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发展，与国外作物品种、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引进、推广有着密切的联系，辉煌的中华农业文明正是在中外农业技术交流的环境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正因为如此，中外农业交流问题一直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朱宏斌、王雯在《试论秦汉时期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类型与模式》一文中，对秦汉时期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类型与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根据秦汉时期中央政权同周边地区及民族的远近亲疏和控制方式的差异，提出了秦汉时期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存在立体移植型、辐射渗透型和远接互化型三种模式。随着交往程度和控制程度的弱化，农业科技文化传播交流的方式、途径、内涵及影响方面呈现出同步的弱化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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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物品种传播方面，四川大学张箭的《咖啡的起源、发展、传播及饮料文化初探》，认为咖啡起源于埃塞俄比亚，15世纪开始在阿拉伯半岛种植和饮用。20世纪初咖啡传入云南，中国大陆开始栽培咖啡。随着咖啡种植、饮用的扩大，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咖啡饮食文化。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严小青的《宋代及其以前域外香料的传入和影响》，对西汉至宋代期间香料传入的途径、香料种类及其利用状况进行了探讨，分析了香料贸易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关系，认为香料传入对中国内地的饮食、医药以及农业生产、商业贸易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羌建的《美洲陆地棉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研究》，探讨了我国引种美洲陆地棉的时间、路线和过程，分析了引种和推广美棉的原因和成效。
在农业技术交流方面，华南农业大学倪根金的《甲午战争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系统地介绍了清朝后期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与引进问题，认为甲午战争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农业机械的认识呈现出小范围、零碎性和同步性三个特点。南京农业大学王志军、惠富平的《西方育种技术引入与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对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技术进行了探讨，认为民国时期华北麦作改进以农业高等院校、政府农业改进机构和农事试验场为推进主体，以小麦良种选育和推广为重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我国麦作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农业大学张英利的《近代日本蚕业科技的兴盛及对中国蚕业的影响》，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和缫丝机械的引进，其蚕业科技在蚕种选育、缫丝技术和防治蚕病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日本蚕业著作和文献被译成中文、日本养蚕和制丝技术的引进、日本蚕业教育的模式，对中国蚕业科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赵勇的《民国前期国外农机的引进及其影响》，论述了民国前期国外农业机械的引进情况，认为当时中国农机制造业比较落后，国外农机比较效益显著，是引进国外农机的主要原因。国外农机引进对我国农机制造业及农机教育科研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还有一些论者从农业科技传播的主体入手，分析了中外农业技术交流状况。徐州师范大学安宇的《农学留学生与民国时期南方水稻改良与推广》，认为农学留学生在我国南方水稻优良品种的培育、栽培、推广和水稻病虫害防治和水稻栽培理论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我国农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南京农业大学宋超的《中苏农业科技合作中来华的苏联专家(1949—1960)》，探讨了新中国建立后苏联援华专家在农业管理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国营农牧场的分布状况，认为他们在中国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和科研水平的整体提升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海洋大学蔡勤禹的《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灾荒防治》，对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救灾思想和实践进行了研究，认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成立了华洋义赈会，将西方近代救灾思想和理念传到中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救灾事业的发展。
此外，韩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朴正根教授针对韩国稻米经济变迁问题作了精彩的报告，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朴锡斗研究员对日本占领时期朝鲜粮食增殖计划和农业发展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全北大学苏淳烈教授介绍了日本占领时期韩国农业试验研究的基本情况，分析了韩国农业试验研究的成效和意义。韩国忠北大学俞镇采教授以韩国忠北法住寺为案例，论述了韩国土地改革对寺院土地所有制的影响。
二、区域农业技术交流与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
区域农业交流与农业发展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与会专家们不仅讨论了农作物和农业生产技术在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而且对不同时期各个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进行了探讨。江苏省委党校彭安玉的《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其影响》，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其影响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这个时期，由于战乱频繁，黄河流域人口持续地大规模地南迁长江流域，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至南方，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开发与经济发展，最终促成全国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雄生的《技术传播与稻作扩展：以宋代为例》，认为移民、垦殖和官方劝导导致宋代稻作面积不断扩大，而区域之间的稻作传播，更是丰富了各地的水稻品种，因此，水稻种植格局的形成，既是自然的产物，也是农耕技术交流与传播的结果。华南农业大学吴建新的《近代华南甘蔗品种的演变与传播》，阐述了近代广东甘蔗品种的演变过程，认为近代广东甘蔗品种从细茎种向粗茎种演变，不仅提高了甘蔗的品质和产量，而且适应机器糖业的加工需要，引起了蔗种繁育技术的革命。
在这次会议上，区域农业史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领域，学者们在会议上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江南、江西和山西等地区。
对江南地区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社会救济、宗教信仰等方面。南京师范大学慈鸿飞、黄敏的《城居地主与近代江南农村经济》，重新审视城居地主的作用，认为近代江南地区城居地主在土地投资、改良农业原料品种、推行农作物的商品性生产、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地主离乡进城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农村经济的衰败并不是地主城居带来的结果。这个观点，对于我们研究近代城乡关系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南京农业大学郭春华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南地区耕地利用研究》，通过对文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当时苏南地区农均耕地资源数量少，经营规模狭小，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农民生活艰难，因此农民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大量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苏州大学王卫平的《江南士绅与光绪二年苏北义赈》，对光绪二年苏北海州、沭阳地区的义赈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苏北义赈是由民间自行筹资、自行放款的“民捐民办”行为，是带有转折性的近代义赈，在中国赈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张祥稳的《清代乾隆朝中央政府灾民救济政策落实情况研究》，以乾隆11年江苏三州县水灾赈济为例，阐述了清代中央政府赈济灾民的政策和措施。此外，苏州大学池子华、李勇的《苏南渔民的祭祀活动和宗教信仰》，认为天主教传入苏南地区以前，当地渔民崇拜多种水神以及与捕鱼有关的神灵。天主教传入中国后，特别是近代时期，苏南渔民笃信天主教，信徒数量远远超过该地区其它农民群体。而经济上极端贫困，政治上孤立无助，文化水平低下，是苏南渔民信仰天主教的主要原因。
在江西农业史研究方面，华南农业大学衷海燕的《水事之争与乡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以江西泰和县槎滩陂为中心，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的水事纠纷，揭示了传统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认为乡族组织与乡绅阶层虽然通过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分享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强化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但他们的行政职能一般必须经过官僚政府的授权，才能持久有效地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型过程。与此相适应，官僚政府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和影响，主要不是表现为直接的行政干预，而是通过支持传统的民间习惯法，建立一个制衡性制度。江西师范大学万振凡的《民国江西农业院与农业现代化》和郭静、崔存岭的《抗战时期江西农业探析》，主要讨论民国时期江西农业的发展状况。前者侧重探讨民国时期江西农业院的发展演变情况，认为江西农业院在选育农作物新品种、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网络、创新农业管理体制、完善农业教育体系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后者分析了抗战时期江西农业的发展状况，认为江西农业在抗战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为江西本省抗战提供了物资保障，而且有力地支援了东南诸省。江西农业大学黄国勤教授的《农田养地制度的演变与发展》，从土壤耕作制度和农田培肥制度两个方面，对建国以来江西农田养地制度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认为建国以来江西的土地耕作制度经历了传统多耕多耙、强调少耕免耕、实现轮耕轮作、推广保护性耕作等四个阶段，农田培肥也经历了单纯有机培肥、有机无机并重、化肥为主培肥和生物生态四个阶段。这些认识，对当前江西耕地制度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山西地区农业史，有两位学者提交了论文。中国农业博物馆李三谋的《清代山西农业生产及其租佃关系》，对清代山西租佃关系的地域性特点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清代山西农民的耕作技术和生产能力在各个地区的差异，决定了境内各处农耕劳动习惯的不同，也决定了各处农村租佃关系的多样性。在晋北地区，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佃户劳动能力低下，劳动成果小，所受剥削比较严重，主佃关系严重对立；晋中南一带，农民的劳动技术水平、劳动能力较高，所受剥削就相对较轻，主佃之间冲突较轻。这个结论，使人们对古代租佃关系的地域差异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山西大学张俊峰在《明清以来山西水力加工业的兴衰》一文中，对学界提出的“明清时期华北水利加工业完全衰落”的观点进行了纠正，认为明清以来山西境内水利型经济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展，水力加工业尤其水磨非常普遍，数量惊人，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没有达到完全衰退的地步。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电动机械的广泛应用，以及水库建设、挖煤采矿、过度抽取地下水导致河泉干涸等原因，才使得传统的水力加工业退出了历史舞台。
除了上述地区之外，还有学者对中国北方地区农业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樊志民的《秦西垂农业环境的认识与考察》，通过对甘肃礼县西山早秦遗址发掘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先秦时期西垂具有优越的农业环境，当地居民以农业经营为主，西垂农业具有明显的旱作农业类型特征。新疆石河子大学谢丽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古代社会盛衰与绿洲荒漠化耦合规律研究》，讨论了塔里木盆地南缘古代社会盛衰与绿洲荒漠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荒漠化现象的频繁发生有着多重复杂的原因，在自然因素与人文力量综合作用的链条中，社会人文因素应是该地区绿洲荒漠化的主导因素，塔里木盆地南缘古绿洲具有随着农业开发强度的加大和社会繁荣而消亡的耦合规律。陕西师范大学李令福的《论北魏艾山渠的引水技术与经济效益》，对艾山渠的修建过程及引水技术、输水技术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为艾山渠的修建，不仅促使北魏时代银川平原水利建设的兴起与发展，而且对以后银川平原水利事业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奠定了其“塞北江南”形成的历史基础。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黄富成的《两汉边地农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蠡探》，从区域控制与制度农业的角度探讨了两汉边地农业的发展。认为两汉时期实行的边地农业政策是区域控制下的制度农业，边地农业实际上就是内地农业社会在边地的移植，以便对边地进行有效的控制。此外，与会的两位日本学者在会上介绍了她们对东北地区农业史研究的成果。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小都晶子探讨了伪满时期的土地“开发”政策与日本移民的关系。日本九州大学博士生永井里沙对民国时期东北农村运输体系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三、不同时期的农作物品种、生产工具和农业经济
