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14 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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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的快节奏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物质资源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钢筋水泥城市中生活的工作人员，他们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这些压力需要得到适当的派遣，负责会给人们的心理和生理带来损害。大多数人希望在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的时候能够有个释放压力的环境，希望能够有一个舒适的环境调节紧张的心情。生态型的环境技术设计，就是在人们的这种希望下生成的。由于生态型环境艺术设计是人性化的，人们在这种环境中可以感受到人与自然的融合，在这种环境中不良情绪得到释放，所以生态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是遵循社会潮流的。
(二)艺术趋势
艺术本就来源于生活这种生活是指最原始和最本质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生活。生态性艺术设计可以最大的还原生活本质，这是环境艺术设计的追求。
(三)社会趋势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仅是发展和谐社会的要求，而且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同时这也是环境艺术设计的追求，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现在的城市俨然就是一副钢筋水凝的世界，我们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转变这种生活方式，人类对自然也从改造发展到了保护。生态型环境艺术满足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发展生态环境艺术设计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趋势。生态理念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基本特性环境艺术设计分为两个部分，即外部环境设计和空间环境设计。在外部环境方面，生态环境艺术设计主要是将外部环境与人们生活能够相互融合，在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护环境。在空间环境设计方面，生态环境艺术设计主要是要保证人们有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必备的生活设施可以正常使用，资源能够合理的利用。生态性环境艺术设计主要有:高效性、持续性、多样性和可循环性。生态性环境艺术设计的高效性，主要体现在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尽量使用可再生资源，对于非再生资源做到使用率最大化，减少浪费，并且实现用最少的资源实现最大的收益;生态性环境艺术设计的持续性主要体现在，设计的布局以及使用的材料能够满足人们的长期使用;生态性环境艺术设计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产品设计的多样化上，以满足不同消费的需求，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生态性环境艺术设计的循环性，主要体现在对使用的材料的循环利用上，在设计中使用的材料可以通过一些物理或化学方法分解再利用，提高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二、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性策略
(一)社会性设计策略
环境艺术设计的社会性设计策略，是指设计人员在作品设计中，要遵从社会性和生态性，不要盲目地追求艺术化。目前环境状况不容乐观，考虑到当前的环境情况，设计者在设计作品使更多的应该从目前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这个层面出发，创造符合环境情况的能够满足人们现实需要的作品，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艺术拿环境作为牺牲品。现代社会中，一些设计人员为了追求艺术效果对环境状况置之不顾，虽然作品的艺术效果让人们钦佩，但是对环境的破坏是不可弥补的。设计者追求艺术性无可厚非，但是不顾环境的盲目追求艺术是不可取的，也不符合现在社会的发展趋势。当今社会人们更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平衡和谐的艺术形式，而且从长远来看，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平衡的艺术不仅能够实现设计者的设计目标，而且对环境也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如果我们的设计师能够将设计融入于环境当中，那么这种设计比起以牺牲环境为前提的设计，将更能得到人们的喜爱。现在一些企业或电台在举办活动时为了追求活动效果，使用大量彩灯作秀，漂亮的灯光效果是得到了人们的赞叹，但是对电力资源的浪费是不能忽视的。
(二)安全性设计策略
生态性环境艺术设计的安全性设计策略，需要设计者考虑到人的安全和自然安全这两方面的内容。人的安全这方面来说，环境艺术设计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所以在设计时，人的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如果设计中有安全漏洞，那么这种作品不能成为一件合格的作品。例如，在对喷泉等水景设计时，应该充分考虑到人的安全，在喷泉的旁边应该设置有护栏和警示牌，防止孩子由于贪玩而落水。同时喷泉等水景的深度不易过深，以防有人不幸落水被淹。自然安全这方面来说，设计者在设计时应该考虑到周围环境适当造型，而且还应该考虑到材料的选择，选择适合周围环境的建筑材料。造型方面在融入环境的前提下，适当造型以牢固为主;在材料选择时应该使用方便回收和拆卸的材料。例如，在小区环境设计中，由于空间限制，一些景观设计与车辆停靠场所有所重叠，这样很容易对在景观处玩耍的小朋友的安全造成威胁。还有在设计时没有考虑到具体的情况遗留下安全隐患。设计者不仅肩负设计的责任还肩负观赏者的安全的这份责任，所以在设计作品之处就应该考虑到作品的安全性。
(三)舒适性设计策略
环境设计的出发点是为了人类创造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满足人们的需要。好的环境艺术设计在物质方面设计中的采光，照明等要高于日常的生活质量;在精神需求的满足方面，能够使人们的心情得到放松，情趣得到陶冶，并能丰富人们的审美观。世界上很多生态村的成立正验证着以上观点。例如位于苏格兰最北边的芬德霍恩生态村，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环境和舒适生活相融合。设计师在住宅设计上多使用玻璃等，保证无能光照充足，屋顶上有太阳能发电装置。在房屋的建筑材料上使用的是完全无毒的材料。在屋顶和墙壁上采取加厚处理的方式，这样在夏天由于室内可以储存冷气而不至于过渡使用空调等，在冬季保暖的同时又可以节约煤炭等资源。同时还建立了风力发电的装置，在设计上不仅满足人们的艺术追求而且最大限度的满足对资源的利用。在这样的环境中居住不仅能够满足人们对生活舒适的度的要求，还能最大的保护环境，将社会建设与环境保护融合起来。
1、自画像产生的历史原因和意义
自画像是艺术家为自己所画的肖像作品，达芬奇、丢勒、伦伯朗、库尔贝、凡高、毕加索等许多画家们都在画史上以自画像著称。这些自画像是画家本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真实的写照，是忠于自己内心感情的表现，自画像创作是非常有意义的，首先是艺术家自传式的记录。同时，在画布上又可以自由的表达艺术家对人生、社会、艺术的见解。
自画像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出现及发展，与人们的自我意识苏醒和自我价值体现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同风景画一样，是从西方宗教画中分离出来的。在早期绘画，创作者自身的形象是无资格出现在画面中的。画家们被视为体力劳动者，卑微的手艺人，为上等社会所鄙视。到15世纪晚期，达芬奇等艺术家们认识到艺术家不是卑微无知的匠人，而是具有文化和艺术修养、通晓自由学科和科学知识的社会精英。这时期画家自身的形象开始出现在历史或宗教性的作品中，艺术家们开始在自己作品的一角留下本人的形像，画家通常是将自己装扮成故事中的人物出现在画面中，渐渐的画家自己的形象在画面中所占的位置越来越大，并不断向画面的中心移动，直至后来的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把自己画到了画面的正中心。这是艺术家社会地位以及自信心提高的一种表现，展示和炫耀自我修养、社会地位、服饰、仪态等。艺术家表达了他们关于提高艺术和自身的地位，重塑自身形象的理想和愿望，自画像也成为人们希望探知艺术家内心世界的一个窗口。
2、自画像作品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和作用
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与它的历史背景和客观现实环境等因素分不开的。绘画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语言形式，它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受诸多方面的影响。不同的时代就会出现不同的艺术观念，产生出新的艺术流派及风格，不断地赋予艺术以新的生命，从而推动艺术的发展[1]。自画像艺术的发展变化就是一部西方美术史的演变发展过程，传统的自画像是以真实的表现自我为目的，准确的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为特征。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改变了中世纪艺术家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法，他们把真实地再现自然面貌当作绘画的宗旨和技术能力的体现。这种绘画形式从15世纪到17世纪以后发展到更加成熟，自画像在这时期产生并发展成一种特殊的绘画形式。
19世纪中叶，这个时期画家们在自画像的处理上己不再是单纯的灰暗调子，而更多的是把自己置身于大自然之中，或者把自己和现实生活的道具结合在一起表现。同时在描绘自己的画像时，衣着随便自然，不加修饰，显得纯朴实在。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活跃于巴黎的革新艺术家们，他们反对传统的绘画形式，抛弃了传统的绘画思想，探索绘画自身独力的价值，摆脱了历史、宗教题材的束敷。从这一时期开始，欧洲艺术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经历了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等风格流派，世界艺术的现代性开始来临。
印象派在自画像作品中更加侧重人物的自我、精神状态的描绘，强调人物的现代性，他们更自由地使用了色彩、线条以及由色彩和线条构成的抽象形式，他们认识到这些纯粹的绘画语言似乎更能表达他们所要表达的东西[2]。绘画作品展现的是人物性格与心灵世界，传达画家情感与艺术理念不再仅仅是通过写实手段，而是通过背离传统，淡化真实，强调对绘画语言实质的开拓手法来实现。20世纪抽象、变形、立体、象征、表现等等流派并存，自画像同样被画家们用来探索新的艺术语言形式。画家们更加注意人物的内部特征的描绘，人物外部特征被加以主观处理，对象的外部特征并不重要，画家只是从中寻求抒发内心感受的契机。在现代绘画的各种流派中，艺术家没有什么固定的美术标准，艺术家根据各自的天性和自己的本能进行制作[2]，作品充分体现了那种表现“内在需要”的艺术追求，绘画在此己发生了“面目全非”的改变，艺术家的主体精神开始解放，造型和色彩被抽离出来获得新生，现代艺术在突进中开始催生更新的语言[3]。
艺术大师们的自画像，无论哪个时期，都是对自我个性的表达，自画像是他们转移、减轻内心痛苦的手段，在探索自己内心世界的同时也是他们艺术的实验田。艺术家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发掘自我意识。自画像就象艺术家的自传，展现了艺术家的技艺、思想、自信、审美观及社会地位。总体来看，自画像的产生和发展是从注重人类个体的外部特征转向内部特征，从描绘具体的个人转向非特定个体，从古典的传统法则转向注重内心情感加以主观处理的转变。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画家观察、认识世界方式不同，作品的语言风格也不同，这些因素对于生活在现今时代的艺术家思想同样具有启示作用。
3、现代自画像的创新性与时代性
在十九世纪以前的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多为表现宗教故事、历史故事、贵族人物肖像为主要题材，这当然是由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所决定的。今天，在现代自画像绘画中，如何展示自己的作品语言，如何用具有当代性的思维去思考，如何吸收和创新是重要任务之一，这是我们当代画家所应研究的课题。处在不同时代的画家，个性有可能有相通之处，但是他们个性体验、生存的环境肯定不同，即使是同一个时代，也肯定会呈现不同的个性体现。同样是语言，艺术作品也需要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跟观者交流，这样就需要艺术家用自己独特的个性语言来表达绘画的内涵。绘画的表现语言就是一种表述方式。不同的艺术有不同的规范，当代绘画吸收了现代绘画发展的一些成果，结合了现代艺术的一些观念和技术材料。从绘画的手段以及对绘画特点的认识角度出发，对作品进行了新的创造与探索。传统的写实手法以不足以表现新时代了，现代油画以真切的审美感受面对变化了的社会现象，去探索真实，表达出新的感受。寻找画家独特的绘画风格追求，以期让绘画领域呈现出更丰富的面貌。
对于自画像绘画语言的形成，时代感和当代性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当今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数码技术的广泛应用，都给绘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借鉴影像、数码，利用新材料等科技手段，已成为当今艺术家常用的手法，很多艺术作品在媒材上已完全打破了以往艺术种类的划分界限。不拘一格的媒材方式使艺术派生出形形、生机勃勃的新的语言形式[4]。今天，我们正处在一场大变革的前夜，人类自身所创造的网络空间正在彻底重塑人类社会的空间，人类的生存空间正在被重新定义。知识洪峰时代的到来和由网络技术的信息交易成本的降低将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主体[5]。它给绘画提供了图像形式想象的无限可能和绘画手法创新的课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学习和借鉴传统的绘画经验，大师们在自画像等方面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创作出许多传世之创，为我们今天的自画像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是我们学习自画像绘画技巧必须研究和继承的传统，继承与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向传统学习，没有传统就没有创新，传统提供出一块坚实的平台，以便艺术家向上跳跃。在对某一阶段大师作品作深致研究，对个人的艺术品味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可以从大师作品中领悟到大师的精神所在，大师们把他们的精神留在画布上，留在语言的表现中。我们继承的不能是表面形式，我们的时代在变迁，我们的生存环境在改变，我们的认知在拓展。因此，要用我们当代人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才是绘画的真谛。
4、结语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信息图像时代，人们不需要高超的技能就能得到高质量的影像和照片。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如果还是完全用以前的绘画方式来创作，那必将被淘汰。自画像语言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必须要发展，更要有当代性，这是时代的要求。社会在不断的发展，世界高科技突飞猛进，我们的认知世界也在不断变化，艺术呈现多元的态势。作为绘画题材的一种“自画像”来说，在这新世纪也应有着不同的内涵与表达方式。
参考文献:
[1]曲欣超写实主义绘画[M]广西美术出版社19961
[2]王健超越性思维[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63，85
1、自画像产生的历史原因和意义
