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优点及特色
而古代的文献资料很难明确地分为文学、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等类别，因此，许多文献资料可以共用或互相印证。特别是对于资料零散、难于发掘的体育史研究而言，许多相关资料可以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觅得踪影。正如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所云:“王建宫词一百首，多言唐宫禁中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能载者，往往见于其诗”，可见该宫词的史学价值。上述宫词的资料来源至少有两类:第一类是来自于作者亲身生活体验。如花蕊夫人身为贵妃，她所描绘的多是自己亲身经历或见闻的事情，而且她处于极为尊贵的地位，能够了解内情，具有其他作者所没有的优势。因此，花蕊夫人的作品多为第一手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她描写罕见的宫廷水秋千活动:“内人稀见水秋千，争擘珠帘帐殿前。第一锦标谁夺得，右军输却小龙船”(花蕊夫人《宫词》第51首);描写宫女射鸭游戏:“苑东天子爱巡游，御岸花堤枕碧流。新教内人供射鸭，长将弓箭绕池头”(花蕊夫人《宫词》第83首);记述宫女射团游戏:“春风吹曲信旗竿，自得深宫不怕寒。夸道自家先上马，团中横过觅人看”(王建《宫词》第33首);描写宫女钓鱼:“慢揎红袖指纤纤，学钓池鱼傍水边。忍冷不禁还自去，钓竿常被别人牵”(花蕊夫人《宫词》第83首)等等，提供了研究唐五代时期宫廷水秋千、射鸭、射团、钓鱼等体育、游艺活动的珍贵资料。第二类是来自于当事人或知情者的讲述。如王建虽属于本朝人写本朝事，但自己并未在皇宫中生活过，手头也没有多少相关文献，而且宫闱之事多为保密，外人很难详知。王建之所以能完成宫词百首，是因为他与一个在宫中服务多年的姓王的内官熟悉，材料就是这位本家给提供的。作者虽未亲身经历，但材料来源于当事人，虽属第二手资料，但也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王建描述皇帝玩弹弓游戏:“鸳鸯瓦上瞥然声，昼寝宫娥梦里惊。元是我王金弹子，海棠花下打流莺”(王建《宫词》第92首);讲述宫中竞渡:“竞渡船头掉采旗，两边溅水湿罗衣。池东争向池西岸，先到先书上字归”(王建《宫词》第25首);描写宫中字舞表演:“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遍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王建《宫词》第17首);揭示宫中弹棋的玩法:“弹棋玉指两参差，背局临虚斗著危。先打角头红子落，上三金字半边垂”(王建《宫词》第98首)等等，形象地展现了当时宫中开展的弹弓、竞渡、字舞、弹棋等活动。在史书中，很难见到对体育、游艺活动如此形象、具体的描绘，因而这些诗句常常被体育史研究者引用。由此可见，诸如宫词等文学作品，为人们了解当时宫廷体育、游艺活动提供了材料，成为研究唐五代体育史的一扇重要窗口。
2体育文学价值
唐代的体育和诗歌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两朵奇葩。它们同属于社会文化现象，具有相同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唐代体育题材诗歌描写的内容大体可分为流行运动项目、节令体育活动、休闲娱乐活动以及女子体育活动等类别。唐五代宫词中的游艺题材诗歌，包含许多体育内容，是唐代体育文学的组成和遗风。这些诗歌格调清新豪放，文笔优美细腻，情景描写绘声绘色，人物勾画活灵活现，体现了一定的画面美、形象美、动作美和意境美，展现了唐五代时期刚健、活跃的生活场面和精神风貌，堪称当时宫廷文化、宫廷体育的缩影。这些宫词，用诗歌的形式，几乎全天候、多方位、艺术化地展示了宫女的游艺和体育生活，如春日踏青:“新晴草色绿温暾，山雪初消渐出水。今日踏青归校晚，传声留著望春门”(王建《宫词》第48首);夏日弹棋:“炎炎夏日满天时，桐叶交加覆玉墀。向晚移镫上银簟，丛丛绿鬓坐弹棋”(王涯《宫词》第19首);秋日扑蜓:“秋晚红妆傍水行，竞将衣袖扑蜻蜓。回头瞥见宫中唤，几度藏身入画屏”(花蕊夫人《宫词》第116首);清早打球:“宿妆残粉未明天，总立昭阳花树边。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王建《宫词》第81首);中午围棋:“日高房里学围棋，等候官家未出时。为赌金钱争路数，专忧女伴怪来迟”(花蕊夫人《宫词》第99首);夜间藏钩:“管弦声急满龙池，宫女藏钩夜宴时。好是圣人亲捉得，便将浓墨扫双眉”(花蕊夫人《宫词》第69首);野外射猎:“日晚宫人外按回，自牵骢马出林隈。御前接得高叉手，射得山鸡喜进来”(花蕊夫人《宫词》第127首);水上垂钓:“钓线沈波漾彩舟，鱼争芳饵上龙钩。内人急捧金盘接，拨剌红鳞跃未休”(花蕊夫人《宫词》第61首);花间捉蝶:“便殿朝回卸玉簪，竞来芳槛摘花心。风和难捉花中蝶，却向窗间弄绣针”(和凝《宫词》第98首)等等。特别是，这些宫词并未一味地描写大内宫女的苦寂、悲催生活，而是从生命视角、人性视野看待和描绘宫廷内的各种活动，成为透视唐五代时期宫廷生活的全景天窗、描绘宫女生活的优美画卷，堪称为该时期体育文学的典范。
3体育民俗学价值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繁荣昌盛时期，五代是这一盛世的延续。在继承传统节日形式和内容的基础上，极具激情和想象力的唐代人创造出了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相应地形成周期性的民俗活动。唐代人欢度节日，除了传统的庆祝方式以外，往往采取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来进行庆祝。这些活动不但丰富了节日的内容，而且构成了唐代体育的独特组成部分—节日体育和民俗体育。唐五代宫词对这一时期皇宫内开展的节日体育和民俗活动给予了揭示。在寒食(清明)期间，相应的体育、民俗活动主要有打球(步打)、蹴鞠(白打)、斗鸡、秋千等活动，如寒食打球(步打):“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王建《宫词》第73首);寒食蹴鞠(白打):“宿妆残粉未明天，总立昭阳花树边。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王建《宫词》第81首);寒食斗鸡:“寒食清明小殿旁，彩楼双夹斗鸡场。内人对御分明看，先赌红罗被十床”(花蕊夫人《宫词》第124首);寒食秋千:“春风摆荡禁花枝，寒食秋千满地时。又落深宫石渠里，尽随流水入龙池”(王涯《宫词》第15首)。在春季，还经常开展一项民俗活动———斗草游戏。如比试花草种类:“水中芹叶土中花，拾得还将避众家。总待别人般数尽，袖中拈出郁金芽”(王建《宫词》第85首);斗草时丢失东西:“斗草深宫玉槛前，春蒲如箭荇如钱。不知红药阑干曲，日暮何人落翠钿”(花蕊夫人《宫词》第55首)。宫女在七夕节这一天开展乞巧活动，如七夕夜上楼穿针:“迥出芙蓉阁上头，九天悬处正当秋。年年七夕晴光里，宫女穿针尽上楼”(王涯《宫词》第21首);仰望星空和崇拜织女:“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嫔乞巧忙。总上穿针楼上去，竞看银汉洒琼浆”(和凝《宫词》第55首)等。民俗“表现为一种习惯或定式，在人们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大量存在，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进、变化，具有相对稳定与长久遗存的特征。”这些宫词对当时存在的节日民俗活动进行了如实、生动的记录，是展现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百科全书，也是考察古代体育民俗活动的珍贵材料。
二对当代体育发展的启示
“侯门一入深如海”(唐代崔郊《赠去婢》)。掖庭女子最大的痛苦，就是一旦进入内苑，就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后宫美人无数，君主无法遍幸。女子进入深宫，就意味着葬送青春、爱情与生命。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宫女，她们终生禁闭在宫墙里，漫漫长夜，年复一年，青丝染成了白发，红颜熬成了枯容，在寂寞与悲凉中耗尽了青春与生命。即使是一时得宠的后妃，一旦年老色衰或者在争宠中落败，也会成为君主的弃物，只能在冷宫空对春花秋月，与宫女同样吟唱哀歌。这是对人性最残酷的扼杀，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罪恶之一。但上述宫词展现的不是深宫女子孤寂、悲戚的生活，而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游艺、体育活动，引人深思。“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语)。唐五代宫女这种炼狱中的欢歌，给人们带来了些许思考与启迪。
1游戏是人的本质需求
封建社会的后宫制度，一方面是君主的疯狂，不择手段地占有女性;另一方面必然是宫廷女子性的禁锢与饥渴。九重之内，真正的男子只有皇帝一人，数以千计的宫女，君主无法遍幸，这就使宫中女子的心灵受到严重扭曲，甚至出现种种病态。清代大汕厂翁在其《海外纪事》卷六中说:“人各有为适情之具，诗、书、六艺而外，以及品茶、饮酒、钩弋、声色、陆博，凡所以引人耳目口体之交者，不一而足。盖血肉之躯顽然独守，使五官四肢绝不与物接，则气脉郁结不得流利，天机亦将沉滞于枯寂而不复发扬。是则适情之具，外可以运行气脉，内可以发越天机，而为人之助者不少。”准确地揭示了游戏的生理学本质与功能。可见，参加各种活动，无疑是宫女们极度压抑的身体、精神的一种宣泄，给人们展示了大量体育、游艺活动中宫女活泼、欢乐的形象。因此，无论古代或现代，无论生活环境封闭或开放，人都有休闲、娱乐的需求，而人的体育、游戏需求也应该得到满足。
2游戏是人的基本
自由生命力是通过人有激情的活动表现出来的。“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征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征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深宫里的女子自觉地加入各种活动中，以体现她们作为“人”所具有的生命力。宫女们参加这些活动，固然有引起注意以博取君王欢心的动机，但更本质的原因在于她们追求自由的意识。这样的机会毕竟不多，宫女们只得在各种活动中求得暂时的自由。德国著名学者席勒曾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他认为游戏状态是一种克服了人的片面和异化的最高的人性状态，是自由与解放的真实体现。因此，体育、游戏是人的一项基本自由，应该得到重视和保障。在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当下，青少年的体育、游戏权利被活生生地剥夺，孩子们与禁闭在森严深宫中的宫女有何区别?所以，应当给予青少年适当的体育、游戏时间，使之在繁忙的学业中放松心情，调整心态。
3游戏是了解社会的窗口
游艺习俗既有着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又是了解各历史时期社会面貌和时代精神的基本渠道。正如荷兰著名文化史学家赫伊津哈所言:“历经多年，我逐渐信服文明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兴起并展开的。”在炼狱般环境中生活的唐五代宫女依然在游戏着，这是生命的力量，更是游戏的魅力。上述宫词对宫中各种游艺、体育活动的详尽描述，是当时宫廷文化的反映，也是有唐五代开放、刚健、活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的折射。因此，体育、游艺的发达，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志。尤其是到当代，发达的体育产业、游戏产业，不但能带来经济效益，而且成为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时代，也是女性文学大发展的时代。虽然唐代女性作家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皇后、公主、嫔妃、命妇，下至民女、女冠、女尼、娼妓，但在唐代享有盛誉的女诗人几乎都是女冠，如当时著名女诗人鱼玄机、李冶、元淳等均为女冠。而著名女诗人薛涛，古籍中虽未明确她为女冠，但她晚年著女冠服却是事实，实亦为在家修行的女冠。就诗歌数量而论，这些女冠诗人的存诗最多。其中，薛涛诗在《全唐诗》卷803中收88首，卷866中收1首，共计89首；鱼玄机诗在《全唐诗》卷804中共收50首；李冶诗在《全唐诗》卷805中收16首，《全唐诗补遗》收2首，共计18首。元淳诗在《全唐诗》卷805中收2首，《俄藏敦煌文献》第11册中收4首，共计6首。占唐代女诗人全部作品的九分之一。
除了这几位著名的女冠诗人外，中唐还出现了一批“道姑诗人”，如卢眉娘、戚逍遥和杨敬真、马信真、徐湛真、郭修真、夏守真等。《全唐诗》卷863所收“女仙”诗以及卷864、卷865所收“神鬼”诗当中实际上就有不少属于女性道教中人创作的作品。
有人做过统计，这两部分女冠、道姑诗人的作品在《全唐诗》总计约210首（女冠约7位，存诗164首（卷797-805），又据卷863至865所收的女仙、神鬼诗中推测出其中一些也属于女冠诗，约42首，加上外编补遗收录的女冠诗4首）。唐代女冠诗人之多、创作数量之丰、艺术成就之高，在中国诗歌史上，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唐代女冠诗人，是唐文学创作的特殊群体，她们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唐代文坛造成了相当高的影响。
从以上列举的事实看，唐代女性文学与道教的关系的确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和研究，它涉及到唐代宗教思想、女性地位、士人生活与士风、市民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对这一论题的探讨，有利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唐代社会文化，了解那个时代道教繁荣和发展的情况，以及宗教和文学之间相互的影响，同时，对于把握唐代女性文学的阶段性特征、品质和独特的美学风貌，进而从宏观角度揭示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过程，确立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可见对这一论题的探讨具有如文化史一样的双重意义。
二 道教对女性的尊崇及唐代女性入道的兴盛
道教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它根植于本文由收集整理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形成之后又反过来对它的文化母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道教本身又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成为我们探索中国文化底蕴的一个切入口。因而，鲁迅先生曾指出：“前曾言中国的根抵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在《而已集·小杂感》一文中，鲁迅再次诠释此义：“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的大半。”日本学者橘朴也提出：“要理解中国人，无论如何要首先理解道教。”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道教对女性抱有一种尊崇的态度，这是道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鲜明特色。法国道教学者cathrine despeux说：“在中国儒教、佛教道教三种基本教义之中，道教在观念上对女性最抱有善意。”
道家理论肯定了男女的平等，认为“然而无名阴阳男女者，本元气之所始起，阴阳之门户也，人所受命生处，是其本也。生理性别，本阴阳元气，无贵贱之分。”“虽有男女，性无差别。”并且对男女互补衍生的客观属性作了进一步解释：“道无奇辞，一阴一阳，为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乱，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阴阳自少至老，而分为五行。少阳成木，老阳成火。少阴成金，老阴成水。参而和之，而成夫妇。”道家哲学为尊重女性，提升女性意识，提高女性地位，起了理论上的先导作用。
罗时进在《中国妇女生活风俗》中认为：“在道教理论中，女性决非是可有可无乃至可轻可贱的，而是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独自愿望的社会角色。重阴阳等男女是原始道教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道教教义中，只要修行，女性像男性一样可以得道升天。道教继承了中国原始母系社会中的女神崇拜的传统，与其他宗教不同，“道教男神没有赶走女神，更没有使女神一个个变性；相反，原有女神不仅继续得到崇拜而且不断增添同伴，共同成为女修行者效法的‘楷模’”“大道不问男女，皆能有成。”“修仙修佛，希圣希贤，总无男女可分，惟在心志精虔。”女子通过得道修炼照样可以成仙启示了广大妇女她们有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唤醒了女性的性别意识，为女性打造了追求精神超越、自由自主地决定人生命运的钥匙。
而在唐代，李唐皇室为了抬高自身门第以抗衡山东士族，攀附老子为始祖，以老子为教祖的道教遂被尊奉为国教，道教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对唐代文学包括唐代女性文学的的影响尤其深刻。
唐代帝王从初唐开始就崇重道士，对名道士大加优宠：召入宫禁问道、亲受道豫、赏以宝物、加以官爵、封以尊号。上所好者，下必趋焉，唐代统治者对道教的大力推崇，使得整个唐代社会形成了崇尚道教的风气，孟浩然《梅道士水亭》诗云：“名流即道流。”一语道明了道士在社会上的尊崇地位。
由于道教提倡的自由平等观念对妇女的吸引，更由于特定的时代氛围，唐代社会女性入道蔚然成风，其中不乏帝王之家的后妃和公主，女冠的人数之多历史颇多记载。根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卷83与《唐会要·尊崇道教》卷50的统计，唐诸帝的211位公主中就有15人入道。而据《大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观，总共1687所，1137所道士，550所女道士。”又据《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载：“天下观1687所，道士776，女冠988。”1764名道士中，女道士竟有988人，占了57%。
这群入道的女性中，就有李冶、鱼玄机和元淳等一些才学不凡的女诗人，她们以出众的才情和坎坷的人生际遇，成就了“女冠诗人”的显著声名。下面试从社会历史和宗教文化的整体背景出发，探索女冠诗人人生求索的轨迹与她们创作的关系，从而证明道教对唐代女性文学具有的深刻影响。
三 女冠诗人的女道身份及社会交往与创作的关系
1 入道为女性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生活空间，催生了女冠诗人
道教发展到唐代更具有“主生”、“主乐”性，追求长生不死、追求人间自由快乐是人们求道信道的目的。正如葛兆光先生所剖析的那样：
“道教既不禁欲，又能长生，既能得人间富贵，还能成仙了道；既快活，又高雅，真是妙不可言！当然人们在俗世中如有不如意，也可以到道教中来，既可享享清福，做做神仙梦，可以借此为‘终南捷径’”。
而唐代宽松而优越的道教政策以及由此营造的崇道的社会文化氛围，使道士和女冠逐渐成为唐朝社会中一个特殊的阶层。施蛰存先生说：
“妇女入道也是改变阶级地位的一个办法。在宫里做公主，不能随便接见外人。做了女道士，就改变了身份，可以自由邀集门下清客了。社会地位、家庭门第本来不高的妇女，做了女道士，就不属于她原来的阶级，因为僧道不在四民之列。这样，她们就有资格结交达官贵人。皇帝不能宣召一个平民妇女进宫去，但可以请一位有道行的女道士进宫去。”
高利华先生也说：
“道教发展到唐代,正趋于风流、迷乱、狂热时期，虽身价陡增、应者云集，但作为一门宗教严格地讲道教还没有真正定型成熟，许多仪式，如神谱、斋戒、清规等，都未正式形成规范。道教徒们凭着狂热的信仰，以想当然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表现出相当世俗化的倾向，以满足现世生活的种种企求。道教既清雅、又不禁欲，把男女之交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道教在养性和全生方面是最实际的、也是最关注现实的，它把两性关系堂而皇之地归结为阴阳互补、衍生全性的关系，所以在唐代，道教徒不像儒者那样斤斤计较男女之大防，女冠风流冶艳也属情理之中。”
这样，一方面女道士们摆脱了家庭的羁绊，摆脱了世俗纲常伦理的管束；另一方面唐代教门清规戒律不很严格，于是她们便成了唐代妇女中颇为自由风流的一群。她们常常四处游历名山大川，公开出入于宫廷、王府，广交达官显贵，其中颇富才华者更是与当时的文人士子往来密切，与之诗词酬醉、吟风弄月、弹琴对弈，同席共饮、联袂出游，戏谑谈笑，无所不至。
比如，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后既可以继续享有公主特权，享受人间奢侈豪华的生活，又可以“自由邀集门下请客”，“招集诗人文士宴会作乐，俨然像法国十七、八世纪贵族夫人主持的‘沙龙’”。鱼玄机更是社交场上的“明星”，“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懵学辈自视缺然”。而李冶，《唐才传》更是记载：“天宝间，玄宗闻其诗才，诏赴网，留宫中月余，优赐甚厚，遣归故山。”
这些广泛的社会交际活动，开拓了她们的视野，丰富了她们的生活，使她们有了更复杂更深刻的人生和情感体验，思维空间变得相对开阔。而文学创作，就必须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本来妇女的形象思维能力，即文学创作能力并不亚于男子。而中国古代妇女被礼教的枷锁所束缚，终生足不出户，“虽文藻出于天娴，而范思不逾闽外”，她们的文学创作能力最终成为“闭锁深闺的灵鸟、埋没地底的宝玉”。而一旦进入适当的生活环境里，她们的文学创作生命就会得到复苏，唐代道教正好为当时的女道构筑了这么一个相对适应的环境，使一些女道的文学才华得到施展。
另外，不少道书，如《周易参同契》、《黄庭经》、《悟真篇》等，都是用诗歌形式写成的，《真诰》中也有不少女仙用诗歌开悟世人，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女道士能懂诗，最好还能写诗。
于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唐代女冠阶层中涌出了一大批女冠诗人。正如章学诚所言：
“且如声诗盛之于唐，而女子传篇亦寡。今就一代计之，篇什最富，莫如李冶、薛涛、鱼玄机之人。其他莫能并焉。是知女冠坊妓，多文因酬接之繁，礼法名门，篇简自非义之诚，此亦其明证矣。夫倾城名妓，屡接名流，酬答诗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谓善藉辞炙。”
尽管这一段话颇有贬义，并将女冠与坊妓并举，但不可否认，社交的自由给了女冠们更多的生活空间和人生体验，从而催生了女冠诗人的出现。
2 女冠与文士的交往，使女冠诗人获得了创作的素材和氛围，提高了她们的创作水平，也成就了她们的诗名
女冠诗人摆脱了家庭及世俗的伦理羁绊，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社交的对象，而颇具才华的文人学士是她们最喜欢与之交往的一本文由收集整理个群体。同样，在崇道的社会氛围中，那些文士名人对脱俗超凡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女冠也都很垂青，乐意并积极主动与之交往。他们有的还与女冠结下了深深的友情，甚至演绎出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流传了许多文坛佳话。
例如，李冶入道之后，与刘长卿、皎然、陆鸿渐、朱放、韩揆之、阎伯钧、萧叔子等文人名士有亲密交往。薛涛与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张籍、王建、李德裕、裴度、张枯、吴武陵、严缓、杜牧等都有往来。而鱼玄机也与李郢、左名场、李亿、温庭筠、李近仁、刘尚书等数名文士有恋情关系。
《唐名媛诗小传》记载了薛涛与元稹的交往情况：
“初，元稹知有薛涛，未尝识面，及授监察御史，出使西蜀，……严司空潜知意，每遣涛往侍。元矜持笔砚，涛走笔作《四友赞》，其略云：‘磨扪虱先生之腹，濡藏锋都尉之头，引书媒而默默，入文亩以休休。’元大惊服。后元公赴京,涛归浣花所。浣花之人多造十色彩笺，涛别造新样小幅松花纸，以百余幅寄献元公。元公于松花纸上题诗赠涛曰：‘锦江滑腻岷峨秀，幻作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元稹身为重臣，亲为薛涛敬持笔砚，男女相对吟诗作文，自然别有一番情趣。除元稹外，给薛涛写过诗的文人还有白居易、王建、刘禹锡等人。
和尚皎然也有一首《答李季兰》诗，写得很特别：“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在诗中，诗人尽管婉拒了李冶的求爱，但其中欲却还休的缠绵却是不难体会到的。朱放的《别李季兰》则明白地表达了诗人对李冶恋恋不舍的深情：“古岸新花开一枝，岸傍花下有分离。莫将罗袖拂花落，便是行人肠断时。”
唐五代词中常见的词牌《女冠子》就有很多即题描写与女冠与文士风流韵事的作品。如《北梦琐言》的作者孙光宪曾填《女冠子》：“蕙风芝露，坛际残香轻度.蕊珠宫，苔点分圆碧，桃花践破红。品流巫峡外，名籍紫微中，真侣墉城会，梦魂通。”
女冠诗人与文士的广泛交往，大大开拓了女冠诗人生活和精神的空间，触发了她们的创作激情，同时也提供了许多创作素材。比如宴饮集会时，男女诗人们写景咏物、唱和赋诗，或是别后你赠我唱、礼尚往来。翻开《全唐诗》，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文士名人与女冠相互寄赠唱和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在女冠诗人的集子中也比比皆是。李冶传世约16首诗中就有10篇，如《寄校书七兄》、《寄朱放》、《道意寄崔侍郎》、《结素鱼贻友人》等均是这类作品。而《薛涛集》中这类作品更多，据大概统计，《薛涛集》中题中为“酬、和、次韵”的诗歌有15首之多，鱼玄机也有8首。如：“珍簟新铺翡翠楼，泓澄玉水记方流。唯应云扇情相似，同向银床恨早秋。”（鱼玄机，《酬李学士寄簟》）“千叠云峰万顷湖，白波分去绕荆吴。感君识我枕流意，重示瞿塘峡口图。”（薛涛，《酬雍秀才贻巴峡图》）
而与文士相恋的情感经历和心路历程更是成为女冠诗人写作中最自然的切入口，是她们创作的最大源泉。《全唐诗》存录的210首女冠诗中，写与文士产生恋情，为爱情所困的苦恼与相思之情的约有108首，占一半以上。
如李冶诗作《寄朱放》、《相思怨》、《寄校书七兄》、《送韩揆之江西》、《得阎伯钧书》、《道意寄崔侍郎》、《送阎二十六赴刻县》、《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等，对心仪的男子或是表达留恋之意，或是寄托相思之情，用情之深显而易见。鱼玄机也在与众多名士的交往中大胆地寻觅着真情追求着爱情。她的《寄飞卿》、《冬夜寄温飞卿》、《迎李近仁员外》、《和友人次韵》、《暮春有感寄友人》、《期友人阻雨不至》、《赠邻女》、《寄刘尚书》、《酬李学士寄簟》、《暮春有感寄友人》、《访赵师不遇》等诗，都直白地表达了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和相思的难言痛楚。从这些作品中，也可看出女冠诗人与当时文士交游酬答极多，生活丰富多彩，浪漫风雅。
