入研究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对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的新要求。
在上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教育学者的态度都相当激进，他们主张对外学习，并对先进教育理论予以了高度肯定。然而，在他们充满热情地学习国外教育理论时，却陷入了文化困境。作为文化的产物，中国教育学者的文化属性必然带有中华文化的特色。也就是说，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是中华文化的“所有者”，特别是近代早期学者，其文化属性更带有明显的国学色彩。带着这种浓厚的国学色彩去学习西方教育理论和模式，难免会对西方文化教育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产生偏差，面对这一困境，只能摒弃传统，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去进行研究与学习，久而久之，就渐渐被西方文化“殖民”了［1］。对于广大中国教育学者而言，这种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歧出”对其研究和学习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影响，具体表现在：首先，它分割了中国教育学者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生活。关于这一现象，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曾说过：“我们以西方的模式从事研究工作，以中国的生活模式生活。”其次，它容易使国人过分崇拜西方教育理论。由于西方教育理论具有情境性和临时性的特点，中国人一旦走出研究工作的“象牙塔”之后，就会失去生活的方向，甚至迷失自我，但是他们坚持向先进教育理论学习的精神又迫使他们陷入了以理论指导实践的困境，这大大弱化了实践对理论的约束力。面对这种情形，自然会出现过分崇拜某种理论的现象。再次，它将教育理论的创新精神扼杀在了摇篮中，导致中国教育研究极其缺乏原创精神。
（二）以注重继承传统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当中国教育学者穷尽自己的力量去承接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或开始对传统文化特色予以高度重视时，尽管其价值取向是正面的，但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首先，如果他们不解决“破旧立新”的问题，就算多么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无济于事的。换言之，当代的中国教育学者一方面要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创新影响传统的继承。但是，我国教育理论本身就沿用了西方模式的大环境下，他们该如何厘清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理论、传统教育之间的关系？当中国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与先进教育理论发生碰撞时，我们会发现，这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所看见的东西均未超出“胚胎”、“萌芽”、“历史”的范畴。这难免会使广大中国教育者陷入理论困境中。由于无法在传统中找到可以与先进教育理论相抗衡的东西，教育学者们便只能徘徊于西方教育理论的框架中，同时也使得中国教育者即便是尽了最大努力去发展本土教育理念，但触碰到西方教育理论，却又被打回了原形［2］。其次，由历史原因引发的困境。受中国教育学者自身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在研究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会因为教育理论中国化价值取向发生变化而陷入困境。他们熟知近现代教育理论的一切内容，而且可以轻松地阅读各种外文文献。在他们眼中，古文比英文更为复杂、陌生。目前，除了专门从事古文研究的学者之外，我国很多教育学者都不太了解古文，这已成为了我国教育学界的普遍现象。这种困境阻碍了他们传承传统文化的脚步，也切断了他们与古代文化典籍的联系。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研究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效果。
二、后现代教育理论下中国化文化的出路
（一）改变先进和传统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
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感。现代社会的发展轨迹表明，西方文化并非“先进”的代名词，现代化也并非西化。换言之，落后并非是“传统”的代名词。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应该用“好”、“坏”二字来形容传统，只是因为人们看待传统的观点不同，因此才会产生好与坏的看法。如果简单地把西化视为现代化，将先进文化视为西方文化的话，那么异质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就是坏的、落后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中的“礼”，就被视为一种落后的表现，因为它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尽管我们早就摆脱了传统礼仪的枷锁，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学校中、街道上、公共场合里，依然可以看到各种丑态百出、缺乏教养的行为。尽管在当代社会已经见不到“三跪九叩”这样的大礼，但见到长辈鞠躬、行礼也未尝不可。在教育领域中，已失去了用于划分传统与先进的界线，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特地对教育的范畴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了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严格来说，这种划分方式就是人们排斥落后，追求先进的一种表现，再进一步说，这种划分方式无疑是想让大家认同现代教育的先进性与传统教育的落后性。就教育而言，在不考虑社会因素的情况下，这种区分是很难明确的。就算可以根据时间区分这两种范畴，也无法明确教育观念的归属。如果再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尝试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不成熟的表现。要知道，无论哪一个时代都在努力的寻求“教育是什么”的答案，如果早已对自己时代和社会的教育实质了然于胸，又何必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教育理论和实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既充满了时代性，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传承性。人们只有通过解释和补充上一代的教育观念，才能得到符合当下时代特征的新观念，如果没有上一个时代的教育精神作为支撑的话，这种解释与补充是无法实现的［3］。就拿教育组织形式来说，当今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乃班级授课制，这种组织形式是在个别教学形式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班级授课制却始终未得到现代教育史上几次大规模教育组织形式改革的认可。与传统教育相比，尽管现代教育中的个别教学在性质和复杂程度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就个别教学来说，现代和传统是高度统一的。在历届教育改革中，人们用于取代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就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二）以中西文化交流为基础
西方教育理论中国化作为后现代教育理论中国化的代表，是以中西方文化交流为支撑的，我们要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对待和接受西方文化，同时又要自觉地抵制其不良文化的侵蚀。一方面，在对后现代教育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进行接受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全面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历史结构与逻辑习惯，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后现代教育理论在中国变成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另一方面，倘若我们仅一味地接受外国教育理论的模式，而不用本民族的特性对其进行创新的话，就会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导致中华民族文化出现断层的现象。所以，我们应该敞开心扉地去接受和传承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拒绝、排斥。与国外教育学相比，我国教育学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加之中国学者在探索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常将教育传统视为一种“落后”的东西，因而难免会对外来教育表现出崇拜之情。要知道，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教育传统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就无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鉴于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传统是必需的，我们不能因为其是“过去式”就不假思索地舍弃，而要是看到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4］。所以，在外国教育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公平地对待中西方文化，而且要努力为中、西方文化搭建沟通与交流的桥梁。
（三）反思性地运用
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与西方社会的文化环境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导致二者的发展现状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中国教育，都面临前代和现代的问题。正如北大教授钱理群所说：“我们是旧病未愈，又添新病。”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当代中小学学生所接受的仍然是一种奴化的教育，一方面，他们不敢说真话，也不能说自己的话。相比之下，“五四”时期主张说真话、强调个性解放的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另一方面，当今的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父母长辈的宠爱使他们养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思想，同时优越的生活条件使之越来越物质。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教育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又遭遇了新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以一种反思的态度来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5］。毫无疑问，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一些主张的确起到了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作用，当然也不乏一些不符合中国教育现状的论断，甚至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观点与主张。有些学者表示，引入后现代教育理论的目的是补充、完善现代教育，而非否定现代教育，所以现代教育理论永远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我们应该树立一种有限理性的教育观，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不余遗力地挖掘非理性的潜力，另一方面又要大胆地承认理性精神的启蒙作用；我们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去发展教育，树立与人类发展规律相一致的教育观，一切以人为出发点，同时要正视人类对生态、环境与资源造成的破坏，反对过分夸大人的作用；与此同时，在批判和反思人类命运和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要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我们还应该树立诗意理性的教育观，既要鼓励浪漫、诗意的教育理念，又不能有失分寸，显得过于主观，这样才能赋予教育观一定的张力和弹性；我们要根据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树立以科学精神为主导的教育观，还要本着人文关怀的态度去弱化科学的技术性与工具性［6］。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不放弃现代教育主张的前提下，科学地、理性地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学会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优秀观点去对现代教育进行补充与完善，甚至创新现代教育，最终使现代教育变成一个先进的、多元化的教育理论。