自画像是艺术家为自己所画的肖像作品,达芬奇、丢勒、伦伯朗、库尔贝、凡高、毕加索等许多画家们都在画史上以自画像著称。这些自画像是画家本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真实的写照,是忠于自己内心感情的表现,自画像创作是非常有意义的,首先是艺术家自传式的记录。同时,在画布上又可以自由的表达艺术家对人生、社会、艺术的见解。
自画像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出现及发展,与人们的自我意识苏醒和自我价值体现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同风景画一样,是从西方宗教画中分离出来的。在早期绘画,创作者自身的形象是无资格出现在画面中的。画家们被视为体力劳动者,卑微的手艺人,为上等社会所鄙视。到15世纪晚期,达芬奇等艺术家们认识到艺术家不是卑微无知的匠人,而是具有文化和艺术修养、通晓自由学科和科学知识的社会精英。这时期画家自身的形象开始出现在历史或宗教性的作品中,艺术家们开始在自己作品的一角留下本人的形像,画家通常是将自己装扮成故事中的人物出现在画面中,渐渐的画家自己的形象在画面中所占的位置越来越大,并不断向画面的中心移动,直至后来的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把自己画到了画面的正中心。这是艺术家社会地位以及自信心提高的一种表现,展示和炫耀自我修养、社会地位、服饰、仪态等。WWw.133229.Com艺术家表达了他们关于提高艺术和自身的地位,重塑自身形象的理想和愿望,自画像也成为人们希望探知艺术家内心世界的一个窗口。
2、自画像作品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和作用
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与它的历史背景和客观现实环境等因素分不开的。绘画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语言形式,它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受诸多方面的影响。不同的时代就会出现不同的艺术观念,产生出新的艺术流派及风格,不断地赋予艺术以新的生命,从而推动艺术的发展[1]。自画像艺术的发展变化就是一部西方美术史的演变发展过程,传统的自画像是以真实的表现自我为目的,准确的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为特征。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改变了中世纪艺术家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法,他们把真实地再现自然面貌当作绘画的宗旨和技术能力的体现。这种绘画形式从15世纪到17世纪以后发展到更加成熟,自画像在这时期产生并发展成一种特殊的绘画形式。
19世纪中叶,这个时期画家们在自画像的处理上己不再是单纯的灰暗调子,而更多的是把自己置身于大自然之中,或者把自己和现实生活的道具结合在一起表现。同时在描绘自己的画像时,衣着随便自然,不加修饰,显得纯朴实在。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活跃于巴黎的革新艺术家们,他们反对传统的绘画形式,抛弃了传统的绘画思想,探索绘画自身独力的价值,摆脱了历史、宗教题材的束敷。从这一时期开始,欧洲艺术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经历了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等风格流派,世界艺术的现代性开始来临。
印象派在自画像作品中更加侧重人物的自我、精神状态的描绘,强调人物的现代性,他们更自由地使用了色彩、线条以及由色彩和线条构成的抽象形式,他们认识到这些纯粹的绘画语言似乎更能表达他们所要表达的东西[2]。绘画作品展现的是人物性格与心灵世界,传达画家情感与艺术理念不再仅仅是通过写实手段,而是通过背离传统,淡化真实,强调对绘画语言实质的开拓手法来实现。
20世纪抽象、变形、立体、象征、表现等等流派并存,自画像同样被画家们用来探索新的艺术语言形式。画家们更加注意人物的内部特征的描绘,人物外部特征被加以主观处理,对象的外部特征并不重要,画家只是从中寻求抒发内心感受的契机。在现代绘画的各种流派中,艺术家没有什么固定的美术标准,艺术家根据各自的天性和自己的本能进行制作[2],作品充分体现了那种表现“内在需要”的艺术追求,绘画在此己发生了“面目全非”的改变,艺术家的主体精神开始解放,造型和色彩被抽离出来获得新生,现代艺术在突进中开始催生更新的语言[3]。
艺术大师们的自画像,无论哪个时期,都是对自我个性的表达,自画像是他们转移、减轻内心痛苦的手段,在探索自己内心世界的同时也是他们艺术的实验田。艺术家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发掘自我意识。自画像就象艺术家的自传,展现了艺术家的技艺、思想、自信、审美观及社会地位。总体来看,自画像的产生和发展是从注重人类个体的外部特征转向内部特征,从描绘具体的个人转向非特定个体,从古典的传统法则转向注重内心情感加以主观处理的转变。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画家观察、认识世界方式不同,作品的语言风格也不同,这些因素对于生活在现今时代的艺术家思想同样具有启示作用。
3、现代自画像的创新性与时代性
在十九世纪以前的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多为表现宗教故事、历史故事、贵族人物肖像为主要题材,这当然是由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所决定的。今天,在现代自画像绘画中,如何展示自己的作品语言,如何用具有当代性的思维去思考,如何吸收和创新是重要任务之一,这是我们当代画家所应研究的课题。处在不同时代的画家,个性有可能有相通之处,但是他们个性体验、生存的环境肯定不同,即使是同一个时代,也肯定会呈现不同的个性体现。同样是语言,艺术作品也需要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跟观者交流,这样就需要艺术家用自己独特的个性语言来表达绘画的内涵。绘画的表现语言就是一种表述方式。不同的艺术有不同的规范,当代绘画吸收了现代绘画发展的一些成果,结合了现代艺术的一些观念和技术材料。从绘画的手段以及对绘画特点的认识角度出发,对作品进行了新的创造与探索。传统的写实手法以不足以表现新时代了,现代油画以真切的审美感受面对变化了的社会现象,去探索真实,表达出新的感受。寻找画家独特的绘画风格追求,以期让绘画领域呈现出更丰富的面貌。
对于自画像绘画语言的形成,时代感和当代性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当今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数码技术的广泛应用,都给绘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借鉴影像、数码,利用新材料等科技手段,已成为当今艺术家常用的手法,很多艺术作品在媒材上已完全打破了以往艺术种类的划分界限。不拘一格的媒材方式使艺术派生出形形、生机勃勃的新的语言形式[4]。今天,我们正处在一场大变革的前夜,人类自身所创造的网络空间正在彻底重塑人类社会的空间,人类的生存空间正在被重新定义。知识洪峰时代的到来和由网络技术的信息交易成本的降低将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主体[5]。它给绘画提供了图像形式想象的无限可能和绘画手法创新的课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学习和借鉴传统的绘画经验,大师们在自画像等方面已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创作出许多传世之创,为我们今天的自画像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是我们学习自画像绘画技巧必须研究和继承的传统,继承与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向传统学习,没有传统就没有创新,传统提供出一块坚实的平台,以便艺术家向上跳跃。在对某一阶段大师作品作深致研究,对个人的艺术品味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可以从大师作品中领悟到大师的精神所在,大师们把他们的精神留在画布上,留在语言的表现中。我们继承的不能是表面形式,我们的时代在变迁,我们的生存环境在改变,我们的认知在拓展。因此,要用我们当代人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才是绘画的真谛。
4、结语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信息图像时代,人们不需要高超的技能就能得到高质量的影像和照片。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如果还是完全用以前的绘画方式来创作,那必将被淘汰。自画像语言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必须要发展,更要有当代性,这是时代的要求。社会在不断的发展,世界高科技突飞猛进,我们的认知世界也在不断变化,艺术呈现多元的态势。作为绘画题材的一种“自画像”来说,在这新世纪也应有着不同的内涵与表达方式。
参考文献:
[1] 曲欣 超写实主义绘画 [m]广西美术出版社19961
[2] 王健 超越性思维 [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63 , 85
马尔库塞用形式主义美学理论批判美学，批判 艺术 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这是不足取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尔库塞所强调的艺术的主体性、艺术自律及审美形式等问题，确实是长时期内美学所忽视的。在
童庆炳在写于1983年的《文学与审美》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今天看来习以为常而在当时起到开风气之先作用的见解:“只有在文学理论的各个问题上深深引进‘审美’的观念，我们的文学理论才可能打开新的局面”。1984年，童庆炳在自编教材《文学概论》(红旗出版杜)中明确提出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及“审美是文学的特质”的新见解。童庆炳在1992年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则吸收了 现代 西方语言美学的新成就，提出了一个沿用至今的观点—“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
郭昭第《审美形态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将人类审美活动划分为前审美、审美和后审美三个阶段，并将现实美、感觉美和艺术美作为审美形态分别置于相应审美阶段进行研究，对传统美学数千年来看似无法统一的或强调现实美、或重视感觉美、或关注艺术美的片面本质论、学科论、形态论，乃至审美形态学理论构想进行了成功修正、整合和超越，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建构了审美形态学的完整理论体系。
一、对传统美学本质论的修正、整合与超越
古今中外的许多思想家和美学家关于美的本质论仅强调审美活动某一阶段的审美形态，却忽略了其他审美形态，明显存在片面性。或如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车尔尼雪夫斯基、蔡仪等仅关注前审美阶段的现实美，认为美是事物的客观属性;或如伊壁鸿鲁学派、休漠、柏克、康德、杜威、桑塔亚那，乃至吕荧等仅关注审美阶段的感觉美，基本上主张美是心灵活动，是愉快;或如狄德罗、黑格尔、朱光潜等仅关注后审美阶段的艺术美，强调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尤其主观的客观化。wWW.133229.CoM所谓美的本质的界定，必须涵盖前审美阶段的现实美、审美阶段的感觉美和后审美阶段的艺术美等所有审美形态，否则就是不全面的。但是任何一种针对某阶段审美形态，却忽略其历史发展的界定，同样是不科学的。而且，任何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属性和规律的抽象和界定其实都不可能是毫无遗漏的，甚至往往以漏失更具有真理意义的本质规律为代价。因为人们总是对已经引起注意的因素进行了概括，却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同样有理由成为本质规律但是没有被人们注意到的那些因素。所谓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规律的抽象常常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对具体、鲜活和复杂的形态特征的描述为代价的，而对形态特征的牺牲同样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作为真理存在的可能。对最具有普遍意义的美的本质的抽象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是空洞而没有意义的。因为事实上不存在可以涵盖所有审美形态的概念，任何概念所能涵盖的只能是具体的暂时的审美形态，而不是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审美形态乃至审美本质。
郭昭第《审美形态学》对传统美学本质论所进行的修正和整合，不是从最普遍意义上重新获得一定貌似新颖实则仍然不免偏颇和肤浅的本质论，而是创造性地将审美活动划分为三个阶段，将各个不同审美阶段的审美形态都作为界定对象，使传统美学数千年来看似无法统一的片面本质论在具体审美形态的描述中获得真理性地位。这就是该著作超越传统美学的一个主要体现。正如他所说:“坚持概念性与非概念性的有机统一，放弃对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审美形态乃至审美本质的界定而寻求对具有具体性和暂时性的审美形态的描述，是我们所谓审美形态学的一个基本思路。”虽然这种具体描述也非无所遗漏，但相对于最为普遍意义的抽象来说毕竟漏失得少些。
二、对传统美学学科论的修正、整合与超越
传统美学学科论，或如柏拉图、蔡仪和洪毅然强调对美本身尤其现实美的研究，认为美学是研究美的性质和规律的科学，是美的哲学。或如鲍姆嘉通、桑塔亚那、高尔泰，甚至李泽厚等强调对审美心理、审美经验和审美意识等感觉美的研究，认为美学是研究审美的性质和规律的科学。或如谢林、黑格尔、朱光潜等强调对艺术美的研究，认为美学是研究艺术美的性质和规律的科学。以上三种学科论由于强调某一审美形态而忽略其他，明显存在片面性，但最受忽略的是现实美中的自然美。因休漠、鲍姆嘉通、黑格尔和桑塔亚那等对感觉美和艺术美的片面强调，最终使现实美尤其自然美逐渐被贬斥或遗忘。虽然西方现代美学尤其是英美肯定美学已经对黑格尔等否定自然美的学科论有一定程度反拨，但在我国仍有许多人将美学限定为美感学或艺术学。近年来兴起的生态美学虽有所反拨，却因忽视和贬抑感觉美和艺术美而陷人另一片面性之中。
真正全面、完整的美学体系应该对包括现实美、感觉美和艺术美在内的人类审美活动各个阶段的一切审美形态进行整体观照、动态把握和历时性研究。有些著作或教材虽然注意到整体观照，但多停留在基于逻辑关系的共时性研究和静态阐述层面。郭昭第《审美形态学》将人类审美活动划分为前审美、审美和后审美三个阶段，并将三种审美形态分别放置于人类审美活动的相应阶段中进行历时性研究和动态描述，不仅成功修正和整合了传统美学学科论的片面性，而且超越了传统美学的共时性研究和静态阐述的理论模式，在重视历时性研究与动态描述的基础上，达到了宏观的历时性研究和动态描述与微观的共时性研究和静态描述的有机统一，实现了审美形态学体系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动态性与静态性、历史性与逻辑性的统一。
三、对传统美学形态论尤其审美形态学的修正、整合与超越
其二，“所谓审美意识形态，就必然是审美与意识形态复杂的组合形式”（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而这里的“意识形态”已与“人类意识的外在化形态”大相径庭：“意识形态是与经济基础相对的一种上层建筑形式，指上层建筑内部区别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话语活动，如哲学、伦理学、宗教、文学及其它艺术等。”（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此处也对审美作了正面阐释：“审美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指人与世界（社会和自然）形成一种非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关系状态。”（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