比如，“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李冶，《相思怨》）；“离情遍芳草，无处不萎萎”（李冶，《送阎二十一六赴刻县》）；“相思无晓夕，相望经年月”（李冶，《寄朱放》）；“相看指杨柳，别恨转依依”（李冶，《送韩揆之江西》）；“旦夕醉吟身，相思又此春”（鱼玄机，《寄国香》）；“春来秋去相思在，秋去春来信息稀”（鱼玄机，《闺怨》）；“自叹多情是足愁，况当风月满庭秋”（鱼玄机，《秋怨》）；“画炯春眠朝未足，梦为蝴蝶也寻花”（鱼玄机，《江行》）；“门前红叶地，不扫待知音”（鱼玄机，《感怀寄人》）；“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鱼玄机，《江陵愁望寄子安》）；“愿得西山无树木，免教人作泪悬悬”（鱼玄机，《折杨柳》）；“自惭不及鸳鸯侣，犹得双双近钓矶”（鱼玄机，《闻李端公垂钓回寄赠》）。这些都是女冠诗人著名的爱情诗句。
与文士们的交往相恋、相互酬唱，不仅激发了女冠诗人的写作热情，而且也有利于她们创作水平的提高。如鱼玄机诗情远寄的语言特色与友人温庭筠同出一辙；李冶在创作中惯用移情和烘托，如于“郁郁山木荣，绵绵野花发”（《寄朱放》）中寓思念之情，借“繁霜月”、“苦雾时”（《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衬孤病之状，令作品显得含蓄幽婉，与当时大历诗人的创作手法不谋而合。
美育不仅能促进智育和德育，自身也有独立的地位，对完善学生个性起着重要作用。我国的古代诗歌很多都是借感性形象来传达情感的，所以学习古代诗歌，品味诗的意境，体味诗的感情，有利于学生的审美品位、智力开发、情感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
隋唐文学继六朝之后，又兴起了一个以诗的兴盛为特征的文艺高潮。唐代统治者从唐太宗开始就十分钟情于文学，对六朝的诗赋更是宠爱有加，这就促进了文人们对文学艺术技巧的精研。滥觞于隋代、完备于唐初的科举制度，对文士学习诗赋起到了历代皇朝无法比拟的刺激作用。而唐代的书法、绘画与雕塑、建筑等艺术门类也十分发达，围绕着这些艺术门类，许多文艺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传统德育中的一些范畴与命题作了阐发，形成了新的艺术美学理论。
一、初唐史家的德育观
隋唐文化直接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的传统。这两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虽是北朝的后裔，但北朝晚期统治者沉溺于南方的绮艳文风，“唐兴，诗人承陈情风流，浮靡相矜”。因此，如何对六朝文学进行反省，改革文风，使文学艺术同唐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相一致，这是唐初统治者面临的文化建设问题。类似刘勰《文心雕龙》折中文质、斟酌古今的观点与方法受到统治者重视，从而开启了初唐史家的文学观。
其次，初唐史家在倡言政教的同时也不废除文学的审美与抒情的功能。在他们看来，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与政教功能是可以兼容的。《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提出：“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涂，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初唐史家认为，文学的教化功能只有融进作者的情感与性灵才能实现，像北周苏绰不顾文学特点，否定六朝文学，简单回复古道的主张肯定是行不通的。
唐代统一南北后，融合南北文风的主张正式摆到了统治集团的文化视野内。魏徽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魏徵以一个政治家兼史学家的眼光，站在为初唐统治者服务的立场上，倡举兼融南北文风之长，去其所短的主张，使唐代的文化建设能够兼收并蓄，取得长足发展。唐代美学与文艺的健康发展，与这种文化战略是密切相的。
二、陈子昂与李白的德育观
初唐著名文人、思想家陈子昂，他倡导汉魏风骨，开启一代诗新之风气。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主要见于他的《修竹篇序》，文中所说“文章道弊”，就是指汉魏风骨与正始之音到了晋宋之后失传了，迄至齐梁时代，文人们竟相吟咏山水与女色；又如“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传统的“比兴”一般强调比显兴隐，用形象的手法写出政教的道理，陈子昂独创的“兴寄”概念偏重于个体的感受与寄托，倡导在作品中寄慨遥深，意在言外。这样的兴寄在阮籍的《咏怀诗》中表现得最为显著。陈子昂的美学主张纠正了六朝与初唐文风沉迷形式、忽略思想的偏差，对唐代的诗新具有开拓的意义。
唐代著名的大诗人李白，他的文学主张与陈子昂相同，以复兴诗教为己任。在《古风》（其一）中写道：“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从这首著名的诗中我们可以见出，李白要求恢复《雅》、《颂》中的开明政治。儒家认为《诗经》中的雅颂之音反映了周代开国之初的政治清明，李白对此十分向往，而对战国动乱与秦朝暴政十分愤慨，这正是他“济苍生”、“安黎元”思想的反映；他也十分推崇屈原的《离骚》，在《江上咏》中慨叹“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认为屈原之后，他的弟子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丧失了精神；李白指责建安之后的文学失去了以悲为美的传统，这种思想与刘勰、钟嵘的美学宗旨十分接近；但是，李白虽然说过“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但是他并不否定绮丽之美，而是要否弃那种雕琢辞令、放弃清真的美。正如他对韦太守的诗的评价：“清水出荚蓉，天然去雕饰；逸兴横素波，无时不招寻。”
李白主张的“逸兴”都追求率兴而感，将深挚的思想内容与自然的风格统一起来，认为这样才能继承教化传统。在《古风》三十五中他写道：“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李白对那种丑女效颦、邯郸学步式的做法无情的嘲笑，称赞庄子所说的匠石运斤成风、一气呵成的创作，认为要恢复雅颂传统，首先要破除齐梁文学中过于雕琢的风格。李白的诗开起了盛唐风气，五言与七言俱用，将诗歌引向意境清新、语言生动的方向。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对盛唐德育做出了贡献。
隋唐文学继六朝之后，又兴起了一个以诗的兴盛为特征的文艺高潮。唐代统治者从唐太宗开始就十分钟情于文学，对六朝的诗赋更是宠爱有加，这就促进了文人们对文学艺术技巧的精研。滥觞于隋代、完备于唐初的科举制度，对文士学习诗赋起到了历代皇朝无法比拟的刺激作用。而唐代的书法、绘画与雕塑、建筑等艺术门类也十分发达，围绕着这些艺术门类，许多文艺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传统德育中的一些范畴与命题作了阐发，形成了新的艺术美学理论。
一、初唐史家的德育观
隋唐文化直接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的传统。这两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虽是北朝的后裔，但北朝晚期统治者沉溺于南方的绮艳文风，“唐兴，诗人承陈情风流，浮靡相矜”。因此，如何对六朝文学进行反省，改革文风，使文学艺术同唐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相一致，这是唐初统治者面临的文化建设问题。类似刘勰《文心雕龙》折中文质、斟酌古今的观点与方法受到统治者重视，从而开启了初唐史家的文学观。
其次，初唐史家在倡言政教的同时也不废除文学的审美与抒情的功能。在他们看来，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与政教功能是可以兼容的。《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提出：“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涂，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初唐史家认为，文学的教化功能只有融进作者的情感与性灵才能实现，像北周苏绰不顾文学特点，否定六朝文学，简单回复古道的主张肯定是行不通的。
唐代统一南北后本文由收集整理，融合南北文风的主张正式摆到了统治集团的文化视野内。魏徽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魏徵以一个政治家兼史学家的眼光，站在为初唐统治者服务的立场上，倡举兼融南北文风之长，去其所短的主张，使唐代的文化建设能够兼收并蓄，取得长足发展。唐代美学与文艺的健康发展，与这种文化战略是密切相關的。
二、陈子昂与李白的德育观
初唐著名文人、思想家陈子昂，他倡导汉魏风骨，开启一代诗文革新之风气。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主要见于他的《修竹篇序》，文中所说“文章道弊”，就是指汉魏风骨与正始之音到了晋宋之后失传了，迄至齐梁时代，文人们竟相吟咏山水与女色；又如“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传统的“比兴”一般强调比显兴隐，用形象的手法写出政教的道理，陈子昂独创的“兴寄”概念偏重于个体的感受与寄托，倡导在作品中寄慨遥深，意在言外。这样的兴寄在阮籍的《咏怀诗》中表现得最为显著。陈子昂的美学主张纠正了六朝与初唐文风沉迷形式、忽略思想的偏差，对唐代的诗文革新具有开拓的意义。
唐代著名的大诗人李白，他的文学主张与陈子昂相同，以复兴诗教为己任。在《古风》（其一）中写道：“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从这首著名的诗中我们可以见出，李白要求恢复《雅》、《颂》中的开明政治。儒家认为《诗经》中的雅颂之音反映了周代开国之初的政治清明，李白对此十分向往，而对战国动乱与秦朝暴政十分愤慨，这正是他“济苍生”、“安黎元”思想的反映；他也十分推崇屈原的《离骚》，在《江上咏》中慨叹“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认为屈原之后，他的弟子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丧失了风骚精神；李白指责建安之后的文学失去了以悲为美的传统，这种思想与刘勰、钟嵘的美学宗旨十分接近；但是，李白虽然说过“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但是他并不否定绮丽之美，而是要否弃那种雕琢辞令、放弃清真的美。正如他对韦太守的诗的评价：“清水出荚蓉，天然去雕饰；逸兴横素波，无时不招寻。”
李白主张的“逸兴”都追求率兴而感，将深挚的思想内容与自然的风格统一起来，认为这样才能继承风骚教化传统。在《古风》三十五中他写道：“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李白对那种丑女效颦、邯郸学步式的做法无情的嘲笑，称赞庄子所说的匠石运斤成风、一气呵成的创作，认为要恢复雅颂传统，首先要破除齐梁文学中过于雕琢的风格。李白的诗开起了盛唐风气，五言与七言俱用，将诗歌引向意境清新、语言生动的方向。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对盛唐德育做出了贡献。
三、白居易、韩愈的德育观
白居易的诗学观结合中唐时代文学发展的情况，对先秦两汉以来的儒家的风雅与美刺传统作了新的发挥，是自汉末诗教衰落以来对文学政教传统的再度弘扬，其思想比陈子昂、李白更为激切。
白居易为了使新乐府诗合于所谓“风雅比兴”的创作手法，还倡导“辞质”、“言直”、“事实”、“体顺”的要求。在《新乐府序》中，他提到自己的创作：“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在这些要求中，白居易最突出的是内容的可靠与语言的朴实无华，他之所以反对六朝文风的绮靡，也是因为这些作品有悖于政教的宗旨。白居易在中唐年代国力不振、皇权衰落之际，挺身而出，以一介文士身份大声疾呼，要求恢复文学批判现实，警醒当世的作用，弘扬传统德育中的讽谏精神，表现了传统文人的忧患精神。
韩愈则继承了荀子、扬雄、刘勰以来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认为文道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合一的。文以明道，文以宗经，因此，学习古文，就在于由道及文：愈之为古文者，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辞后》）韩愈为此号召他的弟子为文首先要学习先秦两汉的古文，“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这螳古文不但指圣人的经书，而且还包括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的古文。韩愈是一位文学家，当他进入文学创作领域时，他倡举的“道”往往是从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去立言倡论的。
韩愈这一段话继承了孔子的“诗可以怨”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以及六朝钟嵘等人“吟咏情性”的文学观念，认为优秀作品都是不平则鸣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道统之说。韩愈不但承认伊、周、孔、孟等人的善鸣，同时也肯定杨、墨、老、庄等人的善鸣。在《荆潭唱和诗序》中他提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认为历史上作家的优秀作品大都是遭受不幸之后发愤而作的，而那些志满意得的王公贵族往往无暇为之。他的这些精彩观点，突破了传统的以和为美的文学观念，是中国古愤著书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四、皎然的诗学德育观
关于民族政策，涉及的问题有和亲政策、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早期关于和亲的论文以排比史料为主，并流露出情绪。前关于和亲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友好而不完全在于学术研究。近二十年来的论文比较注意分析和亲的史实和政策，还出现了如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这样的专著。羁縻府州是唐朝管理边疆地区而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5）肯定了这种制度对于开拓和稳定边疆、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意义。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分上下两篇，上篇系统研究了羁縻府州的设置和各项管理制度、与朝廷及边疆地区的关系，下篇具体考证了诸道羁縻府州的地理方位。崔明德《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3）论述了隋唐王朝控制和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另外一些重要内容，认为这种政策的实施程度决不亚于战争、抚慰与和亲等政策。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使研究者不免受到现实关怀或者阶级情结的影响。熊德基、胡如雷关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争论就是如此。孙祚民《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点意见分歧》（《社会科学评论》1986-9）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
陈寅恪研究中古历史特别注重种族与文化问题，《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北朝时代的胡汉之别文化重于血统，唐代安史之乱后的河北问题关键也是文化问题等看法。傅永聚《唐代民族与文化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从民族融合与互补的角度论述唐代民族构成的变动及其对唐代民族文化的影响。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涉及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作用于汉文化的问题，书中概述了所谓“五胡”（鲜卑、匈奴、羯、氐、羌）以及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隋唐社会生活和风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的影响，以罗列有关现象为主。
突厥史研究。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上册为突厥史编年，下册为史书中突厥本传、突厥部属传及突厥碑志之校注。同年他还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综合性著作有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以薛著成书最晚，篇幅最大。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是讨论东西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的政治关系的专著，作者重点研究了东亚政局中突厥汗国的作用，隋及唐初统一和经营西域的活动中对突厥的关系等。
回纥与回鹘史研究。冯家?N、程溯洛、穆广文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民族出版社，1958）分类收录了关于回纥的中文历史资料。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是继丁谦之后对正史中回纥文献的最有价值的整理研究。目前还缺少关于回纥（回鹘）史的综合性中文专著，80年代以前的重要论文收入林干主编的两卷本《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中华书局，1987）中。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不仅讨论了佛教在回鹘的传播与佛典的翻译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寺院经济和回鹘文化（语言、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
吐蕃史研究。陈寅恪是我国吐蕃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纠正旧史有关记载的讹误。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引用了大量汉藏文资料撰写而成。近年来王尧、陈践出版了多部敦煌吐蕃文献资料和金石资料。还有一批从《通鉴》、《册府元龟》辑出的吐蕃史料和从藏文文献中翻译的文献史料出版，促进了吐蕃史研究的发展。陈楠《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收入了作者的论文十余篇，大多数论文是讨论吐蕃职官制度和吐蕃与唐朝关系的。
西北地区与吐蕃关系密切的民族还有吐谷浑和党项。周伟洲著有《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吐谷浑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前书为概述性著作，后书为研究资料、信息和状况的介绍。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概述了党项早期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以及与吐谷浑和唐朝的关系。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为早期党项历史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重要论文有汤开建《关于西夏拓拔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4）、《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1994-1）等。
南诏史研究。南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主要依据汉文文献，所以关于南诏史的史料问题一向受到学者的重视。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注》（中华书局，1963）对南诏史的基本史料做了极有价值的整理。方国瑜、林超民对有关南诏的史料做了介绍和说明。概述性的著作有尤中《南诏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徐嘉瑞《大理古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杨仲录等编辑的《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收入关于南诏史的论文38篇，书末有1936-1988年有关南诏史论文索引。作为附录还附有珍贵的《南诏图传》（原卷现藏日本）、《大理国梵像卷》（原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图版清晰，印刷精美。
渤海史研究。30年代已经有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20卷（1934）刊行，今人则有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后者收入了中日朝古籍中的渤海史资料和渤海文物考古资料，分类编排，颇便参考。概述性的著作有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出版社，1984）、李殿国、孙玉良《渤海国》（文物出版社，1987）等。渤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表于80年代以后。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渤海的族源、族属及渤海族的形成、渤海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渤海国的社会性质以及有关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宗教和地理等问题，有关论文无法具举。王承礼、刘振华主编《渤海历史与文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收录了1986年底以前代表性论文48篇，书后还附有杨雨舒编制的中外学者研究渤海史的论著索引（截止1986年），同一作者又有1986-1993年渤海史论著索引，发表于《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东北地区的民族还有契丹、室韦、奚族的研究，关于契丹因为与辽史研究关系密切，有一些概述性著作和研究论文，室韦、奚族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兹不赘述。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通史类中外关系史论著大多有隋唐五代部分，撰写者水平不一，于此姑且不论。概述隋唐五代中外关系史的专著目前还不多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论述了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制度的演变。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与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1986-3）认为条贯折中汉魏以来的文化遗产，兼容并蓄地摄取域外文化营养导致了唐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但是唐代完备的典章制度使外来文化只能起补缺增色的作用，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他的《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4）认为接受中原文明影响的西域地区，同时也向中原转口输送各种外来文明（印度、西亚、中亚），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过程也就是各自有选择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共同创造新的文化的过程。
关于中外人员的交往，30年代向达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著作，三联书店，1957）介绍了丰富的关于流寓长安西域人的材料。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论述了蕃胡在唐代的分布与生活情形、唐朝对蕃胡的管理和蕃胡对唐人文化生活的影响。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及《续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1990）和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都论述到蕃将在唐朝的活动和作用。当然上述著作中所谓“蕃胡”或“蕃将”并不都是外国人，有写只是汉族以外的外族人。
以下分地区介绍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概况。
东亚地区。关于中日关系，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是概述性著作。除了若干关于白江口之战的文章属政治关系的范畴外，专题研究以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为多。早期的代表性论文有贺昌群《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近年发表的论文则有吴廷?、郑彭年《隋唐时代日本与中国文化》（《世界历史》1992-6）等。八十年代以来的论文注重发掘考古资料，如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3）、杨泓《从考古学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考古》1988-4）等研究了古代城址、出土钱币、古坟壁画以及寺院文物等所见到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1）、《史书与中日文化关系》（《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分别讨论了唐代书写范本和史书体例对日本的影响。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1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唐代绘画对日本高松冢壁画的影响。佛教文化交流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这方面的概述性论文有杨曾文《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6-2）。鉴真东渡、日本留唐学问僧、遣唐使等也是论文比较集中的课题。此外，文章还涉及到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学术、医药、建筑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
