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党政领导一班人以为大学生村干部是党和国家为农村工作增添的重要气力，始终把大学生村干部治理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并结合本乡实际，明确主管党务的副书记负责大学生村干部治理工作，由组织委员具体抓好大学生村干部的日常治理工作。乡党政班子坚持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大学生村干部治理工作，乡主要领导多次听取关于大学生村干部治理、教育培养情况的汇报，及时提出新要求，并就大学生村干部的待遇进行督导落实。在新一届农村两委换届后，乡党委及时在全乡农村干部大会上，重新明确了大学生村干部的各项政策，要求农村两委干部要支持大学生村干部的各项工作，积极主动做好教育培养工作，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干部的知识上风，提升基层组织工作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二、强化治理
在乡党委的要求和指导下，各村积极引导大学生村干部深进开展进户走访调研活动，力所能及的多为村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参与民事纠纷调解，帮助代办各项事务等，树立大学生村干部的良好形象。乡党委组织科坚持不定期的走访，听取村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跟踪了解大学生村干部的思想、生活、工作等方面情况，及时发现题目，解决题目，有针对性的加强督促检查。村党支部书记对大学生村干部到岗考勤认真负责，对工作日志等情况进行经常性监视检查，发现不良表象坚持原则进行批评教育，对乡内各部分借调要求能够婉转拒尽，保证了大学生村干部正常顺利地开展各项工作。对“大学生村干部”的思想动态、所分配每项工作完成情况的工作表现、工作实绩、服务态度和工作改进等方面情况，村两委主要负责人还坚持定期与乡组织科进行沟通，精益求精治理方式。
三、帮带培养
乡党政领导一班人以为大学生村干部是党和国家为农村工作增添的重要气力，始终把大学生村干部治理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并结合本乡实际，明确主管党务的副书记负责大学生村干部治理工作，由组织委员具体抓好大学生村干部的日常治理工作。乡党政班子坚持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大学生村干部治理工作，乡主要领导多次听取关于大学生村干部治理、教育培养情况的汇报，及时提出新要求，并就大学生村干部的待遇进行督导落实。在新一届农村两委换届后，乡党委及时在全乡农村干部大会上，重新明确了大学生村干部的各项政策，要求农村两委干部要支持大学生村干部的各项工作，积极主动做好教育培养工作，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干部的知识上风，提升基层组织工作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二、强化治理
在乡党委的要求和指导下，各村积极引导大学生村干部深进开展进户走访调研活动，力所能及的多为村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参与民事纠纷调解，帮助代办各项事务等，树立大学生村干部的良好形象。乡党委组织科坚持不定期的走访，听取村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跟踪了解大学生村干部的思想、生活、工作等方面情况，及时发现题目，解决题目，有针对性的加强督促检查。村党支部书记对大学生村干部到岗考勤认真负责，对工作日志等情况进行经常性监视检查，发现不良表象坚持原则进行批评教育，对乡内各部分借调要求能够婉转拒尽，保证了大学生村干部正常顺利地开展各项工作。对“大学生村干部”的思想动态、所分配每项工作完成情况的工作表现、工作实绩、服务态度和工作改进等方面情况，村两委主要负责人还坚持定期与乡组织科进行沟通，精益求精治理方式。
三、帮带培养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10-179-02
20世纪20、3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的衰落、农村经济的凋敝和农民生活的恶化，中国农村生死攸关的现状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在建设农村的社会浪潮的推动下，乡村教育应运而生。中国当代先进的乡村教育改革者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乡村教育的重要性，陶行知作为其中积极地倡导者，对中国的乡村教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三农问题是中国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解决三农问题之首就要从乡村教育改革开始。
1、乡村教育的地位――立国之根本大计
陶行知出身于贫苦的家庭，他深知如果中国农民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不懂科学知识，就会长期处于愚昧的落后状态，国家也无翻身之日。他强调，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人口众多的大国里，农村的教育问题影响着农村的发展和走向，进而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繁荣和富强。他明确指出：“教育是立国的根本”，乡村教育则是“立国的根本大计”。为了改变中国当时农村的社会现状，陶行知结合我国的时代特点和改革需求，指出当前的紧迫任务就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去了促进和发展的媒介”。陶行知几度提出，中国历来不重视农村的教育，即使创办了一些乡村学校也走错了道路，指错了方向。因此，陶行知提出教育下乡运动，以建设切合农村实际、适应农民生活的活的农村教育。这种活的乡村教育要使农民从根本上脱离贫困，为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发展农村的经济状况和改善农业的生产技术开辟了新道路。
2、乡村教育的内容――生活教育
陶行知在乡村教育改革运动中，本着乡村教育是立国之本的根本大计，从1926年开始积极投身于乡村教育事业之中。他极力批判传统的乡村教育，积极提倡“整个的乡村生活就是乡村教育的内容”。他指出只有活的乡村教育才能开辟新的农村发展道路，他极力主张“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育不仅要依据农村的需要培养农民，还应该将出发点设置在乡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上，成为乡村改造的中心。当时中国农村教育完全脱离了社会现实，让广大农民产生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错误的价值取向，使乡村教育陷入危机。
陶行知认为乡村教育必须在乡村实际生活的基础上开展，才能把握好乡村教育改革的方向，取得良好的效果。整个的乡村生活就是乡村教育的活教育，乡村教育的内容要紧密与生活结合。过去开展的乡村之所以没有实际的效果，就是教育与农业生产严重分离，因此陶行知提出乡村教育要和农业生产“携手”，开展一条教育与农业携手的新道路。教育如果不能为农业生产结合，不能为农业生产服务，那么教育就是无稽之谈。而农业生产没有教育的支持，就不会改变落后的状态，无法脱离贫困。教育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才是活的乡村教育，才是乡村教育发展的正确道路。陶行知的乡村教育内容都是在他“生活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他所讲的“生活”，是指人民群众改造社会和农村的生产生活实践。因此，乡村教育的实质就应该是以人民群众和乡村社会生产生活为中心的教育。而人民群众的生活是不断变化的、前进的，所以陶行知也积极主张要对随着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的生活而赋予乡村教育新的目标和内涵，在不同的时期按照社会的需要，给予农民不同的教育。
3、乡村教育的方法――教学做合一
针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根本无法适合乡村教育的发展。为此，陶行知提出了适合乡村教育的教育方法论，即“教学做合一”。在乡村教育的过程中，他认为只有从农业生产经验里产生出来的知识才是适合农村需要的知识，而当时的乡村教育只注重传授书本知识，而忽视了学生的实践，“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教学在学”。陶行知特别强调“做，是“教”和“学”的基础和中心，教学做要在学生的生活生产实践的基础上相互结合，才能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获得知识，学会本领，才能达到改造乡村生活的目的。可见，教学做合一是以生活为基础，以做为中心，以教会学生学的教育方法，在乡村教育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4、乡村教育的实践
4.1乡村幼儿园
陶行知十分重视幼儿教育，人的一生的重要习惯、态度等大多可以在幼儿时期形成，他认为幼儿生活是最重要的生活，幼儿教育是最重要的的教育。在乡村教育运动中，他极力主张创办乡村幼儿园，并希望有志于幼教事业的人应该投身到乡村幼教事业的建设中来。早在1926年陶行知发表了《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和《如何使幼稚教育普及》的文章里，他就明确提出来了幼儿教育的重要性。他提出开办幼稚园有利于让广大农村妇女走出家门得到解放，能够让农村的孩子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
但是，在当时处于贫困中的乡村中创办幼儿园还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阻碍。陶行知在确立创办幼儿园的目标和方法的同时，也极力建议政府用自身的行政手段去推广和创办乡村幼儿园。在陶行知的努力下，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乡村幼儿园在1927年11月诞生了――南京燕子矶幼儿园。与此同时，陶行知也亲自创办了几所乡村幼儿园，以推动乡村幼儿教育的发展。在陶行知看来中国幼儿教育事业的推进阻力，除了费用较高、所收儿童多属贵族之外，还存在仿效国外，不适合我国国情的严重弊病。为此，陶行知提出，我们现在所要创办的幼儿园，要把外国的幼儿园换成中国的幼儿园，把费钱的幼儿园转换成省钱的幼儿园，把贵族的幼儿园转换成平民的幼儿园。他所提出的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就是创办乡村幼儿园的总目标。
4.2乡村师范教育
陶行知坚信：“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他对师范教育认识的见解，不仅注意到师范教育对未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性，而且从我国实情出发，把师范教育的重心放在了救济落后的民族，改造旧社会，创立新国家的角度上把师范教育同国家命运和民族存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陶行知要求乡村教师成为学校和乡村的指导者，成为社会改造的领导者，成为真理的传播者。他在《介绍一件大事》一文中，又从小学教师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教师的作用。而且指出教师要靠师范教育的培养，由此可见，师范教育对于民族振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在教育体制上，陶行知主张要从乡村师范教育的实际出发，在适合我国国情的前提下，建立我国特有的乡村师范教育。陶行知为解决“中国学务不发达”的问题，在1922年《新学制与师范教育》一文中提出了师范教育的三原则，即教育界要什么人才，就该培养什么人才；教育界各种人才要什么，就该教他什么：谁在那里就教谁。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了我国师
范教育的体制，包括了初级一中级一高级―研究院的各级师范学校。其中，对乡村女师范教育的建立尤为重视，他认为乡村师范教育是我国师范教育发展的重点。他提倡大办乡村师范教育，号召开展“师范教育下乡运动”。为了实践他改造乡村师范教育的主张，1927年3月他在南京北郊的小庄(后改晓庄)创办了南京实验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无论在招生、课程、考试各方面都打破了传统的办学模式。陶行知把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健全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趣味”、“改造社会的精神”作为全新的培养目标。1932年秋，陶行知先生又在上海宝山创办山海工学团，在办学中提出了著名的“小先生制”，其最重要的方法是“即知即传”，每个小学生既是学生又是先生，小先生不但要教人，还要教会人去教人，充分显示了中国普及教育的强大力量。乡村师范教育在迎合农村的生产生活特点之上，深入农村，引导他们不断向前，创造新生活。
5、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为三农服务的启示
国家建设新农村的政策调整，使农村教育受到极大地关注，甚至人们将重建农村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种种希望寄托在农村教育上。在此改革过程中，教育是关键的影响因素。“农村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是转移农村富裕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无疑，陶行知的乡村教师社会改造观的思想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由于我国教育体制和政策的影响之下，我国农村和城市学校的教学培养目标仍然是以考试和升学为中心。在现阶段的农村发展的过程中，单一的教育培养目标已经不适合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发展。在县、乡一级领导衡量农村办学质量的标准还是升学率，农村教育的工作重点也仍是抓升学率。农村教育就是为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农民生活水平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因此，借鉴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要在意识到乡村教育重要性的基础上，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育思想，建立多元化的教育培养目标。端正农村教育的办学方向，把升学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生存教育、就业教育和创业教育等等，转移到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的道路上来。农村学校的课程设置也应以以实用性为前提，多开设一些与当地实际情况密切结合的实用技术课程。这样以农为本。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根本需要出发建设的乡村教育才是真正的乡村教育。陶行知为我国乡村教育提供了坚实的教育理论，在乡村教育实践上开拓创新，开创了中国乡村教育的新道路。他为乡村教育所提供的理论和实践的依据，对当今我国教育为三农服务提供了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l]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教育文选[M]．北京：教育科学