（四）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和而不同”的传统思想，每种文化之间虽然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些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和”性的。所以，在后现代教育理论发展基础上，我们应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发展，简言之，这是一种多种文化中间从“不同”达到特定意义上的“同”的过程。这里的“同”并非意味着要同化中国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或是在这些文化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位置，更不是取代这些文化，而是要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集，并以此为依据，准确把握文化的多样性，并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并不意味着否定本国传统教育文化，或是抬高西方教育文化，而是要建立一个被所有人认可的教育世界。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为中西双方教育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最终体现出“和而不同”中“和”的内涵。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拓宽中国教育发展的眼界，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且还能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陶行知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中指出：“我们在教育界任事的人，如果想自立，想进步，就须胆量放大，将试验精神，向那未发明的新理贯射过去；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教育的奥秘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这是何等的魅力，教育界有这种魅力的人，不愧受我们崇拜！”这种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就是创造精神，就是创新了教育进程的理论。30多年来，曾祥芹在语文学界发表了“一语（语言）双文（文章和文学）论”，率先阐述“文章学课程开发论”；在语文教学界主编出版了《语文教学能力论》，阐发了“语文教师业务修养”的“十能”体系；首倡了“快读快写比翼双飞”的语文教育高科技；在文章学界最早呼吁开展文章学的研究，率先主编出版了《文章学与语文教育》和《文章学教程》，将文章学视为指导语文教育的主干理论；在阅读学界主编出版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套《阅读学丛书》5本；进而自我超越，主编出版了有中国特色的汉文《阅读学新论》，等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会长、博士生导师周庆元教授在《浅谈曾祥芹教授对语文教育学研究的杰出贡献》一文中称曾祥芹先生在语文教育学中以上五个方面创新突破贡献为“五论创新”：一语双文论、两学指导论、文章课程论、双快比翼论、教师能力论。以上理论填补了我国语文教育学中理论建设的种种空白，对中国语文教育进程的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开拓精神：敢入未开化的文章学、阅读学、语文教育学边疆
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就是开辟精神，拓荒精神。陶行知先生认为“国家有一块未开化的土地，有一个未受教育的人民，都是由于我们没尽到责任。责任明白了，就放大胆量，单身匹马，大刀阔斧，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开辟时，目光要远”“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曾祥芹先生已从教52年，治学33年的经历何尝不是一直都在开辟、拓荒呢？曾先生就是怀着教育报国的责任，凭借高远的学术境界，依照“开辟拓荒”的高标准，开创了两门新学科：“实用文章学”超越“广义文章学”，与语言学、文艺学鼎立，属于语文基础学科的创新。“汉文阅读学”超越“普通阅读学”，与外文阅读学并立，属于语文技术学科的创新。这两门新学科的建立对于填补“语文学”的空白有开创之功。
三、实践意义：在语文教育教学、阅读和作文领域让无数人受益
曾祥芹先生在语文教育学、阅读学和文章学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让无数人受益，有着很强的实践意义。1980年以来，曾先生已506篇；1986年以来，已出版著作33本，1000多万字。这些成果已经远传五大洲，遍布全国各地。不论是大学教授，还是中小学教师；不论是研究生、本科生，还是中小学生；不论是国家首领，还是贫民百姓；不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专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体验了实用文章学、汉文阅读学、语文教育学创新理论带来的益处。仅在其语文教育学“双快理论”下创立的快速阅读、快速作文实用成果就多达600多万字，普及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让数以万计的人受益。
四、哲学依据：保障曾祥芹学术思想健康深入持久开展
哲学是学问之母，世界教育的趋向从“知识中心”到“能力中心”再到今天的“人本中心”，是和哲学的发展史分不开的。西方哲学在经历了古代的本体论、近现代的认识论演化后，发展到了当代的生存论。人类则经历了从古人对外部世界的惊讶，到近现代人对外部世界的怀疑和认识，再到当代人对自身生存境域和状态的困惑。哲学研究已经整体性地开始了“生存论转向”。曾祥芹先生更是顺应哲学的历史轨迹丰富完善了阅读哲理的“三体框架”：从宏观视角，立足哲学高度，建构中国阅读学的理论体系，把“阅读本体”界定为阅读主体（读者）和阅读客体（读物）的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他响亮地提出“阅读是为人的，它要满足读者的精神生活需要”；“阅读又是人为的，它要展现阅读主体的本质力量，追求真、善、美的发展水平。”
1.完善、发展地理教学法学科体系
作为地理教育教学领域的研究者、学术带头人和教育者，褚先生十分重视学科建设。地理教育教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始于“地理教学法”。新中国成立不久，师范院校地理系就开设了地理教学法这门必修专业科目。20世纪50年代，褚先生开始对地理教学法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研究。这些基本问题包括：对地理教学法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地理教学法的科学性质、地理教学法科学研究思想等。在研究中，褚先生认为“首要的是树立正确的科学观点，亦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②在正确的科学观的指导下，才能有科学的研究。
关于地理教学法的研究对象，褚先生认为，不能把教学法简单地理解为是研究“怎样教”的学科。“它所研究的对象，绝不仅仅是地理教学方法的问题（地理教学方法是地理教学法研究对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至少还应当有地理教学任务（目的）和地理教学内容的问题。”褚先生重视地理教学各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强调作为一门学科教学法，“应当从其整个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全部问题着眼，来研究包括其教学任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在内的教与学的一系列问题。”在各种研究对象对地理教学的影响力上，褚先生也注意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认为，“教在教学过程中是起着主导作用的，教的方法好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的方法、学的效果。”
我国在1949年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校教育深受苏联的影响。褚先生在文章中也提到库拉佐夫和包洛文金，并引用了库拉佐夫和包洛文金关于地理教学法研究对象的论述。库拉佐夫认为：“地理教学法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理教学过程。它所研究的问题范围包括：确定教学目的，研究学校各年级地理课程的内容，阐明其教养意义和教育意义，建立能保证学生深刻、牢固、自觉地掌握地理知识的教学方法、形式和原则的理论根据，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包洛文金认为：“地理教学法是研究地理这个教学科目的任务、意义和内容，并研究这个科目教授方法的科学。”褚先生以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等主编的“教育学”中提到的有关教学法的科学论点为依据，提出“地理教学法是研究地理学科教学任务、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的科学。”在向苏联学习的同时，褚先生也提到要“创造性地来研究出我国的地理教学法”。③具有国际视野，关注国外同领域的发展，积极吸取别国的经验，创建自己的地理教育教学学科，这种风格贯穿褚先生多年的研究。
关于地理教学法的研究任务，褚先生明确指出，地理教学法的任务就是“正确解决存在于它的研究对象中的一系列问题。”这种“问题”的研究视角也是地理教学法学科研究一直遵循的原则。具体说来，就是解决“为什么教（学）”、“教（学）什么”、“怎样教（学）”、“教（学）得怎么样”等地理教学中的现实问题。
关于地理教学法学科的学科性质，褚先生是从与地理学科的对比开始阐述的，指出：“由于地理教学法所研究的是地理教学，不是地理学，是研究通过地理学科对新生一代的教养教育，而不是地理实物，所以，地理教学法跟其它学科的教学法一样，同属于教育科学，而不宜于主观地强调它是地理科学。”从褚先生提出这种观点到本文写作的2013年，几十年的学科发展和学科门类归属，证明褚先生对地理教学法学科性质的论述正确。
关于地理教学法的科学研究思想，褚先生在分析地理教学法与普通教育学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从学校地理教学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丰富地理教学法内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地理教学法理论的提高，就不能单凭采集地理教学经验，还必须要通过系统的地理教学法科学研究工作。④褚先生的这种观点对五十多年后的地理教育和教学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地理教学法的研究对象及其他，《地理知识》1959年10期）
上述观点构成了地理教学法学科框架的基本内容。从中可见，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褚先生就已经跳出“地理教学法”的表面含义，比较全面地阐述作为一门学科，“地理教学法”所应关注的重要方面，特别是提到“整个地理教学过程”和“存在问题”，这种“系统思想”和“问题意识”仍是今天学科建设和研究的基本思路。在先期研究和讲义编写的基础上，1981年，褚先生与曹琦先生、周靖馨先生合作出版了我国第一本高师教材《中学地理教学法》。在书的前言中，褚先生重申了上述对地理教学法学科的基本认识，呈现了地理教学法学科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使具有我国特色的地理教学法学科逐渐成熟。
2.开创地理教育学的研究