其三，“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学又是人类的一种审美活动。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与文学的审美特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就产生‘质变’，产生了作为文学的根本性质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页。）作为文学属概念的意识形态又不是“话语活动”了，而回到了“人类意识的外化形态”上去了：“我们说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说社会生活本来是自然形态的东西，经过作家的艺术改造，变为观念形态的东西。”（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页。）而审美也变成了人对事物的特殊精神活动过程：“审美是心理处于活跃状态的主体，在特定的心境时空中，在有历史文化渗透的条件下，对客体的美的关照、感悟、判断。”（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页。）
由上述可知，童先生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两个层面中：一是不同版本的论著对“审美意识形态论”具有不同版本的解释，各种解说之间不仅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二是不同解说自身也有诸多不尽合理和值得商榷的地方。
先说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上面三种解释都把文学的属概念规定为一种“意识形态”，但对意识形态的界定却并不一致。解说一、三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类意识的外化、形态化”，在外延上包括全部社会意识内容。解说二认为它是一种“话语活动”，这一说法实际上已经把社会意识中的某些因素排斥在外了。一般认为，所谓“话语活动”不过是说话主体与接受者之间在一定话语情境中通过文本进行的一种信息沟通过程。而话语活动之所以能够进行，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话语双主体（说话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沟通的媒介——“文本”的存在。文本大体有两个存在形式，即所说的话与所写的文字。我们知道，如社会习俗、幻想、集体无意识等社会心理因素并不常常构成“文本”和“话语系统”。因此，从意识活动的角度说，社会心理因素不能构成话语活动的重要内容。这样，一边认为意识形态包括全部社会意识内容，一边又认为它排除了社会意识的某些内容，两个意识形态概念在外延上发生了矛盾。在内涵上两者也相互抵牾。前者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把它视为静态的、凝固化的事物；后者又认为它是“话语活动”，即是包括说话主体、接受者、文本、沟通等多种因素在内的动态过程。其实话语活动本质上就是意识活动，如果意识形态是话语活动，在更大范围上等于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意识活动，那么，一面说，意识形态是“意识活动的产物”，一面又认为它是“意识活动”本身，孰对孰错？令人匪夷所思。
由于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解释充满矛盾，已经提前决定了对“审美意识形态”和“文学”不可能再有科学合理的说明了。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对“审美”的解释之中。解说二，把审美视为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和人与世界的一种特殊关系；解说三又把它变成了人类对“美物”的“观照、感悟、判断”的精神活动。应该说，单就“审美”一词而言，它确实拥有包括上面两种含义的多重内涵。然而，在“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判断中，“审美”充当的是被判断事物“文学”的“种差”，即文学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独特性质。严格说来，这个种差——“审美”必须是确定而统一的，否则，就会使人产生认识上的歧义和模糊。
从第二个层面来说，童庆炳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每种解说自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解说一把文学规定为“人类社会意识的外化形态”，在方法论上混淆了事物的存在“形态”和分属领域。一般而言，事物的形态是人的感官能够直接把握的事物外貌状态。例如，人们能够直接把握H[,2]O的“形态”只能是气态的、液态的、固态的水，亦即我们说H[,2]O只能形态化为汽、水、冰三种形态，而不能说它“形态化”为了黄河、太平洋和喜玛拉雅雪峰。同样人类社会意识的“外化形态”也只能是为人所直接感知和把握的语言、文字、文本、话语及人的自觉不自觉的动作行为等，而不能形态化为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就像河流、雪山不过是H[,2]O的形态——水、冰的存在领域一样，哲学、文学也只是人类社会意识的某种外化形态——哲学性文本和话语、文学性文本和话语的存在领域。
以撷取现实生活中的审美价值作为文学的“特质”，理由并不充分。童先生的说法是：“当我们说文学艺术的独特对象是客观现实的审美价值的时候，不要把现实的审美价值当成是独立的存在。现实的审美价值具有一种溶解和综合的特性，它就像有熔解力的水一样，可以把认识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等溶解于其中。”（注：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29～30页。）然而世界上任何具有相同属性的事物一般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不仅事物的审美价值不是独立的，其实用价值、认识价值、政治价值、道德价值等也是如此；不仅实用价值、政治价值等可以渗透溶解于审美价值之中，反过来审美价值也完全可以渗透溶解于实用价值和其它价值之中，那么既然文学可以撷取溶解其他价值因素的审美价值，也完全可以撷取融合审美价值的实用价值或其它价值。为什么“必须而且只能”撷取审美价值呢？为什么“必须而且只能”要用审美价值去溶解其它价值呢？童先生并没有准确把握到文学与审美价值之间的必然联系的关键之点。
解说二在属概念上把文学视为一种话语活动，把“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命题的种差——“审美”解释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和人与世界的一种特殊关系。紧接着又说：“它（审美）可以从目的、方式和态度三个方面加以理解。从目的看，审美是无功利的；从方式看，审美是形象的；从态度看，审美是情感的。”（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然而，我们知道“方式”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所采取的方法和形式，它与“目的”、“态度”等一起构成实践活动的下位概念，我们只能说人类在掌握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抱有何种目的，采取何种方式，表现何种态度，而不能说“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解说二中审美内涵之一）的目的如何，方式如何，态度如何。“关系”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它至少在双方之间方可发生，审美关系必然发生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审美关系（解说二中审美内涵之二）的特征也必然是审美主体与对象互相作用所形成的特殊状态的特征。如所周知，在审美发生过程中，就主体的心理状况而言，最终并不报有任何目的，主要采取形象方式，并表现出某种情感态度。这只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所呈现出的特点，而并不是主体与对象间形成的审美关系的特点。如此的“意识形态”与如此的“审美”，两者“复杂组合”而成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内涵应是什么呢？我们找不到明确的答案。
解说三与前两种解释最大的不同是提出了“文学是一种审美活动”的观点，而问题也恰在于此。我们知道，审美活动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审美活动包括审美欣赏与审美创造两种含义，狭义的审美活动单指审美欣赏。显然，上述对审美（活动）的理解指的就是狭义上的。让人不解的是，童庆炳先生一向坚持文学活动论，即认为文学是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要素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而审美欣赏不过存在于读者——作品的环节之中，说文学是一种狭义的审美活动，实质上等于说文学仅是一种读者对作品的鉴赏活动了。我们宁愿认为这是童先生的疏忽。问题是我们把这种疏忽的因素考虑进来，如果从广义上理解审美活动，即把“审美创造”也看做是审美活动的重要内容，可否认为文学是一种审美活动呢？我认为，广义的审美活动仍涵盖不了文学活动。首先。“审美创造”不等于“艺术创作”。为了表达对传统艺术的反叛，杜桑为微笑的蒙娜丽莎画上两撇胡子，又把夜壶摆上大雅之堂供人观赏，名之曰《泉》，我们说不清是在创造美还是在破坏美。但由于这些作品确实蕴含着某种艺术意义，我们还把这些艺术家的行为称为艺术创作。其次，审美活动中的审美欣赏也不等于文学活动中的读者接受。我们认为，审美欣赏是审美主体在非功利状态下对事物形式进行的非功利情感的知觉过程。但在文学艺术的接受活动中，往往要经历阅读——鉴赏——评价（不只是审美评价）的过程。其中，只有在鉴赏的某个瞬间读者是完全排除功利性考虑的。另外，文学活动中“世界——作家”的加工过程，“读者——作家”的反馈过程，“读者——世界”的体认过程等环节也很少与审美结缘。由此可见，文学活动不等于审美活动。
三、我的几点看法
如所周知，文学现象的无限丰富性和复杂性，为阐释文学提供了巨大的理论空间。在多元化的阐释背景下，从人类社会意识的角度解说文学，不过是多音合唱中的一种声音。至于是否可以担当“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要从人类社会意识的视角审视文学，就应挖掘出它本来已拥有的深厚的理论内涵，进而明晰地、系统地、合乎逻辑地将其阐发出来。由于篇幅所限，现将几点看法粗列如下，详细论述笔者另有专文。
现代人类文明意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具体说来，文明意识可以分为实用意识、审美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大类。实用意识遵循的是现实实用性原则。它具有明确的实用目的性和功利性，即满足人类的物质性存在的需要。实用意识又可分成两小类，用来专门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相关技术发明以及指导思维活动和语言交际的意识类型，可称之为工具意识；专门对组织、团体、国家、社会及其活动进行规范、制约和管理的意识类型，可称之为规范意识。审美意识是在实用意识中分化产生的一种超功利性意识类型。首先，只有当人类形成了完全的抽象能力，具有了把事物的形成与属性相区分的能力，人才有条件和可能以非功利的态度和非功利的情感专注于欣赏事物的形式，于是审美欣赏在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其次，如黑格尔所言：“人有一种冲动，要在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中实现自己。”（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9页。）而当实践水平发展到人们的精力可以不必全部投放于事物内容和属性，而有能力集中于对承载事物内容和属性的形式的创造上时，我们说审美创造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在审美欣赏和审美创造活动的共同推动下，人类的审美感觉、欲望、兴趣、情感以及审美观念、理想等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进而形成了由这些因素统一而成的完整的人类审美意识。与实用意识相比，审美意识的特征表现在三大方面：非功利性、超越性、自由性。
文学可以成为各种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由于各类意识内部结构不同，承担职能不一样，它们分属领域和表现形式也不一样。实用意识内部，观念、认识等理性化因素与欲望、情感等感性化因素相比处于主导地位。按其特点与职能，工具意识分属于了自然科学、语言学、思维科学等领域；规范意识分属于了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伦理等领域。欲望、情感等感性因素在意识内部处于主导地位的审美意识，主要分属于了文学、音乐等艺术领域。某一意识归属于某一领域，以某一形式表现，并不具有天然合法性。在人类所有意识类型中，情感、想象、理想等作为不稳定的因素，在特定情况下都可能突现成为主导因素。此时，该种意识的最佳表现形式就是文学艺术。换言之，文学艺术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它主要是审美意识的存在领域和表现形式，也可以成为实用意识诸种类的表现形式，还可以成为实用意识之下的个人潜意识和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泄导渠道和形式。
意识形态指的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由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和意识因素构成的、表现在各种意识领域中的社会意识的整体面貌和样态。按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一定社会形态中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必然决定着该社会形态中存在于各种具体社会意识形式中社会意识的性质。因此，具体的社会意识无论归属于什么领域和分工形式，其社会性质都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和支配，从而产生社会意识在社会性质上的差别和划分，各自形成特定的样态、面貌。另一方面，不管何种意识形式、何种意识因素只要产生并存在于某种社会形态之中，就有可能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显露或隐曲地体现出该种社会形态的社会性质。同时，它们会以体现社会同一性质为磁石，聚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意识样态。我们把这个体现一定社会形态性质的统一的、意识样态叫做“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提到，关于艺术它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跟社会发展的特殊形式结合在一起，具有永久的魅力，具有特殊的地位和超历史的价值。在不同的时期，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声乐体裁会有不同的艺术发展。
1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时期，经济不断向前发展，这时期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它主张以个人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艺术发展在这一时期非常重视人的价值，提倡个性与人权，主张个性自由，反对天主教的神权；主张享乐主义，反对禁欲主义；反对封建迷信。在西方音乐史上，音乐艺术受其影响不断向前发展，人文主义世界观是该时期音乐文化和美学思想的基础，音乐在题材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声乐体裁出现了法国的尚松、德国的利德。
尚松，是一种叙事曲，流行于16世纪的法国。尚松具有鲜明的法国民族特性，从词到曲都有典型的法国风格。演唱时用维奥尔和小型竖琴伴奏。它一般按照音节谱曲，强调规则的重音，音乐植根于诗歌的韵律，节奏鲜明轻快。尚松多为四个声部的织体，各声部基本上是以同步的节奏陈述歌词，但也不缺乏模仿的运用，音乐开始的段落一般要重复或在作品结尾再现。尚松作为宫廷普通娱性节目的一部分，常被用于宫廷娱乐，同时，它也是老百姓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
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复调音乐体裁是利德。利德是用德国方言演唱的艺术歌曲。15世纪末利德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它采用德国音乐素材，吸收了法―佛兰德的音乐风格技法，创作了四声部的利德。在利德中固定声部以一个熟悉的曲调作为定旋律，其它三个声部围绕它编成复调织体。16世纪中叶利德在路德维希―森夫尔的创作中达到完美成熟。
2巴洛克时期
巴洛克时期，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成熟，文艺复兴带来的人文主义思想正在各个领域中向封建主义和宗教迷信发起强大冲击，科学、艺术、政治不断发展，推动着欧洲社会从中世纪全面走向近代。其中有三个方面影响艺术的发展。第一种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出现。第二种是君主专制政体的巩固，随之产生强大的中产阶级，对艺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第三种是在科学发展和对地球进行探索的影响下，对大自然产生了新的兴趣。总之，这些文化倾向连同它们在艺术中的反映，形成了所谓的宗教势力和非宗教势力共同保持的一种基本上令人乐观的新的均势，受其影响的这时期的声乐体裁有歌剧、清唱剧。
