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3―0013―05
“可持续旅游发展”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基本导向与要求。各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和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给出了各种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否存在理论上的差异和实践层面的冲突?应当如何理解这些定义，并将可持续旅游发展思想运用到实践中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可持续旅游发展不仅仅只是一种发展方式或工具的选择问题，它首先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基于不同的价值诉求，可持续旅游发展可能会选择不同的道路，而辨明其中的价值诉求，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根据现实社会条件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之路。
1 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的价值依据分析
可持续旅游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是可持续发展观在旅游业的运用。可持续发展观有着它的哲学、实践、科学技术、社会以及直接理论基础。
许多国际通用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融合了不同学科的基本理念和理论，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回答了以下几个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价值主体、价值目标以及价值原则是什么?各利益相关群体的价值与利益应当如何体现?运用哲学和伦理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同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中价值主体、价值目标及价值原则的比对，了解这些概念的异同之处。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所依据的价值理念，将可持续旅游发展划分为功利价值主导型和道义价值主导型两类。其中的功利价值主要指社会功利价值，而道义价值又分为正义价值和良心价值。
1.1 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与功利价值
斯通(seaton，1992)在对“优质旅游”的阐释中，指出可持续的概念长期以来一直与发展经济学相连。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主要价值目标在于旅游环境和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实现依赖于各种能源、资源的有效供给和利用，旅游需求主体即旅游消费者、相关生产、生活方式的可持续发展。而要实现这些目标，旅游业发展中环境成本与收益的分配就必须符合一定的市场规则，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的行为就必须遵循公平交易的市场正义准则。世界旅游组织(WTO，1993)就将可持续旅游定义为，“它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被用来达到如下目的：改善当地社区的生活质量；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经历；维护当地社区和游客所依靠的环境的质量。”这一定义表达了旅游业界对旅游业发展模式及其环境影响的关注，带有明显的环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视角特征，体现了旅游业界对旅游业发展的社会功利价值的认同。
1.2 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与道义价值
除了发展经济学等各种经济学理论，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更多地获得了其他学科理论的支持a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各国际组织的相关经典文献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定义就体现了生态学、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及环境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背景。在多学科视角下，可持续旅游发展已超越了功利的价值目标，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价值主体从人逐步扩展到人类社会，甚至非人类的自然界，生态学中的多样性、开放性、系统性原则，人类学中的种属平等原则，伦理学中的人际、代际、人地正义原则等各种原则成为指导可持续旅游发展实践的重要依据。加拿大温哥华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可持续旅游发展行动战略》(1990)所定义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就强调“在旅游发展中维护公平，它是对各种资源的指导，以使人们在保护文化的完整性、基本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和生命维持系统的同时，完成经济、社会和美学需要。”可持续旅游发展世界会议的《可持续旅游发展》(1995)指出：“可持续旅游的实质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态环境成为一个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联合国《朝向旅游可持续发展》(2001)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定义是：“能在长期内仍然保持活力而不会或可能阻止其他活动和过程的成功发展而使(人的或物质的)环境发生退化或改变的方式。”虽然措辞各有不同，这些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定义都强调了旅游发展的社会正义和生态及文化完整原则，体现了人们对于旅游业发展中人类责任的思考，体现了人们对旅游业发展的道义价值的追求。
作为其直接理论基础，环境及发展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人类学、环境与生态哲学等各理论流派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而追溯各理论流派的价值诉求，我们可以根据它们所依据的价值标准和核心理念进一步分层梳理。
2 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的直接理论基础与价值依据
简而言之，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是一个建立在功利价值、正义价值或良心价值等不同价值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发展经济学注重旅游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学、人类学的部分流派注重旅游体验与产品的提升，这些学科提供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可以为旅游发展提供现实的、可操作的指导，体现了对功利价值的追求。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主要流派理论密切关注旅游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影响，为旅游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而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学则更多地考虑了人、产业、社会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的发展，体现了对良心价值的追求。
2.1 经济导向――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在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体系中，价值主体是作为个体的人。其价值目标是提高旅游资源配置效率，以实现个人所在的团体或社区生活质量的提升及社会经济总量的增加。这一价值传统可以追溯至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旅游社会学部分流派的一些基本理念。
在环境与发展经济学的视野中，可持续旅游落实为实现旅游经济收益而设计的系列管理模式或模型，具有其有用性和工具价值。环境经济学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主张用经济学工具进行环境评价、自然资源管理、污染控制等工作；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学派认为经济发展所产生 的利益会自动地、逐步地分散到社会全体成员和所有阶层，自然而然地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科登和索洛(Coden，Solow，1950)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萧尔(shaw，1973)的经济人合理性等观点是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而发展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则认为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法制不健全导致的寻租活动是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应根据交易成本、产权和契约的规定来实现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其中，科斯(Coase，1960)和诺斯(North，1980)的产权理论、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的交易成本理论、卢卡斯(Lucas，1988)的经济增长理论、马丁(Martin，1991)的经济增长趋同趋势模型、格罗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Krueger，1995)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理论和研究工具被广泛地运用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
社会学中的结构理论和人类学中的上层建筑理论认为社会基本生产关系决定社会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性质，他们的经济关系人假设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颇有相似之处。而在旅游社会学交换学派的视野中，人和集体行动者之间的社会过程都被视为有价值的资源交换，而交换过程中的人总是理性的，总在追求价值的最大化；旅游则被看作是主客双方各种资源交换的过程，旅游者追求旅游效用最大化；旅游发展是政府、旅游开发商、旅游地居民等相关利益者博弈的结果。这一立场，与新制度经济学对旅游产业运行方式的看法相当一致。这种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观认识到了资源的有限性和旅游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冲突，它引入了市场经济的规范和契约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以期获得旅游业发展的利润最大化。
在此价值基础上建立的可持续旅游评价标准是往往运用环境经济学方法，将自然资源存量或人类活动造成的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损失通过评估测算以货币化，使用统一的价值量作为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诸因素度量的共同尺度，戴利(Daly，1989)的经济福利模型WMSD，世界银行(1995)的新国家财富计量标准，联合国统计委员会(2003)推出的资源环境卫星账户就是其中的代表。而现代计量经济学、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的一些测量方法和技术也为旅游可持续评价指标的确立和落实提供了技术的支持。从我国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来看，早期的评价指标(金波，1999；曾珍香，2000；王良健，2001；汪薇，2003)主要集中在对旅游业发展的社会支撑系统的评价上，也多运用经济学效益费用分析方法，提取衡量社会经济与环境等物质条件的绝对统计数据和评价因子，以货币化的价值评价为主，中间只包含了少量体现行业特色的人力资源评价标准和行业服务水准的评价因子，这些评价标准与方法为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以经济为导向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所描述的高质量的社区生活和高质量的旅游经历，以及最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幸福，却往往会因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立场而大相径庭，也常常会由于缺乏对权力因素的考虑而导致旅游发展利益分配不公的状况。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旅游经济乘数效应低于预期、各种经济漏损、接待地物价上涨等旅游带来的经济负面效应等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广受关注。
结合我国各地旅游发展的状况，各地旅游发展确实为各地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民众对于旅游发展普遍表现出支持的态度。政府所支持的旅游相关课题的研究也大部分是放在经济学的范畴中，在旅游产业研究中，以带动地方或区域旅游经济、增强旅游企业效益为目的的研究仍然是旅游研究的主体；产权分析、博弈模型和结构方程分析等经济学研究工具是被广泛运用的研究方法。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决定了基于功利价值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观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在我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占有统治性地位。
2.2 社会导向――基于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在基于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体系中，其价值主体不再局限于个体的人，而扩展为整个人类社会；其价值目标不只是经济或环境目标的实现，而更多地包涵着对弱势群体的利益、社会的普遍正义、民族及传统文化保存等一系列价值目标的思考。在这里，可持续旅游不再只是一种发展经济的工具，它包含着社会正义、平等自由、机会公平和差别公平等理念，包含着矫正社会不公因素的制度理性。其意义在于，它倡导在正义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合理的制度和秩序以引导旅游业及社会的均衡发展，具有其制度价值和必然性。
可持续旅游发展的这一价值取向，既秉承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公正伦理精神，包含着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与思考，体现了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BC一322BC)到罗尔斯(Rawls，1921―2002)等哲人在政治哲学领域的成就，又得益于人类学和社会学在旅游研究领域的积累与探索。社会学与人类学主流学派认为，人的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不应该单独由经济因素来解释，他们注重对不同社会背景下人的研究以及对影响社会发展的综合因素的探讨与评价。旅游社会学的冲突学派就特别关注社会的不平等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系统地产生冲突，它关注旅游中各种社会冲突现象，尤其是对于主客关系、种族与性别歧视、话语权问题、旅游帝国主义及新殖民主义等问题的探讨”。特纳和艾什(Turner，Ash，1975)的中心对边缘控制理论、马瑟雄和沃尔(Matheison，Wall，1982)的社区反应理论、道科西(Doxey，1976)的愤怒指数理论、马瑟和里奇特(Matthew，Richter，1991)的从属理论等被广泛地运用于旅游发展的社会影响和社会问题研究中；而旅游人类学的涵化理论则把旅游看作一种涵化或发展，强调追溯个体发展的轨迹，研究目的地人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人民在旅游引入后的变化，并试图帮助正在经历旅游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的目的地人民。路兹(Nunez，1989)对东西文化接触中借入现象的讨论、克里克和纳什(Crick，Nash，1989)的旅游帝国主义观点、皮尔斯(Pearee，1992)对不同类型旅游接触的后果分析都是以由旅游发展所引起的国际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为焦点。
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者们为旅游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社会正义与平衡发展的价值理念。历年的世界旅游日口号中就有不少是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强调文化、人权、责任应成为现代旅游发展所必需考虑的因素。如：旅游对保护文化遗产、世界和平及相互理解的贡献(1980)；旅游与假日是权利更是所有人的责任(1983)；通过负起责任而受益(1995)；旅游业：宽容与和平的因素(1996)；旅游业：为和平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服务的 工具(2001)；旅游：为妇女敞开大门(2007)，等等。
体现在可持续旅游的评价标准上，运用社会经济学、统计学方法衡量旅游发展的非货币价值的指标体系也逐渐成为旅游发展评价的主流方法。联合国开发署(1990)人文发展指数HDI，经合组织推广的RSR(压力一状态一响应)模型，联合国统计局(1994)推出的基于DFSR驱动力一状态一响应模型的指标体系，英国政府(1996)基于经济一环境一行为者模型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指标提供了重要依据。而我国近几年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牛亚菲，2002；万幼清，2006；唐善茂，2006；刘益，2006)也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纳入旅游业发展对社会政治与经济权利公正分配影响的思考，更多地考虑了人的因素、产业组织以及行业管理的因素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更加注重从旅游业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上来衡量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指标采用上也多运用相对的比率数据，以旅游业的非货币价值评价为主。