褚先生在学术领域的重大贡献是开创了地理教育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在完成对地理教学法学科框架的建立后，褚先生提出要把地理教学法学科向地理教育学方向发展，开始探索创建地理教育学学科，并为研究生开设出“地理教育学”课程，提出了地理教育教学的一些新思路和理论见解，对我国中学地理教材的革新、发展及理论建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褚先生提出创建地理教育学学科是基于如下时代背景。基础教育环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开放，使得在过去国家统一颁布大纲、统一编写教材的背景下，没有必要研究的一些地理教育问题有了研究的空间和条件；世界和中国环境形势日趋严峻，公民人地观、环境观培养的急迫性，客观上加重了中学地理课程的教育责任；基础教育迫切需要高水平的地理教师，也对主要用于高师地理教师培养的地理教育教学学科体系的创新提出更多需要。在这些背景下，地理教学法学科走向现代化成为时代赋予研究者的重任。在从地理教学法向地理教育学的转变中，褚先生指出，不能“只讲学科的任务、教学内容和方法等基本规律，而不涉及或很少涉及处在教学过程中的师、生本身的条件和心态，以及能动性问题。”⑤也就是说，对中学地理教学的研究和对地理教师的培养，必须关注中学生，关注他们的心理状况，关心非智能因素。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1985年，褚先生通过研究生和进修生课程和论文指导的形式，进行了对学校地理教学过程、地理学习心理和地理教师素质等专题的探讨，把地理教学法学科向地理教育学学科方向发展。1987年，为助教进修班开出了内容比较充实的“地理教育学”课程，提出了关于地理教育教学上的一些新思路和理论见解，如“地理教育学内容结构的基本框架”、“地理课本系统结构模式”、“乡土地理教学与发展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关系”等。1992年褚先生领衔主写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地理教育学》专著。《地理教育学》一书以邓小平“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导思想，呈现了“面对21世纪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人才”这一教育观。在地理教育学的内容建构上采用了系统科学的方法论构，整个学科体系以实现地理教育教学质量最优化为目标，表现出现代形态和科学体系，受到同行学者和国家教委主管部门的重视和好评。“从此，中国的地理教育学开始有了它的学科系统初型和思想理论脉络。”⑥
《地理教育学》一书阐明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指出“作为地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一致的，始终如一的，就是‘地理教育’这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这与地理教学法学科的研究对象――‘地理教学’或“地理教学过程”，有着明显的差异之处。”⑦褚先生还提出：“‘地理育人’应是地理教学的根本思想”。⑧由此可见褚先生在建立地理教育学时所站高度。
在学科性质上，褚先生把地理教育学定性为“学科教育学门类的一支，或者说它是学科教育学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学科。”“地理教育学也就成为专门研究和解决学校地理教育教学问题的一门学科。”⑨
在学科内容上，“一般应包括学科概论、地理教育论、地理教学论、地理教材论、地理教师素质论、地理学习心理论等部分。其中，地理教师优良素质的形成和发展、学生在地理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心理表现和发展、学校地理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协调发展、地理教育的现代化过程、学校地理教材的优选精编和改革、课内外地理教学方法论等几个方面是学科内容的重点。”⑩
褚先生在地理教育学的探索中，从学科研究对象、任务、研究方法和学科内容等多个方面推进了学科的发展。
二、学校教材理论建设――提出地理教材“三系统”
褚先生早年曾主编过中学地理教材，离开出版社后也一直十分关注中学地理教材的建设。20世纪80年代初，褚先生在为硕士研究生授课的过程中，提出了地理教材构成的“三系统”的想法，并与研究生合作，先后在《课程 教材 教法》和《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发表文章，详细阐述了地理教材“三系统的理论”。这是我国1949年以后惟一有关地理教材的独创理论。
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是地理教材“三系统”的哲学基础。系统方法具有三个最显著的特点：整体性、综合性和最优化。褚先生用系统的思想构建地理教材理论，认为，“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学校地理教材本身是一个适用于学校教学的知识功能系统。在这个完整系统的构成上，又可分为课文系统、图象系统和作业系统三个子系统。”“三系统”“强调从事物的整体、事物之间的联系和事物的发展的角度看问题。”“用系统论思想研究教材，不仅注意到具体的教学内容，而且注意到教材内部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同地理教材整体特性之间的关系。教材构成要服从教材整体的需要，而教材的整体又体现于教材内部各部分的组成和相互之间的联系。”当我们将“学校地理教材作为一个由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去研究时，就要考虑上述“三系统”的相互结合，不能允许教材成为杂乱无章的偶然堆积。11
学生认知心理也是地理教材“三系统”理论创建的理论之一。“三系统”理论对地理教材的课文系统、图像系统和作业系统都给予详细的定义和阐述。“课文系统”的基本内容构成，主要有地理基础知识和地理基本原理的文字表述；教学指导语；教学辅助材料；“课文系统”的表现形式，通常多为文字叙述，还有用文字填充的各式表格说明。“不论具体构成是怎样的，地理教材课文系统应该是完善的，系统内容的构成应该是合理的。”12“从理论上分析，课文系统以文字的讲解、描述、说明为主，本身必须具有逻辑性，学生学习和应用这部分教材时也以进行逻辑思维为主，所以从它的性质可以把它看作教材中的‘逻辑系统’。”“图像系统”是以具有直观形象特点的图示、照片、绘画等形式储存和传递教学信息，它的特性是直观性。图像为学生提供了直观教材，促进学生进行形象思维。因此，教材中的图像系统也被称为“直观系统”。“作业系统”以指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实践性活动的方式传递地理教学信息。因此，也被称为“实践系统”。“三系统”理论把三个系统分别定性为逻辑系统、直观系统和实践系统，这三者的结合“既是认识和实践的结合，也是学习和应用的结合，还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结合”，这种结合的基础是学生的认识规律。把教材“静止”的组成部分与学生活生生的认知过程和学习实践结合起来，是地理教材“三系统”的精髓所在。
1991年，褚先生又对“三系统”理论进行了深化，创建了“地理课本系统大结构分析模式”、“地理课本系统内容联系结构图”和“地理课本内容一体化图式及动态结构”图，尝试通过对课本结构的进一步研究，探索学校地理课本的一体化原理，为研究中学地理教材提出了新的思路。13
地理教材早就存在课文、图像和作业这些内容，但能从系统论的高度对这种习以为常的现象进行提升，概括总结出一种教材理论，前人还没有做过。这种理论对以后地理教科书的编写和研究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三系统”理论提出后的近30年时间里，一直有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及这个理论，也有人直接使用这个理论进行教材研究，表现出该理论强大的生命力。
注释：
①褚亚平. 我的地理教育思想. 地理教育，2004年第1期.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6)10-0003-04
作者简介：黄文虎(1950- )，男，江苏泰州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研究。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党中央着眼于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党校是全党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培训、轮训的主渠道，是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要载体。党校教育历来同党的先进性教育密不可分，努力探索党校先进性教育的内在规律和长效机制，必将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为最终建立党的先进性教育的长效机制，寻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一、党校是建设学习型政党、加强党的先进性教育的重要阵地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指出：“坚持经常性教育与适当的集中教育相结合，是我们党解决自身存在问题、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1]111先进性教育活动告一段落后，人们期盼的是，怎样使先进性教育活动期间的许多好做法、好经验，能够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很显然，建设学习型政党，正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尤其是建立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的一个重要载体，是对党员进行经常性教育的一种好形式。建设学习型政党，就是要通过广大党员自觉学习与对党员的教育培训相结合，使学习在党内蔚然成风，极大地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素质和执政本领。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任务，也是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题中应有之意。推进以思想理论教育为重点的学习型政党建设，对建立党的先进性教育的长效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党校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培训、轮训，是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最有效的形式。在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诸多形式中，党校是加强党的先进性教育的重要阵地。相对于党员自学或在职学习，以脱产集中学习为主要形式的党校培训、轮训更系统、更规范，无论是学习的广度还是深度，都更显其独特的优势。相对于把党员送往社会上或国外、境外的培训机构脱产学习，党校姓党名校，其特有的办学理念和课程设置，使党校教育在建设学习型政党，特别是建立党的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方面，具有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事实上，党校在我党历史上一直承担着党的先进性教育的重大责任。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坚持不懈地对党员进行先进性教育，始终伴随着党校诞生、发展和壮大的全过程。当年在延安时期，中央党校一直把党性教育作为学校的必修课，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1942年，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著名演讲，着力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作风。在同志的倡导下，中央党校最终形成了实事求是的党校校训。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党才最终清除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建国以后，党中央继续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作为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中央政治局专门研究批准，将“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后改为‘增强党性’)”作为党校的十六字教学方针，使党校在对党员进行先进性教育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每当党孕育着新的重大理论成果的关键时刻，选择在中央党校由党的总书记对学员发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的重要讲话，已成为一种优良传统。1992年6月9日，继当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以后，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了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重要讲话。1997年和2002年，同志又分别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结业典礼上发表了“5•29”和“5•31”重要讲话，分别为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的召开作了必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党校在党的理论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中的重要作用，2005年和2006年，同志分别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两大主题，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我们党一系列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成果。党的历史表明，思想理论先进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关键，利用党校这一阵地，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教育学员，进而武装全党，这已成为我们党不断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广大党员进行先进性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