中朝关系的研究以讨论政治关系的论著为多。刘健明论及隋文帝、炀帝父子对高丽的战争。黄约瑟注意到隋朝与新罗之间的佛教外交。韩?N近年发表了《隋朝与高丽国际政治关系分析》（《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东北亚研究》1995-2）、《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1卷）讨论隋及唐初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基本史实与发展脉络。文化交流方面，高明士研究了唐代科举对高丽的影响以及宾贡科中的东海士人。荣新江《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韩国研究》3，杭州出版社，1996）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钩稽了唐罗文化交往的若干史实。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收入多篇讨论中韩关系的论文，其中《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又刊于《历史研究》1996-1）与傅玫《生活在唐朝境内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人》（前引《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牛致功《圆仁目睹的新罗人》（《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伤害人民出版社，1994）研究了新罗旅华侨民的情况。陈尚胜还有《从唐罗文化交流看新罗在汉文化圈中地位的确立》、《唐朝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的发展》综述了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的盛况，后文还列表介绍了唐罗官方和民间的使节往还。黄心川《隋唐时代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韩国宗教》[韩]，第16辑）、黄有福与陈景富合著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对这个时期佛教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有详实的论述。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唐研究》6）论述了新罗统一对于唐罗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意义。
西域地区。关于唐朝与西域关系史，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2）做了详细的评述，这里只就涉及隋唐五代中西关系的若干论著作一概述。早年我国西域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书汉译的推动。冯承钧翻译的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2；中华书局，1958）和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论及公元6至8世纪中国与西域关系史。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华书局，1934-1962）以及张星?R《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34）、林筠茵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等对中西关系史研究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近年又出版了一大批西人中外关系史著作，如耿?N译玛海扎《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吴玉贵译谢弗（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等。
粟特与中国的关系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领域。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活动以及粟特人的聚落、昭武九姓胡人的东迁和粟特人在内地的商业活动、粟特地区与唐朝的文化关系等等。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及有关论文是利用近年出土墓志研究六胡州粟特人在华活动的重要论著。蔡鸿生的新作《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分“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三编，是作者积数十年研究西域史的心得之作。
宗教文化关系是中西关系的重要内容。20年代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中华书局，1980）考证了祆教入华的若干史实以及在唐朝的兴衰，比较了祆教与景教、摩尼教（是为三夷教）的异同。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3）接受了陈垣以来的理解，解释高昌文书的“胡天”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林悟殊则不同意这一看法，所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汇集了研究祆教（波斯拜火教）的十多篇论文。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认为高昌之天神就是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张广达《唐代祆教图象再考》（《唐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进一步论证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祗》（《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文中揭示的祆教图像就是祆教神妲厄娜(Daêna)和妲厄娲(Daêva)，试图为中国境内奉祀胡天的记载找出罕见的实物证据。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唐研究》第4卷）认为西域宗教政策从宽容到取缔的变化反映了唐朝开放性的逐渐淡化过程。林悟殊还与荣新江合作，对于传世的唐代景教文献真伪进行了深入的辨正。（参见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及其注文中指示的文献，载《唐研究》6，2000）
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的进展和新史料的发掘。主要论著有夏鼐《近年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2）、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近年又有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
研究唐朝与大食的关系的论著多以文献史料为主要史源。如白寿彝《〈新唐书·大食传〉注》（《史学集刊》3，北平，1937）、《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丁克家《〈经行记〉考论》（《回族研究》1991-1）等。夏鼐对迄今仅见的西安晚唐墓葬中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进行了考释（《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研究了7世纪中叶到8 世纪末叶的强权政治时代唐、吐蕃和大食在西域地区的政治角逐。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和国外的研究成果，把唐与大食政治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水平。
南亚地区。求法高僧传是研究唐代与南亚关系史的基本史料。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以及孙毓棠、谢芳校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范祥雍校点的《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等都是整理研究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代表性成果。它们大都有长篇绪论，大体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该书及对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上册第三部分约有400页的篇幅为“隋唐五代有关南亚的记述”，下册第四部分“宋辽金有关南亚的记述”也有约150页收入《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等宋人作品中的南亚资料。
王玄策出使天竺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于其事迹湮没不彰，因而有钩玄索隐的论著出。较早的有冯承钧在东西方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鸠集有关史料36条。最近出版的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参见《唐研究》6王邦维书评），吸收了冯著以后的学术界研究成果，增加新史料十多条，共分成53个条目，也就是53个故事或史迹，将史料置于文首，然后加按语与说明。书前还有四篇是关于王玄策的事迹概述和综合研究文章。在文化交流方面，季羡林对纸、造纸术、蚕丝的传入印度以及印度制糖法和眼科医术的传入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一系列。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填补了学者鲜有论及的晚唐中印关系史的空白。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6）列举了印度人在长安的生活与事迹）。
关于隋唐五代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主要论著有向达《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列举介绍有关与南海关系的史书；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史论丛》2，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分国别论述与唐朝交往情况；沈福伟《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分港口城市介绍对外贸易状况。总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七 文化史
文化史的内容至为广博。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收入唐史论文多篇，涉及文献、佛教和游艺等方面。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是第一部试图全面描述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著作。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分“教育与科举”、“学术”（经学、史学、地理学、小学、类书的编纂、《文选》学）、“文学”（诗歌、散文、小说、词、俗文学）、“艺术”（舞乐、散乐百戏与民众游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石窟寺、敦煌石窟）、“科学技术”（历法与天文、医药学与化学、雕版印刷术与文房四宝的改进、建筑与交通）、“宗教”（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与伊斯兰教）等章节来范围文化史的内涵，还介绍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隋唐五代文化的国际影响。以上二书内容十分庞大，每个部分便不可能十分周详深入。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的文化部分有相当大的篇幅。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总论文化发展的大势与特点，分论社会思潮与文学艺术，详于汉而略于唐。
哲学与学术思想。20、30年代黄侃等已经有《汉唐学论》（《哲学月刊》1-6、7，1926-27）、《汉唐玄学论》（《时代公论》11，1932）等论文。建国后的50、60年代专门论述这时期哲学和学术思潮的论文不多，但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都有专门章节论述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的哲学思想。“”期间“批儒评法”，不足具论。新时期以来关于隋唐儒学、经学的论著骤然增多。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册是《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94），该书试图摆脱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描述哲学发展的简单化模式，而是用儒、佛、道三教及其交融会通来说明这时期历史发展的线索。尹协理《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哲学研究》1985-5）论述了隋唐作为儒家哲学的主要变革期和宋明理学的酝酿阶段的变化趋势。谢保成《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中国史研究》1994-4）着重从学术思想上论述了隋唐哲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1）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论述了儒佛道三教在隋文帝至唐太宗时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唐肃宗至昭宗时期等三个不同阶段通过竞争、合并走向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进程。葛兆光《七世纪以前中国的思想、知识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及相关论文涉及到隋唐时期思想史及，民众意识的一般问题。
关于经学与儒教。概述性的专书有程平方《隋唐五代的儒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张跃《唐代后期的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后者于隋唐经学只有三万多字的篇幅，不足以概括一代的学术发展。杨荫楼《唐代经学论略》（《求实学刊》1992-4）及有关论文具体描述经学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各个时期的特征。儒家学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隋及唐初的王通吕才、中唐以后的柳刘韩李，也有一些论文研究五代的潭峭与《化书》，还有个别文章专门讨论唐前期的孔颖达和唐后期的啖、赵、陆春秋学派。
关于佛学的重要著作有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汤著以精审博大著称，郭书于唐代政治与佛教的历史事件叙述颇详，于佛教本身则论述不足，范著主要对佛教的社会影响持批判态度。谭世保《汉唐佛教史探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1）考订佛教的若干史实。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87新版）在宗教研究十分荒芜的时代被誉为一代名著。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是作者研究佛教社会史的论文结集。就单篇论文而论，一般说来汤用彤、任继愈、石峻、方立天等哲学史专家探讨其宗教学派和思想学说的为多。李斌城、谢重光、张弓则大多从佛教与政治、佛教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立论，偏重佛教社会史、佛教文化史的探讨。严耀中《汉唐密宗》（……）及系列论文对密宗做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道教及民间宗教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至今仍然是研究唐代道教典籍的重要著作。卿希泰和任继愈分别主编的《中国道教史》都有对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的概述。李刚《隋文帝与道教》（《福建论坛》1991-1）、李斌城《唐太宗与道教》（《晋阳学刊》1994-5）、高世瑜《唐玄宗崇道浅论》（《历史研究》1985-4）、薛平拴《论唐玄宗与道教》（《陕西师大学报》1993-3）论述一个帝王及其统治时期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与社会兴衰的牵系。司马承祯、吴筠、陈抟、张果、吕洞宾、李荣等道教人物，都有若干文章论及。黄烈《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录”》（《文物》1981-1）、姜亮夫《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兰州大学学报》1982-1）、姜伯勤《〈本际经〉与敦煌道教》（《敦煌研究》1994-3）等文章讨论了敦煌文书中的道教资料。金正耀《唐代道教补丹》（《历史研究》1990-1）分析了唐代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炼丹取得的许多理论成果。其他论文还有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等。
史学史研究。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是迄今最完备的一部断代史学史著作。该书除论述了历代正史的编撰及其成就、史馆制度与国史、实录的修撰外，还对古籍整理、史学理论（《史通》）、政书（《通典》与会要）、图经地志、杂史笔记、官私谱牒等等作了具体讨论，关于隋代及五代十国的史学都有专章论列。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大出版社，1989）收集了作者新时期以来关于唐代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专题论文方面早期的论文有金毓黻《唐宋时期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3-8，1942）等，比较全面的论述为张荣芳（台）《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80年代以来还有若干论文考察了史馆编修制度的一些细节。总体说来对正史的研究以《隋书》的研究最充分，刘知几与《史通》始终是热门课题。张舜徽《史学三书评议》中的《史通评议》（中华书局，1983）、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张振?《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皆为研究《史通》的力作。前书以考证史实为主，并加按语进行评议；后面二书皆以注释考辨为主。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刘知几的历史观、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刘知几撰写《史通》的主旨及其史学批评主张等。赵俊还出版了《〈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的著作。
杜佑及其撰写的《通典》也受到学者的重视。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5）认为《通典》采取了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经世之学的先河。《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85-2）指出《通典》有主会通、立分门、重议论三点创新。谢保成《论〈通典〉的性质与得失》（《中国史研究》1992-1）不同意把杜佑的《通典》看成单纯的考察古今制度的沿革，认为是“一部记述唐以前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进历程的史学巨著”。也有学者对《通典》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如朱维铮《论三通》（《复旦学报》1983-5）批评杜佑开辟的新领域是“静态研究”；说杜佑的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虽然主张社会进化，但是对社会进步原因的看法却是荒谬的。这个观点较少为其他学者所认同。
文学。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非本篇所能详言，这里只就文学史界重视文史结合方面的成就略举数例。早年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和《韦庄秦妇吟校注》等，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开辟了文史研究的新途径。近几十年来，注重社会历史内容的唐代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整体素材和前资。”他的《李德裕年谱》也有打通文史的性质。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都是结合佛教文化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著作。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匠心独运地试图透过社会风习与士人心态的演变的中介来探讨文学思想的变迁。葛晓音的有关论文结集也展现了重视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此外，文学史家们还十分熟练的运用历史考据学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代表作有傅璇宗《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7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郁贤浩《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等。陈尚君等用这种方法考证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伪作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
八 史料与工具书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历史资料的整理以及工具书的编纂，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文献资料的整理。民国时期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十通和二十五史补编等的编辑出版，为学者利用版本较好的史籍做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50年代以来，许多大型古籍如《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全唐诗》、《全唐文》等的影印或排印出版，使得这些史书的流传更加广泛。新式标点和校勘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工作的具大成就之一。但隋唐五代部分的正史都有一些标点错误，以《旧唐书》最甚。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议》，皆称精审。《唐会要》、《五代会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可惜《唐会要》的整理比价粗糙。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出版了一些唐人文集和笔记小说，点校工作做得精粗不一。但是，它们无疑对于推动隋唐五代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十几年来一些地方省市出版社，试图出版一些简体横排的古籍或者加以白话翻译，如《唐大诏令集》、《唐律疏议》、《唐六典》、《太平广记》等，似乎并不太成功。
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整理。从本世纪初叶《敦煌石室真迹录》（1908）、《敦煌石室遗书》（1908）、《鸣沙石室遗书》（1913），到20年代《沙洲文录补》（1924）、《敦煌掇琐》（1925）等资料的出版，敦煌文书的公布还是旧式文献辑佚的方式。1936年，陶希圣主编的《食货》第4卷第5期是《唐户籍簿丛辑》，收集了前人著述中的20件户籍与差科文书。在敦煌文书整理中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它是用新式标点方式对所录敦煌文书进行整理、分类和定名的第一本书。后来的同类著作都受到其影响。目前最便于研究者使用的综合性敦煌文书资料汇编是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至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1990），该书采取影印与录文对照的形式，颇便读者参考，遗憾的是图版不太清晰。江苏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已经有关于书仪（赵和平录校）、社邑（宁可、郝春文录校）、天文历法（邓文宽录校）等专辑出版。郑炳林、杜斗城等也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专题性辑录工作，如《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989）、《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1989）、《敦煌碑铭赞辑释》（1992，以上均为甘肃教育出版社）、《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等。饶宗颐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收入了一些导论性著作或者校录兼研究的书，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如王永兴著《敦煌经济文书导论》（1994）、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1994）等，可惜内地学者不易见到。
