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 要：表征理论作为当代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在文化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实践，其中斯图亚特·霍尔对“表征”的论述堪称代表。“表征”一词是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关键词，文化究其本质乃是借助符号来“表征”意义的人类行为。在霍尔提出“文化即表征和指意实践”后，表征理论为文化研究开辟了新领域。
对符号学、表征、语言学等都涉猎不深的人来说，初次阅读斯图亚特·霍尔的《表征》不是一次轻松的旅行，再次阅读时总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虽然至今笔者也不敢说我就读懂了《表征》，但至少我对伯明翰学派的理解又进了一层。“表征”作为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关键词之一，在文化研究以及实践中都极具关注度，以之为中心也形成了许多相关的理论，其中斯图亚特·霍尔对“表征”的论述堪称代表。
斯图尔特霍尔编著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是本难得的好书，它是一部传播学和社会文化理论的教科书，认为文化是通过表征和意指实践构造出来的，它所使用的符号具有任意性，因而与外部的物质世界不存在符合的关系，它是一个解释的意义的世界。表征过程的所有参与方都卷入了意义的争夺，但这种争夺是通过话语的方式进行的。意义不可能是纯个人的，而是各方协商和表征运作的结果；意义总是有偏向、有优先方面的。本书先概述“表征运作与表征社会”的文化研究理论，甄选了五个专题的个案研究：战后平民主义摄影中的法国和法国性、他种文化展览中的诗学和政治学、“他者”的景观、展示男人味、文类与性别：肥皂剧个案分析等，个案的选取角度侧重虽有不同，但都是用来表达“表征”理论的重要的理论观察，本书的大量插图都是这一理论的精彩分析对象。
一、文化和表征的权利思考
霍尔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出发，探讨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认为话语建构了意义以及有效的主体位置，而无所不在的弥散的权力是隐藏在意义背后的动力和深层原因。文化也是种种权力关系运作的场所，文化客体生产者不再具有独断的权力，受众可以通过自身的解读来行使其反抗的权力。话语主体是在话语内生产出来的，这一主体不能身处话语之外，因为它必须在话语中被主宰，它必须服从于话语的规则和惯例，服从于其权力的处置。我们之所以看不见主体是因为他们并未被直接表征，但他们的“缺席”被表征出来了。话语自身建构了使它因此而有意义和有效的主体的位置。个人也许在阶级、性别、民族方面各不相同，但他们只有在认同话语所建构的那些位置，使他们自己受制于其规则，并因而成为其权力/知识的主体，才会取得意义。
二、表征通过语言产生意义
表征是在我们头脑中通过语言对各种概念的意义的生产。它就是概念与语言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我们既能指称“真实”的物、人、事的世界，又确实能想象虚构的物、人、事的世界。霍尔认为 “在文化产生意义过程的核心，存在着两个相关的‘表征系统’。通过在各种事物与我们的概念系统，概念图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性，这些符号被安排和组织到代表或表征那些概念的各种语言中。各种‘事物’概念和符号间的关系是语言中意义产生的实质所在。而将这三个要素连接起来的过程就是我们称之为‘表征’的东西。”“表征”通过符号的意指性实践来生产意义，构成了个体对于世界的意义系统，并且使得同文化中的个体以及不同文化的个体之间达成意义的交流，“表征”构建了我们的意义世界。霍尔对构成主义的两种途径——符号学和“话语”进行了借鉴研究，对表征、意义和语言之间关系的阐述借助于对索绪尔语言学、巴尔特符号学理论的批判性吸收，尤其受到了索绪尔语言学、巴尔特符号学关于语言/言语、表层结构深层结构的理论从几个方面的影响。
三、文化循环的模式
霍尔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循环观出发，探讨了文化循环的模式，并将“表征”看作文化循环的主要环节加以论述。文化循环理论提出，“文化”生产就是符号生产。文化已经从原来要根据另外一些因素才可得到实体性解释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与社会文化基础或社会“深层”文化符码相关的原文化问题。表征意义事实上产生于几个不同的情景，并通过几个不同的过程或实践进行文化循环，以不同方式把它们结合进每天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以这种方式赋予意义。意义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并得以控制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文化循环。
四、文化客体意义在表征过程中的争夺
霍尔认为，符号的意义总是在一个文化语境和另一个文化语境之间变动，意义不仅仅跟文化客体的生产者相联系，文化客体的接受者也参与了文本意义的生产。文化是一个解释和意义的世界，表征过程的所有方均参与了意义的争夺。我们不可能认为文化意义完全存在于文化的客观性之中，或是认为它仅仅存在于文化生产者的孤立意识中， 再也不能简单的认为接受者是文化意义的被动方，相反，接受者自己参与到文化运作之中，而且这种运作不仅仅是作为“接受者”的表征角色。诸如我们在阅读小说，欣赏电影的过程中，不再单纯的思考作者要表达的意义。
表征过程中的意义争夺是激烈的：一、文化客体的表征外相并不总能自行表现出其意义。因为不同的人会关注其不同的意义方面。人们往往外在的赋予表征现象以意义，而不是内在的理解表征现象的意义。二、意义被赋予的本身，就是一个接受与再造的过程。三、知识储备和即时环境对意义的赋予有很大影响。对文化客体的解读不仅仅是被动的“领会”过程，相反，接受者基于各种有关的考虑，对文化客体生产者所赋予文化客体的意义有自己的自定义，这是种变相的争夺。
在批判吸收索绪尔、巴尔特等理论基础上，霍尔提出：文化即表征和指意实践，结合实践性的概括了“表征”的三种具体运作方式——反映论的、意向性的和构成主义的。从表征的概念、构成主义的途径、表征的意识形态论及表征的实践等方面全面阐述，从马克思到新葛兰西主义，拓展了“表征”与“接合理论”的关系。作为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霍尔的研究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传统的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的基础上，还转向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其研究内容涉及范围很广，包括绝大多数的文化领域，如：大众文化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分析和批评的对象涉及影视、广播、广告、畅销书、漫画、流行歌曲，乃至室内装修、休闲方式等。伯明翰学派和霍尔表征理论研究，作为文化研究的基础和重要学术理论，将一直散发其独具特色的魅力，吸引文化研究有志者前赴后继的钻研探讨。
1.文本阅读理论研究内容
文本阅读是人类独有的获取信息的一种认知活动。文本阅读的心理学研究揭示了人类认知活动的本质和规律，为教育学、心理学、认知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有着重要的实践和应用价值。就文本研究的内容而言，文本阅读主要经历了从图式的构建到情境模型的分析两个重要阶段，形成了“建构主义理论”、“最低限度假设理论”与“记忆基础文本加工理论”等主要理论。这些理论模型从本质上来看，可以归为三大类：一类理论模型关注文本阅读表征方式的探索；而另一类模型则注重于分析和揭示文本阅读动态的加工过程；还有一类理论模型从实际应用出发，希望应用计算理论构建一种复杂、量化和可计算机模拟的模型。前两种更注重认知过程和心理构建，对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此，本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图式理论”和“情境模型理论”展开论述。Barlette在1932年提出了著名的图式理论。他认为图式是一种对过去反应的积极组织，也可称为是过去的经验。在阅读中，人们会利用头脑中的图式去同化阅读的信息，在回忆的时候，是对储存的结构化图式的回忆，如果人们遇到的故事与通常的理解有矛盾，人们把它放到现存的图式中就有困难，倾向于不对它加以记忆或者对它进行“规范化”，修改它的细节直到与现存图式一致（转引自张必隐，1992）。随着“图式”这一概念被引入文本阅读研究领域，阅读心理学家从此开始了广泛的以图式为主要内容的文本阅读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对文本阅读中图式表征的研究一直占据着该领域研究的主导地位。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图式自身的内涵与外延也在发生着变化。现代图式理论认为，经验本身并不储存在记忆之中，它们用表象、命题或其他形式表现出来，按照一定的位置、时间分层次地组织排列，这就构成了图式。Rumelhart则把图式称为“认知建筑的组块”，是所有信息加工所依靠的基本要素，并在此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图式的主要特点（1980：33-58）。众多研究者认为，头脑中已有的图式对阅读新文本和学习新知识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到80年代，Kintsch等人才在文本阅读理解的研究中首次提出“情境模型”这一概念。近年来，有关情境模型的研究发展迅速。进入90年代，情境模型在文本阅读表征的研究中已经逐步取代了图式研究，成为文本阅读研究的热点内容，并构成了认知心理学的重要领域，有关情境模型的理论也已应用于多个领域，如语言理解、记忆提取、逻辑推理等等。情境模型也称心理模型（mentalmodel），它表述的是一个人对真实或想象世界中所描述或经历过的特定事件或状态的理解。在阅读研究中，它指的是读者对文本所描述的情境的心理表征。当前大多数认知心理学家认为，文本理解的过程就是读者建构一系列多层次的心理表征的过程。情境模型的观点认为读者在课文阅读过程中一般会建立起三种层次的表征：（1）表层表征（surfacecode），即对课文中字、词、短语之间的语言学关系进行编码所形成的表征；（2）文本基础表征（textbase），即对文章所提供的语义及等级层次结构关系所形成的表征；（3）情境模型（situationmodel），即读者结合自己的背景知识对课文中所描述的信息进行的较深层次的表征。这一理论提出后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由此引发了情境模型研究的热潮。
2.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2.1跨文化交际能力“文化”的定义十分广泛，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理论，涵盖历史、民族、行为、物质、精神等层面。Hall认为，文化存在于两个层次中：公开的文化和隐蔽的文化。关于隐蔽文化层的内部结构问题，顾嘉祖教授（2002）作了细化剖析，提出观念是隐蔽层中的主要埋藏物，而观念的核心是价值系统。要真正了解一种文化，就要探寻这种文化中最深层、最具影响力的价值观念。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际，也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作用。由于不同的语言使用者在地域、历史背景、生活方式、社会文化、价值观、道德观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交际习惯和语言使用规则，构成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在过去几十年的英语教学中，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已经从“语言能力”扩展到“交际能力”（Hymes，1972），又扩展到“跨文化交际能力”。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目的语使用的“适宜性”是在跨文化交际的框架中定义的，“学生需要一种跨文化交际能力，他们能够受益于语言文化教育”（Byram&Morgan，1994:62）。根据心理学理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认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认知层面包括目的文化知识以及对自身价值观念的意识；情感层面包括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灵活性、共情能力、悬置判断的能力；行为层面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建立关系的能力、在跨文化情境中完成任务的能力（Paige，1986:135-158）。这类模式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定位提供了一个总体的心理学理论维度框架。2.2跨文化交际教学的现状我国外语教学越来越重视学生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文化导入成为现有外语教学中跨文化培养的主要途径。文化导入的常用方法有教师们在课文串讲中介绍背景知识或开设英美文化概况一类的选修课，以教授与目的语相关的文化事实，如目的语民族的历史发展、地理文化、社会制度、一般习俗、礼仪、禁忌、人物生平等为主要内容。这种文化教学在教学方法上是由外部施加的直接讲授型，在教学内容上是文化中外显的、概括化的甚至是刻板化（stereotyped）了的，以及由外部施加的甚至是可以独立或相对独立于语言教学的。它不能较好地展现文化所具有的多层面、多维度特性，而且对于缺乏实际经验的学生而言，不能很好地实现跨文化培养目标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意识，对于不同文化间的价值观念这类文化中最隐蔽同时也是最核心的内容，学生无法产生真正的认同和宽容，更谈不上运用跨文化视角审视反思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和借鉴。由此看来，我国的外语教学实践需要调整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理念和模式。新的模式应该是对学习者认知、情感和行为各方面能力的培养。所谓认知，是以文化意识（culturalawareness）的培养为中心的。就大学英语教学而言，是指学习者能对所接触的异文化具有敏感性，能认识到文化的不同在语言中的体现；在情感层面，则是能对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有宽容的态度，通过文化对比，能觉察和反省自身文化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学习者在跨文化认知和情感上的提高能指导其跨文化行为能力，即在跨文化交际实践中的沟通技巧和具体方法。
