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小说、戏剧和评书流传甚广。虽然都是文学作品，但是从法治的视角和古代的司法文化可以进行结合研究。本文将以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司法案例为研究对象，对此方面进行探讨，研究中国古代司法文化的特点。
一、判案不拘泥于律条：重“人情”轻“法理”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徐梦龙：《醒世恒言》第八卷）是一起典型的民事和刑事结合的案件，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司法审判的重“人情”轻“法理”的特点。故事的大概是：北宋年间，医学世家刘秉义之子病重，刘妻希望娶孙寡妇家的女儿冲喜。孙寡妇得知刘家儿子病重，无奈之中让儿子玉郎男扮女装嫁进刘家。然而玉郎已经与徐家的女儿定亲。洞房花烛之夜，刘妻让自己的女儿慧娘陪伴自己所谓的“嫂嫂”，二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刘家儿子病愈后，慧娘和玉郎的事情败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刘家的邻居李家又将慧娘的事情告诉了聘定慧娘的亲家――裴家，于是，几家状告到官府。
中国古语曾云“理法处于人情”，又言：“人情大于王法”。中国古法都规定法官依法断案，量刑定罪。汉代律令规定：“监缶部主，见知故纵”，法官对犯罪不严厉惩罚就为私纵犯罪者，人犯罪难免人情有所在。唐律有言：“诸鞫狱者，皆须以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在唐律中规定审判案件的法官不得超出诉求人诉状所控诉范围。在《唐律疏议》中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即审判者可以送给顺水人情，给予减轻刑罚，不必刻意追求符合法律条款的规定。宋代的郑克也提出了：“夫所谓严明者，谨持法理.深察人情也。”在中国的古代婚姻制度中，只要男女双方订婚，婚姻即生效。所以玉郎和慧娘构成了和奸，触犯了宋代的刑律。按照《唐律疏议》的规定：“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意思为通奸的人，男女各服徒刑一年半，有丈夫的妇女则服徒刑两年。《大清律例》中规定：“凡和奸，杖八十；有夫者，杖九十。”慧娘因为和玉郎私定终身，这段感情为封建礼法所不容。所以裴九老要求官府严惩慧娘和玉郎。在当值太守问明事情发生原委后，依照当时律例慧娘本应嫁到裴家，但是因为其行为上的不洁，所以让玉郎退还了裴家的聘礼。太守重新对几位年轻人进行了搭配，裴家最后改聘徐氏，使三对夫妻重新组合完婚。这个故事符合当时的法律，是最为合理的判决。中国古代的法律本来就建立在礼法的基础之上。这段看似违背当今法律道德的判决在当时的法律环境下是最为合理的。这是中国古代礼法相结合的体现，审判者可以根据法律规范自由行使裁量权。在我国另一部古代小说《初刻拍案惊奇》中也出现过此类情形。书中一则故事讲的是在唐宪宗年间在豫章郡的富商谢全一家在浔阳江运货的过程中遭遇到了劫匪，家破人亡。谢全的独生女儿谢小娥通过破解诗谜得知了当年劫匪的名字，从此踏上复仇之路。经过重重阻碍，谢小娥女扮男装混入申家商号并且取得了仇人申兰的信任，终于趁仇人酒醉之时手刃仇人为父亲报了仇。最后投案自首，审判者查明了事情的原委后，将当年的劫匪统统下狱，但是并没有追究谢小娥的刑事责任，免除了死罪。这个故事也是法理与人情相结合的体现，不是刻意地执行律例律条，还要体察人情。在唐朝的时候，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案例，这两个案例都和复仇有关。第一个是一个名叫张绣的人杀死了诬陷自己父亲造反的仇人，并且获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但是裴耀卿和李林甫却认为法律不能纵容人们复仇，要对张绣进行法律制裁。张九龄认为这是“孝烈“的表现，当时的统治者唐玄宗却支持裴耀卿和李林甫的意见，告诉张九龄：“复仇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义不顾命，国家设法，焉得容此。杀之成复仇之志，赦之亏格律之条。”认为这复仇的行为虽然为礼法所准许，但是还是违背了国家的法律，张理和张绣虽然值得同情，但是其罪行不能被赦免。从此可以看出，唐玄宗反对以任何理由来进行私自复仇的行为。第二个著名的案例是在唐宪宗年间，富平县有一个人叫梁悦，杀死杀父仇人后投案自首。审判者认为梁悦的行为虽然杀人违背了当时的法律，但是为父报仇的行为符合礼数和情理，而且犯罪后主动投案自首，所以进行了从轻发落。这两个案例在当时的社会中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虽都发生在唐朝时期，但是处理结果不同。《唐律疏议》中对复仇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从谢小娥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重“人情”而轻“法理”的审判特点。
二、司法人员非专业化，经常徇私枉法
衙役和差役是中国古代的司法、审判机构的直接执行者，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往往喜欢把这两类人进行恶魔化，把他们描写成为欺压百姓、强取豪夺、滥杀无辜的形象。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桥段即在《水浒传》中林冲误入白虎堂，遭到高俅陷害被流放的描写。起因是因为林冲与高太尉的儿子高衙内结仇后，高太尉用计骗林冲持刀进入白虎节堂，判定林冲腰悬利刃，意图不轨。把林冲发配到了沧州。在押送的路上，两名押差因为收受了高太尉的贿赂，在押送的途中百般虐待林冲意图结果林冲的性命，还要在野猪林害死林冲。其原因不光是由于收受了高太尉的钱财，更主要的是当时的审判者权高势大，使两名差役不得不枉纵执法。《水浒传》中还有一个著名的章节，宋江得知晁盖因为劫取了蔡太师的生辰纲被官府通缉，在官府正要对晁盖捉拿之时，宋江为晁盖通风报信，使晁盖成功逃脱官府的缉拿。事后由于事情败露，阎婆惜以此为要挟宋江，宋江一怒之下杀死阎婆惜，宋江的好友差役朱仝为了朋友情分帮助宋江逃跑，最后宋江被官府缉拿后说自己是在酒后误将阎婆惜杀死。虽然知县和差役都知道事情的实情，但是并没有依法惩治宋江，只是做出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的决定，可见在当时的社会中，私情远远大于国家法律的权威。还有一段著名的案例，在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一章中，贾雨村审判冯薛两家因为买卖纠纷而致使薛蟠打死人命。由于当时的四大家族势力强大，薛蟠为四大家族薛家的子弟，所以贾雨村不顾法律的正义，徇私枉法免除了薛蟠的刑罚，只是对薛蟠处以罚金了结了此案。《红楼梦》中为徇情而违背法律的判决还不止这一处，在“判冤决狱平儿行权”一章中，贾府中的王夫人丢了玫瑰露，有人故意栽赃柳家媳妇和五儿，王熙凤的通房丫头平儿调查原委，最后为柳家洗刷冤屈。在“尤二姐事件”中，凤姐让张华告贾琏“国孝家孝之中，背旨瞒亲，仗财倚势，强逼退亲，停妻再娶。”而且花钱打点，让都察院传唤贾蓉，贾蓉又花银子打点。都察院贪赃受贿，并且可以随意地徇私枉法。在中国古代仵作也是诉讼制度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的身份相当于今天法医的角色。往往决定了案件的性质和结果。但是事实上古代的仵作一般技术低下，专业化程度不高，仵作也可以收受贿赂来决定案件审理的方向。《水浒传》中武大郎被西门庆和潘金莲合伙毒死后西门庆买通仵作，验尸结果为病亡就很能反映这个问题。可见衙役的贪腐和当时的社会及司法制度的黑暗是密不可分的。
摘要：钟华华的小说从人性的角度，表现乡村孩子的苦难，乡村妇女遭受的，乡村男人的霸权地位，诉说着乡村在世纪交替时期，也是社会转型期经历的苦难。
关键词：钟华华小说 乡村苦难 人性视角
钟华华的小说关注变革时期的乡村社会，表现古朴乡村在变革中的阵痛。他从人性的角度，以儿童的视角，表现乡村孩子的苦难，乡村妇女遭受的，乡村男人的霸权地位，展示光怪陆离的人性世界，诉说着乡村在世纪交替时期，也是社会转型期经历的苦难。
一、儿童视角：苦难的心灵烙印
钟华华小说的叙述角度主要是儿童视角。儿童视角应当是以童真为底色或背景，应当是清纯的、天真的角度。但是，作者的经历和作品主人公的生活背景都使作品的叙述清纯不起来，天真不起来。作者从小体弱多病，还在母亲的怀抱里，就感受到生命的艰难和生活的苦难，养成多愁善感、悲天悯人的个性。作者笔下的儿童，都没有健全的家庭、健康的身心：或者如六指，父亲早逝，母亲外出打工，相依为命的老祖去世，他孤苦伶仃，连寄身的教堂也遭到拆毁的命运（《乌鸦停在黑瓦上》）；或者如《狗年月》中的“我”，母亲不堪父亲的折磨离家出走，我像狗一样低声下气地过日子；或者如心智不健全的“马大傻”，人们肆无忌惮地欺侮他，拿他作开心的材料（《一个傻瓜的悲剧》）。儿童是弱小的，没有人护佑的儿童是可怜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儿童是看不到希望的，受到的儿童是悲惨的。多重灾难的叠加构成作者笔下儿童叙事的苦难角度。他们以渺小的身躯沦落于滚滚红尘，以无助的眼光打量着鱼目混珠的社会，以稚嫩的肩膀承受着大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以受伤的心灵去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
儿童视角给我们展示出五光十色的乡村生活镜像，展示出他们繁复而坚韧的心地。由于低下的社会地位，也由于文化的准备不足，他们很难溶入快速发展的社会。于是，为了生存，他们采取了坚守的姿态：坚守童心，坚守家园，坚守心中的净地。这是无奈的固守，螳臂挡车式的挣扎。老祖去世，六指只有退守教堂。但是，土地开发涉及到教堂，神父选择了离去，修女小树选择了新的也是堕落的生活方式。而弱小的六指却选择了坚守，坚守到教堂轰毁的最后一刻。教堂是宗教的殿堂，代表着神圣，象征着信仰。因此，六指的坚守和教堂的轰毁有了象征的意味（《乌鸦停在黑瓦上》）。教堂坍塌了，高楼林立了，乡村城镇化了，生态失衡了，人们的心态呢，也浮动躁动了。修女小树顺应潮流的肤浅方式固然不可取，而六指顽强的坚守是否是通往心灵家园的唯一道路，也值得探究。这是一个作者无法破解的难题，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遭遇的阵痛。
《一个傻瓜的悲剧》提出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历尽劫难的孩童马大傻突然具有了特异功能，在他无尽的咒骂声中，欺负他的人遭到报应，躲雨镇的人们患上了忧郁症。当人们躁动不安，想寻求生路而找不到方向之时，在神父的指示下，马大傻担当起为大家指路的重任。仿佛是大智若愚，或者是与神界心有灵犀，马大傻为各色人等指路，居然能各得其所，各安其位。马大傻担任了作品的叙述者，这是一个奇特的由傻子充当叙述者的叙述角度。这一独特的视角仿佛一个变形的透镜，世间的一切变得光怪陆离，本真地再现了扭曲的人性和荒唐的社会现实。
二、乡村女性：灿烂的美丽点燃悲剧之光
作者笔下的女性个个美貌如玉，聪明伶俐，具有敢爱敢恨的鲜明个性。但是，在价值取向迷失、道德理念混乱、心灵骚动不安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些乖巧的女性却与作品中的孩童一样，有着悲剧的命运，成为男性霸权和乡村变迁过程中的牺牲品。
春桃（《身背十字架的女人》）义无反顾地离开嗜赌如命的丈夫，与汪石匠私奔到躲雨镇之后，春桃就成为汪石匠实现物欲的工具。汪石匠雕琢了堆积如山的十字架，春桃默默地把它们背到墓地，沉重的十字架压垮了春桃，将俊俏的春桃送到了飘渺的天国。春桃为了追求幸福来到躲雨镇，她想象着新的生活会拯救她，会赋予她新的生命。然而，她背负着的具有苦难意味也有拯救意义的十字架，却耗尽了她年轻的生命。于是，背负着十字架的春桃也具有了象征的意义。
《雕花木箱》写了乡村几代女人的一个美妙而残忍的梦。木匠高山毛能用上等的红豆杉做出精致的雕花木箱，能够拥有他做的雕花木箱成为乡里女人的梦想。然而，高山毛的妻子却没有雕花木箱，并因此上吊自杀；瓦兰的母亲不能与高山毛共结良缘，留下的愿望就是要一口雕花木箱；瓦兰为了雕花木箱受尽野蛮丈夫的折磨和柳翠翠的羞辱，为寻找雕花木箱而在躲雨镇消失。于是，雕花木箱成为乡村女人所追求的卑微而美丽的理想。理想是美丽的，但是是不能实现的，而乡村的女人们为了这个微不足道的理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作者给我们描述的美丽而沉重的乡村现实。
《七月满尘》中的女主人公云朵的确如云朵般美丽、纯洁。在物欲横流的桐花岭，云朵我行我素地生活在色狼群中，以灵巧与机智将随时可能发生的化险为夷。她也在坚守，坚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坚守爱情，坚守忠贞。坚守的同时，她在抗争，与物欲抗争，与强权抗争，与、抗争。可是，在强权和暴力面前，云朵像任人宰割的羔羊，被粗鄙下流的勘探队长徐二胖粗鲁地、。
“中国古代文学苑”（gx.省略），是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自行设计和建设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资源网站。自2006年6月正式启动以来，该网站几经变更，几经扩充，几经升级，目前已具备丰富的内容、稳定的受众、成熟的管理模式以及活跃的影响力，充分显示了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全体教师将现代化手段应用于传统课程教学的观念与实践、艰辛与成绩，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系列课程教学的最新数字化成果。
一、“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建设的缘起及历程
迄今为止，国内大多数高校教师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系列课程时，大都采取纸质平面教材、课堂口头讲授、课后查阅资料这三种传统的也是基本的教育教学形式。虽然有不少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自制一些计算机课件，但仍然苦于没有丰富的相关数字化资源可资利用，而陷于东寻西找、重复劳动的低层次循环中。传统的教育教学形式既难以有效地调动高校内外更多的师资力量与学术资源参与课程建设，也难以调动教师与学生在交流互动中促进对课程自身的积极建设。