旅游业发展的正义价值已逐步通过各种国际组织以法律和规约的形式树立起来。《21世纪议程》(uN，1992)和《中国21世纪议程》(1994)都强调了公众参与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性。《全球旅游伦理规范》(1999)已经把旅游业利益相关者的社会、文化权利公正分配的目标摆在旅游经济发展目标的前面。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WTTC的《新旅游蓝图》(2003)倡导旅游业各利益相关者协同努力，促进旅游业的长期稳定增长。国际组织的这一系列举措为发展中国家在现有的政治和经济框架内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思路和方法。
在我国目前的旅游研究中，基于进化理论和涵化发展理论的各种旅游发展生命周期模型，基于冲突理论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等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与研究工具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从研究成果上来看，基于社会公正和文化保存立场探讨旅游发展给社会经济、文化、传统及政治制度带来影响的成果较为丰富；针对我国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的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也积累了一定经验；对政府、企业及社区在不同旅游管理模式中应起的作用也有了初步的论述。在我国以政府为主导发展旅游业的宏观背景之下，如何完善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旅游企业和社区应当如何在旅游业发展中发挥作用，应承担哪些社会责任以及如何来规约和评价，都将是基于正义价值旅游研究的主要任务。
2.3 自然权利导向――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在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体系中，所有自然物都具有内在价值和平等权利，都是权利主体。其价值目标也超越了人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而指向生物圈的和谐、繁荣和完整。这样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不再只具有工具价值或制度价值，它更是一种道德命令，具有其应然性。
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理念是近百年来环境与生态伦理思潮在旅游研究中的体现。环境经济学为可持续旅游环境提供了理论分析与评价工具，现代环境与生态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和实践层面的支持，而现代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学则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了内在的价值依据。基于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比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更注重人的各种权利，而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则将权利的主体无限扩张到大自然中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之物，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宽阔胸怀。
在环境与生态伦理学的诸多流派中，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物平等主义以及生物整体主义是几个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流派。辛格(singer，1973)认为动物解放运动是人类解放事业的继续，需要人类更多地发挥利他的精神；雷根(Regan，1983)认为动物权利运动就是人权运动的一个部分；史怀哲(schweitzer，1915)认为应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那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泰勒(Taylor，1986)认为所有的物种都应获得平等的权利；利奥波德(Leopold，1949)基于人对大地的道德情感，把人的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变成其普通成员；奈斯(Naess，1974)指出人类自我实现的过程是把其他存在物的利益看作自我利益的过程；罗尔斯顿(Rolston，1975)认为，人既对生态系统中动物和植物个体负有义务，也对整个生态系统负有义务，这就是人类价值之所在。《可持续旅游发展》(1995)所定义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就吸收了生物平等主义和生态完整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强调社会普利和公平正义的原则基础上，又纳入了对人、社会和生物圈等多重价值主体的思考；既包含了人们基于功利价值和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的现实考虑，又超越了功利主义的资源保护观念和旅游发展观，强调了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伦理学和美学内涵，弘扬了善的价值。
环境伦理学所倡导的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理念集中体现在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在研究领域，瓦克南杰(Wackemagel，1996)提出的生态足迹模型就在国内外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实践领域，2002年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生态旅游年”，而当年世界旅游日口号就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虽然“生态旅游”常常被当作是一种旅游营销的工具与手段，掺杂着人们的各种功利价值诉求，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的生态旅游传递的是人们基于良心的价值理想。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1―0084―06
[收稿日期]2006―07―06
[作者简介]陈才(1967-)，男，辽宁朝阳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东北财经大学2005级旅游管理博士生，主要从事旅游基础理论与旅游开发研究，E-mail：chencai1967@126．corno
1 问题的提出
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必然涉及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是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一个能被广泛认同的理论传统和学科体系；二是研究方法论体系的构建，具有一套精密的研究方法及方法论体系来指导研究。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旅游学的发展，旅游学还不敢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传统学科相比，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尽管如此，在近年来的发展过程中，旅游学在学科体系、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虽然积累的成果远没有达到其他学科那样丰富，但已经为构建其学科体系和方法论体系提供了某种可能。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构建旅游学研究方法论体系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引起学界有关人士的重视，进一步推动旅游学基础性研究的发展。
2 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视角的界定
方法论(methodology)与方法(method)是一对极易混淆的概念。根据《韦伯斯特百科词典》上的解释，方法论有时指“任一专门学科中所使用的方法的体系”，更经常地指“研究方法或有关程序的科学，特别是有关科学与哲学探究中推理原则应用的学科分支”。前者只不过是方法的同义词而已，后者则是指对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尤其是基本推理原则的研究。然而，当方法论一词分别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时，其含义又有所不同。在自然科学中，基本指后者，但在社会科学中，则相对更接近前者，同时也含有一定成份的后者。鉴于旅游学属于社会科学，因此本文所指的方法论主要指前者，但笔者认为二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
在科学研究中，方法论作为对“实质的”科学理论所作的“形式”的或“逻辑”的探讨，必须以“实质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方法论在研究程序的逻辑上是滞后于“实质的”理论研究的，而方法论一旦形成，又会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显然，对于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的旅游研究而言，目前的状况是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应用性理论研究相对较为丰厚，但尚缺乏足够的实质性理论。因此，在构建旅游学研究方法论的过程中，难以遵循传统的模式，需要另辟蹊径。当把旅游学理论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研究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作为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旅游学的理论研究与具有较强综合性之一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渊源极深，二者之间呈现出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和较大程度的契合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旅游学方法论体系与社会学方法论体系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换言之，从社会学的视角构建旅游学研究方法论体系就成了一种可能，但在进行这种分析之前，必须解决有关社会学理论体系及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问题。
3 社会学理论体系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问题
自孔德开创社会学以来，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若干理论流派。不同的理论流派关注不同的社会领域，在其发展过程中又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为了清晰地透视各种社会学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问题，首先需要对社会学理论进行必要的梳理，对它的结构、观点和理论构成等问题给予必要的阐述，对其在历史脉络中的承袭嬗变、更替扬弃过程进行必要的说明。在此方面，社会学研究已经十分深入，其中著名社会学者乔纳森・特纳对社会学理论的结构进行了详尽分析，从7个宽泛的视角审视了社会学理论的演变，概括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构成及其复杂的渊源关系。本文主要依据乔纳森・特纳对社会学理论的分类描述，结合旅游研究现状，来阐述社会学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问题。
3．1 功能主义理论
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主张是社会系统，关注的是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会以哪些方式组合在一起，又是如何满足较大系统的主要需求的。功能主义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最为久远也是最为深厚的理论传统之一，始于孔德、斯宾塞，后经过人类学家布朗、马林诺夫斯基和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等人的明确阐发，由现代社会学大师帕森斯等人集其大成，发展成为一个宏观的“巨型理论体系”，被称之为“结构功能主义”。而后，结构功能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其他社会学派的新成果，经过亚历山大等人的“重建”，发展成为新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理论对旅游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地采用功能主义的视角审视旅游活动。在功能主义的视野中，旅游活动实际上是社会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旅游研究一方面要探讨旅游系统自身的形成与发展的驱动力问题，探讨旅游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另一方面要研究旅游系统在社会系统中的定位和作用问题，研究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问题，所以旅游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定义为“旅游系统”。由于研究目的和研究角度的差异，研究者们构造出的旅游系统模型也有所不同，但其内含的理论基础都是基于功能主义的。目前学者们构建的旅游系统模型主要有旅游功能系统模型、旅游混沌模型、旅游地理系统模型3种。
目前功能主义在研究旅游系统构成、旅游产业规划、旅游发展范式、旅游效应控制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尤其是把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进化理论相结合，从宏观上开展对旅游系统形成、演化及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功能主义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在旅游规划研究方面，功能主义十分盛行，通常把旅游区划分成各种功能区域，如“行政办公区”、“生活居住区”、“商业购物区”、“文化娱乐区”、“历史风情保护区”、“体育中心”等等。
3．2 进化理论
进化理论脱胎于功能主义，是将生物学思想应用于社会研究的产物。进化理论将社会看成有机体，经历着由简单向复杂的进化过程。在此过程中，竞争和选择过程是整个社会、城市区域的空间设置和复杂组织的人口分配等社会差异背后的决定性力量。进化理论诞生于19世纪，斯宾塞被公认为是第一个把生物学的类比和隐喻引入到对社会动力学的生态社会学家。目前，进化理论已成为21世纪理论社会学的重要方向之一。
进化理论在旅游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许多 旅游研究都以进化理论为基础，强调旅游是社会进化的产物，本身也经历着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并以此来审视旅游的发展，制定发展对策。目前这些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旅游发展史、旅游地生命周期、旅游产业演进升级、旅游地的空间竞争与协作、旅游生态与环境演变等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旅游地的生命周期理论是以进化理论为基础的，它为旅游产品的更新换代、旅游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旅游生态环境的调控等问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肖洪根对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状况进行了分析，从多个角度描述了旅游社会学研究的发展演进观，认为从“观光起源”和人类认识世界的感官在观光和旅游现象中的作用等角度可以探讨旅游现象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从作为文化行为和社会现象的概念演变的角度可以对旅游行为和旅游现象进行分析；从产业化过程、演进规模以及机构化程度高低等方面人手，可以描述旅游发展的地方化、区域化、全国化以及国际化等的规模与层次问题；从比较旅游经历与现代消费文化中的其他消费经历的角度，可以阐释二者的相似性问题。这些结论实际上暗含着进化理论的思想，充分体现了进化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3．3 冲突理论
冲突理论关注的是社会的不平等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系统地产生冲突，它强调社会生活中的冲突性并以此解释社会变迁。作为社会学最初的理论取向之一，冲突理论是与功能主义及隐含其中的生态进化理论一同形成与发展的。早期的功能主义理论家也曾使用冲突这一概念，但后来由于对冲突与变迁不够重视，没有充分地使冲突概念化，因而遭到其他学派的猛烈批评。到了20世纪后期，冲突理论获得了新生，甚至一度取代了功能主义，并成为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分支。
冲突理论在旅游研究中主要适用于旅游中各种社会冲突现象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主客关系、种族与性别歧视、旅游伦理道德问题、权力问题、旅游帝国主义、旅游新殖民主义等方面问题的解释，冲突提供了理想的视角。从浅层次看，在旅游目的地方面，由于旅游业高度机构化、商业化，主客关系已经完全演变成一种经济交换和利益驱动关系，由此导致主客关系的矛盾与冲突，诸如商业化了的好客现象以及目的地居民对游客态度的变化等；此外，旅游活动中存在着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旅游所诱发的、、犯罪等现象，都是导致旅游地社会发生冲突的诱因；从深层次来看，在审视国家间和区域间的旅游发展状况时，会涉及到诸如话语权问题，旅游帝国主义、旅游新殖民主义等一系列需要探讨的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深人，但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并以冲突理论作为理论指导进行相关研究。
3．4 交换理论
