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族快速发展中,蒙古族教育也发展非常迅速,在此其中,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对教育带来的影响较大,由于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的精华,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并且能够给现代教育以启迪,明确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提高现代教育的质量。现进行详细的探讨与研究。
1.1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蒙古族传统文化传承多年,其中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对现代教育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蒙古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对精神文明以及物质文明具有较高的需求,并且真正的融入到现代经济市场发展中,而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蒙古族的现代教育发展也非常迅速[1]。例如,从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上来看,蒙古族注重农耕、放牧的生活,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坚韧的品格,对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具有较大的渴望和追求,进而该种生活方式对现代教育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也推动了蒙古族现代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1.2蒙古族传统生产方式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众所周知,现代教育主要是结合当今社会的发展形势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所进行的教育,从某个角度上来讲,现代教育主要是让人们了解当前经济市场以及科技的发展,并学会如何将其运用来促进自身的发展[2]。从现阶段蒙古族现代教育的实际调查中发现,其非常注重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进而也推动了蒙古族教育的发展。例如,现代教育从蒙古族传统生产方式上获得启迪,勇于创新,积极利用科技等。例如,蒙古族在进行农业发展中,积极创新生产方式,满足了现代经济社会生产的需求,并且对文化知识具有较大的渴望和追求等,从而促进了蒙古族的发展,也对蒙古族现代教育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在实际的教育中,也不断的追求创新,追求效率,进而提高了蒙古族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1.3蒙古族民俗习惯的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民俗习惯,包括蒙古族也是如此。蒙古族一些优秀民俗习惯对现代教育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3]。另外,蒙古族的民俗习惯也在潜移默化的起到主导作用,因此,在现代教育中应该汲取蒙古族民族习惯中的精华,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例如,蒙古族民俗习惯中存在的思进取,勇追求的思想;敢于突破枷锁、勇于创新;注重团结合作,积极发挥集体的力量等等,这些都是民俗习惯中的精华部分,应该对其进行有效的传承,以不断的促进蒙古族现代教育的发展。
2如何利用蒙古族传统文化发展现代教育
结合以上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在蒙古族现代教育中,应该积极的做好文化传承工作,并且积极的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开展现代教育,以不断的提高现代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促进蒙古族教育的快速发展。
2.1将传统文化中的“解放思想”理念应用于现代教育中,树立现代教育意识
在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解放思想”,作者认为应解放思想树立现代教育意识,这样才能够促进蒙古族教育的发展[4]。首先,在进行现代教育的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应严格贯彻并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以及民族政策,加强对民族教育,树立现代教育意识,积极改变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提升其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追求,推动民族思想观念的革新,不断的向着现代文明方向发展。其次,在进行现代教育的过程中,应紧密的与蒙古族民族教育的实际情况进行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勇于创新敢于实验,这样才能切实有效的提升蒙古族现代教育质量,充分做到服务社会、发展民族经济,从而推动蒙古族教育的发展。
2.2打开门户,引进现代科学技术以及优秀文化成果
在现代教育的过程中,不仅要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应打开门户引进现代科学技术以及优秀文化成果,从而推动蒙古族的快速发展[5]。首先,对蒙古族的现代教育应加强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不断的用先进技术手段来武装自己,这样才能根据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形势来促进教育的发展。其次,应通过现代教育手段使蒙古族人民现代技术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利用现代技术来繁荣发展民族经济,而且,蒙古族作为一个优秀的民族,通过勤劳和智慧,再加上现代科技的结合,对推动民族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
2.3大胆尝试,激发民族学习竞争意识
通过以上的分析了解到,蒙古族的民族学习意识、竞争意识较高,勇于去尝试新的观念、新的理论、新的科技,从而提高了蒙古族的现代教育质量,为此,作者认为,对蒙古族的现代教育应大胆的去尝试,不断的激发民族学习竞争意识[6]。首先,应通过现代教育的方式来增强蒙古族人们的责任心,要将民族富强、民族发展作为积极的工作,应全心全意为民族振兴、民族繁荣服务,全面提升蒙古族人们的责任意识,提升现代教学效率,推动蒙古族的快速发展。其次,现代教育中应注重对蒙古族人们的学习生存观念培养,并不断的采用有效的教育策略来激发民族的竞争意识,这样才能保证蒙古族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以及快速发展的文化、教育等格局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对推动蒙古族的教育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
(二)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看，中国古人崇尚内求法。近代科学是抽象的、数学化和体系化的理论知识，离开了逻辑和数学推理，科学理论恐怕无从谈起。杨振宁先生在演讲中，几次提到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有关”。［3］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一开始就倡导主客观统一的“内求法”，和“用心悟道”的整体思维。因此，在农业文明时期，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很早就有了中医学的奠基之作———经络气化学说，说明经络在人体中是一种不同于血液循环系统的客观存在;而西方传统思维方式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外求法”，这在工业文明时期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因此，在其范式模塑下近代西方产生了解剖学和血液循环学说。
(三)从学术传统的角度看，西方人讲究从现象中挖掘本质，而后创造出一整套严密、完整的科学理论。中国古代的先哲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以天文、算数、农学、医药为主题的中国古代科技，形成了以解决实际问题见长的特点，科学知识大多是零散的描述性知识。从科学内容和科学形态上看，中国古代的科学一直到明末清初时期，仍然处在经验的水平上，未能理论化、系统化。如果把明末清初的科技成就同以往相比，《本草纲目》与过去的《本草》，《农政全书》与1000多年前的《齐民要术》，《天工开物》与600年前的《梦溪笔谈》是颇为相似的。然而在欧洲，从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直到牛顿，则把地上的力学和天上的力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推动了理论自然科学的演绎和诞生。
(四)与西方强调经验实证的唯“实”论相比，中国古代只有大量对经验现象的考察，一直没有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如前所述，中国古代贤哲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停留在朴素的“眼见为实”的感性阶段，从而无法给科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总之，正如爱因斯坦所概括的，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一个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另一个是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因果关系的方法。他还认为，中国古代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
