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丹仪，西安政治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诉讼法与军事司法。
在当今的司法实践中，一些当事人为达成私利，利用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以看似合法的形式恶意提起诉讼，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破坏了诉讼秩序，浪费了诉讼资源，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危害。鉴于恶意诉讼案件的发生呈上升趋势，新民事诉讼法中增改了一些条目，对恶意诉讼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制。如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及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恶意诉讼基本概述
（一）恶意诉讼的定义
新《民事诉讼法》虽然对恶意诉讼这一诉讼行为进行了法律方面的规制，但却并没有直接规定出恶意诉讼的概念。关于恶意诉讼的定义，我国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稿建议案第十五节第一百八十条对恶意诉讼部分的规定是：“故意以他人受到损害为目的，无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而提起民事诉讼，致使相对人在诉讼中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汤维建老师认为：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故意提起一个在事实和法律上无根据之诉，使受害人陷于不利司法境地、受到不利已甚至不公正判决，从而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诉讼行。也有学者认为，恶意诉讼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以侵害、恶意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目的，采取恶意串通、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伪造或编造证据等方式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利用恶意仲裁裁决、公证文书申请执行，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或执行，以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恶意诉讼是指主观恶劣，诉讼当事人希望通过“虚假”的事实关系、证据支持法律上无诉权的“诉讼”过程，以完成既定的目地需求的诉讼行为，旨在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和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恶意诉讼是一种不诚信诉讼行为。
（二）恶意诉讼的特征
虽然恶意诉讼的隐蔽性较强，取证工作较难进行，在司法活动中很难被直接识破，但是恶意诉讼行为的特征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的。恶意诉讼的一般特征可以概括为：
1.恶意诉讼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的，其行为是违法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
2.恶意诉讼的目的是侵占他人财产或非法牟利，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3.恶意诉讼的内容是指诉讼行为人采取事先恶意串通、虚构案件事实及法律关系、伪造证据等手段提起诉讼，或是利用恶意仲裁裁决，使法官及法院作出错误的裁判或执行，以诉讼的合法性掩饰其恶意非法目的。
4.恶意诉讼的结果是侵害了他人的利益，造成了司法资源浪费，损害了司法权威、扰乱诉讼秩序。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引入
（一）民事诉讼法引入诚实信用原则必要性
诚实信用原则原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现代法治社会中的一项基本法律准则，是民法中所最为推崇的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由道德规范转化为民法中的法律原则，再由民法中的法律原则演化为民事诉讼法中的法律原则，可以说是现代法律制度发展的规律性表现和必然产物。
纵观世界各国，诚实信用原则已成为多数国家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就我国而言，诚实信用原则加入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为实现民事诉讼的公正性、高效性和权威性提供了重要指导原则。特别是对于解决当事人滥用诉讼权致使法官法院办案负担增加，使得诉讼过程人为的复杂化，严重影响司法资源有效化以及诉讼公正与司法权威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现时期，全国每年的民事诉讼案件呈井喷式发展趋势，其中破坏诉讼秩序的现象也是日益严重，诚实信用原则的引入尤显重要。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价值
确立诚实信用原则，无论是在实践功能上，还是在社会功能上、价值功能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从实践功能来看，作为民事诉讼基本指导精神的诚实信用原则，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规制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防止诉权、审判权和诉讼辅助权的滥用。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禁止不正当诉讼行为、禁止滥用诉权、禁止作伪证、禁反言、禁止实施诉讼突袭行为、禁止扰乱诉讼秩序。而这些被禁止的行为恰恰都是恶意诉讼行为的突出表现；其次，从社会功能上来看，诚实信用原则对过度对抗状态有缓解的作用。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和法官都秉承诚实的态度参与诉讼活动，这不但符合和谐社会的司法需求，也是能够快高效快速解决诉讼过程中的各项纠纷，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法治的有效方法。最后，从价值功能上看，诚实信用原则保障了司法权威性。诚实信用原则对于诉讼当事人行使诉权进行了直接约束，而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实践基础――避免恶意诉讼
在司法实践中，恶意诉讼案件之所以能够得逞，正是因为当事人缺失诚实信用，利用司法权的被动性，以民事诉讼的合法性刻意隐藏和掩盖事实真相。新民事诉讼法中，修改了第十三条，将诚实信用原则纳入民事诉讼法，这对于从根本上解决恶意诉讼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事诉讼引入诚实信用原则的目的，正是要求当事人诚信参与诉讼，真实提供证据和真实陈述，禁止滥用诉讼权利，禁止恶意串通、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伪造或编造证据、进行虚假陈述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发生，规制其行使诉讼的行为；对于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恶意诉讼行为人，给与相应的惩罚，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同时，诚实信用原则也制约了审判权的滥用。法官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拥有巨大权力，法官诚信意识不强时，极可能会出现收贿受贿、徇私舞弊等现象的发生，使得法官无法保持其中立性，导致制约当事人诉讼权，甚至滥用审判权现象的发生。诚实信用原则的引入，使得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整个过程中的行为都将得到制约，使其合法合理的行使审判权和自由裁量权。这将增强当事人与法官的信任感，减少当事人对法律的不信任感，缓解过度对抗的状态，使得当事人能够不再“不择手段”的进行诉讼活动。
三、诚实信用原则对民事恶意诉讼的规制
诚实信用原则在解决恶意诉讼问题上，主要应用在对诉权滥用问题的规制、对当事人如实陈述和提供证据义务的规制以及恶意诉讼行为的规制上。
（一）诚实信用原则对诉权滥用问题的规制
1.在诉讼程序启动前，也就是当事人希望启用诉讼权利之时，应使当事人清楚新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清楚恶意诉讼行为的特征和表现，清楚发生恶意诉讼行为的后果，打消部分当事人利用恶意诉讼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同时应加强普法教育宣传，使普通群众能够了解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重要性，并且认识到恶意诉讼、滥用诉权行为危害性。
2.诉讼程序启动后，司法部门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严格证据审查，坚持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特别是要根据恶意诉讼的特征，加强对恶意诉讼行为的审查。发现恶意诉讼行为时，司法部门有权驳回滥用权利当事人的起诉。法官也不应当忽略对于调解协议的审查，因为很多恶意诉讼当事人都是利用人民调解、仲裁调解来制造恶意民事诉讼案件。为达成诚实信用原则对诉权滥用问题规制的实效，我国可借鉴国外相关规定，设立相关具体的制度规范。
（二）诚实信用原则对当事人如实陈述和提供证据义务的规制
1.立案侦查阶段，应要求原告或申请执行人作出诚信诉讼的承诺，包括遵循事实不得编造事实情节、不得作出虚假陈述、不得虚构案件等内容。对于一些已表现出某些恶意诉讼特征、但无法确定的案件，应要求案件当事人写出诉讼真实承诺书，明确恶意诉讼面临的法律制裁，起到震慑作用。
2.司法部门应秉承诚实信用原则，加大对当事人陈述和提供证据的审核力度，通过传唤当事人参加询问等方式识别恶意诉讼案件，重点发现捏造案件事实、伪造或编造证据、进行虚假陈述等行为是否存在。一些恶意诉讼案件，由于原被告主观上存在明显的非对抗性和何谋性，提供的证据通常也不能完全证明整个案件事实真相，甚至提供虚假证据。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禁止虚假自认对方提出的不利与己的主张和陈述、禁止当事人提出前后矛盾的主张。
（三）诚实信用原则对民事恶意诉讼行为的规制
首先在立法中应该明确违反当事人如实陈述义务的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全国最高的司法机关，应该及时发挥作用，把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准则，出台司法解释来弥补在解决新问题时出现的各种漏洞。当发现恶意诉讼案件时，人民法院应立即启动恶意诉讼的再审程序，驳回恶意诉讼行为人的起诉，撤销原生效裁判文书，并制裁恶意诉讼行为人。要求其赔偿损失，并处以罚金，如若情结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至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其次可以建立不诚信者名单备案，对其代理律师也进行备案记录。对于相关律师执业者也要进行具体规定，加大警示力度。
一、非讼程序的概念与分类
非讼程序， 是指法院用以解决民事非讼案件的审判程序， 它是民事审判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处理的民事案件， 在性质上可区分为诉讼案件和非讼案件两大类，诉讼案件是指双方当事人对于诉讼标的存在民事权益争议并请求法院予以裁判的案件； 非讼案件则是指利害关系人或起诉人在没有民事权益争议的情况下， 请求法院确认某种事实和权利是否存在， 从而引起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案件。由于案件的性质不同，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前提及目的不同， 因而程序的具体设置也就必然不同。诉讼案件与非讼案件的客观存在， 是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设立的客观基础， 法院处理诉讼案件适用通常诉讼程序， 处理非讼案件则适用非讼程序。
从民事诉讼立法上考察， 非讼程序这个概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立法上， 其内涵及适用范围是不同的。1932 年公布的旧中国民事诉讼法中， 第五编“特别诉讼程序”规定了非讼程序， 其内容包括督促程序、保全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人事诉讼程序。其中人事诉讼程序包括了婚姻案件程序、亲子关系案件程序、禁治产程序、宣告死亡案件程序等。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民事诉讼法， 即《民事诉讼法（试行） 》第12 章规定了特别程序， 专门用于解决非讼案件， 其中包括了审理选民名单案件、宣告失踪人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行为能力案件、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的程序。而1991 年4 月9 日颁布的现行民事诉讼法在此基础上， 又在特别程序一章中增加了审理宣告公民失踪案件、认定公民限制行为能力案件的程序。在特别程序之外， 新增加的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 实际上也属于非讼程序。现行的日本民事诉讼法在“特别诉讼程序”一章中， 则规定了大规模诉讼程序、简易法院诉讼程序、票据、支票诉讼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督促程序[ 1 ].