出版社,1981．
[2]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5卷[M]．长
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161-162．
[3]程斯辉．把农村学校建成农村礼区的中心[J]．教育理论与实
从全省乡村教育的实际出发，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免费师范生的覆盖面。加大地方免费师范生培养试点工作，以培养小学全科教师免费师范生为抓手，为乡村教育定向培养一批热爱教育事业、基础知识面广、专业技能扎实、综合素质较高和具有一定教育教学研究及管理能力的乡村教师。
一是实行师范生提前批次招生录取，加强录取过程中的面试环节，录取优秀学生攻读师范专业。对部分边远、贫困地区实行本土化招生、定向培养，毕业后回乡从教的办法。
二是建立乡村教师特殊岗位津贴制度。乡村教师的特殊岗位津贴应列入财政预算，津贴的标准要结合各地实际，达到稳定乡村师资队伍和吸引人才到乡村学校工作的目的。对长期在边远、贫困地区工作的教师，在工资、职务（职称）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完善津贴补贴标准，逐步缩小城乡教师收入待遇差距。
三是完善乡村教师带薪进修制度。完善各地乡村教师带薪进修制度，使教师通过带薪进修参与交流、观摩、讲评、研讨等活动，推进教师从“教书匠”向学者型教师、教育家发展。
四是教育行政主管部T应出台相关政策，在招收乡村小学教师时适当提高英语、音乐、体育、美术教师的招录（名额）比例，对成建制的小学逐步配齐专业的学科教师。对于有寄宿生的学校，要配置专职的思想老师和生活老师，保证学生的健康发展。
五是建立新型的乡村教师激励与管理机制。设立奖励基金，对长期从教、贡献突出的予以奖励，解决乡村教师“留得住”的问题。
二、加大乡村教育经费支持力度
一是不断加大乡村教育的财政经费投入。加大对乡村教育事业的投入，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各级政府乡村教育经费的分担机制，明确规定各级政府乡村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建立起稳定和规范的乡村教育资金转移支付制度，使教育经费得到切实保障。针对乡（镇）一级财政收入困难的实际，要积极吸引社会上的团体、组织、企业甚至个人进行乡村教育投资，加大力度吸引社会资金。
二是创造良好的乡村教师生活、工作环境，稳定乡村教师队伍。实施乡镇工作生活补贴制度，实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全覆盖，依法为教师缴纳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费；强化乡村教师生活保障，改善现行的医疗制度，关注乡村教师身心健康；每年为乡村教师组织一次体检，设立乡村贫困教师帮扶基金，加快乡村学校教师宿舍建设等。
三是实行对乡村教师职称评聘的倾斜政策。降低乡村教师职称申报评审条件，提高乡村学校中高级职称岗位设置比例。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对长期在乡村学校任教的老师，根据从教时间长短，分别由省市县颁发荣誉证书；对作出突出贡献的乡村教师，由省政府给予奖励。
三、加强乡村后备教师培养
一是把师德表现作为乡村教师资格认证和聘任的首要依据。开展多种形式的职前师德教育，把教师职业理想、职业道德、学术规范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等融入职前培养。加强乡村教师文化建设，建立乡村教师宣誓制度，加大优秀师德典型宣传力度，深入开展师德主题教育活动，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是梳理师范院校的培养模式，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方式以及毕业要求等，加快融入基础教育、面向基础教育、服务基础教育。支持高校教师进行乡村教育教学改革试验，担任教育类课程的教师要有中小学教育工作研究经历；聘任中小学和幼儿园名师为高师院校兼职教师。
三是探索建立高校、地方政府和乡村学校合作培养定向师范生的新机制。调整师范教育类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优化教师教育课程结构，推动学科教育与教师专业教育相结合。强化实践环节，落实定向师范生普遍到乡村学校教育实习一学期制度。探索教师教育综合改革和高师院校服务基础教育的新模式、新方法、新途径，建设一批乡村教师教育改革创新基地。
四、推进城乡教师轮岗任教
一是地市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要组织建立区域内城乡“校对校”教师定期交流制度，促进区域内的教师流动，建立城镇教师到乡村任教服务和乡村教师到城镇学校学习的“双向交流”机制，促进城乡教师之间的学习与交流。同时，要建立城镇学校校长向乡村小学、教学点交流轮岗长效机制。
二是积极推进城镇教师下乡支教制度，对下乡支教教师的工作构建一个完善的制度，对支教老师作出的贡献量化为教师评定和职务晋升相挂钩的指标，既能对乡村教师队伍进行一定的改善，同时也能锻炼城镇优秀教师的能力。实施大学毕业生服务乡村教育和大学毕业生青年志愿者行动计划，鼓励大学毕业生到乡村任教、支教。
三是对现有的各类支教和交流活动进行有效性评估，增强支教活动效果。建立支教活动的评估体系，派出学校和受援学校要定期沟通信息，掌握支教教师的工作情况，量化一些考核指标，科学评价支教活动。
五、创新乡村教师培训模式
一是树立乡村教师终身发展观。重视发挥乡村教师以德化人、言传身教的作用，教育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教师职业理想、职业道德等融入职后培训和管理的全过程，全面提高乡村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水平。
二是改革乡村教师培训体制。要大胆改革乡村教师培训模式，实现乡村教师培训的多样化。以指导教师实际教学为重要目标，由训练指导方式向实践活动方式转换，通过参与交流、观摩、讲评、研讨等活动，让教师通过个人体验的方式把教育教学理论内化为自己的行为。
三是创新乡村教师培训内容。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培训方案。创新培训内容既要按照国家颁布的教师继续教育课程标准执行，也要积极开发河南的地方课程和教材。同时，要大力加强培训者队伍建设，保证培训达到预期的效果。
四是健全教师培训的保障体制。建立和完善乡村教师培训的体制保障是乡村教师培训质量保证的先决条件。要按照国家乡村教师培训的有关规定和政策精神结合当地的实际现状，因地制宜制定规则和制度，使乡村教师培训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乡村教育运动带动了知识分子走向农村
乡村教育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以大批洋博士、洋硕士和高校的教授学者为主体,他们以其拳拳报国之心,走出高楼深院的象牙之塔,离开繁华的大都市,走向农村,到乡村施展自己的抱负,与农民为伍,为农民服务,成为乡村教育运动中的靓丽景观。1926年底,陶行知先生联合赵叔愚教授在南京近郊筹办乡村实验师范学校,1927年3月15日该校正式开学,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下乡的开始。1929年后,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定县实验,更是延揽了相当数量的一流知识分子。在各乡村教育流派和各建设试验区中,都有一批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如在农业和乡村教育方面,有美国康乃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冯锐,衣阿华大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农业工程专家刘拓,康乃尔大学乡村教育博士傅葆琛;在卫生教育方面,有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的陆志潜;在乡村文化教育方面,有曾留学日本的原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校长郑锦,留法归来的原北京大学教授、北京《晨报》副主编孙伏国,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曾担任政法大学教授兼教务长的矍菊农等等。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开拓者之一、留美博士杨开道教授,康乃尔大学教育硕士、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章之汶教授,金陵大学农学院主任章元玮教授等等均参加了乡村建设实验;还有一批农业专家被乡村建设学院聘请讲课。这些参与乡村教育运动的博士人数,已很难统计准确,它以定县、南京晓庄和山东的邹平为中心,形成了波及全国的博士下乡运动。他们积极参与乡村教育改造,“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乡村教育与建设尽心尽力。以洋博士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对广大农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怀着振兴农村与改造社会的美好愿望,从城市走向农村,以埋头苦干的精神,把做学问与做社会服务结合起来,走知识分子与民众相结合的道路,并在不同程度上做了大量有益于“三农”的工作,尤其在改良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农业科学知识,改造乡村卫生条件,推进扫盲运动,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提高农民的道德水平和改善农民精神面貌上,取得的明显的成绩。乡村教育运动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他们那种敢于走出城市,走出书斋,走到乡村与农民结合的精神,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乡村教育运动实践,探索出了高等院校和知识分子如何与农村发展相结合、如何为农民大众服务的途径。他们走向乡村献身乡村教育的精神值得进一步倡导,他们的行动为今日知识分子走向农村、建设农村做出了榜样。
三、乡村教育运动促进了高等农业教育与农村建设相结合
“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的无形的手”,[2]正因为如此,乡村教育家们认为“改造中国必先改造乡村,改造乡村的关键是重视乡村教育”。正是基于这一共识,乡村教育派才全身心地投入到乡村教育运动。在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试验中,尽管各派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方式不尽相同,但综合不同乡村教育流派的观点和实践,“培养乡村教育人才、改进农业、改良乡村生活”是三条途径是共同的,因此,农民教育、农业教育和农事推广工作,成为乡村教育与建设运动中的重要内容。正如黄炎培所说:“我们要以新农业推行到普及到农村,而农村经济农村自治也都是相连不可分的。于是我们的职业教育中农业教育就变成到农村去作一种整个农村改进运动了。”[3]乡村教育运动的特点决定了高等农业院校和农业专家在这场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乡村教育和建设运动中,高等农业院校、综合大学农学院和一大批留学归国的洋博士、农业科学家纷纷走向农村,加入到乡村建设的洪流中,他们不但参与了各种教育团体建立的乡村试验区,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而且许多农科高校、大学农学院利用农业学科和技术优势,以农业教育、农业推广为基础,创建了各具特色的乡村建设试验区,开展综合性的乡村建设试验,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了高等农业教育与农村建设的紧密结合。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定县实验区,由南京东南大学农科教授冯锐担任其农业教育部主任,傅葆琛教授担任乡村教育部主任,农业工程专家刘拓也参加了农业和乡村教育工作。[4]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东南大学农科和教育科等单位,在1926年共同开辟了江苏昆山徐公桥实验区,由职业教育家黄炎培负责,成立乡村改进会,建立农艺实验场,推广金陵大学农科的改良品种,进行农业新品种的实验、农业技术和农机具的推广、组织合作社等。1931年,梁漱溟在邹平县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学院也汇集了一些农业教育专家,并与山东大学在济南合办实验场以改良农业生产。农业大学或综合性大学农学院在乡村教育中的活动也各具特色。如北京大学农学院在京郊罗道庄建立“农村建设实验区”,其组织办法大纲中规定:农业推广教育业务既包括教育事业,也包括社会事业。教育事业包括农村成人补习学校、妇女补习学校、儿童简易学校,社会事业包括农业科学之推广、农民知识之提高、农民自治之提倡、农民生活之改良、农民健康之促进。可见,乡村建设实验不仅仅局限于农业技术的推广、生产生活的改善,也注意到了农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全方位的农村建设试验。而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农村建设中成绩斐然,赢得了国内外关注。自金大农科创办以来,就采用美国农科大学的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制度,十分重视社会服务。先后建立了江宁农业推广示范县和乌江试验推广区,其中乌江试验推广区是1930年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合作创办,其宗旨是:(1)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村教育、农村卫生、农村组织及地方自治等方面,推进试验区的乡村建设。(2)作为金大农学院农业推广工作试验地,将大学研究成果推广到该区农民。(3)作为金大农学院学生及其他机关研究乡村问题的实习地。试验区成立以后,成绩卓著,名声在外,许多机关团体相继前去参观和考察,认为乌江“讲求实际干的很好”,所进行的事业,使农民获得了利益,无论是农业技术的推广、经济生产上的合作事业,还是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与素质的各种教育、改良农民生活状况的社会活动,都对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产生积极的作用。而且,试验区成为了金大农学院的实验实习场所,帮助了农学院的科学研究和学生培养,形成了双方良性互动。