二、从人文精神的层面讲，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缺少明显的创新型和冒险性
很多时候，我们在古代绘画、历史影视作品中会看到扫黛眉、施胭脂、梳高髻，配以满头的金银花钗的婀娜女子。或许，在诗词歌赋的描述中我们也会想像到那发饰上的缤纷世界。这好像一直是中国古代仕女的经典形象。发饰是她们美发极其重要的部分，梳好的发髻要用花和宝钿花钗来装饰，从目前传世的古代妇女发饰看，种类十分丰富，常见的有：簪、钗、梳、步摇、珠翠、金银宝钿、骚头等。
簪的本名称“笄”（《说文》：“笄，簪也。”）是中国古代束发的工具。在古代，汉族的结发方式，无论是辫发盘髻，还是束发着冠，均须以簪钗约束固定。女子年满十五岁时，如已许嫁，便将头发绾成一个髻，即以簪插定发髻。以示成人，如“年以及笄”。在中国古代，簪钗还常被用于男女间定情的信物。皇宫贵族的女子可以用珍奇的材料做发饰，而一般小户人家只能戴荆钗（荆条编织的发钗），我们在文言文中所读到的“拙荆” 便是古代男子对外人称自己的妻子的谦词。
就形制而言，单股笄称“簪”，双股笄为“钗”，笄首有垂珠坠饰者则称为“步摇”。《释名.释首饰》：“步摇，上有垂珠，步则动摇也。”唐代画作《簪花仕女图》中,那位手揭纱领的女子，其乌发上便是展翅金鸟饰的步摇，想来随着人的走动或轻风吹过而微微颤动，多么生动！民间工匠这种巧妙的造型构思和丰富的艺术想像，为古代女性的头饰增添了无限的风情。二者并无大的区别，往往是簪钗并用，彼此配搭，只是簪较多用于别盘发髻，而钗则主要用来插戴，起装饰作用。钗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常常用来描绘女性的风情韵致。苏轼有词：“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银钗对乌发，钗的冷白与鬓发的乌黑形成对比，互为映衬，具有极佳的视觉效果；还有温庭筠传神的句子：“翠钗金作股，钗上蝶双舞”，轻纤造型仿佛触手可及。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平直多滞板，横斜姿态，所以钗的插戴多横斜，以营造摇摇欲坠、温婉可人的柔美韵味。诸此种种中国古代传统审美观点也感染和陶冶着当今的人们。
千姿百态的簪钗造型，为古代女性不同需求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就流传至今的簪钗实物而言，发簪样式工艺丰富多彩，用于别盘发髻之外，有的簪首上部还做成耳挖。簪钗所带来的美感，平添了女性的妩媚，高雅。更重要的是，其图形纹饰反应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寓意及艺术。处处体现出浓郁的中国文化情结，渗透着传统文化意趣。
从簪钗上的图形纹饰上看，簪钗的装饰大致可以分为祥禽瑞兽、花卉果木、人物神仙、吉祥符号等。花卉果木中常见的有牡丹、莲花、梅竹、石榴、桃等。如明代的一支“水仙簪”，名中有“仙”字，是吉利的花卉，人们认为用它作吉祥图案可避邪祛秽，给家庭带来吉祥；祥禽瑞兽有龙凤、仙鹤、鹿、十二生肖等；如“梅花与鹿” 簪，因梅花分五瓣，比喻“福、禄、寿、喜、财”五种福。鹿借“陆”之谐音，“陆”与“六”同音，鹿又谐音“禄”，寓意六六大顺。吉祥符号有八吉祥、八宝、琴棋书画、文房四宝以及各种传统几何纹样等。银簪的装饰方面不仅展现了精美的图纹，也体现了古人们深深的文化情结。这些簪钗上的图案纹样运用形象符号的组合，传达着祈福纳祥、爱情美满的愿望。如“喜鹊登梅”纹样由两只喜鹊和几枝梅花构成，民间有“喜鹊登梅，喜上（梅）眉梢”的说法。“鸳鸯戏莲”纹样，比喻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就情感而言，这些均表达为吉祥、富贵等，这是人类基于生存前提的普遍思想。
小件而有大气象，明清时期，女性发饰达到了传统精湛工艺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成为历史上民间簪钗中最精美的发饰。当时民间流传的簪钗多以鲜明的世俗吉祥含义蓬勃发展。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寓意表现得淋漓尽致。像蝴蝶、蜻蜓、蝉等灵巧的昆虫都能够活跃在女性的钗头上,形成独特风景。有一组发饰中的白菜蝈蝈银制发簪造形生动，工艺精良。白菜与“百财”谐音，蝈蝈谐音“哥哥”，隐喻生男之意。再如鸭纹中鸭子的偏旁是“甲”字，甲是天下的第一位。故以一只鸭子喻状元及第。再如“三多”纹银质发簪,“三多”是指石榴、佛手与桃三种果实的组合。石榴多子，佛手的“佛”谐音“福”，而桃比喻长寿。所以“三多”象征多子、多福、多寿。所有这些精心设计的花卉、植物纹样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多是对生命繁衍、前程似锦的期盼。 花草纹也是簪钗中十分常见的题材。以牡丹花为领衔的各种花草有几十种之多。例如一枚银簪中的“瓜田纹”，它的构思以田字为中心，与丰收的瓜果相簇拥。揭示了农田是丰收之源的深刻主题，现实生活人物的题材也十分精彩。一幅表现男女喜结良缘的图纹十分宏大，两对新人在庭院中喜庆欢舞，景物中的亭阁石栏、小桥流水、奇花异草一览无遗，这种诗情画意的图纹，极具审美情趣。还有一枚清代“蹴鞠纹”银簪，描绘的是古代军营中踢球的游戏场面，这也是足球起源于中国的一个佐证。民间发簪丰富的纹饰题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古人的文化生活情趣和习俗，把这些图纹融合起来，犹如一幅民间民俗画卷，给世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整体来看，它们风格写实，古拙浑厚，较之皇家贵族发簪更直接得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意趣。
簪钗作为的中国古代妇女最为寻常的发饰，与各个级层的女性生活息息相关，无论哪个朝代，上层宫廷贵族多追求精美、绚丽，以唐代宫廷贵族中的妇女为例，发饰中的簪钗不仅品种繁多，使用材料贵重，多以金银珠玉为主。而且插戴数目也极多，而花钗礼衣制的实行，更将其推向极致。花钗礼衣制是妇女在婚嫁等重要时刻，须穿戴花钗礼衣，不同等级的妇女戴钗有所不同。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在小小一枚发饰的插戴中也略见一斑了。当某纹饰一旦被民众喜闻乐见并认定后，便广为采用，并很快在民间流传开来。陆游有诗：“负笼银钗女，锄畲鹤发翁”，插戴簪钗已成为民间妇女的普遍习俗。人们把自己对生活中最朴素的认知及最熟悉的生活体验用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并抒发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和女性发型的改变，传统的簪钗渐行渐远。无疑，从目前留传下来的古代妇女发饰看，这些簪钗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中国古代妇女的发簪在流传过程中因时代的变迁和地域的不同，其间不断融入新的技法、样式和风格。它是高雅的，也是世俗的；它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这些簪钗上处处充满着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传统思想的意趣。发钗艺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面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千姿百态的簪钗，不仅仅是为了欣赏它的绚丽多彩和历史传说，而且还因为它能继续给我们以启迪和思考。
现代社会技术的革新、技巧的进步都能够制作出更出彩的发饰来，但一件件久远的早已成陈迹的古饰，为什么仍能感染着我们？正是因为凝聚在这些发饰工艺品里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情结，俨然是吉祥文化标本之集合。它们所表现的生动神韵、精湛技艺和广泛内容令人叹服，使得我们在民族文化传承上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金华.中国民间工艺风采丛书——《民间银饰》.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杭海.《妆匣遗珍》.三联书店 2005
关键词:法律传统文化君权礼法融合民权
key words: Law traditional culture monarchial power etiquette fusion civil rights
作者简介:于乐平(1988-),男,汉族,江苏常州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07级本科生。
一、 君权至上-法自君出
君权与法的关系是传统古代法律关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演变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是移权与法,其标志是春秋战国时期以郑国子产,邓析等为代表的“铸刑鼎”事件。第二阶段是通过一系列非制定法的限制来使 “人君与天下功法”已形成一种氛围,中国君权与法的关系不断趋向平衡。在明清时期,君力完全超与法律之上,法律已经完全成为君权的工具。由此可以看出,君权与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处在一种相互制约与斗争的过程,虽然有过君权与法平衡的时期,但法律从未超越于君权之上,它只是君权治理的一种工具罢了。而这一切都来自于法自君出,君权至上的法律文化价值指引。
二、 维护族权,男尊女卑-礼法融合
家庭组织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家族中权利与法的关系更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概括其两个特点。第一是族权至上,第二是男尊女卑。在唐朝,结婚的目的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首先要考虑的是家族的利益,且夫妻双方之间处处不平等。在家族成员犯罪时,必须做到“亲亲相隐”即亲属之间相互隐瞒犯罪行为,是合乎父子之亲,夫妇之道的,可以不追究法律责任。因此,家族权利是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而古代有名的“五服制罪”,更是“同罪异罚”原则在家族范围内的体现。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法律儒家化,礼法融合的结果。