3.文本阅读理论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启示
关键词：文化差异；英美文学；文学评论；影响
文化在人类历史的形成之初就已经产生，并且对社会大众的生产生活产生着相对广泛的影响。但是受到不同民族生活环境和地理差异的影响，文化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开始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世界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在当前多元文化协同发展的背景下，英美文学评论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文化则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要想对英美文学评论进行研究，就应该加强对英美文化差异的重视，基于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实施深入的探索，促使英美文学研究工作取得更大的进步。
1英美文学的发展和英美文学评论
英美文学发展与英美文学评论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英美文学评论是伴随着英美文学而出现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因此对英美文学评论进行研究应该借助英美文学对英美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活进行审视和剖析，基于两个民族文化的差异增强文学评论研究工作的深入性，保证能够取得更大的研究成果，为英美文学的世界性传播和发展提供相应的支持。
1.1英美文学的发展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经典文学作品是民族智慧的反映，因此英美文学作品也可以看做是英美两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英美文化在文学领域的外在表现。从广义上进行分析，英美文学不仅仅代表了英美两个国家语言的艺术性集合，同时也是对英美两国人民现实生活中艺术性的彰显，在世界中承担着宣传和传承英美文化的重要作用，是世界人民对英美文化进行认识和研究的重要渠道。而英语作为英美两个国家重要沟通和交流工具，一般应用于文学作品中，能够传达出作者甚至英美人的精神思想和情感内涵等。相较于英美文学的发展来说，由于英国建国时间相对较早，文学也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先后经历了盎格鲁•撒克逊阶段、文艺复兴阶段、新古典主义阶段以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阶段，并且在每一个不同的文学发展阶段中，英国文学都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对世界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特别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英国文学在当前世界元文化的刺激和影响下也向着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前进，在新时期表现出新的发展特征。美国文学则受到美国移民性质和建国时间的影响，不仅发展时间相对较为短暂，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多国文化的影响，多元化特征更为明显。到19世纪后，美国文学逐渐脱离英国文学的束缚开始走向独立，并且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美国文学逐渐呈现出繁荣发展趋势，能够与英国文学并驾齐驱，并统称为英美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同时，美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战后出现了新旧文学之间的碰撞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美国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产生了相应的积极影响。
1.2英美文学评论
英美文学评论简单地说就是运用相关文学理论对英美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的实践活动，能够借助研究对英美文学的发展规律加以揭示，并为英美文学创作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为英美文学创作的良好发展提供相应的参照依据。一般来说，英美文学评论将英美文学作品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并且可以按照文学作品的呈现方式合理选择不同的评论形式，如小说评论、戏曲评论、诗歌评论以及散文评论等。在文学研究领域，开展英美文学评论工作主要是通过对相关英美文学作品所能够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创作风格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与评鉴，以此为欣赏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英美文学的良好传播提供相应的支持。从一定意义上进行分析，英美文学评论与简单的英美文学作品分析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虽然建立于基本的文学作品分析基础上，但是还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境界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文学作品加以评鉴。具体来说，文学作品的分析工作将重点放置到对作品本身属性的研究方面，而英美文学评论的工作重点则为作品的外在表现、思想内涵以及艺术价值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综合分析和评价，提出系统的文学评论观点，为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以及英美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提供特定的支持。
2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的影响
2.1文化内涵方面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的影响
英国文学评论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一定的困惑，是对传统文化加以传承还是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其甚至一度成为英国文学评论争论的焦点问题。十七到十八世纪，英国文学评论表现出特定的发展趋势，受到当时文化发展环境的影响开始表现出明显的荒诞创造特征，宗教色彩也较为明显，在此阶段内，英国文学评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始探寻摆脱传统文化束缚的方式，对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进入到二十世纪后，英国文学评论在特定的环境中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文学评论专家们开始对传统的文学评论工作进行重新研究和探索，对后世文学评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当今社会，英国文学评论的未来发展趋势愈加明显，表现出向着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方向发展的倾向，文学评论工作的内容也逐渐转变为对文学理论成就的研究和审视，进而希望能够为新文学理论的构建提供相应的支持，促使新文学理论与社会的适应性得到一定的增强。由此可见，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与英国特定的文化内涵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英国文化内涵的变化对英国文学评论的变化产生着直接的影响。而对美国文学评论进行研究，也应该重视美国文学以及美国文化内涵。美国建国时间相对较晚，并且具有一定的移民性质，受到移民文化的影响，其文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相应的美国当地土著文化和欧洲大陆文学特征，其中英国文学和印第安文学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最为明显。但是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美国文学逐渐将欧洲大陆文化、移民文化和印第安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开始呈现出个性化的发展趋势[3]。同样，基于文学方面的影响，美国文学评论也必然会受到欧洲大陆文学评论，特别是英国文学评论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存在绝对性，在不同文化内涵的驱动下，美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特色的文学评论。综合英国文学评论和美国文学评论进行分析，英国文学评论受到传统文学内涵的影响较为明显，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的犹豫和挣扎，虽然有所创新，但是重点仍然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而美国文学发展时间相对较短，其对美国文学评论的影响较小，所以美国文学；评论的创新性更为显著，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多元化发展趋势较为明显，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
2.2文化语言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的影响
语言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载体作用，也是一个民族彰显本民族文化的主要方式，并且受到民族发展历程和地域环境的影响，不同的民族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语言上就会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评论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以英美文学评论为例进行分析，受到文学创作语言的影响，英美文学评论在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影响下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倾向，因此要想分析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还应该重点把握英美文学语言的差异性。英国文化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底蕴相对丰厚，并且英语是英国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英语的发展不仅表现出其对传统英国文化的继承，也促使英国文学的表现性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这一特点造成相关文学评论专家在对英国文学作品进行评论的过程中，出于对英语这一古老语言的由衷憧憬，所使用的评论语言相对严谨，一般不会使用张狂性质的语言，因此英国文学评论的个性自由不明显，表现出一定的文化传承性。而美式英语作为英式英语的重要衍生语言，必然会受到英式英语的影响，其核心仍然延续着英式英语的思想。但是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坚持独立、自由、平等的思想，在追求民族和国家独立的历程中自身经济、文化、政治方面的制度和规范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民族文化的承载体——美式英语产生了特定的影响，逐步表现出一定的叛逆和创新特征。具体来说，就是在美国民族文化的影响下，文学评论与英国的严谨存在一定的差异，其更加注重个性的张扬和思想的创新，一般将民族、自由作为中心思想，甚至表现出一种“一切皆有可能”的积极文化精神。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文化载体存在的差异也会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对英美文学评论进行研究还应该重点对语言差异加以关注，保证研究的全面性。
