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不仅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贡献,而且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达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测算广东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于处理好广东省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计算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模型选择
在定量分析中，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是国内外众多估算方法的基础，本文也主要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教育投入和经济产出之间的函数关系。
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是由美国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根据历史统计资料,研究二十世纪处在研究美国制造业劳动和资本对产出的作用时得出一个生产函数，即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
Y=AKαLβ （1）
这个生产函数可以表述为:假设土地数量没有变化,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抽象为资本K、劳动L和技术进步率A，K、L可以相互替代，且能以可变的比例组合，又假设经济发展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都以其边际产品作为报酬，规模报酬保持不变，那么在时间t范围内变化的中性技术进步的产出增长模型可以被构造为:Yt=At KtαLtβ （2）
其中，Yt是第t期经济产出量，用GDP表示； At为第t期技术水平，一般作为常数；Kt为第t期的物质资本存量；Lt为第t期人力资本存量；α是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β是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而且α0，β0，αβ=1 。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能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也就等于使初始劳动力投入量成倍增加，因此可以将劳动投入量细化为初始劳动力L0与教育投入E的乘积，于是公式（1）就可以转化为： Yt=AtKαt（L0tEt）β (3)
这同时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卢卡斯（Robert E Lucas）于1988年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Y=Kα（Hl）1-α的思想基本一致（《经济增长导论》，2002）对公式（3）两边取自然对数后再求时间t的全导数，然后再用差分方程近似代替微分方程得到方程：y=a+αk+βl0+βe（4）
其中，y表示一定时期内经济的年均增长率，a为社会技术进步的水平增长率，α表示产出的资本投入弹性，K为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β表示产出的劳动投入弹性，l0代表初始劳动投入的年均增长率，e代表教育投入的年均增长率。因此，估算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可表示为：
Re=（ye/y）×100%=（βe/y）×100% (5)
公式(5)是目前国际广泛采用的计算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模型,它表示教育这个要素投入所带来的那部分国民产值的增长率占国民产值总增长率的比率。在实际计算过程中，教育投入的年均增长率e也可以表示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求出广东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β的测算
在本文的模型中，β的系数值对模型的影响较大。本文主要根据广东省2000~2009年的统计数据，采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的方法，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t=AtKtαLtβ 的基础上 ,通过 两边取自然对数构造线形回归模型:lnYt=lnAt+αlnKt+βlnLt，设α+β=1。为避免出现序列自相关和多重共线形问题，在上述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造一阶差分方程： lnYt- lnYt-1=C0+α（lnKt－lnKt-1）+β（lnLt－lnLt-1）+θ，设α+β=1。这里θ为随机误差项，假设其均值为0，且自变量的一阶差分与随机误差项无关。
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78=1），实际投资额（1978价格），实际资本存量（1978年价格）来自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P42-43
2001-200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78=1），实际投资额（1978年价格），实际资本存量（1978年价格）：根据张军等（2004）采用的方法计算得出。
运用SPSS软件求出β的值，其中，Y表示广东省2000-2009年实际GDP，参见表1；K表示广东2000-2008年折旧后的资本存量，参见表2；L表示广东省2000-2009年从业人数，参见表3。
将广东省历年GDP对数的一阶差分lnYt- lnYt-1、实际资本存量对数的一阶差分lnKt－lnKt-1、从业人数对数的一阶差分lnLt－lnLt-1，代入一阶差分方程：lnYt- lnYt-1=C0+α（lnKt－lnKt-1）+β（lnLt－lnLt-1），运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分析结果：
由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建立的广东省劳动投入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回归模型是成立的。从回归结果得到广东省的的劳动的投入弹性β为0.636。
三、 计算广东教育投入的年均增长率e和高等教育的年均增长率eh
第1步，分别计算2000年、2008年广东从业人员的人均教育综合指数
(一)用教育综合指数代表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带来的劳动投入量，需要确定劳动简化率
关于劳动简化率的确定是个复杂的问题，目前主要有三种方法：西方的丹尼森和麦迪逊的“工资收入法”（又称“丹尼森系数法”）、前苏联的“复杂劳动简化法”（又称“劳动质量修正法”）以及中国学者的“修正的劳动简化法”。各种方法测算的结果差距比较大，仅中国学者在采用修正的额劳动简化法时就计算出四种（分别根据工资法、教育年限法、工作年总课时数法和劳动生产率法）等不同结果。
丹尼森“工资收入法”在中国使用时，学者们一般是部分地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文化程度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收入差别确定不同文化程度的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然后与经验值相结合做不同程度的折算，得到的结果虽然有差别，但波动范围不大，崔玉平（1999）按三级（初等、中等和高等）得到劳动简化系数为：1、1.4、2；李洪天（2001）按四级（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计算得到劳动简化率分别为：1、1.2、1.4和2；杭永宝（2007）按五级（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以上高等教育）得到劳动简化系数为1、1.28、1.38、1.81、2.2。由于目前广东的研究生所占比例还比较小，可以把他们归入本科学历，所以本文根据综合考虑采用杭永宝的劳动简化系数。
(二)计算2000年、2008年广东省人均受教育年限数据
根据模型Re=ye/y×100%=βe/y×100%的要求，需要用一定时间段内的数据来反映增长率，又依据“教育综合指数”的内涵，需要人均受各级教育年数来计算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考虑到数据的权威性和可获取性以及可比较性，本人选取《广东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0）》中的数据。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根据《广东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全省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的各行业人口》（P3046-3053）中的数据整理、计算得出2008年数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0》，2009年，P77。
计算公式：Pi=Ni∑Xi，其中， Xi是各级文化程度分布比例，I={（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以上）；（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以上）；（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以上）；（大学专科，大学本科以上）；（大学本科以上）}；Ni是各级教育规定年限（假设小学受教育年限为6年；假设初中受教育年限为3年，高中包括中专受教育年限为3年，并且把这3种教育统归为中等教育；假设大专受教育年限为3年，大本以上受教育年限为4年，且把这良两种教育统归为高等教育。前面介绍过由于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从业人员相对较少，本文把这部分从业人员归为受过高等教育）。
2000年广东省15岁―64岁劳动力人口人均受各级教育年数计算如下：
人均受小学教育年数：S小=（25.9+49.9+16.8+3.6+1.5+0.15）*6/100=5.871
人均受初中教育年数：S初=（49.9+16.8+3.6+1.5+0.15）*3/100=2.159
人均受高中教育年数：S高=（16.8+3.6+1.5+0.15）*3/100=0.66
人均受大学专科教育年数：S专=3.6*3/100=0.108
人均受大学本科教育年数：S本=（1.5+0.15）*4/100=0.066
则2000年广东省就业人口人均受各级教育年数总数是5.871+2.159+0.66+0.108+0.066+=8.9135。同理可以计算出2008年广东省就业人员人均受各级教育年数依次为：5.923、2.37、0.8133、0.162、0.1364，人均受教育年数总数为9.4047。
(三)2000―2008年广东省就业人口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e
计算公式：e=∑PiSi，其中，Pi是各级劳动简化系数，Si是人均受各级教育年数，i=（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以上）。
2000年广东省就业人员的教育综合指数为：
E0=5.871+2.159×1.28+0.66×1.38+0.108×1.81+0.066×2.2=9.881
2008年广东省就业人员的教育综合指数为：
E1=5.923+2.37×1.28+0.81×1.38+0.162×1.81+0.1364×2.2=10.668
2000年―2009年间广东省就业人口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采用几何平均法：e′={（E1/ E0）1/n-1}×100%={（10.668÷9.881）1/8-1}×100%=0.97%
同理2000年-2009年间广东省就业人口高等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 eh′={（0.162×1.81+0.1364×2.2）÷（0.108×1.81+0.066×2.2）}1/8-1=6.21%
由于工资的差别进而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个人的禀赋素质、家庭背景、勤奋努力程度等都会导致工资收入的差别，只有一部分差别可以归因于所受正规教育的不同，而且，劳动力质量、素质、技能的提高也不能完全归因于正规教育，因此，按照丹尼森等西方学者通行的算法，对于依照工资差别而计算出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增长率（即由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带来的劳动量的增长率）用0.6做折算，于是得到广东省教育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的修正值：e=0.97%×0.6=0.582%。广东省高等教育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的修正值：eh=6.21%×0.6=3.726%
第2步，计算广东省2000-2009年间高等教育在全期年均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率中的比率（Eh）。排除高等教育后，2000-2009年间广东省高等教育综合指数的平均增长率为={（5.923+2.37×1.28+0.81×1.38）÷（5.87+2.159×1.28+0.66×1.38）}1/8-1=0.68%。由此可得，2000-2009年间广东省高等教育在教育综合指数平均增长率中的比率为：eh′=（0.97%-0.68%）÷0.97%=29.9%。
(四)计算2000-2009年广东省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y
我们用GDP的增长表示中国的经济增长,考虑到物价指数的上涨,所以要剔除物价因素,计算2000-2008年间GDP的实际增长率。以本国货币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率习惯上称之为实际增长率。为保持一致，这里依然以1978年为基期，那么，根据表1,我们知道2000年和2008年的GDP的实际值分别为3233.1966、8768.58885，2000-2008年间GDP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为：y={（Y1/Y2）1/n-1}×100%={（8768.58885÷3233.1966）1/8-1}×100%=12.86%。
(五)计算2000-2008年广东省教育、高等教育对经济（GDP）增长率的贡献Re和Rh
根据上面推导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表达式Re=（βe/y）×100%，将β=0.636、e=0.582%、eh=3.726%、y=12.86%分别代入 ，则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Re=（βe/y）×100%=（0.636×0.00582÷0.1286）×100%=2.9%，同期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Rh=2.9%×29.9%=0.87%。2000-2009年间广东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实际增加值为2.9%×12.86%＝0.373%，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实际增加值为0.87%×12.86%=0.112%。这表明：广东2000-2009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12.86个百分点中的0.373个百分点是由教育带来的，0.112个百分点是由高等教育带来的。这表明广东省的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是比较低的。
参考文献：
[1]陈璋.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证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李洪天.20世纪90年代我国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1;6
[3]崔玉平.中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1
高等教育不仅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贡献，而且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达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测算广东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于处理好广东省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计算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模型选择
在定量分析中，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是国内外众多估算方法的基础，本文也主要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教育投入和经济产出之间的函数关系。
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是由美国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根据历史统计资料，研究二十世纪处在研究美国制造业劳动和资本对产出的作用时得出一个生产函数，即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