四、启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曾经兴起过一场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大规模乡村教育和建设试验，形成了中国近代波澜壮阔的乡村教育与建设运动。在乡村教育实践中，各高等农业院校和众多博士纷纷走向农村，以农业教育、农业科技推广为基础，开展了各具特色的乡村教育与建设试验。如北京大学农学院的罗道庄乡村建设试验区，金陵大学农学院的乌江试验推广区等，在农村先后设立的乡村教育与建设实验区有193处。通过连续多年的乡村教育建设试验，积累了通过教育和科技改造乡村、建设乡村的宝贵经验，而且创造了各具特色的乡村教育理论。这一运动持续十余年之久，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天我们仍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艰巨任务，而且高等农业院校责无旁贷。2006年12月教育部、农业部、科技部及全国农林院校在河北农业大学召开“高等学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座谈会，进一步明确高等院校的办学方向和社会服务职责，坚持走“太行山道路”，使高等农业院校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近代乡村教育运动中高等农业教育与农村建设相结合的实践探索，为高等教育服务新农村建设提供了许多现实启示。
一、乡村教育运动促进了高等农业教育的勃兴和农业学科调整
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决定了教育必然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并体现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职能。为适应乡村教育运动的需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一批农村教育或建设学院，有些综合性大学还设置了为农村培养人才的涉农学科。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成立的乡村教育学院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安徽农村合作研究训练院、河北定县中华平民教育总会专科学校、上海农村服务专修科等多所，这些学校都带有农业教育或农村教育的内容，聘请农科大学的教师前去任教。一批学校增设了涉农专业或农业学院增设了服务农村的学科。1933年后，教育部曾指定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分别办理农艺、园艺、机械等职业师资科，如1939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奉命令举办园艺职业师资科;1934年燕京大学正式成立农村建设科，1930年成立的江苏教育学院附设了农事教育专修科。一些大学还设置了农业教育系。如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教育系、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农业教育系、福建协和大学农业教育系、国立青岛大学教育学院乡村教育系、湖北教育学院农业教育系等，根据教育部1939年的规定，一些大学设立的与农业培训有关的农业专修科、乡村教育科等统一改为农业教育系。农业教育系中开设了乡村社会学、农业合作、农村教育概论、农业推广学等贴近农村实际的课程。
在乡村教育运动的影响下，加之教育行政力量的推动，许多教育家关注农村教育和建设问题，创办了一批农村教育学院，综合大学增设了农业教育学科，使得近代农业教育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涉农学校、涉农学科快速增加，而且创造了许多更快、更有效地为农村服务的教育培训形式，培养了一大批农业教育、乡村教育人才。
二、乡村教育运动带动了知识分子走向农村
乡村教育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以大批洋博士、洋硕士和高校的教授学者为主体，他们以其拳拳报国之心，走出高楼深院的象牙之塔，离开繁华的大都市，向农村，到乡村施展自己的抱负，与农民为伍，为农民服务，成为乡村教育运动中的靓丽景观。
1926年底，陶行知先生联合赵叔愚教授在南京近郊筹办乡村实验师范学校，1927年3月15日该校正式开学，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下乡的开始。1929年后，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定县实验，更是延揽了相当数量的一流知识分子。在各乡村教育流派和各建设试验区中，都有一批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如在农业和乡村教育方面，有美国康乃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冯锐，衣阿华大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农业工程专家刘拓，康乃尔大学乡村教育博士傅葆深;在卫生教育方面，有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的陆志潜;在乡村文化教育方面，有曾留学日本的原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校长郑锦，留法归来的原北京大学教授、北京《晨报》副主编孙伏国，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曾担任政法大学教授兼教务长的矍菊农等等。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开拓者之一、留美博士杨开道教授，康乃尔大学教育硕士、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章之坟教授，金陵大学农学院主任章元玮教授等等均参加了乡村建设实验;还有一批农业专家被乡村建设学院聘请讲课。这些参与乡村教育运动的博士人数，已很难统计准确，它以定县、南京晓庄和山东的邹平为中心，形成了波及全国的博士下乡运动。他们积极参与乡村教育改造，“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乡村教育与建设尽心尽力。
以洋博士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对广大农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怀着振兴农村与改造社会的美好愿望，从城市走向农村，以埋头苦干的精神，把做学问与做社会服务结合起来，走知识分子与民众相结合的道路，并在不同程度上做了大量有益于“三农”的工作，尤其在改良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农业科学知识，改造乡村卫生条件，推进扫盲运动，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提高农民的道德水平和改善农民精神面貌上，取得的明显的成绩。乡村教育运动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他们那种敢于走出城市，走出书斋，走到乡村与农民结合的精神，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乡村教育运动实践，探索出了高等院校和知识分子如何与农村发展相结合、如何为农民大众服务的途径。他们走向乡村献身乡村教育的精神值得进一步倡导，他们的行动为今日知识分子走向农村、建设农村做出了榜样。
三、乡村教育运动促进了高等农业教育与农村建设相结合
“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的无形的手”，正因为如此，乡村教育家们认为“改造中国必先改造乡村，改造乡村的关键是重视乡村教育”。正是基于这一共识，乡村教育派才全身心地投人到乡村教育运动。在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试验中，尽管各派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方式不尽相同，但综合不同乡村教育流派的观点和实践，“培养乡村教育人才、改进农业、改良乡村生活”是三条途径是共同的，因此，农民教育、农业教育和农事推广工作，成为乡村教育与建设运动中的重要内容。正如黄炎培所说:“我们要以新农业推行到普及到农村，而农村经济农村自治也都是相连不可分的。于是我们的职业教育中农业教育就变成到农村去作一种整个农村改进运动了。”
乡村教育运动的特点决定了高等农业院校和农业专家在这场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乡村教育和建设运动中，高等农业院校、综合大学农学院和一大批留学归国的洋博士、农业科学家纷纷走向农村，加人到乡村建设的洪流中，他们不但参与了各种教育团体建立的乡村试验区，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而且许多农科高校、大学农学院利用农业学科和技术优势，以农业教育、农业推广为基础，创建了各具特色的乡村建设试验区，开展综合性的乡村建设试验，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了高等农业教育与农村建设的紧密结合。
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定县实验区，由南京东南大学农科教授冯锐担任其农业教育部主任，傅葆深教授担任乡村教育部主任，农业工程专家刘拓也参加了农业和乡村教育工作。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东南大学农科和教育科等单位，在1926年共同开辟了江苏昆山徐公桥实验区，由职业教育家黄炎培负责，成立乡村改进会，建立农艺实验场，推广金陵大学农科的改良品种，进行农业新品种的实验、农业技术和农机具的推广、组织合作社等。1931年，梁漱溟在邹平县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学院也汇集了一些农业教育专家，并与山东大学在济南合办实验场以改良农业生产。
农业大学或综合性大学农学院在乡村教育中的活动也各具特色。如北京大学农学院在京郊罗道庄建立“农村建设实验区”，其组织办法大纲中规定:农业推广教育业务既包括教育事业，也包括社会事业。教育事业包括农村成人补习学校、妇女补习学校、儿童简易学校，社会事业包括农业科学之推广、农民知识之提高、农民自治之提倡、农民生活之改良、农民健康之促进。可见，乡村建设实验不仅仅局限于农业技术的推广、生产生活的改善，也注意到了农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全方位的农村建设试验。
而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农村建设中成绩斐然，赢得了国内外关注。自金大农科创办以来，就采用美国农科大学的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制度，十分重视社会服务。先后建立了江宁农业推广示范县和乌江试验推广区，其中乌江试验推广区是1930年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合作创办，其宗旨是:(1)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村教育、农村卫生、农村组织及地方自治等方面，推进试验区的乡村建设。(2)作为金大农学院农业推广工作试验地，将大学研究成果推广到该区农民。(3)作为金大农学院学生及其他机关研究乡村问题的实习地。
试验区成立以后，成绩卓著，名声在外，许多机关团体相继前去参观和考察，认为乌江“讲求实际干的很好”，所进行的事业，使农民获得了利益，无论是农业技术的推广、经济生产上的合作事业，还是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与素质的各种教育、改良农民生活状况的社会活动，都对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产生积极的作用。而且，试验区成为了金大农学院的实验实习场所，帮助了农学院的科学研究和学生培养，形成了双方良胜互动。
四、启示
1.高等农业教育的目的需进一步明确。虽然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其教育目的仍需要进一步明确。尽管传统的观念认为，大学从事知识的普及与推广，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事，是不必要降低自己的身份，使自己庸俗化和机械化”。但自从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在1904年发端于威斯康星大学后，不仅为当时美国其他州立大学所接受，而且逐渐影响到美国乃至世界各国大学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之一，从此为社会服务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潮流。近代农业教育家过探先认为，农业教育的目的“是要造就一般有知识的人，为现在的农业谋发展、为现在的农业谋福利罢了”。他用一句话概括了他的农业教育思想，“农业教育的宗旨，在辅助农民，改良农业，发展农村”。高等农业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为改良农业、改变农民、发展农业服务。只有高等农业教育通向农村，才能使农业人才、知识、技术通往农村，使其在农村建设中发挥作用，实现其教育的最终目的。