从理论上科学界定非讼程序， 应当确立两个基本前提。首先， 非讼程序是相对于诉讼程序而言的， 它是民事审判程序的一种， 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是民事审判程序的基本分类[ 2 ] （p. 713） ， 因此， 非讼程序具有作为民事审判程序的一般属性， 即法院通过行使审判权对申请人提出的非讼请求作出裁判； 其次， 非讼程序的设置， 体现了程序设置与解决民事案件需要的适应性， 它与通常诉讼程序一样， 都有着各自需要通过法院审判来解决的问题， 因此， 非讼程序也具有自身所特有的审理对象、原理、规则等特殊的属性。非讼程序的一般属性， 决定了它作为民事审判程序所处理的案件， 是由民事实体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所引起的， 即该法律关系具有“民事性”， 并应与人身权、财产权有关。非讼程序的特殊属性使其有足够的理由在民事审判程序中独立存在并发挥其独特的功能， 而决定非讼程序这种特殊属性的根本原因， 在于它所处理的民事案件的非讼性质。
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已走过了十几个春秋， 回顾改革的具体内容， 民事诉讼程序从理念、原则到具体制度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触动，近十年来相关的司法解释无不记载下了这些改革的成果。然而， 与此十分不相称的是， 作为民事审判程序重要组成部分的非讼程序却始终远离改革。在理论研究和立法上， 非讼程序也明显落后于诉讼程序。事实上， 司法改革的根本依据应当是以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基准， 再造科学的、现代化的民事审判程序与审判制度。市场经济对民事案件种类、数量、性质的影响是全面的， 只关注诉讼案件和诉讼程序， 忽视非讼案件和非讼程序， 势必会影响司法解决民事案件的功能的整体发挥。在目前酝酿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的背景下， 正视并致力于非讼程序的建设，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非讼程序的适用范围
世界各国的民事诉讼法一般都设有非讼程序， 以审理一些特殊类型的案件。但在非讼程序的适用范围方面却有较大的差异。世界各国的民事诉讼法， 一般都把认定公民失踪和宣告失踪人死亡、公民行为能力受限或无行为能力、财产无主等案件， 列入非讼程序的适用范围。此外， 有些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将丢失不记名凭证的复权（公示催告程序）、遗嘱文件的验证、死者或无行为能力的人财产的管理、婚姻亲子关系案件等也列入适用非讼程序的范围。总之， 外国民事诉讼法中非讼程序的适用范围是比较广泛的[ 3 ].根据以上对非诉讼案件和非讼程序概念的界定，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符合这一特征的程序包括民事诉讼法第15 章、第17 章至19 章规定的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
民事诉讼法第15 章规定的特别程序， 是传统的、典型的非讼程序， 从理论上讲是狭义的非讼程序。适用该程序的案件包括： 选民资格案件； 宣告公民失踪、死亡案件； 认定公民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案件； 认定财产无主案件。其中选民资格案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非讼案件， 首先它不具有“民事性”， 涉及的不是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 而是选民的选举资格以及正常的选取秩序； 其次， 选民资格案件因具备双方当事人（起诉人与选举委员会） 而不具备非讼案件的基本特征， 因此民事诉讼法将其规定在特别程序中， 只是立法技术的需要， 而缺乏理论上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这种公法性质的纠纷应单列出去。其他几类非讼案件为典型的非讼案件， 符合非讼案件的特征， 应当适用特别程序审理。
现行民事诉讼法新增设的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 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民事诉讼制度与之相适应的产物， 是完善诉讼制度以丰富解决民事案件手段及途径的体现， 被称之为现代的非讼程序； 从其适用范围及理论上表述， 应为广义的非讼程序。由于其适用于解决案件的非讼性， 与之相适应的程序也带有明显的非讼性。督促程序以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争议为假设前提， 规定债权人可以依法申请法院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 如果债务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出异议， 支付令即可产生与生效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反之， 如果债务人对支付令提出了有效异议，“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争议”的假设前提便不复存在， 案件的非讼性质便转化为诉讼性质， 债权人和债务人若要继续请求法院解决他们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就只能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公示催告程序是票据的最后持有人在票据被盗、遗失或灭失后， 通过申请法院公示催告、宣告票据无效并恢复票据权利的程序。该程序不具备双方当事人， 没有民事权益之争， 将程序建立在对票据权利没有争议的基础上， 如果有利害关系人在公示催告期间申报权利并提出了与申请人对立的主张， 公示催告程序便告终结， 票据纠纷的双方要解决争议，就只能提起通常诉讼程序请求法院解决。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也具有明显的非讼性， 它是国家解决特殊债权债务关系的特殊手段， 这一程序并不对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作出审理和裁判， 不解决债权债务纠纷， 而是以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争议为假设前提， 以清算破产企业财产来偿还全体债权人的债权为目的。在这个过程中， 为保障全体债权人公平受偿， 解决个别债权人与破产企业之间民事纠纷的诉讼程序、保全程序、执行程序必须终止， 体现出明显的非讼性。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现有的规定， 我国非讼程序的适用范围比较有限， 与客观的现实需要存在一定的差距。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相比，在解决民事案件上有其独到的功能， 非讼性质的案件以及可以用非讼程序解决的案件适用非讼程序处理， 不仅符合程序的设置与案件解决相适应的诉讼原理， 而且也能够保障公正与效益价值目标的实现。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还有一些类似于上述立法上规定的非讼案件未列入非讼程序的适用范围， 例如， 指定和撤销监护案件、商事性质的非讼案件等。目前对这些案件的处理要么比照民事诉讼法第15 章规定的特别程序解决， 要么仍适用通常诉讼程序解决， 既缺乏法律依据， 也未能很好地发挥非讼程序的功能， 甚至使我国的民事审判程序呈现出某种不协调， 这些都还有待于从理论上深入研究， 从立法上加以完善。
三、我国立法上非讼程序的共同规则
依非讼程序审理的非讼案件， 不是解决民事权利义务争议， 也不具备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与起诉人启动程序的目的， 是确认某种法律事实是否存在， 确认某种权利的实际状态。针对非讼案件的这些特点， 民事诉讼法除规定了每一种非讼案件的审理程序外， 还规定了一些共同规则。这些规则是——
1 优先适用非讼程序
非讼程序是相对于通常诉讼程序而言的，我国的非讼程序是对法院审理各种非讼案件所适用的程序的总和， 不同的非讼案件适用的具体程序也不同。可见， 非讼程序具有“特别法”的性质， 应当优先适用， 只有在非讼程序没有规定的情况下， 才适用民事诉讼法的其他规定， 例如回避、期间、期日、送达的规定。这一规则同时意味着， 法院在适用非讼程序审理非讼案件的过程中， 如发现有民事权益争议， 应当裁定终结非讼程序， 并告知利害关系人另行起诉。民事诉讼法第160 条、第162 条等条文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2 审判组织适用非讼规定
按照非讼程序审理案件， 审判组织原则上采用独任制， 只有选民资格案件和重大疑难的非讼案件， 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 才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这是因为非讼案件一般比较简单， 请求解决的事项单一， 有关法律规定了较为明确的条件及处理原则， 法官依此审理和裁判的难度不大， 独任制一般能够保证办案质量。
3 非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
按照非讼程序审理案件， 实行一审终审， 判决书一经送达， 立即发生法律效力， 申请人或起诉人不得提起上诉。不论哪一种非讼案件的审理程序， 均未设置上诉审， 这是案件的非讼性质决定的。判决依申请人的申请作出， 无必要为此再设置上诉程序， 如果在程序进行中出现了与申请人持对立主张的人， 那么非讼程序通常要终结， 然后按通常诉讼程序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执。
4 案件审结期限较短
按照非讼程序审理案件， 审理期限一般较短。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除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外， 人民法院审理其他非讼案件的期限都较短， 例如， 选民资格案件， 必须在选举日前审结； 宣告公民失踪、死亡等非讼案件， 应当自立案之日起1 个月内或者公告期满后1 个月内审结。督促程序更是以简洁、快速地解决债权债务问题为其特点的。
5 实行特殊的诉讼费用规定
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按民事诉讼法第15 章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 一律免交诉讼费用。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则只需交纳程序申请费100 元； 申请破产还债则不需要预缴诉讼费用， 破产费用从破产财产中拨付即可。对于非讼案件未像诉讼案件那样收费， 主要是因为非讼案件只是确认一种法律事实， 不解决民事权益之争， 申请人请求法院确认某种事实， 并不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因此理应与诉讼案件采取不同的诉讼费用规定。
四、非讼程序的法理研究
从理论上讲， 诉讼案件与非讼案件性质及特点不同， 因而决定了法院审理诉讼案件与非讼案件的程序、目的、方式、原则也必然不同。对此，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对非讼程序的一些特殊规则作了必要的规定， 但理论上对此研究不够， 呈现出通常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的程序理论发展失衡的状况。对非讼程序的法理进行总结与研究， 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发展的需要， 同时也是进一步完善我国非讼程序立法的重要前提。
关于处理非讼案件的非讼程序具有何种性质， 国外程序法理论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 非讼程序具有形成司法秩序的性质； 有认为它具有预防私法上权利纷争的性质； 还有人认为它具有司法行政性质[ 2 ] （pp. 7182719）。总之， 与通常诉讼程序在性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 因此， 非讼程序在原则与制度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采取职权原则
职权原则与当事人处分原则相对应。处分原则是通常诉讼程序的重要原则， 它包括诉讼中对立着的双方当事人均享有处分自己民事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实体权利即在诉讼中的当事人可决定实体法层面上的各种事项， 如是否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行使审判权范围有多大、能否接受法院调解以及是否与对方当事人和解等等； 处分诉讼权利即当事人有权决定程序法层面上一些事项， 如是否起诉、是否提出管辖异议、是否提出回避申请、是否撤诉、是否上诉和申请再审等等。在诉讼程序中， 处分原则的确定及其适用受私权自治原则的决定与支配。而在处理非讼案件的程序中， 不存在私权之争以及对立着的双方， 非讼案件往往直接涉及的是他人权益甚至公益， 申请人或起诉人无权行使实体法上的处分权， 案件的审理范围、裁判依据的证据以及裁判结果， 均由法院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依职权进行审理并作出决定。程序的进行也主要由法院控制， 利害关系人或起诉人对程序的控制作用仅体现在非讼程序的启动上。另外， 依法提出的撤回程序的申请， 也应准许。
2 书面审理兼言词审理原则
书面申请与言词审理相对应。言词审理原则是通常诉讼程序所采用的一项重要原则， 它要求诉讼主体的任何诉讼行为， 均应采用口头方式表达， 否则不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这一原则体现并贯彻了诉讼程序的公开性、民主性， 适应了对立着的私权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对程序公正的追求， 同时也保障了法官在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与辩论的基础上明辨是非、形成心证。而在非讼程序中， 非讼案件不具备对立着的双方当事人， 也无私权之争， 客观上不存在法官听取双方辩论与陈述的可能， 法官只需在申请人或起诉人提供的书面材料及有关证据的基础上依法进行形式审查， 并且按照非讼程序设置的具体步骤（如公告、送达等） 完成审判行为， 即可达到非讼程序设置的目的。当然， 在非讼程序中， 书面审理原则并不绝对排除言词原则， 在选民资格案件、破产案件的审理中， 言词原则的适用也是有意义的， 因此总体上讲， 非讼程序以书面审理为原则， 以言词审理原则为补充。
3 不采取公开审理原则
在诉讼程序中， 公开审理原则与言词原则紧密相连， 而不公开审理原则与书面审理密切联系。公开审理是通常诉讼程序中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 其立法价值主要在于保障诉讼程序的公开、透明， 使法院的审判活动置于当事人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 保障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能够通过行使诉讼权利保护实体权利， 获得公正的裁判结果。而在非讼程序中， 非讼案件只有一方当事人， 不存在诉讼案件那样的实体利益的对立， 法院审理非讼案件只需依照一方的申请及相关的书面材料， 依照实体法的相关要求及必要的程序要件， 即可作出某种事实及权利是否存在的裁判， 因而非讼程序一般采取书面审理方式， 实行不公开审判的原则， 这样做不仅符合非讼案件审理上的特点及要求， 而且能够满足高效、快速地确认非讼争议的某种事实及权利状态的设立非讼程序的目的及要求。
4 证明及证明标准规则
依通常诉讼程序审理民事案件， 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以及严格的证明标准， 这是诉讼结构的模式及双方当事人实体利益上的对立、对抗所决定的。而在非讼程序中， 当事人并未提出实体权益争议意义上的主张， 因而当事人只需提供满足其非讼请求的书面材料， 而并非要求其证明某一事实确实发生和存在， 例如， 申请宣告公民死亡的利害关系人， 只需提供该公民有失踪的事实并已达到法定年限的材料， 而不必提供该公民确已死亡的证据。依非讼程序审理案件采取职权原则而非当事人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 因而在审理过程中， 除当事人提供必要的证据材料外， 法院也可以依职权调查证据及有关事实， 并大量使用推定的方法对有关法律事实及权利状态作出确认判决。由于非讼程序所要解决的问题比较单纯，案情明确， 问题集中， 其证明活动及负担大为减少， 这决定了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必须采用与通常诉讼程序不同的规则。
综上所述， 非讼程序与通常诉讼程序的设置， 应当反映民事案件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特定案件与特定程序的本质联系以及对应关系。并从理论上对非讼案件和非讼程序作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 以促使程序理论尤其是立法的完善。
五、非讼程序的立法完善
根据非讼案件的性质和非讼程序的基本理论， 反思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笔者认为， 民事诉讼法在修改时应当从内容到体例结构上对非讼程序作全面修订。
从内容方面看， 民事诉讼法应重点调整非讼程序的适用范围。首先， 将不属于非讼案件的选民资格案件从现行法中删除。如前所述 选民资格案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非讼案件， 首先它不具有“民事性”， 与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无关； 其次， 选民资格案件因具备双方当事人（起诉人与选举委员会） 并且有争议， 因而不符合非讼案件的基本特征， 因此将其作为非讼案件规定在特别程序中， 缺乏理论上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这种公法性质的纠纷应单列出去。
关于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含义，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是指反映行政诉讼基本特点和一般规律，贯穿于行政诉讼活动整个过程或主要过程，指导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诉讼行为的重要准则。”[1]（2）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指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反映行政诉讼的基本特点，对行政诉讼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体现并反映行政诉讼的客观规律和法律的精神实质的基本准则。[2]（3）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反映行政诉讼法本质要求，表现行政诉讼法各种制度和具体规则间的内在关系，指导行政诉讼活动基本方向和基本过程，调节基本行政诉讼关系的概括性法律规则。[3]（4）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是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贯穿于行政诉讼的主要过程或主要阶段，对行政诉讼活动起支配作用的基本行为准则。[4]（5）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是指行政诉讼法总则规定的，贯穿于行政诉讼活动整个过程或主要过程，调整行政诉讼关系，指导和规范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诉讼行为的重要规则。[5]（6）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是指反映着行政诉讼的特点，对行政诉讼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在审理和解决行政案件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6]（7）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是在行政诉讼的整个过程中起主导、支配作用的规则，它反映着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精神，是行政诉讼法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7]
分析学界的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从中可以发现一些共同之处：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是基本行为准则；贯穿于行政诉讼整个过程或主要阶段；对行政诉讼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反映行政诉讼基本特点或一般规律或精神实质。存在分歧或不一致之处包括：（1）有的使用“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有的使用“行政诉讼法基本原则”；（2）有的认为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是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有的认为是由行政诉讼法总则规定的，有的没有指明是由什么法规定的；（3）有的强调行政诉讼基本原则调整行政诉讼关系、指导和规范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诉讼行为，有的强调在审理和解决行政案件过程中必须遵循。