Y=AKαLβ （1）
这个生产函数可以表述为:假设土地数量没有变化，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抽象为资本K、劳动L和技术进步率A，K、L可以相互替代，且能以可变的比例组合，又假设经济发展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都以其边际产品作为报酬，规模报酬保持不变，那么在时间t范围内变化的中性技术进步的产出增长模型可以被构造为:Yt=At KtαLtβ （2）
其中，Yt是第t期经济产出量，用GDP表示； At为第t期技术水平，一般作为常数；Kt为第t期的物质资本存量；Lt为第t期人力资本存量；α是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β是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而且α﹥0，β﹥0，α﹢β=1 。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能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也就等于使初始劳动力投入量成倍增加，因此可以将劳动投入量细化为初始劳动力L0与教育投入E的乘积，于是公式（1）就可以转化为： Yt=AtKαt（L0tEt）β (3)
这同时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卢卡斯（Robert E Lucas）于1988年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Y=Kα（Hl）1-α的思想基本一致（《经济增长导论》，2002）对公式（3）两边取自然对数后再求时间t的全导数，然后再用差分方程近似代替微分方程得到方程：y=a+αk+βl0+βe（4）
其中，y表示一定时期内经济的年均增长率，a为社会技术进步的水平增长率，α表示产出的资本投入弹性，K为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β表示产出的劳动投入弹性，l0代表初始劳动投入的年均增长率，e代表教育投入的年均增长率。因此，估算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可表示为：
Re=（ye/y）×100%=（βe/y）×100% (5)
公式(5)是目前国际广泛采用的计算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模型，它表示教育这个要素投入所带来的那部分国民产值的增长率占国民产值总增长率的比率。在实际计算过程中，教育投入的年均增长率e也可以表示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求出广东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β的测算
在本文的模型中，β的系数值对模型的影响较大。本文主要根据广东省2000~2009年的统计数据，采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的方法，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t=AtKtαLtβ 的基础上 ，通过 两边取自然对数构造线形回归模型:lnYt=lnAt+αlnKt+βlnLt，设α+β=1。为避免出现序列自相关和多重共线形问题，在上述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造一阶差分方程： lnYt- lnYt-1=C0+α（lnKt－lnKt-1）+β（lnLt－lnLt-1）+θ，设α+β=1。这里θ为随机误差项，假设其均值为0，且自变量的一阶差分与随机误差项无关。
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78=1），实际投资额（1978价格），实际资本存量（1978年价格）来自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P42-43
2001-200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78=1），实际投资额（1978年价格），实际资本存量（1978年价格）：根据张军等（2004）采用的方法计算得出。
运用SPSS软件求出β的值，其中，Y表示广东省2000-2009年实际GDP，参见表1；K表示广东2000-2008年折旧后的资本存量，参见表2；L表示广东省2000-2009年从业人数，参见表3。
将广东省历年GDP对数的一阶差分lnYt- lnYt-1、实际资本存量对数的一阶差分lnKt－lnKt-1、从业人数对数的一阶差分lnLt－lnLt-1，代入一阶差分方程：lnYt- lnYt-1=C0+α（lnKt－lnKt-1）+β（lnLt－lnLt-1），运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分析结果：
由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建立的广东省劳动投入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回归模型是成立的。从回归结果得到广东省的的劳动的投入弹性β为0.636。
三、 计算广东教育投入的年均增长率e和高等教育的年均增长率eh
第1步，分别计算2000年、2008年广东从业人员的人均教育综合指数
(一)用教育综合指数代表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带来的劳动投入量，需要确定劳动简化率
关于劳动简化率的确定是个复杂的问题，目前主要有三种方法：西方的丹尼森和麦迪逊的“工资收入法”（又称“丹尼森系数法”）、前苏联的“复杂劳动简化法”（又称“劳动质量修正法”）以及中国学者的“修正的劳动简化法”。各种方法测算的结果差距比较大，仅中国学者在采用修正的额劳动简化法时就计算出四种（分别根据工资法、教育年限法、工作年总课时数法和劳动生产率法）等不同结果。
丹尼森“工资收入法”在中国使用时，学者们一般是部分地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文化程度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收入差别确定不同文化程度的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然后与经验值相结合做不同程度的折算，得到的结果虽然有差别，但波动范围不大，崔玉平（1999）按三级（初等、中等和高等）得到劳动简化系数为：1、1.4、2；李洪天（2001）按四级（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计算得到劳动简化率分别为：1、1.2、1.4和2；杭永宝（2007）按五级（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以上高等教育）得到劳动简化系数为1、1.28、1.38、1.81、2.2。由于目前广东的研究生所占比例还比较小，可以把他们归入本科学历，所以本文根据综合考虑采用杭永宝的劳动简化系数。
(二)计算2000年、2008年广东省人均受教育年限数据
根据模型Re=ye/y×100%=βe/y×100%的要求，需要用一定时间段内的数据来反映增长率，又依据“教育综合指数”的内涵，需要人均受各级教育年数来计算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考虑到数据的权威性和可获取性以及可比较性，本人选取《广东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0）》中的数据。
资料来源:2000年数据:根据《广东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全省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的各行业人口》（P3046-3053）中的数据整理、计算得出2008年数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0》，2009年，P77。
计算公式：Pi=Ni∑Xi，其中， Xi是各级文化程度分布比例，I={（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以上）；（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以上）；（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以上）；（大学专科，大学本科以上）；（大学本科以上）}；Ni是各级教育规定年限（假设小学受教育年限为6年；假设初中受教育年限为3年，高中包括中专受教育年限为3年，并且把这3种教育统归为中等教育；假设大专受教育年限为3年，大本以上受教育年限为4年，且把这良两种教育统归为高等教育。前面介绍过由于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从业人员相对较少，本文把这部分从业人员归为受过高等教育）。
2000年广东省15岁—64岁劳动力人口人均受各级教育年数计算如下：
人均受小学教育年数：S小=（25.9+49.9+16.8+3.6+1.5+0.15）*6/100=5.871
人均受初中教育年数：S初=（49.9+16.8+3.6+1.5+0.15）*3/100=2.159
人均受高中教育年数：S高=（16.8+3.6+1.5+0.15）*3/100=0.66
人均受大学专科教育年数：S专=3.6*3/100=0.108
人均受大学本科教育年数：S本=（1.5+0.15）*4/100=0.066
则2000年广东省就业人口人均受各级教育年数总数是5.871+2.159+0.66+0.108+0.066+=8.9135。同理可以计算出2008年广东省就业人员人均受各级教育年数依次为：5.923、2.37、0.8133、0.162、0.1364，人均受教育年数总数为9.4047。
(三)2000—2008年广东省就业人口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e
计算公式：e=∑PiSi，其中，Pi是各级劳动简化系数，Si是人均受各级教育年数，i=（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以上）。
2000年广东省就业人员的教育综合指数为：
E0=5.871+2.159×1.28+0.66×1.38+0.108×1.81+0.066×2.2=9.881
2008年广东省就业人员的教育综合指数为：
E1=5.923+2.37×1.28+0.81×1.38+0.162×1.81+0.1364×2.2=10.668
2000年—2009年间广东省就业人口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采用几何平均法：e′={（E1/ E0）1/n-1}×100%={（10.668÷9.881）1/8-1}×100%=0.97%
同理2000年-2009年间广东省就业人口高等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 eh′={（0.162×1.81+0.1364×2.2）÷（0.108×1.81+0.066×2.2）}1/8-1=6.21%
由于工资的差别进而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个人的禀赋素质、家庭背景、勤奋努力程度等都会导致工资收入的差别，只有一部分差别可以归因于所受正规教育的不同，而且，劳动力质量、素质、技能的提高也不能完全归因于正规教育，因此，按照丹尼森等西方学者通行的算法，对于依照工资差别而计算出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增长率（即由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带来的劳动量的增长率）用0.6做折算，于是得到广东省教育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的修正值：e=0.97%×0.6=0.582%。广东省高等教育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的修正值：eh=6.21%×0.6=3.726%
第2步，计算广东省2000-2009年间高等教育在全期年均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率中的比率（Eh）。排除高等教育后，2000-2009年间广东省高等教育综合指数的平均增长率为={（5.923+2.37×1.28+0.81×1.38）÷（5.87+2.159×1.28+0.66×1.38）}1/8-1=0.68%。由此可得，2000-2009年间广东省高等教育在教育综合指数平均增长率中的比率为：eh′=（0.97%-0.68%）÷0.97%=29.9%。
(四)计算2000-2009年广东省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y
我们用GDP的增长表示中国的经济增长，考虑到物价指数的上涨，所以要剔除物价因素，计算2000-2008年间GDP的实际增长率。以本国货币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率习惯上称之为实际增长率。为保持一致，这里依然以1978年为基期，那么，根据表1，我们知道2000年和2008年的GDP的实际值分别为3233.1966、8768.58885，2000-2008年间GDP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为：y={（Y1/Y2）1/n-1}×100%={（8768.58885÷3233.1966）1/8-1}×100%=12.86%。
(五)计算2000-2008年广东省教育、高等教育对经济（GDP）增长率的贡献Re和Rh
根据上面推导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表达式Re=（βe/y）×100%，将β=0.636、e=0.582%、eh=3.726%、y=12.86%分别代入 ，则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Re=（βe/y）×100%=（0.636×0.00582÷0.1286）×100%=2.9%，同期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Rh=2.9%×29.9%=0.87%。2000-2009年间广东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实际增加值为2.9%×12.86%＝0.373%，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实际增加值为0.87%×12.86%=0.112%。这表明：广东2000-2009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12.86个百分点中的0.373个百分点是由教育带来的，0.112个百分点是由高等教育带来的。这表明广东省的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是比较低的。
参考文献
[1]陈璋.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证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李洪天.20世纪90年代我国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1;6
随着我国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新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不断推进，特别是高级应用型人才短缺现象将会愈发严重，教育如若不能承担起繁重的培训任务，人力资源问题必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目前，不少地方出现了失业人员找不到工作、而应用型人才又聘请不来的情况，这凸显了产业调整所带来的人力资源上的需求变化。从这个角度讲，高精尖人才可以引进，但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的形成必须依靠教育来实现，因而大力发展教育显得尤为紧迫。
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轨迹
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很强的内在关联。这体现出教育的经济价值。早在古希腊时代，思想家、教育学家柏拉图不仅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提出教育与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说。他说，“在生产工艺中有两个部分，其中之一与知识关系更为密切”。
(一)国际视角研究轨迹
系统地论述教育的经济供给的经济学者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首次把人的经验、知识、能力看作是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生产的重要因素。指出“学习是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徒弟，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多已经实现并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富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富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熟练的程度，可以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间里，固然要花费一笔费用，但这笔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同时也可以取得利润”。从而揭示了人的知识、经济和才能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资本，对社会生产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为后来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提供了清晰的思维。
