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素描就不能不说古典主义素描。古典主义绘画在题材上追求内容丰富，精神崇高，形式庄重，努力使作品产生一种古代的静穆而严峻的美，强调精确的素描技术和柔妙的明暗色调。这种作品主要是以文艺复兴和18、19世纪的法国素描作品为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成为了古典主义素描的杰出代表。达•芬奇主张绘画要“忠实于自然，倾向于自然中的对象”，他的素描造型结构严谨，线条刚柔相济，善于利用疏密程度不同的斜线，讲究明暗与线的融合，表现光线的微妙变化，体现出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表现了人文主义的精神气质。拉斐尔的画以“秀美”著称，画中的人物清秀，场景祥和。米开朗基罗的素描在造型上注重力量、饱满和激情，并富有强烈的动感，他的线条雄壮有力，形体结构鲜明，其作品是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他画的人物以“健美”著称。古典主义素描画派对写实油画艺术创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极大地推动了素描艺术的发展。
（二）浪漫主义素描
浪漫主义素描在素描领域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艺术流派起源于19世纪初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摆脱了当时学院派和古典主义的羁绊，他们的创作题材取自现实生活，用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浪漫主义素描和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宣扬的肯定人的精神价值、解放人的个性、尊重民众的人权等思想不谋而合。可以说浪漫主义素描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产物，这种产物也极大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行。浪漫主义在绘画上主张作品必须具有个性、特征和情感。浪漫主义的绘画家中杰出的代表籍里柯一生都追求以现实为题材，热情浪漫地来体现新的主题思想。他的作品《梅杜萨之筏》深刻体现出了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和色彩。浪漫主义另外一个杰出的代表是德拉克洛瓦，德拉克洛瓦对素描艺术形式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探索出的激烈运动的线条和笔法成为了素描艺术重要的表现手段和方法
（三）现实主义素描
现实主义素描伴随着法国1848年革命产生的现实派的出现而产生。现实主义素描作品主张要客观观察、认识社会和自然，深刻地去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特质和时代的特征，研究社会中的真善美。其代表人物有米勒、库尔贝，其代表作是米勒的《拾穗者》、库尔贝的《奥尔南的葬礼》等。这些作品共有的特征是以真实的生活为其艺术创作的原则，显示出了艺术家自信的性格和反抗的精神。
（四）印象主义素描
印象派素描在19世纪产生于法国。它的主要特点可以整体地概括为三点：1，主张根据太阳呈现的光谱颜色去反映自然间的瞬间印象；2，表现手法更加自然随性；3，题材和运用材料更加丰富，追求捕捉瞬息多变的大自然。印象主义的主要代表有毕沙罗、莫奈、马奈。其中印象派的代表作品有毕沙罗的《塞纳河和卢浮宫》、莫奈的《日出印象》、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等。（五）现代主义素描20世纪的西方素描被称为现代派素描，它是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的。二次工业革命标志着西方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现代派素描也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的重要变革，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复杂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极为深刻的哲学思考。现代派是立体派、新印象派、抽象派、野兽派、超现实派等艺术流派的统称，与现代社会的进程紧密相连，它标志着一个绘画新时期的真正到来。现代主义的审美意识有着复杂的倾向，它的主要特点表现在立体派和抽象派的作品上。以毕加索和布拉克为代表的立体派有意地追求狂乱粗野，注重面和体的表现，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自然物体穿越时间和空间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使在同一幅画上出现多个画面。抽象派的代表人物培根和杜布菲以下意识的幻觉来表现他们的思想和作品的内涵。他们的作品摈弃了客观世界的物体，但他们表达的主题和思想是一种升华了的现实中具有的主题和思想，只是他们极大限度的糊涂和混乱必须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才能够领悟到其作品的精华。现代派素描和现代派艺术的出现，促进了绘画艺术朝向多样化的形式发展，这种多样化发展也是艺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是如何使自己本身的这种艺术得到持久的发展是写实派画家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素描在写实油画创作中的空间作用