歌剧是将音乐、戏剧、文学、舞蹈、舞台美术等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通常由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序曲、间奏曲、舞蹈场面等组成，有时也用说白和朗诵。早在古希腊的戏剧中，就有合唱队的伴唱，有些朗诵甚至也以歌唱的形式出现；中世纪以宗教故事为题材，宣扬宗教观点的神迹剧等亦香火缭绕，持续不断。但真正称得上“音乐的戏剧”的近代西洋歌剧，却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随着文艺复兴时期音乐文化的世俗化而应运产生的。歌剧被视为西方经典音乐传统的一部分，因此和经典音乐一样，流行程度不及当代流行音乐，而近代的音乐剧被视为歌剧的现代版本。
清唱剧形成于16世纪末，到了17世纪，以基督教为主要内容得到迅速发展，清唱剧分为拉丁文的教会音乐与意大利文的通俗音乐两种类型。清唱剧是一种大型的音乐作品，通常同时使用管弦乐团、独唱家以及合唱团。包括独唱、重唱及合唱，由管弦乐队伴奏。其中，各乐章的歌词在内容反应当时的社会生活，它的篇幅较大，有较鲜明的戏剧结构和情节，更富史诗性和戏剧性。清唱剧没有布景、服装和动作，演员只是歌唱，主要是在音乐会上演出，是当时重要的声乐体裁。
3浪漫主义时期
浪漫主义时期产生在十九世纪初，发自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与同法国大革命有关的自由民主思想，这个时期艺术家的创作上表现为对主观感情的崇尚，对自然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幻想。艺术表现形式也较以前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浪漫主义思潮与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它强调音乐要与诗歌、戏剧、绘画等音乐以外的其他艺术相结合，提倡一种综合艺术，提倡标题音乐，强调个人主观感觉的表现，作品常常带有自传的色彩，作品富于幻想性，具有民族特色。这时期的声乐体裁主要是大歌剧。
19世纪上半叶，法国风行的声乐体裁是大歌剧。大歌剧的情节一般取于历史题材，分为四或五幕，融合了音乐、舞蹈、盛大的合唱场面，等等。法国大歌剧场面恢弘、富丽堂皇，具有史诗性风格。法国大歌剧就具备四大要素：富丽堂皇的布景、别致细腻的编舞、引人人胜的情节和历史题材。所以，史诗般的结构与超长的长度也是大歌剧的特点。这些作品融合了音乐、舞蹈、盛大的合唱场面，取材于17世纪欧洲宗教战争等历史事件。深受各地歌剧院的欢迎。
总之，艺术的发展的脚步会不断前进，声乐艺术也会同其它上层建筑一样，随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变化，随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发展，我们也要沿着艺术理论的道路，不断探索，不断追求、不断创新。
参考文献
[1] 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
历经拨乱反正、引进趋新和体系创造的步步足履，新时期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无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和文艺复苏的时代大潮，为理论家的创造和理论的推进提供了适宜的精神生态和广阔的话语空间，文艺理论的观念更新与学科拓展赢得历史的尊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对文艺理论实绩的真诚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论研究自身的缺憾，我们对理论走势的欣喜也难以开释对理论困窘的深层焦虑。对于21世纪的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来说，得到的已成为过去，而失去的却要影响未来。于是，直面缺憾，检视我们这些年在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许对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更具启迪意义。
缺憾之一：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让我们失去了聚焦文论本体的自信。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和商品大潮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使文学艺术及其理论一道被置身于一个告别和进入、解体与建构的动荡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失去轰动效应，经济的“热”和文艺的“冷”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致出现精神审美功利与物质实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艺术价值与衡量作品的经济杠杆之间的反差和艺术消费中“曲高和寡”与“媚俗获众”的错位，文学日渐偏离“社会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缘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艺理论领域，其边缘化不仅表现在这些年来的文艺研究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那般红火和抢眼，还在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边缘化处境。譬如，文学理论研究队伍的边缘化——理论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学者越来越少；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扎扎实实从学理本体和基本问题上做“功夫学问”的人在分化和锐减，而赶时髦、求新潮、扮“黑马”、标新立异走“捷径”的投机学人越来越多；还有文学理论研究学科目标的边缘化——即以所谓应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来替代基础原理研究。例如，这些年把文艺原理“美学化”“文化学化”“社会学化”，乃至于“哲学化”或“科学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夸赞。这里潜藏着的危机在于：有些研究在将文艺理论打了一阵跨学科“球”后，理论自身的原理性难题并未得到有效地解决；相反，简单地把文论问题做“美学化”或“文化学化”处理，丧失的却是对文艺理论学科本身独特而系统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论文体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认同化，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勇气。如果说边缘化错位使我们的求异思维找错了坐标，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则常常使我们的理论研究被求同思维所困扰。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将自己的思维支点依托于前人的某种理论范式上，以“本本”“经典”“权威”为依归，以读解、引征或推崇、效仿来代替理论创新和学术超越。这有三种表现：一是向马列文论认同。诸如从经典著作中找到哲学认识论、意识形态论或艺术生产论等论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论根据和学理体系。二是向现当代的西方文论认同。从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到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从语义学、符号学到解释学、接受美学，乃至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殖民理论、西方等等，都被一些人风车似的玩过，都曾被持论者认同为先锋理论的界碑和方法论武器。三是向中国本土的文论传统认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论宝库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遗产不仅成为一些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而且成为一些研究者的学术精神原乡。
这些理论认同并非毫无意义，比如，向马列文论的认同使我们有了主流意识，向外国文论认同使我们找到了参照坐标，而向中国古代文论认同则使我们拥有了理论的民族本根。问题在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论认同，极易造成对文学基础理论不是“接着说”而是“照着说”，不是“说自己”而是“说别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囵吞枣或照抄照搬。结果便是理论研究的陈旧、重复、学舌和玄虚，理论建设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调、中外文论的“元件组装”或前人观点的“穿靴戴帽”，从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创意识和理论成果的超越价值。
缺憾之三：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功利化，使我们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功利学术”的泛滥正侵害着理论研究的健康肌体。走近时下的学术圈，你不难发现，为晋升专业技术职称而进行理论研究、为完成科研指标而从事科研活动、为编写教材、完成丛书出版计划而写书的不乏其人，更不用说“著书只为稻粱谋”的“编书”了。许多人把精力放在争课题、报大奖、拜名家、找路子等“学外工夫”上，希图靠虚名浮利尽快扬名立腕，而对学问本身关注不多或思考不深。功利化学术在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上通常表现为：第一，轻基础理论研究重应用研究。因为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对治学的基本功要求更高，而应用研究诸如介入热点、评品时尚、点击流行文化、追踪偶像明星等，做起来投入少，见效快，事半功倍又名利双收。第二，用浮躁和炒作代替沉思与创造。文坛的心浮气躁常常滋生出一个个泡沫学术和商业化炒作，传统的“求道之思”或“授艺之学”已被演绎成“卖点秀”或“包装术”，骂名人、唱反调、游走传媒、吸引“娱记”，论题惊世骇俗、开口语惊四座，是其惯用的操作方式。第三，重体系搭建轻问题研究。这些年国内出版的不下几十种文学原理教材以及众多学术专著，已经构建出许许多多相同或不同的文论形态和体系，如文艺反映论体系、文艺认识论体系、文艺意识形态论体系、文艺生产论体系、文艺主体论体系、文艺心理学体系、文艺符号论体系、文艺系统论体系等等，无疑它们从总体上推进了文艺理论建设。这些理论体系中，有些是具有创造性的或有具创造性的成分，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每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深入思辨和科学解答基础之上的，如果仅有体系空壳而没有思想新创，疑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那么所谓的“体系”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对推进文艺理论的实际进展和建构文艺学当代形态是无济于事的。缺乏学理创新而忙于搭建体系，是功利化学术的反映，也是文艺基础理论研究失去思想和方法论支撑的表现。
二、认准坐标：我们选择什么
当历史把文艺理论研究带入21世纪的时候，时代迫使我们对建设什么样的文论范式以及怎样建设这种范式作出自己的选择，开放的理论背景又为我们提供了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时至今日，至少有4个层面的观念坐标需要我们去认真面对、认知和选择。
从纵向上讲，我们正面对“传统与未来”的价值选择。建设新世纪的文艺理论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过去，开凿自己脚下的理论岩层，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艺理论遗产，吸纳文论传统的丰富营养；同时，文艺理论的发展又不可为传统所累，背负沉重的包袱前行，或囿于旧有模式而驻足，而应该面向现实发展，关注时代进步，把目光投向未来，开辟文艺理论建设的新境界。
从横向上说，我们要面对“自律与他律”的价值选择。文艺理论建设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秉承民族的文论血脉和人文精神，重新镀亮自己的理论个性，以理论的民族性来赢得理论价值的世界性；同时，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又需要广撷博采人类一切优秀的理论质素来滋补我们的文论肌体，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民族文论的“橄榄枝”作为我们理论建构的借鉴，任何封闭意识和“国粹”心态都将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这种“中化”和“西学”或“中体”与“西用”的关系，构成了一个自律和他律的观念悖论。
从理论范式上看，我们正面对文艺理论的“经典形态”“传统形态”与“当代形态”的价值选择。“经典形态”是指文艺理论创始人及其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它们通常代表着文艺理论的主导思想、基本观点和权威话语模式，具有学理的典范性和观念的规范性。“传统形态”是指“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发展和积累起来的习见理论模式，它们是以文艺理论教材及专著式成果所形成的、被多数人认可的文论形态，具有理论范式的约定俗成性以及价值取向的惯性和思维定势的惰性。“当代形态”则是正在创造和发展中的文艺理论，这种文论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例如，全球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会给它带来异域文论、甚至是殖民文化的渗透与挤压，高科技的迅速兴起形成文艺存在方式和媒介形式的变异，还有大众审美文艺、特别是影视艺术、网络艺术和“快餐文化”形成的文艺本体变迁和观念革命的新选择等，它们使得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常常要在“适应”与“定位”的不断碰撞中，不得不作出无以选择的选择。
最后，还有理论特色的价值取向问题。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切合新世纪文艺发展实际的理论。而“中国特色”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色呢？这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可以是指中国古代文艺学传统所铸就的“中国特色”，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的根基和“底色”；可以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在其构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色，这是我们所依托的现实理论背景和学理延续的“接口”；还可以指文艺思想在中国传播、接受、发展、变异以来所显示出的“中国特色”，即“马列文论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色，这是“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1]。这3种“中国特色”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尤其是后2个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齐头并进、此消彼长的。3个层面在各自发展中所表现出的“中国特色”都应当纳入我们所要建构的文艺理论形态中，问题只在于如何把握和选择它们。
以上4个坐标的立体交叉与相互渗透，把当前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观念困境推到了学科建设的前沿，而对之作出怎样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文艺理论的未来。当然，认准这几个坐标并不难，从理论上找出自己的选择维度也容易做到，但要从实践上让理论选择的自我意识变成理论创造的有效成果，也许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三、构建学理：我们应该做什么