交换理论是将经济学的逻辑应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核心观点是将个人和集体行动者之间的社会过程视为有价值的资源交换。在交换过程中，人是理性的，总是在追求价值最大化，总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寻求自己得到好处，从根本上依据个人利益及其实现手段的精确计算来解释人的行为。交换理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中。受亚当・斯密学说的影响，社会学者们开始关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作用，力图详尽阐述或者阐释替代性理论，从而促进了交换理论在社会学中的发展。其中，马歇尔从需求、个人欲望及目标的角度来解释人的活动，并引入“效用”来说明一个行动者可能追求的各种社会对象的相对价值。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阐述了对个人满足的追求导致集体性的社会安排。受上述观念影响，20世纪中叶，社会学中出现了一种明确的交换论方法，并成为处于主要地位的社会学经典理论之一。目前在交换理论中最具有创造力的两个分支是理性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交换理论在旅游研究中比较适用的领域主要集中旅游开发过程中相关利益者行为分析方面和旅游者消费行为分析两方面。在旅游者消费行为分析方面，旅游作为一种消费行为，尽管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消费具有一定的非理性倾向，但也是在追求旅游效用最大化，因此，交换理论为解释旅游者行为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当地政府、旅游开发商、旅游地居民等都属于相关利益者，他们彼此相互博弈。因此，在分析旅游地政府行为、旅游开发商和经营商行为、旅游地居民行为方面，交换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旅游是商品化了的文化，在旅游商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消费等过程中，交换理论无疑是基础理论之一。
3．5 互动理论
互动理论是一种主张从个体的日常环境去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的理论，认为社会结构最终是由个人的行为及其互动所构成并保持的。互动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两位德国理论家齐美尔和韦伯，他们认为人是积极主动地建构社会现实的行动者，其行为方式取决于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理解其行为的，以怎样的方式赋予其行为以意义的。齐美尔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早期的美国社会学思想，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由芝加哥大学的米德发展起来“符号互动论”。韦伯则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叶的欧洲社会学，特别是舒茨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出发，吸收韦伯的观点，创立了现象学社会学。现象学社会学关注的是行动者通过哪些方式，将感觉材料转变成各种类型化会心智图像来解释社会世界。在符号互动理论的发展进程中，布鲁默起到了较大的作用，进一步完善了符号互动论。在此基础上，符号互动论进一步分化出自我和认同理论、角色理论、拟剧理论等典型的分支流派。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发展出一种极端的现象学形式――常人方法学。它认为要想用一种科学的方式将社会世界类型化是不可能的。社会学家必须以与行动者的做事方式完全相同的方式来解释社会世界。
在社会学理论体系中，互动理论构成了日常生活理论的核心。日常生活理论关注日常生活以及看似世俗的活动，如个人的想法与动机、两人或多人的互动以及从互动中衍生出来的小团体。显然，旅游起源于日常生活，不管是出于对日常生活的一种逃避，还是对外部世界的主动探索，对旅游这种行为动因与特点的解释更主要依赖于互动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旅游行为的特殊性也赋予了这些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为解释旅游行为提供了理想的视角，并展示出旅游研究无穷的魅力。目前在旅游体验研究方面，学者们已经开始借助于现象学、符号学和常人方法论等为指导。其中，现象学作为研究人的意识或体验的一种基本方法，对于旅游体验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谢彦君借用现象学的视角对旅游体验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符号学理论在解释旅游行为、旅游规划、旅游营销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对旅游者角色研究中主要依赖于角色理论和认同理论；如果把旅游看成是一场演出的话，那么拟剧理论将成为一个核心指导。以拟剧理论为基础，借用其“前台”与“后台”等范畴，既可以描述旅游行为，也能够来解释旅游吸引物系统的“舞 台性”与“真实性”。
3．6 结构理论
结构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人的行为和思想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因此，结构主义者努力探究制约和决定人们的行动和思想的基本社会结构，进而解释社会。结构主义源远流长，早期的社会学理论大师，如马克思、图尔干、齐美尔等，对结构主义的兴起都有所贡献。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理论家不能在最基本的概念――社会结构――取得一致，加上每个理论家对早期理论传统的吸收与挑战有所不同，于是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结构”理论，其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主要包括索绪尔和罗曼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莱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吉登斯的结构论、布迪厄的生成结构主义等。
目前在旅游研究中，结构主义主要是与上述的功能主义、进化理论相结合，来研究旅游系统方面的问题。申葆嘉认为，旅游现象具有双重结构：经济外壳与文化内涵，这是对旅游现象的一种基本认识。如果深入分析，在旅游内涵方面，是否还存在一个更深层的文化结构?此外，在对旅游动机与旅游社会影响研究中，结构主义也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较少。鉴于结构主义在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方面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可以预见的是，在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结构主义将是一个主要的范式，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3．7 批判理论
早期的社会学家几乎都受到过“启蒙运动”的影响，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科学可以促进人类社会步入现代化。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学家对“现代性”产生了质疑，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批判理论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展开各种形式的批判。大多数具有批判传统的理论家用否定的观点来看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甚至假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后现代，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几乎所有的批判理论家都藐视基于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他们不再迷信科学能构建更好的社会，认为科学是在现代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引发问题的原因，而不是问题答案的一部分。
批判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旅游研究的影响。目前后现代主义主要适用于旅游体验研究、旅游本真性研究、旅游全球化问题、旅游引发的文化趋同和多样性等方面。受后现代主义的启发和影响，在这些研究中，充满了对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发展的种种质疑，学者们开始对麦当劳式的标准化旅游方式进行批判，对旅游的本真性表示怀疑，对旅游的全球化问题进行反思，甚至提出借助于网络等方式在家中获得旅游体验……显然，后现代主义对旅游的影响还难以估计。
4 从社会学视角看旅游学方法论体系的构建
尽管上述对社会学理论在旅游研究中适用范围问题的分析还有待于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学理论几乎涵盖了旅游研究的方方面面，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对社会学方法论的研究来构建旅游学方法论。
4．1 后实证主义方法论
在社会学理论中，功能主义、进化理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等所包含的方法论取向是实证主义方法论。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是由孔德开创，并经过迪尔凯姆得以发展完善。他们把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原则移植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把社会现象中的主观因素当作具有物质一样的客观因素来看待，大力提倡整体的、实证的方法。到了20世纪后期，随着波普尔的证伪理论、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革命论”和“范式理论”的出现，传统的实证主义发生变革，逐渐进入了后实证主义阶段。后实证主义承认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本质区别，承认社会理论的历史性、相对性，但又坚持实证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后实证主义坚持科学主义的知识观，将人类知识区分为思辨哲学(形而上学)、经验科学、常识(事实描述)3种类型，坚持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原则。
目前，后实证主义方法论在旅游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方法论取向中，所有的旅游研究要遵循从经验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的原则，所有结论的根据不是逻辑推论而是经验事实。显然，这种取向在旅游研究中历史源远流长。从国外旅游研究进展来看，经济学最早介入旅游研究，并把旅游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加以研究的，而经济学中主导的方法论就是实证主义。二战之后，地理学、心理学等学科开始介入旅游研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对旅游效应的出现，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学科逐渐引入到旅游研究中来。显然，在这些学科中，除社会学、人类学外，大都是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方法论，这必然导致旅游研究中呈现出明显的实证主义倾向。在这种方法论基础上，旅游学被视为是一门经验科学，目前在旅游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以后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
4．2 新人文主义方法论
尽管社会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借鉴和引进自然科学方法，体现出明显的实证主义取向，但是在以“理解”为特征的人文科学的方法研究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人文主义是以韦伯、舒茨等人为代表的。他们主张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它的客观性，而在于它的主观性。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对19世纪兴起的理性主义思潮产生怀疑，对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方法的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些社会学家试图从现象学、语言学、语义哲学等学科中寻求更有效的分析手段或思想方法。到了80年代后期，受当代哲学的解构主义、话语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出现了被称之为新人文主义的学派。这是一个正在形成中但尚未统一的一个学派，其共同点是反对实证主义的“本质”观和“深层结构”观。迄今为止，历史方法、哲学方法及其他人文科学的方法，在洞察事物本质、理解人及其行为意义方面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
从社会学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来看，互动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是以人文主义为取向的，在旅游研究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显然，旅游是一种具有价值追求和意义追求的活动，旅游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意义和符号的世界，要研究旅游世界中人的行为，最基本的方法是通过体验和移情等方式，来到达旅游者内心深处，才能深入地理解旅游行为。这种理解的方法是人文主义取向的，它不像实证主义那样主张外部观察来研究旅游行为，而是通过内部体验、移情来研究旅游行为。目前，这种人文主义方法在旅游研究中已经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并尝试用来解释旅游世界中纷繁复杂的现象，而且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4．3 后现代主义方法论
从批判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中能够透视出旅游研究中存在着的后现代主义取向。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文学领域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极大地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后现代主义反对研究主体和客体之分，反对现代科学的时空观，反对现存的以整体观对时空、对历史的认识，反对现代科学的真理观，反对表象和本质二元论，强调差异性、独特性，反对实体论，认为社会现实是虚构的，是因人而异的，与个人精神活动相联系。
一、旅游学术研究轨迹
一种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出现，通常会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之加以研究，通过研究发现问题，探讨规律，提出假说，形成理论以至创建学科。旅游现象也不例外。旅游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自19世纪中期在欧洲出现以来，也引起了各科学者的广泛兴趣，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范围、不同深度和广度研究旅游问题。既然科学研究是创建学科的开始，因此，我们似应首先追踪国内外旅游学术研究的轨迹，了解学者们的工作和成果。
1．国外旅游学术研究毫无疑问，国外旅游学术研究早于中国，因为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本身就是舶来品。国外整个旅游研究进程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即认知时期、确立时期和发展时期。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国内学者始终十分关注国外旅游研究动向，试图从国外研究中吸取有用的成分。例如，南开大学申葆嘉教授1996年在《旅游学刊》发表系列综述《国外旅游研究进展》。申葆嘉教授认为，国外旅游研究的重要问题包括旅游经济学研究、旅游社会学研究、旅游人类学研究、旅游的环境和生态学研究、发展中国家旅游研究以及旅游研究方法和方法论［1］。华东师范大学学者张立升以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95～2004年10年内的382篇文献作为样本，从研究热点、研究新视角和研究的薄弱环节三个方面综述了国外旅游研究动向［2］。文献资料表明，国外旅游学术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学者们从自身研究兴趣，从不同学科背景、不同角度进行旅游研究，并非出于一个统一的组织，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进行，因此，其研究成果是一个自发形成过程。尽管从表面上看显得较为松散，但是如果用心去观察，依然能够对研究范围、研究热点、学术研究活动的规律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
