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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09-0057-05
一、引 言
与传统的股东至上的企业理论主要区别在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与企业相关的股东、债权人、员工和供应商等都为企业投入了“专用性资本”，承担了企业的风险，企业缺少它们中任何一个都无法持续发展，企业不仅要为股东利益服务，同时也要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际上，在公司治理中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鼓励利益相关者适当参与已经成为广为接受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Freeman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从公司战略管理、企业伦理等角度，对企业治理结构的主体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并经验地研究了利益相关者现象。Blair (1995)认为，公司应是一个社会责任的组织，公司的存在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公司治理改革的要点在于：不应把更多的权利和控制权交给股东，“公司管理层应从股东的压力中分离出来，将更多的权利交给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同时，英国的《Hampel报告》(Hampel Report)，［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99年6月推出的《OECD公司治理原则》，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公司治理声明等重要的公司治理原则都把利益相关者方在相当重要的位置；在德国、荷兰、瑞士等欧洲国家，典型的利益相关者如员工等，对公司治理的参与是相当普遍的。
国内也有研究认为（唐跃军）［9］，企业的“第三种资本”(The Third Capital)――环境资本（Environmental Capital）日益重要，环境资本包括自然环境资本和社会环境资本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由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诸如供应商、客户、债权人、员工、政府、社区等构成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要素提供，以诸如使企业缴纳税收、履行社会责任等方式获得资本回报。2002年初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制定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也专门规定了利益相关者问题。《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提出所谓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银行的主要债权人、职工、消费者、供应商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拥有求偿权、知情权和参与权，他们在公司治理中起作用的主要方式是公司与主要债权人的信息沟通，职工与董事会、监事会与经理人员的直接沟通与交流等。可以说，《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对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作用和权利等方面作了框架性的规范，在制度层面为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权益保护奠定了基础。
由上述研究及公司治理实践可见，利益相关者的相关问题已成为现行公司治理框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包括利益相关者部分，以便客观、全面的评价公司治理状况。如果缺失利益相关者部分，势必将不利于整体公司治理绩效的提升，不利于公司充分重视和解决利益相关者问题。
二、利益相关者治理评价指标
虽然利益相关者的相关问题在现行公司治理框架中居于重要地位，但目前国内外主要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均没有关注利益相关者问题。最为有名的标准普尔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Standards and Poors Company）中涉及到了“金融相关者”，但仅仅指股东，并未涉及到其他利益相关者。里昂证券(Credit Lyonnais Securities(Asia))的评价体系主要关注公司透明度、对管理层的约束、董事会的独立性和问责性、对中小股东的保护等方面，涉及债务规模的合理控制以及公司的社会责任，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利益相关者问题。而戴米诺（Deminor）和国内海通证券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则没有具体涉及利益相关者问题。
根据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且考虑到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可行性，我们设置利益相关者评价指标体系主要考察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和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协调与和谐。利益相关者参与方面主要评价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较高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度意味着公司对利益相关者权益保护程度和决策科学化程度的提高；利益相关者协调与和谐方面考察公司与由各利益相关者构成的企业生存和成长环境的关系状况和协调程度。具体指标分为：（1）公司员工参与程度。（2）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状况。（3）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4）公司和监督管理部门的关系。（5）公司诉讼与仲裁事项。见表1。
三、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分析
利用专家评分、层次分析法确定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治理评价的主因素与子因素的权重。综合专家组的建议，我们确定的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治理评价的五个主因素（公司员工参与程度(CCGINKSTH1)、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状况(CCGINKSTH2)、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CCGINKSTH3)、公司监督管理部门的关系(CCGINKSTH4)、公司诉讼与仲裁事项(CCGINKSTH5)以及相应的子因素，再根据专家对五个主因素指标与对应的子项评判打分，通过评判矩阵与一致性检验，可得到各指标的权重（以W表示权重）。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CCGINKSTH=W1*CCGINKSTH1+W2*CCGINKSTH2+W3*CCGINKSTH3+W4*CCGINKSTH4+W5*CCGINKSTH5
我们依据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数(CCGINKSTH)的平均值，选择100家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和治理水平总体上相对较高的上市公司做进一步分析。首先和样本总体进行比较分析，然后考察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的行业分布、第一大股东性质分布以及省区分布特点。以期发现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不同于样本总体的特点，同时初步考察行业差异、第一大股东性质区别以及地域差异对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和治理水平的影响。
1．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比较分析
如表2所示，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上市公司员工参与程度(CCGINKSTH1)、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状况(CCGINKSTH2)、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CCGINKSTH3)、和公司监督管理部门的关系(CCGINKSTH4)、公司诉讼与仲裁事项(CCGINKSTH5)与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数(CCGINKSTH)的平均值分别为65．78、59．40、57．00、93．80、99．70、73．0185，均显著高于样本总体的平均值；同时，除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状况(CCGINKSTH2)外，公司员工参与程度(CCGINKSTH1)、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CCGINKSTH3)、和公司监督管理部门的关系(CCGINKSTH4)、公司诉讼与仲裁事项(CCGINKSTH5)与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数(CCGINKSTH)的标准差均小于样本总体，数据的离散程度较小。
如表3所示，除主营收入增长率和托宾Q值之外，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每股公积金、净资产收益率、每股经营现金流量、每股净资产、主营利润率、税后利润增长率、财务预警值等常见的企业业绩和企业价值指标的平均值均好于样本总体的平均值。这意味着，良好有效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可能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企业业绩和企业价值。
2．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行业分布
表4关于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行业分布表明，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上市公司分布比较集中的行业分别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5．00%），批发和零售贸易（13．00%）和制造业（63．00%）；分布比较少的行业有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金融、保险业，分别只有一家公司入选100佳。另一方面，采掘业（18．18%），传播与文化产业（25．00%），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1．90%），金融、保险业（14．29%），批发和零售贸易（18．57%），制造业（12．02%）等行业中上市公司入选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的比例较高，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总体上较为健全有效。这同时也显示，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和治理水平可能受到行业差异的影响，因行业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3．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第一大股东性质分布
表5显示，较高比例的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企、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民营，其所占比例分别为68．00%、9．00%和9．00%；第一大股东性质为非金融和外资的上市公司没有进入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另一方面，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企、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集体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进入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其比例分别是11．66%、15．25%、12．50%。也就是说，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企、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集体的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总体上更为健全有效。可见，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性质可能影响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和治理水平。
4．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省区分布
在入选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上市公司中，来自广东省、湖北省、北京市、江苏省和上海市的比例较高，依次为7．00%、7．00%、8．00%、10．00%、14．00%，而没有来自宁夏、青海省、天津市、自治区的上市公司入选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如此看来，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利益相关者治理水平可能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一定关系，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入选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的上市公司较多，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入选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的上市公司则较少。
另一方面，来自河南省、江苏省、新疆、贵州省、湖北省、吉林省、北京市和甘肃省的上市公司入选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的可能性较高，其比例依次为25．00%、19．61%、18．75%、18．18%、17．95%、16．67%、16．33%和15．38%，以上八省区的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总体上可能较好。而除宁夏、青海省、天津市、自治区没有上市公司进入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外，湖南省、河北省和陕西省的上市公司入选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的比例也比较低，分别为3．13%、4．17%和4．76%，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和治理水平有待改善和提高。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利益相关者治理已成为现行公司治理框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据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笔者设置利益相关者评价指标体系主要考察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和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协调与和谐。
对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的分析显示：（1）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和治理水平均显著好于样本总体；同时，除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状况(CCGINKSTH2)外，标准差也均小于样本总体，数据的离散程度较小。（2）除主营收入增长率和托宾Q值之外，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上市公司的企业业绩和企业价值均高于样本总体。良好有效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企业业绩和企业价值。（3）采掘业，传播与文化产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保险业，批发和零售贸易，制造业等行业中上市公司入选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的比例较高，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总体上较为健全有效。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和治理水平可能受到行业差异的影响，因行业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4）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企、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集体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进入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性质也可能对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和治理水平存在重要的影响。（5）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利益相关者治理水平可能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一定关系，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入选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的上市公司较多，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入选利益相关者治理100佳的上市公司则较少。
