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家安全观 内部安全 外部安全 传统安全要素 非传统安全要素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A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作了系统论述，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体现了大安全时代的国家安全大思路，对我国国家安全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根据这次讲话精神，结合关于国家安全的历次论述，笔者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五个方面的“总体”。
统一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总体”
这次讲话的一个重要论点和亮点，就是明确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提法，是对党和政府在世纪之交提出的“新安全观”的重大发展和超越。
关心和熟悉中国国家安全观演进的人都清楚，继西方世界于“冷战”后期开始探索新安全观和新安全治理模式之后，中国在“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也开始探索一种反映世界趋势并适合自己需求的新安全观，最终在世纪之交把这种安全观表述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是由于没有涉及国内安全问题，而国内安全又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因而这种“新安全观”，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安全观，只是一种外交观，至多是一种“对外安全观”或“国际安全观”。
与此不同，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非常明显，这样的“总体安全观”，突破了以往“新安全观”只讲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局限，统一了内外两个方面的安全，更符合“国家安全”概念的本义，也更符合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基本形势。
根据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理论，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只有同时既免除外部威胁和侵害，又免除内部混乱和疾患，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家安全。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形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并存，内忧甚于外患，因而讲国家安全时，就不能只讲外部安全或对外安全问题，而必须更重视内部安全或对内安全问题。因此，在讲到“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时，首先要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这体现了统一考虑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两个方面的重要思想，对认清我国当前国家安全形势，有效进行国家安全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传统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要素的“总体”
在这次讲话中，体现总体安全观综合国家安全各种构成要素的地方有三处，第一处是提及“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对几个不同“安全”的具体定位，第二处和第三处是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其中的两个。
讲话中，在高度概括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后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里涉及的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六个方面的“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家安全的六个构成要素。
此外，讲话在诠释“总体国家安全观”时，用了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在第一个“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之后，紧接着的是“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第三个是“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如果说这里的“国民安全”是前述“人民安全”的另一种表述，不算是国家安全的一个新要素，那么“国土安全”就是讲话中出现的一个新要素了。更重要的是，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之后，立即通过十一处“安全”对之作了具体诠释。这段原话是：“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这段话中的11个“安全”，前六个是前面出现过的，后五个是此处新提的。
然而，我们不能根据这段话集中讲了11个“安全”，就认定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甚至不能认为它们就是安全构成要素上的“总体”。讲话前面提到的“人民安全”或“国民安全”，也应处在这个“总体”之中。当然，“人民安全”和“国民安全”并不是国家安全的两个不同要素，而是同一个要素的两种不同表述。在“国家安全构成”论域中，人民安全与国民安全没有根本性区别，不仅必须视为同一要素，而且更准确更科学的用词应是“国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不仅需要包括这段话中的11个“安全”，还必须容纳“国民安全”这个最重要的要素。这样一来，总体国家安全观便是综合了上述12个要素的“总体”。
要全面透彻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方面的“总体”，就不能局限于的这次讲话，而必须结合其关于国家安全的历次讲话来概括，必须结合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关于国家安全的各种论述来认识，甚至必须结合当代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来思考。
例如，在2012年的十报告中，讲到的“安全”就依次包括了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信息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安全、企业安全、人民生命安全、人民财产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生存安全、发展安全、海洋安全、太空安全、网络空间安全、国际安全、军事安全、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19个。这19个“安全”，多数是在报告中被直接表述为“××安全”的，如“信息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网络安全”、“国际安全”等，也有一些是在某个复合概念中包含的“××安全”，如原文中的“食品药品安全”一词包含了“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原文中的“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一语包含了“海洋安全”、“太空安全”和“网络空间安全”。但无论原文中直接表述的“××安全”，还是我们根据复合语句解析出来的“××安全”，除了与这次讲话中的“12种安全”一致的外，其他“安全”是不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是不是也应包括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之中，以及在这个“总体”中处于什么位置，与其他要素是什么关系，这都需要深入思考，需要国家安全学理论给出科学解答和合理解释。
事实上，在10多年来的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中，我们曾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作过深入思考和研究，得出了一些有助于深入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观点。例如，就“人民安全”和“国民安全”两个概念来说，虽然可以根据需要在不同语境中选择不同的表述，但从理论上看，用“国民安全”比“人民安全”更为科学。
再如，对于“国土安全”，10多年前我们也是这么用的，但是现在我们倾向于使用更符合当代国家安全现实的“国域安全”这个概念。这是因为，当代国家的生存空间，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领陆、领水、领空“三领”范围，也不局限于“三领”加上“底土”这样四个方面，而是还包括了与传统领土概念完全不同的网络空间、太空空间，以及更特殊的专属经济区。这样一来，国家安全的空间范围就包括了七个领域，即传统“国土安全”包括的领陆安全、领水安全、领空安全、底土安全，以及非传统的网域安全、天域安全、经济海域安全。
再说“核安全”，其实并不是与国民安全、国域安全、政治安全等处于同一个等级的安全要素，而是一个国家安全二级构成要素或三级构成要素，分别处于资源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之下。首先，核作为一种自然资源，作为一种能源，它的安全是资源安全下的能源安全中的一种特殊能源安全。其次，核武器作为一种现代军事装备，它的安全又是军事安全所必然包括的内容，是军事安全下的二级安全要素。再次，核技术作为一种现代科学技术，它的安全也是科技安全的内容，具体属于“科技应用安全”的范畴，这便成为科技安全中的三级安全要素了。
由此可见，从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出发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就会有更深入更科学的理解。
关注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影响因素的“总体”
这次讲话中，有两处含义不同的“内外”，一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中明确的“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二是“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中包含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从国家安全学理论来理解，第一个“内外”指国家安全本身是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统一，对此笔者前面已经分析，指出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个“总体”；第二个“内外”指影响国家安全的有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又一个“总体”，即第三个“总体”。
在多年的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中，笔者既从概念上把国家安全界定为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的统一，又从结构上把国家安全本身分为12个基本构成要素，同时还把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分为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又把社会因素分为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这样的划分与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前述两个“总体”和现在所讲的第三个“总体”，而且也有助于理解后面要进一步说明的第四个和第五个“总体”，因而我们把这种划分图示如下。
在这次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显然，这里是在分析我国国家安全形势时讲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因而可以肯定其所讲就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个方面。
当前我国面临的这种“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内外因素都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呢？是否可以包括国内外各种自然因素呢？笔者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指导我国国家安全工作，就必须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影响国家安全的各种因素都包括进来，其中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既有社会因素也有自然因素。
当然，这些不同方面的影响因素在不同时候、不同情况下的影响作用并不相同，因而需要根据其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其他要素和因素的不同关系，因时因地进行具体分析和具体处置。例如，在当前情况下，自然因素中的气候问题、人口问题，比国土面积、地理位置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重要得多，也要复杂得多。再如，在我国内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都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复杂因素，处理好了对国家安全会有积极影响，处理不好对国家安全会有消极影响。还有，我国当前与邻国的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中菲关系、中越关系、中朝关系等，都变得比10多年前复杂很多，而且还可能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些问题，都需要党和政府相关部门，特别是新成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给予充分关注，高度重视，认真应对，谨慎处理。
因此，这些既包括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又包括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的各种影响因素，便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不能没有的第三个“总体”。
重视可以预见与难以预见各种风险的“总体”
与影响因素相比，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需要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给予高度重视的问题。
这次讲话中所说的“增加忧患意识”中的“忧”与“患”，所说的“做到居安思危”中的“危”，都是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对于这样的因素，在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中，把其先分为“天灾”与“人祸”，并在此基础上又把人祸分为“内忧”与“外患”。
无论仅就中国而言，还是从全球范围来讲，10多年来“天灾”危害国家安全的实例不在少数。在2003年“非典”发生之前，我们就根据历史教训把“疫”列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天灾之一，并把其纳入到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之中。但是，当笔者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以图示的形式讲到这点时，许多人都不以为然，似乎“疫”已经完全成了历史，不再可能威胁到当代人的生命和当代任何国家的安全。然而“非典”的暴发给人们上了非常生动而残酷的一课。人们终于看到现实完全可能重复历史，如果稍有疏忽与懈怠，“瘟疫”还会夺去我们的生命，还会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正是在这个时候，笔者利用被隔离在家的一个月时间，进一步思考了天灾对国家安全的危害问题，写成了《“非典”呼唤确立系统的国家安全观》一文，呼吁确立“系统的国家安全观”。时隔不久，卡特里娜飓风2005年袭击美国，不仅给美国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直接冲击了美国当时最重要的国家安全行动――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行动。自然灾害危害国家安全再次成为人们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至于以人祸为主的内忧外患，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也十分复杂严峻。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以及国际国内的恐怖主义，当前都正在严重威胁和危害着我国的国家安全，都是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问题。
当然，对这些威胁和危害因素，既可以从“内忧”与“外患”的角度进行划分，也可以从“天灾”与“人祸”的角度进行划分，但对当前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更有意义且更具可操作性的划分，则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作“说明”时所作的划分，即把其分为“可以预见的风险因素”与“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当时，指出：“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显然，与“可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比较，那些“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冲击和危害可能会更大些，起码会更难处理。为了有效应对国家安全领域“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国家安全危机管理就成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无论从哪个角度划分，总体国家安全观都必须重视这些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把其放入它的“总体”之中。
统筹多方力量的保障国家安全的“保障”
的这次讲话，既从概念上分析了国家的内外两方面安全，又从构成上分析了国家安全的传统要素与非传统要素，同时还指出了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因素，但讲所有这些问题的目的，都是为了当前更好地保障我国国家安全。
英文中的“security”一词，不仅有汉语“安全”的含义，同时还有汉语“安全保障”或“保障安全”的含义。因而在此类机构及法律的命名上，用“国家安全保障”就比用“国家安全”更为准确、更名副其实。无论是国家安全学的理论建设，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实际运行，都必须落脚到国家安全保障上。在我们建立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中，不仅包括了国家安全保障问题，而且对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作了一定程度的解析。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说明”中，以及这次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讲话中，也对国家安全保障问题作了比其他问题更多的论述。
曾深刻指出：“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同时又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这里涉及的“国家安全工作”、“国家安全工作体制机制”、“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如此等等，都是国家安全保障中的不同方面和不同问题，也都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最需要“观”到的内容。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的论述，既揭示出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三个构成要素，同时更明确地把传统的军事保障，以及非传统的文化保障、社会保障结合起来，把它们作为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手段。此外，关于“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论述，以及“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的论述，又超越了仅仅依靠自身力量保障本国安全的传统安全保障思路，把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通过在非传统的共同安全思路下打造命运共同体，把国际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种保障和条件。这种“总体保障观”的最集中体现，是这次讲话中对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提出的要求，即“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6(C)-0045-03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崩溃论”、“中国”、“中国责任论”等论调随之不绝于耳。胡主席着眼当今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明确提出了“牢固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的科学命题，这是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国家安全规律的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发展，适应时展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新要求。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安全面临着不定因素的挑战，军队政治工作者必须主动跟进，引导官兵牢固确立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综合安全观。
一、综合安全观的概括
综合安全观，是指用全局的、联系的、系统的思维，来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以及科技、生态、粮食、能源等一系列安全问题，通过科学统筹，运用多种手段，发挥整体合力，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①它是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新概括，顺应了时展的呼唤。
（一）综合安全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逐步形成了高度依存的世界体系，相对开放的世界大环境使单个国家的安全日益带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也正是因为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使得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生态、能源等方面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一样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以今年已发生的国际和国内事情为例，3月11日，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核安全恐慌；3月19日，以法、英为首的西方多国部队开始空袭利比亚，逼迫总统卡扎菲与反政府军停火，利比亚内乱逐步升级；国内外市场接连曝光如瘦肉精事件、毒黄瓜事件、塑化剂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越南等周边国家时不时侵扰我国领土、领海、领空的安全。
当前，国际社会处在复杂的变动之中，我国社会也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同时并存，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在一起。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威胁非常严峻。不但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给国家领土安全、完整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也存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及重大自然灾害等给国家发展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有强敌对我军事上的直接威胁，也有对我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的潜在威胁；不仅我国海洋、太空、电磁等方面的战略权益受到威胁，社会安全稳定也面临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的现实威胁……当前影响我国安全和发展的因素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树立综合安全观。
（二）综合安全观的主要构成
综合安全观是一个内涵丰富、多层次的、开放的安全观念体系。