关于以上三点分歧，本文认为：（1）行政诉讼基本原则与行政诉讼法基本原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对行政诉讼活动具有指导作用的基本准则，后者是对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全过程具有指导作用的基本准则，但二者有密切联系，在具体内容上有重叠之处。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行政诉讼基本原则，不讨论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2）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是由宪法和法律共同规定的。由于法律是按照宪法的原则或规定来规定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因此，认为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是宪法和法律或法律规定的在具体操作中不会产生差异，但从理论上讲，宪法当然应当规定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法律也应当符合宪法的这种规定，因此，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是由宪法和法律共同规定的。但这一问题实际上是解决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来源，而不是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本质属性，因此不适宜放在定义中。（3）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是各方主体在各种活动中均应遵循的准则，不仅仅是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要遵循，因此，它是指导和规范行政诉讼法律关系各方主体诉讼行为的准则。
根据以上分析，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是指反映行政诉讼基本特点、一般规律与精神实质，贯穿于行政诉讼整个过程或主要阶段，对行政诉讼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行为准则。这一定义具有以下几个基本含义：（1）行政诉讼基本原则反映了行政诉讼基本特点、一般规律与精神实质，不能充分反映行政诉讼基本特点、一般规律与精神实质的原则就不是行政诉讼基本原则。（2）行政诉讼基本原则贯穿于行政诉讼整个过程或主要阶段，只贯穿于行政诉讼部分过程或次要阶段的原则就不是行政诉讼基本原则。（3）行政诉讼基本原则对行政诉讼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那些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就不是行政诉讼基本原则。
二、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确立依据
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确立依据也就是研究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方法，即如何在纷繁复杂的行政诉讼原则中找到基本原则，如何抽象概括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关于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确立依据，学界尚没有对此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许多行政诉讼法的著作没有相关的论述，有论述的也十分简单。而这一问题实际上是研究行政诉讼基本原则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没有确立依据实际上就无法得出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具体种类，确立依据不明确或不统一就会导致学者所确立的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具体种类的不一致。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于深化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理论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确立依据，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源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和学者根据案例和法律进行的理论概括。[8]（2）既要考虑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诉讼活动的内在要求，也要反映行政诉讼的价值追求，并服务于行政诉讼的目的。[9]（3）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确定以行政诉讼活动的内在要求为出发点，而对行政诉讼内在要求的揭示应当建立在对行政诉讼特殊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10]
结合学者对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定义和归纳、概括，可以发现学者们确立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根据行政诉讼法总则的规定来概括和归纳行政诉讼基本原则，一是脱离法律的具体条文规定，而对行政诉讼基本原则进行学理上的抽象概括。[11]
从理论上讲，研究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学理概括，一是法律规定。二者即有区别也有联系，从区别来讲，前者主观能动性体现得较多，主要体现学者对于行政诉讼基本特点和精神实质的理解，后者客观实在性体现得较多，主要体现立法者对于行政诉讼基本特点和精神实质的理解。二者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学理概括不能脱离实定法的规定，在法律明确规定了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学理概括不能违背法律的规定；法律规定实际上是学理概括在立法中的体现，法律规定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充分吸收学界的研究成果，在法律没有规定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则只能靠学者根据法律的一般规定进行学理概括了。
由于我国是大陆法的传统，基本原则一般都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因此，研究行政诉讼基本原则应以概括法律的规定为主，以抽象的学理概括为辅。在概括法律的规定中，仍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是从宪法和法律中还是仅仅从行政诉讼法中来概括行政诉讼基本原则。从理论上讲，宪法和法律中都可能规定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必须符合宪法的一般规定，因此，概括行政诉讼基本原则当然应当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概括。从实际操作上来讲，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已经把宪法和其他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的基本原则都具体化为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因此，仅仅研究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就足以概括我国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基本原则。
三、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具体种类
由于学者们所理解的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含义有所不同，也由于学者确立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依据不同，因此，学者们所概括的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具体种类也有所不同，但同时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因此，学者的概括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相同的。学者们对于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概括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对于行政诉讼特有原则的概括上，对于诉讼的共有原则的概括基本上是一致的。
关于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种类，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包括：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原则；当事人诉讼法律地位平等原则；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辩论原则；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原则；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则。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基本原则就包括以上这些。[12]有学者提出了当事人诉讼权利平衡原则；行政被告不得处分法定职权的原则。[13]有学者提出了保障相对人充分有效地行使诉权的原则；被告负举证责任原则；人民法院享有司法变更权原则；起诉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执行原则；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原则。[14]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人民法院特定主管原则；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依法灵活设定原则；人民法院部分管辖原则；司法最终裁决原则等。[15]另外，有学者采用学理概括的方法，得出了行政诉讼的四大基本原则：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给予公民权益以特殊保护；适当考虑公共利益的需要；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审理行政案件。[16]
概括行政诉讼基本原则既需要考虑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确立依据，也需要考虑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特征。从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确立依据来看，学理概括的方法有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从基本原则法定性、明确性的要求出发，使用抽象的学理概括的方法很难与法律所规定的基本原则相协调，很难在学者中达成共识，因此，本文仍采用法律规定的方法来探讨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但并不否认学理概括的方法具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
上文在分析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定义的过程中分析了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三个基本特征，在研究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过程中就必须以这三个基本特征为标准来衡量某一原则是否是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学者所提出的“当事人诉讼权利平衡原则”实际上可以概括在当事人诉讼法律地位平等这一原则中，“行政被告不得处分法定职权的原则”仅仅是对行政诉讼被告一方的要求，并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因此不是基本原则：“保障相对人充分有效地行使诉权的原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原则，其具体内容体现其他的各项基本原则之中，如将其作为基本原则则很难处理它与其他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人民法院享有司法变更权原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原则，它仅对法院具有指导意义，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而且并没有贯穿于行政诉讼的整个过程或主要阶段：“起诉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执行原则”也是一个具体的原则，它仅适用于起诉阶段，并非贯穿于行政诉讼的整个过程或主要阶段，也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被告负举证责任原则”也是一个具体原则，它仅适用于举证责任的处理阶段，并非贯穿于行政诉讼的整个过程和主要阶段，也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原则”也是一个具体原则，仅对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具有指导作用，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人民法院特定主管原则”也是一个具体原则，仅对解决人民法院的主管问题具有指导作用，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也没有贯穿于行政诉讼的整个过程或主要阶段：“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依法灵活设定原则”实际上是解决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关系的原则，并不是行政诉讼的原则。学者普遍公认的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原则之所以是基本原则，是因为它体现了我国行政诉讼的基本特点与精神实质，贯穿于行政诉讼的整个过程，对行政诉讼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符合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三个基本特征。
综上，行政诉讼共有八个基本原则：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原则；当事人诉讼法律地位平等原则；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辩论原则；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原则；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则。
四、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分类
分类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研究方法，分类的目的在于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类型化，从而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与逻辑结构。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进行不同的分类，这些不同的标准分别有其适用的领域，也分别有其独特的价值，下面着重探讨几种比较有理论价值的分类方法。
1.根据基本原则反映行政诉讼特殊性的程度，可以把基本原则分为诉讼的一般原则与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行政诉讼的一般原则是指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都适用的基本原则，或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都适用的原则。特有原则是行政诉讼所特有的，与刑事、民事诉讼特别是与民事诉讼相区别的基本原则。[17]一般原则一般规定在宪法和法院组织法中，当然也规定在三大诉讼法之中，行政诉讼特有原则只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根据学界的一般观点，行政诉讼的一般原则包括：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原则；当事人诉讼法律地位平等原则；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辩论原则；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原则。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则。区分一般原则与特有原则的意义在于：（1）明确这些原则的适用范围与领域，一般原则适用于诉讼的一般领域，行政诉讼特有原则只适用于行政诉讼领域；（2）明确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侧重点，行政诉讼法学所研究的重点是一般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特殊性以及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对于那些与其他诉讼中相一致的一般原则可以作为研究的非重点；（3）明确这些原则的作用与意义，一般原则反映诉讼的一般特点，特有原则则反映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只有特有原则才能把行政诉讼与其他诉讼相区别，才能凸显出行政诉讼的精神实质。
2.根据规定基本原则的法律的不同，把基本原则分为宪法、组织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其他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三大类。[18]宪法和组织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就是诉讼的一般原则；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原则除了一般原则以外，就是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则除了一般原则以外，就是民事诉讼的特有原则；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则除了一般原则以外，就是刑事诉讼的特有原则。这种分类方法与第一种分类方法在结果上是一致的，只是二者分类的标准或者说是分类的视角不同。
3.根据基本原则所规范的主要主体之不同以及其所发挥职能的不同，可以把基本原则分为审判原则与诉讼原则。审判原则是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诉讼原则是原、被告在进行诉讼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由于基本原则对于各方主体均有指导意义，因此，这种区分是相对的，即着眼于基本原则所规范的主要主体与其所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审判原则包括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原则；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则。诉讼原则包括当事人诉讼法律地位平等原则；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辩论原则。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原则比较特殊，可以作为单独的一种原则-检察监督原则。
五、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内容
行政诉讼的八项基本原则，其中有七项是诉讼的一般原则，有一项是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重点是一般原则中具有行政诉讼特色的内容以及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基于这一观点，本文重点探讨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和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则。