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将伦敦、巴黎和北京图书馆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1990-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996）和俄藏、法藏等文献，则采取了先进的拍摄和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便于研究者利用。吐鲁番文书在唐长孺主持下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81-1991）1至10册；文物出版社随后又推出了图版与录文合排本，使读者有可能对照图版对录文的可疑之处进行研究。李方、王素合编的《吐鲁番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为更好地利用文书提高了便利。
石刻和墓志的整理出版。比较早的出版品有杨殿?《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0初版，解放后增订再版）对前人金石著作中的墓志铭提供了检索的方便。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种唐代墓志的汇集本。主要有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台北，1984-1994）共18册，有图版和录文与考证。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标点排印，附有人名索引。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上下（文物出版社，1994）图版与录文并举。其中《唐代墓志汇编》以物美价廉而广为流通，唯有一些重复收录和标点、录文错误。大型墓志汇编如《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曲石精庐藏唐墓志》（齐鲁书社，1986）、《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91）、《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92）等陆续出版，唯收录内容难免重复，有些书的图版过于模糊，难以识读。重要的石刻资料还有《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等。近年主要利用出土文书与墓志增补《全唐诗》《全唐文》的工作有突出成绩。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完成后，又有《全唐文补编》，于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外另搜集得唐人遗文6200多篇，编为160卷，于1991年完成后亦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还有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1至5辑（三秦出版社，1994-98）搜罗亦为宏富，但不注收文出处，使读者难以查核。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附有引用书目和作者索引等，颇便利用。
工具书的编纂。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已经有洪业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之类的书问世，近20年来，各种索引和工具书层出不穷。除了二十四史中的《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外，《全唐诗》、《全唐文》等总集都有篇名和作者索引。学术性比较强的重要索引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合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方积六、吴冬秀编《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吴汝煜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等。还有一些实际上是研究著作的工具书，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等。供查考的工具书还有杨志玖、吴枫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是迄今收词最多的断代史辞书；唐长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隋唐五代史”分册，汇集了各方面优秀的专家写成，比较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研制的《全唐诗数据库》所生成的唐代诗人分卷索引代表工具书编纂中的新动向。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见杜正胜主编《古今论衡》创刊号陈弱水文，台北，1998）。目前南开大学组合数学研究中心开发的简体横排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弥补了史语所二十五史的遗漏与错误，也即将面世。这将大大方便大陆学者利用计算机检索《隋书》、两《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期望将来有更多的历史资料制成为全文检索文本。
九 展望与反思
20世纪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国学走向近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纪。中国传统学术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近代以来，进化论、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文化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先后涌入中国，使近百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近代学术史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那么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只是其中一段不太宽广的小溪。但是试图运用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来阐释历史问题，同样是大多数研究中古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共同追求。王国维、陈寅恪的二重证据法，陶希圣、董家遵、陈鹏对于社会史、法律史、婚姻史的研究，都折射了新的理论光芒，在那个时代都具有创新意义。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南，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农民战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史和土地制度史等等，成果是丰富的，然而教训也是深刻的。教条主义的、注经式、图解式的研究使历史学沦为政治的婢女，例如武则天研究中的比附；农民起义研究中的拔高等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界是否应该从此因噎废食，只满足于对个别具体问题的就事论事式的探讨？陈寅恪观察到牛李党争中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荫；牛党主姑息藩镇，李党主讨伐藩镇。后来有研究者以科举制划线，并用阶级观点解释说，牛党进步，李党反动；前者是庶族地主或者说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后者是世族集团或者说贵族公卿集团的代表。另外的研究者则用对藩镇的态度划线，并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统治阶级分成三个部分，即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地主、中小地主。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代表，并且与中小地主阶级结盟，反对代表地方豪强政治利益的牛党。今天看来，这些解释都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当前的唐代政治史研究于是致力于对过去的历史结论进行“解构”，比较时兴的做法是在考证了一番具体历史事件原委之后，用权力之争来解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当然，权力之争也是一种理论，但是它仍然无法掩盖史学界在理论上的捉襟见肘。
理论并不是先验的东西。理论是方法，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是解释历史的依据，是叙述历史的架构。以方兴未艾的社会史为例，如果仅仅局限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那么首先便碰到一个叙述什么，怎么叙述的问题。即使只是介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节日风俗，那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史的内容与方法、结构与功能等等问题的理解。从本世纪以来，我们从西方世界引进了太多的理论，无论是从日本转口、港台转口，还是从俄国进口、欧美进口，这些理论都未能完全被消化吸收，往往是囫囵吞枣地被使用。实际上，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需要重新探讨。诸如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历史研究所吸收；怎样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认识作为一种区域研究的中国历史与主要以西方文明为模式而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专业领域的解释系统（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契合与非契合关系问题，即如何解决在后者涵盖性不足的前提下将其移植到中国历史研究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乃是今后学术界当然也是隋唐五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理论问题要创新，实证研究也要更加深入。经济史研究曾经是实证史家纵横驰骋的领域，均田制、租庸调、徭役、两税法都有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商业、行会、物价、市场、城市、货币、管理等领域还缺少有深度的论著，尤其对于唐代后期的经济生活，还没有比较系统的专著加以描述。制度史也是长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乐于耕耘的一块土地，近年的一些论著挖掘出了过去人们未加注意或者言之不多的若干制度史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唐前期。也有人利用墓志资料，对唐代藩镇使府僚佐、军将的研究很有创获，如今墓志的史料价值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利用墓志研究官员的升迁程序、中下级官员和中下级军官的有关制度问题，还将有待于能够坐冷板凳的人去做细密的钩稽与研究。当前的问题是，表面看来隋唐史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被研究了，没有新题目可做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课题都没有完全做到位、许多问题都没能解决得很彻底。关键在于史料的发掘还不够充分，对于前人的成果，包括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利用也不够。实证研究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既需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以便接受其启发与阶段性成果的支持，同时又不能饶过前人的研究历程，仍然要竭泽而渔地重新读书，详尽地占有资料。也就是说既不能从头干起——就借鉴成果而言，又必须从头干起——就占有材料而言。目前资料难度比较大的课题，如边疆史地、敦煌吐鲁番研究、宗教与考古方面的课题，比较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也比较容易见到研究者所下的“功力”。而那些所谓传统的“正规”课题——包括隋唐五代主流社会如中原地区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大家公认的力作并不太多。这里除了理论方面的原因外，还因为研究这类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需要在史料钩稽上花更大的工夫，学术积累比较多了，要再前进一步，必须作出非同寻常的更加艰苦的努力。
这个时期的学者中贡献较大且最具特色的，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岑仲勉、钱钟书诸家。闻一多给唐代诗人及其作品作了大量考订工作，以此为凭藉来把握唐诗的发展流变，便有一个纵贯全局的眼光。他的《唐诗杂论》和后经其学生郑临川整理发表的《闻一多说唐诗》，皆为未完成的著述，却处处显示出文学史家的宏通视野，至今还给人以启迪；所选《唐诗大系》，亦能突破传统正变观的拘限，多从艺术性着眼，成为这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影响深远的唐诗选本。朱自清专门评论唐诗的著述并不多，但他的《〈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一文，对唐诗的题材、作法、体裁、流变、格律、声调等问题有较全面而中肯的解析，为阅读和批评唐诗指示了门径；所撰《经典常读》中力破固有的唐宋门户之见，主张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衡量宋诗变唐的利弊得失，使得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公案有了明确的方向，也给后来缪钺、钱钟书等有关唐宋诗风的异同比较提供了依据。陈寅恪和岑仲勉，则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观照唐诗，所创“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将史学与诗学熔为一炉，不仅丰富了诗、史双方的研究资料，还广泛涉及唐代社会经济、政治、科举、宗教以及民族交往、国际交流与诗歌创作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展现出文学与人生诸方面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至于钱钟书《谈艺录》一书系用传统笔记体裁写成（其中相当部分述及唐诗），虽不重理论建构，而每下一断语，必穷源竟委地引证中外古今文献资料，以期在互参互证中使问题得到生发，故被誉为文学上比较研究之典型。以上诸家各从不同的思路进入唐诗园地，他们的学术成果对于整个20世纪古典文学学科皆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50年代开始，唐诗研究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兴起，推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有计划开展，一系列唐人别集、总集和研究资料的校点、诂笺、编年、集成被提上议事日程，作家传记、年谱、评论等撰著也获得了新的势头。像《唐人选唐诗》（十种）、《唐诗纪事》、《全唐诗》、《钱注杜诗》的校点行世，《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宋本杜工部集》的影印流布，研究资料汇编如《白居易卷》、《柳宗元卷》、《杜甫卷》（唐宋之部）的辑成，新著如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萧涤非《杜甫研究》（人民出版社1956）、傅庚生《杜甫诗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林庚《诗人李白》（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詹yīng＠③《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孙望《元次山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苏仲翔《白居易传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褚斌杰（白居易评传》（作家出版社195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订补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钱钟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吴文治《柳宗元评传》（中华书局1962），皆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的成果。唐诗的普及也是一项重点工作，各种选本、译诗、鉴赏指导与知识读物的盛行。这类读物中亦有层次较高、能达到雅俗共赏水平的，如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刘逸生《唐诗小札》（广东人民出版社1961）以及冯至等《杜甫诗选》（作家出版社1956）、陈贻xìn＠④《王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顾肇仓等《白居易诗选》（作家出版社1962），都能为学界人士提供参考。
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还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在唯物史观的引导下，人们普遍关注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功能，侧重从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角度来把握唐诗流变，并努力发掘作家创作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之间的种种关联。这一新的观念在当时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包括断代专史、专论如周祖zhuàn＠⑤《隋唐五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王士菁《唐代诗歌》（人民出版社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唐诗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刘开扬《唐诗论文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里，都得到了鲜明的反映，而李白、杜甫、白居易诸大家一时成为研究的热门，更突出地表明了这层关系。但是，由于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带有相当程度的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成份，如不适当地夸大经济、政治的决定作用而忽略历史文化其他因素对文学的影响，片面宣扬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传统而贬抑人的多方面的审美需求，从而导致研究视野的狭隘化和评判标准上的唯政治功利化，连带累及一些很有意义的学术争鸣如有关唐诗繁荣原因、“盛唐气象”、边塞诗派和山水田园诗派等探讨。待到期间，形而上学的倾向越演越烈，以至用“儒法斗争”来贯穿整个文学史，让每个作家按线站队，人为地扬李抑杜、褒柳贬韩，完全脱离了学术规范，造成思想上的极度混乱。
唐诗研究的再度繁荣，是70年代末以后的事。在这最近20来年间，思想的活跃、队伍的壮大、学会的组织、对外的开放，从各个方面推进研究工作，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动向。
其一是资料建设的加强。资料及其考辨，是科学工作的基础，理所当然地占据着新时期唐诗研究的首要位置，其成绩也最为显著。诗篇辑佚方面，继王重民于60年代辑成《补全唐诗》104首和《补全唐诗拾遗》127首，后有孙望《全唐诗补逸》20卷收诗830首，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21卷收诗1000余首，陈尚君《全唐诗续拾》60卷收诗4300余首，并经陈尚君统一整理、汇编为《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删繁订误，共得诗6300余首。诗集笺校方面，康金声等《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任国绪《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郭鹏《寒山诗注释》（长春出版社1995）、徐鹏《孟浩然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2）、陈铁民与侯忠义《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瞿蜕园与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安旗等《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陶敏等《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华忱之等《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瞿蜕园《刘禹锡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罗时进《丁卯集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等，都是具见功力的注本，而詹yīng＠③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和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9），更带有结集的性质。诗人诗作考订方面，除单个作家的年谱、传记外，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及其《续编》（巴蜀书社1987）、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巴蜀书社1989）、吴汝煜等《全唐诗人名考》（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和《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等，都是把考证工作放到唐代历史文献参合比较的大范围里展开而有新的创获，特别是傅璇琮主编并有全国20多位学者专家通力合作而成的《唐才子传校笺》一书（中华书局1987-1995），对唐代近400余诗人的生平事迹加以系统爬罗梳理，称得上集大成之作。其余如书目、版本研究方面，有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陈伯海与朱易安《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8）、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以及台湾学者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论著集目》正续编（五南图书公司1996）等；研究资料集成方面，除中华书局续刊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李白、韩愈、李贺、李商隐数家外，另有傅璇琮等《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陈伯海等《唐诗论评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等。
