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诞生于人类对于人生与生活的反思和批判，是高度精神自由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在高校培养和训练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思想政治教育核心内容，已在高校实施很多年。哲学的反思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是纯粹的知识教育，而在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对智慧的追求与自我意识的启示。这与思想政治教育及教育的本质并不冲突，而且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性思维能力的训练，形成良好的实践思维习惯，开启自我意识的实现在一切领域都起重要作用。相比较于其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具有属人性和实践性，这对现实人生价值的思考与实现提供思维基础。在时期，遍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出现了“种地哲学”、“做工哲学”、“扛枪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彻底形而下化和庸俗化。几乎在所有生活领域都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封为“万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并没有从根本上达到哲学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目的。“万能哲学”从内容上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及其应用，如用一块石头解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地主劳动迟到来理解马克思的阶级性范畴;从形式上，“万能哲学”教条化地将马克思主义融入生活，寻找各种现象所体现的哲学依据。现代高校教条式的体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偏离实际，成为学生眼中的“无用哲学”。缺乏对于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本质的正确认识，就无法真正达到自我意识的启示，无法实现哲学教育的目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本质在于实现知识向智慧的转变，在于大学生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方法转化为内在的智慧追求，认识自我，形成良好的道德和价值修养。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本质在于体现以人为本的观念，高校中即以大学生需要为本。“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事实上，当代大学生在多元环境下，需要精神对于自我的合理把握，而哲学能够提供对于自我的意识和价值引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实践性而著称，它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现实的人的社会劳动，以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大学生正需要此理论作为满足他们精神需要的价值诉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生的理解和导向，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神性，它以“现实的个人”生活作为逻辑起点，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实现人的个性发展。特尔斐神庙上书“认识你自己”，大学生更需要对自我及自我意识有越来越清晰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可提供正确的认识路径，又蕴含合理的价值导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提倡以人为本的观念是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本质还在于实践思维方式的养成，即转换西方传统思辨形而上学的“本体性思维方式”。“本体性思维方式”易导致教条化、体系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与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与大学生现实生活密切联系，从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世界、指导大学生改造世界的现实意义。通过实践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通过学习，培养批判精神，提出独立见解，学会人文思考，关切现实人生，展开深刻调查与讨论。实践特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圣辉中解放出来，成为大学生改变世界的现实性力量。
二、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瓶颈:“政治化”与“知识化”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虽开展多年，但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为“政治化”与“知识化”。无论从教育的目的还是哲学本质来说，都期望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超越瓶颈，实现自我及对智慧的追求。
(一)政治化:意识形态的“哲学教化”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定位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本就存在被片面理解为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教化的错误倾向，从而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简化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宣传与说教。这使大学生前置性地产生反感情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看作政治权威的说教，一旦出现理论与实际相矛盾时，会采取迫于权威的不加思考地顺从，或放弃学习，从而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反思，失去思维的自由与创新能力。教化式马克思主义教育实施方式，背离了实践哲学的特性。政治性本身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征的描述并没有错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之初就可看出其革命性和批判性，其思想价值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性。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就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政治性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对现存事物的批判性革命性本质，也体现了马克思阶级分析原则及为实现人类解放的主旨。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政治导向作用，引导学生客观地理解社会实践生活及发展规律和趋势，树立适应社会实际的正确世界观与价值观基础。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本身就应该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价值要求，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政治性与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体并无冲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政治性体现了人才培养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社会功能体现。但用政治宣传话语解构或替代哲学的人文关怀，必然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政治化”，即摒弃哲学教育的现实性，将其供奉于“神殿”之中，主体卑躬屈膝，失去思维自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抽象高点，使大学生认为这是强制性地灌输性接受，这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本质。
(二)知识化:教条主义的“体系”意识大多数高校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时，都将哲学的“思想逻辑”等同于“知识体系”，把哲学知识总结为各模块构成的基本理论原理。从教学形式上，将思想养成转变为知识传授，忽略了哲学思维方式和素质养成等目标。诚如武汉大学汪信砚教授所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所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教育观念上“把哲学教育视同知识教育、知识传授的问题”［3］。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工具理性思潮的迅速崛起，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越来越倾向于知识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如建立标准化的教学模式、试题库，采用统一的闭卷考试形式，使哲学教学逐步蜕变为大学生对于知识的全盘接受和记忆训练，失去哲学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路径。故目前教学过程总是存在“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痼疾，仅仅是用“例子”套“原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由此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辩证思维本性背道而驰。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常常受大学生拒斥的重要原因。知识性、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并不冲突，哲学对于智慧的追求离不开哲学知识的学习与哲学理论的教育。哲学作为真理性意义上的知识体系具有合法性，但脱离现实的“体系哲学”和“教条主义理论”，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陷入“知识化”的困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知识体系，具有其事实性与价值性的内在统一性。“知识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更注重知识性的讲授，缺乏价值性地引导。哲学知识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它所包含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思想意境。超越单纯的哲学理论体系知识本身而体认其蕴涵的价值理念与智慧范式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转折点。
三、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实效性实现路径:建构主体内化场域德谟克利特对“智慧”的解释:“智慧生出三种果实:善于思想、善于说话、善于行动”［4］。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欲达到追求智慧的最终目的，需要以“哲学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实现大学生主体将哲学知识与思想内化于课堂学习与生活之中，使哲学思维方式及价值引导成为主体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一)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堂教育方式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观念，将哲学教育的目的定位于助大学生求真、向善、爱美。不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看作政治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教化，主要集中于对于现实问题有自身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可以加以引导，但不能以权威进行被迫接受;不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看作是单纯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的知识体系，主要集中于教育大学生“学会思考”，提高思想素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过程中，高扬主体性价值，及以大学生主体需求与自我意识实现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引导学生进行自我价值的思考与选择。作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导向的思想基础，可将哲学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自然融通，达到优化思维方式、树立正确人生观的目的。转变对教材体系的依赖。新时期哲学教育改革围绕对“传统哲学教科书”的批判反思而进行，其目的在于冲破多年教条主义的束缚，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内容。为了避免“知识化”倾向，可把教材当作学习哲学的教育文本，而不是引导思维的“圣经”。注意当前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打破讲坛哲学与论坛哲学相脱离的现状，将最新、最贴近实际的研究成果纳入教学体系中来，突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另外一方面，将大学生“个人生活”与社会“公共生活”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话语中来，使哲学教学与现实生活不生硬地融合。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方式也是提高哲学教育实效性的迫切要求。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在传授哲学时，基本上都是采用对话的方式来进行的。信息化社会中快速高效地话语沟通环境使大学生自主性增强，为教学方式的丰富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情境条件。哲学教学要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应探究丰富有效的情景化灵活课程教学模式。主要在于改变教师满堂灌输和学生零参与的独白课堂教学模式，可增加情境模拟、抗辩讨论等新型平台，鼓励、吸引学生进行哲学思考与应用。改变标准化的哲学教育评价方式。哲学教育的效果在于思想的提升与思维方式的转变。现在的统一书面闭卷考试形式并不足以测试哲学教育的实效性。这种评价机制使学生迫于分数的压力进行哲学的学习，不断地记、背、练、考。使哲学教学也沦为分数的奴隶，变成机械式的程序化操作过程。哲学教育评价方式应向多元化和人性化方向转变，遵循哲学的本质和教育的最终目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生活化现实生活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总是困扰着人类的现实生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市场主体的个体性日益凸显，人们开始只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切身利益需求。随之而来的就是“功利化”与“物质化”趋向，哲学在政治和经济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但其人文精神却可以帮助人们处理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多元复杂的文化背景，各种思维方式的不断撞击，人们拥有了广泛多样的选择性。多种声音混合，不再出现话语霸权，应增加相互理解和沟通交流的机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面对各种其他流派声音，必须切合当代大学生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旨趣，在对大学生现实生活的审视和引导中体现理性优势，走进大学生日常生活。利用校园环境与网络资源，建构多媒体网络环境，拓展哲学教育生活化的时空场域。使网络平台充分发挥教育功能，提高利用率。丰富网络课程资源，成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可以畅所欲言，加强大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和协作性学习习惯。网络平台可成为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广阔平台，对社会事件的评论可体现大学生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及基本素养，及时适当地加以引导，做到真正意义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生社团活动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场域。在教师的指导下，社团可结合课程内容开设专题活动，如讲座、参观、读书会等。大学生也可根据自身兴趣自主创办各类与哲学有关的学习和研究社团，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协会等。社团更多地可以开展不同类型的社会调查活动，开展有意义的学术调查和研究活动，促使大学生在校园生活中提高哲学学习的兴趣，养成良好的哲思习惯。在规范课堂之外，也可以开设哲学类选修课程，最好与学生实际思考的人生问题相结合，如哲学与人生课程、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等课程，可以丰富学生哲学思想的同时，对自主性选择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如何在《哲学》课堂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首先要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其次掌握学科知识也很重要，最后要树立正确的德育价值取向。
一、教给方法，培养学科思维能力
学科思维能力的提升是培养学科素养的关键。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课堂教学时间毕竟有限，短短的45分钟时间里，教师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方法。无论是哪一门学科的学习，知识与技能总是易于掌握，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才是重点关注的对象。只背会答案，考试时问题稍微变一下就不会做了，也不懂得如何将知识应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上去，这样的教学是失败的。政治教学，教师不仅要让学生掌握课本上的知识点，更要使学生掌握方法，提高各科学习效率。
