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主权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关键词：当代中国；国家安全；新安全观
中国新安全观不仅是一种政治战略，更是一套完整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既是我国国家安全思想的最新理论创新，也是当今国际安全理论研究领域的一种新思路、新路径和新观念。
一、实现了国家安全思想的与时俱进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历史是不断往前发展的，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做出相应的理论总结。建国之初我国百废俱兴，西方国家不断进行政治武力封锁，企图颠覆新中国的政权，因此，我国确立了军事武力为主，同时积极促进本国经济科技文化对外开放交流的国家安全思想和策略。改革开放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国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并一再强调各国应坚持平等尊重的合作原则。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虽然没有变，但各种发展态势继续深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趋势，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化，世界上各种力量在重新组合，但一些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传统安全思想观念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邓小平等老一辈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始终把国家的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时刻警惕西方长期和平演变的危险，但也要认识到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主旋律，和平、发展、合作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心声，主张以经济合作来最大限度减小国家间矛盾与冲突，积极扩大各领域共识。同志在多次会议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所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认为新安全观的实质不是单方面安全，而是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这是我国第一次向国际社会系统地提出国家安全方面的战略理论和指导思想，实现了国家安全思想和策略的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
进入21世纪，同志在继承关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和战略政策基础上，结合最近十年的经济发展实践和对外开放经验，深刻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和平发展中的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发展是增进人民幸福，促进社会进步的根本途径，因此，“世界各国应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安全威胁，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①在此基础上，从客观存在的国际外交和国家安全现实出发，提出“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②和谐世界理论丰富发展了新安全观理论的内涵，为新安全观的与时俱进注入了新鲜血液。
十后，同志多次强调要积极倡导树立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注重强调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
二、国际合作理论研究中的新模式
现代国家安全理论大致有三种，现实主义安全理论，自由主义安全理论和建构主义安全理论。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长期占据着国家安全思想研究的主导地位，是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最广泛的应用方法。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流派较多，这些流派都是从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人性本恶论出发，普遍认为自私贪婪是人类的本性，认为国家之间是零和博弈，权力和实力是国际话语权的唯一保障，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要靠战争解决。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突出强调政治受到人性客观法则的支配，把权力作为判断国家利益的唯一标准，之后出现的新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修改和补充了现实主义安全观核心观点，认为国家追求的是安全而不仅仅是权力，竞争和冲突时不可避免的。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理论基点恰恰相反。自由主义国家安全理论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唤醒误入歧途者的良知，消除国家之间的误会，追求长期的和平与安全才是国家安全追求的目标。自由主义主张通过建立世界组织，通过国际法、国际道德、国际组织和公众舆论来保障国家安全。认为国家之间的利益可以协调，国际社会中制度的缺失是造成国家间冲突的主要原因，积极倡导建立通过集体力量威慑阻止内部个别国家出现侵略和被侵略可能性的集体安全体系，建立战略同盟，积极合作。自由主义理论产生了新安全观的萌芽，为解决国家间冲突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法，但并没有脱离现实主义以军事实力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本质，没有从现实主义理论的本质中完全剥离，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
建构主义国家安全观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建构主义主张用社会学的视角看待世界政治，强调规范、文化和认同。特别关注国际关系中的社会交流规则和秩序而不是经济结构。建构主义认为，国家间的合作完全有可能，国家可以培养一种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而这种以和平友谊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政治文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之间的冲突。
长期以来，在国家安全领域，西方三大国际合作思想流派相继占据世界国家安全研究主流地位，各个时期各主要国家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战略政策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三大主流国家安全学术思潮的影响，但从实质上讲，无论是现实主义国家安全学说还是自由主义国家安全学说、建构主义国家安全学说都是建立在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利益基础之上的，都是为西方资产阶级强国剥削压迫其他发展中弱国精心编制的“道德外衣”、“正义外衣”，其目的就是在国家安全学术领域为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一套言之凿凿的理论学说，以便变本加厉的渗透影响世界广大弱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强迫发展中国家就范。新安全观是冷战之后妥善处理国际关系的伟大创举，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指导性和先进性，蕴含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为贵”的思想精华。是中国人民真正追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内在反映，其价值取向是谋求双方共同利益。新安全观不仅仅是国家安全的一种战略政策和方针，更是一种向往和平，反对资本主义强国掠夺压迫，呼吁各国互利共赢的无产阶级国家合作的理论宣言，是当今国际合作领域的最新范式，这是世界历史上无产阶级国家第一次提出的系统的、真正合理平等的、旨在维护各国真正互利共赢的和平国家安全观，对世界国家安全研究的影响重大而深远。（作者单位：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注解：
①.十六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995
②.十六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998
参考文献：
[1].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N].人民日报.2005.09.16
[2].树立开放思维，实现合作共赢[J].人民日报，2005.11.20
[3]李晓敏.中国的新安全观[J].和平与发展，2002（2）
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开始登上国际政治理论的舞台，并逐渐发展成为国际政治理论的主流范式之一。
建构主义安全研究范式的理论渊源和逻辑前提
作为国际政治理论研究领域的一支新军，建构主义以批判和重建为武器，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主流范式发起了挑战。在从欧洲的政治社会学（尤其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涂尔干的“社会事实”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那里汲取丰富的学养后，对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核心范畴与论断提出了质疑并构建了自己的理论范式。
作为国际政治安全研究领域的批判理论，建构主义范式对两大主流范式先验的逻辑前提出了批评和质疑：权力竞争不是必然，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不是先验存在的，安全研究应以分析国际无政府状态为出发点。“无政府状态是国家自己造就的”①成为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基本前提。
建构主义安全研究范式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国家本身的物质实力并不必然构成安全的威胁，安全是国际行为体之间基于规范、观念、制度基础上互动的结果。规则、制度、价值作为国际社会的规范对国家利益构成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外在的，而是被内化到行为体中，它不只是限制了国家的行为，还塑造和改变着国家的行为与利益偏好。人们会习以为常地认为国际政治是由社会构成的，国际关系也是社会体系，具有与自然界根本不同的社会属性，包括反思性、历史性、意图性、意向性、非因果性和立体间性等。
建构主义安全研究范式的核心范畴与理论框架
建构主义范式是安全研究领域的一次重大革新。它在安全的主体、实现的方式和目标等方面都提出了富有创见的论断。建构、认同、互动等话语是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核心范畴。
作为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一种形式，建构主义旨在对传统的安全战略研究作出回应。它反对传统安全理论所采取的解决难题的研究取向，挑战了处于霸权地位的话语和盛行的全球安全认识，因而被称为“批评性安全研究”。建构主义提出并回答了三个富有针对性的问题：什么是安全？在盛行的秩序中谁受到保护，谁以及什么是他们因受到保护而需要加以反对的？谁的安全应该与我们的安全有关，通过何种方法和战略获得这种安全？在建构主义看来，安全的现实—威胁、指涉对象、安全措施—都是通过我们思考它们的方式变成可能的；也正因为安全现实的社会建构本质，安全研究必须采取不同于“战略研究”将安全视作自然界的一部分来研究的方法。理查德·琼斯认为，“批评性安全研究”的目的在于社会变革的政治实践：“只有政治实践可以使世界秩序走向和平、安全和正义。批评性安全研究虽然不能替代政治实践，推动解放来为人们提供真正的安全，但它可以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声音，指导那些政治实践。”②
建构主义安全研究把重心从对国家的关注转向对人的关怀，把人而不是国家作为安全的主体。根据这一认识，安全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国家，而是包括所有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这就意味着不能把安全的观念放在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自身利益”之上。“真正的安全只有通过人民和集体才能够获得”，安全基于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只有其他人安全了自己才能安全。正是从对安全概念本身的批评分析出发，建构主义抨击了传统的安全假设，尤其是现实主义关于通过暴力手段实现国家安全的假设。
建构主义还讨论了安全与解放的关系问题。它认为，安全意味着无威胁，而解放是让人民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组织，摆脱那些对身体的束缚，包括战争与战争的威胁、贫困、缺乏教育、政治压迫等等。“安全与解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解放，没有强权或指令，才是真正的安全。所以，解放才是安全。”③
在本体论上，建构主义与自由主义持相反的立场。自由主义范式坚持微观经济学和方法论个体主义，从行为体（个人、国家）的理性出发，强调个体最大程度地追求自私利益。经济学中的个人和市场的关系，就是国际政治中的民族国家与无政府状态的关系。由于结构的最高原则“无政府状态”是既定的，结构对个体的制约只是国际物质结构对行为体的外在制约。“建构主义从整体主义出发，主要关注共同知识的社会性和结构性。理念主义社会理论包含了一个最基本假设，社会的深层结构是由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构成的。虽然大部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属于物质主义范畴，大部分现代社会理论在这种意义上却属于理念主义范畴。”④“建构主义把国际关系中的共同知识或社会共同拥有的知识界定为文化，泛指国际规范、国际话语和意识形态等，它是经过国家间长期互动固化的认同符号和共同观念，本身就具结构性，就是一种国际观念结构。”⑤
建构主义由此得出一个论断：国家认同需要加以维护，国家利益本身就是共同文化基础之上互动的结果。因为认同本身就是利益所在。实在论认为，实际存在物不依人的认识而独立存在，认识的意义在于一定限度内与存在相符合，按照存在的本来面目去理解它；而科学实在论则将实在论贯彻到一个更彻底的程度，主张世界独立于个体观察者的心灵与语言之外，一个成熟的理论能够较真实地指涉这个世界，而不管这个世界能否被直接观察到。也就是说，在国际政治中研究国家安全时，实际上是在研究何为危险或威胁来源的问题。
可以说，建构主义研究范式不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而是从人的具体实践出发，从人的现实本质出发，赋予国家、国际体系以社会性和实践性，从而使国际政治回归人的本质。
建构主义对安全研究的学理贡献和不足
建构主义运用还原论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安全研究范式的核心范畴，如无政府状态、权力、国家利益等，提出了系统的批评。作为人的解放和国家解放的理论，建构主义实现了安全研究的一次深刻革命。这种批判和反思无论是对于学科本身还是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其影响都是深远的。
首先，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建构主义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几个方面对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主流范式的话语霸权和垄断地位提出了有力的批评。它使主流范式不得不修正和补充自己的理论。这对整个国际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
其次，建构主义以“社会”和“建构”作为基本范畴对应权力均衡和制度机制规范下的合作，冲击了现实主义范式的物质主义话语，掀起了安全研究领域的一次全面解放运动—向人性和人的解放回归。建构主义不仅关注国家的安全，更关注个体的人的安全。它对以国家和权力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范式提出了批评，对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和个人的权利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最后，建构主义用“实践”沟通了结构和单元，联结了安全和人的关系。实践是人的实践，具有鲜明的社会性。换言之，人的实践是一种社会实践。社会实践的拓展丰富了“主体间性”的意义，它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频繁，从而使人作为个体增加了对安全的担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人权意识的普及，个人的安全和福祉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更加密切的同时，二者间的矛盾也愈来愈尖锐。在此背景下，建构主义认识到，国际体系永远处在进化和变革之中，所以，只有赋予国家以人格甚至人性，使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转变为充满互动的“社会”，才有可能实现国家和个人的彻底解放，实现国际社会的真正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主义是一次理论的重大革新。
尽管建构主义对人类智识的贡献巨大，但它并非完美无缺。自建构主义产生以来，对它的批评声音就未曾间断过。有学者认为，建构主义中的批判理论停留在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后现代哲学的批判与结构中，居于哲学批判的象牙塔顶，没有深入到国际政治现实中，颂扬实践概念的批判理论缺乏的正是实践精神。因此，建构主义无力撼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话语霸权，无力保护被剥夺和被边缘化的弱势主体的权利，它的安全互动、竞争、伙伴、朋友模式大多停留在一厢情愿和“民主和平论”的狭隘界限内。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安全和文化安全是殊途同归，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背后，是基于权力之上的利益角逐。即便是地区一体化和安全共同体的实践，也仅仅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取得了成功。所以，建构主义的安全研究仍未脱离西方话语霸权和利益中心的窠臼。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唐山师范学院政史系讲师；本文系唐山师范学院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9B02）
注释
①Wal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2, 4692):391.