首先是要回到基础理论本体，以“元问题”研究来启动文艺学当代形态构建。
文艺理论的发展取决于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取决于基础理论问题的局部突破带动学理的整体建构。因而，当前的文论研究应该倡导回归本体，而不是解决；回到问题，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体系；回到起点、找准支点以解决基础理论命题，而不是凌空蹈虚或避坑落井。美国学者拉夫尔·科恩(RalphCohen)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谈到：“人们正处在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文学史、文学语言、读者、作者以及文学标准公认的文学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人们认识到原有理论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续，哪些业已废弃，就需要检验文学转变的过程本身。”[2](1)这些话对当前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也是适应的，而我们检验文学转变过程所得出的教训之一便是要关注理论本体中的“元问题”，即“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写成什么”“文学有什么用”等，并据此来深入探讨文学的本体论、客体论、主体论、文本论、价值论等“元问题”[3]，从这些“元问题”出发延伸出一个个“问题元”。通过这样回到最基本的范畴，抓住最基本的问题，靠理论本身的逻辑产生理论的张力，才会带来学理推进的思想动能，并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要达到这一理论目标，就需要确立文论本位意识，排除边缘心态；确立基础研究意识，排除功利心态；确立理论原创意识，排除认同心态。从范畴概念到观念观点，从思辨方式到思想体系，都采取“问题化”的研究眼光，本体论的研究角度，“推进性”的研究态度，从而一步步构建出具有原创性和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学当代形态。
其次是面向未来，实现“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
文艺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它是在依托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不断拓展中，把对真理的无限追求变成无限的追求，最终使追求本身变成无限的过程。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就是这样的一个无限追求的历史过程，而“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正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途径。
“一体两翼”的“一体”，是指文艺理论研究要以新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为“体”，就是让文论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文艺发展的实际，贴近实践，实事求是，回应现实的需求，瞩目变迁中的世界，让理论品格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两翼”是指文艺理论的民族传统和外来精良。对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主要是吸纳它的人文精神，并实现古论范式的现代转换。如古代文论在文艺家与现实关系上的“交感”说（心物交感、天人合一），在文艺家与文艺关系上的“言志”说（诗言志、诗缘情），在创作与作品关系上的“意境”论（意象、兴味、性灵、境界），在作品与现实关系上的“教化”说（诗教、讽喻美刺、有补于世、有为而作）等，都是富含人文内蕴和价值理性的文论传统，一旦将其转换为现代文论的有机成分与合理血脉，不仅会使新的理论建设底蕴充盈，而且还可以使古代文论在21世纪焕发新的活力。外国文艺理论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弃其蹄毛，留其精粹”，洋为中用，一方面要将外来文论的理论质素与中国的文艺现状和理论传统结合起来，实现对其营养素的消化式吸收，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同化”与“顺应”的辩证关系，实现文艺理论的跨文化对话和中外互补。
所谓“综合创新”，即运用辩证思维的研究方法，对以往的文艺理论形态进行辩证地分析和综合，让它们根据现实的需要融合为一，铸就一种面向21世纪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框架。它要求我们通过对文艺理论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经典形态与新创形态的重新审视、辨识、转化和吸收，找到同历史走向和时代精神相符合的思想线索，形成对当代学理本位的思想支撑、对学术立场的重新定位和研究方法的重新选择。在这里，“综合”是创新的手段，“创新”是综合的目标。研究者应该以传统为鉴，以创新为本，光大中国既有的卓越的文艺思想品格，同时采纳外来文论有价值的丰厚资源，发扬中国文论注重整体性、蕴藉性、颖悟性的辩证思维传统和西方文论重逻辑思辨和求新求异的原创意识，而克服中国传统文论“圆而神”的和谐有余、“方以智”的锋角不足的治学缺陷，以及西方文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思想承继与观念变异“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从而创造出既把握宏观又剖析微观，既跨学科融通又中外互补，既有学派对话又回应现实问题，既总结过去又指向未来……这样一种由范畴、观念、命题和思想体系一以贯之的、具有原创性又具有科学的思想与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基础理论体系。
另外，在理论视野上，要关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对文艺基础理论建设的生态滋养。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革命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使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一方面受到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挤压，另一方面也为跨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从中所得到的应该是更广阔的思维视野、更丰赡的学术资源和更具价值的理论参照。例如，20世纪的西方文论在上半期是从历史走向语言，从内容走向形式；但是，如希利斯·米勒所说：“事实上，从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的’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做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2](122)当近20年来的西方文论从语言返回历史、从形式返回内容的时候，我国的文艺理论却走了一条几乎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发展道路，这对于长期陷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二元对立困境中的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来说，不是颇具警示和借鉴意义么？
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的嬗变更是新世纪学理建构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当新技术革命悄然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它所带来的不仅有物质生活的高效和便捷、精神生活的新奇与变异，还有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例如，电子媒介、网络文学和视听艺术的崛起，造成了语言艺术日渐被音像艺术所取代，艺术样式由单媒介向多媒介延伸，以及文艺传播方式由“硬载体”向网络“软载体”转变，由此造成了文艺存在方式，文艺功能方式，文艺创作、传播、欣赏方式，文艺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文艺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带来的文艺研究方法——诸如信息通讯技术、信息存储检索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用于文艺研究所形成方法和手段的革命。同时，由科技进步引发的大众审美文化变迁，正使得“快餐文化”“准艺术”和“视听消费”一步步挤占高雅艺术、纯文学和精英文化的市场份额。这时候，文艺基础理论建设需要的不仅是搭建一个宽待时尚、兼容先锋、多元并存、自然甄陶、自由竞争的理论环境平台，更需要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理论观点、思想体系和学理模式等总体构架上，认准自己的发展坐标，由理论新变达成学理创新，构筑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文艺基础理论新体系。这里我想引用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学理论的未来时所说的一段话来描述我们所面对的这种文艺研究现状：“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4]
【参考文献】
[1]董学文.文艺学当代形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一 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中外技术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虽然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学科仍未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仍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仍未产生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针对这种困境，为了适应当今技术时展的要求，为了促进技术哲学研究的繁荣，中外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张加强技术认识论研究，通过科学哲学之门融人哲学主流；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伦克和罗波尔主张建立一门“跨学科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费雷建议，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技术文化环境，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米切姆指出，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呼吁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
这些建议凸显了两个“问题意识”。其一，技术哲学研究如何融人哲学主流；其二，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切近社会现实。这两个“问题意识”的确应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定向仪”，应是我们思考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针。
技术哲学研究要融人哲学主流，要切近社会现实，主要取决于它选择什么样的学科主题。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是什么，在中外技术哲学界有很大的争论。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哲学是“哲学中的自然改造论”。从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观视角看，技术解释有两个基本观点，即“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动”。这两个基本观点实质上是“一体的”。它们贯穿在雅斯贝尔斯关于技术的界定中，它们也正是海德格尔追问技术本质时首先“穿过的正确的东西”。技术是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国内学者称：“技术就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人工过程或活动本身”。国外学者称：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人类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技术是“设计一实施”。说到底，“技术是做”，技术是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技术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所以，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本应该定位为“自然改造论”，即是研究“关于改造自然这个领域的一般规律”。
更重要的是，这样学科主题的定位，不仅使技术哲学研究在整个现代哲学体系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价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会现实。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马克思提出的这项现代哲学研究任务至今远未完成。可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如此定位的技术哲学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学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题始终是缺失的，所以技术哲学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所以，以这种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必然能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笔者不赞同，技术哲学研究应“以技术认识论为中心”的主张。这种观点的理论预设是，把技术化约为一种“知识体系”，把技术问题归之于认识问题，把技术哲学归结为“技术认识论”。这种观点，究其实质是那种“重视超然的理论思考，轻视实践活动”的哲学传统在今日技术哲学中的继续。如上所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论”。“自然改造论”，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动本身，研究其本质、要素、结构和形态，但并不排斥“技术认识论”。技术实践活动中需要知识，有独特的认识现象，技术认识论问题当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构成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论”，应该从更好的哲学开始。在这里，“更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人们通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的”“实践的”“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实践活动作为其世界观的支撑点，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道路。