有鉴于此，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所教师提出实施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资源数字化建设工程的设想，力图探索如何充分利用现代化网络技术进行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教学及传播工作，建立一个融合国内外各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资源的开放的、立体的、共享的平台，尝试一种进行教学资源数字化建设的有效方法，并探索与实践其作为进行互动教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新模式的实际效果，最终建成一套完整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资源数字化的软、硬件环境。
上述设想的实践，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不断创新的过程。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以校园网为平台，建成“中国古代文学史”精品课程网。2006年，北师大古代文学所所长郭英德教授主持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资源数字化工程”被批准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随之初步成型。2009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与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CENTV）签订协议，建立密切的协作关系，利用该台“学习超市平台”（果实网（省略））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软件开发技术，对“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进行了全面改版，建成一个全新的教学资源网站（gx.省略/）。该网站的建成与运作，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资源数字化建设工程进入了良性循环的成熟阶段，确立并发展了一系列创新特点和创新功能。以下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的主页面：
二、“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的创新特点
一般而言，高校传统的课程教学，在教材上选择纸质教材读本，具有平面化特点；在教学模式上采取课堂口头讲授方式，具有单向性特点；在学习模式上要求学生课后查阅资料、完成作业，具有封闭性特点。在信息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在“交往理性”、“公共领域”等理念成为社会共识的时代，高校传统的课程教学也需要突破平面化、单向性、封闭性的窠臼，而“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就是力图在教材、教学、学习三方面都突破常规的创新典范。
（1）“中国古代文学苑”网站的教材建设呈现立体化特点。
该网站以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章培恒版《中国文学史》、北师大版《中国古代文学史》等三套教材的全部文本为对象，按照断代、文体、主题、思想、流派、群体、作家、作品等不同层面，分别提取和加工相关内容，进行系统的、细致的信息标引工作，对信息进行科学的归纳整理；同时，建立丰富的关联功能和强大的搜索功能，使任何一个知识点经由超级链接功能出现在不同的知识谱系中。
新建成的立体化电子版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包括“大文学视野”、“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主题文学史”、“文学思想史”、“文学流派与文人群体”、“文苑传”、“艺文志”等板块，看似是各自独立的部分，其实相互之间具有极为深细、广阔、多元、多变的有机联系。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页面左侧是网站整体框架的压缩，学生可以随时点击，实现跨越。页面正文提取自北师大版《中国古代文学史》，标引为“《西游记》成书过程”。这不是原教材的一个完整小节，而是网站编辑对教材内容所做的更为精细的单元切割和意义概括。不仅具有独立的知识内涵和逻辑结构，而且具有可引申性、可发挥性甚至可研究性的丰富价值。标题下方“《西游记》成书过程”等三个主题词，则是对标题的进一步提示和引申，便于搜索功能的最大化发挥。页面下方“明中期文学”等6个分类，则足以实现丰富的关联功能，导引出新的“知识簇”。比如点击“白话小说”分类按钮：
学生可以从“分体文学史”的角度检索到白话小说的发展史、概念流变，还可检索到该文体范围内的文学主题、主要作品、主要作者等等相关信息，从而迅速地形成发散性思考，便捷而有效地把握多套知识谱系。
《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了语文课程的四条基本理念,第二条是“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其中,明确指出:“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总是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语文又是母语教育课程,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而,应该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语文材料,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 [1]这段表述在语文教学中产生强有力的冲击波,但在认识和实践上也有许多模糊和混乱的地方。
如何才能正确理解和贯彻这条理念呢?如何认识语文课程的实践性?如何处理学生语文实践与其它环节的关系呢?我国古代的“学习”理论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一、“学”和“习”的内涵
在先秦学者的治学言论中,把“学”和“习”看成是有一定意义联系的两种不同的获取知识的方式,又把二者看作是具有时间关系的两个学习阶段。中国最早把“学”和“习”连起来使用的是孔子,“学而时习之”, [2]按其本意理解,“学”的基本含义,就是从书本和讲授中获取知识、技能;“习”的基本含义,就是学习者个体的实践活动,对已学知识技能温习、练习以求熟练巩固。《礼记》中采用形象的比喻,把“学”和“习”结合起来解释说:“鹰乃学习。” [3]但仍然是包含两层意思的两个词的联用,雏鹰小时学飞,需要跟着老鹰模仿,初步掌握飞翔要领后,仍需反复演习,才能熟练掌握飞翔的技能,雏鹰学习飞翔的过程,与人的学习过程非常相似。
以后的学者发展了先秦学者的思想,朱熹说:“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谓习。”④说明学习的过程是由“未知未能”到“已知已能”,再由“已知已能”到“行之不已”的过程,是一个由未知到已知,由知到行,由认识到实践的过程。
综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学”和“习”的内涵:
“学”是动物和人类通过人际之间互动而获得间接经验的过程,“习”是动物和人类通过与环境互动而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是学习的两种方式。
在学校教育中,“学”的目的是理解书本和教师所授,解决“懂”的问题;“习”的目的是对所授知识巩固运用,解决“会”的问题,是学习的两个阶段。
在语文学习中,“学”是对知识的感知、理解和记忆,“习”包含了复习巩固的意思,但更指对知识的运用。
在语文学习中,“习”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作练习题,也不同于更进一步的社会实践。
语言学家克拉申曾区别这两个概念,他认为,习得(acquisition)是一种下意识地掌握语言的过程,语言习得者通常意识不到他们在习得一种语言,而只知道他们是为了交际、实用而运用这种语言;而学得(learning)是有意识地学习语言知识、掌握语言规则的过程。学得和习得是掌握语言的两条途径,不过,习得更重要,学得只起到辅助作用。语言学习的规律表明,语文的“习”决不能停留在以巩固教材为目的的习题册上,而是在交际中动手动脑动耳动口。
“习”也有别于进一步的社会实践。在传统教育理论中,“习”的范围很不确定。孔子更多地指练习,尤其是记忆方面,强调必须多次温习才能记忆,长久进行下去才能把所学逐渐领悟。清代时期的“习”,有复习、实习、练习等义,又兼有实践、实行等义,实际上涵盖了“行”的环节。我认为,“行”是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现实生活中各种实际问题,是学习过程的最高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比“习”更广泛。这和学校教育阶段与“学”紧密相联的“习”的阶段是有区别的。
二、“学”和“习”的关系
孔子“学而时习之”一句,说明学过的知识只有通过不断的温习,才能融会贯通,有所心得,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习”是“学”的深化。
《朱子全书》有这样的话,“人而不学,则无以知其当知之理,无以能其所当为之事;学而不习,则虽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涩危殆,而不能以自安。”他把“行”包含在“习”中,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学”和“习”的统一。“知行常相。”“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
对“学”和“习”的关系,可以形成如下的基本认识。
1.从总体看,“学”是主导,“习”是基础,“习”“学”结合,相辅相成,是人类学习异于并且优于动物之处
动物学习,严格地说,只是单纯地“习”,只能“习”得个体的直接经验,虽然也有信息传递,如蜜蜂借助某种“舞蹈”信号,传递蜜源地点的信息,但局限性很大,不能突破时空限制,积累形成种群经验时代传递下去。而人类通过语言文字等各种中介物传递信息,从而超越时空限制,弥补个体经验的不足,“学”使人类学习走了一条捷径。
然而,再精深的理论,再深刻的间接经验,如果不经过学习者的运用,是不会转化为学习者的经验的。正如清代学者颜元所说:“思过,读过,总不如学过。一学便住,不如习过。”
2.就语文学习规律和语文教学现状而言,要强调突出“习”
“学“和”“习”是语文学习的两条途径,但在语文教学中却只注重“学”这条途径,忽略了“习”这条途径,单条腿走路。具体表现为课堂多以对课文和语言知识的讲解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生的语言实践为中心;以习题检测为中心,而不是以与学生思想生活相关的真实信息的输入为中心。这就严重背离了语文学习的规律,势必导致语文教学的低效。
三、“学”中有“习”,“习”中有“学”
古人在“学”、“习”结合上做了有益的尝试。
先秦时期就把“学而时习”作为一条学习规律,把“传不习乎”作为一天的学习内容来对待,如果达到“日知其所亡,月不忘其所能”,[6]就算达到学习目的了。什么时候“习”比较好呢?《学记》指出“当其可之谓时”,[7]是说“过时非也,不及时亦非也”,必须注意“当其可”,把握准确时机,才能使“习”有效。还总结了许多“习”的方法:一是配合课内的课外练习,如《学记》所说“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8]二是及时复习,“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以此不解,是为学则。”[9]三是经常性练习,“学而时习之。”四是由易到难,逐步练习。
明清时期,“学”的方面,强调博闻强记,并分为感知、理解思考、记忆巩固几个阶段。“习”的方面,在“习”的时序、次数、分量上,比前人更为具体,强调循环记忆、先密后疏,还总结了间隔练习、诵读、札记复习等方法,尤其强调“习动”实践,反对“习静”,指出“习动”不但实用价值高,而且学得快,记得牢。
“学”和“习”虽然是学习的两种方式、两个阶段,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又是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的。站在今天语文教学改革的角度,“学”和“习”更不能截然分开,而是“学”中有“习”,“习”中有“学”。
1.“学”中有“习”
如前所述,语言的学习中,“习”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感知、理解教材的阶段也不例外,“学”中必须渗入“习”,才能切实有效地“学”。
以诵读为例。古人诵读要求“口诵心惟”,把声音技巧和抽象思维、形象思维融合,运用语感把握书面语言的深刻含义,学生对教材的体悟正是从他们自己的诵读开始的。如果一味地听教师讲授,单纯地“学”,只是记下未经消化的知识点,很难谈得上深入地理解教材。
2.“习”中有“学”
就“习”的目的而言,“习”是对“学”的巩固、运用,其结果必然是“学”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尤其要提倡那种高层次的“习”,在温习旧知的基础上,悟出新道理,获得新知,所谓“温故知新,告诸往而知来者”。对此,朱熹有精辟的论述,“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须是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则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
[2]论语.程昌明译注.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7.