2．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如果用如火如荼来形容，丝毫没有夸张之嫌。应当说，国内的旅游学术研究几乎和旅游事业同时起步。经过30年的努力耕耘，用成果卓著来形容也不过分。2010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旅游研究论文集》，包括“30年研究评论”和“旅游科学年会论文”两个部分，共收录了154篇论文，计106万字，第一部分分为旅游综合研究、旅游产业经济、区域旅游发展与规划、其他旅游研究等四个栏目，第二部分内容主要涉及旅游教育、旅游产业、旅游经济与管理、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地方旅游实践等五个领域。论文作者所代表的学科包括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管理学、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旅游市场学、旅游公共管理学和城市旅游等［3］。从国内旅游研究总的情况看，旅游产业研究、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旅游教育、旅游基础理论和旅游经济管理等方面的论文所占比例较大，反映出国内学者研究领域的集聚程度。相对而言，应用性研究较多而基础理论性研究较少。但是，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这就是基础理论性研究的数量和研究质量都在提高。其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逐渐意识到，不能长期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研究层次上，应用研究需要基础理论的指导，需要从理论研究中找到根据。此外，中国的旅游研究还有一个与国情相关的特点，这就是由于中国当下实施的是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因此，包括旅游研究内的各项旅游工作都是在政府的规划和管理机制下进行，遂使旅游研究中有相当部分是为政府的旅游发展政策服务的，而且政策导向和相关的激励措施十分明显，例如研究课题经费方面的支持、研究成果评奖以至研究人员的职称晋升等各个方面。毋庸讳言，会有一些功利主义现象存在和发展，会有一些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事实上未必建立在科学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而成为政府旅游发展政策的注解。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一些区域性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中，不顾实际情况，千方百计地论证旅游可以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3．旅游学术研究与旅游学科的建立在旅游学术研究中，特别是在国内的旅游学术研究中，都在探讨旅游学科的建立问题。其关键性内容有:旅游究竟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框架结构如何?旅游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关于这些问题，笔者首先注意到，国内外研究的关注点似乎有较大区别:国外学者更多地是出于自身研究兴趣，更多地关注其所研究问题本身，而国内学者则更多地关注旅游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这种现象可能与中国文化中更重视整体而非局部、更重视综合而非分析的倾向有关。已有多名学者在其论文或著作中提出了明确的观点。例如，石培华等在《旅游学科的自省与超越》一文中认为，“旅游学科在不断的反思中自我超越，逐渐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学科支撑的综合性旅游学科群，并逐渐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一个不断成长、潜力无限的新兴学科”。“针对独特的研究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模式和方法体系”［4］。胡善风等在《关于加强旅游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认为，“设立旅游学一级学科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件大事”，并且将建立旅游学一级学科的客观根据总结为政府对旅游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重视、旅游学科和专业建设取得的成就、旅游学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学术交流的增强等［5］。曹诗图在《试论旅游学科的构建》一文中认为，“旅游学科这一综合性的社会人文科学应是独立的一级学科，不应该从属于管理学科或经济学科”。“在旅游学科体系构建上可以分为基础层次、应用层次和哲理层次等三个层次”，并且认为，“旅游学科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和独立的学科，必须在组织机构、概念体系、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等几个方面都达到学科所要求的标准”［6］。杜江、张凌云等在《解构与重构:旅游学学科发展的新思维》一文中认为，“改变现有的将旅游学科设置在工商管理项目下的不合理格局，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前瞻性的、跨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的旅游学研究体系框架已日趋成熟”［7］。上述学者的研究及其结论有几个共同点:第一，对旅游学科的前景充满信心，这种信心行将成为鼓励学者继续从事旅游研究的较强动力;第二，看到了旅游现象运行固有的自身特点，并将其认同为旅游学科从逻辑上得以成立的重要基础;第三，清醒地认识到旅游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完善尚有许多工作待学者们继续努力。笔者以为，从旅游学术研究的开始到旅游学科的建立是一个受其内在规律性制约的、水到渠成的，并且很可能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往日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和法学等学科上百年的建立和发展历程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对一门学科发展的信心能够促进但不能代替其发展过程。我们需要以科学的态度，以理性思维构建旅游学科。这就需要我们科学地确认其建立基础和客观地评价其发展现状，学科的理论框架更多的是遵循科研规律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刻意设计策划的过程。在百家争鸣和大浪淘沙的过程中，有一些具有事实根据和科学根据的学说和学派逐渐得到公认从而被确立，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发展。殊途同归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不同国家的学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研究条件下，会得出相同或十分类似的研究结论或研究成果，这是由于他们遵循了共同的旅游运行和旅游研究的客观规律。在学术研究上不能人为地、刻意地追求共识和统一，更不能借助行政手段将旅游理论统一到某一名或某几名学者的学说上，否则必然是树立学霸。方法论也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渐总结和提炼出来的，能够从本质上反映出该学科的自身规律。最后，学科建设者的科学素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而这一科学素养的成就过程也只有在学术研究中才能实现。
二、旅游学科建立的三大基础
学术发展规律表明，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需要具备三大基础，这就是文献基础、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在这一点上，旅游学科和其他许多学科在本质上没有明显区别，这是各学科的共性。但是，某一学科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学科而独立存在，一定有其个性，而且这一个性经常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由此看来，我们需要紧紧围绕旅游学科的个性，讨论其文献基础、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旅游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旅游现象及其运行的形态、结构和规律，因此，旅游现象运行的个性从根本上决定着旅游学科及其存在基础的个性。
1．文献基础作为旅游学科建立基础的文献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学术研究文献。这是最重要的一类，因为建立学科主要依靠学术和理论方面研究。学术研究文献有两个突出特点。首先是文献的积累和积淀从数量和质量上看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是受旅游现象运行和发展进程及规律制约的，因此很难人为地扩张和拔高。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国的旅游业是从1978年正式开始的。假设政府当年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要求科研机构研究理论问题，一年必须产生3000项研究成果。这种要求即使从形式上有可能做到，所谓研究成果的质量却是可想而知的。除了口号、空谈和脱离实际的“研究结论”之外，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其次是文献之间有一个传承、继承和不断深化发展的关系。新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总是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之上，根据事实的发展变化提出，这里所称基础可以涉及数据、思路、假说、研究方法以至研究灵感各方面。新理论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过程，从哲学上看，经常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第二大类是旅游实业界的经营管理运作文献。这类文献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旅游学科并非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与旅游业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且，从事研究和建立学科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有效地促进旅游业务发展。实业界的文献涉及范围会很广，可包括统计数据、经营管理流程设计方案、业务运作情况记录、典型案例描述和分析等。这些业界的文献为旅游学术研究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提供素材，启发思路。第三大类是政府的相关法律政策文献。各国政府通常都会对通过法律和政策手段对旅游事业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因此，这类文献对旅游事业本身和与此密切相关的旅游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在中国这样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的国家，政策法律文献对旅游研究的重要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2．理论基础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是以一定的科学理论为基础、科学学说为指导进行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旅游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因此作为旅游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多种学科的理论。至于旅游学科的理论基础具体会涉及多少学科，目前尚难以最后确定，随着旅游研究的不断深入总会有新的发现。但是笔者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认为，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其一是哲学基础。这不仅因为哲学是众多学科之母，不仅因为旅游研究需要哲学思维的总体指导，也由于在旅游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过程中的确有一系列属于哲学层面的问题，例如，旅游发展中各要素、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和辩证关系、旅游发展规律。其二是社会学基础。鉴于旅游是一种综合性社会现象，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和规律的发现，需要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作为基础和指导。根据笔者的理解，社会学中的社会交换理论、冲突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等对旅游现象的分析和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三是经济学基础。在旅游运行中会出现大量经济现象，而旅游产业问题本身就是经济学问题。因此，相关经济学理论应作为旅游经济问题研究的重要基础。例如，市场供需理论、产业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其四是人类学理论，特别是文化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理论。这主要是由于旅游运行中会出现不同文化类型和作为其核心的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接触、碰撞、冲突和交融。人类学理论正是研究和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理论。其五是环境科学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作用就是用以指导旅游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最后是美学和艺术方面的理论。人们的旅游需求属于一种高层次的文化需求。随着人们旅游经验的不断积累，旅游质量的不断提高，必然会有一系列审美问题和艺术问题被提到日程，除了引起旅游学者新的兴趣之外，也会引起旅游学者的研究和探讨。笔者之所以将上述几个学科的理论作为旅游学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根据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旅游的研究和认识水平推测，上述问题是旅游运行所涉及的几个关键性、实质性问题;二是从国内外旅游学术研究的现状看，也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对旅游现象展开研究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笔者以为有两种情况值得特别注意。其一，关于哪些学科是作为或应当作为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这里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认识过程。例如，申葆嘉教授最初在旅游研究中主要以逻辑实证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逐渐进入所谓后现代主义时期，一些社会现象，尤其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单纯用逻辑实证主义很难得到有效的解释。因此，他注意研究和吸收西方社会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成果，例如结构功能主义、新实用主义、现象学、符号互动等方面的理论学说，用于其旅游学术研究，后来发现许多问题从这些成果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和较为满意的答案［8］。其二，在旅游学科自身的理论建立之前，学者们主要是从其他有关或可能有关的学科出发，利用这些学科的理论研究旅游问题并作为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作为旅游学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各学科理论之间会围绕着旅游现象的规律发生整合，形成能够更为有效地分析、解释和说明问题的新理论。走完从借用到直接应用的过程，类似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等理论在生物研究中的形成过程。
3．人才基础
以理性思维从事旅游研究和建立旅游学科还必须有坚实的人才基础，对人才基础有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需要有一支稳定的队伍。这不仅指从形式上有足够的人员，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能够坚持不懈地从事旅游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这些人应当有合理的分工，例如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分工、专职研究人员和兼职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人才质量问题当然更是实质性问题。旅游研究的多学科性、综合性、复杂性，对研究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高尚的学术道德和为学术研究工作热诚奉献的职业精神。其中，学术道德是一个合格的学术研究工作者必须始终坚持的第一要务。第二是科学素养。旅游学术研究工作的性质和特点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必须受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系统训练，具有坚实的社会科学理论基础和与此密切相关的研究方法论基础。能够始终如一地做到从事实本身出发研究问题和思考问题，尽量坚持价值中立，较少受个人主观臆断或个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坚持逻辑思维。第三是文化素养。此包括旅游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个人文明素养和对旅游研究所涉及的文学、艺术等相关学科的兴趣、知识和能力。最后是悟性潜质。悟性潜质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知识面和理论功底的基础上，并经常与之呈正相关关系。此外，还包括对旅游中异文化事物和因素的好奇心、兴趣和分析理解能力，而这一能力对旅游研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三、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论
旅游学科要成为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一门学科，不仅要有体现自身特点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之间不应是各自独立，相互无关的学说单体，必须构成从某些共同规律和原则出发，相互之间有着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论框架。目前，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在尝试研究和提出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笔者以为，旅游学科毕竟尚未正式形成，毕竟是一个发展中的新学科，因此，不宜过早地做出结论。较为妥当的做法是学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一些观点和假说，经过一个百家争鸣，大浪淘沙的过程，最终使符合科学规律的结论自然形成并被公认和接受。根据笔者的理解，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可以分为基础理论、专业理论和应用理论三个层次。