礼法融合是中华法系最突出的特征,礼法融合就是指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融为一体,法律的评价标准与道德评价标准趋向一致。我国传统上是一个注重血缘亲族的社会,从周公制礼的“亲亲”“尊尊”,便可看出我国的传统社会一直追求一种上下尊卑,家族内部有序和谐的一种目的与原则。其次,礼法融合更是与我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所相适应的,家族关系的存在,生产力的保存,是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我国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更是礼法融合的最有力推动因素。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是法律文化领域礼法融合的开始。而儒家强调“天人合一”突出的法自君出以及《唐律疏议》中的“德礼为正教之本,刑罚为正教之用”正是对法律道德化的深刻解说。由此可见,正是礼法融合的不断发展,与儒家法律化的价值观指引,才促进了传统社会中家族权利的至上原则。
三、 民权无力-义务本位,公权主导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民权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律关系中最基础的一部分。在我国古代,百姓是很少愿为自己的权利作斗争的,最突出的表现便是“无讼”的普遍化。所谓的无讼,就是所人们在发生纠纷时不主张利用诉讼法律来解决问题,而是利用传统的伦理道德等观念来协调矛盾。人民法律意识淡薄,宁可相信个人之间的协商与谈判,也很少愿意通过诉讼程序而上告官府。其次,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是很少的,而是通过严酷的刑罚来肆虐民权,如“醢”、“弃灰之法”等法外酷刑的创立与实施。深入分析,我们便可以看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另一个特点,义务本位与公权主导。
在我国古代的市民社会中,调整矛盾最多靠的是道德手段,然而“道德调整的意义在于要求个人对他人、个人对社会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并不以行为人取得某种权利为前提条件。”因此,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人们权利观念的缺失,而对于法律更多的了解是一种义务的履行。民权就根本没有了发展的空间与动力。人们的心中很少就存在权利意识,更多的只是一种对于人伦道德的遵守,对法律的恐惧。其次,我国传统上就是一个公权为主,私权匮乏的社会。我国传统是个宗法制国家,国家操纵一切政治权利并掌握主要社会活动的话语权。因此,民间力量的生存空间极度萎缩,甚至经常受到打压和毁灭性摧残。并且我国传统社会中缺乏家族控制之外的个人在国家面前的独立与平等,缺乏民间对国家持续状态的经济压力,片面强调政府德行自治,缺乏政府理性形成的外部制衡力量,以致到最后公权与私权是极度不平衡的。
至此,通过对于君权,家族权利,民权与传统法律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以下特点,法自君出、礼法融合、义务本位、公权主导。而在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中,也只有“以史为镜”,立足传统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林乾.《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和我国高校的其他课程一样，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也刻不容缓。新时期的古代汉语课程改革，我们认为在发挥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人文素质教育、审美情操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对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本文就古代汉语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相关问题试做讨论。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 ·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
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圣诞节”、“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国画、武术、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和春节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留学，“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人们以祈求子孙繁衍，这在镜的早期纹饰铭文中就有相关的表露。从铭文的产生来看，有专家认为：“铜镜上有文字，目前最早的例子是1979年陕西凤翔南指挥西村46号墓出土的一面铜镜，上有一字似为‘车’字简化，时代是西周中期。在传世品中，还看到过有秦国文字的东周铜镜。但是，镜铭的流行还是始于西汉，正式镜铭的这一起点，当不早于文帝后期。”而现在通行的观点认为铭文出现于战国末，西汉初期镜铭也只是作为点缀，武帝后才渐成为镜背纹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汉代――我国铜镜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产生了一类极为流行的，被后人冠以“长宜子孙”之称的铜镜，其铭文反映的正是祈求子孙蕃昌的内容。《广西出土古代铜镜选介》中就有一面长宜子孙镜：“主题纹饰为四个成熟的石榴，自纽座向外伸出。石榴之间夹以篆体铭文‘长宜子孙’。”而石榴自古以来就是多子的象征。
此后的铜镜中，与子嗣相关的内容显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可以说，在镜铭中对求子心愿的表露已成为历代铜镜的惯例，这种做法直至明清仍很盛行。如清代有喜生贵子镜，“主区饰儿童，宝瓶，金钱和花朵等。镜钮处饰吉祥语‘喜生贵子’四字”。其中，强调的主题就是子孙的繁衍。
总的来看，镜中对祈求子嗣愿望的表露呈现出发展的趋势。至清代甚至产生了一面镜中有三十二个童子的样式，人们称之为“清代百子图镜，”镜背饰三十二个形态不同的天真稚童，其中，有五子夺盔，意为“五子夺魁”，有三重三元，莲生贵子，榴形百子等，寓意都与子孙昌盛有关。在清代还有明显体现祈求意义的送子图形镜：“纽上方和两侧饰有人物，两人作送子交接状，一人手指送子者：下方饰宝瓶。”这些镜中对童子的强调，夸张，渲染，无疑是人们祈求子嗣繁衍思想的集中体现。
镜与婚嫁
婚礼中对镜的运用，已成为古人的生活习惯，因此，人们似乎多对之视而不见，文献中的记载也极为有限，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为数不多的记载中看出中国传统婚礼中对镜的重视。唐代杜佑《通典》之“后汉纳采礼物”中有阳燧，宋代郑樵《通志》“纳徵聘礼三十物”中也说后汉聘礼三十物中有阳燧，而在古人的认识中，鉴，燧完全是同属的。人们并未注意到二者在形制上的区别，认为阳燧之所以能取火，是因为炼于午日午时火盛之时。
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对镜的运用，表现在婚礼的各个方面。首先是以镜为聘礼。其次是夫妇其结镜钮，以表同心。第三是共拜宝镜，尊其为神圣。第四是新娘佩带或手捧宝镜。第五是以镜照新娘。第六是以镜遍照喜轿或挂于喜轿之上。
人们不仅在婚礼过程中强调用镜，即使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表示婚恋关系时也常用到镜。从古至今，人们都广泛的以镜为恋爱婚姻的信物，以此表达双方真挚的情感。以镜为情感信物的最早最确切的记载，当见于汉代镜铭中。汉镜中有一种小型平边镜，镜体厚实，铜质泛黑，铭为“见日之光，长毋相忘。”此铭表明西汉初年社会中已起始用镜子作男女间爱情的表记，并相互赠送作为纪念。
除了汉代镜铭所记之外，文献中对此的记载较早见于汉代的《神异经》，其中有一则故事说：“昔有夫妻将别，破镜，人执半以为信。其妻与人通，镜化为鹊，飞至夫前，夫乃知之。后人因铸镜为鹊，安背上，自此始也。”这表明镜与婚恋中早已有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分镜或破镜就指夫妇分离，镜重圆则指夫妻团圆。对此，我们的考古发现也能说明问题。在《陕西安寨县王家湾发现汉墓》中出土有王莽时期的钱币和汉中期的陶器及一件昭明铜镜，“铜镜出土时分为两半，一半放置于男主人头边，一半放置于女主人头边”。可见汉代不仅有夫妻以镜为信物，分离时分镜的做法，还有合葬分镜的习俗。这表明夫妇二人生生死死以镜为信，永不分离。
统观婚恋与镜的关系，我们认为，镜之光明能照明一切，洞察一切，能见证婚恋关系双方的心迹，是信用的象征，故而人们多以镜为信。而且由于镜能无所不照，定然也能照见一切妖邪，镇压邪恶，成为人们安全吉祥的保障，于是人们才在婚礼这一重要时刻佩镜照镜，用镜驱赶一切妖魅，求得吉祥。这虽从表面上看来是两个方面，但都是对镜之光明照鉴功能的扩大延伸，都是顺势巫术的体现。即便是分离，团聚时以镜为信物，这也是顺势巫术的表现，即希望分开的镜能够凭借其神力而重圆。
镜与道教
道教是我国本土文化中孕育而生的成熟宗教。其创始时代旧说不一，较流行的说法认为，太平道和三国蜀地的五斗米教是最早的道教。道教是以老庄等道家学说为思想基础，以神仙之说为中心，糅合各种古代民间思想信仰，崇拜方术(道，易，阴阳，五行，巫祝，天文，占星等)形成的宗教。其产生的源头是巫术，在道教对巫术的大量吸收中，在民间有雄厚信仰基础的镜，得到了普遍的欢迎，被其充分引入来为自己服务。
镜同样是以巫术中功利形态之“用”涉入道教的。如用镜书符招仙，役使鬼神，祁情求雨，禳灾去祸等。因为道教最为注重的是修道成仙，长生不老，多强调天道，法器的神异性，所以镜的神异性在道教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道士进山往往佩镜，道教法器之一既是铜镜，道教科仪中也少不了铜镜。在道家传说中，镜甚至成为上天玉帝之宝物。