西方最早的油画家有着这样最原始的观念：人站立在大地上，以自己为中心，使用眼睛，直接感受到物象。这种观察自然的方法可以理解成定点透视法。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油画完善了定点透视法。定点透视法可以简单地这么理解：它为自然再现找到了一个基本的框架，这个框架可以给人的思维注入实实在在的物体，人们可以通过这个实在的物体来更加地完善使之立体地呈现在平面上。而素描恰好是定点透视法的一种体现，首先让观察者能够对所画的东西有种整体的把握，首先能够形成一个框架，再在上面增加绘画的技巧则能够让人具有强烈的立体感。素描是写实油画的骨架，是写实油画艺术创作的基础，因为在写实油画中充分运用素描的基本规律能够很好地表达空间，创造极好的效果。我们首先来了解什么是写实油画。写实油画在艺术形态上属于具象艺术，是绘画的一种表现技巧。艺术家通过对外部物象的观察和描绘，自身亲历的感受和理解而再现外界的物象，而写实油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三维的现实对象在平面上的空间转移。中国的写实油画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写实油画在中国的画坛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那么素描对于写实油画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素描对于写实油画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能够为写实油画描绘出三维的空间。空间可以分为二维空间和三维空间两种。早期的绘画主要以平面的二维空间为主，但这种作品不具有立体感和层次感，不能够生动地表现出现实的实物。但是素描凭借多变的线条就让这种二维的平面能够呈现出三维的效果。我们不难看出，在写实油画艺术创作中，将现实空间中的物体转换到平面上，是其基本功能。素描对于写实油画家来说非常重要，素描不但能够使写实油画家在心底形成一种空间的概念，而且他们大量的素描练习能够使他们脑中形成的那种立体感在他们的平面作品上得到很好的空间立体表现，产生一种震撼人心的效果。
三、素描对写实油画的影响
素描对油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素描水平的高低制约了油画艺术家的发展。素描的技法越成熟创作出来的油画越具有艺术价值。对于每一位艺术家来说，素描是他们作画最基础的技巧，素描水平的高低能够明显地体现出画家的功底和艺术修养。所以对于艺术家来说，素描是他们必须牢牢掌握的一门技巧。其次，目前素描对写实油画发展状况的影响。在中国的艺术领域，很多人都把素描这一重要环节给忽视了，素描功底的不足导致中国很难出现一大批优秀的油画作家和一些具有内涵的优秀作品，这也是中国和欧美国家在油画创作领域具有差异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在进行油画创作过程中不仅要选好有深度有影响的题材，我们更应该用素描把我们的思想和创作的精神和意图表现出来，油画和素描相结合才能够达到完美的效果，才能够使油画艺术创作展现出艺术的魅力。
中图分类号： 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6-0055-01
一、“现实主义”与写实油画
现实主义是19世纪法国的一种社会思潮，也是一种美术思潮。其代表人物为库尔贝、卢梭、柯罗、米勒等，他们的艺术实践及旷世之作撑起了现实主义的文化星空。写实主义提出的要反映当代真实生活，可以回溯到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的大卫，如果追溯得更远，可以定格在西班牙画派（以委拉斯开兹为代表）和荷兰画派（以伦勃朗为代表），当然，那只是就“写实”而言，其中没有继承关系。其中库尔贝的《画室》和《奥尔南的葬礼》无疑是他的重要作品。影响深远的大师更是甚多，其主将卢梭以诗人的气质抒发大自然的生气，令观赏者与他一起感受大自然的生命。他的《巴比松附近的橡树》，《树边的牧场》，《冬季森林的日落》等可以看出。柯罗忠诚于大自然，直言“我的一生只对她忠诚，永不变心”。米勒出身于农民家族，善于从农民的真实生活中发现美，在他的笔下经常出现的是疲惫穷困、终日辛劳的劳动者。他的《播种者》，《晚钟》和《倚锄的农夫》……现实主义立足写实，入木三分，爱憎分明，一路锐气，反映了19世纪中叶的社会现实、艺术家对社会矛盾的关注和对新的创作原则的执著追求。
在现实主义之后，尽管各种艺术流派纷呈，写实手法及其艺术创作方法仍有发展，只是发展形式有所不同。写实不是唯一的手法，而是常用的手法，它和其他艺术手法如象征、寓意、变形、夸张等一样，本身不能决定艺术品价值的高低，决定一件艺术品价值的是它们反映生活的深度。写实是写实油画的艺术手法，但写实油画比写实有更深刻的内涵。写实油画从写实主义的“历史深处”走来，但写实油画不能等同于写实主义。库尔贝是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关于“现实主义”与写实油画问题，有着很大的思维空间。
二、关于中国当实油画的两点思考
（一）从艺术发生论的视角，理解“写实”是一种基本的绘画方式。艺术发生论告诉我们，艺术不能失缺对象，艺术思维有感而发，艺术方法从实践经验而来，艺术手法首先得益于具象及其联想，艺术发生具有客观性和实践性。依据艺术发生论，油画中的“写实”与客观对象紧密相连，其哲学认识、逻辑起点、文化特征、艺术手法和方法都与社会生活、自然客体、精神世界息息相通。在筹备“精神与品格――中国当实油画研究展”的过程中，我曾在上海松江向靳尚谊先生讨教过油画中的写实问题。他明快地说“写实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艺术手法”其实，把创作方法和艺术手法集于一身，也可以说“写实”是一种基本的绘画方式。
（二）从艺术方法论的高度，阐述写实油画并不排斥“精神品格”。从艺术技法、艺术方法、论艺术方法到艺术方法论，是个整体结构，在艺术方法论的层面上，涉及艺术哲学、艺术精神与艺术品格。“精神与品格――中国当实油画研究展”在选择中国当实油画的精品力作时，显然强调精神与品格的追求。艺术的创作方法是见精神品格的，在具体的作品中，作品的艺术手法也与精神品格浑然一体。有的学者指出，应力戒把“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绘画说成是一种缺乏创造理想也无需情感冲动，只会如实“模仿”自然的手艺。其实，无论写实、写意、表现、象征抑或具象还是抽象，样式本身并无高下新旧之别，论画仅仅以“形似”或仅仅以“形不似”，一样都是“见于儿童邻”的。
（三）从艺术意象论的命题，探索写实油画的“诗化”。艺术意象论研究艺术的意象转换，寻觅柔润，追求和谐，表达象征，融入浪漫，抒感，凸显韵味。写实油画的意象化是个值得探讨的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表达为写实油画的“诗化”。在这次展览中，詹先生的《雪域高原》成功地塑造了藏女英姿，画中白雪皑皑，阳光灿灿，马蹄声声，真情切切。他自己也坦言：我欣赏中国画中“以形写神”、“以神写形”、“形神兼备”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我作品中的形象看来真实而具体，但它是经过同类形象有选择的概括创造，是以“神”再造过的形象了。
在中国当实油画的文化演绎中，尚可探讨“从艺术演进论的立论，把握写实油画的时代精神”。还需指出的是：不能狭义地理解“写实油画”，艺术家在进行写实油画的创作时，其过程是丰富多彩的。对于“写实油画”这个复杂的命题，并非概要的阐述能够胜任。在“写实油画”发展里程的延续中，无疑会有进一步的议题和应对，依然会因实践推进的生动活泼而提高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因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而拓展新的实践空间。