比较不同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实践哲学突出强调物质生活、实在的对象化活动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础性，而其他现代哲学则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归结为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交往，都将物质生活、人的对象化活动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马克思实践哲学才有一个科学的实践观，才能为“自然改造论”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框架。其实，由于其突出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地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改造论”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自然改造论”研究，不仅能使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得以成长，而且也会推进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如陈昌曙先生所言，“离开自然改造论，实践唯物主义就会被架空。”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要融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事实上，当前欧美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有走向这一定位的端倪。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相比，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伯格曼、伊德和费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发现当代生活中存在着“装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术制品与人的中介联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联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联系(backgroundrelations)。两人都专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没有关注产生技术装置或技术制品的技术实践活动。比较而言，费恩伯格更关注技术实践领域，他的“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术制品成为社会的适用工具的实践过程。当前，这种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美技术哲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场“经验转向”运动。它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技术“内部”的认识，“必须基于对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即技术制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和生产的。”目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是初步的，可以预见，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指向技术实践论本身，必将使技术实践论研究凸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技术哲学才能从“关注技术制品使用者阶段(theuserphase)转移到关注其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才能真正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意味着，这场在欧美兴起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只有彻底地走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之途，方能实现其目标。
二 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技术创新哲学研究
一旦把技术哲学研究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那么在技术哲学研究的众多主题中，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就显得特别关键和紧迫。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或“技术方法论研究”领域，而是属于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深入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技术哲学就难以真正确立。从建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实践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实践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揭示技术的内在本质。历史上通常认为，技术是发明家的创造，而创造本身是一种无结构、无过程的心理顿悟，似乎是“来无踪迹”、“带有魔幻色彩”。这种技术创造的“恩赐说”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们对“技术内部的认识。现在人们则认为，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与技术相适应的社会。这个技术产生的实践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实践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可见，“技术创新”概念本身就意含着使技术创造过程“祛魅”，使其“物质化”而纳入实践范畴的意思，已经内在地向“技术内部”的认识敞开。所以。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实质上，德韶尔早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技术哲学惟有研究技术创造活动，才能发现“技术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确地指出：“为了遇见技术的本质，我们必须到新形式首次被创造的地方去寻找。大规模工业生产只是类似于诗和音乐作品的复制和再生产，而只有在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那里我们才更接近于诗和音乐的本质。技术的核心是发明。只可惜，他把技术创造活动主要归之于发明家的“内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确地把它视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德韶尔这种原本正确的技术哲学研究思想，在后来的技术哲学研究中没有被实行。从整体上看，实际的技术哲学研究“最惊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术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认真对待技术”的哲学家那里，德韶尔的这个思想才逐渐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其二，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发展轴心，才能向现实社会“敞开”，指导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在古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隐含着的，可以从史前各种先王从事创造的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从历史深处看，从宏观上说，技术创新的体制化始于19世纪末，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技术创新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创造性本体，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标志。从微观上说，技术创新恰恰就是一个新的“制作社会”的形成过程。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必将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如果不“下沉”到“技术创新”层面，则技术哲学研究就不可能实现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学旨趣。譬如，芒福德、马尔库塞、弗洛姆提出的技术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生活，则必须发展出相应的较为具体的人性化技术创新理论。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以技术发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由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譬如，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至少要包括“实践结构论”和“实践形态论”，而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就必须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工程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结构论”必须有人文的透视，而人文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形态论”必须有工程的基础。
二.建筑学院教育构成体系的主要特征
教育体制主要受（日本，欧洲）影响建筑学教育体制实际是亚洲传统教育方式与西方新学院派教育特色的架接与活化。即以日本教学方式为主要参考对象大量引入西方先进教学方式的教学特点。
日本的大学是较早接受西方先进自由文化的亚洲的大学。在接受先进文明的过程中，又经过了本土性地过渡和吸收，所以具有既有先进性又符合亚洲文化特性的双重优势，中国也是较早吸收西方教学思路的东亚国家，并且也已经实行建筑学认证的考核体制多年，所以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的朴龙焕院长和毕业于中国清华大学的韩东洙系主任应该是把持亚洲传统教育体制的领军人员而分别毕业于宾西法尼亚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等西方名牌院校的教授队伍则是吸收及传播西方先进教学方式的重要成员，更好地促进西方：讲课-讨论-siminar-lab.的教学方式的实现。
教育师资构成:
汉阳大学建筑学教授的任用制度比较严格。任用形式包括专任教授，签约教授，外聘教授，责任教授，定期讲师等五种任用形式的教授。对专任教授的要求是：要有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要有多年的工作经验，或有国内建筑师资格及硕士以上学位。为了保证建筑学院能动的建筑学教育，还会定期选择业务活动中较为活跃的建筑师作为签约教授，认用期为2年。为确保各专业领域的完整，学校会尽量保证教师毕业学校的多样化，工作经历的差别化，还会尽可能地任用外国教授，现在汉阳大学建筑学院共有专职教授19名，（其中建筑学部11名，包括2名签约教授）建筑学部外还有2名外聘教授。责任教授5名，定期讲师33名，共有59名教授组成。
三.学部和大学院的教学方式的特征构成分析
1.本科生教育：
汉阳大学建筑学院对于本科学生的选拔标准
2005年开始，学部开始分为建筑学和工学两个部分。在学生的招收方面，包括定期招生和随时扩招两种。对于那些不定期进行扩招的学生要对其进行建筑学教育的适应能力和建筑设计才能的考核。但是不论是定期的还是扩招的学生，都要求高考成绩是一等以上。对于建筑学很感兴趣的其他专业，其他学校的学生，在学校所规定的日程范围内可以通过转系河插班的方式。这种转系的学生要有最少2学期以上的大学学习经历。如果通过考试的话，即可插入三年级。这种插班制度，主要是从3年级开始插入。
1)培育重心：对学生的培养主要是针对学生将来就业所需的主要技能，要求，学生本身的兴趣和专业接受适应能力来进行的选择性，对象性的实施方案。
2)教育情况
在教育方式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他们遵循的宗旨，甚至教师的讲义很多情况是每年更新，不光是小范围地扩展添加，而且还会有主题地循环改革，设计课的设计主题，很多情况是每年更新，除了各个阶段学生能力培养的主旨相同外，训练形式，设计的开展手法、表现形式都有一定的变化。学院除了在教授制度上大量聘用对外国教学方式较为了解的西方大学教授，还很注重与西方各个教学研究体系的直接交流和合作。汉阳大学与莫斯科大学，日本东北大学防灾研究所，东京大学地震工学研究所，日本国土建设性建筑研究所，意大利罗马大学，法国La villette大学，意大利威尼斯IUAV大学建筑设计学院，加泰隆尼亚理工大学，特里布哈努曼-多卡宫工学大学等国外研究学院组织有交流。从02年开始与法国La villette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中国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国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院，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系研究科，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中国苏州科技大学建筑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台湾国立成功大学规划与设计学院等有学术交流和交换学生等活动。
整个教学过程，不但重视与国际前沿的标准接轨，而且重视对国家传统文化的传承。像本科二年级的韩国建筑史课的彩画实习，除了几个历史文化学专业学校外，只有汉阳大学建筑学院才有的历史文化体验实习课。不但加深了同学对本国建筑历史文化的深入了解也增加了学生专业技能地实践机会。
汉阳大学建筑学本科修课表
实用英语会话1
设计信息的理解
数学和几何学
新生研讨会
3 3
3
1
专业英语
物理学的概念
语言与文字
科学技术的哲学理解
3
3
32
基础表现1
3
基础表现 2
3
艺术/设计1
3
艺术/设计2
3
建筑CAD
3
电脑制图
3
39(21+18)
韩国建筑史
3
西洋建筑史
3
现代建筑史
3
都市史
3
建筑设计论
3
建筑论
3
建筑规划
3
区域规划
3
基础设计1
3
基础设计 2
3
建筑设计1
6
建筑设计2
6
建筑设计3
6
建筑设计4
6
建筑设计5
6
建筑设计6
6
建筑设计7
6
建筑设计8
6
3
建筑构造系统
3
建筑构法
3
建筑构造力学
3
建筑构造规划
3
24(12+6+6)
建筑环境工学
3
建筑设备概论
3
24(12+6+6)
3
建筑材料
3
建筑施工规划
3
24(12+6+6)
3
建筑计划
3
建筑业务实践
3
建筑研究1
3
建筑研究2
3
住居论
空间形态论
数字设计系统
3
3
3
室内设计
造景学
建筑细部美学
3
3
3
东洋建筑史
近代建筑作品分析
现代都市论
3
3
3
建筑防灾论
环境和生态建筑
建筑经营
3
3
3
汉阳大学的教育方案为低年级的基础设计是通过空间设计进行设计体验实践。以成组作业的形式训练大家的协作能力。而到了更高年级则以大的教学训练方向为基础，每年紧随社会主流方向而采用不同的设计题目。学生可以自行选择插入点和核心元素来自由发挥。
从课表的内容可以看出，理论和实践并重。除动手实践能力培养的课程外，而对理论标准要求同样不逊于实践，从二年级开始，理论课的课堂作业，老师就开始不同程度地要求学生作一些相关建筑物，展示会的观览心得，读书心得，分析当前设计领域的较受瞩目的设计师作品，并开展一些分析讨论会。不但培养学生认识建筑，理解建筑的能力，对其理论分析能力进行初步培养。同时借助首尔处于韩国首都的地利之便，老师会根据学生的需要，请社会上当前较为活跃，较为有成就的设计师到课堂上作发言，给学生传授最前沿的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法。
下面以汉阳大学本科生2007-2008年的学生作品为例来具体介绍说明各个学年建筑学的教育特色。
第一学年
基于第一学年的学生第一次接触设计课，这学期主要强调分析尽量多的创造性设计，从上半学期开始，学生将被要求递交一些报告来证明他们对所给题目的分析能力。范围则从实体元素到社会现象。下半学期课程包括的设计不属于必修，定义为建筑与材料的关系，这学期的设计重心是手工作业，学生要通过成组作业的方式实现。
第二学年
这个学期给学生更深入地介绍建筑设计的过程，让学生更明确学科包括的三个部分，建筑维度重心地发展。这学期主要让学生调查，研究，阅读，欣赏，理解修建个性空间的不同方式。
