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建立创新型大国战略的提出，如何形成创新驱动的内在冲动便成为学界和业界所关注的问题。作为支撑国家战略的广大企业，仍然面临着上述问题的拷问。以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在市场需求导向的倒逼机制下，其能在特定程度内实现技术创新冲动。然而，受到企业文化、组织资源限制等因素的影响下，创新冲动将逐渐消失。从而，难以形成具有持久创新创新意愿的能力建构。究其原因可归纳为：（1）项目开发目标模糊；（2）市场需求偏好还未升级；（3）业态环境的恶劣等。从中可以得到启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构建不仅取决于内生解释变量的决定，还受到外生解释变量的作用。为了使本文的问题分析具有收敛性，着重关注内生解释变量的调整。
鉴于以上所述，笔者将以中小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为研究对象，针对本文主题展开讨论。
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形成的经济学视角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明确指出，同部门内某资本家在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利益驱动下，将自觉增进企业的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增进使得单位时间内产品生产数量得到增加，而在劳动强度不变的基础上，单个产品所蕴涵的价值量则较其它企业减少。最后，在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确立的价值量为产品售卖基准，则能在同部门内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伴随着该资本家超额剩余价值的实现，又将刺激其他资本家不断提升自有企业的生产效率。由此可见，在资本逐利性驱使下，各同类型企业在竞争压力下形成了技术创新的源动力。
根据上述经济学视角，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包括以下几个要件：
（一）利益使然
在马克思的眼中资本家本质上是“人格化的资本”，这一点决定了他们唯利是图的本性。然而，抛开阶级意识不论仅就企业管理者的内生偏好而言，必然存在着持续获得经济利润的冲动。伴随着市场需求导向的出现，企业唯有适应消费者不断升级的消费偏好，方能在有限市场份额内获得预期利益。从而也就意味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高低将决定着“适应性消费”（适应消费者偏好升级）的获取；同时，也决定着创造出“消费适应性”（通过技术创新改变消费者的传统偏好）。
（二）竞争使然
技术创新是一项持续不断的活动；借用熊比特的语言结构，即是持续的“创造性毁灭”活动。为此，如何建立起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内在驱动力，便决定着企业能否不断地将“潜在创新能力”转换为“现实创新能力”来。关于这一点，非同行市场竞争莫属。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正处于自由竞争时代。正是在竞争市场环境的影响下，同部门企业形成了你追我赶的技术创新冲动，并在学习效益的促进下逐步形成了企业内在的创新能力。
本文开篇已经提出，着重关注内生解释变量的调整。因此，在模式构建分析中也主要考察就企业内环境展开讨论。
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构建的经济学分析
马克思在探究“价值决定”时，得出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外决定因素。内部的利益驱动和外部的竞争压力，构成了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源动力。这一点明显不同于国家层面的创新能力建设。为此，在形成企业创新能力的模式构建下，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企业技术创新的目的分析
以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时代背景，来分析企业技术创新的目的。为此，可以将其分为经济效益目的、社会效益目的。
1.经济效益目的。作为市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天然具有获得经济效益的愿景。在SCP模型下可知：一定市场结构决定企业的经济行为，而企业的经济行为由决定着市场绩效。同类型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垄断竞争形态的市场结构，这就决定着它们唯有不断增强自身产品的技术差异性，才能避免因同质化趋势而导致竞争压力的增大。
2.社会效益目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提出，不仅意味着环境保护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的约束条件，而且资源节约使用也成为企业当前的内在要求。为此，若要形成与社会、自然间的耦合共生性，企业唯有加大技术创新力度通过资源替代、资源节约等方式，才能切实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二）企业技术创新的手段分析
在经济学说史上，首先明确提出“技术创新”概念的经济学家是熊比特。他在定义“技术创新”时特意指出，它应在最终的商业活动中为企业创造经济价值。由此可见，企业技术创新的根本在于创造商业价值。那么，对此应运用怎样的手段呢。当然，建立在“成本—收益”基础上的比较，则是问题解决的归宿。因此，手段的建立应充分限制在企业已有的资源范围内。
1.人力资源。应在学习性企业文化的建设下，实现学习型团队的组建；并在知识外溢特质下，形成企业范围内的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
2.物质资源。针对该类型企业的物质资源现状，应着重开展以局部技术创新为主的创新模式。
（三）企业技术创新的评价分析
上文已经指出，企业创新能力的构建在于将“潜在能力”持续转换为“现实能力”。因此，建构科学、合理的绩效管理模式，便能在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实效性。
三、在实践中的应用
聚焦于企业内生解释变量的调整，笔者将根据以上经济学分析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实践。
（一）建设学习型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作为企业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将有助于形成员工共同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倾向。上文已经分析，若要构建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首先就须不断提升企业人力资本存量。根据“干中学”的经济学观点：应建设学习型的企业文化，在此氛围下促进“队生产”中成员间的知识互补、交流等机制，为技术创新建立起强大的智力支撑；并在知识外溢效应下，扩散到企业的其它生产技术环节。这里需要注意：学习型企业文化的建设，需要企业管理者做出表率。唯有这样，才能在非权利性影响力下形成员工的学习自觉。
（二）建立渐进式技术创新
从技术创新的分类来看，有突变式和渐进式技术创新之分。前者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毁灭”，而后者则在于根据已有成果来开展局部创新活动。针对中小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财力资源存量，唯有选择后者才能符合自身发展的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企业在建构创新能力时可以从深化产品线环节入手。伴随着资金存量的增长，以及技术创新知识的累积扩散效应的获得，在从拓宽产品广度上下工夫。
（三）设计“创新”的绩效体系
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人，而人唯有在不断激励的条件下才能充分调动起自身的创新潜能。因此，设计“创新”的绩效体系则显得必要。其中，最为关键的应是激励机制的构建。笔者提出，应在激励兼容条件下实施激励机制。具体而言，企业应针对技术创新人员的切实需要，设计出激励内容。一般而言，他们普遍具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应为他们的技术创新活动营造起相对宽松的环境。在此基础上，建立绩效奖金制度。
综上所述，以上 便构成了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不难看出，本文主要从企业内环境出发讨论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构建。实则不然，企业的外部竞争环境，以及技术创新所需要的专利保护制度等，都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构建的因素。关于这一点，笔者只是最后指出。
四、案例
以上海通用汽车的柔性化生产为例：
在上海通用汽车3年的发展历程中，柔性化管理也已经成为上海通用的一道亮丽风景。目前，中国几乎所有的汽车工厂都是采用一个车型、一个平台、一条流水线、一个厂房的制造方式。惟有上海通用是另类，上海通用最多可以一条线上共线生产四种不同平台的车型。这种生产方式就是“柔性化”生产方式，它在国内汽车企业里是绝无仅有的。柔性化生产能为厂家和消费者最直接带来的就是时间和金钱。上海通用的别克GS、别克赛欧就是很好的证明。上海通用，以柔性化生产线为基础，严格而规范的采购系统，科学而严密的物流配送系统，以市场为导向高度柔性化的精益生产系统以及以客户为中心的客户关系管理共同构成了其柔性化生产管理的支撑体系，使上海通用汽车成为GM(通用公司)全球范围内柔性最强的生产厂家，形成了企业柔性化管理的经典范例。
五、小结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包括利益使然、竞争使然两大要件。即内部的利益驱动和外部的竞争压力，构成了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源动力。在具体的构建实践中，应建设学习型企业文化、建立渐进式技术创新、设计“创新”的绩效体系。最后，企业的外部竞争环境，以及技术创新所需要的专利保护制度等，都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构建的因素。
伴随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的提出，企业惟有开展持续的技术创新活动，才能在技术垄断下获得可观的市场份额，从而形成技术再创新的驱动能力。
参考文献
[1]陈亮.产出效益下中小知识先导型企业技术创新竞争战略探究[J].经济研究导刊, 2011(35).
[2]李国强.浅谈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及其提高途径[J]. 现代商业,2011(36) .