二、写意论与油画语言系统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徐悲鸿与林风眠都是以作品创作闻名于世的艺术大师，两位大师绘画艺术观念及其作品，对20世纪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由于两位大师在理论上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其绘画艺术观念主要散落在两位大师留下的艺术文献和作品的表现形式之中。因此我们要想比较完全准确的研究两位大师的绘画艺术观念的歧异就必须有个合适的切入点，以阐释两位大师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们的绘画艺术观念及其作品创作对20世纪中国绘画艺术乃至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科学与情感
写实主义绘画风格是徐悲鸿一生的艺术追求，这一风格的形成，与徐悲鸿对于科学与艺术的关系的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徐悲鸿认为：“艺术家应与科学家同样有求真的精神。研究科学，以数学为基础；研究艺术，以素描为基础；科学无国界，而艺术尤为天下之公共语言。”①在欧洲留学八年期间，徐悲鸿对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绘画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学习，尤其在人体素描、动物速写的训练上下了很大的工夫，逐步形成了自觉运用科学思维去理解和认识艺术上的问题的方法。据文献记载，在1921至1922年游学德国期间，徐悲鸿寒暑不辍，晴天总往博物馆或动物园作画，研究动物的骨骼、经络等生理结构，对活马进行写生，速写稿累积成捆。为画好狮子行走时提起的一只后腿，曾一连三个月到动物园里进行写生。②从中可以看出悲鸿先生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徐悲鸿认为艺术之天才在于精确，只有精确的造型才能传达出真实的情感，他在1932《画范》中说：“科学之天才在精确，艺术之天才亦然。艺术中之韵趣，一若科学中之推论，宣真理之微妙，但不精确，侧情感浮泛，彼此无从沟通。打铁者必须是打铁者之形貌身手，方得人人一望而知所画为打铁者。”③科学与艺术的关系在当时确实不被人们所认识，1935年他对《世界日报》记者谈话：“本来文学、科学、美术、为人世的科学，在我国对于研究美术者恒为人所忽略。”④因此，徐悲鸿针对艺术界存在的问题，1947年在文金杨编《中学美术教材及其教学法》序中说：“艺术与科学虽是两回事，但艺术知识初步之获得，仍须以赖科学。艺术之进步在变化，故不知正亦无从知变化，故艺术之出发点，首在精密观察一切物象，求得其正，此其首要也。”⑤强调“艺术家应与科学家同样有求真的精神”。
关键词：技艺；观念
在学习《美术批评课》课程中，我对美术批评有了些许的了解。回想起在课堂中老师曾让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基础，基础到底重不重要”仍记忆犹新，不禁稍发感慨。作为一名从师范类学校油画专业转而考入南艺这样有艺术氛围的学校的理论专业学习的学生，我最大的感触是仿佛研究生之前接触的都不是艺术类的事情，进入南艺学习这半年我才刚刚接触到“艺术圈”；但反而言之，我又具有实践类专业和理论类专业的双重经历和双重身份，想用切身经历谈一谈本人对于技艺与观念的浅显的看法。
首先，“技艺”――与我们时常认为的“基础”相差不远，也就是作为无论哪门专业各所要掌握的最基本的专业技法。拿盖房子作为比喻，基础就是地基，地基踏实了，房子才可以盖得更高更牢固：有了相应的基础才可以更顺利地进行更高层次的艺术钻研。各种不同的艺术门类的基础有者不同的标准:实践类专业的基础大范围是指以写实风格为主的素描、水粉、水彩、油画、中国画等等，重视明暗关系和空间透视关系；理论类专业的基础主要指的是通过对于美术史的学习能够熟知本专业的理论知识，且具有一定的文字功底，能够写出通顺流利句子的文章。而“观念”――也与老师所反复强调的“想象力”所表达的意思相近吧，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外界条件的观点想法，关键在于是否把观念与基础相结合，把自己的想法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展示给世人欣赏、观看，在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于“技艺”，既要有先天的天分又需要后天的努力。中国的应试教育规定了美术实践类专业的基础以写实为主，注重素描关系、比例恰当和人物神情的生动性；而理论类专业，考生必须熟知艺术的历史，每个时期出现了哪些知名的流派产生了怎样杰出的人物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转而用自己的话转述出来。我从实践类油画专业改学了理论外国美术史，对于艺术上两种类型的考试都曾经历，也有些了解和体会。这样的规定性导致了实践类写实风格基础扎实的考生在考试中获得了更多去高校学习的选择和机会，他们大多进入了很优秀的艺术院校接受更高一层次的教育。入学后有些人确实在扎实的素描基础上又扩充了自己的想象力转变风格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还有些人因为受到所谓“惯性思维”的禁锢，从此走不出写实风格的束缚，于是便努力在写实的艺术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虽然可喜，但是他们的作品不敢轻易跨出写实的范围，总觉得少了些创新精神，不由得也是遗憾。而理论类专业，写作最重要在于论点新颖、论据充分、语言流畅，如果写出的文章没有自己的新观点，那么可以说这篇文章连思想都是别人的，那这篇文章就没有意义。考试是考的以前学习的东西，也算是对于之前书面学习的总结，我们经历了“考试模式”，转述别人的思想所考出了不错的成绩之后也该罢手，而真正开始想要写出点自己的东西，踏踏实实地积极看些当下的书充电的同时，也更要保持思想开放和头脑的灵活性。我们要把别人的东西提炼消化，融为自己的知识，在写作中充分发挥想象，提出自己的新的观念和论点，敢想才能写，才能写出具有意义的文章。
“想象力”如此重要，作为充分表达自己观念的代表，我首先想到的不是观念艺术，不是杜尚，而是梵高。
梵高虽然也是运用传统的架上绘画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感情感受，但他的表现手法是在传统的写实风格中融入了自己悲情的色彩。首先，他并没有经历过正规的艺术教育，是在他想成为传教士不成功才改为接受艺术的，一系列不顺心的现实之事让他把自己的身心都融入艺术，他对艺术充满了激情。
再次，梵高的想象力是无人能比的，从他独特的表现手法中可见一斑。令人眩晕的天空、向上挣扎的向日葵，那些光彩夺目灿烂的色彩，那些扭转卷曲的线条，那些喷发而出的澎湃而激烈的感情，不由得让看过他的作品的人无比震撼。