基于上述分析和研究结论，我们建议在公司治理中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鼓励利益相关者适当而有效的参与公司治理和管理，建立并完善包括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在内公司治理机制，以有利于整体公司治理绩效的提升，达到提高公司业绩和价值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Freeman and Redd ．Stockholders and Stakeholders：A New Perspectiv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Vol．25，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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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ampel Committe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Hampel report on corporate governance［R］．the European Corporate Governance Institutes (ECGI) website．
［5］ Holly J．Gregory．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Board Best Practice［J］．Investors Viewpoints，1998，（11）：68-69．
［6］ 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上市公司治理准则［S］．2002．
［7］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系统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3，（3）：4-25．
［8］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公司治理评价课题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与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4，（2）．
一、盈余管理概念及产生原因分析
1、盈余管理概念
对于盈余管理这一概念，不同的学者对其的定义也各不相同，Scott（1999）在其发表的《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认为：“盈余管理是会计政策的选择具有经济后果的一种具体表现。”他认为，只要企业的管理人员具有选择不同会计政策的自由，他们一定会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或者使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这就是会计盈余。Davison在其所著的《会计：商业语言》中，给盈余管理下了一个比较具体而相对狭义的定义：在公认会计准则限制范围内，为了把报告盈利调整到满意水平而采取有计划行动步骤的过程。目前对于盈余管理概念普遍认同的是，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获取一定的利益而进行的蓄意行为。企业管理当局通过选择或变更会计政策和方法、安排交易的时间和方式、利用会计估计等方式来修改会计盈余信息，这些手段能够改变企业的真实盈利在不同期间上的分布。
2、盈余管理产生原因分析
会计政策选择的自由与空间。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企业的业务通常都是复杂、多样以及不确定的。在处理业务和编制财务报告的过程中，企业管理当局可以对各种不同会计政策和方法进行判断并加以选择，只要处理方式符合《企业会计政策及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并且不违反会计准则，甚至还可以使用不同的会计政策或估计去影响或改变财务报告。对于财务报告中存在的很多未来经济事项，管理者必须作出判断。另外，对于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和净残值、预收或递延账款、坏账损失等等，管理者都有其操作空间。会计准则的这种灵活性和不完全性为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可能，企业管理层可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会计政策和处理方法，以使报表中的盈余信息达到期望目的。
Scott在其《财务管理理论》一书中指出，方出于奖励动机、税收动机、契约动机、更换首席执行官、政治动机、新股动机都会进行盈余管理行为。从股份制公司制度建立以来，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股份制公司本身存在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即信息不对称以及造成的委托问题。由于委托方和方的效用函数不一致，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更大，而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双方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相互博弈过程中，产生了通过签订薪酬契约的方式来促使管理层为了股东的利益服务，这些契约中薪酬奖励的条款往往和企业的经营业绩相挂钩，而衡量经营业绩是否达到或超出预期，又要靠财务数据说话。于是，另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管理层为了提高薪酬或者谋求行政级别的晋升，当企业的经营业绩没有达到预期水平时，他们出于自身利益会产生强烈的盈余管理要求。在没有有效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这时，人便有动机采取盈余管理行为。
为了降低委托成本，国际上通常的做法是将公司治理结构与经理人股票期权相结合来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以降低成本，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率，更好地满足委托人的利益。
二、公司治理结构
1、公司治理结构概念
如前一节所说，自股份制公司制度建立以来，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了分离。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经营者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比个体企业或合伙制企业要复杂得多。所有者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必须建立起一套相应的规范来监督经营者的行为保障企业的效率和业绩，公司治理结构理论便应运而生。然而由于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
Olive Hart（1995）认为，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的条件是委托问题的存在。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状态下，必须设计相应的制度安排以解决委托问题，解决信息的不对称，从而减少成本。这种制度安排就是公司治理机制。
吴敬琏（2000）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由所有者、监事会和高层经理人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三者之间构成一定的制衡关系。在这种结构中，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拥有对高层经理人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权；高层经理人受雇于董事会，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司治理结构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是基本都认同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所有者为了监督、制约管理层的行为，降低委托成本，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从而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结构性制度安排。
2、公司治理结构的组成
《公司法》指出，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是采用“三权分立”制度，即决策权、经营管理权、监督权分属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经理层、监事会。通过权利的制衡，使三大机关各司其职，又相互制约，保证公司顺利运行。
（1）股东大会。股东大会是一种非常设的由全体股东所组成的公司制企业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全体股东组成，对公司财产享有管理权，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是治理结构的主体。企业一切重大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经营决策一般都得股东大会认可和批准方才有效。股东大会有权选举和更换董事和监事（职工代表除外），有权对公司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但是股东和股东大会一般不会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而是委托职业经理人代表他们去组织生产活动。
（2）董事会及经理层。由于两权分离，股东不能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这就需要股东及股东大会选出少数股东作为全体股东的代表，为了全体股东的利益来负责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这些代表就是公司的董事，这些董事就组成了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最高决策机构和领导机构。经理层属于公司执行机构，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常务董事等。经理层人员由董事会聘任，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拥有对公司事务的管理权和权，负责处理公司的日常经营事务。因此，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中，经理层是公司的经营者，和董事会之间也是一种委托关系。
（3）监事会。监事会是公司的常设机构，负责监督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以及对董事、经理等人员违反法律、章程的行为予以指正。为更好地履行监事会的职能，赋予其召集股东大会的请求权是合理的。
三、公司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从股份制公司制度建立以来，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股份制公司本身存在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即信息不对称以及造成的委托问题。由于委托、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一方面，由于方负责编制和提供会计信息，所以方比委托方掌握更多有关公司当前经营状况和未来盈利前景的信息，方可能通过其信息优势来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即“逆向选择”问题。另一方面，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委托方不可能完全观察到方的努力程度和工作效率，人就有可能利用环境因素为自己的经营不善找借口或者利用信息不对称来隐瞒自己的偷懒行为，甚至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为自己谋取私利和损害股东的利益，即“道德风险”问题。为了降低委托成本，国际上通常的做法是将公司治理结构与经理人股票期权相结合来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以降低成本，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率，更好地满足委托人的利益。无论是管理人员在会计政策和交易安排选择的空间自由度，还是对重大事项拥有决策权，一个无效或者薄弱的治理机制必然会放大这种自由度和决策权范围，而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可以在事前、事中和事后对其决策的内容和执行的结果实施有效监督。
以董事会为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董事会具备独立性和有效性，这样一来董事会就可以对经理层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特别是对公司财务报告过程中管理层行为的控制，可以有效制约经理人员的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防止产生“内部人控制”的情况并且缩小所有者和管理层双方的效用函数之间的差距。只要经理人员的行为违反了契约规定，董事会就会对其进行惩罚，甚至解聘。这样就加大了经理人员进行盈余管理的成本，如果经理人员判断该项成本会大于实行盈余管理所带来的收益，那么其就会选择放弃盈余管理。
以监事会为例，监事会是和董事会并列的向股东大会负责的机构。《公司法》第126条规定，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检查公司的财务；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有对收入、费用、会计政策变更、关联方交易、资产减值准备、非经常性损益这六个方面，从而达到粉饰报表实现管理目标和业绩。而《公司法》赋予监事会的第一项职权便是检查公司财务，即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在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下，管理层很难对公司会计信息进行粉饰，而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有助于股东对经营业绩的了解，可以使他们作出正确的判断，有效监督管理者行为，也有利于优化企业资源配置。
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通过权力分配、权力制衡和信息披露机制迫使管理层释放信息，以缓解委托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有效的监督和控制管理层的日常经营行为，防止管理层为了实现自我的效用函数而对企业的会计信息进行操纵。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整体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而这种改善也确实带来了盈余管理程度的降低，但降低的程度有限，其原因是公司治理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愈演愈烈的现象，就必须从公司治理结构入手，从各个方面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机制。
【参考文献】
[1] 蔡昌：盈余管理[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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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敬琏：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5] 张宗益：公司治理热点透视与实证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6] 陆宇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及其治理对策研究[J].管理科学，2003（8）.
[7] 张逸杰、王艳、唐元虎、蔡来兴：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和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J].管理评论，2006（3）.
二、 文献回顾