②［英］巴瑞·布赞等：《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5页。
一
丹尼尔・帕帕博士现为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校长、国际关系学教授，曾任美国国际问题学会美苏分会主席，著有《莫斯科、北京、华盛顿视角中的越南》、《20世纪80年代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力与存在的困境》、《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政治、政策》，主编《信息时代：其影响及后果选集》等书。
《当代国际关系:认知建构》一书共分6大部分20章，内容涵盖：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建构、国际体系建构、国际关系的认知建构、国际政治权力建构、国际公共问题的争论，以及世界发展远景展望。
丹尼尔・帕帕在书中指出，外交史分析是“对一系列特定事件的推论、研究宽泛的国际关系的演变，为建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基础”。①外交史研究与和地缘政治战略分析相呼应，是20世纪中期研究国际问题的重要方法，至今乃在学术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地缘政治战略分析以全球安全环境为分析视角。美国海军军官阿尔福莱德・马汉(Alfred T．Mahan)和英国地理学家哈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是地缘政治战略分析的积极鼓吹者。马汉把海洋称为海上“高速公路”，称“谁控制这个高速公路，控制海上战略通道，谁就具备控制世界的大国地位”。②麦金德的陆权战略与马汉的海权思想形成对应，他强调控制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对控制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麦金德称这些地区为“中心地带”(heartland)，他认为，大国只有控制中心地带，占据有利的地缘战略位置，才能对边缘地区施加有效的战略影响。
丹尼尔・帕帕认为，无论是外交史分析，还是地缘政治战略理论分析，对研究国际安全困境的因果关系、国际关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都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尤其是对变革时期的国际安全环境分析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国际关系的社会经济理论为分析上述问题提供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补充性的方法论。在分析形成近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环境时，丹尼尔・帕帕认为，国际关系的社会经济理论分析为学者们提供了认识国际体系变迁的新视角。马克思是社会经济理论学派最具影响的代表。①马克思和列宁的政治经济理论不仅适用于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适用于国际问题的研究。马克思视“一切政治现象，包括帝国主义和战争为经济力量影响的产物”。②列宁是运用社会经济理论揭示资本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特征的直接实践者。体现列宁社会经济理论主要思想的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政治经济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非拉国家独立运动，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依附理论，为运用马克思、列宁社会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提供了分析依据。
丹尼尔・帕帕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冲突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对战后的中国、东欧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为中国建国后20年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③在运用外交史、地缘政治战略、社会经济理论分析国际关系、和平与安全、防止国际冲突的途径时，“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理论逐渐主导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取向，“虽然这两种学派研究的取向完全不同，但它们都有强烈的政策导向性”。④
二
政治理想主义强调，“人性善良”、“世界范围内不合理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是导致人性异化、好斗的基本因素。只有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战争才有可能避免。政治理想主义者主张建立国际行为规范，通过建立国际合作体制维护世界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国际联盟，作用是调解各国间的争端。国联倡导的集体安全促使各成员国保持一致，明确表示反对侵略战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国际合作原则受到当时人们的普遍质疑。
丹尼尔・帕帕认为，政治理想主义把国内政治制度变革、财富的重新分配、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确立民族自决准则视为维护和平、防止战争的重要途径。①但对于政治现实主义者来说，政治理想主义的理论假设是天真和荒谬的，他们认定，人并不具备“生来即善”的天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美国政治现实主义学派，迅速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流学派。②他们否定人性“生来即善”的论调，认为人类并不是天生善良，人类的善与恶的本性是相等的。人性的另一面是一种统治对方的本能欲望，战争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只是爆发的环境不同而已。
战前出现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曾经流行一时，该理论强调国家权力的重要性，提出“强势即正义”(might makes right)，强大的民族国家有权支配弱小民族国家的荒谬逻辑。为了这个“正义”，德国和意大利提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鼓吹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如果要避免战争，就必须赢得战争”。③国家社会主义对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德文中的“现实政治”或“实力政治”(Realpolitik)是政治现实主义的话语来源，意思指“国家间实力对实力的政治”④。实力是现实主义者崇尚的原则。这实际上同国家社会主义提出的“强势”异曲同工。
丹尼尔・帕帕指出，军事安全和战略问题通常被政治现实主义视为“高层次政治”(high politics)，社会、经济问题被认为是“低层次政治”(low pol-itics)。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现实主义学派强调国家有责任维护自身安全和。集体安全原则作为一种理论经典曾受到政治理想主义者们
的推崇，根据这个原则建构国际组织和国际联盟被视为维护公正的“规范”。但在政治现实主义者们看来，国家政策和行为明智于否，主要在于政策和行为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强调实力的重要性，军事实力尤其重要，只有实力才能保证和平的实现，各国对外政策都是建立在对现实世界客观认识的基础上的。为了保持实力均衡，各国在寻求自身安全的基础上参加不同的联盟，以制衡实力强大的敌对国家。
丹尼尔・帕帕在评价政治现实主义理论方法时指出，外交政策的制订优先于国内政策的制订，国家是国际关系中处于首要地位的行为体，国家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必须重视民族主义的作用。由于国家独立决策的特征，国家的对外决策必须理性化，因为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决策。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主导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除卡特和克林顿政府外，美国政府几乎所有决策者们的政治信条都建立在实力政策基础上。①丹尼尔・帕帕认为，在解释战后欧洲如何走向经济一体化、政治联合等问题时，人们对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假设提出质疑。“当对国家边界、国家利益的界定因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时，合作和冲突对维护国家利益的利弊权衡逐渐凸显”。②
三
国际关系研究的许多新方法既是对以往各种理论假设的批判，也是对新的理论假设的建构。地区性、全球性国际组织、国际合作的不断发展，跨国经济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为行为主义和外交政策分析等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空间。丹尼尔・帕帕认为，人类社会正面临环境变化的巨大挑战，荒漠化、水土流失、河流水质降低、大气污染、气候变暖、生物种类濒临灭绝正在威胁人类的生存基础。①环境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条件因素，也是影响国际关系中各国相互依存、维护共同利益、防止脆弱的全球生态体系继续恶化的重要问题，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不可避免地导致这种安全困境。人们的行为和自然环境变化导致以因果关系为前提的“行为量化研究”(behavioral-quantitative research)方法的出现。行为量化研究的假设、概念、方法的建构同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和数学等学科存在方法论的关联，它有利于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和本质。②通过运用概念、理论、命题对国际安全困境中的“冲突、一体化、交涉、谈判、威慑”进行量化研究；其分析单位也包括对单个决策体、国家、国际体系等概念的研究。行为量化研究还涉及有关分析层面、国际关系内在因素比较、资料数据收集、方法论的研究范围、意识与理论建构的关联、相关研究标准的提出等。行为量化研究不仅具有行为主义方法的一面，也包含对传统理论的借鉴。
尤其重要的是，行为量化分析研究关注比较分析层面，包括宏观理论、大战略理论及中长期战略比较研究等。有关国际关系比较研究存在两大空间：一是对当代国际问题现象分析的宏观比较；二是通过对历史背景中国际关系各个方面的系统比较。在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和历史现象中获得比较结果，以便科学地认识国际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
丹尼尔・帕帕强调研究因果联系的重要性，认为“行为主义”是强调科学研究国际关系的新方法。虽然在如何运用上还存在分歧，但就行为主义方法本身而言，研究国际关系必须包括对国际问题的清晰阐述、对问题变量的仔细分析、对各种变量之间关系的准确把握、对变量关系影响的国际环境的深入讨论。行为主义学派提出，事实不仅完全适合理论定律，而且行为理论的分析必须与事实依据一致。对于行为主义分析学派来说，例外的定律是不可接受的。
行为量化研究对问题的范围、方法论、理论的特征，以及国际关系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联等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一些方法论的批评家们对事件和其他政治现象存在相似性、研究者的理论假设能力持怀疑态度。他们怀疑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否在量化分析的特征显示中产生效应。①他们认为无论是传统的方法还是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当代国际关系都存在局限性。问题不是方法、理论模式、分析焦点是否适合特定环境，而是方法论的选择、理论建构的范围如何推动研究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关于“外交政策分析”，丹尼尔・帕帕认为它已成为研究国际关系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关系的一种包罗万象的分析方法，它重视分析和解释行为体的行动、立场和目的。外交政策是一种行为方式，它涉及“目标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运用”、“动用资源实现选择目标”等三个方面。②外交政策与一般的“决策方式”(decision-making approach)有不同之处。官僚政治、国内政策分析等是外交政策分析的主要切入点。外交政策分析也适用于对区域问题、决策理论、经济战略等问题展开分析。外交政策分析是描述性的、解释性的、预测性的。丹尼尔・帕帕认为，“外交政策分析为多视角研究和认识国际安全问题和国际体系提供了很好的选择。”③
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各种“主义”争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等。有些“主义”围绕“本质、解释、规范”等问题展开分析，有些则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做文章，强调折中主义的研究方法。④这些所谓的“主义”有些是人们提出的新认识，有些则是对以往方法的修正和完善。丹尼尔・帕帕强调，在先进的信息技术已经对国家决策领域产生巨大影响时，虽然已有的分析假设仍然有助于国际问题研究，但尚未提出一种为大多数人认同、全面地分析当代国际安全困境的研究方法。①
信息技术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贯串于《当代国际关系：认知建构》一书的每一章。丹尼尔・帕帕指出，信息技术为国家间交往提供了克服时间、距离、场所等障碍因素的方法，增强了国际关系行为体处理分析数据和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决策能力的认识。现行的权力结构正在被打破，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在加速，国际间财富的分配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更趋于非对称性。②
信息技术对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权力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信息技术正在削弱国家保证安全的能力。作为现代战争的重要工具，信息技术使传统的国家安全功能受到挑战。其次，跨国经济活动超越国界，由于信息技术已成为商品，与此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比重不断上升，国家为国民提供财富的比重下降。最后，由于信息技术促进了国家间的民族认同感，国家为国民提供认同意识的能力受到挑战。③关于信息技术对决策的影响，丹尼尔・帕帕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决策决策权力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正在改变人们的日常工作次序。决策权力分散化在商业领域表现得十分明显。先进的信息技术通过确立世界市场和全球化的经济实践和思维，改变经济权力的属性和基础。信息时代促使国家、跨国公司等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重新思考他们的经济发展战略。④
丹尼尔・帕帕指出，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公共媒体，对建立或损害公众对政府对外决策的支持发挥很大作用，它使外交家与本国公民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信息技术正在成为与经济、军事处于同样重要位置的硬权力参量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提升其在软权力参量中的位置，如社会政治要素和外交的重要性，信息技术在国际关系环境的许多领域正在成为权力因素本身。①
丹尼尔・帕帕在其主编的《信息时代：其影响及后果选集》系列丛书中，也强调了信息时代的复杂多变，告诫人们必须具备各种应变能力，及时有效地采取对策。②
中国模式与当代世界发展
基于国际经验构建中国战略体系的几点思考
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战略论析
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约瑟夫·奈软实力说与美国大众文化的当代影响
格莱斯顿欧洲协调思想及其外交实践
国际冲突的要素与宏观层次分析
全球化进程中的制度学习与国际权势变迁
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海洋战略
中东欧国家转型与欧盟软实力
塞西尔·罗得斯与南部非洲政治格局的形成
外语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形态与对策建议
征稿启事
中亚国家的语言政策论析
汉语习语英译与英语名著
电子书促使传统纸书回归静态深阅读
论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的三重困境
英国学派人道主义干预理论研究
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及其关系
经典现实主义与公众舆论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食洋不想化”
国际机制有效性透析
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的论述与决定
简论均势的稀缺性
拉美历史上反美主义的演进及特点与根源分析
论“一条线”外交中的精神和物质利益
国际关系中的“葬礼外交”
经济危机背景下的美国政府职能定位
论外资并购中国家经济安全审查机制的构建
保障中国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
俄美在外高加索地区的能源政策博弈
从国际刑警组织和欧洲刑警组织看国际警务合作组织的角色
从区域治理视角看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的地位
从哥本哈根会议看全球气候合作前景
“西方媒体跟踪”课程建设与教学
“意识提高”活动在大学英语精读课中的体现
修昔底德复杂现实主义思想的理论启示《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比较研究》出版
层次分析视角下的国际竞争与合作
试析国家让渡概念的界定
中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现状及其意义
缅甸华人的政治地位及其前景
西方国家制裁缅甸的目的及其效用评析
经济体制转型和国家经济安全相关性的思考
从碳循环与政策周期的视角看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
太极推手与日本相扑体育文化比较研究
《中国国家安全概览(2005～2007)》出版
范妮·伯尼的叙事狂想
日本80后女作家青山七惠的《一个人的好天气》
论外语教师由讲解者向致能者转变的能力要求
《新视野大学英语》教法的研究与实践
在传统意义上，安全是保护国家不受外来颠覆和攻击，使它客观上不受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安全进行了理论探索。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视角的缺失使传统安全观解释力有限。在对传统安全观的批判中，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女性主义认为：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性息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的军事和安全功能总被认为是男性的事务，女性在安全研究史上很少被提到。例如，现实主义代表作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thau）的《国家间政治》一书，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虽然作者在谈到各国政治家时，曾分析过欧洲历史上4位著名的女王和王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维多利亚女王、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莎和俄罗斯的叶卡捷林娜二世，然而摩根索在分析这些女性活动时，是把她们当做女王或王后，即国家的代表而非女性。至于普通女性参与国际事务他并没有提及。
现实主义另一位代表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1]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将安全定义为对“免于威胁的追求”，显示“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安全的底线是生存”。[2](P20)据此，学术界把安全概念分成消极安全和积极安全。前者强调免于危险和威胁以求生存，后者则强调稳定。生存和稳定是安全的两个重要目标。
新现实主义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后，把安全作为其关注的重点。但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同样是缺乏女性视角的。新现实主义安全观中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因为，它和现实主义一样，把国家看作国际关系惟一的行为体，在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看来，国际关系的性质与领导的个人因素无关，它完全是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这难免给人留下社会性别同安全，乃至同整个国际关系毫无关联的印象。[3]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国际安全意旨处于安全困境中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各国只能以自助的方式，通过增加实力、扩充军备等维护本国安全。然而，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做法，会让别的国家感到不安全，于是它们也采取类似的措施，以防范对本国安全的威胁，以至竞争和对抗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一个国家都走不出这个安全困境。这里有三个条件：（1）至少有两个以上行为者才会产生“安全困境”；（2）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超越主权国家以上的权威机构；（3）安全依靠各国政府的互动。总之，在安全困境中一个国家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而这会导致国际社会更大的不安全。[4]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安全观。
