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有文化企业的转型发展需要引入市场机制
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文者，贯道之器也”，文化承载“成风化人、凝心聚力”的作用。与此同时，文化又具有产业属性。要正确处理文化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放在首位，经济效益、市场价值服从社会效益、社会价值。
文化的繁荣与否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是否繁荣的反映和体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迈进了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更是展现出勃勃生机和无限活力，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快速同步提升。
与文化繁荣的盛况相对比，当前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部分国有文化企业在运行中也存在隐忧：一是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二是存在体制机制的问题，责任心使命感不强，不敢开拓创新，不会运用市场机制，不愿参加市场竞争，无所作为。三是国有文化企业的地位和市场份额在逐步下降。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终将会被市场所淘汰。因此，迫切需要运用市场机制、以市场力量来激活国有文化企业。
二、构建与国有文化企业匹配的市场机制
市场机制（market mechanism）是作为在一定的市场形态下，通过市场竞争配置资源的方式，也就是各种资源在市场上通过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换来实现配置的机制。主要表现为供求、价格、竞争、风险等要素之间互相联系及作用的机制。
国有文化企业在体制上有其特殊性，运用市场机制上需要与之相匹配，重点是用好六种机制。
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备条件的国有文化企业应尽快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对企业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在内部组织架构设置和运行机制上按公司化要求搭建。改造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引进社会投资者参与企业投资，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夯实企业市场运营的基础。
二是运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是国有文化企业实现快速发展的助推器，国有文化企业要更多地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目前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上交所、深交所、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及股权交易中心等，
在金融市场，重点利用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和新媒体融合发展基金等各类投资基金，用文化产业基金撬动企业发展。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12月31日，在协会备案的私募数基金数已经达到25693（只/家），十年间私募基金数量从不到1000家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公募基金2683只，公募基金资产净值8.4万亿元。全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发展及规模状况，2014年有40只披露募资总金额，总募集资金额高达1196.6亿元，其中首期募集金额140.75亿元。
三是用户至上，转受众为用户。广大人民群众是文化的消费者，是精神产品的消费者。以前是文化企业生产什么、老百姓就接受什么，是单向的、被动的、无条件的接受者。而在今天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文化信息资源极度丰富，老百姓可以选择性地接受文化和信息服务。国有文化企业必须迅速适应这一变化，把老百姓作为用户、而不再仅仅是受众来对待。要努力让我们生产的文化作品、节目内容老百姓接受甚而喜爱。
四是内容为王，把文化作品作为产品经营。坚持文化作品、文化节目首先要符合主流价值观导向，同时也是产品、消费品，要有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作品最好、节目最美，如果没有人欣赏、传播不到人民大众中去，只能是自我陶醉、孤芳自赏，就不能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化作品是否符合大众的需求、能否产生有效传播，需要将文化作品向文化产品的转变，只有市场接受、大众喜爱的文化产品才是好产品。产品永远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文化产品也不例外。
五是建立适应市场供求快速变化的机制。市场瞬息万变，文化产品层出不穷、新技术日新月异，老百姓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国有文化企业要适应文化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市场法则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要做好市场供求关系分析，发现问题，及时做出调整改变。
还要有强烈的风险意识。企业做出的投资决策和文化市场的内在规律，都面临着不确定的风险，包括资金风险、市场风险、研发风险、决策风险等。有风险不是意味着畏惧不前原地不动，而是既要敢于创新，勇于担当；又要对可能产生引发的风险作评估、作预防，做到风险基本可控，不能胸中无数、盲目冒进，对不熟悉的领域和项目一头扎进去，出现重大问题和投资的决策失误，甚至成为腐败的滋生之地。
六是创新人才激励的机制。国有企业和国有单位的薪酬体系和薪酬制度有一个基本明确的指引，国有文化企业也要在薪酬制度和激励机制上严格遵守和执行。对新的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的社会反映普遍是积极的，但也有少数不同的意见，认为对企业领导层的薪酬限定不利于吸引和集聚优秀人才，不能形成优秀人才汇集的“人才洼地”。其实国企的薪酬体系和人才激励机制并不矛盾，培养、引进、留住人才要靠企业环境和激励机制，在政策上，国家鼓励“开展国有控股上市文化公司股权激励试点。”，也支持“开展国有文化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试点，探索市场化选聘人才的办法”。这些都是市场化激励机制的制度设计。
三、有效运用市场机制，提升国有文化企业竞争力
1.我国国有和民营文化企业情况
国有文化企业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产出和利润持续增长，总体保持了健康发展态势，截至2014年底，全国国有文化企业数量达13313户，从业人员129.9万人，资产总额26488.9亿元，实现营业总收入12855.1亿元，利润总额1122.5亿元。
近年来，民营文化企业的发展、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市场产生了“蝴蝶效应”，一时间风起云涌，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成为炙手可热的产业投资领域。民营企业进入文化市场的规模和速度不断创造新纪录，万达集团、广州恒大集团、互联网三巨头BAT等相继强势进入文化领域。其中阿里巴巴大手笔收购香港南华早报、以12.5亿元入股上海第一财经、打造阿里体育、收购优酷视频网站；万达集团投入巨资收购电影院线、电影制作公司、节目制作公司等，构建完整文化产业的全生产链。在一些地方，民营文化企业占据整个产业的半壁江山，浙江省有4万余家规模以上民营文化企业，投资总规模达到2000亿元。
但同时，国有文化企业在发展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严重的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问题，简单的模仿抄袭。二是危险的硬件化甚至是地产化的倾向，搞文化创业园和文化创意孵化基地，实际上使用便宜的价格圈地盖楼，还有文化旅游地产等，实际上跟文化产业是完全两码事。三是国有文化企业“散小弱”的情况依然突出。四是企业文化和员工思维还停留在过去的国有文化体制内，可以说还相当严重。
2.运用市场机制是提升国有文化企业的有效途径
（1）适应文化消费方式的改变。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改变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方式和消费习惯，文化的消费方式也在呈现急剧改变，国有文化企业要适应需求的改变，要面向消费者生产，研发制造和创造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扩大消费者的覆盖区域，现在广大农村是文化消费的薄弱地区，要面向广大农村地区提供健康文明的文化产品。
（2）加快推进文化企业体制机制改革。打破以前国有文化企业体制僵化、机制不活的弊端，企业既要努力在文化市场中竞争，又因各种束缚使企业施展不开，缩手缩脚。这怎么可能和其他企业竞争呢，又怎么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呢。所以，尽快给国有文化企业松绑，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上赋予既符合文化企业特点、又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特征的新模式，方能在文化市场的大潮中激荡出国有文化企业的巨大能量。
（3）善用金融资本的杠杆作用。国有文化企业过去多是在依靠自我积累来实现企业的自我发展，这种完全依靠自我奋斗、自我积累的方式，我们曾经奉为企业经营之圭臬。今天我们依然要对这种努力奋斗的精神表达敬仰，但仅仅完全依靠自我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向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借力，善用金融资本的杠杆作用，借助金融撬动巨大的文化市场，以金融之杠杆撬动国有文化企业的力量，放大国有文化企业在文化市场中的体量和能量，进而发挥国有文化企业在文化市场中砥柱中流的巨大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
（3）投资建设文化基础设施。国有文化企业要发挥在社会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在ICT产业发展迅猛的现在，更应该强化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享受更快速更愉悦更高品质的文化生活服务。要重点推进有线广播电视网络、网络全覆盖建设、电影院线、文化公共服务、图书网络、互联网网络视音频、移动生活文化服务等。在基础性文化领域，投资回报期会较长，但也会为企业带来经济收益。
（4）导入面向市场的考核机制。把企业的内部考核重点向市场倾斜，向市场要效益。企业要加大与市场、与效益有关指标的考核权重，按照考核的结果来进行企业的收入分配，收入与考核机制挂钩，考核机制与效益挂钩。
（5）国有文化企业要参与全球文化市场竞争。国有文化企业要立足国内市场，守住国内舆论阵地，开拓国内文化产业新空间，优先满足国内人民群众文化上和精神上的需要。同时，中国文化企业也肩负着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光荣使命，将更多的文化产品推向国际，向国际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让世界更了解中国，让中国龙与世界一起携手同行。积极拓展国外文化市场，可以将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有机结合起来，集约资源，协同利用，多次开发，产生更大的效益。
近年来文化产业的海外并购，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大幅增长，中国文化企业30强成为海外并购的排头兵。影响力最大的当属万达集团海外并购事件：2016年1月，万达收购美国传奇影业公司，在此之前的2012年3月，万达与全球排名第二的美国AMC影院公司正式签署并购协议，此举使万达文化集团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院运营商，占有全球近10%的市场份额，依靠电影渠道输出中国电影。万达打造的电影制作、院线、发行产业链，极大地提升万达在全球电影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和话语权。2014年，中国出版集团以1亿元收购英国出版科技集团股份，积极抢占数字出版技术制高点。2014年，安徽出版集团全资收购波兰时代马尔沙维克集团。
在文化企业海外一系列并购案中，渠道建设都是最主要的目的，解决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缺少进入国外主流文化市场渠道的问题，目前文化企业对外投资的目标正在逐步多样化，文化资本到境外投资的步伐也越来越快，已经出现从买渠道为主向买技术人才优势过渡的趋势，一批具有强大资本实力的文化企业有拓展国际发展空间的内生动力和现实需求。
四、正确处理以市场机制助推转型发展的几个关系
通过市场机制发挥更大作用来推动国有文化企业的转型发展，既要有原则性，又要灵活性，需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1.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经济效益、市场价值服从社会效益、社会价值，这是国有文化企业不能动摇的原则，必须牢牢把握住。同时企业要想方设法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但不能不择手段，不能以内容低俗、格调低下的文化产品来获取利益。
2.处理好国有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国有文化企业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企业，接受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领导和管理。同时国有文化企业也在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可以进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并购重组，借助市场机制、以市场的方式做大做强国有文化企业。
3.处理好企业与个人的关系。个人在国有文化企业中以前一直是只能拿薪酬，是企业的员工。未来的分配方式将出现变化，目前正在开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试点工作，探索分配方式的多样化。
4.处理好政府支持与企业发展的关系。转型期的国有文化企业，因客观、历史原因，观念旧、人员多、历史包袱重，政府支持必不可少，“扶上马、送一程”。但企业决不能完全依赖政府，企业发展最终要靠自己，靠在市场中赢得发展机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金融领域在内的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作为金融领域改革的重要环节，利率市场化改革将加快推进并进入最后攻坚阶段。利率市场化将对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盈利模式和经营管理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同时，金融脱媒化及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崛起也给商业银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此，商业银行需加快推进发展模式转型、经营转型和管理转型，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利率市场化改革回顾及展望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自1996年启动以来稳步推进。到目前为止，银行间拆借、外币贷款和外币大额存款（单笔业务等值300万美元或以上）、人民币同业存款和协议存款已实现市场化定价。本外币存款和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其中人民币存款利率下限已放开、上限不高于人行基准利率的1.1倍；外币小额存款除美元、欧元、港元和日元一年期内（含）利率实行上限管理外，其他币种、期限存款利率已放开；人民币非住房贷款利率已放开，住房贷款利率不低于人行基准利率的0.7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中利率市场化是金融领域改革的重要环节。随着存款保险制度、金融机构退出等配套措施陆续出台，利率市场化在未来几年将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一是进一步完善和健全Shibor及贷款基础利率（简称LPR，在9家代表性商业银行最优惠利率报价基础上确定）等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二是择机放开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人民银行不再法定贷款基准利率、改由LPR代替。三是在同业大额定期存单试点基础上推出单位及个人大额定期存单。四是逐步扩大存款利率上浮幅度，简化存款基准利率档次，并在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及健全存款类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后，将存款利率上限放开，彻底实现存款利率市场化。