一、新旧制度学派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二者关系的不同
理解
自从熊彼特（ 1912） 提出“创新”理论为核心的动态发展理论以来，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问题上，制度经济理论界有着不同的理解。
以凡勃伦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坚持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变迁的观点，将技术创新视为经济增长的动态因素。凡勃伦指出：物质环境（ 技术） 决定制度，因而制度必须随着物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它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习惯方式。而这些制度的发展也就是社会的发展；物质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制度同过去的环境相适应，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天天都在变化的环境（ 技术）：制度具有保守的倾向，除非是出于环境的压迫而不得不改变，一般总是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凡勃伦强调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但他并不否认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他认为，制度的创新一般会促进技术的进步，商业制度导致新技术的引进，导致新技术在私人利益而非社会利益基础上的
利用。
诺斯1973年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当然，有效率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根据对交易费用大小的权衡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该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报偿和好处。”诺斯通过对经济史中两次经济革命的重新解读，对产业革命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的论点提出质疑，认为只有制度变迁才是历史演进的源泉，充分论证了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以及产业革命的决定性作用，他强调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个能持续激励人们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提高私人收益，产权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任何国家的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和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
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并不否认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影响，认为技术创新对改变制度安排的收益和成本都有较大的影响。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关系。技术和制度是由某些共同原因所决定的创新过程。
二、军民融合技术创新的市场制度视角分析
就竞争性市场制度视角而言，市场制度在技术创新中具有重要作用。纳尔逊十分强调市场制度在技术创新中的地位。他认为市场经济的技术创新制度提供了强大的创新动力，它的多元化是对付技术创新内在不确定性的唯一有效办法。
我国学者柳卸林也指出，市场制度最大的功能，在于自发地培育创新，使技术创新成为一种自组织过程。他认为市场本身便是一个创新过程，它能够自动地使企业或个人甘冒创新风险，通过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创新，市场制度的最大功能在于形成了一种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竞争环境，从而大大提高创新的效率。
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我国的国防科技工业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国防工业很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国防工业进行市场化改革，首要任务就是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把国防科研生产单位转变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竞争主体。实行军民融合，就是要建立军品与民品生产相结合的运行机制，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自成体系， 条块分割”的局面， 实现市场功能和计划功能的有机统一。军民融合，要求非军事专用的军工科研生产单位把眼光转向更为广泛的市场，民用企业也可以更多地进入国防工业领域，与军工科研生产单位展开公平竞争。这就要求在国防工业的市场化改革中，必须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国防工业科研生产领域，扩大军品市场的竞争范围和程度。竞争压力的增强和追求利润的动机会促使形成一个竞争性的环境， 大大提高创新的效率，从而推动军民两用技术创新，提升技术创新的整体水平。此外，军工科研生产单位法人地位所带来的追求利润动机，还将促使其更多地将可以转为民用的技术通过自我发展或技术转让的方式应用到民用领域，而民用高新技术企业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蓬勃兴起，它们机制灵活、起点较高、重视高新技术的开发，可以将其比较先进的技术应用于国防工业领域，及时有效地为军工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弥补军事装备技术出现的断层从而加速技术创新扩散，使技术创新的潜在经济效益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军民融合有助于国防科技工业市场结构合理化，有利于国防科技工业乃至整个国内产业界的技术创新。
三、军民融合技术创新的产权制度视角的分析
以激励性产权制度视角而论，激励机制的形成，依赖于产权制度的安排。技术创新通过重新组织生产要素和生产经营系统，推出新产品和新工艺、开辟新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供给或建立新的企业组织，这一过程的实现依赖于与创新有关的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从而离不开激励。正如布罗姆利所说： “任何一个经济体制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个人行为形成一个激励集，由此鼓励发明、创新和勤奋以及对别人的信赖并与别人进行合作。”产权制度之所以最能够给创新者以刺激，在于它直接规定了创新者与创新成果之间的所有关系。因此，有关创新主体与创新成果之间关系的产权制度就成为激励创新主体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目前， 我国国防科技创新的主体资源总量不足且结构单一，没有真正面向市场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由国家投资并所有， 军工企业、军工科研生产单位和个人仅仅是国防科技创新的直接生产者，军工科研生产单位没有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利益主体。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使产权结构由一元结构向多元结构演进，可以充分调动各级投资者与生产者的积极性，使国防科技创新资源植根于整个社会。成功实施军民融合的关键就是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不断调整国防工业企事业单位的市场主体地位，逐步明晰责权问题，把军工科研生产单位转变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竞争主体，提高军工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从而提高国防工业的总体效益。国家依靠国防科学技术提高整体竞争力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国防科技的军民融合程度，这需要促进国防科技成果在国防科技创新主体间的交易和应用。由于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排他成本较高，国防科技面临较大的外部性。科斯认为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初始的产权界定就会影响交易效率，也就是说明晰的产权界定可以降低外部性和交易成本。因此，包括有形资产产权、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在内的产权制度的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将给我国军工企业持续的技术创新提供根本而持久的激励，从而促进我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持续提升。
四、军民融合技术创新的市场困境和制度障碍
军民融合技术创新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进行的，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军民融合不仅需要军民技术、经济兼容，也意味着体制兼容。然而，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军事科技资源、军事科研活动相关制度安排与民用科技资源、民用科研活动存在着明显的反差，如产权制度、配置机制、价格机制、科研政策、管理体制等方面，因此，军民融合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是一项涉及多因子、多目标、多层次的系统工程。
第一，背景的复杂性
军民融合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首先面临着制度层面的路径依赖。军事科技资源开发中的军民融合涉及到军队科研单位、民间科研单位以及政府的方方面面，相关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成为构建军民相容的制度安排的主要障碍。首先是军事科研单位由于在科研设备、科研项目、科研人才等方面的沉积成本和互补效应，军事科研活动更愿意在原有基础上投入人力与物力，而不愿改变让民用企业参与其中破坏原有的状态与平衡。其次是民间科研单位在市场体制下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民用科研单位未必能够迅速树立起军事科研的保密意识、质量意识、时间意识、服务意识。再次是政府在军事科技资源的军民融合上政府发挥着制度供给、决策规划、组织、协调、激励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军民融合技术创新势必要求改变原有的决策方式、管理模式，打破原有的资源配置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
第二，主体的多元性
军民融合不仅涉及微观层面的军民科研单位，还涉及到宏观层面的政府与军队，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导致在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选择上以及在制度的运行上难以协调一致，可能面临着较高的制度寻找成本、设计成本以及实施运行成本。在一定意义上军民制度相容的实质是彼此体制、管理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制度趋同，同时涉及军队和地方现行科研资源运行管理制度的改革与调适问题，即军队应借鉴、利用民间较为灵活高效的科技资源的开发、配置与使用制度，民用企业应能适应军事科研对保密、质量、服务等方面的特殊要求。军民融合不仅需要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与调适，同时也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需要修改或废弃一些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及时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法规。
总之，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讲，军民融合就是要打破军民分割的技术创新体制，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军民融合的状况及其效率取决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的效率。因此，军民融合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范畴，更是一个制度范畴，它涉及一系列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以及它们的实施机制耦合而成的制度体系的变革。军民融合之所以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从根本上说，就是与军民有机联结相适应的技术创新制度结构的变革能够推动技术
创新。
参考文献：
[1]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 载[美]R. 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J].上海：三联书店，1991.
[2]袁庆明.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分析[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3]道格拉斯·诺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 华夏出版社，1999.
从上面可以看到企业对技术和创新的重视和虔诚。之所以这样投入技术研发和创新，当然与这些产品的最大回报有关，但技术和创新就一定能带来丰厚的回报吗？我看未必。
从软件成为产业以来，喜欢钻研或是醉心于技术的厂商很多，上世纪八十年代的Borland、九十年代的Apple，这些公司最大的特点就是技术挂帅，创新先锋，无一不是独领的厂商，技术的领先和创新为这两家公司带来了最大的荣誉。
遥想当年，哪一个程序员不知道Borland的大名，没有用过当年风靡的Turbo Pascal、Turbo C以及后来的Delphi、C++Build等开发工具？当PC的用户还不得不面对着黑乎乎的监视器，用着使用复杂且功能的羸弱的Dos命令操作着计算机，更不知道鼠标为何物的时候，当年的苹果用户已经享受着操作简单、直观的图形界面操作系统，哪一个用户不对其领先的操作系统图形界面技术啧啧称赞。
时至今日，这些技术领先、创新卓越的公司现在还过得好吗? Borland在九十年代初那场和微软的编译器大战中一败涂地，惨淡经营，一度曾经放弃Borland这个程序员皆知的商标，好在后来找到了新的盈利点才活到现在。
苹果也好不到那去，在和IBM的PC阵营的较量中，其市场份额一直被PC蚕食着，其领先的操作系统图形界面技术也没有能保住其市场份额，反倒是日益萎缩，以至于后来公司陷入了其诞生以来最大的困境，直到乔布斯重回苹果才使得苹果起死回生，从iMAC到iPod，市场都有不俗的表现，但可以看出，苹果已经转型到了个人消费类数字产品厂商了。
与此相反，在技术和创新上都很一般的微软公司，却凭借其DOS、Windows等产品在市场上的良好表现，成长为软件界呼风唤雨的主角，同时也成就了微软的软件神话。
从Borland和苹果的兴衰浮沉可以看出，技术与创新不是企业一抓就灵的灵丹妙药。技术与创新如果不能与市场良好地结合，不但不会给企业带来好处，还会拖累自身整体的发展。
这是因为，任何技术和创新对于企业来说需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如果无的放矢地胡乱、盲目开发和创新，最终会使企业伤痕累累，即使不是伤痕累累通常也是叫好不叫座，回顾一下近几年中众多“失败”的创意产品，比比皆是。
大家都是IT同行，都在搞技术、都在研发和创新，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难道不要技术研发和创新吗？
当然不是了，面对竞争如此激烈的IT市场不创新等于缴械投降，技术和创新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丧失技术和创新的企业只能称之为工厂，关键所在是技术一定要与市场需求相结合。
长期以来，中山大学十分重视科技工作中的原始创新，强调科技工作的最终任务就是要为民生服务，要走出一条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直至产业开发的“上中下游产学一条龙”的道路。只有直接面向国家和地方国民经济的重大需求，才能在国家创新体系和广东省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中发挥出一所国家和地方政府共建的高水平大学应有的作用。
学校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积极组织承担国家、地方、企业的重大科技任务和重大基础研究及高新技术研究，努力实现从跟踪模仿向原始创新转变，强调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高持续创新能力。在目前正实施的“985工程”二期建设规划中，中山大学鼓励科技人员从满足国家尤其是地方的需求中凝练出研究问题，提出中山大学科技创新平台和文科创新基地建设的目标应该是“国际水平，国家需求”。既强调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强调自主创新，又要满足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
正是基于上述理念，近年来，中山大学通过产学合作，从基础研究的源头抓起，促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成果的转化，积极为地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服务，取得了一系列推动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