中华农业文明源远流长。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无论作物栽培和食用，还是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改进，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不仅推动了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而且丰富了农作物品种。湖南省双峰县徐迪新、徐翔的《中国直播稻、移栽稻的演变及播种技术的发展》，认为中国水稻经历了由直播栽培到育苗移栽，由种子直播到浸种催芽的发展过程，不催芽播种是传统农业技术的创新，这种技术与地膜覆盖栽培、种子丸化包衣等先进技术相结合，将推动生态农业的改进和发展。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云飞研究员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葡萄种子引起的思考》中，利用近年来发掘的考古资料，认为中国食用葡萄已有5000千年的历史，进而提出欧洲葡萄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本土已经栽培驯化葡萄。由于中国古代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一直使用粮食酿酒，这就抑制了葡萄酿酒的需求和葡萄栽培驯化的深入，因此野生葡萄没有进一步驯化成像西方那样的优良的食用和酿酒品种。郑州大学王星光和高歌的《中国古代花卉饮食》，则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历代花卉饮食的概况，分门别类地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各类花卉食品、饮品的具体制作方法。这项研究，对于我们今天开发食用花卉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中国昆虫文献研究所王华夫、李微微的《中国蜂产品饮食文化》，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蜂蜜食品、蜂花粉食品、蜜蜂幼虫食品及蜂尸食品的配料和制作方法。
在中华农业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先民们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生产工具。敦煌研究院王进玉的《敦煌壁画与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研究》，通过对敦煌壁画中农作图进行考察，详细叙述了敦煌地区的牛耕技术、播种技术、以及中耕和收获时所使用的各种农具，向人们展示出敦煌地区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形。中国农业大学张法瑞和柴福珍的《(农器图谱)中诗歌的农学意蕴》，对元代著名农学著作《王祯农书》中农器诗歌进行了研究，认为农器诗歌包含了丰富的农学信息，不仅记录了农器的农学知识，而且揭示出农器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意义，反映了当时农器的推广状况和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的《与游牧有关的几个技术问题》，讨论了生产生活方式与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认为欧亚草原地区定居居民吸收了周围的畜牧及相关技术创造了独特的游牧生活方式，并引进了青铜与铁器技术，走上了武装化的道路。游牧民不是这些技术的发明者和相关器具的创造者，而是这些技术和工具的使用者和有力的传播者。
中国古代的粮食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卜风贤副教授的《传统农业时代农村人口的粮食安全状况》，对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不同社会阶层的粮食占有情况进行了考察，并进一步分析了农民负担对粮食安全状况的影响。莱阳农学院王宝卿副教授的《我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考察了从古到今粮食亩产的变化趋势，认为统治者的重农思想、生产技术的进步、商品经济的推动是影响粮食亩产量变化的有利因素，而天灾人祸对粮食亩产量变化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巢湖学院杨松水副教授的《论清代皖中地区与江南米粮贸易的动因与影响》，论述了清代江南地区与皖中米粮交易的动因，认为米粮贸易对皖中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密切了皖中与江南的经济交往，实现了双方区域经济的分工协作，促成了皖中地区农业经济的专业化与农产品的商品化，加快了皖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的步伐。
在经营制度方面，本次会议上有两位学者分别讨论了唐代田制和元代马政问题。华南农业大学翟麦玲的《唐代的屯田与营田考论》，对唐代的屯田和营田进行了辨析，认为屯田和营田在管理机构、设置目的、设置地点、经营人员、经营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屯田和营田属于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方式，屯田和营田都可以转化为均田。中国农业大学张法瑞和大连水产学院王磊合撰的《略论元代的马政》，对元代马政机构、马匹征括、牧养分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元代马政较为发达，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这与元代统治者以畜牧起家、以马得天下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四、农村社会组织和农业文化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从中国历代政治体制的发展演变来看，村社组织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组织，但是在维系乡村社会运行、治理农村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农业大学石华、张法瑞的《元代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及运作方式之探析》，系统地探讨了元代的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认为元代的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分为乡、都、社三级，它们同时兼有人丁管理和土地管理的双重职能。“社”由传统的劝农组织演变为政府基层行政机构，是国家财政管理体制完善和强化的结果。
生态环境是整个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历史时期农业的发展也是如此。在生态环境诸因子中，气候条件及其变化是原发性要素，它的发展与变化直接影响着植被、土壤和循环状态，奠定着特定时期生态环境的基点。
根据历史气候学的研究，两汉时代正处于大理冰期结束以后的第三个温暖期。这一时期起于公元前800年左右，止于公元200年左右，高于现代的年平均气温1℃-2℃。这种气候的特征，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找到佐证。
从植物分布变迁方面看，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气温上升，南方亚热带与暖温带植物纷纷北上。以竹为例，目前大面积的竹林基本上不超出长江流域，而在当时，竹子的生长区域却超过了北纬46度，黄河流域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大面积竹丛。比如，春秋时的淇水一带，竹木巨大成荫，连延不绝。《诗经·卫风·淇奥》咏道：“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到汉代时期，这一带仍然竹木繁茂。西汉元封二年，黄河决口，武帝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即以“下淇园之竹为楗”；[1]（《河渠书》）西北地区也是广有竹林，《山海经·西次二经》即记六盘山一带：“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泾水出焉。”《史记·河渠书》亦记：“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当时的关中地区，同样是竹林众多，在《诗经·小雅·斯干》中就曾言：“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司马迁所言“渭川千亩竹”[1]（《货殖列传》）、班固所言“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2]（《地理志》）更是脍炙人口。春秋战国与两汉时代竹简的盛行，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竹木分布的普遍。
除了竹林之外，其他一些暖温带、亚热带植物的北移也十分引人注目。如《诗经》中屡屡在北方出现关于“梅”的诗篇。《召南》之“摽有梅”，地域当在当时的雍梁之地；《秦风》之“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其地域应在秦岭山脉。另外，《陈风》有“墓门有梅，有鸮萃止”，《曹风》有“鸤鸠在桑，其子在梅”，该两国地域均在兖、豫之地，即今河南山东一带。而梅树的下限温度为-14°，因此当时平原中部冬季最低温度比现在要高。[3](P15)
值得注意的是，梅为长江流域的原产，何以在春秋时代大面积地出现于北方？对此，历代经学家百思不得其解，对《诗经》中的“梅”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如明末大儒王夫之在其《诗经稗疏》中，曾经引经据典，对“有条有梅”解释道：“条有两种：一则《毛传》所云槄也。《尔雅》：槄，山榎。榎，今谓之楸，似梓，至秋垂条如线，故谓之条。一则《尔雅》所云‘柚’、‘条’，郭璞注谓似橙实酢，生江南者。梅亦有二：一则今之所谓梅，冬开白花，结实酸者；一则《传》所谓柟，今西川所出大木，大数围者，乃似橙之条，出湖、湘、闽、粤，而梅花唯江南多有。”
王夫之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低温期，所以他认为“似橙之条”与梅均出自江南岭表，这应当是正确的，但他又以此为据，去诠释千余年前处于温暖期的《诗经》中的记载，这就有些失之偏颇了。他是这样诠释“有条有梅”的：“此《诗》云‘终南何有’，又云‘有纪有堂’，皆遥望之词，非陟终南，而历历指数之也。则条、梅皆非树名，梅当与枚通，小树之枝曰条；其茎曰梅。盖秦山无树，但有灌莽郁葱而已。望终南者，遥瞩其山阜之参差，远颌其荆榛之苍翠，以兴望君而韵慕之词。故曰：其君也哉，亦遥望而赞美之也。”这一推论显系公羊手法。其实，《诗经》本身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梅，就是江南之梅，开花结实，可以食用，而且时人以梅之开花结实作为男女求婚的时节，亦可见梅树的种植普遍。如《召南·摽有梅》所云：“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由“其实七兮”到“其实三兮”到“顷筐塈之”形象地道出了梅实熟落的过程。为何可以把梅诠释为“小树之茎”？“有条有梅”之条亦然，王夫之已引古人注，谓条或柚或楸。但因不产于北方，又推论条即小树之枝条，亦属大谬。“有条有梅”相对而言，梅为杨梅，条则为柚。许慎《说文》亦明确指出：“柚，条也，似橙而酢。”
实际上，直到汉代，桔与杨梅依然可以在关中种植，而且，除此两者外，还有柑橘、橙、枇杷、荔枝、龙眼（桂圆）、香蕉（甘蕉）、槟榔、橄榄、留求子、蜜香树等多种南方作物在关中落户。《三辅黄图》卷三《扶荔宫》曰：“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西京杂记》卷一说：上林苑有“梨十（种）……枣七（种）……梅七（种）……枇杷十株，橙十株……桂蜀漆树十株”。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曾对此也有详细描述：“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荅遝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
从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线看，在这一历史时期，其南线出现北移现象。据有关专家研究，当今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的南界大体上东起连云港附近，经商丘北跨黄河，沿黄河北侧高地西伸，这条线以北的河流每年都有隐定的封冻现象。但在春秋西汉时期，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线北移大概至今山东曲阜一带甚至再向北一些。[3](P15)据《左传》、《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记载，在关中地区及曲阜、洛阳地区，于鲁桓公十四年（前698）、成公元年（前590）、襄公二十八年（前545）、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07）昭帝始元二年（前125）都有“无冰”记载；《后汉书·五行志二》也云：“庶征之恒燠，《汉书》以冬温应之。中兴以来，亦有冬温，而不记录云。”李贤注引《管子》曰：“冬不冰也。”而河流封冻要比河边出现冰情所要求的冬季温度还要低。这种气候状况与梅树所指示的情况基本吻合。
另外，这一时期，渤海湾地区还出现大范围的海侵现象，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与当时气候之温暖不无关系。《汉书·沟洫志》记载：“王莽时，征能治河者以百数……大司空掾王横言：‘……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谭其骧等专家认为，王横所言，乃是发生在西汉中期的一次大海侵。其“九河之地”相当于今渤海湾西岸的天津、宁河、宝坻、武清、静海、黄骅六县市各一部分或大部分地区，即这次海侵的范围大体在海河平原上海拔四米的等高线附近，方圆数百里。直到东汉中叶以后，海侵地区的海水才渐渐后退；东汉末年，海陆形势基本恢复到海侵以前的局面。但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仍然人烟稀少。因而这一地区出现了西汉中叶以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遗存在年代上的中断现象；而且在这一区域的七里海北岸大海北村的汉代文化层内发现大量的孔虫壳体，其组合可能代表一个稳定的沼泽湖环境。[4]这些都表明，温暖、多雨是当时气候的一个重要特色，王横所言“天尝连雨，东北风”，当不是孤立现象。
由上所述，我们不仅对汉代的气候条件有了初步的把握，而且还可以注意到这种气候条件已经对这一时期植物的生长与分布发生了重大影响。同样，它对于其他生态因子诸如植被、土壤、水资源以及农作物布局、产量等乃至生产方式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转贴于 二
两汉时气候条件的相对温暖，带来了降水的充沛，水资源的丰富，而且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植被与土壤结构也都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气候的温暖可以直接提高一个地区的降水水平，所以，在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时代，有关大雨、霖雨、淫雨的记载不绝于史。如《汉书·五行志》记载：“文帝后三年秋，大雨，尽夜不绝三十五日。”“昭帝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颍川、汝南、淮阳、庐江雨，坏乡聚民舍。”“成帝建始三年夏，大雨，三辅霖雨三十余日，郡国十九雨……秋大雨三十余日；四年九月，大雨十余日。”《后汉书·五行志一》也记载：“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伤稼。安帝元初四年秋，郡国十淫雨伤稼。永宁元年，郡国三十三淫雨伤稼。建光元年，郡国二十九淫雨伤稼……”各帝纪中尤其武帝以后诸帝纪对大雨的记载也是不绝如缕。丰富的降水，一方面会造成“山谷水出”，河流溢满，致使水灾；但另一方面也使水利资源相对充沛。我们还是以关中为例。班固《西都赋》言此地“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棻”。杜笃在《论都赋》中也写道：“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太平御览》卷八二一所引王朗《上求正贷表》言：“昔在两京，有鄠杜膏腴之饶，池阳谷中之利，泾渭三川之水，郑国白渠之溉。每年成熟，雨灌并亩，至今号为陆海。”俨然一派水乡景象。当然，这并不是文学家们的夸张与铺衬，关中地区的实际情况亦然。两汉时代，关中地区可以说是河网密布，水源众多，长安附近，八水环绕，有泾、渭、灞、浐、丰、镐、涝、潏。以泾水为水源修建的郑国渠、白渠，有灌溉能力为4.45万顷。如《通典》卷一七四云：“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而目前泾水最大月份的水量，却只能灌溉50万亩。
其他地区亦多如此。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代，黄河下游地区与黄河相连的河流就有南岸的济水、浪汤渠、汳水、汴水、涣水、沙水、洧水、获水、睢水、涡水、鲁渠水、濮渠水、漯水、笃水河等；还有北岸的汊道、屯氏河、屯氏别河、张甲河、鸣犊河等；下游地区鸿沟以来，泗济以西，江淮以北，大河以南，共有较大的湖泊140多个。黄河水系以外，北方还有其他水流系统，如山东南部地区即有沭水、汶水、泗水、沂水、桐水、南梁水、潡水、承水、祖水等。近几十年来，考古发现又向人们揭示了这一地区数十条不见文字记载的古河流，为土地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汉代的湖泊陂泽更是星罗棋布，不计其数。据统计，《水经注》记载的大小湖泊仅在黄淮海平原地区就有190个之多。正因为这一时期有丰富的水利资源，所以，灌溉工程格外发达。《史记·河渠书》对武帝时的情况有一概括的记载：“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
气候的温暖与湿润，也为两汉时期森林植被以及土壤状况能处于一种良性的自然循环状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看一下同期的山东与关中。据有关专家分析，春秋战国时代，山东地区木本植物孢粉比重增至30%-58.5%，森林植被是以阔叶树为主的针阔叶森林，主要树种有栎属、栗属、榆属、桦属、鹅耳杨属、桑属、枫香属、胡桃属、枫杨属等多种乔灌木混交。当时山东的森林面积约有7万平方公里，覆盖率为46%。如《禹贡》所言：兖州“厥草惟繇，厥木为条”，徐州“草木渐包”。《孟子·滕文公上》也说，这一地区“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经春秋以来的开发，到两汉时代，虽然自然森林面积逐渐减少，但经济林木与经济植被即人工再生林及次生植被却形成规模，像“齐鲁千亩桑麻”，“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1]（《货殖列传》）以及“曹、卫、梁、宋，采棺转尸……邹、鲁、周、韩藜藿蔬食”，[5]（《通有》）等等，都很有特色。正因为如此，才会对这一地区有“膏壤千里”之誉。对此，史念海先生曾分析道：“兖州的坟土为什么为黑色，这是由于兖州森林草地最多，草木旺盛，土壤中腐植质也相应的增多，所以在《禹贡》中，兖州之土为上中。”[6]（《河山集三·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这是两汉时代山东经济繁荣的重要条件。