总之，建设学习型政党，必须高度重视党校教育；建立党的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必须充分研究党校教育的内在规律，党校理应在全党建立党员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中走在前列。
二、先进理论、先进本领、鲜明党性是党校先进性教育必须突出的重点内容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实践表明，党的先进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与时俱进的。党校在教学中要能真正体现出先进性教育的要求，首先就必须弄清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先进性的总的要求。我以为，一个党员要能体现先进性，一是理论上要先进，只有用科学的世界观武装头脑，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才能比普通群众站得高、看得远；二是本领上要先进，一个党员掌握科学技术和各种专业知识越多，改革发展的能力越强，就越能创造出辉煌业绩，越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三是党性上要坚强，作为一名党员，就是要党性强、觉悟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克己奉公，以民为先，这样才能在群众中发挥出道德示范作用。为此，党校教学要突出党的先进性教育的特征和特色，就必须始终突出用先进理论、先进本领和鲜明党性教育广大党员干部。
党校的先进性教育首先要突出先进理论教育。中共中央在《关于面向21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中，对党校的教学内容，提出了紧紧围绕邓小平理论这个中心，包含“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和“党性修养”在内的四位一体教学新布局，并且强调：“按照这个布局，首要的是抓好‘理论基础’，即‘马列主义基本问题’、‘思想基本问题’和‘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在刚刚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中，再次强调干部教育培训要“以政治理论、政策法规、业务知识、文化素养和技能训练等为基本内容，并以政治理论培训为重点”。这里的政治理论培训，主要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的教育，党的历史、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党的纪律的教育，国情和形势的教育等。要特别强调的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保证。因此，党校教育中摆在首要位置的先进理论教育，一定要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是我们党紧密结合当今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只有坚持用这样的先进理论教育党员干部，才能使党员干部受到真正的先进性教育，否则，只能导致思想僵化，落后于时代。
党校的先进性教育还要突出先进本领教育。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围绕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能力，创新培训方法，提高培训质量，大规模培训干部。”[1]78以此为标志，着眼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党校教育开始了从过去的素质培训向现在的素质和能力相结合的培训的历史性转变。党校教育中要突出进行的先进本领教育，就是这种素质与能力相结合的教育。其内容大体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执政能力教育。即按照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着重进行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的教育。二是工作本领教育。要通过培训，使党员干部不断提高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三是知识技能教育。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要致力于解决党员干部普遍存在的“知识危机”、“本领恐慌”的问题，大力加强政策法规、业务知识和文化素养的教育培训，努力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眼界宽、思路宽、心胸宽，以及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高素质干部。
党校的先进性教育尤其要突出鲜明党性教育。党员干部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自身的党性修养，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有着直接的影响。党校是党员干部党性锻炼的熔炉，从严治校是党校办学的基本方针，在对党员干部进行先进性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把党性教育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要教育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公仆意识，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克服，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心系群众，以民为先。要教育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使党员干部不断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常思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坚决抵御各种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做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实践者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倡导者。要教育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廉政意识，自觉做到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不断提高拒腐防变的自觉性。
三、努力探索和建立党校先进性教育的长效机制
要把先进理论、先进本领、鲜明党性作为党校先进性教育的重点内容长期坚持下去，关键是要以改革的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探索并建立起一整套党校先进性教育的长效机制。
首先，要建立理论创新发展机制。同志说：“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1]202先进理论必定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论，用这样的理论武装党员、指导实践，是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必备条件。正如同志所说的那样：“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1]245党校要真正做到不断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训党员干部，涉及到一系列的机制创新。一是科研立项倾斜机制。在一年一度的党校校内科研规划中，要划出固定的比例，确保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创新发展的课题优先立项，并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鼓励多出成果。二是教学科研一体化机制。鼓励教学与科研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只要是教学中提炼出来的难点、热点问题转为科研课题的，在制定科研规划时应优先予以立项；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创新成果转化为教学专题的，应给予奖励。三是政策激励机制。科研无，教学有纪律。党校一定要坚决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勇气，倡导学术民主，鼓励理论创新，为教研人员大胆探索创造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同时，要鼓励教研人员主动开设新的教学专题，做到随着实践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学常讲常新。对开设新专题并受到好评的，给予奖励，以此形成政策引导机制。
其次，要建立教学改革激励机制。用先进本领教育培训党员干部，其实质就是要实现由传统的素质培训向素质与能力相结合的培训转变，这就对党校原有的培训理念、培训方式、师资队伍、教材内容等，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出路只有靠改革开拓，创新机制。在具体做法和制度创新层面上，主要包括：一是因人施教机制。在分类别、分层次编班培训的同时，实行分阶段编班，做到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前阶段统一上必修课，后阶段以选修课的形式分班组织教学。这样既体现了因人施教，又突出了以学员需求为主。二是自主选学机制。积极实施“菜单式选学”，将各类侧重于培养能力、增强本领的课程开列出“菜单”，供学员自主选择，以适应学员学习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要。三是多形式教学机制。广泛采用研究式教学，根据各类班次的特点，综合运用讲授式、研究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以及实地考察调研等教育方法，注重能力培训，提高教学质量。四是教学相长机制。通过举办学员论坛、专题研讨等形式，让学员谈体会、作交流，充分发挥学员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三，要建立党性锻炼约束机制。从严治校、从严施教、从严管理，历来是党校的优良传统。党员干部来到党校这个“大熔炉”，要使自己的党性真正受到严格的锤炼，同样必须依靠一套约束机制作保证。一是党性教育机制。党员领导干部一入校，就要转变身份，以一名普通学员的身份编入临时党支部，接受党组织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学习期间，要组织学员专门到烈士陵园举行重温入党誓词活动，进一步增强党员意识；还要结合教学内容，组织学员到井冈山、延安等老革命根据地，实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二是正面典型教育机制。动员社会资源，邀请社会各界的英模人物来党校作报告，以先进典型的光辉业绩激励学员进一步强化党员意识，增强党性观念。三是廉洁自律教育机制。反腐倡廉教育是学员的必修课，要组织学员到监狱去进行警示教育，听反面教员上课，增强学员拒腐防变的自觉性。四是考核管理机制。严格执行党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对学员的学习和生活管理，不断提高学员遵章守纪的自觉性。同时，要主动配合组织部门加强对学员的考察和考核，建立学员学习档案，以此作为学员今后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Abstract:Mr.Pan Maoyuan has put up a series of viewpoints on mass higher education， which form a systematic theory. These viewpoints involve the significance， implication， transition peroid， enforcement approach， quality， classification and orientation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 Mr.Pan's thought on mass higher education is a Chinese edition of the Western theories. They inherit， develop and enrich traditional theories. They arebased on Chinese reform practice and serve it.