2.3文化历史方面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的影响
对英国文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可以看出，在文化历史的发展方面，其文化历史的传统可以划分到人本主义的研究范畴中。但是，受到英国文学发展历史的影响，英国文化史中所坚持的人本主义是相对于神权主义和禁欲主义而提出的，与现代社会的人本主义思想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在英国文学评论中，一般表现人本主义思想的观点都相对保守，甚至从广义上说是一种对人本主义思想加以传播的活动。这种观点对英国文学评价工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促使英国文学评价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英国文学评论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受到自身保守性的影响逐渐得到部分研究者的质疑和否定，他们认为社会要想获得一定的发展，就应该借助革命的力量，只有坚持革命才能够为社会的变革提供相应的动力支持。这一观点的影响下，英国文学评论中的人本思想受到严重的冲击，甚至一度造成英国文学评论工作走向误区。美国文学评论受到美国文化历史的影响也表现出一定的人本主义观点，在坚持激进思想的同时还重视文学评论的独创性，促使美国文学评论得到了一定的进步。这主要是由于美国文学评论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美国历史文化发展时间较短，没有形成沉重的文化包袱；另一方面，美国在发展过程中经历过追求民主和独立的历程，因此美国文学评论也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人本主义倾向较为明显，甚至体现出对人本主义思想的创新。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英美文学和文学评论的发展过程中，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文化因素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从文化差异入手进行研究才能够保证研究的全面性，对英美文学评论的持续发展做出正确的指引，促使英美文学评论在新时期取得更大的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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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1005–6629(2012)6–0020–04 中图分类号： G633.8 文献标识码： B
从认知心理学家的观点来看，问题解决就是认知操作的一个过程。正如安德森所描述的，问题解决是任何指向目标的认知操作程序[1]。纽厄尔与西蒙从问题的特性出发,将问题解决过程划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当前状态、目标状态、从当前状态向目标状态转化所需的一系列操作[2]。由于问题解决过程受许多因素影响，对问题解决的描述和界定也不断丰富。问题解决常被理解为是一种能力、一种教学过程、一个教学目的、一个认知过程、一个创造性活动、一种教学模式、一种教学方式、一种心理活动[3]。
问题解决学习，也称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这种学习方式以问题解决过程为载体，学习者需要学习怎样解决问题，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问题解决学习过程中，学生需要在特定的学习情境中，解决“真实”的问题，经历解决问题的过程[4]。从这个意义上讲，化学教学中的问题解决学习应是以化学学科的学习作为问题解决的背景，学生探索问题的学与教的过程。
在我国的理科教育的研究中，从学科学习的角度探索问题解决学习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在这些研究中，人们对“问题解决学习”的探索，包括在概念的使用和理解、问题解决学习的研究方法和问题解决学习的理论基础等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另外，作为理科新课程的主要目标之一，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也是一个亟待探究的议题。本研究试图从当前化学教育领域中问题解决学习的研究现状出发，明确问题解决研究的特征，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以进一步深入探索问题解决学习。
1 研究过程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化学教学》期刊中关于问题解决学习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利用问题、问题解决等关键词筛选近十年所有论文（2000-2010），获得67篇相关论文。
1.2 元分析思路
本研究的元分析进程主要依据认知心理学中对问题解决的一些基本概念，同时兼顾化学教学的学科特征，对论文进行分析和解构。本研究的分析模型由“问题提出和表征”、“问题解决”两个单元组成（见图1）。
图1 本研究的元分析模型
在真实的基于问题解决的学与教的过程中，对于“问题”意义的辨别是尤为重要的。为了明确化学教学中真实的“问题”，本研究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1）提问者的身份。教师和学生所提出的问题，由于他们所处的问题情境以及话语方式都存在差异，导致“问题”在学习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意义。（2）问题的表征方式。既考虑学科存在的特性，也考虑不同的问题表征所导致的学生学习状态的变化。问题的有效表征与学生的学习水平[5]、认知方式等都存在着相关。
本研究的分析模型中还包括对“问题解决”模式的确认。要让学生顺利地解决一个问题，就要选择正确的教学策略。同时，不同的心理模型无疑会决定不同的问题解决过程，心理模型往往出现在问题解决过程之前，指导着问题解决的进行。
1.3 统计比较
以元分析微观数据为基础，采用Excel 2003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探索化学教学过程中问题解决学习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状况，并思考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2 整体分析
对本研究中所收集的全部文献进行整体分析，结果显示有关问题解决学习的文章或内容呈总体上升趋势。特别是在2008年达到峰值，占总量的20.9 %（如表1）。这一现象初步表明，随着新课程的推行，作为理科新课程重要目标的问题解决能力培养得到了更多重视。
表1 各年有关问题解决学习的论文篇数
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2000至2010年间问题解决学习的研究重点在于问题情境创设、问题解决过程、学习过程和教学策略等方面（如图2）。有关问题情境创设的论文占所有论文的比例为14.19 %，问题解决和学习过程的论文都占16.63 %，教学策略的论文占14.19 %。该结果表明本研究模型中各个主要因素或组成部分都是目前问题解决学习研究关注的焦点，特别是问题情境创设的研究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从文献的总体数据分析来看，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化学问题解决学习的教学环节中。尽管对问题本身特性的研究以及学习者问题的认知特性等方面还不是很多，但人们也正将目光转向这些方向。为了进一步了解化学教育领域中这类研究的更深层次的特征，本研究在问题的定义和表征以及解决问题的过程两个方面进行了更深入、更具体的分析和探索。
3 问题的定义和表征分析
在问题解决学习过程中，明确“问题”的构成是其首要任务。在本研究所分析的文献中，对问题的定义和表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提出问题者及其问题的特点。根据认知心理学家的观点，问题解决起始于一个问题的表述或已知的初始状态[6]。在实际的学科教学中，教师和学生提出问题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问题的起始状态。目前，在理科领域的问题解决学习中的问题强调其真实性[4]。为此，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提出的问题更能够促成有效的问题解决学习或教学。
然而，传统课堂教学的大班授课制度以及教师的主导地位都限制了学生提问的可能性以及提问的质量。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化学课堂还是以教师提问为主。本研究所选取论文中，有49篇以教师作为问题提出的主导者，有12篇以学生为主导者，有3篇认为应该学生和老师共同讨论，还有2篇未提到提问者。其中，以教师作为问题提出的主导者的研究表明，教师设计问题时要考虑学生认知水平、激发学生兴趣、配合相应的问题情境，目前大多数研究者都比较重视学生对教师设计问题的重要作用。
第二，问题提出的学科情境对问题表征的影响。在教师问题呈现的过程中，问题所处的情境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里的问题情境是指问题对应的学科情境。创设问题情境是问题解决学习的必要途径，能让学生感受到问题的存在,并进入解决问题的思考状态[7]。涉及问题情境创设的22篇文献主要从四个方面描述：（1）创设问题情境的作用；（2）问题情境的素材；（3）创设问题情境需要满足的条件；（4）创设问题情境的方式。从各自所占比例（见图3）来看，有关创设问题情境需要满足的条件和创设问题情境的方式的研究还较少，需要给予更多的重视。
第三，教师提问的话语方式。教师提问的话语方式也会直接影响学生接受和转换信息的有效性，促使学生对问题进行不同层级的表征。教师的提问方式包括话语内容的科学性以及问题呈现方式的合理性。由于教师对于问题解决理论理解的局限性，目前几乎没有研究涉及这个方面。
4 解决问题过程
学生对问题进行了有效表征，可谓在问题解决学习过程中有了一个好的开始。接下来，就要面临问题解决学习的主体部分——解决问题。问题解决的过程具有复杂性，步骤的不同直接影响着问题能否顺利解决。 在所选论文中，17.39 %的论文要求学生通过设计实验来解决问题，表明目前教师让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依然以实验为主，体现了化学的学科特征。17.39%的论文要求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表明知识体系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如表2）。然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学生元认知的控制以及运用合适思维方式的重视程度还较低。
表2 问题解决学习过程的各个步骤所占的篇数
在问题解决学习的教学过程中，教学策略指导着具体过程[8]，它的作用主要是指导学生如何顺利地解决问题，从而更好地进行教学。在所选取论文中研究的教学策略中主要有以下两类：第一类是指出问题解决的主要过程，即提问、解决、反馈。第二类是用具体的化学习题来解释问题解决过程中可以运用的策略，其中类比、分解、逆推、探究、程序、整体、模型、推理信息、反思这十个策略[9]是比较具代表性的。选取的论文普遍比较重视教授学生和新手教师如何解题，多为教师的经验总结。把问题解决学习过程视为解决练习的过程，而不是教学过程。这与真实的问题解决学习中的启发式教学策略还有较大的区别。
此外，解决问题过程中学习者的心理模型也决定着问题解决。人的心理机制非常复杂，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会对其产生影响[3]。所选取的文章中多数强调学习者的内部思维过程，约有44 %关于思维的文章认为问题解决学习过程中需要学生具有创造性思维。但在理科教学中，学生心理机能的科学性以及外部因素对问题解决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5 研究结论反思
基于先前分析，可以总结出当前研究的一些特点：第一，问题解决研究的受重视程度正逐步提高，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问题情境创设、问题解决过程、学习过程和教学策略等方面。第二，问题主要以教师设计为主，重视问题情境的创设。第三，问题解决过程体现化学学科特征，重视知识体系的构建。
当然，这些研究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后续研究突破。具体表现为：
首先，在化学教学中，大多数的研究者对问题以及问题解决的本质和特性没有给予很准确的定义，有关问题解决学习的理论比较缺乏（如表3），有55.22 %的论文没有明确的理论基础，依据认知心理学和建构主义理论的论文相对较多。看来，研究者所理解的问题解决学习可能还有所偏差。
表3 2000-2010各年论文的理论基础
其次，研究方法不够科学，极少有研究用较为可靠的科学方法来进行研究（如表4）。多数文章都运用了所谓的案例法，表现为在实践中发现规律，利用经验解释问题。归纳出的结果仅为经验之谈，科学性不够，缺乏可迁移性。
表4 2000-2010各年论文的研究方法
最后，关于问题表征、教师的提问话语方式、问题解决心理模式的研究还较少。在结合目前认知领域的研究成果方面还嫌不足，多数停留在教学活动的表面。在问题解决过程、教学策略、教学模式方面的研究较为经验化和应试化，依靠并强化记忆和算法的教与学模式仍然盛行，高水平思维技能找不到生长的土壤[3]，启发式的教学难觅踪影。绝大多数的研究依旧把问题解决的策略简化为做题方式，这与真实的问题解决学相径庭。同时，在自我监控和元认知方面的研究颇为欠缺。