乡村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基础和根本。当前，我国35%的幼儿园、35%的初中和66%的小学在乡村。长期以来，数百万乡村教师坚守在最边远、最偏僻、最贫困的地区，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支撑起了乡村教育的一片蓝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让每个乡村孩子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两基”攻坚目标的顺利实现，乡村孩子“有学上”的问题已经得到全面解决，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对通过接受良好教育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发展后劲、改善生活质量以及更好服务社会的愿望更加迫切，“上好学”、接受更加优质的教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乡村教师整体素质，是让乡村孩子享受与城里孩子同样有质量的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保障。
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全面发展乡村教育、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党的十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薄弱环节和短板在乡村。没有乡村教育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乡村教育，关键在教师。教育现代化不仅要实现硬件条件的现代化，更要实现教师队伍的现代化。乡村教师强，则乡村教育强;乡村教育强，则中国教育强。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是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保证乡村与全国同步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推进减贫脱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治贫先重教，扶贫先启智。发展教育是减贫脱贫的根本之举。广大乡村教师是教育扶贫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一些偏远的乡村，教师不仅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责任，还肩负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先进文化和社会文明的重要使命。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培养一大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明白人”，是防止乡村衰落与“空心化”、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大计。
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培养更多社会急需人才、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支撑。当前，知识越来越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源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归根结底要靠人才。我国有数千万乡村孩子，他们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基础，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把乡村沉重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使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才资源强国，为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人才和智力保证的重要支撑。
二、近年来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成绩显著
2014年9月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重要讲话，就新时期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其中强调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鼓励有志青年到农村、边远地区为国家教育事业建功立业;2014年12月9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2015年9月9日在给“国培计划（2014）”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班全体参训教师的回信时指出，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希望广大教师做教育改革的奋进者、教育扶贫的先行者、学生成长的引导者。总理2013年9月9日在看望大连市第二十高级中学师生时强调，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需要更多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特别是到农村、边远贫困地区从教;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农村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设;2015年9月8日在接见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和优秀乡村教师代表时指出，乡村教师无怨无悔的坚持和付出，使知识的甘露遍泽祖国的每个角落，这是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之举，要使广大执教农村的教师受尊重、有回报、得发展。刘延东副总理2013年9月9日在接见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时强调，要依法维护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的地位与合法权益，落实乡村学校和教学点教师生活补助政策;2015年9月10日在看望自治区昌都市中小学教师代表时强调，要一如既往地关心教师尤其是乡村教师的工作和生活，让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在全社会更有光彩、更有地位、更有吸引力。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近些年来在稳定和扩大规模、提高待遇水平、加强培养培训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举措，为乡村教师办了很多大事实事好事，乡村教师队伍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乡村教育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乡村教育事业焕发了生机活力。
抓培养补充，吸引大批优秀高校毕业生到乡村学校任教。一是大力实施特岗计划。特岗计划自2006年启动至今，累计招聘约50万名特岗教师，覆盖中西部1000多个县30000多所农村学校，服务期满特岗教师留任率超过90%。据最新统计，目前在岗的特岗教师（2012年至2014年入岗）18.4万人，其中到县以下（不含县）学校任教17.1万人，占92.6%;到村小、教学点任教4.5万人，占24.7%。在中央政策的示范引领下，各省市积极推进地方特岗计划，招聘录用数万名地方特岗教师补充到农村学校。特岗计划已经成为中西部省份补充乡村教师的重要渠道，极大改善了乡村学校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和专业素质。二是积极推进师范生免费教育。2007年国务院在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大学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在中央政策的示范引领下，目前全国有24个省份采取在学免费、学费返还等方式，实行地方师范生免费教育，每年约有3.4万名师范生和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中小学任教。通过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吸引了一批优秀学生攻读师范专业，为基层学校特别是中西部乡村学校补充了一批高素质教师。
抓待遇改善，增强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为改善连片特困地区乡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的待遇，经国务院同意，2013年，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印发《关于落实2013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对在连片特困地区工作的乡村教师给予生活补助的通知》，按照“地方自主实施、中央综合奖补”的原则，对在连片特困地区乡、村学校和教学点工作的教师给予生活补助。2013年9月至今，中央财政下达综合奖励补助资金43.92亿元，惠及22个省份604个连片特困地区县的94.9万名乡村教师。其中补助标准较高的湖南泸溪、凤凰等地，最高标准达1400元，部分地区出现了城镇教师争相到乡村学校任教的可喜局面。2015年，该项政策将实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699个县全覆盖，惠及118万乡村教师。这一政策推动了地方政府加大投入改善乡村教师待遇，对于增强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调动广大乡村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具有重要意义。
抓交流轮岗，优化教师资源均衡配置。一是推进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农村学校、薄弱学校教师校长补充配备，2014年8月，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出台有关政策文件，全面推进各地实施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重点引导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向农村地区、薄弱学校流动。力争用3―5年时间，实现这一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率先实现县（区）域内校长教师资源均衡配置，并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更大范围内推进。截至目前，全国有19个省（区、市）出台推进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工作的政策文件，交流轮岗改革正由点到面迅速推开。同时，教育部组织首批19个示范区推进“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尽快破解制度瓶颈，为教师交流轮岗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探索推进中西部农村偏远地区学前教育巡回支教试点。2012年启动，截至2014年将试点范围扩大到14个省份，设置支教点3521个。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近1.9亿元，招募高素质的志愿者7081人，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乡村幼儿园教师缺口，解决了部分边远地区适龄儿童入园难问题。
抓编制统一，保证乡村学校开设国家规定课程。为统筹城乡教师资源配置，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2014年，印发《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统一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按照城市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核定农村、县镇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对学生规模较小的村小和教学点，按照“生师比”与“班师比”相结合的办法核定编制，确保基本开齐开足国家规定课程，特别是体育、音乐、美术、科学技术等课程，以保障当地教育需要。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北京、山西、辽宁、上海、福建、山东、青海、新疆等省份实行了城乡统一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其余各省份编办、教育部门、财政部门正在按照文件精神，研究具体实施办法。
抓持续发展，提高乡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一是扩大实施“国培计划”。2010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实施“国培计划”，以示范引领、雪中送炭、促进改革为宗旨，以中西部农村中小学教师为重点，开展大规模专项培训。到2014年，培训全国中小学幼儿园教师700多万人次，完成了对640多万中西部农村教师的一轮培训。一大批乡村教师走出大山、走出乡村，更新了观念，拓宽了视野，提升了教育教学能力。对“国培计划”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称其为中西部教育事业做了一件大好事。二是全面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该工程是推进教育信息化的重大举措，计划到2017年完成对1000多万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一轮培训，全面提升乡村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2014年共培训乡村教师约40万人。三是积极推进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政策向乡村倾斜。2008年开展试点以来，除外，全国30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06个地级市按照新的评价标准和办法评聘中小学正高级教师806人，其中县及以下农村学校教师有240多人，约占总数的30%。2015年8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全面推开中小学职称制度改革，强调将分设的中学、小学教师职称（职务）系列统一为初、中、高级;修订评价标准，注重师德、实绩和实践经历，改变过分强调论文、学历的倾向，并向农村和边远地区教师倾斜。
