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 following is mainly for building construction, noise, waste water, waste gas, solid waste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causes, puts forward the environmental aspects of the management and technical measures, and propose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Keywords: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evention
中图分类号：TU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建筑工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及现状
目前，建筑业排放的污染物主要有施工噪声、建筑粉尘、建筑垃圾、固体废弃物等，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1.1噪声污染。噪声是居民反应最强烈和最常见的建筑施工污染问题。现在的建筑物绝大多数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混凝土需要搅拌、运输、浇注，这些施工环节是施工中的主要噪声源。施工现场的噪声污染源还包括：挖土机、推土机、运载机、压桩机、切割机等设备作业声音。
1.2扬尘污染。施工扬尘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施工场地的土方挖掘、装卸和运输过程产生的扬尘、填方扬尘、管网布设、路面开挖产生的扬尘；建筑材料（白灰、水泥、砂子、石子、砖等）的现场搬运及堆放扬尘；施工垃圾的清理及堆放扬尘；运输车辆行驶现场道路扬尘等。扬尘量的大小与砂土的粒度、湿度成反比，与地面风速成正比[1]。
1.3建筑垃圾的环境污染。建筑垃圾主要指一些废弃的建筑原材料、建筑半成品和建筑原材料的包装物。建筑垃圾排放量大，且面广，影响深远，比较难以降解，长期存在于土壤中会改变土壤特性，影响植物的生长，并对城市的市容产生不利的影响。
1.4建筑废气的环境污染。建筑业的废气主要来源于建筑装修材料，如油漆、涂料等。建筑业废气的排放量较小，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不大。但是由于此类废气具有污染物种类较多、毒性较大的特点以及产生的地点一般都是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地方，通风状况一般都不佳，故对人的危害较大。
1.5建筑施工中废水污染。建筑施工中废水主要来自于井点降水、桩基施工产生的泥浆、建筑材料及砼输送管道的清洗水、砼养护排水、设备水压试验水以及施工人员生活废水等。一些工地的临时供水设施跑冒滴漏而无相应管理跟进导致施工现场污水漫流。一些施工单位将泥液、废浆直接排入下水道,沉淀后的原浆堵塞下水道，导致次生水环境污染问题。
2建筑环境污染的防治对策
建筑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污染物排放种类和特征也有别于其它行业，具有污染面广、难以治理和危害群体广等特点，因此我们针对建筑业环境污染现状，建议采取以行政管理为主，技术革新为辅的方法来控制建筑业的环境污染。
2.1在进行现场施工前完成围墙的砌筑，对于相邻的敏感噪声保护目标一侧提前安装降噪声安全围屏并加强对人为噪声的控制，杜绝人为的敲打、大声喧哗，增强全体施工人员防噪声扰民的自觉性，对模板拆除、物体装卸、搬运噪声进行主动控制。根据施工阶段特点，合理进行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将产生高噪声的机械设备布置于远离声环境保护目标(如居民、医院、学校等)的一侧。
2.2大力推广商品混凝土，从源头上预防粉尘、噪声和固体废弃物的污染。混凝土是主要建筑材料之一，建筑工程中所用混凝土来源有在建筑工地上现场搅拌和由搅拌站通过搅拌车运送到工地上的商品混凝土。商品混凝土所占的比例大小反映了一个国家建筑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我国的商品混凝土占混凝土生产总量的比例还不到10%[2]，而且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
2.3生产废水应导入事先设置的沉淀池，经沉淀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严禁直接排入城市下水道和河流。生活污水应与施工废水一起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由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严禁直接排入周围雨水管网或直接排入河流。对各类车辆、设备使用的燃油、机油和油等应加强管理，所有废弃油脂类均要集中处理，不得随意倾倒和随意排入市政雨水管网及附近其他河流。
2.4建立建筑施工工地申报制度和限制作业时间,施工制度建筑施工应在工程开工前按照分级管理的权限，向市、区环保部门提出申请，并说明工程项目名称、建筑施工单位名称、建筑施工场地位置、施工期限、可能排放的建筑施工噪声的强度和粉尘量以及所采取的环保措施等。这样可使环保部门对辖区所有的建筑施工工地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进行管理。以前我国一直推行的是夜间限制施工，我们认为对建筑施工有必要分功能区分时间进行限制，例如学校附近白天就要限制高噪声的施工，居民区就要对夜间施工进行限制。
2.5加强建筑施工场地的管理，实行环保达标准入制环保部门、建设主管部门和城市管理部门应相互配合，要求建筑工地进行封闭施工，建筑材料和土石方的堆放运输过程中要采用蓬布覆盖等措施，减少粉尘污染并且要通过各种评比等方式，对环保防护工作做得好的建筑单位和从业人员进行表彰和奖励。对达不到环保要求的单位采取警告、罚款，直至取缔从业资格。
2.6推广环保型建筑新材料和新方法，选用新型环保建材是解决建筑业废气污染和放射性污染的主要途径。要在加大对环保型建材研制和开发力度的同时，积极研究如何开展建筑材料的环保认证工作，鼓励建筑施工单位使用已通过环保认证的建材。
2.7推广先进的建筑技术和设备，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利用先进的建筑技术和设备不仅能够提高建筑质量，还能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例如先进的混凝土浇灌技术的使用不仅提高了混凝土的质量，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还有效地降低了建筑施工场地的噪声。故此要加大技术改进的力度，推广先进的建筑技术和设备。主管部门要通过评选科技进步奖等方式促进建筑施工单位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同时在此基础上还应该督促建筑施工单位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和设备。
2.8加大对建筑垃圾和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建筑垃圾基本都可以回收利用。例如碎砖和混凝土碎块可以在铺设路面时使用，水泥袋可以回收给厂家经加工后重新使用。在建筑业中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引导建筑企业自觉实施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污染防治的成功经验，是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将清洁生产引入建筑业中，必将使建筑业进入一场变革，建筑业的能耗将大大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将大大减少。
3结论
综上所述，建筑业的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影响着居民的生活质量，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有在环保法律法规不断健全，行政管理措施不断完善，施工技术不断进步，公众环保意识不断加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危害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建筑业顽症的环境污染进行根治。
[参考文献]
[1]张帅.建筑工程绿色施工问题研究[D].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土木工
0 引言
国内外大量调查资料都证实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室内空气污染程度往往比室外还高。现代人平均有90％的时间生活和工作在室内，而现代城市中室内空气污染的程度则比室外高出许多倍！尤其是那些儿童、孕妇、老人和慢性病人。特别指出的是，儿童比成年人更容易受到室内空气污染的危害，而儿童生活在室内的时间在80％以上。
1 室内空气污染对社会产生的危害
室内空气污染对社会产生的危害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1.1 室内空气污染会危害人身体健康。国外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室内空气污染会引起“致病建筑综合症”（SBS），症状包括头痛、眼、鼻和喉部不适，干咳，皮肤干燥发痒，注意力难以集中和对气味敏感等。这些症状的具体原因不详，但大多数患者在离开建筑物不久症状即自行缓解。