国内外关于高管离职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公司业绩和公司治理因素对高管离职的影响。公司业绩方面：Warner和Watts（1988）、 Kaplan（1994）分别以美国、日本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公司股票市场收益与公司高管离职的关系，均发现较差的股票市场收益表现增加了高管离职的概率。龚玉池（2001）、朱（2002）以中国上市公司为对象分析了会计业绩对高管离职的影响，发现二者呈负相关关系。公司治理因素方面：Yermack（1996）对董事会规模与高管辞职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的董事会人数较少时，首席执行官（CEO） 在公司业绩不好时被解雇的概率较大。付荣和李芬（2009）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越高，高管离职的概率越大，而董事会规模越大，高管离职的概率越小。丁希炜和周中胜（2008）以沪深两市1 08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高管持股比例对高管变更的影响均不显著，但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50%时，前五大股东的股权集中度对高管变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张俊生和曾亚敏（2005）分析中国上交所上市的公司发现董事会会议次数、公司的领导结构对相对业绩下降的公司的总经理变更具有显著的解释力，而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股权集中度等其他治理变量与总经理变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他方面：Morck（1988）等提出战壕假设，即高管持股会增加其追求非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动机，以满足个人利益，并防止被解聘，即高管持股比例越高， 其离职的概率越小。Murphy（1999）研究了美国大型上市公司的高管离职现象，结果表明高管年龄对高管离职的解释力要强于公司的经营业绩，即年龄越高的高管越容易出现辞职的情形。张明（2011）研究了2010年4月前上市的公司高管离职问题，发现高管持股比例与高管离职的可能性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
从以上文献综述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学者对高管离职原因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对高管离职的影响因素研究从经营业绩扩展到公司治理因素等多个角度。但国内学者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可能与其所选样本、变量等存在差异有关。关于创业板高管离职原因的研究，现有的文献多停留在描述层面上，缺少数据的支持和深入的实证分析。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结合创业板高管离职的特点，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高管年龄越高，离职的可能性越高。不同年龄段的高管对其职业生涯规划不同，高管年龄是影响高管离职的重要因素。
H2：高管学历越高，离职的可能性越低。高管的学历能反映其认知能力、技能知识的高低，学历较高的高管在职业选择时更能与自身的意向相匹配，并且学历往往与高管的组织能力、决策能力、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及承担风险的能力相关，学历较高的高管在工作中也更加得心应手，因此学历越高的高管离职的可能性越低。
H3：高管任期越长，离职的可能性越低。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高管人员会积累更多的经验和相关知识，有利于高管人员做出更为精准的决策，取得更好的经营业绩。因此，高管在公司的任期越长，其离职的概率就越低。
H4：高管持股市值越高，离职的可能性越高。创业板上市公司对高管普遍实施股权激励政策，加之创业板上市公司在股票发行时存在的“三高”现象（高发行价，高市盈率，高超募资金），使得获取公司股权的高管在公司上市后个人财富迅速增加。依据现有规定，若高管持股后继续任职，其在公司股票上市一年后才能转让所持股份，且每年转让股份数量不得超过其持有量的25%；若持股高管选择在新股发行上市一年后离任，离任半年后可一次性减持所持股份的50%，相比继续任职减持股份所获收益增加一倍，离任一年后，所持股份全部解锁。在上述情况下，若持股高管选择继续任职，则其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将手中的股份财富变现，而公司经营及股票价格的不稳定性，使得滞后变现这笔财富的高管面临较大风险，因此创业板高管就会有通过离职来减持更多股份来提前获得更多股票收益的动机，持股市值越高的高管人员的离职动机越强。
H5：高管薪酬水平越高，离职的可能性越低。根据委托理论，委托人（股东）为了降低成本，往往与人（企业管理者）签订报酬―绩效条约。管理者会努力提高经营业绩以获取较高的薪酬，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高管获取的薪酬不仅是公司对其能力和价值的认可，也代表了公司对高管的重视和满意程度，体现着高管在公司中的地位，这些因素影响着高管对公司的忠诚度，也是高管是否离职所考虑的重要方面。因此，高管薪酬构成了高管离职的机会成本，高管从公司获得的薪酬越低，高管离职的机会成本就越低，高管离职的概率就会增加。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9年10月30日到2012年12月31日在创业板上市的355家公司的高管个人为样本，研究其离职情况，剔除数据缺失值后共得到5 832个样本。所有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布的各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国泰安数据库中不全的高管离职数据通过手工整理财务报告得出。上市当年存在的高管的变量数据取自上市当年的年度报表，上市年度以后增加的高管的变量数据取自新增当年的年度报表。数据处理采用stata12.0软件。本文研究的高管是指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技术总监、营销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
（三）变量选取和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创业板高管离职变量为因变量，即创业板高管自公司上市之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是否离职，即是否不再担任公司高管，该变量为0-1分类变量，在设定期间不再担任公司高管时值为1，仍继续担任公司高管时值为0。自变量的选取上，由于高管持股市值和高管薪酬数值较大，因此对这些变量设置了不同的数量单位，以便于对其进行分析，教育背景赋值：1=中专及中专以下，2=大专，3=本科，4=硕士研究生，5=博士研究生。文中各个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是0-1分类变量，因此选用Logit模型对影响高管辞职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模型设置如下：
LOGIT（Y）=β0+β1Age+β2EDU+β3Tenure+β4Share-value+β5Salary+β6First-share+β7 Size+β8IPOPE +β9ROA+ε 模型（1）
LOGIT（Y）=β0+β1Age+β2EDU+β3Tenure+β4Share-value+β5Share-value2+β6Salary +β7First-share+β8 Size+β9IPOPE +β10ROA+ε 模型（2）
四、 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首先，本文按照高管的职位特征对离职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如下页表2所示。本文所选取的5 832个高管样本中，离职的有786人，离职比例达13.48%。创业板出现离职现象较多的职位是董事、监事、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董事长、副董事长发生的离职现象较少，考虑兼任的总经理情况后，总经理出现离职的比例也是较小的，仅为3.39%。
其次，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创业板高管年龄均值为46岁，表明创业板高管总体偏年轻化；高管的受教育程度平均在本科以上；在任时间最短仅为2个月，平均任期为4年以上；创业板高管的持股市值最高达198.47亿元，平均持股市值为1.17亿元，可见创业板持股高管的股票财富之高；薪酬最大值为353.2万元，均值为17.3万元，存在薪酬为零的高管。控制变量中值得关注的是市盈率指标，最大值达到207.32倍，均值达到72.31倍，印证了创业板“三高”现象中的高发行市盈率情形的存在。
（二）回归分析
通过下页表2中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模型（1）进行回归后结果显示高管持股市值与高管离职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猜想高管持股市值与高管离职并非线性关系，加入持股市值平方项即对模型（2）进行回归，结果显示高管持股市值系数为0.1516，在10%的水平上显著，高管持股市值平方项系数为-0.0167，也在10%的水平上显著，其他变量如高管年龄、学历、任期、薪酬的回归结果与模型（1）结果基本无差异，均在1%的水平上与高管离职概率显著相关，支持H1，H2，H3，H5。根据模型（2）的回归结果，高管离职与高管持股市值并非线性相关，而是呈倒U型关系。通过对持股市值进行简单计算，可以得到倒U型的峰值为4.54亿元，即持股市值低于4.54亿元的高管，持股市值越高，离职的概率越高，而持股市值高于4.54亿元的高管，持股市值越高，离职的概率越低。通过对样本观测值进行统计发现，持股市值超过峰值4.54亿元的高管人数为356个，其中担任公司董事长或副董事长有231个，发生离职的共有8人，仅占创业板离职总数1%。可见峰值后的负相关关系对创业板高管而言并非普遍现象，可以进行如下解释，创业板上市公司大都是家族企业，这些企业的特点是家族内部成员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持有公司大量股份并担任董事长等要职，并且很少发生除换届、退休等客观原因外的主动辞职，因此在考察高管套现动机时可以将这些高管排除在外。所以在考察高管套现动机时不考虑超过持股市值峰值的高管，那么高管离职概率与高管持股市值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支持H4，创业板高管离职现象表现出较强的套现动机。
（三）进一步分析
1976 年，Jensenand Meckling（1976）在依托MM理论关于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利益诉求博弈的基础上，提出了理论。随着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逐步形成了现代企业制度。但是，在当下企业和委托关系当中，拥有企业所有权的委托人和实际管理企业的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他们所追求的都是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在企业的经营当中当企业的委托者和者发生利益上的冲突的时候，人就很有可能去违背甚至是去损害委托人而达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随之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成本问题。实现企业的良好治理，实现企业成本的最优化，协调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均衡分配，是当代企业治理研究的核心。公司治理是其中的关键问题，良好的的公司治理有助于企业的正常运营，维护企业各相关者的利益。其中公司的股利政策是公司治理理念下重要一环，并受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股利政策是公司关于是否发放股利、发放多少以及何时发放的方针和政策，其实质是公司治理机制和运作模式的体现，是各方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利益的博弈。股利政策是公司的管理层、股东、债权人、员工对公司利益再分配的诉求，一种利益的博弈，但这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在公司特定的治理机制下，各方利益相关者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可以实现一种博弈利益的均衡，即公司特定的股利政策。可见，公司的股利政策并不仅仅是财务政策，也是公司治理的政策。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关于股利政策和公司治理的研究不少，一方面是关于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再者就是把二者联系起来，研究他们之间的相关性和作用机制。梳理文献，我们可以得出关于股利政策和公司治理关系的研究现状是：
1.结果假说——认为随着公司增加股利支付额或提高股利支付率，公司治理机制能得到更好地实施和贯彻，即股利支付与公司治理的关系是正相关的。Jensen Mecklin（1976）认为股利政策有助于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和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的缓解，最终达到节约管理成本的目的；Easterbrook（1984）也认作为作为能有效降低公司成本的一种体质，股利是一种有效公司治理机制的替代方式；La Porta （2000）等发现，股利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企业的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问题， 而且当外部投资者要求内部人以现金股利的形式分配留存收益有法律保障时，股利发挥的作用更加显著；安玉琢（2009）以2004 ～ 2006 年沪深股市A 股上市公司为参考，进行实证分析，最终表明公司治理与股利政策有显著性关系。邹红等（2005）根据2002年的582个上市公司样本，采用多变量回归分析方法来验证提出的假设并提出优化模型，然后以2003年的417个样本为依据，对提出的优化模型进行了测试，从而进一步的地验证影响股利因素；这个结果表明了中国上市公司特殊的治理结构对股利政策的选择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2.替代假说——认为随着公司增加股利支付额或提高股利支付率，公司治理机制并不能得到更好地实施和贯彻，即股利支付与公司治理的关系是负相关的。Holde（2002）论证股利的替代假说，即良好的公司治理实践就足够保护投资者对抗征用，减少了股利支付的必要性；Farinha（2003）认为在面对高的成本情况下，公司治理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股利支付和公司治理的内外方面呈负相关。方芳等（2004）通过调查结果显示，管理层持股对于成本高的公司发放股利起改善作用。而成本低的公司中，股利支付并没有什么影响。陈洪涛、黄国良（2006）再成本理论基础上，采用回归分析，对2003年752家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每股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股权多少等影响上市公司的利分配，负债多少对股利支付并没有影响。
三、综合评述
公司治理体系是在公司治理评价系统原则下的股东行为、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信息披露以及利益相关者六个维度的统一体，并通过这六个方面的有效性来衡量公司治理体系。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得知股权结构的集中与分散程度对股利政策有显著影响；董事会的规模与监事会与股利政策呈正相关关系；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联系程度、信息披露程度，都与股利政策正相关。总体而言，公司治理层的特征对股利政策存在重要的影响力。
发达国家是市场的自由化程度高和相关理论成熟的环境下，对公司治理和股利分配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的，也在是基于在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我国关于公司治理和股利分配的相关性研究并不系统，局限于单一的某一方面，也忽略了我国资本市场自身特点和我国特殊背景和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因此，在以后先关领域研究中更加着重研究公司治理和股利政策的系统联系；一是要更加系统和全面，着重实证分析，二是借鉴国外学者关于公司治理机制和股利政策相关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作者单位：四川农业大学经管学院）
参考文献：
[1]Jensen，MichaelC，William H，etal.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
（一）制度环境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制度环境是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中的主要因素，分析其对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并探讨制度环境中几个重要因素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
（1）市场化改革。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明显成就，尤其东部沿海城市相对较发达，市场化进展很快；而另外一些城市非市场因素仍然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因此，制度环境对不同地区的公司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企业行为特点就会表现不同，市场环境在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促使企业竞争加剧，管理者面临竞争压力可能采取盈余管理手段操纵利润。
