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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党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媒体助政，顾名思义，是指媒体发挥自身作用，积极主动地帮助党委政府推动工作。某种意义上，媒体的这一功能，是新时期办好党报的需要。
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需要。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依靠组织和行政的力量，更需要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作用，巩固和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以正确的思想理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影响社会、凝聚群众。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各种利益矛盾剧烈冲撞，各种思想文化交锋频繁，新闻舆论领域的斗争形势更趋激烈和复杂。在人人都有话语权的“麦克风时代”，党报必须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作用，不断创新传播的方式方法，增强舆论引导的权威性、时效性、公信力和影响力。尤其在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群众一边，站在时代前列，正确引导舆论，切实担当责任，让党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需要。党报肩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及时、准确、全面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使党委、政府的重大部署和中心工作及时准确地在报纸上得到反映。
秉承“打造高品质都市党报”这一办报理念以及注重深度报道和权威资讯的报纸定位，《郑州日报》在“媒体助政”的实践中，既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原则，积极主动地报道好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同时又积极稳妥地反映群众呼声，找到党的主张与人民群众共同关心问题的结合点，努力做到指导性与可读性相结合，权威性与群众性相结合，思想性与服务性相结合。
凝聚社会共识，形成发展合力的需要。在通过新闻报道有效地把党的主张传递到人民群众中去，并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同时，“媒体助政”还体现在运用新闻手段，创造性地为党委政府的正确决策及决策的执行提供帮助，把党报服务党委和政府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今年3月，全国“两会”传来消息：中原经济区正式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郑州日报》在第一时间刊发了这一喜讯。随后，又趁热打铁，结合郑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加快建设郑州都市区，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的宏伟目标，围绕“建设中原经济区，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在头版陆续推出了一组县（市）区委书记访谈。紧接着，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凝聚力量，一组围绕大局精心策划的“关键在做”系列谈见诸报端，为加快建设郑州都市区提供了坚实有力的舆论支持。
探索创新，“媒体助政”的几大要点
树立大局意识。宣传党的声音、服务工作大局，是党报的生命线。在日常报道中，《郑州日报》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尤其是在全面推进郑州都市区建设、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的跨越中，充分发挥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的作用，为产业项目拉动、领导方式转变、投资环境改善，为郑州都市区、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当好党委政府“第一传达室、第一督察室、第一监察室”，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
这种政治敏感源自对大局的把握和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委政府决策的透彻理解，源自将这种理解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出的准确判断，并注意按照新闻规律的要求，结合实际，将其在第一时间转化成新闻选题，做到自觉围绕中心、主动服务大局、紧密贴近实际、有力引导舆论。
党报的编辑记者要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去分析事件，报道新闻，这样才能在党委政府最需要的时候提供最及时的帮助，产生最佳的传播效果。今年2月10日，郑州市委召开党务工作会议，学习传达了河南省委提出的树立领导干部“六种形象”的新要求，动员全市领导干部全面树立勇于对人民负责、能够对人民负责的形象，以实干赢得人心、以正气凝聚人心的形象，以人民为重、以人民为先的形象，能够推动工作、人民群众愿意跟着你推动工作的形象，说到做到、说好做好、诚实守信的形象，自重自省自警自律、以身作则的形象。在及时报道了这一新闻的同时，2月28日起，《郑州日报》以“树为民形象建设郑州都市区，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为栏题，在一版头题位置陆续推出《论领导干部树形象》系列评论，系统阐述六种为民形象，以协助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准确把握 “六种形象”的科学内涵，深刻领会树立“六种形象”的现实作用和深远意义。号召全市每一个党员干部在建设郑州都市区、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建设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新征程中，成为勤政为民理念的忠实践行者、成为六种为民形象的忠诚代言人。
要积极主动作为。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媒体助政”要求党报发挥更高的能动于党委政府的工作大局。舆论监督是党和政府赋予新闻媒体的重要使命，加强舆论监督、通达社情民意是党报的重大责任。2010年8月11日，《郑州日报》等市属媒体公开曝光了148个市容环境卫生“最差地点”，其中包括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致交通秩序混乱的10条路段、10处最差绿化带、10个最差建筑工地、10个最差背街小巷等。仅5天后，媒体追踪调查发现，名单涉及的绝大部分单位和区域，针对存在的问题迅速整改，效果明显。2011年起，《郑州日报》又开设了《创建文明城市 创造美好生活》、《市民挑刺 给力创建》等栏目，配合郑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多侧面、多角度地报道，形成全社会共同支持和参与创建的良好氛围。
民生无小事，群众关心关注的事情，就是报纸关心关注的事情。2010年9月下旬，《郑州日报》组织记者分别对蔬菜便利店进社区、早餐工程和食品安全进行了深入调研，形成调研报告提交市委。今年，又组织记者先后对市区积水点改造工程、15条道路存在的问题组织专题调研，分别形成调研报告。
对一些社会敏感问题不宜公开报道的，《郑州日报》以内参的形式进行监督，及时将群众的要求和呼声传递给有关部门和责任领导，促进了相关问题的解决。
一、转变观念，大胆进行新闻业务改革
报纸走向市场后，产业经营的趋利性可能会对报纸的意识形态属性产生影响。针对这个问题，新疆经济报首先强调坚持政治家办报，保证报纸的权威性、指导性和服务性。在此基础上，从市场需求出发，坚持改革创新，在社会效益优先的基础上争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市场份额。为此，新疆经济报进行了一系列新闻改革。
1.采编与经营严格分离
为严格执行国家有关采编经营分离制度，新疆经济报成立了新疆欣文媒体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不仅承担报系的经营管理职能，还承担了报系所有的经营业务，包括广告经营和媒体扩张等，负责为报系提供较为充足的办报资金。报社编辑记者无须考虑创收，只专注于业务，集中力量办好报纸，从而实现了严格的采编与经营分离，有效禁止了有偿新闻等不正之风。
2.坚持新闻改革，既提高宣传效果又注重报纸的可读性
根据十多年的新闻改革实践，新疆经济报意识到：在报纸改革的过程中，党报的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功能与报纸的商品属性之间的矛盾客观存在。只满足市场需求而不讲导向，党报就不能称其为党报，但只注重报纸的宣传引导功能，淡化新闻性和可读性便会失去受众，报纸也达不到好的宣传效果。为此，新疆经济报提出了“用商品性来表现党报的工具性，透过可读性来实现党报的宣传性”的要求。就是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基础上，注重新闻的可读性和实用性，报纸内容切合读者需求，引起人的阅读兴趣，最终达到党报的宣传目的。