1、从地域范围来看，安全分为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全球安全是指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共同面临的生存发展威胁，例如粮食产储量能否够全人类食用，能源储存量是否满足各国发展的需要，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已影响人类安全，等等。地区安全是指不同洲际的国家之间面临的安全威胁，例如，目前北非不少国家陷入了执政派与反对派之间的纷战中。国家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局是否稳定、社会是否安宁、经济是否发展、外敌是否入侵等。
2、从威胁源来看，安全分为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从威胁的地源分布来看，安全威胁既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周边地区、全球范围。我国安全不仅有来自周边国家的挑衅，也有国内的安全隐患，例如印度、日本等周边国家与我国的领土争议一直没有解决，而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颠覆政权的图谋一直没有停止，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从威胁的实体来看，它既可能来自于国家，也可能来自于国家集团、跨国组织、一国内部的恐怖组织等。今年，利比亚战乱不断升级，政府除了有来自国内反对派的攻击，还受到北约（国家集团）的袭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自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对石油的争夺不断引发局部战争。像2003年美国联合英法两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因为萨达姆政权将石油销售改用欧元计价，直接冲击了美元对石油的硬通货的地位。这次利比亚政府主要是在石油资源支配权和定价权上与西方多国产生了矛盾，所以才遭此重创。
3、从内容来看，安全分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政治安全居于综合安全的首位，主要是确保国家政权的稳固和国家不受侵犯。经济安全是主要的安全问题，因为能源日益紧张、金融危机持续不断等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矛盾升级，可以说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军事安全是传统安全，一直占据着国家安全的主导地位，主要是指领土完整、不受外来军事侵犯。文化安全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长期的文化攻势下可能瓦解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改变一个民族的发展前途。环境污染给人类安全带来的巨大灾难，让世界人民意识到如何消除或减缓人类生存遇到的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等环境安全威胁，已成为全球共同的安全责任。
二、综合安全观融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稳定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牢固树立综合安全观念”这一思想是党中央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认识的新突破，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引导官兵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加强军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求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②军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护卫者，他们的思想政治素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前途。当前国际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严峻，情况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思想渗透策反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因受金钱诱惑有少数军人走上了窃密卖密的违法犯罪道路；国内社会结构深刻变动、阶层分化明显、自然灾害频频出现，给军人的思想稳定带来了不利因素。如何教育军人抵御西方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袭，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是当前军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要难题。没有理论上的成熟，就不会有信念上的坚定。在深入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强化综合安全观教育，解答军人关心的社会热点和国际动态等现实问题，注重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和全球思维，理性看待和思考社会危机、国内发展和国际局势，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激发出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创造热情和活力，在行动上自觉捍卫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二）完善军队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武装力量，军队的安全稳定与国家的安全环境密切相关。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军人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他们政治理想信念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对军队建设目标和军事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需要有新思想的引领。“走进时代，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并给予深刻理论透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人民大众最期待的马克思主义。”③综合安全观是党中央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上提出的新思想，是对军队安全稳定工作的新指向。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认真研究和探索在军队文化建设中把综合安全观教育融入的方式、手段和途径，加强对军人的和平观和发展观教育，正确认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把军队的安全威胁置身于国际国内大环境下综合考量，培养出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复合型军事人才，做好军队的安全稳定工作，提高军队战斗力。
（三）提高军人综合素质的思想保证
军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如何，关系到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国的完整与否，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其中，思想道德素质对军人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核心和统领作用。当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国内社会矛盾凸现，少部分官兵在对科学社会主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国内外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出政治理想认知模糊、情感疏离和意志薄弱。如果不加以引导，这些军人一旦对原有的政治理想信念产生了怀疑，那么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就会出现偏差，行为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轨道。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立足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疏导官兵的思想困惑，引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明辨是非，培养他们树立综合安全观念，加强个人思想政治素养的提高，保持乐观、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准备。
三、综合安全观融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军队在加强综合安全观教育时，要有针对性地实施学习内容，运用形式多样的方式方法开展教育，注重综合安全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一）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贯穿于军队思政学习中，增强针对性
军队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承担着对军人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艰巨任务，是对军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所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及时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综合安全观引入军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实现综合安全观进营区、进教材，使教育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把综合安全观融入政治理想信念教育之中，融入到思想道德建设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现实生活实际和军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官兵的主体作用，尊重个性差异，用生动典型的事例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努力创设平等交流的氛围，强化价值引导，增强吸引力、说服力和亲和力，引导官兵立足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深化对有效履行我军新的历史使命的理解：军队既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又要维护国家发展利益；既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又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既要维护好国内安全，也要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而积极适应职能任务的发展变化，有针对性地做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准备，确保在各种复杂形势和环境下都能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④。
（二）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融入军队文化建设中，注重参与性
军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军人良好道德品质的重要载体。军营文化的教育引导功能、价值导向功能、人格塑造功能等，决定了它在满足军人文化需求、引领价值观的形成、培养道德品质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在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包容文化的多样性前提下，应充分利用报纸、辩论赛、广播、版画等传媒手段，开展综合安全观的教育，让广大官兵置身于良好的舆论氛围中，使综合安全观为他们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并内化为自身的自觉行动和行为准则。以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50年来罕见干旱到随后的强降水吞噬村庄为例，分析环境安全的严峻性。一方面，将有特色、具有震撼力的图片资料剪接成系列宣传展板群，图文并茂的主题展板传递出环境恶化问题已经影响到人类生存的信息，提高官兵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对环保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以辩论赛等形式组织官兵共同探讨环境安全问题，分析其成因，追踪其后果，充分认识到环境安全问题可能会引发经济的不安全，导致社会矛盾冲突升级，严重的话会导致国家政权不稳。综合安全观念通过一系列军队文化活动的开展，深入到官兵心中，内化成自觉行为。
（三）将综合安全观教育渗透到社会实践中，提高实效性
综合安全观念教育应突出实效性。社会实践活动对促进军人了解国情、认识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在深入社会实践中，才能深化官兵对综合安全观的认识，促进知、情、意、行的相互转化，成长为能应对多样化军事任务要求的国际复合型军事人才。以综合安全观教育为切入点，建立行之有效的实践教育、体验教育、养成教育机制，引导军人正确理解树立综合安全观的重要性。例如，以利比亚战事为例，客观而理性地向官兵们分析法国、美国为什么以不同的姿态干涉利比亚内政？利比亚是原油出口大国，其主要出口走向是欧洲，美国仅占5%。在这次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法国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内大选的考虑，充当了急先锋，力图继续保持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而美国由于阿富汉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深险泥塘，加之国内经济复苏乏力、民怨众多，致使奥巴马政府不敢积极投入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但是从美国的中东和北非战略利益考虑，它又不得不参与其中，因为在美国的推动下，当前的北非和阿拉伯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而在这场变革中，利比亚却力图保持不变，让美国大为光火。最后告知官兵们，安全问题是复杂的、多变的，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矛盾错综复杂。我们要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综合安全观，努力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国内安全和促进世界和平。通过对各种社会事态的层层剖析，探寻综合安全威胁的成因，让军人明确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和新的历史使命，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统一起来，加强个人综合素质的锻造，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安全而奋斗，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
作者单位：曹华 陕西西安第四军医大学
邹敏 河北保定66393部队后勤部战勤处
姚正荣 重庆警备区政治部干部处
作者简介：曹华（1974― ），女，湖南长沙人，法学博士，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邹敏（1972― ），男，湖南醴陵人，处长，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研究；姚正荣（1974― ），男，湖南望城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研究。
参考文献：
（二）行为导向。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导向主要是在道德规范导向和法纪规范导向两方面进行的。道德和法纪是维护文化安全最为直接的途径，是表现在外在方面的有效方式之一，这两种导向同时也是实现其他导向的重要保证。有些国人理想信念淡薄，极易受到西方文化的诱惑，这就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行为导向来对其进行预防，提高维护文化安全的自觉性。
（三）舆论导向。新闻媒体、网络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一部分，在维护文化安全中起着很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西方国家极力鼓吹言论自由，依靠这种自由来侵蚀我们国人的思想，在隐蔽性中渗透进行，网络、新媒体成为他们的主要利用工具。因此在这一点上，要保证文化安全，必须使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导向坚持党性原则，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有效主导舆论，使文化传播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四）政策导向。文化安全问题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要保障我国文化安全，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思想政治教育要切实担负起政策导向的重任，作出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统筹发挥好宣传文化战线的重要工作，调动社会各方面组织的积极力量，进行主流文化方面宣传的政策引导，为弘扬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出努力。
（五）利益导向。国家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延伸，是国家利益的文化存在形式，是最高形式的国家利益，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就在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利益导向，使人们正确区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并最终使利益认同上升到价值认同，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利益观，进而树立文化安全观，使文化利益得以实现，巩固主流文化价值，维护文化。
二、发展对策
（一）完善文化安全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体系。
1.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导向的内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迫切需要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内容，这就需要我们改造落后文化，整合外来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在文化安全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导向内容，应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的主流文化，站在时代前沿，使人们深刻领会维护文化安全的战略意义。
2.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是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立足点。第一，以人为本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有关于人的实践活动，其导向也直接指向于人，国家的文化安全依靠的是大多数国人对国家文化价值的认同与支持，进而维护文化安全。第二，预防为主的原则。我国国家文化受西方文化的隐蔽侵蚀，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的发挥主要有预防作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文化。第三，核心价值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是支撑整个民族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精神导向。在当今维护文化安全中，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宣传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使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2-0016-05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我国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起步较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该问题的研究并取得明显进展，现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
对于如何解释和界定意识形态安全，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认识。代表性的见解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状态或能力。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有学者更具体地指出，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来自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威胁、侵蚀以至同化，并能保持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我们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不是要求全体民众在政治认识上高度一致，在行为方式上整齐划一，而是要求思想上、政治上、价值观念上的个性和分歧从属于共同的社会信仰、政治理想和主导价值。也有学者指出，所谓安全的意识形态，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指的是一个群体或集团所接受的思想体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能够给行为者带来稳妥的物质生活水平、稳定的人身安全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睦相处及互通有无。
第二，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有层次性。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面也是核心的层面，即意识形态与社会客观规律的契合程度。第二个层面，意识形态对人们生产生活及社会良性互动需求的满足程度。第三个层面，意识形态与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协调程度。第四个层面，意识形态与精神世界其他领域的兼容程度。这四个层面通常是相互关联的。大致可以认为，前两个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多是由于意识形态内生的原因导致的，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存在根本性问题，而后两个层面则可能是外生的或先在的原因导致的，如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制度所带来的压力等。
第三，从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内容来解释和界定其内涵。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的安全主要是指社会指导思想的安全、社会政治信仰的安全、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民族精神的安全。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包括道德安全、舆论安全、理论安全、政治信仰安全等。也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安全包括道德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和的安全。
二、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及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一) 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