目前由装饰材料所造成的污染成为室内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市场上80％的装修材料都含有大量的有机有害物质。这些建材一旦进入室内，在通风环境不好的环境中浓度会很高，从而危害人的健康。例如，用做室内装饰的胶合板、细木工板、中密度纤维板和刨花板等人造板材中都含有甲醛，即使长期接触低剂量的甲醛也会引起慢性呼吸道疾病，高浓度的甲醛对神经系统、肝脏等都有毒害，长期接触较高浓度的甲醛会出现急性精神抑郁症，国际癌症研究所已建议将其作为可致癌物对待。其它如苯、甲苯、二甲苯等都是已证明是毒性极强的物质。
1.2 室内空气污染会影响人们的工作效率。室内空气质量与劳动效率和出勤有着密切关系，由此造成了缺勤和医疗费用的巨大损失。国际经验表明，加强室内空气质量的控制，通常情况下所增加的费用并不多，就可以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因此，控制和减少室内空气污染可以保护人的身体健康，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
2 建筑装修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中存在的问题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2001）实施两年多来，对建筑物室内环境污染的防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该标准仍未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部分经济水平比较落后的地区受诸多因素限制，尚未在工程建设环节中开展相应工作。部分已经开展这项工作的地区，在污染物判定方面易受某些不确定的因素影响，使该标准难以灵活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 设计前准备工作不足。在开始设计前，还要熟悉将要进行室内装修设计的建筑物的现有状况，特别是对已使用过的建筑物。它的通风情况如何？现有的室内环境污染状况如何（哪怕是直观感觉）？有无必要对现有情况进行测试？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考虑如何着手工作，以便在新装修中去除原有污染，并避免新的污染。通风是消除室内环境污染的有效方法，因此，装修设计中，一定要按照建筑设计通风的规范要求进行。特别是在大开间改为小开间的装修设计中，对小开间的通风状况要进行重新计算，凡达不到建筑设计通风要求的，应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小开间的通风需要。
2.2 材料使用控制不到位。选材是室内装修设计中控制室内环境污染的中心环节。在明确了建筑物类别后，应根据建筑物的类别要求进行选材。
建设工程中建筑材料的使用，各地区均按照不同
[1] [2] [3] [4]
的方式进行管理控制。有些地区实行材料准用证制度，有些地区推行材料备案证制度。尽管材料管理的名称各异，其目的却大致相同。都旨在控制本地区建设流通领域中的建材产品质量，确保可能产生的工程质量问题责任方的单一性、明确性。
如何保障建筑材料的质量，目前仍需要国家技术质量监督部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管理控制，在“正本清源”的同时，也应该在最后的应用环节中进行一定的管理控制，方能达到“清流”的目的。所以，材料在建设环节上的管理控制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实践说明，只要供需关系存在，就会有市场行为存在。伪劣产品的层出不穷，除去经济利益方面的原因外，也是因为存在一定的市场需求。就建筑材料而言，材料的使用备案、认证制度并不能够真正消除这种需求的存在；与之相反，它在客观上为地方保护提供了依据，为自由贸易设置了壁垒。比如，在甲地方进行备案的产品，到乙地还要进行备案。而备案后的产品，受产品批量或其它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并不一定总以合格品的身份进入工程现场。所以，进场后的产品质量检验，才是材料使用控制中的唯一、核心依据。因而要杜绝致污材料在工程中的使用，控制工作真正把关的重点，最终集中在进场材料的产品质量检验资料上，集中在材料使用过程中的供需双方上。
. 污染物的检验手段存在一定局限。污染物的检验通常是在工程完工天以后，交付使用前进行。这部分采样或检测工作通常在现场进行。虽然标准对采用的相关测试方法做出了说明，但受现场条件的影响，大规模、大体量的检测设备不便用于现场检测。而当前能够满足标准中检测精度要求的现场检测设备，其功能还不尽完善，其精度还不能完全达到标准要求。比如污染物苯的标准要求是：含量不得大于.mg/m，换算为浓度指标，浓度不得大于.ppm。而市场上测苯的便携式产品的精度在±.ppm，无法达到标准要求。这样，该类污染物的测量仍需依赖现场采样后用实验室设备来完成，客观上给污染控制工作的普及带来不便。
. 现场检测与实验室检测的差别。污染控制检验的核心在于评定，评定工作的重点则在于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实验室检测工作的技术条件通常比较到位，有较好的技术环境。而现场检测受场地条件限制，数据结果中的干扰因素较大，准确判定存在一定困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设备适用的环境温度差别。实验室检测通常在室温条件下进行，工程现场检验则在现场温度下进行，存在较大的温度判别范围。对于气体检测来说，检测点的温度、气压都是影响检测结果的重要指标，通常均在计算中予以考虑。但实践表明，部分检测设备受环境温度影响，会造成误判情况。以XXXX－S甲醛测定仪来说，工作环境℃下的甲醛比色法测试，比色瓶反应颜色深蓝，人体有头痛、喉痛等症状，浓度测定.mg/m，标准判定为合格；室温℃下测定，比色瓶反应颜色浅蓝，人体无不适感觉，浓度测定为.mg/m，标准判定为超标。这样与比色法原理、人体反应情况相矛盾的测试结果，说明在现场化学分析检测过程中，在严格操作、消除偶然误差的同时，应注意避免系统误差的产生，宜采用其它手段对数据结果进行比对。②空气质量中的干扰因素。在现场检测时，受环境因素影响，气体采样、检测工作中常会发现样品或测试房间有灰尘、杂质等情况。对于精度较高的化学、电化学检测而言，消除这些因素的影响，是确保检测数据精确的必要条件。此外，在检测过程中，偶然产生的烟、酒等气味均会对测试结果产生不良影响。这些方面的问题除了在检测过程中予以相应告知、注意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从技术方法上加以明确、解决。
. 缺乏整改处理方案。
近年来，我国西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量呈增长趋势，这显示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对于大量环境纠纷，公众除、上访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旨在以甘肃省徽县血铅污染事件（以下简称徽县血铅事件）的处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予以评析、探讨，为西部生态立法提供思路。
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方法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三）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制度，使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社会化，被各发达国家普遍采纳并成为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和自愿环境责任保险。在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方面，承保的风险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部分地区曾通过试点推进自愿性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但许多试点因无企业投保而处于停顿状态。鉴于我国一些企业经营效益不良以及其为利润所驱，不愿承担污染损害风险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通过立法，结合自愿与强制保险的方式建立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近年来，我国西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信访量呈增长趋势，这显示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对于大量环境纠纷，公众除信访、上访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旨在以甘肃省徽县血铅污染事件（以下简称徽县血铅事件）的处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予以评析、探讨，为西部生态立法提供思路。