在具体操作中，新疆经济报注重把政治宣传和新闻区分开来，用新闻的形式去表现政治宣传，将政治宣传寓于新闻之中，用新闻的语言、新闻的手法，选取其中最重要和切合群众需求的新闻事实，来提炼新的主题，不让记者和文秘划等号，更不能把新闻写成工作总结。几年下来，这一要求不仅有效地培养了记者们深入思考和善于挖掘的良好习惯，也大大提高了报纸的可读性，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3.创新新闻形式
由于社会生活纷繁复杂，新闻素材五光十色，要有效提升党报的影响力，传统的党报新闻采写套路和新闻形式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必须有所创新。几年来，新疆经济报不断吸收和借鉴其它单位的经验，创新新闻形式，目前已经出现在版面上的新闻形式有政论性新闻、解释性新闻、问题性新闻、新闻报告、记者感受、新闻观察、新闻记事、新闻评论、新闻速写、新闻报道、社会心态透视、社会现象分析、社会问题评议等。记者可以运用多种新闻形式采写稿件，用多个视角观察、认识和表现社会的多样性，使报纸版面内容也变得丰富多彩。
4.重视用新闻评论引导舆论
新疆经济报十分重视新闻评论，提出了“做好新闻评论与社会转型期的启蒙作用”的课题。认为报纸应该在意义层面开拓新闻空间，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报纸不仅要加以报道，还要通过新闻评论加以引导、解释，掌握舆论的话语权，用报纸独立的思考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去影响受众。在新闻评论方面，报社做了不少探索，除了在固定的版面设置新闻评论栏目外，还专门开设了独立的新闻评论版，每周刊出两期。这些评论内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丰富了报纸的理性色彩，有效提升了报纸的品位。
5.报纸改版
按照市场的需求，新疆经济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扩版，报纸扩充了版面，并采用全彩印刷，代之而起的是厚题薄文、重彩多图的新面貌，使报纸形象焕然一新。改版后的新疆经济报，新闻短了，信息量大了，可读性、服务性也大为增强，读者普遍反映有现代报纸的风格。改版后的报纸还打开了零售市场，实现了新疆历史上党报进入零售市场零的突破
二、从五个方面着手，加快报系发展，搞好经营管理
1.创办子报
新疆经济报一开始只有一份母报，用汉、维吾尔两种文字出版。1999年3月，报社负债经营办起了第一张子报《都市消费晨报》，迈出了报业经营的第一步。《都市消费晨报》大胆采用市场化办报机制，首家在新疆实行送报到户的自办发行，迅速占领市场，仅用两年就成为新疆地区出版量最大的报纸，并在发行量、广告收入等方面创造了新疆新闻界的一系列之最，经济效益也连年攀升，2003年广告收入已占到整个新疆广告总收入的1/4。后来创办的其他子报，进一步扩大了报系的影响，提高了经济效益。
2.与地州联合办报
2003年8月，新疆经济报与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党委联办了《巴音郭勒日报》，与阿克苏地委联办了《阿克苏报》，新疆经济报对两报分别出资850万元，派出百人分赴两地州，用报系先进的办报理念来经营。两张联办的报纸报名不变，地州党报的性质不变，隶属关系不变，短短2年，《巴音郭勒日报》发行量便从原来的1万份左右增加到5万份，《阿克苏报》由原来的6000份扩大到2万份，两地州的广告市场很快被打开，新闻报道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受到当地领导和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3.开拓内地市场
带着新疆人民的信息和沟通的愿望，新疆经济报还走进北京，开拓内地市场。除在北京发行《新疆经济报•西部风特刊》外，报系还在北京主办世纪青年快报传媒公司，通过发行报纸，开展经营等形式扩大报系影响，开拓北京市场。
4.走出国门
2004年7月29日，新疆经济报为了扩大报纸自身的影响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了满足周边国家维、汉各民族了解内地信息的需要，分别去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开始发行新疆经济报汉文版和维文版共4万份。报社还利用所属“亚心”网站中亚地区信息，向周边国家宣传新疆，宣传中国。
5.产业化经营
报纸参与市场竞争，自觉按照市场化原则经营，走产业化发展道路是新疆经济报系的发展战略。为此，新疆经济报坚持走多元化经营方略，建立了自办发行队伍，保证了报纸营销渠道的畅通，在新疆率先实行广告制，迅速打开了广告营销局面，报系还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对所属各企业进行改造，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激活了企业的经营，提高了经济效益。
三、加强人才队伍培养和制度建设
1.加强人才队伍培养
新疆经济报根据报社发展战略对人才的需求，于2004年12月30日与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成立了新疆经济报系新闻传播学院，其目的是为报系储备既有理论基础知识又符合实践要求的媒体采编、经营、发行人才。
新疆经济报系新闻传播学院是新闻媒体与学校合作教育的创新，是产学结合办学方针的典型体现。以往报社从各高校招聘的毕业生，很大一部分不能适应报社的需求，有的甚至经过三五年的培养仍然不能成为可用之材。报系依据自己的用人标准与学校共同制定教学计划，共同合作承担教学工作，选派优秀编辑、记者及经营管理人员前往学院授课。教学工作突出以全面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本位的观念，突出实践性、应用性、职业性，注重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并开创了边学习边实践的教学模式。学院设有模拟编辑部、出版技术部，采写、编辑内部报纸。学院每年的实习实训全部由报系知名编辑、记者指导完成，报系所属报刊成为新闻传播学院的实训基地，学生毕业后将择优安排在新疆经济报系工作。
2006年5月，新疆经济报系与学院首批签约了40名学生毕业后到报系就业，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目前，该学院学生已有四百多篇作品在《新疆经济报》上发表，学生均能独立完成采编工作，几乎每天的经济报上都能看到学生的作品。新疆经济报系新闻传播学院已成为报系发展的人才储备库。
2.建立新闻督察制度
编辑记者的业务能力要提高，报社经济要搞上去，但管理也不能放松。新疆经济报在1999年便建立了新闻督察制度，目的是树立报纸的诚信形象，与读者沟通，倾听意见，接受批评投诉等，努力防止编辑记者或报社经营人员出现损害报社形象和声誉的行为。新闻督察制度的建立强化了报社与群众的联系，加大了对违规行为的监督和处罚力度，使报社同志的自律能力得到加强，提升了报社的形象。
按新闻宣传规律搞好党报的宣传报道，按市场经济规律开展广告经营活动，注重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三方面并重又相互促进，这是新疆经济报系改革与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实践证明，新疆经济报的改革符合新疆地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特点，符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适应了形势发展，既达到了宣传效果，也壮大了报系的经济实力，同时也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徐绍史指出，中央决定今年3月到8月份，选择23个单位先行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试点活动。从部委来讲，有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和国土资源部，一个管干部、一个管财政、一个负责资源配置。中央强调，试点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央对这项活动的总体认识和把握。所以，国土资源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意义非凡。
徐绍史强调，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探索科学配置资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契机，也是破解国土资源监管难题、构建保障科学发展新机制的重要契机，更是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改革创新能力和行政执行力的重要契机。
其实，早在2008年3月初，《中国国土资源报》就已消息：国土资源部成为国务院首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试点单位，已经开始酝酿方案，部署实施。
消息传来，当时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从国土资源部每个人忙碌的节奏、从部办公楼的许多办公室深夜还在亮着的灯光，人们也不难感受到不寻常气氛――一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
动员大会的召开，如同一个揭幕礼，全部的活动轮廓展示在了社会的面前。人们看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试点活动，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运动，也不是惯常意义上的“”活动，而是一个从观念到机制全新的变革实践过程。一切工作都纳入了一个整体的框架――一个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而有序展开工作的架构。
“实践科学发展观，国土资源部门理应站在前沿”