例如，在第一课《美好生活的向导》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将本课知识点概括为两大点：哲学的产生、哲学的意义、哲学的定义。在大框架的指导下，学生填充具体内容：哲学智慧产生与人类的社会实践，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得更好的艺术，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学生不断细分框架结构，在填充过程中回顾本次课所学知识，在脑海中建立知识体系，深化对本课知识点的理解。
第一课在教材上有9页之多，但对内容进行概括，其实就是三大知识点：一个主题（哲学的起源）。将如此之多的内容概括为几句简练的话，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高中学生课业负担重，语文、历史、英语、地理等学科知识容量大，学生每天在这些学科上付出很多背诵时间，但效果都不太理想，原因就是没有掌握方法。教师利用列框架的方法，使学生掌握背诵诀窍，能有效提高学生提炼、概括、记忆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不仅仅在政治课堂上，其他学科的学习同样可借用这些方法，优化学习过程，使整个高中阶段的学习受益。
二、辩证统一观点，理性认识学科知识
辩证统一观点是整本《哲学》教材的核心内容，通过《哲学》的教学，学生应当学会用矛盾、对立、发展的观点看待生活中的问题，全面提升思维广度与深度。很多时候，学生背会了辩证统一规律和方法论知识，却没有将其应用到生活中去。高中数学三角函数图象的解题过程中，很多学生都会疏忽对函数定义域的讨论，答题时丢三落四，导致失分，这都是辩证统一思想没有掌握的体现。
在第三单元《思想方法与创新意识》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借助课本上的事例，引导学生将目光转向生活，转向其他学科，培养辩证统一的思想意识。例如，在第七课《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的授课过程中，教材上列举了太阳风暴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这一事例，案例后面留有思考题：请联系生活实际，举出一两个事物相互联系的事例。教师可以抓住这个机会，适时组织学生思考，比如商品供需影响价格、函数定义域对绝对值的影响、“蝴蝶效应”、季风的形成等事例。学生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联系生活、数学、地理等其他学科展开探究，不仅深刻理解了“联系的普遍性”这一知识，同时也加深了学生对生活现象的观察与思考。
无论是哪一门学科的学习，都需要用正确的观点指导学科活动。辩证统一思想能帮助学生开拓思维深度与广度，拓展学习空间，激发探究欲望，学会使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取向。学会用矛盾、对立、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这样不仅可以深化哲学思维能力，也有助于学生开展其他学科活动，学会更科学的生活。
三、渗透德育理念，树立价值导向
高中政治本应是学校德育工作的典范，但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大部分高中政治课堂都置身于应试教育雾霾下，“呼吸苦难”。高中政治课堂成了考试的工具，缺乏人文素养、科学素养的有效培养。高中政治学科教研改革应当重拾素质教育理念，渗透德育教学理念，为学生指引正确价值取向，为社会培育出思想道德健全、学科素质扎实的综合型人才。
1958年，伯林发表了使他声誉卓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没过多久，施特劳斯就在“相对主义”（1961）一文中纠弹伯林的观点。2 伯林自诩英国经验理性传统中人，其思想逻辑明晰有力，受人广为称道，施特劳斯却偏偏纠弹伯林“自由”论的逻辑矛盾：伯林将消极自由看作一种绝对的价值，而这一价值的论证却是如下宣称：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施特劳斯并没有就消极自由的观念本身说三道四，仅指出，伯林用来支撑消极自由概念的相对主义价值观，恰恰是一种绝对主义。既然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何以可能将消极自由作为一种绝对的政治价值来捍卫？
这一再明显不过的逻辑矛盾相当奇妙，也意味深长。伯林看到这样的纠弹，心里一定不舒服。
伯林访问芝加哥时，曾与施特劳斯触膝长谈。伯林晚年对采访记者说，施特劳斯“很有学问，是一位真正的犹太教法典学者，……谨慎、诚实而且深切关心世界的思想家”。说过这些同行客套话后，伯林马上申明，自己与施特劳斯“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根本谈不拢：施特劳斯竟然还“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永恒不变的绝对价值”──超越时间、地域、民族的真理，简直是在侮辱现代哲人的智能。3 伯林打心眼里不屑地把施特劳斯当老派学究，没有经过启蒙精神洗礼似的：都二十世纪了，竟然还谈什幺“上帝赐予的自然法则”。
从中古到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一再出现犹太裔思想大家──从迈蒙尼德、斯宾诺萨、马克思、西美尔、列维纳到德里达。4 这是偶然的吗？如果不是，意味着什幺呢？散居欧洲各国的犹太裔文化人在思想文化上完全被希腊－基督教的欧洲文化同化了，抑或刚刚相反？犹太人在欧洲的处境，不仅是政治存在问题，也是精神文化问题。所谓犹太－希腊－基督教融贯一体的欧洲精神，会不会是文化假象？犹太文化与希腊－基督教的欧洲文化的冲突，也许从来没有真正了结。
伯林就说过，“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在社会中都有某种程度的不安”，即便他们受到礼遇，在各行业地位高，真正“融合”在其它民族之中，仍然如此（参《伯林访谈录》，页109）。伯林以海涅（Heinrich Heine）为例：即便他成了德语大诗人，仍然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心存芥蒂。有欧洲文化教养的犹太人往往下意识地有对欧洲文化非要作出贡献的心愿，在伯林看来，这种心态是一种扭曲。要改变这种扭曲心态，只有彻底改变犹太人的生存处境，也就是重新建立有自己的国土的犹太国。如果犹太人能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宪政国家，有了自己的家园，才不会扭曲自己，非要对寄居国的文化作出什幺贡献。
施特劳斯出生并生长在德国的犹太人社群，他的体会与伯林刚刚相反：犹太人在帝制德国生活得很好。恰恰因为自由主义的魏玛民国，德国的犹太人才丧失了自己的家园，犹太人问题才成为政治－文化甚至“神学－政治”问题。
为什幺这样讲呢？事情是这样的：魏玛民国结束了传统的君主统治，向现代自由民主政治制度“靠拢”，但这个自由民主政体很“软弱”，依靠的是“手中没有剑的正义”。自由民主政制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将宗教和道德逐至私人领域，以保障个人自由的政治权利，恰恰为极权主义、放纵种族歧视的自我中心主义提供了政治条件。
在自由民主政制的背景下?犹太人问题才真正成了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方案之一，就是回到封闭的犹太共同体、拒绝文化融合，坚持犹太教的原始教旨及其政治形式。这必然导致与欧洲精神传统中超越任何“种族”习传伦理的普遍理性相冲突。另一种解决方案是：融入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真正成为欧洲文化中的一员。于是，出现了为推动近代自由主义现代性而奋斗的犹太裔大思想家。然而，这样一来，犹太人处境问题不是解决了，而是变得更危险。5 据说，魏玛民国的自由民主宪政为纳粹铺平了道路，而魏玛宪法起草人、魏玛民国首任内政部长普鲁斯（Hugo Preuss）恰恰就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犹太裔法学家，这是否是历史开的一个恶毒的玩笑？
对于施特劳斯来说，犹太人问题不可解决，即便有了自己的国土，与欧洲文化在生活理想方面的冲突依然存在。犹太人问题是人的问题的样板：人的存在依群而分，群与群之间总是相互对抗，不同的生活理想难免相互抵触。正是面对这样的生存事实，青年施特劳斯虽然在柏林的犹太教学院任教，“主要兴趣是神学”和犹太教中的正教问题，但与当时的犹太教大思想家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不同，并不关心如何在启蒙后的西方哲学处境中保守纯正的犹太教神学，也与当时已经成为新康德主义大师的犹太裔哲人柯亨（Hermann Kohen）不同，并不关心如何进入当时的西方哲学主流，而是关心“上帝”与“政治”的关系。6
“上帝”与“政治”真有什幺关系？
在施特劳斯看来，自由主义的错误在于想掩盖人类的不同生活理想不可调合、价值冲突不可能解决这一存在事实。然而，伯林的自由主义不恰恰以强调这一存在事实而着称？两位犹太裔哲人在根本上难道不是一致的？
的确如此。可是，伯林与施特劳斯在犹太人处境问题上的分歧，又是明摆着的。俩人的不和更为尖锐地体现在对纳粹政治的看法方面。作为犹太后裔，俩人当然都对纳粹没有好感。对于伯林来说，纳粹政治是绝对主义价值观的结果；相反，在施特劳斯看来，正是由于蔑视某种绝对的价值，彻底拜倒在历史相对主义脚下的德国哲人们，才在1933年没有能力对德国的政治命运作出道德裁决。施特劳斯会问伯林：既然他已经宣称，自由主义就是要放弃对“什幺是美好的生活”寻求最终答案这一千年幻想，他告诫人们希特勒的失败“实在侥幸得很”，是不是废话？
伯林与施特劳斯在根本问题上显得相当一致（比如认为人类的价值冲突不可解决），在诸多具体问题上又尖锐对立。这究竟是怎幺回事？
伯林晚年对记者说与施特劳斯根本谈不拢，事出有因。
五十年代末，英美政治理论界发生过一场政治哲学反击政治学的斗争。政治学属于现代社会科学，十九世纪以来日益取得支配地位，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一起瓜分了传统哲学的地盘。哲学瓦解、衰落了。二战结束十年后、正当社会科学在英美气象如虹之时，学术锋芒刚刚显出来的伯林和施特劳斯发起了对社会科学及其政治学的讨伐，企图重新夺回哲学对政治问题的思考权。施特劳斯的《什幺是政治哲学？》发表于1957年。几年后，伯林发表了《政治理论还存在吗？》（所谓“政治理论”其实就是“政治哲学”）。7 两位哲人在抵抗社会科学原则排斥哲学的斗争中，显得站到了一起。可是，正如即将看到的那样，这种一致完全是假象。相反，在维护政治哲学的意义的斗争中，伯林与施特劳斯打了一场精彩的遭遇战，堪称二十世纪思想史上的奇观。
伯林和施特劳斯显得既相当一致、又尖锐对立，会不会有一个搞错了，抑或哲人间的岐见是自然的事？无论哪种情形，都得搞清楚才是。
需要关注的事情本身出现了：什幺叫哲学？施特劳斯和伯林俩人都明确将政治哲学理解为哲学本身，或者说将哲学看作本质上是政治的，事情也就包含着这样的问题：何谓政治？由于俩人都是思想史大家，事情本身还与历史、传统、现代性、古典性等扯在一起。
苏格拉底变成了狐狸
伯林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代的社会科学可以代替古老的哲学吗？回答是否定的。
理由是，社会科学──包括其中的政治学，没有能力解决人类最令人困惑、最“棘手”的问题──价值问题。社会科学及其理论的基础是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推延，它基于两种类型的知识：归纳（通过从观察所得数据作出推论）和演绎（通过设立公理命题推论衍生命题）。判断前一种知识是否正确，复核对经验世界的观察，问题就解决了；判断后一种知识是否正确，检察一下是否正确运用演绎规则、是否在推演过程中犯逻辑错误，问题就解决了。以这两类知识原则为基础，自然－社会科学自身的长处是：“即便我们不知道一个既定问题的答案，也知道哪一种方法适用于探求其答案”（《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页407）。人们对事情的看法总是不同的，生活中出现争议是难免的，自然－社会科学好就好在：只要复核经验观察、检察是否正确运用演绎规则，通常就可以平息争端。这就是说，在以经验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科学范围内，原则上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但社会科学方法的经验理性的性质，注定了它无法触击到人类生活的价值目的及其正确与否的问题。
最令人类困惑的是价值意义问题──什幺是应该（比如自由、平等）的、更美好（比如幸福、公义）的生活。人类在这些问题上从来就有深刻的岐见，也就是在生活的价值目的上相互冲突。价值冲突不可能通过复核对经验世界的观察、检察是否正确运用演绎规则而得到解决，所以社会科学的政治学应该知趣，知道自己根本没有碰触到真正的政治问题。
哲学偏偏是为对付这样的问题而存在的：对这些问题，人们不仅不知道答案，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寻求解答、什幺可以成为证明答案正确的证据。这是不是说，哲学本质上就不是经验理性的呢？并非如此。哲学以不可解决的问题为存在的可能性，恰恰因为，哲学本质上是经验理性的：人们从来没有一种“普遍认可的专门知识”，“一旦我们明确了应当怎样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似乎就不是这些性质的了”（《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页409）。这是不是说，无论对于社会科学、还是哲学，作为价值问题的政治问题都是不可解决的？
伯林的回答是肯定的。既然如此，我们就要问：为什幺哲学就可以、甚至应该来对付这些问题？
这里就碰到了何谓哲学的问题。对伯林来说，哲学本质上是政治的，其含义是：人不可能避免价值评价这回事情，政治问题就是对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应该与不应该作出决定。这是不是说，虽然哲学除了归纳和演绎的知识外同样一无所有，并没有可能建立一种超逾经验理性的知识，从而凭借这种知识裁决人类在价值问题上的深刻岐见，但哲学的命运就是得与价值问题打交道？
的确如此。社会科学与哲学就不能解决价值岐见而言，是相同的，不同仅在于，社会科学可以幸运地置身价值问题之外，只关心经验事实问题。哲学就没有这种幸运。哲学的无能来自于政治问题──价值问题本身的不可解决，但哲学又无法（而社会科学可以）摆脱这类问题的纠缠。
这种说法究竟有什幺意义呢？意义似乎在于，必须区分人类面对的两类问题：事实问题和价值问题。既然如此，人们就得问，价值问题为什幺不可解决？
伯林解释说，人类的价值多种多样，而且有不同层次。实现某一价值的手段，与需要实现的这种价值本身相比，就是次要价值。然而，两种价值究竟何者为目的、何者为手段，人类常常无法找到公认更高的价值标准来裁决──比如个体与社群何者是目的、何者是手段，就是如此。再有，人类社会视为最高的价值的东西常常并非一种、而是多种──比如真、善、美或者爱情与生命，当它们相互冲突时，人类社会也没有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因有两个：首先，各种终极价值最终都不是绝对的、神圣的，况且，不同的人对于终极价值的理解是不同的。
这两个宣称反映了伯林哲学观念的两个来源：经验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经验主义来说，人所有的东西不可能超出经验范围，价值是人所有的，因而都不是神圣的，亦即不是绝对的。对浪漫主义来说，人所有的价值（说真理也一样）不可能超出历史、民族共同体范围，价值是人所有的，而人是历史的、依群而生的，因而价值（说真理也一样）不可能是相同的。依据这两种“主义”原则，伯林推演出自己的政治信念，其名曰：“价值的多元论”。它针对两种伯林所反对的政治立场：“专家治国”论或权威主义的价值一元论。
表面看来，所谓“专家治国”论指那些以为可以靠社会科学（专家）化解价值冲突问题的观点，权威主义的价值一元论指传统的形而上学观点。但伯林说，其实两者是同一个意思。“专家治国”论的意思是，“专家”有能力、也有使命指导人类到达沙漠的绿洲。这些“专家”在古代被称为形而上学家、神学专家，在现代被称为自然科学家和以经验的历史科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家（《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页428）。因而，伯林攻击的，根本上是价值一元论的信念。
价值多元论者是否什幺价值都不相信？
不可以这幺说，价值多元论者并非相信没有绝对价值这回事。不相信有一种绝对的价值，就是价值多元论者的价值信念：价值多元论者仍然“相信某种形式的原罪，或认为人类不可能尽善尽美。因此，他们趋向于怀疑经验能否最终解决最基本的人类问题”（《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页418）。伯林还清楚道出，价值多元论的经验理性最终基于浪漫主义“伟大的活力论”：人类的价值不是依靠形式理性或神圣的上帝赋予的普遍客观真理推导出来的，而是有如生物机体那样生长出来的。就历史、经济、地理、心理的因素来看，人类的价值必定是多元的，乃因为价值实质上是创生性的。德国浪漫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与英国经验主义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思想传统，在伯林那里奇妙地结合起来。据说，“我们应该做什幺？”这样的问题，只有在承认有永恒的、超人类的、普遍客观的真理这一前提下，才是一个问题，才有可能回答。对于怀疑论者、相对论者，尤其浪漫主义者及其二十世纪的继承人存在主义者来说，这样的问题根本无法回答，因为他们相信，根本不存在什幺“上帝赋予的自然法则”。对于伯林来说，这一信念乃是自由主义信念的精髓（参伯林《穆勒与人生的目的》，见《自由四论》，页297－340）。
既然施特劳斯同样认定，人类的价值冲突最终不可解决，伯林与施特劳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的一致，看来也是假象。
然而，深废思考后笔者发现；政治哲学关注作为政治领域最重要的元素——国民和国家；它关心公民的权利与幸福、国家的权力与义务。它是人类政治与行政管理实践的精神指南，能让我们在批判与反思中深刻的探索政治的真谛，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和“理想国”。因而自从有了政治生活以来，政治哲学象一块宝石一样吸引着那些智慧的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孟子、墨子、韩非子、西塞罗、马基雅维里、格老秀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波伏娃、罗尔斯等著名政治哲学家用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推进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力量。在他们的思想中，任何人都体会到政治哲学打开心灵枷锁、释放政治智慧与自由光辉的那种强大魔力。
政治哲学绝对不是“无用之学”。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形容政治哲学的魅力。政治哲学如同一种满各种各样果树的果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资本主义政治哲学和其他传统的政治哲学就如同一株株枝繁叶茂的大果树在果园的每一个角落开花、结果。而这些思想的精华都曾为我们人类政治文明推进披荆斩棘。以下就是作者对政治哲学的功能、价值、意义的一点简单感悟。
二、政治哲学的无限动力
政治哲学在我国社会前进中的精神动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光芒四射。长河里有着5000多年的光辉曲折历程。
虽然20世纪的中国并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而且在一些普通中国民众的眼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钱不值”；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软弱无力，没有西方政治哲学的“威风凛凛”。然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哲学集知识、道德和信仰、教化、治家、治国等多重功能于一身，成为政治家和学者的法宝。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之《中国哲学的精神》中说：“我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这也就说明，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侧点不一样，中国政治哲学的人文主义色彩非常浓厚，要求也很高。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实践一直依托于儒家、法家的政治哲学。在传统的中国会社会，儒家的政治哲学影响最为深远。它在中国历史上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人类的道德性及其逻辑。儒学要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儿童的启蒙教育就是政治哲学，从而展开他们认识人性与天下的学习之路。幼年时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性”。慢慢地长大后，开始学习“四书五经”，由浅入深。成年后再去实践“修、齐、治、平”的梦想。现在“四书五经”已经被很多人看做是“迂腐、落后、保守”的代名词；而真相未必如此，因为它们有着坚实的儒家特色的政治哲学基础——人性善、世界可以被认识和改造“道”。儒家思想与生活密切相关，是“入世”性最浓厚的思想，同时它特别强调政治和管理的价值。孔子被誉为“世代文人表，万世帝王师”，北宋宰相赵括说“半部论语可治天下”。