往当代说，便提到观念艺术，而说起观念艺术，肯定要提到杜尚，他的作品《泉》的展出，表面上是对于现代艺术的戏谑与调侃，但对于整个美术史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从此艺术便突破了写实的传统，打破了架上绘画的禁锢，作品无所谓是自己制作还是现成品，不在乎是哪种表现形式，只要是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表述了自己的观念，就是成功的。
一、研究《艺概・文概》的著作
研究《艺概・文概》的专著有四部，这四部著作是：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气中的《刘熙载和》；200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韩烈文的《刘熙载研究》；2009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万志海的《刘熙载美学思想研究》；2010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徐林祥的《刘熙载及其文艺美学思想》。
其中王著由于成书较早，资料有限，只对刘熙载的生平和《艺概》中的理论做了框架式介绍，但阐释出了刘熙载理论形成的原因，对《文概》的评点也颇有精到见解。万著从美学和艺术角度对《艺概》进行了研究，从艺术本体论、艺术审美理想论、艺术审美通变论三个方面阐释《艺概》全书。韩著对《艺概》的研究最为透彻，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艺术发展论、艺术创新论、创作主体论、艺术境界论、艺术风格论、艺术鉴赏论、章法技巧论、艺术辩证法九个方面对《艺概》作了综合的研究，涉及到《文概》，艺术本质论部分主要对“艺者，道之形也”进行阐释，章法技巧论部分探讨了“文眼”、“本色”、用语等问题，遗憾的是全书横纵比较略薄弱。徐著于几本专著中属论述详尽者，从文艺美学角度对《艺概・文概》进行理论研究，在理论构架部分谈到了“物一无文”、“文之道，时为大”等，在文艺批评部分谈到了“养气”、“本色”、“题旨”、“文脉”、“线索”、“结构”、“文眼”、“修辞立其诚”、“言内毕足”与“言外无穷”等重要理论，然其旨在录入六概包含的全部内容，而且明显侧重《诗概》和《词曲概》，未从一个理论点出发，对《文概》进行全面剖析。
二、研究《艺概・文概》的论文
（一）从美学角度研究《艺概・文概》
这类论文是从美学角度出发对《艺概・文概》中的某些理论点进行的研究，徐林祥的《台湾香港刘熙载文艺美学思想研究述评》总结了近20年台湾、香港地区学者在刘熙载的词曲论、诗论、文论、书论的研究方面取得的若干重要研究成果，强调加强两岸学术合作的重要性；佛雏的《刘熙载美学思想初探》对《艺概》进行了文艺理论和美学范畴的整体探讨；毛时安的《和刘熙载的美学思想》，从“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似花非花，不离不即”的真实美，“诗品出人品，极炼如不炼”的本色美，“物意摩荡，物我无间”的意境美等四个方面，阐释了刘熙载的美学思想；王世德的《刘熙载中辩证的美学思想》，就新版《艺概》“前言”未能论及的刘熙载的辩证的美学思想作了较全面的阐述；陈德礼的《刘熙载的及其辩证审美观》，从本质论、真实论、意象论、意境论，风格论、发展论、鉴赏论等七个方面概括了刘熙载艺术辩证法的基本内容。
（二）从文章学角度研究《艺概・文概》
这类论文共七篇，为本文写作提供了详实的参考材料。
万奇的《刘熙载散文理论探微》从“特质论”、“创作论”、“品评论”三个方面阐释刘熙载的散文理论，阐明其“文论”对中国散文理论体系的当代建构发挥的作用，并注意到了刘熙载主“情”尚“意”、讲“法”论“辞”、追求“雄而逸”之美等凸出汉语散文特征的论述；内蒙古师范大学肖营的硕士学位论文《刘熙载探微》从审题、主意、格局、字句四个方面着手，从《经义概》延伸至《文概》与《游艺约言》，探寻了刘熙载之文章精髓；陶型传的《既要“融贯变化”又能“浑然无际”――中的章法论剖析》专论章法；苏州大学孙士聪的硕士学位论文《文体思想研究》专论文体；陈志的《刘熙载中的散文思想研究》同样论述了刘熙载的散文思想的几个辩证方面，比如其宗经又兼取陆、王心学，强调散文的现实功用又不忽视其审美特征等；王达津的《散文的艺术论――谈》，从理、志、情、意、识、气、辞、法八个方面评介了刘熙载的散文理论；湖南师范大学廖妍南的硕士学位论文《刘熙载散文理论探微――兼论刘熙载在文论史上的定位》以刘熙载的散文理论为切入点，选取了“物我摩荡说”、“先意法而后气象说”、“扩之则为千万言，约之则为一言说”、“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说”四个典型观点进行论述。
（三）从写作学角度研究《艺概・文概》
这类论文旨在探究刘熙载文论的实用性，并将其应用于现作中，充分挖掘了其实用价值，共有七篇。
苏兆富的《谈作文法》谈到了文章之“主脑”、“法”、“理”以及文辞的处理；王志彬的《作论辑要》从对《文概》与《经义概》的研究入手，论述了八股文之现实功用；徐林祥的《论刘熙载对文学语言表达技术的研究》分析了刘熙载对作家的创作和作品的语言表达提出的修辞立其诚、言内毕足、言外无穷、用字在当、陈言务去、本色为美等一系列要求；宗廷虎的《刘熙载的修辞论》和李洪宇的《刘熙载修辞理论研究》都是从修辞学角度出发进行论述，其中包含了对文体和章法的研究，为当今写作提供指导；吴宗海的《刘熙载中的写作理论》，从写作角度对《文概》和《经义概》进行了探讨，一反以往学界对《艺概》中此两卷的偏见。长春理工大学张佳的硕士学位论文《从看刘熙载写作理论》 研究了其探讨写作动因的“物我摩荡说”与“志在经世”，分别阐述了以强调写作主体修养为主的“诗品出人品”和强调写作主体情感和认识的“文，心学也”两个以写作主体为中心的写作理论，探讨了贯穿全书“举少艺概乎多”理论和鞭辟入里的“主意说”。最后，对这些写作理论做了整体性的总结，分析了其中所蕴含的特色。
中国油画艺术中, 形神论这一艺术理论与佛教思想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中国艺术形神之说自古以来一直是艺术美学的一个重要议题。 形与象二者相互关连，合二为一即为形象。 将其分开来看,可最早追溯到中国的先秦典籍《易经》。 该书这样阐述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这是最早的对形象的理解，将象等同于像。 《系辞传》则肯定了易象的来源是天上万象的写照，并提出观物取象的思想。老子也曾对象加以说明。 他所著的《道德经》中提到道之为我,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该句中对象的描述或指对象的具体形态、物象,亦或可能是对宇宙中自然万物变化莫测,气象万千的一种模糊意义上的形容。 但不管怎样，都从不同角度作出了对象的理解。由此看出《易经》和老庄哲学都蕴藏着一定的美学思想,比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想文化要早很多，它们是中国艺术美学理论形神论形成的必要因素。 随着历史与艺术的发展,佛教思想文化在与儒道等典型文化的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融合的进程中完成了中国化的历程,并与儒道思想文化一起加速了中国艺术美学形神论的成熟与完善。 形象一词在佛家典籍中早已被提极过,但并非对艺术而言。 前者的《易经》与老庄哲学只提到了象,而并未将形与之联系在一起。 而佛教则很好地将二者合二为一。 《高僧传卷八》这样记载道：圣入之资灵妙以应物,体名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托形象以传真。 其中虽然充满了唯心主义思想，但形象一词却却诞生了， 这其中的美学思想不言而喻，而更加推动了形神论之说走向成熟的是佛教的神不灭论，其着力揭示了神是不随形灭的。 形是易朽的东西,神是精极而为灵者也，它是恒常不变的实体(无生) 可以托身异形、随物冥移这些佛教的思想文化点明了神的重要及灵性，也表明了形的暂时性，不恒久性。于此形粗神精的价值观也就随之凸现出来了，这也恰恰体现了艺术美学思想中的形神论。