1．基础理论基础理论是旅游学科的核心性、根本性理论，其研究对象是整个旅游现象运行的结构、形态和基本规律，其适用范围为整个旅游学科。旅游学基础理论为本学科中各个分支性专业理论提供依据、原则和指导思想。首先是旅游学基本原理。需要说明的是，旅游学基本原理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目前在各旅游院校使用的教科书《旅游概论》，后者从总体上看只是对旅游或旅游业的一般性介绍，并未在学科意义上成为系统理论。迄今为止，国内严格的学科意义上的旅游学基础理论有三部著作:其一是谢彦君教授1999年所著《基础旅游学》，其二是申葆嘉教授1999年所著《旅游学原理》，其三是申葆嘉教授2010年的新作《旅游学原理》。两位学者在理论体系、方法论等方面有较为明显的不同，而申葆嘉教授1999年和2010年的两部《旅游学原理》尽管同属于旅游学基础理论范围内的著作，但2010年的新作与1999年的作品相比，有了很大的进展。它是作者十余年来对旅游现象及其运行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称，是旅游现象运行及其规律的系统理论陈述。第二是旅游发展史。旅游发展史之所以列入旅游学基础理论范围，在于它并不是旅游发展过程的简单描述，而是运用经济史、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等方法论对旅游现象产生和发展演变过程进行纵向研究，并且从这一研究过程中探索旅游发展规律，预测旅游发展趋势，从而对各国和全球的旅游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提供指导性理论。第三是旅游学说史。旅游学说史的作用在于对学者和学术界关于旅游问题的各种理论学说进行梳理。从这一梳理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学术界是如何对旅游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各种学说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在当时起到了什么作用，特别是如何有效地指导了当时的旅游发展实践;各种学说又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了修正、完善，或者是在什么背景下失去作用而被摈弃。在旅游学说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旅游学术活动自身的规律，指导学者科学地从事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
2.专业理论
[中固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9－0070―05
“最好将旅游理解为一种仪式，一种与日常家居生活、工作形成强烈反差的，集休闲、旅行于一体的特殊仪式”，这就是纳尔什・格雷本(Nelson H_H.Gmbum)教授的“旅游仪式论”。此观点已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三个经典视角之一，它从旅游者的深层旅游动机出发，并借用人类学的仪式理论，将旅游视为一种世俗仪式，借此考察旅游者的旅游体验。由此，本文拟从仪式谈起，去探寻仪式与旅游的类似与差异，并形成“旅游是一种特殊仪式”之视角的反观与评价。
仪式――从宗教到世俗
英国人类学家w.罗伯逊・史密斯是认识到仪式地位的第一人，他认为在原始宗教中，仪式的重要性高于信仰本身；戴维・埃米尔・涂尔干(David EmileDurkheim)紧随其后，认为所有宗教都具有两个关键要素：神圣物与仪式。从阿诺德・范・吉内普(Amold Van Gennep)、涂尔干，到莫斯(Mauss)与休伯特(Hubert)，都认为仪式必须从属于宗教，当然，这与其专注于传统的小规模社会不无关系。不过，涂尔干曾在《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1912)中声称：宗教的初级形式，实质上就是上演仪式以赞美自身社会，从而带来日益巩固的社会团结。言下之意，仪式正是世俗社会的某种“神圣化”表达。如此，社会是否只能借助宗教仪式来表达自身呢?在传统小规模社会中，的确如此，超自然力量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于是宗教仪式影响巨大，无往不利；而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仪式不再是宗教的专利。睦尔(Moore)与梅耶霍夫(Myerhoff)在合著《世俗礼仪》中论证道：当代社会所笃信的“神圣”的东西――即人们赖以理解世界的基本的、公认的信仰结构――不是宗教性的，只不过是那些被为是至关重要的或能够激起强烈感情的东西。此论断成为仪式走下宗教神坛的铺垫，随后的演绎接踵而至。
1942年，凯普尔(chapple)与库恩(c00n)对“强化礼仪”与“过渡礼仪”做出区分，从而证实，漫漫人生之旅，仪式无时无处不在。无数周而复始的节庆时令，无数兴衰荣辱的关键时刻，于人而言，都无法安然度过，于是，形形的仪式，充斥着人类的生活，而这些仪式，形式上已与宗教无关，比如婚礼、开学或开业典礼、晋升或节日庆祝。不仅如此，人们内心情感与外界社会的契合方式，日益从“严肃、正式”趋向“轻松、随意”。自特纳对仪式阈限阶段的“反结构”特性作出归纳，并提出“共睦态(communitas)”体验后，在此基础上，诸如麦坎内尔(MacCanell)一类的学者石破天惊地揭示：旅游是社会不同人群所上演的一种仪式。格雷本随之在《旅游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与《作为仪式的旅游：旅游的一般理论》(Tourism as Ritual：A General Theory of Tourism)”两篇文章中对旅游与仪式的可比性作出详尽分析。尤其是其《作为仪式的旅游：旅游的一般理论》一文，从仪式性质、仪式结构与阈限体验等各方面对仪式与旅游做出比对，进而得出“旅游是一种特殊仪式”的论断。
格雷本认为，旅游――甚至于追逐阳光、大海、色情与体育的休闲旅游――是一种来自个人或社会的仪式性表达，它被深深地植入与健康、自由、自然、自我完善相关的价值观念，成为一种“再创造”的仪式，堪与朝圣及更具传统意味、更弥漫着宗教气氛之社会的那些仪式相提并论。如此看来，旅游只是众多世俗礼仪中的一种，采用何种方式表达自我与社会，是个人的选择，亦是文化的必然。
将旅游视为某种特殊仪式，似乎意味着人存在对仪式性事件的需要。就此而言，现代人与那些生活在小传统社会中的人，无甚区别。不过，大概现代人已“不屑”或“耻于”暴露心灵的需求与危机，会转而求助某类“去神圣化”的方式或事件，不为人所知地度过生命的变迁与精神的危机时段。比如旅游，或许已悄然成为相当一部分人对生活的仪式化表达，亦是一种不严肃、不正式、不公开的特殊表达，因为从表面上看，旅游只是游山玩水与奢侈的生活时尚，旅游者所追求的无非是某种肤浅、庸俗的趣味。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深入去探寻旅游者的动机与体验，将会发现一片“仪式的森林”。
以下笔者将以纳尔什・格雷本教授的《作为仪式的旅游：旅游的一般理论》一文为引，尝试对仪式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运用做出探索性的述评。
作为仪式的旅游
真正明确地将旅游视为一种仪式并为之做详尽论述的是纳尔什・格雷本。格雷本在其《作为仪式的旅游：旅游的一般理论》一文中令人震撼地提出“将旅游视为一种特殊仪式”其旅游三段论――“世俗―神圣―世俗”几乎就是仪式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再版。格雷本在文章中分析了旅游的结构、性质、旅游体验与旅游模式，以期最大限度地实现旅游与仪式理论的对接。
(一)旅游的“世俗――神圣――世俗”三段结构
无论是范・吉内普的“分离――过渡――组合”，还是特纳的“阈限前――阈限――阈限后”，格雷本的“世俗一神圣――世俗”理论都与之存在结构上的契合。旅游前与旅游后谓之“世俗”，旅游过程居中，谓为“神圣”。格雷本认为“神圣(旅游)”前后的“世俗”是不一样的，他将旅游前称为“快乐的期待”，而旅游后则可能是“忧喜交加的结果”，它们都受到旅游过程的影响。另一方面，从时空的转换来看，旅游意味着离开惯常环境，游历异国他乡，再返回惯常环境。显而易见，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空间上看，旅游都满足仪式的“三段论”结构；并且，旅游前后的旅游者有了某种意义的变化，而这变化可理解为旅游的影响或结果。因此，旅游前，是快乐的期待；旅游中，神圣的旅游体验；旅游后，或忧或喜的结果，每一阶段都处于不同时空中，每一阶段的旅游者都发生着或多或少的新变化，这正是旅游所具有的仪式结构。
此结构另寓一层含义，即其暂时性。从旅游本质来看，旅游有异地性和暂时性两大基本属性，先撇开异地性不谈，暂时性正好表明旅游的结构，如果按照“旅游学”教科书的界定，超过一年的异地旅居就不应视为旅游，因此，再长的旅游，总有结束之时，正如仪式有始有终一样；无人愿意永久生活在仪式里，亦无人能消受经久不息的旅游。作为世俗生活的变奏与停顿，旅游与仪式在结构上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的。
(二)旅游的神圣性
涂尔干认为宗教仪式将世界两分为神圣与世俗两部分，与涂尔干如出一辙，格雷本将人们的生活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大类：神圣的/不寻常的，旅行的与世俗的/乏味的/家居的。格雷本认为这两种生活的倒换亦是以仪式或礼仪为标志，不过他将人生中的意义事件等同于仪式，而人们生活中的意义事件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出旅行。在此，格雷本做了个简单的等价代换，将旅游等同于仪式，结论就是：旅游是两类不同生活倒换的标志，亦是神圣与世俗、不寻常与寻常、旅行与家居之间的分水岭。马康耐关于“旅游是一种现代朝圣”的观点将旅游的神圣性演绎到极致，许多学者亦在目的、行为与功能等方面对朝圣与旅游做出比较，试图挖掘旅游者的深层旅游动机，进而为旅游的神圣性提供佐证。这类学者认为，生活的世俗与旅游的神圣存在强烈反差：旅游过程包罗万象，从轻快心绪、优美景致、旖旎风情到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无一不使旅游者得以摆脱世俗生活的琐碎、单调、乏味、紧张与压力。不仅如此，旅游者亦有可能在此“神圣”过程中进行自我再创造(re-creation)，旅游结束之后，以“新我”之面目与“昔日社会”重新整合。
旅游之“神圣”在于它将旅游者“魔幻”似地改变了，无论这种改变是暂时抑或永久，其根本动因来自“反差”，而“反差”的原由，就在于旅游的异地性。旅游的异地性内涵丰富，既包括地理上的区别，也涵盖文化的差异，正是异地的陌生与神秘，才使旅游具有反差的魅力。
(三)旅游过程的“阈限式”体验
事实上，旅游的“神圣性”多数情况下是指旅游体验，正是旅游体验赋予旅游过程非同寻常的神圣性。
席勒提出：通过体验(游戏)这一绝对中介，人类被分裂的感性本能与理性本能可以重新融合为完整体。在此，体验被拔到空前高度，哲学家们试图用它来解决最根本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而前苏联心理学家瓦西留克却认为体验是在克服某些生存的“裂痕”，是某种修复工作。基于此，马康耐提出旅游体验是旅游者对“本真(authenticity)”的追求，因为旅游者身处一个令其“好恶交织”的社会里，既不能离之，又在心理上疏之，而以追求本真体验为目的的旅游正是现代人释放这种矛盾情绪的途径之一。如此，旅游既是在解决一些人生的最根本问题，亦是在行使着修复人生裂痕的职责，当旅游者怀揣着此类旅游动机时，旅游的神圣性不言而喻。
格雷本认为，神圣的旅游过程正是特纳所谓的阈限阶段，而阈限过程所酝酿的“共睦态”体验，在理论上，正是多数旅游者的下意识期待。以笔者的观点，“共睦态”主要针对团体旅游者的体验，旅游在衣饰、行为等方面为他们提供了肤浅的认同体验；而对于科恩(cohen)所命名的存在型旅游者而言，阈限有时则意味着与世隔绝、自虐、自我考验、自我实现、自我提升或身份转换，是自愿选择的结果。因此，宗教仪式里通常会出现的“共睦态”体验，是否亦必然产生于旅游中，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当然，在阐释“旅游仪式论”的普适性时，格雷本也意识到仪式理论在解读千差万别的旅游体验时，所面临的危机，他因此借用以色列社会学家科恩的“旅游体验模式类型学”对之进行修补，但这种努力却无意中成为对其论文标题《作为仪式的旅游：旅游的一般理论》的反讽。且不论布斯汀(Boostin)等学者对“肤浅、琐碎”的大众旅游者之体验的轻蔑与批评，单科恩所列出的休闲娱乐型模式、转移型模式之类不甚严肃的旅游体验，都是对“阈限”体验的公然挑战。
芝加哥大学的克珍特米哈依(Crikszentimihalyi)曾提出最佳体验的标准模式――“畅爽(flow)”，这种状态“具有适当的挑战性而能让一个人深深沉浸其中，以至于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此状态实际上类似于仪式体验中的“共睦态”，但不具普适性。“畅爽”或“共睦”状态只针对部分旅游者而言，大部分旅游者都不情愿承认自己曾达到过这种最佳状态。但无论如何，有一点确凿无疑，即旅游过程与世俗生活存在反差，正是这不同程度的反差，造就出不同程度的类阈限(liminoid)式旅游体验。因此，笔者以为，“阈限”概念欲从宗教的圣堂走向世俗的旅游，对其的界定就必须降低标准；而如果非要在千差万别的旅游体验中找出公分母，也许就是人类学者都谙熟的“震撼(shock)”，它可以被理解为文化震撼、自然震撼(如或优美、或壮丽的风景)，只不过震撼的程度较轻微而已。从此意义上理解，旅游体验就是“阈限式”的，格雷本的“旅游仪式论”亦在此基础上得以成立。
(四)强化型旅游模式与过渡型旅游模式
格雷本认为不同模式的旅游亦有强化与过渡礼仪之功能。
譬如每逢周末的旅行、季节性休假、年度假日都是标志时间流逝的意义事件之流，它们有规律地强化着生命历程。确如格雷本所言：“我们去罗马的那一年”或“那个夏天，我们的狗在布赖顿(Brighton)海滩被淹死了”，实在是比“那是发生在1988年的…”这样的语句要生动、深刻得多。因此，如果将旅游这样的意义事件点缀在时间长河上，就能够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重复、乏味生活被一次次不同事件所强化，从而赋予生命的意义。旅游的过渡功能表现在诸如国外求学、蜜月旅行、退休旅行、自我考验的徒步旅行等事件上，此类旅游的仪式属性最明显，它们是生命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事件过后，人们似乎有“脱胎换骨”之感。旅游成为旅行者进入下一个身份或状态之前的驿站，他们在此驿站经历着精神与心灵的挣扎与洗礼，而后焕然一新。
旅游是否具有仪式的功效，答案依然要在科恩的“类型学”理论中去探寻。旅游对不同类型旅游者的作用力不同，换言之，个体旅游者感受与转化旅游功能的能力有强弱之分，因此旅游之后，旅游者是否“焕然一新”，或者“焕然一新”的程度如何，这表面似乎取决于旅游者个人；而旅游者个人则是“悬在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影响其旅游体验的因素，诸如阶层、受教育程度、职业、生性(habitus)等，都在文化背景这张网中。不过，这已经超出仪式理论的解释范围，故不赘述。
但是，旅游的强化与过渡功能，显然与仪式类似。格雷本甚至认为，正由于社会缺乏此类仪式，尤其是“通过仪式”，许多人才选择旅游的方式，来完成重大的人生变迁。
(五)仪式逆转与旅游动机
将旅游理解为一种仪式的视角，不仅可窥探到社会的缺失，而且亦折射出旅游动机与本质。在此借用特纳的“反结构”理论不无裨益，后期的特纳将世俗结构与阈限反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演绎到极端，他甚至断言：仪式活动之外的社会生活基本上是封闭的、枯燥的和无人性的；人性只有在仪式和宗教、艺术中才能得以繁荣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由于世俗生活是反人性的，人们才有倒换生活经历 的需要，而旅游正契合这种需求。格雷本在其“旅游人类学”一文中甚至列出一份清单，详述了种种世俗生活特质的仪式化逆转，比如平时节俭之人在旅游过程中难免尝试奢侈浪费、拘谨保守者偏要去冒险或放纵、久居山地的人想领略平原风光等等。旅游所提供(或包容)的这种逆转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反世俗”的，但格雷本认为这种“反世俗”远远逊色于特纳的“反结构”，因为似乎除了科恩的存在型旅游者，其他类型的旅游者都不太情愿将固有的生活模式(比如舒适的交通住宿、嗜好的饮食)改变太多，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亦并未彻底“判若两人”。也就是说，作为仪式的旅游并未与世俗彻底对立与绝裂。但格雷本没有像特纳那样用推崇仪式的方式贬低世俗，而是谨慎地将旅游与世俗联系起来，借此说明旅游只是一种世俗仪式，而非宗教仪式。不过，旅游的这种不彻底的仪式化逆转确实是一种吸引力，甚至是魔力，并于无形中内化为旅游动机。
另一方面，部分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认为旅游的魅力“微不足道”，真正的旅游动机深藏在旅游者社会内部，于是，对旅游动机的剖析最终又回到现代社会对旅游者的“推力(push)”与“拉力(pull)”上来。从旅游者对旅游体验的追逐与如痴如醉，反观出现代社会赋予现代人的旅游动机。自然的破坏、环境的污染、生活节奏的加快、随技术分工而来的工作性质的科层化、大众社会中人情的淡漠以及矫饰和虚情假意的盛行等，都将人们频繁推向旅游。可以说，旅游正凭借其便利、异域、新奇、过渡等特质而成为现代大众的宗教替代品；让“红尘暂时远去”，正是诸多现代人对旅游所寄寓的下意识期望。换个角度，现代社会所提供的交通、食宿、游娱等方面的多样选择，更成为人们义无反顾踏上旅途的动力，而这正是社会对旅游者的拉力作用。
科恩认为，无论是休闲娱乐型旅游者、转移型旅游者，还是体验型旅游者、实验型旅游者与存在型旅游者，甚至于潇洒自由的人文主义者(humanist)与二元、多元中心论者(dualist or pluralist)，他们的旅游动机都源自自身社会与文化。千变万化的旅游体验恰巧迎合了旅游者的不同目的与需求，这些目的与需求也都或多或少地带些“反世俗”的意味；但与此同时，科恩也提醒我们，旅游者行为的“逆转”并不必然意味着其对自身社会或文化的否定。
总之，格雷本认为，旅游者对旅游过程中“逆转”行为的追求，实际上反映出旅游需求与深层旅游动机，这正说明，追逐“逆转”的旅游者有转换身份、暂时逃脱世俗生活的需要。
评述
“旅游是一种特殊仪式”实乃一独特的分析视角。事实上这一论断是欲将客源地社会对旅游动机的决定性作用揭示出来，正如涂尔干所说：归根结底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是产生宗教的原因而不是相反，那么旅游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社会是产生旅游的原因。旅游体验与旅游动机密不可分，二者共同使“旅游是一种特殊仪式”之观点得到证实。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05-0022-08
引言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旅游产业走入人们的视野并迅速壮大，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与此同时，旅游研究成果和学者数量急剧扩大，以期刊数量为例，20世纪60年代仅有一两份旅游期刊，目前，全球公开出版的英语旅游学术期刊已超过60份。在英国，与旅游相关的博士论文数量从1990年到2002年增长了8倍。可以说，旅游研究已成为学术领域的一门“显学”，受到来自政府部门、学界、业界以及普通民众的重视。
实际上，旅游研究最初受到重视，主要集中在欧洲国家，并且是由政府部门对旅游业重视开始的。由于二战后大众旅游广泛兴起，给欧洲各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使英国、法国等国从国家决策层面出台推进和扶持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因此，对旅游产业的研究是从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的，而且是以定性的方法来分析旅游产业。随着人们对旅游经济效应的认识逐步加深，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开始进入旅游研究领域，最早引入的经济理论是质量控制，即旅游产品的质量控制。此后，经济学在旅游学科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以实证研究为主。随着旅游产业规模日益扩大，其对社会、文化以及环境的影响逐渐显现，并引起广泛重视，但经济学在旅游研究领域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据《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原主编贾法瑞(Jafari)在1988年对美国博士论文选题的分析结果，按照学科重要性排序，对旅游业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其余依次为人类学、地理学和社会学。
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对旅游产生的综合影响越发重视，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对旅游业的影响愈加显著，但是包特瑞等人(Botterill，et al)于2003年对英国博士论文选题的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学依然占最大比例，不过所占比重下降，其次分别为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商业研究和环境科学。根据揣博(Tribe)的观点，目前，旅游学科研究内容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经济、管理为主；二是从文化、社会角度以及其他非经济类视角分析旅游产业，其中，前者的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为核心，而后者更多的以定性分析为主。