总之，化学学科中问题解决学习研究已不是一个新生事物，但仍然处于萌芽阶段，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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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在“”结束之后充满变数，历经了短暂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改革文学和知青文学等多重文艺思潮的激荡，这些思潮没有呈历时性的清晰分化，而是相容共生，共时发展，它们都没有突破长久以来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审美范式，只是在文本表现的题材等方面作出局部的探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陈晓明已在高校求学并开始接触文学批评，由于他的学术兴趣在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方面，把求知的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异域，现实中难以找到可供他批评的对象，因此这段时期的陈晓明是相对沉潜。然而大学时代的知识储备，为他日后在批评界崛起及引领时代风潮，积聚了重要的理论势能。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冲击之下，中国文学一方面应对西方现代思潮的挑战，一方面受力于“”后寻求思想突破的压力，产生了两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派别：寻根派和现代派，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学对话的一个标志，也为陈晓明走上文学批评的前沿舞台提供了契机。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对文学回归自身的渴求，使他对作家创作的焦虑感同身受，对作家们在文学主题的挖掘和形式上的创新，也往往能够心领神会，尤其是对先锋派的小说创作，更是不遗余力地为之摇旗呐喊。《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是陈晓明对中国先锋文学批评的研究专著，他对这批以华美的语言表达与繁复的形式主义策略推进中国文学艺术创新的作家群体予以热切关注。陈晓明认为，先锋小说作家们把强烈的表意意识转化为抽象的方法论活动，他们对文学说话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突出强调叙述人和叙述视角，设置叙述结构，强调语势句法等修辞策略，以形式主义探索挑战经典现实主义的美学规范。其内部特征具有鲜明的后现代性，突出表现在：1.对中心或本源的拆除；2.对宏大历史叙事完整性的解构；3.小说叙事的碎片化以及对暴力、逃亡等行动的极端表现；4.自我与人物的祛魅或符号化；5.情感的中性化以及对暴力、逃亡等行动的极端表现；6.利用错位和意外来编织故事；7.反讽手法的普遍运用；8.宿命论式的神秘主义。先锋小说实现中国文学从“写什么”向“怎么写”的主题转变，弥补了中国文学形式主义的课程，具有深远的文学史意义。陈晓明对这个群体的探索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先锋小说作家）把先锋小说的叙事功能发挥到无所不能的地步，他们把中国小说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难度。就小说叙述的复杂性方面而言，他们的水准可以和西方现代以来的小说同步对话。而他们对汉语言的表现力的开拓，向现实主义写实一类的美学法则挑战，使现代中国白话小说语言国语华丽典雅，但他们的描写力，对细微感觉的捕捉，对乖戾心理及生存状态的表现，特别是对情景的创造，都使当代汉语言文学达到一个全新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陈晓明的先锋小说研究，所依据的是结构主义学说和解构主义理论，它们被陈晓明用来当做阐释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武器，使中国的先锋小说批评得以走出传统意识形态分析，进而走向价值中立、平面性的文本解析游戏，为中国当代小说批评提供了一套全然不同的话语形态和术语系统。
先锋文学在玩够了极端形式主义之后悄然退场，这次短暂的美学裂变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它喻示着文学从追求表现外部世界的宏大叙事中解脱出来，“向内转”而返回文学的自身。然而文学表现的核心永远是“人”，人性是其挖掘不尽的写作主题。在1980年代后期，一批没有追赶上先锋文学的写作者登场，他们既从先锋文学夸张、怪异的表意策略中获取文学技巧，又受到新写实关注日常生活原生态的视角的影响，于是把目光投向了生活的内部。这批写作者被陈晓明命名为“晚生代”，他们没有相近的艺术风格，但是都有着“当下性”的特征，他们的写作是面对“现在”说话，而不是面对历史或面对文学的形式实验说话。“晚生代”的写作冲动来自个体的生存经验，个人的文学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远离既定的体制和主导文化的，以其对生活表现的深度性和悲悯情怀，重新唤起了文学的道义和责任。陈晓明敏锐地看到，“晚生代”的作品艺术存在着二重性：一方面，对人民性及其苦难意识的表现，作家回到现代性的审美意识中去，回到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中，这种现代性的艺术特征，以其整体性、不断推进的叙事时间、向着高潮和极端的发展的线性模式特征，这些都是主流的美学规范。另一方面，在不能进行现实批判性表达的时候，作家转向了性格和心理刻画，本来是进行社会现实发掘的表现，却转向艺术上对人物性格和心理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这些人性的内在性一旦依赖对其极端状态的表现，也就转化为文学性的审美意蕴、表现情境、修辞效果以及风格标志。而在1990年代初期兴起的女性主义文学，更是进入到了人秘的深处，把生活的极端性、碎片化推向更深的维度，在生活变形和裂开的瞬间抓住“存在”之真相本质，促使文学性在此刻涌溢而出。
陈晓明在深化纯理论演绎的同时，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对当代文学创作进行阐释，以自己特有的理论话语解读中国当代小说。在《无边的挑战》《表意的焦虑》《不死的纯文学》《向死而生的文学》和《审美的激变》等批评专著中，他一方面持续深入地推进先锋理论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一方面热情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文学实践，对文坛出现的最新文本作出敏感的反应，对文学发展中的变革性力量给予热情的支持。他把后现论引入中国先锋小说研究，作出了当时学界最权威、最具说服力的先锋小说批评，提升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水平，对其他文学思潮的归纳，也曾一度影响了批评界的理论命名，成为原初性的学术资源。
二、“现代性”视角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是陈晓明文学研究的理论重心，是他数十年批评历程中从不间断的观察视角，体现了他稳固而鲜明的研究特色，也是他作为一名成熟批评家的重要标志。他曾经坦言，从现代性来论述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为了趋赶理论时髦，而是由于当代文学曾经在先锋派的实验形式中触及到后现代性，但随着先锋派经验的常规化和普遍化，后现代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没有扎下根来，这使得他不得不重新思考更大的理论框架。“现代性”则可以在更为宽阔深远的历史背景中重新整理和展开文学叙述，使当代文学一直寻找的20世纪的总体性或者重写文学史的整体性，有了一个最恰当的框架。《现代性的幻象――当论与文学的隐蔽转向》是陈晓明在主题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全书在现代性理论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流变视野中来展开论述，既有对现代性理论的一些关键问题的阐述，又有对当代文学转折变革中隐含的现代性主题的思考。在书中，陈晓明尽可能地降低意识形态的色彩，把论述引向知识分析的轨道，引向美学问题的本身，并且紧扣当下性，积极应对当下具有实践特征的问题的挑战，彰显出当代学科的优势和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一直与社会政治变革有着紧密联系，文学更大程度上是被纳入了政治宣传和斗争的范畴，作为工具而存在，具体说，现当代文学是在反帝反封建的主潮下发展的。在数量众多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研究者更多着眼于文学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尤其是论述新时期以前的文学史，更是重点解析文学的社会表现功能。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与同类著作的鲜明区别在于，它不再单纯地以政治事件作为划分文学界线的依据，而是直接切入文学的内部，以文学性的变革作为判断文学规律变化的尺码。其首要表现在对现当代文学分界的表述上，之前的文学史论著几乎都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当代文学的开端，但在陈晓明看来，当代文学史的起点应是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因为从《讲话》开始，中国文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走入了与政治同构的轨道，文学被拴在了政治的战车上，疯狂地奔跑于命运坎坷的征途。
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纠缠不清的暧昧关系，陈晓明关注的重点却是政治意识形态规约下的文学性。从《讲话》到“十七年”，是经典现实主义确立的时期。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下，中国文学从写作主题到表现方式建构了一整套的表意系统，文学的社会功能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在政治的约束中，文学依然在倔强地、无意识地生长着，无论意识形态的影响多么强大，一种文学性的品性依然从历史的缝隙中流露出来。陈晓明通过对几部重要作品的解读，看出了来自文学内部顽强的创生力量。例如赵树理自然质朴的小说特色，是中国革命文艺苦苦追寻的文艺与大众结合及文艺的民族风格的体现。从大型歌剧《白毛女》的成功创作中，表明了“社会主义革命文艺可以从一种意识形态理念出发创造一种艺术形象，而这种艺术形象可以通过对个别特殊的形象的塑造来达到普遍性的效果，进而有效创造一种‘历史真实’，最后，这种‘历史真实’又成为革命斗争的依据”。陈晓明认为，“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不可能脱离它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在长期的文学史的传承氛围中形成，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它总是有一种基本规约和底线。作家的写作，确实受着多种力量的支配，思想的、观念的、道德的――所有的这些来自观念层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来自艺术本身的支配作用，总是有一种语言的和表达艺术的规则在起作用……确实有一种超出政治的文学性的东西始终在起作用。”以梁斌的《红旗谱》为例，在这部被视为“中国文学的革命叙事所达到的成熟阶段”的作品中，依然存在着大量溢出革命历史叙事的艺术要素，如生活细节、家庭伦理、婚姻情爱等等，它们作为革命历史叙事的补充和佐料，其实却正是小说叙事的血肉，支持那些革命故事得以存在和展开。陈晓明说，“在这种客观化的革命历史叙事中，依然有一种主观化的东西在起作用，写作的个体性特征终究难以被政治性彻底抹去，这就使得历史化的叙事承受着文本修辞与写作主体艺术个性的双重分解，使得历史化的叙事与文学性之间的悖离关系得以成立。那些被认为是冷静、客观的描写，其实与作家个人长期的经验、个人的内心生活、情感记忆相关涉。”即使被后来的文学史写作作为政治戕害文学典型来叙述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陈晓明也看出从中溢出政治樊篱的文学性，认为它所描写的乡土生活韵味和生活细节具有准确性和生动性，并且写出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国家政治对家庭伦理的深刻冲击，以及小说叙事的共时性结构，这些特点使其成为那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本。的确如此，文学总是在政治的魔影无法企及的地方，顽强地延伸着它的触角。比如在“”超级“历史化”的时期，以白洋淀诗派为代表的地下诗歌运动，集中反映了诗人在坚定和迷茫的交错中穿行的意志、时代的豪迈与个人的忧伤的结合，真实再现了知青一代的共同心理特质，这些“潜在写作”的作品，成为后来的文学史叙述最具说服力的文本。
陈晓明从现代性的角度论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使文学研究回到文学文本的内在结构，回到历史变动的实际过程，回到文学发生、变异和变革的具体环节。现代性视角给予中国当代文学史以一个完整的、有秩序的、合乎逻辑的总体趋势，又试图去揭示这个历史过程中被人为缝合起来的文学现象的关联谱系。在此基础上，让人深刻感知文学走过的是一条被“全面历史化”到“超级历史化”，再到“再历史化”和“去历史化”的道路。这样的论述，有效地厘清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文学史叙述的学术立场。
三、提升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品格
陈晓明之所以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阵营中独树一帜，除了他对当下文学创作现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之外，还在于他以自身的学术追求，有力地提升了文学批评的学术品格，改变了当代文学批评界普遍存在的浮泛文风。他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是对文学作品文本的再创造，而不是简单的意义解释，它在创作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始终有其自身的文化目标，和创作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抚慰、共同投机的关系。批评依据自身的文化目标，对创作提出各种读解，提出各种质疑，以饱满的“主观精神”对文学写作进行全新的阐释，给文学实践的历史重新编码，使之成为批评的知识谱系，成为批评重建自身的理论话语的无穷资源。正是基于这种对文学批评自身价值的坚实守护，陈晓明才没有被外界的风潮所裹挟，而是坚持发出自己异质而独特的声音，并一次次引领时代的潮流。