这个学期的重心是让学生意识空间设定的过程是有动机并被社会、文化、技术等多种因素所控制的。在了解这些过程的同时，训练学生绘图，做模型和修造的基本原则。让学生知道并熟悉2维画面和3维空间模型之间媒介的相互贯通性。
第三学年
这个阶段的学习要求更广泛，更深入细致地理解建筑，文化和各学科之间的关系结构构成。地块和工程的结构不只是解决空间功能问题，还有一个统合的概念。这学期是以探索整个建设过程中的结构体系和材料理念 。
第四学年
城市不止是一个无价 的结构体的物理集核，在这个学期，会重点强调城市是一个通过社会现象清晰体现空间组织体系如何改变空间形态的历史性地域。建筑既可视为城市矛盾调解员同时又是增加一定矛盾的角色。学生需要理解理想与现实之间私人领域与公有土地的缩张构成机制。
第五学年
这是一个根据各自的设计理念独立完成作业的学年。学生能够通过作业更好地训练和应用前几个学期所获得的知识，技能。学生这个学期作业的建筑价值体系将证实他们的能力并作为最后第五学期的最终成绩。学生可以自己选择主题和地块，这不仅是代表学生的最后成绩。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学生通过自己的逻辑思考而获得最终构想的过程。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如何用建筑来实现表现社会生活文化的能力始终被给予极大的重视。学生在前半学期为设计构想形成期间，这期间学校管理更加严格，老师几乎一周一次地跟踪指导。指导老师将提供改评，帮助学生运用自己逻辑来解决一些程序，地形规划，基本设计和绘制、制造作品中的问题。完成的作品则将参加毕业展览。
本科教学较为注重深入细致的多种专业技能的培养，像第五学年为研究论文准备学期，设置有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两种可选择毕业方式，体现出学校对即将步入设计岗位的学生实践工作能力的重视。经过三个设计学期学习，学生可以选择自己的论文指导老师及设计组，这是一个独立学习的学期。学生选择自己毕业设计论文的主题和地块，与低年级设计相比，毕业设计需要一开始就投入更多的精力并需要通过一些自己制作的设计图和简单模型反映他们对自己设计作品的理念。结构，机械特点的理解。最后的作品将作为毕业展览展出。而且为即将升入研究生搞理论研究的学生提供培养研究能力机会。这应该也是为了适应当前研究生院教育比重日渐增大的趋势，学生通过这些细分专业，研究主题的学习，可以更早地适应研究生院的学习方式，提高研究能力。
升学情况
由于韩国大学和中国大学的入学制度不一样，有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两个入学学期，而且在韩国学生入学和休学制度比较灵活，再加上韩国男生的义务参军制度，所以学生的流动性较大，很多时候2000年入学的到08年还没有毕业，所以一般的毕业生数跟入学的人数不完全相符合。以汉阳大学建筑学院07.9-08.2的毕业生情况为例（见下表）
07-08.2毕业生情况
专业
总毕业生人数
求职人数
升研究生人数
未求职人数
其他
建筑设计专业
30
13
5
3
9
各部分占总人数比例
43%
17%
10%
30%
共有毕业生30人，其中有13名学生求职了，这其中5名就职于空间设计事务所，2名就职于三星物业，1名就职于黄土真建筑设计事务所（是韩国比较有名的建筑师，近年以作韩国传统家屋方案出名），还有少数就职于其他一些韩国较大的设计事务所。另有5名升入研究生，其中三名直接升入汉阳大学，一名首尔大学，一名韩国综合艺术学校。其余9名出国留学或参军。汉阳大学建筑学院的本科生设计教育的指导内容全面而实用，训练了学生较强得动手能力.所以社会相应机构对汉阳大学建筑系毕业生也给予了较合适的反馈
2.研究生院教育:
1)培育重心：理论能力的深入和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
本科生阶段必修的理论课并不多，只占全部课程的六分之一。但从四学年开始又出现了较多的理论课。占所有选修课的二分之一，共包括12门专业课，而到了研究生阶段，除了建筑设计专业有四门设计实习课以外，其他皆为理论课。
2)教育情况
学生的培养方式
汉阳大学建筑学院的研究生教育课程与中国的课程教授方式稍微不同，借鉴西方教育方式又延传东方国家教育理念，进入研究生院以后，实行学分积累制，硕士期间一般是36个学分，并且还要完成硕士论文，而博士则需要在36个学分的基础上再修24个学分，达到60个学分，并且完成毕业论文即可毕业。 从课程设置和学分数量上与中国的很多大学不同。而且在课程上除建筑设计专业部分硕士的建筑设计课和很少的几门只为博士开设的课外。大部分的理论课是硕士和博士同时选的，这一点也与中国许多院校硕博士课程较明确分化的情况不一样。并且还可以跨专业学分交换和跨学校学分交换，就像首尔市就有10所院校是互相承认学分，实现学分交换的。
研究生授课的方式也更加重理论深度，并且更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教授方法上也更西化一些，比较注重学生自己的想法和创造灵感的培养，即自己延伸和解读方案的能力，设计不单单是简单的学院派似的根据固定地形，固定设计标准指标套用而作设计，而是在随机选定的地形中，学生自己构想比较合适的功能构成，体块形态。像在建筑声学的课上，老师除了讲授一些建筑声学的理论及建筑设计中对建筑声学理论的应用，在设计实践中，老师还设计了多种类型的设计作业。首先是让学生选择一幅自己喜欢的画作，把画作分析成自己认为的声音，并采集声音文件，制作成一个声音作品。然后将声音作品，还原成一个图像作品，最后实现到建筑物设计中。（见图）
设计课中，学生基本上也是用一个学期或半个学期来完成一个方案，几乎每个星期老师都会给学生分析方案，而学生每一次都要做出一个或电脑或手工制作的体块模型作为自己新想法的表现。而且每次期中或期末评图，学生都要为自己的设计作很认真地表现和讲解分析，并有 多个教授进行综合审评。硕士研究生的毕业状况以07.9-08.2的毕业生情况为例来看，见下表
专业
总毕业生人数
求职人数
未求职人数
其他
建筑设计专业
13
10
3
各部分占总人数比例
77%
13%
由于只有13名毕业生，而且都是设计专业的，所以大部分去了：设计希望，三友设计，建元设计，建筑师事务所OCA，BMP设计等韩国较为有名的设计事务所，而其他的大部分为准备就业状态。
四.总结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近现代以来，伴随着历史文化的转型和学术思潮的风起云涌，各种学术思想、方法和学科概念不断翻新变化。如以科技文化为唯一标准发展阶段，所有学科层层剥离，新学科概念汗牛充栋，而随着“多元文化”理念的回归，相近的学科嫁接交融、合而为一等，又成为一种全新的时代风尚。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关图谱图像之学与书籍文献之学的古今关系与现实意义问题，就是这一时代文化背景下不得不重新提及和需要认真探讨的学术命题，要分辨二者长期以来的互为关系，及至和相关学科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从我国历史文化、学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脉络与接续关系等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与分析。
一、历史文明接续关系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明传承发展的进程中，图像文化与文字文化的形式，相互接续，相互映衬，形影相随，不离不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反映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笔者将其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即图像文明时代、图文接续时代、图文并存时代、文盛图衰时代和图像时代的回归。
其一，图像文明时代。古老悠久的华夏文明曾经历过图像时代，即在我国语言文字尚未形成之前，先民们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以图记事、以图说事和以图表情达意的时代，故图像文化应是早于语言文字而独立存在的中华早期文明之一。而当语言文字逐步取代了其功能和地位后，图像则又转化为一种艺术文化的形式，并在学术文化研究的平台上得以绵延传承。如《通志》说：“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生；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生。图成经，文成纬；一经一纬错综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1]
伴随着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时代等历史期的变迁，图像文化的形态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如青海大通出土新石器时代彩陶盆上的舞蹈纹[2]，江苏省苏州市中吴区江陵山出土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墓葬的透雕冠状舞蹈纹玉饰[3]，包括分别见于甘肃大地湾、云南沧源、广西花山、内蒙古阴山、新疆昆仑山等地的岩画、地画图像，以及全国各地出土后世各个时代的各种图像，足以反映出这种图像文明永恒的生命活力。
其二，图文接续时代。据考证，作为具有中华文明象征意义的中国文字，是由先民们勾勒勾画的表现世间万象的图形图画渐渐地演化而成。如“象”字的产生，即缘于人和大象密切接触的历史基础。上古时代，商人驯化大象，役象代劳，并根据象的形象创造了“象”字。“象”在汉语中最初是名词，以后才引申和转化出“现象”、“象征”、“想象”等意思。[4]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甲骨文中，可见“象”字的初始形态“”。
到了战国时代，由于气候变化等多种原因，象在中原地区绝迹。如韩非子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5]也因于此种历史的缘故，位居中原腹地的河南省简称“豫”字，主体框架为“象”，其详细字义为：形声，从象，予声。本义：大象。如《说文》说：“豫，象之大者。”[6]中国字则被称之为“象形”文字。关于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考古发现最早的遗存，是安阳殷墟出土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已初步定型的文字――甲骨文。这种“象形”的文字，应是我国图文接续时代的有效见证。
其三，图文并存时代。世上任何一种人类文化形式的出现，都要经过人们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磨砺和体悟的过程，而一种文化形式取代另一种文化形式，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包括一方的渐兴、二者重叠和另一方减退等过程，图像与文字两种文化形式的交替，也存在着这样一种渐进的接续关系，而且二者之间肯定有着一个较长时间的并存期。
关于我国古代的图谱图像与书籍文献长期并存与发展的历史，在先秦时代的古文献中也有相关记载。如《周易・系辞上》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7]这段在古人长期的口头文化传播基础上的文字记载，将图像文化和书籍文化这两种先后生成的文化形式并置为同一源头，虽有一些夸饰、捏合的成分，但却并非子虚乌有的凭空想象或神话传说，而是以一种高度集中概括和精炼生动的比拟手法，奇特传神地把我国历史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不朽的历史印迹连缀在了一起，简约而又翔实地记述了我国图像文化与文字文化曾经并存发展的历史信息。
其四，文盛图衰时代。随着自汉以来我国古文字的逐步简化和定型，人们渐渐地用简约的文字文献取代了图谱图像的实用功能，以至于逐步呈现出文字繁盛、图像日衰的发展趋势。如《通志》说：“……刘氏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即其书为《艺文志》。自此以远，图谱日亡，书籍日冗，所以困后学而堕良材者，皆由于此。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舍易从难成功者少。”[1]上文十分清晰地描述了“图谱之学”和“书籍之学”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即“图成经，文成纬，一经一纬错综成文”，及至汉代文字通行，著书立说只用文字不用图像，导致“图谱日亡，书籍日冗”现象，预示着文盛图衰时代的出现。
其五，图像时代回归。20世纪以来，鉴于古文献记载已不能满足现代学术研究之需的原因，图像研究再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并在世界范围内兴盛蔓延，西方国家较前一步完成了作为现代学科属性的图像学学科理论与方法体系。作为一名哲学家的睿智与敏查，海德格尔于1938年就宣布到了“世界图像时代”[8]的到来。
通过数十年来的发展蔓延，海氏预言已经在学术实践中得到了有效验证，世界各国、各民族及其诸多相关学科，都广泛地运用读图、说图和研图的方法，从而全面呈现了图像时代历史性回归的壮观景象。当然，图像时代回归的另一含义，是指以现当代科技文化高度发达为标志的视频、视像，以其直观、逼真和富有色彩的生动画面，再次撼动了以文字为载体书籍文献之学的一统地位。
二、史学研究互为关系
对于古代历史学、文化学的研究，我国学人长期以来探索实践了多种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最具影响力的是自汉以来以书籍文献为主体史学研究的方法，其次是以图谱图像和北宋时代肇始的“金石学”，以及近现代引入西方国家考古学、图像学等以实物考据为主体的研究方法，它们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互为关联。
1.书籍文献史学研究
书籍文献史学研究，在我国学界素有文献考据之说，指对古代文字记述的史料进行考证、辨析和阐释解读的一门学问。由于文字记述有着比图形图像简便快捷的突出功效，自汉以来它逐步发展演变成为著史和进行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孔子《论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之故也。”[9]在古代，文，指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记载；献，指见多识广，熟悉历史的贤人。
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说：“文，典籍也；献，贤者也。”认为“文”是经史、会要、传记等书本，可以互相参证史事；“献”是学士名流的言论纪录，可以用来考订典故、史传的是非。[10]简言之，文献是指典籍记载与学士名流的言论。
我国古代将古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叫做“校雠”，故有校雠学之称谓。传统文献学正是在校雠、目录、版本诸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指研究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方法（如分类、目录、版本、辨伪、校勘、注释、编纂、辑佚等）及利用的一门学问。其宗旨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关于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11]这充分反映出，作为我国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尊重史实、重视传统的优秀品质，也为后世学人治史、证史和论史提供了有益的思想理论基础。
总之，采用古文献考据的方法，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经”、“史”部分，它们构成了历代史料文献的主干，“证经补史”即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核心任务。其优长和不足之处分述于下。
其一，书籍文献史学研究的优长。
自《史记》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第一部国家史典问世以来，之后的每个朝代都有以此为例的官修史书，其中多有《礼乐志》《乐志》《艺文志》《音乐志》等记录宫廷乐文化发展状况和具体活动的部分。历代官史文献中的内容，分别以记述帝王之事、王侯及特殊人物、年代世系和人物、典章制度、人物民族及国外诸事等为主体，是在所谓国之大事即时性在案记录基础上的编纂整合，故被尊为“国史”、“正史”，其余私人著述的此类书目则被称作“野史”。后世学人一般认为，“正史”中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可采信度，故历代“正史”中关于音乐方面的记载，即成为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其二，书籍文献史学研究的不足。
在长期以来的学术研究实践中，学人们不断发现古代书籍文献中存在着较多的遗漏、不实和自相矛盾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如著名音乐学家黄祥鹏先生所举《乐问》[12]百题，就是由于官史文献的不详或自相矛盾，造成后世学人的困惑和无所适从，以至于逐步形成了许多千年死结。“正史”文献中的不足之处，大概有如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代文字记载的简约和多义性特征，致使后人无法读懂其意；二是同一历史事象，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留下不同的信息；三是同一事象在口口相传过程中，难免出现演绎夸饰成分，形成一些虚假信息；四是基于王权文化一统地位政治的诉求，有计划和有目的地虚捧抬高或诋毁打压某一历史文化主体，造成盖棺论定的虚假历史信息；五是鉴于古代文字记述方式的单一，包括甲骨文、金文、木牍、竹简等文字载体，传承和流通都存在着较大困难，极易丢失和损毁，造成史料文献遗失现象严重；六是历代官史中主要记述宫廷乐事，广大社会的音乐生活则较少涉及，这对于中国音乐史的系统研究来说，无疑存在着较多的问题。