强化技术创新，为广东经济发展做贡献
建立校企合作，推动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
学校高度重视加强产学研合作，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和技术优势，积极参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决策咨询。在科学技术领域，积极推动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高技术研究延伸，力求形成上、中、下游一条龙配套，积极主动地为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佛山市日丰企业有限公司是目前是我国最大的铝塑复合管生产基地，其产销量位居全球第二，中山大学与日丰公司在化学交联聚乙烯管材的专用材料方面展开了长期的产学研合作，通过加工技术和工艺路线的改进提高交联管材专用料的挤出速率，使管材达到所要求的交联度和交联均匀性，扩大了产品的应用领域，日丰公司交联聚乙烯管材年销售额从2004年的2000万上升到2006年的1亿元，利润增加800万元。
建立产学研创新平台，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改造
为了进一步加强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建立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和长效合作机制。学校的应用学科瞄准行业需求，立足解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面临的共性科研问题，与企业共建了十多个技术创新平台，参与到企业的技术创新中去，为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改造做出了贡献。同时，学校积极与企业联合申报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增强了中山大学为地方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服务能力。
广东是信息产业大省，电子信息产业是广东省的第一支柱产业。2006年广东省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工业总产值达到11500亿元，是全国惟一产值超万亿元的省份。为了进一步提高信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黄华华省长在2006年度省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加快新型平板显示产业发展，抓紧实施数字家庭行动计划，推动液晶电视产业链的垂直整合。”为此，中山大学在数字家庭和平板显示这两个信息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上加强与企业的产学研结合，面向行业的共性需求建立创新平台，推动产业的快速发展。
为配合“广东省数字家庭行动计划”的实施，广东省六部门于2006年成立了“广东省数字家庭公共服务技术支持中心”，落户在中山大学东校区。中山大学作为中心的主要建设单位，联合TCL、华为、创维、广东移动、新浪、英特尔、微软等32家企业组建数字家庭产学研联盟，通过对技术开发商、综合设备商、系统设备商以及内容提供商和运营商等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优势整合，为成功实现广东数字家庭的“岭南模式”做出不懈的努力。
目前，以中山大学为首的产学研联盟正在开展数字电视双向交互关键技术、试点产品、公共运营平台等面向行业的共性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工作。截至2007年3月，在数字家庭领域，以中山大学为主申报的国家发明专利达137项，主持参与3项地方标准和1项行业标准的制定，在基于Cable TV的双向传输关键技术、数字家庭互联互通网络通信技术、面向数字家庭行业的嵌入式软件技术、移动图形图像处理与传输技术等基础共性关键技术方向上产生重大突破。围绕广州市番禺区、佛山市南海区试点工作开发的双模数字家庭网关键产品，计划在今年6月进入试产阶段。预计3年后，数字家庭与数字电视的省内用户规模将达到100万，在硬件产品、互动服务、公共服务等方面，预计可产生超过38亿元直接经济效益，带动超过100亿元的间接经济效益。中山大学除了在关键技术攻关、标准制定等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同时也充当服务提供商的角色，利用并整合其特有的医疗和教育资源建立相关的数字电视互动服务频点，为广大用户提供服务。
光电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中山市木林森电子有限公司签署了共建“中山大学―木林森发光二极管（LED）芯片技术研究中心”的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议，中山市木林森电子有限公司将投资1000万元，资助中山大学在东校区光电及功能复合材料研究院大楼内联合建立蓝、绿光LED芯片材料生长和芯片加工工艺技术研发平台，开发新型GaN基蓝绿光LED芯片的生产技术。
中山大学与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签订合作协议，并联合成立了“中山大学―珠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与环境研究院”和“珠江水利委员会―中山大学学生实习基地”。今后，中山大学同珠江水利委员会将采用专家学者互聘、互访、互邀讲学以及联合申报建设实验室和共同主办（承办）专业性的学术活动等方式，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
生命科学学院与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就科研合作、人才培养、共建研究平台等的合作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
建立全面校市合作，积极参与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
中山大学与佛山、肇庆、湛江、潮州、东莞、始兴等县市建立了校市县全面合作关系，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共同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中山大学还加强了与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合作，2004年7月 与福建、江西、云南、海南四个省政府和企业签署四项协议书，共谋发展，项目进展良好。2004年9月，中山大学又与广西河池市签署了《广西地道药材GAP研究》等项目的技术开发协议，标志着中山大学在推动“9+2”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以及科研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又一次成为广东高校中的先行者，为高校与区域城市间合作开拓一条新的思路。
完善科技管理机制，为产学研结合提供制度保障
为了鼓励学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投身于科技创新和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调动科研人员从事应用研究的积极性，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中山大学及时地调整了科技管理政策和科研评价体系。
建立和完善政策支撑体系
2006年学校修订了《中山大学专利工作管理办法》，在该办法中明确提出了“零转让”的思路。所谓“零转让”，就是校方转让科研成果的着眼点不局限于转让时的“瞬间”效益，而是以知识产权在企业中占有股份的形式，把教授们的科研成果成功地转化出去，学校更加关注成果转化的社会效益，可以少要甚至不要回报。2006年，中山大学牵手企业、地方政府，“零转让”十项科研成果，产生了数亿元的直接经济效益，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中山大学修订了《中山大学科技经费管理办法》，在学校提取项目管理费和评价体系方面，对横向项目实行和纵向项目相同的“国民待遇”。如中山大学2005年横向课题共有503项，经费7178万元，与2000年的255项，经费2274万元相比，分别增长97.2％、215.6％。2007年1月批准并实施了《中山大学专职科研编制管理暂行规定》。该规定是重点支持从事应用开发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的科研团队的建设。专职科研编制主要配置于“985”工程科技创新平台和国家、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中承担国家、部省、市级应用类研究课题的科研团队，重大横向研究课题组，学校重点支持的科研团队。2006年度学校还先后制定了《中山大学技术合同管理办法》、《中山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规定》和《中山大学科研奖励办法》等管理办法，对相关工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建立和完善成果转化的组织机构
为了更好地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在组织机构方面，中山大学还专门成立了产学研合作办公室，在2006年学校又专门成立了中山大学技术转移中心，进一步推动了科研成果的转化工作。中山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是学校负责并开展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的机构，也是中山大学的科技成果推广平台。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学校也很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专门设立知识产权办公室并成立了知识产权学院，并制定了《中山大学知识产权管理规定》。2006年度理工、医科申请专利和授权专利数大幅增加，中山大学达安基因公司的发明专利“一种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方法及其试剂盒”荣获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颁发的第九届中国专利金奖。与广东省、广州市和海珠区共建中山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目前，中山大学科技园已按“一园三区”（新港西孵化园区、琶洲产业园区、敦和创业园区）的模式正式启动运行，并有50多家企业入园创业。
进一步完善科研评价体系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阶段，需要大量的能源。但是对各种能源的消耗中，占较高比重的就是煤炭，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是后者的3-4倍，这并不符合发展低碳经济的主题。如果要将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的问题解决，就必须降低煤炭的消耗量。
2.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目前，在我国的国民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所占的比例很大，它们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和巨大的能源消耗，而第三产业虽然具有少污染、低耗能的优点，其发展却十分落后，这局导致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然而我国的发展需要工业化的推动，这样就注定国民经济中工业会在很长时间内占主导地位，而且调整产业结构也很困难，导致低碳经济发展不顺畅。
3.没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
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技术创新，但这方面我国的实习相对薄弱，因此为了鼓励其发展，可以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首先，要投入足够的资金，不能只依靠国家的政策贷款与临时拨款，或者国际上相关机构的捐款或贷款等，这样的机制并不稳定。其次，要获取金融机构对该项目的支持，唯有资金需求得到满足，才能更好的研发低碳技术。另外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并保证其贯彻实施。
二、促进低碳经济在我国发展的财政政策
1.加快新能源开发，优化考虑能源利用
近几年，我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技术水平，开发了很多新的能源，并致力于发展可再生能源。例如，我国大规模的太阳能产业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风力发电设备也有大幅度增加，海洋能、氢能、地热能等新的能源有巨大的开发潜力。最后，我国在不断的完善相关的法规政策使低碳经济的发展得到促进。
2.健全财政投入政策，落实补贴政策运用
使低碳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有效而直接的方法就是对财政投入政策进行健全，投入足够的财政预算资金。在安排财政预算时要对发展低碳产业、研发低碳技术、开发清洁能源等给予足够重视，使投入的资金多远而稳定，提供资金使其发展有所保障。财政补贴政策，对一些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的生产企业给予补偿；将贷款贴息给予综合利用废物、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清洁生产之类的项目；将补贴优惠在折旧政策、还贷条件与贷款利率等方面给予低碳产业、污染治理等项目。鼓励新技术的开发与能源的节约。在发展低碳经济时企业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因此必须给予其足够的财税支持。对财税奖罚政策进行健全，促进低碳经济在企业中的发展。对于研发低碳技术、使用环保设备的企业可以减免税额。对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增加其税额。
3.完善相应激励制度，调整环境税收政策
我国应使现行税制更加健全，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加快新的环保税种，例如碳税、环境税等的研究进度，使有偿使用环境资源得到保证。在市场中引入各种能源，以市场的供求关系与价格规律为依据对资源价格进行调整，使环境成本更准确的被价格市场所反映，能源价格体系更加完善。为了对财力不足的地方政府进行弥补，要加大力度进行一般性转移支付，使其基本职能得到满足；中央也要更加支持节能减排在地方的实施，建立专项资金等；采用转移支付的方式支持和鼓励落后产能在经济落后的地区被淘汰等。政府加大力度支持环保节能产品，对绿色采购制度进行完善。
农村经济的良好发展关系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农村经济的良好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的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的重要保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将技术创新的成果应用于农村经济中，发挥科技力量，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努力。
一、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
（一）农村经济发展落后
近年来，我国的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导致了人们生活水平不高，缺乏多种生活设施条件，交通不便利，教育资源匮乏。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农村经济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农村经济的科技含量水平较低，不能利用科技力量提高社会生产力，农村经济发展不能形成规模。另一方面，遇到自然灾害，人们不能利用科学技术及时地做出补救，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农村技术创新体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农村技术创新体制不健全，导致农村技术创新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专门的部门进行组织和管理，农村技术创新缺乏有力的体制保障，技术创新活动发展缓慢，不能形成整体性的技术创新。
（三）农民技术创新意识淡薄
农民缺乏技术创新意识是农村经济技术创新活动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许多农村不相信科学技术，依旧采用传统的农业耕种方式，不仅费时费力，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农民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对于一些高新技术不能完全掌握，因此对技术创新失去自信心，这也不利于技术创新在农村经济中的发展。
（四）科技投入不足，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的指导
政府对于农村经济的科技投入不足，一方面，缺乏技术创新的资金保障，政府没有专门的技术创新资金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另一方面，政府没有为农民提供相应的专业技术人才，农民自身又没有技术创新能力，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的指导。
二、技术创新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技术创新可以提高农村经济生产力