本文将从旅游学科发展的几个阶段、研究方法、学科范围、理论范式和当前主要研究领域进行深入阐述，并对我国旅游研究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总结。
一、旅游研究的发展进程
目前比较公认的是贾法瑞按照年代划分的5个阶段：
(一)倡导阶段――20世纪60年代。强调旅游业的正面经济效应
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企业、公共机构以及其他组织都十分关注旅游业对经济的积极作用，因此在这一阶段，对旅游业的正面看法大行其道，认为旅游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旅游可以使其他产业受益；旅游业对许多国家是可行的经济替代产业；旅游业能够为接待国提供所需外汇等。为了更加突出发展旅游业的好处，有学者还提出其他观点：旅游可以保护自然和现有环境；能够复兴传统文化，积极地推进文化活动，以及有助于跨文化之间的交流，推动全球和平等。这些观点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力，大大推进了旅游业的发展进程。
(二)警示阶段――20世纪70年代，强调旅游的负面效应，尤其是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许多问题，并带来了不利影响，从而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挑战拥护者的立场。这种新的声音，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几乎听不到，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成为一种潮流。这些学者既有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也有从事自然和文化保护研究的学者，代表性观点为：旅游业提供的就业绝大部分是季节性和低技能岗位；只能给公司和大企业带来收益；旅游破坏了自然和风景资源；使接待地社区及其文化商品化；破坏了接待地社会结构等。两个阶段截然相反的观点，使研究者相互之间的攻击不可避免，包括相互交换意见、提出反对意见以及尖锐批评对方的立场等。
(三)适应阶段――20世纪80年代，强调改进旅游方式，减少负面效应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改进旅游方式，通过科学规划，尽量减少负面影响。许多学者建议以接待地社区为中心，利用当地社会文化和现有的自然环境，为旅游者提供有益的活动，降低旅游活动对当地资源和居民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促进当地居民与旅游者彼此之间的交流。具体采用的形式包括：适度旅游、社区旅游、控制性旅游、农家旅游、文化旅游、生态旅游、农场旅游、绿色旅游、原住民旅游、体验旅游、自然旅游、负责任旅游、乡村旅游、合理旅游、小规模旅游和可持续旅游等。这些经过改进的旅游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政府、业界、当地居民以及研究者的认可，但是在实践中，过分商业化以及失去控制的旅游活动也比比皆是，许多经营者换汤不换药地利用以前的手段开发新的旅游形式，也是这一阶段乃至到现在一直未能完全解决的难题。
(四)知识更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旅游学科逐渐成熟，全方位分析旅游产业
前面3个阶段的总的立场是在考虑培育旅游产业过程中所需要的一些发展条件和动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旅游业已经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并且成为一个巨大的全球产业，其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产业内部，而是与社会经济体系紧密关联，因此第4个阶段以知识更新为基础，学界的研究人员不再局限于讨论旅游产业的科学定位，而是系统研究旅游产业结构，并与其他学科领域相融合，在更广泛的多学科领域中定位自身的位置；从个人、团体、企业、政府和系统层面探讨旅游产业功能；确定其影响因素和受其影响的方面，旨在更精确和全面地定义旅游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地位，为形成旅游产业科学的知识体系而努力。
(五)公共阶段――21世纪前10年，旅游成为社会现象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增长，使其获得了产业内外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尽管经历了“9・11”、伊拉克战争和SARS等突发事件，但是“短期的伤痛带来了长期的收益”，并未阻挡住旅游业大步前行的脚步。目前，政府部门、决策者和民众对旅游的关注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而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来研究和看待。旅游研究成为“没有哪一个单独学科可以囊括、研究或理解(旅游)；只能通过学科的边界交叉来研究，应当寻求并形成多学科的视角”。这种趋势不仅在产业层面体现出来，而且从研究成果的主题变化也明显表现出来，根据肖和史密斯(Xiao＆Smith)于2006年对过去30 年《旅游研究纪事》发表的论文主题所做的统计，研究主题所涉及领域由传统的经济学、旅游、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休闲等领域，逐渐拓展到心理学、管理学、文化、艺术、历史、法律、宗教、环境、政治、伦理等其他学科，显示出旅游正在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二、研究方法
(一)定量研究的是与非
自从经济学在旅游学科中占据主导地位后，实证研究一直居于领导和统治地位，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主要旅游学科期刊《旅游研究纪事》和《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都对论文范式提出具体要求，所有论文都要包括：引言、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发现与讨论和结论。研究工具一般包括：离散选择模型、社会核算矩阵、数据包络分析、影响评估模型或部分可计算均衡模型等。
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许多学者越来越多地质疑定量分析方法，认为实证研究有很大局限性，任何实证研究都有许多限制条件，结论也不具有一般性。而且认为，定量分析不能完全反映问题本质和意义。一些学者开始探索实证研究之外的范式，这种范式的转变使定性分析方法在一些领域得到认可。尽管如此，根据瑞利和拉夫(Riley＆Love)Elo]对《旅游研究纪事》、《旅游管理》、《旅行研究》(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和《休闲研究》(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4种期刊所发文章使用的分析方法进行的调查显示，上述4份期刊从创刊到2000年期间发表的论文中，实证研究方法居于绝对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定量分析方法仍然在旅游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目前，定量研究主要集中在测度经济影响、评价游客流动、创造细分市场战略和确立游客心理测量标准等方面”。
(二)定性研究的功与过
正如提出旅游产品“原真性”概念的学者科恩(Cohen)所说，旅游研究中的许多开创性工作都是从定性研究入手的，定性分析方法在旅游学的初始研究阶段比较受重视，为奠定学科基础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但是，这些成果通常都发表在非旅游期刊上，如著名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最初发表在地理学期刊，麦克康奈尔(MaeCannell)提出的“舞台真实性”发表在《美国社会学》。由于定性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被学界所质疑，阻碍了其在旅游经济领域的应用。目前，定性研究主要应用在与旅游相关的社会、文化和环境等领域，研究范式以案例研究为主，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主/客关系、旅游对文化的影响、旅游对民间艺术的影响等。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旅游已由单纯的经济产业转变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定性研究有逐渐受到重视的趋势。贾法瑞认为，定性研究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视角，帮助学者从单纯的实证主义以不同范式来解释和理解现象。根据包特瑞在2003年对英国与旅游有关的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所做的调查结果，运用定性分析方法的博士论文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揣博在2006年发表的文章认为，旅游学研究总体上已经走出了应用经济领域的狭窄范畴，具备了后现代研究方法的雏形。目前学界的普遍看法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多元化方法将更适合研究和分析日益复杂的旅游问题。
三、学科范围与理论范式
(一)学科范围
旅游是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上的新兴学科，40多年来从其他学科借鉴了理论范式、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逐步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学科知识体系，同时也为其他传统学科拓展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尽管迄今为止旅游学科尚未建立完整的、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但是通过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涉及的相关学科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18个相关学科，见图1。
在各学科对旅游研究的影响中，根据揣博于2006年对主要旅游期刊总引用率涉及的学科分析结果，依次分别为：经济学38％，社会学7％，地理学6％，心理学3％，哲学和人类学1％，也就是说，经济学依然是对旅游学科影响最大的。
(二)理论范式
理论范式是奠定学科发展方向的基石，更是构建学科体系过程中的里程碑。旅游学科的理论范式大体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旅游经济/管理范式，多来自经济学/管理学领域，主要运用一些分析方法，对旅游现象和现实问题进行具体解析和阐述，在旅游的经济影响和经济预测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另一个是以社会学、人类学和地理学为基础建立的旅游范式，为旅游学科独有，对推动旅游研究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1.旅游经济/管理学范式
旅游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中包含7个理论范式，由于这些理论范式来源于其他学科，并不为旅游学科独有，所以仅作简单介绍。
实证主义：以物理学为基础的研究社会科学的手段和方法，由法国哲学家孔德(Comte)最早提出。混沌理论/复合理论：由劳伦斯(Lorenz)、海侬(Henon)、梅(May)等人提出。混沌理论将世界视为非线性和流动的，认为微小的变化可能会引发大规模变动的结果。解释性社会科学范式：由托马斯(Thomas)、斯库(schutz)等人提出，与社会构成主义和现象学相关。参与范式：由莱文(Lewin)最先提出，以释放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地方发展为基础。批判理论的方法：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主客观问题。女性主义观点：与西方的三次女权运动相关，从女权主义角度强调妇女的生存体验，打破世界固有的男权统治的思维框架。后现代方法：由劳埃德(Lyotard)、保德拉德(Baudrillard)以及雷坎(Laean)等提出，将世界看做多元现实构建的，并且现实元素之间互不支持。
2.旅游范式
属于旅游学科的4个理论范式，分别为：
原真性问题：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文化旅游产品的真实性和文化商品化，这个范式由社会学者麦克康奈尔于1972年最先提出，科恩于1988年提出“舞台真实性”加以完善，成为文化旅游、民族旅游产品开发与规划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影响至今。
游客凝视：由社会学者尤瑞(Urry)于1990年提出，认为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阶层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的游客在看待不同景色、不同人群、不同历史和文化时的关注点各不相同，如何区分不同背景的游客的兴趣点，规划和营销旅游产品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成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主/客关系：由人类学家史密斯(Smith)于1977年出版的《主人与客人》首先提出，并于1989年修改后再版，是旅游影响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经典，主要研究游客对接待地社会结构产生的诸多影响，强调游客给接待地文化带来不利影响。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由地理学家巴特勒(Butler)于1980年首先提出，此后被广泛引用、论证和质疑，但也是最具影响的学说之一。核心内容是分析旅游目的地的演化过程，认为在不考虑内生 和外生因素的条件下，旅游地的发展分为6个阶段：探索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衰退阶段或复苏阶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旅游业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4个范式都受到了来自学界和业界的质疑和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4个范式为旅游研究奠定了学科基础，对研究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存在诸多质疑，在学术领域中仍然是引用最多、应用最广的理论范式。
四、当前主要研究领域和内容
旅游研究内容涉及面很广，本文讨论的领域以旅游管理学为主，根据瑞安等人(Ryan，et al.)的分类，结合我国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主要内容包括：
(一)旅游营销
“旅游营销”源自管理学中“服务营销”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引入旅游研究中，是旅游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旅游营销已由传统的简单分析方法转向运用模型化理论，主要使用的模型包括旅游者购买决定、定价细分策略等。研究内容大致包含6个部分：目的地营销、市场细分、游客行为、营销功能、营销研究以及IT营销。其中，目的地营销管理、营销规划和营销战略功能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市场细分、市场定位和目标、IT营销也是比较主要的研究领域，而营销广告、授权和培训等问题受到的关注较少，关于营销理论和研究方法更属于冷门话题。总的来看，旅游营销研究还处于满足从业者需求阶段，更多的是分析游客心理，运用营销策略，实现营销目标，而对理论研究重视不够。
(二)旅游经济影响与需求预测
旅游经济研究在旅游学科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也是学科地位得以确立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随着经济学领域研究方法的不断突破，以模型为主的旅游经济研究也达到一个高潮。目前，旅游经济影响与预测包含的主要内容有：
1.估计产业乘数。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线性回归等方法，测算国际、国内旅游支出对经济的巨大影响，进而确定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预算支出。
2.评估旅游影响。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社会核算矩阵对旅游产业的影响进行分析，估测接待人数的上升或下降对旅游接待地产生的经济影响，从而得出一个接待地适度的接待规模。
3.旅游者需求预测。需求预测是目前比较热的一个研究主题，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都十分重视，采用项目合作或直接投入研发力量等方式推动该领域研究水平的提高。需求预测是利用时变参数模型来进行具体分析的，这一模型将在旅游需求预测领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三)旅游规划和社区参与
旅游规划是指导旅游产业发展的导向性文件，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但是从实施效果看，旅游规划与市场结合方面往往是失败的，因为规划是事先制定的，因此难以适应旅游发展和变化。很多学者认为，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旅游规划几乎涵盖旅游开发与运行的所有环节，并作为专家的指导性意见出现，但是在实际中，规划得以完全实施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了使旅游规划对实际开发与运营更具指导性，20世纪90年代旅游规划领域引入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将可持续性理念应用于旅游规划的开发原则中，并采纳了接待地空间承载力和适度规划的概念，偏重于对旅游开发实践进行科学引导。
与此同时，随着旅游活动对接待社区的影响越来越大，并且经常出现与社区经济社会目标相冲突的情况，一些学者提出规划应注重旅游与社区之间关系，认为规划内容对接待地社区有着相应义务和责任，因此旅游规划者被要求应充分考虑接待社区居民的经济和社会需求。但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繁多的需求变化使旅游规划难以面面俱到，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最大程度的公众参与，建立合理的参与机制，使规划者在考虑企业部门的利益之外，充分考虑旅游所依赖的接待社区的长远利益。这一点在理论上已经有诸多论述，但在实践中依然面临很多问题。目前规划领域的学术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规划与开发、以社区参与为导向的规划研究。
(四)城市旅游
城市旅游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兴研究领域，由梅西森和沃尔(Mathieson＆Wall)于1982年在《旅游、经济、自然和社会影响》中首次提出，其后皮尔斯等(Pearce，et al.)肯定了城市旅游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此后一直是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与城市旅游有关的论文数量持续上升。