显然，无论是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其安全观主要是指的“军事安全”，一个国家只有在军事上更强大，才能保证“免于威胁”，保证“国家和领土的完整”。安全总是从是否存在战争可能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对于主权国家来说，国际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战争威胁。在这样一种国际体系里，安全往往是一种你输我赢或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而且，这里的安全主要是指“国家的安全”。作为保护者，国家确立“外来”威胁者，指出不安全的存在，在保护内部人民的名义下，国家要求具有性别特征的公民做出牺牲：男人入伍上前线，妇女在后方从事社会化工作。如同国家的垄断权具有合法性一样，婚姻制度对合法生育和财产继承权具有垄断性，而且是以保护妇女的理由出现。妇女从婚姻中谋求安全，谋求得到丈夫的保护，使自己不受别的男人或一般男性的暴力行为伤害，使自己不在经济上因性别分工而产生不安全感。于是，男人与国家、国内暴力和国际暴力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这种意义上的安全概念使男人和国家享有绝对权力，以对付别的男人和国家。
女性主义对安全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妇女大会在荷兰的海牙召开，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简·亚当斯（Jane Addams）要求以一种新型的国际主义取代自我毁灭性的民族主义，因为它导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并造成巨大的破坏。会议通过的决议质疑了女性或者所有平民能够在战争中得到保护的传统观点，认为裁军才是确保未来持久安全的更加有效的途径。[3]
1985年，在加拿大的哈里发（Halifah）举行的国际妇女和平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妇女根据自己在生活中遭遇的直接威胁来理解安全。西方中产阶级妇女主要关注核战争的爆发，第三世界国家的与会者则把缺乏安全同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造成的结构性暴力联系起来。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以他人的不安全为代价，所谓的安全便形同虚设。在同年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各国代表也对安全做了类似的全方位定义，即它不仅意味着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消除战争、暴力和敌意，而且需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正。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建立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安全由片面强调军事到重视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与之相适应，各女性主义流派对传统的安全观提出了批评和修正，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
二
女性主义认为，揭示性别关系的不平衡和将女性的经验添加进安全分析中能够帮助建构更加综合的安全定义。女性主义安全观包括：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性息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
女性主义者质疑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安全的定义其实是反映男性经验的。他们批判在性别问题上的所谓中立，通过区分性别（gender）和性（sex），从而在安全观念中加进了女性视角。女性主义理论更注重从社会学分析方法中吸取营养，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各流派共享一个核心分析概念——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不同，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这些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被称为男性特质（masculinity）或女性特质（femininity），性是生理的，而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女性主义强调，所谓性别中立的全球政治实际上是普遍的男性经验和知识。性和性别的区分为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空间，他们相信所有的性别关系都是社会关系，同时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也纠正和推翻了这样一种假设，即男人的一定经历可以被普遍地用来代表男人和女人的经历。在区分性和性别的基础上，女性主义新安全观认为，现行的安全概念只不过是男性经验的反映，是建立在男性基础上的军事与政治安全。
女性主义者还认为，在所有人的安全中女性的安全问题尤其突出，其理由是，女性在国际安全中特别脆弱，极易受到破坏和损伤，据妇女组织估计，从二战以来妇女和儿童构成了全球难民人口的80%，[5](P54-55)这是由军事冲突导致的。女性还是国内暴力的最主要的受害者。 因此，安全是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所有人的安全，也只有所有人的安全都得到了保证，女性才有安全可言。
不仅如此，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女性的安全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女性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国际安全中添加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人的声音，安全研究才能变得公正和全面。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认为：“我们必须使国际政治学界定位在行动的领域，这些领域远不是英雄主义的，绝非高度抽象的，与人们已经习惯的那些定理大不一样。这些领域比‘低级政治’还要低，如家务劳动、工厂、农场、偏僻的乡间区域，国际移民的动向等等，它们的背景可能很小、也可能比原来的要宽大。把这些小人物带入国际政治的舞台，对于那些眼睛只盯着重要行为体（如官方的决策者、战士、国务活动家、恐怖主义分子、国王和某些极端主义集团）的学者，无疑是一种震惊和撼动。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提出，当我们最终能够令那些处于边缘的人发出声音时，我们确实是给自己安装了一种可以与西方传统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抗衡的麦克风。”[6](P639)
（二）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
女性主义的重要学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物质和经济力量决定女性的生活，安全的定义被扩大到了经济层面。他们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女性的不平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推翻资本主义体系是获得女性平等和保障女性经济安全的必要途径。撇开阶级的分析，女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在世界各国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据联合国统计，妇女在家庭劳动、照顾儿童、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每年高达11万亿美元；虽然妇女代表过半数的全球人口和1/3的付酬劳动力，却只能得到世界收入的1/10，拥有世界财产不到1%。[7]由于生理特点或历史原因，几乎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女性所得到的报酬普遍少于男性，女性的失业率也比男性高出许多。这些证据说明，在所有社会中，妇女都面临巨大的经济风险。
女性主义者强调，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与抵御外来军事威胁同样重要。蒂克纳认为，如果说传统的安全观一直与军事力量以及从物质上保护国家免受战争威胁有关的话，那么，这一传统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全面的。在现代社会，技术先进的国家在经济等方面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如果使用致命的武器，战争中不会有赢者，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依赖战争去确保自己的安全已经显得不再有用。对于世界上的多数人而言，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不是对付军事威胁。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妇女有很大关系，因为妇女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提供者，并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8]
女性主义者还把女性的经济安全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他们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妇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经济不安全。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是“贫穷的女性化”，许多全球性危机，如贸易的自由化、金融的国际化和环境的恶化，对女性的生活和工作都打击很大。在发达国家，女性比男性承担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她们同样是社会福利削减和失业的受害者。这种“贫穷的女性化”不仅在发达国家存在着，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8]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社会转型国家里，大量女性失业，劳动力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就业压力十分沉重，女性的经济地位急速下降。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耗能高、污染重、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些跨国公司里拿着最低工资为企业卖命的往往是女性廉价劳动力。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还为发达国家的家庭工作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每当经济衰退需要降低福利或裁员时，受害的往往首先是这些女性。 “贫穷的女性化”说明女性在经济事务上的普遍的不安全感，由此，经济安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所关注，寻求女性参与经济事务的权利，尤其是通过参与和发展全球化中的经济事务来影响和选择女性自己的经济生活是女性主义学者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环境安全与女性息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臭氧空洞、酸雨、核泄露、河流海洋的污染所形成的环境威胁日益严重，环境安全（environment security）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女性主义者从性别视角审视环境安全领域，在“环境”与“安全”问题上找到了两性价值的结合点。
女性主义者首先指出了环境安全领域存在的性别缺失。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领域，而事实上，在环境科学发展史上，女性具有出色的理论建树，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与男性一起为环境安全作出了贡献。环境安全领域的性别缺失，并非由于女性事实上的“缺席”，而是传统国际关系学已经将女性划归为“自然”领域，视男性为“文化”与“科学”，而“文化”与“科学”必须征服自然。造成全球性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男性主导的政治理论将女性排除出公共的政治领域，视女性与自然为一体，将女性看成是被征服和改造的对象。
女性主义者进一步认为，妇女更易受到环境安全问题的侵害。在传统的安全理论中，大多数环境主义者并没有指出妇女在环境威胁中所面临的特殊困境，事实上妇女和自然界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贯穿于文化、语言和历史中。根据林·纳而逊(Lin Nelson)的分析，环境恶化对女性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燃料木材短缺危机带来沉重压力。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妇女要到离家10公里以外的地方搬运木柴回家，以作为燃料。可是，国际环境安全领域中很少有人指出木柴燃料的减少是一个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却有人看到了石油燃料的减少所造成的威胁，原因正是，木柴燃料的消费者是普通的穷苦妇女，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她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自然得不到国际政治领域的关注。另一方面，环境破坏对女性的生育系统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1984年，印度发生的农药事故不仅夺去了几千人的生命，更造成了妇女人工流产率的上升，因为她们担心毒物渗透会导致胎儿畸形。[9]
那么，女性主义者是如何重构环境安全概念的呢？贝蒂·里尔登（Betty Reardon）概括了反映女性价值的“全球安全”的四种图景，提出了女性主义的多元安全观，其中包括全球生态安全、为全球生态平衡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第一种是生得权图景（the birthing vision），这是一种建立平等的世界秩序的综合景象，其实质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充足的食物；清洁的住房；尽责的父母或监护人；具备清洁水源、基本卫生设施、医疗服务、基础教育条件的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积极追求和平、公正、可持续和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世界社会。第二种是妇女作为平等伙伴的图景（women as equal partners）,这是一种平等世界的景象，这一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更健康的社区，更强有力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第三种是超越暴力的图景（the transcendence of violence），这是一个非军事化和裁军的世界。第四种是综合的、真正的全球安全的图景，为全球生态平稳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9]里尔登的这一安全观表明，对环境问题的疏忽与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沉默具有直接的关系。女性主义安全观更加强调和侧重女性运动和环境的内在联系，强调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统治自然。建构包括女性视角的环境安全观，将有助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
（四）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与传统安全观强调“国家的安全”不同，女性主义者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从更广泛的人性出发来重新定义安全，于是，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被包含社会性别安全的“人类安全”观所超越。女性主义的“人类安全”观把联合国的新安全观念引进国际关系，从而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安全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向“妇女2000年”特别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安全”是由“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概念演化到“以人为中心”的新安全观念。[10]女性主义学者驳斥传统国家安全定义，认为这样定义国家安全的结果只能导致坚持以权力来维护国家利益的旧思维。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安全包括所有人的安全，既有国防和国家安全，也有家庭和个人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者将研究视角的核心放在人的安全上。他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保障人的安全才是根本目标，所有国家安全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作为人的安全。
继“人类安全”概念出现之后，女性主义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女性人类安全”概念，女性主义学者将它视为人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家庭生活、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是相互联系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暴力都会在以“统治——服从”为特征的社会性别关系中得到体现，比如在战争中，80-90%的伤亡者是平民，其中妇女和儿童占绝大多数。从本质上看，形形色色的暴力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欺凌和压迫。她们主张，对女性的暴力侵害应当放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来理解，以多层次的观点定义安全。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要消除各种暴力行为，包括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暴力，认为它的实现要求尊重他人、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愿望，而不是将他们视做敌人，予以征服和压制。[3]
在实现人的安全方法上，女性主义者认为，仅仅把国家作为所有人的安全的提供者是不够的，女性主义质疑某些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中心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是依靠种族、阶级和性别等一些跨越国界和地区边界的类别划分而存在，指出现实主义的政治认同与政治边界成为综合定义安全观的障碍，声称女性主义以“人”为中心的安全观定义是超越国家和地区边界的，也就是说，只有突破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安全。显然，这种安全观包含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8]
女性主义者强调多元的、反映女性特质的安全观，并不是要把男性特质从安全观念中祛除，而是要说明，认为人性本恶、通过对他人的制约来谋求安全的观点是一种片面的安全观。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多元的，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既有利益的冲突，也有合作的基础。他们对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同等重要。正如蒂克纳所说，女性主义决不是要以自己的主张去取代传统看法，在国际关系学中吸收女性观点，最终是为了超越作为一个分析视角的社会性别，最终破除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僵化划分，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如何评价女性主义安全观对主流国际关系的影响，也许可以引用一位女权主义批评家塞丝亚·安罗的话：“我们不必等待某个‘女权主义的亨利·基辛格’的出现，我们或许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有新意的、更现实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每当一位妇女诉说政府对她的控制、她自己的期望和她的劳作时，这样一种理论便在不知不觉地创造中。在国际关系学里，揭露对女性的排斥、对她们的控制、对她们的劳动成果的剽窃，都是对一种新的学科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改造着、创造着人们关于国际政治的定义和假设。”[6](P639)女性主义安全观虽然还没有撼动主流国际关系安全观的地位，它甚至还没有引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足够重视，但是，它毕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和影响着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女性主义提出了更加全面的、普遍的、以人为本的安全观，扩展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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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洋,王义桅.全球化进程中的妇女问题[J].复旦学报,1998,(5).