技术创新作为第一生产力，在农业经济中，可以将科学技术、生产实践和生产技能有效的结合起来，将单一化的生产技术，转变为多功能化的生产技术，将单一化的农业生产转变为综合化的农业生产，通过技术创新，对农业生产中的技术进行改革，改变农民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手段，将科学技术创新成果应用于农业生产中，提高农业生产力。
（二）技术创新可以提高农村经济资源利用率
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农业生产最大程度的产量组合优化，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缓解资源紧张的局势，提高有限资源的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的浪费和过渡消耗，以有限农业资源实现最大的农业经济效益，因此技术创新可以实现合理利用农村经济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三）技术创新可以提高农民科技水平
在农业经济中创新技术可以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一方面，技术创新可以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技术创新会改变农民的科技创新意识，使他们真正了解到科学技术创新的价值，促进农民不断提高自身科技水平。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会改变农业生产的实践手段和方式，农民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掌握更多的科技知识，才能更好地适应农业科技的发展。
（四）技术创新可以优化农村经济产业结构
技术创新推动农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农村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创新，通过技术创新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劳动手段、生产环境等，推动这些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村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
（五）技术创新推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技术创新可以实现农村经济的科学化、集约化、优质化发展，不以破坏自然资源为经济发展代价，将农村经济中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方式落后、技术含量低、生产效率低的农业产业转变为高科技、高产量、高效益的农业产业，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六）技术创新推动农村环境保护
农村经济中技术创新可以改变农民的不合理灌溉、过度开发农业资源、滥用农作物化肥农药等不科学生产行为。利用技术创新的科学力量，帮助农民解决土地灌溉问题，合理使用农业资源，正确使用农药化肥，提高农民的农村环境保护意识，为环境污染和破坏提供解决办法，促进农村环境的改善和保护。
三、结束语
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保障，针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农村技术创新体制不健全，农民技术创新意识淡薄，科技投入不足，缺乏专业技术人才指导的发展现状，积极推动农村经济的技术创新，通过技术创新可以提高农村经济生产力，提高农村经济资源利用率，提高农民科技水平，优化农村经济产业结构，推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农村环境保护。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5-0193-02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和布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随即理论界对如何发展循环经济展开了激烈讨论与研究，本文试图从技术创新体系出发，探讨中国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一、技术创新与循环经济的关系
技术创新（Technology Innovation）一词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他在1912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技术创新是指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此后，伴随着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20世纪的工业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快速进步。然而，工业时代的技术创新在其生根之日便存在着价值导向的偏差。强调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必然导致经济发展视角的单一性，注重当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注重GDP数字，忽视生态环境，从而使人类社会在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承担了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短缺、物种灭绝等巨大代价。为此，各国学者积极探讨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相继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思想，强调经济发展的闭环流动性，区别于传统的“资源―产品―废物”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循环经济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环境与经济双赢。
传统工业时代的技术创新导致了环境问题，促进了循环经济的提出。那么，发展循环经济是否还需要技术创新呢？答案是肯定的。技术创新对循环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理论基础与技术支持。从理论基础的角度讲，循环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是以重大科学理论发现为基础的，包括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和Prigogine的耗散结构理论、近代信息学的发展、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等。从技术支持的角度讲，循环经济的实现需要能源综合利用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废物回收和再循环技术、资源重复利用和替代技术、污染治理技术、环境监测技术以及预防污染的工艺技术等等技术支持，这些技术是构筑循环经济的物质基础，是建设循环经济的技术依托。因此要实现循环经济，必须要集中科技力量研究如何利用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和地热等可循环能源上来，研究如何开发使用可回收再利用的材料；研究如何尽可能地减少原材料的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以把对环境污染的排放物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研究如何把有害环境的废弃物减少到最低限度，以及研究如何采用无害或低害新工艺、新技术，以实现少投入、高产出、低污染的良性循环；研究如何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使物质能循环利用等等。
二、技术创新体系及其影响因素
技术创新体系是指由参与技术发展和扩散的企业、高校及研究机构组成的，在市场中介服务组织广泛介入、政府适当参与下的一个为创造、储备并转让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的相互作用的创新网络系统。良好的技术创新体系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其一，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体系可以通过体系内各创新主体的互动，持续地产生激励创新的动力，形成连锁反应机制，加快创新扩散，推动创新从企业创新扩散到产业创新，从单个产业创新扩散到产业群创新，从而推动整个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其二，形成国家竞争优势。技术创新体系可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加强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提高整体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使其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在国际市场保持持久竞争优势，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其三，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技术创新体系可以使后进地区在模仿创新的基础上，将引进的先进技术吸收、消化、创新，提高地区自主创新能力，发挥后发优势，跨越技术发展阶段，实现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赶上或超越先进地区。
三、构建新型技术创新体系，促进中国循环经济发展
（一）建立健全促进技术创新的政策法规体系，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完善的制度环境
中国技术创新政策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其后20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与技术创新相关的政策。然而，将国内有关技术创新的法律法规与国外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相关政策法律法规有许多不足之处：（1）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部门缺乏认知高度和实施力度，政策没法监控与细化；（2）技术创新政策倾向于短期的项目管理，忽略技术创新的环境政策和需求政策，急功近利现象比较盛行；（3）管理方式上存在着政出多门现象，形成部门分割，力量分散，缺乏技术创新的合力；（4）技术创新投入政策不完善；（5）国际合作技术创新政策缺位；（6）缺乏支持自主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7）政府采购政策所承担的支持新兴产业和企业自主创新的主要功能发挥不够。
为此，要完善中国技术创新的政策法规体系需要国家：（1）统一协调政策，设置技术创新政策组织机构；（2）侧重需求政策改革，将政府采购政策纳入技术创新政策体系；（3）完善技术创新投入政策，创立一个宽松的技术创新政策环境；（4）加快制定国际合作技术创新政策。对于地方来说，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同时（这需要加强本地区的技术创新执行部门的统一协调工作），可以制定促进本地区技术创新的相关地方性法规，主要方向是对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具体化，便于企业与相关部门的具体运作，例如可以制定《某某地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条例》，对本地区技术创新的主导产业部门，重点技术创新企业，科研单位的相关活动进行界定，并制定一些相关的激励、奖励措施。
（二）转变政府职能，引导、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已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然而，不少地方政府对政府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作用产生了职能错位与行为失当，主要表现在：（1）沿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的工作思路和方式，用行政手段取代市场机制对创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2）短视行为、政绩效应显著，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热衷于圈地挂牌建开发区、引项目，忽视对科技创新环境的建设；（3）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仅仅理解为办新企业、上新项目，忽视本地传统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的高新技术化。因此，必须转变政府职能，重新界定地方政府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作用。
从国际先进经验来看，技术创新体系中的政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职能：（1）政策法规职能，主要有战略规划、法律法规、管理制度。（2）资金支持职能，有直接投资、财政补贴、基金扶持、税收优惠、低息融资等。（3）监督保障职能，有技术选择、政府采购、风险防范、专利保护等。（4）公共服务职能，包括基础设施、服务体系、合作研究、教育培训等。就这几方面，我们重点对地方政府提出：第一，要高度重视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法规，适时制定具体细则；重视对技术创新企业的行业规划、整治工作，要重视长期规划、规模经济，重点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规则建设。第二，加强资金支持功能。政府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有发展前景的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一定的直接资金支持。对处于成长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可以实行一些地方税收减免。同时，地方政府要把一些好的技术创新型企业上报省、中央，争取国家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或政策优惠。第三，完善监督保障职能。从政府采购的角度讲，政府的需求行为本身对企业技术发展存在着一定的诱导作用，它能给企业一个明确的暗示，强调政府对高新技术行业的创新选择。从风险防范的角度讲，高新技术产业比一般产业具有更高的风险性，企业往往会因风险畏惧而放弃。这需要政府能够适时提供一些帮助，使企业创新风险压力能够减轻。第四，关于公共服务职能。地方政府应在自己筹措资金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应努力争取区外的资金投入。
（三）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国家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产学研合作是指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为了市场需求和共同利益，以各自拥有的资源进行科学研究、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市场开拓等一系列开发、经营活动。产学研合作是基于创新而进行的合作，是技术创新上游、中游、下游的对接与融合。基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创新动力不足，技术创新资源匮乏等原因，单纯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整合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资源，进行产学研合作，共同推动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对于中国的产学研合作，我们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产学研工作的领导。要提高对产学研在促进新型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作用的认识，将产学研工作纳入经济发展规划，作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第二，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牵线搭桥。可以通过各种信息会、成果汇编、技术洽谈会等形式促进产学研的结合。通过向企业宣传高校等研究机构的科学研究情况，吸引企业参与产学研的兴趣。可以推介一些产学研的成功经验，增加社会各单位对产学研的认识；第三，支持创建各类产学研联合体；第四，建设产学研合作信息平台。第五，加强产学研合作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建设；第六，制定产学研合作的扶持政策。
参考文献：
[1]王洪.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经验及启示[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24-28.
[2]苏建设，顾巍.循环经济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探讨[J].经济师，2006，(8):31-32.
[3]孙丽杰，刘希宋.区域技术创新体系评价模型研究[J].物流科技，2005，(3):16-19.
[4]周灵.区域技术创新体系中的政府作用研究――以成都为例[D].成都:四川大学经济学院，2006.
[5]李新男.国家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与措施[EB/OL].省略.cn/mb/lt/02.asp，2010-04-22.
[6]郝春禄.对技术创新政策的几点思考[J].辽宁工学院学报，2006，(3):10-14.
[7]路小昆.西部区域科技创新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J].科技创业，2005，(9):1-2.