居于兖州之上的是雍州之土，为上上，其原因也在于森林草木植被的完好，司马迁即言“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司马贞索隐：“穀，木名，皮可为纸；纑，山中苎，可以为布，今山间野苎。”司马迁又言：“燕、秦千树栗”；“渭川千亩竹”。所以，“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1]（《货殖列传》）东汉班固的记载更是清楚，他说：关中“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2]（《地理志》）又言长安之地“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藏，蓝田美玉。商、洛缘其隈，鄠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水，郊野之富，号为近蜀”。[7]（《西都赋》）东汉杜笃的《论都赋》亦言：“滨据南山，带以泾渭，号曰陆海，蠢生万类。楩楠檀柘，蔬果成实。”据史念海先生考证，秦汉时吕梁山、秦岭、崤山、首阳山、邙山、中条山、太岳山、析城山、黄龙山、嵩山、太行山、王屋山等山区，都覆盖着大片森林。[6]（《河山集二·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三
气候的温暖与温润改变了以往的作物布局，扩展了各种作物的种植空间。在植物方面，前已详述，此不赘述。就农作物来讲，以水稻为例，水稻为喜温喜水作物，产量较高，由于气候的温暖，水利的兴盛，两汉时代的水稻种植面积大大扩展。
水稻原产于南方，早在仰韶文化时代即陆续北传，春秋温暖期到来后，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诗经·鲁颂·宓宫》云：“有稻有秬。”《唐风·鸨羽》云：“王事靡盬，不能艺稻粱，父母何尝？”《小雅·白华》亦云：“滮池北流，浸彼稻田。”《七月》云：“十月获稻。”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稻作生产已占有一定的地位。《战国策·东周策》记道：“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苏子谓东周君曰：‘臣请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见西周之君曰：‘君之谋过矣，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为下水，以病其所种。下水，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若是，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纵横家之言，固然不可全信，但由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东周一带应当是拥有相当数量的稻田，所以，当西周不下水时，才会“患之”。我们还可以看出，或有相应的水利，东周境内可以普遍种稻，正因为此，苏秦才会建议西周下水，待东周种稻后，再以水源控扼其命运，“令一抑西周”。
两汉时代，北方的水稻种植依然在发展中。从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看，北京黄土岗，河南洛阳西郊、辉县城北、洛阳烧沟以及江苏徐州奎山等地，都先后有稻谷出土，许多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稻作区。如关中一带，内史所掌握的公田中，即以稻作为主，据《汉书·沟洫志》记载，“倪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仰之田”。武帝曰：“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时。”民间种植也很广泛。汉武帝微服外出狩猎，“驰鹜禾稼稻粳之地，民皆号呼骂詈”；[2]（《东方朔传》）直到东汉时代，关中仍然“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亩价一金”。[8]（《杜笃传》）“粳黍稼穑之所入，不可胜算”。[9]（《京兆樊惠渠颂》）河北一带亦然，早在魏襄王时代，史起为邺令，即引漳水溉邺，广植水稻，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梁。”汉哀帝时，待诏贾让主张治河北水患，“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2]（《沟洫志》）东汉安帝时，大力发展水稻生产，“河内好稻……地产不为无珍也”；[10]（《冀州论》）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今北京顺义县东北）开稻田8000余顷。这是汉代水稻种植的北界。在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是汉代北方著名水稻产区。如东汉初山阴太守秦彭“兴起稻田数千顷”。[8]（《岑彭传》）东汉末，夏侯淳在陈留、济阳间“率将士劝种稻”。汝南一带更是“鱼稻之饶，流衍他郡”。[8]（《邓晨传》）
由于水稻种植的扩大，两汉时代的北方地区已掌握了比较系统的稻作技术，并较南方更早地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出现于北方的《氾胜之书》与《四民月令》，可视为西汉与东汉的两部代表著作。这两部著作，对水稻种植技术的主要环节都有记载，如对于播前整地，《氾胜之书》指出：“种稻，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稻，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适。”对于播种，北方地区已掌握了不同品种的不同时节，《氾胜之书》云：“三月种粳稻，四月种秫稻。”《四民月令》也云：“三月……时雨降，可种粳稻。”对于播种量，《氾胜之书》也指出：“稻，地美，用种八升。”这也可以告诉我们，西汉时代，水稻种植尚为撒播，亦即直接播种。不独北方如此，南方地区亦未见到移苗插秧的记载，一些地区画像砖上的播种方式也是撒播。到东汉时代，北方与南方共同出现了插秧技术，《四民月令》五月所记：“是月，可别稻及蓝。”是我国农作文献中首次对这一技术的记载。与此同时，南方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也出现了有关内容，如广东佛山澜石出土的水田模型中，就有农夫插秧的形象；贵州兴义出土的水田模型中，也刻画出了整齐的禾苗，显然是插秧的结果。这也表明，北方地区的水稻生产技术，因种植面积的扩大，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由于气候的温暖，使粮食的耕种时间大为提前，如《氾胜之书》记：“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种稻。”“立春后，土块散。”“三月种粳稻。”据专家推算，这要比目前关中地区耕种的时间提前约一个物候或一个节气。这对农作物的生长乃至产量影响较大。
气候变化对于农产量的影响对于高纬度地区，亦即我国北方地区的农作物产量更为直接。张家诚先生曾经提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粮食单位产量就会比常年下降10%；同样，年降水量每下降100mm，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会下降10%。[12]而低纬度地区则影响不大。吴慧先生曾认为，如统一以今亩计算，秦汉时代的平均亩产量为132公斤，东晋南朝为125.35公斤，较前朝下降2.84%，这主要来自纬度较高的长江以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的长江以南地区，水稻亩产量反比秦汉上升了5.2%。北朝时代的平均亩产为128.8公斤，较之秦汉下降2.48%。而唐代的粮食产量则直线上升，较之汉代，增长了26.6%；较之南北朝，增长29.66%。
余是非先生所考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粮食亩产量的变化起伏要高于上述结果。他认为，曹魏与两晋时代，粮食亩产较之两汉下降1.5%；北朝则下降13.3%；隋唐较之南北朝又上升了1.3%。[12]这与气候的变化趋势亦相吻合。
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两汉时期的生产经营方式也产生了连锁反应。从关中、关东地区来看，当时的生产经营方式总的来说不是单纯的经营农业，而是兼顾林、牧、副、渔诸业，这从当时的史料记载中便可看出。就畜牧业来说，即使以农业为主的中原关中地区当时农牧兼营比较突出。如齐人卜式，“以田畜为事……羊致千余头，买田宅”；[2]（《卜式传》祝鸡翁，洛人，有鸡千余头；[13]（《祝鸡翁》）宣曲任氏“力田畜”，“富而主上重之；”；关中桥姚“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1]（《货殖列传》）陈广汉除有大量的田产外，还有“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羊豕鹅鸭，皆道其数”。[14]（《卷四》）马援“在上林苑，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8]（《马援传》）这些与董仲舒所说的“多其牛羊”、“广其田宅”，[2]（《董仲舒传》）仲长统所说的“马牛羊犬，山谷不能受”，[8]（《仲长统传》）都是典型的农牧兼营的豪强。另外，从一些名人曾从事放牧业，如淄川公孙弘“放豕海上”，[2]（《公孙弘传》）梁鸿“牧豕上林苑”，[8]（《梁鸿传》）济阴孙期“牧豕于大泽中”。[8]（《孙期传》）从民间祭礼中“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中者“屠羊杀狗”，贫者“鸡豕五芸”；从济南王康拥有“马千二百匹”、外戚马光仅腊日用羊即达三百头，可从另一侧面反映当时中原关中地区畜牧业之发达。
由于水利资源丰富，汉代养殖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当时一方面出现许多大面积养殖区，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水居千石鱼陂……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凡生产“鲐鱼千斤，鲰千石，鲍千钧”者，可比千乘之家；东汉的樊宏家“池鱼牧畜，有求必给”。[8]（《樊宏传》）另一方面，当时的水田陂塘也往往实行多种经营，将稻作、养殖、种藕等诸项有机地融为一体，农、渔、副兼顾，一举多得，这种现象我们从出土的汉代陂塘模型中便可看到。如在1978年在陕西勉县发掘的四座东汉墓中，出土了塘库农田模型一件，陶陂池一件，方形塘库三件。所出塘库农田模型为长方形，塘库与稻田连为一体，中有一坎相隔，塘内有螺蛳、蛙、鳖、鱼；陶陂池是一独立的蓄水设施，池内分布有荷叶、莲包，有鱼、虾、鳖、鱼、螺、龟，池坎上还有鸭子；另外三件塘库模型也分布有上述物品。又如，1977年在四川峨眉县东汉砖墓中出土的石塘库农田模型，右边为塘库，塘中有鸭、虾、蟹、螺等，左方为两方农田；在通往农田的水口处，还置有竹笼，以防鱼虾进入田中。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的东汉陶水塘，中以高堤相隔，右塘有荷花、鱼、鸭和小船，左塘为鱼池，池内有两条大鱼象征着养殖业丰收。[15]
经济作物作为农业生产的一部分，在汉代得到长足的发展。其种植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品种之多，都是前后诸朝所不能比拟的。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当时带有商品生产性质的园圃，栽种量往往以“千树”、“千畦”、“千亩”、“千石”、“千种”、“千章”、“万个”、“千斗”计；各种园林比比皆是，两汉史籍中诸如“柚之乡”、“果布之凑”、“枣粟之饶”、“园圃之利”、“千亩桑麻”、“千亩姜韭”、“千亩竹”、“千亩卮茜”、“果菜千钟”、“桑麻铺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不绝于书。各豪强庄园的经营多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其他。如樊重“能治田，殖至三百顷……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赢梨果，檀棘桑麻。”[16]（《比水》）陈广汉家除种植一般农作物外，还有藷蔗二十五区，蹲鸱三十七亩，有果蓏肴蔌[13]（《卷四》）等等。各小农小户们也如班固所说：“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2]（《货殖传》）由于种植环境的良好，加上技术的提高，经济作物的种类也大大增加。西汉的蔬菜，见诸记载的就有36种之多，《四民月令》所记庄园中仅蔬菜就有20余种；检《西京杂记》卷一所载，当时果树种类梨有10种、桃有10种、枣有7种、李有15种、梅也有7种之多。
汉代这种以农业为主，兼顾牧、副、渔诸业的生产模式，反过来又为水土保持及生态环境起到维护和发展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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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6-0068-02
1 建国前政府在烟草农业发展中的角色
政府对烟草产销活动的限制最初表现为重税高价的“寓禁于征”,后较多采用特许经营、行政许可、烟草专卖、烟草赋税等方式进行政府管制。
(1)北洋政府时期的烟酒特许经营。北洋政府借鉴外国经验,于1914年1月在国内实行烟酒特许经营,开创我国对烟草政府管制的先河。通过采取特许经营制来对烟、酒等奢侈消费品征收重税,即从事制造、批发和零售烟酒业务者必须向政府缴纳贩卖烟酒特许牌照税以取得特许经营资格。由于当时的卷烟加工业基本为外国资本垄断,特许经营范围不包括卷烟。1914年1月和7月,北洋政府分别《贩卖烟酒特许牌照税条例》和《贩卖酒特许牌照条例施行细则》,规定凡批发、零售烟草者,均应提出申请书到主管官署领取贩卖特许牌照,并对特许牌照的种类、保管、使用、缴销及颁发机关等作了相应规定。同时还规定有关官吏可对营业者的牌照进行检查,无证经营者视情节轻重处以不等罚金。部分省也了有关烟酒特许牌照税的规章,明确规定对烟草产销业务实行特许经营。为保证政策的落实,北洋政府财政部于1915年11月至12月派员到部分省、市检查特许牌照的领取、使用、保管等情况。
(2)国民政府的烟酒行政许可、准运制。①卷烟及熏烟叶经营行政许可。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国民族卷烟加工业及熏烟叶(烤烟)有了一定的发展,国民政府为加强管理,对卷烟及熏烟叶的经营实行行政许可。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27年11月颁布《卷烟营业牌照章程》和《卷烟营业牌照施行细则》,规定凡以售卖卷烟为业者,必须领有营业牌照;并对卷烟营业牌照的种类、等级、申请、换领、改照、变更、使用、保管、检查各个方面都制订了相应的条款。此后又于1928年产3月,颁发《烟类营业牌照税暂行章程》及《烟类营业牌照税章程施行细则》,将行政许可的范围扩大到一切烟叶制造品。1935年1月,颁发《烟酒营业牌照税施行细则》等。虽然对内容进行了多次修订补充,行政许可的规定却基本未变,并一直执行到1942年施行战时烟类专卖制度。②准运制。1927年后,国民政府及一些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章程规范烟类准运制度。除《烟酒公卖暂行条例》中有关规定外,国民政府于1929年的《各烟厂烟件改退改运暂行规则》、1933年的《卷烟报运规则》、《卷烟用纸购运规则》、《土烟叶特税稽征处罚规则》、《熏烟叶稽征处罚规则》等,都对烟类准运作过规定,如将准运证明定义为“运照”、“准运单”。“运照”又分为“统税运照”、“免税运照”、“舶来卷烟运照”,“准运单”分为“改运单”和“临时运单”等。明确准运范围与准运申办程序。同时,地方政府制定的有关章程中也对烟类准运做了规定。
2 全面干预:1949-1981年政府在烟草农业发展中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烟草农业几经起落,在政府的全面干预下得以较快发展。全面干预与管制角色有很大区别。全面干预角色中的政府就象超人,它不仅通过法律体系许可或禁止某种行为,还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对经济活动的监控与调节,对社会事务和经济事务也大包大揽,取代市场来主宰市场经济。在我国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计划指令、计划配置资源。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制定了“重点恢复老烟区,适当发展新烟区”的方针,1950年把烤烟生产列入国家统一计划,实行统购统销,发放贷款,优先供应烟草生产所需的商品肥料及烤房所需的木料、煤炭等物资,促进了烤烟生产的发展。1952-1956年,我国烤烟不断增加,产量也增加到39.9万吨,烤烟品质也有所提高,很快地扭转了高档卷烟原料依赖进口的局面,过去被“洋烟”垄断的卷烟市场,迅速被国产卷烟所取代。在“”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烟草生产急剧下降。1963年1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烟叶增产会议,加强了对烟叶生产的领导,改进了烟叶的收购和奖售办法,保证烟区所需的肥料、煤炭、木材等物资的供应。根据国务院的决定,1963年成立了中国烟草工业公司。1964年又试办烟草托拉斯,对烟草的收购、复烤、分配、调拨实行统一经营,对卷烟工业实行统一管理,此时的种植业又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到1967年,烤烟种植面积发展到610.95万亩,比1961年增加了1.8倍;总产量猛增到56.7万吨,比1961年增加了4.9倍。“”期间,烟草生产管理机构多数遭到破坏,烤烟生产大幅度下降,加大了供需矛盾。20世纪70年代后,国家又重新公布了一些扶持烟叶生产的政策。1973年,国务院批准了一系列实行农副产品统一奖售的办法,鼓励、奖励烤烟种植,如奖粮食、布票、饼肥、木材、化肥等。到1978年,全国烤烟种植面积增加到919.2万亩,总产量增加到105.2万吨。至此,中国烟草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1979年,国家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而烟草的收购价格却未提高,这相对降低了烟粮比价,导致烤烟种植面积下滑。烤烟主产区的河南、山东两省1970年的烟麦比价分别为1:5.27和1:5.13;1979年两省的烟麦比价分别下降到1:4.31和1:4.19。到1980年,烤烟种植面积下降到595.05万亩,总产量减少到71.7万吨,烟草产量比1978年减少了32%。为了促进烟叶生产,国家自1981年起,调整了烤烟收购价格,价格总水平提高了20%,同时对烟草生产经营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