引言
高中语文教学情况的现状不容乐观，特别是在古代散文教学中，学生多表现为兴趣不高；老师上课套路陈旧，缺乏教学方法和策略的创新。同时应试化教学现象严重，忽视审美教学。这些都导致学生的审美能力不强，这不利于学生的终身发展。为此，本文主要分析了高中语文教材中古代散文审美价值的体现。
一、 言简义丰的语言特色可以让学生追求语言美
在古代文学中，散文和诗歌是两种很重要的文体，他们在国家的历史、政治、外交活动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尚书》是用六种朝廷公文体裁记载国家大事的文件汇编，具有鲜明的实用性特点。在古代，“学而优则仕”，这导致古代官吏大都由文人担任，这同时也就导致古代散文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从而使古代散文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其语言文字呈现出简练的特点。古代散文“以准确凝练的语言来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其语言“准确凝练，辞简意丰”，这常常让读者在诵读时感受到一种简洁有力、掷地有声、畅快淋漓的美感。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古代散文选文大都是名家名篇，这种阅读感受就能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如，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当然，高中语文教材的古代散文中类似语句不甚枚举，从上面的例句我们就可以窥看出文辞的简练美。古代散文的语句言简义丰，不管是事件记述，还是景物描写，完整的意思表达都是用最少的文字。古代散文短小精悍的特点与《论语》《孟子》等先秦诸子散文中的表述特点有很大的共同之处。
从性质上来说，语文是一门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学科。语文的实用性要求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的特点，因为在言语交际中，我们的语言要高效的表达清楚意思，如何组织文字成为一个关键。高中语文古代散文言简义丰的语言，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模板，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启示。在日常生活交际中，有些人的表述过于嗦复杂，甚至词不达意，以致语句条理不清，无法理解，与古代散文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高中语文古代散文的语言表达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同时，在写作中，为了追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学生作文中的语句往往嗦复杂，艰涩难懂，影响了整篇作文的美感，所以，古代散文言简义丰的语言特色对学生书面表达的提升的具有借鉴意义。综上所述，在学习古代散文时，其言简义丰的语言特色可以让学生追求语言美，无论是口头交际还是书面表达。
二、崇尚真实的情感特点可以让学生追求情感美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每个学生对作品审美感受都不尽相同，甚至他们对权威审美的观点也会有自己不同的见解。新课程标准就强调了应重视学生独特的情感体验，然而在实际的课堂教学时，教师容易忽视教学民主，往往视学生为一个被动的听众而不是读者，因此，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应改变角色，作为学生学习活动的引导者、组织者，明确学生才是作品阅读的主体，应该让学生有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因此，语文课堂应该打造成民主的课堂，让每个学生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允许不同看法的存在。当然，对学生的独特情感体验，教师应评价指点，以免天马行空，与当今正确的价值观背道而行。只有建立民主的语文课堂，才能更大程度的调动学习主体性，才能保障良好的审美意识学习环境。古代散文中的情感是自然流露和自由抒发的，尤其是在抒情类古代散文中，这一特点可以说表现到了极致。文章是用来以表意传情的，写文章就要抒发自己真情实感。要引起读者共鸣，就要有见情见性的语句。《归去来兮辞》中，我们感受到的是陶渊明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怀。
高中生在语文学习中较少汲取来自古代散文的情感力量。目前，在高考的压力下，教师在高中语文作文教学中，往往讲授一些容易操作的写作方法，或者讲解一些作文技巧，讲解一些比较稳固的写作框架，以便学生尽快掌握写作技能。但是，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在平时作文批阅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学生习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习作中情感流露不自然，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缺乏真情实感，套作现象严重。所以，在高中的古代散文教学中，应注意引导学生赏析真实客观的情感美，让学生在感受“美”的过程中认识哪种语言能够体现情感美，让学生分组交流学习体验，并和同学一起分享自己独特的鉴赏体验和情感体验。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将教学内容和平时的作文教学结合，对学生在作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出指导，让学生在体验情感美之时，对自己所写的作文缺少情感美的问题也能有新的认识，这样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如何在作文中也能体现真情实感”的问题。
三、灵活多样的修辞手法可以让学生充实作文美
高中语文古代散文作品中，灵活多样的修辞手法是很鲜明特征。如，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左传《烛之武退秦师》）。该例句运用了很多的修辞手法，这是古代散文大家写作的亮点。古代散文运用比喻、借代、夸张、对偶、对比、比拟、排比、设问、反问等修辞手法，使其语言
的生动性和形象性大大增加。高中生的作文存在主要问题：文意枯燥乏味，修辞手法单一，行文不连贯，文辞缺新意。古代散文灵活多变的修辞技巧正好可以作为一个教学内容。在教学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分析文中灵活句式、修辞手法、成文结构等，并让学生加以运用就完全能够为写作提供很大的帮助。
综上所述，在古代散文的学习中，探究古代散文审美教育功能，就应该充分注言简义丰的语言表述，自然真实的情感诉说，灵活多样的修辞手法，结合学生的审美心理，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丰富学生的审美结构。让学生真正感受到，理解透古代散文中所包含的各种美，提升学生发现美、认识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古代散文不仅承载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也传承了中华民族对美的独特认知和思想精神，因此，通过古代散文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经学的两大学术价值体系，绝不是一个空框结构，而是有其思想文化、学术方法论、包括内容与形式的丰富内涵的，它不仅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而且对古代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提供了相当坚实的学理上的论证，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范畴、命题和思想，产生了十分显著而具体的影响。“今文经学”在新的层面上承续与发扬了西周以降的人文传统，贯穿着儒家长期积淀的忧患意识与人文关怀，其“六经注我”式的经典阐释之学，充分体现出他们的主体意识，对后世的学术文化发展起到了类似“精神向导”的作用，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如清末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激于国危世衰，积极关心社会政治，试图借《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来推动社会的改革和进步，龚自珍、魏源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至晚清，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上承龚、魏的公羊学思想，并吸收融合西方的国家学说、民主思想和进化论，对中国传统经典加以新的诠释，如他在《孟子微》中赋予公羊学“三世”说以新的意义：以“据乱世”为君主专制，“升平世”为君主立宪，“太平世”为民主共和。
“古文经学”价值体系的影响，则是形成了所谓的“汉学”（与“宋学”相对的概念）传统。就清代经学而言，汉学的治学特点是离弃宋明理学空谈义理，崇尚汉“古文经学”的治学路数，讲究名物、训诂、音韵、考据。清代汉学分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为首，皖派由戴震掌纛，两派治学特点及裁断标准或有不同，不过，在治学的基本思路上却有着一致性，他们要冲出宋学奢谈空论之迷津，重树思想文化上的政治权威，表现出回归原典的思维倾向。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有人认为汉代今文家讲政治，古文家不讲政治，这话不尽合乎实际，汉代经学史“纯古文家”是不存在的，争立古文经的刘歆、贾逵都通今文经学，也都关心政治，清代汉学家亦是如此，只是相对而言，他们的政治观点较为隐蔽、常于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罢了。
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学生大多是要从事语文教学工作的，但是在日常的教学与实习过程中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学生懂得基本的教学方法，也意识到课堂教学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作用。但是高校师范生一走上中学讲台，却不知道该如何讲起。究其原因，应与师范院校教学的两个盲区有关：一是教学法中教师重视教学技能的训练，对中学的语文实际教学情景不够熟悉；二是相关科目的教师重视本科目知识点的讲析，对中学语文实际教学情景也很陌生。正是这两个盲点，造成了高校师范生面对中学教材无所适从的困境。鉴于此，笔者以古代文学为例，探讨中学古代文学教学情景在师范院校古代文学中的渗透。
课堂教学元素包括教师、学生、教材、教学设备等要素。所谓课堂教学情景就是教师面对具体的学生，以教材、教学设备为辅助，运用具体的教学方法，形成的课堂教学状况。因此师范院校的学生在实习时，应该熟悉古代文学教学情景。要做到熟悉教学情景需做到以下几点：
一、在日常教学中，要区别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情景与中学古代文学教学情景的差异性，提醒学生区别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这种教学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材重点的处理的不同：高校古代文学的篇目是为了佐证具体的知识点的，重在论证；中学的古代文学教学重在将古代语言翻译为现代汉语，同时渗透审美教育，还要对古文进行赏析。二是教学的对象不同：高校的学生是成年人，心智成熟，抽象思维能力强，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具有一定的古代文学知识的积累，有自学的能力；中学的学生是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文言文的积累还不够深，学习的依赖性相对较强。高校的古汉语教学教师要关注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情景与中学教学情景的差异，学生在日后走向中学课堂，具体面对中学的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时，才会心中有数。
二、高校教师在古代文学教学前要精选古文，教学时要设想中学古文教学情景，与中学的古文教学作好衔接。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创设中学教学情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选取中学课本与高校古代文学都讲到的古文名篇进行比较。这需要上做到三点：
一是根据古文名篇，提示学生区别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情景与中学古代文学教学情景的差异性。首先教师根据具体的古文，明确告诉学生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情景与中学古代文学教学情景的不同。首先是教材处理的不同：高校古代文学选讲该名篇重在论证作家的作品思想与艺术风格；中学的古文名篇重在将古代语言准确翻译成现代汉语，还要赏析古文，培养学生在读懂古文的基础上分析课文的思想艺术的分析能力和审美能力。其次引导学生分析教学对象的差异性：高校的学生是成年人，有一定古代文学功底，自学能力强，一般可以准确理解古文的语言，在教师的点拨下，完全能够消化和吸收相关的古文知识点；中学生接触古文名篇不多，对古文文意理解不透，需要教师的讲解和引导。然而就中学生来讲，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的知识储备是不同的，因此编者得考虑该篇被安排在中学语文的哪一册，关注此学段学生的特点，做到因材施教。
二是教师根据古文的具体篇目，引导学生创设中学文言文教学情景。首先，明确该篇目的教学要求。这需要做到两点：明确语文新课程标准对中学生文言文和古诗词阅读能力的要求；明确该篇目所要达到的教学目的和所要完成的教学任务。其次还要明确该篇目的体裁，根据体裁特点确定重、难点及选择教学方法。最后是根据该篇目所处的教学阶段，评估学生的心理特点与接收能力。