（2）政府干预行为。政府作为控股股东会采取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获取收益，这种股权特点带来许多问题：董事会形同虚设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非控股股东由于力量薄弱难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若没有政府的干预，由于国有股占绝对控股地位且股权不能流通，上市公司控制权不可能发生变动。公司经理人市场也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使众多治理机制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传统的治理机制处于此制度环境中无法起有效作用，更可能导致盈余管理现象的出现。
（3）法律制度环境。发达国家依靠法律法规的威慑作用处理公司治理问题，比我国的公司治理问题处理的相对较好，拥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并严格执法，就能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起一定的抑制作用。所以依托于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加之严厉的执法部门和人员，将有效制约公司治理中违法违规行为的出现。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律制度环境水平影响着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
（4）会计制度变革。监管部门在最近几年中制定一系列制度和标准，并采取相应措施改善会计信息质量，为抑制盈余管理营造一个良好大环境。特别是2006年对会计制度进行较大范围的修订，采取基本统一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披露标准并提高信息披露标准。新制度将能改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能有效抑制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实行信息披露、准则规范、治理结构等也会减少发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二）市场竞争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市场竞争会给盈余管理造成重要的影响。其中主要的是控制权市场、资本市场、产品竞争市场、经理人市场。
（1）控制权市场。激烈的控制权市场竞争使得公司有被吞并、收购、兼并的潜在危机，经理人员也存在被代替的可能。因机会主义行为或绩效欠佳而被取代的风险时刻存在，就会对公司管理人员形成直接有力的压力，上市公司在面对控制权市场的压力下，当经营者业绩达不到期望时，将可能采取盈余管理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
（2）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要求企业公司管理层必须定期公开披露其财务情况，使会计盈余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直接关系着企业价值的定位。另外企业市场价值还与经理人个人利益联系密切，经理人会产生强烈动机采取操作盈余信息从而影响企业价值。对外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越高，业绩越是良好，就会增强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企业就能募集到更多的权益性资本，也会减少成本，增加企业经营管理的空间和自由度，从而经理人越是有盈余管理的动机。
（3）产品市场。产品市场的竞争对企业产生生存的直接压力，使经理人重视企业的经营战略。较高的会计盈余披露会吸引其他潜在的生产者进入该行业或生产领域，使竞争更加激烈，最终导致失去较高盈利。若是垄断性或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战略性生产行业，相对较高的会计盈余披露、公众的压力会促使政府加强监督与管制，避免政治关注和新竞争者进入，会促进经理人采取选择会计政策与估计变更进行盈余管理，使对外报告的净收益以非暴利的正常形象出现。
（4）经理人市场。会计盈余信息是经理人能力、价值评估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而这种评估的前提是存在着一个完善、健全的经理人市场。通过竞争机制能力强的经理人会得到很多工作机会且往往是高薪聘用，而能力欠强的经理人则往往会被替换，从而面临失业的威胁，因此经理人为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盈余管理便成为其常用的手段。
（三）债权人治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公司债务对于企业管理层的约束来自债权人，特别是银行的监督和严厉的债务条款。债权人（尤其银行等大债权人）的专业化能有效改善公司治理的绩效，债权人治理在日德公司治理模式中占有重要地位，银行在公司监控方面存在实质性的参与，为满足债权人的要求，避免违反一系列与债权人签定的苛刻条件，并因此陷入财务困境，企业管理者往往会通过盈余管理操纵企业的经营业绩，蒙骗债权人。
（四）市场中介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市场中介组织在市场运作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使政府与企业紧密联系起来，成为它们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下面从审计市场、机构投资者等方面分析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1）审计市场。投资者主要根据财务报告获得企业重要信息，并依据这些信息做出投资决策。但是因为外部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使经营者增加了扭曲财务报告信息的可能性。通过让外部人了解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审计减少经理层和公司股东间的信息不对称，审计质量的高低在盈余管理上会有所表现，因此盈余质量可以反映审计质量的高低，同时高质量的审计是可以鉴别出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
（2）机构投资者。投资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投资人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的动力。但很多研究认为机构投资者缺少必要的专业经验，所以不能有效的对管理者进行监督。因此机构投资者并不发挥积极主动的监督功能，而是注重短期利益的运作方式，会通过资本市场给经营者施加压力，当盈余无法达到机构预期时管理者极有可能通过盈余管理手段操控盈余。
二、上市公司以外部治理机制规范盈余管理完善对策
（一）加快市场化改革，加强制度环境建设 改善制度环境能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通过资本市场建立公司所在区域市场环境的披露机制，不仅可以使投资者把握市场环境，而且能促使该区域的政府主动改善制度环境，从而加快地区的市场化进程，逐步改善公司面临的制度环境。
（二）加强经理人市场与声誉机制建设，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氛围 所有盈余管理行为都与具体的管理者密切相关，因此需要建立良好的经理人声誉机制，激励和制约经理人的行为，从而促使管理者当面对市场压力时，通过努力工作而不是盈余操控来提高公司的真实业绩。
（三）增强债权人治理，维护债权人利益 增强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发挥其主动监督的功效，从制度层次上保证债权人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并建立偿债机制，切实做到维护债权人利益。
（四）加强审计市场管理，规范机构投资者行为 逐渐建设审计市场，使审计师充分显示外部监督者的功能，成立相对完善的审计职业规范体系，并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和明确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改变机构投资者的结构，引进更多需要长期投资的机构投资者，能有效的发挥其外部监督者的作用。
三、结论
盈余管理受到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健全外部机制才能配合内部治理结构，从而发挥公司治理结构的最大功能， 就是在上市公司的内部和外部通过制度化、结构化的安排达到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公司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权力的有效配置，以平衡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有效抑制盈余管理行为。
参考文献：
[1]刘娥平：《盈余管理、公司治理与可转债绩效滑坡》，《管理科学》2011年第5期。
[2]杜瑞：《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管理评论》2011年第3期。
[3]卢闯：《市场化程度、盈余管理与银行贷款定价》，《科学决策》2010年第9期。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已不能满足报表使用者对信息的需求，在这种经济背景下，2006年的会计准则中全面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在总则中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关于公允价值计量的具体规定分散在投资性房地产、资产减值、企业合并、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多项具体准则中。
新准则在我国已经连续实施6年，因准则主要针对上市公司，这里讨论的是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准则实施期间出现了因公允价值使用降低信息可靠性的问题，如在债务重组中通过调整估值技术、改变参数来调整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以改变当期损益调整利润表；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关于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准则只做了“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显著不同”、“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同，且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差额与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相比是重大的”的这些定性规定（杨英男，2012），缺乏操作性，这些都给了企业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财政部在2012年5月17日出台的公允价值征求意见稿，旨在规范公允价值的使用。
二、盈余管理概述
关于盈余管理的定义，凯瑟琳·雪珀（1989）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威廉·斯科特（1997）在《财务会计理论》中指出“盈余管理是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保罗和詹姆斯（1999） 认为，盈余管理是公司的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外部信息使用者，在编制财务报告时进行的会计选择和职业判断。
在这里，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盈余管理的客体是会计准则、会计方法和估计等。盈余管理中既包含合法的操控，也包括非法的或欺诈性的操纵行为（沈烈，张西萍，2007）。当企业在准则、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职业判断和方法选择导致盈余的账面价值变动是正当的行为，当盈余管理行为超过一定的限度时，比如虚构交易、违背准则进行会计选择和估计，就属于非法的操纵行为。这两种行为都可以反映管理当局为达到公司价值最大化而在披露信息过程中带有的倾向性。
三、征求意见稿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几点分析
在征求意见稿中，具体规范了公允价值定义，明确了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和级次，并对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信息的披露做出具体要求。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3号——公允价值计量》的内容结构基本一致，也反映了在修订会计准则过程中保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
1.规范定义，引入新概念。在征求意见稿中，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对比《企业会计准则》可知，征求意见稿中将之前的公平交易改成了有序交易。有序交易，是指在计量日前一段时期内相关资产或负债具有惯常市场活动的交易。清算等被迫交易不属于有序交易。强调一些非公允情况下的交易价格需剔除，使得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增强，降低了企业操纵利润的空间。
此外，征求意见稿中还引入了计量单元，主要市场、最有利市场等概念和假设，为具体实务中公允价值的计量提供了规范，降低主观判断的程度。规定资产或负债以公允价值计量时以计量单元而不是单项资产或负债为最小的计量单位，强调了经济活动的实质。
2.规范公允价值计量。征求意见稿首先将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分为非金融资产、负债和企业自身权益工具、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这三大类，然后分别对每类的计量进行规定，为实务中的操作提供规范。对估值技术、采用的假设（输入值）、公允价值的级次等做了系统的阐述。准则规定在确定估值技术时，主要看是否有足够可利用数据支持，尽可能的使用从有序市场中获得的可观察数据。因为市场价格是金融资产（也包括非金融资产）的最佳估计，是最公允的输出变量（葛家树，2006）。规定公允价值级次由输入值的级次决定，判断输入值的级次则依据其是否利用来自有序市场数据、是否可观察。这一规定使得企业用公允价值计量资产时最大化的利用了市场客观数据，降低了公允价值估计中的主观判断，从而降低盈余管理的空间，增强信息的可靠性。同时也将为增强我国市场的有效性作出贡献，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3.完善公允价值披露要求。关于公允价值的披露，征求意见稿规定企业根据相关资产或负债的性质、特征、风险以及公允价值级次对其进行恰当分组，并按照组别披露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信息。分组后披露将增强财务信息的可理解性，使外部信息使用者更好的理解企业披露的信息，有助于他们识别报表中因盈余管理而造成的数据变动。此处规定企业除了应当披露公允价值外，还应披露确定公允价值过程中的方法、输入值、公允价值计量级次、估值技术，这些更多的信息可以帮助信息的使用者分析披露的公允价值在确定过程是否依据客观现实，帮助信息的使用者辨认公允价值的可靠性高低，从而降低了企业进行盈余调节的空间。
近几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我国的证券市场经历了不断规范和成熟的发展历程，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得上市公司的管理问题在我国资源配置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上市公司的管理问题上，盈余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由于盈余管理的动机来源于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所以盈余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会计信息，严重时可造成会计信息失真，影响证券行业的有序发展。据此盈余管理所反映的不仅是会计行为，也是一种管理行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系统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企业内部科学的组织管理以及正确的引导和控制。因此，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虽然近年来盈余管理一直是财经领域研究的热点，但是我国的研究都主要从公司治理结构的某个因素，如董事会，监事会，第一大股东，最终控制人等入手研究了盈余管理的个别决定因素，而没有对公司治理结构中各重要要素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作全面的分析，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拟作进一步研究。
一、研究设计与样本选取
1、研究设计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公司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因此首先对盈余管理进行测度，本文选取上市公司2009年年报数据对操作性利润模型的盈余管理程度进行定量的分析。
2、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测度
（1）总体应计模型