在我国的各种宗教中，道教素以其完备的法术著称。在其施行的各项斋醮仪式中，镜是一件必不可少的法器。这一特殊的镜，在法术开始前坛场的布置准备中，在施法的各项过程中，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科仪中的法镜，多作为斋醮之坛的布置作用。而且与坛场安置铜镜有关，还有一套极为详尽的科仪，要念诵一系列规范的咒语。如其“点灯立镜咒”曰：“明灯照出千年鬼，古镜照出万年精，太阳正照，阴鬼当衰，神光耀目，光露太微，我今所照，从恶皆摧，七气成斗，三气成台，五星洞照，万劫咸灰。符到速捉，符到速追，急急如北帝律令敕。”与此同时，道士以左手煞文安镜，右手放纸捻点灯。仅仅是安置铜镜这一项，就有这么多复杂程序，足见道教科仪之发达。
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价值观、世界观、教育原则等，是中国文化机制最核心的部分，而中国的文化机制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教育的内在机制。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必须将其置于中国文化的整体框架之中，才能充分认识其规律和内涵。从文化生态入手审视古代传统教育，不仅可以更为准确而深刻地把握其传统生成、发展的文化背景、原因及趋势，也对当前我们实现传统教育现代化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中，教育目的作为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受中国文化精神生态的滋养最深，唯有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出发，才能深刻理解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概有“明伦”说、“成人”说等，而这些教育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传统教育中的折射。
“诗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明人伦，即使人明了做人做事的道德标准之意。孟子认为，人伦有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古代传统教育的本质目的就是使人懂得五伦、懂得那个时代做人做事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促使大家
成为遵纪守“伦”的社会成员，促进社会的和谐。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去分析。“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和价值取向无疑受到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伦理精神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系统框架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系统体系，所以，在本质上决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血统文化。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宗法专制的社会结构，而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正是理解传统教育中的教育目标的关钮。
因此，正是在这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体的自我、全面发展，不是对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追求，个体也不是为了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而有价值和意义，而是为了封建伦理纲常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的培养更多体现在伦理道德培养上。集中在等级、专制、集权等服从大一统价值观念，强调群体价值，这也是与中国文化的宗法集体主义和伦理类型相契合的。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的伦理型文化环境中，传统教育中突出“明人伦”，则为顺理成辛之事。“成人”说，即立足于“人”的成长，是中国古代关于传统教育目的叉一重要论述。百家争鸣时代，儒家以培养“君子”、“圣贤”为目标，道家以培养“真人”、“圣人”、“仙人”为弟子标准，佛家以培养“菩萨”、“佛”这样高境界的人为教育目标；这些都共同揭示了当时传统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品德高尚、有学问的人“士”和有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的“圣人”；宋代大儒朱熹更是把圣贤作为最终目的，认为凡人必须以圣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智者们所设计的母语教育，都以“君子”“贤人”“圣人”为培养目标。
（节选自《人民论坛》201 3年第23期）
1．下列关于“古代传统教育目的”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卉．f弋传统教育的目的，它作为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受中国文化精神生态的滋养极深；冈此要深刻理解它就必须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出发。
B古代传统教育目的大概是使人明了做人做事的道德标准，立足于“人”的成长等；一定程度上说，这些教育目的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传统教育中的折射。
C．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在一脉相承的血统文化的影响下．不是为了生命的存在以及发展而有价值和意义，而是为了封建伦理纲常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D．古代传统教育目的从本质上说就是使人懂得五伦以及那个时代做人做事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促使大家成为遵纪守“伦”的社会成员，促进社会的和谐。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从很大程度上讲．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构体系决定着教育的价值观、世界观、教育原则等，它是中国文化机制最核心的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
B．中国的文化机制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教育的内在机制．如果离开中国文化的整体框架去研究中国T一代教育，就不可能充分地认识它的规律以及内涵。
C．孟子认为礼教所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五个方面。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的伦理型文化环境中，传统教育突m“明人伦”则顺理成章。
D．百家争鸣时代，儒家培养“君子”与“圣贤”，道家培养“真人”、“圣人”与“仙人”．佛培养“菩萨”与“佛”这样高境界的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文化生态人手审视古代传统教育，能更准确深刻地把握其传统生成、发展的文化背景、原冈及趋势。对推动当前我们实现传统教育现代化有着积极影响。
K涛书教化是儒家的思想核心。站在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的角度分析，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伦理精神深刻影响了“明人伦”的教育目的以及价值取向。
C．中国古代社会系统框架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系统体系，本质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一个血统传下来的文化，以此为出发点便形成了宗法专制的社会结构。
D．百家争鸣时代，传统教育旨在培养品德高尚、有学问的人“士”和有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的“圣人”。朱熹认为人要以圣贤为奋斗目标，冈此他把培养圣贤作为终极目标。
参考答案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古老而悠久历史的农业民族,考古发掘证明,我国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经开始了种植活动。早在夏代,人们对农业的依赖便已显露,到了商代,尤其是盘庚迁殷之后,商民族开始真正定居,农业便取代游牧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而周民族则是个从一开始便与农业结下不解之缘的民族。从《诗8226;大雅8226;生民》等周民族史诗中可以看出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以及对土地的依恋。在艰苦的条件下,周人发展了农业,改善了自身的生存条件,使得他们对农业更加重视,从此也形成了我国传统的重农精神,并在此基础上酝酿出我国源远流长的农业文化胚芽。周人的重农精神不仅载于史册,如《史记8226;周本纪》:“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往归之。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而且还以文学的形式加以表达,使之代代相承。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也一直受着根深蒂固的农业文化的巨大影响,并形成了它带有泥土气息的中国民族特色。
第一,农业生产目的的实用性与生产环境的审美性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功利性与诗性精神并存。