Key words:Pan Maoyuan；mass higher education；thought
高等教育的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实践的跨越更是需要理论的飞跃。20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政府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围绕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问题和理论研究显得十分需要。潘懋元先生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学人，在这一宏伟的时代进程中与时俱进，立足中国现实，综观世界风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提出了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一系列的思想和观点，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对于我国过去和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概要
1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意义
为什么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模型能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有没有必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些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和高等教育理论界思考较多、争论较激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潘先生认为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其立论有三：首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需要培养大量的高水平的生产、管理、服务人才；其次，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21世纪掌握高新科技的创新人才只能由大学来培养，中国本科以上的人才储备量太少，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第三，国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性：人口的文化构成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我国城乡居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如潘先生所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应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老路，而应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争取在知识经济时代能够迎头赶上，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条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高等教育大众化正是这条高速公路的超车道。”［1］
2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具体含义
潘懋元先生在引进和接受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基础上，对大众化的理解不是坚持简单的数字标准，而是从量和质两方面来入手，坚持量与质的统一。潘先生认为，大众化的进程包含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两个方面。量的增长是人们所熟知的适龄青年入学率(准确说是在校率)达到15%～50%。质的变化具有广泛的内涵，包括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系列的变化。也就是说，大众化进程包括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是两者相互统一的过程。
马丁特罗教授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最先提出者，他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一发展观出发，提出了精英、大众和普及高等教育三个阶段的数量指标，并进而剖析了三个阶段高等教育观念、功能、管理和课程等方面所存在的质的变化。特罗教授同时断言，“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学生数量的增长都先于其他方面的变化”，只有量变在先，然后才有后面的质变。潘懋元先生认为，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将高等教育量的扩张与质的变化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将以往关于学生选拔与录取、课程与教学方式、行政与管理等许多离散的、孤立的问题研究综合在一起，并将其置于从精英到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大跨度的历史发展背景下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思想和方法使原先只以数据表示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具有了丰富的质的内涵，也使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质的飞跃有了量的参照系，这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但是潘先生根据世界各国学者有关该理论的批评和修正，从我国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实践来看，提出了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理论，认为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进程中存在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的非均衡性。对于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进程中存在一个质的局部变化先于量的总体达标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高等教育的“量”的积累尚未达到西方学者所说的大众教育的“度”，即毛入学率未达到15%，但是却“超前”出现了种种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新质。先生在此基础上，进而考察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提出了“过渡阶段”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因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是要通过量的积累和总的量变过程中的许多部分质变才能完成。部分的质变需要一定量的积累，反过来部分的质变一旦发生又会促进量变，并为整个高等教育的根本质变准备条件”［2］。
3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路径
潘懋元先生关于大众化高等教育道路的起点和终点都有涉及，自90年代末以来就开始撰写论文，特别提到起点（即资金投入）和终点（毕业生就业）这两个关隘，并以此探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两条路径［3］。 （1）民办教育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美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公立高校来实施的，以此为基础的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中对于私立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进程中的作用没有涉及。显然，这种理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某些发达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不适应性。潘懋元先生在90年代末就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提出了“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潘先生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困难，此外还有师资、设备和校舍等教育资源的短缺等，而这些问题通过发展民办高等教育都能较易解决。
（2）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在高等教育的出口即毕业生就业问题上，潘先生认为首先要转变传统思想，改变思维方式，并提出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就是一条大众化的必由之路。在这里，“高等教育通向农村”不仅仅是为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而且还是在高等教育服务理念上承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包括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大众化高等教育要为农村的发展提供高层次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在入学机会上，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要为城市生源服务，也要为占适龄青年人口总数70%以上的农村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农村青年能够‘上得来’，城市青年能够‘下得去’，而且两者都能够‘用得上’、‘留得住’”。
4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过程问题——高等教育质量
潘懋元先生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思想非常丰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如在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上，潘懋元先生提出了全面素质质量指标和多规格、多层面的质量要求构成；在教育质量的价值取向上，坚持“社会发展需要与人的自身发展需要相统一”；在实现教育质量标准的途径上，坚持教学是实现教育质量的基本途径；在保障机制上，强调优化教育结构、立法与管理是保障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这里，笔者将重点阐述潘懋元先生的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1)教育质量的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核心。潘懋元先生认为，在大众化时代，基于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是多样化的：既需要学术型的高级专门人才，也需要应用型、技术型、职业型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而后者的需要量是数以千万计的。与传统的基本上是单一的本科以上的教育、培养学术型高级专门人才、课程设置着重于传授与研究“高深学问”的精英教育相比，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办学类型的多样化，其核心就体现在教育质量的多样化上。据此，先生提出了多层面、多规格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先生认为，高等教育质量在统一的质量标准要求下还存在依各级各类的具体培养目标所规定的质量要求，这就是“具体的质量标准”。不同高校处在不同层次，拥有不同培养目标，针对不同的社会适应面，应当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质量标准。先生非常赞同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会议所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中所言的“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要“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衡量高等教育质量”。按潘懋元先生的理解，所谓“多层面”，包括博士、硕士、学士、专科等纵向层次，也包括理论型、技能型、研究型、应用型等横向层面。对于纵向层次的质量要求，人们比较清楚，而对于横向层面的质量标准，人们则较模糊或容易忽略。在从精英高等教育走向大众高等教育时，分辨横向层面的不同质量标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能否顺利发展的要害问题”［4］。
(2)关于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思考。潘懋元先生认为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既是真命题，也是假命题。从前者来说，高等学校由于连续不断的扩招，学生数量的增长与学校教育资源的增长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教育质量的下降。为了应对质量的下降，先生提出了改变两条政策性原则（第一，在规模速度上，变“稳步发展”与“快速发展”为“适度超前发展”的原则；第二，在增长方式上，变“内涵式发展”为“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重，以外延式发展为主”）、采取两项适当对策（第一，扩充教育资源；第二，政府切实履行财政性经费增长的承诺，并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社会力量投资教育，开放海外“招商引资”）。从后者来说，是由于用传统的、精英教育的标准衡量当前的、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所引起的认识偏差。先生提出了要树立正确的质量观，实现两个转变：要把传统的唯知识质量观和西方流行的唯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括知识能力在内的素质质量观；要把精英教育时期的单一化的教育质量观转变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多样化的教育质量观，同时要根据社会对各层次、各类型专门人才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标准，评价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教育与教学质量［5］。
5中国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
《高等教育法》提出：“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是以“采取多种形式”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以多样化为前提的。没有多样化，只采取全日制这一单一形式，不可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只采用一个传统的本科的精英教育标准来衡量多种形式教育的质量，会对大众化的发展方向产生误导。因此，在多样化的框架下就存在着进行分类定位的必要了：
(1)从大的方面来说，大众化高等教育中同时包含着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潘懋元先生认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并不是两个矛盾对立、非此即彼的概念。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既包含了大量的旨在培养专业性的、应用性的、职业性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服务人才的大众教育，也还存在一定比例的从事高深学问学习和研究的传统精英教育。只不过两者朝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一个朝提高方向发展，一个朝普及方向发展。无论是朝着哪一个方向发展，都是科教兴国战略必要的组成部分，哪一个方面也不能缺少［6］。潘先生进一步认为，尽管大众化高等教育中包含了精英教育，但是对于一所具体的高等院校而言，必须存在较为明确的分工和定位，研究型的大学必须着重发展精英教育，培养学术型人才；而一般的高等学校，尤其是高专高职，应该全心全意承担大众高等教育的任务，培养应用型的各类人才。因此，有必要改变当前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定位不明、分工不清的局面。