努力建构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陈晓明的文学批评走的是理论批评的路子，它与媒体批评、印象批评有着鲜明的区别。他以文学史家的眼光考量创作的得失，对作品和思潮的评析，总是要置于一定的理论背景或知识谱系中进行考察，从作品中流溢出来的审美特质，又被他作为丰富理论发展的佐证材料，在双向关系中，注重理论发展的当代性和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性。诚然，任何一种文化理论的推演，如果缺乏对当下正在发生的文化实践的界定及指导能力，那它就散失了存在的价值和发展后劲；相反，如果对当下作品的解析无法提升到理论的高度，那么批评本身就无异于隔靴搔痒式的表层抚摸。他把西方学术资源引入当代文学批评，用西方文论去寻求和阐释正在发生着的文学现象，从中发掘新的文学经验和存在的经验，让新的文学作品与新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构成一种新的时代话语。他的文章针对个体批判的不多，更多是着眼于个体背后的理论整体，看重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建构是对落后秩序的最好解构，只有“立”起来来了，才是对原有的占据压制地位的理论的一种有效超越。“我所理解的解构立场是对起压制作用的历史力量进行质疑，持续不断地与这种压制力量，向这种美学规范霸权挑战，这就构成了先锋阐释的动力。真正的‘酷评’是要敢于向历史的‘巨无霸挑战’而不是骂几个被写作折磨的作家――这种骂不过是小骂，不过是欺辱弱者的行径。”从早期以后现代文化理论解读先锋文学作品，到关注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转型，一种宏阔的理论气象一直贯穿于陈晓明的批评实践中，其基本的理论体系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初见雏形，并在后来的写作中不断完善，使其更加系统化。这种对文学批评体系性与完整性的执着追求，使他的文章有了一种扎实的厚度感。
强大的西方理论背景。细读陈晓明的著作，会发现的他的理论支撑几乎全来自西方学术资源，他是为数不多的对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运用自如的中国批评家之一，尤其是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研究，在国内更是首屈一指。陈晓明认为，在当下，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受限于多重制约，马克思主义文论又有着明显的局限，而西方文论有着强大的创生能力，是解读当下文化现象最好的武器。因此，用西方文论解读当代中国文学，既是把本土文学放置于世界文学的整体背景中考量，使其更加明白自身的优势及局限，又是促进当代文学经典化和世界化的有效途径。应该指出的是，陈晓明对西方理论的运用在显示出他宽阔的文化视野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染上实用主义的色彩。在国门初开的年代，面对蜂拥而入的理论浪潮和初步显露出后现代迹象的中国文学作品，他抑制不住抢占话语制高点的兴奋，急切地想在中国文学的舞台上施展他的后现论，而无暇顾及脚下的这片文学土壤能否适应外来的理论滋养。他用西方文化理论求证正在发生着的文学事实，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不对应性，造成他早期的文学批评生涩难解，所作的审美判断也常有牵强附会的现象。
近十年来，我国对拜占庭学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学科基本建设的速度逐渐加快,科研实力迅速提高,各层次人才培养的规模和人才队伍进一步扩大,培养体系渐趋完善。我国专门从事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开展了积极的对外交流活动,不仅参加相关国际会议,而且与国际一流拜占庭研究中心开展合作研究,促进了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中国学者这十年中发表的论文、译著、撰写的专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叙述更加详细，研究领域更加广阔，史料挖掘更加深入。
在互联网上可以搜索到的著作、译著大约总共有二十余部，包括论述拜占庭的政治制度，文学艺术、经济制度等，这里简要介绍一下专著、译著，分别是：（1）《拜占庭帝国史》，陈志强著，2003年，商务印书馆；（2）《拜占庭文明》，徐家玲著，2008年，人民出版社；（3）《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厉以宁著，2006年，商务印书馆；（4）《拜占庭简史》，（美）特里高德著，崔艳红译，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5）《兴盛与阴谋：拜占庭帝国》，美国——-时代生活公司著，张晓博译，2003年，山东画报出版社；（6）《拜占庭币（东罗马帝国币）——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文库》，李铁生著，2004年，北京出版社；（7）《古战争—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柯比〈战记〉研究》，崔艳红著，2006年，时事出版社；（8）《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全二卷）》，（拜占庭）普洛科皮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2010年3月，商务印书馆；（9）《罗马—拜占庭时代的埃及（埃及基督教史研究）》，田明著，200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科普性的文学、艺术、插话的著作等；这里不可能把所有著作一一介绍，只是有针对的叙述一些。但这足以说明我国近十年在拜占庭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2000年以来，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到论文数大约是300多篇，这些发表的论文不仅对拜占庭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物质文化继续关注，而且还开拓新的研究内容。这一时期论文涵盖了对拜占庭经济制度、商业活动、染织艺术、城市建筑规划设计、器物装饰造型风格、拜占庭音乐、圣索非亚教堂建筑、拜占庭式家具、拜占庭式园艺、农业、拜占庭教育、拜占庭史诗文本、拜占庭性别史研究、拜占庭法学教育的论述等等。
从讨论的课题来看，研究本文由收集整理拜占庭政治制度的观点有所降温，特别是对军区制的研究。宗教文化、物质文化成为学者关注并进行研究的课题。这显示出我国学者既探讨以往的、旧有的内容，又积极挖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突出了兴趣和关注点的多样化，研究领域扩大化，研究视角的新颖化，研究内容的实用化。下文就这十年以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综述。
一、对拜占庭文化领域研究持续扩大，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畴
郑玮在其《中国学者对拜占庭史研究综述》一文指出，对拜占庭文化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并对拜占庭文化的特点，形成和繁荣的原因，影响和地位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并基本达成共识。他在这里对拜占庭文化的定义还是引用1986年，程志强、徐家玲在《试论拜占庭文化在中世纪欧洲地中海文化发展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所论述的概念，“所谓拜占庭文化，是指古典的希腊与罗马在拜占庭帝国内与基督教文化和古代东方文化融合、发展而成的精神财富的总和。”这里学者们对拜占庭文化的理解还大体局限于精神文化。郑玮在其一文里，他基本是肯定这一定义的。但是最近十年，有关拜占庭文化研究的视野更加广阔，我国拜占庭学者从理论层面上突破了传统的“狭义文化”概念，以“广义文化”的概念界定拜占庭文化研究的范围。使拜占庭文化的概念不断扩大，突破了仅仅局限于精神财富这一命题。使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由拜占庭文学、艺术、雕刻、音乐等方面扩大到了拜占庭社会物质生活及其相关制度的其他方面。下面对其文化研究做一简要分析。
（一）对拜占庭宗教文化的研究
这一研究领域既不放弃传统的研究重点，即对拜占庭圣像破坏运动的起因、性质、影响和历史意义的研究。同时也积极开拓新的研究视角，如把圣像破坏运动与基督教传统相结合、圣像破坏运动和拜占庭帝国军事帝国外交相结合研究等新的研究方向。此外，学者们还探讨整个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宗教政策，基督教的传入，以及东正教在拜占庭的发展，对景教的研究，拜占庭圣像画、拜占庭教堂壁画等都有论述。在这些文章中，《世界宗教》发表的《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长篇论文对拜占庭史学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文突破了拜占庭史学研究笼统谈论拜占庭宗教及其作用的传统方法，深入探讨遁世修道理念在拜占庭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发展，分析了其不同于罗马天主教入世主义修道观的特点。《世界历史》在2005年第六期刊登的《景教东渐及传入中国的希腊—拜占庭文化》一文，分析了景教的起源并东传波斯，中国境内，介绍了对我国宗教、文化等的影响。
（二）对拜占庭物质文化的研究
这一研究领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拜占庭（东罗马）在我国境内出土的金币的研究，这一方面是从2001年我国学者康柳硕发表的《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一文拉开了序幕，文中系统地论述了从我国境内1914年在新疆和田发现第一枚金币开始一直到1998年在甘肃陇县发现的39枚金币截止，从这些金币出土概况、埋藏年代的确认、历史背景的考察、真币、仿制币辨析、流通用途的分析五方面进行了详细确凿的考察。在这之后我国学者陆续发表了这方面研究论文。如f.蒂埃里；c.莫里森；郁军2001年在《中国钱币》发表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帝国金币及其仿制品》，牟世雄在2001年《考古学》发表的《甘肃陇西县发现一枚拜占庭帝国金币》，以及2009年林英在《中国钱币》发表的《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和南北朝史料中的“金钱”》等文章都从不同方面、不同视角对拜占庭金币进行了论述。陈志强2004年在《考古学》第3期上发表的《我国所见拜占庭铸币相关问题研究》一文，对我国2007年以前发现的铸币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除对拜占庭钱币研究外，我国学者还对圣索菲亚教堂、拜占庭建筑等进行了深入的挖掘研究。如《规划研究》2008年第4期刊登的蔡颖佶；林驹发表的《东正教“圣母大堂”折射的拜占庭建筑艺术》一文。该文系统地阐述了拜占庭建筑风格，结合东正教在我国的传播情况以及东正教遗留在我国的教堂仔细地作了对比，详细确凿地论述了我国东正教教堂的建筑风格与拜占庭建筑的渊源，并提出了如何保护历史建筑的一些思考。《长沙铁道学院学报》在2009年9月第3期刊登的由张煜琼、张声扬、佘果辉、共同发表的《由圣索非亚大教堂看拜占庭建筑与其结构的整合》一文。通过对圣索非亚教堂结构详细的分析，图文结合，明确结构的进步对建筑形式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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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拜占庭文学、艺术的研究
这十年对拜占庭文学、艺术研究也有想当多的研究论述。如《艺术探索》2009年第3期刊登了王莹《拜占庭圣咏的分类》一文，对拜占庭的音乐进行了论述，并对圣咏分类，分为诗篇吟唱、颂诗、颂歌三类，并归纳了每一类圣咏的艺术特征。突显了拜占庭音乐在西方音乐逻辑延续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从全新的角度掀起了为西方艺术音乐寻根溯源的浪潮。刘建军在其《拜占庭的历史文化特色与文学成就》一文对拜占庭文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指出“任何缺失拜占庭文化的欧洲文学史都是不完整的历史文本。拜占庭的历史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它是在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东方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中形成的独特文化形态。此外，20世纪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叶芝在其晚年创作了以拜占庭为主题的诗歌《驶向拜占庭》与《拜占庭》。我国学者对这两首诗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林嫱，刘须明的《追求艺术与灵魂的不朽家园》，又名《论叶芝”拜占庭诗作的主题嬗变》，分析和比较了《驶向拜占庭》与《拜占庭》在关键词、象征符号、哲学辩题这三方面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