关键词 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制度主义 建构主义 北约东扩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2006066
冷战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扩大是国际关系学界较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这一问题，不仅有大量的学者从政策层面进行分析，同时也有大量的国际关系学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尤其是冷战结束前后，理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北约未来的预测与现实国际政治有着相当大的偏差，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没有预测到冷战后的北约会以一种相当强劲的势头向外扩展。针对这一现象，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开始进行反思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效用。如罗伯特・劳赫豪斯（Robert W. Rauchhaus）大声质疑说，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没有预测到北约的扩大？[1]因此，围绕冷战后北约的扩大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的几大流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一、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北约扩大预测的失效
冷战结束前后，一大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对北约的未来进行预测，主要包括现实主义的“消亡”论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存在”论。冈瑟・赫尔曼（Gunther Hellmann）与莱茵哈德・沃尔夫（Reinhard Wolf）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两种角度对北约的未来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新现实主义认为，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同盟的凝聚力将会下降，北约停止作为一个有效的同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新自由主义则宣称北约高度的制度化将保证其以某种形式得以生存。同盟或者以目前的形式继续下去，或者在成员国之间通过合作性安排来适应新的安全环境。从新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北约的消亡可能性最大，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预测是北约或者继续存在或者发生深刻的转变。[2]但是，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没有预测到冷战后的北约会以一种相当强劲的势头向外扩展。
早在冷战结束前，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对北约的前途就持一种较为悲观的态度，认为北约的消亡是必然的。1989年东欧剧变之前，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就断定，苏联威胁的下降将鼓励西方同盟为遏制一个直接的军事挑战付出较少的代价，西方对于威胁认识持续性地减小将最终导致北约的消亡。[3]他说：“没有明晰和现实的威胁，无论是欧洲的政治家还是美国的纳税人都不可能支持美国在欧洲大规模的军事存在。虽然北约复杂而详尽的制度性结构将会减缓其解体的速度，但只有苏联威胁的复兴才可能使北约留存并维持既有的模式。”[4]同样，就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ier）就预测说，没有苏联的威胁，北约将中止作为一个有效的同盟出现。苏联的威胁把北约国家绑在一起，这一进攻性威胁消失后，美国有可能放弃欧洲大陆，北约这一防御性同盟也将解体。[5]1990年，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也预测说，欧洲所发生的剧变将导致一个多极世界的出现，其中，北约和华约将会崩溃或发生急剧的变化。[6]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 N. Waltz）1990年也写道，北约正在走向消亡，现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机构还将存在多长时间，即使它的名称还会暂时得到保留。[7]
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与建构主义的挑战国际观察 2007年第1期与现实主义对北约的态度相比，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北约的未来没有太多的悲观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北约不同于传统的军事同盟，主要是因为：第一，北约高度的制度化；第二，北约不仅仅要在军事上对一个共同的敌人进行威慑，还存在其他的目标，如促进成员国安全、防止成员国之间的安全竞争。苏联的解体使北约的一项主要任务消失了，但是其他的任务还继续存在，如抑制德国、使美国仍保留政治与军事存在，以及应对冷战后出现的新威胁。[8]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与西莉斯特・沃兰德（Celeste A. Wallander）认为，北约需要被理解为一个安全管理机构，它不仅仅用来应对外在威胁，而且也用来处理成员国之间相互不信任、误解等问题。北约不仅仅是一个同盟，北大西洋理事会以及北约的其他机构在推进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与协商、在处理彼此不信任问题上，都发挥着关键作用。[9]
因此，在对待冷战后的北约问题上，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学者主张：第一，利用北约已有的规范与程序来处理新的问题，而不是创造一个新的组织；第二，改变北约，在进行必要的改革后再来处理问题；第三，利用现有机制加强同其他行为体、国家及非国家的联系，寻找制度目标。[10]制度学派以制度为工具来分析北约的最大贡献是，他们认为，作为一种制度的北约能够在面对变化了的环境下持续地生存下去，主要是由于制度属性的作用。冷战的结束没有带来北约的消失，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尽管新自由制度主义预测北约在冷战后将继续存在下去，但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没有对北约的扩大作出准确的预测，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国际政治的偏差使得人们对其理论的效用提出了质疑。
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辩论
尽管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北约扩大问题上的预测失效，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是其理论本身的失误，相反，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试图论证各自观点的正确性。[11]
北约作为一个冷战时期的传统的军事同盟，其在冷战后的继续生存、改革以及扩大引发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学者极大的兴趣：同盟何以形成？同盟何以持续发展下去？同盟何以扩大规模等？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同盟是对威胁能力的一种反映，实力分配的变化决定同盟的命运。同盟的凝聚力依赖于成员对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对手所造成的威胁决定同盟的凝聚力。例如，沃尔特从理论上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同盟会瓦解以及为什么有的同盟面对困境会继续生存下来的问题，尤其是，在原有的合理性消失后，为什么有的同盟会继续生存下来？沃尔特精辟地指出，影响北约的继续生存与扩大，最大的因素是霸权国的领导地位。[12]因此，从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出发，在欧洲安全均势以及北约外在威胁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北约的消亡是符合其理论的必然路径。
然而，冷战结束后北约不仅没有消亡，反而不断向防区外扩张。针对这一情况，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正是制度的力量保障北约的继续存在并得以扩大。制度被创造出来是因为国家认为制度符合他们的利益，制度应该得以延续，只要，而且仅仅只要其成员有动机来维护他们就行。当国家在一种稳定的制度下进行合作时，会较少关注相对收益。因此，尽管外在的威胁已经消失，但是北约的制度性因素还存在，北约扩大反映了北约制度性力量的存在。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认为，联盟是一种制度，其持续的时间及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特点，制度难以建立，而一旦建立，它的运行就有一种自发性，较少依赖联盟内成员国的意志。北约在冷战后还是具有强大的力量，这证明了国际机制的重要性。[13]亚历山大・格修（Alexander Gheciu）也认为，北约远远不是一种地缘战略安排用来应对苏联的威胁，北约是一种制度，它把内在的安全逻辑和外在的安全逻辑结合在一起。北约的创造者不仅要对潜在的地缘战略挑战作出反映，而且还要创立集体的西方认同，保护欧洲大西洋地区的自由主义规范。[14]詹姆斯・汤姆逊(James Thomson)对北约的制度框架大加赞赏。他说，北约本身是一个政治法律框架，有完美的政治协商、军事运作模式，程序完备，有一体化的军事结构。[15]
但新现实主义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关于制度与相对收益的观点，指出北约的扩大并不是制度的力量，而是大国主导下的扩张。新现实主义认为，即使是在稳定的状态下合作，国家也会关注相对收益。国家寻求维持其独立并努力避免卷入国际组织，当收益不平衡地进行分配时，即使是强大的国际制度也必然崩溃。[16]制度作用的强弱依赖于国家的意图，强大的国家利用制度，制度的作用就大。[17]
从上述理论出发，沃尔兹明确指出，冷战后北约的继续生存与扩张是美国所推动的产物，他说：“北约之所以继续生存下来并向东扩大，完全是美国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是大国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北约在冷战后的留存和扩大并不是制度的特点，而是美国使之如此。国际机制由大国创立，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不是服务于国际利益。”[18]
总之，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的相互辩论不仅反映了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国际政治之间的困境，同时也反映双方试图努力论证各自理论在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下仍然具有相当的生命力。面对理性主义的困境，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其方法论开始介入北约问题的研究并挑战理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其方法论。
三、理性主义的困境与建构主义的挑战
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与其结盟理论密切相关。在理性主义看来，不结盟或结成小的同盟是理性的行为。因此，同盟的扩大，尤其是在促使同盟形成的合理性不复存在的背景下实现扩大是不现实的。新现实主义认为，一般来说，国家不会选择结盟。因为结盟会减少行动的自由，并且还要承担被欺骗的风险。只有在一个国家不能维护其安全、不能保护他们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时才会选择结盟。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认为，在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情况下，少数几个成员结盟优于许多成员结盟。一般来说，国际组织的规模越大，新成员的贡献就越小，从合作中获得利益的分配就越小，搭便车的可能性就越大，管理成本以及达成一致的成本就越高。[19]因此，从理性主义的同盟理论出发，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不可能预测到北约的扩大。新现实主义理论不仅不能预测到北约的扩大，相反，从其同盟理论出发还预测冷战终结后其结果是北约趋于瓦解。即使北约继续得以生存，本身也没有必要扩大。[20]新自由主义预测，由于制度的作用北约将继续生存下来，但它不能预测到北约所发生的深刻转型，尤其是北约的扩大。
因此，在主流的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遭遇困境的背景下，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其独特的方法论视角挑战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建构主义从国际关系社会学视角看待世界政治，并以其主要的核心概念，如规范、认同与文化来分析世界政治。在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难以有效预测并分析北约及其扩大的情况下，建构主义从国际社会化、安全文化的视角对北约的扩大、北约的未来以及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关系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开始挑战理性主义范式。建构主义拒绝理性主义的基本方法和理论前提，并对理性主义所给定的一种稳定的成员认同、利益和偏好提出疑问。建构主义批驳了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第一，国际无政府状态不是永恒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所谓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第二，国家利益不是提前给定的，也不是不变的，行为体的身份与利益是共有观念建构的产物。
同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所认为安全利益是客观存在的、是通过“捍卫”而实现的相比，建构主义的安全观是建立在行为体的规范与认同基础之上的，认为安全利益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被发现、被认识的过程。如在温特看来，国家利益是指国家―社会复合体的再造要求或安全要求，包括生存、独立、经济财富和集体自尊。[21]温特反对理性主义关于国家利益的首先给定论，认为国家利益是认同的产物，认同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同样，卡赞斯坦也认为，安全利益是行为体对文化因素作出反映后而定义的，利益是通过社会互动过程形成的，是“定义”的而不是“捍卫”的。[22]
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北约既不是像新现实主义那样所理解为一种结盟的形式，也不是像新自由主义那样理解为一个功能齐全的国际组织，而是被视为一个具有价值观与规范的国际共同体的组织。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运用建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论来分析北约及其扩大，如弗兰克・施默芬宁(Frank Schimmelfennig)、亚历山大・格瑟（Alexander Gheciu）、彼德・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基思・克劳斯（Keith Krause）、雷蒙德・科恩（Raymond Cohen）、罗伯特・鲁宾斯坦（ Robert Rubinstein）等。[23]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介入为分析北约扩大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研究视角。
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国际社会化理论是北约问题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针对中东欧国家要求加入北约以及北约的扩大，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在北约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存在一种国际性的社会化过程，亦即北约将自身的行为规范、价值观通过社会建构的过程使中东欧国家得以接受，中东欧国家通过学习北约的规范与价值观并内生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对北约的认同并得到北约的认可。施默芬宁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分享共同体的价值观和规范，它就可能被一个国际组织接受为成员。内在化的过程越快，它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也就越早。[24]
对北约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社会化互动研究的西方学者主要有弗兰克・施默芬宁与亚历山大・格瑟等。弗兰克・施默芬宁把一个国际组织的扩大视为一个国际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就是社会行为体把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基本信念与实践内在化。通过这种方法，行为体获得了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从国家层面上看，内在化是指把一个国际共同体的基本信念与实践嵌入国内决策的过程。从制度层面上看，成功的内在化是把基本的共同体规范一体化于国家的宪法，并演变为稳定的国内法律。成功的内在化要求把共同体的基本信念与实践有效地嵌入国内制度与国内事务并决定国家的行为。弗兰克・施默芬宁还认为，国际社会化的方法为解释北约扩大提供了答案：第一，中东欧国家想努力成为北约成员国是因为他们想分享西方共同体的价值观或规范，寻求一种认同并得到西方的认可；第二，北约决定扩大是因为要加强自由民主的规范和多边主义，在中东欧国家营造基于自由民主价值观和规范基础上的稳定的和平。[25]
同样，亚历山大・格瑟也认为，社会化是一个吸收新成员融入共同体或社会群体并吸取规范和原则的过程。在他看来，成功的社会化其结果在于采纳新的规范，重新定义认同和利益，并与那些规范相一致。为了把一个行为体变成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共同体的基本信念与实践必须成为一个行为体认同的内在的一部分。在国际社会化中，一个国际共同体及其组织把他们的基本规范与价值观“教”给一个国家或社会。国家与共同体以及组织的关系依赖于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的认同与利益建立在共同体的价值观与规范的基础上。为了成为共同体的成员，国家不得不接受共同体的“授课”，即内在化他们的价值观、规范和实践。他们也不得不经过一个试用的阶段，共同体要对这些申请国进行评估，看他们是否内在化共同体的认同或者是简单地适应它。获得完全的成员国资格的标准是社会化过程有充分的进展，而且共同体认为，这些申请国是他们中的一员。[26]
除了国际社会化的核心概念外，建构主义关于安全文化的核心概念也为解释北约扩大提供了极好的视角。北约的扩大就是北约安全文化以及规范与认同的扩大。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安全文化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是行为体与社会关系的不断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体逐渐确定其行为规范、集体认同与安全利益。[27]
冷战结束以来，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日益增加。许多西方学者从文化角度探讨安全问题，其中以彼德・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为代表，形成了安全文化这一核心概念以及相应的安全文化理论。卡赞斯坦认为，安全是规范、文化与认同的结合。国家安全文化通过规范、文化及认同得以表现出来。规范为有着特定认同的行为者的适当行为描绘了一个共同的期望，不同的规范起作用的方式也不同。不同的安全文化具有不同的规范与认同，因而对安全利益的认识也大不一样。[28]除彼得・卡赞斯坦外，西方学者，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基思・克劳斯（Keith Krause）、雷蒙德・科恩（Raymond Cohen）、罗伯特・鲁宾斯坦（ Robert Rubinstein）等都在这一领域有较为突出的贡献。如日内瓦高级国际研究院教授基思・克劳斯认为，冷战后的一个共识正在出现，那就是文化在形成国际政治行为，以在塑造安全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思认为，有三种文化共同塑造了安全文化，即外交文化、政治文化与战略文化。外交文化是国家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互动中的行为规则，包括特定的程序与约定；政治文化是描述国内政治制度或安排的区别，揭示不同政治辩论的社会基础；而战略文化则是建立在军事机制基础上的一整套规范与态度，如关于战争的政治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最有效的运行方法。三种文化之间有相互重叠的部分，也具有共同的特点，其中心部分就是安全文化。[29]
尽管建构主义流派的理论家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运用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对实际问题进行剖析，如对冷战时期形成的北约的研究就是一例。建构主义把北约更多视为一种制度而不是一个同盟。但是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不同的是，他们关注的是国际制度怎样有助于形成规范，并改变国家的偏好。[30]