从现代经济增长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真正把教育当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的现代学者是索洛。1957年。索罗使用总量生产函数法。就劳动力、资本、科学技术进步等因素对1909-194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评估和统计，并指出资本和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作用之外，还有无法解释的经济增长的“残余”，这主要归功于技术的贡献，但可能也有其他方面的贡献，实际上是间接指出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有关教育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最全面、最经典的理论当属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开创了人力资本研究的新领域。舒尔茨认为资本包括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两个方面。一则它们具有类似性，都是通过投资形成的;二则又有区别性，人力资本相对物力资本，带有高效性、持效性、多效性、间接性和易流失性等特点，而且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一般不像物力资本那样可以转让。舒尔茨从宏观角度提出了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缩小收入差别的手段，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开创了人力资本研究的新领域。
舒尔茨之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以贝克和丹尼森为代表的学者沿着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思考，丹尼森认为经济增长因素归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要素投入量，一类是生产要素生产率，知识进展能使生产同样的产品所需生产要素投入量减少，并且促进经济增长的新技术只有在知识有所进展时，才能发挥作用。此外，一些学者将信息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些原理用于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提出了“教育甄别”和“教育外滋效箍”等观点，极大地拓宽了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视野。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为“新经济增长理论”所关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创建者Romer和Lucas认为，对教育、培训和科学研究等人力资本要素进行投资能有效解决效益递减问题，从而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劳动力获得知识，提高了边际生产力，成为生产投入的重要因素之一。
经济学家已经发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需要4个因素，分别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都把人力资源放在了首位。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获得合格的人力资源。Sawami测算了从1969—2003年，教育对于澳大利亚人家GDP和总要素生产力的促进增长作用。经过测算，澳大利亚人均GDP在1969-2003年平均年增长1.9%，其中有31%来自于教育的贡献。
丹尼森把经济增长归为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大类别。其中要素生产率分解为知识进展、资源配置改善和规模节约等23个要素。通过从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中逐项推算诸因素所起的作用，他比较了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在计算教育程度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时。丹尼森将教育程度提高归人人力资本投入量增加的范畴，把教育水平提高看作是促进人力资本质量提高，从而是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由此计算出美国1922—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有20%应归于教育，这种方法得到了广泛认可，分解结果被广泛引用。
(二)国内视角研究轨迹
黄仁德、赵振英以内生成长理论为基础，利用1964年至1994年的资料进行台湾经济成长来源的研究，探讨劳动、实物资本对台湾经济成长的贡献，并估计教育的投资报酬率与门槛效果。结果显示，产出弹性的估计:劳动为0.4，实物为0.6，人力资本达1.1。以教育程度估计，教育投资的报酬为0.13，其中社会的报酬率高达0.07，显示在台湾产出成长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具有显著正面的外溢效果。
二、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数学模型
从数学的角度来分析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较早进行这方面尝试的是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学者。比如:道奇在1904年将几个大工厂从业人员的收入，按普通劳动者、在工厂受过学徒训练者、职业学校毕业生和技术学校毕业生等几种类型，进行比较研究。目的在于估算受不同程度教育者的“货币价值”。科马洛夫在1972年根据受教育年限长短的不同，确定了具有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以此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0-1975年期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7.1%。科斯坦扬在1979年以教育费用的不同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的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0-1970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18%。
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对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研究，通过某种特定的假设，设计出数学模型，并计算得到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由于计算教育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件十分复杂的事情。现有的计算方法都只是近似的方法，计算模型本身也有一定的缺陷，但是通过计算模型，有助于更加深刻的认识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下面就就不同类型的数学模型展开列举和说明。
(一)舒尔茨计算模型方法
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发表了他的关于人力资本的经典论文，定义了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等经济活动，设计了对教育投资价值的计算方法，并估算了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的成本和收益率。他把资本分解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部分，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因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教育资本存量和教育资本收益率来测量教育的经济效益。其中:Pe-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额:Kc一教育投资增量，等于末期的教育资本存量减去初期的教育资本存量，教育资本存量为各年级毕业生人数和各等级教育支出的乘积;r-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各级毕业生教育收益率的加权平均值;Y-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增量。具体的公式为:
Pe=(KCr)/Y (1)
舒尔茨对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33%。
(二)丹尼森通用计算模型
在生产过程中，各个要素投入量的组合与实际产出量之间总有一定的依存关系。美国数学家柯布(C.W.Cobb)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D.H.Doumas)于20世纪20年代研究了美国1899-1922年期间制造业生产中，资本和劳动要素对生产发展的影响，提出产出主要Y与劳动力数量L、资本投入量K、技术进步A、土地数量G等有关，可用普通函数式:
Y=AKα (2)
α、β、y一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土地在总产出中的相对比重。
丹尼森认为，劳动不仅有数量方面，且有质量方面的构成因素。如果把教育作为构成成熟劳动质量方面的一个因素，人均劳动小时数和同质工人的数量可以看作是劳动的数量方面因素。因此，可以把L分解为初始劳动力L与教育投入E的乘积。这样，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变为:
Y=AKα(LE)β
其中，L-不包含教育质量因素的劳动投入量:E-教育投入量。
丹尼森用此模型在1974年测算了美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计算教育程度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时，丹尼森将教育程度提高归人人力资本投入量增加的范畴。把教育水平提高看作是促进人力资本质量提高，从而是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由此计算出美国1922-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有20%应归功于教育。另根据丹尼森的测算，如果假设美国1929-1969年间，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89%，则教育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大约为0.39%。这种方法假定了工资差别与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相同以及将知识进展当成独立要素，得到了广泛认可，分解结果被广泛引用。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崔玉平，采用与丹尼森大致相同的方法，研究了1982-1990年期间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结果发现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是8.84%，其中，职业教育的贡献率仅为0.48%。
在丹尼森计算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模型与方法当中，没能给出分别估算各类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具体方法。杭永宝根据丹尼森计算模型，采用“权数分配法”，从而计算出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职、高职、本科以上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三)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方法
陈用芳基于计算经济理论中的Panel Data模型，考察了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面板数据(panel data)也称平行数据，或时间序列截面数据(time series and cross section data)或混合数据(pool da-ta)，是指在时间序列上取多个截面，在这些截面上同时选取样本观测值所构成的样本数据。面板数据从横截面上看是由若干个体在某一时刻构成的截面观测值，从纵剖面上看是一个时间序列。
伴随着经济理论，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计算机技术和统计方法的发展，Panel Data模型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逐渐被经济计算学家推广。在宏观经济领域，它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增长、技术创新、金融、税收政策等领域;在微观经济领域，它被大量应用于就业、家庭消费、入学、市场营销等领域。PandData模型既能反映某一时期各个个体数据中所隐含的规律，也能描述每个个体随时间变化的规律，集合了时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高等职业教育间序列和截面数据两方面的信息，能够提供更大容量的样本点，改善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可以用来深入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形式可以写成:
y=a+xb+U (4)
对于平衡的面板数据，即在每一个截面单元上具有相同个数的观测值，模型样本观测数据的总数等于NT。
陈用芳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国内生产总值为因变量，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受教育人口为自变量，采用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四)基于熵值法的灰色关联度模型
灰色综合评价主要是依据以下模型:
R=Y×W (5)
式中，R为M个被评价对象的综合评价结果向量:W为N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向量;Y为各指标的评判矩阵:根据R的数值。进行排序。
在信息论中，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也就越小;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越大，熵也越大。根据熵的特性，可以通过计算熵值来判断一个事件的随机性及无序程度，也可以用熵值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
2．《宣言》的论证需要职业教育的成果与发展趋势的材料来做支撑。l9世纪中期，以英国蒸气机等机械的发明为开端的产业革命给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深刻影响。由于机械的使用，使生产成本不断下降，原来的手工业者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英国、法国、德国、普鲁士、美国等国家纷纷在学校进行职业教育，以此发展经济。如英国的产业革命与职业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统计，从1770年到1840年，英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倍。《宣言》解剖了资本主义制度，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阐明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共产主义创建者的伟大历史使命；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惟一道路……所有这些，自然要论及职业教育成果与发展趋势，不能回避职业教育与它们之间的关系。
二、《宣言》中关于职业教育的思想
1．关于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及综合技术教育的思想
《宣言》指出，“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生产结合起来”，等等。指出，无产阶级的教育必须将德育、智育、体育、综合技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思想，在《宣言》和其他著作中反复出现过，可见，它在马克思的教育思想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认为，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一定年龄的儿童都应成为“生产工作者”，“教育必须与物质生产结合起来”，他们都“必须劳动，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他主张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应结合起来，受教育者要做到通晓现代工农业生产及科学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掌握现代生产工具的技能技巧。根据《宣言》提出的这个时代背景，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首先是指初等教育和工厂劳动相结合；其次是指职业技术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再次是成人教育。马克思指出，技术教育与培训“要以生产各个过程的一般原理为内容，并同时使儿童和少年学会各种行业基本工具的实际运用与操作。”。尽管当时的职业技术学校数目较少，还处在早期阶段，但恩格斯1880年在《致敏·卡·哥尔布诺娃》的信中却认为：毕竟它们在当时都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好形式。可见，《宣言》中出现了职业教育思想的端倪，为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机器和大工业的论述中较集中地阐述职业教育思想打下了理论基础。