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关系着国家利益的实现，但在具体理解和表述上又有所差异。如：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民族利益、保证国家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和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社会意识形态安全，则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反之，则国家遭祸、社会遭殃、人民遭罪；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四大安全问题”，在“四个安全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亦即理论安全，坚持和创新了正确的理论，经济、社会和周边安全就有了可靠的前提与保证；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战后以来，美国之所以能长期维持霸权地位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将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渗透于它的国家整体战略和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的具体战略之中。
(二) 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灵魂。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更深层次的安全范畴，其对于政治安全的影响是长期的和潜移默化的，其对于维系政治安全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表现出来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是并列关系。国家安全大致可包括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国防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外交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等。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文化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是，不论是从广义上还是狭义上来讲，意识形态安全显然都是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作为文化安全核心的意识形态安全状况则是衡量文化安全程度的一个主要尺度。有学者指出，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主要包括政治文化安全、语言和信息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三个方面。从狭义上讲，政治文化安全也就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也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集中地表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还有学者指出，国家文化安全是价值观整合的重要尺度。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目标。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又是现代价值观整合的核心。此外，也有一些论者在论及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时，将两者并列表述。有论者指出，我们将长期面对西方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传播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舆论安全被混同于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其他安全类型。由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更为紧密，最容易被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安全客体不同。舆论安全的客体是国家舆论，意识形态安全的客体是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舆论安全的任务是要维护国家舆论的传播、引导和自我更新能力，意识形态安全是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其次，安全威胁不同。舆论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舆论传播领域，这一点与其他安全类型迥异。再次，安全目标不同。舆论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确保国家舆论的基本功能得以正常发挥。这样的安全目标具有鲜明的个性，与意识形态安全等安全类型的目标完全不同。
三、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意识形态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而 必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经济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其话语方式都难免被弱化；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缺乏有力的意识形态守护的国家，其独立自主和本国特色就无从谈起。从现实看，当代中国思想界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抓住前一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要么抓住后一方面重新意识形态化。然而事实上，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某些弱化是必然的、合理的，但有些方面则不仅不应弱化、反而应当强化。如何把握当代意识形态弱化与强化的态势，避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重大失误，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
(一) 国外因素的挑战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以个别大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首先攻击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他们的最低纲领是打倒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最高纲领是摧毁爱国主义思想，也就是用所谓“全人类价值观”取代爱国主义。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历史逻辑表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同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变化的只是具体的政策和策略。
当前，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呈现“多管齐下”的态势。
有学者指出，西方国家一是从政治上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利用经济交往进行“和平演变”，三是利用学术交流和文化产品进行“文化侵略”。关于文化交流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当代中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中西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容易导致文化崇洋心理、文化冲突和文化同质化，进而造成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疏离、冲击和意识形态主动权的丧失，其消极影响不可小视。
有学者指出，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话题大肆炒作，对我国进行造谣攻击；他们的惯用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
有学者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凭借其在当代世界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通过精神、道德诉求，向我国推销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妄图消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利用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突发事件，插手我国国内问题，利用所谓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与国内敌对分子一起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
有学者指出，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已经把触角伸向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文化界、学术、教育、出版等领域；渗透范围由沿海、边疆向内地扩展，由城市向农村蔓延，渗透态势愈演愈烈，渗透的范围更加广泛，形式更加隐蔽，手段更加多样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
(二) 国内因素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新问题、新情况尤其是非物质利益矛盾的挑战。这种挑战集中表现为：一元化指导思想与思想多元化矛盾的挑战，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实用主义价值观矛盾的挑战，党风不正引发的党群、干群矛盾的挑战，荣辱观不同导致荣与耻矛盾的挑战，互联网兴起引发诸多矛盾的挑战等。
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西方社会思潮及等各种思潮冲击的严峻考验，面临着国外敌对势力“文化入侵”和“意识形态分化”战略的挑战，面临着社会转型期国民信仰危机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维护和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挑战。有观点认为，在当代中国，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安全比党的干部腐败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安全更为严重了，因为它构成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信仰在人们心目中的倾覆。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空想沦”、“失败论”和马克思主义就是“违反人性”的“左祸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正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已经不存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同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学派”，“没有谁指导谁的问题”，必须废除马克思主义这一“国家意识形态”的“废除论”等仍有很大市场。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化语境下，影响并冲击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有新自由主义论、中国、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等西方错误思潮和理论。《人民论坛》杂志社的最新网络问卷调查显示，对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道德相对主义、新左派、、功利主义和伪科学等思潮，网友关注度较高。
有学者指出，目前，我们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培育是不够的。主流文化作品往往“门可罗雀”，而广有受众的大众文化产品则可能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消解”。如何使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成为文化领导部门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情况虽有改观，但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有学者指出，大众消费文化在丰富着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导致了政治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失落。徐海波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大众文化在文化价值上的贫乏和对精神价值的消解等，不仅加深了人的异化，也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在内容方面形成了意识形态安全危机。大众文化还导致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入。还有学者指出，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实利因素和消费文化影响意识形态的比重愈来愈大，客观上驱逐了主流意识形态，使之与人们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更为严重的是，当今的技术崇拜加剧了这种状况。
有学者指出，市场本身的缺陷造成了经济与道德、整体与个体价值的冲突，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滋生蔓延。尤其是部分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趋于弱化，这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当前，在一些人的思想意识上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第二，对社会主义信心不足。第三，思想理论学习兴趣不高。第四，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和功利化倾向。
(三) 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
韩源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境况是：其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其二，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仍然是一个远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其三，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存在盲点。意识形态的创新主要集中在与执政者政策相关的领域。其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亟待转变。也有学者指出，当前思想宣传工作同社会开放程度的加大对其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相比，总体上依然呈现滞后性和被动性，表现出一系列的不适应：其一，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些理念和功能没有完全适应“执政党”角色的转化。其二，思想宣传的内容与群众的现实需求不适应。其三，思想宣传工作的形象乃至话语系统与现实生活的变化不适应。 其四，思想宣传的计划体制与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竞争体制不适应。其五，思想宣传的舆论引导与大众认同的不适应。
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
有学者提出了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基本思路：第一，加强意识形态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实现主体意识形态的内在化。第二，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意识，正确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第三，主动参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提高与多元意识形态长期相处共存的能力。第四，在国际交往中既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又要充分警惕西方的西化、分化。第五，在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主动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第六，发挥中国文化的辐射，让世界了解中国，扩大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有学者指出，确保并维护社会意识形态安全，要不断提高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整合能力，善于科学处理三个关系：一是多样化的社会与一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二是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关系。三是社会和谐与思想斗争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二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打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三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四要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构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领导核心。五要增强国际传播能力，营造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文化环境。
有学者指出，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机制应该以提升软实力为着力点，在战略机制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增强国家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在对话机制上，倡导多元宽容精神，以培育国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在文化机制上，立足于民族文化自觉，以提升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也有学者指出，通过追求文化认同，依托文化本体，扩大文化宣传，加强文化建设，进而提升文化软实力，是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路径。还有学者提出了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思路和措施：一是加大投入，积极扶持文化软实力建设。二是强化“文化走出去”战略，争取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三是建立健全批判和反对“文化侵袭”的长效机制，开展积极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四是提高现代传媒体系的质量和水平，抢占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五是在多样思想文化并存中，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
有学者指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选择是：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因”向公民精神的“动力因”渗透；重构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转换，袁三标在《求实》2008年第8期上撰文指出，面对挑战，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视角，重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开拓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要素资源，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相融合，使之切入发展实际，表征新的时代精神。也有学者指出，作为当代弱势话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要顺势应变，但其变革既不能完全脱离西方主导的“流行话语”，又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特话语。否则，其结果都是自我解体。因此，话语转换的实质，就不是“宽容”和认同普世价值，也不仅是“与国际接轨”、建构对话的平台，而是适应意识形态冲突新形势，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我们今天讲意识形态的变革和话语转换，其实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新形势下中国的实践新课题，是在确定的前提下讨论新话题、说新话。
有学者立足网络信息化潮流的新实际，提出了我国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策略：第一，更新观念，确立网络无疆界意识、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和网络危机意识。第二，构建全国统一开放的意识形态安全宣传网络。第三，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监控和管理。第四，大力发展自主的网络安全高科技。第五，培养一支既懂意识形态工作艺术又具备网络素质的新型政工队伍。
参考文献：
[1]莫岳云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J]湖湘论坛，2010，(4).
[2]袁三标.从软实力看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4）08―017―04
“教育安全”作为一个舶来品，区别于我们一般所讲的“安全教育”问题。“安全教育”主要指向于保障生命安全的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交通安全教育，消防安全教育，食品卫生教育，学生校内活动安全教育，防触电、防溺水教育，体育运动安全教育，劳动及日常生活安全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安全教育。而“教育安全”概念倾向于某一国家、民族、地域或文化的教育自身发展，受到外部或内部挑战、侵蚀而带来的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各类教育问题或教育危机。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的意义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从现实的角度两个方面来认识。就历史的角度而言，我国幅员辽阔，边境接壤的国家数量众多且与周边国家交流频繁；同时，我国从近代开始频繁借鉴、学习国外的教育思想与理念，对我国本土的教育产生一定的冲击；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首先，教育安全是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次，当今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国家综合能力的竞争，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同时突显出这些核心要素的安全的重要性和关键性。教育作为文化下属的概念，由此可见教育安全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安全的研究轨迹
围绕“教育安全”、“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等三个关键词进行资料搜集，涉及的文献主要包括社会发展的学术著作，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收录的相关的学术论文，网络上相关政策文件、讲话报告以及新闻信息等。到目前为止，正式出版的仅程方平的《中国教育问题报告》一书中有涉及教育安全问题；就刊发的期刊文献而言，输人“教育安全”搜索CNKI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共查询到2001年1月至2013年12月发表的学术论文计62篇，刊发教育安全研究论文的主要刊物是教育类刊物，且大多数发表在教育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期刊上。
“教育安全”源于1957年美国针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件出台的《国防教育法》，该法案第一次把教育正式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此后“教育安全”才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鉴于“教育安全”并非本土概念，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势必经历从引进到本土化的过程。在我国，“教育安全”由程方平在2001年的《论西部开发中的教育安全问题》中首次作为一个新概念提出，并引发了国内学者对“教育安全”的关注。在教育安全研究中，文献法在研究方法中占了绝对优势，研究内容主要是对世界各国中包含“教育安全”的法案和报告进行翻译和解读；此后基于对国外“教育安全”解读，我国的教育安全研究开始深入到本土化的研究，即因地制宜地在我国的教育现状上去构建概念，并通过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我国的教育安全现状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研究学者将研究视角拓展到教育学、国家安全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领域，丰富了教育安全研究的内涵。相对于思辨色彩较重的文献研究法而言，使用实证研究的学者对我国当前教育安全问题何以存在、何以可能、何以实践等问题展开论证并有大量研究成果涌现，且使得“教育安全”研究在深度、广度和理论创新程度有了一定的突破。