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方法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起诉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玩忽职守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三）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制度，使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社会化，被各发达国家普遍采纳并成为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和自愿环境责任保险。在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方面，承保的风险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部分地区曾通过试点推进自愿性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但许多试点因无企业投保而处于停顿状态。鉴于我国一些企业经营效益不良以及其为利润所驱，不愿承担污染损害风险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通过立法，结合自愿与强制保险的方式建立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近年来，我国西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量呈增长趋势，这显示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对于大量环境纠纷，公众除、上访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旨在以甘肃省徽县血铅污染事件（以下简称徽县血铅事件）的处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予以评析、探讨，为西部生态立法提供思路。
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方法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
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三）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制度，使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社会化，被各发达国家普遍采纳并成为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和自愿环境责任保险。在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方面，承保的风险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部分地区曾通过试点推进自愿性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但许多试点因无企业投保而处于停顿状态。鉴于我国一些企业经营效益不良以及其为利润所驱，不愿承担污染损害风险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通过立法，结合自愿与强制保险的方式建立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 X507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4）-8-252-10引言
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但是在解决环境污染纠纷时，采用行政手段来处理，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在解决纠纷时，调解法受到环境保护机关的认可，下文就着重讲解了调解法的优点。
1行政处理的含义和特点
1.1行政处理是当事人发出的请求
行政处理程序的启动是指由环境污染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的申请。在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中的第41条2款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关于环境污染中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如果双方无法达成统一的意见，无法自己自行处理。那么当事人可以提出相关的请求，让环境保护主管（或者是或者是依照法律行驶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来进行处理。如果当事人对其处理结果不满意的话，也可以向相关的人民法院，我国以下的几条法律都做了相关的规定，具体是：《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几项法律都做过明确的规定，从上述的法律可以看出，行政手段并不是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必经途径。是当事人对处理方式的不满意，而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请求。在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中，由于环境污染而引起的纠纷，并不是一种强制性管辖。只有双方当事人对其处理结果不满意时，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要双方当事人一旦向法院提出请求，相关的环境保护的行政部门和环境监督管理的职责部门，才能处理这起环境污染纠纷。也就是说，环境污染纠纷的当事人只要向法院提出请求，选择用行政手段来处理，那么，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也就产生了相关的职责，并且要认真履行，把自己岗位上的事情做好。这是国家机关为了保护人民的财产生命安全，而做出的决定，如果不按照执行，那么就是行政不作为。
1.2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机关必须要具备法定的环境监督职能
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时，必要的条件就是要根据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中第41条的规定，并结合环境污染纠纷的类型（以及所涉及的环境因素）来进行处理。根据《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环境保护不止是行政主管一人，还包括了以下部门，具体的有：①渔政渔巷监督、②港务监督、③交通、④公安、⑤民航管理部门、⑥铁道等。县级以上的行政部门包括：①农业、②水利、③林业、④矿产等。以上这些行政部门都应该都应该依照法律规定对环境保护做出保护和监督的职责。
2运用行政手段调解环境污染纠纷
2.1行政调解
由环境污染而引发的纠纷，表明双方当事人在协调的过程中，意见没有达到一致，才引发的纠纷。双方本来就有一定的积怨，在双方的内心都会产生一定的敌视心理。双方当事人在赔偿责任以及赔偿金额等问题上，由于各自意见的不一致，已经形成了对抗心理。如果任由对抗进行发展，不进行正确的调解，即使是相关的法律机关做出了判决。但是双方还是会对产生积怨，并不能消除当事人之间的隔阂。所以，行政手段用在环境污染纠纷中，并不合适。在生活中，对于环境污染纠纷，大多数都是采用的调解。因为调解可以缓解双方当事人的对立气息，而且也是进过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在调解的整个过程中，都贯串着双方当时互相体谅、换位思考的氛围。正是由于调解具有如此多的优点，所以，行政调解得到了环境管理监督部门的肯定，是解决环境污染纠纷最受欢迎的方法。因此，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和其他的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在调解环境污染的过程中，应该遵循以下原则：第一种原则是：把产生环境污染的是非调查清楚，查清楚产生环境污染的具体原因；第二种原则是：在解决环境污染纠纷时，应该遵循双方当事人的共同意见，如双方意见达成一致，都同意调解，才可实施；第三种原则是：在双方均同意调解的情况下，并最终达成了协议，那么，该协议的内容必须是合法的。
2.2行政处理决定
由于环境污染纠纷引起的行政处理决定，具体的意思是指：有管辖环境污染权的行政机关和部门，对当事人发生的纠纷进行调解时，由于意见达不到一致，可以根据已经调查到的事实和是非来进行处理，来做出最终的判决。使用行政手段来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可以避免哪些久调不决的案子，这种做法，充分的维护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还可以提高法律处理事情的效率。环境保护机关对环境污染纠纷作出的判断，如果得到了双方当事人的认可，那么，该法律就是有效的，有义务的一方就应该按照判决，来履行自己的义务。反之，该判决引起了一方（或者是多方）不服的话，那么该判决也就失去了法律效益了，任何不服的一方都有权利提讼，从而得到司法的处理。
在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中》也做出了相关的规定，如果双方当事人有一方对其判决不服时，可以向人民法院。但是列谁为被告，有着多种说法，但是笔者认为，在没有明确规定诉讼性质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其“行政处理决定”的特点，以及不服处理判决而提讼的目的来确定应列谁为被告。
3结束语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迅猛。但是在发展的同时，没有将环境保护的理念给贯串实施好。导致我国近年在环境污染问题上，频繁的发生纠纷。为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大多数都是采用的调解法，如果是使用调解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可以采用行政手段来处理。行政手段具有维护法律公正、公平的特点，维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陈松.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决定及提讼的法律性质[J].贵州环保科技，2012，04：8-12+17.