2．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直接
来源于《宣言》，“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十分丰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指人的劳动能力、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的自由而充分的发展。
《宣言》指出，大机器生产时期产生了教育的需要，但这种教育却使人异化，它违背了教育的宗旨——人的全面发展，导致了人的发展的片面和扭曲。马克思认为，全面发展的人应是智力和体力充分自由发展的人，每个社会成员在道德、智力、体力各方面都能发展到他可能发展的最好水平，即让人的能力和潜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实现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人终于成为自己与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他主张全面发展的教育应当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综合技术教育。可见这种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教育，是提高人的各方面素质，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途径。这一思想被《资本论》所发展：“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韵人的唯一方法”。
三、《宣言》对当代职业教育的启迪意义
1．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及综合技术教育的思想对职业教育有以下启示：
第一，对我们今天理解社会主义职业教育的本质具有指导意义。职业教育是发展社会生产的重要阵地，它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是传递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培养和造就具有知识技能劳动力的重要途径。这有利于改变人们对于我国的学校教育过分强调治“学”的正统观念，从而致力于培养造就运用新的科学技术装备社会生产、促进生产和社会发展的职业技术高级专门人才。同时，也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职业教育的本质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富裕与和谐发展，消除对职业教育的误解。第二，对职业教育的途径有启发作用。在当时，由于儿童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但同时又应该接受初等教育，所以当时有了初等教育半工半读的实践。虽然这是初等教育在《宣言》语境中的一种儿童无奈的选择，但对于今天的职业教育途径，仍具有启示意义。职业学校面向市场培育人才特色明显，对毕业生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创设校企合作“订单式”定向班(如诺基亚班、丰田班)、“半工半读”工学结合班、产教结合班等等，可有效保证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实现校、企、生三赢。
2．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对职业教育有以下启示：
第一，对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事业、推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有指导作用。2000年，《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教高[2000]2号)把高等职业教育定位在“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职业院校应认真贯彻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际2l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综述》中提出的“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和学会生存”作为教育的四个基本素质目标和评价职业教育的质量标准，培养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和接班人。
第二，对推行“一技之长+综合素质”的人才培养模式有指导作用。合格的职业人才必须岗位技能合格，综合素质良好的统一体，不断深化教学改革，突出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同时加强综合素质培训，努力培养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技能型人才。这充分体现了《宣言》中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职业教育思想。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职业教育要实行以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核心，结合本专业实际，使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通过广泛开展社会调查，了解行业企业对人才素质、知识、能力的要求，在此基础上进行专业课、实训课教学，大力培养学生过硬的专业技能。当然，与此同时，也要培养学生综合素质，通过校园文化熏陶、丰富的课外活动等促进全面发展。按照“一技之长+综合素质”的培养模式，确保所培养的人才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第三，对发展个性与科学对待环境有指导作用。现代职业教育要从“以人为本”的观念出发，注重学生个体差异，尊重学生个体发展，为学生创造宽松、自由、民主的环境和条件。这与《宣言》中的职业教育思想是一致的。我们应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组织学生利用寒暑假去企业顶岗实习，实现工学交替、学以致用；开设多样性的课程，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同时，要引导学生科学对待环境，促进自我身心的和谐、个人与他人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要丰富学生的人文科学知识，培养学生对人类、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和责任意识，塑造高尚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
总之，《宣言》是第一个比较全面、系统、深入揭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历史性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其中阐述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及综合技术教育、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职业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为我们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职业教育事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激励着职业教育工作者为培养更多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的职业劳动者而努力奉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
一、文献综述
(一)国内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学历对个人收入影响的文献并不多,大部分文献倾向于研究不同学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或者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益率的关系,这些虽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但可参考内容有限。此外,这些文献中有少量文献是关于学历与个人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通过数据分析剖析二者间的关系。现分述如下:马范文(2002)从中外比较的角度对教育程度与工资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二者间呈现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并提出一些措施改善我国的用人制度。文中根据我国工资分配的特点,绘制了学历(职称)――年龄(工龄)――收入(工资分配)曲线图(图1)
(二)国外文献综述
教育与收入的关系在国外研究较早,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有提到一些二者的关系,在19世纪上半叶就有数据表明,因为教育和训练程度不同,技能最高者的白领雇员工资是技能最低者的农场劳动者工资的9倍之多,美国1992年全年从事全日制工作的男性劳动者所获得的货币工资报酬曲线也说明了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者年龄越大,其收入的差距越大。如教育――年龄――收入曲线图(图2)
综上所述,学历确实是影响个人收入的重要因素,以上文献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二者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大多数文献仅止于此,本文由二者间的相关关系挖掘背后的理论根源,并对这种相关关系阐释原因,以及由此产生的益处和弊端。
二、学历与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均来自于中国劳动市场,由于中国劳动市场公布的数据不够全面,多数城市均公布按职业划分的工资价位,并均缺乏近两年的数据。广东省2005～2007年分学历人员劳动力工资指导价位较齐全,因而表1(如下)使用了这些数据,此外,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索不同学历与个人收入的关系,选取了连续三年的数据,为排除除学历外其他因素的影响,故在表1中只选取广东省一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此外,为避免造成只有广东省一个省份呈现出学历与收入某种关系的结论,不具有代表性,因而又选取了大连、宁波和无锡三个城市同一年的分学历人员劳动力工资指导价位数据进行分析,说明了分析结果的普遍性,也恰好通过发达城市和较发达城市间的比较,说明分析结果的全面性。总之,通过广东省一个省份不同时间的横向比较和大连、宁波和无锡三个城市同一时间的纵向比较,说明学历与收入间相关关系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二)相关性分析
在知识型社会,知识成为社会交换的工具,而学历是知识的主要标志,是社会衡量个人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工具,近些年更成为个人就业、职业选择和底薪高低的门槛。
数据显示,同一地区不同年份不同学历人员的工资差别明显。2005年广东省最高学历与最低学历人员工资指导价位相差2800多元,2006年相差3900多元,2007年相差近3600元,可见每年广州省不同学历人员工资都呈现出同一趋势,即学历越高,收入越高。虽然差距不等,但都显示了学历与收入的正相关关系。
数据显示,不同城市不同学历劳动力指导价位也有显著差别,大连市最高学历与最低学历人员工资相差35000多元,无锡市相差巨大,达到110000多元,而宁波市最高学历与最低学历人员工资差别为近80000元,可见如上表广东省一个省市呈现这一趋势,其他的省市也呈现同一情况,说明劳动力学历与收入关系密切,并且同样显示正相关关系。
三、不同学历与收入正相关关系的理论基础
(一)筛选假设理论
美国教育学家史潘斯于1973年在“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一文中阐述了筛选假设理论。该理论认为教育是帮助雇主筛选求职人员的装置,其提出的基础是三个相互关联的假定。
首先,求职者的“标识”和“信号”。对于求职者,有些与生俱来的因素,如性别、年龄、家庭出身等,称为“标识”;一些后天的因素,如教育程度、职业选择等等,称为“信号”。在这些因素中,标识是无法改变的,信号是可以改变的,教育程度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信号,是最能体现求职者的标志,求职者通过自己对教育的投入和成本付出,就可以改变其自身的教育水平。雇主将求职者的标识和信号综合起来,对求职者做出判断,教育水平作为主要参考的因素,雇主会支付与教育水平相应的工资。
其次,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雇主和求职者间都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而对于雇主而言,无法确切了解求职者的实际能力,以及其在工作中是否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等,企业雇佣求职者是一种风险投资。此外,员工进入企业后通常需要接受培训,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雇主会通过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途径间接了解求职者的个人能力,求职者的受教育程度是一项重要的途径。
再次,教育成本与能力反向相关。筛选假设认为,教育无法提高个人的能力,能力是天生的,是不能改变的,能力高的人可以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能力低的人要达到同样的教育水平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成本,这被认为是不划算的,于是能力低的人就会放弃追求更高的教育水平,高学历只有能力高的人才具备。因此,教育水平成为衡量求职者能力的指示器,发挥重要作用。
由此,可得出学历与收入正相关的结论。教育是反映求职者能力的有效信号,教育水平越高,能力就越强,雇主为在雇佣后对求职者付出更少的成本,通常会招聘能力更强的人,即学历越高的人,同时给予学历高的人更高的报酬。
(二)成本补偿理论
劳动者对教育的投入是一种投资。为获得其自身的目的,需要付出较高的教育费用,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此外除了物质成本还要承担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有调查显示,一个在校大学生一年内仅学杂费、住宿费等直接成本需要8900多元,再加之间接成本,四年的费用总和数目不小。如果继续深造,就需付出更高的物质成本。机会成本指个人继续接受教育而放弃工作等造成的损失,这些成本在读书期间是沉没成本,即使在工作后也可能无法短期收回。此外,人们在接受更高教育时,还会承担一些心理成本,如需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等。
鉴于以上情况,企业为弥补劳动者在这些方面付出的成本,通常会给予较高的报酬,事实上,企业将一部分自己要付出的成本转嫁到劳动者身上,使其在培训或提高员工能力等方面支付较少的成本,因为减少的那部分成本已被劳动者承担,企业会对学历越高的人给予更高的回报,并可能鼓励员工深造,不但可以节约企业成本,还可能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四、二者的正向关系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一)利
1.提高社会整体素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教育被提到更高的位置。而教育程度的标志――学历,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高学历与较高收入相对应,个人为了获得高收入或者其他的个人目的,会努力追求更高的学历。这样,社会中大部分人均可能接受了较高的教育水平,不但个体的素质得到较大的提高,对于整个社会乃至国家而言,全民的教育水平达到了更高的高度。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高学历可以获得高收入,使人们努力去获得高学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素质,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
2.降低招聘的风险。由于雇主招聘雇员是一项风险投资,雇员的真实能力只有在工作后一段时间内才能得到证实,这种投资可能会付出较大的成本,学历就成为降低这种风险的有利工具。M・卡诺依曾指出: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上代表着更有生产效率已成为一种通则。通过学历这一指标筛选员工可降低企业招聘的风险。
(二)弊
1.盲目追求高学历。研究表明,高学历可带来明显的收益,包括物质收入、社会地位、荣誉、更多的职业选择机会等,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收益,人们就会盲目追求高学历,认为学历越高越好,不再考虑获得的实际技能与社会的匹配程度。从每年报考硕士、博士等不断攀升的人数可以看出,社会陷入追求高学历的怪圈,高学历意味着更多的收入、更高的社会地位,因而是越来越多的人趋之若鹜,学历的含金量降低,所要付出的成本却逐年增加,二者之间明显失调。