我国科技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在工农业生产、城市循环经济建设及其它方面，进行了大量技术研究和实践探索。
（一）绿色技术创新使循环经济发展前景广阔首先，绿色技术创新增进产业化效益。在循环经济领域，我国绿色技术开发在传统技术创新的基础上着重于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再利用技术、资源化技术和系统化技术等的开发应用。无论是自主研究、模仿创新，还是共性技术攻关，均出现可喜成就。在获得更多自主知识产权的同时，创新成果迅速转化成产业化效益，出现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经营一体化良好局面。其次，重大共性技术的研发与集成创新渐成规模。我国自“九五”期间就不断组织科技攻关，重点开发及推广工农业循环经济所需的重大共性技术，其它行业共性技术及其成套设备也得到充足发展，且由原先注重单项技术创新转向技术集成组合及多学科交叉研究。再次，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不断推进的多层次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提升了我国循环经济整体竞争力。
（二）绿色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使工业循环经济渐趋成熟我国工业循环经济呈现出跨越发展良好态势。重点行业、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带动生态工业建设热潮。它们踊跃开展绿色技术研发，从资源替代、产品生态设计、三废治理、清洁生产、绿色营销与管理等方面，走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之路。传统企业与中小企业也纷纷以科技进步为依托，改造落后工艺、技术及管理，加入到生态工业建设中，工业循环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而清洁生产技术与实践目前已全面渗透到我国工业体系，且正从工业领域向其它产业快速蔓延。大量绿色技术经过筛选引进，在政策扶持下进入各类循环经济产业园，绿色技术产业化使产业园区循环经济欣欣向荣。绿色技术及清洁生产技术创造良好市场效益，加快工业循环经济发展。
（三）绿色技术创新使农业循环经济轮廓初现我国是农业大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国家制定规划、明确责任，以科技进步有序推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农业绿色技术的研发创新力度不断加大，推广形势喜人。资源节约的农业实用技术得到开发普及，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技术取得新突破，适宜于农业的清洁能源技术开发受到重视，“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十大技术”应用广泛，生态农业十大模式及其技术推广成效显著，以农产品加工为龙头、多产业循环组合式发展的“大循环”农业产业链颇受青睐。另外，确保农产品质量相对安全的绿色技术和信息技术也得到大力扶持。科技进步和创新推动了农业循环经济建设。
（四）科技进步焕发城市循环经济活力我国各级城市纷纷依托自身优势，以科技进步发展城市循环经济。积极推广形式多样的生态化技术工程，开展声势浩大的循环经济建设工程试点，多措并举，推进建筑交通、商贸市政及工厂机关等的科技节水、节能减排和资源综合利用，因地制宜地推进生态城市建设。城市三次产业循环经济科技实力不断提升，推动工业、都市农业或服务业调整或升级产业结构，构建循环经济型产业。同时，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不断被改造，使城市运行所需的水电气、道路通讯、垃圾及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为循环经济发展扫清障碍。如北京在2008年奥运会前实施了碧水蓝天工程、绿色照明工程和奥运科技行动计划[1]，使北京许多公共设施（如奥运场馆等）成为资源循环利用、节能降耗典范。
（五）国际科技合作推动循环经济全球化进程近年来，我国循环经济对外科技合作逐渐与国际接轨。合作趋势区域化、多边化，合作规模、领域日益扩大；合作内容由科学研究、技术引进、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官方、半官方和企业、民间的技术合作与交流异常频繁；在政府间科技合作框架下双边或多边合作积极开展，形成国际性多方协作局面。我国与他国共同设立了种类繁多的双边、多边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经费及基地，并互遣人才参与项目合作或学术交流……，以提升我国循环经济科技水平。目前，引进或联合开发能源、水资源及环境保护技术是我国循环经济国际科技合作的主要领域，技经贸一体化则是其重要发展方向。
二、科技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我国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也有一些制约因素不容忽视。
（一）企业尚未成为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主体当前，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还未成为循环经济效益提升的主渠道，企业并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企业面临经费不充足、人才匮乏、产学研合作不够密切以及企业间技术联盟不完善等诸多问题，企业遭遇技术瓶颈，自主创新能力薄弱。许多企业甘于技术引进和技术跟随，引进与创新关系失调；重大技术创新成果少，发明专利不多。有的企业一次创新能力强，持续创新能力弱；局部创新产品或工艺多，系统创新产品及工艺少；循环经济行业共性技术或战略性技术研发能力弱，产业重大关键技术瓶颈难以突破；战略产业的原始创新能力和重点领域的集成创新能力不强。
（二）循环经济科技人才相对匮乏首先，循环经济科技人才的整体水平不高。全国科技人才总量不少，但从事循环经济科技活动的人才不多，已有的循环经济科技人才“平而不尖”，专业水平有待提高。其次，循环经济科技人才分布不均衡。现有循环经济科技人才比例不协调，存在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和职业差异。大中城市、沿海发达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及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人才济济，欠发达地区、偏远地区、中小企业人才则明显匮乏，研发人才远多于从事科技普及的人才，从事循环经济科学研究的人才偏低。工业领域人才多，农业领域及第三产业科技人才相对偏少，缺乏卓越的企业家群体。
（三）产学研一体化成效较低我国循环经济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尚不健全。其合作形式单一封闭，缺乏多元化模式活力和动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间难以建立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多学科、全方位产学研一体化交叉合作局面还未形成，导致循环经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弱，产学研一体化成效不高。循环经济科技创新的得失与风险共担责任制度和运行效果评价体系未建立，运行机制不完善，挫伤产学研主体创新积极性。产学研各主体目标定位的差异，致使产学研技术供需出现矛盾。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注重科技成果的前沿性，忽视市场需求；企业重市场，看重产品成本、投资回报率。目标差异导致产学研一体化效率不高，国内技术成果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我国战略牵引、市场推动、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产学研一体化机制尚需健全。
（四）循环经济科技投入仍显不足我国循环经济的科技投入逐年递增，规模不断扩大，但从总体上看，循环经济科技投入的增幅和增速不尽如人意。具体来说，资金总量明显不足，科技投入不足与科技投入分散并存，投资结构不尽合理，风险投资不发达，资本社会化、市场化程度低。政府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企业、金融机构或其它社会机构、及民间投资主体对循环经济技术研发及创新多持观望态度，投入热情不高。外资引进量偏小，投资潜力有待激发，循环经济科技投入全球化任重道远。以政府财政拨款为引导、企业自筹资金为主体、金融贷款为支撑、社会集资、引进外资为补充的多渠道科技投入体系还未形成。
（五）高新技术产业化不尽如人意我国循环经济相关高新技术产业缺乏技术优势，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不具备品牌效应，且布局不均衡、缺乏科学管理。整个行业产业规划有趋同现象，重复建设不容忽视，技术集中度和区域集中度仍有待提高；且存在管理不力、职责不明、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另外，高新技术产业化缺少多类载体和工具。企业共聚共生、和谐多赢的产业生态环境并未形成，缺少分工协作网络、产业链及产业集群。高新技术产业化对循环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
三、强化科技促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为使我国科技有效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应健全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科技支撑体系，强化科技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各项对策措施和基础保障。
（一）健全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科技支撑体系
1.加强循环经济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驱[2]，是技术进步的一个长远而强大的动力，应用研究与开发能把基础科学的发现转化为技术创新[3]。因此要加强基础科学研究，推动循环经济的科技创新取得重大突破，从而推动循环经济跨越式发展。首先，政府应对循环经济相关基础研究进行宏观指导，超前部署基础研究；同时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更新落后科研基础设施。政府研发投入应向循环经济的基础研究倾斜，研发投入比例宜逐年增加。以便优先扶持具有战略前瞻性、带动全局的循环经济基础研究，在更高层次上认识地球及其生态规律，以基础科学的深厚底蕴为循环经济的相关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清洁生产、新材料研究的创新突破提供理论先导。其次，企业和科研院所也要重视循环经济的基础研究，不断组织科技攻关，加大投入，创造良好的基础研究氛围，打造学科交叉研究体系。既鼓励自由研究，也尽量使部分基础研究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目标相协调，或与社会发展需求相匹配。坚持学科组合的发展模式，发挥科技人才的聚集效应，促使科研人员在不同行业、不同专业进行有序的协作与交流，开展综合交叉研究，引导科研工作走向团队化、组织化，从而建立符合大科学时代的综合交叉基础研究体系。
2.构建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体系。发展循环经济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创新体系。首先，要依照3R原则构建适宜循环经济的技术体系。重点优化各种循环经济技术路线的组合。优先发展多学科交织、跨行业共进的公益性技术和共性技术，加快新技术与各种传统技术的组合与应用，定期出台循环经济技术发展报告,完善循环经济技术平台建设。其次，完善循环经济相关技术标准。加强循环经济技术标准的制定、落实和推广工作，重点推进企业技术标准，积极采纳并参与制定循环经济的国际技术标准，争取国际技术标准制订的话语权。再次，完善循环经济技术评估体系。建立循环经济项目评估及准入制度，规范项目评估管理，强化循环经济科技评估主体建设，使科技评估制度化、法制化和规范化。提高循环经济科技评估机构的专业能力和服务质量，完善立法以推进循环经济科技评估工作，推进循环经济科技评估机构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建设。最后，发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加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技术创新上加强国际合作、国内联盟的力度，以资本、人才激活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力，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3.以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推进循环经济产学研深入合作。借助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推动循环经济相关产学研深层次合作，能使技术创新价值最大化，获得高额市场回报。为此宜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应围绕循环经济相关项目与技术，组建循环经济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营造联盟成长壮大所需的各种政策环境，形成一批区域性或全国性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使联盟依托循环经济项目或企业技术需求，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加强产学研合作，提升循环经济科技创新能力，使技术创新价值最大化和获得巨额市场回报。其次，企业应发挥领军作用以打造高绩效联盟。“小企业联合组成研究协会，就能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收集足够经费来执行相当全面的科研规划。”[4]企业应科学组织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明确产学研合作主攻方向；建立大批高水准协同研发机构、企业技术中心，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广泛开展多学科、多领域的产学研合作，在联合培养人才的同时，共同开发循环经济所需产业共生技术、技术工艺、行业共性技术与个性技术，模拟生态循环体系共建基地。再次，企业应建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跟踪与评估激励机制，并加强循环经济国际合作。有针对性地开拓国外市场，逐步形成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技术联盟为内容的长效稳定的产学研合作机制。
（二）优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科技政策体系
科技政策是国家为了对科技活动的投入、运作、产出、转化各环节进行调控而建立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进知识生产的科技方针和实现科技方针的体系。[5]良好的科技政策体系有助于循环经济发展。
1.依托电子商务优化循环经济技术市场。技术市场的专业化服务是促进循环经济的技术开发与创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速度的重要因素，其持续的刺激作用可诱使企业采用新技术和新产品，以节能降耗、消除污染、保护环境，使技术与循环经济融为一体。如欧洲企业普遍愿去美国注册专利，只因美国庞大的环境技术市场能保证其技术创新收益。[6]因此技术市场的建设不容忽视。首先，借助电子商务建设逐步调整我国循环经济技术市场布局。完善技术市场内循环经济行业的信息资源共享和在线交易信用机制，构建网络技术产品和生产要素交易平台。营造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循环经济技术市场成长的价格、竞争、退出和监管等机制，完善服务，保证技术市场良性运转。其次，建立循环经济技术市场准入制度。对技术经营机构或科技中介机构、技术经纪人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同时，对进入市场前的技术、产品和项目进行严格科学的评估，选择评估合格的成果进入市场，防止非绿色产品及技术流入市场，坚决杜绝“三高一低”项目上马。对已取得市场准入许可的循环经济类技术或产品也要严加监管，防止其滥用市场优势地位，非法获取暴利。
2.培养和造就循环经济亟需的科技人才。人才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助推器。以科技进步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离不开科技人才的智力支持。要制订循环经济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制订落实差异性人才引进战略及人才管理战略，大力培养循环经济型人才。加大海内外智力资源的引进利用，加强本土人才国内外交流与培训。转换现代教育模式，以教育创新为着力点培养循环经济科技后备人才。以企业为基地，以工程项目为载体，以国家项目、国际项目为辅佐，借助项目契机加速构建开放式、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打造循环经济科技人才。不断优化人才成长环境，充分发挥循环经济科技人才作用。
3.加大循环经济科技投入。科技投入是推动循环经济科技创新的重要因素，我国政府应宏观调控和科学监管循环经济科技投入，提高循环经济科技投入使用效率。使有限的循环经济科技投入与技术服务、科研管理实现良性互动，达到资源最佳配置，优化循环经济科技投融资规模和结构。尽快建立循环经济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扩大循环经济科技投入在GDP中的比重。尽快摆脱政府拨款投入的单一模式，改变以政府主导循环经济科技投入模式为市场主导模式，形成政府财政拨款为引导、企业自筹资金为主体、金融贷款为支撑、市场化投入为重点、社会集资和外资引进为补充的多元化、多层次科技投入体系。
4.加强循环经济国际科技合作。我国要积极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的国际科技合作，并加强区域国际科技合作。使企业及其它科研院所从孤立分散、势单力薄的循环经济科技创新模式，转向团体协作、互利共赢、平等高效的国际科技合作模式。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积极参与循环经济国际大科学项目合作。争取一切机会，参与多国共同出资、全球专家汇集、共同协作研究、共享研究资料、成果和知识产权的国际大科学研究计划，不断与发达国家开展高水平的国际合作研究，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循环经济领域内的科技差距。另外，要充分强化循环经济科技经贸合作，把握国际贸易机遇，拓展国际市场，形成技术、产品、服务、人才、管理、金融、贸易和市场整合的一体化国际合作。