“实践科学发展观，国土资源部门理应站在前沿。”来自国土资源部的干部认为，“因为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始终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平台上的，土地是基础，资源是前提。近些年来土地参与宏观调控的实践说明，国家的一些重大战略部署，诸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保障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供应、保护国家粮食安全等，都需要一个科学、严密、有效的土地供应保障体系和土地管理制度。只有科学的国土资源管理制度走在前头，各项科学发展措施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在国土资源部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人们也看到了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回避的逻辑悖论：资源的巨大浪费、环境的肆意破坏、贫富差距的拉大。像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80%以上，但贫困人口却占30%以上，相当一大部分人享受不到发展的成果。这些状况使全社会都在思索同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要的“发展”吗？怎样的发展才是最佳的选择？
科学发展观回答了这个命题：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显然，科学发展观，一个凝结了新一代领导集体智慧与理性的战略思想，也是对我国乃至世界发展的诠释与升华。”这位人士说，“所以，它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教条，也不是供一些专家学者把玩、论证的深不可测的理论，而是具有强烈实践意义的大政策略。只有深入贯彻落实，才能体现这个大政策略的真正意义。”
“应当说，一直以来，作为经济社会重要基础的国土资源管理，在不同层面上都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出了努力，在参与宏观调控、保障发展等方面都有显著成效。然而，一些土地管理领域的重大矛盾和问题，仍需在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指导下进一步解决，否则将成为社会发展的羁绊。”
“重在构建保障科学发展的国土资源管理新机制”
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每一个国土人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如果仅仅将试点看作是一个过场，这项行动就必然流于形式；但如果动真格的，这无疑将是一项艰巨而细致的工作，它考验着国土资源部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每个人的信心、决心和智慧。
部领导下决心要动真格的，且已经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制定了行动方案，分几个阶段部署实施。
首先，已经明确了行动目标。徐绍史指出，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央的总体要求是：统一认识、提高能力、解决问题、完善制度。按照这一要求，国土资源管理的试点目标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坚定性明显增强；落实能力进一步提高；能够切实解决国土资源管理中影响科学发展观的突出问题；保障科学发展的新机制初步形成。
其次，初步确定了试点进程的阶段，试点工作将通过准备动员、学习调研、分析检查、解决问题、完善制度、总结评价等阶段来完成。显然，试点将给国土资源工作带来全新的面貌，这是每个国土人都在期待的。
一位国土资源管理干部认为，落实科学发展观，重点在于构建保障科学发展的国土资源管理新机制。这十分迫切和非常重要，因为国土资源领域的一些突出问题已经成为科学发展的瓶颈，发展和保护、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等重大问题都落在了国土资源这个平台上。可持续发展首先是国土资源的可持续，没有这个作保障，其他目标都难以实现。你不可能在云彩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也不可能将中国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在西伯利亚，有限的国土资源既要用于发展，又要用于粮食安全，不科学管理行吗？而现有的管理机制在处理这些重大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
笔者在国土资源部《2008年工作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中看到，构建保障科学发展新机制是今年的首要任务。同时，新机制涵盖了一系列内容，包括土地、矿产资源宏观调控机制，耕地、矿产资源保护、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土地、矿产开源节流机制，科技创新和国际合作机制等。
笔者还看到，为保证新机制的科学有效，国土资源部部署了一系列国土资源重大问题的研究。包括：推进国土资源战略问题研究；国土资源重大专题滚动研究；集体土地产权研究；土地市场研究；深化征地制度改革研究；国土资源法律体系框架研究等。
“构建新机制，核心是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国土资源部执法局一位副局长认为，“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不能是消极的，更不能将保护与发展割裂开来。保护，是为了长远发展、可持续发展；但只有发展了，才能谈得上更好的保护。一些地方一提到保护，就认为阻碍了发展，其实保护是促进地方有选择的发展，实现和谐、以人为本的发展，而不是以破坏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发展。”
首先从认识与工作方案上落实“试点”要求
既然是实践活动，就需要具体行动。笔者了解到，动员会后，国土资源部先后举行了数次不同形式的座谈会和讲座，并组织开展了集中培训和分组讨论，以提高对国土资源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认识。
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认为，当前对国土资源部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发挥的作用、扮演的角色要有清醒认识。这方面，国土资源部应履行双重职能，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又是坚实推动者。
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胡存智认为，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特殊的国土资源国情，决定了国土资源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任务艰巨。所以，要从把握规律的高度，探索构建国土资源领域保障科学发展的新机制。
来自福建省国土资源厅的林依标认为，许多地方存在着重发展、轻保护，土地利用浪费、违法现象，需要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加以解决。这次参加国土资源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试点活动，一是可以将地方工作中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做法带上来，上升到理论层面，指导全国工作；二是对地方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做法，与部里的同志一起研究寻求解决办法。所以，国土资源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也必将开创地方工作新局面。
与此同时，各司局和事业单位都根据自己的业务特点，提出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工作要求。如规划司提出，立足构建宏观调控机制，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规划和计划管理；立足构建共同责任机制，促进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落实；立足构建开源节流机制，鼓励资源补充和节约利用。国家土地督察上海局提出，将围绕与上海市政府开展共建保障科学发展土地管理新机制试点，深入调研，与上海市政府签订《落实土地管理共同责任协议书》。国家土地督察南京局将联合三省土地规划院开展土地违法违规成因对策课题研究。
落实科学发展观，听听专家怎么说
国土资源管理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业内专家寄予了较高的期望。
中国土地学会办公室副主任许坚博士认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要促使地方政府担负起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的双重责任。
他认为，熟悉世界经济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先发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等，早期经济是在社会的推动下快速发展的。与此不同，后发国家，比如德国、日本、前苏联等，前期经济快速发展靠的不是社会推动，而是政府推动。