而法家“人性恶”的“悲观”政治哲学第一次关于人的欲望和需求分析得非常透彻。与西方历史比较对“人性恶”的正视，积极作为不同，它在先秦试验的效果不是很好——引起社会的强烈恐惧、排斥，并在政治上引发危机。但经过修正，封建政府把“法家政治哲学”作为实施法治、制定系统规章制度的理由。法家与儒家政治哲学开始联手，法制与道德从此成为中国政治管理形式外儒内法而治社会。
然而，深废思考后笔者发现；政治哲学关注作为政治领域最重要的元素——国民和国家；它关心公民的权利与幸福、国家的权力与义务。它是人类政治与行政管理实践的精神指南，能让我们在批判与反思中深刻的探索政治的真谛，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和“理想国”。因而自从有了政治生活以来，政治哲学象一块宝石一样吸引着那些智慧的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孟子、墨子、韩非子、西塞罗、马基雅维里、格老秀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波伏娃、罗尔斯等著名政治哲学家用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推进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力量。在他们的思想中，任何人都体会到政治哲学打开心灵枷锁、释放政治智慧与自由光辉的那种强大魔力。
政治哲学绝对不是“无用之学”。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形容政治哲学的魅力。政治哲学如同一种满各种各样果树的果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资本主义政治哲学和其他传统的政治哲学就如同一株株枝繁叶茂的大果树在果园的每一个角落开花、结果。而这些思想的精华都曾为我们人类政治文明推进披荆斩棘。以下就是作者对政治哲学的功能、价值、意义的一点简单感悟。
二、政治哲学的无限动力
政治哲学在我国社会前进中的精神动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光芒四射。长河里有着5000多年的光辉曲折历程。
虽然20世纪的中国并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而且在一些普通中国民众的眼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钱不值”；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软弱无力，没有西方政治哲学的“威风凛凛”。然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哲学集知识、道德和信仰、教化、治家、治国等多重功能于一身，成为政治家和学者的法宝。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之《中国哲学的精神》中说：“我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这也就说明，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侧点不一样，中国政治哲学的人文主义色彩非常浓厚，要求也很高。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实践一直依托于儒家、法家的政治哲学。
在传统的中国会社会，儒家的政治哲学影响最为深远。它在中国历史上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人类的道德性及其逻辑。儒学要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儿童的启蒙教育就是政治哲学，从而展开他们认识人性与天下的学习之路。幼年时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性”。慢慢地长大后，开始学习“四书五经”，由浅入深。成年后再去实践“修、齐、治、平”的梦想。现在“四书五经”已经被很多人看做是“迂腐、落后、保守”的代名词；而真相未必如此，因为它们有着坚实的儒家特色的政治哲学基础——人性善、世界可以被认识和改造“道”。儒家思想与生活密切相关，是“入世”性最浓厚的思想，同时它特别强调政治和管理的价值。孔子被誉为“世代文人表，万世帝王师”，北宋宰相赵括说“半部论语可治天下”。
而法家“人性恶”的“悲观”政治哲学第一次关于人的欲望和需求分析得非常透彻。与西方历史比较对“人性恶”的正视，积极作为不同，它在先秦试验的效果不是很好——引起社会的强烈恐惧、排斥，并在政治上引发危机。但经过修正，封建政府把“法家政治哲学”作为实施法治、制定系统规章制度的理由。法家与儒家政治哲学开始联手，法制与道德从此成为中国政治管理形式外儒内法而治社会。
有关牟先生的三统概念上的分别与联系还有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只有道统而无学统与政统呢？这是涉及我们对所谓学统与政统或统的定义与理解问题。如果我们把文化传统看成是一有机性的活的体系，我们就很难想像一个整体文化中只有真理的传承而无学习方式及政治规模的理想及其传承手段。这也就是说中国有中国文化中的学统与政统，即使中国的学统作为方法学并未体系化为系统知识的来源，而中国的传统的政治文化也未革新为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我们必须肯定，同样的，在现代西方尚未发展出现代科学与现代民主政治之前仍是有其内在于其文化之中的学统与政统。无论在希腊、罗马及中世纪时代都可看到道统、学统、政统交相影响的情状。显然，我们必须实际的区别三者，并进一步分别历史上事实存在的三者与一个文化体系中理想投射的三者应有的相对的内涵与关系。我的看法是：我们应首先认知一个传统的形成必须具有下列几个因素，即时间流程中凝聚的制度格局，可以维护此一制度格局的意识形态与价值信念，广大的社会群与知识份子的实际维护的力量与实践。从这个定义看中国文化，我们实际所面对的是一套传统历史的价值文化、学习文化与政治文化。价值文化是道统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中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并有其相关的制度与权威的支持者。学习文化从古代的六艺到后来的士子学也是斑斑在目，这是学统的体现。在所谓政统方面，尚书可说大致提供了一个政治的理性框架，但在实际政治中却无疑是权利运用的现实主义，因之制度的变革，甚至改朝换代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的根本特征。秦代之际严刑竣法的政治变革是对战国分裂局面的整合，汉代文景之治的黄老作风是对秦的严刑竣法的订正，到了武帝采纳公孙弘之言独尊儒术，却又是整合一个大帝国的重大的政治措施：用三纲五伦的意识形态来规范和制约社会。但变革尽管变革，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体制却从未改变。是否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政统就此定型在专制帝王的朝代循环上呢？由于变革的存在，固不论隋唐的变革，宋明的变革，满清的变革，其中反映的显然不尽是治统的问题，而是政统与治统交相影响的问题。不但政统与治统交相影响，政统也与学统与道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文化的统合性使然。如何辨别三者并使它们相对的独立起来，也相对的自我充实起来，这是基于理性的工作，也是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的确形成了一个传统，根植于民间信仰与传统大多数的士大夫心目中。这个政治传统流行了两千年。从今人眼光看自然是为害甚巨，它也正是辛亥革命要推倒的。3牟先生的政统是从西方现代文化经验与科学理性主义立足的，显然这不是中国传统历史事实上的政统。五四运动激起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要求就是对此一历史政统的批判，同时也是对间接维护此一政统的政治儒学（三纲五常与忠孝节义）的学统的批判。用民主反专制，用科学反对儒学，五四运动的口号与价值取向是极其明朗的。这是对传统的政治（或其所形成的政统与治统）所作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的学术（或其所形成的学统）的批判。这是由于传统的儒学自汉以来都与政治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这可能自孔夫子以来就种下了根。孔子说‘学而优则仕’，表明学是为了从政。这从儒家来说是有理想性的学术导向：学应是知行并重，而行的最高点就是治国平天下，是用学来主导政或改造政，这却是道统了。因之对政治文化的批判与教育或学习文化的批判也不得不延伸到对道统的批判与挑战。事实上，自汉以来，更明显的是既成的政治权力利用学与道为其服务以维护及合法化政治的权力。因之，在五四时代，批判政统的同时就必须要批判学统与道统。政统倒了，学统与道统也失其依归了。但我们要问，学统与道统必须要依附一个政统或靠一个政权来支持吗？建立一个独立的学统以建立一个独立的道统，在有一个独立的道统来提供一个合理的政治规范，因之是刻不容缓的事，这就涉及学统与道统、道统与政统、学统与道统的社会功能的认定与知识份子在广大社会中的相对独立的政治与经济保障问题了。在此说的学统可以看成是知识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而道统则可看成是价值理性及本体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而所谓政统则可看成是决策理性与行动理性的活动空间与规范。
我们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真正精神在建立一个植基于国家公民的新政统与一个对社会进步与发展负责的新学统。五四的知识份子是否认清这一点是一个间题。后来新儒家要作的工作是要在政治之外复活儒学的精神，对社会与文化负责，而不是要主导政治或建立政统。然而此一立场却面临了民主政治的挑战，到了牟宗三先生而不得不提出从儒术中‘开出民主’，亦即‘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主张。首先这意味着儒家或儒术的复兴。这应是划时代的工作，绝非可能在一两代可以完成的，因为这也意含了用儒家的社会伦理教育整个社会和整个一代，然后在此基础上去实行儒治。但是这也是一个具有极端吊诡性的工作：‘重建儒术’可能意味着儒家政治哲学中的道德权威主义的复活，固不论此一道德权威主义的是非好恶是否将有害于民主多元化价值选择，4而‘开出民主’则意味着民主化与多元化的价值选择，不可能容许儒家中心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存在。当然，儒家必须凭借其自身的合理性与理论性来建立理性的权威与影响力量，而这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论说过程，犹如基督教的神学伦理所需要的不断论说发展下去一样。当然在基督教还多了一个教会组织与说教论坛。而儒家在今天却没有任何固定的论坛来作持续的发言。5为了要重建儒术而不影响民主，一方面不能不建立儒学的独立性与普遍性，另方面却还要证明及发展儒学的民主性与包容性。这方面的工作在我看却尚未完成。这也涉及到西方已建立的现代性理性与启蒙性与儒家人文主义情性主义的关联与融合的问题。为了此一关联与融合我们则又不能不从更深入的易学思维方式及本体宇宙观方面进行探索与梳理。（注：这也是我多年用心之所在。）
至于开出民主，光说没有用，而必须要行或实践，而行的要点在尊重他人权利，容忍他人差异，不强调非理性的个人权威，制度化合理化权力使用与传递。从个人作起，然后推己及人，而且要推之于全民。显然这是新儒家可以以身教以身行的。是否已做到以及如何做到都是可以讨论及检验的。再说，这也是一个学习过程，不可能从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道德典范中演绎出来的。这也是何以牟先生的‘开出说’受到多处批评的缘故。
此处再想就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现实的‘政’和‘学’是与理想的‘道’的关系略加说明。传统的‘政’与‘学’及‘道’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可说密切到密不可分的地步。儒家的理想是学以致道（论语：‘君子学以致其道’－－19.7），道以导政（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于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故一切以学为本，故论语又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1.2）6当前中国哲学中最大的问题应是如何把此三者区划开来，使其可分且又相对的独立、相互的激扬，并理顺三者的关系，务以学为本，藉以认清是非，追求真理，建立正义标准的社会功能与人格典型，方能督导政治，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也就是先要以理智为基本，作为学的开始，然后建立道德意义或价值意义的道，以作为政治规模制度建立的参考与支持准则。
以上就当前中国的文化问题提出了文化发展应努力的方向。在此框架中，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中国文化的经验基础上厘清及重建中国哲学中的真实与终极价值问题。我们不必‘照作’传统儒学或宋明理学讲，甚至也不必‘接作’传统儒学或宋明理学讲，我们可以综观历史源流在整体的理解上综合的、透视的讲。这样我们并没有与传统断绝又无须受制于传统而出主入奴。厘清及重建中国哲学的真实与终极价值问题是在正本清源，还我独立的理论的特色，还我精神的原来面目。这自然也就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基本思维、认知与评价模式与其所形成的世界观与宇宙观的问题上。要对此有所理解则又是不透过原典与本文的研究与理解不为功的。但如何正确理解及解说原点与本文则又不能不涉及到意义与指谓的诠释问题。于是众端参观、深入理解并建立一个‘知识的形上学’与‘知识的方法学’也成了当急之务。为了达到此目的，我们也就不能不深入西方的哲学发展及其分析诠解的传统，批判的掌握它的工具性与理性能力，借以疏解中国哲学之实。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两点：一是纯粹方法之运用，如采用逻辑分析法、语言分析法、现象分析法或存有分析法与结构分析法等。二是哲学问题或哲学范畴问题的启发。西方哲学有西方哲学的问题及其范畴，也有其发展渊源与特色。如何掌握西方哲学的诸多问题及特性以开发中国哲学的内涵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我们却不可避免也不必避免，因为这涉及到理性的共通性与语言的共同性的问题。注意到这两点，我们可以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也可进一步说‘他山之石，可以燃薪’。在此理解中，显然我们不是要把中国哲学化约成为西方哲学的，事实上也不可能作此化约的，因为它有不同于西方的文化经验与观念发展基础。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确认中国哲学的特性以及此一特性对人类追求真实与价值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及现况的种种比较、对照与关联，透过理性与现象的双重分析显现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站在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终极关注的高度立场上，进一步探讨哲学概念与范畴的融合与会流，以求建立一个包容多元超一的整体思考、认知与评价及决策体系。此一体系也可以看成是一套世界哲学，它可以是每一传统都可以接受及贡献的宇宙观、知识观、价值观、伦理观、与行为观；它也可以是每一传统可以参与与应用的宇宙学、知识学、价值学、伦理学、与行为学。它的存在与运用将能减少人类诸多文化的冲突，相反的，它能增加人类作为一个大家族的文化和谐与协作。
相对于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把有关中国哲学发展的问题归纳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中国哲学的正确认知与理解的方法与理论的前提预设问题。我所讲的本体诠释学就属于这个范围。第二类是中国哲学内部的理解问题，包含中国哲学的主题、特色与发展轨迹及发展趋势等问题。这一范围是很广的。因为它既涉及到中国哲学史，又涉及到中国哲学内涵、主流与诸多分支与会合以及其自身的反思评价、再发展与定位问题等等。因之我是把它看成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之所在。但要解决这类问题却有不能不涉及到第一类的前提方法与理论问题，以及两者的批判与评价问题。此类问题的理解自然也不能不涉及到第三类及第四类的问题，因为它必须在世界理性网罗中定位，也必须面对世界理性网罗与人类整体理性与人性本体作出贡献。第三类问题是与西方及其他文化传统中的哲学传统对比、认同及吸取方法与概念的精华以为发展中的自我理解与自我表述之用。这可以是一种以中国哲学的发展为目的的中西比较哲学问题。最后，第四类问题则是如何寻求一个世界哲学的框架使中国哲学的优点与特色能够作出世界化与世界性的贡献。从某一个角度看，这也是超越中国哲学的历史性走向全人类的分享过程与协作发展活动。这自然涉及到沟通理性、一体多元、以及文化上的相互涵容与彼此参与等问题。我们可以把这四类问题看成四个层次，而且是四个彼此息息相关甚至循环相关的层次。对中国哲学的探讨或基于中国哲学的探讨都可以与这四个层次相应的联系起来。因之这四个层次并不限制中国哲学家自由的发挥与创造，反而可以作为中国哲学或任何哲学自由创造的分析架构。但这种发挥与创造却不能不与这四个层次联系起来才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上的创造。在这一种理解上，显然可以说第一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因为只有与中国哲学的原始问题与思维认知评价模式联系起来才具有中国哲学的真实历史性与经验性。
更有进者，从这个问题架构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在走向系统诠释、走向中西对话后的评价与问题建构，以及走向世界哲学与应用哲学。这将是中国哲学的活力所在，也将是中国哲学的潜力所聚。
现在要问的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实质上是指什么？很显然的，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应该不只一个，也就是说不能用一个问题来范围所有问题。核心的意义是历史的根源性以及价值上的重要性，而此根源性及重要性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一直具有积极的主导与典范作用。但即使用此标准，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也不只是一个。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核心问题圈。凡是在这个核心问题圈的就是核心问题。基于此一理解，我在此可以举出我所看到的有关中国哲学理解重建及发展的九个核心问题。我在此不拟细加分析，只是依照我的内在的分析以及已作的研讨工作与论述，以一定的历史性与理论性的综合评价所订的重要性次序排列出来。
一是 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体证的宇宙论的源起、特质与经验基础。
二是 中国哲学的内部的学派分疏与整合，以及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问题。
三是 中国哲学中的基本存在、真实、价值概念等范畴与观点的分疏与统合问题。
四是 中国哲学中的终极关怀及其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问题。
五是 中国伦理学的分歧性、整体综合性与整合化问题。
六是 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及中国历史哲学的现象与本质问题。
七是 中西哲学不同层次的对话、对比、沟通与融合问题。
八是 中西文化中的价值与抉择行为的冲突与融合问题。
九是 世界哲学的发展以及中西哲学的相互定位问题。