在卡赞斯坦的笔下，北约代表了一种安全文化，其内涵是：北约“代表了基于共同价值观及对自由民主的集体认同之上的跨大西洋的安全共同体”，北约“代表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化的多元安全共同体，民主国家不仅不相互打仗，还可能发展一种集体认同，使合作变得容易，为特定目的而产生合作的制度。这些制度的特点是民主的规范、决策原则，其中，……规范与原则的实施加强了共同体的意识及主体的集体认同”。[31]温特也从非竞争性及团结一致的角度解释了“安全共同体”及“集体安全”这两种国际关系领域的现象。在温特看来，北约这样一个“功能良好的集体安全体系”就是一个多元的安全共同体，“这种结构没有一个单独的元首，但是仍然能够实施制度性集体行动”。[32]
总之，建构主义的国际社会化理论与安全文化理论认为，行为体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环境之中，不同的行为体在这种关系与环境中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形成对世界的认识以及对自己的定位。社会化导致行为体接受共同体的规范与原则，并内生为自身的规范与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与共同体相一致的安全文化。建构主义的理论使得国际关系理论对北约问题的分析与阐释出现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极大地丰富了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面对现实国际政治发展时所遭遇的理论困境。
注释：
［1］ Robert W. Rauchhaus (ed.),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Frank Cass, 2001, p.9.
［2］ Gunther Hellmann and Reinhard Wolf, “Neorealism,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ATO,” in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1, Autumn 1993, pp.2628.
［3］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What Lies Ahea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3, no1, Summer/Fall 1989, pp.89.
［4］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5］ John 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15:556, 1990.
［6］ Glenn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m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 No.1, Spring/Summer 1990, p.121.
［7］ Kenneth Waltz's Statement at a U.S. Senate Hearing in November 1990, quoted in RisseKappen, 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 p.363.
［8］ Robert W. Rauchhaus (ed.),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Frank Cass, 2001, pp. 614.
［9］ Wallander and Keohane, Risk, Threat , and Security Institutions.
［10］ Robert B. McCalla, “NATO's Persistenc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0, 3, Summer 1996, p.464.
［11］ Gunther Hellmann and Reinhard Wolf, “Neorealism,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ATO,” in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 1, Autumn 1993; Celeste A. Wallander, “Institutional Assets and Adaptability: NATO after the Cold Wa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 4, Autumn 2000, pp.705735; Charles L. Glaser, “Why NATO is Still Best, Future Security Arrangements for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1(Summer, 1993),pp.550; Richard Rupp, “NATO 1949 and NATO 2000: From Collective Defense toward Collective Security,” edited by Ted Galen Carpenter, NATO Enter the 21st Century,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1, etc.
［12］ 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Vol. 39, No.1, Spring 1997, pp.164168.
［13］ Keohane, Robert,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9.
［14］ Alexander Gheciu, NATO in the “New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32.
［15］ David C Gompert and F. Stephen Larrabee, America and Europe, A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83.
［16］ Gunther Hellmann and Reinhard Wolf, “Neorealism,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ATO,” in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 1, Autumn 1993, p.11.
［17］ Kenneth N. Waltz ,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NATO Expansion , The Debate over NATO Enlargement,” Conference Papers,March 910, 199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8］ Kenneth N. Waltz, “Structu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2000, pp.541.
［19］ Stephen M.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Stephen M.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Vol. 39, No.1, Spring 1997, pp.15679; Kenneth N.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20］ 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556, 1990;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What Lies Ahea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3, No.1, Summer/Fall 1989, pp.89; “Kenneth Waltz's Statement at a U.S. Senate Hearing in November 1990,” quoted in RisseKappen, “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 p.363; Glenn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m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 No.1, Spring/Summer 1990, p.121.
［21］ 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第293294页。
［22］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5.
［23］ Frank Schimmelfennig,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2/3, Winter 1998/99Spring 1999; Alexander Gheciu, NATO in the “New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Keith R. Krause(ed.), Culture and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Arms Control and Security Building,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etc.
［24］ Frank Schimmelfennig,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2/3, Winter 1998/99Spring 1999.
［25］ Frank Schimmelfennig,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ume 8, Number 2/3, Winter 1998/99Spring 1999., pp.198199.
［26］ Alexander Gheciu, NATO in the “New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0.
［27］ 彼德・卡赞斯坦著:《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李小华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序言。
［28］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5.
［29］ Keith R. Krause(ed.), Culture and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Arms Control and Security Building,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30］ Robert W. Rauchhaus (ed.),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Frank Cass, 2001, p.17.
一
此次会议特邀国防大学杨毅教授作了题为“创新战略思维，应对国际挑战”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当代中国的国际角色正在发生新一轮重大变化：首先，从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世界需要重新定义中国；其次，从国际体系中的配角走向主角，由于自身综合国力的增长导致国际影响力的增长；再次，从单项大国到综合性大国，目前我们不仅是经济大国、人口大国，而且我们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力量也在不断上升。
杨毅教授指出，由于当代中国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崛起受到制约。当代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总体改善，这是我们战略机遇期之所以还存在的根据。美国是当代中国整体安全环境的主要变量。周边安全环境多元性与复杂性并存，美国担心我们强大后强夺主导权，周边国家担心我们强大后欺负它们，这两股力量已经形成一股合力，这是我们周边安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以新的战略思维，运用综合战略资源来应对国际挑战。
首先，创新战略思维，改善外部环境。强化四种意识：即“独立自主意识”、“国际关系准则意识”、“国家利益意识”、“刚柔并济意识”，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新的形势，挑战很多，我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坚持“预防为主”、“前期介入”、“反向制衡”三项原则，争取战略主动。
其次，坚持“实力加合作”的总体安全思路。当今国际社会还没有摆脱丛林理论，中国要和平发展，要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力，包括军事实力，军事实力发展要低调加速、适度展示、谨慎使用。
再次，统筹兼顾，重点经略周边安全环境。搞好周边的思路是搞好四个方向的平衡统筹发展：固北、稳西、安东、拓南。北部方向就是要搞好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确保在北部方向没有大的安全压力；西部安全环境很复杂，上海合作组织作为缓冲带，我们首先要稳定住，搞好建设；东部是我们的主要战略对手对我们进攻、防守、封锁的地方，东部有许多安全热点问题，需要安定住，克服美国、日本的挤压而走出去；海洋是重要的战略通道，南海我们要拓展，手法要稳妥，经济做先行、军事做后盾、外交做周旋，战实地、获实利。总的来讲，我们的四个方向要平衡，达到稳定发展。而我们周边战略思维应该发生一个根本变化，过去考虑地缘政治主要考虑如何防止外敌入侵，边界省份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前沿阵地，现在边界地区是拓展国家利益的辐射带，是向外合作的前沿。
第四，刚柔并济地处理重大安全议题。在处理重大安全议题上做到：维护核心利益，坚决斗争不退让；拓展重大利益，合作中谋长远；争取一般利益，灵活动作，不激化矛盾。主动塑造新的姿态，从“不惹事”、“别出事”到“做事谋事”。
第五，运筹好与周边大国的双边互动，谋求主动态势。在经营重大双边关系的互动中，贯彻稳住美国、拉住俄罗斯、和睦东盟、恩威日本、争取印度、稳定半岛的原则。摆脱美国的战略围困，塑造周边安全地缘战略形势的有利态势。
杨毅教授的主题演讲得到了与会学者的积极回应和热烈讨论。
二
在此次会议上，专家学者们分别围绕“中国崛起与中国和平发展”、“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与对外关系”、“海外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四个主要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关于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问题
对于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问题，学者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如何定位以及如何对待与美国的关系等方面。
首先，中国如何定位。北京大学梁守德教授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准超级大国，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更有信心了。超级大国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力量的概念而存在，现在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位，军事上也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政治、文化方面有些欠缺；超级大国是政治文化和经济军事力量之和，中国目前硬实力够，但软实力不够；中国目前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苏联强大了必称霸的老路。
有学者认为，中国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崛起，很重要的是内部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现在没有外部力量能够压垮，而能够阻挡中国可持续和平崛起的是战争，所以在战争问题上要谨慎。也有学者认为，和平发展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唯一道路，这与发展国防现代化不矛盾，中国要以军事力量作后盾，以经济手段先行，以外交手段配合。
其次，如何看待美国。美国是当今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是事关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有观点认为，美国处于长周期的衰退期，2030年中国GDP就可以赶上美国；但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正在崛起，但美国并没有衰退；也有人认为，虽然中国GDP在10年、20年之后超过美国，但中国GDP的质量与美国、日本比还是差很多，中国基本上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西方的高技术产业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的人均GDP也还排在世界的90位左右，还是相当落后的。总体上，大家认为，中美之间应尽可能实现建立相互尊重的新型大国关系。
最后，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中国在软实力建构方面，要注意主观努力与客观效果的差距，信息时代信息量爆炸，关键是要使人们注意到你的信息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处于成长的烦恼、孤独的崛起阶段，中国和平崛起时期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即处理和平发展与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的关系，和平发展与少数极端民族主义的关系，中国如何定位与美国的关系，等等。
（二）关于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与对外关系问题
概括起来，围绕该议题，主要讨论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1.关于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问题。
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观点，即以外交周期30年作为一个衡量角度，认为中国到2039年的时候，有可能发生一场大的战争。有学者提出质问：霸权国与崛起国必有一战的论述，把GDP作为唯一依据是否合适？有的学者认为，如果作这样的判断，中国势必要改变防御性的安全战略，但目前并没有这样一种迹象。还有学者认为，用两个周期作为预测基础是否太少了？还有学者认为：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变动，不是一个外交周期的问题，而是一个外交环境变动的问题。大家期待这一观点能作进一步的论述。也有学者对此观点给予了应和，认为也有可能到2039年，中国可能实现了对美国地位的和平替代。
2.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
有学者提出如何概括中国的对外政策的问题，认为用和平发展完全概括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安全合作，作为一种更具体层面的概括，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的外交思维。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外交战略目前还处于一个相对被动的地位，和平共处这样一个原则是非常抽象的，也是一个最低层次的政策宣示，他认为还应该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表达。安全合作是一个更高的层次，更能体现中国外交安全政策的基本导向。
3.关于中美关系问题。
有学者通过解读美国重返亚太或者说重新强化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分析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影响。认为美国并没有把中国看作敌人，而是把中国看作对手，因此是一个战胜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消灭的问题。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尽量延缓中国的崛起而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而战略路径选择是造势和造事。在很多事端上给中国制造很多的麻烦，造成一种不利的态势，这是一种间接战争的思路。美国会把军事作为最后的手段，主要还是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中国造成牵绊。大多数学者对中美关系的前景都持相似观点。有学者就认为，中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在经贸领域，虽然美国在全球战略上是处于收缩态势，但是在亚太战略上却是处于扩张态势，中美还是一种竞争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安全问题处理的关键还是在于将国内问题处理好，这是解决中国安全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有学者提出，我们很多安全判断的假设，是中国在经济政治上持续稳定平稳发展，但我们是否还要关注其他方面的可能性，当内政出现问题时，我们是否也要考虑准备应对另外一种可能出现的安全格局。还认为，中美关系好不到哪去，也坏不到哪去，竞争性合作将会是在亚太地区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的现实。