其二是研究领域的开拓。针对以往的研究工作多集中于几个大诗人身上的不足，新时期唐诗研究有了全方位的拓展。大家续有深入，甚至像初唐宫廷诗人、大历诗人群、晚唐诗人群以及其他过去不被人注目的“小家”，亦开始受到普遍关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对象正逐步由单个作家向综合性课题转移，且广泛涉及各个领域。其中综论唐诗的，有陈贻xìn＠④《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林庚《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房日晰《唐诗比较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邓仕梁《唐宋诗风》（台湾书店1998）等；集中考察一个时段的，有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东方出版社1997）、尚定《走向盛唐》（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傅绍良《盛唐文化精神与诗人人格》（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蒋寅《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与《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吕正惠《元和诗人研究》（台北东吴大学中文所1983）、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分体论述的，有黄盛雄《唐人绝句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周啸天《唐绝句史》（重庆出版社1987）、赵谦《唐七律艺术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孙琴安《唐代律诗探索》（西南交大出版社1998）、王锡九《唐代的七言古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张修容《中唐乐府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等；按题材及流派着眼的，有许总《唐诗体派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蔡石麟《晚唐社会诗研究》（台北复文出版社1986）、洪赞《唐代战争诗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冯艺超《唐诗中和亲主题研究》（台北天山出版社1994）、颜进雄《唐代游仙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王隆升《唐代登临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林香伶《唐代游侠诗歌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黄浴沂《唐代新乐府及其代表作品》（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等；追索唐诗与社会历史文化各部门之间关系的，除漓江出版社1996年刊行的系列丛书《唐诗与舞蹈》（张明非）、《唐诗与庄园文化》（林继中）、《唐诗与音乐》（朱易安）、《唐诗与绘画》（陶文鹏）、《唐诗与科举》（陈飞）、《唐诗与道教》（黄世中）之外，尚有任半塘《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吴相洲《唐代歌诗与诗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陈华昌《唐代诗与画的相关性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6）、萧丽华《唐代诗歌与禅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查屏球《唐学与唐诗》（商务印书馆2000）等，其中最热闹的话题还是唐诗与音乐、与佛教的关系；另外，有关唐诗接受史的研究亦已展开，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黄炳辉《唐诗学史述论》（鹭江出版社1996）、蔡瑜《唐诗学探索》（台北里仁书局1997）、朱易安《唐诗学史论稿》（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黄奕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乃至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等，皆已显示了初步的业绩。在这方方面面成果的基础上，遂有加以总结、提炼，以期对唐诗作一宏观、整体把握的需要，像刘开扬《唐诗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罗宗强《唐诗小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张步云《唐代诗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许总《唐诗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杨世明《唐诗史》（重庆出版社1996），都是新形势下的史学专著，给唐诗发展流程勾画出更翔实也更精细的脉络；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郭扬《唐诗学引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余恕诚《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则带有横向归纳的性质，就唐诗的质性、渊源、流变、体类、流派、法式及学术史诸问题进行概括，试图为新一代唐诗学的理论建构开辟途径。
第三是艺术品评的深化。唐诗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本是50年代以来的基本趋势，到这个阶段越形发达，各类读本和辅助阅读、欣赏的文字风行，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加强，多种工具书的编纂，构成新时期学术园地的独特景观。选本中较有影响者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以其选诗风格多样化和作家小传中掺入艺术风格点评而被人看重，其后马茂元与赵昌平《唐诗三百首新编》（岳麓书社1985）、葛兆光《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唐诗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亦时有精到评议，富寿荪等《干首唐人绝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霍松林等《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则以收辑前人评语见长，而陈伯海主编的《唐诗汇评》三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选诗5000余首而又汇录大量历代论评资料，或具有集成的意义。鉴赏读物本时期由沈祖fēn＠⑥《唐人七绝诗浅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肇端，体贴深细，说解明白，深受读者欢迎，而后追随者甚众，按体、按类、按流派、按作家分别成书或综合编纂者层出不穷，而以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唐诗鉴赏辞典》（1983年版，解诗1000余首）为其顶峰。施蛰存所撰《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不以赏析为限，一题一议，广搜博考，切实有用，也为后学开了治唐诗的法门。这些书籍的印行，无疑对普及唐诗起到良好的作用。与此同时，唐诗艺术的理论性总结渐受重视，先后出版了陈铭《唐诗美学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王明居《唐诗风格美新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师长泰《唐诗艺术技巧》（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李浩《唐诗美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与《唐诗的美学阐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诸作，有关唐诗意象、结构、语言和艺术风貌的专论更不在少数。至于大型工具书如周勋初主编的《唐诗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和周祖zhuàn＠⑤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华书局1992），成为查考和研究唐诗的必备工具书，而王洪等《唐诗百科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范之麟等《全唐诗典故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89）、马东田等《唐诗分类大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张忠纲等《全唐诗大辞典》（语文出版社2000），亦皆有助于唐诗的阅读与会通。
最后是理论方法的更新。80年代以来唐诗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跟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分不开的。一反“”以前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猖獗，新时期的学人普遍意识到要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地评述历史。为此，不仅大力加强史料建设与实证工作，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的论争，如李杜优劣、韩柳异同、白居易讽谕诗论、《长恨歌》的主题、李商隐《无题》与《锦瑟》诗的寄托、《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的关系，以及重加讨论的唐诗繁荣原因、盛唐气象、唐代边塞诗评价、新乐府运动等，大都能避免极端、片面化的思想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和交换意见，有助于较全面的认识的形成。在此期间，人们还注意继承并发扬前辈学者讲求历史的整体联系和文史会通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尽力深入诗歌自身的流程，探索并抉发出唐诗流变中的各个构成环节，使一部诗歌史的演化轨迹能完整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又力求超越就诗论诗的局限，尝试将唐诗与唐代历史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多重交会作一总体把握。这就大大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并推动各种综合性课题得以充分开发。80年代后期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日趋活跃，各种更新的思潮如心理分析、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接受美学、新批评乃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等纷涌而来，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研讨也正在热烈地展开，这对于唐诗领域的理论创新必将产生而且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当然，不同民族文学传统特别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理论方法并不能简单移植，要有一个根据所研究的对象加以逐步消化和改造的过程，其最终会开辟出怎样宽广的前景，我们且寄以厚望。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门里加岂
＠②原字亻加良
＠③原字钅加英
这个时期的学者中贡献较大且最具特色的，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岑仲勉、钱钟书诸家。闻一多给唐代诗人及其作品作了大量考订工作，以此为凭藉来把握唐诗的发展流变，便有一个纵贯全局的眼光。他的《唐诗杂论》和后经其学生郑临川整理发表的《闻一多说唐诗》，皆为未完成的著述，却处处显示出文学史家的宏通视野，至今还给人以启迪；所选《唐诗大系》，亦能突破传统正变观的拘限，多从艺术性着眼，成为这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影响深远的唐诗选本。朱自清专门评论唐诗的著述并不多，但他的《〈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一文，对唐诗的题材、作法、体裁、流变、格律、声调等问题有较全面而中肯的解析，为阅读和批评唐诗指示了门径；所撰《经典常读》中力破固有的唐宋门户之见，主张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衡量宋诗变唐的利弊得失，使得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公案有了明确的方向，也给后来缪钺、钱钟书等有关唐宋诗风的异同比较提供了依据。陈寅恪和岑仲勉，则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观照唐诗，所创“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将史学与诗学熔为一炉，不仅丰富了诗、史双方的研究资料，还广泛涉及唐代社会经济、政治、科举、宗教以及民族交往、国际交流与诗歌创作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展现出文学与人生诸方面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至于钱钟书《谈艺录》一书系用传统笔记体裁写成（其中相当部分述及唐诗），虽不重理论建构，而每下一断语，必穷源竟委地引证中外古今文献资料，以期在互参互证中使问题得到生发，故被誉为文学上比较研究之典型。以上诸家各从不同的思路进入唐诗园地，他们的学术成果对于整个20世纪古典文学学科皆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50年代开始，唐诗研究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兴起，推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有计划开展，一系列唐人别集、总集和研究资料的校点、诂笺、编年、集成被提上议事日程，作家传记、年谱、评论等撰著也获得了新的势头。像《唐人选唐诗》（十种）、《唐诗纪事》、《全唐诗》、《钱注杜诗》的校点行世，《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宋本杜工部集》的影印流布，研究资料汇编如《白居易卷》、《柳宗元卷》、《杜甫卷》（唐宋之部）的辑成，新著如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萧涤非《杜甫研究》（人民出版社1956）、傅庚生《杜甫诗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林庚《诗人李白》（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詹yīng＠③《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孙望《元次山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苏仲翔《白居易传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褚斌杰（白居易评传》（作家出版社195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订补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钱钟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吴文治《柳宗元评传》（中华书局1962），皆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的成果。唐诗的普及也是一项重点工作，各种选本、译诗、鉴赏指导与知识读物的盛行。这类读物中亦有层次较高、能达到雅俗共赏水平的，如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刘逸生《唐诗小札》（广东人民出版社1961）以及冯至等《杜甫诗选》（作家出版社1956）、陈贻xìn＠④《王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顾肇仓等《白居易诗选》（作家出版社1962），都能为学界人士提供参考。
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还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在唯物史观的引导下，人们普遍关注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功能，侧重从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角度来把握唐诗流变，并努力发掘作家创作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之间的种种关联。这一新的观念在当时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包括断代专史、专论如周祖zhuàn＠⑤《隋唐五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王士菁《唐代诗歌》（人民出版社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唐诗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刘开扬《唐诗论文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里，都得到了鲜明的反映，而李白、杜甫、白居易诸大家一时成为研究的热门，更突出地表明了这层关系。但是，由于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带有相当程度的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成份，如不适当地夸大经济、政治的决定作用而忽略历史文化其他因素对文学的影响，片面宣扬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传统而贬抑人的多方面的审美需求，从而导致研究视野的狭隘化和评判标准上的唯政治功利化，连带累及一些很有意义的学术争鸣如有关唐诗繁荣原因、“盛唐气象”、边塞诗派和山水田园诗派等探讨。待到十年动乱期间，形而上学的倾向越演越烈，以至用“儒法斗争”来贯穿整个文学史，让每个作家按线站队，人为地扬李抑杜、褒柳贬韩，完全脱离了学术规范，造成思想上的极度混乱。
唐诗研究的再度繁荣，是70年代末以后的事。在这最近20来年间，思想的活跃、队伍的壮大、学会的组织、对外的开放，从各个方面推进研究工作，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动向。
其一是资料建设的加强。资料及其考辨，是科学工作的基础，理所当然地占据着新时期唐诗研究的首要位置，其成绩也最为显著。诗篇辑佚方面，继王重民于60年代辑成《补全唐诗》104首和《补全唐诗拾遗》127首，后有孙望《全唐诗补逸》20卷收诗830首，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21卷收诗1000余首，陈尚君《全唐诗续拾》60卷收诗4300余首，并经陈尚君统一整理、汇编为《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删繁订误，共得诗6300余首。诗集笺校方面，康金声等《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任国绪《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郭鹏《寒山诗注释》（长春出版社1995）、徐鹏《孟浩然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2）、陈铁民与侯忠义《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瞿蜕园与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安旗等《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陶敏等《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华忱之等《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瞿蜕园《刘禹锡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罗时进《丁卯集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等，都是具见功力的注本，而詹yīng＠③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和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9），更带有结集的性质。诗人诗作考订方面，除单个作家的年谱、传记外，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及其《续编》（巴蜀书社1987）、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巴蜀书社1989）、吴汝煜等《全唐诗人名考》（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和《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等，都是把考证工作放到唐代历史文献参合比较的大范围里展开而有新的创获，特别是傅璇琮主编并有全国20多位学者专家通力合作而成的《唐才子传校笺》一书（中华书局1987-1995），对唐代近400余诗人的生平事迹加以系统爬罗梳理，称得上集大成之作。其余如书目、版本研究方面，有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陈伯海与朱易安《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8）、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以及台湾学者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论著集目》正续编（五南图书公司1996）等；研究资料集成方面，除中华书局续刊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李白、韩愈、李贺、李商隐数家外，另有傅璇琮等《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陈伯海等《唐诗论评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等。
政治、军事、法律方面：郁贤皓、胡可先《唐九卿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李鸿宾《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民族出版社)等。
社会、文化、思想方面：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出版社)详细阐发了其经史之学和文史之学的思想。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在概论的基础上，以分论的形式论述了官方修史机构、五代史及五代史志、《晋书》和实录等史籍的编撰情况。董恩林在《唐代注释文献研究》(齐鲁书社)中对其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作了整理和再研究，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唐代《老子》注释文献。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出版社)上篇主要讲述了道教在中国的发展和流传情况，下篇主要是对道教史研究的思考和评论。与道教研究有关的还有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大华等《隋唐道家与道教》(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夏金华《缘起、佛性、成佛：隋唐佛学三大核心理论的争议之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是关于唐代佛教的专著。其他关于唐代社会文化方面的专著还有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徐连达《唐朝文化史》(复旦大学出版社)、黄治安《唐代四大类书》(清华大学出版社)、吴刚《唐碑俗字录》(三秦出版社)、姚永铭《惠琳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武秀成《辨证》(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张国印《隋唐墓志书迹研究》(文物出版社)等。其他还有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孙琴安《唐诗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鹭江出版社)等几部专著，虽与文学关系更为密切，但其文史互证的思路值得提倡。
经济、历史地理、人物及其他方面的著作：张泽咸《汉唐时期农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按自然区域划分十一区，每区都按秦汉、六朝和隋唐三阶段纵向探讨了农业的发展与演变。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着重研究了浙东、浙西和宣歙三道的手工业、交通业和商业布局的特点。岳麓书社将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陈明光《汉唐财政史论》和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作为“南强史学丛书”重新出版，唯杨际平旧作增添了有关完整复原的《唐令·田令》的研究成果。张沛《唐折冲府汇考》(三秦出版社)主要搜集了20世纪30年代后特别是建国以来新发现的资料，并对其做了考释。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利用中韩两国的史料，探讨了二者的关系，并论及唐将苏定方、薛仁贵等在朝鲜半岛的事迹，在附篇中介绍了与朝鲜半岛古代史有关的金石文现状和高句丽与唐关系的研究。马大正等《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研究续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收录了李大龙《由校尉到都护：唐代东北边疆民族的演变》、程尼娜《从唐朝对东北羁縻府州的统辖关系论渤海政权的归属问题》和孙玉良《唐征高句丽的动机与效果》等。其他关于文物考证方面的著作还有：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考》(三秦出版社)、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芝田晋唐墓葬》(科学出版社)。
2003年还出版了一些文集和论集：张泽咸《一得集》(兰州大学出版社)主要是其以前的论文的结集。其他还有张国刚主编《中国中古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是2000年8月由中国唐史学会、南开大学历史系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中古史社会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未在他处发表的文章共27篇)、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兰州大出版社，收录了郑炳林、冯培红、陆庆夫等兰大敦煌学研究所承担的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的研究成果33篇)。