会计学界一般认为，会计盈余（NI）可以拆分成为经营现金流净值（CFO）与总体应计利润（TA），NI=TA+CFO。而其中总体应计利润又可以拆分成为可操作性应计利润（DA）和非操作性应计利润（NDA），TA=DA+NDA。盈余管理就是针对可操作性应计利润进行操纵，而非操作性应计利润的分析与模型的选取就成为分析可操作性应计利润的关键。
（2）非操作性应计利润模型――模型选取
根据文献对非操作性应计利润的计量有五种模型，本文选取了其中的琼斯模型作为对非操作性应计利润进行计量。
但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成立于1990年，到目前为止都比较年轻，并且我国会计制度以及证券市场本身现阶段还存在诸多缺陷，所以本文选取的模型为横截面琼斯模型，该模型放弃了原有琼斯模型的时间序列作为参数估计而使用横截面数据对参数进行估计，以下为横截面琼斯模型的表达式：
NDA/At-1=a（1/At-1）+b1（PPE/At-1）+b2（REV/At-1）；
其中各变量意义解释如下：
①NDA―第t年（本文选取为09年）年度非操作性应计利润；
②At-1―第t-1年（本文选取为09年）年度总资产；
③PPE―第t年年度固定资产原值；
④REV―第t年与第t-1年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之差；
其中的a，b1，b2由以下模型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估计得出：
TAt-1/At-1=a（1/At-1）+b1（PPE/At-1）+b2（REV/At-1）+e
其中各变量意义解释如下：
①TAt-1―第t年年度应计利润；
②e―误差项；
（3）非操作性应计利润模型――参数估计的样本选取
本文对以上琼斯模型的参数估计的样本选取了2009年A股的1461家上市公司，剔除了数据不全的91家和琼斯模型不适用的金融行业28家，本文得到以下归类，见表1。
根据SPSS 13.0的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各行业以下数据，见表2。
从表2可见，在拟合优度上，各个行业之中工业，公共事业和商业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说明以上三个行业模型能较为准确反映盈余管理的程度。而其他两个行业具有较差的拟合优度，故剔除其他两个行业。
方差分析结果上，各个行业在5%显著性水平上均可以认为回归模型是具有线形关系。
在回归系数检验上，在5%显著性水平上房地产行业的1/Ait-1项目，e项目；工业行业的1/Ait-1与PPE/Ait-1项目；商业的PPE/Ait-1和e项目；公共事业的e项目；综合行业的REV/Ait-1没有通过检验，其余项目均通过检验。在10%显著性水平上房地产行业的1/Ait-1项目；工业行业的1/Ait-1与PPE/Ait-1项目；商业的e项目；综合行业的REV/Ait-1没有通过检验，其余项目均通过检验。
故本文得出工业，公共事业以及商业的琼斯模型，见表3
下面我将运用这里得出的测度NDA的琼斯模型来测度上市公司的DA，从而进一步分析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决定机制。
3、样本选择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有关文献，发现公司盈余操作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被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保留意见（李爽，吴溪，2003①；徐浩萍，2004②）。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上，本文得到第1个假设：被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比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大。因此本文选取的样本为2009年年报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加解释段与无法表示意见的上市公司29家。
样本选取的会计师事务所对2009年年报出具保留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29家公司中，按照上文分析，选取拟合优度高的三个行业：工业，商业和公共事业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因此提取实际样本22家（均为A股上市公司）。
4、研究假设
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思路，选择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股权结构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由于以上两个方面是公司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而且相对来说在年报当中披露较为完整，数据也相对准确。
（1）董事会，监事会与盈余管理
董事会规模上，大部分国内上市公司并没有设立专门委员会，董事的分工不明确，过大的董事会规模使得成员之间沟通的成本增加，降低盈余管理的监督效率。内部董事比例上，由于内部董事人员在公司内部担任行政职务工作，可能会造成董事会与经理层职能混淆不清。使得董事会对经理层盈余管理等行为的监督以及控制失效。在董事长兼职总经理二职合一上反映了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由于二职可能发生冲突，在国内外文献中反映出来的现状是有盈余管理的公司，最高管理者同时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几率较高（王化成，佟岩，2006③；Fan et al.，2008④）。在监事会规模上，我国学者发现监事会制度在公司财务报告舞弊上没有发挥作用，而且发生财务舞弊的公司具有更大规模的监事会的几率反而较大。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
假设3：内部董事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
假设4：二职合一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
假设5：监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
（2）股权结构与盈余管理
在国家股持股比例上，国家作为企业的所有者，但是委托行政机关没有真正的积极性去对企业进行监督，因为对公司利润没有索取权利，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有效评价和监督管理者，从而产生内部人控制。法人股比例上，由于法人股无法流通，他们只有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取股权价值，所以也具有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流通股比例上，由于流通股为法人股和国家股比例总和的残存，因此流通股比例的上升代表了盈余管理的下降。第一股东持股比例方面，我国上市公司的一股独大的情况很明显，使得公司实际上由内部人控制，增加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主要股东持股对第一股东有抑制作用，所以减少了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刘立国，杜莹，2003⑤；Katherine Schipper，1989⑥；）
假设6：国家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
假设7：法人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
假设8：流通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
假设9：第一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
假设10：主要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
（3）控制变量
资产负债率与代表公司规模的总资产的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存在。
二、变量设置与描述性分析
本文将对公司治理结构构成与盈余管理具有某种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选取软件为SPSS 13.0，涉及的相关变量见表4。
从上表中可以得出有关样本公司的可操作应计利润绝对值的平均值为836181627.3712，处于1亿到10亿之间，标准差为1461690607.73440，极差为6365569232.47，相对于公司的总资产等相关指标，本文得出结论：样本公司的确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假设1成立。
三、回归分析
以代表盈余管理大小的可操作应计利润EM为因变量，以总资产对数、资产负债率为控制变量，其他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用SPSS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复相关系数R=0.667，判定系数R Square=0.445，D.W值为2.787，说明模型具有一般的拟合优度，可以反应公司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但不全面。通过对模型进行方差分析，可以看出，模型可以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但是不能通过5%显著性检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模型具有线性关系。
根据表6，可以得到在回归系数以及常数检验上，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的有以下指标：董事会人数，监事会人数，流通股比例，第一股东持股比例，主要股东持股比例。其他指标剔除。
与盈余管理相关的指标有以下：
1、由于解释变量――董事会人数的系数检验中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BETA=-.486，所以董事会人数与盈余管理程度呈现负相关。与假设1相反，说明董事会人数越多，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引起的原因可能由于董事会人数的增加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使得董事会之间的信息相对对称化，加上分工的相对明确导致。
2、由于解释变量――监事会人数的系数检验中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BETA=.621监事会人数与盈余管理程度呈现正相关。与假设5一致。
3、由于解释变量――流通股比例的系数检验中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BETA=-1.441流通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现负相关。与假设8一致。
4、由于解释变量――第一股东持股比例的系数检验中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BETA=-1.118第一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呈现负相关。与假设9相反，由于与假设10是互斥的，而且在回归系数检验上主要股东持股比率的t值相对较高，本文有理由相信是由于数据不精确造成的。
5、由于解释变量――主要股东持股比例的系数检验中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BETA=-1.105主要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呈现负相关。与假设10一致。
6、由于系数检验中，其他解释变量未通过5%显著性检验，所以本文认为其他变量与盈余管理程度相关性不明显。
四、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实证分析部分，表明了我国上市公司中盈余管理行为是比较普遍的，要减少盈余管理的程度从公司结构治理上着手是可以收到效果的，具体来说：
1、在董事会和监事会结构上面要减少监事会人员数量，真正落实监事会在对董事会以及经理层的监督机制；尽可能的减少董事会，经理层以及监事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强自身职业素质减少所面临的道德风险。
2、在股权结构上要增加流通股的比例，减少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比例，对进行股权结构进行优化。根据相关文献，应该建立以法人股为主体的多元股权结构，强化股东的控制权，维护股东的合法利益。
3、在股东大会表决权制度上完善分类表决制度，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注释：
①李爽,吴溪.盈余管理、审计意见与监事会态度:评监事会在我国公司治理中的作用[J].审计研究,2003,1:8-12.
②徐浩萍.会计盈余管理与独立审计质量[J].会计研究,2004,1:44-48.
③王化成,佟岩.控股股东与盈余质量――基于盈余反应系数的考察[j].会计研究,2006,2:66-74.
④Fan,J.P.H.,T.J.Wong.Corporate Ownership Structure & The Informativeness of Accounting Earnings in East Asia [J].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2008,Vol.33:401-425.
⑤刘立国,杜莹.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3,2:28-36.
一、公司治理结构和盈余管理的理论概述
（一）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论概述
在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许多理论都对其研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其中主要包括：古典管家理论、委托理论、现代管家理论。公司治理结构实质上是要解决因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而产生的委托―问题。它是规范委托―各方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由这种制度安排形成的具有分权制衡关系的企业组织体制和企业运行机制。
（二）盈余管理的理论概述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者在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约束下，通过选择最有利的会计政策和规划交易事项等手段调节或控制企业的会计盈余，使报告盈余达到期望水平，从而达到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就目前来看，盈余管理研究的理论渊源，主要是来自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委托理论。前者说明了盈余管理的动机，后者则为盈余管理的可能提供了解释。
二、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依据《公司法》设立的，通过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等机构的设置和运作，试图形成调节所有者、法人代表、经营者和职工集体之间关系的制衡和约束机制。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复杂性源自于中国上市公司建立的特殊性。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体制下发展而来，上市公司大多数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国有股一股独大，而且股权结构非常复杂，进而影响着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效率。虽然上市公司己经进行了公司制改革，但其中大部分没有建立起规范的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具体是指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之间权、责、利的制度安排和制衡关系。股东会作为所有者行使法人财产权和战略决策权；董事会受全体股东委托行使执行权和治理权；经理层执行董事会的决策行使日常经营管理权；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经理层行使监督权。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为信任托管关系，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为委托关系，监事会对经理层实行监督。可见，公司治理结构中对经理人产生主要影响的是董事会和监事会。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存在着很多缺陷，这些都可能会导致公司盈余管理的产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一股独大”格局
在我国，一股独大问题较为严重，第一大股东有能力控制上市公司的经营与财务决策。而我国的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又几乎全是非流通股股东。其中，非流通股可分为国家股和非国家股。非国家股除了少数的职工股外，绝大多数为法人股。在不完善的证券市场环境下，由于国有股和法人股暂时不能在市场上流通，股权的流通价值无法体现，国有股东和法人股东不得不寻求其他的方式来实现其股权的价值。为了获得配股资格、提高新股发行和配股的价格、免除摘牌或特别处理的威胁、达到盈利预测的目标、为其侵吞占用上市公司的资产做掩饰等多种多样的目的，国有股东和法人股东有强烈的盈余管理的动机。高比例的国家股、法人股股份使上市公司更容易受到国有股东或法人股东的控制，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在流通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管理人员会更多地考虑到流通股东的利益，而不愿意失去流通股股东的信任，进而在进行会计行为时开展过度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会减小。我国机构投资者在高业绩期望的驱动下，可以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和强有力的产权约束对上市公司实施有力监督，如加入公司的董事会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通过团结散户对上市公司管理阶层施加压力等。其在资本市场上已经达到的比例已使其成为我国股权结构中不可忽视的一支主流力量。