（一）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
《行政诉讼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完整准确地理解这一条的规定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1）这里所谓的独立是否仅仅指独立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2）独立的内涵是什么？（3）人民法院与人大、党委、检察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下面分别对这几个问题进行分析。
1.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指人民法院不受任何机关的非法干涉，不仅仅是独立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而是独立于一切个人和组织，包括人大、党委和检察院等。关于这一点，学界基本上持相同的观点，如有学者认为：“虽然行政审判要接受国家权力机关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但为确保行政审判的独立，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和新闻舆论的监督都不得提前介入。”[19] “无论是党的领导，还是权力机关的监督，都不能直接干预法院对具体案件的处理。”[20]但法律如此规定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以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仅仅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其他机关的干预不在法律禁止之列。因此，从法律表述严谨和避免产生误解的要求出发，在以后修改法律的过程中应该对这一条进行修改，以使其含义更具体、更明确。在行政诉讼法起草过程中，曾有人提出将这一条作更具体明确的表述，这个意见未被采纳。使用现在的表述，主要出发点是考虑与宪法的提法保持一致。[21]
2.“独立”至少包括以下内容：（1）独立的主体是人民法院，而不是法官或审判庭；（2）独立的相对方是指除审理案件的法院以外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包括人大、党委、政府、检察院以及上级法院；（3）独立的时间是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在审理案件之前和审理案件之后，人民法院都不享有针对此案件的独立权；（4）独立必须“依法”。
3.人大、党委、检察院、上级法院与法院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22]它们对法院审理案件的监督活动必须在法院审理案件之后，即只能进行事后监督，而不能进行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因为监督的目的在于纠正法院审判的不公，在事前和事中根本谈不上公与不公，没有监督的余地。
（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行政诉讼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理解这一条规定的内涵必须明确“事实”和“法律” 的特定含义。
1.关于“事实”的含义可以有三种理解：（1）行政机关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根据的原始的客观情况；（2）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这一客观情况；（3）包括以上两种事实。学界大多数学者持第一种观点，也有学者持第三种观点。[23]本文认为，法院审理案件的重点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因此，法院所关注的事实首先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这一客观情况，其次才是原始的客观情况。如果根据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这一客观情况就能解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就没有必要关注原始的客观情况。比如法院要求被告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证据，在被告提交不出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可以直接判决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没有必要审查原始的客观情况如何。对此，有学者指出：“‘以事实为根据’应当理解为以行政机关在诉讼过程中提交的证据事实为依据。以此来判断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是否存在。这里不能理解为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根据。”[24]这里所持的实际上是第二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在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件的情况下，法院就必须根据客观事实来判断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这是就需要深入到原始的客观情况之中来进行判断。因此，这里的“事实”包括两个方面的事实，但这两方面的事实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在根据第一层次的事实就可以解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时，就没有必要探究第二层次的事实了。因为，行政诉讼所要解决的是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而不是对原始事实的处理问题。
2.关于“法律”的含义可以有两种理解：（1）广义理解，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理等法律规范；（2）狭义理解，仅仅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学界一般认为应作广义理解，也有学者认为应作狭义理解。[25]《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根据这一条的规定，这里的法律应指广义的法律。具体的行政行为只要符合广义法律中的任何一条规定，就应认定其合法性。有学者指出：“法规、规章如果与法律相抵触，人民法院只能依据法律，适用法律。否则就会导致法制的混乱。”[26]这一观点是十分正确的，但由这一点并不能得出“以法律为准绳”中的法律是指狭义的法律。当然，从中我们也发现了我国法律的某些规定的不严谨，以及在我国尚未建立宪法诉讼或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审查的情况下，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必须通过一些不是十分规范的途径来解决。
（三）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原则
《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一条规定相当原则，准确理解这一条的规定需要明确以下两个问题：（1）实行法律监督的对象是什么？（2）实行法律监督的方式是什么？
关于法律监督的对象，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包括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的诉讼活动；判决、裁定的执行情况三个方面。[27]一种观点认为包括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和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28]
法律监督的对象不应该是无所不包的，而应该是特定的；法律监督的对象应该是有监督必要的，没有监督必要的，检察院就不应该监督，实际上也无法监督。在行政诉讼中的基本主体是法院、原告和被告。法院的审判活动是法律监督的主要对象，这是学界的普遍观点。被告是国家行政机关，其职权和职责均是法定的，既不允许滥用，也不允许放弃，因此，在行政诉讼中理应接受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但作为原告的行政相对人主要是私法主体，对于这些私法主体而言，根据私法自治原则，其如何行使权利是其意思自治范围内的事，在其没有滥用权利以致损害其他主体权益时，[29]其他主体不应对其行使权利的行为施加影响与干涉，在行政诉讼中也应贯彻这一原则，对于私法主体的诉讼行为不应予以法律监督，实际上也是根本无法进行法律监督的。对于作为原告的公法主体，由于其职权和职责均是由法律规定的，行使的是公权利，其权利义务是统一的，不允许自由处置其权利，因此，对于作为原告的公法主体的诉讼行为应该作为法律监督的对象。
关于法律监督的方式，学者一般认为：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实现法律监督，可以有多种形式。如提起诉讼，支持起诉，出庭监督，依上诉程序提起抗诉，依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等。但现行行政诉讼法只规定了依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的形式。[30]从这些可能的方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对象只能限于法院的审判活动、被告以及作为原告的公法主体的诉讼行为。当检察院对其诉讼行为实行法律监督时，实际上是否定了这些主体自由处分其权利的自由。由于法院、行政机关和公法主体均应按法律规定来行使权利而不允许自由处分，因此，可以通过法律监督对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使权利的行为予以监督与限制，但对于私法主体则不允许对其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处分权利的行为予以限制，因此，不能对私法主体的诉讼行为予以法律监督。即使进行监督，如没有私法主体的配合，上面所列举的那几种监督形式实际上都无法具体操作的。
法律监督的形式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资格等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原告资格没有扩大以前，只能实行抗诉这一种监督形式。如果能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原告资格，允许公众诉讼、纳税人诉讼或环境诉讼等，则检察院则完全可以作为公益的代表人而提起诉讼。
（一）修订民事诉讼法的必要性
现行民事诉讼法是在我国市场经济确立之前出台的，这一立法背景决定了现行法不可避免地未反映一些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现代民事诉讼理念，一些基本的程序制度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且存在着条文过于简约、粗糙及操作性不强等缺陷。自民事诉讼法颁行以来，我们国家经历了三次修宪，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并不完善，但已基本确立，我国的市场化已得到很多国家的承认，如欧盟于1998年宣布将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取消，将中国视为市场转型经济国家。并且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一系列国际公约，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现行民事诉讼法与其适用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民事诉讼法的滞后性日渐突出。
为了使民事诉讼法适应已变化了的社会实践，人民法院围绕证据制度、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再审程序以及执行制度等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改革，作为这一改革经验主要表现形式的司法解释已经触及到现行民事诉讼法的各个方面，其中很多司法解释已突破自身界限而具有立法的性质，民事诉讼法已经被各种形式的司法解释所肢解、淹没，而变得支离破碎。依照我国《立法法》和《宪法》，这种改革并不具有合法性，因此依靠司法解释来弥补立法缺陷的方式并不符合法治的基本精神。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民事诉讼法学获得了长足发展，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现代化、系统化、本土基本完成，有关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性论著可参见江伟、刘学在：《中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阐释与重塑》，载《诉讼法学研究》第五卷。具体程序制度设计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当前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研究成果足以为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
总之，民事诉讼法不备将无从实现中华民族法治国的理想，依托民事诉讼法的现代化改造与推行以实现民事司法领域的法治，以此彻底矫正我国行政权吸收司法权，切实贯彻司法为民的理念，实现民事司法领域的公平正义，并达致法治文化的形成。[2]因此，对现行民事诉讼法进行全面修订，构建一部适应中国国情的、符合现代民事诉讼理念的民事诉讼法已是刻不容缓，且值宪法新修订之际，以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推动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在历来轻视程序法的中国更具特殊的意义。
（二）立法框架问题
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是在原有框架内进行还是另起炉灶、全部推翻重来，是修订民事诉讼法应首先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学界一致认为，现行民事诉讼法尽管比较粗糙，未反映一些现代民事诉讼的理念，但“整体上是好的，其体例和框架基本符合中国国情”，[3]且行之有效，因此，笔者认为修订应在原有框架的基础进行，不宜另起炉灶，以保持法律的连续性、稳定性。由于《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已经颁行，强制执行法与证据法有望通过，（若二者不能单独立法，则自然应当将二者纳入民事诉讼法的修法框架。）因此，修法时应去除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强制执行法及证据法的有关内容，而以审判程序为主要内容。虽然民事诉讼法与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证据法（有关民事诉讼的内容）、强制执行法相分离，但无疑民事诉讼法具有民事程序基本法的地位，对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证据法及强制执行法等民事程序法起着统率作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证据法及强制执行法等民事程序法不能与民事诉讼法相抵触。这种立法体例可以达成民事诉讼法事实上的法典化，使民事诉讼法具有法典所具有的逻辑严密、概念精确、语言规范等特点，达到统一法律的目的，以避免法律之间的不协调与冲突现象。
二、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的重构
（一）基本原则
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有十几个，但这些原则是否都属于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值得探讨。基本原则具有宏观、根本的指导性，具有一以贯之的统率特质，[4]因此，在重塑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时，对于那些不具有基本原则特质的“原则”不应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原则，例如人民调解原则等。此外，凡是已经由宪法规定的原则，民事诉讼法不应再予重复规定，这些原则可由民事诉讼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立法宗旨所涵括。据此，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循以下方案予以重塑：
1、保留平等原则、处分原则、辩论原则、调解原则，并对之进行充实，使之具体化，避免其内容上的空洞化。其中应当特别注意对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改造。现代辩论原则的核心是当事人的辩论内容对法院或法官的裁判的制约，法院或法官判断的依据应限制在言词辩论中当事人主张的范围内，[5]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辩论原则则与此迥然有异，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此，应当依循现代诉讼理念重构辩论原则。而重塑处分原则的要点是确定当事人处分的范围，理顺当事人处分与国家干预的相互关系，譬如人事诉讼等涉及公益的案件应当排斥当事人的处分，以及允许代表公益的机关甚至任意的第三人提起诉讼，甚至可以考虑在人数众多的代表人诉讼中为维护私法秩序应允许处分的推定，即当事人不提出书面异议视为同意诉讼代表人代其提起诉讼。
（二）基本制度
基本制度的打造首先是合议制的改革。合议制在司法运作中存在形式化的倾向，“合而不审、合而不议”等现象大量存在，在很多案件中已经变异为实际上的独任制，而独任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际上都在广泛应用。因此应考虑是否扩展独任制的适用范围。从理论上说，合议制具有发挥集体智慧、促使法官之间相互监督的优点，对于重大疑难的案件确有其优势。但独任制具有节约诉讼资源的优点，一般案件适用独任制对公正并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因此，民事诉讼法的改革方向应是扩展独任制的适用范围，对于一审案件尤其是基层法院的一审宜实行独任制，除非是特别重大疑难的案件才实行合议制。其次，应对两审终审制深刻反思。科学合理的审级制度应当不仅有利于案件的纠错，而且有利于法律的统一适用。我国在目前的两审终审制度下，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并没有起到统一法律适用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级高级人民法院不得不利用大量的司法解释、批复等来统一法律适用），并且由于终审法院的级别太低，导致终审判决不终，上访、申诉案件大量存在。因此，为追求法律的统一适用、裁判的慎重妥当性，三审终审制或者说有条件的三审终审制是修法时应当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然，审级制度应当根据案件的类型做出类型化调整，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对于一些特别简单的案件则有实行一审终审制的必要。
三、重大程序制度建构提要
（一）普通程序
（二）简易程序
（三）小额诉讼程序
在简易程序外另行设立小额诉讼程序制度。在现实生活中，除了简单的民事案件外，还存在大量的争议标的额很小的民事纠纷，这类纠纷当事人往往无法忍受人力、财力及时间的支出，希望纠纷得到迅速解决。而简易程序并不能满足这类纠纷的需要，小额程序则比简易程序更为简便、快捷、灵活，恰好可以满足当事人的需要，符合程序制度的设计适应案件类型化的程序法理，应有从简易程序中分离的必要。
（四）再审程序
（五）特别程序
特别程序的建构首先是特别程序体系的完善，特别程序体系应包括以下程序：选民资格案件程序，非讼案件程序（一般的非讼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人事诉讼程序以及其他特别诉讼程序。[10]其中非讼程序与人事诉讼程序的建构异常重要。现行法规定的非讼程序仅宣告公民失踪案件、宣告公民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认定财产无主案件，对于大部分的其他非讼案件尤其是涉及到法人的非讼案件却不调整，导致法院和当事人遇到此类案件时无所适从。因此，重修民事诉讼法应当全面完善，且从立法资源的节省以及法律的系统性考虑，不宜另行制定非讼程序法。我国对人事诉讼案件并没有特别规定，一般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由于人事诉讼案件主要涉及人身关系的案件，因此人事诉讼程序采用干预主义与限制当事人的处分权。人事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是不同的，人事诉讼程序在性质上为诉讼程序，应当对人事诉讼程序有特别规定的必要。此外，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应考虑是否构建票据诉讼程序甚或证券诉讼程序。