二、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1、存款竞争更趋激烈，吸存成本持续上升
存款利率允许上浮后，存款竞争除原来的拼服务、拼关系外，又增加了价格手段，竞争更趋激烈。各商业银行存款挂牌利率或实际执行利率在央行基准利率的基础上普遍上浮甚至一浮到顶。此外，已完全实现市场化定价的理财产品在银行存款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而且大量低成本活期存款在互联网金融快速崛起的背景下通过货币市场基金转化为高成本的同业存款回流到银行体系，进一步抬升了银行的资金成本。随着存款利率上浮幅度逐步扩大直至完全放开，商业银行综合付息成本势必持续攀升。
2、利差空间收窄，盈利增速放缓
目前，利差收入仍是国内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2013年16家上市银行净利息收入在营业收入中占比仍高达76.9%。但这种依赖高利差和规模扩张为主的盈利模式将难以为继，一方面，存贷利差空间逐步压缩。由于贷款利率相对于存款市场化时间更早、程度更深，目前贷款利率已基本处于均衡水平，而存款利率的升幅会大于贷款利率升幅，导致存贷利差收窄。从国外经验来看也是如此，比如美国自1980年完全利率市场化以后，1980―1985年美国银行业的存贷款平均利差为2.17%，而1986―1990年的平均利差为1.63%，缩小了54个bps。日本的情况与此类似，在利率市场化之前的1960―1976年期间，其银行业平均利差为2.29%；而在利率完全市场化后的1995―2010年期间，其银行业平均利差则降至1.72%。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化，存贷利差将进一步收窄，对银行传统信贷业务的盈利水平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金融脱媒化制约着存贷款规模的扩张。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本外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已明显下降，资本约束的不断强化也制约了贷款增长的速度。据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所占比重为95.5%，但2013年所占比重已经下降到54.8%，下降了40.7个百分点。此外，客户资金理财化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加速了银行存款的“脱媒”。受存贷利差收窄及存贷规模扩张受限双重因素制约，商业银行净利息收入受到冲击，盈利增速将逐步放缓。
3、经营风险加大，风险管理能力面临挑战
伴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会逐渐加大。一是信用风险可能恶化。为保持盈利增长，商业银行将倾向于投放更多高收益、高风险的贷款，导致信用风险上升。如果风险管理能力没有同步提升，资产质量下降的隐患很大。二是利率风险逐步上升。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后，利率波动性将显著增加，导致商业银行经营成本和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加，利率风险由此加大。三是流动性风险更加突出。银行间存款利率水平不同将导致一般性存款在各行之间的流动速度加快、规模扩大，加大了流动性风险的管理难度。
4、中间业务发展压力加大，金融创新动力提升
存贷利差收窄后，商业银行必须进一步加大中间业务发展力度，实现非利息收入的大幅提升，以此弥补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利差损失，分散主营业务风险。除此之外，为避免单纯的价格竞争，银行需通过产品创新和服务提升来提高内生竞争力，提升客户业务粘性和综合贡献。
三、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商业银行转型发展策略
1、加快发展模式转型，实现由外延扩张向集约发展的转变
在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在信贷增速放缓、存款面临分流以及资本约束的背景下，银行之前以拼贷款、拉存款、铺网点为主要特征、偏重规模和速度的外延扩张型发展方式将难以为继。为此，商业银行应以提升可持续经营能力为宗旨，强化“以效益为中心”的经营理念，降低业绩增长对传统规模扩张和高资本消耗业务的依赖度，实现从粗放经营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内涵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
2、加快经营转型，在日趋激烈的同业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1）资产业务转型。一是树立“大资产”理念，逐步推动资产结构从表内信贷业务为主向表内信贷业务与综合性融资业务并重转变，实现从“资金提供者”向“资金组织者”转型。除做好传统信贷融资以外，通过整合传统商业银行、投资银行、金融租赁、信托理财、产业基金等综合化融资平台，大力发展债券融资类、信托融资类、基金融资类、跨境融资类等多项表外融资产品，满足客户多元化融资需求。二是存量、增量资产并重。在科学安排新增贷款投放的同时，充分利用庞大的存量回收再贷资源，将低收益或高风险的贷款通过提前回收、诉讼保全、资产证券化或打包转让等方式予以盘活，不断推进资产结构优化。
（2）负债业务转型。一是顺应存款脱媒趋势，从抓客户存款向抓客户全量资金转变，实现从“资金保管者”向“财富管理者”转型，做好存款、理财、基金、保险、贵金属等产品的相互衔接，实现客户资金的体内循环和沉淀。二是提升存款稳定性，不断夯实客户基础，扎实做好基础管理，实现存款逐日、逐月稳定增长。三是积极研发市场化新型负债产品，拓展多元化负债来源。
（3）盈利模式转型。积极推进综合化、多元化经营，持续扩大非利差收入来源，使盈利模式从主要依靠存贷息差向息差收入与投资性、交易性、手续费收入均衡增长转型。一是传统与新兴业务并重。在抓好支付结算、借记卡、造价咨询等传统业务的同时，大力拓展投行、保险、信托、基金等综合化业务，提升金融市场、投资理财、托管、资产管理、私人银行、电子银行等新兴业务的收入占比。二是加大融智增值型产品创新。着力提升融智增值型业务收入所占比重，减少对利差转换依赖性。
（4）客户结构转型。抓大不放小，从主要依赖和维护大客户和高端客户向大中小客户并重、大众客户和高端客户并重发展转变。进一步做深、做透重点客户业务，提升在大型优质客户中的业务占比和产品覆盖率。推动中小客户数量和业务占比稳步增长，重点发展高成长性中小企业，推动客户结构优化。对个人客户，在积极维护和拓展中高端客户的同时，努力改善大众客户体验，稳定大众客户，减少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影响。
3、深入推进管理转型，确保经营转型顺利实施
（1）以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引领转型发展。一是加强营销协同。逐步建立完善“以客户为中心”的跨条线、跨部门、跨行际甚至跨同业的协作营销服务体系，实现单兵作战向联合作战的转变。二是加强产品协同。有效整合传统业务资源和非传统业务资源，实现由传统的存贷款融资中介向“为客户提供多元化、个性化金融服务方案”的全能中介转型。三是加强渠道协同。强化客户经理拓展和维系客户的作用，统筹物理网点、自助渠道和电子渠道的协同发展，构建立体化的服务网络。
（2）以综合定价能力提升助力转型发展。一是优化定价模型和参数。完善定价模型，提高转移价格、运营成本、违约概率、经济资本等各项定价参数计量的准确性，充分发挥其对存贷款等定价的支持作用。二是持续推动市场化利率的应用。加大贷款基础利率（LPR）及Shibor在定价中的推广应用力度，培育市场化定价能力。三是逐步实行客户综合定价。从客户维度出发，综合配置产品组合并实行综合定价，改变过去逐笔定价和单个产品各自定价的局面。
（3）以加强风险防控保障转型发展。稳定是转型的前提和基础，商业银行应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的风险防控体系，满足利率市场化及转型要求。一是优化信用风险管理政策和工具。随着高风险资产业务比重的提升，在继续做好大中客户风险管控的同时，基于小微客户的风险特征建立专门的信用等级评价体系，研究制定差别化的信贷政策、信贷流程、风险补偿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客户退出机制。二是提升利率风险管理能力。综合运用缺口、久期、敏感性分析、净利息收益模拟及压力测试等计量工具，形成规范的利率风险计量、报告和风险防范体系，加强对长期限固定利率等重点产品的利率风险监控。三是有效识别和监测新兴业务风险。加强对表内外新兴业务风险的监测，密切关注各类风险的趋势性、方向性变化，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防范、早处置。
（4）以改革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坚持改革创新，不断激发经营活力。一是深化各项体制机制改革。包括加快推进“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转变，强化后台作业体系集约化处理等等，向改革要效益、要红利。二是持续开展产品和服务创新。牢牢把握政策和市场变化的新机遇，围绕实体经济需求、监管政策导向、新兴科技运用、经济金融热点、地方经济特色等领域，积极借鉴成熟市场和国内同业经验，持续做好融资、存款、结算、投资理财等方面的产品和服务创新，树立差异化技术优势、满足客户多元化个性化需求，降低价格竞争成本，提高客户忠诚度。
【参考文献】
一、引言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经济危机的后续影响，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许多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产生了比较严重的企业发展危机，社会就业形势紧张。在这种局面下，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需要进行现实性的发展转型，全面地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发展方向、发展方式的深刻思考与研究。其中必须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研究。第一个问题是对我国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业转型发展制约因素的研究；第二个问题是对其发展转型方法的研究；第三个问题是对其发展转型意义的研究。
二、我国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业发展转型制约的因素
从近些年来的发展转型情况来看，我国大部分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业还没有完成发展转型，或者是因为近些年来的形势所迫刚开始进行产业的发展转型。从转型的地域来看，主要集中在受到经济危机打击严重的东南沿海地区。而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因种种原因，从整体而言，这种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还没有进行产业的升级发展转型。[1]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业发展转型受到制约的因素主要有四个：第一个因素是制度成本与产业要素；第二个因素是产业环境；第三个因素是产业组织；第四个因素是产业未来前景。所谓的制度成本与产业要素的制约，指的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许多的缺陷与不足，还有许多国家对于产业转型与升级的限制性条款的存在。所谓的产业环境，指的是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比如，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业因为遭受到经济危机的重创，不得不进行发展的转型与重新定位。其中一些企业已经完成了向国内市场的发展升级转型。而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业因为受到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积极影响，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暂时还没有进行产业的全面转型。但是从长远来看，科技的进步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自动化、规范化、科技化是未来许多产业的必然发展之路。因此，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业来讲，向国内市场、现代化、科技化转型也是一条必然的发展道路。[2]
三、我国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业发展转型的方法
（一）进行市场发展方向的转型
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进行全面转型的一个方法是转变市场发展方向，即由原来注重国际市场向注重国内市场转变，把发展的重心进行本土化的转型。首先，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与贸易受到严重的打击。在这种形势下，西方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与推卸责任，纷纷提高了其进口的关税，同时对其他国家的优势出口产品设置了重重贸易壁垒。因此，对我国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业来讲，与其费力地开拓国际市场，不如转移发展重心，积极进行产业产品的创新，提供优质的服务，把发展的重心集中在国内，完成自己的优化升级，等国际上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限制比较宽松时，再利用自己的低产品价格与发展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形成国际国内并重的发展格局。其次，完成这种市场方向的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进行许多的准备工作。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政府就制定出相应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转型的配套政策，推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生产转型与技术转型。比如，调整工资、建立完善的产业转型体系、对公共资源配置进行优化倾斜等。这些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两种效果。第一种效果为当地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利用该地区的政策优势与低成本实现新的发展。第二种效果为一些不愿意离开当地的企业进行了技术的革新与发展思路的调整，或者是向科技化、产业化、精细化转变，或者是已经进行转轨，不再注重这类产业的发展。[3]
（二）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我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新形势下进行发展转型的另一个方法。与进行市场发展方向的转型一样，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发展历史来看，我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情况更为复杂，牵扯的范围更广，因此难度更大。所以，我们需要遵循市场的发展特点与规律作出相应的决策，推动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全面发展转型。第一，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来讲，不要一味地追求发展的速度，而是要进行稳步式的发展转型，使产业由低端向高端渐进式转型，否则很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丧失自我、迷失方向，最终难逃失败与破产的命运。第二，从政府的角度来分析，应制定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产业发展政策、配套的基础设施等，以有利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转型。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来举例分析，许多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除了有国际市场疲软带来的压力影响以及中西部地区的成本优势外，针对“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制定出的众多好的政策与条件在其中发挥出了不小的作用。[4]
（三）构建良好的国内市场环境
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进行发展转型的又一个方法是构建的良好国内市场环境。除了进行市场发展方向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于我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来讲，构建的良好国内市场环境也是一个必要的发展转型因素。原因在于，构建良好的国内市场环境，可以给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转型提供更加宽松的市场环境与发展氛围，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扩大市场的空间与影响力，树立良好的企业信誉与形象提供有利的市场环境支持。从具体方法来讲，我们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式构建国内良好的市场环境。第一，政府与国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破坏市场环境的个人与企业进行严厉的惩处。第二，有影响力的企业应该成立相应的行业协会，对于企业的行为可以进行规范，保障国内良好市场环境的构建与完善。第三，社会中的媒体应该积极发挥出舆论监督的作用，对于一些企业破坏国内良好市场环境的行为进行公开报道。正像朱F基总理曾经对《焦点访谈》评价的那样――“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总之，我们应该采用恰当的手段进行国内市场环境的优质构建，为我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进行全面的发展转型做好必要的准备。[5]