教师在明确高校与中学教学的差异、中学教材要求、篇目体裁及中学学生的心理特点与接受能力的基础上预设教学情景，采用切合中学教学要求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如《小石潭记》，高校古代文学作品选和中学课本都有，教师在讲析此文前，先明确此文在古代文学课中的教学要求是理解柳宗元凄神寒骨的艺术特点，因此讲析该篇时引导学生围绕这一艺术特点讲析；在此基础上还要引导学生明确中学文言文教学与古代文学的不同，并根据不同预设中学教学情景，并撰写教案：
第一步，引导学生查阅中学新课标对文言文的要求：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1]由此看来，初中阶段，文言文的学习重点应是在语言点的解读方面。第二步，引导学生阅读中学课文该篇所在单元的教学要求：“学习本单元，要借助提示、注释和工具书读懂课文，体会游记散文借景抒情的特点；要品味游记散文借景抒情的特点；要品味古诗文名句的思想感情，结合亲身体验加深理解”[2]。由以上二点确定教学的第一个重点就是采用串讲法疏通文义。串讲法是文言文语言教学的最基本的方法：先讲字，再将词，再讲句，最后讲文，如同丝线串珠般的理解文意。第三步，明确本文的体裁为游记散文，确定在疏通文义的基础上，按照散文形散神不散的特点，分析该文的优美意境以及其后隐含的情感。第四步，关注学生的身心特点与接受能力。这篇课文的教学重点也就是语言解读与游记散文的情感理解。本课在八年级下，就学生而言，自七年级接触文言文以来，已有三学期数十篇课堂内外文言文的积累。学生适合在教师的引导下，自学简单常见的字词、语法现象。
因此，新课标所提倡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本文的常用字词、句式采用积极合作探究式的学习：对较难的和初次遇到的知识点由教师讲解。由此确定基本的教案撰写思路：一是明确教学重点为理解的文章的语言及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难点为分析文章的审美价值。二是明确授课思路：先用探究式学习方法引导学生用串讲法疏通文义，教师讲析较难的语言点并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分析重点语句所描写的意境美及蕴含的作者的情感。随后可安排学生试讲，进一步感受古代文W在中学语文教学定的教学情景。
再如《观沧海》，高校的古代文学课引用该诗是用来论证曹操诗歌苍劲悲凉的艺术风格；中学课本此诗的教学目的不同。新课标对古代诗词的要求：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味和审美情趣[1]。 观沧海的教学目的要求：“朗读应该讲究抑扬顿挫，在朗读中要想象诗中的画面。体会诗人的感情，与诗人同喜共悲，然后再作客观评价”[3]很显然诗歌的重点在该篇的审美价值。因此应该在串通文意的基础上，分析诗歌的广阔雄壮的意境以及该意境下作者广阔的胸襟与远大的志向。
当然，高校的古代文学课时也是有限的。为了保证高校古代文学正常的课堂教学，根据中学古文的教学情景，培养师范生中学古代文学教学能力，教师也只有平时多研究高校和中学不同的教学理念，进行有关的教学实践，为学生布置有关古文名篇， 使师范生根据中学教材要求和学生基本情况预设中学教学情景，撰写教案，作为平时作业以便教师指导，提高师范生对中学古代文学的教学能力。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5.11.043
新课改对初中语文古诗文鉴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希望任课教师向学生讲解古诗文自身所传递的作者的人文背景及情感，让学生通过对古诗词的鉴赏提升自身的审美水平，从而陶冶情操，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任课教师需要合理安排教学计划，对初中学生的古诗文鉴赏能力进行培养和提升。本文将针对初中语文古诗文鉴赏的教学方法进行探讨。
一、加强朗读和背诵，增强语感
古诗文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富含韵律美，古诗文的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就充分考虑了古诗词的韵律美，通过对字词的审词酌句创造出精彩的诗句。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学习到的古诗文都具有一定的韵律，可以让人很轻易的朗朗上口。
朗读是一项可以把耳、眼、口三个感官协调起来一起运作的活动，可以帮助学生调动起全身神经，集中精神领悟所朗读的古诗文。我们经常可以感受到来自广告的力量，比如说曾经的脑白金的广告“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只要提起上一句，很多人都可以自然的跟出下一句。朗诵古诗文的魅力就在这里，通过诵读朗朗上口的句子，不必费心记忆，只需要对古诗文加以诵读，就可以很轻松地将古诗文记忆下来。学生也可以在朗诵的过程中感受到朗诵的美妙感觉，投入到古诗文的情景中，加强对古诗文的理解，从而帮助学生掌握古诗文的不同特色。
现在有很多教育学者对让学生背诵不理解的古诗文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强加的教学不利于学生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学生通过不断的朗读古诗文加强对古诗文的记忆，从而增强学生对古诗文的理解，只有学生能够将所记忆的古诗文铭记于心，学生才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对所记忆的古诗文进行理解、消化。这种方式不仅不会增加学生的学业压力，还会帮助学生增强对古诗文的理解，为学生在今后的学习中奠定良好的古诗文的基础。
二、介绍背景教学，加强联想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独特的特点，根据不同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不同影响，不同时代的特征也并不相同，不同的时代特征影响下的文学作品也具有其时代的独特风格。因此，任课教师可以通过不同时代的背景介绍帮助学生加以理解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
以我们最熟知的唐宋两个朝代为例。宋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繁盛时期，城市不断发展，促进文学作品的不断发展、繁荣，宋代政治上实施重文轻武的政策，使文人阶层不断扩大，同时宋代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理学的不断兴起，使宋代的古诗文追求个性而忽略法度，倡导有意境无法的创作理念。唐代则是政治繁荣发展的时期，政治统一、民族融合与对外交往频繁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法度与社会规范逐步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社会需要，科举制度的确立使更多的文人有机会施展抱负。“三教合一”使文学艺术受到宗教的影响，从而影响古诗文随着唐朝的兴盛与衰败分别呈现蓬勃向上、国破家亡、批判现实、同情民间疾苦等特点。可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会反映出不同的古诗文的特点。
任课教师可以根据不同时期古诗文的背景加以介绍，帮助学生理解不同古诗文的背景，让学生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不同时期的文化，从而加深对不同风格、不同特点古诗文的理解技巧的掌握。
三、安排合理的教学情境，让学生进行表演
学生之所以认为古诗文难以理解，是因为学生没有站在作者的角度考虑整个古诗文存在的意义。如果希望学生能够站在作者的立场考虑整个古诗文存在的意义和背景，那么学生就会加深对古诗文的理解。因此我建议可以根据不同古诗文所涉及到的背景故事、文学情景等编排成课堂短剧，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学生在进行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就会用心钻研每一个角色存在的意义，从而进一步了解每一个角色的背景故事，并对该角色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更好的帮助学生理解古诗文内容，从而加深记忆。
没有参与到课堂短剧的同学则可以通过短剧中所呈现的情景加以欣赏，从而身临其境的领悟和感受作者的意图，进而理解古诗文存在的意义，加深对古诗文的理解。
总会有学生因为感受到学习古诗文的难度，从而对古诗文学习丧失信心，进而丧失古诗文学习的兴趣，如果任课教师可以利用好课堂短剧的教学形式，可以帮助学生增加对古诗文学习的兴趣，从而帮助学生提高古诗文学习的理解能力。
四、进行诗歌分类教学，巩固解题方式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单纯依靠语文的课堂教学是无法将所有的古诗文都讲解给学生的，任课教师就需要考虑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任课教师可以对古诗文进行分类教学，每一种类型的古诗文筛选重点篇章进行讲解，其余的重点古诗文留给学生进行课后训练，进而帮助学生增进理解，提高能力。
【关 键 词】古代文学 ；教学理念 ；改革 ；素质 教育 ；现代意识 ；接受美学众所周知，自从有 了文字就产生 了教育教学行为 。真正意义上的学校 教育产生在周代，古代文学教学 的源头似亦应追溯到这个 时代 。自世纪初 ，“中国文学史”学科建立之后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其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 ，一直保 留在各高校文科教学领域 ，并延续 、发展至今 。然而 ，在长期 的教学过程 中，则形成了所谓“作家生平思想”、“代表作品鉴赏”(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作家地位影响”三部分组成 的呆板凝滞的“填鸭式”
教学窠 臼，严重挫伤了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使之认为 中国古代文学离现实生活已越来越远 ，学习古代文学似无任何实际应用价值 ，致使预设 的教学 目标难 以实现 。究其原因 ，乃是古代 文学教学理念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转变。因此 ，只有转变教学理念，才能提高教学质量 ，完成教学 目标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 ：“理论来源于实践 ，反过来又影响实践 。”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 ，以及古代文学任课教师问的经验交流总结 ，本文认为古代 文学教学 ，应当树立 以素质教育为先导的观念，灌注现代意识 ，适应新世纪学科交互发展的特点，适 当借鉴接受美学的观点 ，转变陈1日的教学理念，在教学方法上有所改进。
一、 以素质教育观念为先导 。改革教学方式高等院校中文系是为基础教育中的主干课程一 语文教学提供专门教育人才的主要渠道，其各门课程的教学中，素质教育的实施状况如何 ，将直接影响到基础教育中语文教学施教者的素质 。而古代文学作为中文系所有课程 中开课时间最长 、课时最多的一门课程 ，在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和影响也就更显得不容忽视和不可替代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多是以教师为中心，以注入式教学为主要方式，传授给学生现成的古代文学知识 ，在考核方式上 ，也更 注重学生对 古代文学知识 的识记和掌握 。这种教育 ，片面强调功利性 ，重视 了专业教育和现成知识的传授 ，却 忽视 了对学 生综合素质的教育和能力的训练 。随着素质教育 的深入 ，这种传统 的教学观念已经显现出明显的弊端 ，也对高等院校培养素质教育人才任务的实现起到了不可忽视 的阻碍作用 。因此 ，古代文学教学必须与时俱进，及时改革 ，古代文学教师也必须解放思想 ，及 时树立起素质教育 的新观念。力求在教学 中充分挖掘教学 内容的可能 ，不失时机地使素质教育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得到恰如其分 的渗透 ，从而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 ，构造学生的健康人格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为基础教育 的发展塑造高素质 的专门人才。
一)汇通 文史哲 ，全 面观照作 家作 品古代文学教学在教授文学史知识的同时 ，最终还要落实到具体的作家作品。前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先生曾在其《论文学 》一书中提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他认为 ：“文学家的材料就是和文学家本人 一样的人 ，他们具有同样的品质、打算、愿望和多变的趣味和情绪。”即文学应该以写“人”
为中心，表现和描写“大写的人”。因而 ，文学教学应该立足文学本位，从创作实际的角度出发，观照创作主体(作家)个性特征与创作客体(作 品)之间的必然联系，探索“文如其人”的创作表现。而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 的研究对象 ，又是距离当代有着相 当长的“时空间距”的作家与作品，故而在立足文学本位的同时，也应 同时具 备史学思维和哲学视角。这样 ，作为研究对象的古代的“人”的生平、经历 、志趣 、思想 ，对于其“文”的影响和塑造 ，才能够被全面把握，即打通文、史 、哲界限，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给予全面的观照。以唐诗教学为例 ，唐人感遇咏怀之作，常常因诗人性格与主导思想的差异 ，虽抒发同样 的情怀 ，亦 由各 自的生平经历、思想与视角不 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 。这样 ，在教学过程中，就不能仅仅分析作品的题材 、体裁与艺术手法，还要联系作家独特的经历与思想 ，遵循孟子所提出的“知人论 世”的文学鉴赏原则，文、史 、哲汇通 ，从 而对作 品进行全面的解读 。总之，只有立足于对作家作品的全面扎实的阐释，才能金针度人，使学生读懂一张又一张“老照片”，得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真蕴。