依靠政府的力量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说是战后新兴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腾飞的普遍经验。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30年，一条基本经验是地方政府贯彻中央精神，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积极发展当地经济。
但是，在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耕地减少，说明政府推动经济的模式是一把双刃剑，有模式效益也有模式成本。
根据十七大精神，今后一段时间我国还将继续采用政府推动发展模式。所以，必须注意到，在继续赋予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责任的同时，也必须赋予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责任。无论是省政府，还是市县政府、乡（镇）政府，包括村委会（村委会虽然不是一级政府，但具有很实在的行政权力），都应该担负起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的双重责任。
国土资源管理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如何推动各方面同时担负起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的双重责任。如此，才能有效降低政府推动经济的模式成本，从而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向前发展。
首都经贸大学洪亚敏教授认为，落实科学发展观，重点要处理好行政干预与土地市场的关系。对城镇建设用地的利用现状稍加审视即可发现，土地闲置、粗放、低效利用较为严重的，多为市场机制尚未发生作用或作用不充分，以及政府过度干预的地类。如政府行政机关用地、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城市公共设施用地、科教文卫事业用地，以及部分所谓的高新技术企业用地等。
按照现行供地政策，这些绝大部分属于划拨供地范畴，亦有一些则是地方政府实施产业优惠供地政策的对象。这些土地不仅相当一部分被闲置或低效利用，而且其中一些已然自行转化用途后入市经营，成为谋取高额收益的手段，而且成为部分群体钻漏、寻租、牟利的公开途径，严重损害了市场经济秩序与社会行为规则。显然，这里的重要问题是能否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K87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5-0125-09
中国有很多石窟，著名的如甘肃敦煌石窟、山西云冈石窟和河南龙门石窟等，但是它们处在中原地区，反映的主要是中原汉族文化的成就，唯有龟兹石窟处于古代西域地区，反映的主要是古代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就，即龟兹民族的文化成就。而龟兹民族只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9世纪，以后就在历史中消失了。这么一个神秘的民族留给我们的是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龟兹石窟。因此，研究龟兹石窟文化不仅仅是为了认识在古代新疆历史上曾经创造过灿烂文明的龟兹民族，更是为了更好地、更正确地认识今天新疆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根源。有鉴于此，龟兹石窟文化的研究就具有了更新、更重要的意义，使我们能够用历史的事实来驳斥民族分裂主义的谬论。
一、龟兹石窟研究表明，从公元前1世纪
起，新疆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
版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政府建立西域都护府来管辖包括龟兹等西域地区的军事、政治事务。第一任都护郑吉为会稽（今江苏苏州）人，曾多次随从出使西域，对西域事务比较熟悉。宣帝时，他担任侍郎一职。作为宫廷的近侍，他深得宣帝的信任。后西域有事，被派赴渠犁（今新疆尉犁西）屯田，不久，他率领士卒攻破不服管辖的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晋职为卫司马。由于他熟悉西域政务，又建有军功，故被委派为第一任西域都护，封安远侯。
从郑吉开始，西汉中央政府派赴管理西域各国政务的西域都护共有18人，其中政绩突出的有郑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建、但钦、李崇等人。如都护李崇的官印“李崇之印”于20世纪70年代在新疆沙雅县裕勒都司巴克被发现。其印呈方形，龟纽铜质，阴刻篆书。
到东汉时，东汉中央政府继续沿袭前朝的建制，设置西域都护来管辖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各国的政务。当时政绩比较突出的都护有陈睦、班超、任尚、段禧等，这些人的事迹在《汉书》中都有记述。
西域都护的政治地位很高。《通志卷五十七 职官七》中说：“比二千石，月百斛，西域都护。”二千石是汉朝政府中郡守一职的俸禄标准。汉朝的行政区划实行郡县制，郡是地方行政中的最高机构，直属中央管辖。可见当时汉朝中央政府是把西域地区作为郡一级的行政机构来看待的。所以西域都护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一个郡守。西域都护又经常“加衔”为骑都尉。《通典卷三十二 职官十四》中说：“汉宣帝地节二年初，置西域都护为加官也，或以骑都尉谏议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骑都尉在汉朝是对最高武官的称谓，所以西域都护“加衔”骑都尉一事，说明他是汉朝中央政府派遣在西域的最高军事长官，他不仅掌管派遣在西域的屯田戍兵，而且有权指挥和调遣西域地区的各族军队。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天凤（西汉末年王莽的年号）三年，乃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戍巳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骏等将莎车、龟兹兵七千余人，分为数部入焉耆。”可见当时西域都护李崇等人指挥的就有西域国家莎车、龟兹的军队。
西域都护的办事机构叫西域都护府，西汉时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策大雅镇），东汉时即设在龟兹国的都城延城（今新疆库车县城中），所以说，从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中央政府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始，龟兹等西域地区已经在西汉王朝的管辖之下。
西域都护府自建立之日起，一直把维护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统一作为一项最重要的中心任务，他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工作。（1）认真贯彻执行汉朝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汉书卷七》中说：“（郑）吉于是中西域而立幕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讨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2）输入先进的中原地区生产技术，帮助西域地区在经济与生产技术上同中原地区接轨。古代龟兹在农业生产上技术落后，首先是缺乏金属生产工具。《汉书西域传》中记汉武帝时，搜粟都尉桑弘羊曾提及轮台、渠犁“旁国少锥刀”；其次是不知牛耕。《洛阳伽蓝记》卷五中记载，说到西域地区在公元6世纪初甚至还“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这些落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汪宁生先生说：“在注宾河（今流经库车、轮台的库鲁克河）上，为了引水灌溉，还出现了一个拦河坝，这是屯田将领索励组织焉耆、龟兹、鄯善三地军民共同兴建的。”[1]故而上面提到的沙雅县长达100多公里的汉代沟渠遗址至今仍被当地维吾尔族农民称之为“汉人渠”。（3）代表汉朝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直接任命、册封西域各级地方行政长官，即《汉书西域传》中所说的“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绥。”在沙雅县于什格提遗址曾发现一枚“汉归义羌长”印，铜质篆文卧羊纽。这是汉朝中央政府颁给当时在此地为官的羌族某个酋长的官印，说明这个羌族酋长就是当时汉朝中央政府任命的一个地方行政长官。
所以，“自从西汉设立都护府管理西域之后，西域地区和内地即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汉朝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十分重视，除通过都护府的呈报随时了解西域各地情况外，还经常派遣中央官吏——都吏巡行，以了解和督察西域地区的政务。新疆出土的汉简中，即有汉朝中央政府派遣都吏葛卿出巡西域的简文。”“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西域一些地区，特别是今东疆地区的城郭诸国的地方基层组织，采取了同汉时中原地区一样的乡里制度。乡有‘三老’，里设里正等。从罗布淖尔出土的汉简中，即有‘庚戌旦出坐西传日出时三老来坐食时旧舍’的简文，就是证明。”[2]（P323）