2形神论之于油画创作的重要意义
形神论在美学上的反映,最突出的就是贵神贱形，即重视画面的神，形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由此,中国艺术美学思想中的形神论理论更为丰富、成熟,集多家思想文化融合互补于一体,但佛教思想文化中的神不灭论的痕迹则尤为明显，由此，绘画艺术理论也就更为丰富多彩了。如以形写神。元代刘见孙的《萧达可文序》中这样阐述道：即神似，虽形不酷似,尤似也。 其意思是说有了神采了，尽管形象上不太吻合，也没有关系，神似则可。 《画论》中说:今人看画,多取形似，不知古人最以形似为末节。 意思是说，时下人们欣赏画作，大多通过形来评判该幅画作的好坏，岂不知古人早已将形的好坏放到了评价标准的最后。 于此同时，形神论的形成与发展也离不开大量的艺术实践。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画的大量绘制也很大程度地加速了艺术的发展与艺术理论的成熟与完善。 通过大量的艺术实践,形神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形神论的美学思想不仅对中国传统绘画影响深远,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 具有一定国学基础及文人精神思想的中国艺术家在面对油画创作的时候，只是在材料技法方面稍显陌生,占主导地位的却仍然是人的思想精神，而这恰恰是油画创作标准的最高层面，即神的层面。 中国油画家受传统文化形神论的影响，在油画创作中不断探索，十分注重画面中的形与神。油画艺术对于东西方而言，确实存在着差异。 西方古典的写实性与东方传统的表现性、写意性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但这只是二者在形与神上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前者在形上要求严谨性、科学性，理性的成分较多;后者则把形放到次要地位，只求似则可，把神即精神、性灵、神韵列在首位。 二者之间看似冲突，但仔细分析判断后，事实并非如此。 二者只是由于文化差异导致了在油画创作上的侧重点不同，但最终的目的却是一样的，即都是为了满足审美的需求以及表达一定程度的精神世界、思想内涵。 中国众多的油画家们正立足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高点上，通过不断探索研究，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使油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快速发展，形神论则一直被高度重视并贯穿于油画创作之中。
［中图分类号］J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4－0119－01
在西方绘画出现了抽象绘画，中国画有了文人写意之后，绘画是否一定要描摹某种实际的物象就引起了人们的争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客观事物却让我们既不能排斥“写实”的审美意识，也不能忽略“写意”的审美意识。从大量的东西方“具象”“抽象”绘画作品来看，这两种审美意识是相互融合又相对独立的，都具有存在必要性。
一个自我感觉颇具艺术鉴赏力的人，通常会津津乐道地说起某幅画如何具有“笔墨”的味道、构图的特色，而并不会在意这幅画本身描摹的是花还是草，以及画面与实际物象相似性有多高。由此可见，抽象美在审美认识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这样的观点也并不影响“具象美”的存在，绘画艺术实际上是从自然物象到艺术形象一个转移的有趣过程。在六朝时画家、绘画理论家谢赫著有《古画品录》，其中提出了赫赫有名的“六法”论，“应物象形”在“气韵生动”“古法用笔”之后屈居第三，不过这丝毫不减其重要性。19世纪奥地利音乐美学家汉斯立克在音乐方面最为排斥摹仿，但对于造型艺术，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承认：“大自然的示范作用在造型艺术中是最显著不过了。假如自然界中不曾有范本的话，画家一草一木都画不出来。”
一、西方绘画中写实与写意
在西方的绘画中讲究透视，讲究光影，讲究人体解剖。所以，可以说西方的绘画、雕塑大师个个都是人体解剖的高手，因为他们的艺术核心理念是写实。在人物画中通常是把神话中的“神”作为画面的主要对象，并把“神”拟人化为实际生活中的人物。他们认为世间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你如果对描绘的物象有所改变的话就是对上帝的不敬。法国画家安格尔曾说：“一个画家的职责就是像奴隶一样老老实实地把你眼睛看到的画出来。”对于“写实”的艺术传统，我们应该做切实的历史研究和评议，不容夸大也毋庸贬低。
随着西方写实性绘画历史的延续，带有“抽象美”的绘画艺术也在潜滋暗长。抽象绘画泛指20世纪想脱离“模仿自然”的绘画风格，包含多种流派，最明显的事实是“印象派”绘画的问世，当然刚开始其抽象的画风自然受到了外界的非难，很多观者的眼睛一下适应不了这突然的转变。在印象派的代表作品中，梵高的《向日葵》、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莫奈的《日出•印象》最为著名。印象派的笔触粗略、厚重，不特意掩饰行笔的线条，使用纯色、亮色，较少使用混色，强调整体而非细节，并且在作品里开始表现画家的个性和情绪，不受自然物象的束缚。
抽象主义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也有它的局限性，它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存在，绝不能取实主义。个人认为，现在西方有的抽象主义理论家，宣传写实主义过时和抽象主义代表着艺术发展方向的论调，是不符合实际状况的。
二、中国绘画中的写实与写意