环境是没有国界的，对环境的污染并不会在人为划分的疆域前止步。越界环境污染是指在一个国家内产生，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有着不利影响的污染，从其产生之日起，国际 一直在探讨这类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随着人类对各种形式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手段及其强度不断提高，跨界污染损害事件的发生也越来越频繁。如何妥善解决跨界污染损害问题，成为现代国际 的热点和难点之一。
一、中俄跨界水污染事件回顾
我国幅员辽阔，周边与十几个国家相接壤。在发展 的同时，保护好边境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同周边国家在环境事务上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我国政府一贯坚持的原则。2005年11月13日，我国邻近中俄边界的中石油吉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导致松花江水域污染，随后松花江污染带汇入作为中俄界河的黑龙江，对俄罗斯的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带来一定影响。假如中俄双方同意这种影响构成当前国际法上公认的跨界污染损害的话，如何妥善地解决俄方可能提出的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赔偿问题，将对今后其他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
二、基于中俄跨界水污染事件的国际法适用分析
根据国际法，跨界污染损害赔偿问题应当以和平方式解决。《联合国》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这条原则是中俄双方都必须遵守的。
用和平方式解决松花江污染跨界损害赔偿问题，可遵循的途径包括法律解决和外交解决两种途径。法律解决又有国际公法上的法律解决和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解决两种。
国际公法上的法律解决一般是在外交解决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才采取的解决办法，包括司法裁判和国际仲裁。如果采用司法裁判，可能的途径是中、俄协议在国际法院进行有关国家责任和相应的国家赔偿的诉讼。如果采用国际仲裁，则可由中俄双方协议选择一个第三方国家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或者由中俄双方共同委托一个国际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国际公法上的法律解决可能导致国家赔偿。国家赔偿以国际公法上的国家责任为基础。
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解决主要是提起国际民事诉讼，即由受害者通过在中国或者俄国的法院提起国际民事诉讼，谋求民事救济的一种私法途径。国际民事诉讼可能导致国际民事赔偿。这种赔偿以国际私法上的国际民事责任为基础。
外交解决是一种回避法律责任问题的争端解决方式。它的形式主要有谈判与协商、调停、调解等。谈判和协商是当事国双方之间通过谈判和协商，互谅、互让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最为灵活、迅速和节约成本的办法。调停和调解涉及第三方调停人或调解人的参与。
本文对基于法律解决的国家赔偿、国际民事赔偿和基于外交解决的谈判与协商三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谈判与协商解决是中俄双方应当采取的妥善的解决办法。
三、国际解决途径
（一）国家赔偿
公法关于国家责任的一般原则，国家不遵守国际义务即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引起该国的国家责任，其通常的后果是使受害国能够运用它按照国际公法所提供的措施和程序，迫使违法的国家履行有关义务并由于该国不履行义务所致损害而从该国取得赔偿。与跨界污染损害有关的国家赔偿必须符合这一原则。
具体到跨界河流污染上，不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已成为 国际公法上的一项基本的国际义务。根据国际公法的原理，一国违反了这个义务，就要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并进行赔偿。
然而，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所说的，“书本上的法”常常与“行动中的法”相背离。在跨界污染损害的赔偿问题上，这种背离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涉及跨界污染损害的赔偿时，各国通行的做法要么是消极回避，要么是明确拒绝适用国家责任。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首先，跨界污染损害及其赔偿问题牵涉到各国的重大的经济利益，各国一般不愿把国家责任明确化。
其次，跨界污染损害的国家责任的国际法基础并不牢固。
再次，国际社会对跨界污染损害的国家责任的内容存在很大分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关于跨界污染损害的国家责任和国家赔偿制度尚没有通过广泛的国际法律实践得到确立，存在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这是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赔偿问题的国际法背景。
从条约义务看，中俄之间没有一个共同参加的有关跨界河流污染问题的多边环境条约。也就是说，对于俄国，我国并没有承担关于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的国家责任及其国家赔偿的条约义务。
此外，从政治上看，两国如果就松花江污染事件在国家责任和国家赔偿的层面上发生争端，将对中俄两国关系带来不好的影响。由此可见，选择国家赔偿来最后解决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问题，无论在国际法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对中俄双方都不利。
（二）国际民事赔偿
在发生跨界污染损害时，尽管国家责任和国家赔偿的途径难以行通，但仍有必要对跨界污染损害的受害者予以赔偿。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将国家层面的赔偿问题转移到私人层面上，也就是说，以国际私法关系上的污染者与被污染者之间的国际民事责任上的赔偿取代国际公法关系上的国家责任上的赔偿。
但跨国因素的存在也引起了跨国民事诉讼特有的问题，主要包括法院管辖权、准据法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
法院管辖权的确定是审理有关跨国民事诉讼案件的前提条件，它直接影响案件的判决结果，对双方当事人利益攸关。在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的法院管辖权问题上，中俄两国的法律规定是一致的，并没有法律冲突。如果俄方就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提起民事诉讼，中俄两国的法院都有管辖权，原告可以向任何一方。
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上，中俄两国在1992年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互助的条约》，两国承诺相互执行对方法院作出的判决，存在法律上的根本障碍。
跨国民事诉讼的关键在准据法。侵权行为地是各国确定侵权行为准据法的首要连接点。从我国和俄罗斯相关法律规定看，不论俄方是在本国还是在我国提讼，中俄两国的法律都有可能成为准据法。但是，我国与俄罗斯在环境损害赔偿方面的规定却存在巨大的差别。首先，从2002年《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5条、第6条、第11条规定看，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和公民都有权向法院就违反环境保护立法造成的环境损害，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此外，《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78条把诉讼时效定为20年，远远超过我国1989年《环境保护法》设定的3年期限。也就是说，按俄罗斯法律，针对松花江跨界环境污染，在未来的20年之内，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受影响的州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当地居民随时可以向俄罗斯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
诉讼时效如此漫长，赔偿的利益相关方如此众多，赔偿的范围和额度又如此巨大，即使能得到执行，执行的效果相对其预期目标也必将有较大差距。更重要的是，中俄双方在环境标准上差别很大，我国环境水体的硝基苯标准比俄罗斯高十多倍。而这是争议的焦点所在，因为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构成条件之一是环境损害事实的存在，而判断的标准就是国家的相关环境标准。
松花江跨界污染事件如果依照俄罗斯法律，可以认为环境损害事实是存在的。如此则我国相关责任人理应为环境侵权行为承担包括赔偿在内的法律责任。但按我国的环境标准，并不存在环境损害。如此则可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46条第2款的规定，不作环境侵权行为处理。即使俄方就此作出判决，我国也可拒绝承认和执行。但如此可能影响两国之间的关系。从政治影响上看，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司法上的冲突，是不必要的，对两国都没有好处。因此，在一些涉及国际民事赔偿的关键法律问题上，中俄两国的法律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极大地削弱了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的国际民事赔偿的可行性。
（三）谈判与协商
在两国一致认可俄国受到的不利环境影响的前提下，怎样才能既对俄国受到的不利环境影响给予适当的补偿，又不引起两国间的司法争端呢？我们认为，外交解决方式中的谈判与协商是最好的选择。
谈判与协商是国际法主体为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议而进行交涉的一种方式。环境条约一般都将谈判与协商作为国际法主体之间解决争端的主要方式。
在国际关系中，外交解决的办法，特别是其中的谈判和协商的解决办法，是处理国际争端的首选办法。近年来，我国和俄国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了诸如边界划界问题等重大问题。两国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合作，为各自的国内发展创造了和平的环境。两国都受益于这种双边谈判和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两国没有必要把松花江污染事故的环境影响扩大到影响国家间关系的的层面，也没有必要借助以第三方介入为特点的裁判、调解等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两国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松花江污染跨界损害赔偿问题是较佳的解决方式。实际上，在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事件发生后不久，中俄之间就开始了频繁而有效的谈判、协商和合作。通过谈判和协商，本着睦邻友好的原则，双方互谅、互让，和平而妥善地解决松花江污染跨界损害问题，符合中俄两国的根本利益。
四、结束语
以上分析表明，在松花江污染事故这个问题上，有国家赔偿、国际民事赔偿以及外交谈判和协商三种基本的方式。但解决在国家责任层面和国际民事责任层面都面临巨大的困难。基于 解决国家赔偿和国际民事赔偿的选择不是最佳的，基于外交解决的谈判与协商应是中俄双方应当采取的妥善的解决办法。作为一个现实的选择，中俄之间必然会以谈判和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
尽管以外交方式来解决跨界污染损害是很便利的选择，避免了适用国家责任和国际民事责任时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但就跨界环境污染来说，不仅仅是需要赔偿受害者和惩罚污染者。更重要的是保护环境，预防污染的发生，通过签署一个关于共享河流污染防治问题的双边协定，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常设的、双边的、以预防为主的共享河流污染防治合作机构和制度。
参考文献：
[1]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危险活动引起越界损害所造成的损失分担的法律制度第一次报告.