（六）保全程序
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临时救济制度存在先天性的内在缺陷，欠缺行为保全制度，暂时满足权利的制度也不健全，致使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的救济。虽然司法解释、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有关知识产权立法规定的诉前禁令制度对此予以了一定的补充，但这种补丁式的立法破坏了临时救济制度的和谐统一，没有从根本上完善临时救济制度。因此，应当构建系统、完整、独立的保全程序，改造思路是：一是将财产保全制度改造为诉讼保全，补充行为保全制度。二是构建暂时性稳定法律状态、保护权利的制度。这类制度虽然其目的主要是暂时性满足权利，但也可以归入到保全制度中，这样该制度可以涵盖诉讼禁令和先行给付。先予执行制度是我国的一大立法进步，应予保留并完善，其名称可以改为先行给付，并将其适用扩展于诉前。诉讼禁令是对诉前禁令的扩展，使禁令制度不仅适用于诉前，在诉讼中也可以对权利人进行保护。这种方式承继了原有立法，又有所创建，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
（七）区际民事诉讼程序
现行法对于区际民事诉讼程序并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是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虽然很多问题依然可以适用涉外程序的规定，但很多问题是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所不能调整的，其中突出的问题是区际司法协助问题。[11]作为一个多法域的国家不对各法域之间的区际民事诉讼程序做出规定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应增加区际民事诉讼程序。
以上仅对一些重大程序制度提出建议，对于许多具体程序制度都须根据现代民事诉讼理念予以重塑，如管辖制度中管辖权的转移、专属管辖、特别地域管辖都须改造，当事人制度中必要共同诉讼制度、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代表人诉讼制度等均需完善，并应增设团体诉讼制度[12]以保护群体受害人，等等，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予阐述。
注释：
[2] 在市场经济社会民事诉讼法对于法治理念的深入社会、人民养成法治化的生活方式具有重要价值。
[6] 关于程序本位的有关问题请参见江伟、吴泽勇：《现代诉讼理念与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塑》，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
[7] 如我国台湾2003年5月20日通过的《民事诉讼合意选定法官审判暂行条例》规定当事人可以合意选定审理案件的合议庭法官或者独任法官，对于属于应当实行合议制的案件当事人也可以选择由独任法官审理。
[8] 但审前准备程序也可以发挥其他功能，如防止诉讼突袭、促进和解、简化判决书并提高其质量等。
[9] 参见曹建明主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
(一)证券法规范的证券诉讼内容具有独特性
证券法规范的证券诉讼内容所具有的独特性,源于证券诉讼的特殊性。证券诉讼作为一种新型民事诉讼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的特殊性:(1)诉讼标的物的特殊性。证券作为一种信息商品,没有普通商品那么直观,其质量的判断依赖于特定的信息。(2)诉讼标的的复杂性。在证券民事诉讼中,诉讼标的较为复杂,除了原被告间由于被告的违法行为所产生的体现私人利益的证券所设定的财产权益、证券市场的风险损益外,还包括体现公共利益的国家金融秩序,在证券民事诉讼中充分体现了这两种利益的相互交叉和融合。[8](3)原告人数众多,比较分散,具有集团性和扩散性。证券诉讼中的原告方大多是势单力薄、经济实力有限的中小投资者,且通常情况下人数分散、众多,容易形成大规模侵权诉讼。(4)被告及案件事实的同一性。(5)诉因的多元性。证券诉讼的诉因主要有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等。在美国,法律禁止的证券交易行为都可依据默示诉权理论成为证券诉讼的诉因。(6)纠纷处理的专业性。证券案件专业性强,通常比较复杂,纠纷的处理往往依赖于专业证券知识的有力支撑。证券诉讼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其进行调整的法律规则的特有性。证券诉讼作为民事诉讼的一种,当然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诉讼的一般规则,如受理、审理、执行规则等,但其自身特殊性决定了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则并不能对其予以直接套用。也就是说,证券诉讼需要法律为其配置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的特殊规则,民事诉讼法难以为其提供充足的制度供给,以解决证券纠纷为主要目的的证券诉讼就必然需要其他法律为其提供制度供给。证券法担当了这一重任。因为,证券诉讼以证券发行和证券交易中产生的证券纠纷为调整对象,而证券法亦以证券发行、证券交易及证券监管为调整对象,调整对象的交叉和关联,使得证券法契合了证券诉讼特殊性的规则需求。譬如,证券法所禁止的证券交易行为正是证券诉讼的诉因,证券法规定的证券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给证券诉讼的举证责任的分配提供了直接的指引。此外,证券诉讼规则的程序性,决定其只能放置于具有程序法特征的法律中,而证券法同其他商事法律一样,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属性。具有程序法特性的证券法为证券诉讼规则的植入提供了融洽的制度空间。可见,由调整证券诉讼的对象(即证券发行与交易)的证券法来规定证券诉讼是最合适、最恰当的立法选择。就证券诉讼规则而言,证券法与民事诉讼法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为了构建科学合理的立法体系,证券诉讼的制度设计及内容构造应当符合这一基本关系。具体而言,民事诉讼法应当规定的是与一般诉讼相关的内容,其规范不仅能适用于证券诉讼,也能适用于其他诉讼。至于那些虽可适用于证券诉讼,但在一定范围内亦可适用于其他诉讼的规则,应当由民事诉讼法予以规定。证券法要规定的仅仅是适用于证券诉讼的特殊规则,换言之,证券法所涉及的诉讼规则应当为证券诉讼所特有。凡是证券诉讼特有,其他法律难以容纳的,就应当由证券法予以规定。由于证券诉讼的诉因、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举证责任、诉讼时效等内容都在证券法中予以规定,证券诉讼的立法体系由此得以建立,再加上证券法自身所追求的规范证券发行与交易以及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立法宗旨的规整,证券诉讼所具有的打击证券违法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制度功能得到了最大彰显,进而证券诉讼制度所追求的立法目的相应得以实现。
(二)证券诉讼特别规则需要证券法原理的支撑
首先,证券诉讼特殊性根源于证券法的原理与制度构建需要。证券法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公开的手段去达到保护投资者的目的。[9]证券作为一种不同于普通商品的信息产品,其质量及价格的判断依赖于与其有关的特定信息。投资者正是依据这些信息进行投资判断。出于对投资者的保护,各国证券法均规定了上市公司等主体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公开成为证券法的核心和灵魂。然而,与公开理念背道而驰的证券欺诈行为充斥着整个证券市场,打击证券违法行为就成为证券法的一个重要任务。证券的特殊性和证券市场的复杂性决定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和惩处须依赖于特殊的制度规则。譬如,在以电脑集合竞价与连续竞价为主要交易方式的证券市场,要确定直接发生交易的双方并进而证明投资者的损失由违法行为造成是非常困难的。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第二巡回法院在WilsonvComtechTelecommCorp.一案中根据同期交易规则裁判内幕交易证券诉讼案件。①根据同期交易规则,原告范围不限于与内幕交易人具有合同相对性的投资者,而是包括所有在内幕交易人进行交易同时,与内幕交易的相反方向进行交易的投资者,不论他们的交易方是否就是内幕交易人。这种推定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确定规则根源于证券法的集中竞价交易原理及投资者保护制度的特别需要。其次,相关证券诉讼事项由证券法规范,有利于体现证券诉讼规则的原理所在。一项制度的设计不能脱离其规范对象自身的特殊原理与客观需求,证券诉讼制度也不例外。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在于解决民事纠纷,而民事纠纷的内容是对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10]证券诉讼作为民事诉讼的一种,也以证券民商事权利义务争议的解决为直接目的,而证券民商事权利义务的确定需要证券发行与证券交易以及信息披露等证券法原理的支撑。证券诉讼的诉因之所以多元化,其根本原因在于证券市场中违背证券法信息公开原理的欺诈行为的多样性,出于对违法行为的打击进而确保证券法公开原理的贯彻,证券诉讼的诉因当然出现多元化的设计。可见,在证券法中规定证券诉讼,有利于明晰证券诉讼规则的原理所在,进而确保证券诉讼制度规则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再次,由证券法对相关证券诉讼进行规范,有利于证券诉讼规则的理解和把握,有利于证券诉讼规则的正确适用。如上所述,由证券法规定证券诉讼有利于充分体现证券诉讼规则的原理所在,这样,明白了规则设计的原理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把握规则本身,对诉讼规则的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有助于证券诉讼制度的法律功效的实际发挥。特别是证券纠纷处理的专业性要求,使得在证券法中规定证券诉讼显得格外必要。譬如证券诉讼中在确定虚假陈述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时,就涉及到哪些信息需要披露,是否不当披露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诉诸于证券法中的中期报告、临时报告、披露方式等规定予以解答。
(三)对证券诉讼的证券法规范,是证券制度完整构建的需要
证券法中的各种具体证券制度是由诸多法条构成的,然而这些法条并非简单的拼凑,而是基于特定指导思想被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有学者所言,法律中的诸多法条,其彼此并非只是单纯并列,而是以多种方式相互指涉,只有透过它们的彼此交织及相互合作才能产生一个规整。[11]就证券诉讼制度而言,若由其他法律对其 规定,也许同样能够产生相应的规范效果,但是,这种人为的分割不利于法律规整功能目的之有效实现。就宏观层面而言,在证券法中规定证券诉讼制度有利于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完整性。鉴于证券信息产品的特殊性以及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的基础地位,证券法规定了强制性的信息披露义务并明确规定了违反披露义务的禁止交易行为,为了有效打击这些证券欺诈行为,证券法还规定了民事赔偿责任制度。在违法者不主动赔偿投资者的损害时,证券诉讼就成为证券纠纷解决的最后一条途径。至此,投资者保护的各个具体制度就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如若该系统中的某一个具体制度(如证券诉讼制度)缺失或不完善,则其他制度功能的发挥必然会大打折扣,进而最终影响到证券法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立法目的的实现。正如有学者所言,各个法条只有当其取向于一定之价值标准,针对一定之生活类型被组合成一套规定以后,它对系争生活类型之意义才能被相对确定下来,也同时才产生其规范功能。[12]就微观层面而言,证券法在规制各种具体证券欺诈行为时,必然会涉及到行为的主体、行为的类型等内容,①而这些也正是证券诉讼所要面临的诉讼主体资格的确认以及诉因的确定问题。同样,在证券法规制禁止的交易行为的同时,若明确规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证券诉讼制度,赋予投资者直接诉讼权,就可为其实体权利的保护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投资者无需通过复杂的理论推演就可直接提讼。这样既与民商法确认和保护私权的现代法治理念吻合,也可充分调动投资者维权的动力,进而对违法行为产生有效制裁和震慑,从而实现实体法规范的制度功能。
二、证券法对证券诉讼规范的基本内容与立法结构
(一)证券法对证券诉讼规范的基本内容
（一）修订民事诉讼法的必要性
现行民事诉讼法是在我国市场经济确立之前出台的，这一立法背景决定了现行法不可避免地未反映一些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现代民事诉讼理念，一些基本的程序制度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且存在着条文过于简约、粗糙及操作性不强等缺陷。自民事诉讼法颁行以来，我们国家经历了三次修宪，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并不完善，但已基本确立，我国的市场化已得到很多国家的承认，如欧盟于1998年宣布将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取消，将中国视为市场转型经济国家。并且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一系列国际公约，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现行民事诉讼法与其适用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民事诉讼法的滞后性日渐突出。
为了使民事诉讼法适应已变化了的社会实践，人民法院围绕证据制度、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再审程序以及执行制度等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改革，作为这一改革经验主要表现形式的司法解释已经触及到现行民事诉讼法的各个方面，其中很多司法解释已突破自身界限而具有立法的性质，民事诉讼法已经被各种形式的司法解释所肢解、淹没，而变得支离破碎。依照我国《立法法》和《宪法》，这种改革并不具有合法性，因此依靠司法解释来弥补立法缺陷的方式并不符合法治的基本精神。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民事诉讼法学获得了长足发展，民事诉讼基础理论的现代化、系统化、本土基本完成，有关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性论著可参见江伟、刘学在：《中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阐释与重塑》，载《诉讼法学研究》第五卷。具体程序制度设计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当前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研究成果足以为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
总之，民事诉讼法不备将无从实现中华民族法治国的理想，依托民事诉讼法的现代化改造与推行以实现民事司法领域的法治，以此彻底矫正我国行政权吸收司法权，切实贯彻司法为民的理念，实现民事司法领域的公平正义，并达致法治文化的形成。[2]因此，对现行民事诉讼法进行全面修订，构建一部适应中国国情的、符合现代民事诉讼理念的民事诉讼法已是刻不容缓，且值宪法新修订之际，以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推动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在历来轻视程序法的中国更具特殊的意义。
（二）立法框架问题
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是在原有框架内进行还是另起炉灶、全部重来，是修订民事诉讼法应首先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学界一致认为，现行民事诉讼法尽管比较粗糙，未反映一些现代民事诉讼的理念，但“整体上是好的，其体例和框架基本符合中国国情”，[3]且行之有效，因此，笔者认为修订应在原有框架的基础进行，不宜另起炉灶，以保持法律的连续性、稳定性。由于《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已经颁行，强制执行法与证据法有望通过，（若二者不能单独立法，则自然应当将二者纳入民事诉讼法的修法框架。）因此，修法时应去除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强制执行法及证据法的有关内容，而以审判程序为主要内容。虽然民事诉讼法与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证据法（有关民事诉讼的内容）、强制执行法相分离，但无疑民事诉讼法具有民事程序基本法的地位，对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证据法及强制执行法等民事程序法起着统率作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证据法及强制执行法等民事程序法不能与民事诉讼法相抵触。这种立法体例可以达成民事诉讼法事实上的法典化，使民事诉讼法具有法典所具有的逻辑严密、概念精确、语言规范等特点，达到统一法律的目的，以避免法律之间的不协调与冲突现象。
二、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的重构
（一）基本原则
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有十几个，但这些原则是否都属于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值得探讨。基本原则具有宏观、根本的指导性，具有一以贯之的统率特质，[4]因此，在重塑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时，对于那些不具有基本原则特质的“原则”不应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原则，例如人民调解原则等。此外，凡是已经由宪法规定的原则，民事诉讼法不应再予重复规定，这些原则可由民事诉讼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立法宗旨所涵括。据此，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循以下方案予以重塑：
1、保留平等原则、处分原则、辩论原则、调解原则，并对之进行充实，使之具体化，避免其内容上的空洞化。其中应当特别注意对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改造。现代辩论原则的核心是当事人的辩论内容对法院或法官的裁判的制约，法院或法官判断的依据应限制在言词辩论中当事人主张的范围内，[5]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辩论原则则与此迥然有异，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此，应当依循现 代诉讼理念重构辩论原则。而重塑处分原则的要点是确定当事人处分的范围，理顺当事人处分与国家干预的相互关系，譬如人事诉讼等涉及公益的案件应当排斥当事人的处分，以及允许代表公益的机关甚至任意的第三人提讼，甚至可以考虑在人数众多的代表人诉讼中为维护私法秩序应允许处分的推定，即当事人不提出书面异议视为同意诉讼代表人代其提讼。
2增加规定程序本位原则、程序选择权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公益诉讼原则。（1）将程序本位[6]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对轻视程序传统的矫正，对于改变我国轻视程序法的观念具有根本理念性意义。程序本位原则注重程序的自治和程序的安定，强调只要程序本身被遵循，结果就应当被认为是公正的；程序应当具有程序刚性，某一主体违反了法律关于诉讼规程的强制性规定，就会导致对其不利的后果发生。（2）程序选择权是当事人在多元化的程序间进行选择的权利，其价值在于彰显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民事诉讼主要涉及到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在实体法领域与程序法领域当事人都存在较大范围的自治，自由意味着选择，在程序法内的自治表现为程序选择，这样更有利于节省诉讼资源、提升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的信赖度从而提升法院裁判的权威性。随着现代民事诉讼法的发展，程序选择权的范围呈现出扩展化的趋向，当事人合意选择鉴定人、非普通程序案件合意选择适用普通程序、在普通程序中选择适用独任制法官以及当事人合意选定合议庭成员及独任制法官[7]等。应当注意的是程序选择权并不能被处分权所容纳，因为处分权的本质含义在于处分，而程序选择权则允许当事人在多种程序之间做出选择，选择是其本质。（3）诚实信用原则不仅在私法领域是一项基本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也有其广泛发挥作用的空间，其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对于引导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在为诉讼行为时遵循诚信、善意具有重大价值。（4）公益诉讼原则是对支持原则的彻底改造。支持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很少适用，即使适用也鲜具价值。支持原则目的在于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对公益和弱势群体加强保护是现代民事诉讼法发展的一个趋势，而支持并不足以提供这种保护，因此，笔者建议将该原则改造为公益诉讼原则，允许代表公益的团体、机关（或者专为保护弱势群体而成立的组织等）提起公益诉讼或者参与涉及公益的诉讼。