显然，这九个核心圈问题的提出是以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整体性为潜在目标。它不一定是充分的列举，但却是必要的列举。因为它与我说的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整体性的目标是密切关联的。其次我并没有特别提出那一家或那一派的实际哲学问题。但我可以举出我所思考过的或论述过的中国哲学问题作为说明的例证，以为对此等问题关心的学者作为参考。
相应于一 我曾提出回归周易哲学以建立一体多元的思维模式与‘观的观点’的宇宙观与学，并为中国哲学史的原点问题作了建构。
相应于二 我曾提出‘易之道’与‘道之易’的分疏以确认周易哲学与儒家及道家传统的关联与儒道两者之间的相互定位。
相应于三 我曾提出‘本体诠释学’中本体理性兼含根本有关意志与理性 / 道德与理智 / 价值与知识 / 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的冲突与谐和 / 分疏与统合的辩证过程与结构问题，并探讨朱王哲学的一致性与完备性问题以回应牟宗三哲学。
相应于四 我曾探讨儒家哲学中的自我与自我修持的动态可行性及其限制的克服问题，并与西方犹基体系的超越形上学与神学的给与、付出与负担作一比较。
相应于五 我曾就中西伦理学发展史比较以作出融合德行、责任、功利与权利伦理学的整体化建构并借以说明儒学的发展潜力。
相应于六 我曾就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探讨了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特质，并对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发展作了评述。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9)01-0028-07
人们已经从事了几千年的政治哲学研究，但什么是政治哲学这个质询却似乎是一个新的问题，并且迄今依然是悬而未决的。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论断却关涉现代学科划分的深层理论和困难。这个质询所要求的答案是关于一门学科的界定的，这是一个现代的问题。上面说政治哲学已经为人们研究了几千年，这是就其内容而论的，亦即今天归在政治哲学名下的那些议题和内容在几千年前就为古人所关注和探索。不过，人们并不以政治哲学这个名称来指称那些研究，他们或者以其他的名称来称呼它们，或者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这不仅因为学科体系乃是现代知识体系化和学术制度化的结果，而且也是由于政治哲学的内容和对象向来就与相关的政治、道德、经济和法律等问题盘根错节地结合在一起，因而被看作是政治的、道德的或综合的研究，而没有为之划出一个单独的领域。即便到了20世纪下半叶，在英美，政治哲学的学术活动在多数人看来也是属于道德哲学或其一个部分，而在德国，政治哲学更是一个新的名称，依照德国的学术传统，相关的研究是归于“法和国家哲学”或“法和国家的哲学伦理学”这样一类名称之下的；在那里，政治哲学这一名称只是代表了英美学术活动的影响，尽管它呈现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趋势。在英语学术界，政治哲学不仅被归于道德哲学之下，而且也通常与法律哲学、社会哲学甚至一般社会理论杂糅在一起。
这些现象一方面表明，政治哲学在学科分类上的确是一个新的科目，因为迄今为止将政治哲学从道德哲学分离出来，以及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依然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作；诚然，这种区分并不能够在政治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但它却要奠定自己的基础，澄清和界定自己的核心内容与研究对象等。另一方面，它也为把握政治哲学的内容和对象提供了指针。诸如法和权利①、国家、社会以及组成社会的个人，都是政治哲学的关切所在而构成政治哲学的对象范围。不过，政治哲学并不只是一般地研究这些问题，而是研究作为它们根据的观念，或者说价值；就此而论，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有着某种共同的基础。
那么，像法和权利、国家、个人和社会这样一些不同的实体和领域是如何与政治哲学相关的?或者准确地说，它们的哪些内容或层面对于政治哲学来说，乃是具有某种或某些共同性的东西?倘若说对观念、原则等的追根究底式的研究，正是哲学的本务，那么这些共同的东西在政治哲学的名下就是政治的东西，也就是说，无论法、权利、国家还是个人与社会都有某种在政治与政治哲学视野之下共同的东西。于是，就如法哲学乃是关于法和权利的哲学研究，国家哲学乃是关于国家的哲学研究一样，政治哲学就是关于政治的研究。就是关于那些具有共同的政治性质的东西的研究。那么政治在这里意谓什么?从歧见丛生的无数观点中，我先选择两个典型的观点来进行分析，这不仅可以使人看到关于政治理解之间的巨大差异和尖锐对立。而且也可以让人看到政治哲学在确定自己的研究内容和对象上的巨大张力。
一种是现代的古典观点，它是由施特劳斯表述出来的。这样一种特别的情况对我这里的阐述具有一种特殊的帮助，它让人同时了解古希腊人关于政治的观点及其现代的奋庸者的思想。
施特劳斯是着力回答什么是政治哲学这个问题的先行者。他这样来规定政治哲学：“于是，政治哲学就将是以关于政治事物的本性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物的本性的意见的努力。政治事物按其本性要经受赞成与反对、选择与拒绝、颂扬与谴责。出于政治事物的本质，政治哲学不是中立的，而是对人的服从、忠诚、决定或判断提出要求。倘若一个人不是严肃地对待它们的明白的或含蓄的要求并据好与坏，正义与不义来予以判定，换言之。倘若一个人不是以某种好或正义的标准来衡量它们，他就不能理解政治事物之为政治事物的如其所是。要做出坚实的判断就必须了解真正的标准。如果政治哲学希望正确地处理它的主题，它就必须争取获得有关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政治哲学就是要真正地既认识政治事务的本性又认识正当，或善，政治秩序的努力。”
施特劳斯的观点可以分析如下。第一，政治哲学就是一种知识，而不是一种意见，知识或认识与意见的区别，当从柏拉图的区分上来理解。其高下之别自然就不言而喻，前者是持久的、永恒的、真理性的东西，在后者是暂时的、晦暗的、不真实的东西。第二，这种知识不是中立的，而是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或者说善恶标准作出判断的，并因而要求人遵从等等：换言之，没有这种价值判断与以之为基础的要求与主张，就无所谓政治事物，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哲学。第三，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于是就有两项，其一是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即它要对人提出一定的要求，包括道德的要求与意志的要求；其二就是获得关于正当、正义或善的知识。这就是古典政治哲学的现代表达，或者说，对古希腊人思想中所包含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现代概括与重述。
柏拉图的知识论是其理念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就意谓存在着一种确定不变的知识的对象，后者不仅是精神性的，而且也独立于这个现实的世界而存在，但却是这个世界的样板。这一观点在现代很难为人所接受，并且与现代政治哲学以及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的基础相冲突。由此，施特劳斯所谓的政治事物的本性和正当、正义或善的知识从其本义上来说就是某种外在于现实世界而却要为这个世界立则的价值或观念；而人们必须按照它们来对这个世界作出判断和决定。不过，施特劳斯并没有直接申明我上面所提示的那些古典观点的深层意义。但这样也就会造成根据阙如的漏洞。这些观点所表明和提示的是那种古典政治哲学或者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在基本哲学立场上面的区别，而正是这些根本性的差别使得善恶、正义与不义这些概念具有大相径庭的意义。
那么，政治在施特劳斯那里究竟意谓什么呢?施特劳斯的观点依然是古典的：“政体(regime)意谓那样一种整体：我们今天习惯于主要地以一种碎片化的形式来观看它：政体同时意谓一个社会的生活形式，它的生活的样式，它的道德的品味，社会的形式，国家的形式，政府的形式，法律的精神。我们要试着把简单的思想与复杂的思想联结起来，它以政治(politeia)这个术语将自己表述如下：生活是指向某个目标的行动：社会生活是指向只能由社会来追求的这样一个目标的行动：但是为了追求一个特定
的目标――它也是社会的全面的目标，社会必须以符合那个目标的方式组织起来而被赋予秩序，构成起来而被赋予法律；然而，这就意谓，在这个权威之下的人们必须调整而去适合那个目标。”
施特劳斯的政治概念因此有两个要点。第一，政治就是政治共同体生活的全部，从道德到政治，包罗无遗；第二，整个社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政治就是一种追求这个目标的行动：整个社会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并且根据这个目标而组织起来的，一切秩序和法则也是依此而建立起来的。上述观点既关涉哲学的立场，亦关涉方法的问题。所谓哲学立场就是指共同体的目标，这种古典的政治观在古代是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因而具有现实的意义，这不在这里的题目的范围之内，但它在现代社会中是否还具有意义却是大有疑问的，因为它与社会的多样性和观念的多元性是正相抵触的。从方法上看，此种做法，即要求包罗无遗地控制一个社会，或者退一步说，将一个社会完全地安排或组织在依照一个特定目的而制定的秩序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并无成功的事例。在古希腊，一些城邦之所以能够接近这个目标，乃是它原本就将人类的大部分贬为非人，然而尽管如此，它们也无法达到这样的目标。在今天，由于政治一社会共同体的规模巨大，所有人享有同等的或大体同等的资籍，从而人的多样性与社会的多元性更其复杂，要在施特劳斯所谓自由的状态下确立某个共同的目标(而在古希腊所谓城邦的共同体目标就是道德目标)，是完全不可能的。
出于这样一种复古的理想，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应当与政治科学就是同一个东西。政治既然就是那种包罗万象的社会的行动，那么政治事务也就等于人类的全部事务或整体事务。而政治科学也自然而然地包括对人类全部事务的研究。政治哲学也就是这样一个囊括一切的学术活动。因此，他不仅不承认哲学、人文学科与其他经验学科之间的区别，也抗议包括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相对于政治哲学的独立和彼此之间的分立。据此他断定，政治哲学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
施特劳斯在现代追问政治哲学的真谛，结果却是古希腊政治学的重述，而后者至少有两个要点在今天是无法获得确证，也无法为人所普遍接受的。首先就是社会共同目标的观点。现代社会虽然必须遵守一些使自己能够构造起来的基本观念与原则，但并不接受某个特定的道德目的为社会的唯一或最终目的。社会共同目的说虽然是古代政治思想的理想。但即便在那个时代它也不具有普遍性。其次，政治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层面，尽管是至关重要的层面，但决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虽然施特劳斯将政治作了最为广泛的理解，事实上，今天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政治在古代社会所起的作用远没有道德所起的作用大，并且也没有像在今天社会生活中那样普遍化。
另一个关于政治的经典定义是完全现代的观点，这是由韦伯提出来的。韦伯完全从经验科学的立场来分析什么是政治这个问题――这是与施特劳斯针锋相对的立场。韦伯的界定直接从国家来着手，“我们打算只从一个政治团体――也就是今天的国家――的领导权、或该领导权的影响力这个角度，来理解政治。”在韦伯看来，国家的特点在于它所拥有的特殊的手段，这就是使用暴力。“国家是这样一种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请注意，‘疆域’也是国家的特征之一。现在的特点是，其他机构或个人被授予使用暴力的权利，只限于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国家被认为是暴力使用‘权’的唯一来源。因此，对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的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可以看到，韦伯这个定义具有某种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因为后者认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此种镇压既包括政治统治，亦包括经济压迫。不过，韦伯的定义比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更具一般性，并不仅仅将权力局限于镇压和压迫的功用。不过，暴力垄断虽然是国家的典型标志，但却不是一般政治的核心，政治的核心体现为权力分配，而权力却是有其指向的。在这里。倘若人们考察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行动，那么他们就会发现政治的范围原本要比国家的界限宽广得多：换言之，政治不仅先于国家，而且其行动也比作为政权机构的国家的活动要广泛和深入得多。
因此，在现代社会科学的领域里，政治的界定对人们来说也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一致的。达尔在分析现代政治时指出，“亚里士多德和韦伯称之为政治的每项事物，拉斯韦尔也称之为政治，但拉斯韦尔认为是政治的某些事物在韦伯和亚里士多德看来可能不是。例如，拉斯韦尔就认为一个商行或一个工会，也有‘政治的’方面。因此，让我们大胆地把政治体系定义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达尔这里所说的控制、影响力和权威的人类关系都可以归在一般的权力及其作用之下，因此我们可以说，政治就是人类群体之中的权力运作。就此而论，达尔的观点并未脱出韦伯定义的窠臼，只不过后者的定义更为狭窄和确定，政治仅仅与国家权力的运作有关，而不包括那些无关乎国家形式的权力运作。对政治作尽可能广泛的理解，比较符合学术兴趣的一般要求，或者满足学术彻底性的要求，而对这里的主题来说，韦伯这样有其限定范围因而具有典型性的定义却更切合政治哲学之政治的特点。
在甄综各种观点和考虑的基础上。我认为，在政治哲学的视野之下，政治可以规定如下：政治是人类在一定共同体内为分配社会善品而发生的行动。这里所谓的共同体一般具有一个垄断这种分配权力的最高机构、一定的制度、一定的领土。政治的范围无论是就人类社会一历史的时间维度来考虑，还是就其空间维度来考虑，都要大于国家的界限。然而，无论如何，国家是人类政治行动最为集中、典型的场所。
因为，政治哲学所关涉的政治原则不仅具有普遍的性质，而且也具有强制的性质，而一种原则的普遍运用和强制实施在现代社会只有在一个像国家这样的共同体之内，才是可能的，才有其现实性。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国家这样的政治共同体形式才需要普遍的原则来构建其主体结构。从作为一门学科的一般意义着眼，现代政治哲学所要研究的那些政治价值观念，正是为具有这种性质的原则提供根据和理由的，这样的界定就切合了政治哲学的历史的分析与批判的工作，而就政治哲学的营造的性质来说，它为甄选基础政治观念及原则提供了范围与性质的指导。
毫无疑问，我上述的定义和韦伯的定义依然是实证的，而非哲学的。这里可以来看一个有关国家的但却属于哲学的规定。“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即一个在若干有关国家应如何组织的问题之前的问题，是任何国家究竟是否应当存在。为什么不要无政府呢?由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倘若站得住脚的话，切掉了政治哲学整个主题的支撑。所以从考察其主要的替代物来开始政治哲学是适当的。那些认为无政府主义并非一种没有吸引力的理论的人们，会认为
有可能政治哲学就在此终结了事。”很显然，政治是什么以及国家是什么，这些均属于实证科学的问题，而国家是否应当存在这样的问题，才具有哲学的性质。诺齐克这个问题其实也并非纯粹哲学的，它包含了实证的科学可以处理的内容，人们能够从经验的层面来提出某种回答。政治哲学的纯粹关切当就实存的国家提出国家应当如何的问题。
无论韦伯的定义还是达尔的界定都没有关涉政治权力应当如何的问题，而这对政治哲学来说乃是根本性的。在诺齐克问题的基础上，人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有这种性质而不是另一种性质、这种类型而不是另一种类型的政治权力；或者更为直接地要求，政治权力应当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政治权力虽然抽象地说可以出于任何可能的理由并用于任何可能的目的，但是它的正当性始终是受到人们追问的，是要经受人类理智的质疑并在其中获得诠证的。在韦伯定义以及达尔诠释的基础上，我可以补充说，政治权力的一般而根本的目的和指向乃是社会善品的分配。而所谓社会善品就是指从权利、财富、地位一直到环境、教育等等社会之中为每一个人所必需、所追求和所尊崇的东西。
现在，我可以进一步来规定政治哲学之政治。所谓政治就是指在一个共同体内强制而普遍地分配社会善品的行动。换言之，以分配社会善品为根本目的的政治始终是在一定的共同体之中依照一定的原则通过一定的制度而普遍地实现的。这样一来。考察的视角就发生了转变：我不再从现存的政治权力及其机构出发来考察它们的行动，以及追问它们的根据，而是从公认的社会善品人手来探讨和研究如何分配它们的原则，以及其观念的根据。这样一来，政治哲学之政治在理论上就从现存的政治现象之中抽象了出来，它不再是对那个现象的描述与概括，不是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反而成为政治哲学这种思想活动的结果，政治在这个意义上是由政治哲学构造出来的。这样构成出来的政治对于政治哲学的学术活动以及其他学术活动就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为考察、分析和批判历史上既有的政治提供范式，另一方面为理想的政治共同体制定蓝图。
在这样理解下的政治哲学就是一种构成的理论活动或者说营造的哲学思维，而后者的产物就是一种理想的政治活动，在罗尔斯所谓原初状态的无知之幕后面的那些代表的活动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理想的政治也就是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的政治，并且在政治哲学中，这样的规范是先于政治行为的，而不论在实际的社会一历史中，规范事实上来源于人们对现实的政治行为的反思与评价。政治哲学并不描述实际的政治现象，也不对之进行实证的分析，因此它之构造理想的政治行为或活动重在其模式，而后者的观念形式就是规范或原则。在此文中。理想的政治行为也就是社会善品的分派活动。因此。现代政治哲学的中心关切也可以说就是社会善品分派的规范和原则的构成与确证。
所以，现代政治哲学的工作是有其限度的，它并不具体地去设计、制定和安排实际的政治制度与机构，也就是说，并不处理由人类最为基本的政治行为模式所衍生的其他更为具体的也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式。因此，它只是构造社会善品分配的一般原则，为这些原则提供观念的根据，从而证明这些原则的正当性，亦即为这些原则提供确证。这些构造与确证就要直接关涉个人、社会及其各种形式的团体，并表明对它们的基本态度。不过，在实际的理论进程中，这些关系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这里我可以总结说，政治哲学的中心关切与任务就是为社会善品的分配提供原则，作为原则根据的观念，以及对上述两项的确证，即正当性证明。在今天，政治哲学如果不以此为中心关切，就会失去自己存在的理由。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就是以这些观念性的东西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关注，尤其是得到人们的重新诠释、确证和营造为契机的。罗尔斯认为，政治哲学就是为一套适当的制度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以保卫民主的自由权和平等，而这样一种基础首先是观念性的东西。
当然，根据各种政治哲学的实际学术形态，我这里也可以对它作出如下的中庸的规定：政治哲学研究上述政治行动所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所从出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的基础；研究根据这些原则构成的社会基本制度和结构；研究不同的政治哲学学派就此提出的各种判断和观点：政治哲学同时还研究有关上述问题的方法论。