[2]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危险活动引起越界损害所造成的损失分担的法律制度第二次报告.
一、中俄跨界水污染事件回顾
我国幅员辽阔，周边与十几个国家相接壤。在发展 的同时，保护好边境地区的生态环境，维护同周边国家在环境事务上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我国政府一贯坚持的原则。2005年11月13日，我国邻近中俄边界的中石油吉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导致松花江水域污染，随后松花江污染带汇入作为中俄界河的黑龙江，对俄罗斯的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带来一定影响。假如中俄双方同意这种影响构成当前国际法上公认的跨界污染损害的话，如何妥善地解决俄方可能提出的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赔偿问题，将对今后其他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
二、基于中俄跨界水污染事件的国际法适用分析
根据国际法，跨界污染损害赔偿问题应当以和平方式解决。《联合国宪章》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这条原则是中俄双方都必须遵守的。
用和平方式解决松花江污染跨界损害赔偿问题，可遵循的途径包括法律解决和外交解决两种途径。法律解决又有国际公法上的法律解决和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解决两种。
国际公法上的法律解决一般是在外交解决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才采取的解决办法，包括司法裁判和国际仲裁。如果采用司法裁判，可能的途径是中、俄协议在国际法院进行有关国家责任和相应的国家赔偿的诉讼。如果采用国际仲裁，则可由中俄双方协议选择一个第三方国家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或者由中俄双方共同委托一本文由收集整理个国际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国际公法上的法律解决可能导致国家赔偿。国家赔偿以国际公法上的国家责任为基础。
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解决主要是提起国际民事诉讼，即由受害者通过在中国或者俄国的法院提起国际民事诉讼，谋求民事救济的一种私法途径。国际民事诉讼可能导致国际民事赔偿。这种赔偿以国际私法上的国际民事责任为基础。
外交解决是一种回避法律责任问题的争端解决方式。它的形式主要有谈判与协商、调停、调解等。谈判和协商是当事国双方之间通过谈判和协商，互谅、互让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最为灵活、迅速和节约成本的办法。调停和调解涉及第三方调停人或调解人的参与。
本文对基于法律解决的国家赔偿、国际民事赔偿和基于外交解决的谈判与协商三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谈判与协商解决是中俄双方应当采取的妥善的解决办法。
三、国际解决途径
（一）国家赔偿
公法关于国家责任的一般原则，国家不遵守国际义务即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引起该国的国家责任，其通常的后果是使受害国能够运用它按照国际公法所提供的措施和程序，迫使违法的国家履行有关义务并由于该国不履行义务所致损害而从该国取得赔偿。与跨界污染损害有关的国家赔偿必须符合这一原则。
具体到跨界河流污染上，不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已成为 国际公法上的一项基本的国际义务。根据国际公法的原理，一国违反了这个义务，就要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并进行赔偿。
然而，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所说的，“书本上的法”常常与“行动中的法”相背离。在跨界污染损害的赔偿问题上，这种背离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涉及跨界污染损害的赔偿时，各国通行的做法要么是消极回避，要么是明确拒绝适用国家责任。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首先，跨界污染损害及其赔偿问题牵涉到各国的重大的经济利益，各国一般不愿把国家责任明确化。
其次，跨界污染损害的国家责任的国际法基础并不牢固。
再次，国际社会对跨界污染损害的国家责任的内容存在很大分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关于跨界污染损害的国家责任和国家赔偿制度尚没有通过广泛的国际法律实践得到确立，存在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这是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赔偿问题的国际法背景。
从条约义务看，中俄之间没有一个共同参加的有关跨界河流污染问题的多边环境条约。也就是说，对于俄国，我国并没有承担关于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的国家责任及其国家赔偿的条约义务。
此外，从政治上看，两国如果就松花江污染事件在国家责任和国家赔偿的层面上发生争端，将对中俄两国关系带来不好的影响。由此可见，选
择国家赔偿来最后解决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问题，无论在国际法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对中俄双方都不利。
（二）国际民事赔偿
在发生跨界污染损害时，尽管国家责任和国家赔偿的途径难以行通，但仍有必要对跨界污染损害的受害者予以赔偿。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将国家层面的赔偿问题转移到私人层面上，也就是说，以国际私法关系上的污染者与被污染者之间的国际民事责任上的赔偿取代国际公法关系上的国家责任上的赔偿。
但跨国因素的存在也引起了跨国民事诉讼特有的问题，主要包括法院管辖权、准据法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
法院管辖权的确定是审理有关跨国民事诉讼案件的前提条件，它直接影响案件的判决结果，对双方当事人利益攸关。在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的法院管辖权问题上，中俄两国的法律规定是一致的，并没有法律冲突。如果俄方就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提起民事诉讼，中俄两国的法院都有管辖权，原告可以向任何一方起诉。
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上，中俄两国在1992年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互助的条约》，两国承诺相互执行对方法院作出的判决，存在法律上的根本障碍。
跨国民事诉讼的关键在准据法。侵权行为地是各国确定侵权行为准据法的首要连接点。从我国和俄罗斯相关法律规定看，不论俄方是在本国还是在我国提起诉讼，中俄两国的法律都有可能成为准据法。但是，我国与俄罗斯在环境损害赔偿方面的规定却存在巨大的差别。首先，从2002年《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5条、第6条、第11条规定看，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国家权力机关和公民都有权向法院就违反环境保护立法造成的环境损害，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此外，《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78条把诉讼时效定为20年，远远超过我国1989年《环境保护法》设定的3年期限。也就是说，按俄罗斯法律，针对松花江跨界环境污染，在未来的20年之内，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受影响的州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当地居民随时可以向俄罗斯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
诉讼时效如此漫长，赔偿的利益相关方如此众多，赔偿的范围和额度又如此巨大，即使能得到执行，执行的效果相对其预期目标也必将有较大差距。更重要的是，中俄双方在环境标准上差别很大，我国环境水体的硝基苯标准比俄罗斯高十多倍。而这是争议的焦点所在，因为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构成条件之一是环境损害事实的存在，而判断的标准就是国家的相关环境标准。