作为农业经济社会,实用是全部生产活动的目的。民以食为天,农业是人们的衣食之源,农耕社会的人们最为关心的就是产品的多少,以及产品是否能满足生存的需要。因此生产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实用性。同时农业生产活动不同于游牧活动和商业活动,它是绝对要求务实的,从播种、耕耘到收获,来不得半点虚假,也不能靠任何投机取巧,所谓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而游牧过程中一旦找到了水草丰美的地方就容易丰产,商业活动中一旦找准了投资市场,具有较好的商业技巧也容易获利,二者都具有一定的机遇性。国以农为本,农业甚至是统治者的立国之本,农业产品产量较稳定,是真正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部门。农业人口众多,农民绝对依附于土地,很少流动,使得社会结构稳定,因此农业为社会服务的特征就显现出来了。受农业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具有一定的功利性,提倡教化,主张创作要有为而作,有补于世,内容要充实而不虚妄,形式要与内容相统一,要惩恶劝善,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环境是美丽的大自然,自然界的青山绿水,雾霭流云,莺歌燕舞,让劳动者的身心受到一种美的熏陶,激发出人类欣赏美的本能,进入充满诗性的艺术境界。诚然,农业劳动毕竟是充满艰辛的,物质生活也是困窘的。然而人类的希望之心却是永不泯灭的,当劳动者将忧郁的眼光投向蓬勃生长的农作物时,便从自然事物中萌生出新一轮的希望,得到新的安慰与对痛苦现实的超越,对今后的人生又充满了一种诗性的幻想,所谓“三朝吃得黄连苦,来日天天吃蜜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人与物总是息息相通的,相互慰藉的,作品中也没有彻头彻尾让人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悲凉之景,正如歌德所说“中国人的思维、行动、感觉,和我们几乎完全一样”,“但又有不同之点,那就是在他们那里,自然外境总是和人物形象相联系,你总是听到金鱼在池子里的戏水声,鸟在枝头不断啼鸣,白天总是那样晴朗,夜色也总是那么皎洁”{1}。即使是在人物经历着悲剧命运或生命即将消失时,景物也是透过悲情最终可以看到淡淡的亮色,如《红楼梦》中林黛玉住的潇湘馆“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翠竹夹路,苍苔满布”,处处透露出这个孤女的悲情气息,就在她死去的那夜也是“惟有竹梢风动,月影移墙,好不凄凉冷淡”,然而作者让读者在看到这位红颜才女香消玉殒而感到绝望的同时,也看到她如同凤凰涅 般获得新生后的希望,“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将她接入仙界,从此远离了俗世情愁爱恨的纷扰。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景物与人物即使是悲剧性质的也总是带着悲剧色彩上演而略带喜剧色彩落幕,体现出浓厚的浪漫气质和诗性精神。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文学明显受着农业文化的影响,就其创作动机而言,看似具有功利性与诗性的矛盾,实际上又可以统一于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这一终极目的。只不过前者是着眼于人的外部生存,即社会性存在,在于建构一个良好的社会生存环境,而后者着眼于人的内部生存,在于建构一个近似完美的精神家园。
第二,农业劳动过程中人对自然的依从导致了文学风格上天人合一境界与中和之美并存。
在农业经济形态下,人们主要是通过劳动来控制动植物的生长与繁殖,以此满足生存的物质需要。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农业生产依赖的是气候、雨泽、土壤,而这些皆非人力安排”,因此,农耕文化所产生的是“天人相应,物我一体,顺和,安分,守己”{2}。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农业文化起源于对自然的仿效,是一种以顺从自然为前提,以自然为榜样的文化。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天人合一境界的出现。
“天人合一”中的“天”又可以衍生为两种意义:
首先是自然之天,即自然界,由神来主宰。中国的神往往是以保护神、拯救神的面孔出现,如女娲,后羿,神农氏,伏羲氏,黄帝乃至于屈原笔下的众自然神,甚至是女鬼等等,都具有亲和力,充满温情与人性。而人则绝对依赖与服从神的意旨与安排,导致了在庙堂文学与祭祀文学中愉神娱人,人在服从与皈依中获得安慰与归属感。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却经常有人与自然的对话交流,出现情景交融的意境,“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情;情以物迁,辞以情发”{3},情感因自景物而萌生,反映自然界的变化,人与自然相生相感,这与西方古典文学中对大自然的理智剖析是完全不同的。这进一步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内容的更新,形成了田园诗词、田园辞赋、田园散文等,而田园往往是以一种与作者当下困窘处境相对立的面貌出现,给人提供暂时的心灵休憩之所。从谢灵运的山水诗到陶渊明的田园诗歌与辞赋,再到唐代孟浩然、王维等的山水田园诗,一直到宋代范成大的农家诗,辛弃疾的农家诗、农村词,都能从中感受到农村、田园给人带来的闲适与松弛。
其次是命运之天,即人的命运的主宰或推动力量。钱穆先生认为农耕文化与游牧、商业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后两者起源于自然环境的“内不足”,其核心是“以对立为基础的进取与扩张,……其对自然则是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他们有特殊的财富观,“牛羊孳乳,常以等比级数增加,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如是刺激逐步增强,财富一则愈多愈易多,二则愈多愈不足。财富转为珠宝,可以深藏,以数字记,则变为符号”{4}。其贪婪扩张心态更加膨胀,这种欲念主宰着他们必然承受着不断去争夺、去战斗,并因此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悲惨命运。而农耕文化的核心是“平和的,自足的,农民的农业生产有定期,有定量,一亩之地收成有定额,很少有新鲜刺激的东西,而且又生生不息,源源不断,不愿多藏,也不能多藏”。在中国人的认识世界里,冥冥之中似乎有命运在主宰着人,决定着人的生、老、病、死、贫、富、穷、达。于是人们在遇到困难挑战,遭受挫折,忍受不公时便“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顺应命运的安排而不再做无谓的抗争与牺牲,更冲淡 了人类生存的悲剧感。这些反映在文学中便形成一种中和冲淡的风格。要求创作要雅正无邪,要文质彬彬,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要“主文而谲谏”,婉而多讽,要有所节制与保留,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总而言之,文学天人合一境界的出现是人与自然的完全融合,人处于身心完全投入自然中的状态,二者亲密无间,甚至可以混同为一,而中和之美的造就则要求人的情感抒发有所保留与节制,在释放与宣泄的同时意识到自己也是社会性存在物。天人境界与中和之美看似矛盾却又统一于与自然处于若即若离的关系,让人既在大自然中找到永恒的皈依,获得归属感,又不会在对自然的沉醉中丧失个性,泯灭自我。
第三,农业经济的生产模式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时间的静与动,空间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矛盾统一。
首先是时间的静与动的矛盾统一。
农业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不表现为与外部世界惊心动魄的斗争,而是着意于追求与天地万物的亲近和谐,这就要求能对大自然的生命节奏进行自觉地认同,需要“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昆虫草木之化”,根据日月星辰的出没,季节时令的变化,草木虫鱼的活动,“当耕而耕,当蚕而蚕,当作而作,当息而息”{5}。因而日月星辰季节时令草木虫鱼都可以暗示时间的变迁。这很好地体现在《红楼梦》第七回薛宝钗的“冷香丸”的制作中:东西药料一概却都有,最难得的是“可巧”二字:“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开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样的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一天晒干,和在末药一处,一齐研好,又要雨水这一天的天落水十二钱,还要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样的水调匀了,丸了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磁坛里,埋在花根下……”药方看似简单,实际上要把所有药料采集齐,恐怕也要耗上三五年,单从文面上是几乎觉察不出时间的变化的。可见这是中国农业文化的独特反映,也是任何西方小说都表现不出来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农业生活模式年年重复,亘古不变,使得人们对于时间的流逝极易忽略。生活模式与外在物象的重复从视觉上直观感受时间似乎是静止的,然而客观上时间是不断流逝的。于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常常用看似“静”的物象来反映流逝的时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进而利用景物不变而人事已非来表现生命的悲彩。时间中的自然悲剧意识着重表现为由落花落叶而引起的伤春悲秋,落花落叶提醒人们个体生命不可逆转的时间本质,而花叶能年年更新,人事却一去不返,两相对照,悲情油然而生。甚至还可以通过花月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对比使时间意识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使思维从有限领域进入到无限领域。如刘希夷的“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张若虚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其次是空间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矛盾统一。