佩基(Page)认为，最有影响的文献有3篇：
1.艾斯沃斯(Ashworth)的《城市旅游：关注下的不平衡》是关于城市旅游最有影响和引用最广的研究成果，作者在分析总结文献的同时，对城市环境进行了阐述，认为“因为大多数旅游者来自城市，许多人将城市作为度假目的地，旅游对城市区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非常巨大，因此将旅游视为一种城市活动严重制约了旅游的发展，同时也忽视了旅游者在城市功能中的重要性”。
2.詹森－沃贝克(Jansen―Verbeke)的《休闲购物――旅游业中一个富有魔力的概念?》为城市旅游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该文在总结大量零售业文献和重新归纳城市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旅游购物概念，突出强调了旅游者的购物支出对城市经济的重要作用，为城市旅游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3.盖兹(Getz)在《旅游购物城――开发与规划战略》一文中，专门对旅游购物城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其发展趋势，提出了将大型零售商业(如Outlets)选址在城市周边区域可以吸引旅游者的观点，拓展了旅游购物作为城市旅游者的一个主要活动的概念。
目前，关于城市旅游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领域：理论与概念发展；需求与供给问题；旅游者行为；管理、规划和政策；模型和预测。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城市旅游的管理、规划和政策领域，较少关注的是旅游者行为。研究方法大多以案例研究为主，或者以社会心理学范式为主。
(五)主题公园
自第一家迪士尼公园1955年在美国加州开业以来，主题公园成为发达国家休闲、娱乐和旅游活动的主要方式。目前，全球主题公园产业的收入每年已经超过150亿美元，大约有超过130个主要主题公园散布世界各个角落；发达国家人均每年参观主题公园的次数为，美国和日本0.6次，澳大利亚0.5次，欧洲0.23次。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主题公园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但是主题公园的兴起也始终伴随着争议，人们批评其将文化庸俗化，破坏艺术美感等。
目前，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主题公园作为旅游吸引物如何更好地吸引游客，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利珀(Leiper)指出，主题公园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拥有巨大的基础市场，认为其选址不要在距离主要公路很近的地方，因为路边吸引物的目标市场是大量低支出的过路游客，而这对资金密集型的主题公园来讲是远远不够的，主题公园要求有高消费能力的游客，而且需要在一个地方的停留时间超过一天。罗杰克(Rojek)提出，主题公园的一个重要元素是提供一个安全、可靠和可预测的环境，并以效率、预期与 控制为原则。方德斯和米尔纳(Fodness＆Milner)认为，主题公园的游客构成了一个可以广义描述的但是很少被理解的一个游客层面，他们运用感知技术对佛罗里达的顾客选择进行了调查，并对游客的选择行为进行了详细分析，为主题公园的市场定位、主题选择和促销战略提供了指导意见。
而对于主题公园的运营情况，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原因主要是主题公园属于企业经营，许多数据涉及商业机密，研究者很难得到一手数据，因此，关于主题公园以及旅游者吸引物的研究成果往往仅限于一般性阐述，高质量的分析研究较少见。
(六)旅游与自然环境：可持续旅游/生态旅游
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旅游活动一直是旅游的主体，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逐渐显露出来，尤其是对许多脆弱资源造成破坏的现象，令人们对以自然环境为主的旅游活动爱恨交织，为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自然旅游提出了诸多改进意见，代表性的观点从采取诸如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审计等软措施，到旅游概念重塑、纳入新的旅游形式、限制旅游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新的概念和分析模式不断进入旅游研究领域，人们从主要关注资源基础、监督使用和面临的问题以及评价产生的影响转变为关注不同旅游者类型及其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并着重强调旅游如何使用自然环境才可能对野生动物保护或自然资源产生有益影响，而不是简单地谴责其破坏环境。
正是在这种反思与改进不断交错的过程中，“可持续旅游”(或“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的理念成为拯救自然旅游的代言人，出现了大量书籍和文章讨论可持续旅游、生态旅游的含义和价值，并将其视为自然旅游的“代名词”，但是关于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的概念并不统一，也未能形成一个广泛接受的基本原则。而且“可持续旅游”和“生态旅游”的提法遭到滥用，几乎所有的旅游活动都被冠上了生态的标签。
在繁多的研究成果中，真正被广泛认可的开创性研究是布(Boo)于1990年出版的《生态旅游：潜力和陷阱》一书，首次提出生态旅游概念，而且将游客活动方式分为被动和主动形式。对这个领域发展作出最全面和最出色的总体评价的著作，分别是维尔(Weaver)撰写的《欠发达国家的生态旅游》，范奈尔(Fennell)出版的《生态旅游》一书，以及尼尔等(Neil，et al.)著的《生态旅游》，这三部著作都包含了详尽的参考书目和有关该领域广泛讨论的话题和争论。在具体研究内容上，已深入到生态旅游的各个方面，从经济收益、管理手段到旅游者形象以及与管理者之间的冲突，等等。在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连续一体化模型、调查问卷和频谱效应等定量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同时大量采用案例研究。
(七)原住民旅游/少数民族旅游
长期以来，原住民(少数民族)旅游问题受到许多国家的关注，不仅将其作为解决原住民就业和提高收入的手段，而且还作为本国旅游促销的形象代表，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土著、因纽特人和毛利人的形象被广泛用于旅游促销宣传当中。但是更加清晰、明确地对待原住民(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是从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发表的《世界原住民国际十年宣言》(The International Decade of theWorld’s Indigenous People)开始的，此后原住民旅游成为学界一个比较重视的研究领域。
传统研究中，旅游学者主要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原住民旅游，多运用影像、形象描述旅游活动印象。随着国际社会对原住民问题的关注，关于原住民旅游的书籍和文章显著增多，研究内容涉及原住民旅游的各个方面，包括旅游与原住民之间的冲突以及宗教问题等等；研究方法也逐渐多样化，一些定量分析原住民旅游的文章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旅游期刊上。这方面的开创性著作包括：巴特勒和韩驰(Bulter＆Hinch)于1996年出版的《旅游与原住民》，该书是原住民旅游研究的第一本理论著作；布莱斯和史密斯(Price＆Smith)于1996年出版的《脆弱社区的人和旅游》是第一本从人类学角度研究原住民社区冲突问题的著作，刘和奥坦(Lew＆Otten)于1998年出版的《印第安部落的旅游与业》是第一本关于印第安旅游发展的著作，罗宾逊和邦尼菲斯(Robinson＆Boniface)于1999年出版的《旅游与文化冲突》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原住民旅游面临的文化冲突问题。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原住民在当地旅游开发过程中参与度始终较低，而且原住民对展示自身文化作为旅游产品在各部落有着不同认识，例如，美国印第安旅游以发展为重要特征，一些部落因业而迅速致富，但是一些部落则对此持否定态度，并且对旅游提出质疑。另一方面，旅游者对原住民文化的关注和兴趣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瑞安等发现，仅有33％的游客对原住民文化感兴趣，尽管许多游客到原住民地区旅游希望体验当地特有文化，但只是期望获得一种“原住民体验经历”，然后带回日常生活中。同时，佩彻(Pitcher)通过对访问原住民部落的649个游客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游客对原住民的认识多来自经过加工的文学畅销书，许多人到原住民地区来是寻求他们头脑中的“影像”，而这与真实的原住民文化存在很大偏差。因此，原真性问题经常被旅游学界讨论和反思：到底提供什么样的旅游产品才能反映原住民文化的“原真性”?目前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原住民文化已进入旅游主流，原住民文化体验的性质及其文化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来自游客与原住民之间的供给和需求创造了新的原真性。第二，原住民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可以概括为“他们的精神至少来自三个世界：一是他们自己的世界，为其提供了传统的身份认知；二是后现代世界，西方主宰的企业实践和消费主义；三是互动的世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汇。
五、对我国旅游研究的启示
回顾我国旅游业及旅游研究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其发展轨迹与世界旅游发展历程大致相同，都是从旅游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获得政府重视，进而使学科快速发展，并且因产业过快发展对环境造成破坏受到争议。尽管如此，旅游产业始终在快速增长，并且从单一产业逐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并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如果从改革开放作为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正式开始，那么，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是中国旅游研究的初期阶段，在此期间，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入境旅游对创汇的积极作用以及更好地发展入境旅游等方面，并对旅游是否可以成为一个产业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争论，旅游学者的背景以地理学、历史学等为主。
随着旅游业对经济的贡献愈加显著，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旅游业定位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正式确立了旅游业的经济产业地位，也从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旅游热”，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旅游开发成为新一轮中国旅游大发展的主旋律， 旅游研究亦成为炙手可热的新兴学科。从事旅游研究的人数和发表的成果数量呈几何级数快速增长，学者的学科背景也从地理学、历史学拓展到经济学、管理学、环境科学、农业科学等多个学科，其中，从经济角度对旅游产业进行研究成为行业主流。
1998-2010年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中国旅游业迅速经历了倡导、警示、适应、知识更新和公众关注等多个阶段，并且呈现出一种混合交织状态。在我国，旅游学界和业界没有出现明显的旅游警示阶段，但是对旅游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的质疑和批评始终与积极倡导的声音相伴随。目前，整个行业和研究领域仍然处于适应和知识更新阶段，更多的处于媒体关注层面，普通公众的参与度很低，尤其是当地居民的参与度远远不够。一方面是缺乏参与的渠道，另一方面是旅游规划制定者对当地居民的意见重视程度不够。如何将当地居民的意见纳入旅游规划中并受到重视，是发展旅游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2009年10月，国务院将旅游业定位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并将其视为拉动内需的重要产业，再次确认并强调了旅游产业的重要地位，但是尚未改变整个产业发展的总体进程，对研究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科地位的进一步加强，确立了旅游研究的主流学科地位。
一、《旅游地理学》教材的发展
国内旅游地理学发展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1979年底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组建旅游地理学科组成为国内系统地开展旅游地理学科学研究的标志。中国高校旅游管理教育也起步于1979年，1980年杭州大学招收了全国首届旅游专业本科学生，而地理学是我国旅游管理专业发展的重要学科背景之一。1982年中国最早的两部有关旅游地理的文集――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印的《旅游地理文集》和北京旅游学院编印的《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观赏》面世。与此同时，旅游地理开始走进高校，后者就是陈传康在北京旅游学院授课的讲义。1988年卢云亭编著的《现代旅游地理学》和雷明德主编的《旅游地理学》，以及1990年孙文昌、陈元泰编著的《应用旅游地理学》，成为《旅游地理学》的教材建设的开始，并逐渐推动了《旅游地理学》课程作为地理科学、旅游管理等专业的专业课程步入大学讲坛。1993年由保继刚、楚义芳和彭华编著的《旅游地理学》成为高校旅游地理学教育的标志性教材，该教材的评审委员认为，该书理论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内容新颖，系统清晰，综述了国内外很大比例的文献，又有独立开拓和深入浅出的特点，是一部成功的教材。陈传康先生认为“该书的出版不仅会推动高等学校旅游地理学教学的发展，而且也将促进旅游地理学其他方面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开始增设旅游专业，由此催生了对旅游教材等的旺盛需求，作为旅游教育基础课程之一的旅游地理类教材也开始陆续出版。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旅游业得到飞速发展，不论是在地理科学专业，还是旅游管理及其相关专业，《旅游地理学》已经成为主干课程，同时，对《旅游地理学》的教材建设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据笔者统计，截止2013年，国内共出版了高等院校《旅游地理学》教材（不包括高职高专）31本。1988年至1999年的12年间，出版《旅游地理学》教材10本，2002年至2013年的12年间，达到21本，出版教材数量比之前增长了1倍。特别是翻译出版了国外《旅游地理学》教材，有助于拓展国内高校旅游地理学教学的国际视野。
二、《旅游地理学》教材内容分析
（一）教材内容体系的类型
Stephen Williams（2010）将国外《旅游地理学》教材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区域旅游的主要模式和发展趋势，从欧美国家到发展中地区；另一种是关于不同区域旅游地理的问题及讨论。在国内，由于教材编者的学科背景、编写目的和教材使用对象的不同，各个版本的《旅游地理学》教材内容存在差异。通过对教材内容的梳理，本文根据教材内容结构的视角，将《旅游地理学》教材的内容体系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系统论、部门论和资源论。
1、系统论
从地理学角度来看，旅游是一个空间系统，以系统论视角构建《旅游地理学》教材内容结构，被很多《旅游地理学》教材编写者所采用。Leiper（1979）旅游空间体系模型具有代表性，如图1所示，旅游的地理空间要素有三个：旅游客源地（tourist-generating areas）、旅游目的地（tourist-receiving areas）和旅游通道（transit routes）。这些要素置于不同的自然、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环境中。Leiper旅游空间体系对于后来的地理学者认识旅游的空间性产生深远影响。保继刚、楚义芳在国内最先采用了该系统构建《旅游地理学》教材内容框架。在旅游客源地方面，包括旅游产生的条件和地理背景、旅游者行为、旅游流预测；在旅游目的地方面，包括旅游资源评价、旅游地生命周期与空间竞争、特殊旅游地（城市、主题公园等）、旅游环境容量、旅游开发的区域影响、旅游区划和旅游规划等；旅游通道的内容主要是旅游交通。该教材所建构的内容框架体系对以后编写的教材影响很大，如吴国清（2007）、李悦铮（2009）、崔庠（2006）、陶犁（2007）等主编的《旅游地理学》教材。（见图1）
另外，还有一些《旅游地理学》教材从系统论的不同视角进行教材内容的建构。在李永文主编的《旅游地理学》（2013）教材中，编者强调旅游系统的地理学分析，以系统科学理论为基础，以旅游系统思想为指导，从旅游主体（旅游者、旅游开发者、旅游管理者）、旅游客体（旅游资源）和旅游媒介（旅游业）入手组织教材内容；张林等编写的《旅游地理学》教材基于系统论和新人文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借用李蕾蕾（2004）从新文化地理学角度提出的从属性（attributes）、空间（space）、时间（times）、方法（approaches）和世界（worlds），构建的人文地理学ASTAW研究框架，建构教材内容系统，包括旅游需求系统、旅游地域资源系统、旅游媒介系统和旅游地域系统等；谢双玉、胡静主编的《旅游地理学》教材内容体系则借鉴皮尔斯（Pearce，1989）关于旅游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的论述――“旅游地理学主要研究供给的空间模式、需求的空间模式、旅游地地理、旅游流、旅游影响和旅游空间模型”，同时根据旅游要素的特点，将旅游系统分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四大子系统，即旅游供给、旅游需求、旅游流和旅游影响，讨论它们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及其时空分布规律。
2、部门论
地理环境是由各地理环境要素构成的系统，地理学向来有部门地理学的传统，即分别研究地理环境各个要素的一系列分支学科。按照地理学二元划分，又有部分自然地理学、部门人文地理学，显然旅游地理学是部门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 从旅游地理环境各要素考虑，同样也存在部门旅游地理学。因而，部门论也成为一些《旅游地理学》教材内容体系建构的视角。在冯学钢、黄成林主编的《旅游地理学》中，以旅游者（T）、资源（R）、环境（E）和发展（D）为主线，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形成部门旅游地理学的内容框架――旅游行为地理、旅游资源地理、旅游环境地理、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和发展等；冯淑华、田逢军主编的《旅游地理学》教材分别从旅游行为地理、旅游资源地理、旅游文化地理、休闲旅游地理、旅游景观地理、旅游环境地理等不同部门地理要素的角度和领域构建教材的内容体系；朱创业主编的《旅游地理学》基于旅游地域系统的相互作用，以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为主线，采用部门地理学的思路，将全书内容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旅游资源地理，第二部分旅游环境地理，第三部分旅游经济地理，第四部分旅游社会地理。