至此为止，我对什么是政治哲学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初步的回答。不过，即便就此而言，这里还有三点需要作进一步的阐发，即1)正义，2)作为人的行为的政治活动，以及3)社会目标。
第一点关涉对正义的理解。抽象来说，正义是对政治行为或活动的一种积极的评价，或者用形而上学式的术语来说，是指政治行为或活动的某种性质。正义判断总是以某种相应的观念、规范或原则为标准和前提的。于是，从哲学上来说，政治哲学的主题就是正义。因为政治哲学并非提供任何一种政治行为规范，而是要构造和确证某种正当的或对的政治行为及其规范。政治哲学在这个意义上也就可以称为正义哲学。
第二点关涉对作为人的行为的政治活动的理解。前文已经提到，政治哲学研究人的政治行为及其规范，其旨在营造理想的基本政治行为模式及其规范。它并不以人的政治行为的实证分析与考察为中心关切，也不从经验上研究上述基本政治行为与所有其他行为之间的关系。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人的基本政治行为在理论上以及在实践上直接关涉人的其他基本行为模式，比如经济的或法律的行为方式，并且政治哲学所构造和确证的基本规范同样也是适用于人的其他行为的基本原则。
所谓的人的基本行为的说法蕴涵了作为整体的人的社会行为，而后者就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区分的根据并不在于人的行为的区分，而在于不同的视角、着重点和方式。这就是说，不是因为人的行为原本就分别由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或其他的行为组成的，而是因为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等等视角从人的整体行为之中抽象出不同的层面。人的任何一个特定的行为都是整体的，都可以从上述不同的视角来考察，也就是说，都具有经济的、政治的等等意义。这样，人们就可以明了，政治哲学与政治学、与经济学等等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象的差异，而在于视角的不同。现代学科之间关联以及挪移的可能性就在人的社会行为原本就是整体的和重合的。
不过，这里有一个关键之点需要注意：一旦说到人的基本行为，这就意谓某种哲学的反思与构造的性质。政治学是对人的行为从权力关系或善品分配角度所作的实证研究或考察，而政治哲学探讨人的社会行为的基本规范，并且旨在营造和确证某种被认为是正当的规范。前者重在分析和考察人的政治行为是如何的，当然也会关涉人的政治行为的规范是如何的问题，而后者重在关切人的政治行为的规范应当是如何的。两者的区分就关涉事实与价值两分这个经典问题。政治哲学作为一门旨在营造和确证正义规范的学科，它面临特殊的理论的和实践的
困难：它构造和提出一套正义规范或原则，但后者又必须得到社会成员或现实的人的实际接受才能够成为现实有效的东西。现代政治哲学一方面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其所营造的规范的应当的性质，另一方面又要着力建立这些规范或原则与实证现象之间的复杂却又必不可少的关联，并且尤其重要的是，那些被营造起来的规范总是被期望落实为现实的行为。
这里稍微提及一下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分以及相应的方法论问题或许是有益的。正如人类认识史和学术史所表明的那样，在实际的认识过程和学术活动之中，人们自觉地意识到应当如何与事实如何之间的区别，是很晚的事情。这种区分最早是由休谟清楚地表达出来的，随后的经典模式就是康德予以截然分别的理性两个领域――尽管康德坚持理性本身是统一的。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的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曾试图通过价值、历史性与经验或实证性的区别，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划出清楚的界线。这样一种努力即便也依然是有意义的因为以好坏判断或日价值判断来代替事实研究，在今天依然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中的现实危害。在中国，此种情况为害尤甚)，不过，所谓的区分只有在严格的限定下才有实际的效果。因为价值的标准与历史性的标准并不是同一的；历史性的东西同样也涉及事实，而价值的东西也涉及一般性。这就是说，当新康德主义者努力诠证某门人文学科。比如历史学因其处理历史性的东西因而乃非经验科学时，他们并不能够同时说，它就是一门价值性的学科。同样，当人们说伦理学是一门价值学科时，他们同样也不能说它就是一门历史性的学科。后者仅仅处理一次性发生的事件。
当然，不同意价值与事实之间的两分，作为一种理论态度，比如普特南的观点，自然也有提醒人们自然语言复杂性的作用。然而，他关于价值与事实之间区分消解的根据，却也可以用来证明一切事物之间区别的消解，比如事物与观念之间区别的消解，进而一切学科之间区别的消解。这自然是一种极端而又复古的做法。不过，普特南的论证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倘若对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分没有清楚的意识和方法论上的自觉，那么逾越价值与事实的界限就是难以避免的，而事实上在现代学术活动中，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尤其明显地体现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泛滥之中。韦伯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对现代学术造成的危害，从方法论上对经验的学术研究提出了价值无涉的要求，这个要求至今依然是有效的，尽管现如今一些学者也不能够准确地理解韦伯的意思。在今天，混淆事实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其危害并不仅仅限于学术领域――人们以价值判断代替对事实的经验考察。往往是谋取某种影响与现实利益的有效手段：既避免了艰苦的实证的研究，又可以博取道德的或意识形态的虚荣――而且也同样影响现实政治。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有人倾向于用其价值判断或意识形态观念来矫饰事实，或者直接地将其混充为经验的实在。
（一）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高中政治哲学课程的兴趣
教师创设的教学情境一般都贴近现实生活，这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将课堂所学知识应用于生活的机会，在教学情境中吸收知识，自身得到全面发展。而高中政治哲学课程也从干巴巴的知识灌输变得具有生活气息，生动有趣了起来，这让学生对于课程内容的学习产生了兴趣。此外，高中生对于社会的认知非常匮乏，对于未接触到的事物充满好奇心，情境教学的应用为学生打开了这扇大门。通过创设贴近现实生活的情境，让学生认识到了课堂多姿多彩的一面，同时也对社会有了一定的了解，即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又对其思维进行了启发。由此可知，情境教学的运用可以极大地提升学生对于高中政治哲学课的兴趣。
（二）有助于提高学生对于高中政治哲学课程的理解能力
在高中政治哲学教学中，教师往往是生硬地灌输知识，学生被动接收这些知识，学习效率低下。高中政治哲学课程中的内容大都贴近社会与生活，恰恰学生对于社会和生活的了解是极少的，学生的社会经验极少，而课本中的知识在学生眼中就是空洞和抽象的。情境教学通过将学生自身代入所设情境之中，让学生亲身感受所处的社会和生活环境，加深学生对于知识的记忆，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在此基础之上还能丰富学生的生活经验，培养学生在生活中吸取知识的能力。学生在社会与生活环境中进行自主学习，这也成为了学生学习知识的一种方式，学生对社会的认知也更加全面，思辨能力得以增强，在教师的指导下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实现了思政课程的德育目标。
（三）有助于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
首先，情境教学如果在课堂上进行应用的话，可以培养学生将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能力。而教师在创设情境时也要根据教学内容以设问、模拟、想象、真实情境再现等方式进行教学，选择情境时也要慎重，因为每一次情境的使用都是给了学生一次了解现实社会的机会，也是教育和指导学生的好时机。其次，情境教学法在课堂上的运用还能提高学生主动探索知识的能力。学生在情境中激发出了自主学习和探究的意识。在情境中，学生会产生情感共鸣，随后会在脑海中形成疑问，问题的生成就会促进学生去寻求答案，这大大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而如果学生拥有对知识渴求的欲望，那么就会拥有学习的动力。这时情境教学法的运用就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对书本知识的求知欲，同时学生在自我探索书中知识时也会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自学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四）有助于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思想政治课相较于其他课程而言除了传授知识还有一点是德育，能够引导学生在心理和情感层面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情境教学恰好就是从学生认知水平和心理特征出发，这更加符合学生身心特点，让学生学习时不再排斥，而是不知不觉中完成对知识的吸收。情境教学法的四大基本原理是暗示加引导、情感作为驱动力、角色代入和心理整合，而所有的原理都包含了一点，那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从学生的心理特征出发，提升学生对知识的认知，让学生从内心去相信政治哲学知识理论，进一步对学生的价值观进行正确的引导。虽然高中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但是这在高中政治哲学课程学习中依然是不够用的，学生在这些方面的认知是匮乏的，平时接触到的内容也很少与政治哲学挂钩，更不用说去理解其中所传递的德育内容。情境教学更多地运用暗示和启发的方式，这可以引领学生形成一定的思维方式。利用暗示对学生进行一种思维的诱导，进而去影响学生行为上的变化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逐步实现德育目标。而此处所指的暗示便是创设的一种情境，合适情境的创设可以更好地让学生融入情境中，产生情感共鸣，从而去理解和接收其中所传达的价值观念。此外，情境教学法还给学生提供了实践机会。实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产生深刻感悟，进而去理解课程中所传递的思想价值观念。就目前教学来说，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教室内学习，学生缺少走出教室的机会，去进行更多的生活实践。情境教学的方式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模拟真实社会情境的方式，将学生引入到从未接触过的环境中，让学生能够在接触社会的同时也产生思考，拓展政治哲学课堂空间，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情境教学法在高中政治哲学教学中的运用措施
（一）在课堂导入环节应用
情境教学的应用，可以让学生对学习充满热情，整个课堂充满活力，同时也可以展现出教师的教学智慧。以哲学课程中的《价值与价值观》为例，笔者是这样创设情境的：将弗罗斯特的诗《未选择的路》读给学生听，然后进行设问：“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为什么“荒草萋萋”“幽寂”却显得“诱人”“美丽”？“人生之路，曲折而漫长”，那么本诗中的“路”中蕴含着什么人生哲理呢？进而引导学生去思考人生的价值，由此导入本节课的话题，引导学生去进行自主思考，自然而然地去关注和了解价值与价值观的知识。
（二）在课中讲授环节应用
在讲述政治哲学课程内容时，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由于其具有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如果将书中的哲学知识直接对学生进行讲授，学生往往无法理解其中的内容。此时，情境教学法的引入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理解新的知识点。依然以《价值与价值观》为例，当教师需要从哲学角度解释书中所讲的价值时，可以以身边的物品为例，对学生提问，身边这些物品有没有价值，有什么价值，引发学生思考之后再进行归纳，得出结论：人的需要与事物属性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这就是价值，也就是事物对人的积极意义。学生通过这种情境的设定，产生疑问，随后进行自主思考，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很容易理解了价值的哲学概念。教师在讲授“人的价值是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统一”时也创设一个情境：我国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研发了杂交水稻，进而解决了我国14亿人的温饱问题，因此他获得了首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未来科学大奖等众多荣誉奖项，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国家又为袁隆平颁发了“共和国勋章”。如此看来，袁隆平的价值如何体现呢？请学生对这则材料展开讨论探究，这时学生会得出结论：袁隆平对社会拥有巨大的贡献，充分展现了其社会价值。同时，他也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尊重和敬仰。随后教师趁热打铁，在此基础上创设一个新的情境：介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事迹，引发学生思考，告诉学生这些人才是我们该追的明星，由此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同时，还能启迪学生思考自身的贡献，如何展现对社会的价值等问题。
（三）在教学过渡环节应用
在政治哲学课堂上，由一个知识点过渡到另一个知识点，这时除了需要教师运用专业的教学技能外，还需要巧妙运用过渡语言，以此来吸引学生紧跟课堂节奏。由此可见，高超的语言技巧也是教师要掌握的重要手段，在教学中，语言的巧妙衔接可以很好地把握教学的节奏，使学生在学习热情高涨时不会因为知识点的转变而降低积极性。比如在人生价值的内容教学完毕后，教师设置一个新的提问：秦玥飞为什么会选择去农村当村干部？承上启下过渡到第二目教学任务：价值观及其导向作用。期间学生并没有停止思考，课堂的节奏也没有被打断，学生的注意力依然专注在课堂中。
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和发展，即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是高等教育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美国学者布鲁贝克认为：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即高等教育哲学。意思是高等教育哲学就是探讨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大学在物质层面占有一定的空间。大学这个机构在物质上占了谁的空间？社会的空间，国家的空间，人的空间。二是大学在精神层面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大学这个机构对谁来说很重要？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都很重要。进一步思考就是，谁在主办大学？为什么要主办大学？谁会去上大学？为什么要去上大学？大学为什么存在？为什么需要？它有什么用？对谁而言有用？它存在的依据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其重要性在哪里？即大学通过什么途径来确立它的地位，大学确立它的地位，有没有永恒不变的依据？不同时代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依据有不同点吗？这就是哲学的追问。
大学属于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处于教育领域的最高层，它的任务是探讨“高深学问”。目前，关于高等教育哲学的理论有很多种，例如：“政治论”“认识论”“人本论”“知识论”“生命论”（张楚廷，2004）、“生产力论”“境界论”“道德论”（张洪志，2005）“智慧论”（周光迅，2006）“科技论”（杨杏芳，2010）“可能世界论”（杨杏芳，2014）“经济论”（卢彩晨，2015）等。在目前众多的高等教育哲学理论中，“认识论”“政治论”和“人本论”是主要的高等教学哲学理论。任何理论都是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对待已有的理论，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其合理性，深刻解读其含义并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批判中继承。
二、认识论、政治论与人本论诠释
美国约翰·S·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指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一种哲学主要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2]，这两种教育哲学观是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依据。
“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观，是指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他们力求了解世界，就像做一件好奇的事一样（弗莱克斯纳，1930），不受价值关涉。高深学问忠实于真理，真理的客观性是它站得住脚的标准。学术的客观性或独立性来自于价值自由。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逻辑就是追求知识的客观性，追求“不受价值影响（Value-free）”的结论[3]。大学相当重视研究，以至于看起来像完全脱离了校外的时事一样（包尔逊，1906）。“为知识而知识”正是西方大学认识论哲学的特征。
“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观认为，人们探求深奥的知识是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把教育看作是政治的一个分支。克拉克·科尔认为，大学是“智力之城”，应被看作改革社会的工具，大学的目的是适应国家进步与社会整体发展。作为“智力之城”，要想赢得公众信任，赢得政府支持，必须帮助解决社会繁难问题，这样才能为自己赢得生存的空间[4]。约翰·杜威强调高等教育应该关注社会的要求。德鲁克（1969）说，大学现在成了“美国教育和生活的中心”。有人认为，大学放弃责任有失去老百姓支持的危险，公众会以为大学没有用，就不会再为大学提供经费了，大学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根据。沃勒斯坦认为，如果高等教育确有可能直接影响当时的重大政治决策，社会不会让它完全脱离政府的指导来运行（普莱斯，1971）。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价值观是国家主义的，政治论哲学把国家利益作为大学教育的目的，使大学服务于社会。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是“经世致用”。孔子的私学“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境界是“治国、平天下”，其关注点在教育的社会功能。我国高等教育从“重伦理”、“重政治”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一直都具有明显的功利倾向[5]。