与西方艺术相比，中国绘画也有“写实”的传统。在唐代美术理论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三国时画家曹不兴在画屏风时不小心将一滴墨误落画布，曹灵机一动将这滴墨轻轻添画了几笔就变成了一个苍蝇，当孙权看到画时竟然用手指去弹它。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我们的前人如此热衷于“摹仿”的心理动机是什么，孜孜不倦的动力又是什么？难道真的如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所说：“摹仿”活动是人类的天性和本能。
和西方绘画相比，中国的“写实”绘画还未到一个较为成熟的时期就停滞不前了；但是对于中国绘画的“抽象”意识而言，却比西方绘画萌芽的要早，并且它的发展从未停止过。中国传统绘画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较深，儒家的思想是中道思想，它不完全地写实，不同于西方的画家那么追求“像”，维持一种既写实又抽象，既不写实又不抽象的似与非似。我们在绘画中不讲究光影和解剖，不用固定的透视视角来看物体，也不需要把画面都铺满色彩。在白纸上画一条鱼，那干净的白纸代表着无尽的水域，这是中国式的“以大观小”的宇宙观，亦为中国绘画的“写意”。尤其是文人画家们往往是通过笔墨来抒发胸臆，借助线条的轻重缓急、干湿浓淡体现作者对自然、对人生、对事物的感受。经过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借助宣纸墨汁抒发、宣泄情感的反复锤炼，松、梅、兰、竹、菊等事物，已化为君子形象出现在传统绘画中。苏轼、郑板桥等文人也喜爱画竹，并以此来作为自己人格的象征。无论是画一草一木还是画山川河流，在中国传统绘画中都主张在用心灵的眼睛，用更宏大的视角来看世界，时而由远及近，时而由下仰视，时而由上俯瞰，有固定的透视规律可循，因为中国绘画“写”的是心中的“意象”。
由此看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各自绘画艺术的“写实”与“写意”，而这两者不过是艺术的某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其艺术价值无所谓优劣与高低。
【参考文献】
形与神，是指艺术创作中形象的外在形式特征与内在本质精神的关系，是我国古典美学中一对重要的艺术审美范畴。它的意义在于：艺术要创造的是整体的活生生的形象，既要写形象的形，又要传形象的神，使形象形神兼备。形象的形与神的关系具体表现在：形是神的外观，神是形的中藏；形依附神而存在，神通过形而表现。无形之神固不可知，无神之形也不是艺术。凡艺术形象都是形神的辩证统一在艺术形象创造中不能轻视形似，形似是艺术占有对象的具体形象方式的必然要求，只有形似，才能具有形象性。形似，不单对直接描状具体事物的艺术品具有重要意义，对那些被称为表情艺术的音乐、书法同样重要。有人认为音乐没有形象，只讲情境，不讲形似；同时，认为音乐的情境有抽象性，缺乏确定性。我们知道，音乐是通过声音作用于人的听觉的艺术。《乐记》认为人心“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表现情，而情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反映性的心理活动，是人的一种态度。声是情的一种表现，表现一定具体可感的情态。因此，音乐总是表现一定感情和情绪状态的。不表现情态的、没有形象性的音乐是不存在的。不要形似，就意味着否定艺术的形象性这一基本特征，艺术就会失去生活的真实性。但是，形似的主旨在传神。只有形似而不传神，就如“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1页)这样的形，只可作实用挂图．不能称之为艺术。形似是为了传神，形神兼备才能赋予形象的生命，才能是感人的艺术形象。正如《宣和画谱》所说：“盖气全面先形似，则虽有生意，而往往有类狗之状；形似备而乏气韵，则虽日近是，奄奄特为九泉下物耳。”(《画史丛书》第二册，第158页)所以，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这才是理想的艺术形象。
2虚与实。
关于艺术创造中虚与实的含义，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说过；“实者就事敷陈，不假造作，有根有据之谓也；虚者，空中楼阁，随意构成，无影无形之谓也。”(《中国历史文论选》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页)具体来说，虚与实有两层含义；既指艺术的一般虚构与艺术反映的生活现实或真人真事的关系；又指艺术描述的无影无形与有影有形的关系。虚，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是实的；实，在某种情况下，又可以是虚的。如音乐的旋律，在音乐艺术中，我们通过听觉具体地感触到，所以它是实的，但用语言来描述音乐的旋律，就是听不见、看不到的，所以它又是虚的。又如形和景，在造型艺术和绘画、雕塑艺术中，都是实的，但在音乐艺术中又是虚的。据说古人曾用“踏花归去马蹄香”命题作画。这个命题难就难在一个“香”字。在生活中，人们可以凭嗅觉感觉到“香”味的实际存在。在绘画艺术中，“香”就是无法闻到的虚了。所以，艺术创造中的虚与实是对立统一的、含义十分丰富的艺术审美范畴。艺术中虚与实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艺术创作中怎样以具体生动的形象来反映生活的问题。写虚是手段，写实是目的，写虚与写实是一种明确了的从与主的关系。写虚既然是一种艺术手段，就必然要服务于写实这一目的。因此写虚时，必须寓实于虚，以实写虚。如果离开了写实的目的，一味以虚写虚，就成毫无意义的胡编。在一定意义上说。写实也是一种手段，也是为了创造出具体生动的形象去反映生活。写实中，可以以实写实，也可以虚写实。艺术创造总是虚实结合、虚实相生的。写实，就是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去反映生活现实。因此，一切艺术都主在写实。主在写实，为什么又要写虚，又要虚实结合。因为艺术是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创造性的反映。在艺术创造中，艺术家应该在忠实于生活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去写虚，去虚构，去幻想。同时，一切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在表现无限生动丰富的生活时，既有着自己的表现特长，又有着各种不同的明显的限制。例如，音乐就不能有让听众直接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形态；雕塑和绘画不能表现声音。因此，艺术在表现生活时，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它自身的表现持长，既要写实，也要写虚。