5.提高循环经济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和效率。首先，企业要尽快成为科技成果转化主体。善于选择、评估适宜自身发展的循环经济型技术及产品，在技术战略中要审慎选择循环经济技术创新模式。企业要重视绿色产品设计，无论自主创新、集成创新还是模仿创新，或是合作创新、委托创新，都要注重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作用，创新市场需求，探索技术转化为产品的不同途径；并通过技术整合，推动成果迅速扩散和产业化发展。其次，完善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除了要加快构建循环经济科技成果转化的信息平台和技术市场外，还要以推广中心和示范基地为依托，通过试点推广循环经济科技创新成果。从而积累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不同国家间技术转移的工作经验、典型案例和成功推广模式，以点带面逐步提高循环经济相关科技成果的转化速率和覆盖率。
（三）完善科技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体系
严格的讲，技术经济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它的但是满足了当时人们对建设项目实行科学有效决策的需要，是一门对技术与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一门交叉型学科。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革与完善，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并将这一门学科应用在各个领域当中，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而在90年代之后，对于技术经济学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等领域当中，而是发展到从宏观的角度来对技术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例如技术的发展进步、经济发展战略、地区或者企业的规划，甚至是对技术的管理、各种经济形式、人力资源等各方面。
1.近年来技术经济学的研究
1.1基于原来项目评估、分析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拓展
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乃至全世界的环境都发生率巨大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也提出了关于技术经济的一系列新问题，而建设项目的评估、技术经济的分析等方法也有了拓展，例如在多元化的经济发展当中，财务人员在分析的过程中，从最开始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以及偿债能力分析到后来企业的融资等各方面分析；而在经济方面的分析，也开始从影子价格来分析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不断转变到外部效果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其中包括外界环境、人们的生活质量等。
1.2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研究开始在基础创新工程中不断创新
国际上，相关研究者在对技术管理方面研究的过程中，主要是对发展战略的管理、风险管理以及国际化管理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研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科学技术、经济也得到了显著地发展，产品技术更新速度越来越快，而企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该采用怎样的技术来使其得到快速的发展。目前，大多数企业开始将国内以及国际上可用的资源充分利用企业，尤其是对国际上技术资源的利用，以此来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实力。技术创新管理是技术管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它能够使企业更快、更准确的获取更多创新技术。在企业当中，技术管理的基本功能也就是有效的调节企业中的技术关系，使之向社会化方向发展，目前，我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注重技术的创新管理，这样能够使企业在满足社会发展要求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1.3基于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下技术经济学的研究
企业在应用技术经济的过程中，管理者还需要对当前的一些实际技术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包括国家经济政策、技术创新政策等，通过不断研究，技术经济学也形成了一项专业性强的技术经济学。在技术经济学应用的过程中，我们也研究出了一些新的技术经济学理论，例如信息技术经济学、环境技术经济学等等。尤其是在科学技术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技术经济的创新与研究极大的促进了我国信息技术经济学的发展。
1.4循环经济是对技术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个新的应用领域
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仍然建立在社会工业化以及经济的信息化之上。社会实现工业化是需要建立在技术层面上，而技术则是需要由经济效果对其进行合理的评价。传统的工业生产技术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与物力，能源消耗量大，对外界环境污染也非常大，但是生产的效率却很不理想。而在当今的社会发展中，提出了循环经济，它在过去的工业生产技术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通过不断减少人力、财力、能源的消耗，实现循环利用，最终提高工业生产的效率。
从上述近年来技术经济研究现状的四个主要方面来看，当前技术经济问题的研究具体表现为：应用领域广泛，学科理论研究呈发散状，学科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工程项目的经济评价、投资项目的技术经济分析、价值工程的应用，而体现为以如何实现科技资源向经济转化效果方面的研究。
2.技术经济问题研究多样化的“学科”解释
2.1技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交叉
知识经济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降低技术的作用，相反，知识经济是由于科技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超过了其他生产要素贡献的总和而出现的一种新经济形态。反过来，知识也要通过技术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所以，在知识经济下，技术中的知识含量日益加大，技术日益“软化”，以自动化的大工业机器设备为代表的工业技术正在被无形的软件所驱使。生产过程对于人力资源素质的要求口益提高，劳动者必须不断学习更多的知识。生产的效率获得了极大的提高，知识的价值得以更加凸显出来，技术知识的研究与开发被更加重视。
2.2技术经济和技术管理、技术创新的交叉
技术创新的研究是技术经济学研究的内在本质要求和基本原理。“技术创新”来自于创新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概念，他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技术创新是从研究开发到技术产品或服务最终在市场上商业化实现的全过程，包括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原料和新的组织管理形式。但在实践中，为了和管理创新、组织创新以及制度创新相区别，所说的企业技术创新工程主要是指建立企业技术中心，开发新产品或服务、新的生产工艺或流程、企业设备技术更新改造、企业的信息化改造，以及对高新技术产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基金投人和建立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高新区等创新环境的培育等方面。
2.3技术经济和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交叉
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共同愿景，是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技术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必然趋势。世界经济发展观经过了一个从“分析范式”、“矛盾范式”再到“系统范式”的演变历程。“分析范式”是对促进经济发展的要素进行分析。
3.结束语
技术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型学科在企业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技术经济的研究与应用能够有效的促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占有竞争优势，从而走向国际化。 [科]
一、 技术创新理论的起源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对技术进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国家的富裕在于分工，而分工之所以有助于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有助于某些机械的发明，这些发明将减少生产中劳动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某些机械的发明”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技术创新”的含义。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他关于“没有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资产阶级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一结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
技术创新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一些学者对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满［2］。其发展是从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视技术创新和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弊端进行批评开始的。尽管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等重要经济学家都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但都没有对其进行系统论述，而熊彼特将创新作为其一生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最终使创新得到了其在经济分析中本来应有的地位。
熊彼特于1912年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于1939年和1942年分别出版了《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部专著，对创新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提出“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对生产要素新的组合，它包括五种类型: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采取一种新的组织方式［3］。
熊彼特对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熊彼特的分析结果相对于他所研究问题的层次和内容而言是合理的，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没有摆脱对均衡状态的依赖;撇开了生产关系;未能以大量实证经验为基础，没有统计分析;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变量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以至社会变迁的影响作用，但是却把与企业紧密相关的制度视为给定的外部条件，使创新游离在制度层面之外;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也忽略了渐进和组织创新的重要性等等。尽管存在很多局限性，但它毕竟为技术创新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其后的经济学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之后，由于受到同时期的“凯恩斯革命”的理论影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达近20年的高速增长“黄金期”，这一现象已不能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加以简单解释。西方学者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产生了兴趣并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使技术创新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纵观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可以将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分成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等四个学派。
二、 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
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以索洛(R. Solow)等人为代表，运用了新古典生产函数原理，表明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以及随时间变化的技术创新。他区分出经济增长的两种不同来源:一是由要素数量增加而产生的“增长效应”，二是因要素技术水平提高而产生的“水平效应”的经济增长。在《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述评》一文中，索洛提出了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的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和发展。这种“两步论”被认为是技术创新概念界定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1957年，索洛在其发表的《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一文中，推算出1909—1949年间美国制造业总产出中约有88％应归功于技术进步，索洛残差[注:“索洛残差”是指经济增长率扣除资本和劳动贡献率之后的余值。]索洛(1957)把这一余值归结为广义技术进步，即是由除资本和劳动之外的其他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又被称为“索洛黑箱”。是技术进步的结果［4］。在继续深入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新古典学派还开展了技术创新中政府干预作用的研究，提出当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供给、需求等方面出现失效时，或技术创新资源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时，政府应当采取金融、税收、法律以及政府采购等间接调控手段，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干预，以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新古典理论仍采用正统经济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因此也不能反映技术变化和创新处于时时动态的经济现实，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发展中技术和制度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为了尽可能接近并反映现实世界，自然不应该抽象掉对于制度和技术研究至关重要的动态特性，制度与技术经济理论研究必须以演化的、发展的眼光，对制度和技术的动态性及创新、变迁的过程予以特别关注，才能使得该理论在更加科学的方向上得以不断推进和突破。因此，对于一些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如决定企业生产率水平高低的因素是什么，决定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因素又是什么，新技术的产生、筛选、扩散过程怎样，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这说明新古典理论与现实存在严重脱节。另外，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是将技术创新过程看成一个“黑箱”(black box)，他们本身并不关心这个黑箱内部的运作，这与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过程进行研究，研究“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新熊彼特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 技术创新的新熊彼特学派