2.需求过旺,学历价值缩水。当教育投入成本低于收益时,对学历的需求会增加,学生数量规模扩大,劳动力市场对高学历的供给增加,当达到一定程度时,供给和需求就是失衡。现在社会就存在着需求过旺的现象,这样使得在劳动力市场中,高学历者会从事相当于过去低学历者从事的工作,造成学历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的贬值。尽管学历与个人的收入成正相关,事实上,导致高学历者获得的收入在某种意义上缩水。与此同时,也造成了社会人力资本的大量浪费,学历所内涵的价值降低,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近年来,虽有一些研究对不同学历与个人收入间的正相关关系提出质疑,但仍无法否定这一趋势,其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同时导致了问题的出现,如何更好利用学历与收入的相关关系,使人力资本效用最大化,仍是一个值得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丁一飞.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与其工资收入的实证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
[2]龚怡祖.学历的社会功能与历史形态初探[J].教育研究.2002(2)
一、引言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为公司会根据学历年数来安排员工的职位和薪水。从宏观的角度则表现为教育提高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则从两个管道影响经济的增长，其一是人力资本的存量水平提高了国内的技术水平研究和对国外技术的采用，这样间接地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其二是作为独立投入要素的人力资本，它的提高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随着我国经济与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广大学者对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大多集中在定性分析上，当然，对经济增长和高等教育关系的实证研究也有不少，不过，现有的研究视角着重讨论经济增长和教育之间的关系，而对高等教育本身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还很缺乏。本文利用已有的理论和研究成果，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21世纪以来江苏高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分析，这对于江苏省下一步的相关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模型分析
（一）模型
上世纪30年代，美国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在对1899-1922年期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和资本对产出的作用进行研究时，发现一个重要的函数，也就是经济学界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
Y=AKαLβ
其中，A是技术水平常数，K作为资本投入量，L作为劳动投入量，Y是产出量，α是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β是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且α>0，β>0，α+β=1。
因为劳动力L可以表示为初始劳动力L0和教育投入E的乘积，所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就可以变化为：
Y=AtKtα（L0tEt）β（t为时间变量）
经过变化得到如下方程：
Y=A+αK+βL0+βE
在公式中，Y是代表一定时期内GDP的年均增长率，而A、K、L0则分别代表的是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E是教育投入的年均增长率。单独考察教育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公式变为：
Ce=βE/Y（Ce是教育对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的贡献额）
考虑到教育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一般是以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来替代，这样模型可以变化为：
Ce=βRe/Y（Re是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
这个公式就是现在用于计算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常用模型，已经广泛地被国际教育经济学界所采用。由此，高等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模型就可以表示成：
Ch=EhCe=EhβRe/Y
其中，Eh是高等教育在Re中的份额。
（二）变量与数据
在计算Re时，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口径，以6岁以上人口的教育文化程度相关情况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情况与教育文化程度的提高状况。
β表示劳动力弹性系数，α表示资本弹性系数，对α和β的估算主要有经验值法、回归法和会计法，因为劳动、资本以及其他相关要素都是相应变化的，没有办法在只有一种要素改变但是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单独计算出产值相对变化的数值，所以不管采用哪种方法，都只能获得α和β的近似值。根据国内很多学者的使用情况，本文将β值定为0.73，Y用剔除通货膨胀的GDP年均增长率表示。
由以上分析，根据《江苏统计年鉴2001》、《江苏统计年鉴2009》有关数据，计算本世纪以来江苏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为很难获得20世纪90年代江苏从业人员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准确数据，在保证统计口径一致的前提下，本研究以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和2008年底的统计数据为依据对本世纪以来江苏省高教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最新的计算和分析。
三、实证研究
（一）21世纪江苏高教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计算
1.计算2000年和2008年江苏省6岁及以上人口文化程度的分布状况。根据《江苏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计算整理得到2000年江苏省6岁以上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下同）文化程度人口占4.14%，高中（包含中专，下同）文化程度人口占13.8%，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占38.37%，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34.7%，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8.99%。同样的方法得出，2008年江苏省6岁以上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8.97%，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6.58%，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40.77%，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6.57%，文盲和半文盲人口为7.11%。
2.计算2000年和2008年江苏省6岁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根据公式，人均受小学教育年限可以表示为：
人均受小学教育年限=（小学+初中+高中+大学）×6
人均受初中教育年限的计算公式为：人均受初中教育年限=（初中+高中+大学）×3
人均受高中教育年限可以表示为：人均受高中教育年限=（高中+大学）×3
同样，人均受大学教育年限为：人均受大学教育年限=大学×4
根据上述方法，可分别计算出2000年江苏省6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小学5.46、初中1.69、高中0.54、大学0.17，2008年江苏省6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小学5.57、初中1.99、高中0.77、大学0.36。
3.计算2000年和2008年江苏省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李洪天根据教育综合指数的计算方法，在考察丹尼森的劳动简化率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采取抽样调查计算出我国劳动力的劳动简化率按照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文化程度分别是1、1.2、1.4和2。本研究采用其得出的数据，计算出2000和2008年江苏省教育综合指数分别为8.58和9.76。
这样，计算出2000-2008年间江苏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为：
Re=[（9.76÷8.58）1/8-1]×100%=1.62%
同样算出江苏省2000-2008年间人均受高等教育年数的年均增长率是：
Rh=[（0.36÷0.17）1/8-1]×100%=9.83%
排除高等教育，2000-2008年间江苏省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为：
{[（9.76-2×0.36）÷（8.58-2×0.17）]1/8-1}×100%=1.16%
其中高等教育的贡献率是：
1.62%-1.16%=0.46%
计算得出近8年间江苏省高等教育在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
Eh=0.46÷1.62×100%=28.40%
4.计算2000年和2008年江苏省GDP的实际年均增长率。根据《江苏统计年鉴2009》计算可得表1。
根据表1计算出2000年～2008年江苏省GDP年均增长率Y为：
Y=■=13.84%
5.计算2000年和2008年江苏省教育及高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根据公式和上述计算结果，可以得到2000-2008年江苏省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Ce=βRe/Y=0.73×1.62÷13.84×100%=8.54%
同期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Ch=CeEh=8.54%×28.40%=2.43%
（二）关于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实证结果的对比
1.江苏高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相同口径下，使用同样方法，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数据，可以计算出全国教育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Re为1.25%，江苏省为1.62%；人均受高等教育年数年均增长率Rh全国为7.33%，江苏省为9.83%；高等教育占Re的百分比Eh全国为22.91%，江苏省为28.4%；GDP年均增长率Y全国为10.19%，江苏省为13.84%；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Ce全国为8.95%，江苏省为8.54%；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Ch全国为2.05%，江苏省为2.43%。
从数据分析，21世纪以来江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不过高等教育对GDP的贡献却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而根据杨亚军、李洪天的相关研究表明，20世纪末江苏省教育及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省就把教育的重点着眼在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上面是十分正确的。
2.江苏省人均受高等教育年限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待提高。江苏省的教育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十一五”以来，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和全国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相比，江苏省的教育还有许多不足之处，表2的数据做出了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江苏省人均受高等教育年限上升较快，高于全国水平，但落后于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北京）。
四、结论与建议
（一）教育或高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相对指标
从上面的公式Ce=βRe/Y可以分析出，教育或高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一个相对指标，这个指标与教育综合指数的增长速度成正比，与经济增长的速度成反比，它的大小由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的速度之间的关系来决定，这个指标并不是越高越好，因此不能只根据一个地区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值来评价这个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和劳动者素质。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高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和高教在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中所占的份额有关系，两者成正比。按照国家的相关教育法规政策，在教育综合指数中，小学和初中教育的增长是有上限的，因此，对于江苏省这样一个已经实现了“普九”的地区，其高等教育在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中所占比率就会较大。
（二）本世纪以来江苏省人口教育水平明显提高
从前面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本世纪以来江苏省6岁以上人口中，文盲或半文盲和受小学教育的人口百分比不断下降，2000年为8.99%，而2008年底则仅为7.11%，而受过初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比率不断上升，2000年为13.8%和4.14%，到2008年已上升至16.58%和8.97%，可见，21世纪以来江苏省人均受教育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方面是建设人才、引进人才方面，江苏高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这说明江苏省对高等教育和高素质人才的引进是非常重视的；另一方面是基础教育方面，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江苏省的基础教育在原来的规模基础上大大地改善和提高了，同时高中阶段的教育规模显著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也迅速扩张。
（三）江苏省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大教育投入，优先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
当前，江苏省的现代化建设正处于非常重要和迫切的战略机遇期，无论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增强竞争实力还是促进自主创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人力资源支撑，因此要求广大政府部门要必须根据公共财政的建立要求，着力调整政府财政的支出结构，大力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下的教育投入增长机制，力保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推动教育事业向优先发展、率先发展、加快发展、科学发展的方向前进。要力争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和人才强省战略，大力推动江苏的教育事业全面均衡协调发展，认真贯彻执行“全面达小康、建设新江苏”的口号方针，努力使江苏省由一个人口大省转变为人力资源强省。
参考文献：
1.叶茂林.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M].社会文献出版社，2005.
2.毛洪涛，马丹.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J].财经科学，2004（1）.
3.李洪天.20世纪90年代我国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1（6）.
4.杨亚军，李洪天.江苏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估算及分析[J].教育研究，2006（7）.