(2)从具体的高等院校来说，要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多层次、多类型需求进行正确定位，避免统一，寻求特色。潘懋元先生认为“单一化的发展方向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的矛盾，从全国来说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如当前的共同趋向就是在类型定位上重学轻术，在层次定位上层层攀高，在学科定位上综合求全，在发展目标上定位北大、清华、哈佛、牛桥(牛津、剑桥)。所以当务之急，应当做好分类指导工作。要使高等学校定位明确，各就各位，各定发展方向。分类指导的前提是科学的、恰当的分类。先生比较国内外几种主要的高校分类方法，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比较适合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分类和高等学校的定位。按照这种分类，可以把中国高等学校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相当于5A1)，他们遵循“本科(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顺序提升其学习层次；(2)多科性或单科性专业型(应用性)大学或学院(相当于5A2)，他们依循“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专业硕士(学位或文凭)专业博士(学位或文凭)或进入研究型博士”的学习阶梯；(3)多科性或单科性职业技术型(或技能型)高校(相当于5B)，它们走“专科(副学士学位或文凭)职业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进入专业硕士”的培养阶梯。每一种类型都有重点高校，都可以办出自己的特色而成为国内(省内)知名、国际(国内)有影响的高校。这样，高等教育的发展就可以各就各位，避免大家都追随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路子［7］。在学校的定位上，先生提出，每所高校在制定发展战略时，都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学校所处的客观环境、社会需要状况和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在各自的层次和类型中争创一流。
二、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特色
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内容广博，从入口到出口都囊括在内；思考全面，从大学的分类定位到具体的教学问题都有涉及；视野开阔，从世界反思到中国国情考察，思想深邃，逻辑清晰，系统深刻，自成体系，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思想体系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是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的大众化理论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最早在美国提出，其据以为本的仅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而“对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相当比重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基本没有涉及”［8］，也没有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大众化发展方式［9］，因此视野自然具有局限性，甚至对同是发达地区的欧洲高等教育发展也不能进行准确的指导。如马丁特罗教授在1978年自己也承认“我关于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变化也将沿着美国大众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假设性预示，现在被1973年以来的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所证明是明显的错误”［10］。显然，将美国的大众化理论简单移植过来指导本国高等教育发展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这样，日本、英国、德国等国的学者都对大众化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在我国，90年代末开始进行大众化发展首先需要的就是理论的指导，潘懋元先生在引进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提出了中国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个性：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经济实力非常薄弱，他认为按照特罗的依靠政府举办公立高校来实现大众化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所以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中国是后发外生国家，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在数量还没有达到大众化门槛的时候就已经局部出现大众化的“质”；中国的传统文化重学轻术，崇尚“动口不动手”，这就要求对高等学校进行符合实际的分类定位等等。可以说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是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是符合我国国情、建诸于我国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大众化理论。
2是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丰富、发展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以马丁特罗教授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基本反映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它提出的数据模型和量变带动质变的论据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是采用归纳法提炼出来的，该理论的实际基础非常狭窄，现在看来，有些观点具有明显的缺陷：由于该理论提出至今的几十年中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经济全球化、网络技术的发展等使许多原先正确的观点现在不能正确反映客观现实而显得有点过时；由于特罗教授本人的精力和视野的有限而使得该理论的问题考虑得不全，具有片面性。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无疑首先是对马丁特罗教授理论的继承，但同时也是对该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其创新和发展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思想，如提出了大众化发展的“过渡阶段”理论和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思想；二是从现时代的形势出发，与时俱进，促进大众化理论的时展，如根据今天国际竞争的需要提出了“教育——人”才是21世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理论，进一步阐述了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三是从整体把握，论述马丁特罗教授没有顾及或涉及不深的方面，如进一步研究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理论等。
3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存在。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是基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的需要和现实，以指导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为目的发展起来的，其思想既来源于中国高教实践，又超前于中国高教实践，因此，既是对实践的把握与升华，又对未来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早在我国政府决定开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之前，以潘懋元先生为首的厦门大学高教所从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中已经看到了大众化发展的必要性，开始着手引进并研究西方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奔走呼号。1999年扩招成为事实后，高等教育由于规模扩张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潘先生从这些问题中觉察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同于西方理论论述的地方，并提出了“过渡阶段”一说，开始引导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关注大众化过程中高等教育质的变化，以期尽量减少突然启动的大众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潘先生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国情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实施路径，是对我国高等教育良性发展结构的准确把握。同时，面对公众和学界对大众化高等教育中质量问题的批评和责难，先生又进一步阐述了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质量观，提出了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今天，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人才培养质量以及与社会需求衔接的问题，他对高等教育结构分化、功能定位的高度重视就是对其思想的继承和延续。从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形成发展的轨迹来看，应该说，这一理论体系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它有力地指导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实践。
今天，86岁高龄的潘懋元先生仍以他矍铄的精神和睿智的头脑在高等教育这块广袤的田野上孜孜不倦地耕耘，每年仍以数量不菲的思想成果服务于高等教育这一他为之毕生奉献的事业。“人不下鞍，马不停蹄”仍然是今天先生的真实写照。我们深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不断前进，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会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94．
［2］潘懋元.试论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J］．高等教育研究，2001，（2）：6．
［3］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94-398．
［4］潘懋元.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03，（6）：3．
［5］潘懋元.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J］．中国大学教学，2004，（1）：4-8．
［6］潘懋元.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中国高教研究［J］．2001，（12）：16．
［7］潘懋元.分类、定位、特点、质量［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5，（4）：106．
Abstract:Mr.PanMaoyuanhasputupaseriesofviewpointsonmasshighereducation,whichformasystematictheory.Theseviewpointsinvolvethesignificance,implication,transitionperoid,enforcementapproach,quality,classificationandorientationofmasshighereducation.Mr.Pan''''sthoughtonmasshighereducationisaChineseeditionoftheWesterntheories.Theyinherit,developandenrichtraditionaltheories.TheyarebasedonChinesereformpracticeandserveit.
Keywords:PanMaoyuan；masshighereducation；thought
高等教育的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实践的跨越更是需要理论的飞跃。20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政府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围绕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问题和理论研究显得十分需要。潘懋元先生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学人，在这一宏伟的时代进程中与时俱进，立足中国现实，综观世界风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提出了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一系列的思想和观点，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对于我国过去和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体系概要
1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意义
为什么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模型能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有没有必要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些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和高等教育理论界思考较多、争论较激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潘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其立论有三：首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需要培养大量的高水平的生产、管理、服务人才；其次，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21世纪掌握高新科技的创新人才只能由大学来培养，中国本科以上的人才储备量太少，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第三，国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性：人口的文化构成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我国城乡居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如潘先生所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应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老路，而应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争取在知识经济时代能够迎头赶上，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条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高等教育大众化正是这条高速公路的超车道。”［1］
2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具体含义
潘懋元先生在引进和接受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基础上，对大众化的理解不是坚持简单的数字标准，而是从量和质两方面来入手，坚持量与质的统一。潘先生认为，大众化的进程包含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两个方面。量的增长是人们所熟知的适龄青年入学率(准确说是在校率)达到15%～50%。质的变化具有广泛的内涵，包括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系列的变化。也就是说，大众化进程包括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是两者相互统一的过程。