有的学者还从地缘因素出发研究早期拜占庭的美术，《从地缘因素看早期拜占庭美术》就是这一研究主题的代表，文章指出“历史上大量不同的民族都来到君士坦丁堡，书写自己民族光荣的历史，留下他们伟大文明的痕迹。独特的地缘因素注定了拜占庭帝国的艺术是多元化的。
三、对拜占庭政治制度、经济、军事、法律、外交等的研究
这十年凸显的特点是对政治制度研究逐渐弱化，但是也没有放弃研究，只是研究的侧重点和以前有所不同而已。经济、军事成为研究热点。不仅有相关专著出版，发表的论文也相对较多。特别是对其经济、军事研究成为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特点。
（一）对经济方面的研究
经济最为突出的内容是对金币的研究，金币既可是经济方面的内容，同时又可以把它归纳到物质文化方面。在前面的物质文化内容中已有专门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下面简要分析一下和经济有关的论文。如：东北师范大学葛晓鸾硕士论文《12—14世纪拜占庭与威尼斯、热那亚的贸易争端（兼论拜占庭衰落）》，论文从经济方面论述了拜占庭衰落的原因。东北师范大学张爽博士论文《公元前3—公元6世纪亚欧大陆丝绸贸易（以罗马—拜占庭、中国为中心）》；论文从汉与罗马—拜占庭进行丝绸贸易方面论述了拜占庭的商业政策。2000年《历史教学》刊登的东北师范大学徐家玲《论4至6世纪拜占庭帝国经济复苏与转轨》，文中指出：“5世纪后期,即在拜占庭皇帝阿那斯塔修斯统治时期(491—518年),东西方地中海世界已经分道扬镳。在西方,东西哥特人占领了意大利和比利牛斯半岛部分地区，在没收罗马元老贵族土地的基础上建立了封建制度。在东方，拜占庭帝国在自身独立发展的基础上也在向封建制转轨,社会经济复苏并走向繁荣”。除此之外还有：南开大学罗春梅2009年在《江西社会科学》刊登的《12世纪末威尼斯企图征服拜占庭帝国原因探析》。东北师范大学徐家玲2009年在《世界历史》发表的《试论拜占庭的拓殖运动》。北京大学厉以宁2005年在《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的《论拜占庭帝国的灭亡》等论文都是这方面代表作。都从不同侧面、不同阶段、不同地域对拜占庭的经济制度进行了论述。
（二）对拜占庭法律、军事、外交的研究
这一时期对拜占庭法律、军事、外交的研究是最新的研究视角，关于法律研究的论文以王小波为代表，最新研究成果是他发表的《9世纪后期至10世纪拜占庭立法活动》。这篇论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拜占庭重要法律本文由收集整理文献研究”(批准文号:08jc820032)的阶段性成果的一部分。论文从9世纪后期到10世纪对拜占庭的法律、法规进行了概括总结。并论证了拜占庭立法活动的兴盛的原因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此外还有他2008年在《前沿》发表的《拜占庭影响古罗斯法律形成的途径探析》等。
四、拜占庭教育方面研究
有关拜占庭教育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起步较晚，最早有关拜占庭教育的研究论文见于1997年郭建在河北大学学报发表的《拜占庭教育概述》，这一论文的发表揭开了拜占庭社会状况决定了其教育特征；世俗教育体系和教会教育体系并存，构成了拜占庭教育的基本特色；当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教育在西欧受到野蛮摧残，几乎绝迹时，拜占庭担当了古典文化教育的继承者、保存者和传播者，并深刻地影响了东、西欧各国和古代伊斯兰国家的教育。《拜占庭帝国法学教育探析》从三个方面分析拜占庭帝国的法学教育非常发达，其教育水平远远超过同时期其他国家原因。
五、拜占庭妇女地位的研究
《11-13世纪拜占庭皇室妇女地位探究》表明11-13世纪是拜占庭社会的一个转折时期，经过马其顿王朝短暂的中兴，拜占庭帝国开始走向没落。在这个时期动荡不安的局势，皇室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操纵着一定的权利，其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比以前有所提高。《论拜占庭皇室妇女在帝国政治中的角色-安娜-达拉西妮个案分析》则以安娜-达拉西妮作为阿莱科修斯一世统治前期拜占庭帝国的真正掌权者为例，主要分析她拥有政治权利及原因，并通过与其他皇室妇女参政途径的比较显示其政治地位的特殊性，探讨拜占庭皇室妇女在帝国政治中的角色。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3） 02-0107-04
晚清以来的西方文化典籍的汉译工作到了民国时期进一步推进，一系列著作相继得到翻译与出版。西方文化典籍的翻译与出版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引发了传统与现代、“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论争。就中国现代文论的现状来看，“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论争演化为“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西方化”的命题[1]。要解开这一命题的症结，我们还需要作现象学式的“还原”，通过重返历史，追根溯源，从而还原西方文论最初在中国翻译与出版的初始原貌。
1 西方文论的东渐历程
民国期间，西方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戏剧与诗歌继续得到翻译出版，为新文学的创作与生产提供了某种借鉴。然而文学创作话语规则的缺席却让新文学的创作缺乏理论的指引。继文学作品翻译出版之后，西方文艺理论的系统介绍已是大势所趋。地理学意义上的西方毕竟相隔遥远，而文化意义上的“西方”却又充满太多的异质性，因此西化成功的日本也就成为新文学家们的首选；毕竟二者在文化上还存在着很多的渊源与姻亲关系。由此西方文论在中国翻译的历程，最初经由日本这一中介得以传播。正是通过日本文论的翻译，欧美文论与俄苏文论相继地参与着新文学话语规则的建构。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建立前的十五年间，共有956部日文书被译成汉文；至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著作有1759部。而其中，通过日文翻译的文论大约50部左右[2]。民国期间对于日本文艺理论作品的引进，较为人熟知的是章锡琛对日本文论家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的翻译。1920年章锡琛正式在《新中国》杂志上连载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部分内容，后因杂志停办而搁浅。次年他又在《文学》杂志上重新翻译与发表，后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而在这年7月，汪馥泉也将翻译的《新文学概论》交由上海书店付梓，后又于1930年4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再版。基于本间久雄对本书的二次改编，章锡琛又于1930年对之作了重译，并于当年交由开明书店出版。除此之外，本间久雄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也由沈端先于1928年翻译出版，其所著的《文学研究法》也由李自珍翻译，于1932年由星云堂书店出版。
在通过日文翻译的文论中，除了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在当时影响较大外，还有厨川百村的著作。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先是鲁迅于1924年和1928年分别交由新潮社与北新书局出版。丰子恺也于1925年翻译了该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厨川百村的另一本著作《出了象牙之塔》，由鲁迅翻译，分别于1925年与1928年由未名社与北新书局出版；由绿蕉、大杰翻译的《走向十字街头》，分别于1928年与1932年由启智书局与新文艺书店出版。
除这二人的著作之外，翻译过来的日本文论还包括青野季吉的《新兴艺术概论》（冯译，1930年现代书局）、芥川龙之介的《文艺一般论》（高明译，1933年光华书局）、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论文集》（吴之本译，1930年现代书局）、森山启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林焕平译，1940年希望书局）、夏目漱石的《文学论》（张我军译，1931年神州国光社）、滕森成吉的《新兴文艺论》（张资平译，1928年联合书店）、小泉八云的《文学讲义》（惟夫编译，1931年联华书店）、狄原朔太郎的《诗底原理》（孙工译，1933年中华书局）等，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日本文艺理论的翻译出版为新文学的创作与教学提供了一定话语规则的支持。比如鲁迅在教导青年学生“研究文学”的时候，认为应该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和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着手[3]。然而仔细阅读当时翻译出版的日本文艺理论专著，我们发现，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多为西方文艺理论专著的改写，另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的翻译出版也呈现出明显的欧美化倾向和俄苏化色彩。
其实欧美文艺理论的翻译，早在民国之前就已经开始。1905年，《新民丛报》第3年第22号起连载蒋智由翻译的法国学者维朗的《维朗氏诗学论》，标志着中国开始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随后黄远生、鲁迅、周作人、王国维等人开始碎片式引用或化用欧美的文艺理论作品来阐释中国文学。然而国人对欧美文艺理论的全面了解，实始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正如本间久雄自己所言，“文学通论”部分参照了“Hunt的Literature， Its Principle and Problems； Winchester的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Mackenzie的the Evolution of Literature”等，而“文学批评论”则参考了“Gayley and Scott的 An Introduction to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Literary Criticism，Saintsbury的 History of Criticism以及Moulton的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4]。正是这一系列书目，日后几乎成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艺理论的必读书目，同时成为当时学者研究新文学，甚至旧文学的理论工具。1923年西谛发表的《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一文中，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这些文艺理论书目[5]。而1933年郁达夫在《青年界》第4期发表《英文文艺批评举要》一文中，则再次列举了类似书目。
为了正面直接阅读研究欧美文艺理论，国人开始直接地从英文或其他语言中翻译欧美文艺理论。在章锡琛翻译《新文学概论》的第二年，景昌极与钱新便在《文哲周报》上翻译发表了温切斯特的《文学评价之原理》，后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1926年傅东华在《小说月报》17卷1―8期上翻译发表莫尔顿的《文学之近代研究》。第二年又在《小说月报》第18卷上发表莫尔顿的《文学进化论》。除此之外，一系列的欧美文艺理论得到翻译出版。除了以上两部作品之外，傅东华还先后翻译了勃利司・藩莱的《诗之研究》（1923），蒲克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论》（1926），琉威松的《近世文学批评》（1928），卡尔佛登的《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1930），亨特的《文学概论》（1935）。除了傅东华之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还包括多人于1929年翻译的瑞恰兹所著《科学与诗》，宋桂煌于1930年翻译韩德生的《文学研究法》与《小说的研究》等。据笔者大致计算，民国期间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俄苏文论除外）也在50部左右。总体来看，欧美文艺理论著作的直接翻译让国人对外国文学作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欧美文艺理论的输入也直接地影响着当时中国文学话语规则的建构与重构。正是在欧美文艺理论的基础上，中国文学研究不仅有了全新的理论基础，而且改变着本土的文学理论重构。比如陈仲凡、郭绍虞等人便是在温切斯特、圣茨伯里、亨特等人建构的体系上，来重新思考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的[6]。