总之，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而使历史上称为西域的新疆地区，从此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由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所证明了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铁证如山的。在龟兹石窟中，我们可以用很多材料来有力地证明这一观点。
在库车县的阿艾石窟中，其侧壁最外处有这样一条汉文题记：“清信仏弟子行官年五月十五日拜。”那么题记中的“行官”条作如下解释：“唐制，节镇、州、府皆有牙官、行官，牙官给牙前驱使，行官受差遣至各地公干。”《资治通鉴》卷216有唐天宝六年（公元747年）的如下记载：“（王）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副都护京兆程千里、押牙毕琛及王滔等”，胡三省宋元之间的史学家，先后撰成《资治通鉴广注》九十七篇和论十篇，对《资治通鉴》全书作了校勘、解释、考证，并对史事有所评论，在古史学上很有价值作注曰：“押牙者尽管节度使衙内之事。行官主将命往来京师及邻道及巡内郡县。”这清楚地说明，牙官是搞内勤的，而行官是跑外勤的。那么，唐朝的行官为什么出现在龟兹呢？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曾在克孜尔石窟获得一件文书，名为《唐建中五年（公元784年）孔目司贴》，这是唐安西都护府的官方文书，其中有多处记载行官段俊俊、薛崇俊、高崇辿、赵壁等人。因为当时唐朝中央政府建立的安西都护府已管辖着几乎整个西域地区的政务，那么汉族行官在龟兹地区行使是很自然的了。
龟兹石窟中出现的“行官”或“行官道场”，反映了当时唐朝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已经覆盖到包括龟兹在内的整个西域地区。
日本人香川默识在其所编之《西域考古图谱》中曾记述了当年日本“探险队”在库木吐拉石窟中盗窃所得的一块壁画上有“大唐 （庄）严寺上座四镇都统律师道”的题记。按“都统”一职在《辞源》中释义如下：“官名，晋太元中，前秦苻坚兴兵侵晋，征富家子弟二十以下者共三万余骑，命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都统官名始于此。唐乾元（萧宗年号）元年置都统，后又置诸道行营都统，掌征伐，兵罢则省。”由上可见，“都统”是一名武官。而“律师”则是对善于背诵、讲解佛教律藏的僧人的尊称。那么从库木吐拉石窟壁画题记中的“四镇都统律师”作整句分析：“四镇”指唐时安西大都护府所辖的龟兹、毗沙、疏勒和焉耆等四个都督府，称为四镇。《唐书·兵志》中说：“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这是一个军事单位，“都统”就是它的最高军事长官。“四镇都统”应是率领龟兹等四个都督府所有兵马的最高长官。但是“都统”怎么又跟“律师”连在一起呢？可能库木吐拉石窟壁画题记中的这位“都统律师道”是参加唐朝中央政府在西域地区军事行动的一位武僧，由于军功攫升为“都统”，又因为是一位有佛学才能的高僧，故委任他为管理四镇辖下所有佛寺和僧尼的一名僧官。而僧官一职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高僧传》卷六中记载：后秦时，“秦主敕选道劼法，师为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掌僧录。”并记“僧正秩同侍中。”在中原的汉唐时，“侍中”是皇帝的近臣，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很有权势。在历史上，僧官之名多有变迁，除僧正外，还有僧立、沙门统、昭玄统、左僧录、右僧录等，但从未见“都统律师”之名，这大概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僧官名录中的一个创新吧。不管怎样，这位“四镇都统律师”应是由唐朝政府册封的掌管安西四镇佛教事务的一名僧官，也就是说当时四镇之内的佛教事务统统由唐朝政府派出的官吏进行管理。
在库木吐拉石窟的题字中出现了很多汉寺的名称，45号石窟有“大宝寺”，沟口第七号窟有“金沙寺”，49号窟亦有“金沙寺”，《西域考古图谱》上卷刊布的日本大谷“探险队”从库木吐拉石窟割走的唐代壁画汉文榜题中有“楞严寺”，而《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记龟兹有“大云寺”、“龙兴寺”等。这里所谓的寺很可能是库木吐拉石窟中的某一个窟。因为在中原地区就有把石窟称作寺的做法。比如当年武则天捐助脂粉钱两万贯在龙门山镌石凿造的供奉高达1714米的卢舍那佛像的奉先寺，就是今天龙门石窟中的大像窟。武则天还特在敦煌镌造了一尊高达33米的弥勒佛像，即《莫高窟记》中的“北大象”，今天的敦煌石窟第96号窟。据刘进宝先生的考证：“这个窟（指96号窟）大概就是敦煌写本中提到的‘大云寺’。”[4]（P37）所以说，文献中所记的龟兹地区的汉寺实际上就是龟兹石窟中的一个窟，难怪马世长先生也说：“有金沙寺一例为证。该寺的确切位置，现在尚不能断定，它可能在库木吐拉附近寺院遗迹中的某处，也可能是某个汉风洞窟的名称。”[5]（P323）
为什么在龟兹地区有那么多佛寺呢？这和当时龟兹的政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册府元龟卷九九一》中记载：“（唐高宗显庆）三年正月，立龟兹王布失毕之子白素稽为龟兹王……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又拜白素稽为都督，以统其众。又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国。”这条史料明确地说明这时的龟兹已成为唐朝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单位了。接着到武则天的“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6]唐王朝到武则天掌权，佛教十分兴盛。武则天自诩为弥勒佛转世，并策动僧人怀义、明法等人献《大云经》以验证，还下令于全国各州府及京都地区建立大云寺，寺中各藏《大云经》一本。[7]于是，上面一个号令，下面各地方州府纷纷响应，这样就到处建起了“大云寺”，甘肃敦煌有大云寺，河南龙门也有大云寺。作为安西都护府治下的一个府，龟兹自然不能例外，也建起了大云寺。所以龟兹地区建立的一些汉寺，如龙兴寺、大宝寺、金沙寺、楞严寺等，都是唐朝的中央政府教化普及的成果。
此外，龟兹地区曾出土过大量中原钱币，记得我在克孜尔千佛洞文保管所工作的时候，在洞窟前的流沙中时不时发现一枚“五铢钱”。对于此类“五铢钱”，有的学者说这是“龟兹五铢”，是古代龟兹人铸造的。我不同意此类看法，我认为在龟兹地区发现的“五铢钱”是“中原五铢”，是在中原地区铸造的。据《辞海》“五铢”条解释：“中国古铜币名。钱重五铢，上有‘五铢’二篆字，故名。最初铸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止。但旧五铢继续在民间流通。五铢是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流通最久的钱币。”根据该词条上的图示，“五铢”的“五”写成字，这是汉篆的写法，而我亲自见过的三枚出自克孜尔石窟89-3号窟的“五铢钱”，“铢”字隐约可辨，“五”字写成形，因此明显是中原的“五铢钱”。
除“五铢钱”外，克孜尔石窟的36号窟、98号窟、新1号窟等处还发现过唐“大历元宝”钱，共六枚。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出土过“大历元宝”钱。20世纪初来库车地区“探险”的法国人伯希和曾在该地出土过“大历元宝”16枚、“建中通宝”32枚。同时期的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橘瑞超等也都在库车地区出土过数量较多的“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而库车县文管所则收藏有30多枚“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特别要指出的是1992年5月中旬在新和县（属龟兹地区）城东北部一垃圾堆发现过三千余枚“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钱币。据王永生先生的记述：“1981年5月在焉耆通往为库车路边的兰城子唐遗址中，出土一藏钱陶罐，内装钱币约五六公斤，处于好奇，要了8枚，其中‘开元通宝’1枚”。[8]（P565） 在五六公斤重的藏钱罐中，王永生先生只要了8枚，却全是中原钱币。可见当时龟兹地区不仅中原钱币流行很广，而且已作为一种保值的储藏手段了。
从龟兹地区大量中原钱币流行情况来看，这显然不是少数几个中原商人或游方僧尼在龟兹地区活动所能造成的结果，而应该是中原钱币在当时的龟兹地方已经作为官方货币流行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王永生先生说：“库车古称龟兹，唐代又称安西，是唐朝经营西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历年出土发现完全集中于这一地区，这说明它们应该是在库车地区铸造的……即是唐安西都护府在当地铸造发行的。”[8]（P566） 因此，汉唐时期中原钱币在龟兹地区作为官方钱币大量流行的事实，也说明当时的龟兹地区以及整个西域地区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二、龟兹石窟研究表明，新疆不是哪个
民族的新疆，而是历史上存在过的
许多不同民族组成的共同家园在龟兹石窟的壁画或题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古代龟兹地区曾有许多不同种族的居民在此地生活和劳动。
克孜尔石窟第212号窟左侧壁上部有一幅“亿耳因缘故事画”，长692米，宽07米。在这幅画内发现了一行用龟兹文书写的文字，大意是：画家鲁玛卡玛来自叙利亚，他作完这幅画后，画了彩色圆圈，作为这幅画的标志。从译文的语气看，题记并非是画家本人的手笔，而是由一位熟悉情况的后人题镌，以此表达对画家的垂念。[9]（P255）而德国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在《古代库车》一书中也提到有叙利亚和耶稣圣地的画家在克孜尔石窟作画之事。可见，当时确实有一些操着伊朗语的白人在龟兹地区居住工作。