3 组织推动者:1981年后政府在烟草农业中的角色
实践证明,全面干预对恢复我国烟草农业的发展功不可没,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全面干预角色已不能适应发展需要,政府角色由全面干预向组织推动者转变。这一时期组织推动者的角色,主要特征是政府不再大包大揽,而是走向适度放权,政府只负责组织机构、管理模式的搭建,负责相关法规制度的出台,然后推动各地执行。改革开放初期,国务院批准同意对烟草行业实行国家专营。1982年1月1日,中国烟草总公司正式成立。成立中国烟草总公司实际上就是把事关烟草的烟叶种植、卷烟生产、商业批发,分别从供销合作总社、轻工部和商业部划出来,变成'一条龙'管理。从1981年到1985年的中国烟草,主要任务就是“关停并转收”,形成全国烟草行业集中统一经营管理的格局。
1986年至1990年的五年期间(“七五”计划期间),烟草行业认真贯彻“计划种植、主攻质量、提高单产、增加效益”的烟叶生产指导方针,烟叶年产量由127万吨增加到210万吨,其中上等烟比例从5.4%提高到16.6%,实现了产、供、销基本平衡,略有储备,并有一定数量的出口。1989年以后,烟叶种植推行“良种化、区域化、规范化”生产技术措施,加强烟草品种审定工作,建立健全种子管理制度和良种繁殖体系。从1989年到1996年的7年间,由于政策明确、科技兴烟力度大,烟叶生产总体水平和烟叶质量上了一个台阶,烟叶年收购量都在200万吨左右,基本上满足了国内卷烟工业的需要。
1997年由于粮食、棉花价格持续走低,导致烟粮比价过高,烟叶出现盲目发展现象,全年收购烟叶340多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随后国家对烟叶种植进行严格的宏观调控,并大力推广烟草种植新型实用技术,如“三段式”烘烤工艺及其配套技术等,将烟叶收购合同制作为一项基础工作来抓,烟叶质量进一步提高,烟叶工商交接合格率明显好转,保证了烟叶的协调稳步发展。
4 改革引导者:入世后政府在烟草农业发展中的角色
入世后,政府在烟草农业发展中的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似乎正走向“幕后”,它不再对组织架构等进行具体指导,只是给烟草农业和烟草行业的发展指出前进方向,引导烟草农业和烟草行业向着它的方向改革前进。2003年起烟草行业开始了自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组建以来的重大行业内部体制改革,即工商管理分开。
2005年11月,国务院有关进一步理顺烟草行业资产管理体制的文件下发,明确提出烟草行业继续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由中国烟草总公司依法对所属工商企业的国有资产行使出资人权利。至此,烟草行业结束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出资人缺位、责权利不明晰的状态。与此同时,烟草行业公司制改造全速推进,烟草工、商企业由《企业法》规范的企业转变为由《公司法》规范的公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使烟草行业大企业、大品牌的发展如鱼得水。卷烟工业企业和品牌的快速发展,对烟叶原料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2005年,随着中央关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政策的出台,国家烟草专卖局积极响应中央三农政策,提出了“重心下移、着眼基层、突出服务、加强基础”烟叶工作方针,大力加强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烟农的生产生产条件。截至目前,国家局已投入烟叶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200多亿元,用于建设、改善烟区的道路、沟渠、水窖、堤坝、烤房等。
2007年,国家烟草专卖局提出从传统烟叶生产向现代烟草农业转变的战略构想,被简称为“一基(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四化(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专业化分工、信息化管理)”的现代烟草农业战略构想。2008年,当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将目光转向中国农村时,烟草行业的现代烟草农业发展已经如火如荼展开,烟草农业的专业化分工、集约化经营、机械化生产、信息化管理已现雏形。
我国烟草农业中的政府角色,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推动着烟草农业向现代烟草农业方向发展,它本身也从一个单一的管制主体逐步演化成角色丛或角色复合体,成为了新制度的制定者,新服务的提供者、新竞争的维护者。它既是适度干预型政府、公共型政府、再调节政府的混合体,又具有确定法律基础、保护一个未被破坏的政策环境,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和社会基础设施、保护弱势群体、保护环境等基本责任。
参考文献
[1]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农业科教电影从诞生那天起就受到广大农村和城市民众,以及从事农业教育、科研、管理等各界人士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后,电视技术被应用于科教片创作,农业科教影视创作进入体裁多元化、传播快捷化和普及广泛化的新阶段。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农业科教影视片创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科技扶贫还是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都少不了科教影视片这个好帮手。正是影视片独有的声画合一和声情并茂的技术和艺术手段,使先进的思想理念和深奥的技术方法得以形象化、通俗化的表述,达到了一看就懂、一看就会的效果。科教影视片无疑是农民群众最乐于接受的传播形式,由此产生的传播效应和社会贡献也是十分巨大的。那么,作为农业教育科学传播的最现代手段之一的科教影视片,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在新媒体不断涌现和媒体间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农业科教影视片创作也在不断谋求新的发展。
农业科教影视片的历史行程
早期的农业科教电影创作(1918年～1949年)。1905年中国电影诞生,和欧美等国家一样,最初的中国电影是以纪实性实拍开始,继而把人工排演的带有虚构情节的故事片作为电影创作的主要题材。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社会上崇尚民主科学渐成风气,电影工作者意识到利用电影媒介传播科学知识的重要性,拍摄了一些反映当时我国科学技术状况和发展过程的科教电影。1918年,商务印书馆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农业科教电影――《养蚕》,农业科学和教育成为科教电影创作的题材之一。1932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以及1941年在重庆创建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专门从事科教电影创作,“这一时期出现了《科学养鸡法》、《动物园》、《蚕丝》、《农业》等诸多农业科教片”。这个时期的农业科教电影创作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由于仅限于大都市影院播放,还不具备向农民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功能。早期的科教电影体裁单一,题材有限,影片数量也不多。这一时期是中国农业科教电影创作的有益尝试,反映了中国电影工作者从电影创作的初期就认识到应用电影这个新兴媒体传播农业教育科学知识的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科教电影创作(1949年～1966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农业科教电影创作进入繁荣期。一是体裁、题材多样化。体裁类别由单一转向多样,一类是以所有受众为对象的科普片,另一类是用于农业高校教学和技术培训小众化传播的教学片。影片的题材扩展到农业,以及和农村相关的领域。二是专门从事农业科教电影创作的厂家多,生产的影片数量多。1949年6月至1953年,先后成立了中国农业科学电影制片厂、农业部农业电影社和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60年成立了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生产了大量的农业科教影片。仅中国农业科学电影制片厂从建厂到1985年底,就生产农业科教影片494部,加上其他电影厂家和机构创作的农业科教电影,数量颇为可观。这个时期的大多数农业科教电影,能够遵循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揭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但也有一些农业科教电影留下了“左”的思想干扰的痕迹,影片的解说词中渗入政论内容和标语口号等宣传和鼓动性语言,有的影片科学性和艺术水平不高。
农业科教电影创作的停滞期(1966年～1977年)。时期,我国大陆的工农业生产陷于瘫痪状态,社会生活秩序混乱,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科教电影制片厂和农业科教电影机构基本处于生产停滞期,农业科教影视片寥寥无几。
电视崛起的农业科教影视创作新时代(1978年～1995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农业科教影视传播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农业科教影视创作进入了新时期。第一,这一时期农业科教片创作由单一的电影转变为电影电视并举,并很快转向以电视为主。电视的低成本、摄制手段的快捷和传播的广泛性,以及受众群体的广大等无以伦比的优越性,使电视无可争议地取代了电影的地位。第二,影片的科学性和教育性更强,农业科教片制作完全依照影视创作的规律,坚持科学性、教育性第一的原则。农业科教影视片更真实、更具有可看性和实用性。第三,体裁多样化。仅以农业科教片为例,分化出农业科普片、农业教学片、农业应用技术片、农业新技术新成果推广片四大类型。第四,产量高。这个时期农业科教影视创作数量多是一大特点。第五,农业影视创作由指令性计划生产向市场化运作转变,以受众特别是农村受众的需要为创作目标。
多元化的农业科教影视创作时期(1996年～至今)。1996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由原来的2个频道扩展为8个频道,其中7频道每天播出6个小时的农业节目。尽管农业节目在7频道中与军事、少儿节目三分天下,这和原来只有2频道的“农业教育与科技栏目”相比,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掀开了农业科教影视传播的新纪元。在中央电视台设立农业频道之后的几年里,许多省市电视台也相继开辟了农业频道或者农业栏目。2000年之后,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建立农业信息网站,农业科教影视片实现了实时在线播放。这个时期农业科教电影片数量微乎其微,大量的农业科教片是以电视的形式呈现在农村受众面前的。专门从事科教电影创作的厂家纷纷转行,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并入了中央电视台,成立“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制作中心”,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也并入了上海东方电视台。这个时期,农业科教影视片的生产完成了向市场化运作的模式的转变。农业科教影视传播实现了由单一的剧场播放发展为影剧院播放和电视传播、光盘的市场销售、网络传播等多种传播方式并举,农业科教影视片的社会效益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
农业科教影视片的社会效益和艺术成就
运用电影电视艺术和技术揭示自然并解释社会现象,对农业科学技术作通俗的说明,即时向农民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技术和生产技能。可以肯定地说,农业科教影视片起到了传播先进理念,传授现代科学技术,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作用。据统计,2005年,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为45%左右,到2009年达到了50%以上。逐年增长的科技贡献率,主要源于农业科学家和科技人员下乡为农民提供科技服务,发放农业科学技术普及资料,指导和培训农民。除此之外,农业科教影视片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在全国推广日本的地膜覆盖技术。这么大面积地推广主要依靠的手段是以此项技术为题材的科教电影,为此,电影《地膜覆盖》在全国洗印了5000多个拷贝,放映场次达百万以上。农业科教电影发行的拷贝再多,也有数量限制,而通过电视传播的农业科教影视片,可以使成千上万的农民群众同时受益。“相对于科普书籍以及科技讲座,农业科教片具有直观化、形象化的特点,生动的语言、逼真的画面以及鲜活的实例使农民很容易接受。”农业科教片的传播功效之巨大,更是报刊图书等平面媒体所不及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科教影视创作取得的艺术成就尤为突出,不仅影片数量大增,而且影片在传播先进理念、传授科技知识的同时,更注重影片的艺术性以提高传播效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了一大批影视艺术与科学知识完美结合的优秀科教影视片,受到广大农民和农业工作者以及城市观众的欢迎,许多农业科教影视片在国际上屡获大奖。中国农业科教电影制片厂的《草蛉》1980年获得西柏林第11届国际农业电影节银穗奖,第二年,在西班牙萨拉戈萨国际农业电影节上获得银塔奖,其后,又有《防止沙漠化》、《绿化祖国》、《黄河与森林》等多部优秀农业科教影视片在国际上获奖。中国农业科教影视片走向了世界。
农业科教影视片的创新发展
农业科教影视片创作的创新与发展,首先表现在三级创作队伍的形成。一是专业影视制片厂(台);二是以1980年成立的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为核心,全国农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电教中心、视频制作室等农业科技影视创作机构;三是农业科技人员结合农业技术推广的需要,自编自导拍摄制作农业科教电视片,农业科教影视片创作已经不再是专业影视厂家的一花独放。由于电视摄制设备简便易于掌握,编辑制作技术普及,凡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部门和科技人员都可以利用DV摄像机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制作农业科教电视片。科技人员根据本地区农业生产中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和推广实用技术的需要,即时摄制农业科教电视片,农业科教电视片内容更具有针对性,传播的时间性更强,传播效果更好。
其次是严谨的科学知识与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相结合。电影电视的直观性,以及寓教于乐的创作理念,使具体的科学技术融合在生动的情节和充满趣味的故事之中,这种传播方式更接近农村受众的欣赏习惯和口味。农业科教影视片实现了从强制灌输式教育向受众自主接受转变,因此,影片的艺术性、可看性、耐看性更强,进而产生的传播效果也更为理想。
再次是传播媒介的多元化。农业科教影视片的传播已经不再局限于影剧院和电视播放,现代的农业科教片的传播媒介必然是多元化的、多种技术手段的和多样式的。为了实现农业科教电影真正为“三农”服务,近年来许多地方把影片播放地点延伸到农村的场院。如2006年山东省开展的农业科教片“千片进村”放映和海南省“百部农业科教电影巡映万村”活动等,把农业科学技术直接送到田间地头。科教电影下乡播放,带有很强的公益性和活动性,但不具有连续性。相比之下,电视依然是目前传播农业科教影视片的主力军,各级电视台(站)设立的农业电视台、频道和栏目等,大量播出农业科教影视片,使农村受众坐在炕头就能接受教育,学习科学技术。新兴的网络传输,实现了农业科教影视片的实时在线传播,农业科教影视片传输渠道更为宽阔。
建立农业科教影视片制作的激励机制,加快农业科教影视片的生产与传播。目前的农业科教影视片还远远不能满足飞速发展的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的需要,“现在的乡镇农村最缺少农业科教与推广影视资料,而农民最需要农业方面的科教片”。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目标,为农村发展指明了方向。在电视媒介飞速发展,娱乐节目铺天盖地的今天,农业科教影视片创作必须摒弃教科书的制作模式,农业科教片在传播先进科技和先进理念的时候,必须考虑广大农民的接受能力,只有受众乐于接受,农业科教影视才会达到最佳传播效果。媒介的主动传播和受众的自愿接受相结合,农业科教片的传播效益才能发挥出来。随着农民欣赏水平和欣赏品位的提高,媒介的多样性和收看的选择性,逼迫农业科教影视片在竞争中必须打造新的面孔,才能赢得农村受众,承担起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对农民进行现代思想理念的教育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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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中国第三次基础教育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下，温州市区和各县的初中开始实施新课程《历史与社会》。由于我国的基础教育存在城乡二元教育的差异，与城市学校相比，农村中学在实施《历史与社会》课程方面要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要改变农村学校历史与社会教学的现状，必须要激发起大多数教师参与课改的积极性，给农村学校历史与社会课程的改革注入新的动力。