（二）基本制度
基本制度的打造首先是合议制的改革。合议制在司法运作中存在形式化的倾向，“合而不审、合而不议”等现象大量存在，在很多案件中已经变异为实际上的独任制，而独任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际上都在广泛应用。因此应考虑是否扩展独任制的适用范围。从理论上说，合议制具有发挥集体智慧、促使法官之间相互监督的优点，对于重大疑难的案件确有其优势。但独任制具有节约诉讼资源的优点，一般案件适用独任制对公正并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因此，民事诉讼法的改革方向应是扩展独任制的适用范围，对于一审案件尤其是基层法院的一审宜实行独任制，除非是特别重大疑难的案件才实行合议制。其次，应对两审终审制深刻反思。科学合理的审级制度应当不仅有利于案件的纠错，而且有利于法律的统一适用。我国在目前的两审终审制度下，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并没有起到统一法律适用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级高级人民法院不得不利用大量的司法解释、批复等来统一法律适用），并且由于终审法院的级别太低，导致终审判决不终，上访、申诉案件大量存在。因此，为追求法律的统一适用、裁判的慎重妥当性，三审终审制或者说有条件的三审终审制是修法时应当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然，审级制度应当根据案件的类型做出类型化调整，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对于一些特别简单的案件则有实行一审终审制的必要。
三、重大程序制度建构提要
（一）普通程序
普通程序的改造主要涉及受理制度的改革、审理的集中化、审前准备程序的构建等问题。目前的立案审查制度已经侵害了当事人的诉权，新世纪的民事诉讼法是否仍然规定受理制度值得检讨。而要达到审理的集中化，必须设置较为完备的审前准备程序。审前准备程序的功能在于整理并简化争点、固定证据，[8]审前准备程序也应当主要围绕这一目的进行构建，构建时应当特别注意：1、审前准备的充分程度、当事人违反程序的制裁（主要表现为证据失权）不能太过强烈。2、要加强对当事人在审前阶段的程序保障，确保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不能只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不相应充实其收集证据的权利。3、加强法官的阐明权，这也是对当事人进行程序保障的很重要的一方面。4、设置繁简不同的多元化的审前准备程序，保障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
（二）简易程序
由于当初立法过于简单粗疏，加之理论认识的局限性，简易程序存在诸多缺陷，如简易程序的适用标准比较抽象、可操作性差，实务中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化与普通程序简易化的程序异化现象大量存在，并且简易程序也体现不出简便易行的特点。[9]因此，重构简易程序时应当注意：1、简易程序并不必然以牺牲公正为代价。2、进一步简化诉讼程序内容、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如对于非简单案件当事人也可以选择适用）。
（三）小额诉讼程序
在简易程序外另行设立小额诉讼程序制度。在现实生活中，除了简单的民事案件外，还存在大量的争议标的额很小的民事纠纷，这类纠纷当事人往往无法忍受人力、财力及时间的支出，希望纠纷得到迅速解决。而简易程序并不能满足这类纠纷的需要，小额程序则比简易程序更为简便、快捷、灵活，恰好可以满足当事人的需要，符合程序制度的设计适应案件类型化的程序法理，应有从简易程序中分离的必要。
（四）再审程序
再审程序的改造应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对再审程序应进行程序化改造，使当事人申请再审诉讼权利化，去除再审程序中的非程序因素，改变再审过程中的司法化倾向，如取消人民法院主动发动再审。2、对再审案件的管辖进一步完善。我国规定的再审管辖实际上处于无序状态，这与诉权的保障应当同步完善。3、再审的程序内容充实完善。目前我国再审程序的规定比较笼统模糊，缺少一些基本的规定，如没有规定再审辩论和审理的范围，一般而言，再审的辩论和审理范围应当以当事人再审请求为限。再审理由方面还需要在兼顾判决的安定性与正确性的基础上予以合理科学地规定。4、抗诉案件的再审程序存在很多立法空白，亟需完善。从当前国情出发，有保留检察机关发动再审的必要性，但改造时对于检察机关抗诉的法定要件（在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得不到保护时由当事人提出申请）、检察机关出庭支持抗诉的程序、检察机关在再审程序中的地位、检察机关调查获取的新证据如何进行质证等诸多问题都需要补充。
（五）特别程序
特别程序的建构首先是特别程序体系的完善，特别程序体系应包括以下程序：选民资格案件程序，非讼案件程序（一般的非讼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人事诉讼程序以及其他特别诉讼程序。[10]其中非讼程序与人事诉讼程序的建构异常重要。现行法规定的非讼程序仅宣告公民失踪案件、宣告公民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认定财产无主案件，对于大部分的其他非讼案件尤其是涉及到法人的非讼案件却不调整，导致法院和当事人遇到此类案件时无所适从。因此，重修民事诉讼法应当全面完善，且从立法资源的节省以及法律的系统性考虑，不宜另行制定非讼程序法。我国对人事诉讼案件并没有特别规定，一般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由于人事诉讼案件主要涉及人身关系的案件，因此人事诉讼程序采用干预主义与限制当事人的处分权。人事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是不同的，人事诉讼程序在性质上为诉讼程序，应当对人事诉讼程序有特别规定的必要。此外，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应考虑是否构建票据诉讼程序甚或证券诉讼程序。
（六）保全程序
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临时救济制度存在先天性的内在缺陷，欠缺行为保全制度，暂时满足权利的制度也不健全，致使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的救济。虽然司法解释、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有关知识产 权立法规定的诉前禁令制度对此予以了一定的补充，但这种补丁式的立法破坏了临时救济制度的和谐统一，没有从根本上完善临时救济制度。因此，应当构建系统、完整、独立的保全程序，改造思路是：一是将财产保全制度改造为诉讼保全，补充行为保全制度。二是构建暂时性稳定法律状态、保护权利的制度。这类制度虽然其目的主要是暂时性满足权利，但也可以归入到保全制度中，这样该制度可以涵盖诉讼禁令和先行给付。先予执行制度是我国的一大立法进步，应予保留并完善，其名称可以改为先行给付，并将其适用扩展于诉前。诉讼禁令是对诉前禁令的扩展，使禁令制度不仅适用于诉前，在诉讼中也可以对权利人进行保护。这种方式承继了原有立法，又有所创建，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
（七）区际民事诉讼程序
现行法对于区际民事诉讼程序并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是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虽然很多问题依然可以适用涉外程序的规定，但很多问题是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所不能调整的，其中突出的问题是区际司法协助问题。[11]作为一个多法域的国家不对各法域之间的区际民事诉讼程序做出规定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应增加区际民事诉讼程序。
以上仅对一些重大程序制度提出建议，对于许多具体程序制度都须根据现代民事诉讼理念予以重塑，如管辖制度中管辖权的转移、专属管辖、特别地域管辖都须改造，当事人制度中必要共同诉讼制度、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代表人诉讼制度等均需完善，并应增设团体诉讼制度[12]以保护群体受害人，等等，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予阐述。
注释：
[1]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2] 在市场经济社会民事诉讼法对于法治理念的深入社会、人民养成法治化的生活方式具有重要价值。
[3] 肖建华、肖建光：《民事诉讼法的回顾与展望-民事诉讼法颁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纪要》，载《法制日报》2001年4月22日。
[4] 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
[5] 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6] 关于程序本位的有关问题请参见江伟、吴泽勇：《现代诉讼理念与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塑》，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
[7] 如我国台湾2003年5月20日通过的《民事诉讼合意选定法官审判暂行条例》规定当事人可以合意选定审理案件的合议庭法官或者独任法官，对于属于应当实行合议制的案件当事人也可以选择由独任法官审理。
[8] 但审前准备程序也可以发挥其他功能，如防止诉讼突袭、促进和解、简化判决书并提高其质量等。
[9] 参见主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
内容提要:法的内容变化和发展,最直接的体现应该是法典结构上的变化,法典体例结构变化又可以渗透出法的内容是否科学合理之信息。因而一部法典体例结构的科学设计,不仅是法典内容完善的切实体现,而且还可以成为一部法律制定、修改、完善的框架或指南。因此,在研究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程序制度具体内容的同时,要注意研究法典体例结构,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基本法地位,适当调整法典结构,不宜做大的分割。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人们在强调程序正义和诉讼效率的同时,客观上要求民事诉讼法也有相应的调整和发展。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的条件和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并且纳入了议事日程。法学专家及有关方面也分别拿出了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建议稿”。[1]笔者认为,从立法角度看,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必须同时考虑民事诉讼法典结构的调整,因为法律具有内在逻辑性,每一部法律都是由若干逻辑严密的部分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即所谓法的结构体系。民事诉讼法的体例结构,是指构成民事诉讼法的若干部分,逻辑严密地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或系统。民事诉讼法典与其体例结构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映内容。法的内容的变化和发展,最直接的体现应该是结构上的变化,法典体例结构的变化又可以渗透出法的内容是否科学合理的信息。因而一部法典体例结构的科学设计,不仅是法典内容完善的切实体现,而且还可以成为一部法律制定、修改、完善的框架和指南。从总体上说,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内容和体例结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但是从1991年制定到现在的十几年是我国社会各方面发展最快的十多年,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乃至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使得民事诉讼法已经不能够适应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情况。仅就现行民事诉讼法的体例结构而言,也存在与现实不相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一是总则内容不规范,将一些非原则性规范规定为基本原则;二是诉讼证据制度规定过于简陋,无法体现诉讼证据应有的操作性特点,使得司法实践中法院和当事人无所适从;三是审判程序的体例布局失衡等。另外,将破产程序、执行程序规定在民事诉讼程序之中,不仅结构不够科学,而且其本身规定不可能完善,因而在实际适用中有“力不从心”之感。这表明现行民事诉讼法的内容与体例结构已落后于社会发展,在司法实践中日益捉襟见肘[2]。因此,有必要在修改、完善程序制度具体内容的同时,调整我国民事诉讼法典的体例结构。但笔者认为,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基本法地位,适当调整法典结构,而不宜做大的分割。《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民事诉讼法是我国的基本法,它通过诉讼解决各类纠纷,体现国家对民事经济主体合法权益的公正、有效地保护,并保证民商事等法律的贯彻实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基本法,其制订和修改的权限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此,属于民事诉讼法基本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包含在民事诉讼法的基本框架内,以保证其修改合法有效性和应有的级别。如果不适当地调整其结构,将民事诉讼基本内容分离出去另行立法,不仅会降低基本法的“位阶”[3],而且会造成基本法与其关系法之间新的冲突,影响法的统一和适用。鉴于此,笔者主张在法典结构上采取小分化原则,重点在于调整民事诉讼的程序制度。
一、诉讼证据制度应包括在民事诉讼法框架之中,但应充实和完善其内容,并独立成编
如上所述,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过于简陋,有关证据的规定总共只有十二个条文,无论多么高度概括,也无法体现证据的特点,满足不了司法实践的需要。制订证据规则,完善证据立法确实是非常迫切的任务。在此背景下,关于制定独立的证据法的呼声很高,而且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证据法的起草工作。比较完善的中国证据法草案和立法理由书已经问世[4]。但笔者始终认为,民事诉讼法中不能不包括证据制度。其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就是收集提供证据、运用证据、认定证据,并根据证据证明的事实做出民事裁判的过程。证据与民事诉讼的许多程序、制度是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的,许多主要诉讼程序本身就是证据运用过程,如:审理前准备程序和审判程序,就包括证据交换、质证、认证等活动。如果将证据制度从民事诉讼法中完全分离,制定独立的民事证据法,或者并入统一的证据法中,则不仅会降低民事诉讼法作为基本程序法而存在的价值,导致民事诉讼法的内容空洞,体系断裂,而且将会产生民事证据法与民事诉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中的证据规则之间如何协调的新问题,在适用法律上也必然会因为理解或解释歧义而产生新的矛盾。其二,证据作为“单行法”不利于当事人和社会成员学习和运用法律,也将给诉讼活动带来不便[5]且不说何时能列入立法规划,即使是单行立法,采用哪一种立法模式也是一个难题。如果制订跨三大诉讼的统一证据法,则很难反映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证据收集、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等问题上的种种特色,且不利于社会公众掌握和法院准确适用;如果分别制订民事诉讼证据法、刑事诉讼证据法、行政诉讼证据法,则又会大大增加立法成本,并造成内容重复。其三,证据内容充实不会引起民事诉讼法体例的不协调。因为民事诉讼法要全面修改,其他许多程序制度内容也必然充实或变化,法条定会增多,加上证据条款,整体上应该说是协调的。[6]其四,域外虽有将证据单独立法的体例,但为数不多。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传统体例上均以大陆法系为蓝本,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独立的民事证据法。以日本为例,《日本民事诉讼法》将证据规定在第二编中的第一审程序第三章(第一百七十九条至二百四十二条),共64条。当然,国外立法例只是一种参考,必须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调整或重新建构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体例,既要尊重传统,又要大胆创新;既要立足本土,又要充分借鉴;既要着眼现实,又要适度超前。因而,对于证据制度,主要应是充实、完善其内容,而不是分离出去。在体例结构上应独立成编,排在总则之后,以确保法律的实用性、可操作性与体系化、科学化相结合。
二、适当调整法典结构,突出民事诉讼法典以当事人诉讼活动与法院审判活动为重点、以审判程序为中心的特点,将执行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分离出去
现行民事诉讼法在体例上将执行程序作为第三编。这种立法体例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不足之处也较明显,主要是执行条文过于简单,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对一些重要的执行制度和措施都未作规定,对执行机构、执行管辖、执行异议等规定也不够严密和规范,导致实践中难执行和滥用执行权的现象发生。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应从体例上入手,采用审、执分立的立法体例,将执行程序从民事诉讼程序中分开,单独制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执行法》。因为民事审判程序和民事执行程序的不同性质、作用和不同的调整对象,决定了民事强制执行法不可能在民事诉讼法典内得到完善。制定单独的民事强制执行法,使之与一系列民事、经济、行政法规配套,可以更好地发挥民事诉讼法和民事执行法的作用,以保证实现司法公正,司法效率,也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合理与科学[7]。
关于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1991年在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主要是一种满足临时需要的权宜之计,因为当时只有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破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而社会上其他类型的企业法人破产则无法可依,所以在民事诉讼法典中加了这么一章,解决非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的破产问题。由于破产程序有其自身特点,在程序启动、程序规范内容等方面与民事诉讼程序都有区别,因此,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将其并入统一的破产法当中更为科学,有利于破产法体系的完整。
另外,海事诉讼本是民事诉讼的组成部分,属于民事诉讼中的专门诉讼。鉴于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已经作出了单独规定,并且海事诉讼有其自身的特点,单独立法具有可行性,因而可以保持现行立法状态。
三、将审判程序一分为二,分为通常诉讼程序编和特殊诉讼程序编