4.关于中俄关系问题。
有学者提出中俄关系存在一种错位，在俄格战争爆发，俄罗斯特别期待中国给予安全上的应和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及时地给予支持，而当现在中国周边海洋争端有求于俄罗斯时，俄也表示了冷漠。尽管气氛不好，但中俄的战略关系是值得重视的。美俄都在重返亚太，或者说是在重新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而对中国来说，有一个定位问题，究竟是把哪个方向作为自己安全战略的重点。往东发展，就意味着中国在安全上会与很多国家发生矛盾，而历史上，我们在多次与日本的角逐中并没有占上风，所以往西可能对我们是一种更有利的选择。在整体战略布局上，我们可能最终是往东的，但先西可能更稳妥些。
（三）关于海外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此次会议的主办单位之一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会议设置了“海外华人在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议题。
目前，中国的海外华人华侨估计有5000万人，还有3000万归国华侨侨眷，这是一个庞大的资源，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如何利用这个资源和平台来对中国和平崛起做出贡献，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有学者认为，首先，华侨华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当中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可以推广中国文化、传承中国文化和创新中国文化。其次，华侨华人在中国的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中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第三，华侨华人在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塑造中国形象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第四，华侨华人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资金引入、中国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乃至政治发展中也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此外，与华侨华人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涉及中国的海外利益问题。有学者从排华与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角度进行探讨，从19世纪的排华运动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发生了对华人的排挤，或者说对华人经济安全、财产安全甚至人身安全的冲击。怎么保护海外华人的利益，如何解决海外华人的困境，学者们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可以建立机制化、系统化、常态化的应对机制。目前各国都有大量海外侨民，比如美国、日本、印度等都有自己保护侨民的机制或者政策，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政策办法，为我们制定相应政策提供参考。
（四）关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问题
这个议题的讨论，是由国务院学位办下发的文件《国务院学位办关于对一级学科简介和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的通知》引发的。按照文件对学科的设置，目前政治学下设8个方向，即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与中共党史、国际政治、比较政治、公共事务治理、政府与政策。学科“危机”自然就从这里谈起。因为有很多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但是国际关系学科不列在其中，大家就感到这对学科和学科建设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另一种认为这是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总体来说，与会学者有一个基本共识，认为这确实对国际关系学科是一个重大挑战。对此，大家从学科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分析原因：从学科内部来说，大家反思学科本身存在的问题，比如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名称问题，学科基本的学术史、方法论建设问题，教材建设问题，等等。另外，这个危机是从外部而来，教育部的学科设置，本科是国际政治，硕士有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这种设置也容易造成混乱。这次的意见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冲击。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2－0017－0022
国家安全观是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内涵、国家安全的威胁和维护国家安全手段等的基本认识。其中的国家安全是指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领土、社会制度、社会准则、生活方式以及国家权力和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传统国家安全观着眼于军事和政治领域，独立、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是其核心目标。随着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安全成为包含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诸多领域的一个“综合性”安全体，并呈现出高度系统化和高速传导性的“链式”安全结构。其中，网络信息安全的作用日益凸显，不仅是该“综合性”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链式”安全结构的基础性保障，更是网络时代下其他诸多国家安全利益的交汇和纽带。因此，网络信息安全已然上升到国家核心战略层面，成为国家综合性安全战略的制高点和新载体。例如美国等国已经将其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战略目标陆续融入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
因此，为适应全球安全格局的变迁和我国国家安全的现实需求，亟待总结和提炼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相关思想和理论，以此来诠释和指导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规划和实践。本文从形势背景、现实价值、思想源流和理论体系等几方面，对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进行相关探讨。
一、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客观形势
理论建构是为了客观描述现实并科学指导实践。当前，全球和我国国家安全的发展格局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外部环境，也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需要诠释的形势背景。综合来看，我国国家安全发展格局出现形态复杂、边界拓展、重心转移等趋势，具体表现为：
1、非传统安全威胁改变国家安全形态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军事、政治和外交的直接冲突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日俱增且影响广泛，并以跨国性、突发性、复杂性、隐匿性等特点，成为各国国家安全保障的重点和难点。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围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博弈并存，使得国家安全形态更加错综复杂。因此，在复杂竞争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防范和应对不断出现的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当前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2、网络空间的兴起重塑国家安全边界
人类社会疆域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当前，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系统和软件、计算机／手机等信息终端、全球网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共同筑就了一个不断扩展、高度多元的网络空间。这一网络空间承载着各国巨大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发展潜能，并超越传统国家管理范畴，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对国家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因此，保障和拓展符合本国利益的“国家网络疆域”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3、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决定国家安全前途
全球信息革命浪潮对现实社会的解构和重构效应显然比任何时代都更为迅猛而强大，也更加自发而无序，由此带来的是国家安全重心从抵御外敌威胁转向消除内部隐患。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改革的攻坚期，也是我国公共危机和社会风险的高发期，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澎湃动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转型，同时又将其对现实社会的破坏效应纳入到安全范畴，最终推动全社会的良性变革，也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二、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现实价值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不仅是理论探索的需要，也是顺应网络信息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科学思想和方法指导网络社会的建设和安全管理，回应国内外各种关切和质疑，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1、推动国家综合安全理论体系的完备和深化
尽管我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需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创新，进一步凝聚共识和扩展共识，以应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带来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挑战。为此，在2011年9月26日发表的《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绘就了我国国家综合安全战略理论的框架。而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也将进一步推动国家安全理论体系趋向完备和深化。
2、指导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政策和法规的制定
相较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国家信息安全宏观管理中已经形成的从战略到政策再到法规的“金字塔”型缜密结构，我国信息安全宏观管理体系在系统性、前瞻性、权威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国家层面的网络信息安全中长期战略规划仍不明晰。因此，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提炼国内外信息安全宏观管理的思想、经验和方法，通过理论创新引导管理创新，指导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政策和法规的规划和实施，将从根本上优化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发展格局。
3、提供跟踪全球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框架
全球网络信息空间是各国通向信息社会的共同载体，当前各国均力求扩大本国网络空间安全边际来保障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全球安全合作与博弈并存。例如2011年5月16日美国白宫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构建一个繁荣、安全和开放的网络世界》，即被解读为既是“合作的邀请”又是“对抗的宣言”。因此，通过理论构建可以历史、抽象地分析各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意图、影响，研判全球信息安全的总体发展趋势，探索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对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4、建立适应国内外环境的网络安全治理话语体系
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从标榜互联网“开放、共享、无国界”到借“网络自由”等抨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如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但仍然未能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形成符合本国互联网发展现状和治理需要的话语体系，导致在管理实践中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因此，通过理论构建，可以明确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治理的基本方略，塑造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网络治理话语体系，最终推动我国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思想源流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不仅是一个中长期战略规划，更是一个适应信息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管理体系。因此，从国内外各相关学科汲取思想源流，支撑并融入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体系，是战略决策和顶层设计的重要基础。本文简要介绍可供资鉴的国内外相关思想源流，为后续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
1、军事领域的“信息战”理论
信息战是为夺取和保持“制信息权”而进行的斗争，亦指战场上敌对双方为争取信息的获取权、控制权和使用权，通过利用、破坏敌方和保护己方的信息系统而展开的一系列作战活动。1992年美国国防部颁发的《国防部指令》首次提出信息战概念，掀起了世界性的信息战理论研究热潮。在该领域，美国和中国均走在了世界各国研究的前列。如今，信息战理论、方法和技术已日趋成熟，成为现代战争和高烈度对抗的主要模式，因此也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
2、政治法律领域的“信息”理论
信息是在国家概念上演化而来的，是信息时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一个国家对本国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利。从政治视角看，信息是国家具有允许或禁止信息在其领域内流通的最高权威，包括通过国内和国际信息传播来发展和巩固本民族文化的权力，以及在国内、国际信息传播中树立维护本国形象的权力，还包括平等共享网络空间信息和传播资源的权利；从法律视角看，信息是指国家在信息网络空间拥有的自和独立权。它具体包括：国家对跨境数据流动的内容和方式的有效控制权；一国对本国信息输出和输入的管理权，以及在信息网络领域发生争端，一国所具有的司法管辖权；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全人类信息资源共享权。当前，国家信息作用日益凸显，相关理论更加丰富成熟，成为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石。
3、国际关系领域的“公共外交”理论
“公共外交”的概念于1965年首次提出并得到运用，目标是影响公众态度，以帮助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推行，即一国政府对他国民众的外交活动。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的区别是“公共外交”试图通过现代信息通讯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而传统外交则主要通过国家领导人及相应机构影响外国政府。长期以来，美国是“公共外交”理论的最佳实践者，通过“公共外交”美国积极开展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的宣传输出。如今，网络信息空间成为美国“公共外交”的最佳实践场地。因此，无论是出于应对威胁或是构建我国“软实力”的需要，“公共外交”思想和方法都应该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予以应用和体现，并成为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支撑。
4、新闻传播领域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理论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是指在全球传播进程中或世界文化关系中，一系列试图改变信息不平衡或文化帝国主义状态的改革理论。这种改革试图反抗由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全球媒介集团支配的全球传播秩序，旨在建立一种更加民主的、公平的、均衡的并能与其它国家传播系统相互交流文化与信息的全球传播体系。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世纪80年代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研讨，提出了一套旨在打破世界信息传播不平等格局的改革方案，试图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质手段和信息产品，从而保护与促进其自身文化传统、文化产业与文化认同，扭转信息与娱乐传播中的不平等状态，缩小信息富裕国家与信息匮乏国家之间的差距，但实践成效并不明显。尽管如此，“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和“数字鸿沟”的相关理论成果仍具现实意义，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5、战略管理领域的“博弈论”理论
博弈论最初是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具有对抗或竞争性质行为的理论与方法。当前，博弈论在战略规划和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其核心价值在于分析对抗各方是否存在最合理的行为方案，以及如何找到这个合理方案，并研究其优化策略。当前，国家信息安全领域的斗争无一不具有显著的博弈属性，如国家间的信息对抗、密码的加密与破译、病毒的制毒与杀毒、网络思想文化的保护与渗透等等。因此，从博弈论的视角认识和分析各类信息安全问题，并通过博弈论方法寻求信息安全最佳解决方案，是优化我国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思路。如今，博弈论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信息安全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借鉴博弈论的指导原则和原理方法研究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科学、有效的途径。
6、公共管理领域的“公共治理”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生的社会、经济危机推动了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以“治理”为代表的新理论范式提出了多元、自组织、合作、去意识形态式的公共治理模式，即抛弃传统公共管理的垄断和强制性质，强调政府、企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作用。该模式不强求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而重视网络社会各种组织之间平等对话的系统合作关系，简称“公共治理”理论。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治理”理论在许多方面与网络空间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因此西方国家也较早的将“公共治理”理论引入了互联网管理领域。尽管“公共治理”理论本身存在固有缺陷和不适应我国国情的方面，但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治理模式仍可以提供重要借鉴，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重要的理论支撑。
四、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体系