三、开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新局面
在肯定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受城乡发展不平衡、交通地理条件不便、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欠账多等因素影响，当前乡村教师队伍仍然面临职业吸引力不强、补充渠道不畅、优质资源配置不足、结构不尽合理、整体素质不高等突出问题，必须尽快加以解决。去年教师节以来，教育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和部署，会同有关部门启动研制《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4年12月26日，刘延东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14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计划》。2015年4月1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计划》。2015年6月1日，国办正式印发该《计划》。
制定实施《计划》，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大力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工作注入了强大动力。《计划》聚焦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最关键领域、最紧迫任务，打组合拳，定向施策，精准发力，切实做到支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补强成效精准，通过实施八方面政策举措，为广大乡村教师扎根乡村学校解决后顾之忧，让广大乡村教师切实感受到乡村教育温暖、踏实而有尊严的未来，到2017年逐步形成“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局面，到2020年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甘于奉献、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
畅通源头活水，让乡村教师下得去。补充难、补充质量不高，是乡村教师队伍长期以来面临的“老大难”问题。《计划》紧紧抓住这一问题，提出了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推动城镇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三方面政策举措，激活乡村教师补充配备的源头活水。一是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吸引有志青年投身乡村教育事业。建立“省级统筹、统一选拔”的乡村教师补充机制，严格用人标准程序，提高乡村教师入职门槛，从源头上保证乡村教师质量。扩大特岗计划覆盖面，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以外的省贫县列入支持范围，加大向村小、教学点的支持力度，使特岗计划成为中西部乡村教师补充的主渠道。加强师范生本土化培养，定向培养“一专多能”的乡村教师，不仅确保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而且解决薄弱学科教师短缺问题。二是推动城镇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优化乡村教师资源配置。采取定期交流、跨校竞聘、学区一体化管理、乡镇中心学校教师走教等多种途径和方式，重点引导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县域内重点推动县城教师到乡村学校交流轮岗，乡镇范围内重点推动中心学校教师到村小学、教学点交流轮岗。推进“县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破解影响交流轮岗的瓶颈问题。三是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为乡村教师补充留下空间。按照城市标准统一核定乡村学校编制，其中村小学、教学点编制按照生师比和班师比相结合的方式核定，推动编制配备向乡村学校倾斜。严禁“有编不补”、长期使用临聘人员，严禁占用或变相占用乡村中小学教职工编制。
提高地位待遇，让乡村教师留得住。长期以来，乡村教师工作生活条件艰苦，工作压力大，生活负担重。《计划》提出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两方面政策举措，不断提高乡村教师地位待遇，稳定和吸引优秀人才在乡村学校长期任教、安心从教。一是提高生活待遇，改善乡村教师生活条件。全面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让每一位符合条件的乡村教师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依法依规保障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重大疾病救助等。二是建立荣誉表彰制度，增强乡村教师的职业荣誉感。突出“长期坚守”，首次建立专门面向乡村教师的荣誉表彰制度，由国家、省、县分别对乡村学校从教30年、20年、10年以上的教师颁发荣誉证书或给予鼓励。
提升素质能力，让乡村教师教得好。促进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提高乡村教师素质能力，是提高乡村教育质量的根本所在。《计划》提出了全面提高乡村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水平、全面提升乡村教师能力素质、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三方面政策举措，努力提升乡村教师素质能力。一是全面提高乡村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水平，发挥以德化人的教化作用。建立健全乡村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党建工作，适度加大发展党员力度。落实教育、宣传、考核、监督与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二是职称（职务）评审向乡村学校倾斜，拓宽乡村教师职业发展通道。研究完善针对乡村教师的职称（职务）评聘条件和程序办法，增加乡村学校中高级岗位数量，改进乡村教师评审标准，不作外语成绩（外语教师除外）、的刚性要求，注重教育教学能力。三是提高乡村教师素质能力，提升乡村教育质量。明确乡村教师校长培训目标，到2020年完成全员360学时培训。明确各级政府责任，省级政府统筹规划和支持全员培训，市、县政府履行实施主体责任。明确加强教师培训体系建设，整合高等学校、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和中小学校优质资源，建立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体系。明确改革国培计划，集中支持中西部乡村教师校长培训。
四、切实让《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落地生根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强调，“如果不沉下心来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因此我们要多措并举，加大工作力度，切实让《计划》落地生根。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地方各级政府是实施的责任主体，相关支持政策不仅要在省市县具体化，还要往下更具体化，并制定严格的监管制度，促使扶持政策公开化。各省（区、市）要于2015年年底前，将本省（区、市）的实施办法报教育部备案，同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二是提倡因地制宜。各地情况千差万别，需要立足省情、市情、县情，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切实摸清当地乡村教师队伍基本状况，准确把握当地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政策诉求，把准支持重点，提出有针对性、差别化的推进举措，出台切实可行的实施办法。三是加强经费保障。中央财政将通过相关政策和资金渠道，重点支持中西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地方各级政府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投入力度。要把资金和投入用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最薄弱、最迫切需要的领域，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不要在锦上添花的事上浪费资源。四是加强督导检查。国家有关部门将组织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对计划实施不到位、成效不明显的，追究相关负责人的领导责任。同时地方教育督导机构要加强专项督导，及时向社会公布督导情况。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确保计划各项举措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计划》出台后，教育部通过召开新闻会、协调媒体加大宣传力度、组织专家撰写文章等，阐释《计划》背景意义，解读《计划》政策举措。研究制定相关部门分工方案，明确了任务责任分工表，制作了工作台账。举办高级研究班，对《计划》落实工作进行全面部署。通过实地调研和集中调研的方式，分赴有关省份了解推进《计划》实施办法的制定工作。
大力发展乡村教育，是建设美丽乡村，振兴乡村的关键之举。作为关系乡村教育质量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要素，乡村教师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规划的深入推进，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差别化政策和全面推进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的逐步实施，乡村教师的生活待遇和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也应该看到，当前乡村教师从教生涯与其社会功能作用与地位的预期还存在较大差距，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困境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因此，聚焦新时代乡村教师发展的新要求，进一步完善乡村教师从教荣誉激励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乡村教师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与作用
据统计，目前我国有290多万乡村教师担负4000多万乡村少年儿童的教育工作。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意见，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围绕“不断提高地位待遇，真正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这一目标，采取强化师德师风、拓展补充渠道、提高生活待遇、统一编制标准、改革职称评聘、促进城乡流动、提升能力素质、建立荣誉制度等措施，深化乡村学校管理改革，大力推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提出，自2016年开始为从事乡村教育30年的教师颁发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联合表彰的荣誉证书，对乡村教育从教20年的教师由省级政府或部门颁发证书的措施，既是对长期扎根于乡村教育这部分教师群体的工作和成绩的高度肯定，更是在新形势下解决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问题，激励年轻教师终生从事乡村教育的一项重大举措。从云南省目前该举措实施情况看，2016年首次颁发“乡村学校从教30年教师荣誉证书”（以下简称荣誉证书），有10.49万乡村教师享受到此荣誉。2018年首次颁发“乡村学校从教20年教师荣誉证书”，有2.9万乡村教师获表彰。并对500名优秀乡村教师按照每人10万元的标准进行奖励。表彰对象涵盖在岗、离退休乡村教师以及在乡村学校教学一线任教满20年的学校管理干部。据统计，“十三五”以来，全省每年有近万名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受到各级表彰，有效倡导和激励乡村教师终身执教。乡村教师扎根乡土，浸入村里，既“传道、授业”，也服务乡里，在传播知识、教化乡民和乡村治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提出，“乡村教师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教师不只是扮演“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更是文化知识传播者和引领者，是乡村文明的守护者和传承者。尽管随着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等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改善和推动了乡村教育发展，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筑牢基础，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问题仍是制约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最突出的瓶颈之一。乡村教师“招不来、留不住、用不好”现象仍然未能根本解决。乡村教师在职业权益、福利待遇、社会地位、发展空间方面处于弱势，如何真正让300万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成为制约乡村学校全面发展，乡村教育均衡发展的主要因素。
二、乡村教师从教生涯面临的主要问题