松花江跨界污染事件如果依照俄罗斯法律，可以认为环境损害事实是存在的。如此则我国相关责任人理应为环境侵权行为承担包括赔偿在内的法律责任。但按我国的环境标准，并不存在环境损害。如此则可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46条第2款的规定，不作环境侵权行为处理。即使俄方就此作出判决，我国也可拒绝承认和执行。但如此可能影响两国之间的关系。从政治影响上看，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司法上的冲突，是不必要的，对两国都没有好处。因此，在一些涉及国际民事赔偿的关键法律问题上，中俄两国的法律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极大地削弱了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的国际民事赔偿的可行性。
（三）谈判与协商
在两国一致认可俄国受到的不利环境影响的前提下，怎样才能既对俄国受到的不利环境影响给予适当的补偿，又不引起两国间的司法争端呢？我们认为，外交解决方式中的谈判与协商是最好的选择。
谈判与协商是国际法主体为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议而进行交涉的一种方式。环境条约一般都将谈判与协商作为国际法主体之间解决争端的主要方式。
在国际关系中，外交解决的办法，特别是其中的谈判和协商的解决办法，是处理国际争端的首选办法。近年来，我国和俄国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了诸如边界划界问题等重大问题。两国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合作，为各自的国内发展创造了和平的环境。两国都受益于这种双边谈判和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两国没有必要把松花江污染事故的环境影响扩大到影响国家间关系的的层面，也没有必要借助以第三方介入为特点的裁判、调解等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两国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松花江污染跨界损害赔偿问题是较佳
的解决方式。实际上，在松花江跨界污染损害事件发生后不久，中俄之间就开始了频繁而有效的谈判、协商和合作。通过谈判和协商，本着睦邻友好的原则，双方互谅、互让，和平而妥善地解决松花江污染跨界损害问题，符合中俄两国的根本利益。
大气污染投诉主要是火力发电厂、钢铁厂、石油化工厂、水泥厂等工厂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烟尘、废气等有害物质问题，以及生活炉灶、采暖锅炉耗用煤炭产生的烟尘、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和焚烧秸秆产生的烟尘问题。水污染投诉主要是工矿企业废水的不合理排放、城市地面的污染物随地表流入水体造成的污染问题。对噪声污染的投诉主要是建筑施工的噪声问题，这与近年来市区房地产逐步升温密切相关。城市规划不周，新建工业区接近生活区，产生的工业噪声对居民的影响，以及娱乐业“三厅”噪声扰民问题也是噪声污染投诉的来源。固体废弃物污染投诉主要是工业、交通等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未妥善处理的采矿废石、选矿尾矿、燃料废渣、化工生产及冶炼废渣等，以及由此延伸的大气、水体和土壤污染问题。辐射污染投诉主要是广播电视发射塔的建设问题和高压输电线与高压电缆、高压升压站与降压变电站的污染问题。
造成环境污染投诉不断、数量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排污单位不遵守环保法规，没有办理环保手续就开工生产；有的是工矿企业没有配套污染防治设施，或防污设备损坏无法使用；有的是规划布局不合理，工矿企业离居民区过近。环境执法能力不足，相关部门配合不力，环保宣传教育不够，群众对某些问题不了解等，也是造成环境污染投诉的重要原因。
二、解决环境污染投诉问题的对策
为了及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从根本上减少环境投诉数量，需要着力做到以下几点：
（一）合理规划布局
明确住宅区、工业区、混合区等不同功能区的范围和布设要求，在规划住宅区和商业区时要充分考虑周边和区域内各种污染源对其生活功能的影响，并对周边可能存在的污染源作出限制性规定。
（二）多方齐抓共管
联合规划、环保、公安、工商、文化、城管等职能部门，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各种管理手段，全方位地进行管理，及时发现和解决出现的问题，并长期坚持，持之以恒。
（三）完善工作机制
要进一步明确行政处罚权限，完善各部门相互之间的执法协调和配合机制， 规范环境纠纷处理、事故处理程序、应急处置方案和人员管理体制，公开处理反馈承诺时限，充分发挥综合执法队伍的快速反应能力，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四）加大执法力度
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执法纪律的教育，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切实维护环境执法部门公正、廉明、高效的形象。要切实履行职责， 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敢于执法， 严于执法，排除各种干扰，坚决查处各种环境违法行为。
（五）强化公众参与
在现阶段，群众的环保意识较强，具有一定的环境法制观念。环境管理部门要提供更多的公众参与机会， 在制订有关政策、进行城市规划、审批建设项目时，采取多种形式，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正确的应尽可能予以采纳。
谢勇的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刘金梅告诉记者，作为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名律师，她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接听来自全国各地的污染受害者们的咨询，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每天打电话来咨询的受害者很多，然而很多人都把服务热线看作是一种举报方式，他们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直接去与相关部门接洽，帮他们把问题解决掉。”
“他们一方面害怕受到污染企业的报复，一方面不愿意承担动辄四五年的累诉之艰。”谈到我国鲜少有受害者提起环境诉讼的现状，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京慰告诉记者，“环境污染诉讼太难了，从搜集证据、到审理，每一个环节都充满艰辛，并且胜诉判决非常少，这些情况往往会让受害者们望而却步。”
事实上，尽管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对与环境侵权相关的举证责任分配、诉讼时效等早有规定，但环境诉讼在中国依旧困难重重。
行政诉讼往往是“必经程序”
在法庭提讼，常常有一个问题深深困扰着污染受害者们，那就是：如何证明污染企业有污染行为？
3月19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判决了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研究员陈立雯广州市环保局信息公开一案，认定广州市环保局逾期答复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同时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去年六月，为了促进李坑垃圾焚烧厂的公众参与监督工作，广州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李坑垃圾焚烧厂公众监督委员会。在监督小组成立不久后，李坑垃圾焚烧厂就不断爆出垃圾焚烧不彻底，还有大量塑料袋未烧尽，管道爆裂频发等问题。”陈立雯告诉记者，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一直在做因垃圾处理不当引发的污染问题的相关调查，为了解相关信息，他们向广州市环保局申请了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厂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等相关文件的信息公开。