（四）提高产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提高产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是我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进行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提高产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积极进行产业发展转型的企业聘请专业的技术人员与产业发展专家对企业的员工定期进行专业技术与经济形势、发展环境方面的课程讲座活动，全面地提升员工的专业素养与视角眼光。其次，企业员工应该抓住机会，积极与专业人士进行积极的交流与讨论，提升自身认识问题的能力。[6]
（五）进行产业集群的转移
我国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业进行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进行产业集群的转移。从现代经济运行方式上来讲，社会的产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产业的发展方式已经形成集群化。完成一个产业的转型，其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市场因素、发展环境、配套的产业也要进行相应的整体性联动转型，即完成产业集群的转移与转型。原因在于，产业集群内的各个企业具有紧密的联系性，是一个有机的发展整体。比如，我们要把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手机生产企业向中西部的一些地区进行发展转移，那么相应的电子企业、电脑显示器企业、生产小马达的企业也要进行这种转移。[7]
四、我国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业进行发展转型的意义
（一）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
我国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业进行发展转型，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在经济全球化与市场竞争加剧的今天，我国要想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就要积极地参与到国际的竞争与合作之中，对经济的发展结构进行优化。其中，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转型就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二）有利于开拓国内市场
我国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业进行发展转型，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向国内市场发展方向转变。这种转变有利于我国国内市场的开拓，对于内容市场环境的优化与消费方式的转变也会有积极的意义。[8]
五、结语
在新形势下，我国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业的发展转型，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全面优化，有利于我国国内市场的开拓，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作者单位为广西五矿桂翔矿产贸易有限公司）
[作者简介：麦雪萍，女，研究生，中级经济师。]
参考文献
[1] 庄志彬.基于创新驱动的我国制造业转型发展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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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工商管理进行有效协调，保证企业转型能够顺利进行。工商管理在企业转型过程中，能够给予企业转型保障，并且在政策方面，提供有力支持，从而促进企业转型的快速完成。新经济常态下，企业转型发展，成为企业把握市场，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益的关键。这一过程中，企业转型需要面临新的发展环境，并且原有发展模式的改变，需要企业对其进行较好的适应。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工商管理工作如何在企业转型工作中进行有效开展，并且对企业转型起到一个有效地引导作用，成为当下工商管理工作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议题。
一、现阶段工商管理工作的内容
工商管理对于规范市场发展环境，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工商管理与企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企业转型发展，离不开工商管理的支持，工商管理的主要内容，在于对市场经营主体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关于我国现阶段工商管理的内容，主要涉及到了以下几点：
1.制定工商管理规章制度
工商管理注重利用行政、法律方式保证市场经济能够稳定运行，在制定工商管理规章制度过程中，注重结合企业发展实际情况，并能够从社会经济发展环境角度出发，保证规章制度的制定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特点。在规章制度制定过程中，主要从企业监督、依法登记、注册管理等方面，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监督主要从企业发展情况入手，对企业产品质量和服务进行监督，切实保证其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消费者需要，并且能够保证消费者的心理和身体健康。登记角度，则注重对企业的规模、经营情况进行考虑，作为企业经营的一个凭证，实现对企业的有效管理。注册及经营方面，则是加强对企业依法经营的有效监督，能够保证通过有效地管理，更好地满足企业发展和国家税收需要。
2.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其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增加，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面临的侵权问题不断增加，从而导致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市场不利环境的制约。工商管理注重维护市场主体权益，能够利用法律文件，对企业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这一过程中，通过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侵犯商标权犯罪行为的查处，可以更好地保证经营者的权利。同时，合法权益的维护，也能够为企业转型发展提供必要的服务和指导，从而保证企业能够明确自身的发展方向，更好地实现自身的长足发展和进步。
3.有效执法
执法权是工商管理部分对企业经营管理的主要依仗，也是保证市场经济规范化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市场发展过程中，一些企业或是商户，为了一己私利，不惜铤而走险，出售假冒伪劣产品，对正规企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扰乱了市场发展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危害。这样一来，工商管理通过有效执法，能够对破坏市场秩序、稳定、滥用市场支配权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从而维护市场环境，能够对市场主体利益进行较好的维护。有效执法，也是促进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二、工商管理的基本特点分析
工商管理应用于企业发展过程中，有着其独特的特点，工商管理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以经济建设和发展作为目标
工商管理在应用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好地实现经济建设和发展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工商管理注重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把握，并且能够坚持党的方针和路线，对企业发展进行有效地监督和管理，从而保证企业能够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从事市场经营行为。工商管理坚持经济建设和发展的目标，注重构建完善的市场发展环境，能够带动企业在这一环境中更好地发展和进步。
2.系统化特点
工商管理的系统化特征，是工商管理发挥管理作用的关键。在对企业进行管理过程中，工商管理注重站在系统角度，能够对企业实现全方位的管理，从而保证各类市场主体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处于一个标准化的监督环境下。这一过程中，可以对市场进行更好地调控，并对资源进行统一分配，从而切实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系统化的管理模式应用，注重立足于管理的整体，统筹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实现统筹兼顾的管理目标。
3.程序化特点
所谓的程序化特点，注重在管理过程中，对管理流程进行把握，从而切实保证管理具有较高的质量和效果。工商管理的程序化特点，注重在实际管理过程中，能够按照流程办事，从而保证相关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程序化管理特点，使得工商管理具有鲜明的程序性，实现对市场主体的监督和管理，并且具有较高的效率性和可靠性。
三、工商管理对企业转型的影响分析
企业转型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企业通过转型，能够更好地提升其生产效率，完善生产结构，使其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处于不败之地。企业转型过程中，需要对工商管理的政策进行把握，并且能够基于市场环境和自身发展特点，调整转型结构，实现长足进步和发展的目标。关于工商管理对企业转型的影响，具体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提升企业竞争实力
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企业纷纷加快了转型发展不发，在生产和经营管理领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这一过程中，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对转型期企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企业在新的发展时期，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这样一来，势必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从现阶段经济发展形势来看，现代化企业转型过程中，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样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对企业的发展和进步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势必会导致一些企业进入不良的市场环境，导致其利益受损。工商管理在这一过程中，就需要对市场环境进行改善，以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企业转型发展，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工商管理通过利用国家相关法规和政策，对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打击，可以规范市场发展环境。企业在转型期过程中，能够免除后顾之忧，通过对自身生产效率的提升，对能源资源的有效节约，提升自身竞争实力，从而获取发展。市场竞争环境的净化，降低了非法操作和不正当行为对企业转型的危害，从而规范了市场发展秩序，能够净化市场环境，使企业树立守法经营的观念。这样一来，企业转型后，其竞争实力会不断增强，从而更好地应对激烈的竞争，有利于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对企业进行科学指导
低碳经济的出现、环保问题的突出、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给我国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这一过程中，企业势必要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形势，进行转型升级。在转型过程中，一些企业被迫进行转型，导致其内部管理较为混乱，并且面临着较大的财务风险问题。因此，加强对转型企业的有效指导，成为工商管理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议题。
（1）政策和制度对企业发展具有指导性作用
工商管理部门作为我国职能部门，其在发展过程中，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性，这样一来，通过管理政策和制度，能够为企业转型提供有效地指导，从而保证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能够实现转型目标。例如企业转型过程中，工商管理部门可以为企业提供服务管理、弹性管理培训工作，使企业对现阶段经济发展形势进行了解，从而制定有效地管理策略。
（2）强化企业合法经营意识
企业合法经营意识以及合法经营，直接关系到了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性，并且对企业长足发展和进步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利用工商管理相关政策，能够使制度、政策参与到企业生产经营当中，从而强化企业合法经营意识，使其能够主动地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这一过程中，企业生产经营势必会朝着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方向迈进，从而使企业更好地进行生产经营决策。
3.促进企业稳定发展
工商管理在企业转型中的应用，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稳定发展，帮助企业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益。关于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了以下几点：
第一，工商管理在企业转型管理中的应用，注重从社会经济发展环境角度出发，把握市场经济发展实际情况，从而对企业转型问题进行有效解决。这一过程中，能够科学地指引企业进行转型发展，并为企业提供重要信息帮助，使企业转型能够得到重要的指导。
第二，工商管理部门在对企业转型管理过程中，注重对国外先进经验进行学习，并结合我国企业发展实际情况，为我国企业转型发展提供借鉴。这样一来，可以使我国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少走弯路，避免受到较大的风险，促进企业的稳定发展。
第三，在进行转型过程中，工商管理能够对企业转型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地处置，对问题进行有效解决，更好地保障企业转型处于一个良好的环境下。工商管理与企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在应用过程中，可以对企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发现，并且结合实际情况，对问题进行解决，从而为企业转型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