所谓通常诉讼程序,是指一般民事案件适用的程序。严格意义上的民事诉讼程序是指民事权益争议的各种案件适用的程序。从相对意义上说,特殊民事案件和非讼案件适用的程序称为特殊诉讼程序,也可以说是通常诉讼程序以外的民事审判程序。通常程序有一套完整的程序体系,适用所有的民事权益争议案件;特殊程序则由众多的程序组成,分别适用不同的案件,相互之间没有衔接性和连续性。通常程序包括第一审程序(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第三审程序[8]、再审程序。同时应注意的是,修改民事诉讼法时要把审判监督程序正名为再审程序,厘清二者的关系。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的审判监督主要体现在法院依职权实行内部监督,以及检察机关以抗诉方式行使监督权,是法院和检察机关为纠错而发动再审程序。现行民事诉讼法典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存在的主要缺陷,一是认识有偏差,混淆了审判监督程序与再审程序的概念,忽视了再审程序的独立地位。二是把特别程序排列在审判监督程序之前,逻辑混乱。三是程序的启动体现了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有违背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处分原则之嫌。另外,将法院作为发动再审程序的主体,与审判权的性质相矛盾,有悖于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基本理念。因此,为保证当事人自由行使处分权,体现民事诉讼自身的特点,应将审判监督程序正名为再审程序,在体例和内容上重新规范再审程序的发动主体、再审时限(即由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以法定事由提出再审)。可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经验,进一步规范再审事由和再审管辖法院等。并置于特殊审判程序之前,以便从体例上保证通常诉讼程序的逻辑连贯性。
在特殊诉讼程序中设立人事诉讼程序和票据诉讼程序。即特殊诉讼程序包括人事诉讼程序、票据诉讼程序和非讼案件审判程序等。人事诉讼是关于人的身份关系的诉讼。人事诉讼的称谓来源于德国、日本的法律及其相关法学理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在体例上没有设立专门的人事诉讼程序。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传统审判方式的超职权主义因素较浓,国家积极干预民事纠纷的处理,对有关身份关系的案件和有关财产纠纷的案件采取相同的诉讼原则,这类案件都适用于普通程序。此外,由于社会化生产程度相对较低,公民个人财产的极度有限,与财产所有人的身份关系没有多大财产上的意义。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身份关系的稳定而简单的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婚姻家庭关系呈现出复杂化的倾向,各种身份关系的纠纷不断增多,而且日益复杂。二是公民个人财产的数量和范围都较以往大大增加。身份关系具有了重要的经济意义。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使人事诉讼案件呈上升趋势。因此,为适应社会发展客观需要,有必要在特殊程序中设立人事诉讼程序。包括婚姻关系、收养关系和亲子关系等案件。非讼程序包括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以及现行民事诉讼法典中关于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行为能力、认定财产无主等案件。不过,其中婚姻家庭关系等方面的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度。如前所述,人事诉讼是一类特殊的诉讼,主要是身份关系的争议,与一般民事权益争议案件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处分权受限制,宜适用职权进行主义原则,因而可以列在特殊程序中。人事诉讼与一般的财产纠纷有所不同,这种诉讼的特殊性,反映在诉讼法上就是适用不同的法律原则和具体程序。[9]主要包括:采用职权探知主义并限制当事人处分权;适用直接言词原则,排除或限制缺席判决;审判非公开原则、注重调解原则等。上述原则的贯彻实施,使人事诉讼程序与普通程序相比,呈现出很大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基于上述原因,有必要从体例上将人事诉讼程序从通常诉讼程序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类独立的特别程序。此外,特殊程序中还包括“选民资格”案件等非讼性质的案件。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因其本身是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独立的诉讼程序,只是因一些特殊因素而需要特则,本来可以分别规定在相关条款中,不一定独立成编。但根据我国立法习惯,仍可保持原体例不变。
注释:
[1]江伟、孙邦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初稿)》,2003年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
[2]何文燕、李喜莲:《关于调整民事诉讼法典结构的几点建议》,2003年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
[3]赵钢、刘学在:《关于修订〈民事诉讼法〉的几个基本问题》,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1期。
[4]江伟主编:《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
[5]何文燕、李喜莲:《关于调整民事诉讼法典结构的几点建议》,2003年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
[6]江伟、孙邦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初稿)》,2003年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民诉讼法修改建议稿有400余条,据悉还要增加;江伟主编:《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证据法草案162条,放在民事诉讼法典中,一共也只有700余条,并不显得“臃肿”。
一、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的含义和内容
诉讼权利平等，是指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平等地享有和行使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第8条的规定，这一原则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双方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
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要求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在民事诉讼中，不论当事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如何，不论当事人是公民、法人还是其他组织，他们在诉讼中享有同等的权利，承担同等的义务。不允许一方享有更多的权利或特权，也不允许一方只享有诉讼权利而不承担诉讼义务。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是“公民在租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宪法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必然体现。诉讼权利平等，同时也反映了民事纠纷一特点。民事纠纷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产生的纠纷。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地位完全平等，这就要求在解决民事纠纷的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也必须具有平等地位，平等地享有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
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在民事诉讼法中表现为当事人同等或对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诉讼权利义务平等，并不等于诉讼权利义务完全相同。例如：原、被告都享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请回避、提供证据、进行辩论、提起上诉和再审等诉讼权利，这些权利对双方当事人来说都是同等的。又如：原告有起诉权，被告有答辩权和反诉权；原告有权放弃和变更诉讼请求，被告有权反驳和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等。这些权利对双方当事人来说是对等的。总之，诉讼权利平等，目的是使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能够获得均等的攻防手段，均衡地进行对抗。
（二）保障和便利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
民事诉讼法赋予了双方当事人平等的诉讼权利，但这只是当事人切实享有平等诉讼权利的前提。实现这些权利，必须有人民法院的保障。因此，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有责任给予双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均等机会和便利条件，主动告知双方当事人享有哪些诉讼权利。对于不了解法律规定，不懂行使诉讼权利的当事人，应给予具体帮助，这样才能使平等原则在诉讼中真正得到落实。
二、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的适用
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通过三个途径得以体现：
诉讼权利平等，是指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平等地享有和行使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第8条的规定，这一原则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双方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
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要求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在民事诉讼中，不论当事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如何，不论当事人是公民、法人还是其他组织，他们在诉讼中享有同等的权利，承担同等的义务。不允许一方享有更多的权利或特权，也不允许一方只享有诉讼权利而不承担诉讼义务。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是“公民在租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宪法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必然体现。诉讼权利平等，同时也反映了民事纠纷一特点。民事纠纷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产生的纠纷。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地位完全平等，这就要求在解决民事纠纷的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也必须具有平等地位，平等地享有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
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在民事诉讼法中表现为当事人同等或对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诉讼权利义务平等，并不等于诉讼权利义务完全相同。例如：原、被告都享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请回避、提供证据、进行辩论、提起上诉和再审等诉讼权利，这些权利对双方当事人来说都是同等的。又如：原告有起诉权，被告有答辩权和反诉权；原告有权放弃和变更诉讼请求，被告有权反驳和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等。这些权利对双方当事人来说是对等的。总之，诉讼权利平等，目的是使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能够获得均等的攻防手段，均衡地进行对抗。
（二）保障和便利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
民事诉讼法赋予了双方当事人平等的诉讼权利，但这只是当事人切实享有平等诉讼权利的前提。实现这些权利，必须有人民法院的保障。因此，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有责任给予双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均等机会和便利条件，主动告知双方当事人享有哪些诉讼权利。对于不了解法律规定，不懂行使诉讼权利的当事人，应给予具体帮助，这样才能使平等原则在诉讼中真正得到落实。
二、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的适用
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通过三个途径得以体现：
笔者认为，从立法角度看，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必须同时考虑民事诉讼法典结构的调整，因为法律具有内在逻辑性，每一部法律都是由若干逻辑严密的部分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即所谓法的结构体系。民事诉讼法的体例结构，是指构成民事诉讼法的若干部分，逻辑严密地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或系统。民事诉讼法典与其体例结构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映内容。法的内容的变化和发展，最直接的体现应该是结构上的变化，法典体例结构的变化又可以渗透出法的内容是否科学合理的信息。因而一部法典体例结构的科学设计，不仅是法典内容完善的切实体现，而且还可以成为一部法律制定、修改、完善的框架和指南。从总体上说，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内容和体例结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但是从1991年制定到现在的十几年是我国社会各方面发展最快的十多年，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乃至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使得民事诉讼法已经不能够适应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情况。仅就现行民事诉讼法的体例结构而言，也存在与现实不相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一是总则内容不规范，将一些非原则性规范规定为基本原则；二是诉讼证据制度规定过于简陋，无法体现诉讼证据应有的操作性特点，使得司法实践中法院和当事人无所适从；三是审判程序的体例布局失衡等。另外，将破产程序、执行程序规定在民事诉讼程序之中，不仅结构不够科学，而且其本身规定不可能完善，因而在实际适用中有“力不从心”之感。这表明现行民事诉讼法的内容与体例结构已落后于社会发展，在司法实践中日益捉襟见肘 [2].因此，有必要在修改、完善程序制度具体内容的同时，调整我国民事诉讼法典的体例结构。但笔者认为，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基本法地位，适当调整法典结构，而不宜做大的分割。《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民事诉讼法是我国的基本法，它通过诉讼解决各类纠纷，体现国家对民事经济主体合法权益的公正、有效地保护，并保证民商事等法律的贯彻实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基本法，其制订和修改的权限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此，属于民事诉讼法基本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包含在民事诉讼法的基本框架内，以保证其修改合法有效性和应有的级别。如果不适当地调整其结构，将民事诉讼基本内容分离出去另行立法，不仅会降低基本法的‘位阶“[3]而且会造成基本法与其关系法之间新的冲突，影响法的统一和适用。鉴于此，笔者主张在法典结构上采取小分化原则，重点在于调整民事诉讼的程序制度。
一、诉讼证据制度应包括在民事诉讼法框架之中，但应充实和完善其内容，并独立成编
如上所述，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过于简陋，有关证据的规定总共只有十二个条文，无论多么高度概括，也无法体现证据的特点，满足不了司法实践的需要。制订证据规则，完善证据立法确实是非常迫切的任务。在此背景下，关于制定独立的证据法的呼声很高，而且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证据法的起草工作。比较完善的中国证据法草案和立法理由书已经问世[4].但笔者始终认为，民事诉讼法中不能不包括证据制度。其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就是收集提供证据、运用证据、认定证据，并根据证据证明的事实做出民事裁判的过程。证据与民事诉讼的许多程序、制度是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的，许多主要诉讼程序本身就是证据运用过程，如：审理前准备程序和审判程序，就包括证据交换、质证、认证等活动。如果将证据制度从民事诉讼法中完全分离，制定独立的民事证据法，或者并入统一的证据法中，则不仅会降低民事诉讼法作为基本程序法而存在的价值，导致民事诉讼法的内容空洞，体系断裂，而且将会产生民事证据法与民事诉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中的证据规则之间如何协调的新问题，在适用法律上也必然会因为理解或解释歧义而产生新的矛盾。其二，证据作为“单行法”不利于当事人和社会成员学习和运用法律，也将给诉讼活动带来不便[5]且不说何时能列入立法规划，即使是单行立法，采用哪一种立法模式也是一个难题。如果制订跨三大诉讼的统一证据法，则很难反映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证据收集、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等问题上的种种特色，且不利于社会公众掌握和法院准确适用；如果分别制订民事诉讼证据法、刑事诉讼证据法、行政诉讼证据法，则又会大大增加立法成本，并造成内容重复。其三，证据内容充实不会引起民事诉讼法体例的不协调。因为民事诉讼法要全面修改，其他许多程序制度内容也必然充实或变化，法条定会增多，加上证据条款，整体上应该说是协调的。[6]其四，域外虽有将证据单独立法的体例，但为数不多。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传统体例上均以大陆法系为蓝本，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独立的民事证据法。以日本为例，《日本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定在第二编中的第一审程序第三章（第一百七十九条至二百四十二条），共64条。当然，国外立法例只是一种参考，必须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调整或重新建构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体例，既要尊重传统，又要大胆创新；既要立足本土，又要充分借鉴；既要着眼现实，又要适度超前。因而，对于证据制度，主要应是充实、完善其内容，而不是分离出去。在体例结构上应独立成编，排在总则之后，以确保法律的实用性、可操作性与体系化、科学化相结合。
二、适当调整法典结构，突出民事诉讼法典以当事人诉讼活动与法院审判活动为重点、以审判程序为中心的特点，将执行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分离出去
现行民事诉讼法在体例上将执行程序作为第三编。这种立法体例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不足之处也较明显，主要是执行条文过于简单，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对一些重要的执行制度和措施都未作规定，对执行机构、执行管辖、执行异议等规定也不够严密和规范，导致实践中难执行和滥用执行权的现象发生。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应从体例上入手，采用审、执分立的立法体例，将执行程序从民事诉讼程序中分开，单独制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执行法》。因为民事审判程序和民事执行程序的不同性质、作用和不同的调整对象，决定了民事强制执行法不可能在民事诉讼法典内得到完善。制定单独的民事强制执行法，使之与一系列民事、经济、行政法规配套，可以更好地发挥民事诉讼法和民事执行法的作用，以保证实现司法公正，司法效率，也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合理与科学[7].