由于广州市环保局始终没有给出满意的答复，陈立雯将其告上法庭。据了解，广州市环保局拒绝公开李坑垃圾焚烧厂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理由之一是：他们手中没有环评报告全本。
“作为李坑垃圾焚烧项目的直接监管者，在没有环保报告全本的情况下，他们监测数据的参照物是什么？他们如何判断监测数据是否合规？环评报告还有什么意义？”广州市环保局的拒绝理由让陈立雯很难理解。她说，诉讼只是公众推动垃圾焚烧信息公开的无奈之举，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她希望看到的是环保部门履行应有的责任，主动公开公民申请的信息。
“我国法律规定，环境侵权案件中的污染行为和损害后果需要由污染受害者加以证明。但是受害者们只能看到浓密的黑烟，闻到刺鼻的气体，他们不知道这其中究竟有什么污染物，法院也不会仅凭这些表面现象就判定被告企业有污染行为。”赵京慰告诉记者，污染受害者普遍要依靠向环保部门申请信息公开来证明被告企业存在排污行为，但这些信息环保部门往往不会轻易公开。
事实上，行政诉讼与环境诉讼之间早已形成了一种“不可说”的是伴生关系。尽管陈立雯提起这一行政诉讼的目的并非为了提起某个环境侵权诉讼，但从她的经历便可窥见污染受害者们在申请环境信息公开时的艰辛。
“几乎每一起环境诉讼都要附加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相关部门公开相关信息。”在刘金梅看来，行政诉讼已然成了环境诉讼的“必经”程序，一个案件至少会持续三到五年，这样“纠结”的诉讼往往会让受害人心力交瘁。
庭审就是一场“科学战”
实践中，许多原本愿意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受害者往往就是因为受不了这样的诉累而中途放弃。但他们却不知道，拿到监测数据仅仅只是这场维权之战的开端而已，接下来的诉讼会更加艰难。
“环保部门是公开了信息，但法律并没有规定他们要公开到什么程度，也没有规定由哪个主体对数据的准确程度负责核查，很多情况下我们拿到的数据都不超标，但企业排放的污水的色度和废气的浓度都很难让人信服这样的数据。”赵京慰告诉记者，我国目前没有对环境污染实行资质管理，尽管许多社会组织也在从事类似的监测，但他们的数据法院往往不会采信。
在他看来，环境诉讼的又一困难即在于：即便从环保部门拿到了相应的数据，有时也会派不上用场。“环境污染并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它与科技息息相关，很多情况下，环保部门都做无法面面俱到，受害者也很难证明究竟是哪一种污染物致其损害，这种污染物是否是被告企业排放。”
“一般而言，污染企业或是以自己是达标排污来辩解；或是以同一污染区内还有其他企业，污染物并非自己排放来辩解，但好在我国法律规定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企业有排污行为，且这一行为对受害者造成了影响，它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刘金梅告诉记者，环境维权如果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那么环境维权将会更加艰辛。
同时，环境污染还具有累积效应，许多因污染物带来的疾病要几年、十几年、甚至是二十几年才会病发，还有许多污染物会与其他污染物一起叠加给受害者造成损失。
实践中许多污染受害者都面临这样的困境，污染物对人体的影响都会有一定的潜伏期，并且对每个人的影响都不相同，污染受害者一般都不会直接将其所患疾病与污染企业直接画等号。
“由于无法精确测量当时当地的污染物及其浓度，专家们只能依据现有的数据进行推测，而这种推测的结论往往是一种或然性结论，这样的或然性结论往往会把庭审引向科学争论。”刘金梅告诉记者，环境损害分为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财产损害通常是指家禽、家畜、树木等动植物的疾病死亡，这样的损害因果关系通常较好鉴定；但人身损害却很难，诱发人体疾病的可能性非常多，双方往往都无法精确地证明。
很多情况下，环境诉讼都会演变为一场无休无止的科学争论：双方都会有自己的专家证人，但双方都无法还原当时的客观情况，无法对当时、当地情景下的污染物浓度进行精确测量，双方的专家证人都只能给出一个可能性的结论。
调解往往是最佳选择
事实上，正是由于污染受害者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困难，环境诉讼鲜有胜诉案例。
据刘金梅介绍，在她的环境诉讼案件中，与人身损害相关的案件几乎没有胜诉判决，与财产相关的案件则胜诉判决较多。“这是因为家禽、家畜、树木等动植物的致病、致死原因没有人体那么复杂。然而，这类案件的赔偿数额很少与实际相符，多数情况下都少得可怜。”
“我的环境诉讼多数以调解方式结案。一般来说，如果污染企业提出愿意调解，我都会建议当事人调解结案，因为环境诉讼常常会令受害者心力交瘁。”在赵京慰看来，环境诉讼往往会在鉴定上花费大量的钱财，多数情况下都会耗费三到五年的时间，而且最终不一定会得到胜诉判决，即使是胜诉了也不会拿到太多的赔偿。“倘若能与污染企业在诉讼之初就达成和解，受害者的利益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保护，也避免了后面的一系列烦恼。”
然而，并非所有的污染企业都愿意通过调解的方式结案。
4月19日，由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等机构提起的云南曲靖铬渣环境公益诉讼案，因被告云南省陆良化工有限公司和云南省和平科技有限公司拒绝签署调解书，由法院主持的调解谈判正式宣告破裂，案件即将进入庭审程序。
这一案件的背景是2011年云南省曲靖市爆出的“6・12铬渣倾倒”特大污染事件。案件到法院后，被告向法院和原先提出了调解结案的思路，后经法庭主持，双方达成了框架性的调解协议，并于2012年底签署了调解协议书。
根据该调解协议约定，被告要承担铬渣污染场地的环境修复责任，原告定期举行联席会通过公众参与监督和跟进被告环境修复的进度，同时建立共管账户作为环境修复的资金保证等内容。
然而，法院基于调解协议制作出正式的调解书后，被告就开始找各种理拒绝到庭签署调解书。4月18日，被告正式向法院表示，拒绝签署调解书。
采访中，许多采访对象都认为，由于污染涉及的范围较广，许多企业都不希望因为给一个受害者经济赔偿而招致更多的受害者来寻求赔偿，他们往往更愿意把案件拖入漫长的诉讼之中。
刘金梅告诉记者，她的另外一讼从立案至今已经三年有余，鉴定费用高达30多万，但法院至今只开过一次庭。“这对污染受害者而言是一种煎熬，这个过程中放弃的受害者不在少数。”调解结案的方式或许无法弥补污染受害者所受到的全部损失，但它却是我国当前环境诉讼现状下的最佳选择。
环境诉讼如何可持续
事实上，许多人都认为环境诉讼困境重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公民这个渺小的个体很难与经济实力雄厚的污染企业相抗衡。他们也将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看做是环境诉讼的一个新契机，因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乐观。
3月6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就山东潍坊昌乐县五图街道部分村庄地下水遭严重污染问题向潍坊市中级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但潍坊市中级法院始终以需要请示上级法院为由，没有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
据悉，在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生效前，中华环保联合会已在各地提起多起环境公益诉讼，并且基本是以胜诉结案。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案件无一不是在环保法庭审理，此次公益诉讼是中华环保联合会在普通法庭提起的第一起公益诉讼。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生态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朝霞认为，这起公益诉讼受挫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民事诉讼法》对公益诉讼只做了原则性规定，但对于哪些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法院如何管辖等问题却没有规定。“没有成形的标准、细则可依，法院自然不敢轻易受理。”
中图分类号：[TU984.11+5] 文献标识码：A
在现代社会，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责任社会化虽然在解决环境污染损害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并非解决环境污染损害的唯一途径。因此，在强化环境保护法的预防功能的同时，还应注重不可或缺的侵权法的二次规范作用。《侵权责任法》第8章对“环境污染侵权”作出了专门规范，其中第65条是关于环境污染责任适用范围的规定，即“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环境污染范围界定方式