二、河南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国内外比较分析
1.与发达国家相比，河南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较低。
美国学者根据AngusMaddison（1987）提供的数据做出估算，河南省20世纪90年代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只相当于西方六国20世纪50~7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与美国、日本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持平。[2]
2.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河南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低。
将计算所得的2005—2010年河南省教育及高等教育对GDP年平均增长率贡献的结果与崔玉平计算的结果相比较[3]，显示河南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尚未达到国家平均水平。1990—2002年，全国教育贡献率为14.32%，高等教育贡献率为2.387%。1996—2003年，全国教育贡献率为20.377%，高等教育贡献率为3.35%。2005—2010年，河南教育贡献率为11.38%，高等教育贡献率为1.26%。
三、河南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策略
1.树立主动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服务的意识。
河南省高等教育要主动适应全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充分地认识到在中原崛起、河南振兴中高校的重大作用，切实根据中原经济区发展的需求，结合我省区域产业特点，优化办学结构和专业特色，优先发展与全省支柱产业密切相关的学科专业。
2.保障国家经费投入，多渠道筹措经费。
首先，要认真落实《教育法》规定的“三个增长”，达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其次，要拓宽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渠道，构建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充分调动全社会办教育的积极性，用政策支持吸引社会投资办学力量、社会捐助，多渠道增加教育投入。第三，通过向社会提供教育服务、科研服务，转化科技成果，为学校争取经费支持。
3.构建符合河南省产业特点的学科结构。
河南省高等教育要根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大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专业结构调整的前瞻性，提高专业设置的针对性，优先发展与我省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密切相关的应用型学科专业，确定全省高校学科发展的格局。
4.建立运转顺畅的产学研结合体系。
建立高校、政府、企业、社区之间的伙伴关系，通过产业园、科技项目合作、技术转化等方式，直接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服务，形成全社会积极支持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185-02
一、 教育经济学的成熟以及宏观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教育经济学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其基本标志是人力资本理论的成功。厉以宁(1984)认为：“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在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智力投资的经济效果的科学”；或者，“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智力投资的社会经济功能和经济效果的科学”。邱渊(1989)则认为：“教育经济学从教育具有经济性能的角度来观察教育事业的全过程，它把教育过程同时当作一个经济过程来看待，从教育与经济之直接关系中来研究教育经济性能的客观规律性”；“教育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教育工作的经济功效及其经济条件的学科”。全国教育经济研究会编写出版的《教育经济学概论》(1983)指出：“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与经济相互关系及教育领域内经济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具体地说，教育经济学是通过研究教育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从劳动者的智力水平与教育训练关系的角度，从科学知识延续、积累、发展与教育关系的角度，来阐述教育对社会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作用。”
由上述对教育经济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界定可以看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熟的教育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部分：一是宏观教育经济学主要研究教育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经济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规律；二是微观教育经济学主要研究教育领域自身的经济现象及其规律。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到来时，我国教育界和理论界已经对教育是一种基础性、全局性、前瞻性的产业达成了共识。于是，研究教育产业与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就是宏观教育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而研究教育产业自身的经济现象及其规律就是微观教育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在宏观教育经济学的体系结构中，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有条件和功效两个方面。教育的经济条件是指教育的可用经济资源，也即经济对教育的投资，体现出教育对社会经济的依存性或社会经济对教育的制约性。教育的经济功效是指教育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或收益，也即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体现出教育对社会经济的促进性或社会经济对教育的依存性。教育与经济的相互作用关系如图所示：
在微观教育经济学的体系结构中，教育的投入产出关系、即教育投资的产出水平也即教育产业和教育过程的经济效率或经济效益是核心。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要研究教育投资的成本效率和成本效益。
二、教育的经济效益
1.教育经济效益的定义和内容
宏观教育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教育的经济效益。教育的经济效益是指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劳动能力和素质，提高整个社会的知识总量和科技文化水平，从而在物质生产部门取得国民收入的增长；上述国民收入增长额在扣除用于教育和培训的全部经费之后得到的余额或纯收益，即是教育经济效益的量值。
教育经济效益的概念表明：教育投资并非单纯消费性、福利性投资，而是与物质资料投资类似，甚至效益更大的生产性、建设性投资。
教育的多重(社会、经济、文化等)功能(作用、职能、功效、效用等)，形成了教育的多重效益。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精神上的效益：在人类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功能；二是物质上的效益：在人类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功能。
教育的经济效益又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社会经济效益：经训练的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增加国民收入；
二是个人经济效益：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个人能得到更多的劳动报酬。
2.发挥教育经济效益的前提条件
(1)教育发展应与经济发展协调适应。各级各类教育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应同经济建设的规模和发展速度相适应，两者在数量上要协调发展；教育的层次、专业结构要和经济部门的增业、行业与人才需要结构相适应。
(2)教育质量应有保证：各级各类的教育成果应达到教育目标、确保质量合格。
(3)要有配套的专门人才和劳动力使用管理制度和正常的经济建设环境：如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人事管理制度、劳动工资制度、正常的生产秩序、饱满的生产任务等。
3.教育经济效益的特征
(1)间接性。教育过程并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教育过程首先培养人才和劳动者、开发智力、创造和传播知识、科技文化，然后由经过教育和培训的人才和劳动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创造经济效益。
(2)迟效性。教育的经济效益要等教育过程结束后，接受教育和培训的人才和劳动者进入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后才开始创造和产生出来。
(3)长效性。教育和培训的人才和劳动者将在他们的毕生中不断创造和产生经济效益，因教育而创新的社会知识总量和科技文化也将对社会经济建设产生长期的经济效益。
(4)多效性。教育既通过其培养的人才和劳动者，也通过其创新和传播的社会知识总量和科技文化多主体、多层次、多渠道、多维度地创造和产生经济效益。
(5)综合性。劳动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创造和产生的经济效益总是同其所受的全部教育和培训，以及自身的人生经历和社会经验的总和有关，即永远是一种综合的结果。
三、教育经济效益的计量
1.教育经济效益计量上的复杂性和艰难性
(1)劳动生产者因接受教育和培训而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上述种种特征而变得不易计量；
(2)与劳动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相比，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对物质资料生产的贡献更难计量；
(3)因教育和培训而创新和传播的社会知识总量和科技文化水平对物质资料生产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易计量；
(4)存在其他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如社会精神文明水准、职业道德水准、人口控制和健康水平等。
2.教育经济效益的计量指标
(1)劳动生产率的增量
提高受教育者的能力和素质就是提高劳动力的质量：知识、技能；智力、能力、开拓性、创造性；道德品质、责任性、作风纪律等。
直接相关指标类：生产定额完成率；产品质量合格率等。
积极条件间接相关指标：先进生产(工作)者比例；技术水平或等级比例；掌握新工种、新技术、新工艺速率；合理化建议与技术革新的数量及价值比等。
消极条件间接相关指标类：事故率；生产工具、设备损坏率；成本(原材料、能源)消耗率等。
(2)国民收入增量比
这是国际上较流行的考核和计量教育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用报告期和基期比较，考核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国民收入(全部净产值)增长额中，由于国民教育水平(程度)的提高所作的贡献占有的比率。
(3)教育投资(费用)收益率(回收率、回收期)
考核和计量教育经济效益的又一综合指标，但有较多争议。
Discussing about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Education
CUI Jia-shan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0-0139-03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而高等教育是人力资本最大的投资，因此发展高等教育对于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区域经济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的规模、教育质量密切相关，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高等教育提供的人才与智力支持。本文通过研究福建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探讨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一、估算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
教育既可直接通过教育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后者的衡量指标一般被称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目前学术界考察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主要有两种指标衡量方法，一种为教育对新增国民收入额的贡献比例；另一种为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
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比例即由教育所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增量占国民收入总增量的比例。这种估算方法以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经济学家C.T.斯特鲁米林提出的劳动力质量修正法和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创立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法为代表。但劳动力质量修正法和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法都忽视了个体差异、家庭背景、机遇等因素，仅将教育作为影响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工资或生产能力差别的唯一因素，导致出现高估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结果。
将教育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考察由教育要素投入所带来的那部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占国民收入总增长速度的比例，即为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以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F.Denison）的教育量简化指数法为代表。丹尼森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从分析国民经济增长因素入手揭示教育对经济的影响。按照丹尼森的观点，劳动有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构成因素：人均劳动小时数和同质工人的数量可以看做是劳动的数量方面因素；而教育程度差别只是影响劳动者质量的众多因素之一，他认为，劳动者生产能力的提高有60%的份额是由教育引起，其他40%归因于教育程度以外的因素[1]。因此，他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Lβ变形为：
Y=AtKαt（L0tEt）β
上式中，Y表示产出量，A表示技术水平常数，K为资本投入量，原本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劳动投入量（L）现转化为初始劳动投入量（L0）和教育投入量（E），α表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β表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0，β>0，α+β=1，t代表时间变量。将变形后的函数两边取自然对数，求时间t的全导数后用差分方程近似代替微分方程，可进一步得到经济增长速度方程：
y=a+αk+βl0+βe
其中，y为国民经济年增长率，a为技术进步率，k为资本投入年增长率，l为劳动投入年增长率，e为教育投入年增长率。
因此，丹尼森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用以下公式计算：
Ce=
Ce表示教育对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的贡献率。
在实际计算中，学者一般以教育综合指数①的年均增长率Re取代教育投入年均增长率e：
Ce=
由于本文要考察的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年均增长的贡献率，公式可进一步变为：
Ch=Eh×Ce=
上式中，Ch表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Eh表示高等教育在教育投入年均增长率中的份额。丹尼森的教育量简化指数法是目前学术界较为常用的估算方法，本文也将遵循其分析思路推导1996―2007年福建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二、1996―2007年福建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7》、《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8》有关数据，本文用从业人员代替劳动力人口计算1996―2007年福建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6年、2007年福建省从业人员文化程度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1996年、2007年福建省从业人员文化程度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7，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8。
（一）1996年、2007年福建省从业人员人均受各级教育的年数
可由从业人员文化程度分布情况进一步计算出1996年、2007年福建省从业人员人均受各级教育的年数。
1996年福建省从业人员受各级教育年数如下。
小学以六年制为标准，可计算出人均受小学教育年数为：（2.1%+9.7%+28.9%+44.4%）×6=5.106年
人均受初中教育年数为：（2.1%+9.7%+28.9%）×3 =1.221年