另外还应指出，在《周秦汉唐文化研究》(2辑，三秦出版社。以下简称《研究》2辑)中，有杜文玉等《2002年唐研究述评》、陈文豪《2002年台湾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综述》和陈博等《2002年中国大陆周秦汉唐文化研究论著要目》等几篇综述文章，值得一读。
一、 政治、礼法与典章制度
政治制度和政治事件。《盛唐政治制度研究》关注实际运行的制度以及体制变化的本身，从政治体制如何适应统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分析探讨了政治权力的分化与重组等问题。《唐九卿考》 对九卿的沿革、职能、品级、编制、职权、属官、别称及其与中书门下、尚书六部的关系都有阐发。 《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通过探讨唐代谏官与文学的关系，从政治文化角度中认识了中国的文人与文学。《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没有停留在集团和权利之争上，而是从政治体制变化的角度研究玄、肃之际中枢政治的演变过程。与政治制度有关的还有王雪玲《从滥赐铁券看唐朝政权的衰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3期)和介永强《唐代宗室管理制度论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期)及何根海《关于隋文帝民族政策与开皇之治关系的思考》(《安徽史学》5期)等。
祖慧、龚延明《科举制定义再商榷》(《历史研究》6期)提出了“设进士、明经、制科等科目招考，取士权归中央，由朝廷定专司、专官知贡举；招考面向全国开放，不限财产、门第，原则上允许平民或官员‘投牒自举’报考；地方与中央定期、定点举行二级以上考试，命题统一，‘以文取士’”的定义。赖瑞和《唐代的翰林待诏和司天台----关于和的再考察》(《唐研究》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论证了唐代翰林待诏的服务年限，认为司天台的官员由皇室亲近的翰林待诏出任是最妥当的一种安排。杜文玉《五代考课制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3期)全面考察了五代时期考课的考限、标准、奖罚办法、上报考簿、循资序迁、流外官的考课及存在流弊等问题。另外同作者还对五代时期的俸禄制度、封爵制度、殿阁制度和叙封制度作了考察，发表了《五代俸禄制度初探》(《人文杂志》6期)、《五代十国封爵制度初探》(《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4期)、《五代殿阁制度研究》(《唐研究》9卷)和《五代叙封制度初探》(《史学月刊》10期)等文章。同是研究五代制度的还有李军《五代三司使考述》(《人文杂志》5期)和樊文礼《五代的枢密直学士》(《烟台师范学院学报》4期)等。
余蔚《唐至宋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体系的演变》(《中华文史论丛》71辑)考察了唐、五代和北宋前期此体系的演变过程，并讨论了知州体系权责转移的实质和再三兴起的“复藩镇”论问题。蒙曼《唐玄宗朝北衙禁军准内廷体制的形成及其影响》(《北大史学》9期)定义了“准内廷体制”，提出了禁军脱离南衙后渐受宦官的影响和控制并以此奠定了唐后期宫廷政治基本格局的观点。黄楼《唐宣宗早期政治探微》(《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辑。以下简称《资料》20辑)指出宣宗一方面以“至孝”为掩护，竭力拉近自己同30年前已经驾崩的宪宗的关系，以树立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另一方面又蓄意将穆宗以下四朝视为弑逆伪朝，从而给自己带上拨乱反正的光环，认为在宣宗善于纳谏、体察民情等小善的掩盖下，大中之治实际上在政治、经济诸方面都是一大倒退。任士英《隋唐时期流外官与明清时期吏员的渊源关系》(《河北学刊》1期)指出唐时的流外官属于国家职官系列，其中也包含着“吏”的成分，到明清形成了所谓“未入流”的“吏员”阶层。金滢坤《中晚唐五代科举与清望官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期)以唐德宗至后周恭帝期间的宰相为例，考察了其社会出身、籍贯、科第情况并分析了其变化。胡宝华《唐代“进状”、“关白”考》(《中国史研究》1期)认为唐中宗时开始的弹劾程序中增加“进状”和“关白”后，削弱了御史的自主弹劾权限。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4期)提出士族向城市迁移，使得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唐宋间发生了继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之后最具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陈金凤、梁琼《山东士族与隋朝政治论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6期)认为山东士族成为覆隋兴唐的力量与山东士族自周、隋以来的衰微和他们力图重振的活动相关。严耀中《唐初期的库真与察非掾述论》(《史林》1期)认为此二名皆带有鲜卑色彩，发端于北魏、北齐，承袭于隋，在唐初消失意味着鲜卑制度对中原政体影响的最后终止。毛阳光《遣使与唐代地方救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4期)分析了遣使的形式、使臣的职能等，以及唐后期遣使减少的社会原因与体制背景。其他有关唐代制度的还有张艳云、宋冰《论唐代保辜制度的实际运用----从谈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6期)、罗恺、毛广礼《唐代宰相制演变的七个特点》(《贵州文史丛刊》4期)、卢民华《试论唐朝的文官制度及其作用》(《黑河学刊》4期)和杜文玉《五代官告院与绫纸钱》(《唐都学刊》1期)等。
黄永年《唐玄宗朝姚宋李杨诸宰相的真实面貌----兼论李杨与宦官高力士之争》(《中国史研究》2期)论述了开元前期宰相任期短促的原因和李杨与高力士的矛盾。侯旭东《载“隋文帝令山东卅四州刺史举人敕”考》（《中国史研究》2期）全面考察了这则仅见于《文馆词林》卷691的隋文帝敕。任士英《唐天宝六载王忠嗣之狱发微》(《研究》2辑)认为皇帝的意志决定了案件的性质和结果，并反映了玄宗天宝时期中枢政局的基本特征。石云涛《唐后期方镇宾主关系与牛李党争》(《许昌学院学报》1期)认为唐后期方镇使府僚佐辟署制度在朝廷党争中曾起到不良作用，宣宗时建立宰相与谏官之间幕府宾主回避制度是朝廷有惩于先前宾主在朝结为朋党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田耕宇《中唐牛李党争与北宋新旧党争性质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期)认为牛李党争是封建前后过渡期士庶混一政治斗争的产物，而北宋新旧党争则是封建庶族政权内部为维护皇权的稳固和强化中央集权采取不同政治措施的态度和观点的争论。刘高勇《玄武门事变中力量纠合的文化内因》(《南阳师范学院学报》8期)将玄武门事变置于唐初社会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中探求事变双方力量纠合的原因，并认为文化取向的不同也是导致中间力量李元吉倒向李建成的深层原因之一。胡可先《唐大和二年制科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战线》4期)认为此年的制科是中晚唐之交政治上矛盾与危机的交汇点，不仅暴露出宦官专权的矛盾，也涉及唐代文人对藩镇割据和牛李党争的态度等多方面内容。其他有关政治事件的还有吴建伟、李小凤《论中唐前期李晟、张延赏营妓之争与将相交恶》(《宁夏大学学报》3期)、张铁夫《唐顺宗被杀辨》(《史学月刊》3期)等。
地方政权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系统研究了隋唐五代尤其是盛唐时期中原王朝与东北亚地区各国各族间关系的发展，如隋唐伐高句丽、渤海之立国等引起地区形势和政治格局的变化，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尚德抑武、和平共存的思想对地区合作、安全与国际关系产生的积极影响。艾冲《唐代河西地区都督府建制的兴废》(《敦煌研究》3期)论述了凉州和瓜州二府建制的演变。朱悦梅、李并成《纂修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敦煌研究》5期)分析了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中的避讳特征、书写格式、沙州升都督府的时间、驿路置废的时间、西州岸头府等军政机构名称、人名头衔等，考查了图经的详细编纂、添修时间，认为《沙州都督府图经》自永徽二年以后在《沙州图经》的基础上，历经武周，直至开元初，按照律令在不断修纂。其他相关研究还有李浩《论里正在唐代乡村行政中的地位》(《山东大学学报》2期)等。
礼仪、礼制研究方面。吴丽娱《唐代婚仪的再检讨》(《燕京学报》新15期)通过讨论通婚书的形式和内容及这些内容的实行和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探讨了中古时代的婚姻程序与古礼的区别关系，并对男到女家的婚姻形态和拜舅姑礼在唐代的落实过程作了进一步推断，为多角度认识中古婚姻的特色及其来源提供了新的证明。杨华《论〈开元礼〉对郑玄和王肃礼学的择从》(《中国史研究》1期)认为唐人的礼制统一过程极其复杂，并非简单地南北选择或郑王选择，其原则是“稽周汉之旧仪”、“考图史于前典”和“因时制范”三点。
法制史研究方面。史睿《唐代外官考课的法律程序》(《文津学志》1辑)分州校考和省校考两部分厘清了外官考课的基本概论和程序，复原了考状、考解及地方政府功曹关、牒等考课文书的样式和功能，并且从立法角度来看待考课制度的运行。潘春辉《P.2979〈唐开元廿四年岐州郿县县尉牒集〉研究》(《敦煌研究》5期)在对文书校录的基础上，对其反映的唐开元后政府政令效力问题进行了探讨。黄书建《〈唐律疏议〉与犯罪预防》(《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4期)认为唐代统治者在理论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犯罪预防机制，其内容主要体现在《唐律疏议》中。其他还有明廷强、张玉珍《试析唐律的“官司出入人罪”》(《齐鲁学刊》3期)、解梅《P.2754〈唐安西判集残卷〉研究》(《敦煌研究》5期)和陈永胜《〈宝应元年六月高昌县勘问康失芬行车伤人案〉若干法律问题探析》(《敦煌研究》5期)等。
“唐宋变革”一直是隋唐史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4期)回顾和梳理了20世纪中日学者有关唐宋变革观论据的分期理论和主要观点及对唐宋社会历史研究的影响。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期)从史学史的角度回顾了中日美等学者的相关研究。葛金芳、曾育荣《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研究综述》(《湖北大学学报》6期)所论内容亦属“唐宋变革”问题。
二、经济
财政和土地制度研究方面。朱雷《唐代前期的“差科”――吐鲁番敦煌出土“差科簿”的考察》(张国刚《中国中古史论集》)指出“差科”按户等一年计日征敛，其对象过于租、庸、调之征敛对象。刘进宝《再论晚唐五代的“地子”》(《历史研究》2期)认为“地税”中除了“地子”外还有税草和税柴等，“地子”原则上由土地拥有者交纳，其税率约为亩税8升。同作者还有《隋唐五代“税草”所用计量单位考释》(《中国史研究》1期)。吴树国《唐宋之际徽州重税考》(《求是学刊》3期)认为其原因是受到税制变迁和地理环境双重因素影响造成的，且重在杂税而非正税。江晓敏《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南开学报》5期)重点分析了唐与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不同。有关税收的还有刘玉峰《论唐代税收体系和结构的发展变化》(《思想战线》3期)等。吴大旬《试论唐前期租庸调制在西域地区的实施》(《新疆大学学报》2期)利用吐鲁番文书考察了在西域地区实施租庸调制的情况。李并成、吴超《吐鲁番出土唐前期给粮帐初探》(《天水师范学院学报》6期)推测了给粮对象、给粮标准等。陆离《唐五代敦煌的司仓参军、仓曹与仓司――兼论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仓廪制度》(《兰州大学学报》4期)、赵贞《唐五代“春衣”发放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3期)、何勇强《论唐宋时期圩田的三种形态――以太湖流域的圩田为中心》(《浙江学刊》2期)、郑显文《唐代债权保障制度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期)和缪坤和、杨华星《浅论唐宋时期的信用形式》(《思想战线》5期)等文从不同角度考察了隋唐五代财政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问题。
工商农业研究方面。张宇《唐后期的士商交游及商人社会地位的变迁》(《资料》20辑)从分析唐后期士人对商贾的看法、态度的变化入手，认为士商鸿沟的缩小、士商界限的模糊与商人入仕现象一道，标志着唐后期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之前期已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江菊美《唐中后期以商赈济兴起的背景及其历史作用》(《鹭江职业大学学报》3期)认为富裕的商人阶层的出现在维持社会稳定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商赈活动随之出现。盛会莲《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隋至宋初的宅舍交易》(张国刚《中国中古史论集》)认为当时的交易相当普遍，形式有买卖、租赁、质典等。姜望来《隋末粮仓与群雄盛衰》(《资料》20辑)论述了隋末粮仓在群雄争夺中的重要地位及粮仓得失与群雄盛衰的连环性。其他相关论述还有王志胜《论唐代的榷盐商》(《学术论坛》6期)、 魏明孔《隋代手工业前后期生产重心变化及不同结局》（《中国经济史研究》）、张超林、李鹏军《论唐代三峡地区的经商潮》(《重庆大学学报》1期)、吴丽娱《唐宋之际南通地区的盐业发展》(《文史知识》8期)和陈勇、黄修明《唐代长江下游的茶叶生产与茶叶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等。
区域经济研究方面。张荣强《唐前期剑南道地位及其特征》(《中国农史》4期)指出剑南道租赋主要配送陇右军，是西北军需供应的重要基地。卢华语《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6期)阐述了从其诗中看到的唐代夔州的经济情况。
三、军事
与去年相类，关于军事方面的研究成果依然不多。陈国灿《唐代行兵中的十驮马制度――对吐鲁番所出十驮马文书的探讨》(《资料》20辑）考察了六驮马、十驮马制度的演变过程。贾志刚《唐代军籍虚占与军费》(《武汉大学学报》2期)指出军籍虚占、军功虚冒之风盛行，军费漏洞日益严重，成为国政之弊。孟宪实《略论唐前期河北地区的军事问题》(《中国史研究》3期)认为不能单从府兵制度看待河北的军事问题，并从军事制度演变的视角观察河北府兵问题，得出了自己的见解。许序雅《唐朝在中亚建立的防御体系述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6期)提出唐先后以突骑施、康国为中心，在中亚建立了针对大食的防御体系，中亚九姓胡基本上加入这个体系中。葛焕礼、王育济《魏博牙兵与唐末五代政局的变动》(《河北学刊》1期)分析了魏博牙兵素骄的原因、节帅对其的制衡及其对唐末五代政局的影响。黄寿成《唐代的突将》(《中国史研究》2期)认为突将只是招募的骁勇战士，多为节度使驱使，颇有战斗力，但也易骄横作乱。曾超《试论唐代防秋兵的地位及其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2期)分析了防秋兵的出现、作用及其影响。郭绍林《隋唐军事文书》(《洛阳师范学院学报》3期)考察了隋唐时期重要的军事文书奏表、诏书、檄文、书信、牒令、祭文、露布等。其他有关军事研究的还有姜维东《唐丽战争中的蕃将》(《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期)等。
四、历史地理、民族与中外关系
历史地理方面。《盛唐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收入的10篇论文以地理学独特而综合的视角来观察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考察了唐代地域结构、区域开发、人口、经济、城市、文化和文献等方面的特征。宁欣、李凤先《试析唐代以幽州为中心地区的人口流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3期)以人口流动的表现和特点来探讨幽州地区从政治重心边缘次中心到政治重心中心区的转移这一变迁过程中的人口基础。唐晓涛《唐代桂东地区发展原因浅析》（《学术论坛》2期）以岭西地区贬官最集中的桂管经略使辖区为切入点 ，考订了唐代贬往该地的官员人数，并按州对贬官的数量、补录的依据、贬官在桂的时间等问题进行逐一考析。其他还有毛双民《“刀州”已有释》(《中国史研究》3期)、刘禄山《隋唐五代时期江西的建筑》(《南方文物》3期)、梁中效《唐朝皇帝与蜀道》(《成都大学学报》4期)、乔凤岐《隋文帝平陈前后三个信州之设置及其历史沿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勾利军《唐代东都分司官居所试析》(《史学月刊》9期)、和王维坤《唐乾陵应为“寿陵”之蠡测》(《研究》2辑)等。
关于城市研究。《唐研究》第9卷是唐长安研究的专辑，收录了多篇关于长安研究的论文。荣新江《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介绍了以往对唐长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对其组织的《两京新记》读书班的缘起和主要研究方向做了说明；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考证了里与坊的异同、里坊制度的形成变化及瓦解过程、里坊的基本形态及其管理机制和特质影响，认为里坊制度的出现适应了政治军事管理的需要，其崩溃也是精神和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朱玉麒《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对长安坊里之间的隋唐文学人物进行了尝试性的解读；王静《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认为终南山与长安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深远的传统文化与历史基础，不仅是具体的、物质上的，也是无形的、观念上的；任士英《长安宫城布局的变化与玄宗朝中枢政局----兼及“太子不居于东宫”问题》认为宫城布局的变化尤其是太子不居于东宫局面的形成，使太子权力与政治上可能的发展受到控制，旧日屡屡出现的京师宫城中拥立太子或太子直接出面以谋取最高权力的政变相当程度上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孙英刚《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考察了隋代诸王的南城立宅、唐代前期王府变迁、从五王子宅到十六王宅、王府与王宅的分离及唐后期诸王合府的出现、宦官押十六王宅等现象，指出了这些现象的出现都与当时的政治情形密切相关；蒙曼《唐代长安的公主宅第 》 考察了武周改制前、武周末年至睿宗朝、玄宗朝以后和中晚唐的部分公主的宅居分布与形制，并分析了其与当时政治情况的关系；沈睿文《关中唐陵陵地秩序研究》研究了陵地的地理位置、陵址的选定方式和陵地的秩序问题；尚民杰《长安城郊唐皇室墓及相关问题》对埋葬于长安近郊的长安、万年、昭应三县的唐皇室的嫡系成员及妃嫔等的墓葬情况及相关的一些问题作了考察。除上述外，还有荣新江《隋唐长安史地丛考》(主要是《两京新记》读书班部分成员的考证性文字，计有“赵士茂宅即赵芬宅”、“章怀太子妃房氏宅即邠王守礼宅”等共26篇)等。
其他还有秦建明等《唐初诸陵与大明宫的空间布局初探》(《文博》4期)、刘文波《唐末五代泉州对外贸易的兴起》(《泉州师范学院学报》3期)、邓小泉《唐代科举人才区域分布概况及原因》(《西华师范学院学报》5期)等。
民族与中外关系研究方面。钱伯泉《墨离军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1期)探讨了“墨离”的意思及墨离军的主体等问题。刘安志《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都司”考》(《资料》20辑)指出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文书的“都司”是唐朝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周边民族政权而设的综合管理机关。廖杨《回纥的宗法统治述论》(《喀什师范学院学报》4期)认为其建立政权前的宗法统治形式是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组织“三位一体”的结合，西迁回鹘建立政权以后则是宗法封建制的统治形式。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期)分析了当地七个民族的人口数量与分布。石硕《从唐初的史料记载看“附国”与“吐蕃”》认为附国并不是吐蕃。李吉和《吐蕃在西北地区的迁徙活动》(《西藏研究》4期)指出其迁徙一方面促使吐蕃生产方式发生了变迁，另一方面使迁入地出现了吐蕃化倾向。赵晓星《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落蕃官初探》(《中国藏学》2期)分析了出现落蕃官的原因、其地位、心理、事迹和历史作用等。朱丽双《8世纪前后吐蕃势力入西洱河地区问题研究》(《中国藏学》3期)认为正是由于唐和吐蕃对这一地区的争夺才最终造就了南诏的兴起。其他关于吐蕃研究的还有林冠群《汉文史料记载唐代吐蕃社会文化“失实部分”之研究》(《中国藏学》2期)、杨文顺《唐代麽些与吐蕃、南诏关系初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期)、艾冲《唐代河西地区都督府建制的兴废》(《敦煌研究》3期)等。方铁《论南诏与唐朝关系的性质》(《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认为南诏是唐统治下的一个藩属政权，或活动在西南地区的一个局部政权，并非是与其鼎立的独立国家，收于书中的还有郭声波《唐代姚州都督府建置的再研究》。刘惠琴、陈海涛《从家世渊源观念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以墓志材料为中心》(《资料》20辑)指出从精神皈依到心理认同的过程反映了唐代入华粟特人融入中原观念的具体趋势和进程。
都兴智《唐代靺鞨越喜、铁利、拂涅三部地理位置考探》(《社会科学辑刊》4期)认为越喜部在渤海东境，铁利原居地在今黑龙江巴彦、绥化、庆安和铁力一带，其东为越喜部故地，拂涅部在今黑龙江依兰以东、兴凯湖以西。李方《隋末唐初东突厥与中原势力的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4期)论述了隋末唐初东突厥分化操纵中原各派势力的史实、策略及几种具体措施的特点及原因等。李蓉《唐初两蕃与唐东北策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期)分析了唐对契丹、奚族二蕃的策略及利用此二者对其他地区作战的情况。其他还有艾冲《唐前期东突厥羁縻都督的置废与因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吕书宝《论渤海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北方论丛》3期)等。
关于中外关系。朱影《唐代时日本对中国汉籍的摄取》(《图书馆理论与实践》5期)探讨了唐时日本摄取中国汉籍的途径及中国汉籍对日本政治、经济、化等领域的巨大影响。周保明《大石国盐莫念“(永徽)六年六月遣使朝贡”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认为大石国即大食国，盐莫念并非大食之王。其他还有林琳《唐宋时期中日图书交流的特点初探》[《杭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6期]、魏华仙《略论隋炀帝时中日外交关系的空前发展》(《常德师范学院学报》4期)等。
五、文化艺术、社会和宗教
文化研究方面。张国刚《略论唐代学术史的时代特征》(《史学月刊》6期)指出唐代学术表现出浓重的注疏学特点，三教合流及趋向于心性之学是其时代特色。朱海《唐玄宗御注考》(《资料》20辑)梳理了玄宗时整理《孝经》的详细过程。肖世民《论唐代官学制度》(《唐都学刊》4期)认为唐代官学不论是学校体制、管理结构，还是入学条件、修业年限，以及教学内容和考试制度等都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官学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性质特点，并对以后中国古代学制的演变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相应，万军杰考察了唐代的乡里村学(《论析唐代的乡里村学》，《史学月刊》5期)。于赓哲《唐代的医学教育与医人地位》(《资料》20辑)考察了唐代医学教育体系和医人地位，认为唐后期士大夫阶层已开始更多地关注医学，意味着儒医已初露端倪。乜小红《唐五代敦煌音声人试探》(《敦煌研究》3期)和韩香《唐代长安译语人》(《史学月刊》1期)考察了两种身份的人物。姜伯勤《天水隋石屏风墓胡人“酒如绳”祆祭画像石图研究》(《敦煌研究》1期)尝试了敦煌文字文本与天水隋画像石图像本对照研究的方法。刘永明《唐宋之际历日发展考论》(《甘肃社会科学》1期)考察了历注内容充实发展的过程和历日流行、对生活的渗透及其对文化的影响。李浩《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文史哲》3期)阐述了“诗赋取士”的合理性。其他相关文章还有陈德弟《五代时期后唐官府藏书事业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3期)、顾向明《唐代太湖地区官学考析》(《临沂师范学院学报》1期) 等。
关于士人群体的研究。金宗燮《五代政局变化与文人出仕观》(《唐研究》9卷)在考察五代文人天子观的基础上，指出五代王朝的频繁交替使文人不能绝对地效忠于某一个天子，他们并不重视王朝的交替，却注意到官僚的功能是安养民众，此种观念使当时王朝的交替对文人阶层没有带来太大影响。尹富《唐代量移制度与贬谪士人的心态考论》(《中华文史论丛》73辑)分析了量移实施的具体情况，以及与唐代政治斗争的关系和贬谪士人的心态。张再林《唐宋士人人格观念的衍变与词史流程》(《广西师范学院学报》4期)认为中唐至两宋，士人的人格观念经历了从“才子”经“浪子”到“官僚、学者、才子”三位一体的发展历程。安吉乡《从唐传奇析唐代士人的心态》(《岱宗学刊》1期)认为其反映出唐士人积极进取的乐观态度、追求女性美貌和诗才的审美心理及对豪门世族婚姻的向往心理。其他还有程国赋《论唐五代士子文化心态的嬗变及其在小说中体现》(《学术研究》3期)、黎冬梅《晚唐五代词和士人心态》(《三峡大学学报》1期)等。