（二）董事会内部人控制问题
在我国上市公司外部监督机制尚未形成，国有股投资主体缺位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董事会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内部人控制一方面表现为董事会被公司经理层控制；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事会被大股东控制。
董事会的主要功能本应是接受股东会的委托监督经理层的行为、提供企业运营的指导方针和决策，并对全体股东负责。但在我国很多上市公司中，董事会由经理层控制或大股东操纵，没有健全独立的董事会来保证公司的正常运作，失去了对经理人的监督约束功能，演变成内部人实现自身利益的合法机构，国有股作为第一大股东，其投资主体的缺位进一步加大了委托问题的解决难度。一方面，经理层作为公司经营运作的中心，直接管理着公司，控制着上市公司的信息系统尤其是会计信息系统的运行，因而有着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当现实情况与契约存在冲突时，经理层有选择会计政策调节盈余以满足自身利益需要的主观动机：另一方面，由于股权过分集中，某些上市公司的控股大股东完全支配着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等，使经理层的经营行为直接贯彻其意志。并通过关联交易或担保等方式将上市公司的资产掏空从而侵蚀公司利益、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经理层为了掩饰大股东的行为就要不断地进行盈余管理，使得会计信息泡沫成分很高甚至成为数字游戏。这种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会计信息的治理作用并进而使其可靠性和相关性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如何使内部人控制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避免由内部人控制的失控所导致的对股东利益的损害是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所寻求的目标。
（三）监事会缺乏独立性，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监事会是对公司董事和经理人员进行监督的机构，法律不仅应赋予其必要的职权，还应赋予其行使职权的手段和措施。然而，遗憾的是监事开展监督活动的方法措施有时难以找到法律依据。在监事会发挥监督职能时，我国《公司法》（第126条）规定其可以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对董事会和经理人员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然而，《公司法》（第126条）规定股东会的召集是由董事会进行的，这样就出现了董事会很可能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不同意召开股东会，监事会就无法实现其监督职能。另外，我国监事会的独立性存在着较大的问题。监事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职工代表组成。非职工股东出任监事，由于其对公司情况了解较少难以发挥作用，而职工代表大部分是由各部门负责人或工会的负责人兼任，这种状况下监事会是在董事会的控制之下，缺乏独立性，就不可能对董事会和经理层行使监督权。可见，由于相关法律的不健全和监事会独立性的缺乏，使得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形同虚设，无法发挥应有的监督职能，也就无法为治理盈余管理提供制度保障。
（四）缺乏对经理人科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对称的情况比较严重。许多公司与经理人的劳动合同是采用完全合同的形式签订的，合同的谈判是一次完成的，经理人的业绩与报酬在事前就被一次性规定了。这种合同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不能及时的按照经理人所作贡献来对其进行对等的激励。激励机制的不足使得经理人在决策时难以真正考虑公司的利益，要么较多注重短期利益忽视长远利益，要么感到自己的付出与所得不对称，工作积极性不断降低，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或者另谋高就。同时，由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投资主体缺位，加上目前政企并未完全分开，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一方面是行政上的超强控制，另一方面是产权上的超弱控制，使得来自股东的约束有限；监事会和董事会由于内部人控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外部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不健全也难以约束经理人。因此，一方面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改变经理人的目标函数、调动工作热情；另一方面又没有恰当的监督机制约束经理人。这样，经理人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风险很小，预期收益很大而预期成本很低，这就使得经理人有了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理性依据，从而造成了盈余管理行为的产生。
综合上述，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各司其职、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机制鱼待完善，对以国有股权为主体的上市公司来说，国有股一股独大以及投资主体的缺位导致了内部人控制问题非常严重。同时，公司中对经理人缺乏科学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这些都使得公司内既无制衡的动因也无制衡的机制安排，会计信息的编制和披露难以体现所有者的利益要求，容易导致盈余管理的发生。
三、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对策
盈余管理治理是一个难题。会计准则本身就具有不完全性、可选择性和可变更性，因此要根据我国的市场环境特点，及时不断地修订和完善会计准则，尽量减少准则中不明确或含糊不清的规定，缩小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和范围。另外盈余管理的治理不仅需要通过完善会计准则，加强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制衡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前文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各因素进行了分析，更好的掌握了公司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关系，在此基础上，本部分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出对策。
（一）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最近几年，虽然我国上市公司在董事会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新《公司法》也进一步建立健全了董事会制度，明确了董事会召集和议事程序等规定，但是董事会运作的有效性和独立性还远远达不到公司治理的实践要求。为了使董事会能够真正起到抑制盈余管理行为发生的功能，本文认为应该强化其有效性和独立性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董事会规模不能太大
我国上市公司中较小规模的董事会对于盈余管理的控制要比较大规模的董事会好。董事会规模相对较小，监督效率相对就越高，因为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过程损耗也会增加，规模相对较小的董事会可能更容易应对飞速变化的竞争环境，治理公司财务信息质量的效率也越高。
2.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促进董事会的有效运行
上市公司应该加强独立董事制度建设，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使其充分代表广大股东利益。在我国扩大独立董事比例，可以减少盈余管理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应该严格独立董事的入选条件，规范独立董事产生的途径和选聘机制，通过信息披露及程序性规定等使董事会更独立。通过特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程序，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相互合作、相互制衡的机制。
3.完善股东选举董事制度，使董事会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新《公司法》虽然明文规定了董事会可以有职工代表。但是对于流通股股东来说，由于当前我国流通股股东长期出于弱势地位，信息严重不对称，根本就不能履行股东应有的监督职能，因此应该强制实行董事会中必须有经流通股股东提名代表的措施；降低少数股东的行权条件，完善投票权制度等，从而使得董事会更具有代表性，抑制企业管理当局为了局部利益而进行盈余管理。
（二）强化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针对我国目前监事会规模较小的现状，必须先对监事会进行改革，适当增大监事会规模，如增加监事数量、设立监事会办公室、监事会秘书等，从组织上保证监事会正常履行其职能。要保证监事会有足够的独立性，不受制于任何人，可以对公司财务以及公司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并对发现的盈余管理行为有制止权利。进一步的说，在增大规模上，首先应该增加外部独立监事。因为当前监事会成员主要来自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虽然职工代表有助于监事会掌握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股东代表可以代表股东的利益，这样的设置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两种身份却都受制于控股股东。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监事会中的内部职工代表，也应当把与其相关的待遇及职位变动的管理独立出来，与其相关的处理应该在管理层与监事会协商后才能做出决定，以保证职工监事的独立性。这样才能提高监事会的地位，从而对经理人产生监督作用，限制他们的盈余管理，提高会计报表的可信性。
（三）建立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成为盈余管理的相机治理机制
失衡的公司治理结构代表单方面主体的利益，必然会对其他利益方进行机会主义行为。只有在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条件下，才能调和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健全企业内部控制体系，规范公司治理结构，要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加强证券市场监管和兼并市场管理，大力发展经理市场；同时要动态地看待企业的运营发展。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是不断变化的，管理当局的决策是不断发生的，进行盈余管理的时机和具体方法也是不同的。这就要求对盈余管理的治理必须是灵活多变的，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之策。
盈余管理是在一定的治理结构下运行的，必然要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成为盈余管理的动机之一。通过公司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形成盈余管理的具体因素。这样就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的对策，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制约盈余管理的行为。
参考文献
[1]胡际莲.上市公司董事会结构、行为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J].企业经济,2004(11).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5-087-03
一、引言
股权分置改革在经过5年多的缓冲期后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原非流通股股东的减持的压力已经基本释放。自2005年4月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以来，一直存在限售股解禁。2006年解禁的基本上是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小非，达到1600多亿元，2007年第四季度至2008年是小非解禁的高峰，据Wind数据统计，2008年股改限售部分可上市数量分别是797.91亿股，资金压力较大，大盘指数在受到多方影响的情况下，在2008年一路走低。进入2009年后，虽然解禁的绝对数惊人，但是大部分都是持股比例在50％以上的控股股东。减持公告统计数据显示，就减持的绝对数额来看，股东减持的意愿与股东大小持股比例成反比，控股股东的减持意愿低。进入2011年，经过限售股逐步解禁，市场经受了解禁股抛售的考验，逐步平衡，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全流通时代，将是上市公司股东依据自身实际需求进行价值经营的阶段，其增减持股比例更倾向于理性，开始进入完全市场化的资本运作时代。根据价值规律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和不考虑交易成本的前提假设下，公司的市场价值总能反映内在价值。从经济学的角度，资本市场属于完全竞争市场，基本符合完全竞争市场的四大特征，因此公司价值应围绕着其内在价值波动，内在价值是市场价值的基础和中枢。因此，在后危机时代，大股东更多的将目光由内部转向外部，积极把握市场机会，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经营目标进一步由利润最大化逐步转向股东价值最大化。市值管理就是在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导向下，以企业价值创造为基础，有意识地主动运用科学合法的方法有效经营企业价值，最终使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内在价值匹配程度不断提高，实现企业价值。本文从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上市公司市值管理面临的新的挑战出发，寻找适时的策略改善市值管理水平，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上市公司市值管理面临的新挑战
(一)国家财政货币政策会进一步考验上市公司市值管理能力
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环境和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影响资本市场，进而给企业市值管理带来影响。经济环境与财政货币政策从宏观上决定了资本市场的趋势，影响公司市值表现。后金融危机时代，从我国经济自身的表现来看，经济整体态势良好，从外部环境上来看，全球经济逐渐由低谷走向复苏，各大主要的资本市场指数也不断回升，但复苏比较疲软。在经济总体复苏的态势下，也伴随着诸多问题。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CPI居高不下，流动性过剩，当前反通胀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点目标。从2010年第四季度开始到目前，央行连续四次上调存贷款利率，数次上调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截止最近的2011年3月底，年内已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20％的历史高位。2011年1月底，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达72.59万亿元，以此计算，年内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将大致“冻结”商业银行资金逾1万亿元，极大地收缩流动性。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于资本市场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问接影响。一方面，存贷款利率调整，改变了金融市场上各种金融工具的相对价格，影响资金的流向和流量，最终影响股票市场的资金供求和股票价格。另一方面，利率上升会影响企业的利息费用，增加企业资本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盈利，减少企业股票分红派息能力，受此影响，股价必然会下降。一般来讲，上调利率会使股票市场资金供应减少，股价下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会影响投资者的政策预期，对股票市场同样具有显著影响。近年来，国家部分取消了出口退税，以及发行国债筹集资金等，显著收缩流动性。政策出台前期其经济效果还未完全显现，随着政策执行的进一步深化，其经济效果会进一步显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面对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国家财政政策效果的进一步释放，如何保证股价较小程度受到影响是摆在上升公司面前的重要问题。