人均受高中教育年数为：（2.1%+9.7%）×3=0.354年
人均受大学教育年数为：2.1%×4=0.084年
同理可计算出2007年福建省从业人员人均受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教育的年数分别为5.596年、1.742年、0.584年、0.29年。
（二）计算1996―2007年福建省从业人员的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Re
教育综合指数的计算需要确定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劳动简化率，将各级受教育年限乘以劳动简化率求和。丹尼森是以工资作为劳动简化率，并且他只把工资差别的60%作为教育程度差异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考察丹尼森劳动简化率的基础上，本文按李洪天（2001）的研究成果，根据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收入情况，以人均受小学教育的年数为计算起点，依次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文化程度劳动力的劳动简化率定为1、1.2、1.4和2[2]。
依据前面所推算出的1996年福建省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数和所确定的劳动简化率，可以求出福建省1996年从业人员的教育综合指数为：
5.106×1+1.221×1.2+0.354×1.4+0.084×2=7.235
同理，可以求出福建省2007年从业人员的教育综合指数为：
5.596×1+1.742×1.2+0.584×1.4+0.29×2=9.084
根据教育综合指数，可以算出1996―2007年间福建省从业人员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
Re=-1×100%=2.09%
同时可以推算出福建省1996―2007年间人均受高等教育年数的年均增长率为：
Rh=-1×100%=11.92%
依据相同的计算方法，可以算出在排除高等教育之后，1996―2007年间福建省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1.7%。即在福建省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2.09%中，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为2.09%-1.7%=0.39%。
可见，1996―2007年间福建省高等教育在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中所占比重为：
Eh=0.39%÷2.09%×100%=18.66%
（三）计算1996―2007年福建省GDP的年均增长率y
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y以GDP实际年均增长率表示。根据表2数据，计算出1996―2007年福建省GD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
y=yi=11.43%
（四）计算1996―2007年福建省教育及高等教育对GDP年均增长率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丹尼森根据美国当时的情况所采用的数值――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总额的73%，将β值确定为0.73。同时考虑国内大多数学者的使用情况，本文也将β值定为0.73。福建省教育对GDP年均增长率的贡献率为：
Ce===11.35%
同期高等教育对GDP年均增长率的贡献率为：
Ch= CeEh=2.49%
三、对福建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计算结果的思考
1996―2007年福建省人均受各级教育程度都有所提高，人均受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教育年数分别由5.106年、1.221年、0.354年、0.084年提高至5.596年、1.742年、0.584年、0.29年，文盲率由15%下降至6.8%。这些数据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推行和大学扩招的影响。1996―2007年福建省GDP实际年均增长率为11.43%，其中8.34%是教育实现的，占实际GDP年均增长率的13.35%，高等教育的贡献只占2.49%，由此可见，福建省还未充分利用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在此期间，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依靠投资规模的扩大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而非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方式还属于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和科技进步的重视程度不足，高等教育与社会生产的联系则更加薄弱，导致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各省市普遍存在的问题。
同样引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资料，使用相同的计算方法，可将福建省与其周边浙江、广东、江西三省及全国的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比较（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福建省及周边三省教育、高等教育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福建、浙江、广东三省均属沿海省份，由于拥有较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吸引了大批中西部人才，加速了高等教育在社会生产中的成果转化，从而促进了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作为中部地区的江西省，其高等教育对GDP增长率具有较高的贡献主要来自于较高的人均受高等教育年数的年均增长率。
从横向区域比较来看，以GDP实际年均增长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广东省、浙江省、福建省和江西省，福建省人均受高等教育年数的年均增长率指标居于四省末位；福建省教育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低于江西省，与广东省相同，其高等教育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高于广东省。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福建省与周边省份相较，尤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江西省对比，高等教育的发展相对滞后。
2005年福建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19.17%，已迈入大众化阶段，但高等教育竞争力低。根据赵宏斌（2008）从教育资源和效率角度对中国区域高等教育竞争力所作分析可以看出，福建省在31个省级区域中仅排名第十八位[3]，属中下水平。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原因：第一，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2002年福建省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的教育经费支出分别为81 243.6万元、234 573.9万元，仅居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第十七位 [4]。第二，高等教育地区发展不均衡。目前福建省共有普通高等学校83所，但多数集中在福州、厦门、泉州三地，其他地区高校数量少。要解决上述问题，福建省应积极利用社会力量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大力发展民办高校或中外合作办学，并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应改善省内高等教育布局，缩小地区间差异，在内陆地市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此外，还可以利用地理优势，加强与台湾、东南亚的高等教育合作。
总而言之，福建省应将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重视人力资本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使海峡西岸经济区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参考文献：
[1]Denison E.F.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lternatives before Us.New York： Committee for E- conomic Development，1962：33.
[2]李洪天.20世纪90年代中国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1，(6)：100-104.
[3]赵宏斌.中国区域高等教育竞争力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8)：25-64.
[4]米红，韩娟.福建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J].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1)：3-8.
Research on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Higher Educ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in Fujian Province
CHEN Ying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2-0104．06
经济增长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夏皮罗（Shapiro．E．）认为，经济增长可以最简单地定义为经济的产量增加[1]。即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亦即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加，就是经济增长[2]。一般认为，人力资本问题就是在研究经济增长时提出的。它是运用一种包括劳动力素质提高和物质资本改进在内的核算法解释观察到的生产率的变化，乃是一种富有成效的方法。根据劳动力素质和有形资本质量的提高来解释生产率的变化而不求助于技术变革，……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3]。这种将经济增长余值归结为生产要素质量尤其是劳动力质量提高的做法不仅从理论上易于接受，而且在现实中也容易找到相应的证据支持。一些关注社会经济整体性变化的研究者也指出，无论如何，非技能劳动力的重要性正明显下降，而技能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正在上升[4]。同时，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计量经济学研究也表明，人均产出的增长远远快于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最合理的解释是忽视了人力资本对提高资本利用效率的作用。可见，在经济增长中，人自身的质量的提高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而研究这种质量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也实属必要。
一、模型的设定
本文采用最简单的最原始的生产函数形式，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Q=AKαLβ。式中,Q代表产出，L和K分别代表劳动和资本存量，A，α，β为三个参数，α，β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而A为技术水平参数。根据现代分配理论，要素价格取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设L的价格即工资为w，K的价格为利息率即r，则：r=Q/K， w=Q/L。由此，可以计算出：
rK=（Q/K）* K=αQ，wL=（Q/L）* L=βQ。
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从而可以得到用于回归分析的线性函数形式：LnY=αLnK+βLnL+LnA，将该式变成差分方程：Y/Y=αK/K+βL/L，其中Y/Y、K/K、L/L，分别表示经济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而αK/K、βL/L分别表示资本、劳动投入贡献份额，它们分别除以Y/Y所得的商即是各自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由此可以判断经济增长率中的各种要素的贡献率大小。
在进行具体估计时，本文采用侯亚非的三种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首先，引进最简单的总量生产函数作为参照，只考虑劳动力投入的数量。生产函数设定为：Y=AKαLβ。
第二种形式，将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劳动力数量相乘，得到劳动力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生产函数设定为：Y=AKαHβ , H为劳动力人口人力资本存量。
第三种形式，将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单独的一个投入要素进入生产函数。这种模型可称之为劳动力数量与质量分解的模型。生产函数设定为：Y=AKαLβNγ，N为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二、指标的选择及数据的处理
确定了基本的模型及分析方法后，就涉及到指标的选择及数据处理问题。本文选取如下指标：
1．产出和物质资本投入指标
本文采用沈坤荣经过调整过后的上述指标时间序列数据[5]。其中，产出指标是按1990年价格进行了缩减的国内生产总值；物质资本投入存量先按GDP平减指数进行缩减，然后用各期的资本存量乘以同期的社会综合开工率来代表实际的资本投入量。
2．劳动投入指标
本文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在业人口数作为历年劳动投入量。
3．人力资本投入指标
在我国现有数据基础和数据可靠性条件下，按受教育年限度量的人力资本存量具有最充分且最精确、最可靠的数据来源，因此，本文用受教育程度来度量在业人口的人力资本。
具体的数据处理过程如下：
A．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2年在业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为262 348．64万人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79年，基本计算公式为：
（1）人力资本存量=小学文化程度人口×6+初中文化程度人口×9+高中文化程度人口×12+大学文化程度人口×16
（2）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力资本存量/在业人口数
B．依据1982年在业人口文化程度构成，向前或向后推算其余年份的在业人口文化程度构成，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3）X年受各级教育的在业人口数=（X．1）年受该级教育的在业人口数+ X年毕业的受该级教育的就业人员数．X年退出就业的受该级教育的人员数
其中的分类数据按以下方式计算：
依据假定，每年的毕业人员全部就业，因此，X年毕业的受该级教育的就业人员数等于X年受该级教育的毕业数减去X年高一级教育的招生数。
考虑到死亡人口主要集中于65岁以上人群，因此，有必要对实际从业人员死亡率进行重新测算。通过计算，15―64周岁的自然死亡率在1999年为0．313%，1998年为0．310%，1997年为0．327%，相当于全社会自然死亡率的一半左右（同期全社会的自然死亡率分别为0．646%,0．650%,0．651%，）。由此，假设在业人口死亡率为当年全社会自然死亡率的一半。
根据以上计算得出全体在业人口的文化构成，依据公式（1）和（2）得出1978―2000年的在业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见表1）和平均受教育年限（见表2）。
三、结 论
借助于SPSS软件对上述三个模型进行OLS估计。
［模型一］Y=AKαLβ 。经过线性变换，得LnY=lnA+αLnK+βLnL。
回归结果：α=0．873（18．870），β＝0．525（3．691），R2＝0．997，F＝3488．011。
以上估计结果表明，1978―2000年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873，而劳动力数量的产出弹性为0．525，为了计算各要素的产出贡献率，对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劳动力数量的产出弹性进行正则化处理。
1978―2000年间，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产出弹性经调整为：EK＝0．873/（0．873＋0．525）＝0．624，EL＝0．525/（0．873＋0．525）＝0．376。
以此为基础，得到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对产出的贡献率（见表3）。
［模型二］Y＝AKαHβ 。经过线性变换，得 LnY＝LnA＋αLnK＋βLnH。
回归结果：α＝0．756（13．376），β＝0．698（5．064），R2＝0．998，F＝4737．685。
正则化处理后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分别为：EK＝0．756/(0．756+0．698)=0．52，EH＝0．698/(0．756+0．698)=0．48。
以此为基础，得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对产出的贡献率（见表4）。
表4与表3比较可见，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3．99)高于劳动力数量的增长率（2．63），人力资本存量贡献率（19．8）高于劳动力数量贡献率（10．2），如果仅仅考虑同质的劳动力人数的贡献，显然会低估劳动投入的作用。
由于这一模型在劳动力的要素中加入了反映劳动力质量的受教育年限因素，因此，这里的人力资本存量综合反映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数量投入和质量投入，全面地反映了劳动力状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之模型一更为合理也更为精确。人力资本存量贡献率高于劳动力数量贡献率，这实际上反映了隐含在人力资本存量中的劳动力质量投入的贡献。
［模型三］Y=AKαLβNγ。通过线性变换，得LnY=LnA+αLnK+βLnL+γlnN。
回归结果：α=0．761（13．196），β=0．714（5．029），γ=0．593（2．720），R2＝0．998， F＝3 071．457。
正则化变换：EK＝0．761/(0．761+0．714+0．593)=0．368，
EL＝0．714/(0．761+0．714+0．593)=0．345，EN＝0．593/(0．761+0．714+0．593)=0．287。