二 )立足 当代 ，古为今 用 ，人 文与传道 相 结合古代文学教学，虽然所涉及的研究对象 ，在时间上远离当代社会 ，但在 教学过程 中，应立 足当代 ，结合 现实 ，古为今用 ，发掘古典文学作 品的当代价值 ，将人文与传道相结合 ，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古代文学经典并未从我们身边消失 ，而是魅力永存 ，具有极强的现代意义 ，从而加强他们学习古代文学课的 自觉性。正如清华大学的王步高教授所说的“传统文化教育与传统道德教育应结合起来 ，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的传布”，古代文学的教学也应如此 ，不应太受死板的条条框框的限制，而应结合作家作品，寻找适 当的切人点 ，在讲课 中穿插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哲理、人生体验，让课程变得生动而有人情味 ，充满 当代气息 ，让学生 的学业与人品、智商与情商并进。古代文学融会 了民族 思想价值与历史 ，是 民族精神最典型的载体 ，充分浓缩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价值资源。例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善于表现人世间的真善美 、人 与人之间的真挚与友爱 ，千载之下，读之仍令人荡气 回肠 ，感慨不已。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劝君更尽一 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孟浩然《送朱大入秦》：
“分手脱相赠 ，平生一片心。”李白《送友人》：“浮云游子意 ，落 日故 人情。”王勃 《送杜 少府 之任 蜀州》：“海内存知 己，天涯若 比邻 。”凡此种种，皆体现出民族精神 中富于人性、温 良与美好的心灵价值 ，其他如行健不息的生命精神 、坚韧不拔的君子人格、积极有为的人生取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志品质等等，依然是贯穿 中国千年文学 的文化素质。在教学 中，教师就应该对此重点加以阐发，这样做对于当今的素质教育、品德教育无疑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让古代文化陶冶每个人 的心灵，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时应该着力之处。苏轼 曾言“知是何人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中国古代文学中蕴含着多少代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而古人与今人的许多情感 又是相通的。“谁 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传达 出的是人类共 同的母子之爱 ；“举头望 明月，低头思故乡”正是亲身体验到远离故乡之后那潮水般猛烈 的乡愁 。在教学古代文学 的时候 ，应常常引导学生细细体味古人的情感 。
有学者 曾说过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宝库 ，每一个进去的人都不会空手而归 ，我们每一个人也不要让那些落地作金石声 的名篇佳作从你我耳边滑落 ，因为它们是我们共 同的财富。”
古代文学 中凝聚 和积淀着我们祖先 的历史与文化 ，它大大地 缩短 了我们与历史的距离 。我们 当代人依然需要传统文化的熏陶，古代文学的教学只要贴近学生的心灵 ，张扬其独特的魅力 ，就不会走入 困境 。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 学与创作相结合文学离不开创作 ，同样 ，古代文 学课 的教学，亦不能脱离创作实践。近些年来 ，高校学生对于古代文学课失去兴趣，主要因为一些授课教师本身并不完全具备古代文学创作素养，即是说 ，教古诗词的不会作 旧体诗 ，教古文的不会作 古文 ……长此以往 ，古代文学教学必然会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失去生命力 。因此，作为教学主体的古代文学教师 ，应该也必须学习、掌握旧体诗词及古文的创作技法 ，并尝试将个人创作引入课堂 ，以激发学生的听课兴趣以及创作欲望。如此通过“言传身教”，革新教学理念 ，以个人文学创作实践带 动古代文学教学 ，不仅向学生生动地展示 了古典诗词文的美丽 ，同时也锻炼、提高了 自身的文学素养 ，可谓“一击两鸣”。
二 、贯 注现 代意 识 。增 强现 实感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宝藏，从《诗经》之“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到《古诗 十九首》，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到苏东坡 的“一 蓑烟雨任平生”，这些千百年来 曾使无数人心灵为之震动的名篇佳作 ，还会使今 天的莘莘学子流连忘返 吗?在 电视、电脑、卡通 流行 的现代 社会 ，古代文学 的走向让我们担忧 ，实在值得反思。
因此 ，古代文学的教学就不能固步 自封 ，拘泥于老一 套的内容与教法 ，而要注重时代性 ，贯注现代意识，增强现实感 。
一)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现代化 色彩我们应 当看到，高校的教学工作是为社 会为时代服务的 ，当我们面 向 21世 纪时不能不 提出古代文学教学的时代性问题 ，也 即要增强古代文学课程 的现代化色彩。这就需要强调两点 ：
第一，要加强古代文学教学的前沿性。在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 中教师习惯于灌输结论 ，学生常常陷于被动地接受前人的结论 。而其 中又包含大量陈 旧过时的、不确切、不科学的观点 、思想，如作品思想分析中的僵化阶级论 、庸俗社会学观点等 ，戴着有色 眼镜片面分析、苛求古代作家 ，这些内容甚至数十年 占据在教材中。不善于思考的学生很少能用批判 的精神去分析 ，进而树立 自己的看法 ，真正从课程中受益 。善于思考的学生则认为教材观点与 自己的阅读感受大相径庭 ，从而对这门课产生了整体的怀疑。这就要求教师一方面要把人类业已积累的知识传授给学生 ，还要将他们带到本学科发展的前沿 ，去开拓新的知识领域 。
教师不但要掌握传统 的教学方法 ，更要将这种传统方法纳入新的范式 ，仅仅善于“我注六经”还不够，还应当善于在教学工作 中不断赋于新的时代内容 ，善于“六经注我”。换言之 ，一个古代文学教学工作者不仅要掌握传统 的方法读解文本 ，将学生带人古代的创作环境，了解古代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更应 当面向新 时代，赋于传统教学新的色彩 ，使学生能置身于现实的社会 中理解古人 的作品。惟其如此，教学过程才具 有时代气息和新鲜活力 。这种时代感 的赋予决不是庸 俗的“古为今用”，而是立足于古代文学作 品，更深入地把握古代文学的特质和民族悠久文化和审美情趣基础上的。如在讲授古典戏曲时，可以组织学生欣赏昆曲，既起到辅助教学作用 ，也直接触及 了世界级文化遗产。在讲授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红楼梦》时，可以组织学生观看古典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教学内容更加引人人胜，还可以通过古典名著的现代改编问题 ，思考名著的经典性所在。
第二 ，通过 比较学习的方法 ，彰显古代文学中的现代意识 。例如 ，通过古今文学比较 ，中外文学比较 ，打通古今 ，勾连 中外 ，强化学生对古代文学的现代化认识 ，使学生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化 的交融中体会古典文学之美，在学以致用 中进一步肯定 古典文学的不朽价值，从而得到学 习乐趣。
比如 ，在讲解《金瓶梅》时可 以将晚明社会与当今社会进行 比较 ，探讨西门庆这一形象的现代意义 ；在对陶渊明田园诗歌 的分析中，可以与英国华兹华斯等人的山水 田园之作进行 比较 ；在讲授王 国维的美学思想时，可以引入对叔本华的介绍 ；在讲解《红楼梦》时 ，可以联 系五四新文学进行比较；在进行作家作品分析时 ，还可 以结合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如接受美学等进行新的观照。对于求知欲望强烈 、思维活跃的学生而言，多用 比较分析，可以加深他们对问题的理解 ，引导其开阔眼界。
二)将人生观教育贯穿于古代文学教 学中古典文学本 身贮存着关 于世界 和人生 的思考 ，是一个思想和感情的宝藏 ，这是其永久的活力和价值之所在，而且这种活力和价值具有普遍性 。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偏重于对文学史基本知识的传授 ，而未能很好地将教学与学生思想教育 和人生观教育结合起来。高校学生正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 ，他们初步在与社会的碰撞 中体味 了人生的一些真味 ，同时也面对着更多的人生困惑。
现代社会的压力使他们在表面 的 自信之下 ，潜藏着精神危机的暗流 ，从而缺少归属感。而古代文学优秀的感性和理性成果，无 疑是 医治现代人精神失衡的一味 良药。为了增强其现实性 ，古代文学教学应重视学生气质、情趣的培养 ，把对学生人生观的教育列为重点内容，挖掘作 品所包孕的丰富的精神果实 ，使之成为现代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精神源泉。例如 ，从陶渊明的“落地成兄弟 ，何必骨肉亲”到辛弃疾的“一松一竹真朋友 ，山鸟山花好弟兄”中，学生可以感悟人道主义者包容 、善待人类乃至万事万物 的深广同情 ；从关 汉卿 的《窦娥冤 》到吴承恩的《西游记 》，在对窦娥与孙悟空的形象解读中，学生可以学习面对打击 、不改初衷的坚定执著，培养一种“独立之意 志，自由之精神”；从杜甫 、辛弃疾 、文天祥等人的作 品中学生可以体味他们深沉的爱国情感。在古典文学教学内容中融人人生观教育 ，既符合高等教育的 目标要求 ，也具有明显的课程优势 ；既满足了受教育者的现实人生需求 ，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把握好自己的人生轨迹和方 向，也增强了这 门课 的现实生命力。
许多例证都表明，经典的并非是凝滞的，过去的并非是过时的，民族的正是世界的 ，古代的也可化 为现在的。所以，只要我们一方面深入细致 地把握古代文学文本 ，一方面敏锐地感受社会发展前进的脉搏 ，处理好教学这一环节的衔接 ，是完全可 以沟通教与学，建立起面向当代 、面向 21世 纪的行之有效 的教学体系和话语结构的。
三、借鉴接受美学的观点。彰显教学的独特性当今社会，学科发展的交叉性特点 已是显而易见 ，不可回避的问题了，古代文学如何在现代社一 11O 一会保持其蓬勃的生命力?在古代文学教学中适当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以彰显教学的独特性 ，似乎是一个一举 两得的好办法 ，比如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是 2O世纪 6O年代末 70年代初在联邦德国出现的一种文学美学思潮。它把文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对读者接受过程 的研究，使文学跳 出了狭隘的研究范围，在文学研究中起到了革故鼎新 、拓展视野的作用。接受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般读者阅读文学文本的审美过程 ，而古典文学教学活动则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一种有 目标 的学习的行为，两者之间有不少共同点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接受美学引入 中国古典文学教学。接受美学的观点很多，但能够为古代文学教学借鉴的主要有姚斯提出的“期待视野”说和英加登提 出的“未定点”说等 ，具体体现如下。
一)整个教 学过程要 落实到学生的“期待视野 ”上“期待视野”这一新的概念是由接受美学的创始人 、联邦德国的学者姚斯提出的，虽然姚斯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并没有对它作明确的界定 ，但从他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中可 以看出：“期待视野”是指读者接受文学文本时 自身所具有的某种思维定向和先在结构 ，这种思维定向和先在结构在读者对文本的阅读 、接受过程中 自始至终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本只包含 了意义“潜势”、包含了在各种“期待视野”中被对象化的可能——“它更 多的像一部管弦乐谱 ，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 出来 ，成为一个当代的存在。”把这种“潜势”变成现实还是仰仗读者的“期待视野”。其实，古代文学教学也是一个与此相类的过程，要使教学效果显著 ，达到学生的满意，也必须将整个教学过程落实到学生的期待视野上。
首先 ，课堂的教学设计应该紧扣学生的“期待视野”。按接受美学的观点 ，读者一般总是以自己的“期待视野”是否被融合以及被融合的程度如何来评价所阅读的文本 ，融合程度越高，其评价也越高。这启示教学工作者在教学设计上，要充分认识到学生的“期待视野”对教学效果的影响，尽可能地 了解和把握学生“期待视野”的特征 ，充分发挥学生“期待视野”中的积极成分 ，调整其“期待视野”中的消极成分。
其次，教学活动 的最终 目的是扩展学生的“期待视野”。如前所述，读者总是 以 自己的“期待视野”被融合的程度来评价所阅读的文本，而获得高度评价的文本在使读者产生 审美 愉悦 、得 到审美满足的同时，也转化为一种阅读经验、融合进读者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之 中，使读者“期待视野”
进一步扩展 。从 教学的角度来看 ，学生学 习的过程 ，也是一个“期待 视野”逐步扩展的过程。随着读者的思维定 向或先在结构的逐步丰富，其“期待视野”也会越来越广阔。从素质教育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古代文学教学的最终 目的。
二)开展教学活动的着眼点要多放在文本 的“未 定点”