二、教育安全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教育安全的内容研究在我国呈现出梭型，即两头尖中间宽。最初学者的研究重点聚焦在教育研究上，此后随着国外研究的深入，我国研究重心由教育延伸到文化安全，扩充了教育安全研究的内涵，但也出现了研究无重点、泛泛而谈的局面。此后，程方平、王北生这两位学者从教育的安全功能以及西部开发中的若干教育安全问题将国内研究由狭隘的教育问题探究过渡到深层次、广内涵的教育安全问题研究。教育安全研究又重点聚集在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概念本土化以及我国教育安全现实问题研究上。但对教育安全内涵研究的不清晰、不透彻也阻碍了我国教育安全的后续研究。
由于“教育安全”是一个舶来的概念，我国学者最初的研究处于引进概念阶段，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主要落脚在“安全”、“国家安全”和“教育的安全功能”等概念的理解变化上。就研究内容来看，在教育安全研究文献中涉及次数最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主要聚焦在国外教育安全的研究介绍、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和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教育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等三大方面。
（一）国外教育安全的研究介绍
1957年，美国针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事件出台了《国防教育法》，第一次把教育正式地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教育安全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重视。日本为了应对日趋常态化的国际交流，在《日本发展报告2000―2001》中指出：“教育安全意味着本国传统价值观和道德理念的回归，强调保持日本国民身份的重要性，呼吁传统文化的传授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2013年5月，美国“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独立工作组提交20t2年《教育改革与国家安全》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教育的不足从四个方面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1）关系国家安全的学科领域人力资源不足；（2）在美国许多年轻人不具备足够的能力面对日益高技能和全球化的发展要求；（3）公民缺乏全球意识，教育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未来人才的培养上，还体现在公民的全球意识上；（4）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影响国家凝聚力、自信心以及美国领导全球的能力和意愿。报告还对如何通过教育改革保障国家安全提出了三大政策性建议：（1）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提高教育目标，加强教育评估；（2）推动教育结构性改革，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选择；（3）建立“国家安全准备审核”，使学校和决策者为教育的结果负责，并引起公众关注，建议美国教育部建立激励机制，促使各州共同建立年度教育审核。
（二）教育安全内涵的研究
就当前国内学者针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而言，可谓“百家之言，各执一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教育安全”的内涵。程方平提出教育安全是指涉及与国家安全、民族兴衰、社会安定正负相关的各级各类的教育问题。程方平指出：“在诸多‘安全’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便是人的问题，包括人的各种需求、思想观念、智能才干、民族特点、宗教习俗等等，及其相互间的差异与矛盾。这类问题本文称之为教育安全问题。”其其格从要素涉及的广度上丰富了教育安全的内涵，她指出“教育安全”不是在描述某一专门领域的问题，而是属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比较教育和教育发展等研究领域以及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人力资源理论等理论的综合性概念，涉及与国家民族安全成正负相关的各类教育问题。姚淑君认为，教育安全的内涵应该涵盖了教育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她试图通过“危机意识”和“安全意识”促进人们全面宏观的把握教育发展。也有学者对教育安全的定义相对简单，例如，殷杰兰认为教育安全的基本内涵是指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教育和教育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个性化的教育传统和教育选择应该而且必须得到尊重。金孝柏认为，国家教育安全是国家为维护本国的教育，保护教育制度不受外来干涉和侵蚀，有权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教育利益的制度总和。何伟强指出，国家教育安全指某一特定国家行为体在对本国和别国教育竞争力进行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所判定的其教育领域“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
学者们都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去探讨和尝试阐述教育安全的内涵。例如：有些学者从政治立场来解释教育安全，把教育安全与教育、国家联系在一起；有些学者则从学科角度去阐释，试图用相关学科涉及的教育安全的问题来诠释教育安全的内涵。虽然学者们对教育安全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完整的准确的定义，但可以看出给教育安全做界定的着眼点主要落在来自国家内部和外部对本国教育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冲击与威胁上。王露茜和王凌认为，教育安全指某一国家、民族、地域或文化的教育自身发展，受到外部或内部挑战、侵蚀而带来的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各类教育问题或教育危机。
综上所述，目前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主要是从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进行演绎。首先，从整个内涵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教育安全”一词最早是出现在政策文件中的，是政府基于对社会现状问题以及社会发展需求的现实考虑的政策规划，是从实践中提升的复合概念。其次，值得我们注意并需要强调和澄清的问题是单从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对其内涵进行诠释是非常片面及单薄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对“教育安全”中“安全”的标准进行科学、具体的界定，明确作为对立概念“非安全”的表现；在此基础上才能去讨论影响教育安全的要素。再次，当讨论“教育安全”内涵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这两个维度进行讨论，即必须考虑“教育安全”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每个时间点受到当时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下发生的内涵变化。这势必要求我们必须将“教育安全”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概念进行思考，故在界定其内涵时势必要谨慎筛选影响因素，务必体现出一般性和普适性。但需要表明的是，当运用到实际的情况中时应找出一个恰当的时间跳点来阐述其表现的独特性。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论述：“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
（三）国家安全视野中的教育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讨论国家安全视域中的教育安全研究时，需要从教育本身安全、国家内部影响和国家外部影响等三个维度来进行表现及对策研究。通过对“教育安全”的内涵分析可以明确“教育安全”应做以下解读：教育自身发展的安全问题，即从纯理论层次宏观的分析教育在价值取向、目标、内容选择、功能上出现的偏差及问题；教育在我国内部实际发展中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三大要素的影响，在地域问题上触发的安全问题；教育基于前面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受到国家外部施加的影响产生的安全问题。国家外部的影响主要突出表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视野的开阔使人民意识到自身教育发展的相对落后以及外来未经筛选的文化冲击下引发的教育安全问题这两个方面，具体表现在意识的侵蚀以及人才的流失上。这样的解读同样坚持了前面提到的以开放、动态的视角去看待“教育安全”。由于收集到的文献里面还未涉及教育本身安全的研究，就不在此进行讨论了，但这也说明了国内教育安全研究在这方面的欠缺。
1.国家内部影响下的教育安全。当下，地域因素成为国家内部教育安全的重要触发点，边境地区的教育安全问题尤为严峻，即内源性教育安全问题多发于西部及边境地区。从收集到的资料分析显示，受国家内部影响的教育安全是基于地域这个基本面上，叠加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形成的叠加性的复合教育安全问题。程方平和何跃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相对的代表性，他们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论述了地域性的教育安全问题。程方平论述了由于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及政策扶持的相对滞后导致的教育安全问题。他首先论述了学校教育安全本身的问题，即边境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落后制约下的教育贫困，并以此为结点致力于研究学生学习环境的安全措施、政策等预防保障措施及建立公平的教育秩序和环境。以受教育者作为教育中的重要因素，将“人的安全”为研究契合点把整个边境教育安全现状提升为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他描述了西部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整个教育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及教育财政投入短缺，具体表现为教育的普及率、巩固率和合格率低下，教育教学水平相对落后以及没有因地制宜地发挥教育优势。与程方平的宏观视野不同，何跃将教育安全研究聚焦在“国门教育”这个对于国家教育安全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具体问题上，同时具备地缘文化关系和国家边境地区教育的软实力这两个显著的表现力。何跃就此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教育地图。他指出，在边境口岸的全面开放的政策影响下促进了境内外人口的流动，促进了当地多民族杂居的多元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形成了国门教育（跨境民族教育）的多元化。他指出，当前呈现出我国边境人口向边境国家流动教育的问题，直接导致我国跨境民族在本国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上的模糊，引发边境教育危机，从侧面也反映出我国跨省民族的教育缺失和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揭露了我国国门基础教育脆弱的根本原因。
2.国际影响下的教育安全问题。由于中东部及沿海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和政策扶持的优先性，整个中东部的人民比较开放，且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持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上的频繁。外源性的教育安全问题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中东部及沿海地区。蔡宝来在《现代教育与国家安全》中论证了在新国家安全观下，现代教育作为一项国家安全事业，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具有强大功能。在国际竞争关系下的教育安全研究把教育视为人才生产产业，主要讨论在全球化市场开放的教育背景下外来文化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一方面，在市场化的教育背景下，张进清、米晓东等学者论证了在全球化教育多元交流掩盖下的霸权主义文化的侵入和扩张对当前高校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对“普遍的价值观”的否认，通过以、问题等为借口输出“民主”“人权”等冠冕堂皇的意识概念以摧残大学生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人才资源方面，通过“优惠高校政策”及“托福”考试等收割我国优秀人才资源。此外，余睿论证随着教育市场的开放以及交流的扩大，更日益突显出我国基础教育的薄弱、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低、师资素质水平的参差不齐等问题，导致国内教育公平、教育公益性等问题激化，引发教育安全问题。
就国际影响引发的教育安全问题，大多数学者在对策方面的提议基本从政府的政策监管、学校本身的自我调节出发，出发点主要落实在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三、教育安全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走向
（一）对教育安全的内涵研究缺乏科学性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教育安全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刊发的研究论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纵观刊发的论文便不难发现，至今我国学术界对“教育安全”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这也导致“教育安全”在我国表现出“广”的发展而不是“深”的发展，整个研究处于散乱的状态。在2004年之前，学者的研究重点基本落在将概念引入我国的应用，但在概念还没有清晰界定内涵的前提条件下，有学者陆续着手研究我国教育安全的问题、现状、基础和对策等相关问题，研究范围也扩展到地域性、经济性的问题。同时，也正是由于概念的不清晰导致我国的安全教育研究出现断片的现状（即在这方面我国成系列的研究成果很少），且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中遭遇“瓶颈”现象（由于概念不清晰的局限而陷入泛泛而谈的局面，无法深入研究发展），这也正是2012年有学者陆续回归研究教育安全概念的原因。因此，当前教育安全研究的当务之急应是明确教育安全的内涵，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
（二）教育安全研究地域性研究欠缺且比较视野不足
1.教育安全地域性研究欠缺。虽然有学者对云南边境的教育安全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但我国幅员辽阔，中东西部的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尤其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存着本民族的文化。在这种多文化的复杂情况下，引发教育安全的因素交叉，难以找到切人点进行深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应加大地域性的研究，比较有针对性地对某一地区或地域的教育安全问题进行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当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目前，中东部较突出的教育安全问题属于外源性，主要是受国外的文化冲击引发的。而西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当地复杂的多民族性、地缘性及经济落后重叠引发的问题。所以必须因地制宜地、有针对性地对东中西部进行研究。
2.缺少比较视野。一方面，表现在国内东西中部的比较研究，即民族单一区对多民族杂居区、单一文化对多元文化、经济发达区对经济落后区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表现在缺乏国内与国外间的比较研究。我国对国外的研究多局限于解读、引进，缺乏对国外与我国之间的研究比较。
（三）开阔研究视角，促进研究多元发展
如上所述，已有的教育安全研究视角以教育学为主，国家安全学、市场经济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偶有所见。换而言之，教育安全的问题研究仅在教育学领域收到较高的关注，在其他学科领域并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教育作为一门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每个社会人员息息相关的学科，教育安全作为学科中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但从教育功能出发就应被视为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教育问题。如果研究视角能更加多样化，加大相关学科领域对教育安全的重视和研究，那么，更容易发现教育安全的深层次问题。以跨境教育安全问题为例，与一般性的教育安全问题具有一定区别性。一般性的模式是由于外强内弱，发达国家的社会高速发展及教育跃进给相对发展缓慢的国内社会施加的影响；而在我国边境跨境教育安全问题上，我国在经济、教育及社会意识整体发展上是相对处于优势状态，但在边境教育不重视、教育投入紧缺的情况下发生的教育安全问题。可以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教育投资的成效，也可以从法理的角度探讨教育安全问题。
（四）拓展研究方法，从“单一”到综合
已有的教育安全研究在方法上也存在单一化的问题，大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是文献研究法。在教育安全的研究方法中，文献研究法可以被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虽然文献研究法在前期的应用对“教育安全”概念的引入有巨大贡献，但教育安全作为一个具有国别差异性和特殊性的问题，单纯的文献法很难定位我国的教育安全内涵及描述和发现问题。且目前仅有个别学者在研究中引用调查法，并取得具有可信度和代表我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因此，日后的研究应更多地从实践层面去研究，引入叙述研究、扎根理论和教育人类学、社会学等在当下受到高度肯定的研究范式。从我国实际情况中进行自下而上的研究，以期为解决与学校、市场经济挂钩的教育安全问题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需要强调的是，边境多民族地区作为在教育安全各方面问题都相对突出的特殊的研究对象，特别值得学者沉下去做实证研究。
基于研究核心的确定及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多元化发展，相信通过学者们在元研究和质性研究等方面的有益尝试和不断探索，我国教育安全的研究会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不断互动之中丰满和充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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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相对来说成果丰富，学界对中国梦的探讨也十分充分，而就中国梦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关系方面进行探讨的文章却相对较少。为此，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梦的实现的内在逻辑进行探讨，有其学理方面的意义。现阶段，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实现中国梦的内在逻辑进行探讨，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并把“中国梦”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核心目标是“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的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十以后，由于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严峻，2014年4月15日，主席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以此来应对国际国内变化的新形势。在会议上，指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
主席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梦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经济安全为基础”，是实现“国家富强”中国梦的前提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剧变后，中国抵制住了西方世界和平演变的压力，面对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西方世界开始向中国的经济进攻，散布“中国崩溃论”。中国的经济面临严峻挑战。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令西方世界再次倍感恐惧。十以来，以为首的党中央顺势而为、与时俱进，在经济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想，形成了“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提供了理论指导，有利于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快速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才可能实现富强。经济发展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前提和物质力量。从这一点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梦”实现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及“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是实现“民族振兴”中国梦的有力保障。军事力量是一个国家“硬实力”的展现，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看，国家的“权力”并不是越大越好，但国际现实状况是各国都有本国自己的军队，并都在不遗余力地扩充军备。因为军事力量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保证，国家安全就很难实现。军事安全是国家存在的前提和根本。文化力量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展现，1990年约瑟夫・奈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他认为“软实力”有同“硬实力”同样重要的作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擅长以文化为外包装向我国输出其资本主义思想，腐蚀我国公民的价值观。十以后，在多次公开讲话中提倡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号召公民积极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因为文化安全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社会安全是衡量国家安全的综合性指标，社会安全工作做的好，有利于国家安定，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只有国内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做好后，才可以更好地放眼国际社会。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提出“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是因为国际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外部支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谁都不能独善其身。同理，一国的国家安全再也不是孤立的，与其他国家的安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14年5月21日，主席在亚信第四次峰会上作主旨讲话，他指出：“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2]为了与国际环境相适应，中国政府积极调整外交政策。2015年4月22日，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发表题为《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讲话中呼吁要深化亚非合作，拓展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建设命运共同体，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新路，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上述做法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及国家利益。只有中国的国家安全得到保障，才能更好地实现民族振兴；同时，实现民族振兴，又可以更好地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从这个层面上说，“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第三，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与“中国梦”实现“人民幸福”相一致。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体现，体现了党和国家的以人为本。十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安全，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加大反腐力度，以、为代表的大老虎纷纷落马；同时“老虎苍蝇一起打”，致力于排除对人民利益构成威胁的一切因素。这一点与“中国梦”中提及的人民幸福具有一致性。只有人民的利益受到保障，人民才能真正幸福。