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是基于高深学问还是基于“人”？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尼采、波尔诺夫、萨特、张楚廷等认为，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关注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雅斯贝尔斯认为，个人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高等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和谐发展[6]。人的根本问题，就在于自我选择、自我塑造。他认为，教育的开端是：“不要追随我，要追随你自己！”回到自己内心里来。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教育应是一种民主教育。教育的本质是精神的，教育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过程，本真的教育以自我唤醒为目的，使人连续不断的生成。快乐是人生存的本真追求。马克思认为，人“要扬弃对象原有的规定性，并赋予新的规定性，实现人的目的”[7]。在人的身上蕴涵着丰富的可能性，人类在创造力、想象力、理解力、学习能力和道德能力等方面具有无限开发的潜能，这些无限的潜能通过并且依靠人的社会性的实践生存活动从而不断现实化为人的自由自觉的类生命活动，即人的全面发展[8]。赫钦斯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智能，目的在于通过实施博雅教育完善学生的心智[4]。大学教育应重点着眼于人性，而非人力。
张楚廷指出，大学本身所体现的不就是人对人自己的一种关怀吗[9]？当韦尔热称某些大学为“自发的”大学时，表明了大学并不是在有一个清晰的蓝图的情况下诞生的，大学并不能如认识论所可能描述的那样，并不是认识到自己应该生长和如何生长才生长出来的。学生自发创办的博洛尼亚大学没有记载下那些作为初创者的学生的名字，說明这个“自”的普通性，说明大学是人的向往自身孕育出来的，这个“自”就是人，是人之心，人之性，人之精神[9]。高等教育是人的生命的最强旺的表现[9]。
从亚里士多德到纽曼再到《耶鲁报告》，“自由教育”闪耀着人本论的光辉。通识教育是20世纪美国本科教育改革的主题[10]，而通识教育是以人为本的，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目的是使人成为人，而不是成为片面发展的工具人。
三、认识论、政治论与人本论的区别与缺陷
（一）高等教育认识论、政治论与人本论的区别
高等教育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不同价值倾向，是认识论和政治论产生冲突的合法性基础。一种是无目的论，一种是有目的论。二者在目的与功用上存在分歧。在政治论看来，有用的才值得去研究，没有用的不值得去研究。在认识论看来，不管有没有用，只要是凭着好奇心去探索真理，都值得去研究。区别在于研究高深学问是否受价值关涉，是否重视探讨高深学问对社会的有用性。从西方大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认识论与政治论在大学校园中此消彼长。布鲁贝克指出，高等教育的两种哲学：认识论的和政治论的，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
认识论与人本论有区别。认识活动的存在，思维活动的存在与可发展性，是人的根本特征。但是，人不只是认识着、理解着、思考着，人还可以感动着、热爱着、欣赏着、寄托着、体验着、感受着……[9]这些都与认识相关，但都不等于认识。人不获得理性不能成为人，人若没有了非理性，本是人的人非人了。理性使人成为人，为教育的必然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其实，支撑教育的另一根支柱同样是有力的，即非理性也得到积极发展人才成为完善的人。这是认识论基础所未能充分意识到的[9]。人性既表现为非理性，也表现为理性。人天生的潜质、人天生的可开发性、天生的美感等构成整个教育及其哲学的基础，即基础就在人性身上。
（二）高等教育认识论、政治论与人本论各有其缺陷
高等教育单纯坚持认识论，纯粹追求客观真理，超然尘外，不问世事，置社会的需求于不顾，必然会由于缺乏社会的支持而趋于消亡[11]。随着时代的进步，纯粹的认识论哲学已经很不合时宜。
高等教育单纯坚持政治论，过度适应社会的需求，不从人的角度考虑，把人作为高等教育的客体，人的主体性得不到尊重，人的本质需要被公共意志和需要所取代，必然导致人的潜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高等教育效果将大打折扣。因此，“我们希望政治化永远不要发展到教育和权力不分的地步。”[2]
高等教育单纯坚持人本论，不考虑社会发展的需要，人的需要也会得不到满足。因为人不是孤立的人，人具有社会性。高等教育本身就不是个人的行为，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高等教育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
认识论、政治论和人本论在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上存在一些矛盾，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过分强调政治论时，人们常常只注重眼前需要，忽视社会的长远发展以及人的发展的需要。如果过分强调高等教育服务当前社会需要，就会遏制人们追求真理的自由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社会的长远利益。因此，强调政治论的人，要适度考虑认识论和人本论的需要，为其创造条件，提供支持，促使其更好地实现自我。相反，强调认识论和人本论的人，常常只注重个人自由探究的重要性，而忽视社会的当前需要。社会当前的问题解决不了，社会的长远发展同样将受到影响。因此，坚持认识论和人本论的人，要适度考虑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以更好地获得社会的支持。
四、认识论、政治论与人本论的融合
（一）认识论与政治论、人本论的联系
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共同点都是探讨高深学问，高深学问是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内在结合点。认识论的合法基础来自于探讨高深学问不受价值影响，不考虑其是否有用。政治论的合法基础来自于高深学问的有用性。两者在“高深学问”上有交叉，都以“高深学问”为基点。纽曼虽然认为“知识本身就是目的”，但他并不反对知识的“有用性”。他认为理性文化是有用的，受过自由教育的人可以胜任许多职业[12]。认识论哲学观是支撑大学发展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中国有个成语叫做“格物致知”，意思是“考察事物，获得知识”，其目标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了对国家有用，对社会有用。实现这个政治目标的途径“格物致知”是认识论的。可见，政治论如果以认识论为前提和基础，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认识活动是人的高层次思维活动，因此，认识论离不开“人”。张楚廷提出：高等教育以认识论为基础，认识不正是属于人的活动吗？[9]认识本就是属于人的生命自身，教育是随着认识活动的存在而可能来到的。认识是人自己的所有物，当人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十分看重自己的认识时，会自然地出于自爱而爱护它、发展它、丰富它，这样，教育也自然来到了[9]。大学产生之初，更多更直接地表现为对认识的更高程度的渴望。认识论在高等教育哲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认识论主张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富于想象地探讨学问”。
认识论关注的实际上就是人的思想的解放，人的心智的自由发展，人的认识与思维潜能的尽情发掘。换一种说法就是，认识论的出发点是人本论的。
（二）政治论、认识论与人本论相互交织
认识论的自由研究精神与人本论的自由选择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政治论的社会需求与人的社会价值实现有某种外在的一致性。高等教育活动是由人聚集在一起开展的学习与探索活动。张楚廷指出，高等教育以政治论为基础，从政治背后不是也可以看到人吗？认识论是人的内在，政治论是人的外在或人之内在的延伸[9]。
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是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坚实基础，而认识论的源头在于人。高等教育在促进人的高层次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促进社会的发展中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促进经济的发展中也不会缺席。从内部逻辑来看，认识论和政治论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可能性。这两种观点可以是相互对立的，也可以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当政治论的高等教育观代表进步力量时，对认识论高等教育观是一种有力的支撑；当政治论的高等教育观代表反动力量时，对认识论高等教育观会是一种巨大的阻碍。同理，当认识论高等教育观不考虑社会责任时，其研究成果有可能对社会构成危害；当认识论高等教育观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时，其研究成果有可能促进社会的巨大发展。几种高等教育哲学观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联系，只有全面认识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才能更好地指导高等教育实践。
（三）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多元共存
深化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始终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德的关系：“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国家的德”“社会的德”“个人的德”，从三个层面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重大问题。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内在要求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第一位教育贯彻高校教育教学始终。
当前，在高校某些专业、学科中，存在着一种不协调的声音，认为核心价值观教育是非专业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外加于专业教学的临时任务。虽然这种不协调的声音不是主流，但也反映出某些学者视高等教育为纯粹专业知识教育的错误认知。实际上，这种看法早已受到中外有见识的学者的批评。美国学者德怀特・艾伦就指出，高等教育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使学生变得聪明;一个是要使学生做有道德的人。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有道德，那么，我们就为社会创造了危害。”（德怀特・艾伦：《高等教育的新基石》，《求是学刊》2005年第3期）这里，“聪明”说的是专业知识，“道德”则包括政治方向和思想品德。在德怀特・艾伦看来，政治方向和思想品德尤为重要，缺失了这一方面的教育，就会给社会带来危害。这一观点表明重不重视政治方向和思想品德教育，不是个别性的问题，而是涉及办学方向的本质问题。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方向和思想品德的具体内容与我们所讲的不同，但就教育的一般原则而言，这些观点还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政治方向和思想品德教育事关“办什么学”“培养什么样的人”“培养的人跟谁走”的问题，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始终坚持“德育为先，育人为本”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要求高校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知识教育，把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使核心价值观成为他们的基本遵循，形成优良的校风和学风。
二
深化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落实好、履行好首要责任人的责任。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首要责任人是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一所高校的党委，特别是书记和校长等主要负责人的思想政治状况，往往决定着一个学校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存亡。现实中，高校的领导干部坚持什么样的办学路线，重用什么样的人，能不能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在大是大非面前清楚不清楚，在学生中有没有应有的威信，实际上关乎高校走什么路、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大学办学方向等重大问题。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是统管全局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在高校有无地位，能否列入高校工作的重要议程，并作出长远安排，持久地卓有成效地开展下去，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和工作部署。所以，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必须担当起首要责任人的重任。
事实表明，凡是核心价值观教育搞得生机勃勃、成效显著的高校，无不是学校党委和行政领导特别是一把手重视的结果。所以，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对核心价值观教育认识是否到位，是否有贯彻落实的思路、要求、措施与行动，决定着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成效及成效的大小。假若一所高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认识不到位，甚至连有关文件都不看，有关精神都不知，有关会议都不开，有关工作都不部署，或只走过场一般开开会、讲讲话，不身体力行，不深入学校教学工作一线开展调研、掌握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措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各职能部门人员再努力，也难以有明显成效。
把核心价值观教育贯彻到高校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必须落实好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首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关系高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掌握在谁手中的大事，是确保国家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部分，是落实“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精神动力。在这方面的失职是事关政治方向、办学方向的过错。其次，要建立长效机制，定期研究，有效指导，具体部署，督导检查，确保核心价值观教育在组织领导、学科建设、课程设置、科学研究、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后勤保障、综合管理、社会服务等各方面持续进行。再次，要密切关注高校教学，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教学与研究领域的思想动向。对于在思想观念上崇尚西方思想理论，在价值取向上追名逐利，在教育教学上弱化、淡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科学研究上以学术探索为名宣扬错误思潮等倾向，都要及时给予引导和批评。对于个别一贯抵制四项基本原则，经多次教育而坚持不改者，应果断采取组织措施，决不能听之任之。
三
深化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发挥好高校所有职能部门和全体教职员工的作用，形成教育合力。对于核心价值观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肩负着重要责任，首当其冲，责无旁贷。但是，他们不是唯一的教育任务承担者。高校所有教师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教师、管理人员等都肩负着这一重任，任何人不能置身事外。
就高校组织机构来说，也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学院（或思想政治理论课部）才担负着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任务。应该说，推进核心价值观教育，学校所有院系、所有职能部门都肩负使命和责任，区别只是在于实施和体现这种教育的方式、内容、途径有所差别。一所高校对弘扬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深度和自觉程度，决定着它在核心价值观教育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效。
真正发挥好高校所有职能部门与全体教职员工在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在思想上，要树立“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全方位育人观念。高校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不仅体现在教书一个环节上，还体现在管理与服务等环节上。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只有高校各职能部门、所有教职员工在观念上真正确立起“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全方位教育观念，才能真正消除核心价值观教育只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或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部）的责任的偏见，也才能在实践中形成各职能部门相互支持、所有教职员工相互配合的全方位育人格局，进而形成推进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强劲合力。其次，在实践中，要真正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优势和全体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走向深入。高校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团委等职能部门要联合马克思主义学院（或思想政治理论课部），以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契机，采取师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以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校园文化建设，把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涵养在各种文化活动之中。
四
深化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将其内容和精神渗透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教育之中。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教育在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任务，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离不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教育这一重要路径。要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哲学社会科学专业课相结合，注重发挥和落实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育人功能与哲学社会科学教师的育人职责。