六年前，在中国第三次基础教育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下，温州市区和各县的初中开始实施新课程《历史与社会》。这门综合课程，注重人文性、综合性、生活化。它融合了地理、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教学内容，同时在教法学法上试图弥补以往过于强调掌握“双基”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提出了探究性、合作性、活动性教学等众多的教育新理念。如果说《历史与社会》课程的实施像是将一项崭新的体操运动普及到城乡中学的话，那么，这该是一场技术难度值很大的师生共舞的大型团体操。
由于我国的基础教育存在城乡二元教育的差异，与城市学校相比，农村中学在实施《历史与社会》课程方面要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办学条件落后，师资队伍参差不齐，学生总体素质不高；新课程内容脱离农村实际、学生的经验，课程资源缺乏；所有这些问题都给农村中学的课改增加了难度。
农村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教师，然而在我们的农村中学执教《历史与社会》的教师是否已经作好迎接新课改的准备，在思想上形成共识，在行动上达成一致呢？新课改的动力来自哪里？它能够支持着历史与社会教师实现自身的专业化发展吗？
为此，本人根据参与《历史与社会》新课改六年多的经历，从一个身居教学一线的普通教师的视角来分析周边学校的历史与社会教师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试图从当前历史与社会教师的生存状况来解析农村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条件［1］。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与社会这一门课程在整个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所处的弱势地位，直到今天，历史与社会教师的生存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在自我效能感的驱动下，我们农村学校的历史与社会教师队伍存在着这样几种状况。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
1、短期行为型。在农村中学中，有不少“半路出家”、非专职的历史与社会教师。由于本学科的弱势地位，导致校领导往往把一些不适应教学语数英等学科的老师安置在历史与社会教师队伍中，他们中有的还一边教着原来的课程，一边兼几节历史与社会课。历史与社会教师队伍成了他们的“政治避难所”。由于名不正、言不顺，等到执教原来学科的能力有所提高，或是“政治风头”一过，他们就可能重操旧业、改“思”归正，离开历史与社会教师队伍。这类教师亦可叫作“政治避难型”或“短暂经营型”。
还有一些本非专职的历史与社会教师，教学历史与社会课的时间不短，但由于年老体衰，知识结构老化，教育思想陈腐，自我要求降低，他们便“教”一天“历史与社会”、撞一天钟，等着有一天告老还乡，属于“腐而不朽型”。这些抱着短期目的的教师显然缺乏执教历史与社会课程所需的动力和能力，课改的效果可想而知。
2、志向高远型。与短期行为型教师的胸无大志迥异，这类教师是知识面较广，业务能力较强的专职教师，执教时间约为3至5年。由于愤愤不平于自己的学科地位、社会处境，就寄希望于自身素质的优势，期待着通过自身努力，在不久的将来，从更高收入的行业中分得一羹，从政、经商，成为他们改变生活的希望，其最低要求则是从农村学校调往城市学校。于是他们的课外时间主要用来拼命学英语、准备考公务员，或是做市场营销什么的。近几年来，随着国家人才流动政策的渐渐宽松，农村学校历史与社会教师队伍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培养国家公务员、社会各行业人才的“黄埔军校”。这些在教育战线上很有潜力、可能会有所建树的历史与社会教师的流失和正在流失，对于新课程《历史与社会》的成功实施是一种莫大的损失，这真是中国师范教育和农村教育的一大悲哀［2］。
3、年轻有为型。如果你刚担上一所农村学校的历史与社会教研组长，可能会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你居然可以管到这么多的学校领导。这是因为历史与社会教师在学校行政人员管理中所占的比重往往最大，在教务处、政教处、教科室、团委等办公室担任正职或副职的大有人在，而且有的历史与社会老师年纪轻轻就担此重任，真可谓年轻有为。但是，由于忙于学校的管理事务，应付如此这般的检查、评比等活动的时间较多，他们便没有更多的精力和兴趣再投入到实实在在的新课程改革中去，不能充当起课改“领头羊”的角色。
4、脚踏实地型。这些教师天生对金钱和权欲不大敏感，却又要追求自身的社会价值，渴望事业上的成功。正是他们，真正地挑起了新课改的担子，认认真真地接受新课程培训，扎扎实实地体验新课程的理念。于是，他们的教育行为便真的发生了改变，在课改实践中品尝到了成功的快乐，他们的学生因此而受益匪浅。他们不愧为是历史与社会教师队伍中的脊梁。可惜的是，这类教师为数不多，只占整个历史与社会教师队伍中的一小部分。
通过以上四类教师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我们的新课改培训中，与专家对话交流的场面有些冷场？为什么在课程资源开发中，多媒体课件的制作缺乏原创性的东西？农村中学在历史与社会的课改中面临的难度有多大？
究其原因，由于学科地位不高，社会处境不妙，或者忙于事务型工作，即便面对新课改的挑战，我们农村学校的历史与社会教师有的“身在曹营心在汉”，有的精力分散，真正全身心投入到课改中的教师为数不多。大多数教师能够完成上课任务，但是对新课改不能作出更为深刻的教学反思。即使在有条件的农村学校，教师大多也是上网搜索上课所需的教学设计和相关课件，而不是结合农村孩子的生活实际，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充分发挥到教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真正做到大家静下心来搞集体备课、齐心协力做校本教研的农村学校可能为数不多。显然，这种缺乏积极参与意识、主动课改态度的教学文化氛围是不利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的［3］。
要改变农村学校历史与社会教学的现状，必须要激发起大多数教师参与课改的积极性，给农村学校历史与社会课程的改革注入新的动力。建议如下：
1、端正教育思想，摆正课程位置。从政府部门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思想认识上要明确农村教育在促进农村地区迈向全面小康、建设和谐社会方面的重要性。而历史与社会课程作为培育农村学生的健全人格，促进农村学生的社会化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予以重视。应该从多方面入手提升历史与社会课程的地位，增强历史与社会教师执教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不要再随意安排非专职教师执教历史与社会，已经安排的教师要限期妥善安置。
2、提高教师待遇，稳定教师队伍。通过教育立法，实施《农村教育投入法》，确保农村学校有足够的教育经费来源，真正做到教师（包括历史与社会教师）的工资待遇不低于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让大多数历史与社会教师包括有能力、有潜力的青年教师，不再朝三暮四于别的行业，而是安心执教历史与社会课程，一心一意地干好本职工作。为了让历史与社会课程内容更加贴近社会实际生活，有可能的话，通过优惠政策吸引社会各行业的优质人才资源充实到历史与社会教师的队伍中来。
3、改变评价制度，加大奖励力度。对于脚踏实地、认真工作的教师，通过合理的评价机制，予以肯定。对于一部分出成果、出效绩的历史与社会教师，要加大物质和精神奖励的力度，从而吸引更多的教师，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课题研究、校本教研等更高层次的课改实践中去。
4、加强师德教育和信息技术培训，提高教师综合素质。在提高教师待遇的同时，加强师德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效的。教育事业毕竟是一项充满爱的事业。很难想像，缺乏爱心、没有责任感的教师，能教出富有爱心和责任感的学生。历史与社会教师只有具备高尚的师德，才能真正担负起培育和完善学生人格的任务。此外，在教育手段日益现代化的今天，促使农村教师掌握更多的信息技术，有利于更新教育理念、提高专业素养，才有可能缩小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差距，让农村学生获得与城市学生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并使历史与社会教师自身赢得专业发展的空间。
参考文献
众所周知，历史是中学课程中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学生通过对历史学科知识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我国及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了解并记住历史事实，提高历史知识，继往开来，为学生以后的成长和学习提供借鉴意义。当前随着新课程教育改革的进程越来越快，农村中学历史课程也相继展开了教学改革工作，然而，历史教学改革工作在农村受到种种限制和制约，使改革工作举步维艰、难以进行。本文主要分析农村中学历史教学改革中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策略。
一、面临的困境
（一）缺少专业的师资队伍
当前，农村中学历史改革的关键是一支具有专业水平相对比较高的师资队伍。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投入到教育改革中来，因而，农村的教育水平普遍偏低，与城市的教育水平有很大的差距。由于经济物质基础的落后，专业水平比较高的教师，以及外地教师，都不愿意到农村地区来教学，这样就导致农村地区的教师较少且师资力量薄弱。一般来讲，由于历史教师数量有限，农村中学的历史教师往往身兼数职，且教师年龄都比较大，更有甚者一些快要退休的专业不相关的老教师，也被安排到历史教学中来。专业水平较差的教师队伍，直接造成了农村历史教育改革的无法进行。
（二）缺少教学改革的环境
1、学校环境
从一般来看，农村中学的历史教育水平普遍落后，学校的管理制度也存在很多不健全和不合理的因素。通过对农村相关学校调查发现，不重视对中学历史的教学是在农村学校中普遍存在。他们把学习科目分为不同的等级，往往对中考要求的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和化学科目比较重视，而把历史课程摆在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不重视历史课程的教学。
2、地理环境
我们知道中学历史课程是对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知识的讲述，并且历史知识都是事实发生过的，很多东西在现代社会都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学起来难免有点枯燥和无味。有些老师为了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爱好，也试图尝试着进行历史改革，但是还是受到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历史地理环境的不允许，对于一些历史遗留古迹、历史纪念馆、烈士故居等资源无法享用，只能通过书本知识去想象和理解。
（三）缺少科学的评价机制
农村的教育教学往往是把考试成绩作为唯一评价的标准，同样对历史教学的评价当然也是如此。因此，农村的历史教学评价标准，往往只是单一成绩，而对学生的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等不予重视，因而在农村历史教学的过程中，早就形成了长期的传统应试教育方式，老师只是满堂的灌输历史知识，不去创新教学的新方法。这样不仅不利于学生历史知识的学习和积累，更为历史教学的改革工作带来了阻力。
二、相关对策
针对当前农村中学历史教学改革面临的困境，为了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提高学生对历史课程的兴趣和爱好，掌握牢固的历史知识，我们尝试着进行了如下应对措施探讨。
（一）提升历史教师专业水平
历史教师的专业水平对推动农村中学历史改革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为推进和带动农村教育的发展，解决农村历史教师数量的问题，各大高校要加强思想教育和鼓励工作，鼓励历史专业毕业的大中专师范学生，献身到农村教育教学中去。另外，还要定期加强对农村历史教师的教学专业技能培训，学校有义务和责任对教师开展定期培训工作。农村历史教师通过定期的培训和学习，及时补充教师的专业知识，掌握最新的教学技科技成果和教学方法，从而提高中学历史教师专业能力。
（二）确立历史教学的地位
现代教育的理念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学校应该把历史课程与其他课程同等对待，不能忽视历史教学的作用。众所周知，历史是对过去社会漫长历史发展过程的叙述和总结，通过对历史知识的学习，我们能够从中学到很多以前的历史知识，从中明白很多道理和历史教训，只有很好的把握和了解过去，才能更好的展望未来。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中学历史的教学地位，重视并努力发展，才能推动农村中学历史的改革进程。
（三）改善农村中学办学条件
众所周知，农村的教育相比较而言，与城市的教育发展存在很大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教育基础设施的落后上，最重要的是教学资源的不足。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在农村的办学设施和可利用教学资源远远没有城市先进，简陋的办学条件，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中学历史教学的改革。对此，相关的教育部门，要加大对农村教学改革的资金支持，完善学校的教学设施和资源，建立校园网、多媒体教室、电子计算机阅览室等，推进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为农村中学的历史改革提供良好的办学条件。
（四）改进历史教学评价机制
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不能把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现代教育的理念是全面发展，因此在农村教学过程中，要把历史学科教学与其他学科教学平等对待，完善学生评价考核机制。另外，对于教师的评价标准也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把教师课堂知识讲授的生动、灵活，课堂内容设置的新颖、有趣等逐渐参与教师评价中来，改变传统应试教育的满堂灌输局面，提倡现代素质教育的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历史教学在学生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不断采取措施和方法，总结经验和教训，逐渐克服农村中学历史教学改革中的困难，切实推进农村中学历史教学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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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诠释农村历史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农村历史文化是农村这个特定地域在长期的历史中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扎根于农耕文明之中，孕育特色乡土之中，凝结在家族之中，沉淀、传承下来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综合体。农村历史文化是农民这个群体世代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想道德、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一切精神文化相互贯通相互交融意识复合体。在一定意义上，一部农村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农村文化史。2005年，宋方镇在论文《农村历史文化与”三农”关系的研究》指出：农村历史文化观念主要指积淀在农村地区的人们意识、心理、自觉和不自觉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情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地大物博和地理风貌特征复杂多样，这就导致了中国农村历史文化具有自己的特色：
1、独特性
纵观中国的历史文化成果，无不是中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社会生活实践中其智慧的结晶，诸如中国的农耕工具、美轮美奂的传统建筑、优美的剪纸工艺等，深刻体现了农村历史文化在文化领域内的独特性。
2、地域性
一方水土，一方文化。由于中国农村各地自然环境千差万别，生产力发展水平程度不同。同时，受历史、地理因素的影响，农村各地区的文化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不同的农村地区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截然不同，无不体现着当地的文化特点。3、民族性中国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中国农民在中华民族遭受外来入侵时期，总是走在时代前列，奋起反抗外敌入侵，保家卫国，无不彰显了扎根于农村历史文化深处的民族凝聚力、生命力、创造力，这种民族性是农村历史文化的支柱，支撑着农村社会的不断地发展。
二、剖析农村历史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农村覆盖率就占了80%以上；在14亿人口中，农村人口就占了8亿多，毋庸置疑，中国的农村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起关键作用。而农村历史文化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体现，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起着巨大的反作用，优秀的农村历史文化对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起促进作用。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剖析：