第四，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政治安全简而言之就是在政治方面免于内外各种因素侵害和威胁的客观状态。为了更好的维护中国的政治安全，就国际层面看，以为首的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一带一路”的最高政治目标是结交朋友，中国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腾飞的便车，减弱“中国”、“中国骄傲论”、“中国强硬论”的浪潮，为中国进一步发展营造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国家间共建“命运共同体”，在国际层面使中国的政治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为了更好的维护中国的政治安全，就国内层面看，以“”、“”、“”为代表的民族分裂主义，受境外势力的支持企图分裂中国，加之，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在国内仍有其影子存在，这对我国的政治安全构成威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出台，为我国的政治安全从法理角度再次提供保障。正如2014年3月28日，主席在德国柏林发表重要演讲结束后，在回答现场听众提出的关于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问题时所强调的那样“在事关中国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3]只有国家政治安全得到保障，才有利于中国社会和谐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更近一步。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助于“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N].人民日报，2014-4-16（1）.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0-233-03
一、问题的提出
从我国外部环境看，国家的安全形势面临较大问题，国家安全情况多变而复杂，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第一， 在当今的国家安全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居于日益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在全球化以前，国家的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中的比较传统和重要的国家安全，那么在当今时代，国家的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而传统国家安全中的军事安全则面临地位日益下降的趋势。国家的经济安全因素在一国的国家安全中地位日益凸显，经济因素在国家安全领域一直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国家也会把经济发展作为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和首要任务。国家大力发展经济、增强经济实力，以使国家的安全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予以保障，免受他国的经济威胁，从而真正确保国家安全。第二，在当今时代，由于社会的多元化，影响国家安全的主体范围在不断扩大。伴随着国际主义的观念在全球的传播与日益盛行，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过程中，在国际舞台上，除了国家之外，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主体的影响日益加大，其在国际领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其对国际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日益深远的影响，成为维护国际安全不可忽视的考量因素。可见，非国家主体在国际社会上也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我们在考量国家安全问题时，除了看到传统国家行为主体的作用之外，还要看到那些来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带来的影响与挑战。第三，国家间在争夺国际规则的主导地位，国家间的国际规则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日益表现得相互依赖、相互依存，任何国家与别国发生冲突与矛盾都会产生巨大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国家间实现力量的平衡、协调，为了各国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各国经过相互之间的复杂的、长期的斗争与协调，在国际间逐渐形成了一套适用于国际社会的规则。这些国际间的规则与制度，如国际法、国际公约、国际协议、国际惯例等使国家之间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有了国际规范的保障，大大提高了国家间相互交往的效率，促进了国家间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样，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国际规则的竞争，而不是表现在直接的武装斗争与冲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环境问题、反恐问题、能源问题、国际犯罪等问题都需要国际间形成合力去治理，这些因素已经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在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世界里，如何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一个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当今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特征，使得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挑战与危机。我国的大学教育承载着造就和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爱国敬业的高级人才的重大使命，通过有效的教育方法大力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和理念毋庸置疑地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必须正视新时期所提出的新要求，寻求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效路径。
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可行性
众所周知，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 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家安全形势日益复杂，情况多变，不容乐观。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不断加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不断进行和平演变，而中国高校的青年大学生无疑成为他们进行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对象和首选目标。当今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在国际网络环境一体化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极易受到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的影响与误导，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面临着重大的冲击。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问题上，最终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和长远发展，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从战略的高度、从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去认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问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并通过合理有效的途径与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以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不再淡薄，使国家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其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正是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绝好平台，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一）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相对来看，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第一，青年大学生在当今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感受到的是国际化、全球化的巨大影响，其思想文化都受到时代的深深影响。面对丰富多彩的开放世界，青年大学生往往不容易想到世界的不好、不安的一面。在传媒误导之下，青年大学生只会看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表象，很难看到世界各国之间隐藏在合作、共赢背后而须臾不停的斗争、矛盾与冲突。这样，青年大学生就会忽视国际社会所存在的不安定因素，看不到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危机，对我国所面对的西方敌对势力、周边国家的威胁与不稳定因素缺乏认识，国家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第二，青年大学生由于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比较淡薄，往往缺乏对那些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的警惕性，缺乏保密意识。在我国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改革开放脚步进一步加大的背景下，我国的国际交往活动也日益增多，青年大学生较易受到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的误导，以为国际社会形势一片大好和歌舞升平，而极易在不知不觉中泄露所知道的国家秘密，从而危害到国家安全。第三，当代大学生对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危机认识不够，缺乏危机意识。由于危机意识的淡薄，对国家安全状况缺乏足够的认知，一旦出现国家安全方面的突发事件，青年大学生往往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应对突发事件时会产生过分恐慌、紧张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状态对社会能产生影响，容易蔓延、扩大而导致社会群体性恐慌，从而不利于国家安全突发事件的应对。第四，青年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的内容认识不到位，缺乏全面而清晰的认识。例如，很多青年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军事、国防、、领土、秘密、情报、间谍等方面的认识，而对诸如信息、科技、文化、金融、网络等方面的安全缺乏认识。这样，青年学生往往能够认识到国防安全、政治安全、安全、军事安全等问题，而对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科技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等新的国家安全问题缺乏警惕，不能把相关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与日常社会生活活动联系起来，认为国家安全离自身存在较远的距离，与自己毫不相关，没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与责任感。可见，虽然国家安全问题十分突出而严峻，但是，面对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还比较薄弱，存在很多问题与不足。这样，加强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培养和提高其国家安全意识，树立崭新的适应社会发展的国家安全观，具有极大的现实紧迫性。在当今国际社会的背景下，伴随着国际化、全球化、网络化的迅速发展，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对高等教育中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提出了较高的新的要求与挑战。严峻而复杂的国家安全现状需要高等学校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情况进行切实的改革，作出与时俱进的有效应对。可以说，随着国际社会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的发展，强化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增强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观念，是高等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与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有些高等学校对国家安全的理解也存在片面、模糊的认识，比如，对国家安全仅仅停留在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外交安全等方面，而对金融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国家安全内容认识不足。有些高校仅仅通过向青年大学生进行一些国防教育或形势政策教育的途径，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把国家安全教育简单化。有些高校则把对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等同于进行几次关于国家安全的宣传和讲座，把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看成是可以突击完成的任务与活动。而面对青年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普遍模糊和不足的现状，一些高等学校的所谓的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往往达不到使学生对国家安全的复杂、严峻状况有切身的感受和共识。因此，毋庸置疑，高等学校要转变观念，要从确保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认识到对青年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现实紧迫性和必要性。而伴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国家安全教育所包含的内容呈逐渐增多之势。在国家安全教育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国防安全教育、军事安全教育的内容，也属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内容，可以说，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与其在整体上是趋同的，二者有融合的可能。在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融入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不仅具有迫切的必要性也具有极强的现实可行性。
国家安全的观念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上的国家安全观念受到多种新时代的因素的影响，新时代的国家安全观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相比，增加了诸多新的因素。新时期的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越了军事安全、外交安全等内容。新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涵盖着军事安全、国防安全、外交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等等内容。新时代国际上的诸如信息网络安全、金融安全、恐怖活动、环境保护、能源、人口等新的问题和因素，使得国家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有待于人们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与研究。而这些问题，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课里自然都是应该进行教学的内容，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目标与内容从整体上与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是根本一致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应是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内容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考查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学生的国家安全观念、国家安全意识应该是重要的一项内容。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中融入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具有较大的现实可能性。将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融入思想政治课教学有利于真正使国家安全教育保持长期性、持久性，有利于让大学生真正形成正确、合理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国家安全观念。
（二）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与高校政治理论课具有内容上的一致性
如上所述，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有关爱国主义方面的重要教学内容，这使得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基于内容的一致性。当今时代，中国青年大学生成为西方国家与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渗透的首要对象与目标。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决定着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青年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大学是西方国家进行宣扬其价值观、意识形态的重要的首要的阵地。青年大学生的思想还不够成熟，还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在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青年大学生十分容易接触到灌输西方意识形态的书画资料、影音作品等，青年大学生极易受到西方社会宣扬的自由、人权等价值观的影响，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会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收到不可想象的冲击与影响。全球化虽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是西方国家却试图用全球化的思想使其自身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国际化、全球化，从而在全球竭力宣扬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同时对与其相异的价值观、意识形态进行攻击、诋毁、破坏。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商业交易的背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和平演变与意识形态的渗透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使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潜在的威胁。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上，通过教学活动使学生改变错误的观念，纠正其不良思想，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念，增强其国家安全意识，具有较大的现实可行性。
（三）互联网技术使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技术可行性
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上进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澄清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攻击、诋毁，使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技术可行性。在当今互联网的时代，国家安全受到来自互联网的挑战。互联网使得国际间的信息传播变得迅速、及时，任何一条信息都可以传播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这种国际化、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技术，使得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技术与信息的威胁和挑战。西方敌对国家或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传播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意识形态渗透的各种信息，并且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人权等领域大肆渗透和宣扬，对中国的相关民主、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进行攻击、诋毁、丑化，对中国民众进行煽动、蛊惑、歪曲事实、妄加评论和任意干涉。由于青年大学生是网络上的主要人群，其又具有天然的好奇心，对西方文化具有探索、了解的欲望，也会最直接地接触到反映西方思想意识形态的商品与文化资源，从而成为最容易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人群。而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一般具有强大的网络技术优势，其凭借技术工具对青年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将网络犯罪、网络谣言、网络恐怖信息向青年大学生扩散和传播，使得青年大学生丧失对自己国家、民族的自豪感，从而认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以及某些价值观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通过互联网络中的正面信息，使学生去伪存真，认清问题的实质，看清事实的真相，使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具有技术方面的可行性。