3、资源论
20世纪80年代，在旅游地理学发展初期，旅游资源开发成为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旅游资源导向是高校旅游地理学教育和科研实践的核心理念，这也反映在《旅游地理学》教材内容的建构中。1988年雷明德主编的《旅游地理学》是国内高校第一本教材，编者认为旅游地理学的基本任务是在实地考察基础上，全面评价旅游资源，综合论证其发展条件，为正确开发和合理布局旅游区、旅游点，科学地确定其发展方向，有条件地组织客流等提供理论和数量依据。正是基于这种资源论的视角，该教材内容结构以旅游资源及其开发为主线，包括自然旅游资源、人文旅游资源、旅游资源保护、旅游地与旅游观赏、旅游规划等；同年，卢云亭著的《现代旅游地理学》既是一本学术论著，也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被许多高校使用的一本经典教材。全书以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介的旅游三要素统筹内容架构，但仍以旅游客体（旅游资源、旅游景区、旅游环境）为主要内容，包括旅游资源概论、风景区与旅游区、观景与构景原理、自然地理造景要素分析、人文地理造景要素分析等，资源导向的内容占全书各章的60%以上。另外，1989年孙文昌、陈元泰编著的《应用旅游地理学》以旅游资源和旅游区规划为主要内容，其内容体系也具有资源论的特点。至今，这种资源论导向仍然影响着《旅游地理学》教材的编写。在2009年郑朝贵、胡善风编著的《旅游地理学》中，旅游资源概述、旅游开发、中国自然旅游资源、中国人文旅游资源仍是教材内容体系的主体。
二、教材内容体系存在问题
从旅游专业视角来看，《旅游地理学》应是高等院校旅游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但在目前的旅游专业课程体系中，由于许多课程内容之间的相互重叠，使《旅游地理学》正面临被弱化和被边缘化的挑战。如图2所示，在《旅游地理学》教材内容体系中的旅游者行为、旅游市场、旅游需求、旅游资源、旅游交通、旅游规划、区域的旅游影响和旅游GIS等内容，在旅游专业课程体系中，既有概述性质的《旅游学概论》课程均包含了这些内容，还有相应地更深入的课程，如《旅游消费者行为学》、《旅游市场营销》、《旅游统计学》、《旅游开发与规划》、《旅游资源学》、《旅游景区管理》、《旅游管理信息系统》等。
从地理学专业视角看，《旅游地理学》只是很多高等院校地理学专业的一门选修课程。在地理学专业课程体系中，其地位远逊于《城市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课程，与旅游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中的现实地位不相匹配。现行的《旅游地理学》教材大多内容庞杂，理论性和系统性不足，缺乏对国内外人文地理学研究新思潮的响应，这或许是影响其在地理学专业教学中地位的原因之一。（见图2）
三、《旅游地理学》教材内容重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人文地理学出现两大转向：一个是社会的转向，一个是文化的转向，这样的转向将人文地理学进一步拉进人文社会科学的轨道，也使得人文地理学成为影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展的先锋学科和重要基础学科。人文地理学家开始重视对空间分析和空间过程的解释，出现人本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研究取向，区域、空间、地方、尺度、移动、时间等成为研究的核心概念。近年来，旅游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分支之一，逐渐摆脱先前资源导向的影响，出现社会转向、文化转向的趋势。从原来被划归为经济地理学，转而归属在社会、文化地理学之列。在Stephen Williams（2009）编著的《Tourism geography： a new synthesis》（第三版）教材中，增加了旅游对地方的塑造、遗产、旅游的地方认同形式等内容。C. Michael Hall和Stephen J. Page（2006）在编著的《The Geography of Tourism and Recreation： Environment， Place and Space》教材中以环境、空间、地方作为内容建构主线，并指出新文化地理学对于分析作为生活主题的旅游和休闲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贡献。可见，为了避免与旅游专业中其他课程的内容重复，对于地理学专业来说，响应旅游地理学的社会转向和文化转向趋势，本文思考在Leiper旅游空间体系框架下，如何结合社会、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构建《旅游地理学》教材内容体系。
如表1所示，以旅游主体（旅游者）、旅游客体（旅游地）和旅游媒介（旅游流）作为内容建构的脉络，采用国外《旅游地理学》教材内容的第二种模式，即旅游地理的问题和讨论模式，以发展史、旅游者、流动、空间、时间、地方、环境、区域、规划作为各章的核心概念，主要篇章架构包括：导论、旅游地理学发展简史、旅游者行为、旅游者的空间流动、旅游的空间生产与空间结构、旅游地的时空演变、旅游中的地方建构、旅游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旅游规划。主要内容涉及到旅游者体验、旅游者的满意度、忠诚度和地方依恋、旅游流空间扩展及对国际旅游系统影响、旅游空间生产、旅游空间与权力、地方与地方感理论、凝视中的旅游地方建构、社区旅游的地方性、低碳旅游、旅游生态足迹、区域旅游发展的竞合、旅游反规划等比较新的旅游地理学所探讨的问题及现象。（见表1）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 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 “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 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
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 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 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 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 财贸经济，1998，(8).
陈忠晓，彭建.生态旅游内涵辨析[J]. 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12(1).
李东和，张结魁.论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概念实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
崔凤军，杨永慎. 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财贸经济，1998，（8）．
[4]晓，彭建．生态旅游内涵辨析[J]．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12（1）．
[5]李东和，张结魁．论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概念实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2）．
[6]崔凤军，杨永慎．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
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超级秘书网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财贸经济，1998，（8）．
[4]晓，彭建．生态旅游内涵辨析[J]．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12（1）．
[5]李东和，张结魁．论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概念实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2）．
[6]崔凤军，杨永慎．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财贸经济，1998，（8）．
[4]晓，彭建．生态旅游内涵辨析[J]．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12（1）．
[5]李东和，张结魁．论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概念实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2）．
[6]崔凤军，杨永慎．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一、国内外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理论研究进展
（一）国际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理论研究进展
在西方，增权理论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起初，该理论是为社会工作而提出的，而现在，增权理论成为了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社区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等学科的新兴核心概念，又成为精神健康、公共卫生、人文服务等实践领域的热门话语。随着学科交叉性日益增强，增权理论又扩展运用到了旅游研究领域。
早期的旅游目的地社区参与更多的是被看做经济和技术过程而不是政治过程，社区参与研究普遍忽视政治及权力关系在社区参与过程中的重要性。正是基于对旅游发展的政治属性和对当时社区参与理论的不足之处的深刻洞察，西方旅游增权理论应运而生。
在增权理论正式引入旅游研究之前，权利关系对于旅游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被提及。如皮尔斯指出“在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决策的任何讨论中，权力及其影响问题都是一个决定性的考虑因素（dominant）”。瑞德在此前旅游研究中引入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明确了权力关系是如何影响社区的旅游规划。阿克马最早在对肯尼亚生态旅游的研究中提出了对社区居民增权的必要性。但是他们都没有将增权理论与其分析和研究联系起来。
正式的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理论（下文中简称旅游增权）最早出现于1999年Scheyvens对生态旅游的研究。此后澳大利亚学者索菲尔德（Sofield，2003）从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和斐济旅游发展实践出发，进一步深化了旅游增权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至此，国际旅游增权理论进入大发展阶段，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现，使其研究体系逐步成熟。
（二）国内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理论研究进展
增权理论（Empowerment Theory），在国内又译为充权、赋权、激发权能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增权方面的研究。国内针对旅游增权理论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尚未进入实际应用时期。
2008年左冰、保继刚将旅游增权理论引入了中国，在梳理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指出了其运用于中国实践的不足，提出了改进的建议，他们认为增权理论必将对今后中国旅游发展实践起到重要作用，但也需要注意在引入国内时考虑中国实际情况。
此后有不少学者在旅游实践研究中引入了旅游增权的概念，孙九霞基于社区增权理论的框架提出了旅游发展进程中社区能力如何建设。保继刚等发现云南雨崩村主动参与旅游并且实现了相对均衡的利益共享，而在此过程中社区实现了经济、心理和部分政治上的增权。盖媛瑾等基于Scheyvens提出的社区理论分析框架，选取社区经济增权为指标对比了贵州两个旅游社区的差异。左冰在其针对旅游增权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利用云南迪庆的案例探讨了旅游增权理论在中国旅游实践中的应用。但总的来说，目前国内的旅游增权研究创新和理论深化成果还是较少。
二、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理论研究内容
（一）旅游增权的研究意义
旅游增权是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也可以促进目的地旅游发展的公平性。尽管旅游增权理论目前还处于初始时期，尚未进入实际应用阶段，但其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对旅游发展过程中权力关系的深刻洞察和在实践上的潜在有效性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旅游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必将在未来旅游发展研究和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二）旅游增权的核心内涵
旅游增权是通过增强当地社区在旅游开发方面的控制权、利益分享权和强调社区在推动旅游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使社区居民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行动，打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获取旅游发展中的决策权，保证当地居民的利益最大化并且能够部分地控制旅游在地方的发展，“让旅游为我所用而不是我为旅游所用”。
（三）旅游增权的开展层次
现实的增权过程是丰富多彩的，不仅体现为从无权到有权、从少权到多权、从弱权到强权的线性运动，也表现为增权过程中的层次性、立体性，因此，增权层次本身就是过程展开的一部分。按照对象来划分，增权的层次比较常见的有两分法、三分法及四分法，绝大多数的学者都选择的增权的三层次分法进行相关研究。
三分法中又有四种比较常被运用。首先是较常见的个人、组织、社区三种层面。Zimmerman认为个人层面的增权包括参与行为、施加控制的动机、效能和控制感；组织层面的增权包括共同领导、发展技巧的机会、扩展、有效的社区影响；社区层面的增权囊括受到增权的组织，包括公民参与社区决策的机会、容许在冲突期间公正地考虑多种观点。其次是个人增权（personal empowerment）、行政性增权（empowerment through administration）和政策性增权（empowering through policy）3种形式[4]，而我国当前为数不多的旅游增权方面的研究不少都采用的该种分法。再次是Gutiérrez，和Lorraine 提出的个人、人际、社区三层面分法，我国学者提出的个人、人际关系、社会参与三层次分法多被运用于当前中国的社会工作研究中。
2006年张时飞采用了个人增权和集体增权的层次分析，个人增权包括精神健康，生活满意度等，集体增权包括集体自尊和组织控制感等。四分法的学者糅合了三分法的类型，把增权分为个人、人际、微观的环境以及宏观环境或者说社会政治等四分方面。
（四）旅游增权的实现途径
增权的途径主要有信息增权、教育增权。王宁于2006年讨论消费者增权问题时指出仅仅从消费者教育和信息供给的角度来进行消费者增权，其效果是有限的，还需要通过国家层面提供制度增权。2008年左冰、保继刚在总结西方旅游增权研究时引入了王宁的观念，认为在旅游增权的实践当中也应该引入制度增权的观念，而且首先关注与个人权利的改善。
三、增权理论与旅游增权研究小结及讨论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研究还处于早期的引入西方理论，寻找典型实践验证的阶段。即普遍是采取Scheyvens的四维度社区增权分析框架，选取适宜的旅游目的地对其社区增权进行讨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需注意，当前西方关于旅游增权的研究应用于中国实践时尚有不足之处。目前西方旅游增权研究仅仅关注于团体增权而忽略了个人增权，在旅游增权途径方面比较关注与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而忽略了制度增权。考虑到我国旅游目的地发展实践环境，为保证旅游目的地社区参与的有效性以及社区增权的合法性和长期性，关注个人增权，推进国家层面的制度增权非常必要。
参考文献：
[1]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J]社会学研究，2003，（5）.
[2]周林刚.激发权能理论：一个文献的综述[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
[3]孙九霞，保继刚.从缺失到凸显：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脉络[J].旅游学刊，2006，（7）.
[4]左冰，保继刚.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8，（4）.
[5]郭文.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及社区增权效能研究_云南香格里拉雨崩社区个案[J].旅游学刊， 2010，（3）.
[6]吕君，吴必虎.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层次演进与判读[J].未来与发展，2010，（6）.
[7]Reed M G.Power relations and community-based tourism planning[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7.
[8]Scheyvens R.Ecotourism and the empower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J].Tourism Management，1999，（20）.
[9]孙九霞.赋权理论与旅游发展中的社区能力建设[J].旅游学刊，2008，（9）.
[10]盖媛瑾，陈志永，况志国.天龙屯堡与郎德苗寨乡村旅游社区经济增权比较研究[J].贵州农业科学， 2009，（10）.
[11]左冰.旅游增权理论本土化研究_云南迪庆案例[J].旅游科学，2009，（2）.
[12]王慧娟.增权：一个理论综述[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4）.
[13]Zimmerman M A.Taking aim on empowerment research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and psychological conceptions[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90.
[14]GUTIERREZ L M. Working with women of color An empowerment perspective[J].Social Work，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