此外，日本人羽溪了谛在《西域佛教之研究》一文中说：“他们（指覩货罗人）居住的地方不仅限于赫色勒（即克孜尔），广延到塔里木盆地北边一代诸地。勒霍（Le Coq）在这地方探查研究的报告，末了说：……到公元8世纪中叶，在古代库车、喀喇沙尔或者到吐鲁番止，都被覩货罗人所侵略，他们占有诸地。”[10]（P63）
按“覩货罗”为中亚古国，《隋书》、《北史》、《唐书》，称“吐火罗”，其地在今之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间，即今之阿富汗北部。吐火罗人是一种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的白种人。他们在龟兹地区的活动，通过交往和联姻，使龟兹居民的血统中增加了白色人种的成分，难怪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古代的龟兹居民是白种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写的《新疆简史》第一册中说：“随着佛教等宗教的传入及商业交往的日趋频繁，葱岭西操印欧语的居民越来越多地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吐鲁番盆地定居下来，使这一带的民族构成增添了新的成分。考古发现的属于古代印欧语系的语言和书写这些语言的文字，应该主要就是他们的遗留；壁画雕塑中出现的白种人形象也应该主要就是这些人的形象在艺术上的反映。”[11]（P18）这样，白种人在新疆民族历史的形成中确实占有重要地位。
在克孜尔石窟第95号窟正壁有可辨认的岩画94幅，基本以马、鹿、羊、牧人骑马和射箭等形象为主。[12]（P159）为了明确这些岩画的制作年代，我查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写的《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但是在95号窟的说明上没有注释该窟的时代背景，只是在题记一中注出：“西壁中部有了横列刻写的婆罗谜文字。”据周连宽先生的考证：“从4世纪起，龟兹人民已开始借用婆罗谜字，以表达本地的语言，于是逐渐形成了所谓‘乙种方言（龟兹语）’的文字。4世纪末已有僧徒用这种文字翻译佛经。”[13]（P61）可见在克孜尔石窟第95号窟中刻画这些岩画的人很可能是古代的龟兹牧民，这就是他们所留下的物证。
克孜尔石窟第131号窟正壁刻画有马、驼、鹿、羊、禽鸟、人和人骑马、驼的形象。马的身体瘦健，头部较小，颈部披满长长的鬃毛；驼皆双峰，背部载物或人；鹿的头部很小，双角粗大，生出排叉，四肢修长，劲健有力；羊的数量较多，皆有大角，尾短而上翘；禽鸟可辨认的仅两只；人物较复杂，共有6个，其中4个站立，1个伸双臂，有尾饰，另一个手臂有动作但不清，有尾饰。吴焯先生对这幅岩画做断代时说：“对比最近在新疆且末昆仑山脉莫勒恰河出山口发现的岩画，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如动物中大角羊和鹿的形象，二者完全一样；且末岩画中的人物亦有尾饰，尾饰的装饰方法和形式也基本一致。据称且末昆仑山麓的岩画是古代羌人的作品，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千年，还可以研究，但它属于古代羌人的作品这一点，基本是可信。”[14]
其实，羌人在龟兹地区出现的时间比较早。在今拜城县黑英山乡喀拉达格山的岩壁上保存的东汉时期的刻石《刘平国作列亭诵》中，记录着当年在此劈山开石的劳工中就有万阿羌、程阿羌两人，此两人应是古代羌族人无疑，因为“两汉时期，河西、新疆地区，取名‘羌’‘羌女’等，均为羌族。”[15]
在我国的古文献中也大量地记载着羌人居住在西域各地的情况。《汉书·西域传》中说道，楼兰东南有若羌、于阗，南有若羌、西夜、蒲类、伊耐、无雷，“其中类羌氏行国”，可见羌人居住之广。这一切都说明古代新疆居住有羌人，他们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劳动，共同生活，为古代新疆的繁荣做出过贡献。
在龟兹石窟中，我们看到了古代汉人曾经大量地、频繁地在这里活动所留下的痕迹。光在克孜尔石窟就有一批窟中留有汉文题记：有汉族僧人留下的，有汉族百姓留下的，有汉族官员留下的，如第105号窟的“官王进”。其中最早的有105号窟的“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四月十四日”，有220号窟的“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十一”，有220号窟“大历（公元766—779年）四月”，有222号窟的“贞元十年（公元794年）”。
而在库木吐拉石窟则存在着一批汉风洞窟。这是指在壁画题材内容、布局构图、人物造型、装饰纹样、绘图技法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中原地区的汉族佛教艺术的风格，或受到中原佛教艺术强烈影响的洞窟。[5]（P287）初步统计，此类汉风洞窟约有24个之多，这些汉风洞窟共同存在着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经变画的出现。经变画是唐代以来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一种宗教绘画的表现。库木吐拉石窟壁画中的经变画，其构图形式与中原汉族地区完全一样，经变画中的人物形象、建筑、装饰等与中原地区流行的同类壁画如出一辙，加之这些经变画中多标有汉文榜题，一望便知是出于汉族画工的手笔。二是尊像图的出现。这些尊像图大多是佛与菩相间成组次地出现，形象完全是汉族式样，像旁也标有汉文榜题。三是观世音菩萨像的出现。观世音菩萨是汉化佛教的代表人物，它能救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苦难，它不厌弃任何人，不分贵贱贤愚，只要念观世音的名号就能得救。这是中原汉人最崇拜的佛教神仙，她也出现在库木吐拉石窟壁画之中。四是汉化的装饰纹样的出现。如汉式朵云图案，这是中原汉族画工用来表现天上景观的，在汉化绘画中又称为行云、祥云，成为中原地区绘画中衬托天空天景的一种常见的纹样，如今也被用到了库木吐拉石窟的壁画中。五是汉式供养人像的出现。如库木吐拉石窟第46-1号窟壁画中残存的四身女供养人像，她们束髪于顶，绕成一髻，坠向脑后，额头上方的头发中，横插一木梳。衣服宽博、交领。左手握拳，似擎一花。供养人像前有竖写的长条汉文榜题：第一身为“赵什四”，第二身缺，第三身为“新”，第四身为“宝妹梁 宝妹”。供养人的服饰、发型和插梳装饰完全是汉式，题名中的“赵什四”、“宝妹梁”也应是汉人。
那么，为什么在库木吐拉石窟中会出现如此众多的汉风洞窟呢？这与当时的龟兹与唐朝中央政府之间十分密切的政治、文化联系相关。据史书记载，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军击退西突厥，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兼统焉耆、于阗、疏勒，谓之四镇。唐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唐军又大破吐蕃，克四镇，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并派汉兵、官吏，还有大量来自中原的僧人和商人，他们巡礼佛教石窟而留下的汉文题记和题名数量极多，不下数百。除已经介绍过的克孜尔石窟外，库木吐拉石窟中就有“建中六年”、“大顺五年”等年号。“大顺五年”（即乾宁元年，公元894年）已是唐代末年的纪年了，可见汉人在龟兹地区活动时间之长，特别是有些汉僧就在龟兹居住下来，建造寺庙，在当地安居传教了。
综上所述，龟兹石窟就是一座历史纪念碑，上面明明白白地记录着新疆历史上存在过的多个民族在龟兹以及新疆土地的活动情况，他们与龟兹以及新疆人民在一起，共同开发与耕耘了这片土地，共同在这片土地上创立了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龟兹文明以及西域文明，为古代新疆的开拓与繁荣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我国多民族的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三、 龟兹石窟研究表明，佛教文化先于
伊斯兰教文化传入新疆公元4世纪时，中原的僧人僧纯、昙充等游学龟兹归来，称述龟兹佛教盛行，说到彼处王欣寺有青年沙门鸠摩罗什，才智过人，明大乘学。时高僧释道安正好在长安，听到罗什在西域有这样高的声誉，就请当时前秦王朝统治者苻坚迎他来中原。但此事几经波折，二十余年后才得以成行。当时长安的统治者已是后秦王朝的姚兴。鸠摩罗什到长安时，年已五十八岁，姚兴对他十分器重，待以国师之礼。很多宗室显贵如姚旻、姚嵩、姚显、姚泓等，都信奉佛法，尽力维护，公卿以下莫不归心。后来他应姚兴之请，住逍遥国西明阁，开始译经。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他先后译经35部，294卷。著名的佛学家任继愈先生在总结鸠摩罗什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贡献时说：“鸠摩罗什在中国佛教史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极为深远。”他把之归结为五点：（1）从鸠摩罗什开始，佛教译经正式被作为封建国家的宗教文化事业，由国家提供资金，组织人力；（2）鸠摩罗什译的佛教典籍，对中国佛教的宗教哲学和教义的形成有极大影响，后来的中国佛教学派和宗派所依据的重要经典，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翻译成汉文的；（3）由于鸠摩罗什的影响，后秦王朝首先创立僧尼管理机构，历北魏至隋朝，形成中国封建社会比较完备的僧官制度；（4）参与鸠摩罗什译经的弟子达500～800人，从他受学、听法的弟子多至两三千人，他们分布于大江南北，对南北朝时中国佛教学派的形成有直接影响；（5）鸠摩罗什的译经传教，既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也对当时我国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16]