综上所述，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重要方面，是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理论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将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较强的现实可能性，有利于培养合格的适应新时代的国家建设者。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包括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等方面，以培养和提升青年大学生的国家观念、安全观念、法律观念、环境意识。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使青年大学生树立民族国家观念、国家安全观念，将国家安全视为最高国家利益，将维护国家安全作为自己的义务，积极主动地通过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安全。但是，在当前高校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方面，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与因素的限制，效果并不明显。囿于教学规模、教学力量、教学经费、教学目标等因素，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尚未形成一定的规模，缺乏在大学生中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长效机制。笔者认为，将大学生安全教育内容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的基本路径是在当前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平台上，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适当加强并不断推进，直至最终形成健全的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体系。
[基金项目：本文是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备案课题《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GJC121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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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随着自然和人为的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安全议题,但只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才真正把新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即"新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和运作轴心的现代安全观已经难以解释和解决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只有发展一种新安全观才能有效适应在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环境等方面出现的各种不安全现象。然而,人类如何才能更安全地共处于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这个历史性难题不是一门学科所能全部解答的,而是需要引起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足够重视。因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最低层次的两种需求,人类一旦失去安全感,就难以进一步追求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文章缘于不满足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两个相关问题的解释:一、新安全观为何兴起。国际关系学者对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有很多研究,基本上认为是后冷战时代国家非军事竞争、旧国际秩序解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推动等现实因素混合的产物。但我们认为这只是新安全观兴起的表面现象或直接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现代安全观的运作条件和价值基础在全球化时代陷于困境,而新安全观兴起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安全观的全面反思过程。那么,构成现代安全观的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出现哪些问题?二、新兴起的安全观为何还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问题的首位。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即试图取代现代政治的新政治形态还没有确立,从而缺乏支撑新安全模式的新政治基础。
一、现代安全观的确立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是一种人们在与自然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从恐惧和焦虑中摆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但相背反的是,现代西方的安全观却更多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微观层面。这涉及到现代安全观的确立过程。
人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寻求确定性的安全感:一种是听天由命的宗教模式,即人们通过寻求古老的传说和习俗来使自身的行为顺应神的旨意或自然界的规律,如果仍然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威胁,也只好听天由命;另一种是人定胜天的科学模式,即通过发明艺术和工具,把社会和自然界的不安全因素排斥在一定范围之外。西方传统社会向近代变迁的过程中,科学逐步取代宗教的统治地位,它把社会和自然的不安全因素分解成各种问题,并通过寻找合乎理性逻辑的真理来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致力于解决问题的科学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并且成为一种证明安全生活方式的知识基础和媒介。另一方面,科学和理性达到的领域的不断扩大,增强人类控制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能力,使人类相信,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来认识并控制不确定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深刻体现出对科学和理性的双重信仰:不仅是客观认识宇宙的唯一可靠途径,而且是按照人们的期望改造宇宙的最佳工具。通过科学和理性,人类不仅可以客观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且可以创造出一种能够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社会秩序。所以,现代社会对理性和科学的绝对信任大大满足了人们对安全和确定性的价值诉求。
然而,如何把这种对科学和理性的绝对信仰转化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以此确保人们安全生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这是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所以建构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及其宪政制度就成为解决社会中人为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机制。在传统结构趋于解体的中世纪后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瘟疫使人人自危的社会类似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寻求满足人们安全需求的稳定秩序成为当下最大的现实问题。霍布斯、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提出,只有自由和理性的人们把全部或部分权力交给第三方即国家。国家集束地方所有暴力工具并成为唯一享有暴力垄断权的机构,根据人们的意愿科学制定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此威慑和规范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公共行为,使社会进入一种秩序良好的安全状态。这既可以组织人们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威胁,可以防范来自国家外部的人为威胁。只有把个人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合法性来源确立之后,现代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才能思考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来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个人权利。西方世界从此发明出一种思维逻辑或常识: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成为保障国内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自由的最重要后盾,因此,确保民族国家的安全首当其冲成为思考社会和人们生活所有问题的前提。这是现代安全观的认识论基础。
那么,为什么理性的人们从不担忧而是绝对信任民族国家能长期保障他们的安全呢?这就关系到西方世界的现代安全观如何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安全问题统一起来。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发育并成长于诸多悖论中,这注定了国家安全成为现代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内容。一方面,民族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不得不遵从 "丛林法则":民族国家的功能是确保局部世界有序化,却使国家之外的其余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保持"自然状态"、遵守弱肉强食的野蛮统治。这表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建立永久和平的总体性范畴。另一方面,国家人为摄制的边界与民族自然积淀的边界之间相背反。现代国家是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原则,而民族主义"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并要求所有民族都有自主的政治场所。但现实的国家和民族并没有那么理性地对称,因而,政治单位为了国家领土主权的统一,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同化所有的异族。此外还有全球普遍的平等人权与国家局部的绝对主权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使所有民族国家不仅倾注大量的资源和科技力量来开发先进的、更具威慑力的军事装备增强国防和提升国际地位,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安全合作的同盟,并通过国际法体系来保护国家安全。当然,民族国家的这些矛盾性特征也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及其非常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刘跃进：新一届领导人执政后，人们发现与前任有很多不同之处，例如加大了反腐力度，打掉了一批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例如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作风转变，遏制了官员的势头。同时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很少被大家关注，就是特别强调国家安全，对国家安全做了紧锣密鼓的布局。首先是去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对此专门做了长段说明。其次是今年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亲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需要在国家安全观念上有所改变，有所创新。这可以说是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最直接的背景。
但是，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这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整个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现在不仅需要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越来越需要整个国家的安全。
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对国际国内形势有一个简洁明了的判断，那就是：对外，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对内，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因而要抓住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求发展。正是这个判断，使我们可以不过高增加国防投资，降低了国家安全消耗，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在30多年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上相继超过英国、超过德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丰富，经济利益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必然形成许多过去没有的安全问题。
事实上，几十年来，在社会经济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我们的安全问题也在不断积累。在中国迅速发展或崛起的过程中，不仅外面世界对我们的看法变了，我国对外面世界的关系也实实在在变了，这其中就包括您说的“中国在从一个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过渡”。多年来一直在说的“中国”，其实就反映了一些国家及其学者、政客、军人、百姓，对中国迅速发展的不适应。就最重要的中美关系来说，一些人就认为中国这个新兴大国，对美国这个守成大国提出了多方面的新挑战。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任何国家也都没有任何理由阻挡;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的确使一些国家感到不安，或者说确实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过去没有力量做的事，现在有力量做了，对此别人不适应;我们过去一忍再忍的事，现在不能再忍再让了，别人会担心，会防范。这就形成了一些新的安全矛盾，有时会成为安全冲突，甚至可能会陷入“安全困境”中恶性循环。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国民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扎根发展，他们的正当利益和安全需要，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也应该给予保障，但是如果保障的措施和手段不适当，又会引起新的矛盾和新的安全问题。因此，如何化解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峻的外部矛盾，走出“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打破国际上对我国发展的担心，以及某些不适当的限制，甚至是某些自以为是的制裁和围堵，适时、适度、适当、有效地保护国家、企业和国民在整个世界上的利益和安全，这些年已经逐渐成为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深入思考和仔细谋划的事。这可以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国际背景或外部因素。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还有更重要的内部原因或国内背景。这几年，通过观察和研究，我把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的总体状态概括为：内忧外患并存，外患不断升级，内忧甚于外患，社会矛盾加剧，政治生态乖戾，形势复杂严峻，应对措施乏力。与外部问题比较起来，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甚至军事等领域的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多年来不断加剧，解决起来又没有什么非常得力的措施，有时甚至是顾了东顾不了西，按住葫芦浮起瓢。此起彼伏的，到今天人们已经见怪不怪;党政军内部的严重贪腐，我们也早已习以为常。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因此不是问题，相反却越来越严重地挑战我国的国内安全，严重威胁和危害着整个国家安全。这些问题发展到今天，需要国家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了。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严厉打击党政军各界的，就是新一代领导采取的比较有力也初见成效的措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如此等等，也是新一代领导在治国安邦上采取的有力措施。
对于这两方面的背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时，有过简洁明了的概括。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从而深刻阐明了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与必要性。
除了这些现实背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这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党和政府对于“新安全观”的探索和倡导，以及对国家安全认识的不断演进。中国政府针对国际安全提出的“新安全观”，其核心最终被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领域是具有新意的非传统安全观。但是，由于它仅仅针对国际安全和对外安全，不涉及国内安全问题，因而并不是完整的国家安全观。为此，就需要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国家安全观来替代如上的“新安全观”。事实上，从2006年起，中国党和政府就很少再提“新安全观”，起码在中共党代会的报告和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党政重要文件中，很少再用“新安全观”了。但是，党和政府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探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是在不断推进和深化对国家安全的认识，特别是在不断加强对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为此，就需要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来填补“新安全观”退隐后的空缺。这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产生了重要的催生作用，同时也提供了某些可以借鉴的材料。
领导文萃：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请您介绍一下 “总体国家安全观”都包含哪些主要内容。
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后，各方面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有不同的概括，有的概括比较复杂，有的概括比较简单，最简单的是把它说成是“十一个安全”，即在讲“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时提到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
我认为，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既不能把它简单概括为“十一个安全”，也不能局限于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的讲话，而必须把关于国家安全的主要论述全面概括进来。当然，主要内容还应以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当时的讲话为主。依我的理解，可以用“六个总体设计新思路”、“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十二个国家安全要素”、“四个国际安全理念”来概括。
所谓“六个总体设计新思路”，分别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提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四大职责”，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具体来说就是，第一，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二，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第三，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第四，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第五，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第六，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里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内容，表面看好像是“自我相涉”，实质上并不矛盾。在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就讲到了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六个方面，是指导当前整体国家安全工作的六个战略性新思路。
所谓“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就是在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讲话中非常明确指出的：“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里最重要的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句话体现了人民在国家安全观中的核心地位和根本目的。
所谓“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在关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讲话中说的也很明确，就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这些观点，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
所谓“十二个国家安全要素”，是在讲“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时提到的“十一个安全”，加上他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论述中讲到的“国民安全”。这就成了十二个国家安全要素，即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这里的“国民安全”，应视为与前面讲的“人民安全”相同，因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也可以理解为“以国民安全为宗旨”。
所谓“四个国际安全理念”，是在今年5月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所提亚洲安全观包括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我之所以把亚洲安全的四个理念概括进总体国家安全观，又超越亚洲范围把它们称作“国际安全理念”，首先是因为这四个安全理念事实上不仅适用于亚洲，而且适用于更广泛的全球国际社会，其次是因为在一个多月前讲到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明确提出要“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要“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虽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有两点必须首先强调，其一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核心理念，二是统合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思维。