四、结束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工商管理的主要内容涉及到了规章制度制定、服务监督、市场经营环境管理、主体权益维护等内容，并且在应用于企业管理过程中，注重促进企业的发展和进步，坚持以经济建设和发展作为目标。基于这一点，企业转型过程中，工商管理的作用尤为突出。工商管理能够对企业竞争环境进行优化，为企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并能够对企业转型进行较好的引导，促进企业转型过程中，能够稳定的发展和进步。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企业的长足发展和进步，要切实发挥工商管理的作用，能够使工商管理的政策和制度与企业自身情况、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保持一致性，从而更好地实现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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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转型升级具有内在的规律性。转型升级是事物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内在规律。义乌市场的发展史就是转型升级的历史过程,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初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四个允许”、“兴商建县”,还是后来历届党委政府与时俱进提出的“引商转工、贸工联动”、“现代化商贸名城”、“国际性商贸城市”、“国际商贸名城”等一系列发展目标和战略举措,都是市场转型升级最有力的见证。当前,义乌市场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商品附加值不高、国际化层次偏低、经营主体素质整体不高、低成本竞争优势在削弱等一系列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推进市场转型升级,将影响和威胁全市经济社会的整体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创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完善市场功能,推进市场转型升级。
市场转型升级具备基础条件的时机性。目前,加快市场转型升级的外部条件和自身基础已经成熟。从国家宏观政策看,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三个转变”的基本要求,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等方面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加快市场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从经济基础看,国际经验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发展模式开始从依赖要素、资源消耗向依靠科技、管理转变;亚洲国家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后,也开始加速经济转型升级。目前义乌人均GDP按现行汇率已达到1万美元,充分表明义乌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尤其是市场转型升级已水到渠成,势在必行。目前,义乌市场在硬件建设、行业规划、产业培育、集聚辐射、国际化拓展、功能提升、服务配套、管理创新等方面已有坚实的基础,完全具备向更高层次突破、发展的潜力。
国际金融危机增强了市场转型升级的紧迫性。一方面,市场发展环境压力显现。金融危机的影响由终端、制造两头向批发市场传导,商业竞争的重心转向末端,终端渠道与中间服务的短腿反制批发市场的生存空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对市场商品出口也带来了显著影响,大单、长单减少,外贸出口下行压力较大。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也蕴含着重大发展机遇。欧、美、日经济陷入困境,将迫使国际金融资本寻找新的目标市场和投资机会,这为义乌吸引和利用全球资本创造了有利时机;金融危机为义乌企业开展跨国并购等创造了良好机遇,它降低了并购的经济性和政治性风险,义乌企业应积极主动到境外投资建设生产基地、营销网络等,以规避贸易壁垒和摩擦,缩短与终端客户的距离,截取丰厚的渠道利润;金融危机还迫使一些国际知名大企业纷纷裁员,这为义乌企业引进“转型升级”急需的高层次人才提供了绝佳机会。
市场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市场转型升级,主要包括市场发展模式转型和市场发展质量提升两个方面。市场发展模式转型,应做到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共抓、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并重、繁荣本地市场与拓展市外市场互动,推动市场向商品展销、信息交流、价格形成、标准制订、规则输出等多功能集成方向发展。市场发展质量提升,一方面,要提高市场商品质量、档次和经营主体素质,以及市场服务和管理水平;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国际化城市功能和商务环境对市场的支撑,提升市场的综合竞争力。基于上述分析,加快推进义乌市场转型升级的总体思路是:突出市场贸易结构、经营业态、竞争方式、服务管理、经营主体“五大转型提升”,着力繁荣有形市场、发展网上市场、拓展市外市场,努力打造国际小商品贸易中心,扎实推进国际商贸名城建设。
市场贸易结构加速向内外贸并举的“买全球、卖全球”转型提升。目前,义乌市场外向度已达60%以上,与21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联系。但市场国际贸易的层次还不高,经营主体的现代贸易能力仍偏低,贸易结构还需进一步完善,转口贸易尚未真正起步。同时,以内贸为主的行业发展相对缓慢,国内物流配送点多但层次偏低,国内市场份额有萎缩趋势。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中低档日用消费品产业的制造和贸易重心加速向我国转移,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农村消费市场加速升级趋势明显。为此,必须顺势而为,抢抓机遇,坚持国际、国内市场一起抓,市内、市外市场一起抓,城市、农村市场一起抓,重点在“稳外需、拓内需、育进口”上下功夫,抱团“走出去”开拓市场,举办各类采购活动引进集聚采购主体,进一步健全国内外分销体系,完善口岸开放、“直通关”、保税物流等涉外功能,努力打造内外贸并举的国际小商品贸易中心。
经营业态加速向“有形与无形、坐商与行商并重”转型提升。电子商务作为一种全新的商业形态,具有虚拟化、网络化、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它与有形市场相结合将形成新型专业市场,产生“1+1>2”效应。(1)交易过程电子化、网络化,市场形态虚拟化、多元化。传统的现场交易演变为远程交易,现货交易演变为仓单交易、远期交易等,现金交易演变为电子结算、信用保证交易等。(2)依托电子商务网络实现虚拟化展示,成本更为低廉,并能超越时空的限制,具有无限扩张力。(3)将极大地促进现代物流的发展,缩短流通时间和经济空间距离,减少社会库存量和流通费用,推进现代贸易的发展。(4)拥有智能化、自动化的产品供应链技术,能够自动匹配买卖双方,撮合交易,并能集小订单为大规模订单,获得尽可能大的规模效应。为此,今后必须充分发挥义乌有形市场的巨大优势,把发展网上市场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课题来突破,加快建设与有形市场功能相匹配的网上交易、支付和商品配送等保障体系,构建全球小商品贸易领域的权威电子商务平台。
市场竞争优势加速向集产品创新、品牌汇聚、展示交易、价格形成、行业标准输出、贸易规则制定等于一体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型提升。义乌市场自创办以来,一直保持着日用消费品“多、快、好、省”的商品定位和市场特色,但目前也面临着异地电子商务、连锁经营、工厂直销等现代经营方式的冲击。近年来,义乌市场功能创新已由单一的商品交易向商品展示、信息汇集、价格形成、产品创新等方向拓展。下一步,必须大力推进“小商品、义乌创”,加强与国内外知名小商品制造基地的合作,强化市场的产业支撑;以深化“义乌指数”功能应用开发为基础,进一步扩大义乌指数在全球贸易中的影响力;系统推进小商品编码中心建设,解决小商品非标化的技术性难题;积极承担国家行业管理研究工作,探索小商品质量认证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项目研究,制订小商品贸易规范;积极举办高标准的行业流行趋势会,进一步扩大义乌市场“定价、定标、定规”的行业话语权,促进义乌市场由简单商品输出向贸易规则、行业标准、贸易技术输出转变,从制度层面为义乌市场发展成为国际小商品贸易中心提供支撑。
市场服务管理加速向“多元化服务”、“科学化监管”转型提升。多年来,义乌市场在服务管理方面探索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划行归市、分类集聚、信用建设等走在全国前列。随着市场的快速发展和竞争的日趋激烈,原有的管理机制、管理模式和管理内涵亟待创新发展。当前,市场商品质量、知识产权、外贸秩序、商业信用、涉外经济纠纷等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市场发展对优质多元服务和高效科学监管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为此,在优化市场服务管理方式上,要积极探索建立商位、商品、商人和商链“四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及采购商综合服务平台,推动由简单交易场所向集信息、生产组织、商业融资、贸易展示、物流配送、职能监管、中介服务于一体的核心供应链管理综合服务平台转变。要加快“义乌港”、金融商务区、国际博览中心、5A级购物旅游中心等建设,引导传统商业向现代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加速向国际小商品会展中心、区域物流高地和金融高地迈进。
市场经营主体加速向“现代贸易商”转型提升。市场主体素质的提升是市场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要一手抓提升,积极鼓励市场主体公司化改造,强化现代贸易技能培训,多形式开展抱团经营,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一手抓优化,面向国内外小商品制造基地和各大分销机构,创新招商选商方式,大力引进管理规范、实力雄厚、品牌知名度高、企业影响力大的供应商、采购商、服务商,优化提升市场经营主体的整体素质和水平。
加快市场转型升级的具体举措
弘扬“拨浪鼓”精神,进一步加大市场开拓力度。进一步巩固扩大国外市场,全面占领国内市场,做实做牢省内市场。为此,一是开展“义乌市场万里行”活动。在境内外有代表性的重点城市,开展以“义乌市场、商品、展会、城市”为主题,以义乌商品采购会为载体的贸易洽谈和宣传推介活动。二是举办中国日用消费品供需对接会。邀请国内大型商场、连锁超市、配送中心等企业负责人(代表),大型企业集团等参加。三是举办与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的对接会。四是举办侨商大会,为推进市场国际化搭建更多平台。五是举办义博会迪拜展,开启义博会海外办展大幕。六是全力办好各大品牌展。做好对外宣传推介活动,争取全年举办专业性展会50场以上。七是鼓励企业参加境外展会。开展“送政策、送服务”活动,并努力降低企业参展成本。八是充分发挥中国小商品集团公司开拓市场的主渠道作用。加快以商城配送为载体的分销渠道建设,加强与国内二级批发市场、区域集散市场、超市卖场以及大型企事业单位等终端销售市场的日常联络和促销。积极对接商务部“万村千乡工程”购销网络,扩大与全国农村连锁合作组织的业务合作。深化与省外商会、行业协会、驻浙办事处等组织的合作,建立与省外产业基地的常态化联系机制。设立商城集团迪拜办事处、德国外贸分公司等驻外机构,为经营户开拓市场做好组织和服务工作。
西沐认为：本次论坛的两个关键词很重要：“两岸四地”、“艺术品投资”。这两个维度都是当下中国艺术品投资市场发展需关注的重要战略指向问题。同时，西沐指出，随着当下中国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中国艺术品市场，特别是投资市场发生了大的变化，金融参与市场的进程已不可逆转，艺术品市场在市场新动力的推动下变化明显。中国艺术品投资市场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而这种大的变化可以集中概括为正在或即将发生的转型。中国艺术品投资市场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
消费能力正在向价值建构能力转型
本土消费能力与资本的文化立场不断觉醒，在巨大消费需求与文化价值认同的驱动下，需要在定价权、话语权上有所作为，展示自己的文化立场。从内地，到香港与内地的互动，两岸四地市场的不断融合，再到大中华圈市场的整合，市场能力，特别是市场消费能力正在拉动中国艺术品投资市场的价值建构力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正在或是将要印证这一进程的发展与发生。
资源配置由“圈子”向沿产业链条在国际化平台上配置转型
最突出的表现：一是中国艺术品投资市场的国际化在加快，不仅仅是有国际市场在投资国内的艺术品，更有国内的市场投资在投资国际艺术品，同时，国际化的投资机构、服务机构本土化进程也在加快;二是参与中国艺术品投资市场的艺术品产业链条越来越丰富和延伸，并不断通过金融、保税等手段与国际市场接轨。
由藏品流转向艺术品资产流转的取向转型
这得益于中国艺术品资产化进程的推动。一是金融机构广泛关注并积极参与;二是艺术品资产化平台的发展迅速;三是艺术品资产配置需求提升迅速。可以说，中国艺术金融发展到今天，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与探索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围绕艺术品资源的价值发现进一步推动艺术品资产化与金融化，不断探索艺术品资产化平台的发展运营，不断推出更接地气的艺术金融产品，把艺术金融产业化发展做实做稳。国家相关部门应围绕艺术资源挖掘与价值发现，推动发展相应的支撑体系，进一步促进艺术品资产化、金融化进程，为中国艺术品市场规范、健康发展作出努力。
规模结构正在转型
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市场规模与投资规模结构的变化上。具体讲就是：一是礼品市场向投资市场转型，特别是机构（企业）投资的市场规模异军突起，增长较快;二是藏家投资与投机性投资向机构（企业）投资转向明显。
动力结构正在转型
2011年至今，3年过去了，市场已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变化。在今天，人们普遍看低艺术品市场、看衰艺术金融发展之时，西沐提醒大家要关注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动力结构。动力结构是比市场结构更为深层次的市场基础，动力结构正在沿着由玩家消费礼品市场礼品+投机投资投机投资+价值投资价值投资主导的主线进化发展。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艺术品投资市场正在发生蜕变与新生，而艺术金融发展的动力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活力。艺术金融的发展最为核心的是艺术品的资产化、金融化进程，而不是产品层面上的消长，一些艺术金融产品退出问题的出现绝对不是中国艺术金融的基本面。对此，应看主流、看大势，要看艺术品资产化进程这一大趋势。中国艺术品市场今天发生的是转型的一部分，不能仅靠眼前的一些艺术金融产品退出问题的现象，去漠视中国艺术品投资市场发展的趋势与动力。西沐在此着重申明，旧的艺术品投资市场秩序正在被打破，而新的市场规则与秩序正在建构中，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定从机制正在转型
中国艺术品投资市场发生变化最为核心的不外乎是定价机制的转换了。这种转换或是转型，最突出的取向有两个：一是由市场“明星”投资向价值投资转型;二是价值的评判由“看名头”向价值发现转型。
交易形态正在由“一股独大”向整合融合转型
艺术品交易市场是投资市场发育与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当下，拍卖业一股独大的交易体系格局在现有模式下发挥到了极致，同质化的竞争与不断压缩的生存空间，已经到了必须通过创新求变的时候了。科技进步的推动与需求的拉动，可以说为此提供了机遇与可能。投资市场正在呼吁低门槛、低成本，以及安全、高效的新交易形态的出现。
我国资源型城镇发展现状
（一）民生问题亟待解决
很多资源型城市经济面临转型，社会发展缺乏一个稳定的环境，弱势群体生活缺乏保障。社会保险起点很低，很多下岗职工个人账户积累为零，居民基本生活难以得到保障；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等都很落后，图1显示了我国主要资源型城市学校数量在各自省份所占比重明显偏低。
（二）产业发展不均衡
计划经济年代我国城市规划设计功能单一，绝大多数资源型城镇存在产业失衡的问题，很多城市第二产业比重超过50%，有些甚至超过70%，而第三产业比重很多都不足30%。
（三）社会文化趋向保守
开放进取的社会文化对经济发展有很强的推力，同样思想和文化上的桎梏也将制约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首先是思想保守，“等靠要”思想严重，企业缺乏竞争文化，面临市场竞争无所适从；其次是城市文化自我封闭严重，与外来文化缺乏交流，普遍存在排外思想，与外界信息沟通困难；最后是转型期产生的大量社会丑恶现象让城市居民的自信心丧失，今昔对比让人们对当下无比失望，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感，失望情绪弥漫。
资源型城镇发展机制分析
（一）资源型城镇的发展过程
资源型城镇的发展过程大致分成4个阶段：预备期—资源开发前准备阶段；成长期—全面投产达到设计规模阶段；成熟期—区域综合发展程度逐步提高，规模逐步扩大；衰退期—原有的主导产业已经衰落，如果有非资源型产业出现并逐步扩大规模，最终转变为综合性工商业城镇；如果没有则城镇上升空间受阻，逐渐开始衰退。
（二）资源型城镇的演变方式与决定性因素
1.资源型城镇的演变方式。资源型城镇发展过程只与某一种自然资源相关联，资源开发城镇兴起，资源枯竭城镇衰败，资源就是城镇的生命线。原来已枯竭的资源被新发现矿产所替代而形成新的主导产业。资源型城镇转型后的主导产业是其原产业链中的一部分，受经济形势和市场需求影响，整个产业链重心发生转移而形成新的主导产业，中国很多重要资源城市走的就是这条路。资源型城镇产业发展与矿产资源没有任何关系，依靠科技创新和第三产业发展，打造创新型综合型城镇发展道路。
现实中资源型城镇的演变方式通常是组合的形式出现，除上述第一种路径较特殊外，大部分城镇的非资源型产业在成熟期甚至在成长期就已经发展起来，没有因资源的枯竭而发生经济衰退，这种非资源型产业在资源型城镇发展并逐步取代原有资源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的模式，就可以称之为产业转型。