社会史研究方面。黄正建《敦煌占婚嫁文书与唐五代的占婚嫁》（《新世纪敦煌学论集》，巴蜀书社）在介绍敦煌占婚嫁文书的基础上，结合唐五代有关占婚嫁的记载探讨了当时占婚嫁的实况，指出唐五代的占婚嫁主要有“择日”与“合婚”二种：前者广泛使用于各个阶层，且方法众多，形式日趋简便；后者则刚刚兴起，主要用“五行命生克法”来占断夫妻是否相配，并且主要流行于北方民间，还不大为士大夫所接受。同作者《唐代的占卜》（《文史知识》6期）则全面地介绍了唐代占卜的相关知识。阎守诚《唐代的蝗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期)探察了蝗灾发生的地域、年份及其影响等。靳强《唐代自然灾害问题述略――侧重于灾害资料的统计与分析》(《资料》20辑)认为唐后期国家对自然灾害的关注及赈灾工作较之前期已大为逊色，正史中关于唐后期对自然灾害记录次数的见少亦与此有关。冻国栋《墓志所见唐安史之乱间的“伪号”行用及吏民心态――附论“伪号的模仿问题”》(《资料》20辑)讨论了安史之乱间的“伪号”行用情况和近代以来题有安史“伪号”的墓志所见的吏民心态及年号模仿问题。雷闻《论唐代皇帝的图像与祭祀》(《唐研究》9卷)指出偶像崇拜在唐代皇室的宗庙祭祀实践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构成了佛道二教与国家祭祀结合的契机，认为唐代国家有意识地通过在佛寺道观中设立皇帝的尊像来强化百姓对皇帝的崇拜，皇帝的形象由此走出深宫而更加贴近民间社会。罗绮卫《从韦皋“诸葛转世”说看唐人的社会心理》(《贵州社会科学》1期)认为其反映出唐人反对藩镇割据、期待安定统一的社会心理。张金桐、王桂巧《唐初禁卖婚诏：胡风唐渐的原因》(《宁夏社会科学》6期)认为禁卖婚诏是胡风在唐初流行的原因之一。尹富《与唐代的血亲复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在该变文中出现的与前代的变化，是在唐代政府对私自复仇的严厉打击及社会主流观念倡导理性复仇的压抑下，民间的复仇意识在文学上的反映。聂济东《中后唐时七夕乞巧心理之社会考》(《中华女子学院学报》3期)认为在唐展成以女子为主体的全民积极参与的节日，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时代特色相关。雷闻《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从敦煌158窟北壁涅槃变王子举哀图说起》，(《中国典籍与文化》4期)分析了唐代社会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的葬俗。其他有关社会习俗的文章还有崔岩《也谈唐代太原“黄坑”葬俗的宗教属性》(《洛阳大学学报》3期)、王万盈《论唐宋时代的刺青习俗》(《西北师范大学学报》5期)等。
妇女、婚姻、家庭和家族方面。《唐宋女性与社会》(上、下)分“文本：性别的表现与解读”、“女性书写：闺训与篇什”、“女性生活：门内与户外”、“图像：风格与风貌”、“性：身体与文化”、“宗教：信仰与供奉”、“性别意识：认同与错位”、“变迁：性别与社会”等八个方面，突破了以王朝断代为限的研究界域，涉及到思想史、书写史、艺术史、经济史、家族史、医疗史、宗教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多视角研究了社会中的女性情感生活等各方面。郑炳林、徐晓丽《晚唐五代归义军节度使多妻制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4期)主要探讨了此种制度出现的原因和作用。姚平《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学术月刊》7期)考察了唐代的冥婚现象和其反映的社会心理。莫晓斌《浅议唐代婚姻制度与社会习尚的矛盾现象》(《长沙大学学报》3期)认为这种矛盾反映出唐代潜存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的差异和中古中国礼教与社会风情尚未完全耦合的时代特征。田苗《唐代妇女眉妆演变考论》(《西北大学学报》2期)认为当时的眉形、眉色、画眉的材料、方法都多种多样，总体演变趋势是继承细眉、风行阔眉、回归细眉。韩昇《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复旦学报》5期)提出了自己对社会史研究中数理统计方法使用的看法。郝春文《商榷》(《中国史研究》1期)重申了自己对社邑问题的观点。其他相关文章还有邢铁《从三组敦煌户籍说唐代均田制下的继承问题》(张国刚《中国中古史论集》)、顾向明《试论唐代江南旧士族及其家学渊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4期等。
宗教方面。关于佛教研究。简梅青《从“开元寺三门楼题刻”看唐代北方民众佛教信仰》(《资料》20辑)指出此题刻反映了唐代北方民众佛教信仰的一个特点是以家族为中心和具有功利性、世俗性的特征。杨君《从敦煌写经看佛经在唐朝民间的来源及其流传》(《甘肃教育学院学报》4期)初步分析了当时民间所用佛经的产生及其流通过程。游自勇《隋文帝仁寿颁天下舍利考》(《世界宗教研究》1期)在考证舍利塔地理分布的基础上，揭示了此事件发生的原因。马丽《论鸠摩罗什对佛学及佛教文献学的贡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5期)、何剑平《刘禹锡与佛教》(《唐都学刊》3期)、张先堂《唐代净土教宗师法照与五台山、并州关系新探》(《敦煌研究》3期)等从不角度论述了隋唐五代有关佛教的问题。
关于道教研究。吴丽娱《论九宫祭祀与道教崇拜》(《唐研究》9卷)梳理了唐朝后期九宫祭祀的过程和变化，探讨了九宫贵神在五行和道教方面的理论依据，说明道教和民间神仙信仰对国家祭祀的影响，并通过宋以后十神太一与九宫贵神分祭的事实论证了道教崇祀在国家礼仪方面的扩大化，探讨了中古礼仪变迁以皇权为中心吸收道教思想，不断更新和实用化的发展方向。王永平《论道教法术与唐代民间信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6期)论述了道教吸收的大量民间信仰成分，包括禁咒、祈雨、占卜等在内的道教法术即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与唐代民间习俗有紧密联系，并深刻影响当时的民众生活。刘屹《论的文本差异问题》(《文津学志》1辑)分析了此经在南北朝末成书与在唐代流行时的差异，指出这些变化是道教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的道教传统融合的反映。同作者还有《寇谦之身后的北天师道》(《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期)。孙亦平《杜光庭与天台山道教》(《浙江社会科学》6期)研究了杜是否为天台人、其在天台山的活动、天台山道教的特点及其对杜的影响等问题。其他相关文章还有王承文《敦煌本古灵宝经两部佚经考证》(《敦煌研究》1期)和《敦煌古灵宝经与道教“三洞经书”和“三乘”考论》(《敦煌学辑刊》1期)和康中乾《成玄英“重玄”论的道教思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3期)等。
关于宗教的其他研究文章有：余欣《唐宋敦煌墓葬神煞研究》(《敦煌学辑刊》1辑)指出佛道改变的只是和地狱、天堂有关的信仰，墓葬领域则几乎没有触动。此外还有雷闻《论中晚唐佛道教与民间祠祀的合流》(《宗教学研究》3期）、王越群《基督教在唐代传播之顿挫及其原因探析》(《唐都学刊》2期)、徐永志《景教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期）等。
六、人物及其他
关于人物。对于人物的考证越来越细，除了以往关注比较多的著名的政治人物以外，逐渐将研究方向转向“小人物”。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瞿林东《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略论唐太宗和历史学》(《山西师范大学学报》4期)、牛致功《有关高力士的几个问题――读高力士的及》(《史学月刊》4期)、李云《唐高力士传记资料辨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4期)、陈冠明《孔颖达世系及入唐前行实考》(《阴山学刊》5期)、周相录《元稹真是一个势利小人吗？》(《中国典籍与文化》1期)、郭林生《开皇元年史事浅证》(《河南科技大学学报》4期)、杨森《武则天至玄宗时代敦煌的三洞法师中岳先生述略》(《敦煌研究》3期)、尹占华《中的一段人物品评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期)、刘莉《五代名士王仁裕小考》(《敦煌研究》6期)、浅水《五代状元黄仁颖小传》和《五代状元陈逖资料点滴》(均见《孝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期)等。
然而，建国以来学界对于唐代边塞诗的研究，尽管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乃至该诗体的继承、影响，边塞诗人间的比较等各方面的探索已十分完备，但大多仍局限于纯文学领域的研究，视角较为偏狭和单一，对此，唐代文学专家傅璇琮先生曾提出：
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文化背景贴在作家作品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研讨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2]
而任文京先生的论著，正是借鉴了傅先生的观点，采用了“历史――文化”的交叉研究方法，以全面的历史、文化、政治、地理、民俗多维视角，对唐代边塞诗歌高潮加以宏观审视，从而弥补了以往研究成果的不足，开拓了边塞诗研究新的理论境界。
通观其论著，理论体系完备而内涵充实，既挖掘探索了唐代边塞诗人的精神世界诸如历史意识、英雄意识、忧患意识，又有社会文化、地域文化对边塞诗创作的影响研究，还对边塞诗的战争与和平主题、闺怨主题等深入加以探讨，虽属宏观研究，但所有结论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微观个案研究基础之上的，可谓“宏观着眼，细部阅读”，理论创新点亦随处可见。
比如作者从唐代边塞诗人精神世界中的“汉代情结”出发，去探索边塞诗中的历史意识，就超越了前人仅把边塞诗中的汉代人名和地名作为“以汉喻唐”的比附手法的简单认识，而探究到了其本质内涵：
唐代边塞诗人具有浓厚的汉代情结，这是由他们强烈而深沉的历史意识所决定的，同时也是诗人时代责任感的鲜明体现。一般来说，人们对某一历史所持的态度，也取决于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汉代情结是唐代边塞诗人对历史的理解、对现实的观照和对理想的追求相结合的产物。事实上，任何一个朝代的主体精神都具有承上启下的特质，唐朝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气度，它更需要从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中寻求符合时展的精神营养和力量源泉。
唐代边塞诗人常常在诗中以汉代唐，并多次提到汉代的军伍英雄，过去评论者多将此视为一种修辞方法，或认为是诗人就一事而发感慨。实际上，唐代边塞诗人对汉代情有独钟，是他们历史意识的集中体现，这既有唐代复杂的社会原因，又是唐代对汉代军伍文化承传的结果。汉代情结通过诗歌反映不能认为是语言现象，而是典型的文化现象。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反映了当时深刻的文化背景。[3]
其次，作者由唐代边塞诗人的历史意识，继而探寻由此生发出来的英雄意识，“唐代的文化背景孕育了边塞诗人的英雄意识。英雄意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古今英雄的景仰和崇拜，即他们在诗中充满深情地赞美和歌颂英雄；二是他们以英雄为榜样，付诸行动，渴望建功立业，济世经邦，拜相封侯，留下千古美名；三是由于时代的熏染或亲历边塞，唐代边塞诗人心中的英雄以军伍英雄为主。事实上，唐代具有英雄意识的不仅仅是诗人，整个社会都是如此，而整个时代崇尚英雄的风气，又是唐代边塞诗人产生英雄意识的基础。同时，唐代边塞诗人的英雄意识也体现了对历史文化的承继，当这种意识转化为情感、信念、理想和追求时，就会对诗人的行为方式产生深刻影响。”[3]并且，作者透过对大量唐代边塞诗具体作品的分析，把这种历史意识和英雄意识，视为“盛唐气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其理论高度得以抬升。
再次，该书对于唐代边塞诗人的尚武精神与地域文化之间联系的考察，亦富于穿透力，作者通过对于大量唐代边塞诗作品的细致梳理，认为地域文化不仅对于唐代边塞诗人的尚武精神与亲身出塞有促进作用，也对于诗人形成开阔的地理视野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也是前人多未涉及的理论问题――“北方的尚武之风历史悠久。自秦汉以来，北方战乱不息，民风民俗与南方迥然不同。北方大部分地区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接壤地带，由于临近边塞，地理位置特殊，民性强悍勇猛、崇尚武风。……隋唐时期，北方这种尚武之风仍然炽烈。……整个社会弥漫着尚武之气，也在强化着军伍精神。在如此浓烈的社会氛围之中，诗人耳濡目染，被文化浸润，受风气熏染，于是尚武慕侠，投笔从戎，也就必然成为他们所要选择的人生之路。”[3]
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不囿于传统，而有大胆创新之处，书中大量借鉴了数理学科的图文列表、数据统计等计量方法，能够更加直观清晰的说明问题，如天宝初十大节度使经略兵马配置统计表，元和年间吐蕃犯边的统计表，中唐诗人李益边塞诗中反映“汉代情结”的语词统计等，均在占有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精益求精，所得出的结论客观、真实可信。
本书的作者任文京先生，现为河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兼任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获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河北省“四个一批”人才等多项称号，责编的《中古文学理论范畴》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黄河传》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并获得了多项河北省政府颁发的图书奖和优秀畅销书奖；多年来主要从事唐代边塞诗研究，并在《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博士阶段师从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先生，《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一书主体即为其博士学位论文，系其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曾获得诸多唐代文学专家的认可与好评。相信，该书的出版，必将会推动着今后唐代边塞诗研究，向着更高要求、更深层次、更新角度获得理论延伸！
参考文献
[1] 张福庆.《唐诗美学探索》[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
[2] 傅璇琮.《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 任文京.《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经济、社会、宗教、艺术。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魏明孔《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福建人民出版社)，王辉斌《唐代诗人婚姻研究》(群言出版社)，刘航《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学苑出版社)，周腊生《五代状元奇谈·五代状元谱》(紫禁城出版社)，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上海古籍出版社)，[日]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孙亦平《杜光庭思想与唐宋道教的转型》(南京大学出版社)，姜伯勤著《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沈冬《唐代乐舞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献、考古与中外关系。闫艳《<全唐诗>名物词研究》(巴蜀书社)，韩理洲辑校编年《全隋文补遗》(三秦出版社)，徐蜀编《隋唐五代正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傅璇琮等主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梁太济《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白化文、李鼎霞校注《行历抄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欧昌俊、李海霞《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巴蜀书社)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唐惠庄太子李?帜狗⒕虮ǜ妗?科学出版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拜根兴、樊英锋《永泰公主与永泰公主墓》(三秦出版社)，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有关唐史研究的论文集有荣新江主编《唐研究》(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主编唐长孺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以下简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刊》第二、三集(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学刊》)等。此外，2002年麦积山石窟艺术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麦积山石窟艺术文化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论集》)收隋唐五代论文7篇。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三联书店，以下简称《家庭史》)收入有关唐代论文2篇。个人论集有黄永年著《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胡戟《胡戟文存2——隋唐历史与敦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推出的《岑仲勉著作集》15种，其中《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收有数篇未刊稿，弥足珍贵，并附有《岑仲勉著作集》中全部论文和札记的索引。下面分几个方面简要介绍本年度论文情况。
一、政治制度与政治史
本年政治史与政治制度的研究成果累累，而在以往扎实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的认识是今年一些文章的特色。吴宗国《汉唐明比较——兼论中国古代秦以后的社会变迁》(《唐研究》卷10)从十个方面长时段多角度来探讨中国进入帝国时期以后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问题，比较了汉、唐、明三代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郑学檬《贞观之治和盛唐的人文精神》(《唐研究》卷10)提出贞观之治的民本主义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唐代的盛衰与民本主义精神的张扬和背离息息相关。牟发松《汉唐异同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3期)分析了汉唐历史在建立背景、历史进程、典制沿革等方面的相似性，统治集团、意识形态、民族融合及国际化、经济运行等方面的差异性和连续性，试图从朝代循环出发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规律。王素《关于隋及唐初三省制的“南朝化”问题——以三省首长的职权和地位为中心》(《唐研究》卷10)在其以前的论著《三省制略论》基础上更进一步分析了隋及唐初三省“南朝化”的表现，回顾了南朝宋、齐和梁、陈与北魏北齐的三省制状况，得出隋及唐初三省制不限于三省首长制的“南朝化”，三省内部权力分配及运转同样也呈现“南朝化”趋向的结论。
从政务运行和文书角度研究唐代政治和制度，也是今年研究相对集中之处。刘后滨《唐代中枢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从公文运行和体制变化的角度切人，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这一新概念，认为开元十一年以后中书门下体制取代了三省制。李锦绣《从“三官通押”谈起——兼论唐代行政运作模式的变化》(《学刊》第二集)认为开天时使职的出现及安史乱后国家形势的变化，促进了四等官体制的瓦解，以长官、通判官、判官构成的三官通押在唐后期逐渐消亡，代之而起的是新的讲求效率的多方位多层次的国家行政机构运作模式。吴丽娱《略论表状笺启书仪与晚唐五代政治》(《学刊》第二集)分析了唐前、后期表状笺启的变化与政治的关系，提出晚唐五代藩镇动乱与军阀混战，“笺表”体裁的制作及相关掌记人才应运而生，畸形发展，造就了晚唐五代表状书仪文集高度繁荣和辉煌的形势，体现了时代大变动之下的一种新文化。禹成畋《试论唐代赦文的变化及其意义》(《北京理工大学学报》3期)提出唐代以前以及唐初的赦文功能在于司法，武则天时期所颁布的赦文中开始出现了增加立法功能的大变化，并由此构成了唐代赦文的突出特点。孙学雷《汉唐臣僚上奏制度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3期)分朝代对不同上奏文书的含义、功能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小田义久《唐代告身的一个考察——以大谷探险队所获李慈艺及张怀寂告身为中心》(《资料》21辑)以李慈艺、张怀寂的告身为例，考察了以个人和多人为对象制授告身两种情况。
从灾害角度研究宰相，是很有特色的新视角。阎守城、李军《自然灾害与唐代宰相》(《晋阳学刊》1期)指出唐代宰相的政治生涯因灾害的发生而发生变数。在唐代官府文书、政治活动以及唐人观念中，宰相“燮理阴阳”，须在有灾时提出避位退让。赵贞《唐代星变的占卜意义对宰相政治生涯的影响》(《史学月刊》2期)认为传统天命观使星变的发生与唐代宰相的乞退行为形成一定的因果关系，但皇帝将之归咎于自身而不是宰相，同时指出唐人星占风气浓厚。
从礼制出发探讨政治和社会的变化也是近年新的动向。吴丽娱《试论唐后期中央长官的上事之仪——以尚书仆射的上事为中心》(《学刊》第三集)认为安史之乱后仆射的上事仪作为朝廷褒扬武将功臣的象征性礼仪存在，自宪宗元和以后不断引起争论，并因历朝对藩镇政策的变化一再被修改复位，其实行也受到中央内部强化御史台职权的台参制度的挑战。黄正建《王涯奏文与唐后期车服制度的变化》(《唐研究》卷10)讨论了唐后期特别是文宗大和年间车服制度的变化，认为反映了从重“贵贱”到重“等威”重“官荣”的观念转变，是社会从贵族社会演变为官僚社会的表现。
官制研究仍占较大比重。叶炜《论南北朝隋唐之际“流外”性质的变迁》(《中国史研究》3期)指出，南北朝与隋唐流外官构成差异显著，其转变过程说明强调士庶之别的流内流外品级制度产生了适应官僚政治的变化，流外官的职位意义得到强调，由此明确了流外在机构内的职责、地位，并奠定了唐代流外官乃至整个胥吏阶层管理的基础。曹治怀《隋代选官制度中的吏部职权》(《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期)指出，隋代将地方僚佐的选用权收归尚书省吏部并增设侍郎作为副贰之职，扩大了吏部的选官权限，明确了吏部的责权划分。唐晓涛《唐代谪官贬桂问题初探》(《广西民族研究》2期)统计了唐代的贬桂官员，并分析了其政治才能、文化素养、被贬原因及历史作用。张卫东《唐代荥阳郑氏人仕途径》(《史学月刊》10期)分析了荥阳郡的历史地理沿革，通过统计证明，安史之乱后科举考试成为荥阳郑氏的主要入仕途径。王元军《唐代选官“四才”制度的推行与意义考察》(《史学月刊》3期)认为虽然书、判标准在推行过程中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但其推行是导致唐代文书与书法特别兴盛及唐代官员文人化的原因之一。
监察体制和法制方面。王宏治《略述唐代的司法监督制度》(《浙江学刊》5期)一文认为，朝廷以中书门下作为立法机关、尚书省作为行政机关、御史台作为专职监察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巡查使以中央派出机构对地方州县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情况表明，唐代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监察体系。贾玉英《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初探》(《史学月刊》11期)把唐宋两个时期作为考察的主要时段，研究了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一书对良贱身份制度的历史渊源、形成发展及衰亡过程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总结。邵治国《唐代监狱制度述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6期)据《唐律疏议》分析了唐代监狱的性质和特点、监狱机构的设置情况以及狱政的管理。贾俊侠《唐德宗建中三年以前杖杀述略》(《唐都学刊》3期)讨论了德宗建中三年以杖杀代替部分死罪的目的、发展变化及特点。
教育和科举方面。高明士《庙学与东亚传统教育》(《唐研究》卷10)讨论了庙学制度的由来、发展及其在东亚的影响。许有根《唐代科举“两都试”略论》(《唐都学刊》4期)探讨“两都试”与武则天的政治需要和“安史之乱”的关系。王圣洪《唐朝武举制度的创立》(《闽江学院学报》3期)分析了武则天时创立武举的原因、内容和意义。
其他政治制度。傅璇琮《唐翰林侍讲侍读学士考论》(《清华大学学报》5期)对中晚唐翰林学士院中的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的设置、与集贤院的关系、个人生平及文学交往等进行了考论。黄正建《唐六尚长官考》(《资料》21辑)讨论了殿中省六尚长官的职掌和特点，并附有对唐代六尚长官的统计简表。薛宗正《大行令、大鸿胪与鸿胪卿：汉唐时期主管外事、蕃务的行政建置》(《新疆社会科学》5期)探讨了从西汉时期的大行令、大鸿胪到唐代的鸿胪卿，中央外事和蕃务行政建置的完善过程。冯贺军《唐朝的铁券颁赐》(《中国典籍与文化》2期)讨论了唐朝铁券的颁赐和特点。李然《唐代官员使用馆驿的管理制度》(《边疆经济与文化》8期)分析了馆驿的使用条件、凭证、规格和监督情况。
政治史的研究对传统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李鸿宾《隋朝中央与河北地方之关系》(《烟台大学学报》3期)认为隋建立后是将河北作为新王朝的一个地区来看待，其北部多派军人驻守或担任刺史，南部则派官治理及利用地方大族势力。黄寿成《杨玄感起兵发微》(《晋阳学刊》1期)认为起兵的原因是炀帝的政策侵犯了杨玄感等一批关陇集团成员及其子弟的既得利益。他的另一文章《隋“江都之变”与关陇集团》(《山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1期)认为事变的爆发也是由于炀帝政策打击了关陇集团的利益所致。