领导文萃：有人说，首次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过去提出的“新安全观”的升级版，是对“国家安全”的再定义。您能否谈谈“国家安全”、 “传统国家安全”、 “非传统国家安全”、 “综合安全观”这些相关提法的内涵及其联系。
刘跃进：我先说一下升级版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确实是中国官方在世纪之交提出并长期倡导的“新安全观”的升级版。大家知道，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只涉及对外安全或国际安全问题，没有涉及内部安全或国内安全问题，因此，虽然新安全观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方面具有非传统的思维特征，可以称为一种非传统的对外安全观和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但由于国内视角的欠缺，它难以说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如果硬要说它是国家安全观，那么也是一种片面的国家安全观。另外还要注意的是，虽然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方面，“新安全观”体现了非传统安全思维，但中国官方当时在国内安全和整体国家安全上，秉持的依然是传统国家安全观，依然把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看作国家安全的核心和重心，依然强调军事政治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头等重要地位和作用。这种思维方式，不是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的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还通过强调“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统一了国家安全的内外两个方面;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个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它既区别于传统国家安全观，又区别于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是一种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需要区别四个概念，即传统国家安全观、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传统国家安全观是只强调政治安全、军事安全、领土安全等传统安全要素和传统安全保障手段，而不可能看到或者没有看到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观。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是强调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观。但是，如果在强调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无视或贬抑传统安全问题，那么这只能是一种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至于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是在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时，能够兼顾各种传统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一种统合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因此，从概念关系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的观察、思考和处理，具有非常丰富的非传统安全内容和全面的非传统安全思维特征。
另外，具有特定主体的“国家安全”，也不同于没有特定主体的“安全”。我们中国人现在讲“国家安全”，讲“国家安全研究”，而欧洲人现在已经不怎么讲“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研究”了，而是讲一般性的“安全”和“安全研究”。这种情况，与欧洲的一体化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一体化的结果，使欧洲人的国家概念相对弱化了，甚至在事关国家的重大问题上，都在探索实行一种共同的政策，例如共同的外交、安全与防卫政策，而且许多国家间还统一了货币，使用统一的欧元。因此，他们开始关注国家安全之外的各种“区域安全”问题，特别是更具普遍性的“人的安全”问题，而且很早就讲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安全”。所以，他们讲普遍的“安全”，我们讲特殊的“国家安全”。这与各自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现实问题相关，很难说谁优谁劣。
“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包括国家安全措施和手段的综合性，而且更强调国家安全要素的综合性，重视影响和威胁国家安全因素的综合性。前面说的“十二个安全”，都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其中既有传统的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等要素，又有非传统的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等要素。此外，在作为亚洲安全观提出的“四个国际安全理念”中，不仅包括了综合安全，而且还包括了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如此丰富的内容，显然是过去任何一种国家安全观都没有达到，因而是一种更高版本的国家安全观。
领导文萃：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当前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观。您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特色体现在什么地方？
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最突出的中国特色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一个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色。这两个特色首先体现在强调国民安全的宗旨性、目的性上，其次体现在对国家安全进行综合性、系统性谋划与布局上。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官民二分”基础上强调“以民为本”的文化。孔子强调“仁者爱人”，墨子强调“兼爱”，虽然都没有提“仁爱”的差别，甚至还特别强调仁爱的无差别，但由于这些观点提出时的社会基础是“官强民弱”，因而事实上是倾向于普通百姓的。当孔子、荀子讲到“载舟覆舟”理论时，明确强调了“民”的重要性。孟子见梁惠王时，更是大讲特讲“民贵君轻”的道理。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历朝历代统治者总挂在嘴上，但真正实现的并不多，而且与今天的民主理念相比，还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把民作为手段来重视，而不是作为目的来重视。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以民为本”、“仁爱善良”的传统，使其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又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对其做了改造，把视民为“手段”的“民本观”改造成了以民为“目的”的“新民本观”，也就是民主观。这就使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民贵君轻”的“民本”特色的同时，更具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群众史观”的“民主”特色。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强调“重视国民安全”，强调“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就是这两个特色的突出体现和有机融合。
此外，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系统性，也是既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又有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特色。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思维方式，就是强调对事物的综合性认识和思考，尽量避免出现片面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当代系统科学的促动下，已经发展为系统辩证法，非常强调事物和认识的系统性、辩证性。总体国家安全观所讲的“五个既重视又重视”，非常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性思维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辩证思维。
在此我还想讲一点，就是如果不是特别强调“中国特色”，而是思考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其他国家安全观相比所具有的特色，那么也可以把它概括为两点，一是“总体性”，二是“民本性”。
领导文萃：为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和学理基础。
刘跃进：前面讲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特色时，事实上已经涉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两个思想渊源，即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善良”的价值取向和“以民为本”的思想观念，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史观”。但是全面分析总体国家安全观，我们会发现其思想渊源非常广泛，并非只这两点。例如，“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的观点，与“冷战”后期国际上开始出现的各种非传统安全观就有多方面的联系和思想渊源。再如，“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都是冷战后期就已出现并受到国际社会广泛重视的新安全理念，因而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把其包纳进去，就与这些国际上的新安全理念建立了非常直接的思想联系，它们也都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还有“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就与国际社会很早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密切相关，同时还与中国学界这些年对“可持续安全”的持续探索相关。还有一点，总体国家安全观本身，与我们10多年来所做的国家安全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也有密切的思想渊源，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国家安全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给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学理基础。
总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广泛吸纳了古今中外各种优秀安全思想的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开放发展的国家安全观，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优秀安全思想和理论被包容进去。由此来看，要完全说清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和学理基础，还需要从国家安全思想史和当代国家安全理论中寻找更多答案。
领导文萃：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设立的，是适应中国大国地位的有效举措。那么，“国安会”都有哪些主要职责？
刘跃进：您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设立的，但从时间顺序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在前，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在后，好像这句话难以成立。但从实质关系看，这句话是成立的，因为设立“国安会”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名词虽然还没有出现，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却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以说中共十报告已经有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雏形，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种“事实性存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说明时，更进一步强化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这种“事实性存在”。这种作为“事实性存在”的总体国家安全思想，就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思想。今年4月15日关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讲话，使这种“事实性存在”的总体国家安全思想，变成了形态完备的“概念性存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事实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设立的。
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有过明确、准确、详细地说明，就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在国安会的这“四大职责”中，前面的“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及“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是两项具有战略性的职责;后面的“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和“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这两项，虽然也有战略性，但战术性更强些。这四大职责履行起来，难易、轻重、缓急，是各不相同，随时变化的，其中“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既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也具有极端的艰巨性，需要国安会下大气力来做。
领导文萃：您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有什么样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刘跃进：从前面的背景和思想渊源介绍，人们可以看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是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现在和将来中国社会实践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要，因而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现实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想强调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实践的意义和指导作用，首先必须体现到国安会四大职责的履行中，最终使我国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总体性国家安全战略”，推进的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是“总体性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的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是“总体性的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时也必须有“总体性的思谋与考量”。
从理论建设上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时，我国的国家安全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仅是吸纳了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还广泛吸纳了古今中外一切相关的优秀思想和理论，并且大大提升了这些思想和理论，形成国家安全理论建设的一个新高度。用这一具有新高度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今后的国家安全学术研究，一定会使国家安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上一个新台阶。我们坚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落实，能够使我国的发展与安全得到进一步的切实保障，使全体国民更多地分享国家发展与安全带给自己的福祉与安全。
领导文萃：我们知道，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际通行做法。请刘教授结合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介绍一下世界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置和职能。
刘跃进：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美国在1947年根据其当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法》设立的。《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第1章第1条第1款不仅规定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且规定“美国总统主持委员会会议;总统不能出席时，他可指定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代替其职务。”“委员会的任务是向总统提出有关国家安全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的综合意见，以便能够使这些军事机构和政府各部门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更有效地协调。”
在设立已近70年的今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仅在美国外交与安全领域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继续对世界各国形成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成为许多国家仿效的样本。
尽管前苏联于1954年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举世闻名的“克格勃”，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很大差别，但包括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和一些地区，主要还是以美国为样板来设立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包括1960年土耳其成立的英文名称全同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967年2月我国台湾地区当局由其所谓的“国防会议”改组成立的所谓“国家安全会议”，以及近年来韩国、英国、日本等陆续改立或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例如，韩国在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翻译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同时，也按照美国的机构名称，把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命名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1987年修订的韩国宪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关于国家安全保障相关对外政策、军事政策及国内政策的树立，为在国务会议审议前答复总统的咨询，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第二款规定：“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由总统主持。”第三款规定：“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组织、职务范围及其他必要事项由法律来规定。”到了2013年12月20日，为有效应对朝鲜半岛局势变化，韩国总统朴槿惠批准设立掌管韩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和秘书处。 这个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由国家安全室室长担任委员长，每周一次协调国家外交和安全政策，制定相关对策，并向韩国总统提交相关内容。必要时，委员长还可按总统指示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随着自然和人为的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安全议题,但只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才真正把新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即"新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和运作轴心的现代安全观已经难以解释和解决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只有发展一种新安全观才能有效适应在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环境等方面出现的各种不安全现象。然而,人类如何才能更安全地共处于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这个历史性难题不是一门学科所能全部解答的,而是需要引起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足够重视。因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最低层次的两种需求,人类一旦失去安全感,就难以进一步追求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文章缘于不满足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两个相关问题的解释:一、新安全观为何兴起。国际关系学者对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有很多研究,基本上认为是后冷战时代国家非军事竞争、旧国际秩序解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推动等现实因素混合的产物。但我们认为这只是新安全观兴起的表面现象或直接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现代安全观的运作条件和价值基础在全球化时代陷于困境,而新安全观兴起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安全观的全面反思过程。那么,构成现代安全观的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出现哪些问题?二、新兴起的安全观为何还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问题的首位。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即试图取代现代政治的新政治形态还没有确立,从而缺乏支撑新安全模式的新政治基础。
一、现代安全观的确立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是一种人们在与自然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从恐惧和焦虑中摆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但相背反的是,现代西方的安全观却更多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微观层面。这涉及到现代安全观的确立过程。