2.影响资源型城镇产业转型的决定性因素。一是规模效应的体现，规模效应主要是从量上体现，考虑该产业的规模如何，产业上下游链条是否完备；二是竞争优势的培育，竞争优势主要从质上衡量，考虑该产业发展的环境与效率，需要通过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行政管理能力、科技创新能力等多方面的提升才能得以实现。资源型城镇大多存在投资环境差的问题，竞争优势很难发挥，只有更多依靠资源本身这一生产要素发挥其集聚效应，扩大资源产业上下游相关产业链，产生规模效应，才能促进城镇发展。
组织场域理论概述
（一）组织场域的概念
场域的概念很宽泛，如果从组织中参与者的角度分析，可以定义为：由组织中的各种主体以及依托于组织而存在的主体共同构成的一个被认可的制度领域。
（二）组织场域的变化
1.外因型变化，即由外部因素引发的组织场域变化。组织本身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由于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打破了组织场域中各主体间的稳定，从而导致整个组织场域发生变化。
2.内因型变化，即场域内某些主体自发进行的场域内部变化。而主体进行场域变化是有利益驱动的，什么样的主体能够承担这种制度建立者的责任呢？答案是场域主体。理由主要有三方面：首先，主体与场域内的其他主体之间是一种松散联盟，彼此联系远不如组织内部主体间紧密，容易被忽视；其次，主体对场域形成过程参与度不够，对制度内容缺乏了解；最后，主体在组织场域现行体系中通常处于受制约地位，为获取更大利益，一旦有合适外部环境必将谋定而动。
（三）组织场域变化的影响因素
组织场域变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场域主体因所处环境变化引起的地位提升；建立场域时主体的局限性导致现行制度难以长期有效；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场域边界同样会发生变化，有可能被拆分成若干个小场域或与其他场域合并成一个大场域。
（四）资源型城镇产业体系的组织场域特征分析
场域是某一系统内所有主体的集合，这些主体在系统边界内分工协作相互依赖。而一个城镇所有产业在地理范围内构建出城镇系统，相互之间存在组织功能关系。地方政府在组织场域中起核心作用，而企业之间通过市场交易和产业链互动。
场域内主体具有共同的系统属性。很多资源型城镇在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文化体系等各个方面都保留着城镇内资源型企业所独有的特质，这也是区分资源型城镇与非资源型城镇最重要指标之一。
场域的封闭型很强，与外界缺乏沟通渠道。我国很多资源型城镇的产业体系都是在计划经济年代建立的，围绕主体资源型企业构建的经济产业链基本都局限在企业周边，甚至场域内多数企业的市场交易也基本局限于主体企业。
资源型城镇产业重构的路径与机制
（一）组织场域重构的动力
F市主要以煤炭开采和再加工为主，20世纪80年代以来煤炭资源逐渐枯竭，城市经济规模难以负担基数越来越大的城镇人口，20世纪末该市失业人口近13万，占全市就业人口的28%，F市及下属各县全部享受省财政补贴，产业转型迫在眉睫。
但从整个产业转型的过程看，一方面地方政府和城市主要国有资源型企业对产业转型并不积极，组织场域内部变革的欲望远远不如因外部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压力，属于外因型组织场域变化；另一方面受中国的社会制度影响，中央政府始终是城镇产业转型的主要推动者， F市作为国家资源型城镇产业转型试点对象最初确定的转型方向是现代农业，即大力扶持和引进现代农业科技龙头企业。短时间完成这样的任务只有依靠政府力量，组织场域重构实际上是依靠行政权利的持续运用促进组织场域变化的过程。
（二）组织场域重构的过程
组织场域重构主要是指重构场域结构与主导制度，因此组织场域重构的过程主要包括场域结构与主导制度的变化过程，两者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个共同变化的过程。
1.场域结构的重构过程。F市作为一个组织场域，其中的资源型企业和围绕资源展开服务的企业是这个场域的主体，除非现有企业破产，否则场域结构的重构只能依赖于外地企业的进入。但F市在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素质、市场容量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很大不足，很难吸引外来投资者。直到2001年F市成为国家确定的资源枯竭型城镇经济转型试点之后，实施了诸如国税10年内全部留存给地方、设立5000万元/年的科技专项基金、设立2亿元/年的产业转型配套专项贷款等优惠举措，才开始吸引外来投资和高素质人才的进入，加之F市在技术人才储备、国有企业长期的企业文化等方面具有优势，经过一段时间发展逐步形成铸造、食品及农产品加工、煤化工、氟化工、新型材料、皮革等六个重点产业集群。
2.主导制度的重构过程。F市由煤而兴，因此F市煤炭矿务局（当地最大的国有资源型企业）所遵循的制度模板就成为F市企业普遍仿效与遵循的制度模板。当外地企业大批进入，在成为场域主体一部分的同时，通过内部改制或企业并购，以一种渐进式改革使新的企业制度模板逐渐成为企业的主导制度，但是这一过程是从场域向内部逐步渗透，注定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场域结构与主导制度的重构不是两条平行的发展轨道，场域结构的重构既受主导制度的影响，同时也能影响对方，两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发展关系。
（三）产业结构重构前后组织场域的状况分析
1.重构前的组织场域状况分析。在2001年成为经济转型试点之前，F市的产业体系是一种渐进式组织场域变化，不仅进度很慢，而且效果也不明显。
一是重构前的组织场域的结构。当时F市产业体系作为一个组织场域主要由如下几类主体构成：当地的煤炭矿务局、以煤炭作为主要原料的火力发电厂、地方政府、市属地方国有企业，部分国有制企业完成了企业制度改革并成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公司，同时F市还有两家比较大的民营资本控股的企业也成为主体之一。但总体城市质量较差，城市建设指标中有11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是重构前的组织场域的主导制度。20世纪90年代前，F市的资源型国企和其它资源型国企一样都属于政策性亏损，对产业转型并不积极，仍然固守“以煤为纲”的传统主导制度：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资源的枯竭，企业举步维艰，但企业思路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寄希望于国家，“等靠要”思想非常严重。
2.重构后的组织场域状况分析。从2001年到现在，F市产业体系已产生根本性变化，基本完成产业体系重构。
一是重构后的组织场域的结构。目前F市产业体系主要由以下几类主体构成：大型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煤炭矿务局改制）、大型发电集团、地方政府以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新型能源及煤化工、皮革、铸造、氟化工、新型材料等构成的六大重点产业集群。与2000年相比外场域企业显著增加，国有企业改制已全部完成。原场域核心的矿业集团公司的经营区域己跨出F市，与新疆、内蒙等多地合作进行煤炭开采与深加工；发电集团通过上市，不仅完成改制还彻底颠覆了原有的资本结构；其他产业集群主要是通过招商引资引入的外地企业在当地设立的分厂，或是借助并购、合资模式而转变的当地企业。
二是重构后的组织场域的主导制度。F市在改制过程中许多煤炭企业的破产、并购等遗留问题都是由市政府解决的，随着矿业集团地位的下降，地方政府逐渐占据了组织场域中的主导地位。在企业文化与组织结构等因素方面，外来新兴企业无论是开放性还是前沿性，都已显著领先于其他企业主体。这样，市政府成为组织场域中的主体组织，其提倡的产业发展政策逐渐成为F市产业体系的主导逻辑，而新兴企业的制度模板随着其经济规模的逐渐扩大而成为F市产业体系的主导制度。
参考文献：
1.樊杰.我国煤矿城镇产业结构转换问题研究[J].地理学报，1993，48（3）
2.关凤峻.资源枯竭与体制障碍[J].资源产业，2005（3）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世纪以后，浙江“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空间布局分散”（低、小、散）的县域经济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面临转型升级路径锁定的困境，给浙江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滞缓、高端要素短缺、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因此，浙江县域经济亟须转型升级。2014年，浙江人均GDP为72967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1878美元），跨越10000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这一发展阶段对浙江经济形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城市经济以集约集群集聚与高端高质高效的优势无疑成为理想的经济形态。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机制。
二、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新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呈现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一是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超越县域经济；二是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区发展；三是发达县（市）进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期。这些表明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已成必然趋势。
（一）城市经济高效发展，成为驱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主导性力量
随着城市化重心从小城镇向大中城市转移，各类生产要素和产业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经济快速、高效发展。2012年①，11个设区市GDP达16479.67亿元，占全省的47.74%，人口仅占31.77%，而58个县（市）②GDP达18038.49亿元，占全省的52.26%，人口却占了68.23%。11个设区市的经济发展效率远远高于58个县（市）。而且11个设区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财政总收入分别占全省的52.74%、56.34%，占据了半壁江山。随着新型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以城市群和都市区为载体的城市经济将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2013年杭甬温三大中心城市市区集聚了全省17.18%的人口，却创造了33.35%的地区生产总值。
（二）都市区和城市群逐渐形成，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区发展成为新趋势
都市区和城市群的形成增强了县（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促使县域经济从支撑城市经济发展为主向接受城市经济辐射为主转变，促使区域空间结构网络化发展。目前，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和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逐渐成形，将近50%的县（市）已被纳入网络化城市体系中。杭州都市区吸纳了临安、富阳、德清、桐乡、海宁和绍兴等6个县（市）；宁波都市区吸纳了余姚、慈溪、奉化、宁海和象山等5个县（市）；温州都市区吸纳了瑞安、永嘉、乐清、洞头、文成、平阳和苍南7等个县（市）；金华-义乌都市区吸纳了东阳、浦江、兰溪、武义和永康等5个县（市）。这意味着这些县（市）必将受到城市经济的辐射，县（市）与中心城市融合发展将成为趋势。城市经济正在一步步“吞噬”县域经济。
（三）发达县（市）进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
“四换三名”①、“退二进三”等一系列产业转型升级措施促使各种城市经济业态不断涌现，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或生产业转型，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县（市）服务功能不断提升。2013年，绍兴县、义乌市、慈溪市、嘉善县等22个县（市）人均生产总值跨越10000美元（见表1），迎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商贸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信息产业等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人数比重持续上升。以义乌市为例，从2000—2013年，义乌市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比重从43.5%持续增长至57.05%。发达的商贸服务业提高了义乌市服务其他县（市）的能力。此外，部分县（市）以“智慧城市”为抓手促进“生产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带动了信息产业等相关生产业的发展，提高了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
三、分工视角下的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动力机制
浙江县域经济呈现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并非偶然。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其转型的动力机制。如此，一来可以更好地推动浙江县域经济转型；二来可以为全国其他县域经济提供发展的参考。
（一）概念界定
县域经济是农村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成果，本质上是农村工业化与以小城镇（建制镇）为重心的城镇化在县域空间上融合互动促使县域产业分工所产生的特征鲜明的经济形态。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以传统产业为主导产业，县域功能以生产为主；二是县域城市化水平不高，空间集聚度低，产业布局分散，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三是县级行政区划为经济发展的空间依托，县城与中心镇往往是县域经济增长极；四是区域分工水平比较低，以部门间分工或区域产品分工为主，缺少产业链层面分工。城市经济伴随城市化进程而发展，本质上是集聚经济，是分工与集聚在地理空间上互动所产生的具有较强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的经济形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的支撑力；二是在集聚与分工的互动中，生产业从第三产业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产业，城市以服务功能为主；三是城市人口以非农人口为主，城市化水平比较高，中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比较强；四是产业链分工水平高，城市之间分工明确、错位发展，都市圈经济是其演化发展的高级形态。由上可见，从分工角度来看，县域经济是一种以部门分工为主的经济形态，而城市经济是一种以产业链分工为主的经济形态。因此，从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可以理解为分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也就是说，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经济形态的转变，分工水平的提高，使得城市经济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而不是行政区划的调整②，更不是县域经济的“消灭”。
（二）动力机制分工
从县域与区域两个层面作用于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县域层面，分工深化提高个人或企业专业化水平，引起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推动人口集聚、产业集中，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促进服务业大发展，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带动县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转变。区域层面，分工深化使得中心城市经济能级提升，使得城际之间分工协作、经济联系密切，增强了县域与中心城市的融合互动，促进都市圈形成与发展，基于明确的城市等级体系与密切的城际经济联系，县域经济受城市经济辐射而转型。因此，转型的关键是利用促进分工演进的机制。基于贝克尔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1]，杨格（Young，1928）[2]与杨小凯（1998）[3]等人的研究，分工受到交易成本、市场范围、社会知识水平与协调成本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与信息化是县域经济转型的促进机制。市场化有助于明确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消除市场壁垒，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建立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扩大资源配置范围，促进区域分工。城镇化推动人口、产业等资源向城市集聚，提高空间邻近程度，加快知识、信息、技术等要素的传播与分享，提高社会知识积累水平，降低生产活动的协调成本。工业化推动制造业发展，为服务业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为城市化提供基本动力。信息化释放空间与时间对资源配置的约束，扩展了市场空间与容量。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正是在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化的作用下，浙江县域经济呈现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