由于侵权责任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其损害补偿功能，即对受到损害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给予某种适当的补偿，使其尽可能回复到受损害前的状态，因此侵权责任的认定均以损害为构成要件，无损害即无责任。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由于环境污染是导致损害结果的原因，因此界定环境污染的范围对认定环境污染责任至关重要。
从人与环境的关系看，环境损害可以分为“生活环境的损害”与“生态环境的损害”。前者是以环境为媒介给他人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或纯经济损失等；后者是指对土壤、水、空气、气候和景观以及生存于其中的动植物和它们相互作用的损害，是对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和凝载在生态环境上的社会公共利益人为的显著损伤。“生活环境的损害”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没有争议，但“生态环境的损害”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法律规定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但在《侵权责任法》正式颁布时，关于生态损害的规定又被删除，从而使环境污染的范围是否包含“生态环境的损害”仍然没有能够在立法上加以解决。
对环境污染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将《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污染”理解为包括生态环境才不至于与《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发生冲突，同时也与逐步扩大保护客体的侵权责任法的发展趋势相吻合。此外，环境保护法的规范并不足以应对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环境保护法》也不能取代《侵权责任法》在规制环境污染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将生态损害纳入《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的“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的范围是必要且合理的，再说这一观念已经为我国立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所认识并接受。
2对环境污染责任的解析
《侵权责任法》第8章的标题是“环境污染责任”。在对该标题的理解中，有学者提出存在3种理解可能：(1)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造成了权利人的利益损害；(2)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造成损害，而这种损害包括对权利人的利益损害，法律只要求行为人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中的权利人损害承担责任；(3)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了环境污染损害和权利人的利益损害，而所谓的侵权责任并不特指对权利人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而承担的责任，而是一般意义上的责任，相当于对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在我国，将标题理解为是对后面条款意旨的归纳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法律中的标题虽然对于相关法律条文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但毕竟只是理解法律条文的辅助资料，只有在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存在疑义时才有必要结合标题来进行解释。因此，对“环境污染责任”的理解完全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的具体规定来进行。
从《侵权责任法》第1条关于立法目的的规定看，充分保护民事主体享有的合法权益是该法最主要的目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对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进行了列举。
综上所述，“环境污染责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的污染导致他人的人身、财产权益损害而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只是造成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的污染，那么就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第8章规制的范围，而应当由环境保护法加以规制。对“环境污染责任”作如此界定，既可以发挥运用侵权责任手段保护环境和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积极作用，又能够避免侵权责任制度功能的不适当扩大，进而避免侵权责任法与环境保护法在适用中产生抵触。
3环境污染责任与不可量物侵害的关系
在发生不可量物侵害时，法律究竟应该提供何种救济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当前主要存在“侵权请求权说”、“侵害相邻关系说”和“物权请求权说”三种学说。由于相邻关系不是一种独立的物权类型，而是对不动产所有权或使用权内容的必要扩张或限制，因此，不可量物侵害不能产生独立的物权请求权，受害人也不能以相邻关系受到侵害为由寻求侵权责任法的救济。在不可量物侵害纠纷中，受害人事实上可以根据具体情形选择侵权责任请求权或物权请求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虽然各国在处理不可量物侵害纠纷方面存在差异，但无论是侵权请求权还是物权请求权均可作为解决不可量物侵害的途径。其实，在不可量物侵害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侵权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应当根据侵害发生的具体情形，承认物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的竞合。其中，在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行为人违反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造成一定的妨害或损害后果且这种不可量物的妨害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那么应当根据《物权法》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处理。如果不可量物的妨害超过正常人的容忍限度，造成受害人的损害，那么当事人可以在侵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中选择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佳救济方式。此外，依照《侵权责任法》第15条关于责任方式的规定可以看出，在物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除可以行使物权请求权外，还可以通过行使侵权请求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侵权责任法》第15条的规定对于不可量物侵害纠纷的处理同样适用。
结束语：环境受污染以后很难再恢复,环境污染行为严重影响人类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会给公众带来巨大的危害,而这种危害性可以持续几年甚至于几十年。借鉴英美法系的规定,在环境犯罪中实行严格责任不仅可以起到威慑作用,而且能够有效地预防和惩罚妨害公共利益的犯罪。鉴于环境犯罪的复杂性以及惩治环境犯罪的特殊性,我国应该在危害环境罪的刑事立法中引入严格责任这一形式。严格责任原则有助于增强排污者的责任感,也体现了我国环境保护以“预防为主”的重要原则。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