关于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1991年在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主要是一种满足临时需要的权宜之计，因为当时只有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破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而社会上其他类型的企业法人破产则无法可依，所以在民事诉讼法典中加了这么一章，解决非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的破产问题。由于破产程序有其自身特点，在程序启动、程序规范内容等方面与民事诉讼程序都有区别，因此，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将其并入统一的破产法当中更为科学，有利于破产法体系的完整。
另外，海事诉讼本是民事诉讼的组成部分，属于民事诉讼中的专门诉讼。鉴于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已经作出了单独规定，并且海事诉讼有其自身的特点，单独立法具有可行性，因而可以保持现行立法状态。
三、将审判程序一分为二，分为通常诉讼程序编和特殊诉讼程序编
所谓通常诉讼程序，是指一般民事案件适用的程序。严格意义上的民事诉讼程序是指民事权益争议的各种案件适用的程序。从相对意义上说，特殊民事案件和非讼案件适用的程序称为特殊诉讼程序，也可以说是通常诉讼程序以外的民事审判程序。通常程序有一套完整的程序体系，适用所有的民事权益争议案件；特殊程序则由众多的程序组成，分别适用不同的案件，相互之间没有衔接性和连续性。通常程序包括第一审程序（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第三审程序[8]、再审程序。同时应注意的是，修改民事诉讼法时要把审判监督程序正名为再审程序，厘清二者的关系。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的审判监督主要体现在法院依职权实行内部监督，以及检察机关以抗诉方式行使监督权，是法院和检察机关为纠错而发动再审程序。现行民事诉讼法典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存在的主要缺陷，一是认识有偏差，混淆了审判监督程序与再审程序的概念，忽视了再审程序的独立地位。二是把特别程序排列在审判监督程序之前，逻辑混乱。三是程序的启动体现了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有违背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一处分原则之嫌。另外，将法院作为发动再审程序的主体，与审判权的性质相矛盾，有悖于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基本理念。因此，为保证当事人自由行使处分权，体现民事诉讼自身的特点，应将审判监督程序正名为再审程序，在体例和内容上重新规范再审程序的发动主体、再审时限（即由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以法定事由提出再审）。可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经验，进一步规范再审事由和再审管辖法院等。并置于特殊审判程序之前，以便从体例上保证通常诉讼程序的逻辑连贯性。在特殊诉讼程序中设立人事诉讼程序和票据诉讼程序。即特殊诉讼程序包括人事诉讼程序、票据诉讼程序和非讼案件审判程序等。人事诉讼是关于人的身份关系的诉讼。人事诉讼的称谓来源于德国、日本的法律及其相关法学理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在体例上没有设立专门的人事诉讼程序。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传统审判方式的超职权主义因素较浓，国家积极干预民事纠纷的处理，对有关身份关系的案件和有关财产纠纷的案件采取相同的诉讼原则，这类案件都适用于普通程序。此外，由于社会化生产程度相对较低，公民个人财产的极度有限，与财产所有人的身份关系没有多大财产上的意义。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身份关系的稳定而简单的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婚姻家庭关系呈现出复杂化的倾向，各种身份关系的纠纷不断增多，而且日益复杂。二是公民个人财产的数量和范围都较以往大大增加。身份关系具有了重要的经济意义。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使人事诉讼案件呈上升趋势。因此，为适应社会发展客观需要，有必要在特殊程序中设立人事诉讼程序。包括婚姻关系、收养关系和亲子关系等案件。非讼程序包括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以及现行民事诉讼法典中关于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行为能力、认定财产无主等案件。不过，其中婚姻家庭关系等方面的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度。如前所述，人事诉讼是一类特殊的诉讼，主要是身份关系的争议，与一般民事权益争议案件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处分权受限制，宜适用职权进行主义原则，因而可以列在特殊程序中。人事诉讼与一般的财产纠纷有所不同，这种诉讼的特殊性，反映在诉讼法上就是适用不同的法律原则和具体程序。[9]
主要包括：采用职权探知主义并限制当事人处分权；适用直接言词原则，排除或限制缺席判决；审判非公开原则、注重调解原则等。上述原则的贯彻实施，使人事诉讼程序与普通程序相比，呈现出很大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基于上述原因，有必要从体例上将人事诉讼程序从通常诉讼程序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类独立的特别程序。此外，特殊程序中还包括“选民资格”案件等非讼性质的案件。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因其本身是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独立的诉讼程序，只是因一些特殊因素而需要特则，本来可以分别规定在相关条款中，不一定独立成编。但根据我国立法习惯，仍可保持原体例不变。
注释
[1]江伟、孙邦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初稿）》 ，2003年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
[2]何文燕、李喜莲：《 关于调整民事诉讼法典结构的几点建议》 ，2003年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
[3]赵钢、刘学在：《 关于修订＜民事诉讼法）的几个基本问题》 ，载《 法学评论》 2004年第1 期
[4]江伟主编：《 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 月版
[5]何文燕、李喜莲：《 关于调整民事诉讼法典结构的几点建议》 ，2003年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
[6] 江伟、孙邦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初稿）》 ，2003年诉讼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民诉讼法修改建议稿有400 余条，据悉还要增加；江伟主编：《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1 月版证据法草案162条，放在民事诉讼法典中，一共也只有700 余条，并不显得“臃肿”。
[7]常怡、崔婕：《 民事强制执行立法研究》 载《 湘江法律评论》 第4 卷338 页
第一，表述的抽象性。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一种抽象的规范，它并不是具体的规定民事审判主体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也不是具体规定进行民事诉讼的某项具体制度。
第二，地位的根本性。根本性体现在基本原则在诸多原则、规则中居于上位层次，其他下位原则、规则都不能与其实质内容相背离和抵触。还表现在它是制定民事诉讼中各项具体程序、制度、规则的基础，在整个民事诉讼法的体系中的地位不可或缺，民事诉讼各项具体程序、制度、规则是基本原则的具体化，体现了基本原则的要求，从不同侧面保障基本原则的实现。
二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存在的缺陷
（一）基本原则缺乏应有的内容和适用性，标准不统一
由于内容的局限性又缺乏具体制度规范的足够支持，造成基本原则空洞化，使基本原则名不副实，也与世界各国通行原则相差甚远。许多法律规范之间还存在冲突，不符合基本原则的实质，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上。
标准不统一表现在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的混淆。制度是体系化、系统化的行为规则，以规范性、具体性、可操作性为特点，其重点在于规制诉讼主体的行为；而基本原则的特点具有抽象概括性，而不具操作性。再者，一般原则与基本原则的混淆。虽然都称为原则，但二者有不同的效力和意义，一般原则只能适用与某个阶段，对该阶段具有指导意义。
（二）一些重要原则的缺失
《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诸多基本原则，但有关公平、效益、信用的重要原则我们还没有确立为基本原则，例如诚实信用原则。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个人权利保护的加强，基本原则体系在剔除不适合的内容时，也要加入符合基本原则内涵的新原则，以回应经济体制和诉讼理念的转变。
三、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完善
（一）剔除不适合的“基本原则”
1.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变通、补充规定。民事诉讼法17条的规定实质是民族自治地方变通补充立法的程序和规则，根据宪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原则，并结合当地民族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补充规定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一项自治权。我们知道，民事诉讼法是规范法院和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各种诉讼活动及由此产生各种诉讼关系的法律规范，因此笔者认为第17条规定在基本原则之中明显不恰当，应当放在附则中规定。
2.支持原则。支持原则，是国家干预当事人民事诉讼的重要补充。此原则只适用于这一环节，实质上是一个具体、微观的诉讼行为。基本原则在诉讼过程中应有许多具体体现，而该原则在受理审判执行程序中无任何体现，无其他可与之衔接配套后续的法律规定，现行法律也没规定支持者的权利义务。
（二）完善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补充诚实信用原则
1.诚信原则为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确立理论根据。首先，诚信原则是民事诉讼效益价值的公然要求。一方面，诚信原则是确保判决效力的需要。对法院已生效的判决，当事人双方应予以尊重，不然就是前功尽弃，资源浪费，不但诉讼的目的实现不了，还将有损国家的审判权威。另一方面，诚信原则可以提高法院的办事效率。基于民事诉讼从“当事者自己的事”向“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事”这一认识转换。基于这种认识，诉讼当事人并非对立关系，应视为协力关系。这种诉讼观念必然要求当事人双方诚实守信，积极配合诉讼程序的进行。否则，对当事人和法院都是一种利益的损失。因此，只有保证法院的办事效率和判决效率，才能真正实现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价值。其次，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具有独特的功能。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功能是独特的，它对于制约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防止诉权、审判权的滥用，同时弥补民事诉讼立法的空白具有其他诉讼基本原则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如果某些问题是民事诉讼法没有作出相关规定，法官就可以根据该原则直接行使自由裁量权。从原则系统看，该原则是对其他原则的补充。另外，诚信原则的独特功能还表现在它使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更好地衔接了起来，以更好地确认并实现民事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实现民事诉讼法目的。
2.我国存在超职权的民事诉讼模式，法院的职权色彩十分浓厚。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我国民事诉讼体制、诉讼观念的转变和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的要求愈来愈高，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和处分权的强化，当事人滥用权利的可能性增大，所以，有必要用诚信原则对其加以约束。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立法技术和法官的素质日益提高，司法体制日趋完善，我国完全有适用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的条件。
3.对于权利不得滥用，我国法律是有规定的。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自由权利”，这就从国家根本大法的高度确立了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也要求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但在实际诉讼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滥用权利的现象不无存在，不仅仅是当事人滥用权、反诉权、上诉权等，而且当事人证人作虚假陈述，违反真实义务，甚至有的法官不当的利用职权，故意规避法律，从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无论是从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还是与国际接轨我国都有必要确立诚实信用原则。
（三）诚信原则的具体适用情形。
1.排除不正当的诉讼状态，禁止恶意制造诉讼状态。如果当事人一方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恶意利用法律漏洞，或者不正当地妨碍对方当事人有效地实施诉讼行为，从而形成有利于自己损害他人利益的诉讼状态时，对方当事人对此可以提出异议。良好的诉讼秩序对诉讼顺利进行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要求当事人和法院严格依法行事，不得任意制造事端，使诉讼处于混乱的状态。
2.诉讼权利的失效。如果一方当事人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行使诉讼权利，其权利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灭。对方当事人有充分理由认为他已经没有行使其权能的意思，如果当事人后来因行使其权利而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就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3.禁止反悔及矛盾举动、禁止伪证。当事人在诉讼中或诉讼外的行为应该具有前后一致性，即当事人在诉讼中或诉讼外的行为虽然在时间上具有先后的特点，但行为的内容不应作出实质的改变。同时要求当事人不得使用不正当的手段让证人作假证。在承认对方陈述的事实时，应当实事求是，不得作虚伪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