农业居民的生活空间虽然是广阔的大陆,但是实际的生活圈子却相对狭小。多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以庭园为活动场所。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农耕民族与耕地相联系,“生长于此,病老于此,祖宗坟墓安葬于此”,所以他们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6}。与游牧、商业民族相比,他们的空间具有封闭性。然而人类探索未知领域的求知本能又驱使他们渴望突破封闭自守,开阔眼界。中国古代文学受其影响,在空间处理时也是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矛盾统一。
中国古代文学中,庭园是人物主要的活动场所,往往通过个体家庭的兴衰来折射整个社会盛衰。从《诗经》中的许多思妇怀人诗,如《伯兮》《君子于役》等,到汉代的《孔雀东南飞》等,再到唐传奇《莺莺传》《长恨歌传》等,元明戏剧《拜月亭》《西厢记》《墙头马上》《牡丹亭》等等,其中人物基本都活动于庭园中,而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更不用说了,无一能够突破“才子佳人相遇后花园”的模式。甚至连我国古典小说的集大成者《红楼梦》也可以视为典型的“庭园小说”{7}。显而易见,庭园与西方文学中的广阔无边的大海、大森林,一望无垠的大农场、大庄园等相比,空间是封闭的。为了突破这种封闭性,开阔视野,古代文学中多有“登高望远”情景出现。通过登山、登楼,站在一个制高点眺望远处,实现空间的开放性。从先秦荀子《劝学》的“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到魏晋时期王粲登楼怀乡而作的《登楼赋》,到唐代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再到宋代欧阳修“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踏莎行》),柳永“想佳人、妆楼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等都是很好的明证。“登高望远”是从垂直方向去扩展视野,而以“园墙为隔”对多个场面进行同时描写,则是从水平方向扩大文学所反映的空间视野。以“园墙为隔”,将墙里墙外同时进行着的不同人物的活动一齐记录下来,使得文学内容更丰富,同时让读者在接受时更觉立体感,可以发挥无穷的想象,以致“物有隔而心不隔”。如坡“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蝶恋花》),李清照“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永遇乐》),叶绍翁“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等等。墙里墙外,一喜一忧,迥然有别,然而让读者身临其境,一目了然。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文学在创作动机上教化说与自然说并行不悖,在审美风格上天人合一与中和之美互为补充,在时间、空间处理上静与动、封闭与开放矛盾统一,都留下了传统农业文化的影子,人与自然的关系密不可分。可以说古代文学的发展与接受过程是自然的人文化与人的自然化的过程。
作者简介:江君,博士,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理论部讲师。
{1} 伍蠡莆:《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新一版,第468页,第469页。
{2}{4}{6}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牟言”,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页,第3页,第3页。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建筑的灵魂。建筑与文化两者之间有着割不断的渊源，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古代建筑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体系1。
一、儒家礼教等级制与中国古建筑
儒家建立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到传统建筑的布局、造型和色彩等方面。
中国古典建筑多以中轴线布局，主建筑为中，次要建筑在两侧，左右对称，以众多的单体建筑有序的组成一组建筑群体。这些单体是以中心建筑为核心，布局有严格的方向性，等级分明，层次清晰。其组成的方式是严格按照儒家“尊卑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思想。纵向以北为上，东西为下，横向结构以左为上，以右为下，居住方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中国古代建筑造型也都带有浓厚的等级色彩，对内外檐装修、屋顶瓦兽、梁枋彩绘、庭院摆设、室内陈设都有严格的限定。如中国传统屋顶就分九级，其中以重檐庑殿顶级别最高，只有皇家和孔子殿堂才可以使用，其次为单檐庑殿、单檐歇山顶，再次是悬山顶、硬山顶、卷棚顶、攒尖顶、十字脊顶、盝顶、盔顶。硬山顶等级最低，根据清朝规定，六品以下官吏及平民住宅的正堂只能用悬山顶或硬山顶。
中国古代建筑对建筑物的装饰色彩也有等级划分，总的来说以黄色为尊，其下依次为：赤、绿、青、蓝、黑、灰。宫殿用金、黄、赤色调，而民居却只能用黑、灰，白为墙面及屋顶色调2。
二、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古建筑
老子提出“天人合一”观点，认为人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主张顺应自然。这一观念同样影响了建筑的聚落选址、总体布局、室内外环境设计布置，直至取材及营造技术各方面。
中国古代房屋以“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为选址的基本原则和格局。古代风水学中，认为山体是大地的骨架，也是人们生活资源的天然库府，水域是万物生机之源泉。背负高山，面对江河，坐北朝南，享受最充足的阳光，是修建房屋的最佳的位置，这也体现了人渴望与自然相融合，从而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的居住环境。3
“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古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所生成，由此决定了宇宙万物无不包含着阴阳的对立统一。“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黄帝工经》），阴阳是生命的核心，住宅是生命的载体，中国民居正是以阴阳合成的观念，塑造了以院落为中心和单元的基本平面格局，建筑空间外为阳，内为阴，高为阳，平为阴，屋宇为阳，院落为阴。在房屋室内设计中，院落承接阳光雨露、日月精华，纳气通风，具有“通天接地”的功能。以过厅、穿堂把院落和室内联在一起，由于木结构框架系统的优点，使墙不承受上部结构的压力，就可以任意开窗，特别是在南方，通向庭院的一边，常常开满一排落地长窗，一打开，使室内外的气流完全贯通。在密集的居住状态下，成功地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地解决了日照、通风、保温、隔热、反光和防噪等等问题。
在取材方面，中国的古建筑是唯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木材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天然的，还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返朴归真、回归自然、融合自然的心理需求，木材较之石土更具有生命力，它本来就有自然的纹路，而且坚韧，便于加工，适合做房屋的各种构件，这还很好的和中国中庸的传统思想相契合。
中国古建筑的外部造型也尽量表现出与自然协调的意念。他有虚有实，轮廓柔和，曲线丰富，在稳重中呈现出一定的变化。在建筑空间上，不像西方建筑那样用超尺度的高大、空旷来表现建筑的庄重和神性。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坚持有节制的人本主义建造原则，即是以人体尺度为原则，既要求“大壮”，又要“适形”，建筑高度和空间控制在适合人居住的尺度范围内，具有初级的人体尺度思想，即使是皇宫、寺庙等建筑也常用小尺度的“院”不断有规律的衍生来产生雄伟建筑群。而且建筑造型和高度还会考虑周边环境，通过跟自然的借用，即是“托体同山阿”，使建筑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也是“天一合一”思想的最好体现。
在建筑细节营造上面注重精致、隐借，不刻意加以装饰，以图案的美化和线条的丰富来柔和建筑造型，而这些构建在建筑结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运用得非常灵活和巧妙，它不但具有造型、装饰的多重功能，还起到增加屋檐伸出的长度，缩短梁枋跨度，分散节点处的剪力。此外，用各种吉祥富贵的图案，浓烈色彩绘制的梁柱，与白色的台基相衬托，具有浓重、鲜明的对比感，营造了建筑庄重、大气的氛围，其实它还承载屋面荷载，具有抗地震的功能。还有硕大的屋顶有着漂亮的曲线和轻巧多姿的翼角，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向看都是曲线的，给予建筑一种柔美的自然之态，使之与山水林木等自然环境形成了和谐统一。
三、民俗文化与中国古建筑
早在殷周青铜时代就开始出现了显示贵、服、吉、利的厚禄，功名、得子、迎福、纳祥、聚宝、生财的福气，以及长寿、成仙等主题的建筑装饰图案。中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使象征手法在建筑装饰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比如龙为神兽，它成为了帝王的象征；狮子被称为“百兽之王”，于是就成为威武、力量的象征，在民宅中常用于驱邪镇宅。古建筑对屋顶、门窗、铺地等部件都十分考究，在不同部件上绘制不同寓意的图案，既美观又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图案和建筑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中国的古代建筑不仅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见证，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最主要的载体。它充分体现以“礼”为国家文化精神核心，强调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更表达了人们对美好愿望的期许，通过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挖掘中国古建筑的文化内涵，促使现代建筑吸取中国古建筑的精华，为今所用并继承发扬，使中国传统建筑体系能焕发新的生命活力。（作者单位：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前言