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左翼作家的不断壮大，俄苏文艺理论传入日本，在日本出现了许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文艺与现实、文艺与革命、文艺的阶级性等问题成为探讨的重心。而此时输入的日本左翼文学理论便即时地迎合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于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张资平等作家便开始俄苏文论的译介。鲁迅最初从日本翻译俄国文学的时候开始介绍俄国文艺理论。他于1929年便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第二年又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值得注意的是两部文艺理论著作，甚至包括以前的《壁下译丛》等都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后来随着三四十年代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俄国文艺理论的革命性与阶级性很好地吻合了其时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于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文艺理论便取代了20世纪二十年代欧美文论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包括俄国民主主义文艺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理论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都在这一时期得到翻译传播。据本人粗略统计，此时翻译过来的俄国文艺理论著作也多达50种。
2 西方文论的翻译：“西方化”还是“本土化”
自晚清开始输入西学以来，对于西方著作的译介一直都存在着“西方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即使是最初翻译的一些自然科学，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地印证着“东学西渐”的痕迹[7]。如果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仅就具体的文学作品而言，只要不是变异很大，尽管彼此之间有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本土的中国读者还是能够阅读理解的。作为西方文学的话语规则而言，因其理论的抽象性，以及与本土文学的完全异质性，不管是在翻译过程中，还是读者的阅读接受中，都横亘着巨大的文化鸿沟。因此就翻译效果而论，到底是通过直译而达到完全的西方化还是通过转译、改译或者编译而部分本土化，这是当时西方文论在翻译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二难选择。
就前面所描述的西方文论在民国期间的翻译出版作品来看，大致出现了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因交流中转及语言障碍而导致的文本的转译。尽管民国时期输入了很多日本文艺理论著作，但囿于日本本民族文学的需要，绝大多数文艺理论著作是对欧美或俄苏文艺理论的借鉴与改编。比如在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两本文艺理论专著《新文学概论》与《苦闷的象征》便是如此。当被加工过的日本文艺理论翻译成中文后经历了第三次转译，由此国人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理解就必然出现误读与不适应的情形。而这一点已经被当时的翻译家发现。翻译的尴尬，促使更多的有识之士直接从西方文论原著进行翻译。然而很遗憾的是，一方面囿于当时文化交流的匮乏，另一方面囿于语言的障碍，即使是摆脱了日文的限制，却又掉进了英文的转译之中，因为这两种语言在当时最为流行。由此民国时期的西方文艺理论的翻译必然地会出现很多的转译。即使像傅东华、曹靖华这样的专职翻译家，有的时候也得从英文版去翻译法国的文艺理论及俄国的文艺理论。
二是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节译与改译问题。因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文本翻译过程中必然出现“归化”与“顺化”的问题。对于当时新兴的西方文艺理论，国人最初感到的是与传统本土文论之间极大的异质性。因此很多翻译家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采用节译与改译，对原著中的某些内容作相应的改编。比如章锡琛深感国人对日本文学的不了解，因此在翻译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与《文学概论》的过程中，往往将过多的日本文学典故与例子删掉。而这一点景昌极在翻译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的时候也同样涉及这一问题。因东西文学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取诸本国文学以代之。其急切不能得者，则译以明畅之词。或竟以散文译诗句，以求达意”。因此“原著中典例，每于译文中易以本国之类似者……盖因国人于西方学术掌故，所知甚罕。故易以本国材料，为人人所共晓者”[8]。
三是很多西方文论的翻译者采用了编译或辑译的形式。如当时非常有名的东方杂志社为庆祝建刊20周年，将以前在该刊发表的一系列西方文艺理论，以《东方文库》丛书的形式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其中包括《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近代文学与社会改造》《文艺批评与批评家》等。这些编译作品大多由单篇论文组成，来源不同，风格多样，节译与改译并存。对于俄苏文论，因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与制度化特征，很多俄苏文论，尤其是苏联文艺理论多采用集体编译的形式出版。1935年出版的苏联文学顾问会编著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1940年出版的苏联康敏学院文艺研究所编的《科学的艺术论》等，均是集体编译。这种集体编译的形式对于后来新中国的文学撰写出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 中国现代出版业与西方文论
游走在商业与人文两端的中国现代出版业，既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生存空间，同样也生长出新文学的话语规则。然而在商业与人文、生产与消费、阅读与接受的两端，西方文论的翻译与出版，并不像新文学那样有着明显的利益制衡。因为作为新文学的小说、诗歌，一方面作为精英阶层引领社会文化方向的文化话语，另一方面也同样为大众提供难得的文化产品以资消费，甚至是娱乐。但作为文学生产与写作而存在的文学话语规则，因其理论上的形而上学性，势必很难吸引大众的阅读兴趣，最终在普通读者的文学消费层出现真空。西方文论最终还是在中国得以大量翻译出版，有的甚至一版再版。原因何在？据笔者看来，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新文学杂志与相关出版社出于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需要，翻译出版西方文艺理论，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这些杂志社与出版社一方面为新文学作家的文学生产、写作与发表提供阵地，另一方面也通过输入国外文艺理论为新文学理论建设提供话语支持。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的新文学流派的作家们，无论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还是“左联”的作家们，他们一方面本人亲自创办杂志社或出版社，另一方面又供职于这些杂志社与出版社。他们一方面利用自身的身份优势，大量发表新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也大量翻译国外文学作品以资借鉴。如章锡琛翻译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最先发表在文学研究会的固定刊物《文学》上。而傅东华翻译的蒲克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莫尔顿的《文学进化论》《文学之近代研究》等则发表在新文学骨干成员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之上。又比如“左联”的众多刊物后来成为俄苏文论的发表阵地。现代派作家施蜇存所办的水沫书店更是出版了《科学的艺术丛书》，系统地介绍了当时的马列文论以及俄苏文论。
二是众多专职翻译家与杂志社、出版社的结盟。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以来，投身写作与翻译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的生存选择。一方面他们通过文学生产掌握着新文学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依赖于杂志社与出版社而获得生存资本。比如最早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的章锡琛，一方面凭借其熟练的日语翻译了好几本日本的文学理论著作，另一方面更是凭借其掌握的媒介，将其翻译的文论发表出版。又如傅东华的经历亦是如此。在中学毕业后，凭借良好的外语水平，最先供职于中华书局作专职翻译员，后来又去商务印书馆专门从事翻译工作。尽管最后任职于复旦大学，但其一生的经历都与出版活动难分难舍，不仅翻译出版了众多的西方文学作品，而且翻译了众多的西方文学理论。正是这些同时拥有外语背景与留学经历的现代知识分子积极加盟出版事业，为西方文艺理论的翻译出版提供了便利。
注 释
[1]曹顺庆，谭佳.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J].外国文学研究，2004（5）
[2]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3]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M]//鲁迅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日]本间久雄著；章锡琛译.新文学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5]西谛.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J].小说月报，1923，14（1）
[6]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中华书局，1927
(一)英美文学的发展史由于英美文学在国际文化中不断地发展，其地位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出现了许多的文学家，如莎士比亚、海明威等。英国文学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的文学发展时期，最后实现了浪漫主义以及现实主义的文学发展。而美国的文学在建国时期，主要是以模仿英国文学的方式进展，不具备美国的文学色彩也没有实现文学的创新。但是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开始注重自己的文学，不断地增强文学家的自主意识并促进了美国文学的发展。伴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文学家也相继发表了优秀的作品，将美国文学的发展推向了崭新的阶段，逐渐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文学。
(二)英美文学具有的特点在英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中，文学对国家的经济与历史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它的文学作品在内容上完全遵循了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总共经历了五个时期。在二战的发展时期，英国文学注重追求文学的写实、实验、多维度特点。从英国与文学的发展史看，体现了英国在世界中具有较强的地位，在发展中不断地展示自己文学的自信与成就。当然，英国的文学也经历了兴盛与衰落的发展阶段。在美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中，主要受英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比较严重，完全效仿英国的文学特点。直到20世纪，美国的文学才逐渐寻找出自己的特点，对文学实现了创新。在二战之后，它的文学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具有独特的文学特点。在初期重点发展乡土类别的文学，在中期重点发展浪漫主义的文学色彩，到了后期主要以现实主义的文学为主。从各自的文学发展和特点看，二者的文学在后期具有很大的差别。
二、英美文学的评论
文学评论是应用文学理论的有关现象进行探讨以及研究，它揭示了文学在发展史中的规律，从而指导文学在创作方面进行实践的活动。文学评论的相关内容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散文以及影视等方面的评论。对于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的分析评价是对文学进行狭义的评论，而对于所有与文学相关的人物、思想以及现象给予的评价与分析则是从广义上对文学进行评论。相关的文学评论是需要建立在对文学作品进行有关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从本质上文学评论要超出文学分析，因为对文学的分析是具体的，但是它的评论更具有广泛性和深刻性。英美文学的评论是整个文学评论中的一种，主要是利用文学固有的理论和现象对文学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的一种实践类活动，从多个方面揭示和披露它的发展与遵循的规律，并对文学加以指导和创造。英美文学的评论主要是对两国的文学作品进行评论，尤其是在英语语言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对英美文学进行评论的主要目的是，对文学作品的表达方式、文学内容、在创作方面具有的风格进行研究和评论，并以此提高英美文学读者对文学的鉴赏能力，将文学作品中的信息以正确的方式传达出去。而英美文学的评论与其他作品的品论有本质上的区别，对文学作品进行评论主要侧重于对作品的本身进行研究与分析，从而给出文学性的评论;然而英美文学的评论则更侧重于对文学具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外在的表现形式进行客观的思考、分析与评论。