1、夯实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历程来看，都离不开人民群众自觉或不自觉的参与，党的事业归根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是工农联盟为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换来的。继承和发展农村优秀的历史文化，在意识形态上能够统一人民群众的思想，团结人民群众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为中华复兴之路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从根本上来说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2、化解各种利益冲突，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利益冲突。而人口众多的农民问题是否能够有效解决，直接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能否顺利进展。农村优秀历史文化在社会发展不断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性，可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到人民群众中来，并成为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价值导向，在利益冲突面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从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3、培养新时代新型农民，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科学技术和大众传媒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冲击了农村地区，给农村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人们不再以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开展自己的农业活动，更多的农民把科学技术和土地相结合，改变了传统的农耕方式，成为新型的农民，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随着现代化农业进程的拓展，城乡差别越来越小，从而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了城镇化建设。
三、探讨构建和谐农村的文化措施
根据我国当前的现实国情，三农问题还是我们国家的主要问题，农村的社会发展程度直接影响着我们所为之奋斗的和谐社会建设，农村的和谐稳定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和关键。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下，过多于偏重对城市的发展，而忽略了农村的发展，面对城市的日新月异，农村的发展严重滞后。优秀农村历史文化正失去光彩，乡村的活力也在不断下降，曾经作为无数人生活理想的安乐、和谐的乡村正在逐步地消失。这一现象将从根本上危及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唯有摒弃传统的对农村发展的工具性思维，从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角度出发，将和谐农村作为中国社会发展新的目标追求，才能构建中国的和谐社会。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农村的文化事业，从而构建和谐农村，实现中国社会的和谐最终目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1、进行文化体制改革
要求我们的决策者要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文化发展机制，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统筹城乡文化一体发展。政府做好文化宏观调控作用，发挥文化市场主体地位，以城促乡，以文带农，搞好农村文化事业，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2、发展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
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农村现状，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呼声，创造出雅俗共赏、风格多样、题材多元化，凸显农民现代生活追求和精神面貌，并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文化作品。从而达到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不断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3、加强农村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建设
要求我们的政府、社会团体等联合起来，加强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创立农民文化培训站、开办农民图书馆、建立科技工作者帮扶种田项目等措施培养新时代科学文化装备的农民，为农村发展注入科技动力。同时，在农民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宣传教育工作，从而激发农民的昂扬斗志投身于和谐农村建设的事业中去，创造农村新的辉煌。
四、结语
总之，我们要坚持革命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辨证地看待农村历史文化，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优秀的农村历史文化，并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成为新时期农村社会发展的航标，促进中国农村经济文化社会不断发展，提升农民的综合文化素养，最终形成稳定和谐的农村新境界。
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研究是一项开拓性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因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中国农业管理思想演进及承继关系非常复杂，对许多问题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所以必须积极开展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
一、研究对象
约一万年前中国已出现了农业，农业的出现一定会产生农业管理思想。任何历史时期总有思想家和农学家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及发展问题寻求管理办法，从而就产生了管理思想或管理理论。精确地讲，农业管理思想与农业同步产生。见于文字的中国农业管理思想产生于奴隶社会，由此算起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中国农业管理思想汇集丰富，是中国和全人类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思想家、农学家的农业管理思想及其发展的规律。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研究既包括不同历史断面上的农业管理思想，还包括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发展演进；既包括在浩如烟海古籍中蕴涵的传统农业管理思想，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不断出现的农业管理的新理论、新思想。因此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有历史跨度和知识深度的严格要求，是农业科学和管理科学百花园中的瑰丽鲜葩。
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对象表明，它是一门复杂的综合交叉学科。中国农业管理思想同农学、管理学都有分支隶属关系，同农学、管理学其他分支学科有密切联系。另外，中国农业管理思想同历史学、经济学也有密切联系。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考察，中国农业管理思想是丰富而成体系的，有从全局、整体出发的宏观管理思想，也有从地区、部门出发的中观管理思想，还有以农户、庄园为对象的微观管理思想。它以农本思想为基础包含农业生产管理、农业技术管理、土地管理、水利管理、农业赋税管理、农业人口管理、农产品价格管理等思想，还包含粮食管理、畜牧业管理、茶桑业管理、林业管理、农副业管理、农业环境管理思想等。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表现为一个宏观管理、中观管理和微观管理相结合，技术管理与经营管理相结合的内容浩瀚的庞大体系。在此庞大体系中，不可避免也有一些起过消极作用或影响的东西。发掘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要分清精华和糟粕，要从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寻其脉络，发现其中规律性系统性的思想。
二、研究重点
研究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重点有三条：
第一，探索中国农业管理思想发展的规律性，汲取历史上农业管理的经验教训，提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管理水平。中国农业管理思想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这些思想有见诸施行的，也有未施行的。有施行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其中必然存在着许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发现这些规律，能为今天提供很好的借鉴。现代化的农业管理思想建立在历史遗产的基础之上，是历史上农业管理思想的延续、发展和创新，二者是前后相承的关系。
第二，认清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的影响。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在今天的影响，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其精华应认真吸收，其封建性糟粕必须批判，防止它成为我们前进的绊脚石。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是昨天发展过来的，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是否意识到，昨天的思想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今天。所以研究中国农业管理思想既要强调古为今用，又不能生搬硬套，食古不化。
第三，批判地继承，科学地总结。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产生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许多思想是剥削阶级思想家提出来的，代表剥削阶级利益，自然不适用于今天。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批判封建主义，继承珍贵历史遗产。科学梳理，认真总结。特别要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业管理思想，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独立的、系统的科学。
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古以有之，李悝、《管子》、商鞅的农本思想一直是后人立论的根据；流传至今的四百多种农书反映了历史上农业管理思想的发展变化。可以说历代都有人对前人农业管理思想及其发展变化进行探涉、研究。但是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一直比较零碎，还不能称其为一门系统的科学，因为至今为止能代表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系统理论专著还没有出现，专门论述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论文也非常少见。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研究的升华，是摆在当代中国农学、管理学专家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与责任。探涉中国农业管理思想是科学研究的需要，也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必要参考的重大工程。
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发展，因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呈现出非常复杂的衔接。中国古人立论的习惯是“言必称尧舜，言必称三代”。后世儒者以孔孟言论为教条，孟子的井田制思想直到近代还有人推崇倍加。这种思维方式使有些农业管理思想主张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使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演进轨迹带有非常明显的自身特点。在这种背景下，严格按照思想理论的发展，划分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发展阶段相当困难。然而要梳理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演进脉络，探涉几千年来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演进轨迹，阐明各种农业管理思想的独特价值和相互关系，阶段的划分又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发展进程，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春秋时期以前为第一阶段，是中国见诸于文字的农业管理思想的产生时期。此阶段已出现了农业管理思想，但还比较零散，可称为中国奴隶社会的农业管理思想。第二阶段从战国时期到唐朝前期，是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中国农业管理思想在承接前期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形成了较完善得体系，可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农业管理思想。第三阶段从唐中叶开始到鸦片战争，是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继续发展并逐渐发生变化时期。这一阶段可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农业管理思想。第四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传统的中国农业管理思想受到外来冲击并发生重大变化时期，可称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或近代的农业管理思想。第五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是马克思主义在农业管理思想中逐步取得指导地位的时期。该时期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空前发展，可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业管理思想。五个阶段紧密相连，互有交叉，构成了中国农业管理思想发展演进的主体框架。
三、研究方法