现象文学理论代 表人 物英加登提 出了“未定点”概念。他认为文学文本包含了许多潜在因素 ，其中的意 向性关联物如事件 、事物 、活动等等 ，都没有得到质的确定性 ，而只是一些“未定点”。读者在阅读文本 时可 以根据 自己的想象加 以填充，读者与文本的交流正是在这些“未定点”发生的。
换言之，文本 中的“未定 点”在把读者牵涉进来的同时 ，也为读者提供了进行想象、填充的空间和可能 ，文本“所言部分”的内容在读者的想象和填充中得以延伸和扩大 。接受美学“未定点”概念给我们的启示是 ：既然读者和文本 的交流在文本的空白处发生，那么教师作为教学活动中的主导 ，要想成功地开展教学 活动 ，在读者和文本 之间建立起成功的联系 ，着眼点就要多放在文本 的“未定 点”
处 。
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诗词 ，由于篇幅所限，常常不能把事件发展的完整脉络呈现给读者，而只能截取其中最有启示性的一段 ，把其他的略去 ，留给读者 自己去联想补充 。也就是说 ，古代文学的文本留有较多的“未定点”，如何着眼于这些“未定点”，补足这些“未定点”，这便正是古代文学的教学重点所在 。比如从 词语体味上来看 ，中国古代文学向来强调并推崇对“韵外之致，味外之 旨”的体味，最关键 的是把握作 品的“言外之意”，这是作者未尝言传需要读者去意会的更高层 的意思 。作者虽然没有诉诸言辞，但在文中“所言部分”有一种暗示 ，最终可 以引导读者达 到诗人意 向所在。
所以，在教学 中，扣住“所言部分”的暗示和提示 ，激发学生用联想、想象填充文中的“未定点”，是教学的有效手段 以及重 点所在 。以李商隐的《登乐游原 》为例 ：“向晚意不适 ，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其中的“夕阳”、“黄昏”不能只按字面上 的意思去理解 ，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必须引导学生联系李商隐的生平以及唐王朝的没落趋势来 品味，诗人怀才不遇，自叹蹉跎人生，其所处的大唐王朝盛世 的繁荣 已成过 去，这又是另一层面的“夕阳”、“黄 昏”之意。中国古典文学还有象征寄托的传统，从屈原创造 的“香草美人”到骚人墨客笔底的梅兰竹菊各有一定 的寓意，作者有时不敢或不愿把 自己的政治见解 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视给读者 ，有 时为了使文本显得含蓄蕴藉 ，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 比兴。
这含蓄蕴藉的部分就存在需要补足的“未定点”，也是需要读者格外用心、教师格外用力的地方 。
当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未定点”的填补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 ，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在文本解读的 自由度与文本对这种 自由度的限制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在 引导学生积极填补 “未定点”的同时 ，既要尊重学生 的解读 ，又要对其中明显的知识性的错误及时地予以修正。
以英国肯珀斯为代表的一些欧洲东南亚史学工作者在论及古代东南亚文明时，往往冠以“印度化”的名称，用于指明“这一地区古代文明属于印度古文明的范围”[1]。这种被称为“东南亚古代文明印度化”的观点从表面上看有其一定的理由，在古代东南亚文明范围的某些区域，例如爪哇、占婆、吉蔑和马来半岛，也确实发现了受古代印度文明影响的若干例证。但是，当我们透过历史的表象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时就会发现：就总体和本质而言，东南亚的古代文明是东南亚的，表现出强烈的本地特征和鲜明的个性，而不是移植于印度的，更不是“印度化”的。本文试图以有关史料和实况为基础，结合西方学者的“印度化”观点进行分析，粗略地探讨一下东南亚古代文明的几个问题。
1 史前时代东南亚文明并非来自印度
在东南亚史前时代文明起源问题上，持“印度化”观点的学者认为[2]：该地区的古代文明是印度移植、输入而产生的。以肯珀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作如是观，影响所及，甚至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历史学家在论述早期文明起源时也往往从“古代印度文明”开始作为卷首语，将本国历史认定为“开放于古印度文明土壤上的一支绚丽花朵”。
“印度化”观点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1]：古代隶属于印度文明范畴的锡兰山地部族“维达”型文化形态，在东南亚古代文明的几个地区——琅勃拉邦、暹罗北部、马来半岛大部和苏门答腊东部沿海地区都有普遍发现。于是，这种“印度文明”范围内的所谓“维达文明”是东南亚古代文明植根于古印度文明的一个证据。
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过于武断而且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首先，十九世纪末发现的人类学上的人种维达人，并不等同于古代东南亚文明的创造者；其次，锡兰某一山地部落的“维达文明”没有证据表明整个东南亚古代文明与其构成了“子文明”与“母文明”的隶属关系，“印度化”观点至今无法为我们排列出两种文明之间发展顺序的时间表；第三，考古学对锡兰“维达文明”的发掘并不能证明其足以代表整个东南亚古代文明。相反，我们有理由认为：远离东南亚的锡兰维达文明与东南亚文明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东南亚古代文明不是古印度范畴的。在印尼爪哇发现的属于地质年代中的更新世早期和中期的莫佐克托猿人和爪哇猿人化石、在梭罗河流域发现的昂栋人化石都足以证明：创造古代灿烂文明的东南亚原始居民可以追溯到由爪哇人进化而来的某一支智人。中石器时代东南亚古代文明的遗迹分布之广泛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大量的以单面加工为显著特征的石器和在日常劳动中普遍使用的骨器、生活中广泛使用的陶器并非来自印度的当地文明。从不可知的遥远年代起，东南区的土著居民们已经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独特的、绝非来自印度的本地文明。值得注意的倒是另一个问题，即东南亚古代文明起源的东亚背景，由于这一问题不在本文的范围内，兹不赘述。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迹似乎又给“印度化”、“印度文明输入论”提供了新的证据：发现于印度支那和印尼海岛的矩形石斧文化的分布范围和南岛语系的传播范围大致相符。持“印度化”观点的学者对此的解释是[2]：“原始马来人”从西方的印度越过布拉马普特拉河流东来，在传播南岛语系各语支的同时也就将矩形石斧文化传入了东南亚。但是，正如现代人种学的研究不能完全取代、等同于古代实际情况一样，语言学对今天存在的语言做出的某些分类（姑且不考虑这些含糊不清的分类法是否科学）也同样不能代替考古学的权威解释。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考古发掘业已证明：以矩形石斧文化为代表的东南亚新石器文化遗迹主要集中于占婆、“交趾支那”、柬埔寨等广大地区，考古发现的石器工具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东南亚的先民们已经能用美丽的雕刻装饰木屋，制造精美的陶器，生产某些纺织品。另有证据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东南亚土著居民已能根据季节的变化种植水稻，而水稻的种植是东南亚古代文明有别于印度古代文明的特有的一个显著标志。有证据表明：印度的水稻种植历史最早不超过公元前十世纪。拥有这种新石器文明的东南亚先民，在航海和造船技术方面已都有较高的技术，他们已能在季风和信风的季节里，利用世代积累起来的航海技术和天文导航知识进行海上航行，这非常便利于东南亚各文明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传播。另外，作为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巨石文化”——通常是雕刻成祖先的肖像的巨石像；具有当地原始宗教意义的庞大的“魔石”；保藏死者头骨的石槽；墓葬标志的石冢；由长形石板建成的墓地石室或具有纪念性、象征性，或精细雕刻具有写实性、装饰性。以老挝查尔平原的“石缸”文化为典型的巨石文明在东南亚的各区域广泛分布，至今散发着古老文明的巨大艺术魅力，而在同一时期或前一时期的古代印度却找不到相类似的实例。显然，仅仅以语言学上的一个巧合性因素来试图证明古代东南亚文明来源于印度是没有说服力的。
在东南亚地区青铜器、铁器文明的起源问题上，也同样存在着一种以印度为中心的见解。欧洲的一些学者认为[2]：雅利安人来到印度征服原地居民，促成了原来的土著居民离开本土，或通过海路，或经由陆路陆续来到东南亚，将原有的印度此种文明移植到新居住地。然而，迄今为止，这只是一种找不到证据的假说和推测。印度不能等同于殖民时期的古代希腊，东南亚陆地和海岛也不是古代印度什么“殖民时期”的“海外殖民地”。有些国外学者将古代印度商人在东南亚的经商活动比之于一场“移民浪潮”，更是将古代正常的海商贸易混淆于文明的大规模传播和输入，缺乏起码的事实根据。
总之，在经历了自身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东南亚古代历史即将迈入国家产生的门槛之际，土著居民已创造出了绝非输自于印度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史前时代的东南亚文明是一个按顺序发展演变而来的有机整体，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种文明并非来自印度，它具有其本身的显著特征。
2 印度文明影响时代的东南亚古代文明并非是“印度文明”
诚然，在东南亚古代历史上产生国家之后的公元后的几个世纪中，东南亚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和国家确实感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在建筑艺术、式样、风格，宗教传播，王朝的称号、排列方式乃至社会生活的某些具体方面体现出来。肯珀斯等国外学者据此认为[1]：在印度文化影响时期，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已经“印度化”，持这种观点的一些学者甚至使用了“外印度”、“大印度”这样的概念。
这样的观点我们同样认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至少是片面的。我们认为：即使是深受印度影响的东南亚古代文明，并不是前者的全盘翻版和印度文明“在海外的延伸”，而是经过当地居民对印度文明加以改造之后，以本地固有的文明为主体，依然具有鲜明的本地特征。
我们以肯珀斯等学者认为最能体现“印度化”的几个古代区域来分析一下。扶南是古代东南亚最早出现的国家之一，关于憍陈如到扶南后与当地“女王”柳叶通婚的传说，被“印度化”观点的学者认定为扶南是由印度王族或王家支系的憍陈如在东南亚建邦立国，从而导致了在印度文明“灌输”下东南亚始有国家和文明的起点，有的学者[1]为了给这种观点寻找根据，力图在对音上证明扶南古代王朝世系与印度古代某王朝之间的对应和继承关系。但是考古学已充分证明扶南最早的国家遗址纯粹是东南亚型的，丝毫找不到印度同一时期文明影响的痕迹。在稍后的公元九世纪阇耶跋摩和其继承人因陀罗跋摩一世时代，正是印度教在东南亚广泛流行时期，“受印度文明的影响”，建造了著名的巴孔庙和洛利寺。在肯珀斯等人称为“印度文化的典型代表”的罗卢奥斯建筑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地固有文明的特征：在印度教建筑的外在形式下，却并非供奉着湿婆等神像，而是将两位君主的父母、祖父母等祖先石像高踞于祭殿正中[3]，它们正作为东南亚史前时代即已流传下来的祖先崇拜的一个典型例子。公元十世纪的古代柬埔寨正是这个国家古代文明的辉煌时期，以国王为首的王族成员和高层僧侣阶层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出于祭祀的需要而修建了许多神殿，殿中的许多神像也曾被冠以印度神话中神祗的名称，如湿婆、毗湿奴、吉祥天女、雪山女等，但具有嘲讽意义的是这些具有印度神灵称号的神像在体形和面貌上却是彻头彻尾的古代吉蔑人，而且这些显然脱型于现实生活中的王室成员和吉蔑僧侣的神像上都镌刻有其原型人物的姓名[3]，在印度文明的外壳下展示着古代吉蔑帝国统治集团的权力体系。这种习俗和特征，不仅在古代柬埔寨，而且在许多东南亚国家都广为流行，与其说它显示了东南亚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祖先崇拜与印度文化的结合，不如说是当地居民对外来文明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于本地需要。在古代缅甸，历史的真实面貌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即使在印度文明强烈冲击的时代，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文明仍然是以其本地固有的传统为内部核心和最终归宿的：蒲甘王朝是缅甸历史上以“印度文明覆盖”而“著称”的，阿奴律陀国王统一国家期间曾征服直通，而发动这场征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取得据信珍藏于直通的“巴利文三藏经”，这件事被“印度化”观点的学者们称之为古代东南亚君主们“主动吸收、依附印度文明”[1]的一个典型例证。但是，事实上统一后的蒲甘帝国所流行的佛教，却并非纯粹的外来文化，而是以根深蒂固的那迦崇拜和纳特崇拜为基础的。作为东南亚和缅甸固有文化传统中主要成份的“纳特”，是当地原始宗教中的神灵，从史前时代即已广泛流行下来。传说中认为全缅甸有37个重要纳特，他们以居住于布波山上的摩诃祗利兄妹为首领。纳特崇拜是古代东南亚固有的万物有灵论和亡灵崇拜的具体表现，所以阿奴律陀征服直通要求取得佛经只不过是为了使战争师出有名的借口，统一后的蒲甘佛教始终是以当地原始宗教为核心的。这可以从缅甸这一时期佛教的教义、仪式上清楚地看到，甚至许多佛像的外貌、面容都是“纳特式”的。在印度教、佛教等印度文明盛行的年代中出现的这种情况充分证明了东南亚本地文明对外来文明的强大的融解和改造能力。阿奴律陀们绝不是为引进外来文明而引进佛教，而是为了将此种适合自己统治的宗教外壳作为统治国家的工具。因此，正如在缅甸所发生的情况，印度文明包括宗教，在东南亚各地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被改造、利用的差异。