室内设计作为一门在近二十几年里快速发展的新兴行业，已经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生活与品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贴近人们日常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设计种类。在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中，传统文化亘古绵长，古代的室内设计必然对我们现代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其自身蕴含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特质而独树一帜。设计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这是人类从蒙昧混沌开始走向文明的标志。
2室内设计的概念
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室内设计属于建筑的一部分，设计工作囊括了内檐装修、陈设两部分内容。装修是指“在房屋工程上抹面、粉刷并安装门窗等设备”，突出的是室内设计的功能性；陈设包括了装饰品和家具的摆放，注重艺术性。
然而在近代，随着建筑行业的不断加深专业化与细化，室内设计逐渐从建筑行业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名称开始在国内广泛应用。室内设计是在给定的建筑内部空间环境中展开，利用自然光和照明条件，建立在满足与平衡人们精神与心理的需求的理性创作与感性表现并重的一种活动，更是一种国计民生文化水平的象征。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使中国有了其独特的风格，中式风格。良好的室内设计是精神与物质、理性与感性、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
3中国古代室内设计的发展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室内设计亦是如此。中国古代室内设计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存在，它伴随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发展而来，博大精深。
文化是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人类思想的产物，精神文明的体现。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人类文明的源头始于原始社会，在生产水平低劣的条件下，原始人群利用天然洞穴作为居所，到了后期才开始出现矮小的木架和草泥建造简单的住穴，形成了聚落。这不仅是中国民居的基本形式，也为日后的园林和皇家宫殿奠定了基础。西安的半坡村以方形和圆形作为居住空间，考虑了按使用需求将室内做出划分，将入口和火炕的位置合理布置。方形居住空间近门的火炕有进风的浅槽，圆形居住空间入口处两侧，也有起引导气流作用的短墙设备。原始陶器的出现，满足了他们的渴望，使人类对设计有了新的提高，翻开了人类辉煌的一页，是新石器时代的特征之一。早期人类对陶瓷的运用表现于装饰上，图腾成了原始社会的精神文化，审美思维在模仿自然的过程中得到了发展。
奴隶社会的商周时代，已经能建立规模相当宏大的宫殿和陵墓了。建筑空间井然有序，规整严谨，与原始社会时代的巢穴相比，已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西周以后，春秋时代的统治阶级建造了很多以宫室为中心的大小城市，城壁用夯土筑造。以夯土墙和木构架为主体的建筑初步形成，简单的木架和草泥建造的简单住穴，经过商周时代的不断改进，已成为中国建筑的主流的结构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秦汉时期是封建制的上升时期，对于建筑可以说是一个高潮。秦朝时期的建筑活动，如筑长城、开灵渠、修驿道、建阿房宫和骊山陵等，虽然有些宫室建筑早已灰飞烟灭，但从出土的瓦砾、器皿等实物的制作，和至今尚存的秦始皇陵、长城等，以及从墓室石雕精美的窗棂、栏杆的装饰纹样来看，无一不显出了当时的室内设计气势的宏大和装饰的精致与华美。室内设计与建筑装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古以来建筑装饰纹样的运用，也正说明人们对生活环境、精神功能方面的需求。到了汉代，统治者进一步对宫殿、陵墓进行营建。中国传统的建筑体系到了汉代已基本确立。装饰和纹样也被更广泛的应用于门窗、墙柱、瓦件等方面。
中国古代建筑的成熟期是隋唐时期，继承了前朝的建筑的成就，融合了外来建筑的特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体系。唐朝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灿烂时期，更注重于满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需要。唐朝以木建筑解决了大面积、大体量的技术问题，反映了施工管理水平的进步，艺术加工真实成熟。唐代向来被人们认为国泰民安、大唐盛世，与这种社会状况对应的，建筑和室内设计就表现为规模宏大、规划严整、色彩丰富、装修精美，建筑群处理日趋成熟，单体建筑形式成熟，群体建筑轴线组成，主次明确，并体现出一种浓重的艺术风格。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并对日本、朝鲜甚至更远的国家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时至封建社会后期，宋代更繁华的城市生活，改变了封建的城市布局。宋朝建筑与社内设计受唐朝影响很大，对唐朝有着继承与发展，但由于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思想，因此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唐朝平和安逸，艺术风格雍容华贵，注重的是贵气与大度；宋朝虽木架建筑采用了古典的模数制，总体上却又比唐朝精致，在艺术形式上追求朴素自然，空灵简意，比唐朝更显典雅质朴，清新大方。概括来讲，宋朝的装饰风格简单生动、娟秀严谨。元代时期营建大都及宫殿，我国建筑和室内设计的总体风格上没有根本性变化，由于统治者为少数民族，各个民族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吸收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又融入了伊斯兰、喇嘛教以及中亚一些民族的地方风格，在内容上趋向多元化，为中国古代建筑和室内设计上增添了一笔色彩。
明清时期的工程制度日趋严密，营造了南、北两京及宫殿，为我国建筑和室内设计发展开创了新纪元。建筑群的布局，比宋朝要来的成熟合理。木结构方面，经过元代的简化，形成了新的木构架，建筑形式精炼化，符号性增强，官式建筑的装修、彩画逐渐定型化、标准化。
清朝在园林上有较高的成就，官式建筑进一步制度化，但是民间建筑的特色明显，清朝的建筑和装饰基本全盘继承了明朝的传统，然而清朝宫廷装饰受西方“洛可可”风格影响，从圆明园就不难看出，典型的中西合璧实例。令人惋惜的是，精美的园林最后在侵略军手中付诸东流。
中国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里，中国建筑除了按自身规律发展外，还受到了大量西方文化的影响，于是建筑和室内设计便出现了传统与现代，中式与西式并存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筑和室内设计有了长足发展。随着相应学科与专业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实施，中国室内设计也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
纵观中国室内设计史的发展规律，生活需要是设计发展的第一动力，社会的发展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而设计与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并且设计与审美观念的同步发展。
4传统文化艺术在现代室内设计的运用与影响
中国传统艺术在室内设计中的表现通常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将文化内涵具象化，比如空间中家具的摆放方式、色调的配比、材料的选用及饰物的点缀等；另一种是将传统文化图像化，这些图形一般表现为人物、动植物、图腾或者几何符号等形式，既可使室内具有传统艺术氛围，又符合了现代的生活方式，这也是更多人选择新中式风格的原因。
传统文化中的外形在现代室内设计中被广泛应用，现代室内设计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传统文化赋予现代室内设计更深的内涵，使其具有更加强烈的艺术气息。我们常常能在生活、照片中看到一些用几何形状的瓷砖拼贴而成的背景，用来做一些造型、背景墙，又或是在走廊墙壁三三两两的组合，表达出一种随意的意境，形成一种装饰感极强的效果。这些设计和元素中，无一不透露出传统的文化艺术。
传统文化在室内空间设计中的装饰元素，也成为了表达信仰与审美的主要手段。我国的图腾元素常常在各种设计中见到。
在空间分割方面，中国现代室内设计依然沿用了古人留下来的方式，例如屏风、博古架、帷幕等。
5结语
传统文化富有内涵，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强调要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设计，并巧妙地的将人与自然相结合，达到“天人合一”，以获得和谐的生活环境。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研究传统文化，应用其美学思想，对现代室内设计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现代室内设计运用中国传统元素已是一个时代的要求，西方设计界甚至认为“没有中国元素，往往就没有了贵气”。