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需要多种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结果可能迥异，但它们之间并不互相排斥，也不能互相取代，而是互为补充，百花齐放。各种经验方法、理论方法、思维方法、事物属性和数学方法在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研究中都可以使用。就具体研究项目选择最佳方法，也可以同一项目应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进入近代后越来越多的外国管理学说传入中国，逐渐产生使用了一些新的概念、范畴。以此为椐，以欧美管理思想为模式来研究中国农业管理思想，仍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但是要把西方管理学作为研究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基础，很容易将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特色抹掉，很容易忽视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的历史理论价值。同样，排斥、拒绝使用新的概念、范畴，无视管理思想、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食古不化更加危险，将会被历史抛弃。研究中既注重传统农业管理思想的范畴概念，也要注重新的国际通用的范畴概念，这是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研究大历史跨度特性的必然要求。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研究必须依靠人类现以拥有的多种方法，排斥某一方法是错误的，盲目崇拜某一方法也是不合时宜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中国农业管理思想的根本方法。对历史上农业管理思想的评价应该慎重，一般来说不要轻易全面肯定，也不要全面否定。任何思想家都要受阶级、时代的局限。即使是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历史人物也不例外。如明朝著名农业科学家徐光启撰写《农政全书》，为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保留整理和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为明朝设想的“百千万年之计”管理方略却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显然是行不通的。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法家代表人物提出的重本抑末，强调集中控制等农业管理思想也有片面之处。研究中国农业管理思想必须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要反对国粹主义；要反对抹去中国历史上农业管理思想理论价值的倾向，也要反对把古人思想拔高的倾向。认为中国历史上农业管理思想内容杂乱，都是封建的东西等看法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把古人思想贴上现代人才具有的思想标签，也是不正确的。如把中国古代管理农产品价格的平籴、常平等主张等同于现代农业保护理论；把《禹贡》、《周礼》、《管子》等古书中的要求按土地位置和肥瘠不同征赋税的主张，等同于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认为孟子要求按农产品质量确定价格是已经认识到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价值，已经有了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等。
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近现代史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5RW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科学历史观教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5RW001。
校史是高校师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和积累的独具特色的一种资源，是高校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当前，在传统德育模式经受考验，急需在理念和机制上进行改革和创新的条件下，整理和挖掘校史资源，对于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培育全面、健康发展的人才，提升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都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校史是高校最宝贵、最生动的历史教科书
校史作为一所高校兴建、成长、发展历程的真实记录，其从无到有，从弱变强，坎坷曲折的发展历程是历史教育的重要资源。
1.校史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连，百年校史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缩影
校史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在高校教育发展沿革中最丰富、生动的体现。中国农业大学①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1905年批准建立），正是在戊戌维新的历史背景下，办学会，出报刊，自强求实的结果。但在旧中国外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内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中国农业大学办学经费极度困难，一直都在艰难的困境中挣扎。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薪资制度，保障办公经费，才使中国农业大学脱离了经费的困境，确立起“教育、生产、研究三位一体”的方针，真正成为一所培养农业高科技人才的摇篮。后来虽经历了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的洗劫和破坏，但最终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农大师生的努力下，重新焕发了无限生机，在农业高科技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果。可见，变法维新背景下农科大学堂的建立、旧中国艰难求存、新中国的风云变幻及改革开放后的新生充分展现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农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笔宝贵历史财富。
2.校史与党的领导和中国革命斗争密切相关，百年校史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小缩影
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中，一所高校的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也离不开中国革命斗争的社会实践，党成立后不久，相继在一些高校中组建共产党小组，发展党员，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各种革命工作，在大革命时期同坚持同分子、特务分子作斗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展向南京政府的游行示威和抗日宣传活动等。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培养了大批的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为日后夺取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农业大学自近代以来一直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1919年农大学生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在邓中夏同志领导下，成立由乐天宇、杨开智（之兄）及另一名云南学生组成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后以此为基础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农大支部，1924年转为党支部。农大党团支部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二・七”罢工斗争、“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抗日南下示威团”、②“一二・九”运动、“一二・一六”运动③“抗暴斗争”、“五・二”反饥饿、反内战斗争及“八・一九”大逮捕斗争④等，可以说中国农大师生和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同呼吸共命运，谱写了一部有声有色、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的壮丽诗篇。
3.校史与高校学科发展密不可分，百年校史是学科历史发展的珍贵记录
近代中国的大学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适应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学科发展的历史也是国民经济某一行业的科学技术史。了解大学的学科发展史，能使大学生清楚认识学科设立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学校教育体制和方针的沿革，学科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这对于大学生明确所学专业在国家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明确自身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有重大意义。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的建立正是“民以食为天”“民为邦本”的强烈社会意识的体现，要变法图强，舍此莫属。⑤为此，中国农业大学自建校开始，仿效西方学制，开设了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等与农民生计相关的各种学科，“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其后学科虽不断增多，教育体制和方针也历经沧桑不断变化，但“民为邦本”，振兴中国农业的办学理念始终未变。这在当前农业发展还相对滞后，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亟待提高，粮食安全又存在一定风险的情况下，了解农业学科的设立和发展历史，意义更为深远。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⑥高校校史涉及到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国史、学科发展史方面的丰富内容，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最生动、最真实的宝贵素材，也是最具高校特色的教育资源。
校史的育人功能
以史育人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历史，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尤其是教育青少年，是党史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重要内容。” ⑦作为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反映党史、国史一个缩影的校史，如果能深入挖掘，恰当运用，那么在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同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1.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高校的历史实际是一代又一代师生员工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身祖国建设，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创业史。高校的创业者和建设者这种追求理想、报效祖国的豪迈品格能有效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树立爱国、爱民的崇高志向，锻铸灵魂，不断完善自己的人生。中国农业大学的娄成后、石元春、陈文新、曾德超等数十位院士即是师之楷模，爱国主义精神的杰出代表。陈文新院士一生牢记对她的嘱托：“努力学习”⑧“要增产，不研究土壤怎么行呢？应该有更多的人学农”，⑨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土壤微生物研究和细菌分类事业，“踏遍青山为中华”，在根瘤菌分类和研究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农业工程和农业机械化专家曾德超院士在二战胜利前夕，毅然放弃了中央工业试验所助理工程师的优越条件，为了寻找改变当时祖国乡村落后、农民贫困状况的出路，不远万里到美国学习“农具学”，填补了我国农业机械化研究的空白，成为1952年农业机械化学院的创建人之一。正是这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远大志向成为一代又一代大师们追求真理的不竭动力，他们身上极自然、极朴实的报国情感可以引起同学们的共鸣，激发其爱国主义的崇高意识。
2.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校史能从一个侧面让学生了解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深刻感受高校在新旧中国发生的历史局变，领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体会党和人民艰苦奋斗、不懈探索的艰辛历程。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信念，增强对党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摒弃“翻案史学”“”等各种错误思潮的攻击，成为党和国家事业的优秀接班人。中国农业大学的百年校史忧患曲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她从旧中国饱受外国列强和国内反动统治者欺凌、轻视的旧学堂发展为新中国高度重视的社会主义高等学府，这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成功和骄傲。但后来中国农业大学在“”中下放劳动锻炼，“”中又从陕北的清泉沟搬到河北涿县，再搬到北京马连洼的罹难经历，也让我们反思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忽视科学实验，忽视农业科技对生产力发展作用的惨痛后果，从而进一步深刻认识党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所犯的20多年“左”倾错误，在惨痛教训中领悟“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从而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3.勇于追求真理，勇于坚持真理的无畏科学精神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学习历史和借鉴历史经验。他把了解和懂得历史看作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⑩。校史中前辈师生不畏困难，不畏政治迫害，艰苦卓绝的探索科学真理的精神同样是高校学子精神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其中无数感人的事例是校史文化中一座又一座的精神丰碑。小麦育种专家蔡旭教授，在“”农村浮夸风盛行的时候，拒绝了陈伯达提出的与农民开展竞赛，“勇敢地插上北京农业大学的牌子和所有的丰产试验田挑战”的要求，表现了一个科学研究者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为此，蔡旭曾被认为“没有真本事”而受到无理批判。？？？于追求真理、勇于坚持真理的科学无畏精神是高校不断发展创新的动力源泉，是校史文化的核心精神和灵魂。
4.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高尚品德
爱国、爱民、爱校三者密不可分。高校一代又一代师生追求真理、探索科学之路，就是报国济民之路。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来，一大批“情系乡土，忧患苍生”的农大人，为实现中国人的温饱和富庶之梦不遗余力。1973年9月中国农业大学的石元春、辛德惠等几位教授来到盐碱旱涝的重灾区――曲周县最苦最穷的“老碱窝”张庄大队安营扎寨，他们住着透风、透雨、透光的土屋，吃着粗高粱拌粗盐，立下誓言：“不治好盐碱，就不回家。”正是农业科学家的这种责任感和为民奉献的精神，激励石元春和他的研究小组苦战一年多，终于取得了盐碱良的巨大成绩。“改土治碱，造福曲周”，“责任、奉献、科学、为民”的曲周精神成为中国农业大学校训“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的最好诠释。它不断激励着农大师生继续前行，当前张庄出现的“科技小院”，帮助农民跨越“最后一亩地”（教会农民如何应用科技成果），探索建立技术研究、示范、推广相结合的现代农业发展新篇章，就是可贵的曲周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品格与上述所谈的爱国主义情感、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追求真理的精神是校史育人功能最突出的表现。
校史育人功能的实现路径
1.把握课堂教学的主阵地
课堂的讲授学习和启发引导是思想政治课教育的主阵地，也是校史教育的主阵地。为了有效利用极其有限的课堂时间，结合校史教学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校史资料的选择要注意重大历史问题的关键细节史料，注意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热点、难点、疑点的稀缺史料。如中国农业大学校史中党支部成立及领导的工农运动，“南下抗日示威团”等都是珍贵史料。二是校史资料的运用要突出重点、详略得当、注重启发性。如“”运动中中国农业大学师生在北京青龙桥高度密植秧苗的试验，在校内炼铁的试验，就可以让学生理解“”是中国人渴望摆脱落后状态的一种急切的民族心理的反映，不是某一个人的过错。三是充分利用校园的各种建筑、雕塑、纪念碑刻等增强校史教育的真实性、生动性。中国农业大学校园中“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的校门建筑、曲周赠送的汉白玉纪念碑、蔡旭等教授的雕塑等都是生动鲜活的实例。四是邀请校史专家、知名院士、退休教授等到课堂讲座，以他们亲身感受的学校发展史和感人故事教育学生，增强感染力和凝聚力。要做到以上几点，需要思政课教师非常熟悉校史，并对其有一定的研究，这样才能恰当、自如地选择和运用史料。
2.充分利用和挖掘校史馆资源