从鸠摩罗什的一生业绩可以看出当时的佛教文化不仅在龟兹地区已十分繁荣，而且在整个西域地区各民族文化中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还强烈地影响中原文化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一）公元4世纪前后龟兹佛教文化的高度发达与繁荣
据统计，从公元3世纪起，龟兹的佛教徒去中原传教译经者已不绝于途，不仅有一般的沙门，还有王族的子弟和虔诚的居民。佛典《开元释教录》卷二中记载：“沙门白延，西域人也，才明盖世，深解逾论，以高贵乡公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戊寅，游化洛阳，止白马寺，出无量清净等经五部。”又据同一佛典卷第二记载：晋惠帝（公元291～306年）时，沙门帛法祖译出惟逮菩萨经一卷。由于白（帛）姓为龟兹的国姓，所以白（帛）姓的佛教人士应该都来自龟兹。
可以想见，当时的龟兹能够派出大量僧徒往中原传教，足见其佛教的信仰已经根深蒂固，佛教在龟兹已经十分兴旺发达了。《晋书·四夷传》说龟兹有“佛塔庙千所”，而梁《高僧传》中说鸠摩罗什时龟兹有僧尼一万人。《汉书·西域传》中记龟兹有“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虽然《汉书·西域传》中说的是公元1世纪时的龟兹人口，到公元4世纪，经过三百年多的发展，龟兹的人口必然有所增加，至于增加到什么程度则无史料可循。
而据季羡林先生的研究，明朝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中记载着一个印度僧人锁喃嚷结来中国传教的事，他在路过龟兹时是这样写的：“王号木文毱多。宫殿整齐，人民男妇赤色。敬重三宝。”季羡林先生说：“推锁喃嚷结天竺之行，约在明代万历年间，或在天启初年（那已经是公元16世纪末17世纪初了），龟兹佛教文化流传时间之长可见一斑了。”[17]
正是龟兹佛教的兴盛才造就了龟兹石窟的繁荣。目前，在古龟兹地区尚保存着佛教石窟遗址9处，现存洞窟573个。这么大规模的石窟建筑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都反映了龟兹地区人民的雄厚经济实力和佛教文化的巨大吸引力。
在龟兹石窟建筑的延续时间上，最早的数克孜尔石窟，其第118号石窟约建于公元3世纪，[18]相当于中原的东汉末年或魏晋时期。最晚的数库木吐拉石窟，其第79号窟约建于公元10～11世纪，[5]（P329）相当于中原的宋朝时期。也就是说，龟兹石窟持续存在了九百年，创造了佛教文化史上的奇迹。
（二）在古代西域地区佛教文化曾经传遍了天山南北和葱岭内外
仅根据成书于公元4世纪的《高僧法显传》、《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和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古代西域各地佛教文化的传播情况就充分地反映出整个古代西域地区佛教文化繁荣昌盛的概况。与此相应的是现在新疆各地都保存着一批佛教遗迹。以佛教石窟为例，吐鲁番地区现保存着雅尔崖石窟、吐峪沟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和胜金口石窟，共有洞窟165个，还遗留着大量古代精美的佛教壁画和塑像；焉耆地区有西克辛石窟，保存洞窟12个，而霍拉山沟南北的石窟中则保存着大量古代的佛教文物，光佛头就有80余件。另据考古发掘，在和田地区有著名的热大寺，寺中有高塔，寺院的壁上塑着40余尊彩色的佛和菩萨像，北墙上还绘有一组壁画，画出佛、比丘、供养人的图像；在若羌地区有三座佛寺和八处佛塔的遗址，佛寺的壁龛上塑有佛像和天王像；在吉木萨尔地区有回鹘王朝时的佛寺遗迹。寺内塑有一尊九米长的涅槃佛像，涅槃佛在侧而卧，神态安详。还有二十余尊佛、菩萨、罗汉、天王等塑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形象地看到，在古代西域地区佛教文化在整个地区的意识形态中确实占有主导地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与佛教文化存在的同时，当时还存在着其他的宗教文化，如摩尼教、拜火教、基督教等文化。
古籍《酉阳杂俎》中记载：“龟兹国，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斗畜的风俗，是拜火教萨迪火节的遗俗。[19]（P71）而日本人羽田亨所著《西域文化史》中也记载着：“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所获文书中有唐光启元年书写的沙州（今甘肃敦煌）、伊州（今新疆哈密）地方的地方志残卷中有关于哈密地区的火祅庙记有‘火祅庙中，有素书形象无数。’这里的‘素书’为‘素画’的误写。‘素画’指彩画塑像。”根据上述记载，可见古代西域地区存在过拜火教文化。
摩尼教本来是波斯地区流行的宗教，后来遭到统治者的打击，教主摩尼被处死，教徒纷纷外逃，大概在公元5—6世纪时传入西域地区的北庭、高昌、焉耆、龟兹、喀什噶尔等地。《隋书·音乐志》中记载的龟兹乐中的《善善摩尼》就是一首摩尼教赞美诗。古代龟兹语文献中还发现了《摩尼赞美诗》残卷。据薛宗正先生说，摩尼教早在隋朝就已传入龟兹。
基督教约于公元6世纪初传入西域，唐时已在西域各地流传。日本人羽田亨在《西域文化史》中说道，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附近一小寺院的废址中发现有关基督最后进入耶路撒冷城，即“圣枝节”（Palm-Sunday）情景的壁画断片以及与此有关的别的断片。还说：绢画的小断片上残有持十字杖的坐像的一部分，应为基督教绘画，也发现于高昌。而据薛宗正先生说：“13世纪穆斯林作家卡兹维尼（Kazwini）记载库车及其附近的拜城等地有基督徒在那里定居生活。他还说：‘有迹象表明，当时的佛教、摩尼教与景教（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之间是和平共处的，相互矛盾不大。其中佛教仍然占主导地位。”[19]（P82）
所以，古代新疆文明就是在以佛教文化为主导的融合其他多种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创造出来的，而伊斯兰教文化在古代西域地区是一种晚来的宗教文化。
维吾尔在隋朝时称韦纥，在唐朝时称回纥，又称回鹘，原居住地在漠北，建有强大的回鹘汗国，但由于长期与吐蕃征战，国势逐渐衰落，后来漠北强邻黠戛斯人乘机进攻，烧毁了回鹘国都喀喇巴拉噶逊城。失去国家和土地的回鹘人纷纷向西四处逃散，有一部分人来到了天山南麓的龟兹地区，后来历史上称之为龟兹回鹘。这些事都发生在公元9世纪中叶，从此龟兹的历史进入了回鹘时期。
回鹘人在漠北时期信仰萨满教。萨满教崇信自然灵力，以天为上界，诸神所居；以地为中界，人类所居；地狱为下界，恶魔所居。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有四名摩尼教传教士来到回鹘国，并获得了回鹘大汗的信赖，允许其在国内传教。《佛祖统记》卷41中记：“（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迴（回）纥遣使同摩尼伪人来朝”《旧唐书》卷195中记：“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十二月二日，宴归国回纥摩尼八人，令至中书省见宰官。先是，回鹘请和亲，宪宗使有司计之，礼赞约五百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以摩尼为回鹘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可见此时摩尼教在回鹘国内已很是流行了。到回鹘人西迁到西域后，除信奉原先的萨满教、摩尼教外，同时也信奉基督教的一派——景教。《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中说：“九月二日，西行四日，迭屑头目来迎。”据俄国人伯雷狄斯考释：迭屑乃波斯文tersa之译音，波斯人称基督教徒为迭屑。[20]（P469）刘义棠先生说：“唐末回鹘西迁后，除信奉其原先之摩尼教外，同时亦信奉景教。”
回鹘人于公元9世纪中叶西迁到龟兹定居以后，就和那里的居民生活在一起。由于龟兹人信奉佛教，回鹘人在长期接触以后也逐渐信奉起佛教。这些都在龟兹石窟中有明显的反映。如库木吐拉石窟第79号窟被称为“回鹘窟”，因为这个洞窟是由当时居住在龟兹的回鹘贵族建造的，窟内的壁画中绘出了好几个回鹘供养人的形象。这是一个在龟兹回鹘时期由回鹘人开凿和供养的一个佛教石窟。在库木吐拉石窟群中这类被称为“回鹘窟”的佛教石窟还有第75号窟，汉文榜题中有“骨禄”、“思力”的回鹘人名字，而第70号窟中则留有回鹘文的题记。
所以说，维吾尔族人民在历史上信仰过多种宗教，伊斯兰教只是其众多信仰中的一种信仰而已。
大约在公元8世纪初，伊斯兰教因阿拉伯帝国势力的东扩而传入中亚地区。公元10世纪在葱岭西部出现了一个由回鹘人和突厥人葛逻禄部共同建立的一个政权称喀拉汗王朝，最强盛时期其领土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七河流域、河中地以及今新疆西部，政治文化中心在八拉沙衮（唐碎叶故域东）和喀什噶尔。这是新疆历史上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王朝。这时西域的基本形势是容纳多元宗教的高昌回鹘，传统的佛教国于阗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喀拉汗王朝鼎足三分。但是，正如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佛教几乎是以和平方式传播的，而且在流布地区遇有土著民族的宗教和哲学时，也总能毫不勉强地与之和平共处下来，像佛教与中国的道教、儒教与日本的神道，都能协调共存而形成了当地的生活模式。相反，基督教和其姊妹宗教伊斯兰教一样，是排他性的，在多数情况下是靠暴力强制推广的。”[21]于是在西域就出现一场伊斯兰教讨伐佛教的战争。信奉伊斯兰教的喀拉汗王朝与信奉佛教的于阗国之间爆发了被称为“圣战”或“护法战争”的宗教冲突，双方对抗了40年，结果以于阗国的失败告终。这已经是公元1001年了。这样，伊斯兰教初步由今喀什噶尔推进到了和田，而与继续信仰佛教的龟兹、焉耆、高昌三国形成佛教与伊斯兰教东西对峙的历史格局。