1.动力机制Ⅰ：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亚当?斯密最早提出“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观点即“斯密定理”。阿林?杨格（Young，1928）充分肯定“斯密定理”，并深化了这一观点，认为“分工一般的取决于分工本身”，即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是相互影响和决定的一种网络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市场化深化县域分工，推动分工网络形成与扩展；分工深化提高市场化程度，扩大市场规模。市场化从广度与深度两个层次提高分工水平。在广度层面，市场化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扩大了资源优化配置的空间范围,直接推动市场规模扩大和区域分工深化；在深度层面，市场化明确政府与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消除市场准入限制、行业垄断等各种市场壁垒，改善了经济活动所需环境。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市场化深化的过程，是一个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互促互进的必然结果。20世纪80年代，浙江率先实施农村工业化，开始市场化取向改革。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市场化进程，推进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村工业化与市场化的互动开启了县域经济支撑城市经济发展之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浙江经济呈现出两个发展特征。一是各类商品和要素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相应的商品与要素市场逐步建立，区域市场体系逐渐形成，区域贸易流量大大提高，典型地表现为各类专业市场的快速崛起、扩张与国内外贸易量上升。二是在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引导下，县域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依托区域市场体系，融入区域产业分工，建立自身的产业体系，这不仅推动了浙江区域产业结构的形成，也固化了区域产业分工体系。进入新世纪，信息化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影响力融入经济活动的每个环节，提升提速市场化进程。各类专业市场在信息化的作用下，无论是规模还是功能都得到极大地提升，分工网络进一步扩展，县域产业结构得到优化。目前，随着义乌小商品城、余姚中国塑料城等专业市场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贸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等生产业大发展。
2.动力机制Ⅱ：人口集聚、产业集中与县域空间集聚度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的提高能深化县域层面分工，推动产业转型，进而带动县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转变。钱学锋、梁琦（2007）[4]认为分工与集聚之间的内在联系乃是通过报酬递增作为媒介而实现的。也就是企业为获得递增的报酬必然会集聚。贝克尔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5]在《劳动分工、协调成本和知识》一文中指出分工不仅受市场容量的限制，更受到协调分工的成本以及社会知识水平的限制。只有在不存在协调成本或者协调成本相对较低而市场又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分工才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人口与产业的集聚或者说城市化的推进加速知识积累，缩短空间距离，方便经济主体之间信息交流，大大降低了生产活动的协调成本。综上所述，人口集聚、产业集中即县域空间集聚度提高的过程就是县域层面分工深化的过程，就是县域产业转型的过程。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以建制镇为重心的城镇化向以县城与中心镇为重心的城市化演进的过程，表现为人口、产业等资源从向建制镇集聚到向县城与中心镇集聚。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物质基础，推进城市化；城市化则为工业化提供空间依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中，人口、资金、技术、产业等各类经济资源向县（市）地理空间集聚，城镇就业人数不断增长，产业种类也不断增加。县域空间集聚程度的提高使得需求多样化，引起中间产品需求扩张，进而深化了县域层面分工，推动生产业、消费业等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使得县域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20世纪80年代，浙江以小城镇为重心的城市化与农村工业化的互动推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乡镇企业与专业市场的融合互动导致产业集群发展，形成特色鲜明的“块状经济”。在该城镇化战略的指引下，浙江经济出现“弱市强县”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90年代，浙江省政府不失时机地提出以中小城市为重心的城市化战略。中心城市开始快速发展，城市经济崛起。县域经济进入自身产业结构调整期，开始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但对城市经济的支撑作用并没有减弱。2006年开始，浙江率先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自此，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得到加强，使得县域经济受城市经济辐射效应越来越强。
3.动力机制Ⅲ：都市圈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都市圈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都市圈以集聚能力强、辐射能力强的中心城市为核心；二是具有发达完善的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周边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交通通达性高、信息交流通畅；三是圈内城市之间产业分工明确、职能互补；四是圈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与劳务自由贸易，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强。可见，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与信息化在区域空间互动发展的结果。这是因为：市场化消除市场壁垒，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劳务自由贸易，是都市圈形成与发展的前提与保障；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高级要素与高端产业向中心城市集聚，增强中心城市的集聚与辐射能力；信息化统筹提升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促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短城市之间空间距离，扩大了市场规模，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而且加速了知识积累，进一步深化分工，最终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熟都市圈由强大的中心城市、紧密的城际联系与清晰的城市等级体系的构成。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在空间上的融合互动，促使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与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都市区形成。随着“七线两枢纽”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城市化的集群化、网络化发展趋势日渐明显。“十二五”时期，浙江四大都市区、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积极推动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大力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和功能，提高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之间的产业梯度，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县（市）则主动承接中心城市产业转移，因地制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商务、金融等生产业，积极发展旅游、商贸等生活性、消费业；中心城市与县（市）之间以交通、信息通道等基础设施为依托实现链接。这些规划都将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的融合互动，最终实现中心城市拉动县域经济转型。
四、启示
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与市场化的影响下，区域分工水平不断提高，县（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一体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未来，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应坚持“强县战略”与“都市圈战略”双轮驱动转型。在“强县战略”指导下，深化县域内部分工，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型，大力发展生产业，以产业转换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在“都市圈战略”指导下，深化区域层面分工，城市化重心从中小城镇向大城市倾向，促进高级要素、高端产业等资源向中心城市集聚，提高中心城市集聚与辐射能力，将县（市）纳入都市区发展。深化县域内部分工关键在于以城市化与信息化优化工业化，重点在于发展生产业，主动力在于县（市）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政府作用则在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针对性地实施“招商选资”，延长产业链。具体表现为：一是加快推进县（市）城市化，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合理发展服务业，重点发展现代物流业与信息产业等生产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二是以“智慧城市”、“数字城市”建设为着力点，努力提高企业、产业发展平台与社会领域信息化水平，加快实现企业产品、研发、生产过程与管理、营销等环节的信息化；三是提高经济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区域甚至全球分工，围绕主导产业承接中心城市或国际转移产业，采取“补链式”招商引资，提高生产迂回度，提高中间产品生产量，促进生产业发展。深化区域分工关键在于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新型城市化与信息化融合互动，重点在于明确县（市）区域地位，主动力在于新型城市化的引领作用；政府作用则在于扩大区域合作范围，加深区域合作深度，努力消除区域壁垒，实现地方政府共赢。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完善县域经济发展的“硬环境”与“软环境”，促进生产业发展；二是创新区域经济管理体制，构建区域协调机构，消除行政区划与体制机制对都市圈发展的限制；三是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构建“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城市等级体系，同时要重点提高中心城市经济能级，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以城市经济反哺县域经济。
【参考文献】
二、原因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后勤管理部门已很难适应企业的市场化转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后勤管理理念也严重阻碍了企业生产经营的创新与活力，拖慢了企业抢占市场份额的速度。造成当前国企后勤部门问题重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是企业管理的失衡。在当前社会中，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将主要精力和优势资产投放到了企业自身的主产业中，其所制定的战略措施和经营管理目标也带有强烈的目标性和方向性。然而，其对内部后勤系统的改革与建设却相对涉及较少，并且由于大部分国企的后勤系统本身也缺乏自我改革的创新意识，造成内部机构臃肿、人员过剩、缺乏创新、优秀人才流失、资产闲置等等现象，后勤部门经济效益低下，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危机。同时，我国国企中，大部分员工的思想观念仍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模式中，缺乏自主意识、市场意识、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员工作风松散、不思进取，自身的改革意愿不强，对企业的改革政策消极对待，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影响。
三、国企后勤管理市场化
（一）国企后勤市场化的基本特征
国有企业后勤管理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基础，而后勤管理摆脱单独的“小而全”管理，逐步向市场化、社会化发展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目前，我国国企后勤管理市场化经营模式几乎都参照物业管理行业的模式来进行，国企市场化经营主要呈现如下基本特征。1.后勤管理市场化是国企去行政化改革的重点国企改革的重要使命就在于使计划经济回归市场主导，企业应该在市场中优胜劣汰或借助市场的力量不断完善管理体制和扩大自身的市场份额。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束缚，在管理中已形成深刻的量产式经营思想，并且官本位、行政化的管理方式也时刻制约着企业的转型速度。而国企后勤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其重点就在于“去行政化”，将后勤部门推向市场、推向社会，由民间资本进行来进行资源配置和资产管理，这是国企后勤部门市场化最明显的标志之一。2.后勤部门独立于国企主导经营产业，市场第三方管理多样化国企后勤部门在市场化过程中需要“另谋出路、另择贤主”，在管理上与国企其他产业互相分离，实行独立的财务核算与经营指导。而市场第三方管理者则根据市场规律进行筛选，其管理实行“自负盈亏”。3.在国企后勤部门市场化管理中，政府主要发挥监督与指导作用在国企后勤部门市场化管理中，管理的主体是企业，而非政府单位，政府主要是对其市场化过程进行监督与指导。传统的国企后勤部门主要承担一种福利，即为企业和员工提供更好的物资保障，而并非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本性，这也是国企行政体制下的一种特质。在后勤部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也不在继续维持其福利，而交由市场经营主体自主决定，体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4.后勤市场化管理是一种综合性的管理模式国企后勤部门市场化管理应满足市场经营主体的经济诉求，体现其作为市场资本参与市场运作的效用。当然，后勤管理也是企业生产过程的延续，为了使后勤资产能够发挥出更大的经济效益与使用目的，也需要对其进行装修、改造、融资整合等。因而，后勤市场化管理是集服务性、生产性、经营性于一体的综合的管理模式。