(二)企业控制权市场空前活跃，企业被并购威胁大大增加
后金融危机时代公司控制权市场将进入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在后危机时代，市场慢慢回暖，2010年10月《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Dealogic的统计数据，全球并购活动经历了第二季度的低迷表现后于第三季度显着回升。第三季度全球并购交易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3％，至7303亿美元。对于中国市场而言，在股权分置时代，由于2／3的股权不能通过二级市场流通，只能通过场外的协议转让或者在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而二级市场的股价仅代表流通股权的价格，并不反映所有股权的价值，这就增加了股权转让谈判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上市公司之间、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之间并购活动的活跃，抑制了资本市场在产业整合方面重要功能的发挥。股权分置改革的前期，由于原非流通股有一定的限售期，股权转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然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并购整合资源的步伐将显著加快。中国企业的并购活动，呈现出跨越性与多样性的特点。资源整合的需要和资本市场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极大地促使和方便了上市公司并购活动的大规模展开，其在发展趋势上显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海外并购中国大陆企业的交易额远远大于中国大陆企业跨国并购交易额。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份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大陆内企业间并购交易金额为8亿美元，中国大陆企业跨国并购交易为49亿美元，而相比之下，海外并购中国大陆内企业交易金额达到了229亿美元，虽然市场经济中并购交易是整合资源，优化模式的有效手段，是市场充分竞争和活跃的表现，但是也应该看到如果中国企业过多的被外资并购，就意味着辛苦打造出来的民族企业和品牌可能就此消失或被雪藏。
其二，并购活动不再强调全资收购，主要是能够取得实际控制权。全资收购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相比之下，以相对小的资产获得被并购企业的控制权受到市场的青睐。如嘉士伯并购重庆啤酒，仅拥有29.71％的股权，但是却取得了实际控制权。
其三，并购支付方式多样化。在股权分置改革以前，并购以现金支付方式为主，以承担债务、资产置换等方式为辅，现金支付达到80％左右。该种支付方式直接导致上市公司在收购时面临明显的资金压力。限制了并购的发展。新《收购办法》引入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换股收购等
创新方式，上市公司可通过向新股东发行股份来换取资产，使其总股本将得到迅速扩张，增加净资产，降低负债率，增强抗风险能力。在全流通的制度环境下，特别是后危机时代金融工具的进一步运用，上市公司会越来越多地采用换股和定向增发等支付方式进行并购。
随着并购支付方式的多样化、股份支付功能的进一步增强，中国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并购大潮中保证自身品牌的安全与独立。必须应加强市值管理。公司市值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上市公告收购与反收购能力。市值规模越大的公司客观上并购其他公司、展开产业整合的能力就越大，而被别的公司兼并的门槛就越高、概率就越小；反之，市值规模越小的公司客观上并购其他公司的实力就越小，被其他公司兼并的门槛就越低、概率就越大。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市值管理的对策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市值管理面临着诸多新的考验和挑战，上市公司市值管理能力需要进一步增强，才能在后危机时代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谋求更好的发展。本文从市值管理的三个环节探讨后危机时代市值管理的着力点。
(一)价值创造是基础，应做到“开源节流”
如前所述，公司的市值是围绕着内在价值上下波动的，而公司内在价值是根据未来现金流和贴现率得来的。未来现金流是由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管理能力决定的，贴现率则取决于企业的资本成本和风险预期。企业价值的提升一方面有赖于盈利和管理能力的增强，即“开源”，另一方面也要求公司降低资本成本，做到“节流”。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走势尚未明朗，欧美经济复苏缓慢，钢铁、房地产等主要行业成本不断上市，市场变革进一步深入，市场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管理能力，商业模式的优化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商业模式是奠定上市公司市值的基础，只有在商业模式上有着优异的表现才能使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作为出口大国，我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贸易顺差，但是这种贸易顺差一直都依赖于成本优势。在当前国际经济复苏疲软、通胀压力增大、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不断加大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等多重压力下，我国企业要想增强竞争力，求得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模式。另一反面，国家政策调控也要求企业转变过去高能耗、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在商业模式的选择上，我国企业一般是通过模仿式的学习逐渐形成的，往往是借鉴同行业或其他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的商业模式，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竞争趋于同质化，行业利润最终会不断下降。为形成有效的商业模式可以学习国内外优秀企业的做法。首先广泛学习先进企业的各种商业模式，系统分析各种模式的优缺点和适用性；然后将各种商业模式与企业自身的情况进行对比，从而找出适合本企业发展的商业模式，在小范围内进行推广应用。如果获得初步成功再大范围地推广应用。企业应该认识到，商业模式不是静止的，而是需要不断地与外部环境交换信息，是一个根据环境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有效的商业模式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二是增强企业的成长性。所以企业在选择商业模式时，应充分考虑经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
合适的商业模式是形成和增强公司盈利能力的关键，而公司治理则是运行商业模式、增强公司盈利能力的保证。Brobetz、Schillhofer和Zimmermannn的实证研究表明，从股票收益的角度来看，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公司其股票预期收益较高。Black、Jang和Kim也通过构建公司治理综合指标考察韩国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指标每上升10％，公司价值就上升5.5％。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通过设计“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指数”，从多维度进行公司治理状况的评价，其研究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有利于公司盈利能力的提高。公司可以通过提高治理水平来增强价值创造的能力，主要包括优化公司股权和殷东结构、优化公司董事会结构、优化内控和考核与激励机制等。
从提升企业内在价值的角度，通过建立和完善商业模式，优化公司治理从而增加企业的收益，是一种“开源”的策略；另一方面，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资本成本，属于企业“节流”策略。企业所需要的资金一般通过企业自有资金、债权人和股东三种渠道取得，所以降低资本成本一般可以从合理规划留存企业的收益、降低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人手。企业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应该将一部分利润留存于企业。但一般情况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自有资金很难满足需求，此时就需要从外部筹集资金。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通胀压力不断加大，央行多次调高存贷款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缩减信贷投放总量，预计2011年信贷投放总量将较2010年减少1万亿元，企业通过债券融资的难度和成本都加大，较大程度上影响上市公司的融资。但是近年来也有不少大力推进债券市场发展的政策。2004年，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经济稳妥发展债券市场，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十二五”规划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积极发展债券市场。对于股权融资而言，虽然“十二五”期间国家对于钢铁、电解铝、煤化工等重污染高能耗行业的限制性措施进一步加强，再融资的门槛有所提高。但是随着殷权分置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创业板的各项制度不断完善，上市公司通过股权融资会更加的便利，对上市公司融资有积极作用。在后危机时代，企业融资方式应不断多样化，由股权融资为主的方式逐渐向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和内部融资共同发展的模式转变，力求最大程度地降低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一方面，公司应认真研究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趋势，努力争取如财政贴息和低息贷款政策的优惠；合理预期市场利率，利用市场利率变化通过固定利率或浮动利率降低成本；科学安排筹资额度和期限，减少资金闲置；强化企业的信用，增强企业的软实力，也可降低债务资本成本；提升企业各项能力，更多地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审时度势，在公司股票被明显高估时可通过增发股票来筹集资金，公司股票被高估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市场对于该公司未来预期较好，此时发行股票比较容易成功，而且能够获得较多的资金，降低资本成本。
(二)价值经营是手段，应做到“相机而动”
价值经营是指在弱势有效资本市场条件下，判断公司市值与其内在价值是否偏离及偏离程度，分析偏离原因，采取相应措施以提高上市公司市场价值与内在价值的匹配程度。公司市值可能小于或大于公司内在价值，因此公司市值管理应该采用相机管理机制。当市场价值被高估时，采取增发新股、换股收购、注资、分拆等措施使市值回落；当市值被低估时，采取增持、回购注资、发行可转债等措施提升投资者信心，使市值回升。顺应资本市场周期波动规律、上市公司市值偏差以及投资者的偏好，
做到“相机而动”。
在弱势有效资本市场的现实条件下，股价往往会出现明显高估，严重偏离公司内在价值。这种情况往往在资本市场大势走牛的背景下发生，此时投资者对股市或经济发展前景乐观，交易活跃，整体估值提高，个股会在此趋势下被带动，处在一个高估值区间。此时公司可以通过增发新股、发行可转债筹集更多发展所需资金，同时也可以通过股份支付并购相关企业，在被明显高估时，发行新股或可转债较容易成功，同时也能筹集更多资金，而并购所需股份会相对较少，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内在价值，做大公司市值。当资本市场整体走熊或者是市场正常但由于公司个体原因导致股价被低估时，首先应准确诊断原因，然后采取应对措施。如果是市场整体走熊，可借机收购同行企业，整合产业链。当整体处于被低估状态时，收购成本会降低，是进行产业链整合的好时机，为以后进一步提升内在价值创造空间；同时也可回购部分股票，规范改善股本结构，提高股东投资回报。如果是公司特定因素导致的低估，公司应更多地与投资者沟通，进行投资者关系管理，找出症结，积极应对。
在后危机时代，市场对于内在价值与市值的偏离反应会更加的灵敏，投资者预期会更加理性与客观，同时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如果股价长期被低估可能会被并购。因此企业应迅速反应，相机而动，采取相应措施以提高上市公司市场价值与内在价值的匹配程度，充分分享资本市场溢价功能带来的利益，防范公司市值被过分低估会带来的风险。
(三)价值实现是目标，应做到“内外兼修”
根据有效市场理论，在成熟的市场中股价能够反映公司价值，上市公司只要致力于价值创造的最大化。但是我国资本市场是弱势有效市场，由于信息不完全和各种投机行为的存在，公司股价并不能自然反映公司价值，往往会出现偏差，所以，公司不仅要练就提高价值创造能力的“内功”，同时还要关注公司价值的实现，注重企业投资者关系和形象等外部因素的优化，做到“内外兼修”。
在后危机时代，价值实现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市值是衡量企业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收购与反收购能力的主要标杆，价值创造的能力只有外化成为投资者可观察的现象才可能得到市场的肯定，才能提高公司的市值。内在价值的外化过程中公司关键要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和形象管理。所谓投资者关系管理就是通过经营与投资者的关系，形成融洽的沟通与信息传递机制，使投资者认可公司的价值。即使是在最完善、最发达的资本市场中，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之间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者作出的投资决策并不一定真正反映上市公司内在价值，会出现偏差。同时，资本市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预期市场，投资者对于公司、市场的估值主要来自于其对未来的预期。实践证明，良好的投资者关系管理不仅可显著提高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认同度，而且有利于管理投资者的预期，增强市场信心。因此，上市公司在市值管理中一定要重视投资者关系的管理，通过透明的信息等手段，与投资者进行有效沟通，使公司价值获得投资者认同；同时主动、准确及时地披露公司的状况，客观分析原因及其影响，让投资者理性全面地看待企业的发展过程和发展前景，做好投资者预期管理工作，增强投资者信心。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万科在其年报中用一封致万科100万名股东的信作为开篇，在信中万科人客观回顾了房地产行业近年来的兴衰历程，并就万科一年来的成绩和不足进行了深刻地反思与检讨。同时合理预测了公司未来的机遇与方向。这封信是万科在投资者关系管理上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表现。传递出万科是个注重与投资者沟通、尊重投资者井视投资者利益与企业利益共存亡的公司，激发了投资者极大的共鸣与信心。
形象管理是指公司通过各种途径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获得投资者的认可。有效的形象管理可以提高投资者及社会公众对公司的认知度，提升公司无形资产，引导投资预期，分享市场溢价。公司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投资者预期和决策，后危机时代。随着市场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市场对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公司形象管理和品牌塑造的观念大大加强。实践证明善于形象管理的公司，投资者预期会更加积极，其股价往往会有较好表现，存在溢价可能性越大。因此，企业对外应做好形象管理工作，宣传公司管理和品牌理念，利用网络媒体的信息传播速度和媒体影响力，扩宽宣传渠道。同时建立媒介关系管理的长效机制，搭建畅通的媒介渠道。
四、小结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市值管理理念将会进一步普及并深入人心。公司市值大小是衡量上市公司实力大小和收购与反收购能力的尺度；同时，资本市场效率的提高意味着资源流向的“马太效应”。高市值意味着高溢价，投资者愿意以较高的价格认购较少的股份，有利于降低公司资本成本和并购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而从整个国家来讲，证券市值同样是国家财富的标志。Levine and Zeros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证实了股票市场市值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证券市值是衡量一个国际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在未来的竞争中，更多的是资本实力的较量，因此不管是公司个体层面还是国家的整体层面，都必须充分重视市值管理，保证在未来更加激励的竞争中不断壮大。
参考文献：
1.张济建，苗晴.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J.]会计研究，2010(4).
2.翁世淳.从价值创造到市值管理：价值管理理论变迁研究评[J].会计研究，2010(4).