乡村教师的传统教化功能主要体现在教书渗透、撰写乡约、乡里示范等方面。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农民外出务工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汇聚，乡村空心化，留守儿童与老人等弱势群体的教育与帮扶任务不断加剧。乡村教师的从教任务持续扩容，除了完成立德树人的重大使命之外，乡村教师又一个重要责任在于守护农村少年儿童生命安全、健全人格和健康成长。在这个过程中还面临各种新的冲击，包括利益本位思想冲击、多元社会文化冲击、故土情结淡化冲击、功利思想价值取向冲击等。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实施，旨在全面系统地解决当前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队伍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开展乡村学校从教生涯荣誉表彰以来，国家、省、县为从教30年、20年和10年以上乡村教师颁发荣誉证书，对倡导尊师重教，提振乡村教师职业荣誉感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调研访谈，我们收集整理来自基层一线乡村教师的想法、感受、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对当前乡村教师从教生涯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梳理，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乡村教师肩负多重角色
在访谈交流中，很多乡村教师共同的感受就是随着农村寄宿制孩子越来越多，教师的管理职责和工作强度愈发加重，除了完成教学职责外，“在这里，家长就是把老师当保姆，不出事就好了”“等学校帮他们把孩子带大一点儿，孩子就出去打工了”。乡村教师既要负责读书写字，负责立德树人，负责科学文化、核心价值的传授，还要参与脱贫攻坚等其他工作。乡村学校的教育职能很容易受到其他非教育职能的侵蚀，让乡村教师疲于应付，很难专注于教学工作。
（二）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外出务工谋生，乡村学校和乡村教师的教育教学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乡村教师的教化功能和属性不断被弱化，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不得不重新审视其角色定位。在调研中，部分教师和家长反映出各自的心声和想法：“教师真当不得，一不小心就要搭上自己一生的声誉。”“收入待遇跟打工的都比不了。”“孩子出去打工收入都比你们高，读书有啥用？”“优秀的老师都往外面走了，能力不行的老师才留在小地方。”种种想法和议论反映出乡村教师身份认同面临的危机。
（三）乡村教师队伍青黄不接
在广大的乡村教师队伍中，教师们对目前的职业获得表示满意。认为“既然选择了教师，就选择了清贫”“现在工资待遇和生活补助越来越高，职称晋级的路子越走越宽，没有理由不更加勤奋”。但在一定程度上，师资欠缺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乡村教师队伍大都来自本地本籍毕业的农村子弟，他们存有不同的心理负担，如“回到村里当乡村老师，自己内心过不去，父老乡亲也会有看法”。同时，由于乡村小学和教学点多数地处偏远、规模较小、学生数目不多，很难吸引城镇学校教师前来，包班包课现象仍然不少。
（四）乡村学校从教生涯荣誉表彰不足
在调研中，乡村教师都比较关注有关乡村学校从教荣誉表彰工作，但也必须看到，县级层面的表彰还没有得到全面落实。同时，对于地处边远山区、艰苦地区的乡村学校和教师，因受表彰名额分配等限制，很多学校和教师感到奖励难以平衡。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获表彰的教师回去之后主动提出均分奖励的情形。而从实际荣誉获得者来看，也有乡村教师认为单有荣誉证书的奖励与自己心理预期差距较大。
三、乡村教师从教荣誉表彰机制的建议
“有了好政策，关键看落实。”全面贯彻执行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是切实保障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关键。要使广大乡村教师真正发挥作用，把立德树人、教化乡里的光荣使命贯穿于乡村教育全过程，就必须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激励乡村教师。建立系统的荣誉表彰制度，激发教师内在的教育情感，提升乡村教师的教育热忱，进而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提升乡村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使命感、获得感和成就感。实现上下联动，引导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乡村教育，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
（一）健全乡村教师从教功勋荣誉表彰体系
严格落实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县（市、区、旗）三级乡村学校从教荣誉表彰体系的要求，分别对在乡村学校从教30年以上、20年以上、10年以上的教师给予鼓励。在“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评优评先、职称晋级、社会保障等方面充分运用好乡村教师从教荣誉表彰的成果。通过荣誉表彰，为他们提供广阔的业务展示平台，让乡村“底层精英”的形象得以展示，充分调动乡村教师工作热情。
（二）定期开展乡村教师从教荣誉奖励
要加强精神与物质相结合的乡村教师激励举措，加大荣誉表彰制度配套津补贴落实力度。遵循“越是艰难，待得越久，补得越多”的原则，全面落实乡镇工作津贴、边远艰苦地区差别化生活补贴等政策。同时，适时完成乡村教师生活补贴津贴倍增计划，并确保及时落实到位。倡导乡村教师参与乡村治理、乡村文化建设，包括乡约（村规民约）的制定，乡土文化与村落文明的传承，成为“新乡贤”表率，强化教师坚守乡村教育的成就感。
（三）引导社会力量创设乡村教师从教奖励
在实施好国家对乡村教师长期从教表彰奖励政策的基础上，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乡村教师从教奖励活动。规范社会奖励的评选范围、评选条件、产生规则、宣传推介等环节和过程，树好榜样典范，弘扬高尚师德，鼓励创新实践，不断壮大乡村教育中坚力量。
（四）推行乡村教师光荣退休仪式
关注乡村教师职业精神需求，加强正向激励。利用乡镇中心学校、村党员活动室、公房等场地，由乡镇人民政府或中心学校组织开展乡村教师光荣退休仪式，彰显尊师重教精神，教化乡里；褒扬乡村教师的从教经历和优秀事迹，延伸乡村教师的职业尊严感、自豪感，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五）提升乡村教师从教幸福指数完善乡村教师住房保障机制，建立有别于城镇学校的教师评价机制和考核体系，建设乡村教师住房保障和子女帮扶体系。将农村学校教师周转房建设作为教育均衡发展的硬件指标体系，纳入校舍安全工程、薄弱学校改造计划、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等基本建设范畴。落实乡村教师定期体检的公共财政保障政策，实施优秀乡村教师参加休假疗养、健康保健计划。增强对乡村教师包括情感、心理在内的健康管理与辅导。让乡村教师真正“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切实肩负起振兴乡村、立德树人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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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20世纪20年代初，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形成以后即开始了对如何解决乡村问题的具体思考。1923年春，他在山东曹州中学演讲时即借用章行严的说法提到了“农村立国”的话题。梁漱溟认为办学不仅仅讲习知识技能，更要顾及学生全部的人生道路。1926年到1930年是其发展时期。在这期间，梁漱溟转变了对村治主张的怀疑态度，其乡村教育理论也从初创进入基本成熟阶段。随着中国革命运动在南方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他越来越觉得不能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应采用“柔性”的办法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走”。
二、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乡村教育的目的。梁漱溟所认为的乡村教育的目的是“推动社会、组织乡村”，带领大家“齐心学好向上求进步”。他决不仅仅把乡学、村学作为一种教育机关来对待，更重要的是赋予其教育的功能，希望以乡学村学的教育实践，助其完成乡村建设的任务，并重建乡村社会新生活。乡学、村学虽然担负着一种对乡村民众传递知识，沟通信息，开发头脑的功能，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只是一种伦理情谊化的乡村组织，且其学与教的真实涵义均非字面上的原初本意，而是糅合了中国自古以来所就有的“乡约”精神，是将民众组织在一种具有伦理情谊化的组织内而互相劝勉为善追求社会的整体进步。
（二）乡村教育的办学原则和方法。梁漱溟在《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中，将其内容分三个部分：1、开放的教育观：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教育有广义狭义之分。学校教育乃狭义教育，是把受教育者“从社会里面抽出来进到这学校的特别环境”。而广义教育是除学校教育外，还包括家庭、社会生活，主张学校教育应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其实际能力。2、教育宜延长及于成年乃至终身。其一，现在社会需要学习的内容太多，不是仅凭儿童时期就能学完的。其二，儿童时期远离社会，社会上的东西需要成年后来学习。其三，社会变革快，要想与时俱进，需要不断学习。3、教育应尽其推进文化改造社会之功。乡村教育的作用，从近期看就是为了改造乡村，救济乡村，以使乡村有希望，中国有希望;从长远看则是为了文化的承续与进步，也就是他所说的“积极地创造新文化”。
（三）乡村教育的教学内容。根据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制定的《设立村学乡学办法》规定，乡学村学的工作主要包括甲乙两项，甲项工作为学校式教育工作，乙项为社会式教育工作。村学乡学的真实用意是“推动社会，组织乡村”，所以梁漱溟在设计其教育功能时，不仅考虑其狭义的教育功能，还兼及伦理、行政、教育、互助合作等多重功能的组合。
（四）乡村道德的基本规范。作为一个对东西方文化都有深刻体察的思想者，梁漱溟力图融合东西方两种道德价值。首先，把私利的实现寓于公共利益的追求中，让农民在获得现实的经济、技术、安全方面的利益的同时，又因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合作而发生横向联系，产生公共观念。其次，将“尊重对方”的道德原则作为处理个人与团体、个人与他人关系的社会新伦理。再次，在团体生活中，通过协商、合作的解决问题方式，培育公民意识，让大多数人成为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者。最后，公德的生成主要源于民众对团体生活中公共规则的自觉认同，而不是官僚体制的干预和灌输。
三、对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评析
（一）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具有进步性。首先通过教育改造农村，进而实现救亡图存。梁漱溟认为：“农村兴盛，整个社会才能兴盛;农村得到安定，整个社会才能真正安定……中国农村有办法，中国才有办法。”改造中国必先改造乡村，因为在中国绝大多数的还是农民，而改造乡村的关键是重视乡村教育。其次以乡村教育为突破口，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把乡村教育、乡村建设、乡村卫生、乡村保卫等结合起来，整体推进，全面改造――这是乡村教育派一共识与举措。梁漱溟认为，乡村教育必须与建设相结合。在乡村建设中，梁先生重视的是增加农产，树立自治，提高文化。
（二）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具有科学性。梁漱溟“一生心思力气之用恒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人生问题，另一个是中国问题。他的乡村建设是要改造旧文化，创造新文化，即培养中国人的一种新的人生态度，实质上就是造就新的人格。他认为：“中国教育除非无办法则已，如其有办法，必自人生行宜教育之重提，而后其他一切知识技能教育乃得著功;抑必将始终以人生行宜教育为基点而发达其他知识技能教育焉。”因此，在他的乡学村学的教学内容中，关乎人生行谊的教育比有关科学技能的教育更受青睐。
（三）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具有经济效应。梁漱溟认为，村教育的总目标不仅是培养新农民，而且还要特别重视培养农民的社会革新能力，即具有“参加现社会并从而改进现社会之生活能力。”在主旨思想的指导下，实验区的教育机构十分注重先进农业科技知识的传授和推广，使广大的农民掌握一些农业知识和技能增进他们的科技兴农观念。这对改善农村状况、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一定的积极影响。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为例，该院把传授先进的科技知识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并向农民推广先进的农耕和畜牧技术，力图促进农民生产和农民素质的提高。
（四）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具有历史局限性。乡村教育派的见解有些夸大教育功能，存在以教统政的问题，乡村教育与所谓的全面改造实际上也不可能把病入膏肓的中国彻底拯救出来。梁漱溟期望用教育的方法来建设乡村的愿望，也并未能实现。梁漱溟关于教育的具体措施，其间也有许多不合适的地方。如他“政教合一”的设想，实际是上行不通的。再如他在乡学村学的具体规定中，要求校董、学长必须有乡里的“齿德并茂”者担当，而称得上“齿德并茂”者无一不是乡村的地主或豪绅。梁漱溟这种规定，实际上把教育与受教育的权力交给了地主阶级。由此可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并达到其振兴农村、振兴国家之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失败的。
参考文献：