就如刘熙栽说的：“东坡《水龙吟》起云：‘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不离”就是不脱离于实；“不即”就是不拘泥于实，就是要虚。这又正如他所说的：“姜白石词用事入妙，其要诀所在，可在于其《诗说》见之，日：‘僻事实用，熟事虚用。”’(刘熙载《艺概》，第121页)刘熙栽关于虚实结合的思想是辩证的，这又见于他的另一段话：“昌黎以‘是“异’二字论，然二者仍须合一。若不异之是，则庸而已，不是之异，则妄而己。”(同上第21页)虚实结合，虚实相生，这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中关于艺术辩证法的极其宝贵的遗产。艺术的幻想是虚实结合、虚实相生的一种表现。关于艺术幻想，《诗经》和古代神话、寓言已为我们提供了杰出的例证，我国古代美学思想家庄子早就从理论上作过明确的阐述。他认为：“以邑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页)，同样可以达到“充实”的目的。幻想的翅膀任凭飞翔，但必须以现实为基础．目的是反映现实。在艺术中，幻想与现实似乎相去甚远，实质上仍是现实的反映，或现实的影射。“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仍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1页)衰于令(慢亭过客)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虚实结合、虚实相生还表现为在真实原型基础上的艺术虚构。幻想当然也是虚构，幻想当然也要从生活原型得到启发，但幻想的境界并不是现实的境界，幻想只能是现实的间接反映或是现实的影射。虚构则不同，它不但必须以真实原型为基础，而且要达到与现实逼肖的艺术效果。这种虚构出来的艺术形象，是在生活现实基础上，“拼凑起来的角色”，他酷似生活中这个人或那个人，但现实中又无其人。这种虚构，一般称为写实，但实中有虚，虚中寓实，比起设虚幻的虚构，反映现实更为直接。
我用“刮目相看，新人辈出”作本文的标题，是因为“2011・艺术湖南”展中的油画作品给我的良好印象，和我原来的感觉大不一样，出乎我的意料。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因为近几年来我孤陋寡闻，较少全面接触湖南当代中青年油画家的作品，头脑里还保存着多年前的记忆。说当今湖南油画有了很大的进展，不仅是与它过去相比较而言，即使把它放在全国油画发展的大格局中看，也有不少优长和独特之处，有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新趋势。
说当今湖南油画界“新人辈出”是不过分的。参展的都是五六十年代后出生的艺术家，他们是随着改革开放大潮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作品给我整体的印象是：艺术功力比较扎实，视野开阔，不墨守成规，敢于探索和创新，艺术功力比较扎实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学习的环境是在80－90年代，社会文化环境比较稳定，学习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再加上他们个人的努力。而视野开阔，不墨守成规，敢于探索和创新，虽然是当前全国美术创作发展的总趋向，但湖南油画却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那就是艺术家们不追求统一的地域风格面貌，各有所好，各行其是，可又不是玩弄形式的花样翻新，而是力求作品包含更多的文化意味。 这样说来，湖南艺术家们已经摆脱了关于艺术地域性的困扰。艺术有没有地域性或地方特色，有没有地方艺术流派和风格?回答是肯定的，当然有。最近与青年美术理论家周功华论及湖南美术的状况，他谈到自己以文化的观念切入湖南当代美术研究，尤其重视湖湘文化历史传统的梳理。他认为“敢为人先”是湖南人的性格特征；“心忧天下”是湖南人的人文品格；“经世致用”是湖南人的思想特征；“融合创新”是湖南人的学术特质。他进一步分析说：“湖湘文化由于地缘性原因，呈现出文化上的东西参杂、南北交融的混合状态，特别是由于历史上的文人流放等原因，客观上促使湖湘文化在学术上的兼容并蓄和主观上的融合创新。”我觉得这种联系湖湘文化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品格来审视当代湖南艺术，是很有意义的。每位湖南艺术家也都应该认识和熟悉本土文化的传统渊源，从中吸收营养，让这些传统文脉自然地流淌在自己的血液之中。至于具体到每位艺术家的创作，则可以超越地域特色的考虑，不必孜孜以求地追求所谓地域风格。一个地区的统一风格的形成，随其自然为好，不要拔苗助长地刻意创建。地方特色在每个人的创作中最好是“个人无意识”的自然流露，反映在群体艺术家作品中则应该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反映。其实，不仅地方特色、地域风格是如此，被我们画界议论最多的“个性”也应该是如此。每位艺术家的创作必须有异于他人的个性面貌，这种面貌越鲜明越好，这是毋需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形成自己创作的个性面貌，是精心构建它，还是任其自然地形成?很多湖南油画家不去刻意做“地方风格”和“个人风格”，而是在提高自身艺术修养与技巧基础上使其水到渠成，这是值得提倡与发扬的。 与前面讨论有关的另一问题是，湖南油画家们似乎已经摆脱了与写实风格有关的诸多困扰。他们已经很平淡地看待绘画中诸如写实、表现、象征、抽象这类表现方法的问题。他们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来处理艺术语言和表现技巧。本来，艺术表现方法是为艺术家用来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和思想观念服务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纯客观地呈现物象的外表，决不是写实艺术的真正目的。只有在写实中同时写艺术家之情之心，才是真正的艺术。同样，采用诸如表现、抽象、象征等其他手段，也必须与艺术家真情实感的表达要求相适应，才有动人的魅力。从当代湖南油画家的作品看，他们大多根据自己的性格爱好、生活经验和艺术修养，选择自己作品的题材和表现方法，应该说这是他们艺术自觉的又一反映。 绘画面对新的图像的挑战，从西方传来的油画首当其冲。如何机智地处理手工绘画与用新的科技手段创造的图像之间产生的困扰与纠结，不仅需要艺术家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还必须首先对用脑、眼和手合作完成的传统绘画价值有坚定的信念。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艺术规律的一种自觉。新的视觉图像呈现的客观景象及对客观景象的主观性呈现，已经成为普遍流行的视觉文化品种，并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它也正在颠覆手工绘画，使后者越来越边缘化，使手工绘画生存和拓展的空间越来越狭窄。