在阿奴律陀的继承人江喜陀时代，被誉为与埃及罗塞达石碑同样重要的“江喜陀石碑”，其铭文的文字、内容更是与供奉这一碑铭的佛寺毫无关系。本应记载佛经的石碑却用骠语、缅语和小乘佛教的巴利文记载了江喜陀王征战四方的文治武功，这种用佛寺的碑文为统治者歌功颂德、让天国为人间唱赞歌的行为，无疑是印度文化充其量成为东南亚文明的一种承载工具，为东南亚当地实际生活服务的例证，这种情况在印度文明所及的古代印度尼西亚也十分明显。爪哇岛的婆罗浮屠是夏连特拉王朝时期古代人民艺术才能的精华和集中表现，从外表上看确实深受印度古代文明的影响：直通塔顶的走廊两边墙上所刻浮雕，是大乘佛教经典的图解，雕塑的风格仿效笈多时期印度的古典形式。从宗教观点而言，婆罗浮屠的整体形成了那烂陀寺教教派所传佛教的“一部动人的、有说服力的经书”[4]。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大乘佛教经典图解的大量的、数以千计的浮雕内容却并不是真正描绘了经卷内容和佛本生故事，爪哇的古代艺术家们在采用印度宗教、建筑形式时已经对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他们的发型、面部、服饰、背景图案已不是印度式了，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当地、当时特征的爪哇式的[4]，实际上提供了古代爪哇社会生活和习俗的一幅生动图景。浮雕中那些传统的人物形象也经过改造，刻画得很有生气，冲破了古印度同一题材构图的旧形式而颇具人情味。离婆罗浮屠不远的曼杜陵庙、沙里陵庙、普劳桑陵庙和由于某种不可知原因而未完工的西巫陵庙，至今仍屹立在日惹附近的克杜平原上，“印度化”的观点认为这些都是“印度移民浪潮的产品”[4]，但是至今并没有找到发生过这样一次移民浪潮的证据。事实上至少可以使我们对这一点确信不疑的是：这些宏伟的建筑外表上诚然是湿婆教庙和佛教寺庙，但绝不等同于印度的寺庙。这些宗教纪念物不但是由爪哇石工和雕匠所建造的，而且同爪哇本地的宗教思想和仪式有高度紧密的联系。在古代爪哇（在古代被称为“印度化”的东南亚其它地区也是如此），当一个统治者将自己的统治扩展到一个新近征服的地区时，就着手建筑一座“陵庙”（巨大的纪念物）以显示自己的武力之强大。在陵庙内供奉的并非印度宗教诸神，而是他生前愿被认为与之同一、而他死后与之合为一体的那个神灵。很显然，有着湿婆教和佛教外形的陵庙，实际上是显示统治者大君主地位的外部标志。统治者一旦由于某种原因被迫放弃王位而“献身”于宗教生活，修建宗教建筑以“积功德”时，也并非真正醉心于印度的文化，他们往往将古代印度宗教的神灵改名换姓，代之以自己的王号或姓氏，实际上成为其在位时期的“文治武功”的记载。说到底，婆罗浮屠、曼杜陵庙等古代印度尼西亚文明的典范给我们留下的是夏连特拉山帝王朝在历史上走过的踪迹，又何论“印度化”的“例证”？这种情况在另一些所谓“印度化”的国家中也很普遍，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评述。总之，即使是印度文明影响表现最为强烈的宗教、建筑方面，“印度化”、“大印度”、“外印度”的观点也是片面而缺乏根据的。
3 劳动人民创造的文明是“印度化”时代东南亚文明的主流
如前所述，东南亚古代上历史上确有一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印度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究其原因，首先是古代东南亚宫廷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第二，也是古代东南亚与印度文化之间文化、文明相互交流、影响的结果在东南亚地区的反映，相信随着历史学、考古学的进展，有关东南亚文明对印度文明的影响也会日渐清晰。我们要说明的是：不存在着肯珀斯等学者所说的单方面的、移民浪潮覆盖下所造成的东南亚地区的纯粹的“印度化”时代。我们还要说明，即使在所谓“印度化时代”（我们在很谨慎的程度上借用这个词），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的主流仍然是当地人民创造的东南亚自身的文明。
封建时代东南亚各国史料往往侧重于宫廷王朝的活动，而对普通人民创造文明的主要方面——生活、生产则很少记载，即使偶尔涉及也往往语焉不详，这对我们在此方面作出比较全面的描述是一个很大困难。但是，通过对普通人民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些零星记载，我们仍然能够得出结论：即使古代印度文明对东南亚地区有所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也主要限于上层统治集团的狭小范围和涉及于建筑、文学、宗教等方面，而构成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体部分仍然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具有鲜明的东南亚本地特征。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东南亚劳动人民创造了与其它人类文明相比毫不逊色的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进入国家建立的阶段之后，当各国统治阶级醉心于用印度文明的外在形式为自己服务时，缅甸人民在中部干燥地区建立了被称为“人类奇迹”的皎克西水利灌溉系统，它对于以后相继崛起的蒲甘文明和阿瓦文明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菲律宾碧瑶附近，劳动人民开辟了被后人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巴纳韦梯田，但令人费解的是，肯珀斯等人却将菲律宾排除在古代东南亚的范围之外又未见说明其理由。在爪哇，拉巴扎和锦石两地之间辽阔平原上灌溉系统密如蛛网地广泛分布，其设计之精巧、规模之宏大令现代人们惊叹不已，这一水利工程对于谏义里、新柯里沙、满者伯夷等强大王国的连续兴起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吴哥时代，柬埔寨人民修建的高度发达的供水系统，其水利灌溉农田功能的意义大大超过“印度化”观点认定的“为人们在吴哥寺祭祀神灵”[1]的供水饮用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古代的这一水利工程，也就很难产生伟大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吴哥文明。在肥沃的稻田中，人们使用驯养的水牛耕作田地，还种植茂密的竹林、棕榈和各种果树，以捕鱼作为副业。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种以水稻、水牛、竹子和小艇为特征的文明，其意义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统治集团所热衷的神庙、祭祀、石碑、陵墓的意义。东南亚人民在悠久的历史中，栽培了许多作物，后来传流于世界各地，对全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棕榈科树木的载培始于古代东南亚，它们的浆液被用于制糖和酿酒，叶子被用于覆盖竹层的屋顶，还可用于书写，这在古代中国古籍史料中被多次提到。而作为古代东南亚历史记载的重要来源的中国史籍却从未提及过古代印度文明对东南亚人民普通文明的影响，中国史籍为我们描绘的是一幅东南亚本地特征的文明图景，这对于我们指出“东南亚文明印度化”、“印度文明输入论”的片面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佐证。
古代东南亚人民在种植区域种植了大量的椰子、香蕉、木瓜和芒果。马鲁古群岛和班达群岛上大量人工种植的丁香、肉豆蔻，爪哇西部和苏门答腊南部种植的胡椒、龙脑、松脂和安息香等，都是中古时期国际贸易，特别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品，而且也是东南亚古代各国对外贸易的独特产品。在印度尼西亚古代特有的蜡染法“巴提克”印出的花布，不仅以色彩古朴、具有强烈的装饰性和象征性而闻名于世，而且图案的式样也与充满宗教气息的印度图案毫无关联，是东南亚人民抒发自己情感的一种独有形式。古代印尼的皮影戏，反映的内容主要是当地普通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这是东南亚古代文明不同于印度文明的又一个显著标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古代印度是一个种姓制度典型发展的国家，也是一个妇女地位非常低下的国家，如果历史上东南亚文明确如肯珀斯等人所认定的有“印度化”、“大印度”时代，那么这两项印度社会独有现象就应在东南亚古代有明显的反映。但古代东南亚却找不到迹象可以印证它采用了印度那种具有特殊章规和礼仪的真正的种姓制度。古代东南亚妇女相对印度妇女而言，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例如在古代柬埔寨、爪哇的宫廷中都有关于妇女充任高级官员的记载。这一切可以表明：印度文明的影响，主要集中于统治者和宫廷有关的狭窄范围内，而古代历史记载将注意力集中于宫廷、宗教、陵墓、神庙、王朝世系、王号等诸因素又易强化“印度化”观点的影响，实际上，印度文明对广大的东南亚普通人民的影响，对社会深层的影响是远远低于这一估价的。欧洲学者的“印度化”观点是应该打上一个问号的。
参考文献：
[1] Kenpath C，From the mother，Ancient South-East Asian
Civilization and India[M]．London：1992．2，9，11，
12，15，6．
[2] Heekeren，The Bronze-Iron Age of South-East Asia[M]．
New York：1992．6，13．
[3] Lemay R，Concise A．History of Buddhist Art in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不能够体现时代性西方著名学者詹姆逊曾经说过：“文学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作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因而在编著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站在社会的制高点，把握整个社会的经济动脉，以独特的政治视角来看待我国古代文学，将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无缝衔接。但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编著更多的是从社会本位出发，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而服务。所以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实用性进行了深度挖掘，并没有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过于陈旧，不能够与时代相结合，从而缺乏青春的气息。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方针不能够与时代接轨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在致力于我国文化的建设以及传承，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在2009年年底，我国教育部门针对高等教育的改革提出了“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新要求；在“十二五规划”的《纲要》中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要求“加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努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其教学方针的制定脱离了时代的发展，缺乏与时俱进的特征。虽然说现在实行的是素质教育，强调对学生个性化的发展与培养，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仍旧强调对规律性以及共性的掌握；仍然以教师为主体，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缺乏对学生学习主动性的调动；仍然以分数为主要的衡量标准，忽视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在新形势、新环境以及新要求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仍旧采用传统的教学方针，从而不能够与时代进行很好的结合。
虽然说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高等教育汉语语言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但其因为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独特的人文色彩而彰显着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对我国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文学作品是一个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具体显现，也是对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取向的综合反映，因而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赏析可以对学生进行无形教育，帮助其形成健全的人格。在学科特征上，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既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也是“通古察今”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其实，文化的发展不是对各种不同文化进行叠加，而是对过去传统文化的一个重新审视，通过不断的雕琢形成一个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兴文化形式。因而，应该通过改革创新将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时代特征进行紧密结合，体现出传统文化的价值。