马丁•特罗教授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最先提出者，他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一发展观出发，提出了精英、大众和普及高等教育三个阶段的数量指标，并进而剖析了三个阶段高等教育观念、功能、管理和课程等方面所存在的质的变化。特罗教授同时断言，“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学生数量的增长都先于其他方面的变化”，只有量变在先，然后才有后面的质变。潘懋元先生认为，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将高等教育量的扩张与质的变化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将以往关于学生选拔与录取、课程与教学方式、行政与管理等许多离散的、孤立的问题研究综合在一起，并将其置于从精英到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大跨度的历史发展背景下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思想和方法使原先只以数据表示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具有了丰富的质的内涵，也使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质的飞跃有了量的参照系，这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但是潘先生根据世界各国学者有关该理论的批评和修正，从我国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实践来看，提出了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理论，认为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进程中存在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的非均衡性。对于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进程中存在一个质的局部变化先于量的总体达标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高等教育的“量”的积累尚未达到西方学者所说的大众教育的“度”，即毛入学率未达到15%，但是却“超前”出现了种种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新质。先生在此基础上，进而考察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提出了“过渡阶段”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因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是要通过量的积累和总的量变过程中的许多部分质变才能完成。部分的质变需要一定量的积累,反过来部分的质变一旦发生又会促进量变，并为整个高等教育的根本质变准备条件”［2］。
3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路径
潘懋元先生关于大众化高等教育道路的起点和终点都有涉及，自90年代末以来就开始撰写论文，特别提到起点（即资金投入）和终点（毕业生就业）这两个关隘，并以此探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两条路径［3］。（1）民办教育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美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公立高校来实施的，以此为基础的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中对于私立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进程中的作用没有涉及。显然，这种理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某些发达国家而言具有一定的不适应性。潘懋元先生在90年代末就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提出了“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潘先生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困难，此外还有师资、设备和校舍等教育资源的短缺等，而这些问题通过发展民办高等教育都能较易解决。
（2）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在高等教育的出口即毕业生就业问题上，潘先生认为首先要转变传统思想，改变思维方式，并提出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就是一条大众化的必由之路。在这里，“高等教育通向农村”不仅仅是为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而且还是在高等教育服务理念上承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包括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大众化高等教育要为农村的发展提供高层次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在入学机会上，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要为城市生源服务，也要为占适龄青年人口总数70%以上的农村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农村青年能够‘上得来’，城市青年能够‘下得去’，而且两者都能够‘用得上’、‘留得住’”。
4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施过程问题——高等教育质量
潘懋元先生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思想非常丰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如在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上，潘懋元先生提出了全面素质质量指标和多规格、多层面的质量要求构成；在教育质量的价值取向上，坚持“社会发展需要与人的自身发展需要相统一”；在实现教育质量标准的途径上，坚持教学是实现教育质量的基本途径；在保障机制上，强调优化教育结构、立法与管理是保障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这里，笔者将重点阐述潘懋元先生的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1)教育质量的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核心。潘懋元先生认为，在大众化时代，基于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是多样化的：既需要学术型的高级专门人才,也需要应用型、技术型、职业型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而后者的需要量是数以千万计的。与传统的基本上是单一的本科以上的教育、培养学术型高级专门人才、课程设置着重于传授与研究“高深学问”的精英教育相比，大众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办学类型的多样化，其核心就体现在教育质量的多样化上。据此，先生提出了多层面、多规格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先生认为，高等教育质量在统一的质量标准要求下还存在依各级各类的具体培养目标所规定的质量要求，这就是“具体的质量标准”。不同高校处在不同层次，拥有不同培养目标，针对不同的社会适应面，应当有不同的规格，不同的质量标准。先生非常赞同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会议所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中所言的“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要“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衡量高等教育质量”。按潘懋元先生的理解,所谓“多层面”，包括博士、硕士、学士、专科等纵向层次，也包括理论型、技能型、研究型、应用型等横向层面。对于纵向层次的质量要求，人们比较清楚，而对于横向层面的质量标准,人们则较模糊或容易忽略。在从精英高等教育走向大众高等教育时，分辨横向层面的不同质量标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能否顺利发展的要害问题”［4］。
(2)关于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思考。潘懋元先生认为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既是真命题，也是假命题。从前者来说，高等学校由于连续不断的扩招，学生数量的增长与学校教育资源的增长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教育质量的下降。为了应对质量的下降，先生提出了改变两条政策性原则（第一，在规模速度上,变“稳步发展”与“快速发展”为“适度超前发展”的原则；第二,在增长方式上，变“内涵式发展”为“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重，以外延式发展为主”）、采取两项适当对策（第一，扩充教育资源；第二，政府切实履行财政性经费增长的承诺，并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社会力量投资教育，开放海外“招商引资”）。从后者来说，是由于用传统的、精英教育的标准衡量当前的、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所引起的认识偏差。先生提出了要树立正确的质量观，实现两个转变：要把传统的唯知识质量观和西方流行的唯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括知识能力在内的素质质量观；要把精英教育时期的单一化的教育质量观转变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多样化的教育质量观，同时要根据社会对各层次、各类型专门人才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标准，评价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教育与教学质量［5］。
5中国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
《高等教育法》提出：“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是以“采取多种形式”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以多样化为前提的。没有多样化，只采取全日制这一单一形式，不可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只采用一个传统的本科的精英教育标准来衡量多种形式教育的质量，会对大众化的发展方向产生误导。因此，在多样化的框架下就存在着进行分类定位的必要了：
(1)从大的方面来说，大众化高等教育中同时包含着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潘懋元先生认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并不是两个矛盾对立、非此即彼的概念。大众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既包含了大量的旨在培养专业性的、应用性的、职业性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服务人才的大众教育，也还存在一定比例的从事高深学问学习和研究的传统精英教育。只不过两者朝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一个朝提高方向发展，一个朝普及方向发展。无论是朝着哪一个方向发展，都是科教兴国战略必要的组成部分，哪一个方面也不能缺少［6］。潘先生进一步认为，尽管大众化高等教育中包含了精英教育，但是对于一所具体的高等院校而言，必须存在较为明确的分工和定位，研究型的大学必须着重发展精英教育，培养学术型人才；而一般的高等学校，尤其是高专高职，应该全心全意承担大众高等教育的任务，培养应用型的各类人才。因此，有必要改变当前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定位不明、分工不清的局面。
(2)从具体的高等院校来说，要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人才多层次、多类型需求进行正确定位，避免统一，寻求特色。潘懋元先生认为“单一化的发展方向与多样化的人才需求的矛盾，从全国来说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如当前的共同趋向就是在类型定位上重学轻术，在层次定位上层层攀高，在学科定位上综合求全，在发展目标上定位北大、清华、哈佛、牛桥(牛津、剑桥)。所以当务之急，应当做好分类指导工作。要使高等学校定位明确，各就各位，各定发展方向。分类指导的前提是科学的、恰当的分类。先生比较国内外几种主要的高校分类方法，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比较适合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分类和高等学校的定位。按照这种分类，可以把中国高等学校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相当于5A1)，他们遵循“本科(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顺序提升其学习层次；(2)多科性或单科性专业型(应用性)大学或学院(相当于5A2),他们依循“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专业硕士(学位或文凭)专业博士(学位或文凭)或进入研究型博士”的学习阶梯；(3)多科性或单科性职业技术型(或技能型)高校(相当于5B),它们走“专科(副学士学位或文凭)职业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进入专业硕士”的培养阶梯。每一种类型都有重点高校，都可以办出自己的特色而成为国内(省内)知名、国际(国内)有影响的高校。这样，高等教育的发展就可以各就各位，避免大家都追随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路子［7］。在学校的定位上，先生提出，每所高校在制定发展战略时，都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学校所处的客观环境、社会需要状况和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在各自的层次和类型中争创一流。二、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特色
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内容广博，从入口到出口都囊括在内；思考全面，从大学的分类定位到具体的教学问题都有涉及；视野开阔，从世界反思到中国国情考察，思想深邃，逻辑清晰，系统深刻，自成体系，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思想体系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是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的大众化理论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最早在美国提出，其据以为本的仅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而“对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相当比重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基本没有涉及”［8］，也没有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大众化发展方式［9］，因此视野自然具有局限性，甚至对同是发达地区的欧洲高等教育发展也不能进行准确的指导。如马丁•特罗教授在1978年自己也承认“我关于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变化也将沿着美国大众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假设性预示，现在被1973年以来的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所证明是明显的错误”［10］。显然，将美国的大众化理论简单移植过来指导本国高等教育发展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这样，日本、英国、德国等国的学者都对大众化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在我国，90年代末开始进行大众化发展首先需要的就是理论的指导，潘懋元先生在引进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提出了中国进行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个性：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经济实力非常薄弱，他认为按照特罗的依靠政府举办公立高校来实现大众化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所以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中国是后发外生国家，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在数量还没有达到大众化门槛的时候就已经局部出现大众化的“质”；中国的传统文化重学轻术，崇尚“动口不动手”，这就要求对高等学校进行符合实际的分类定位等等。可以说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是西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是符合我国国情、建诸于我国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大众化理论。