通过客观形势分析、现实价值评估和思想源流梳理，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体系具备了构建条件。它由战略的内涵和目标、战略的基本要素、战略的内在机理和战略的理想模式等有机组成。
1、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和目标
信息安全的本质内涵是维护信息系统或信息传播中的信息资源免受各类威胁、干扰和破坏，保障信息资源的保密性、可靠性、完整性、可用性等安全属性。但是，当信息安全上升到战略层面，信息安全战略与综合性国家安全战略则高度融合，集中反映在：网络信息空间成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载体；谋取信息优势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目标；现代信息技术成为维护或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是指：国家为保障综合性国家安全，消除基于信息网络空间的各类国家安全威胁(包括国家间信息战、意识形态渗透、低俗文化传播、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黑客攻击、关键生产领域信息系统运行风险、社会危机酝酿和传播、网络隐私和知识产权问题、网络病毒和垃圾邮件泛滥等等)，运用各种国家资源和技术手段而进行的战略规划和实施的全过程。根据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目标是：积极应对国内外各类信息安全威胁和挑战；确保国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重要信息系统和信息内容的安全性；促进国家信息化和信息社会的健康发展；提高全社会信息安全的能力和素养，保障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公众权益的实现。
2、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
作为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应由国家信息安全观、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目标、国家信息安全利益与威胁判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资源及其运用、国家信息安全政策与安全机制等五部分组成。其中，信息安全观是国家在信息安全问题上的基本理念，也是一个国家的信息安全哲学，是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信息安全战略目标即维护和谋求国家信息安全利益的指标性任务，反映不同阶段国家信息安全总体发展愿景；信息安全利益与威胁判定是指根据国家利益需求和国家战略目标判定信息安全威胁的来源、范围、性质和等级；信息安全战略资源既包含狭义的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也包含广义的自
然资源、人才资源、经济资源、军事资源等；而国家信息安全政策、法规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完成国家安全目标的重要保障。
3、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在机理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考虑并科学平衡以下几对关系。
首先、信息化建设与信息安全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矛盾统一关系。一方面，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普及不断催生新的信息安全威胁，信息安全成为信息化建设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不仅有赖于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也有赖于国家信息优势的积累。因此，信息化与信息安全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二元目标需要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得到充分体现。
其次、管理和技术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同步发展关系。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安全技术得以实现，支持信息安全先进技术和重点产业的发展是战略的重要任务。但与此同时，通过法规、政策、教育、制度等完善安全管理，实现技术与管理的有机结合更不能忽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技术与管理的双轮驱动，过度偏重某一方面的发展必将导致战略的失效。
第三、成本与收益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综合平衡关系。信息安全的实现有赖于保障成本的持续投入，而与之对应的是信息安全收益通常无法客观测度，过度的安全保障必然导致成本畸高和效率低下。因此，寻求成本、收益、效率的综合平衡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关键，具体措施包括确定重点领域、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科学的风险收益评估体系和安全等级标准等。
第四、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动态交互关系。信息安全问题是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威胁与挑战，通过国际合作防范和应对信息安全威胁是理想途径。但是，由于各国在国家利益、法律、文化等方面的不一致，各国信息安全战略始终难以协调甚至存在对抗。就我国而言，一方面要立足国家利益和基本国情制定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另一方面要立足全球层面，推动本国信息安全法律、政策与国际的接轨，推进平等互利的“国际信息安全新秩序”的形成。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1-0016-23
国家形象战略是国家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而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传播等手段来调动、挖掘、协调、整合各种战略资源来追求和塑造国家理想形象的科学与艺术。国家形象战略的核心是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属于国家软权力的范畴，是国家的文化表现形态，代表着国家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诉求。在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国家形象既是各国政府所追逐的战略目标，也是其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近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表明，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盛衰都和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密切相关。而现代民族国家也已将在国际社会建设、塑造和推销自身的国家形象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项战略选择。”[1]
进入新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各国相互依存的加强，国家形象战略对国家利益实现的重要性显得越来越突出。“国家之间的博弈不仅仅是经济、军事、政治力量的较量，国家形象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变量，它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实现自己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影响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参与程度以及凭借自身实力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能力。” [2]国家形象战略不只是对国家政治、经济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对国家文化利益和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因为国家形象的树立对于社会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意识形态的维护、民族文化的保护、文化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战略对于国家安全利益、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维护也有着特殊意义。良好的国家形象在特定条件下既能胜于军事和国防手段来维护传统安全，也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来维护本国的非传统安全。国家形象战略实施与国家利益实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家形象战略实施首先是要对战略资源有整体把握；其次要有国家身份的明确定位；再次是确定符合本国实际的战略目标――国家利益；最后是综合运用各种有效手段，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战略实施，最终达到实现国家利益的目的。
当今，世界各国都从长远发展角度出发，根据国内外局势来规划和制定国家形象战略，竞相以开放姿态参与全球化进程，并借助于各种形式、各种途径的国家形象传播，积极进行国际对话，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力求把握机遇，规避风险，寻求利益，谋求发展。那么，国家形象战略对国家利益的实现到底是如何作用的？国家如何制定正确的国家形象战略以最大限度地谋取国家利益？这是本文重点讨论的问题。
本文采纳学术界对国家利益划分常用的方法，分别探讨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关系。
一、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政治利益
国家的政治利益是国家形象战略的政治目标，国家形象所具有的政治功能是实现国家形象战略政治目标的基础。国家形象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吸引力，糟糕的国家形象会遭到世界人民的抵触和反对，以至于失去政治独立甚至丧失国家。因此，实施国家形象战略、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有效实现国家的政治利益。
（一）国家形象战略是维护和巩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政治合法性的有效手段
政治合法性早已成为现代政治分析的关键术语。起初诸多关于合法性的讨论是就国家内部而言的，而今，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探讨国家政治合法性的研究越来越多，合法性理论正日益成为国际政治学分析的重要工具。“在国际社会中，由于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政治权力的体现者也主要是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所以，政治合法性问题反映的是国际社会对一定国家政治权力认同的情况。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合法性就是指一定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权力根据国际社会中一定的标准而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3]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中，为了获得政治权力“对外使用实力、不断地影响他国的行为”的方式已经变得复杂化，不再是单纯停留在追求军事、经济等硬权力上，而是日益增加了对软权力的推崇和重视。作为一种软权力，国家形象已成为国家拓展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其特点就是排斥暴力，强调非强制性；提倡合作，注重吸引力。而国家形象战略就是在国际竞争中通过国家形象的博弈来提高非强制性的吸引力以维护和拓展国家的政治利益。换言之，国家形象战略所追求的是合法的政治权力。
国际政治中的合法性，是以同意或不反对为特征的，这与国家形象战略所强调的非强制性和吸引力是一致的。有的学者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提高和获取合法性的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国际社会中进行政治社会化；第二，国家的权力运作适应国际社会中的规则和程序；第三，国家应使自己的政治产品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即增强自己的有效性。[4] 这三种途径与国家形象战略具有一致性。
这是因为：其一，形象好的国家，容易在国际社会中推行本国的意识形态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反之，该国的意识形态会遭到国际社会的抵触或反对，从而导致合法性危机。另外，国家形象战略的任务之一就是不断调整、宣传和美化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实现其政治目的。
其二，国家形象战略的另一政治手段是在国际机制与规范的博弈中树立良好形象来获取政治利益。原则、规则和程序是国际制度的体现和核心，体现了有关各方的责任和义务。国家在多边外交中只有遵循这些规则和程序，才能树立良好形象，从而获得政治合法性。其三，责任外交也是国家形象战略的重要内容，这与政治合法性所要求的“政治产品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有很强的一致性。各国都早已意识到了树立负责任国家形象的政治意义，既维护本国利益，又注重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如果一个国家在环境保护、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说明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产品能够满足多数国家的需求，就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二）国家形象战略是国家赢得国际威望的重要手段
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合法性，是国家政治利益的基础，而国际威望与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一国国家政治利益的拓展，国家形象战略的政治目标除了维护和巩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以外，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赢得国际威望和国际尊重，提高国际地位。
美国学者傅立民认为，“国际威望（International Prestige）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把国内的道德、知识、科学、艺术、经济或军事等成果向他国投射（project）而获得一种理想的国际形象（foreign image，国家的对外形象）”[5] 。
国际威望是国家政治利益的重要内容，而国际威望的树立和国家形象战略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例如，美国就是由于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使自己的形象大打折扣，从而导致了国际威望的降低。原因何在？问题不在于它的传播能力和综合实力。根本问题是出在其国家意图和国家行为上。美国对伊战争虽然展示了其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等硬权力的强大，但作为软权力的国家形象却一再下滑。美国这种国家形象软实力的“内伤”短期内虽然不会撼动美国霸权，却是对其世界领导地位长期、无形地侵蚀，大大降低了它的国际威望。
由此可见，国家形象与国际威望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在国际政治交往中发生有损于国家形象的行为，必然会影响到该国的国际威望，动摇其原有的国际地位。所以，国际体系中的国家，都把国家形象战略作为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运筹，有目的、有计划地采取合适手段来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以增强政治权力，赢得国际威望，提升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二、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经济利益
经济利益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方面。经济利益的范围很广，但主要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对内，维护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维护本国领土和领海的资源和能源，保障国内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实现国富民强；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维护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应地位，保障对外贸易、投资、货币金融关系的稳定发展。”[6]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经济利益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良好的国家形象会增强其对国际经济组织的影响力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从而提升自己的国际经济地位。国家形象战略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实现国家经济利益的。
（一）国家形象战略通过树立国家品牌形象来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国家品牌形象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国家品牌形象指的是一个国家良好的整体形象，树立国家品牌形象，就是把国家当作产品的品牌来塑造和宣传，它与总体国家形象战略内容是重合的；狭义的国家品牌形象是与国家的知名企业和产品密切相关的。因此，可以把国际公众对某个国家的产品形成的总体印象称为国家品牌形象。
一个国家产品的品牌和国家形象是紧密相连的，换言之，一个国家产品的品牌就代表着该国的国家品牌形象。所以一个国家一旦某一产品在世界上树立了良好的品牌，自然会带动国际消费者对这个国家其他产品的接受和认可，从而促进该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即使后来有了高质量的产品和高水平的服务质量，如果以前国家品牌形象不理想或很糟糕，产品的出口会受到限制和影响，必然会使该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受到严重影响。即产品的好坏和服务质量是国家品牌形象树立的前提和基础；反过来，国家品牌形象的好坏也影响着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认可和销售，从而对一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着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历史和现实证明，国家品牌形象的好坏决定着一国企业在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的成败。所以各国政府和企业不惜成本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来宣传和打造国家品牌形象，目的是以此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国家品牌”作为一种公共外交战略，西方国家二、三十年前就使用过。英国品牌专家西蒙•安霍尔特被公认为是推广“国家品牌”的先驱。他把早年为可口可乐和雀巢公司开展全球商业宣传工作的经验运用到一些国家客户身上，帮助其树立“国家品牌”。[7]
如今国家品牌形象的意义显得格外突出。美国一家民调公司的调查表明，在全球各大国的国家形象中，品牌所占比重在不断加重，其中以日本、德国和美国领先，分别为38.5%、36%和34.3%。[8] 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产品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市场地位，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从改变这个国家的国家品牌形象在国际民众心中的印象开始。
（二）国家形象战略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投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际投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虽依然依托于母国，但他们却日益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采购与销售。对一个国家来说，吸引外资或对外投资能促进其改善经济结构，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国际投资不仅是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关系变动的助推器，也是国际经济力量新重心出现的催化剂。