以此为基础，可得各要素的产出贡献率(见表5)。
表5各要素的产出贡献率单位：%
年 份GYGKGLGN物质资本贡献率劳动力数量贡献率平均受教育年限贡献率综合要素贡献率
1978―20009．679．652．631．3636．79．384．0449．9
注：GY、GK、GL、GN分别表示国内生产总值、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率。
同模型二相比，这一模型是将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作为两个单独的投入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中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贡献率之和要小于模型二中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率，而综合要素贡献率则高于模型二，这说明综合要素中隐含了一定的知识增长，那些不能由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完全反映出来的贡献（如由知识的累积效应，外溢效应所导致的隐含的规模经济等）通常被归入了综合要素贡献率中，而这也是人力资本贡献的一部分。可见，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及综合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根本出路。
以上的经济计量分析结果表明：（1）1978―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年平均速度为9．67%，其中物质资本贡献率为51．9%，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率为19．8%,经济增长的较大部分比例是由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带来的，其中物质资本投入的贡献占有主导地位。可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大量投入增加来取得的，体现出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特征；（2）人力资本存量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产出的贡献率为正值，但贡献率比较低，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而且与发展中国也有一定的差距（见表6）。
表6不同国家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贡献率单位：%
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挪威荷兰地利时意大利法国平均
平均受教育年限贡献率15．025．012．07．05．014．07．06．011．38
发展中国家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洪都拉斯秘鲁平均
平均受教育年限贡献率2．44．14．516．53．34．96．52．55．59
资料来源：胡学勤，李肖夫．劳动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237。
据此，本文作如下解释：
从总体来看，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物质资本的积累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不像物质资本，能直接地推动经济增长，其收益具有长期性和风险性，导致经济主体在投资时往往重视物质资本投资，而忽视人力资本投资。这种粗放型的生产要素高投入所带来的高增长,在中国漫长的有较强投资需求的初步工业化的进程中,也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而且,从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经济成功也可以得到佐证。但随着经济的知识化、信息化以及全球化的到来，经济发展的背景已经开始改变，激烈的市场竞争和适者生存的淘汰机制将使从前高投入、粗放型的增长模式逐渐失去其存在的土壤，在中国打开国门、计划经济已转向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粗放型的增长空间必然受到市场竞争的挤压，而生产投入要素的质量和效率显然要比其数量更加重要。因此，适合粗放型增长的劳动力未必能适合集约型生产，而“有能力的人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3]。
四、我国人力资本的发展战略研究
根据以上分析，大幅提高中国劳动力数量增长率已无意义，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力数量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比较低的。而且，中国劳动力基数庞大，未来的劳动力数量增长率将呈低增长之势[6]，进一步提高其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空间较小，难度也较大。因此，要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必须从提高劳动力素质入手。
1．增加教育投资，构建多元化的教育模式
增加对教育的投资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基本途径。1978―2000年教育事业费年平均增长16．14%，这一趋势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增加以及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政府教育支出水平是比较低的（见表7）。据统计，到2000年底，全国各级在校学生数约达2．19亿人,比1978年增加了600多万人,而同期人口增加了3亿多,在校学生数占全国人口比重由22．2%降至17．4%，由此可见，我国的总体教育水平并没有稳定增长。同时，教育投资总量和相对量的较低水平，影响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政府在今后应调整政策，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面对强大的教育需求,仅仅依靠国家有限的教育经费支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不现实的,因此,在加大政府教育支出的同时，应以国家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多元化办学模式。除此之外,还应当建立和完善能够促进教育发展的融资体系,从而保证教育资金的来源。
2．优化教育结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我国很长时间内忽视对初等教育的投资，教育的较大比例投资集中于高等教育。不合理的教育投资结构造成了我国基础教育的落后，而高等教育同时又存在着质量不高的现象（见表8）。据统计，从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学生数看，1978―2000年，大学生人数从8．9人增加到46人，中学生由690人降至661人，小学生由1 519人降至1 028人，这说明，我国在重视高等教育的同时，忽视了初等教育，“普九”情况并不乐观。
基础教育的落后主要是由于城乡分割、地区差异而造成的上学机会、成本不平等。要改变基础教育的落后状况，关键在于提高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率。高等教育由于主要培养高级的专门性人才，因此教育的质量尤为重要。对于基础教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各级政府要把普及义务教育作为第一要务，并把它作为考核主要行政官员的政绩指标，中央和地方财政要确保义务教育经费，对于自身财力不足的落后地区，中央（或省）财政要通过转移支付等灵活性财政政策，提高其承担的教育经费比重，争取不出现失学现象，使众多处于贫困地区的人口真正享受到义务教育；而对于高等教育，关键在于提高教育质量，改变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提高大学生的自立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可以通过教育体制的开放、国际交流合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职业技能培训、各种考试辅导等途径实现。
3．平衡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
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大力发展人力资本的同时，还必须重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协调配合。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偏重于物质资本投资，忽视人力资本投资。1995年，我国各级政府在教育方面的经费支出占当年GDP的2．5%，而物质资本投资却占到了GDP的大约30%。在美国，上述数字分别是5．4%和17%，在韩国，分别是3．7%和30%。
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设备和技术等可以直接从外国引进，但人力资本却不能依赖于引进，而只能靠国内的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共同投资开发。因此，要改变过去那种偏重于物质资本投资，忽视人力资本投资的发展战略，正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把发展各种人力资本放在首要地位，在处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关系时，要遵循二者协调发展的原则，并适当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4．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人力资本的充分发展扫除后顾之忧
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形成的，而投资就会有风险。人力资本投资又是一种长期投资，投资收益具有很强的滞后性，因此风险会更大。也就是说，投入并不一定能够获得预期的收益。这就使得人们在做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时，往往倾向于回避风险，即选择不投资。而一定的社会保障水平所提供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迁移补贴和职业介绍及职业培训福利等相当于风险缩减因子，它降低了投资的风险，使人们更愿意进行投资，从而有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政府可以在这方面出台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对员工的在职培训实施某种保障，因为员工一方面是企业职业培训的投资者（受训员工也要付出时间、精力、金钱等），另一方面又是企业职业培训投资的客体。这种双重地位决定了他们在职业培训中的优势地位，即企业员工决定了是否进行投资，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质量，以及是否在以后的工作中使用或使用多少这种人力资本。也就是说，员工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对这种人力资本的控制权。这对于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Shapiro,E．宏观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389．
［2］ 胡西宁．当代西方经济学校概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67．
［3］ 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4，9．［4］ 罗伯特・艾尔斯基．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35．
［5］ 沈坤荣．1978．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1999，（4）：53．61．
Schultz（1960）从宏观角度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以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做了定量研究。Denision（1962）通过计量分析来阐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修正了舒尔茨计算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数值但是也有学者发现了部分地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非均衡。比如朱晓明分析了浙陕两省教育与经济的差异性，是由于以陕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观念落后，非正式制度限制还有教育效益外溢现象等，造成陕西教育大省经济弱省的状况。叶平在中国社会经济与教育发展水平交互分类显示表所显示的结果表明：2003陕西省社会经济欠发达，但是教育属于发达地区。邹东涛在2001年发出了“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的呐喊。那么，经过十年的发展，陕西省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这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2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计量方法
为了证明教育的贡献率，上世纪60年代，舒尔茨开创了“运用经济增长余额分析法”分析了美国教育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丹尼森运用“余数分析法”修正了舒尔茨的教育贡献率结论。随着国内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国内专家也探索了中国教育贡献率计量方式：比如“沈利生-朱运法因素测量法”“人力资本-教育收益率测算法”“投入产出模型”计算法等，他们运用这些不同的方法测算了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
但是被国际教育界广泛认可的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的计算方法：C=R×β/Y。其中，C表示教育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R表示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β表示系数，一般用丹尼森在20世纪60年代计算的数值，即0.73。
本文也是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R×β/Y模型）为基础，对2004到2013年其间陕西省和全国平均水平教育的比较，从而得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3陕西省与全国平均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对比
为了简化计算，本文大学受教育程度包括大专生，本科生及研究生，其受教育年限平均按4年计算。数据来源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2005年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3.1人均受教育年限
3.2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的计算
基于教育程度影响劳动者收入，借用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文化程度劳动力的“劳动简化率”定为：1、1.2、1.4和2，可得出：
2013年陕西省劳动力就业综合指数为：
5.9748+1.2×2.6544+1.4×1.1484+2×08772=12.52524
2004年陕西省劳动力就业综合指数为：
5.5944+1.2×2.0652+1.4×0.7692+2×04016=9.95292
所以2004年到2013年十年陕西省劳动力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
R=（12.52524-9.95292）÷9.95292÷（10-1）=287%
排除高等教育后，2004年到2013年陕西省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为：
Rh=（10.77084-9.14952）÷9.14952÷（10-1）=1.97%
所以陕西省2004年到2013年高等教育贡献率为：2.87%-1.97%=0.9%
可见，十年间陕西省高等教育在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中占：0.9÷2.87×100%=31.36%。
同理2013年和2004年全国劳动力就业综合指数分别为：11.23128、8.46854。所以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排除高等教育后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高等教育贡献率、高等教育在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高等教育在教育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中比例分别为：3.62%、3.07%、0.55%、15.19%
4结论
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必然的，经历十年，陕西省教育与经济已然和谐发展，教育对经济的贡献已经走出了2003年在中国社会经济与教育发展水平交互分类中的尴尬地位。过去十年陕西高校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这十年，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不能都说是教育的结果，但必定与其密不可分，陕西省在这方面的做法也值得推广。
4.1调整高校专业结构，主动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陕西高校采取积极措施筹建与陕西目前经济格局相适应的学科专业，加强农业、加工业、社会服务等相关学科的建设，建立起以工学为核心，以理学和经济学为基础的高等教育体系，来支撑陕西经济的发展。在高校集中、专业教育体系健全的关中地区，高效利用高校资源优势，大力培养T型人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了专业的人力资源；陕南高校加强环保、生态旅游等符合当地实情的特色专业；陕北高校加强化工能源等专业投入，培养新型技术人才。
4.2多手段促进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
（1）从收入分配层面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提高科学研究人员的奖励和报酬，下放科技成果转化处置权，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科学技术进步的脚步，带动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