2是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丰富、发展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以马丁•特罗教授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基本反映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它提出的数据模型和量变带动质变的论据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是采用归纳法提炼出来的，该理论的实际基础非常狭窄，现在看来，有些观点具有明显的缺陷：由于该理论提出至今的几十年中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经济全球化、网络技术的发展等使许多原先正确的观点现在不能正确反映客观现实而显得有点过时；由于特罗教授本人的精力和视野的有限而使得该理论的问题考虑得不全，具有片面性。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无疑首先是对马丁•特罗教授理论的继承，但同时也是对该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其创新和发展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思想，如提出了大众化发展的“过渡阶段”理论和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思想；二是从现时代的形势出发，与时俱进，促进大众化理论的时展，如根据今天国际竞争的需要提出了“教育——人”才是21世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理论，进一步阐述了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三是从整体把握，论述马丁•特罗教授没有顾及或涉及不深的方面，如进一步研究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理论等。
3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存在。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是基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的需要和现实，以指导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为目的发展起来的，其思想既来源于中国高教实践，又超前于中国高教实践，因此，既是对实践的把握与升华，又对未来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早在我国政府决定开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之前，以潘懋元先生为首的厦门大学高教所从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中已经看到了大众化发展的必要性，开始着手引进并研究西方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奔走呼号。1999年扩招成为事实后，高等教育由于规模扩张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潘先生从这些问题中觉察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同于西方理论论述的地方，并提出了“过渡阶段”一说，开始引导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关注大众化过程中高等教育质的变化，以期尽量减少突然启动的大众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潘先生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国情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实施路径，是对我国高等教育良性发展结构的准确把握。同时，面对公众和学界对大众化高等教育中质量问题的批评和责难，先生又进一步阐述了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的质量观，提出了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今天，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人才培养质量以及与社会需求衔接的问题，他对高等教育结构分化、功能定位的高度重视就是对其思想的继承和延续。从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形成发展的轨迹来看，应该说，这一理论体系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它有力地指导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实践。
今天，86岁高龄的潘懋元先生仍以他矍铄的精神和睿智的头脑在高等教育这块广袤的田野上孜孜不倦地耕耘，每年仍以数量不菲的思想成果服务于高等教育这一他为之毕生奉献的事业。“人不下鞍，马不停蹄”仍然是今天先生的真实写照。我们深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改革的不断前进，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会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94．
［2］潘懋元.试论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J］．高等教育研究，2001，（2）：6．
［3］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94-398．
［4］潘懋元.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03，（6）：3．
［5］潘懋元.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战略［J］．中国大学教学，2004，（1）：4-8．
［6］潘懋元.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中国高教研究［J］．2001，（12）：16．
［7］潘懋元.分类、定位、特点、质量［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5，（4）：106．
蔡元培先生一生提倡美育，强调美学、艺术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以自身深厚的国学功底，并对欧洲近现代科学、艺术、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多年从事教育的丰富经验，在理论和实践中积极推动我国艺术教育事业的发展。今读《蔡元培美育论集》（后简称《论集》），对其中丰富的内容感触颇深，虽只有几十篇短小论述演说，但涉及领域之广、见地之深、与社会实践联系之紧密，令人叹服。除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哲学与教育学的内容外，还有关于绘画、书法、音乐、戏剧、雕塑、建筑等艺术领域的论述和观点。在蔡元培先生的美育思想和实践中，我对其“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很感兴趣，想结合多年来在艺术领域的学习和社会生活体验观察，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1.“以美育代宗教”的基本思想
《论集》中有三篇文章题目为“以美育代宗教”，是专门论述这一观点的，互有重叠、补充。细读这三篇，基本思想已显轮廓，加以其它文章、日记、访谈作参考完善，可以大致把此观点进行归纳：首先，文中所提的“美”是包罗万象的。“我向来主张以美育代宗教，而引者或改美育为美术，误也。”作者认为“美育是广义的，而美术则意义太狭。”不难发现，文中“美育”的美，在涵盖绘画、雕塑等视觉艺术的同时，当然也包括音乐、文学、电影、园林景观、城市规划等众多广义的艺术门类，甚至“社会的组织，学术团体以及其他种种社会现状。”显然，这个“美”是艺术、美学、社会学等内容的大融合。其次，“美育”是借着将之前依附于宗教的美学和艺术从宗教中脱离出来，进而取代长久以来宗教在教育方面的主导地位和功能。“在最初的时候宗教完全是教育……；譬如基督教青年会讲智德体三育。”“以前都是宗教代教育”，但随着科学发展，宗教逐渐成为教育的“障碍”。故此可以用“美育”取而代之。可见，“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和实践是以教育为领域和目的的，用“科学”的方法改造社会，提升国民素养。再次，文中对“美育”与“宗教”的对比概括为：“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在历史上，宗教一度把美学和艺术用作“诱人信仰之方法。”“及文艺复兴以后，各种美术，渐离宗教而尚人文”。可以看出，蔡元培先生对中外宗教之弊端和陋习相当了解，并在当时“科学”口号日益响亮的时代背景下，敏锐的把握住了中国社会和教育在审美领域的发展取向。
更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读《论集》，在此就不过多介绍。蔡元培先生的观点可概括为“古代的宗教代替美育，而现代的美育可以代替宗教。”①
2.“以美育代宗教”的积极意义
蔡元培先生一生践行美育，“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的宝贵之处，就是以科学的态度，通过介绍优秀的艺术作品，推广一种与时俱进的审美价值观，对我国旧社会陈腐守旧的教育制度和国民习性进行改良。
2.1将艺术带下“神坛”，还以自由
“以美育代宗教”在我国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与欧洲15世纪的“文艺复兴”有相似之处，即借人文主义思想“解放”艺术，并对宗教长期在人思想、审美领域的统治和禁锢进行批判。这一方面是作者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积累下来，借宗教实施奴化教育，以致近代中国国力日衰，国民素质不高之现象的深刻反思。“在宗教专制之下，审美总不很自由。”“甚至为护法起见，不惜于共和时代，附和专制。”艺术、美育的普及与社会的进步常受“宗教之为累”。显然，这些观点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纵观中外艺术的历史，其起源、发展都与宗教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受益于宗教的同时也受制于宗教。对艺术与“美”的最求是人的自有天性，是人自由的权利。所以，艺术若长期依附于宗教而不能自由的表现人本身丰富的思想情感，发挥其在教育方面的积极功能，就会受宗教狭隘、保守等弊端所累，失去生命力，沦为奴化人的工具。蔡元培先生主张的，将艺术从与宗教“神坛”带回归到现实世界，不论在东西方，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不但体现着艺术发展的自由，更体现着人自身发展的自由。
2.2将中西文化融汇，借以育人
“在我们看来，本属相悖的中西道德伦理，在他那儿，即经由择善而从的筛选，得到浑然一体的自然融合。”②正是这种“中西融汇、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成就了蔡元培先生在教育领域的辉煌功绩。《论集》中对中外艺术与美学思想的介绍，既有对比又有联系。“以美育代宗教”论述中更是对中西方在宗教、艺术、美学、科学等领域中的可取之处进行列举分析，并紧密结合当时中国的现状，付诸于教育实践。例如，文中肯定了宗教教育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方面的积极意义，并借鉴这样教育分类方式，提倡建立以科学技术、道德伦理、运动旅行、美学艺术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教育体系。作为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始终不忘自己的历史使命，通过“美育”将中西方文明中一切的优秀成果，借着“拿来主义”而消化吸收，落实到国民素质教育的实践中。这种开放包容的育人理念，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一样，直接推动了我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
3.“以美育代宗教”的不足之处
“二十世纪的中国学界，谈论文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蔡元培均非首选，其若干著述，也并非不可代替……。但这丝毫不影响蔡元培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卓越地位。”③由于研究领域的宽泛，以及深处社会、时代的特殊性，蔡元培先生的一些思想和主张难免有些局限性。然而，多年来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许多艺术教育者未作深入研究，就盲目附和。及至今日，在艺术教育中仍有将宗教与迷信混为一谈者，以至于许多中外优秀的传统文化、道德理念和审美意识得不到弘扬和发展。鉴于此，有必要提一下“以美育代宗教”观点的不足之处。
3.1研究领域的局限性
如上所言，蔡元培先生的这一主张主要是在教育学领域内的讨论，其学术观点也主要是受欧洲哲学、美学思想的影响。至于宗教学、心理学和艺术学等领域的研究则相对浅薄，在《论集》中，他强调“这是我个人的见解……，我到现在还在研究中。”可见，“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是一个开放、发展的话题，而不应看做是一个定论。当这一观点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宗教流派、美学思想、艺术门类和不同心理需求、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社会阅历的人的时候，就会发现其自身理论的局限性。美育和宗教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毕竟还是有诸多差别，《文集》中陈述在教育目的和功能上彼此的代替，确实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但超越这个领域，显得不切实际了。
3.2历史、社会的局限性
蔡元培先生身处中国历史上较为特殊的年代（1868―1940年），一生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立宪改革、辛亥革命、、军阀统治等社会运动的跌宕起伏，受中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与当时许多学者一样，在动荡的社会中摸索强国之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美育代宗教”作为国民教育的一个亮点，也未尝不是一个值得推崇的实践方式。然而，纵观百年来中外社会之发展，虽科技、艺术、教育都在进步，却未见宗教消亡之势，反而在当今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在调节社会和疏导心理方面所起到的作用。面对许多社会的不良现象，也开始意识到其与社会公民的“信仰缺失”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联系。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以美育代宗教”的社会实践，有其在历史时代、社会环境方面的局限性。
3.3对科学、艺术与宗教之间关系认识的局限性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科学、艺术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引发了很多的争议，“以美育代宗教”的提出就是建立于此。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结合当前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更清晰的看出，这三者之间不是相互矛盾、此消彼长、取而代之的关系；而是互为补充、彼此制约、协调发展的关系。科学在于求真去伪；艺术在于求美去丑；而宗教则在于求善去恶。过多注重宗教，势必无法兼顾科学的求真；过多依赖科学，也必无法兼顾宗教的求善；艺术只有在恰当平衡“宗教的善”和“科学的真”时，才会体现自身的“美”。《论集》中片面夸大科学功能的论断，“盖宗教之内容，现皆经学者以科学的研究解决之矣。”体现了对宗教认识的浅薄。作为人类文明中时间最古老、空间最普及的一种文化现象，宗教所关注的许多内容：人的生与死；人生所经历的苦难和需要的慰藉；人灵魂的终极归属等关于人最切身、实际的问题，是科学、艺术，甚至哲学、美学所无法完全解释的。另一面，客观的分析历史上许多宗教由于自身体制的种种弊端，而招致的攻击，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在进步过程中对自身寻求真、善、美之态度的反思与调整。如西方文艺复兴对天主教批判的“戏剧性结果”乃是：借着宗教改革进一步促进了新教――基督教的形成于发展，并成就了基督教在近代欧洲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巴赫与亨德尔在音乐创作上的成就，也在艺术领域证实了这样的结果。即便在当今，因片面注重科技发展而带来的道德、伦理、环境、安全、心理等方面的争议与危机，许多科学家也坦言无能为力。在艺术领域又何尝不是：与许多“现代艺术”的空洞与颓废相比，或许大多数人还是更愿意欣赏历史上那些“受过宗教思想与宗教审美观培育、指导、限制过的”经典艺术作品吧。因此，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忽视了这三者的平衡关系，这样的美育主张与其倡导“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4.结语
著名学者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蔡元培先生：“论著作，北大很多教授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④正是基于这样的初衷，笔者个人认为：“以美育代宗教”思想主张的启发意义要大于实践意义。许多评论也都能说明，蔡元培先生是伟大的教育家，在许多学术研究方面是“杂家”而非“专家”。故此，今天我们在继承、弘扬蔡元培先生通过艺术教育，美学教育来提升国民素养，强化国家文化实力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兼容并包”的学习方法和教育理念，通过客观、深入的研究，为当前我国的“文化的发展、文化大繁荣”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作者单位：东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① 杨家友《宗教在席勒和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中的作用比较》，载《美学与艺术研究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第4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