李锦绣《论“刘氏主吉”——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研究之二》(《史林》5期)分析了“山东豪杰”的黎阳、瓦岗寨及豆子航、高鸡泊两大集团的胡化问题，他们提出了“刘氏主吉”的新君主选择倾向。这一系统的山东豪杰一直未纳入关陇集团的系统中，但刘氏图谶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新的地区胡化开始之时。仇鹿鸣《陈寅恪“山东集团”辨析》(《史林》5期)总结了陈寅恪的四种表述和对山东地域范围的界定，认为应重视由文化差异产生的地域歧视对政治运作的影响。任士英《唐玄宗舍寿王立肃宗原因考》(《历史研究》3期)认为玄宗自开元以来就着手压缩与抑制皇太子的政治权利和政治生活空间，这是他追求政治稳定，继续调整体制，为最终实现对继承人的有效控制所采取的政治策略。他的另一文《唐玄宗时期东宫体制非实体化考述——以东宫职官的设置变化为中心》(《中国史研究》3期)将天宝时期东宫职官的设置与职掌变化归纳为“东宫体制非实体化”，指出政治体制的调整对天宝以降及唐后期皇权政治运作和皇位继承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严耀中《唐代中后期内侍省官员身份质疑》(《史林》5期)通过研究大量墓志材料，提出唐代中后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的观点，并分析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王静《唐大明宫内侍省及内使诸司的位置与宦官专权》(《燕京学报》新16期)从大明宫的宫廷布局角度重新探讨了中晚唐宦官专权问题。
五代十国研究有任爽主编的《十国典制考》(中华书局)，该书由八篇硕士论文组成，就十国的礼仪、法律、学校、科举、宰相、地方行政、赋役、货币制度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填补了十国典章制度研究的空白。[日]山根直生《唐朝军政统治的终局与五代十国割据的开端》(《浙江大学学报》3期)认为，淮南节度使高骈表面上“惑于神仙之说”，实际是推行一种改革，目的是克服唐王朝军政、财政全面崩溃的困境，走向完全独立化。何灿浩《吴越国方镇体制的解体与集权政治》(《历史研究》3期)讨论了吴越建国后和唐朝时镇海、镇东两军的情况及其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内涵，认为吴越王国丞相系统成为权力中枢，方镇体制已经解体而转换为集权政治。
二、经济
经济史在传统的论题方面仍有一些发展。田制与赋役方面，陈明光《论唐五代逃户产权制度变迁》(《厦门大学学报》4期)提出，法令对逃户的土地所有权的保护趋于削弱，但逐渐加强了对经营逃田者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保护。地方政府负有检校与招佃逃田、收租抵税、代管逃户部分收益等产权管理职责。张尚谦、范丹《户籍样、田令和“均田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1期)认为，北魏太和九年颁布的所谓“均田”令是人口土地登记法，后修订成一种带有赋税品式色彩的户籍样式——“丘井之式”。“均田”是源自“品式”的户籍样制度，而不是所谓均分土地的“均田制”。吴树国《五代十国时期吴、南唐田税考辨》(《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认为吴、南唐田税的变化是唐宋之际税制变迁的反映，吴顺义改革和南唐升元改革主要是将原来户税钱转向地亩征收，田税的钱米并征是以后宋代田税夏钱秋米的滥觞。柳敏《试析唐朝前期安西四镇的屯田及其效果》(《唐都学刊》6期)指出，常年战乱、环境恶劣和驻军耕战并作等导致安西屯田收益不大，而和籴与屯田并用才保障了唐代西边的军功。王义康《蕃族赋役制度试探》(《民族研究》4期)分析了内附“蕃胡”的内涵、内附“蕃胡”“夷獠户”赋役令适用范围和“给复”规定与对象。黄云鹤《唐朝政府对下层士人的赋役政策与实存状态》(《社会科学战线》5期)探讨了唐朝下层士人经济生活中制度与现实之间的背离情况。杜来梭《唐姜师度在安邑设置盐屯和检校海内盐铁之课时间考》(《盐业史研究》2期)认为《唐会要》所记在安邑设置盐屯的开元“元年”乃“六年”之误。齐秀生《唐朝贵族官僚的田庄》(《山东社会科学》10期)讨论了田庄获得的途径、经营模式、特点及社会影响。
财政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有深入。何汝泉《唐代户部别贮钱的来源》(《资料》21辑)考察了户部别贮钱初置和新增的来源，认为户部别贮钱的设置不算巧立名目，它主要是从地方财政中节约得来的，对增强中央财政的应急能力、抑制方镇势力有一定作用。陈丽、郑学檬《中晚唐时期中央财政地方化倾向探析》(《西北师大学报》2期)讨论了安史之乱后中央与地方财经关系的变化以及成因，认为在双方权力消长中，地方政府逐渐成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主宰。陈明光《唐代后期地方财政支出定额包干制与南方经济建设》(《中国史研究》4期)指出这种包干制是地方长官行使财政支出自的结果，成为一种具有地区性和阶段性差异的新的宦绩。它在一定的吏治状况和社会环境下对南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但在晚唐随着中央集权的严重衰弱而蜕变为藩镇专擅财权。杜文玉《唐五代的助礼钱与诸司礼钱》(《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讨论了助礼钱的渊源，诸司礼钱的名目、用途、影响，认为助礼钱是唐代财政开支紧张之下的弊政。孙彩红、陈明光《唐宋财赋“上供、留使、留州”制度的异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6期)指出，唐前期、后期和宋朝“上供、留使、留州”制度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中央财政对财赋的宏观调度方式，因唐宋中央集权程度不同而使这种财政管理体制产生变化与差异。张宇《唐后期财经官僚选拔标准的变化与社会贤能观念之变迁》(《武汉大学学报》2期)认为唐后期财经官僚的选任标准发生了由首重德行到首重才能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贤能观念的变迁。徐东升《唐宋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的演变》(《厦门大学学报》1期)认为地方政府的铸钱职能的演变是唐宋变革的重要表现之一，并反映在地方铸钱管理体制以及铸钱生产的各个环节。贾志刚《唐代外交出使费用探析》(《人文杂志》3期)提出注重信物的时风、行人私觌的习惯，是外交礼节物质化的体现。私觌费用官给与私筹的争论和使者求利于异域的活动，反映出唐代越来越多的外交出使与江河日下的财政之间的矛盾。尚民杰、程林泉《唐大盈库与琼林库》(《考古与文物》6期)利用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资料讨论了二库可能的存在时间、地点与性质等问题。
工商业和经济管理制度。宁欣《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历史研究》6期)讨论了“宫市”缘起诸说以及杨国忠、宦官领使“宫市”的始末和“宫市”终止时间，并分析其产生原因及在供送系统中的影响。李青《唐代经济监察法之分析》(《史学月刊》5期)认为唐代是监察制度的鼎盛时代，它保证了经济活动有序，赋税有源，商业专卖有据，官府食利有准，救荒仓储有备。岳纯之《论隋唐五代借贷契约及其法律控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期)考察了隋唐五代契约成立所具备的条件、契约的基本内容、履行和法律控制的情况。林文勋《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革》(《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提出商品流通的活跃、市场关系的扩大及其影响的加强、商人资本的崛起、货币制度的飞跃等商品经济长足的发展促成了唐宋社会的变革。刘玉峰《唐代禁榷制度的发展变化》(《学术研究》2期)和《唐政府工商业经营管理论析》(《社会科学战线》5期)两文，分别探讨了唐代禁榷制度与唐政府对民间工商业的操控问题。陆敏珍《唐宋时期宁波地区水利事业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总结了唐宋时期宁波地区的水利修建、特点及原因。
三、军事与历史地理
军事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但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文章和观点。张国刚《唐代中央军事决策与军队领导体制论略》(《南开学报》1期)认为尚书省兵部负责政令的制定与推行，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统帅机构则是实施军事行动的指挥组织，它们一起构成了唐代的军事领导体制的基本内容。唐代军队的统领和指挥机关前后变化最大，但终唐之世，唐朝都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军队领导组织和指挥机构。黄宽重《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历史研究》1期)认为弓手的出现显示了唐宋之间政治社会形态以及运作机制的一大转变，弓手是了解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发展的基础。赵雨乐《唐玄宗政权与夹城复道》(《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唐代夹城于武后时期已在上阳宫启用，至玄宗时期大盛，夹城方便君主游幸与潜逃，有监察诸王的功能，宦官在夹城内外的活动日益频繁。何剑明《南唐国伐楚之战及其败因探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3期)提出南唐政权伐楚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时机不当、用人不当、对马楚占领政策欠妥、与南汉外交失衡导致正面军事冲突以及偏师深入等。杜文玉《前后蜀兵制初探》(《江汉论坛》11期)分析了前后蜀兵制的等级、构成，主要任务及将领职权。
历史地理方面以区域性问题的研究为多。李大龙《有关唐安北都护府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2期)认为安北都护府侨置于同城的时间是在垂拱元年，在圣历元年迁入单于都护府治所。黄寿成《唐代河北神策行营城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考察了乐寿、博野二县设置神策行营的情况。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考察了凤翔、泾原、?宁、?坊、灵盐、夏绥(京两北)、振武、天德(北)八镇的地理位置与政治作用、军事实力等状况。艾冲《唐代灵、盐、夏、宥四州边界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期)考证了唐代“河曲”地域府、州边界问题。李映辉《论唐代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用统计学方法探讨了唐代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布特征、前后期变迁情况和大致规律。苏小华《唐代洛阳的地域文化与职官制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期)认为洛阳职官制度的特殊性形成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三大条件，是唐代洛阳文化繁荣的原因。李勃《唐代赵昌进琼管等六州<六十二洞归降图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期)证实了《旧唐书·宪宗本纪》对此事记载的正确性和《册府元龟》的错误。
城市研究。李健超《隋唐长安城清明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考察了清明渠的流路、历史功绩、遗址现状，纠正了《唐两京城坊考》等文献对其流路的记载错误。此外研究长安的文章还有权东计《唐昭陵与长安城空间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学报》1期)，马文军、曹艳英《唐代长安城的农耕性质及其启示》(《晋阳学刊》5期)等。王岩《有关白居易故宅的几个问题》(《考古》9期)主要利用考古资料对白居易在洛阳履道坊宅第的位置、布局以及特点进行了考察。
四、民族关系与中外交流
东亚关系近年以来是研究热点。李德山《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嬗变及其原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4期)提出唐朝征伐和消灭高句丽的积极意义是使该地区的政治维持了近二百年的和平与稳定。姜清波《新罗对唐纳质宿卫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分析了新罗纳质宿卫的原因、宿卫者的职能性质、留唐的期限变化及其作用。王成国《渤海与高句丽比较研究》(《学习与探索》1期)，从族源、文化、政权角度比较了渤海与高句丽的异同。[韩]宋基豪著、杨海鹏译《渤海国首领的性质》(《北方文物》4期)指出渤海“首领”一词是国家周边那些虽无官衔，但有一定政治、社会势力，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地方首领。
李方《东突厥的归附与隋前期的边政》(《西域研究》1期)通过对东突厥从敌对到归附隋朝的过程的论述，对隋前期的治边思想和边政措施进行了评述。刘安志《敦煌所出张君义文书与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资料》21辑)考察了张君义立功的两件文书所反映的唐军与突骑施交战地点、钤印、四镇经略使在景龙年间的变化等问题，认为唐廷对突骑施的由征到抚的政策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其对付东突厥。雷艳红《武德年间的唐突关系与玄武门之变的爆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从唐与突厥关系角度分析了玄武门之变爆发的原因，认为与高祖改变对突厥的政策，弃而不用李世民有关。王成国《论唐代契丹》(《社会科学战线》2期)认为唐与契丹总体上是封建大国境内少数民族局部势力与中央王朝的从属关系，并分析了唐对契丹的统治方针和契丹内部统治者变化情况。郑元珑《隋唐时代黠戛斯部与中原王朝关系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4期)总结了黠戛斯称雄蒙古草原的过程以及与唐朝的关系发展情况。陆宁《论五代党项周边地缘关系》(《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3期)提出唐末五代时期是党项发展的中间环节，分析了其有利的发展环境与机遇。李树辉《唐代粟特人移民聚落形成原因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期)认为席卷粟特人城邦的“圣战”浪潮，正是导致大批粟特人东迁和摩尼教、祆教等宗教东传以及九姓胡频繁人贡的原因所在。李丹婕《唐代六州胡研究述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0期)对唐代“六州胡”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介绍。
南方民族关系。陆离《大虫皮考——兼论吐蕃、南诏虎崇拜及其影响》(《敦煌研究》1期)认为吐蕃在松赞干布时期始创“大虫皮”制度而为南诏效仿。牛秋实《唐朝后期与南诏关系考察》(《学术探索》6期)和谢重光《唐宋时期南方民族关系的新格局》(《浙江学刊》5期)就东南和华南地区的福佬和客家两个汉族南方民系形成分析了唐宋时期移民和民族融合的情况。
中外交流、中外关系。牟发松《汉唐间的中日关系与东亚世界》回顾了汉唐间中日交流，指出日本七一九世纪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变化使它最终被唐朝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所接纳，隋唐时期日本使节的争长及日本国号的变更，显示了日本力图与隋唐帝国保持对等外交的顽强努力，也埋下了后世东亚世界格局的历史基因。荆木美行《日本古代的风土记与唐代的图经》(《中国文化研究》4)针对“风土记是以图经为中心，基于唐代地志的影响而计划、编纂的”这一观点作了较细致的研究。胡戟《唐犁东传和假名的创制——唐与日本科技文化交流之一瞥》(《唐研究》卷10)讨论了唐日交流史上犁的东传和假名创制问题。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从七个角度揭示了中外交通史领域的最新史料和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最重要部分是对粟特人及祆教新史料的介绍，同时在研究方法和范式上也提出新的建议。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则从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介绍了粟特的新史料、新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
五、社会史及宗教史
社会史研究涉及的论题丰富，婚姻、性别和家庭史的研究尤其受到关注。张国刚《唐代婚姻礼俗与礼法文化》(《唐研究》卷10)利用唐代小说资料从聘财与婚姻、礼法与婚姻、门第与聘财三个方面研究了唐代的婚姻状况。张国刚、蒋爱花《唐代男女婚嫁年龄考略》(《中国史研究》2期)利用墓志资料考察了婚龄问题。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一书通过唐代规范性观念对妇女生活的界定，从妇女生活与唐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唐代妇女的自我标识，生活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出发，对婚姻组合、夫妇关系及为人之母三大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高世瑜《唐律：性别制度的法典化》(《唐研究》卷10)一文，提出“性别制度”概念，即中国古代决定男女两性地位、建构两性关系的社会规范中成文的规范，认为唐代是性别制度由礼入法、形成正式法典的重要时期，两性间的主从关系更加明确。李志生《秦汉隋唐间妇女社会性成人身份的变化》(《北大史学》10期)运用“社会性成人身份”理论探讨了秦汉隋唐间社会性成人身份的变化带来的积极意义。张琰琰《唐代妾侍问题研究综述》(《唐都学刊》2期)梳理了妾侍问题的研究情况。
严耀中《佛教戒律与唐代妇女家庭生活》(《学术月刊》8期)研究了妇女受戒、守戒与家庭生活的关系。李润强《唐代依养外亲家庭型考察》(《家庭史》)分析了唐代依养外亲家庭的社会背景、阶层分布、生活实态，探讨妇女地位变化与家庭的互动关系。邢铁《唐宋时期妇女的分家权益》(《家庭史》)讨论了女性在娘家、婆家时不同的家庭财产析分和家庭门户继立的情况。魏明孔《唐代工匠与农民家庭规模比较》(《西北师大学报》1期)比较了隋唐时期手工业生产者与农民的家庭规模，提出个体手工业工匠家庭类型的五种大致情况。张安福《唐初农民家庭收支与社会发展》(《齐鲁学刊》1期)认为唐初农民在完成国家赋役、保证自身日常生活之外，家庭收入略有剩余，因此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和人口增加。王志胜《唐代家财的管理制度》(《齐鲁学刊》4期)认为唐代家财管理的一般特征是同居共财、家长专管和均分原则，并指出唐代妇女在家财管理中所有的权力。吴丽娱《唐朝的礼仪变革与中唐社会》(《文史知识》7期)分析了中唐礼制不断变革以适应社会变化及指导唐朝和民间生活的追求和特点。
阎爱民《<资治通鉴>“世民跪而吮上乳”的解说》讨论了中国古代存在的“乳翁”习俗(《中国史研究》3期)。迟乃鹏《唐代声乐分明角胜习俗》(《中国典籍与文化》4期)认为唐代喜好角胜习俗促进了声乐的发展。邵志国《唐代刺客文化考》(《唐都学刊》7期)认为刺客发展至唐代出现了数量多，影响大，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的新特点。政治斗争的需要、唐代上层盛行豢养刺客之风给刺客的产生和兴盛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刺激。黄云鹤《唐代举子游丐之风：<太平广记>所见唐代举子生活形态之一》(《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期)探讨了唐代举子游丐之风的原因及其社会地位。赵荣织《五代义儿与社会政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期)认为封建军阀以血亲凝聚势力的需要产生养子现象，并分析了其表现和作用。冯金忠《唐代病坊刍议》(《西域研究》3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正了病坊始设的时间、渊源，并考察病坊内部运营情况，指出“患坊”与病坊之不同在于收容和救治的对象是宫女。
宗教与民间信仰问题是近年吸引研究者的又一热点。雷闻《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历史研究》2期)分国家规定、地方允许和“合法”淫祠三个层次来探讨国家礼制与地方祠祀的关系，认为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第二类祠祀即生祠和城隍神等最为重要，对它们的态度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妥协和引导。国家对于地方祠祀，并不是简单禁毁，更多是纳入国家礼制系统而赋予官方地位。葛承雍《唐代景教士入华的生存方式与“流产文明”》(《唐研究》卷10)分析了适应景教发展的条件、矛盾与景教的存亡问题。雷闻《道教徒马元贞与武周革命》(《中国史研究》1期)探讨了长安金台观观主马元贞在武周革命前后的活动，指出其人奉敕主持了革命之初在五岳四渎的投龙设醮仪式，而且很可能就是此期最重要的政治宣传品《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中所引“中岳马先生谶”的作者。作者同时对武则天时期的道教政治面目、武则天对道教的态度重新加以深入探讨。刘屹《近年来道教研究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中国史研究动态》8期)就中古史研究领域中一些传统课题(如政教关系、佛道关系)和近年兴起的一些新课题(如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新史料等方面)择要介绍一批国内外道教研究成果。郑显文《唐代<道僧格>研究》(《历史研究》4期)对其成立加以简单分析并复原了唐代《道僧格》25条，有助于对唐代的宗教立法的认识。蔡鸿生《唐宋时代摩尼教在滨海地域的变异》(《中山大学学报》6期)指出在流亡中再生的摩尼教通过走向民间而实现自我转型，经过偶像化和神道化的泉州明教，并没有缓和政教矛盾或协调左道诸派。南宋时摩尼教的变异并未终止，反而出现更加多样化和更加异端化的趋势。对摩尼教研究情况进行了清理的有王媛媛《唐代摩尼教史研究综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0期)。严耀中《唐代内侍宦官奉佛因果补说》(《唐研究》卷10)指出佛教为宦官集体信仰主流，佛教与宫廷政治关联密切。李海波《唐代文殊信仰兴盛的政治背景》(《西北大学学报》1期)提出文殊信仰在唐初开放性的宗教政策、皇室对文殊道场的推崇、武则天的支持、具护国护王性质的密教文殊信仰顺应“安史之乱”之后的政治需求而获得代宗朝的全力支持共同作用下达到信仰顶峰。从典籍角度研究宗教的有杜正乾《唐代的<金刚经>信仰》(《敦煌研究》5期)和张敬梅《“上清之法”与“正一之法”——兼论唐代道经与道派的关系》(《理论学刊》5期)。王永平《论唐代山西的民间信仰》(《山西大学学报》1期)认为唐代山西民间信仰的对象非常多样与广泛，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和功利性特色，同时还具有畸变性特征。
利用传播学理论研究唐代文化传播的有：戴军《唐代寺院题诗与寺院学习之风》(《中国典籍与文化》2期)探讨了寺院题壁诗的多种形态、兴起原因和对寺院士人诗歌创作的影响。刘金柱《题壁与唐宋寺院文化》(《北方论丛》2期)对“壁”的功能加以分析，指出寺院内的题壁文化由教徒对佛理的阐悟和文人士大夫游览寺院时的即景之作两部分构成，后者在寺院题壁中分量最重，也是寺院文化中最出彩的部分。其他相关研究还有瞿明刚《唐代题壁诗的传播学分析》(《北方论丛》3期)、史卫《唐诗传播初探》(《唐都学刊》6期)、马承玉《唐代诗文的编集与传播》(《中州学刊》2期)等。
六、史料整理与艺术及其他
史料整理。荣新江、王静《韦述及其两京新记》(《文献》2期)介绍了韦述及其著述情况，分析了《两京新记》的源流和影响、整理情况，并指出应用中注意的问题。典籍考校方面，吴玉贵《旧唐书校补举例——以<太平御览>引<唐书>为中心》(《学刊》第二集)、《<旧唐书>勘误》(《学刊》第三集)对《旧唐书》内容进行了大量校补。武秀成《<旧唐书·经籍志>考校举隅》(《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7辑)亦对《旧唐书》加以考校。对典籍进行考校的还有金程宇《<全唐诗补编>订补》(《学术研究》5期)，周绍良《<唐才子传·戎昱传>笺证》(《文献》2期)，岳珍《杜佑<理道要诀>辑考》(《文献》3期)，朱玉麒《<张燕公集>的阁本与殿本》(《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7辑)，党银子《新罗人崔致远<桂苑笔耕集>版本源流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7辑)，刑永革《<唐会要>版本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期)，成明明、孙尚勇《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略考》(《文献》4期)，王勇、[日]半田晴久《唐代中日交流的新史料：<延历僧录>(淡海居士传)校读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期)等。傅璇琮《岑仲勉<补僖昭哀二朝翰林学士记>正补》(《唐研究》卷10)对岑先生的著作加以校对和补充。孙继民《涉县娲皇宫石壁唐代朱书题记试释》(《资料》21辑)释录了娲皇宫唐代题记，并讨论了其对于晚唐泽潞镇及娲皇宫变化的研究意义。冻国栋《跋武昌阅马场五代吴墓所出之“买地券”》(《资料》21辑)重新释录了五代吴国王氏地券(96WYM1)，比对了与此前此后相关地券乃至吐鲁番所出“衣物疏”的格式与内容的异同，并提出买地券所反映的若干问题。郝春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未刊敦煌文献研读札记》(《敦煌研究》4期)》介绍了有关社会经济军事方面的未刊敦煌文献并且作了录文。对考古资料进行考校的文章还有刘连香《唐中宗、睿宗驸马裴巽墓志考略》(《洛阳师范学院学报》3期)，岳连建、柯卓英《唐淮南大长公主驸马封言道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4期)等。
艺术。王克芬《中国宫廷舞蹈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影响》(《唐研究》卷10)论述了宫廷舞的来源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特征。研究乐舞的还有郭绍林《唐代军队乐舞体育活动考》(《史学月刊》3期)。畏冬《隋唐宫廷绘画机构概述》(《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介绍了四类唐代绘画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