（二）国企后勤部门市场化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目前，我国国企后勤部门的市场化总体来说已进入探索阶段。我国许多国有企业关乎国计民生，且生产、技术等涉及诸多保密处，从这方面来看，国企后勤市场化进程并非妥帖。我国一般生产性国有企业在后勤管理方面大多能够走市场化发展道路，引入民间资本，甚至外资，在国有资本控股的大前提下，国有资产不会大规模转性，也不会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一般来说，事业单位、政府单位的后勤部门在市场化运作方面走在了国企的前列，如后勤食堂、物业管理、活动场地等资产在承建、租赁、维护、改造等方面都早已实现了市场化，发挥了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不过，在国企后勤部门市场化过程中也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后勤管理缺乏规模效应，难以发挥国企的综合优势。国企后勤部门只负责本企业所经营和拥有、持股的固定资产、虚拟资产，而在市场化过程中，由于经营者与投资资本的分散，国企后勤部门容易被市场分割，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其二，后勤市场化往往缺乏品牌战略意识和诚信意识。国企后勤部门经过多年的市场化转型改革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其与原企业之间的管理还没有从根本上定性，许多国企管理者仍未彻底放开对后勤部门的管理与指导，尤其是后勤部门的管理者任免权、决定权仍由原企业决定，后勤部门的市场发展意识和竞争意识十分薄弱与滞后，不能全面自主经营决策，也没有中长期发展规划。其在市场经营中缺乏品牌战略意识，往往依靠原企业来进行市场宣传或者经营，后勤管理混乱、主动服务意识落后。并且，在利益分配上二者也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使得国企后勤部门市场化进程仍困难重重。
（三）后勤管理市场化发展的必然性分析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已进入深层次阶段，但从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适时地将阻碍国企市场化转型的后勤部门推向市场不仅能减轻国家与企业的财政负担，还可以加快国企市场化转型的速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1.有利于国企体制改革，减轻国家与企业的财政负担对国企的后勤管理部门进行市场化转型，就是将后勤管理行政机制向企业经营管理转变，社会企业将取代政府或者国企行政机构成为国企后勤管理的主体。我国国有企业因体制原因，其后勤部门也隶属于行政管辖范围，而其后勤部门人数相对较多、经济创收能力低下，对国企的市场化经营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在国企体制与经济改革中，去行政化是其重要的指标，而后勤部门市场化则能够实现快速去行政化、融入市场经济，而且政府在国企改革中的角色也能够快速实现转型，从主管职能向监管职能过渡。后勤管理企业通过开展多种经营行为，运用合理收费、有偿服务、投资等实行经济独立，大大减轻政府主管部门的财政负担，为企业的发展之路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2.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的分配与调节作用，提高其资产运作的效率针对当前国企后勤资源利用率低下、创收能力不高、难以充分利用等现状，对其进行市场化转型可以将原本不能参与市场竞争的资产全面推向市场，通过市场的配置作用来实现盈利。国企后勤部门的部分固定资产闲置现象较为普遍，对其维护成本、管理成本也都较高，每年都需要进行财政拨付补贴，不仅极大地浪费了财政资金，还造成大量资产闲置。而后勤市场化、社会化能够最大限度地盘活固定资产，用于其他经营创收行为，实现保值增值，也减少了维护成本，从而充分地发挥其资产运作的效率，提高整个后勤系统的盈利能力。3.推行产业整合与升级，实现后勤产业化、集成化、品牌化国企产业结构调整事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全局。企业后勤部门的市场化转型将分割国企组织结构，“砍掉烂尾”，促进国企产业结构调整。而市场化了的后勤管理将能够实现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强强联合等市场经济行为，从小做大、由弱变强，逐渐实现后勤产业集群化和品牌化，产生规模效应，从而不断巩固和增强后勤产业实体经济的市场竞争力。4.有利于解放思想、转变经营管理观念，是后勤产业战略转型的内在需要国企后勤部门的市场化改革能够引入市场竞争与民间资本，彻底打破内部垄断和行业保护主义，使内部形成竞争环境，从而分流员工队伍，实现优胜劣汰。并且，能够促使员工与管理者不断解放思想、转变经营管理理念，提高自身业务素质，以更有效地参与市场竞争。
四、后勤部门市场化发展的途径
（一）后勤部门市场化转型的战略定位
国企后勤部门的市场化转型是国企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也是一项中长期目标，将后勤部门推向市场，也是符合企业长远发展以及市场经济建设大局的战略结构调整。当然，国企后勤部门的市场化转型并非简单地融入市场，它必须根据企业战略布局来进行，其战略定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服务于企业主体业务的战略发展布局后勤部门是支撑企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企业主体业务的发展离不开后勤保障的支持，而后勤服务质量的高低又直接影响主体业务开展的效率。因此，在后勤部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企业应该将主体业务与后勤部门放在同一个平面，根据企业战略发展来设计和调整，使其成为一个统一的商业整体。只有实现后勤与主体业务发展方向一致，后勤转型才算成功。2.致力于提高经济效益与员工生活保障后勤部门虽然向社会化、市场化转型，但其作为企业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要承担稳定企业后方的重责。后勤转型一方面要走独立经营的模式，迅速摆脱财政补贴、成本消耗的现状，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尽快实现盈利；另一方面要开展个性化、人性化、市场化的生活服务项目，使员工的生活更有质量，从而使其产生归属感，留住关键型人才。3.立足固定资产，开创新的经济增长点国企后勤市场化运作要从自身的固定资产运作出发，利用社会资源盘活存量资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后勤部门市场化改革必须坚持和实现的战略目标。
（二）转型的难点
国有企业后勤部门的市场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面广，对现有体制冲击较大，尤其对后勤部门员工的冲击较大，改革之路阻力较大、困难重重。从总体来看，国企后勤部门市场化转型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主体分离阶段，从主体业务中分离出来，成为具有自主经营的实体与独立法人；资源产业化发展阶段，后勤部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对资产、资源进行重组，最终实现集约化、产业化集群发展；融入社会第三产业。在后勤部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需要做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化经营转变；从稳定的政治环境向多变的社会环境转变；从行政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转变。对此，国企后勤部门需要重点做好如下两点。其一，明晰产权关系。国企后勤部门市场化改革，首先必须从产权上确定甲乙双方的责任与权利，后勤承建企业以经济利益驱动，来吸纳社会资本，独立核算，规范企业管理与发展。国企管理方要以平等的经济体来开展谈判与企业监督，明确产权类型与归属，从而确保转型成功。其二，建立健全后勤企业市场管理体系结构。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活动单位，其管理结构的建立与完善是参与市场竞争、获取经济利益的前提。国企后勤部门的市场化转型也必须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单位，而非凌驾于其上，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是国企体制转型的重要机制，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对后勤市场化改革来讲至关重要。
经济的转型升级表现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即从资源消耗型升级为资源节约型，从粗放式增长升级为集约式增长，从产业发展来看，具体表现为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从污染大、能耗高向污染小、能耗低转变。人力资源是最根本的生产力，要想使这些转变成为现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企业员工的继续教育，提高其生产技能和业务素质，重点解决基层一线劳动力素质不高以及高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使产业发展完成从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向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才支撑转变。对企业员工进行继续教育，造就大量适应经济转型升级需要的、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服务和管理第一线的实用型、技术型和技能型专门人才，是高职院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高职院校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高职院校要着力实施办学市场化、课程本土化、师资多元化、教学基地化等策略，在继续教育的大市场中大有作为，为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一、办学市场化
依据百度百科的解释，所谓市场化，就是在开放的市场中，以实际需求为导向，通过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从而完成资源的合理配制，使效率达到最大化的机制。
本文所说的办学市场化，是指高职院校能够积极地适应地方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根据继续教育市场化的特点进行科学分析，主动满足市场的需求，融入市场竞争，并发挥高职院校“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服务和管理第一线职业岗位的实用型、技术型和技能型专门人才”的功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市场。
高职院校的继续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在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其重点也不是正规的学历教育，它的需求是由市场确定的。随着经济转型升级，企业需要大批适应产品升级、管理转型的理念先进、技能优良的研发人员、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这就产生了继续教育的市场需求。高职院校只有适应这一需求，根据市场需要来开展继续教育，安排项目，设置课程，组织教学，才能在经济转型升级中有所作为。
在办学市场化策略下，高职院校继续教育应着重提高四种意识：
一是提高竞争意识。市场化的一大特性就是竞争性，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继续教育中积极主动地面向市场、走向市场、融入市场，自觉地遵循市场规律，全方位地了解市场需求，主动获取市场信息，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通过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提高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牢牢占据市场的有利地位并取得收获。
二是提高效率意识。无论是企业还是员工，对于开展或参加继续教育，其目的性都很明确。从企业来说，就是要提高员工的素质和生产技术水平，以满足企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从员工来说，是为了在转型升级条件下提升技能，以适应、胜任或获得更好的工作岗位。企业的员工大多数是职业经历较为丰富的成年人，他们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通常比较重视，将继续教育作为个人成长的重要途径。在接受继续教育过程中，由于自身对金钱、精力、时间有一定的投入，他们自然要追求回报，所以对接受教育后是否能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比较关注。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给企业和员工提供继续教育服务时，充分注重教育的效果和效率，让企业和员工充分感受或享受到教育的成效，在知识技能更新、提升中取得明显的效果。同时，对高职院校来说，还要强化办学的成本意识和教学效率，着力提高办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效益最大化。
三是提高品牌意识。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高职院校想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占据优势，就必须要像经营企业那样，通过树立品牌来占领市场。要通过调研对市场有较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分析人们接受继续教育的心理预期和个性需求，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课程设置与项目设计，将继续教育视为产品，使产品的推出受到企业与员工的欢迎。要时刻关注市场的变化，对弱势产品要随时调整结构，提高继续教育的质量，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并努力打造继续教育的品牌，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进而占领更多的市场。
四是提高管理意识。高职院校应打破计划经济时期的思想壁垒，不要让教育周期和制度约束成为限制继续教育发展的瓶颈，最关键的是不能与市场需求脱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教育要适应高速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在更新知识内容、优化教学手段、缩短教育周期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因此，高职院校要强化管理意识，实行企业化管理，使继续教育工作与时代同步，与市场接轨。
二、课程本土化
所谓课程本土化，是指在开展继续教育的过程中，高职院校要深入分析地方产业发展和人才需求之间的相关性，以地方产业发展为导向开设继续教育的课程，对接企业预期的能力与岗位要求，为地方经济转型升级作出自己的贡献，赢得自己的地位。
高职院校只有在专业布局上，根据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需要进行科学动态的调整，才能在提供人力资源、技能技术和智力支持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换言之，就是要在课程设计等方面体现继续教育的地方特色，与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有较高的依存度，这样才能让高职院校的继续教育有根基、有底气。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1-0005-04
一、经济转型与市场秩序中的制度变迁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的概念在社会主义国家最早是前苏联经济学家布哈林在研究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提出的。西方经济学家的经济转型理论起初为研究拉美转型（后扩展到东欧、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改革有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即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其《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阐述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华盛顿共识”的经济转型理论强调的是激进式的。而中国的经济转型则属于渐进式的。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的经济转型有众多认识，但无论何种关于经济转型的解读，都认同两点：一是中国目前的经济转型包括由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中国目前的经济转型是从原有的经济制度向另一种经济制度转型的过程，即在基本制度层面从纯粹的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制度变迁，在具体制度层面是产权制度、分配制度、价格制度、财政制度等制度的变迁。总之经济转型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制度变迁过程。