建立明确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明确指出了“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因而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还需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对人民进行有目的的教化作用，以文化为主要核心将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为社会的繁荣创造更多有利的价值。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应该围绕“为谁而设”这一问题来构建明确的核心价值体系。其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立不是单从一个本位进行思考的，而是汲取三种观念的长处，为学生的成长创造更良好的环境。首先，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让学生能够掌握更多的古代文学知识是这门课程的基础目的；其次，通过文学的熏陶以作品中的优秀人文素养对学生的人格塑造进行辅导作用是该门课程的直接目的；最后，学生将在学习中不断积累的文化素养投身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积极因素。
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 课程和教材建设 ，拟以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文学地理学为理论依托， 注重描绘地文人关系中的河陇文学与文化的发展面貌。 一方面关注河陇地形、地貌、气候等自然地理特性对古代河陇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关注河陇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在形成河陇文学独特面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特别是历代陇籍文人和客居河陇文人在形成河陇文学与文化方面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即如学者所言：就是通过文学家(包括文学家族、文学群体和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 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构成的影响，同时考察文学家所完成的积累，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影响。 ①以揭示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的深刻内涵和鲜明特质。
一、开发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课程的意义
河陇一词是历史上人们对于河西、陇右的合称。 河陇地区指今六盘山以西，新疆以东，包括河西走廊及其南北边缘地带， 以及青海省的一部分地区。 河陇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东部黄土高原地带以农业的早期开发而著称， 河西走廊地区则以畜牧业的发展称誉史册; 河陇是一个农业文明与畜牧文明混合并存的地区。 河陇文学与文化一方面是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不断丰富发展。
自古以来，河陇就是戎羌之地、华夏边陲，胡汉杂居，民族构成复杂。 河陇作为古代民族大迁移大融合的舞台，是历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攻占争夺的地域。 西羌、西戎是这块土地上古老的居民。 秦汉之际，月氏、乌孙、匈奴据有河西之地，而陇西、陇东、陇南仍有羌戎各部分布。 随着秦汉王朝建政设郡，戍边屯垦，大量内地汉人移居河陇，许多降服的少数民族居民被安置于此， 民族的交流融合成为河陇历史的一大主题。 在汉唐至明清统一强盛的时代，河陇既是边防重地，又是王朝联系西北少数民族的桥梁;在国家分裂动荡之时， 则成为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的割据之地，匈奴、氏、羌、鲜卑、吐谷浑、回鹘、吐蕃、党项等族曾先后入主河西、陇右。
河陇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是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 汉唐之际丝绸之路繁荣了近十个世纪，河陇成为融东西文明于一体，日益开放、日益发展、日益繁荣的地区。 古代西方的宗教、艺术、哲学以至于物种等，在河陇大地上传播、生根，大量胡商贩客、僧侣艺人、使者役夫在河陇往返、定居，其行踪遗俗，迄今依稀犹存。 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互补，既为河陇文化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和异质养料，又在域外文化本土化进程中，使河陇文学与文化得到重塑与改造。 因此，河陇文学与文化具有多元融合的地域性特征。 与西域文学相比较，它具有更多的汉文化特征;与中原文学相比较，它又更多地含有少数民族文化的成分，多元、兼容、开放、创新是其突出特征。
所以，开发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这一课程，通过课程和相关教材，丰富学生的地理和历史知识，提高其文学水平和文化素养，开阔其心胸视野，加深对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的研究现状
学界对河陇文学与文化的研究， 是伴随对西北边塞诗歌的深入研究而展开的。 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末，学界开始关注古代西北文学和文化。 就文学方面而言，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唐代西北边塞诗上，研究成果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古代河陇地区的文学创作。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西部大开发步伐的加快，河陇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 出现一批有关河陇地区的诗文选本和研究专著，如《历代咏陇诗选》(1981年)、《杜甫陇右诗注析》(1986年)、《历代河西诗选》(1988年)、《甘肃历代诗词选注》(1988年)、《甘肃历代文学概览》(1994年)、《甘肃历代诗文曲词鉴赏辞典》(1994年)、《甘肃古代文学作品选》(1994年)、《陇文化丛书》(1999年)等，这些选本与专著或聚焦吟咏河陇的诗歌，或探讨河陇文学与文化的演变轨迹，它们的相继出现，为人们研究河陇地域文学与文化奠定了一定基础。
2000年至今， 河陇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不断由宏观向微观发展，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例如《古今咏陇诗词选》(2000年)、《陇右诗选注》(2002年)、《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2002年)、《陇山交通与诗歌》(2003年)、《河陇文化觅踪》(2004年)、《历代咏河西诗歌选注》(2007年)、《陇右文学概论》(2007年)、《诗圣与陇右诗》(2008年)、《唐代文学与西北民族文化研究》(2008年)、《唐代文学与陇右文化》(2009年)、《河陇文化》(2011年)等，这些成果有力推动了河陇文学与文化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此外，研究河陇文学与文化的学术论文也逐年增加，可以说，河陇文学与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
据笔者统计，到目前为止，甘肃各高校只有少数院系开设有甘肃古代作家作品、敦煌文学、陇右文学概论、河陇文化等具有地域特色的课程。 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原则，我们试图开发一门将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融为一体的课程，通过课程和教材，帮助学生了解古代河陇的地理风貌、人文历史、文化渊源和文学特征，这对地处黄土高原、丝绸之路上的西北民族大学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课程建设的思路
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课程及其教材的开发与建设项目，2013年获批国家民委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本项目组8名成员均为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主讲教师，其中有教授2人，副教授5人，讲师1人。 长期以来，本项目组成员都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2007年 中国古代文学 课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2011年中国古代文学课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 在主讲中国古代文学的过程中， 为拓展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本项目组成员积极建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群，先后为学生开设《先秦诸子思想研究》、《史汉导读》、《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古代文人与传统文化》、《唐诗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国学元典导读》、《中国古代散文》、《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文献检索》、《古代小说与政治》、《中国神话研究》、《诗经、楚辞研究》、《苏轼解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等十余门专业选修课，初步形成涵盖面广、内容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群。这些专业选修课的开设是项目组成员多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收获与总结，也是长期从事教学工作的一种追求，它在深化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 课程及其教材的开发与建设，是中国古代文学主讲教师在教育教学改革中的又一次新尝试。 在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的引领下，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 课特别强调将教师的研究性教学与学生的研究性学习结合起来。 从教师的角度说，研究性学习需要对教学环节进行周密的设计，即综合考虑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课程设计中点(河陇作家和作品)、面(河陇的历史变迁及文化背景)、线(河陇文学发展史)三者之间的关系。从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知识点的确定，到利用Blackboard网络教学平台制作网络课程内容，再到教案设计、课后作业、课外阅读书目及内容等，教师必须在研究课程内容的基础上，设计问题、组织讨论、评价学生表现和学习效果，各教学环节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从学生角度说，学生主动参与和密切配合是完成研究性学习不可缺少的环节。 在学习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内容的基础上，学生可以搜集自己家乡地域文学与文化的相关资料， 教师可以鼓励他们完成对家乡地域文学与文化点、面、线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并使用Blackboard网络教学平台，展示其学习成果。 这样不仅可以引发学生了解家乡地域文学与文化的浓厚兴趣， 而且可以激发其热爱家乡的情感，与此同时在研究性的学习中，还可提高其人文素养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或者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集中考察某一地域文学的特点，然后由教师作为主持者，引导学生在陈述资料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 总之，在庞大网络资源的支持下，教师的研究性教学和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将不断扩大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这门课程的学习内容。 这其实是对教师和学生同时提出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 即教师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学术修养， 及时把握学术前沿的动态，以保证在师生的交流互动中，对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作出正确评判，而学生也要在掌握背景知识的前提下，接触各类学术观点并形成自己的思考， 必须具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四、《古代河陇文学与文化》教材建设的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