第一，要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与功能有清醒认识。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文艺学等绝大部分学科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它们作为高校文科的基本学科和基础课程，以理论的形态表达着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如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一般说来具有强烈的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治倾向性一样，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贯穿于其中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反映，理应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要求。为此，它们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也必须把学习、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
第二，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以来，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大致概括为“五种西化”，即一些人的思想西化，一些教材内容西化，一些研究方法西化，一些学术话语体系西化，一些科研成果评估体系西化。这“五种西化”倾向反映在法学、政治学领域，有极少数人顽固坚持西方民主，企图瓦解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国家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反映在经济学领域，有极少数人坚持新自由主义观点，主张全盘西化，彻底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企图瓦解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反映在史学领域，有极少数人竭力宣扬，抹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企图瓦解我们党执政的历史支撑;反映在社会学领域，有极少数人竭力鼓吹“公民社会”，企图瓦解我们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反映在新闻学领域，有极少数人竭力鼓吹“新闻自由”，企图摆脱、否定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如此等等，虽是支流和杂音，但仍值得高度重视。高校要克服这些噪音、杂音，排除前进中的干扰，最根本的是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工作，组织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教师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为第一工程、铸魂工程，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学科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充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教育功能。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2－0023－05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即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培养造就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方面的功效和能力。作为知性教育与德性教育的统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能够以丰厚的人文意蕴和潜移默化的方式培育人们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政治思想、法律意识、人生态度和审美能力等。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对象涵括了社会普通公民，但主要对象是大学生；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多方面的育人功能，但核心功能在于思想政治教育。故此，本文所要探讨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进一步发挥，特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所担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党和国家一直重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尤其是伴随《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的颁布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更是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在教师队伍建设、教学体系建设、课程教材建设、教学管理体系改革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和诸多成绩。但就实际效果而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发挥状况仍不够理想。如何进一步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仍然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前提：强化育人意识
教育人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实践活动，必须有先进的育人意识作指引。某种程度上说，育人意识决定了育人行动，进而间接决定着育人功能的实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缺乏自觉的育人意识，就不会有自觉的育人行动，进一步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也将成为空话。当前，一些高校之所以存在着思想政治理论课片面强调教育的思想性、政治性，忽视教育的知识性、学科性和人文含量，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片面强调其学科具有的学术性、专业性，刻意回避甚至故意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还存在着一些教师重科研轻教学、重个人业务发展轻教书育人的问题等，都是因为自觉育人意识不够所致，严重削弱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发挥。概言之，当前进一步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前提在于强化教师的育人意识，包括德育为先的意识、育人的责任意识和科学育人的意识。
1.强化德育为先的意识
树人德为首，可谓是古今中外的一项基本共识。儒家经典《大学》首篇第一句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代中国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使受教育者实现道德的完善。原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强调：“人的所有各个方面和特征的和谐，都是由某种主导的、首要的东西所决定的。……在这个和谐里起决定作用的、主导的成分就是道德。”“形象地说，道德是照亮全面发展的一切方面的光源，而同时它又是人的个性的一个个别的、特殊的方面。”［1］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哲学的代言人杜威也曾指出，道德目的应当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教学之中，并在一切教学中居于主导地位――不论是什么问题的教学，等等。［2］近年来，我们党和国家更是反复要求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2007年全国优秀教师座谈会上明确强调：“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3］强化德育为先的育人意识，要求所有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师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中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用科学理论武装大学生，用优秀文化培育大学生。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优势，紧密围绕大学生普遍关心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做好释疑解惑和教育引导工作”［4］，要努力让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坚定理想信念、锤炼意志品质、塑造健康人格方面发挥更大价值，在解决学生的思想与现实问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2.强化育人的责任意识
立德树人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教书育人是教师的职责。无论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还是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师，都担负着育人的责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强化育人的责任意识，应注意克服两种偏向，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而忽略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授，其他哲学社会科学教师重视业务知识传授而轻视思想政治教育，这两种偏向都无益于教书育人。因此，强化育人的责任意识，一方面，要引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明确认识到自己既是一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是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同样负有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知识教育含量，传授学生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责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为主要特征的，但同时又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包含着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研究与建设”［5］。事实上，强调知识教育责任也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的必然要求。强调要“对干部群众和学生必须认真进行中国历史、地理、文学知识和政治知识的教育。没有这些知识的武装，人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难以确立起来的”［6］，讲的也是这一道理。另一方面，要使其他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认识到，他们也肩负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责任。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师是学科的建设者和课程的实施者,是教学科研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对大学生的影响最直接、最深刻、最持久，其世界观、人生观、思想方法、行为方式等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因此，他们必须“自觉强化课程教学的教育意识，强化课程教学的教育性，牢固确立所有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的观念，消除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教书而不育人、授业而不传道的现象”［7］；必须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大学生德育的责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大学生；在业务上要树立和强化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观念，全面关心大学生的进步成长；在作风上要自觉加强师德修养，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8］
3.强化科学育人的意识
强调科学育人，即强调育人的方法、内容和路径等必须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规律。强化教师的科学育人意识，一方面，要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科学育人意识。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着育人实效性欠佳的问题，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在于育人工作的知识性、学术性先进而科学性不足。强化科学育人的意识，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科学性、实效性，要求引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正确处理学术性与政治性、知识性与思想性等关系，坚持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的统一，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改善教学手段,不断增强针对性、说服力和实效性”［9］。另一方面，要强化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教师的科学育人意识。应引导他们正确处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关系，做到既充分遵循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学科规律，以科学的态度开展各专业的教学工作，也要深刻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性，将德育内容渗透到专业教育中。具体来说，就是要自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用科学理论武装学生，用理想信念引领学生，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感染学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通过传授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知识，帮助学生塑造良好的人文精神，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促进身心和人格的和谐健康发展；紧密联系学生思想实际，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国家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明确青年一代肩负的社会责任。［10］
二、关键：坚持德智并进
这里讲的德智并进，指的是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的有机统一，并行推进。从人的全面发展指向看，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是辨证统一的。知识教育是思想教育不可缺少的环节与载体，是思想教育获得成效性的基础，而思想教育是知识教育的深化。一方面，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是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基础所在。从大学生个人发展的规律而言，如果忽视知识的教育，思想教育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列宁就曾深刻指出：“如果以为不必领会共产主义本身借以产生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足够了，那是错误的。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11］另一方面，大学生思想正处于理性思维能力不断增强的阶段，如果对大学生的教育工作仅停留在专业知识层面的传授，忽视思想教育，就不能发挥其影响学生深层次思想认识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作用，进而也不利于促进学生对更深层次的理论知识的学习理解和充分掌握。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的这种辨证统一性表明，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的有机结合是进一步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关键所在。
然而，在现实当中，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存在着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分割开来的误区。如，在高校教育中，不少人将德育工作与学生的思想教育简单地“对接”，从而在客观上忽视了德育本来就具有的知识教育价值；同时，也将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与学生的知识教育简单地“对接”，从而在客观上忽视了其他哲学社会科学本来也具有的思想教育功用。这种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对立起来的现象，造成了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分裂化”，这是导致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发挥得还不够理想的重要因素。避免此类误区，真正实现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是当前进一步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一项重要工作。