校史馆图片资料丰富，视频录像的震撼力强，再加上工作人员细致、生动的讲解，是校史教育不可多得的资源。为了深化对校史的理解，深入挖掘校史资源，可着重从几方面入手：一是组织学生参观校史馆。在大一新生刚入学时，可以结合新生入校教育，有计划地组织大一新生参观校史馆，让学生初步领略百年校史的艰辛曲折及铸就的辉煌业绩。二是在大一或大二学生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结合所学专业开展“××学科在我校的发展、沿革及当前现状”的研讨会，要求班级辅导员、思政课教师与大学生一起展开讨论，激发学生对专业学习的关心和社会责任感。三是在上述参观校史馆和研讨会的基础上，要求大学生以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为主题，撰写课程实践小论文。以上措施可以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校史课堂教学内容，使学生加强对校史的理解。
3.校史教育与专业实习或实践基地结合
专业实践基地在不同高校有不同类型，农林高校的专业实践基地一般是实验场、实验站或农场等。这些专业基地的建立、发展和变化一般是与高校的发展和沿革同步，同样承载着高校的文化积淀和精神内蕴。尤其是专业实习或实践基地与大学生所学专业课程紧密相关，能从专业学科视角了解基地建立、发展与学校兴衰历程的关系，与周围社会发展变迁的关系，很有教育意义。如农大曲周试验站的建立与发展、涿县农场的发展沿革都与历史时事密切相关。专业实习或实践基地教育与校史教育可以浑然一体。
4.拓展“校史教育”的观念，寻求校史教育与社会实践教育的有机结合
当前高校对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非常重视，一般寒暑假都会组织社会实践小分队、社会调研小组等各具特色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与大学生专业学科的背景紧密相关，能否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深入感受学科发展的现状、问题，领会高校服务社会的紧迫感和社会责任感，是高校社会实践活动向高层次提升的关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应担负导师的角色，帮助学生制定社会实践的调研计划，指导学生调研报告或社会实践论文，使学生既能从社会实践活动中获得爱民、爱校的情感体验，又能从当前社会现实问题中理解自身的使命感，将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意识提升到新境界。以上是校史育人功能实现的主要路径，这些路径要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以达到校史育人功能的完满实现。
校史育人功能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1.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新”的载体
当前西方思想文化渗透、各种社会思潮存在的社会现实给大学生的信仰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种情况下，单纯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已显得力不从心，而校史因为承载着党史、国史教育的重要功能，具有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的特点，让学生感到可亲、可敬、可感、可学？？？，所以可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以推动党情、国情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培养学生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感情，肩负起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历史重任。
2.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理念的“新”变化
过去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理念比较狭隘，思想政治教育常被认为是思政课教师的职责，且将思政课上学生的表现及教师教学效果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主要标准。这种狭隘的教育理念在当前知识量、信息量急剧膨胀，信息日益多元化，学生的思维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情形下，已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为了适应社会形势和学生情况的复杂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就要改变过去比较狭隘的育人理念和方式，以校史为线索，构筑思想政治的“大教育”理念：即将校史教育融入到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大学生专业教学与实践、大学生社会实践等相关工作中，寻求它们之间的相互衔接和有机结合，以使学生在学校学习的全过程中，都能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
3.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功能实现路径的“新”机制
育人理念决定育人功能的实现路径，育人理念变化意味着育人功能的实现路径也要从过去狭隘、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转变为开放式、多元化、动态化的育人机制。具体说，校史育人功能的实现，至少可实现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的结合。如上所述，通过把握课堂教学的主阵地，充分利用挖掘校史馆等实践资源使学生对校史校情的了解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想认识，从校史校情教育中夯实高校德育的基础。二是课堂教学、专业实习基地与社会实践教育的结合。这三种结合是学生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在专业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的过程，是从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的验证，它将使理论变得更加丰富、具体，达到对校史校情更全面、更具体、更形象化的认识。以上两方面结合将是思想政治“大教育”理念实现的重要保障机制。
总之，校史是高校不可替代的独特历史资源，它蕴藏着中国近现代史、党史、学科发展史的宝贵素材，其内容生动具体，亲切感人，校史教育可以激发学生爱校、爱民、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和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而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的结合，课堂教学、专业实习基地与社会实践教育的结合又为校史育人功能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可以说，校史育人功能的实现可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持久、稳固，使高校学生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道德情感更加坚定，从而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注释、参考文献：
①中国农业大学在历史上数易其名，非常复杂，为叙述方便，文中皆以“中国农业大学”代表各个不同时期对农业大学的称谓。
②“抗日南下示威团”是1931年12月全国学联统一领导下，由北平、济南等一些城市高校学生参加的要求北上抗日的示威运动。当时北平大学农学院进步学生陈凤桐、雷轰、傅蕴琦、余其心等参加了这一运动。
③“一二・一六”运动是1935年12月16日北平学生为了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反对的卖国行为而举行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④“八・一九”大逮捕是1948年8月19日，即将覆灭的前夕，在北平进行的一场疯狂的逮捕。特务、警察包围了北平大学农学院和教员住宅区整整六七天，在紧张的局势下，学校的党员和进步师生紧密团结在一起，胜利进行了一场反对进校捕人和营救被捕同学的斗争。
⑤张仲葛：《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发祥》，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5页。
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6月27日。
⑦：《2010年7月21日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http：//.cn/。
⑧⑨何志勇：《科学人生――中国农业大学院士风采录》，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72，73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58页。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最大的贡献就在于首次对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发展进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清晰地梳理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发展脉络，阐明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全书紧紧抓住了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又与生活方式互动这个规律，以丰富的文献记载和大量的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材料，采用宏观的历史视角与微观的引证分析相结合的办法，重点阐述了农业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现象及其演变进化的历程，其内涵丰富多彩，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图卷：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祭祀、农事节气、饮食节日、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性格……它十分生动地告诉我们，从古至今，我们自身的很多东西，包括我们自己，都与农业文明密切相关。我们喜欢吃什么，怎么个吃法，我们喜欢住什么，怎么个住法，我们思想，如何思想，我们今天该干什么，如何去干，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与农业或者是农业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你会发现那些零碎的农业考古文物在这里连成了民族文明的项链；你会发现曾经读过的田园诗、农事诗在这里可以有另一种更具价值的读法；你会发现我们平时并不在意的常见之人、常见之事、常见之物，当进入到农业文明的视野之后，却可以帮助我们弄明白许多深远的道理；你还会发现，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过去的这些历史可以成为一种借鉴，帮助我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站在这样一幅由许许多多生产、生活细节的分析构成的历史宏图面前，真可谓智者可以得其高远，学者可以得其深邃，识者可以得其丰厚，问者可以得其明晰。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1、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著，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著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1、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著的是中国农业遺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繆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著；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著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著，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2]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3]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4]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著作，最著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著，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陈祖椝、朱自振编，农业出版社，1981年）、《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著，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董智勇主编，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学会1993年）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著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著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著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著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著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5]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著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著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6]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7]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著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繆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著，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著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8]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著，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著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王潮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9]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著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转贴于 5、 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著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著，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著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著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著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著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著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著。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著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2]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3] 农业出版社，1983年。
[4] 《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6]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7]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8]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9]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著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著《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著《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