发达国家完成从城乡二元社会向工业社会结构的转化，一般都是通过科技投入和以教育为动力的人力资本投入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村城市化水平，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成为城市人口，解决城乡发展差距问题，都是把教育提在优先发展的位置，通过教育带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是以农村作为载体，积极推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农村教育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奠基性工程和培养新型农民的重要途径，应该把梁漱溟先生的乡村教育思想作为摸索的基点，找准农村教育的落脚点，积极探索农村教育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
一、创新农村教育理念，把农村教育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强调了乡村的重要性，注重培养乡村建设人才。他明确指出：“只有乡村安定，乃可以安辑流亡；只有乡村事业兴起，才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动力；只有农产增加，才可以增进国富；只有乡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基础；只有乡村一般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都是如此。”所以，梁漱溟认为，改造中国必先改造乡村，改造乡村的关键是重视乡村教育。今天的中国与当时的旧中国不同，但中国问题的关键仍是在农村。我们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法就是发展教育，把教育放在优先地位，培养新型农民。
梁漱溟说：“要‘农民自觉’，‘乡村自救’，首先就必须对农民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天下事无论什么都要靠他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才能吸收外边的养料’。”只要认识了上述道理，他们也就有了自救的热情;有了自救的热情，他们也就会有自救的行动。梁漱溟将农民对现实的自觉作为教育的初始目标，进而进行各种实用知识的灌输，这与我们今天的农村教育理念非常相异。但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农村教育”实践则是在农村进行的教育，办学体制、办学模式、管理方法及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都是用城市的一套，并没有反映农村文化的特点，实际上只是城市教育在农村的延续，定位于普通文化知识和升学的农村教育产生了很多问题。梁漱溟的乡村教育观提出坚持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为一体的理念，从邹平县乡农学校到后来的乡学、村学成功的案例说明，农村教育在改变落后乡村的面貌的过程中是大有作为的。发展农村教育，必须走与农业、农村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新的农村教育既要解决回乡务农、劳动致富、发展现代农业的问题，又要解决引导农民走出农村、灵活就业、拓展发展的空间的问题。农村教育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为核心，使广大的农村学生都具有宽广的知识基础，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掌握一定的劳动生产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使每一个青壮年农民能接受不同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更新农村教育思路，把培养新型农民作为农村教育的立足点
在教育中，梁漱溟十分强调对受教育者“德”的培养，甚至把对“德”的要求放在知识学问之上，要求受教育者要有良好的精神和道德素质。为唤起民族精神觉醒，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为教员开设了“精神熏陶”课，在村学乡学开设有“精神讲话”课，要求教员们在努力使乡村人精神活起来上下功夫。梁漱溟认为要解决乡村的“精神破产”，“让乡下人活起来”，首先必须“启发农民的智慧，“让他认识古人的道理，让他看见前途”，“再则在人生实际问题上来给他点明”，从而使他变意志消沉为“乐生之心，进取之念”。只有这样，农业方可改良，合作社方可组织，各项建设方有可能。在他看来，精神自立才能进行自救行动，才能真正复兴乡村。梁漱溟的“精神陶炼”的教育价值论和教育方法论的意义是明显的。农村的主体是农民，农业的主人也是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总的来说，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是关键。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把教育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农村青少年的升学与就业培训结合起来，改变“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简单升学模式。为了使农民能够自觉，梁漱溟希望用教育来提高农民的素质，使其能够学会自主。与建国前相比，当今农村教育虽然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农民素质仍普遍较低，文盲和半文盲主要集中在农村。由于法律、科技、政治等基本常识的缺乏，农民常常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譬如农民失地问题，当其土地遭到不合法的侵占时，很多农民不知道运用法律来维权。再如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问题。为了体现基层民主，各地都在实行村委会直选制度，结果却出现了舞弊行为，其关键在于农民对选举制度的陌生，以及自主意识的淡薄。所以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引导农民学会学习，就如梁漱溟所说的：“教育不是教育你成功干什么，是教你更会受教育，教你学习更会学习。”因此培养新型农民可使农民学会自己学习，不断学习，以此促进农村建设，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三、重塑农村教育体系，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看到了乡村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强调了农民文化教育水平对整个民族素质的重要性，期望注重通过兴办农村教育特别是成人教育，培养乡村建设和治理人才，建立起各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社会团体，促进农民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农民生活习惯的改变，推进农村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社会发展，推动农村乃至整个国家富强和实现现代化。这些系统改良的思想和做法，都可为发展现在的乡村管理和国家建设所吸收借鉴。在改进乡村教育中，他尤为重视成人教育。他在山东邹平进行乡村建设试验时，在村学乡学所实行的广义的教育大体上以成年农民为主要教育对象，兼及儿童青年。梁漱溟的这些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符合实际的，尤其是他把乡村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把推广成人教育、重视习惯养成、推行社会改良、建设社会事业作为其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这些思想和实践活动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与今天农村教育改革思路和农村发展方向的精神实质是基本一致的，对现在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也具有借鉴意义。在邹平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时，梁漱溟按行政区划设学，分国学、省学、县学、区学、乡学及市(分行政院直辖和省直辖)学、坊学。在教育方式上，区学、乡学以社会教育为主，国学、省学以学校教育为主，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区学、乡学中儿童教育外，更重视对成人的教育。如此可使农业教育与农业社会并进、职业教育与职业社会并进，而非脱离社会改造谋农业或职业教育。
梁漱溟倡导的以社会为本位、以人为本位的大教育观具有其历史价值和重要作用。他再三强调乡村教育必须服务农村、服务农民。在农村城市化的建设过程中，农村教育的不同类型承担了不同程度上的为农村建设培养人才的任务，农村教育中的成人教育应该承担积极实施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这份责任，对农村转移人员和培训同样应该责无旁贷，要进行有关城市职业的技能培训。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有效途径。
四、让知识分子下乡，建立健全农村教育体系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无论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是小城镇的发展，对劳动力的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高等农业教育的重要使命莫过于提高5亿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逐步将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序地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将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成人才资源，发展农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我们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村高等教育体系，要注意农村教育改革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社会性，把农村教育改革放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全局中去考虑，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服务，把经济发展、科技推广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统筹安排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使其发挥最大功效，从而促进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农村改革的关键是人才战略。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曾指出农村问题的解决需要知识分子和农民结合。要想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使少数“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与多数的农民打成一片，合成一股力量，否则，“如果这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总接不上气，则中国问题永不得解决”。而要使这两部分人“接气”，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上层去接受下层，即革命的知识分子到乡间去，与乡间人接近而浑融”。藉此中国的问题才能得以解决。知识分子下到乡村，就要通过教育的方式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即民众教育、乡村教育、社会教育，故乡村建设主要是要通过教育的方式改造社会，由知识分子来引导，启发农民的向上精神，提高农民的素质，把农民纳入社会团体组织之内，培养他们的团体生活习惯和互助合作精神。当然，这种教育方式不能采取学校式的教育，而应以社会式的教育为主体，村学和乡学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化社会为学校，引导众人一齐向上学好，讲求进步。他还指出对知识分子切忌重才轻德，这也有现实意义。人才战略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重中之重。我们认为，目前促进人才向农村流动，能够做的有两方面工作：一方面靠政府通过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广大人才向农村流动，满足农村的教育和科技需求，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吸纳更多的知识分子到农村来为新农村作出贡献，解决农村教师待遇问题，加强农村教师的培养和管理，使农村教师成为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方面非常有必要在高校开展理想教育，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工作。唯有如此，中国农村的发展振兴才有希望，中国的发展才有可能。
五、改革农村教育方式，实现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结合