人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寻求确定性的安全感:一种是听天由命的宗教模式,即人们通过寻求古老的传说和习俗来使自身的行为顺应神的旨意或自然界的规律,如果仍然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威胁,也只好听天由命;另一种是人定胜天的科学模式,即通过发明艺术和工具,把社会和自然界的不安全因素排斥在一定范围之外。西方传统社会向近代变迁的过程中,科学逐步取代宗教的统治地位,它把社会和自然的不安全因素分解成各种问题,并通过寻找合乎理性逻辑的真理来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致力于解决问题的科学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并且成为一种证明安全生活方式的知识基础和媒介。另一方面,科学和理性达到的领域的不断扩大,增强人类控制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能力,使人类相信,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来认识并控制不确定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深刻体现出对科学和理性的双重信仰:不仅是客观认识宇宙的唯一可靠途径,而且是按照人们的期望改造宇宙的最佳工具。通过科学和理性,人类不仅可以客观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且可以创造出一种能够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社会秩序。所以,现代社会对理性和科学的绝对信任大大满足了人们对安全和确定性的价值诉求。
然而,如何把这种对科学和理性的绝对信仰转化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以此确保人们安全生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这是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所以建构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及其制度就成为解决社会中人为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机制。在传统结构趋于解体的中世纪后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瘟疫使人人自危的社会类似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寻求满足人们安全需求的稳定秩序成为当下最大的现实问题。霍布斯、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提出,只有自由和理性的人们把全部或部分权力交给第三方即国家。国家集束地方所有暴力工具并成为唯一享有暴力垄断权的机构,根据人们的意愿科学制定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此威慑和规范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公共行为,使社会进入一种秩序良好的安全状态。这既可以组织人们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威胁,可以防范来自国家外部的人为威胁。只有把个人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合法性来源确立之后,现代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才能思考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来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个人权利。西方世界从此发明出一种思维逻辑或常识: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成为保障国内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自由的最重要后盾,因此,确保民族国家的安全首当其冲成为思考社会和人们生活所有问题的前提。这是现代安全观的认识论基础。
那么,为什么理性的人们从不担忧而是绝对信任民族国家能长期保障他们的安全呢?这就关系到西方世界的现代安全观如何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安全问题统一起来。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发育并成长于诸多悖论中,这注定了国家安全成为现代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内容。一方面,民族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不得不遵从 "丛林法则":民族国家的功能是确保局部世界有序化,却使国家之外的其余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保持"自然状态"、遵守弱肉强食的野蛮统治。这表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建立永久和平的总体性范畴。另一方面,国家人为摄制的边界与民族自然积淀的边界之间相背反。现代国家是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原则,而民族主义"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并要求所有民族都有自主的政治场所。但现实的国家和民族并没有那么理性地对称,因而,政治单位为了国家领土的统一,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同化所有的异族。此外还有全球普遍的平等人权与国家局部的绝对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使所有民族国家不仅倾注大量的资源和科技力量来开发先进的、更具威慑力的军事装备增强国防和提升国际地位,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安全合作的同盟,并通过国际法体系来保护国家安全。当然,民族国家的这些矛盾性特征也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及其非常重视国家安
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社会在政治国家中的安全问题。社会的安全不仅要使之遵循由商品交易市场决定的"丛林法则",免于政治国家的过分干预,而且还要维系包括以文化、宗教和习俗等认同为核心的社会自主运转,免于专制政治造成社会国家化。理论和经验表明,主要有两条确保社会自主的途径:其一是通过民主制度来提防国家权力走向专制主义,这是保障社会安全最基本的制度形式。的实施意味着遵循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原则,通过宪法限制国家权力扩张并保障公民政治经济权利和自由。相反,在诸如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苏联集权主义这些没有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平衡国家权力的国家里,不仅社会中各种自主组织、文化和族群等在国家控制下丧失安全感,而且这种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变异的国家体制在国际社会更没有安全感,最终走向灭亡;其二是通过和平或激进的社会运动来确保社会安全。民族国家的权力过分干预社会自主性,或者国家无能力解决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将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利以有组织、非暴力的社会运动方式强烈反对甚至政党当局的统治,并按照多数决定的原则改革政府和国家权力结构。
最后,关键是人们在民族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都只是手段,而衡量的标准和终极的目的都是提升人们生活的确定性安全。国家使人们生活提升安全感的方式是,通过完整的法律体系保障人们各种平等权利,通过完善的福利政策和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社会是通过人们自主建立各种社团组织,结合成紧密的社会交往网络,成为表达意愿、相互信任和互利互惠的公共平台,以此形成地方自治并抵制国家权力干预。这样,现想的安全观的逻辑关系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社会在国家统治过程中的安全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三者构成一种线性的正相关关系,而作为最无力保障自身安全的个体则处于国家与社会的双层保护之中。
总之,西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现代安全观是,在绝对信任人定胜天的理性主义思维和科学技术推动人类进步的科学主义思维的基础上,绝对信任民族国家和政府保障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和自由的能力。
二、现代安全观的破解
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得到巩固,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而成为一种世界普及性的观念。然而,随着工业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不断为其消极后果所抵消,随着科学本身导致人之理性无法预测的风险增多,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发现,用于保障安全的民族国家越来越不可靠,无法阻止外界力量的侵蚀和内部认同的冲突,丧失国家保护的社会也无法保持稳定,人们的生活也从此失去保障。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破解了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神话。
首先是科学的不确定性和理性控制和预测风险的不可能性。追求真理的现代科学是一种确定性的生活态度,是把人类对传统和自然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基本武器,而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力量来控制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秩序。然而,科学与理性的扩张给人类带来许多不安全和不确定的因素。一方面,追求确定性的科学和理性本身是不确定的。高度专业化的科学知识愈发注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模糊性和离散性特征,因此科学往往被指责为不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各种观念形态的理论解释。理性的力量不仅无法控制自然界不可预测的活动,如海啸、地震和洪水等,而且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灾难性后果,如战争和屠杀等。另一方面,不仅各种科学技术发明本身相互抵触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而且科学对环境、生态、经济和社会等造成危害是无法估量的,是产生风险的重要根源,因此,人类安全需要科学但科学同时又制造新的不安全。这种自反性的悖论对理性也适用:所有解决问题的理性努力带来新的问题,风险随着我们的理性权力而增长,并且人类理性越来越难以控制与预测科学带来的各种意外后果。由此,贝克指出,现代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由危机引导的全球风险社会。
其次是民族国家的不可靠性。西方近代兴起的民族国家是理性国家机器在通过民族主义寻求其管辖的领土原则、暴力的合法性原则、统治的认同原则的产物,是国家与民族的相互利用的结果。民族国家尽管在19世纪晚期出现衰败,但这种迹象却为世界战争和美苏阵营的二元对立所蒙蔽。在剧变后,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和资本全球化的加剧正彻底撕裂民族与国家重温结合的图景。所以,鲍曼认为,尽管分离依旧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但如果与西方近代之初实现政教分离而结束漫长中世纪的教会政治那样,那么,民族与国家的分离在新时代预示着什么?这种分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民族认同的弱化。国家把经济功能转让给全球化的市场,把文化功能回归到地方化的族群,这使民族认同丧失其在政治国家中的特权位置,在总体上丧失许多曾拥有的而不再具有强大的动员力量;二是衡量国家能力的标准不是民族主义的力量而是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为了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连贯性,国家被迫放弃具有归属感和确定性意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转而成为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监管员"。全球资本允许和期望国家担当唯一的经济任务是,国家更有力地干预企业的管理,要求保护环境和人权,抵制市场恶性竞争的无序后果。显然,逐渐丧失民族、经济和文化领导权的国家在性质和目标上已脱离规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在安全主题上也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的9·11事件表明,几乎所有国家都无法确保在国际社会的安全地位,无法保障国内的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的安全。而作为主要安全议题的恐怖主义使所有国家陷入尴尬境地:国家如果运用高科技手段全面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运作和人们的生活,则侵犯法律规定人们的各种自由权利,但同样运用科技和理性力量的恐怖主义却无孔不入。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确保自身绝对的安全,国家、社会、个人各层面和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环境各领域都处于不安全的状态。
其三是社会的不稳定性。在安全研究专家奥利·维夫看来,社会安全是"关于巨大的、自我持续认同的群体安全",而安全的议程则是由不同时空的不同行为主体来规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原本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运作的资本主义已经扩展到全球市场,以经济自主运行、文化认同和人际交往网络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也难以与以领土边界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保持同质性的统一。阿尔布劳指出,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从民族国家的限制中得以解放。然而,这种失去民族国家保护和调控的社会充满不确定性,不仅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和信息技术瞬间性汇集的全球各种风险因素足以引起社会的大恐慌,而且以追求认同为目标的各种社会运动、极端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使确保社会平稳和安全的法律制度难以奏效。这些公共危机都是威胁到当代西方社会安全的要素。由于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安全的能力下降,无法通过社会整合和政治一体化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社会安全的行为主体不只是某个或几个文化族群和社团组织,而是全球范围内被风险和危机意识启蒙的人们。我们或许可以说,以认同为核心的社会安全受到一种结构性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无法上升为国家安全层面来解决,也无法通过社会组织自身来消解。
最后是人们生活的无保障性。联合国在1994年最早提出并界定"人的安全",包括满足人类生存基本需求的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方面。在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原来属于民族国家和社会双重保护下的人的安全问题现在却不得不由一种超国家组织来呼吁和关注。这表明,国家的制度设计、行动方案和观念形态以及社会结构安排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安全问题,社会中焦虑的个体不得不直接遭遇外界生存环境中主观和客观的不确定性,并且不得不"用个人传记式的解决方法来 处理系统性的矛盾"。个体在主观上面对的人为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犯罪、、贫困、传染病、暴力和战争等, 而客观上的不确定性除了自然灾害之后还有科学带来的各种风险,如核危机、传染病和转基因食品等。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出现危机之后,国家和社会把包括科学和理性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抛给个体来选择,个体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反思能力和知识水平,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对教育、医疗、就业等问题的策略做出艰难选择。这样,个体的生活失去了科学和理性的知识基础,也失去国家和社会的制度保障,不得不直接面临风险社会中各种不安全的因素。其结果必然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焦虑,也就是吉登斯所探讨的"本体性安全"问题:"人为的不确定性"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个体心理上产生一种无力感,使个体的无意识和情感深处感受到一种不能反抗的外在支配,从而对自身是否安全存在表示怀疑和焦虑。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结构功能衰微的民族国家既无法通过军事暴力的方式来确保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地位,在国内也无法维系稳固的社会安全和社会认同;同样,脱离民族国家保护外壳的社会不仅使民族、文化、宗教以及各种社团组织直接参与全球多元竞争主体的博弈,而且还加剧剥离了个体生活的确定性保障。正是由于丧失了国家和社会的双层保护,所有个体不得不直接面临并力图寻求解决各种安全问题的生存策略。在这种意义上,建立在绝对信任科学理性基础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必然为新的安全观念所取代。
三、探索中的新安全观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现代安全观无法满足社会和人们生活对安全的需求,西方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开始发展出一种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他们把安全研究的重点从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转移到威胁人类生存安全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主体上,包括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环境生态恶化、自然灾害、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风险。在他们看来,安全的主体发生巨大变化:由国家扩展到人类整体,无论国籍、肤色、种族和阶层的所有作为类的人都是安全的主体和实现安全的全部目的;安全的层次已改变:从宏观层面的国家结构和军事装备下降到微观层面的社会个体,个体对外在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主观感知成为衡量安全程度的标准。
然而,在有着思想多元化氛围的西方学术界,对这种新安全观的认识有很大差异和争议,更有学者批评到,这种排斥国家主导的"人的安全"定义散漫、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或世界大同的理想追求。相比较而言,目前中国研究安全问题的学者如布赞、维夫和怀尔德所认为的那样,基本上还是保持一种以国家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立场对待新安全观,继续以一种物质主义的视角考察在全球化时代新出现的安全问题。所以,一般都认为,不仅复杂的国际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首位,而且许多自然灾害和科技风险所造成的天灾人祸都需要国家建立公共安全机构和制定公共安全政策。在这种意义上来,他们认为,新安全观与现代安全观之间不是超越而是补充关系,必须继续把研究重心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现代安全观。
固然,新安全观还无法超越或取代现代安全观,还只是处于一种理论探索和价值诉求中的新观念形态。但我们发现,发育不成熟的新安全观更有其深层次的理论原因。这是因为,在人类历史变迁中的安全问题总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维夫从安全的角度指出,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阿伦特则从政治的角度指出,政治意味着"一切事情都必须通过言辞和劝说(即和平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强力和暴力来决定。"这表明,政治有一个重要安全功能:通过协商而成的法律使人民的生活制度化和规范化,把一切引起不稳定和不安全的人为因素排除于政治共同体之外,从而使安全制度化和常规化。我们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重视研究古希腊城邦的兴衰和安危问题,而现代西方学者则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的首位。
然而,在民族国家的结构和功能日益衰败的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为认知基础和价值前提的现代政治理论已丧失启蒙时代那种强劲的解释力,相应地,西方近代以来倾力于民族国家安全的现代安全观也必然难以续存。在此现实和理论背景下,西方许多思想家集中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政治观,进而根据自己的理论逻辑开始寻找一种能适应并解决全球化时代新问题的新政治观,如吉登斯试图主张用"生活政治"及其"第三条道路"的现实策略来超越现代政治(他称之为"解放政治"),贝克宣扬超越现代党派政治的"亚政治",而鲍曼则试图回归共和政治来取代现代的集权政治。这些新政治观之间同样存在很大差异和争执,也还只是一种理论探讨和理想追求。因此,以人的安全为主题的新安全观只有新的政治形态在现实世界得以确立之后才能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模式。
参考文献
[1] 参见朱峰,"'非传统安全观'解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2-143页。在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对新安全观的探讨中,该文引用率最高,也最有权威性和代表性。作者在文中不仅全面综述了国外相关学者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还从现实主义的立场阐明了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及其仍然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的理由。从近两年来有关非传统或新安全观主题的研究来看,国内其他相关学者所持的观点基本上不出其右.
[2] 厄内斯特o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背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3] 乌尔里希o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4]齐格蒙特o鲍曼,《被围困的社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引言第7页。
[5] 布赞、维夫、怀尔德:《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
[6] 马丁o阿尔布劳,《全球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59页.
[7] 乌尔里希o贝克,《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8] 安东尼o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 第224页.
第二章,深入分析信息安全对我国和世界安全的影响。在信息网络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条件下,信息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石。主要体现在:信息安全成为影响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的维护更加困难,难以控制的“网上政治总动员”危害社会稳定,颠覆性宣传直接危及国家政权,国家形象更易遭受攻击和歪曲;信息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前提,它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全局,信息产业自身安全令人担忧,网络经济犯罪成为经济安全的顽疾,金融业遭受的安全挑战更加严重;信息安全对文化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网络文化帝国主义”威胁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遭到冲击;信息安全对军事安全的作用更加突出,“制信息权”对战争结局意义重大,信息威慑、网络信息战、黑客攻击与军事泄密严重威胁军事安全。
第三章,中国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威胁。中国的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晚,信息安全技术水平也比较滞后,网络安全系数很低,信息安全现状不容乐观,主要从信息流动途径、发达国家的技术遏制及世界信息强国信息战略对我国的威胁和启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在本章中尤其分析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信息战略,以求对保障中国信息安全提供借鉴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