我们应该时刻审视华夏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并将其与现代室内设计艺术联系起来，并将传统理念与现代的设计理念融入到设计中去，形成现代与传统结合的室内设计风格。
参考文献：
[1]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史编委会.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8-0076-02
蒙古族传统民俗文化指的是蒙古人在饮食起居、婚丧嫁娶以及祭祀礼仪等方面形成的风俗，它是蒙古族历史的展现，也是蒙古族文化发展的结晶。蒙古族民俗充分展现出与历史发展相一致的发展特征，很好地体现这个民族的生产状况、生活水平和情感表达方式，是民族特征的重要展示，对蒙古族民族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逐渐完善的蒙古族传统民俗文化，本质意义上是人民情感和心理的体现。例如，蒙古族民族饮食文化的发展，它虽然是以物质作为存在的前提条件，但在实际的生活中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穿衣要求、居住习惯、饮食方式等，具有十分浓郁的主观臆想。
一、蒙古族传统民俗文化
（一）蒙古族饮食文化
1.苏台柴
用蒙古族的语言翻译过来就是奶茶的意思。苏台柴作为蒙古族平时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饮料，常常被用来招待客人。它是以砖茶作为原材料，按照一定的比例加水并在锅中逐渐烧成紫红色，再加入一定量新挤的牛奶或是羊奶，小火烧到锅里沸腾即可。苏台柴富含营养价值，能够有效地提神、开胃、解渴等，是深受蒙古族人民喜爱的饮料之一。
2.马奶酒
马奶酒用蒙古族的语言来讲就是“乞戈”或是“艾日戈”，它起源于蒙古族大草原的东西地区，最初是由马奶简单制作而成的含酒精量较低的饮料，具有味道浓厚、凉爽止渴等特点，是蒙古族人民招待来客的必备饮料之一。后来马奶酒的做法逐渐精致，要求将新鲜的马奶先放入生皮囊中，在阳光充裕处用特殊制定的木棍定期搅拌，促进马奶的发酵。直到生皮囊的马奶呈现出近似透明状态、味道带辣时，才发酵结束成为真正的马奶酒。事实上，马奶酒的发展历史十分久远，自《马可・波罗行记》和元朝诗人耶律楚材的诗中都有所提及，并对马奶酒的味道大力赞扬。经常饮用马奶酒，有利于胃溃疡、肺结核的病人恢复身体健康。
3.酸
作为蒙古族广为流传的饮料之一，一直深受蒙古族人民的喜爱。大多数人都不喜欢直接饮用新挤的牛奶，而是将之制作成为酸之后再饮用。酸的制作有两种方法，一是将新挤的牛奶放入锅里大火烧开，再放置阴凉处进行通风，促进其发酵，形成酸味;二是将新鲜的牛奶直接放到阳光充足的地方进行暴晒，促进其自然发酵，形成酸味之后便可直接饮用。酸的营养价值很高，味道纯正，香气扑鼻，是降火化痰、清凉解渴的最佳饮料之一。
4.全羊席
全羊席用蒙古族的语言来讲也可称之为“秀什”或“不禾勒”，是蒙古族招待重要客人的传统菜。全羊席作为传统菜肴中最隆重的一种，通常情况下只会出现在重要晚会或是婚礼中。全羊席的制作工艺十分讲究，它要将烤熟的整只羊置于长方形的大碗盘中，呈现出活羊的形状，味道十分鲜美，香气浓郁，深受蒙古族人民的喜爱。在正式用餐之前，主人还要进行一场仪式来赞美这只整羊，并做真挚的祷告等。
（二）蒙古族住房与交通文化
1.蒙古包
蒙古包是蒙古族人民居住的传统房屋，十分便于搭建和推移，在古代也被称之为“穹庐”、“毡包”或“毡帐”。蒙古包的上方呈现出尖状，整体是一个圆形，通常是采用柳木杆制作成为篱笆的形状，设有大量的木头椽子作为整个的支撑，搭建成为伞状，屋顶上用厚厚的一层羊毛覆盖住，屋顶中央设有通风的窗口，门朝南或东南方向。12个哈那的巨大蒙古包，占地面积近70平方米，十分少见，只有在20世纪末期的锡林郭勒盟第七届那达慕大会上见到过，是目前为止最大的蒙古包。
2.勒勒车
勒勒车作为蒙古族常见的交通工具，最初是由桦木或是榆木构建而成。全车重量有百余斤，可承担数百斤或是上千斤的重量。勒勒车的车轮十分巨大，车身反而很小很轻，大多是由十辆及其以下相连接，再由一到两个的牧民（主要是女性）来驾驶，凸显出蒙古族独有的地域特色。通常情况下，勒勒车适用于短距离内的水运输，也能够进行远距离的生活必需品的运输。目前经过不断完善之后的勒勒车，原先木质的车轮已经改为铁轮，仍然是由马或者是牛来拉，但速度方面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三）蒙古族婚丧嫁娶文化
1.婚嫁
蒙古族的婚嫁分为抢婚和聘婚这两种。抢婚是在奴隶制时期就已经存在的一种婚嫁制度，例如成吉思汗的父母的结合就是采取的这种形式;在奴隶制时期过后，蒙古族进入了封建制时期，开始推行婚聘制度。所谓的婚聘制度即男方在正式定亲之前要多次向女方求亲，并在定亲之后根据实际情况给女方家送聘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彩礼。蒙古族牧区通常是以牲畜作为聘礼，而农区基本是以衣服、珠宝作为聘礼。在牧民认为“久”是十分吉祥的数字，因此聘礼是从“久”开始，遵循“一九”到“久久”的规律，其中牲口最多可以有八十一头。而对于部分贫困的牧民而言，聘礼牲口的数量可以是比九小的奇数，如三、五、七，但绝对不能是二、四、六、八的偶数。因此，在蒙古族流传着一句俗语“媳妇娶得了，聘礼出不了”。事实上，蒙古族娶亲的仪式也十分盛大，并继承了传统的男方去女方家过宿娶亲的风俗。首先，娶亲仪式会进行占卦选取良辰吉日，男方要在娶亲的前一天穿上正装，由专门的人驾驶彩车，与迎亲的共同骑马，带上礼品去女方家里。到了女方家门前，先要围绕女方家走上一圈，并献上“碰门羊”一只以及带来的所有礼品。其次，男方和女方要双手持哈达，向父母长辈逐一献上并敬酒，行跪拜叩首的大礼之后才算完成。随后，男方及其同来的人一起入席用餐，到了夜晚还要举行隆重的求名问庚的典礼。直到第二天早上，准新娘由其家人抱到迎亲的彩车中去，准新郎要骑马绕三圈彩车，之后迎亲和送亲的队伍才能共同出发前往准新郎家里。在前往的过程中，迎亲人和送亲人的队伍要进行竞赛，开展“刁帽子”的友谊比赛。最后，在达到准新郎家里后，要进行盛大的婚礼仪式，也就是准新郎和准新娘不允许下马车，而是先围绕新郎家绕三圈，举行拜火仪式，让新娘和新郎一起从火堆上走过去，寓意着双方的爱情更加圣洁纯粹，婚后生活和谐美满。在新娘和新郎共同进入蒙古包之后，要先叩拜佛祖和灶神，再叩见新郎的父母以及长辈。叩拜礼仪完成之后，由专门的梳头妇人为新娘梳头打扮，之后新娘便可等待婚宴的正式举行。婚宴大多都是摆设蒙古传统菜式之一的“羊背子”，将整个的羊分为七个大块，卸除胸部放入锅中大火煮熟，加入适量的盐，煮熟之后用大铜盘盛放，除此以外，婚宴上还有全羊、奶制品、糖果等菜式。婚宴进行的过程中，新郎要手拿银质的酒壶，新娘手拿银质的酒碗，向家中长辈、来者宾客一一敬酒，并献上代表真挚情感的哈达，众人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姑娘们则与马头琴曲共同欢唱。这样的婚宴要连续进行三天，亲朋好友们才会尽兴而归。
2.葬礼
蒙古族的葬礼通常是采取的天葬，这是一种牧区推行的葬式，也被称之为“野葬”“弃葬”。在人去世之后要先脱去其身上的旧衣服，换上新的衣服或是用白布包裹好，把尸体抬到勒勒车上，快速赶车前进，让车剧烈颠簸起来，尸体受到颠簸掉下来的地方即最合适的葬地。随后，快速地沿路返回，切忌回头观看。三天以后，死者家人去往葬地查看，倘若尸体被来往的野兽吃掉，则可以看作死者已经升入天堂;相反地，倘若尸体没有被吃掉，则可以看作死者的魂魄还在，不利于后世的发展，因此要请喇嘛超度，驱散灵魂，并涂上厚厚的黄油在尸体上，吸引野兽前来。在葬礼举行的49天之内，死者的后人不能剪发、不能有娱乐活动，在路上遇到熟悉的人也不能打招呼，以此来表达对死者的凭吊。
二、蒙古族传统民俗文化对当代的启示
（一）大力弘扬蒙古族的民俗文化，培养出高素质蒙古族文化人才
蒙古族没有得到发展的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缺乏高素质水平的人才和先进的科学生产力，教育教学时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是发展科学生产力的第一推动力。因此，受到蒙古族传统民族文化的启示，我们要大力弘扬蒙古族的民俗文化，培养出高素质蒙古族文化人才，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动摇。一方面，我们要先建立健全鼓励政策和人才培养制度，尤其是要着手于蒙古族干部的选取。同志就这样说过：“要吸收蒙古族的高素质水平人才，做好干部的培养工作，教育好蒙古族人民。”同志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在蒙古族地区，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干部能够起到汉族干部无法起到的作用，而蒙古族干部本就成长在蒙古族地区，十分熟悉本民族的民俗文化，与蒙古族人民关系非常密切，能够表达蒙古族人民的真正需求，所以说只有蒙古族干部才能发挥领导作用。另外，不断提高对这种作用的认识，不仅能够有效地加强蒙古族干部的责任意识，还能够促进多个民族之间的沟通交流。另一方面，要能及时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教育环境的建设，多途径、多方面地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提高蒙古族人民的整体素质，培养出高素质蒙古族文化人才。
（二）大力研究蒙古族的民俗文化，促进其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展
民族文化的形成需要很长时间的积淀，民族文化具有特殊的含义，是一个民族发展过程、存在价值的体现，也是一个民族的存在根基。只有大力研究蒙古族的民俗文化，促进其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展，才能真正使这个民族发展壮大起来。本民族民俗文化的学习，能够带来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有益于其他民族加深对这个民族发展历史的了解，更好地完成民族工作。一个民族要能够完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一定要能够加强对本民族民俗文化以及各种优秀文化遗产的研究。在社会前进的历史潮流中，在现代化开放发展的过程中，民俗文化肯定会受到影响发生新的改变，但绝对不能忽视对它的研究。与此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已经在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果实，大大提升了蒙古族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