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温·曼斯菲尔德、莫尔顿·卡曼、南希·施瓦茨等，他们秉承经济分析的熊彼特传统，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主要是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重视对“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揭示，并在分析这样一个过程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技术创新模型［5］。研究的主要问题有:新技术推广、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等等［6］。
曼斯菲尔德对新技术的推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新技术在同一部门内推广的速度和影响其推广的各种经济因素的作用，并建立了新技术推广模式。他提出了四个假定:①完全竞争的市场，新技术不是被垄断的，可以按模仿者的意愿自由选择和使用;②假定专利权对模仿者的影响很小，因而任何企业都可以对某种新技术进行模仿;③假定在新技术推广过程中，新技术本身不变化，从而不至于因新技术变化而影响模仿率;④假定企业规模的大小差别不至于影响采用新技术［7］。在上述假定的前提下，曼斯菲尔德认为有三个基本因素和四个补充因素影响新技术的推广速度。这三个基本因素为:①模仿比例，模仿比例越高，采用新技术的速度就越快;②模仿相对盈利率，相对盈利率越高，推广速度就越快;③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在相对盈利率相同情况下，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越大推广速度就越慢。而四个补充因素具体包括:一是旧设备还可使用的年限，年限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二是一定时间内该部门销售量的增长情况，增长越快，推广速度就越快;三是某项新技术首次被某个企业采用的年份与后来被其他企业采用的时间间隔，间隔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四是该项新技术初次被采用的时间在经济周期中所处的阶段，阶段不同，推广速度也不同。
尽管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填补了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一个空白技术创新与模仿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变动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技术模仿和技术推广的解释，但其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太大。比如，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而新技术出现的初期一般都处于垄断状态，只是维持时间长短而已，因此模仿者根本无法自由使用，而使用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风险;专利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企业如要使用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者的选择;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只有不断地创新与变革才能保持其生命力，所以新技术在推广的过程中是需要持续不断去完善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比例;企业的规模大小也会直接影响其是否采用新技术，毕竟采用新技术存在很大的风险等等。由此可见，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解释是有限的。
卡曼、施瓦茨等人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把市场竞争强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强度三个因素综合于市场结构之中来考察，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了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模型。卡曼、施瓦茨等人认为:竞争越激烈，创新动力就越强;企业规模越大，在技术创新上所开辟的市场就越大;垄断程度越高，控制市场能力就越强，技术创新就越持久。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小，缺少足以保障技术创新的持久收益所需的控制力量，而且难以筹集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同时也难以开拓技术创新所需的广阔市场，故而难以产生较大的技术创新。而在完全垄断的条件下，垄断企业虽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但由于缺乏竞争对手的威胁，难以激发企业重大的创新动机，所以也不利于引起大的技术创新。因此，最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所谓“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6］。
卡曼、施瓦茨的研究成果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熊彼特是把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整体要素来研究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没有对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等具体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与阐述。卡曼、施瓦茨的研究层次虽然仍偏重宏观层面，但更深入、更具体，对技术创新原因或动力问题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卡曼、施瓦茨的研究虽然揭示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关系的实质，但缺乏对每一种市场结构具体的分析，按照经济学上对市场结构的划分来看，“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可以理解为包括两种市场结构，即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对在这两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有何不同，以及这两种市场结构比较，哪种市场结构更容易引发技术创新，他们没有作进一步分析阐述。实际上，在寡头垄断市场下，寡头垄断者依靠垄断势力能够获得更多垄断利润，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开辟市场的前景更大，但一旦寡头垄断者之间形成某种默契或现有产品存在高额利润的前景时，就会阻碍技术创新的进行。而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下，企业虽有一定垄断程度，但占有市场份额相对较小，无论在资金、技术力量还是在开辟市场能力等方面，一般达不到寡头垄断企业的实力，因此技术创新的程度相对较低，但一旦有了技术创新，企业就会马上组织生产，抢占市场，获得垄断利润，因此在这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发生得会更频繁、更活跃。
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发展。该学派虽然坚持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传统，但所关注的是不同层次的问题，熊彼特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而新熊彼特主义者的着眼点则在于创新的机制，包括创新的起源、创新过程、创新的方式等内容。另外，还有一些新熊彼特学派的理论研究，这里没有一一概述，总之，新熊彼特学派通过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和探索已经初步搭起了技术创新的理论框架，但没有得出更多深层次的理论规律。
四、 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
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以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为代表，戴维斯和诺斯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了制度创新理论。他们认为，所谓“制度创新”是指经济的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方式的革新。该学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在对技术创新环境进行制度分析后，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设定一种能对个人提供有效刺激的制度，该制度确立一种所有权，即确立支配一定资源的机制，从而使每一活动的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产权的界定和变化是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力，新技术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制度，以便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于社会收益水平;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若能明确规定和有效保护每个人的专有权，并通过减少革新的不确定性，促使发明者的活动得到最大的个人收益，则会促进经济增长等。戴维斯和诺斯把制度创新的全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主要方案;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8］。
以戴维斯和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制度学派的 “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了制度安排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发展了熊彼特的制度创新思想。但制度创新理论中所说的制度是指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如金融组织、公司制度和工会制度等，而没有包括作为背景的社会政治环境。另外，戴维斯和诺斯的制度创新理论是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展开的，所提出的市场规模的变化、生产技术的发展和预期收益的变化等促进制度创新的三要素是外在于制度创新过程的，是一个重要的隐含假定。实际上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即制度安排是决定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另外，对于制度的研究，制度创新学派坚持局部均衡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越来越向新古典范式靠拢(如契约理论)，而且由于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交易成本和产权都是很模糊的概念，使得经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
五、 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
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等人为代表，该学派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4］。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
20世纪80年代弗里曼在考察日本企业时发现，日本的创新活动无处不在，创新者包括工人、管理者、政府等。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使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工业化大国。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国家在推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也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追赶和跨越，必须将技术创新与政府职能结合起来，形成国家创新系统。由此，弗里曼在《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一书中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他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即前者包括国民经济中所涉及引入和扩散新产品、新过程和新系统的所有机构，而后者则是与创新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
纳尔逊以美国为例，分析国家支持技术进步的一般制度结构。他在1993年出版的 《国家创新系统》一书中指出，现代国家的创新系统在制度上相当复杂，既包括各种制度因素和技术行为因素，也包括致力于公共技术知识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中负责投资和规划等的机构。纳尔逊强调技术变革的必要性和制度结构的适应性，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制度安排应当具有弹性，发展战略应该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
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创新体系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上的重要作用，尤其可以更好地指导政府如何通过制定计划和颁布政策，来引导和激励企业、科研机构、大学和中介机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加快科技知识的生产、传播、扩散和应用。但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是集中在对一国创新体系结构中各组成部分效率和结合的研究，没有对各国创新体系的比较研究。因此对不同国家支持技术创新的组织和机制，国家之间的异同和这些异同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差别能在何种程度上以什么方式来解释各国不同的经济绩效等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
六、 结语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没有对技术创新进行系统和明确的阐述，熊彼特开拓性地提出了技术创新理论，为后续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古典学派研究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度问题，但仍把技术创新作为外生变量进行研究，因此对一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推广与扩散、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由于其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较大，因而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有限。制度创新学派阐述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但所研究的制度是具体的制度，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这一现实，研究方法仍采用传统的局部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因此经验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国家创新系统学派认为技术创新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理论体系的提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创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战略性地位，但仅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没有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对创新生成和运作机理的影响，没有构建一个完整的自主创新理论模型。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2］毛凯军. 技术创新:理论回顾与探讨［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5(10):55－59.
［3］彭纪生，刘伯军. 技术创新理论探源及本质界定［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2(12):101－103.
［4］李永波，朱方明. 企业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23(3):188－191.
［5］余志良，谢洪明. 技术创新政策理论的研究评述［J］. 科学管理研究， 2003，21(6):32－37.