公元14世纪时，蒙古族察合台汗国首领秃黑帖木儿改信伊斯兰教，并利用伊斯兰教的“圣战”口号进行武力扩张，征服了龟兹，强迫当地人改变信仰，到处捣毁佛寺、佛像，迫害佛教僧侣，引起当地万余名佛教徒的反抗，遭到统治者的残暴镇压，著名的古龟兹佛寺、石窟寺如昭怙厘大寺、克孜尔、库木吐拉等石窟的毁坏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但是据明朝旅行家陈诚在其所著的《西域行程记》中谈道，公元15世纪上半叶，吐鲁番等地仍有佛教信仰，只是已在衰微之中。到公元15世纪后半叶，吐鲁番等地才改奉伊斯兰教。而新疆之维吾尔族人民完全皈依伊斯兰教应在公元16世纪时。刘义棠先生说：“目前，维吾尔族人仍为单一伊斯兰教信仰者，其习俗，虽不无夹杂教外之遗风，然其整体而言，则仍为伊斯兰教文明也。”[20]（P515）这说明世界上没有一种纯之又纯的文化，古代新疆文明就是由多种宗教文化融合、交汇而成的。
（三）龟兹的佛教文化曾经强烈地影响了古代中国的文化发展
1.开创了中国佛教石窟文化的先河
中国的佛教石窟数量众多，分布甚广。但是我们如果作一个深入思考，就会发现那些分布在甘肃、山西、河南、四川等地的石窟都是发轫于龟兹石窟。这有三个原因：首先，龟兹石窟是古代西域地区的最大一处石窟群。尽管在古代疏勒、于阗等地也曾建有一些石窟但数量极少，其影响和价值决不能与龟兹石窟同日而语。其次，佛教是由印度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先是传入到龟兹。而龟兹最早的一批石窟开凿于公元2到3世纪，中原地区最早的石窟则开凿于公元4世纪，在时间上是晚于龟兹石窟的。可以说，中国的佛教石窟文化滥觞于龟兹。当然，这只是从历史角度来说的。再次，中原石窟文化以龟兹的石窟文化为嚆矢。比如说，在石窟建筑上，中心方柱支提窟这种窟形被称为“龟兹窟”，因为它不同于印度的支提窟的原型而有所发展变化。而敦煌莫高窟第19号窟、西千佛洞第4号窟也都为中心柱型支提窟，与“龟兹窟”十分相似，显然是模仿而成的。在石窟壁画的内容和风格上，龟兹与中原地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显示着相互之间的继承关系。季羡林先生曾说：“佛教传入中国，最初基本上是由印度或西域一些小国的高僧来华传教……而实现的”。[17]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龟兹佛教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
2.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
在佛教传入以前，我国尚没有一个全民族信仰或者拥有众多信徒的宗教，人民精神生活中的主要信仰是祖先崇拜。《尚书·盘庚上》说：“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这是说，要领先公先王的庇佑而发达兴旺，因此对祖先的祭祀极为重视，事无大小，均用占卜，求告于祖先。以上说的是商代，到了周代则发展成宗法制度。据《说文解字》释：“宗，祖庙也；从‘宀’，从‘示’；‘宀’是屋宇，‘示’是神主，其本义是宗庙。”这是说周人有共同的祖先与宗庙，有特定的祭祀仪式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至今，黄帝仍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年年清明节都要在陕西黄陵县祭拜黄帝陵，就是这种祖先崇拜的痕迹。
但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创造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大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心理状态，丰富了中国艺术的传统形式。在魏晋南北朝以后，无论是文学、绘画、音乐、舞蹈以至于工艺美术，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影响。特别是雕塑，从魏晋南北朝直到清代，在地面上保存下来的作品属于佛教系统的几乎占绝大部分。
3.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容
从建筑艺术上来讲，我国古代建筑一开始就不是以单一的独立个体建筑物为目标，而是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的。它重视的是各个建筑物之间的平面整体的有机安排。《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谓。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可见中国古代建筑是以平面基础，是在平面上展开的。
佛教传入后，受龟兹石窟建筑的影响，中原地区出现了一些向外发展的立体形建筑物。如敦煌莫高窟是沿着岩壁向高处立体地一层又一层地开凿的。先开凿最低一层，开完后就向高处的第二层发展；又开完后再觅更高处的第三层发展，以此类推。当整个建筑完工后便形成了一个立体形建设物，看上去犹如一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从绘画艺术上来讲，凹凸法是表现物体阴阳明暗的一种透视法，它来自印度。印度的阿旃陀石窟壁画的人物画就采用了这种技巧。随着佛教的东传，在龟兹石窟的人物画中也出现了许多用深浅不同的颜色对人体的眼窝、手臂、胸部、腹部和双脚作晕染，使之富有立体感。这种对印度凹凸法的巧妙运用，使龟兹石窟艺术更为绚丽夺目。龟兹石窟壁画中使用的晕染法也传入到敦煌。但是晕染法传入敦煌后至少发生了两点明显的变化：一是晕染已变成更富有象征意义的粗单线，例如当胸和胸下只剩下纵横两条单线；二是这些单线已经变形而程式化了，例如腹部和膝盖只是用一个圆圈以显示过去曾有表现筋肉隆起的企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确以下三点：（1）佛教文化在新疆古代文明形成的过程中曾起过主导性的重要作用；（2）新疆古代文明是以佛教文化为主，结合拜火教、摩尼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3）在新疆古代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伊斯兰教文化进入的时间虽晚，但却起过一种承先启后的作用。
最后，以季羡林先生在《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一文的一段话为本文的结束语。季羡林先生说：“在古代新疆一带是东西文化汇流的地方。这里曾住过许多人种不同、语言不同的部落或部族。6世纪以前，伊斯兰教还没有兴起，现在住在那里的许多说土耳其语、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还没有全部迁移过去。所以无论从宗教方面来说，或是从人种方面来说，当时这一带的情况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22]（P97）这是科学的结论，这更是历史的真实。
[参考文献][1]汪宁生.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J].考古学报，1977，（1）.
[2]卢苇.论两汉西域都护府[A].龟兹文化研究（第1卷）[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3]霍旭初.阿艾石窟题记考识[A].龟兹文化研究（第3卷）[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4]刘进宝.敦煌学述论[M].兰州：甘肃出版社，2002：37.
[5]马世长.库木吐拉的汉风洞窟[A].龟兹佛教文化论集[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
[6]《太平御览》（卷792）[Z].
[7]《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Z].
[8]王永生.“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A].龟兹文化研究（第4卷）[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9]姚士宏.叙利亚画家在克孜尔石窟[A].克孜尔石窟探秘[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0.
[10]西域佛教研究[Z].P63.
[11]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第1册）[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12]龟兹石窟研究所.克孜尔石窟志[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
[13]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M].上海：中华书局，1984.
[14]吴焯.克孜尔石窟刻画图画的内容、作者和时代[J].文物，1986，（10）.
[15]王炳华.“刘平国刻石”及有关新疆历史的几个问题[J].新疆大学学报，1980，（3）.
[16]任继愈.鸠摩罗什对佛教文化的贡献[A].中国佛教史（第二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7]季羡林.“丝绸之路”与西行行记考[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18] 龟兹石窟研究所.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0.
[19]薛宗正.佛国古韵龟兹[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