(二)样本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及转回情况分析具体分析见表2、表3、表4、表5。
从表2可以看出，坏账准备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总额中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存货跌价准备，再次是长期投资跌价准备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短期投资、无形资产和在建工程的减值计提比例较少。按现行资产减值会计有关规定，可转回减值准备的计提金额平均为61595，56万元，占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总额的75，72％。
从表3可以看出，坏账准备的转回在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总额中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存货跌价准备，再次是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短期投资、长期投资、无形资产和在建工程的减值准备转回金额及比例都很少。按照减值会计现行规定，可转回减值准备的金额平均为68416，54万元，占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总额的86，00％。
从各年的环比发展速度可以看出，2005年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基本高于2004年，而2006年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基本都低于2005年。2004年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高于2005年，说明资产减值会计在我国的推行确实起到了夯实企业资产、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作用。但是，2006年现行会计准则的出台，对企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从2007年开始，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将无法转回，并且短期资产的减值准备转回也规定了严格的转回条件，所以企业对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行为必定非常谨慎，能少提则少提。
从各年的环比发展速度可以看出，2006年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环比发展速度基本上都在100％以上，说明2006年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基本上高于2005年。主要是因为2006年是上市公司转回以前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最后一年，上市公司在过去年度通过种种理由计提的资产减值如果不及时转回，将彻底成为沉没成本。因此，上市公司抓住最后一次机会，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将以前的资产减值予以转回。
(三)样本数据分析第一，从表2、表3可以看出，坏账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三年平均计提和转回的比例分别为75，72％和86，00％。这说明现行资产减值会计的相关规定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上市公司仍然可以利用坏账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第二，从表4可看出，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基本上呈先升后将的趋势，说明现行资产减值准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第三，从表5可看出，2006年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基本高于2005年，说明2006年是历年资产减值冲回的最后期限，那些在以前年度通过计提减值准备“雪藏”利润，或需要并可以通过转回来满足某些经济指标要求的公司，有可能在此期间将减值准备集中冲回，否则2007年后这些可能冲回的利润将再也没有机会浮出水面。 通过上述分析可看出，资产减值现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但是资产减值会计规定不能完全控制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
二、资产减值规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上市公司仍可通过流动资产减值的转回操纵利润普华永道的某注册会计师认为，目前上市公司常利用流动性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转回操纵利润，利用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转回操纵利润的相对较少。现行会计准则在有关流动性资产的计提转回方面与原有的规定并没有多大变化，因此，现行会计准则并不能堵住上市公司利用流动资产的计提转回操纵利润的漏洞。
据统计，截至2006年6月30日，1334家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总额为2543.623亿元。其中，坏账准备为1900.006亿元，占计提总额的74.70％；存货跌价准备为179，668亿元，占计提总额的7.06％；长期投资减值准备为170.049亿元，占比6.69％；现行准则禁止转回的三项资产减值准备为271，846亿元，占计提总额的10.69％。在2006年上半年共计186.327亿元的各项减值准备转回总额中，坏账准备转回为119.546亿元，占转回总额的64.16％；存货跌价准备转回为34.125亿元，占转回总额的18.13％；三项资产减值准备转回为11.979亿元，占转回总额的6.43％。这些数据说明，上市公司仍可利用流动资产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操纵盈余。
(二)可收回金额的确认和计量难度比较大在判断资产是否计提减值准备时，只要资产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就确认资产减值。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应当取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但是。公允价值和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判断都比较困难，所以合理确定可收回金额有一定的难度。
首先，公允价值确定难度大。公允价值的确定有三种方式，在选择时存在先后顺序。确定公允价值的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不易在我国现阶段使用。因为第二种方式对完善的活跃市场要求很高，我国现在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很多资产市场还没达到完善的程度，市场上的价格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所以，不能认定为公允价值。第三种方式中“以可获取的最佳信息为基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可以参考同行业类似资产的最近交易价格或者结果进行估计”，现行会计准则中列举了可供参考的方法，但是在无法得知类似交易信息的情况下，还需要其他方法协助。这些都给公允价值的应用带来困难，也给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提供操纵空间。
其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计算难度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受未来各年现金流量、折现率和期限的影响。未来各年现金流量估计要求技术水平比较高，操作难度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所采用的折现率是指企业在购置或者投资资产时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在确定折现率时，如何反映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资产特定的风险，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在操作上具有一定的难度。
(三)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实施困难现行准则引入了“资产组”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准则趋同。但就我国的企业管理现状和上市公司的监管机制看，资产组要在我国企业中实施难度非常大。一是我国目前的管理水平还达不到使用资产组的要求。在使用资产组时，需要与之适应的现金流量预算管理水平，但是我国
大部分上市公司没有编制长期现金流量预算的惯例，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对现金流量的测算缺乏经验。二是资产组的划分缺乏明确的标准。资产组划分方法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到资产减值准备应否计提及计提多少等问题，客观上可能使企业随意扩大或缩小资产组来调节利润。
(四)商誉减值测试困难商誉的减值测试要结合所属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将蕴含大量的操作问题。如何认定所属的资产组、是否会产生商誉错误地分配给过小的资产组或者过大的资产组等都包含了太多的主观判断因素，财务人员和审计人员也缺乏判断标准，这将是上市公司进行利润操纵的灰色地带。
三、改进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信息市场和价格市场完善的信息市场和价格市场是有效实现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重要途径。因为资产减值的计提是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而公允价值的本质基于市场价值的判断，凡偏离市场价值的判断都不公允。为了合理确定市场价格，判断各项资产是否应该计提减值准备，必须规范和健全我国现实的市场环境。为此，国家应逐步建立起各行业市场价格信息系统，建立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市场报价系统，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定期公布有关资产的信息资料，真正使评估价值接近市场价值，以减少资产减值会计中的主观因素，为计提减值准备的可操作性、客观性、公正性提供直接依据。
(二)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作用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计量比较复杂，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比较大。因此，资产减值问题审计中，应由专业理论知识比较扎实、职业经验较为丰富的注册会计师来实施，获取充分的审计证据。当注册会计师依据审计证据所估计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与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列示有差异时，应判断差异是否合理。如认为不合理，应提请被审计单位予以调整；若被审计单位不调整，注册会计师应视重要程度，出具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意见；当注册会计师无法判断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否合理，注册会计师应当出具保留意见或拒绝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这样，可以引起会计报表信息使用者的注意，有效遏制企业利用资产减值操纵盈余。
(三)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资产减值的确认和计量不仅要求会计人员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而且还应具有综合分析和职业判断能力。会计人员的综合分析和职业判断能力决定了资产减值确认和计量的准确性。而我国目前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偏低，职业判断能力不强。因此，有关部门应通过岗位继续教育等方式来加强对会计人员在资产减值的确认和计量方面的业务能力培训；同时，应注重对会计人员的诚信教育，使会计人员在判断和表达经济业务时，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确保会计信息的质量。
(四)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处罚力度目前，一些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调节利润的主要原因是对企业会计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小，企业违规违法成本低。此外，企业会计数据失真问题的日益严重与法律责任的威慑效果低下有着极大关系。我国应对发现的会计造假等问题加大处罚力度。对于会计造假的法律主体，不仅要明确法律责任，还应提高法律责任的威慑程度。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打击会计造假等行为，维护公众利益。
一、盈余管理与会计职业判断的相关理论概述
1．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在相关政策法规、会计原则允许范围内，运用职业判断等会计手段或规划交易等非会计手段,对财务报告中有关盈余信息披露或与其相关辅助信息进行管理的过程。
我国盈余管理产生、存在有着客观原因及外在环境，首先，会计准则、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给企业管理层盈余管理带来了便利；其次，企业管理层可以利用会计准则的时滞性对会计事项做出对自身有利的估计和判断；最后，企业管理层证券市场的融资、防亏和保牌、炒作股票动机及确保职位和提升的动机，使得盈余管理得以长期存在。
2．会计职业判断
会计职业判断是会计人员在会计法律法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约束的范围内，根据企业会计环境和经营特点，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经验，对会计事项处理和财务会计报告编报应采取的原则、方法、程序等方面进行判断与选择的过程。
会计准则作为一种规范和特殊协议规则，留给会计人员更多的职业判断空间，加之会计固有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使会计职业判断成为企业经营过程中经常性行为；会计职业判断体现了会计人员某些特定情况下对不确定因素做出合理判断的能力。
二、会计职业判断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比较
盈余管理实质是利用了会计职业判断的空间，通过有目的干预或影响财务报告，从而达到影响相关利益者利益和决策。其主要手段有会计方法的选择和调整，会计估计的运用与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规划与控制等。
1．盈余管理与会计职业判断差异
① 主体不同。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尽管盈余管理由会计人员所为，但由管理当局决定；会计职业判断的主体为会计人员。
② 目的不同。盈余管理主要为管理层为获得自身利益，如报酬计划、债务契约、政治成本、躲避监管、税务筹措等；而会计职业判断要求会计人员以经济业务客观事实为依据，直实反映、客观中立。
③ 客体不同。盈余管理的客体为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交易事项的规划和时点的选择；而会计职业判断一般是在经济事项发生后进行，因此它只包括前类事项在内。
④ 研究的方法及研究目的不同。盈余管理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研究目的用于揭示、解释盈余管理行为及涉及的一系列管理、经济问题；而会计职业判断研究重点则是探讨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的规律、提高职业判断水平，减少误判。
2．盈余管理与会计职业判断关系分析
会计准则不可能穷尽现实中的所有情形，加上新经济业务不断涌现，目前我国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无疑留给会计人员及管理层更多自由裁量权，相关经济事项的确认、记录和计量更多地依赖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职业判断的存在为盈余管理创造了机会；会计职业判断是一把双刃剑,滥用职业判断,必然掩盖企业真实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从而误导投资者合理预测公司的发展前景和盈利能力，成为企业管理层操纵利润的工具,为盈余管理提供可能。
三、新会计准则下会计职业判断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职业判断空间是盈余管理产生的必要条件。在新会计准则基础下，会计职业判断主要在会计估计、会计政策选择上对盈余管理产生较大影响。
1．会计估计的影响
会计核算的权责发生制原则，管理层通过提前确认收入、递延确认费用等实现盈余管理可能。①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和净残值的确定，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预计残值估计，取决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直接影响固定资产折旧额的计提，加大了职业判断的空间，产生盈余管理的可能。②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确定。企业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要求会计人员合理确定，拓展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空间，实现盈余管理。③公允价值的确定。新会计准则下，利用公允价值与职业判断的相互作用，在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环节，合法操纵利润，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2．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新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同一经济事项不同会计政策选择，给管理层职业判断、盈余管理的空间。①存货计价方法。企业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使得会计人员可能利用这些选择更有利于企业管理层的利益的方法，但并非能够客观反应企业的真实情况，会计政策选择赋予管理层较大自主权，也给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拓展了更大的空间。②所得税的核算方法。所得税核算方法的选择依赖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也让“合理避税”成为可能。税收优惠政策及会计政策的灵活选择为其开展盈余管理实现“避税”提供了弹性空间。③成本核算方法。同一生产过程、多种产品间制造费用分配方法的选择，给企业管理层盈余管理更大的空间。
四、基于会计职业判断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看盈余管理的性质
会计作为提供决策有用信息和监控受托责任的活动，必然对生产经营的过程和结果做出真实、客观反映，但在准则基础下，盈余管理实质上是利用会计职业判断空间，以职业判断实施利润操纵的行为，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五、从会计职业判断角度看完善盈余管理制度
1.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构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2.完善、修订会计准则，缩小会计政策选择空间。3.建立道德评价标准，塑造良好的职业道德。
六、结束语
盈余管理是准则基础下经济市场下的必然产物，利用会计职业判断，达到盈余管理的行为往往都比较隐蔽、不便根除；对待盈余管理既不能听之任之、放任自流，也不可能完全杜绝，只能合理引导、规范。只有正视盈余管理，科学、理性对待盈余管理，尽可能减少盈余管理负面影响，正确引导企业盈余管理。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