一、技术创新理论的起源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对技术进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国家的富裕在于分工,而分工之所以有助于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有助于某些机械的发明,这些发明将减少生产中劳动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某些机械的发明”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技术创新”的含义。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他关于“没有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资产阶级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一结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
技术创新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一些学者对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满［2］。其发展是从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视技术创新和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弊端进行批评开始的。尽管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等重要经济学家都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但都没有对其进行系统论述,而熊彼特将创新作为其一生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最终使创新得到了其在经济分析中本来应有的地位。
熊彼特于1912年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于1939年和1942年分别出版了《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部专著,对创新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提出“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对生产要素新的组合,它包括五种类型: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采取一种新的组织方式［3］。
熊彼特对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熊彼特的分析结果相对于他所研究问题的层次和内容而言是合理的,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没有摆脱对均衡状态的依赖;撇开了生产关系;未能以大量实证经验为基础,没有统计分析;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变量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以至社会变迁的影响作用,但是却把与企业紧密相关的制度视为给定的外部条件,使创新游离在制度层面之外;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也忽略了渐进和组织创新的重要性等等。尽管存在很多局限性,但它毕竟为技术创新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其后的经济学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之后,由于受到同时期的“凯恩斯革命”的理论影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达近20年的高速增长“黄金期”,这一现象已不能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加以简单解释。西方学者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产生了兴趣并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使技术创新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纵观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可以将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分成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等四个学派。
二、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
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以索洛(R.Solow)等人为代表,运用了新古典生产函数原理,表明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以及随时间变化的技术创新。他区分出经济增长的两种不同来源:一是由要素数量增加而产生的“增长效应”,二是因要素技术水平提高而产生的“水平效应”的经济增长。在《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述评》一文中,索洛提出了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的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和发展。这种“两步论”被认为是技术创新概念界定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1957年,索洛在其发表的《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一文中,推算出1909—1949年间美国制造业总产出中约有88％应归功于技术进步,索洛残差[注:“索洛残差”是指经济增长率扣除资本和劳动贡献率之后的余值。]索洛(1957)把这一余值归结为广义技术进步,即是由除资本和劳动之外的其他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又被称为“索洛黑箱”。是技术进步的结果［4］。在继续深入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新古典学派还开展了技术创新中政府干预作用的研究,提出当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供给、需求等方面出现失效时,或技术创新资源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时,政府应当采取金融、税收、法律以及政府采购等间接调控手段,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干预,以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新古典理论仍采用正统经济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因此也不能反映技术变化和创新处于时时动态的经济现实,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发展中技术和制度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为了尽可能接近并反映现实世界,自然不应该抽象掉对于制度和技术研究至关重要的动态特性,制度与技术经济理论研究必须以演化的、发展的眼光,对制度和技术的动态性及创新、变迁的过程予以特别关注,才能使得该理论在更加科学的方向上得以不断推进和突破。因此,对于一些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如决定企业生产率水平高低的因素是什么,决定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因素又是什么,新技术的产生、筛选、扩散过程怎样,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这说明新古典理论与现实存在严重脱节。另外,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是将技术创新过程看成一个“黑箱”(blackbox),他们本身并不关心这个黑箱内部的运作,这与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过程进行研究,研究“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新熊彼特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技术创新的新熊彼特学派
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温·曼斯菲尔德、莫尔顿·卡曼、南希·施瓦茨等,他们秉承经济分析的熊彼特传统,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主要是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重视对“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揭示,并在分析这样一个过程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技术创新模型［5］。研究的主要问题有:新技术推广、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等等［6］。
曼斯菲尔德对新技术的推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新技术在同一部门内推广的速度和影响其推广的各种经济因素的作用,并建立了新技术推广模式。他提出了四个假定:①完全竞争的市场,新技术不是被垄断的,可以按模仿者的意愿自由选择和使用;②假定专利权对模仿者的影响很小,因而任何企业都可以对某种新技术进行模仿;③假定在新技术推广过程中,新技术本身不变化,从而不至于因新技术变化而影响模仿率;④假定企业规模的大小差别不至于影响采用新技术［7］。在上述假定的前提下,曼斯菲尔德认为有三个基本因素和四个补充因素影响新技术的推广速度。这三个基本因素为:①模仿比例,模仿比例越高,采用新技术的速度就越快;②模仿相对盈利率,相对盈利率越高,推广速度就越快;③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在相对盈利率相同情况下,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越大推广速度就越慢。而四个补充因素具体包括:一是旧设备还可使用的年限,年限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二是一定时间内该部门销售量的增长情况,增长越快,推广速度就越快;三是某项新技术首次被某个企业采用的年份与后来被其他企业采用的时间间隔,间隔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四是该项新技术初次被采用的时间在经济周期中所处的阶段,阶段不同,推广速度也不同。
尽管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填补了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一个空白技术创新与模仿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变动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技术模仿和技术推广的解释,但其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太大。比如,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而新技术出现的初期一般都处于垄断状态,只是维持时间长短而已,因此模仿者根本无法自由使用,而使用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风险;专利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企业如要使用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者的选择;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只有不断地创新与变革才能保持其生命力,所以新技术在推广的过程中是需要持续不断去完善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比例;企业的规模大小也会直接影响其是否采用新技术,毕竟采用新技术存在很大的风险等等。由此可见,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解释是有限的。
卡曼、施瓦茨等人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把市场竞争强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强度三个因素综合于市场结构之中来考察,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了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模型。卡曼、施瓦茨等人认为:竞争越激烈,创新动力就越强;企业规模越大,在技术创新上所开辟的市场就越大;垄断程度越高,控制市场能力就越强,技术创新就越持久。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小,缺少足以保障技术创新的持久收益所需的控制力量,而且难以筹集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同时也难以开拓技术创新所需的广阔市场,故而难以产生较大的技术创新。而在完全垄断的条件下,垄断企业虽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但由于缺乏竞争对手的威胁,难以激发企业重大的创新动机,所以也不利于引起大的技术创新。因此,最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所谓“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6］。
卡曼、施瓦茨的研究成果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熊彼特是把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整体要素来研究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没有对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等具体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与阐述。卡曼、施瓦茨的研究层次虽然仍偏重宏观层面,但更深入、更具体,对技术创新原因或动力问题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卡曼、施瓦茨的研究虽然揭示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关系的实质,但缺乏对每一种市场结构具体的分析,按照经济学上对市场结构的划分来看,“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可以理解为包括两种市场结构,即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对在这两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有何不同,以及这两种市场结构比较,哪种市场结构更容易引发技术创新,他们没有作进一步分析阐述。实际上,在寡头垄断市场下,寡头垄断者依靠垄断势力能够获得更多垄断利润,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开辟市场的前景更大,但一旦寡头垄断者之间形成某种默契或现有产品存在高额利润的前景时,就会阻碍技术创新的进行。而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下,企业虽有一定垄断程度,但占有市场份额相对较小,无论在资金、技术力量还是在开辟市场能力等方面,一般达不到寡头垄断企业的实力,因此技术创新的程度相对较低,但一旦有了技术创新,企业就会马上组织生产,抢占市场,获得垄断利润,因此在这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发生得会更频繁、更活跃。
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发展。该学派虽然坚持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传统,但所关注的是不同层次的问题,熊彼特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而新熊彼特主义者的着眼点则在于创新的机制,包括创新的起源、创新过程、创新的方式等内容。另外,还有一些新熊彼特学派的理论研究,这里没有一一概述,总之,新熊彼特学派通过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和探索已经初步搭起了技术创新的理论框架,但没有得出更多深层次的理论规律。
四、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
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以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为代表,戴维斯和诺斯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了制度创新理论。他们认为,所谓“制度创新”是指经济的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方式的革新。该学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在对技术创新环境进行制度分析后,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设定一种能对个人提供有效刺激的制度,该制度确立一种所有权,即确立支配一定资源的机制,从而使每一活动的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产权的界定和变化是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力,新技术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制度,以便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于社会收益水平;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若能明确规定和有效保护每个人的专有权,并通过减少革新的不确定性,促使发明者的活动得到最大的个人收益,则会促进经济增长等。戴维斯和诺斯把制度创新的全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主要方案;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8］。
以戴维斯和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制度学派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了制度安排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发展了熊彼特的制度创新思想。但制度创新理论中所说的制度是指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如金融组织、公司制度和工会制度等,而没有包括作为背景的社会政治环境。另外,戴维斯和诺斯的制度创新理论是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展开的,所提出的市场规模的变化、生产技术的发展和预期收益的变化等促进制度创新的三要素是外在于制度创新过程的,是一个重要的隐含假定。实际上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即制度安排是决定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另外,对于制度的研究,制度创新学派坚持局部均衡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越来越向新古典范式靠拢(如契约理论),而且由于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交易成本和产权都是很模糊的概念,使得经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
五、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
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等人为代表,该学派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4］。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
20世纪80年代弗里曼在考察日本企业时发现,日本的创新活动无处不在,创新者包括工人、管理者、政府等。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使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工业化大国。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国家在推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也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追赶和跨越,必须将技术创新与政府职能结合起来,形成国家创新系统。由此,弗里曼在《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一书中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他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即前者包括国民经济中所涉及引入和扩散新产品、新过程和新系统的所有机构,而后者则是与创新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
纳尔逊以美国为例,分析国家支持技术进步的一般制度结构。他在1993年出版的《国家创新系统》一书中指出,现代国家的创新系统在制度上相当复杂,既包括各种制度因素和技术行为因素,也包括致力于公共技术知识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中负责投资和规划等的机构。纳尔逊强调技术变革的必要性和制度结构的适应性,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制度安排应当具有弹性,发展战略应该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
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创新体系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上的重要作用,尤其可以更好地指导政府如何通过制定计划和颁布政策,来引导和激励企业、科研机构、大学和中介机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加快科技知识的生产、传播、扩散和应用。但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是集中在对一国创新体系结构中各组成部分效率和结合的研究,没有对各国创新体系的比较研究。因此对不同国家支持技术创新的组织和机制,国家之间的异同和这些异同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差别能在何种程度上以什么方式来解释各国不同的经济绩效等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
六、结语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没有对技术创新进行系统和明确的阐述,熊彼特开拓性地提出了技术创新理论,为后续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古典学派研究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度问题,但仍把技术创新作为外生变量进行研究,因此对一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推广与扩散、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由于其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较大,因而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有限。制度创新学派阐述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但所研究的制度是具体的制度,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这一现实,研究方法仍采用传统的局部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因此经验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国家创新系统学派认为技术创新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理论体系的提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创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战略性地位,但仅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没有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对创新生成和运作机理的影响,没有构建一个完整的自主创新理论模型。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毛凯军.技术创新:理论回顾与探讨［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10):55－59.
［3］彭纪生,刘伯军.技术创新理论探源及本质界定［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12):101－103.
［4］李永波,朱方明.企业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3(3):188－191.
［5］余志良,谢洪明.技术创新政策理论的研究评述［J］.科学管理研究,2003,21(6):3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