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理论倡导的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大教育观，认为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要“合流”，不能就教育论教育，这与我们今天农村教育改革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从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看，他的农村文化教育与乡村建设的理论不只是单纯地救济乡村，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自卫等多方面，并以乡村民众教育为其中心环节。他是怀抱着振兴中华民族的远大目标进行乡村建设和农村教育的。基于对中国社会和中西文化的不同认识，梁漱溟指出，乡村所受的破坏尤其严重，所以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是救济乡村，但乡村建设的真意义则是创造新文化。正如他说：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或从创造新文化上来救活旧农村，概括地讲就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梁漱溟强调乡村建设不只是单纯的乡村救济或经济、政治和教育的建设，而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建设，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这正是其思想的精彩之处。不过针对当时的国情，他又说：中国现在已被破坏到体无完肤，不堪收拾，非从头建设不可。这一点从头建设的工作，全是教育工作。农村教育不从农村的社会实际出发，不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是没有前途的。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展的农村教育改革，再三强调的就是农村教育必须树立起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大教育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梁漱溟大教育观的一种发展和继续。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也表明，不能只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上，必须通过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支持鼓励农村教育的发展，促进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实现农科教结合发展，农业要以科技为指导，而科技的传播和掌握又来源于教育，以教育为突破口对农村进行政治、文化、教育、卫生等各方面的改革。
虽然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综合建设是不彻底和不完全的，但说明综合建设对与中国农村是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必须走综合改革、综合治理的道路，以“两个文明”为指导，带动农村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综合发展、全面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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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了一场乡村教育运动，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等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和学术团体，为挽救日趋没落的中国农村，到农村建立乡村教育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公共卫生、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教育实验。研究乡村教育运动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它能为我们今天的农村改革，尤其是“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以下笔者就这一问题，从教育观念、政治环境、经济呼唤等方面加以探讨。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教育实用化观念的形成。清末近代学制建立以来，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相脱离、书本知识与社会生产相违背的弊端普遍存在，人们却熟视无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以及欧美的各种教育思潮，特别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纷纷提出教育实用化的观点。WWW.133229.COm早在1913年，黄炎培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商榷》一文中就提出学校教育如何“实用”的问题，呼吁让教育回归其应有的功能和位置。陶行知说:“当我们在中国办教育时，这种教育就应当是为了人民大众的生活需要和幸福解放的教育，如果不是这样，教育就没有存在必要。中国是一个农业之国，农民是大众的主体，所以为了人民大众的生活需要的教育就理当以农村教育为根本出发点。陶行知认为中国以前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所以中国乡村教育必须进行根本改造，以另求生路。生路是什么?陶行知主张:“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教育—活教育。”活的乡村教育必须有活的法子，活的方法就是要教学做合一。“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情怎么做就怎么学，怎么样学就怎么样教。活的乡村教育要用活的环境，不用死的书本—总之，乡村学校是今日中国改造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晏阳初根据在农村从事教育的经验，深切地感觉到中国人的生活有四种缺点:愚、穷、弱、私，所以他主张运用教育的方式来发扬农民潜力，从而教育农民改造这种生活。那么这种教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晏阳初提出“四大教育”理论:以文艺教育攻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最终使中国人，尤其是最大多数的农民，人人都富于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为创建新中国的新民。梁漱溟则认为:“中国社会是乡村社会，80%以上的人生活在乡村，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都是如此。梁漱溟还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乡村改造中的作用，他说:“整个乡村建设事业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也就是说，要使知识分子与农民打成一片，最终“使乡间人磨砺变化革命知识分子，使革命知识分子转移变化乡间人”。正是在认识到了中国农村的问题之后，遵循教育实用化的观念，爱国的乡村教育家们纷纷致力于农村教育，从而推动了乡村教育的产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教育观念的另外一大改变是教育平民化观念的形成，教育关注点下移和重民是当时普遍可见的现象。当时不少人都提出必须坚持教育的“庶民”方向，打破以往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种种差别的阶级教育，提倡“庶民”教育是为民众之苦和蕴藏于民众心中的无限智能。陶行知是中国教育界第一个认识到农民问题的人，他最早提出了到“乡村去”的口号。1923年秋，陶行知在北京师范大学平民教育社演讲时说:“平民教育运动是到民间去的运动。据统计，中国每一百人中有85个都在乡下，所以平民教育要到乡下去运动—利用寒暑假去推行乡村教育，是平民教育运动中的最好方法。晏阳初认为平民即“苦力”，其“苦”在于体力劳动，缺少文化和没有平等权利;其“力”则是改造社会的巨大潜力。而中国是农业之国，大多数平民是农民，因此以解救“苦力”为宗旨的平民教育其重点当然在农村。
伴随着教育实用化和教育平民化等观念的形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产生了乡村教育思想。从中国教育思想发展情况来考察，最早重视中国农民问题、关心乡村教育的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比如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前夕、1919年2月就认识到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大有可为，“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去开发农村，运用教育去解决农民的愚昧。因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到极点”，“农村的教育机关，不完不备”，而“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但是，最初专门论述乡村教育的是余家菊，他曾说过，“民国八年秋冬之际，予曾撰写《乡村教育危机》一文，根据事实，指陈乡村教育危机之所在。后又续撰多文，以为乡村教育改良之鼓吹”。余家菊于“五四”时期发表的《中国乡村教育的危机》一文及其续撰的文字，对当时教育界有很大影响。与此同时，袁观澜也在“五四”时期，从普及义务教育角度，极力提倡乡村教育。正如占棵所说:“因为中国以前的教育走错了路，忽略了百万个乡村，直到民国八年，才有些人觉得义务教育的重要，不仅在少数的都市城镇，而尤重在这百万个乡村。由于这样一个觉悟，才正式起来提倡乡村教育运动。”稍后，黄炎培从职业教育的角度，也论述了乡村教育的重要性。他说:“吾尝思之，吾国方盛倡普及教育，苟诚欲普及也，学校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
二、当时的政治环境为乡村教育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契机
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教育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把参加平民教育活动作为通向工农劳动群众的道路之一。如邓中夏所组织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就是一个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组织的，以在工农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农阶级觉悟为挥汗目的的平民教育团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重视农村工作与农村教育，并把教育农民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1923年1月在彭湃领导下成立了广东海丰农民总会，总农会下设教育部，开办农民学校，对农民施行教育，1924年毛泽东在湖南韶山也办起了农民夜校，对农民进行了革命宣传和识字教育。当陶行知提出“到乡村去”的口号时，中国共青团的团刊《中国青年》对平民教育运动的这一积极方向发展的行动是支持的，并号召青年利用平民教育来教育群众，尤其是j浑代英十分注意利用陶行知把平民教育送到农村去办。挥代英曾向毛泽东建议:“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1927年11月，《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提出“注意工农成年补习教育及职业教育”、“发展农村教育，提高乡村文化”等口号。
以上都是中共重视农村教育，开展农村教育的例子。中国共产党为了赢得农民的支持，巩固根据地，并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十分重视农村教育，这也为根据地的农村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2.国民党的农村教育
为了抵制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教育，也为了挽救破产的农村，国民党政府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发展国民党领导下的农村教育。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及各省联席会议规定了“厉行平民识字运动”、“改良乡村教育”等关于农村教育的条文。1927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限教育部于当年9月制定出厉行国民义务教育及成年补习教育的实施计划，这些规定为平民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二是利用“乡村教育”理论来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晏阳初的乡村教育运动及其观点很受国民当局的赏识，1931年蒋介石曾电召晏阳初去南京会面，后来晏阳初被委任为河北县政建设研究院院长。1930年国民党政府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围剿，配合这一围剿，在文化思想方面也向中国共产党展开进攻。国民党政府当时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地方自治”“民众教育”“社会教育”等一系列措施，梁漱溟所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这些社会运动中的一个主流。当时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是在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集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国民政府希望通过教育的办法与手段来推行其所要施行的各项政策，并用这种方式来抵制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与农村运动，从而达到政教合一的目的。虽然最后国民政府的企图落空了，但是其行动对中国乡村教育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农村经济的凋敝给爱国教育家发出了时代的召唤
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各地方军阀的连年混战、政府及地方官僚征收沉重的田赋与田赋预征、各处田赋附加、地租，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经济凋敝，农民困苦不堪。1925年湖南发生大饥荒。“湘省现有六十县发生饥荒，千万人民势必成饿俘，—而统计本年农民死于饥荒者，已达20万人，死于疫病者，已达30万人”。农民生活急剧恶化，农村日益破产。这种状况给爱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时代课题: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应当找出一条怎样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