国家形象战略可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投资。投资环境，又称投资气候。一般认为，投资环境是指某一特定经济地域为投资这种经济活动所提供的一系列要素和生产条件及其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它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性、区域性和层次性等特点。好的投资环境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对外可以增强影响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对内可以凝聚人心、鼓舞斗志、激发创业热情。投资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着投资者的信心度；关系着投资是否安全、能否有效运行；关系着资本职能能否充分发挥，资本能否最大限度地增值。因此，投资环境的建设和改善，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前来创业，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9]
国家形象不仅会影响引进外资的数量，也会影响到外商投资的质量。改善国家形象（尤其是与腐败相关的形象）有利于提高外国直接投资的回报率，投资质量也会同步得到提高。最优质的投资通常更愿意投向那些商业环境口碑好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商业环境廉洁、可靠，商业氛围通过法律法规得以规范，而不是依靠严重腐败的人际关系网络。[10]
国家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投资环境的优劣。从物质层面来看，一个自然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资源丰富的国家肯定在吸引外资方面占有很大优势。从制度层面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优越，民主法制健全，机构精干，富有效率，社会稳定，这样的国家形象，就有利于打消投资者的疑虑和戒备，必然会带来投资数量和质量的增加。从文化层面来看，如果一国国民普遍受教育水平很高，国民素质得到提升，也就代表了该国高度文明的国家形象，这种形象必定会提升投资者的信心，因为该国能够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目前，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状况已经成为投资环境优劣的重要方面。良好的国家形象必定会降低投资风险，增强国际投资者的信心，促进国家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拓展国家经济活动空间。反过来，通过投资者的成功和亲身体验也必然会促进国际社会对该国国家形象的正向认同，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三、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文化利益
国家文化利益的核心是文化、文化权力或文化软权力。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视文化为推行国家战略的重要渠道和特殊领域，把思想文化渗透作为一个国家重要的精神力量加以利用，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文化是国家形象战略的目标，也是国家形象战略的手段。因为，国家形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一国向国际社会自我价值的展示。国家形象往往是通过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途径塑造和形成的。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为了避免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都积极实施文化战略来树立国家文化形象以维护和拓展本国的文化利益。
（一）通过塑造国家文化形象以提高国家文化的吸引力
文化作为民族国家的精神体现，直接向世界展示自身形象和释放影响力。一个国家如有强大的文化吸引力，能有助于该国在世界舞台上纵横驰骋。
通过文化手段塑造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来提高文化吸引力，是国家形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手段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是加强本国文化建设，通过制定和实施文化政策来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强政府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提高民族凝聚力等。对外是加强文化输出，扩大文化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它通过三种途径来展示和塑造本国文化形象。第一，政府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政府间签订各项国际文化交流项目、洽谈文化业务、召集和参与各项国际文化会议等；第二，一国政府面向国际公众展开的文化活动。这个途径主要是借助国际传播手段来完成的，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电影、书报、音像等传播手段来培植或影响国际舆论以达到树立良好国家文化形象的目的；第三、民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主要指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以及民众自发组织的文化活动，如学术团体或协会组织的国际会议、比赛、展览，高等学校间组织的学术交流、交换留学生、民众自发组织的国际旅游等等，都属于这一途径。通过本途径塑造国家文化形象的前提是要提高国民的文化道德素质。
（二）通过塑造国家的文化形象来提高国家文化的“免疫力”
一个国家文化的吸引力和“免疫力”都是国家文化利益的重要内容。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作为外交手段和工具的作用日益突显，文化的软实力作用是其他力量难以比拟和取代的。从文化手段在外交中运用所产生的效果来看，它既可正向促使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也可反向行使破坏国家间合作和信任；既可用于国内获得民众对国家外交政策的支持，也可用于国外腐蚀他国民众的思想。由于文化在数量上的强势与弱势，在交流中的主动与被动，在文化传播技术上的先进与落后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文化交流事实上的不平等，一些国家在对外行为中将借助文化优势而对一些文化弱势的国家进行文化入侵和文化殖民，以使之成为颠覆、侵略、奴役他国的工具。[11]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一方面，弱势文化国家竭尽全力保护本土文化，积极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强势文化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试图同化弱势文化。目前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就是在发达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已司空见惯。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就是要避免本国文化被外来文化同化和侵蚀，保证本国拥有独立完整的文化。文化是一国的根本，是文化安全的核心，它的强弱关系到一国意识形态、民族凝聚力、精神动力的存亡。所以，在国际竞争中，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免疫力”，必定会招致被侵害和腐蚀的恶果。如何在国际文化交流与竞争中发挥优势，立于不败之地，使本国的文化得到很好的维护，是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外战略面临的重大课题。
国家文化形象作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文化展示，其本身就蕴涵着国家的文化实力及“文化免疫力”，形象好的国家必定有着很强的文化实力背景，形象差的国家一般文化实力较弱或者在文化建设方面存在不尽人意之处。可想而知，一个士气涣散缺乏凝聚力的民族、一个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滞后的民族、一个文化产品匮乏和文化产业落后的民族不可能带来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另外，如果一个国家有好的文化形象，那么该国的文化自然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和认同，被异化和侵蚀的可能性就小，就意味着“文化免疫力”存在。反之，糟糕的国家文化形象必然会给其国家文化带来负面效应，不仅遭到国际社会的拒绝和抵制，而且易被外来文化入侵和同化。
四、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安全利益
安全利益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如果没有安全保障，其它利益也就无从谈起。在全球化时代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缠绕的背景下，各类国家的安全观念、安全政策以及国际安全体系经历了缓慢却又极其深刻地嬗变。从各国目前奉行的安全观来看，“新安全观”或“新国家安全观”主要涵盖“人类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等内容。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下降，非传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12]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家形象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雷默认为，“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将巨大摩擦产生的成本降低到很小，而负面的国家形象则能使小冲突的成本放大好几倍”[13] 。 总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安全问题的非传统化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在这种背景下强化并正确实施国家形象战略显得更有现实意义。
（一）国家形象战略有助于构筑国家间安全互信机制缓解安全困境
国家形象与国家安全利益密切相关，在某种条件下国家形象可成为国际冲突与合作的根源。“国际上的冲突，背后都有一个世界形象的冲突，而大致相近的世界形象则成为沟通合作的基础。”[14] 为什么相近的国家形象有助于合作，反之会引发冲突？究其原因就是国家形象对国家间的互信机制有重要影响，它既可能带来友善、亲和、友谊等积极影响促进构筑国家间互信，也可能引发敌意、排斥、竞争等消极影响产生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是产生军备竞赛引发国际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安全困境的产生，同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密不可分。在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独立行为可能导致其他的国家更不安全。如果一个国家增强其实力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不受另外一国的侵害，那么第二个国家在看见第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后，可能也会增强自己的实力，以防备第一个国家。这样一来，每一方增强自己的实力和确保自身安全的独立行为，都会使得双方更不安全。 [15]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中，安全困境不仅没有消失，相反其作用的形式和内容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如何避免和消除安全困境仍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安全困境是博弈论中囚徒困境的一种形式，从对囚徒困境的分析中可知，安全困境并不决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人有选择的余地，人的抉择有时能够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经过多次博弈，合作还是可以出现的。如果双方相互信任并进行合作，那么可以采取“次优的战略”从而获得“次优结果”的利益。[16]
如何使第二个国家相信第一个国家，正是国家形象战略的目标与任务。这里存在一个国家形象与国家意图的问题。国际交往中的真理之一是，当你想知道其他国家会采取何种行动时，揣摩对方的利益和真实意图是至关重要的。负面的国家形象不仅难以让其他国家相信你的意图，反而会进一步加深它们对你的误解，原本值得赞赏的国家利益也会因为可怕的偏见而变得阴暗。[17]
由此可见，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安全状况息息相关。一个国家判断自己是否安全，一方面是根据本国现有的实力或权力，也就是说本国在国际格局中处于何种地位；另一方面，是对其他国家的判定，认为某国的权力变化趋势是上升还是下降，此国的权力上升是否会对本国构成威胁。这里存在一个关于国家意图判断的问题，“国家的意图就是指一个国家真实的长远战略目标及其实现途径”[18] 。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安全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意图，如果他国的意图是善意的，本国就处在安全状态。如果他国的意图是邪恶的，本国就会面临威胁。那么，如何判断他国的国家意图？理想的答案之一就是国家形象，因为，从国家形象自然而然就能推断出国家意图。由以上推论可以确信，国家形象战略对增进互信和消除安全困境有着重要意义。
（二）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非传统安全的维护相辅相成
国家安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是经典现实主义安全理论阶段，二是新现实主义安全理论阶段，三是后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阶段。学者们称后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为非传统国家安全理论。[19]
目前，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概念的界定还存有争议。较普遍的看法认为，“非传统安全是与传统安全相对应的一个领域，是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国家和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比如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有组织犯罪、走私和买卖、计算机‘黑客’袭击、形形的海上危机事态（油轮泄露和海盗行为等等）、艾滋病和‘非典’等严重传染病的阴影，等等”[20] 。
非传统安全理论体现了人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全新认识，与传统的安全理论相比，其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一，安全主体多元化；第二，国家安全的基本内涵丰富化；第三，国家安全的威胁多样化；第四，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复合化；第五，安全的整体性（或不可分割性）突出化。
之所以说国家形象战略与非传统安全的维护相辅相成，是因为，首先，国家形象本身就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国家形象是国家安全利益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形象安全在国家安全利益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国家形象的好与坏会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影响。如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对方眼中的形象就影响了各方对外政策的制定，从而造成双方长期的相互威胁。又如冷战后西方国家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歪曲，大肆宣传各种版本的“中国”，就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尤其是非传统安全利益。
其次，国家形象也是影响其他非传统安全利益的重要变量，如果国家形象受损或被诋毁，国家的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等就会受到连带性的威胁。例如，国家形象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国家产品的品牌和国家投资环境，从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甚至会增加金融风险。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后，很多研究表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国家形象（尤其是与腐败和稳定性相关的形象）与过去近百年发生的货币危机之间有很大的联系。另外，银行危机也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21]又如，如果国家形象不佳，必定要影响到该国文化的吸引力和“免疫力”，从而使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再次，国家形象战略所涉及的领域大部分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从国家形象战略所涉及的领域来看，与非传统安全所强调的经济、社会、文化、信息、科技等内容是一致的。从国家形象战略的手段来看，与非传统安全所强调和追求的以合作、对话、协商等渠道来实现安全也有相似性。从国家形象战略的目标来看，与非传统安全所追求的本国安全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安全目标也有很强的一致性。
总之，在全球化条件下，在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形象成为极重要的国际关系博弈的变量，国家形象战略无疑也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注释：
[1] 吴友富：“构建中国国家品牌形象”，载《光明日报》，2006年11月30日。
[2] 傅新：“综合安全与国家形象”，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6期。
[3] 周丕启：“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合法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3期。
[4] 同上。
[5] Chas. W. Freeman, Jr., Arts of Power: Statecraft and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7, P. 41.转引自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6] 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7] 杨晴川：“前版批评后版表扬，美报纸大做国家形象广告”，省略/News/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582，中国公关网，2007年8月28日。
[8]“中国民族品牌哪里去了”，载《环球时报》，2007年8月27日。
[9] 唐恬恬：“中芬投资环境的比较分析”，载《中国锰业》2007年第1期。
[10] [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著，沈晓雷等译：《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页。
[11] 张骥等：《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12] 赵可金、倪世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301页。
[13] [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著，沈晓雷等译：《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第25页。
[14] 张剑荆：《中国如何影响世界：对力量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页。
[15] [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16] 同上，第19-21页。
[17] [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著，沈晓雷等译：《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第35页。
[18] 王学东：“国家声誉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1期。
[19] 黄金元：《全球化时代大国的安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248页。
[20] 赵可金、倪世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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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帮达的论文《论核安全法的基本原则》，通过考察国际核安全法律文件和各国的核安全立法实践，在梳理核安全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体系关于核安全基本原则规定的现状和问题。论文认为，我国《核安全法(草案)》关于基本原则的规定存在着规定不全面和原则虚置问题，应当在下一步修改时确立“全过程控制原则”和“公开透明和公众参与原则”，并通过整合分散的核安全监管职能和建立职能统一、组织地位独立的核安全监管机关来保障“核安全独立监管原则”确实得到贯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