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充分发挥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主渠道功能，切实做到“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12］，同时也要更加关注对大学生进行知识方面的教育，“关注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理论方面的教育，引导学生牢固地掌握相关的思想道德理论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则。”［1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处理好政治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切实加大自身的知识含量、科学含量，注重以真理的力量打动人，以科学的力量征服人，以丰富的内涵吸引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的建设方面，应随时补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来引导学生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还需吸收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最新理论成果，在批判继承、扬弃创新的基础上，及时充实到教学、教材之中，为我所用。总之，在现实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我们既要避免将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理论课教学智育化,又要防止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理论课教学，因不注意吸纳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理论成果而流为空洞的说教；既要努力增强教育内容的科学含量,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说服力、感召力,又要努力探索理论知识向理想信念转化的规律、学生对教育内容的知识型掌握向信念型掌握转化的规律,引导学生在掌握先进知识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形成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形成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道德素质。［14］
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外的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在传授本专业知识以及开展相关科学研究的同时，更注重发挥自身的思想教育价值。在2002年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的讲话中，曾深刻揭示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的强大思想教育价值：“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15］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作为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统一，“担负着对高校学生进行系统的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的任务,同时还起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展开、深化、呼应的作用”［16］，对于大学生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树立崇高理想信念；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正确认识和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丰富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精神境界，加强思想道德修养等，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
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外的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思想教育价值，其一，应该牢牢建立在教师对专业知识的深刻把握之上。这是因为，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育人功能的发挥，是在以真理的力量征服人的过程中实现对人的价值引导的，离开真理的力量，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也就失去了可依托的载体，这是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发挥育人功能的重要特点所在。日本著名教育学者小原国芳曾将不了解善、恶、道德本质等“根本性问题”的“修身教学”斥之为“一种虚伪的教学”［17］，原因就在于不了解善、恶、道德本质等根本问题的修身教学，在脱离了真理性的同时无法实现教学的价值性。其二，还应该牢牢建立在对专业课程各自特点的深刻把握之上。在专业课程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方面，不存在统一的模式和方法，要因课程而异，结合专业课程自身的特点予以精心设计。曾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校长和美国联邦教育署长的欧内斯特・L・博耶（Ernest・L・Boyer）曾经提出过“内涵丰富的主修专业”的设想。他认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主修专业将要回答3个基本问题，即“本学科所要考察的历史和传统是什么？本学科所包含的社会和经济意义是什么？本学科所面临的伦理和道德问题是什么?”他提出，所有的学生都应该学会从历史、社会和伦理的角度看待他们的专业。［18］博耶的观点，对我们深入探索专业课程育人功能实现的途径和艺术是很有启迪的。
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还应建立健全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交流机制。当前，在高校教育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教师在资源共享、学科交流、互相支撑方面异常薄弱。为克服这种状况，双方应从不同的视角，经常交流研讨教学中碰到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大学生的思想热点、难点、疑点和兴奋点问题，交流研讨教书育人工作的内容、方法和路径，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之间密切配合、相互促进的契合点等。要以交流研讨为动力，积极探索构建跨地区、跨专业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体系，在此基础上努力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要通过研讨交流的平台，促进全部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所有教师在面对重大的教育问题时，保持思想认识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形成各门课程教学相互配合、促进的合力，实现所有教学环节的知识育人和思想育人功能的最优化，保证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功能在全部哲学社会科学课程教学中得到充分贯彻落实。
三、保障：形成合力机制
充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成功实现需要高校全体教育工作者的密切配合与共同努力，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效互动。然而，当前全社会关心支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尚未形成。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不强，哲学社会科学一些学科教材建设滞后，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思想实际结合不紧，少数学校没有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位、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少数教师不能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19］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实现的合力机制，形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良好局面，是当前进一步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重要保障。
1.纯洁师德，牢固夯实育人合力机制的思想根基
良好的师德师风是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实现合力机制的思想根基所在。只有切实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全体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在提高教师的师德师风和业务水平的基础上，才能有效激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教书育人的满腔热情，促使他们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强化育人的理念，把绝大部分精力和无限真情献给教育事业，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模范，以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风范影响和教育学生；促使他们在教育工作中坚持一切以学生为本，突破狭隘的学科界限，团结协作，共同关爱每一名学生，关心每一名学生的成长进步，并以真心诚意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努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反之，如果哲学社会科学教师的师德师风不纯正，只关心个人利益，将大部分时间忙碌于个人创收或者其他方面，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将无法有效发挥，构建育人合力机制更是无法实现。
2.开发载体，充分整合高校与社会中的育人资源
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合力机制，必须开发载体，推动高校与社会育人资源的整合，充分合理发挥校内校外两类哲学社会科学育人资源的作用。一是开发载体，促进各高校之间的资源共享。如，近些年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网络管理平台建设、文献基础数据库建设、学术期刊建设和学术网络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部级、省级精品课程以及一级、二级国家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培育学科的建设也较好地整合了优秀教学资源，提升了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信息化水平，促进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资源的整合共享，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提供了有力支持。二是开发载体，整合校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相关资源参与育人工作。如，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被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大学生集体参观一律实行免票，这对于大学生参观学习，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很好的促进；各高校通过举办各类文化艺术节，邀请文化部门和艺术团体到高校开展高雅文化表演，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提高了学生艺术修养。
3.培训教育，提供育人合力机制的人才队伍保证
指出：“推动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教师是关键。”［20］同样，形成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合力做好育人工作，关键也在教师，尤其在于抓好教师队伍的培养和使用。事实证明，通过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训体系轮训队伍，不断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政治和业务水平，构建思想政治方向正确、梯队结构合理、业务素质过硬、热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哲学社会科学师资队伍，是强化育人意识，形成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合力的有效举措。如，国家多部委联合组织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在“十五”末起步，在“十一五”期间已经进入常态化举办的阶段，每年举办多期，数千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工作者受益。各地也纷纷举办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的研修，与国家多部委举办的研修活动相互呼应，构成了多层次的立体化培训体系。这对于进一步增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工作者的育人意识，形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合力育人机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1］
4.创建制度，引导高校教师切实践行育人的职责
邓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2］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实现的合力机制，制度的问题同样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按照党的教育工作要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为引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类教师更好地践行育人职责，高校应制定与完善相关规定和政策，明确职责任务和考核办法，及时建立健全有利于各门课程和所有课程的教师都认真践行育人职责的制度和机制。尤其应该注重“建立健全有利于各门课程和所有教师践履育人职责的考评制度,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潜移默化的价值引导、形式多样的思想熏陶、言行一致的教态教风、切实可感的教学效果等作为教材评价、课程评价、教学评价、教师评价的重要方面,融入教育评价和教师评价的全过程,从而将教书育人确立在科学、可靠的制度安排之上”［23］，依此形成共同教书育人的良好氛围和工作格局。
5.加强领导，建立完善齐抓共管的组织管理体制
形成齐抓共管的组织管理体制，对形成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工作合力起着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领导应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大力支持的，领导有力、责任明确、管理到位的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形成全党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工作的强大合力。教育行政部门要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工作进行统一规划、组织协调、宏观指导和督促检查，同时不断加大投入。高校党委要统一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工作，经常分析育人工作状况，制订总体规划，做出全面部署和安排，把育人工作贯穿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的全过程，同时部署、同时检查、同时评估。与此同时，学校各相关部门也应明确各自责任，密切协作，确立教学工作的正确思想政治方向，加强相关课程师资队伍建设，协调各门课程在德育功能上的互补协作关系，进一步完善在教学中贯彻教书育人的方法与途径。
参考文献
［1］［苏］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上）［M］.杜殿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158-159.
［2］袁振国主编.当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23.
［3］.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
［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82.
［5］顾钰民.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1）：27－31.
［6］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2.
［7］［9］［23］沈壮海.发挥各类课程的育人功能［N］.中国教育报，2005-02-08（3）.
［8］袁贵仁在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上强调 哲学社会科学教师要切实担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责［N］.中国教育报，2005-03-11（1）.
［10］刘延东.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颁奖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0－03－10］.
［11］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0.
［1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79.
［13］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视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63.
［14］沈壮海.把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N］.中国教育报，2004-10-19.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76.
［16］吴倬.充分发挥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德育功能［J］.高校理论站线，2006（10）：40-44.
［17］［日］小原国芳.小原国芳教育论著选（上卷）［M］.由其民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307.
［18］［美］欧内斯特・L・博耶.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1979-1995［M］.涂艳国，方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64.
［19］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78-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