就经济转型的时期而言，广义上认为从改革起始，狭义则认为应该从20世纪90年代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开始，但无论何种说法，都认同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其特征就是转型的阶段性推进和阶段性调整以确保经济转型的有序。从体制转变来看，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经济转型的起始阶段，其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此后是经济转型的完善阶段，其目标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当前，中国已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经济转型从起始阶段推向完善阶段。在当前阶段，由于已经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支撑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得以初步确立，经济结构、经济运行机制有了明显改善，但中国的市场经济仍然是一种初级市场经济，与发达市场经济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制度缺陷问题仍大量存在。
当前阶段中国经济转型的体制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问题至关重要，其中市场秩序在市场中又居于重要地位，而维护市场秩序稳定的重要工具是制度。“市场秩序是在特定情景下设计的旨在激励和约束交易者行为的权利与义务的制度安排――既包括法定授权的组织规则，也包括约定俗成的行为标准”[1](P52)。市场秩序可以分为市场主体秩序、市场交易秩序、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管理秩序。其中，市场主体秩序是市场运行的前提，市场交易秩序和市场竞争秩序是市场运行的主要内容，市场管理秩序是市场秩序的保障。市场主体制度（即关于市场主体的资格、权力、责任的一系列制度）、市场交易制度（确定市场交易规则的制度，具体包括定价规则和竞争规则）是市场秩序的内在制度规范，市场管理制度则是外在制度规范。
在经济转型的起始阶段，新旧制度之间的摩擦和制度体系的不稳定，使市场秩序还不成系统，导致“现实的各种市场秩序混乱根源在市场制度不完善，所有的市场秩序的混乱根源于市场制度不完善”[2](P547)。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将逐步健全，市场秩序将逐步规范化。在这其中制度变迁直接关系到经济转型的进度以及市场秩序的稳定。因为在经济转型中制度变迁会通过经济增长制度结构的改变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形成，使生产要素的利用率不断提高。因此制度因素不仅会影响经济转型的效果，也通过影响市场乃至影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实现。
二、秩序扩展与制度变迁
市场秩序是一种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扩展性来源于市场的内生特征所产生的巨大生成性。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入，市场在整个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越来越大，这就导致市场秩序不断扩展。哈耶克认为虽然“市场秩序只是相对晚近的产物”，但“这种秩序中的各种结构、传统、制度和其他成分， 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3](P12)。而且“秩序的重要性和价值会随着构成因素多样性的发展而增加，而更大的秩序又会提高多样性的价值，由此使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变得无限广阔。”[3](P90)。市场经济与市场秩序扩展一脉相承。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带来的市场结构、市场规模的变化导致市场的扩展，而市场扩展是市场秩序扩展的源泉，所以市场扩展又导致市场秩序的扩展，因此市场秩序扩展是经济转型的现实体现。
市场秩序是维护市场的秩序，与市场息息相关。市场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扩张的体系，因为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市场联系越来越密切，市场范围越来越扩展，这导致市场在深度上表现为交易对象不断扩展，在广度上表现为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市场秩序中的核心秩序即竞争秩序也会使市场主体在不断扩展的同时中扩展交易客体即交易范围和交易对象。因此，市场秩序的扩展具体表现为：
第一，市场主体的扩展带来市场秩序的扩展。市场主体是由市场的管理主体――政府，市场的经营主体――经营者（从事生产和销售、服务等经营活动的企业或个人），市场的消费主体――消费者组成的。市场主体的扩展行为就表现为参与市场活动的政府、经营者、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职能及权限的扩展。经济转型的深入使政府在市场秩序中的角色不断演化。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内生性的，政府启动和组织了中国的经济转型。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人为地缩短市场的自发发展过程。但维护市场的秩序在其形成期间会遇到一系列的规则摩擦，所以还需要政府对市场秩序进行干预，协调规则摩擦，这都使政府在市场秩序中的角色发生着变化。计划经济时期，消费者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对商品几乎没有选择权。经济转型也是从短缺经济到初步浮现的过剩经济的转变，此时消费者已拥有了较大的商品选择空间。信息社会的到来导致消费信息量的增大和市场透明度的增加，使消费者商品选择空间进一步拓展。另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也使消费者的消费领域日益拓宽，消费水平和质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并且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应法律实施以来，消费者开始能利用法律的盾牌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它们不但保护了消费者的经济利益，而且还使消费者的权利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这些都扩展了消费者在市场秩序中的影响。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政府对经营领域的逐步放开也成为中国市场发展的趋势，许多传统上为政府管制的经营领域诸如电信、公用事业、金融服务和卫生保健等行业正逐步对经营者放开。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经营者日益宽松的经营环境与广大的拓展空间都扩展了经营者的经营范围和目标。市场主体的扩展必然导致维护市场的秩序的扩展，这都要求用制度来界定政府、经营者、消费者不断扩展的职能及权限。
第二，市场客体的扩展带来市场秩序的扩展。市场客体是市场交易的对象，就其基本结构来说，包括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商品市场交易的客体是一般商品。生产要素市场交易的客体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信息、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经济转型以来，各类批发、零售商品市场数量不断增加，规模持续扩大，近年来随着棉花、黄金等重要商品流通体制的重大改革使商品市场使商品市场体系更为扩展。其次，各类要素市场也以迅猛的势头扩展，包括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都有很大的发展，各类要素市场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形成。总之，“市场规模明显扩大，市场结构趋向合理，市场主体日趋成熟，市场规则逐步健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4](P12)的情况下，当前建设和发展市场体系的重点，已经从市场体系的硬件建设为主转向软件建设即主要是制度为主，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的着力点已经转到维护市场稳定的制度和规范市场秩序方面。
市场主体和客体的扩展导致市场秩序的扩展，对当前阶段市场秩序的制度变迁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是市场建设的组织者，当发现市场秩序出现新问题时，政府必须利用制度变迁来进行矫正。所以政府的角色不容置疑，连推崇自由主义的哈耶克都强调，私有财产原则和契约自由原则并不足以提供良好的竞争秩序，有限的国家行为是远远不够的，正确地应是“一种有意地把竞争、市场和价格作为其指导原则，并利用国家实施的法律结构使竞争尽可能地高效与有益的政策”[5](P103)。
三、市场秩序制度创新的路径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开放的秩序大大增加了制度选择集合”[6](P9)，多元的市场制度模式冲击了我国现存的市场秩序中非理性制度或者制度中的非理性因素，这种外在诱导性容易使市场个体降低对现存市场秩序的遵从度，这都依赖制度创新来解决。当前中国市场秩序的基本制度已经建立，按照以往的制度确立路径难以再迅捷产生高效的新制度，加上当前的经济转型新阶段和市场秩序扩展造成许多新问题，使原有的制度供求路径难以适应市场秩序的新变化时，就需要寻找制度的创新路径。因此，必须保持市场秩序制度的适时创新，寻找制度的创新路径。具体来看目前的市场秩序制度创新的路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制度效率。经济转型的制度内容是一种效率相对较低的制度向另一种效率相对较高的制度变迁。虽然制度具有内在的自然演进与变迁的动因，但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政府推动的，是避免既有制度的低效率以获得更高的制度效率，政府“不仅对制度的效率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具有关键性的作用”[7](P46)。所以“经济转型中的制度效率问题，一直是大多数制度经济学家所关注的焦点”[8](P1)，因此，注重制度效率尤为重要。
制度效率是指在一种约束机制下，通过提供一组有关权、责、利的规则，为人们构筑行为规范体系，合理引导人们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的利益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从而获得最优效率。简而言之，制度效率是制度成本与制度收益的比较。制度收益指制度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外部性和不确定性等的程度。在对市场秩序制度效率的考虑当中，核心是制度成本分析，其包括市场秩序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设计、衔接等费用和制度运行过程中的组织、维持、实施等费用，所以目前的市场秩序制度创新的路径应注意要有意识地降低制度成本从而提高制度效率。市场秩序制度变迁中应该明确市场主体权益，为市场交易秩序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减少交易成本，这是提高制度效率的前提条件。通过建立起有效市场竞争制度，用市场管理制度以优化制度结构，以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使外部性收益内在化，从而减少交易成本和外在成本，以实现制度效率的最大化。
第二，重视非正式制度的建设。市场秩序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政府确认的有强制力以维护市场运行的法律、法规等，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交易中形成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因素。正式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但其难以完全容纳个体利益要求的多样性和利益目标的复杂性，仅靠正式制度还难以形成个体之间的合作力。正如诺思所说:“正式规则的变化，尤其是产权方面的变化必须由相应的非正规规则和有效实施相补充才能带来所渴求的结果”。所以“有效率的市场是一种能进行低成本衡量和实施合约的制度结果。这需要由鼓励适应性效率的规则、补充的非正规制约和有效的实施来实现”[9](P112)。
市场秩序的制度需求，既有正式的制度，也涉及非正式的制度需求，它们对市场主体的行为从不同角度进行规范。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前阶段，制度供给以正式制度为主，但到当前市场秩序已大大扩展的情况下，应该在非正式制度方面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文化环境，营造一种高效、竞争的市场文化，因为“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社会文化转型的任务，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氛围”，以“支持经济转型与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10]([193)。建设非正式制度首先要培育法制观念，培育市场主体依法交易的习惯，扩大法律知识普及程度，使市场主体具有一定的法律素质，增加遵守制度的自觉性，从而提高制度的有效性。其次是培育诚信意识。诚信是市场主体间交易的基本保证，政府可以利用行政、媒体等多种手段进行多方面的宣传，报道诚信的先进典型，扩大诚信道德宣传的力度，并依托行政管理职能建立起包括经营者市场行为信息的经营者档案，用其中反映出来的经营活动信息作为经营者的信用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非正式制度其他还包括契约意识、公平交易意识、正当竞争意识、秩序意识、社会责任意识等。
第三，增加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机会。制度变迁包括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方式。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是由个人或民间组织发起以影响政府而制定制度。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形式而引入实行的变迁。政府是市场秩序制度的确认者，经营者是市场秩序制度的实施者，因此市场秩序制度的供给最终是由政府和经营者决定的。此外，在从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型中，还会出现政府失灵的情况，这就需要发挥经营者组织的自律和组织作用来弥补政府失灵，尤其在规范市场秩序方面，其内部协调、上下沟通的作用是政府无法替代的。之前由于计划经济的长期存在，经营者组织长期缺乏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市场经济的启动与市场秩序的扩展为经营者组织成长提供了机遇，这使其参与制度供给的能力大大增强。
强制性制度变迁一般比较适合于制度变迁初创期，“当原有制度已形成相对完备的体系，适应环境的改变，需要向更新、更理想体系变迁时，应逐渐加大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的采用，以此来培育出一种能够‘自律’的制度体系”[11](P21)。当前中国经济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已经基本建立，所以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应该成为制度创新的主要路径。在此阶段，诱致型市场秩序制度变迁方式会使市场主体的制度需求得到较大的满足，从而加速市场秩序制度的实施效率。因为“制度创新的首要意旨是要调整社会经济生活中游戏规则制定权的归属”，而“游戏的技术规则由市场博弈过程自然衍生（即由市场主体来制定），可能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要求”[12](P6)。所以在结合市场秩序的扩展及经营者组织能力大大加强的当前阶段，中国市场秩序制度创新的路径应逐步由转型之初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变。政府应该着重培育经营者成为市场秩序制度创新的主体，并充分发挥经营者组织的作用，培养其增强对市场秩序制度变迁的参与意识，使之拥有更大的制度制定参与空间，并在合适的时间确认经营者的制度需求，因为“虽然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中，往往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进变迁过程”[13](P127)。
经济转型会沿着自身的路径和趋势前行，在起始阶段的制度变迁的效用达到后，经济的持续转型会对制度变迁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制度创新才会推动制度变迁步伐呈现螺旋式的上升，市场秩序也是如此。合理的市场秩序的制度变迁会在经济转型顺利和市场秩序扩展的背景下逐步促使市场秩序的规范和稳定，以向发达的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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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rder's Expansion and the System Innovation in the Market Order
Zhu Yunping1， Chen Junming2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00,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