细细比较新的视觉图像与手工绘画，我们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微妙的差异。这就是机器手段与手绘之间对观众视觉和心理产生的“艺术刺激”即“艺术感染力”的区别。通过机械手段创造的视觉图像无论如何高明，都缺乏手工绘画所承载感情的细致和直接。手工绘画，包括历代欧洲传统写实派大师们诸如维米尔、库尔贝等人的一些作品，之所以有永久的艺术感染力，主要不在于他们在运用机械手段创作图像基础上的写实(最新科技手段测验证明，这些写实绘画大师均运用过机械手段来辅助创作写实的绘画图像)，而在于他们在“绘”中智慧地传达出的时代气息和个人的内心感情。英语和俄语中的绘画一词，都是描绘、描写的意思，俄语中的“画”更是由“生动”加“写”两个词根结合而成。如今，画家们面对新的科技手段制造的图像，有两种可能的选择：利用它，作为绘画图像的参照与借鉴，进行绘画手段的再创造；避开它，与它保持距离，静心用传统的方法经营纯粹的绘画。不论用哪种方式，艺术家应该掌握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要充分发挥绘画“描写”的特长。传统中国画讲究书写性，油画工具不同于国画，两者的空间观念相互也有差别，但它们在运用点线面方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用手书写的绘画所传达感情的微妙性，应该是任何机械制作的视觉图像所无法比拟的。我想，在新的视觉文化图像面前，有“敢为人先”传统的湖南油画家们能如此沉着地在传统手工方式的绘画中耕耘，绝对不是出于盲目和无知，而是出于经过认真思考之后的自觉选择。在思考和选择的过程中，中国画的书写传统肯定是他们重要的参照对象。不难看出，不论是坚持学院写实风格、崇尚典雅格调的人物画家曲湘建，还是不拘于成规、在轻松自由的描写中表现湘域大地风情的陈和西，或是在抽象的境界中探索用较为抽象油画语言去连接传统文化精神的杨志坚，以及始终抱着“挺进”势态探究艺术真谛、在架上油画与装置艺术两个领域奋力搏斗、此次推出祭奠湘军魂系列的莫鸿勋，还有以真诚的超然心境在老屋、古桥等家园题材中构造自己精神家园的王永清，在与广袤神秘大自然热情对话中着重表达心境的党朝阳，曾迷恋于观念、试图揭示图像背后玄理、此次呈现兰花系列的石强，以独特的视角幽默诙谐地描写老干部老红军集体活动场面和用巧妙地碎片组成统一画面的李占卿，创作纸做新娘、营造超现实浪漫气氛的曾传兴，用粗犷有力笔触和丰富色彩描写夏秋自然景物的喻振海，兼攻理论与创作、常赋予作品以某种理念的邓平祥，以及具有探索勇气的周建德等人，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折射出传统中国文化的光芒。他们已不再满足于传统文化元素或绘画技巧在自己作品中的挪用，他们努力在保持油画语言特质的同时，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表现当代中国的时代气氛，而各自的审美追求和风格、样式，又是如此地殊异，如此地独特。
“2011・湖南油画”在融合创新的精神中成功地展示出自己的面貌，它乐观地预示着未来的远景!
在现代绘画创作和评论中，常用“具象”、“写实”、“写意”“表现”、“抽象”等一类名词，这些都是艺术手法的名称，其中“写实”、“写意”运用的频率最多，而它们不论其传载的观念和外在表现的技巧，都有广阔的包容度。例如写实手法，在西方美术史上，有古典写实、浪漫主义写实、表现性写实、象征性写实、超现实主义写实和超级（照相）写实，等等。在中国绘画史上，很少用写实这个词汇，常用“写形”这个概念。
写形的理论由来已久，如《尔雅》中说“画，形也。”谢赫“六法”中的“应物象形”说，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说，宗炳《画山水序》的“以形写形”中说，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所记述的“图形，绘画是也”（颜光禄）、“存形莫善于画”（陆士衡）等各家的言论，古代人像中的写真说，等等。绘画中的形，来源于客观物（人）像的形，但又不是真实生活中形的复制或翻版，而带有艺术家的主观创造性。这种主观创造性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艺术家寻找和发掘客观形中的特点，也就是最适合绘画表现的那些因素，使客观物象展现出它的生动之处；其二，艺术家在表现客观物（人）像时，必然有自己的主观感受，这种感受往往因人而异，各不相同，而在作品中也一定有自然的流露，更不用说自觉地强调绘画的语言手段了。上述这两种情况，是相互联系而不是彼此隔裂的。因此我们看到，绘画中的所谓形是一种艺术创造，其客观物（人）像本身的特点表现得越鲜明，艺术家的感受越强烈，形所承载的内容就更丰富。
中外艺术史上对“形”有各种不同的见解。如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绘画强调描写客观的形，或通过艺术家精密的观察，或运用物理科学如解剖学、透视学、光影学等手段，掌握客观物（人）像的造型加以描绘。印象派之后的各流派在造型上多运用夸张、变形以至抽象手法，对古典的形加以瓦解，以突出艺术家的主观感受或表现某种观念。
中国传统绘画中常常把“形”和“神”联系在一起加以理解，认为形似不能脱离神似，长期以来坚持“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主张。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宋代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的诗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如果联系他全诗的内容不难看出，他不是简单地否定形似，而是反对把形似作为论画优劣的标准。至于后人对苏轼此说有不同评价，主要是出自不同学派的见解。在反对的言论中，尤以清代邹一桂的说法值得注意，他认为苏轼此说“论诗则可，论画则不可，未有形不似而反得其神者，此老不能工画，故以此自文……”其实，在绘画创作中既有在形似中得其精神、神韵的，如优秀的工笔画、写真人像等；也有“形不似而反得其神”的，如杰出的大写意的作品等。苏轼擅长写意文人画，他认为不以形似为论画标准，而强调神韵；而邹一桂，善工笔花卉，认为精神、神韵只有通过形似才能得以表现，都在情理之中，也都符合艺术创造原理。
由此，我联想到当今一些评论家不同意见的讨论。“以形写神”和“以神写形”，哪个说法符合中国画的写意精神，是不是“以形写神”的主张过时了？我想，这两种说法都是写意理论的应有之义，因为它们所表达的意思并不矛盾，它们都兼有对形和神的关注。绘画创作中形和神是辩证的统一，缺一不可。是“以形写神”，抑或是“以神写形”，不仅不同的画派可以有不同见解，即使每位画家也可以有自己的认识。是从关注神入手去写形，还是以形为载体去写神，艺术家有广阔的选择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