2.图谱图像史学研究
所谓图谱图像，最初仅指人类文明肇始以来通过绘画、雕塑等方式，记录保存社会万象的图形图像和铭文等，近现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图像学，渐渐地把研究范围扩展至出土相关实物的照片等。
在长期以来的学术研究实践中，由于史料文献的不足、艰涩与语义不详等原因，我国历代学人一直十分看重图像的史学研究价值。肇始于东汉时期的“古学”就包含有图像研究的成分，魏晋以来金石图像考据之风渐盛，至北宋时期形成了以“证经补史”为宗旨的“金石学”的学问，并在清朝成为显学。关于金石学，朱剑心认为：“‘金’是以钟鼎彝器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钱币、镜鉴等物，凡古铜器之有铭识或无铭识者皆属之；‘石’是以碑碣墓志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经幢、柱础、石阙等物，凡古石刻之有文字图像者皆属之；那么，‘金石学’则是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定、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13]可见，金石学研究包含有音乐的器物和图像；金石学的宗旨目的，除“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以外，还有着辨章学术、艺术审美之学等十分宽泛的内涵和外延。关于金石学的学术方法，“大约不出于著录、摹写、考释、评述四端。有存其目者，有录其文者，有图其形者，有摹其字者，有分地记载者，有分类编纂者。或考其时代，或述其制度，或释其文字，或评其书迹，至为详备。”[13]（p.20）应该说，这里面特别值得珍惜和弘扬的是，我国一以贯之的综合性、包容性学术文化理念。
其一，图谱图像史学研究的优长。
遗存不同时期丰富多彩的艺术图像，有着直观展现古代社会历史文化基本形态与风貌的突出功能，尤其是如和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并在上古时代建立起崇高地位的乐舞文化，本身具有瞬间即失的令人遗憾的属性，历史上所保留下来的只有文字的表象述说，而无乐舞艺术本体的东西留驻于世。在近现代以来考古发现的地下遗存中，见有大量以乐舞为主体的综艺图像和一些乐器实物，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我国古代乐舞艺术包罗万有的形式形态，以及一些乐器当时的形制规格、放置与演奏方式、组合方式、艺术表现等鲜为人知的内容，这些弥足珍贵的带有直观性的图谱信息，相对于十分简约的古文字记载来说，具有更大的实用性参考价值，而且这种艺术的图像既有着长久持续传播的纵向连续性，又有着广布于社会的横向普及性，形成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的宏大体系，从而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密切关注，成为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其二，图谱图像史学研究的不足。
图谱之学及现代的图像学作为一种学术的方法并非完美无缺，它的功能和作用是有限的，而且有着许多明显的不足之处。比如对于音乐形态的研究，它只能有效展示演奏、演唱与表演的形式形态，却无法准确证明乐器的具体规格，不能还原音乐的乐调和声响；另如自汉以前的艺术图像，虽被学界誉为写实性艺术，但毕竟存在夸饰、想象的成分，需要通过其他资料予以互证；再如因当时图像载体材质和表现手法等的局限，画面细节漶漫不清，或由于画工常识欠缺或技术失误等原因，造成画面上乐器形制的失真、变形或演奏形态的不一；特别是即便我们通过深入细致地考证研究，理清了其所有的环节之后，这种研究依然不能够复原古代音乐的本体形象，故图谱图像的研究也和书籍文献的研究一样，存在着先天的局限和不足。
总而言之，在中国数千年历史文明和文化发展衍变的过程中，图文两种文化现象从无到有，续断蔓延，盛衰起伏，变幻无常，既分别从不同角度为后人勘验历史提供了大量重要的佐证，又分别显示出其难以逾越的不足之处。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不要拘泥于某一局域或某种单一的学术方法，而应放开眼界，破除禁锢，从“多元文化”的宏观视野入手，把所有的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汇集到一个平台上，全面实现传统与现代学术文化的接轨，方能在多种资料和成果的互证下，全面揭示古代艺术文化发展史的面貌。所以笔者认为，图谱图像之学与书籍文献之学，在中国古代艺术史、文化史研究的平台上是一种互为的关系。
3.学术网络体系关系
如前所述，自汉以来我国进入文盛图衰和以文字著述为主体学术文化发展期，而由于历代学人并未放弃“图谱之学”在学术研究中不可取代的可视性作用，使得图、文两种学术方法得以并存互惠，相得益彰。面对全球性图像文化回归的历史潮流，二者顺其自然地复原其本元性、多元性和交融性学术网络体系。
三、本源性学术网络关系
鉴于我国古老悠久的“图谱之学”与“书籍之学”，在历经数千年传承接续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中，呈现出如江河之水一脉流贯、混溶交互、永无止息的永恒性特征，在学术研究及学术文化发展衍进的过程中，也必然地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本元文化属性。虽然说自汉以来“书籍之学”渐居统领地位，但历代学人沿袭保留下来的“左图右书”和“上图下文、下图上文、前图后文”等学术习性，足以证明远古先民们孕育创造的图像文化非但没有就此消失，而且还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通志・图谱略》：“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也。……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14]这充分说明，历代学人在学术理论理念的天平上，从来没有放弃“图谱之学”的重要学术地位，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总会将“图谱之学”与“书籍之学”进行必要的比照研究，从而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二者之间牢不可破的本源性学术网络关系。
1.本元性学术网络关系
在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历程中，从北宋“金石学”的勃兴，到具有现代学科定义的考古学、考据学、古器物学、图像学等相关现代学科的确立，学术研究的视角得到了有效的拓展，学术的理论和方法也随之得到升华。20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理念不断翻新。从对以科技文化为中心“一元论”文化发展理念的质疑，到后现代诸多新理念的问世，学科交叉理论成为一种新趋向，致使杜威的“多元文化论”形成一股强大的国际性浪潮，并成为国际学界教育与学术研究领域最具前沿性的新理论、新视点和共同的学术取向。
目前，多元文化理论及学科交叉的理论和方法在我国日渐盛行，如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领域，都和艺术学诸学科之间产生密切交融，生成了许多种交叉学科的研究体系和方法，展示着新时期多元学术文化的繁荣景象。诚然，这种在学科切块基础上的学科交叉并非绝对完美，甚至于某种程度上仍存在着“远交近分”的特征，即仅在远距离间的学科之间寻求接合点，而对于本来就有着密切内在关联的各姊妹艺术之间的关系，尚缺乏应有的眷顾。然而，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多元糅杂、兼容并包是数千年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如上古至中古时期融歌、诗、乐、舞、杂技、武术、幻术、绘画、田猎、宴飨等为一体的“乐”文化体系，近古时期以来包容更多文化形式的戏曲艺术的精神理念等，至今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价值与取向。历经近百年来的学科切块分割而理念尚存，足以反映出这种民族文化根脉深邃隽永的存在价值。随着多元文化理念的回归，必然形成多元交织的学术网络体系，历经数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音乐文献学，与在“古学”、“金石学”学术文化传统基础上吸纳西方考古学精髓的中国音乐图像学，必将在这个网络体系中起到骨架作用。
2.交融性学术网络关系
如前所述，兼容并包是中华文化的悠久传统，它所呈现的是多元文化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状态，彰显的是中华泱泱大国海纳百川、吞吐四方的文化精神。在数十年来学科分割的状态中，较多呈现的是各学科、各专业之间的奇风异彩，甚至于在同一专业领域也会出现轻重量化的差异，比如音乐的史与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在学术发展的历程中，却曾出现“重史轻论”或“重论轻史”的选择，提出过“以史代论”、“以论代史”或“论从史出”等不同主张。
故笔者认为，学科交叉仅为表象上的一个环节，学术交融才是实质性的进展，而有效地打破原有各相关学科（或曰专业方向）之间的森严壁垒，方是实施学术交融的基本要件。如音乐史与论的研究，本来同属音乐学的范畴，一味地细分彼此，极易陷入你高我低的内耗之中，学术创新将受到影响。同时，过多的强调特殊性，就等于陷入了局限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自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神坛破碎之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学术文化传统均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保护与弘扬，人文社会学科再次受到应有的重视等，均为全球性学术文化的实质融营造了相对平等与和谐的氛围，在此种大文化背景之下，书籍文献之学与图谱图像之学二者形成良好的交融性学术网络关系势所必然。
四、结语
在中华民族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与学术文化传统中，“图谱之学”与“书籍之学”一直成为著史与论史的两大支柱，作为具有现代学科定义的图像学与文献学，仍应是史学研究多元学术体系的主干。而由于当今的学术观念异彩纷呈，许多时候会构成学术角色的转换与互融，许多新问题、新关系都需要我们一一关注和妥善处理。
1.学科关系
现代意义上的所谓不同学科，实际上仅是殊途同归的学术研究的不同方法，它们之间往往会形成较为复杂的关系。如传统的音乐考古学将音乐文物的实物和图像作为一体研究对象，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构成了其共同的研究目标，而由于这两种材料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渐渐地又形成了两类各有所偏的研究成果和学人群体。音乐图像学在西方国家的异军突起，等于从整体上打破了原有的学科结构和形成了学理关系上的新矛盾，而音乐图像学不断地拓展其研究的范围，如旅美学者韩国介绍说：“凡举一切和音乐有关， 可以用图片呈现出来的都能作为研究对象， 这就包括了乐器、人像、手稿、文件、建筑（如音乐家的生活及表演场所）、风景（和音乐家之创作和文化背景有关者）及一切含有音乐主题的美术作品等等的图像或照片，可以说是包罗万象。”[15]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当代学术肢体细化分解之后再度交融的新趋势。
2.古今关系
从图谱之学到古学、金石学、考古学、图像学，形成了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系统链条，具有上千年学术发展史的金石学，应该说既是现代考古学、图像学的前身，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坐标。然而，实际情况如有学者说：“由于西方新学科的引入与中国教育制度的变革――从科举到办学堂，金石学的发展反而越来越离开主流学问而日趋边缘化……在这种学术分类的转型过程中，综合的金石学遇到了意外的窘境。原有的金石学所包含的学术的内容，被分别归入了现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考古学、古器物学、鉴定学、考据学、文献学等。它的分支越来越强大而自成体格；而它本来的母体‘金石学’，却在被稀释、被分化、被零散化细密化之后，反而找不到自身的位置了。”①传统与现代接轨的中国音乐图像学研究，则必须在“金石学”中找到立身之本。
3.中外关系
1997年初，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学术命题，该主张启发引导了我国学界开始了寻找逝去的珍贵文化传统的努力。如有学者将欧文・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三层次”理论[16]与中国“金石学”传统范式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我们发现，这三个层次与中国汉画像研究的金石学的范式、考古学的范式与文化艺术学的范式，可以有一种内在的类比的逻辑关系。”[17]另有学者针对音乐图像学领域里的偏颇指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所以我们在音乐图像学研究方法方面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洋，更不能将西洋学者的说法当成标准，否定自己的成绩。”[16]同时，许多学者极力倡导金石学的现代学科价值，认为金石学与近代科学的考古学在研究目标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如果只强调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而忽视传统金石学的传递作用，中国考古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如有学者在美学领域提出颠覆性新主张认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美学，只有心性文化体系中‘天人一体’、礼乐交融的乐学。”认为“近百年来中国美学误入歧途，忽视了中西美学在学科形态上的根本区别。所谓中国当代美学，应称为‘西方认识论美学在中国’。”[18]此观点虽有待于学界进一步切磋认定，但其历史的、现实的和学术的价值已经昭然彰显，且对于中国艺术学诸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来说，亦不无启示性、建设性意义。
4.图文关系
《周易》关于“河图”、“洛书”之说看似荒诞，实则铭心刻骨地记录了古代学人对待图、文两种华夏文明遗存的深厚情结，从一个侧面呈示展现了我国图文并重的学术文化传统。虽然从表象上自汉以来文字文献渐成为著述主体范式，而图像作为延绵古今的传统文化形态，足以弥补国史文献特别是社会文化生活记录的空白和不足，二者还可以起到互证与互补的作用。同时，我国不同时期的图像遗存，有着量大面广、持续传承的典型特征，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独立学术系统。如有学者说：“图像决不是文献的视觉化，图像的象征内涵和意义也不是文献的意义可以包容的。图像本身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确定图像本身的意义就是图像学要达到的目的。”[1]
总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是一个密切关联的文化振兴的系统工程，没有文化的自觉，就不可能产生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出现文化自强，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构建和谐发展新理念是第一要务。故无论是在我国数千年历史文明传承接续的文化传统中，还是在多元交织的现代学科与学术文化网络体系中，各种不同的学术理论和方法，既有着各自的独立性意义，又同时反映出本源性、多元性和交融性学术文化特征和密切关联，由来已久的图谱图像之学与书籍文献之学将永远是一对相依并存、和谐发展的互为关系。（责任编辑：帅慧芳）
① [ZK（#]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1939年）、《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1951年）、《早期尼德兰绘画》（1953年）、《视觉艺术的含义》（1955年）等著作，奠定了图像学方法的基础。[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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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ed Iconography and Literature Philology
LI Rong-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