三、分析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的影响
(一)文化在语言上的差异影响语言作为文化的根源与基础，会对人类的生活以及其他方面产生无法预料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学的作品中，思想与内容是文学作品的核心和精髓，而语言形式是文学作品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语言能够表达出文学作品的主旨与思想，更是灵魂的体现，语言与作品相互依靠和并存。在评论英美文学作品时，在语言上的差异会直接影响评论的内容和结果。不同的语言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进行评论的角度和观念也有所不同，虽然是对英语方面的文学进行评论表现得比较明显和突出，但是所处的地域环境以及等都存在语言的差异，势必会造成英美文学在评论上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于不同的评论者，如果不能很好地了解由于语言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差异，就无法真正欣赏和研究英美文学及其作品的内在深意。在英语方面英式的语言更具有严谨性，如果评论者不能随意地使用语言对文学作品进行相关性的评论，语言具有的文化差异性在评论的时候必须尊重文学作品，从而体现英式英语语言的严谨性。而美式的英语语言，由于是在英语语言基础上衍生而来的，因此在品论文学作品时语言不具有很强的严谨性。从语言发展的时间上来说，美式语言要短于英式语言，这就促使了美国文学在创新方面的发展。另外在评论文学方面，语言的表达方式也十分开放，具有鲜明的语言特点。语言的文化差异性影响着英美文学的发展，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的评论方式。
(二)文化在内涵上的差异影响无论是使用什么文化对文学作品进行评论，都无法逃脱选择的挣扎。在文学家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例如:《哈姆莱特》这部文学作品，它的主人公为了复仇不知如何选择生存与死亡，形象地展现了主人公这种在选择中挣扎的特点。而文学作品的评论与这部作品中主人公的性格有些类似，19世纪之前，英国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在这个发展时期文学作品的评论正处于选择文化的挣扎之中。20世纪以后，对文学的评论才发生了改变，评论者逐渐运用文学的理论对作品进行评论，这对文学的评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国对文学的评论正在向民主主义等方向发展，对文学进行重新的分析与思考再作出理性的评论。而美国对文学的评论，深受欧洲的大陆文学所影响。欧洲的大陆文学产生的评论对美国的文学评论具有深刻、强烈的影响意义，但是在这其中美国文学的评论也具有独特的文学特色。虽然英国的文学评论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和创新性，但是依旧利用传统文化对文学实施分析和评论。而在美国的文学评论中，真正地展现了文学的创新内涵，这充分地说明了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的文学特色与文化差异。美国文学的评论在内容与内涵上具有一定的包容性，能够吸取欧洲的大陆文学精髓，无一不体现了其文化在内涵上的差异产生的影响。
(三)文化在人道主义上的差异影响人道主义是为了保护人类在社会中的权益，在资产阶级的发展时期为了进一步推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提出和构建人道主义，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人道主义趋于完善化、规范化。由于来自等因素的影响，对英美文学的评论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文化上的差异对英美文学的评论有着不同程度的理解与认识，英国文学的评论在理解与认识的层次上停留在传统和成熟的阶段，从文化差异上分析，人类通过发展革命推动了文学的发展。而美国的文学评论具有更多的创新文学理念，对评论有着积极的态度和想法。对英美文学的评论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还是来自文化差异，尤其是在人道主义方面的差异。综合所有的观点进行分析，英美文学的评论者对文学的评论方式存在文化差异与区别，都具有各自的评论特点。
作为现代性的学科知识的专门生产，中国文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西方学科体制的东渐。一本文学理论教材凝聚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思考方式和文学研究模式"在新世纪初重新书写文学理论时，回眸文学理论建制之初人们的文学思想及其书写模式，对于推进今天的文学理论教学、文学思想的研究和文学理论教材的重构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里，选取了20世纪2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教材——田汉的《文学概论》作为剖析的蓝本，分析八十年前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并发掘其当代意义。
一
问题意识构成了文学理论的整体布局和理论框架。问题意识从作者所拟定的文学理论论题显现出来。田本《文学概论》篇幅较小，全书分为两大部分，上编为文学的本质，下编为社会的现象之文学。上编为五章，分文学的定义，文学的特性，文学的要素，文学与个性，文学与形式。下编分析文学与社会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联，分为文学的起源，文学与时代，与国民性，与道德的关系。
田本的理论问题和许多思想细节直接来源于日本人木间久雄的《文学概论》。木间本《文学概论》中译本1925年由章锡琛翻译出版"此后作者加以修订，增加了第三编文学各论和第四编文学批评论，1930年开明书店出版了新版译本"对照田本和木间本《文学概论》目录，发现除了把木间本第一编第三章“美的情绪及想象”改为“文学的要素”外，田本的目录与木间本的第一、第二编完全相同"田本初版于1927年，可见，田汉借用的是木间的初版。田本的文学理论问题框架影响了当时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的一系列文学概论教材，如1930年出版的陈穆如著《文学理论》!1931年出版的曹百川著《文学概论》!1932年出版的赵景深编写的《文学概论》!193《年出版的陈君冶的《新文学概论讲话》，这些《文学概论》在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上与田著基本相同。木间本和田本的理论问题和许多观点又来自英国人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1924年出版中译本)，比如前者的文学的普遍性!个性!悠久性三大特性以及文学的情感!想象!思想和形式四要素都来自温本"由此可看出一条文化脉胳。
分析田本的问题意识，可以看出，作者把眼光投向文学本身和文学的社会关联，还没有形成文学活动的整体观念，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问题还没有进入论题，文学内部的细节如文本、文类、修辞、流派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分析，文学与媒介、文学与消费、文学与性别等新问题更没有出现。因此，可以认定，这是草创时期文学理论问题意识比较粗浅的表现，文学理论问题域的复杂性还没有展开。比如文学的要素，作者认为是美的情绪、想象和思想。本书显得简略粗糙，这三大要素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一切艺术审美活动的共同特征。另外，作者拟定的有些问题具有特定的时代性，比如文学与时代这一问题现在的文学理论不再谈论，原因是长期以来，文艺社会学模式占据了中国文学理论的主导地位，文学与时代的问题转入文学与经济，与政治，与宗教，与哲学等文艺社会学研究中。应该说，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仍然在研究，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再如文学与国民性显然是时代性的理论命题。国民性的提出与19世纪科学文学观有关，也是中西文化冲突时期民族意识觉醒的产物，作者引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言论予以论证，正表明了文学理论的文化政治性。
面对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文学理论问题域，我们不得不思考什么是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文学理论应该研究哪些问题？文学理论的问题是永恒的还是变化的？今天的文学理论问题意识应如何表达？综观百年学科历程，1949年以前的文学理论处于草创时期，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还未定型，此后很长时期文学理论为政治所干扰，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才走上了常规的知识增长和学术演进之路。这里，我们选取两本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教材看文学理论问题意识的进展。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代表了新时期思想重新开放后的文艺学研究成果。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表现了新世纪对于文学理论思维模式的探索。以童本为例。第一编导论，讲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理论要旨。第二编文学活动，第三编文学创造，第四编文学作品，第五编文学消费与接受。可见，作者拟定的问题是从经典作家的文学思想出发，按照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活动“四要素”说，从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个维度展开文学活动的流程，这种叙述模式表明中国文艺学界开始从注经式研究转换到文学活动本身，文学研究的自觉意识开始形成。再看南帆本文学理论。共四编：第一编文学的构成，讲文学的再现、文学话语、作家、文本、文类、叙事话语、抒情话语、修辞、传播媒介，为文学本体研究，作者力图论及文学的各个层面，是对文学文本的静态分析;第二编历史与理论，讲中西文学历史形态;第三编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学与其他思想文化的关联;第四编，批评与阐释，是文学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结合西方新近的美学思潮谈文学接受和批评问题。可见，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历史与现实、理论与逻辑几乎都进入文学的理论视野。
从比较对照视角可以看出，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是变化的，人们对文学现象的思考是越来越深入细致了。但是，文学理论的问题并不是没有边界的，所有问题的根基就是文学本身，所有问题都应围绕文学这一现象展开，应致力于阐释文学这一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而不论问题意识是复杂还是简单，文学理论须把握四点，一是历史，二是现实，三是文学本身，四是文学关联。第一，今天的文学思考应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第二，文学理论的生长点是文学的新现象，文学理论必须面对当代的文学现实;第三，文学理论必须揭示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独特性;第四，文学是社会现象，应把文学放在社会系统去考察。把握这四点，文学理论的问题域就可明了，但这四方面只是骨架，其具体阐释空间是无限的。
二
田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先拟定问题，然后主要以西方文献展开论述。细看文本，整体来说，主要是由于时代局限，作者对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解决比较粗浅。整个上编就是谈文学的特性和要素两个问题。第三章作者把文学特性界定为悠久性（permanence）、个性（inpidual）和普遍性（universality），悠久性是指文学的超时代超民族性，文学的个性来自作家本人，普遍性指的是文学情感的恒久性，三种特性的根基是情感，也就是说，作者认为，文学的本质特征是表达作家的情感，这一观点来自西方古典文学思想，如康德、浪漫主义和托尔斯泰等。第四章文学要素论述了情绪、想象和思想，第六章文学与形式接着论述文学的要素。作者对文学特性和文学要素的揭示之所以显得粗浅，是因为这揭示是一切艺术所共同具有的，它们只说明了文学的艺术性，而文学的语言性并没有被揭示。这也与作者所援引的思想材料有关，作者引述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爱迪生的想象理论，还大量引用当代美学家鲍桑葵、桑塔耶那等人的思想来解释文学现象，但这些思想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美学层面而没有深入具体的文学问题。可见，文学理论的自觉意识还没有明确。第五章详论文学个性。作者认为，文学是作家情感的呈现，作家本人的情感风格决定了文学作品的个性和差异，对作品的欣赏就是回到作家本身，回到作家写作时的情感体验。这就是传统传记批评和早期解释学的基本主张，是作家本体而非文本本体或读者本体。大体而言，对于文学理论的每一个问题，作者引用西方近现代的思想资源予以阐述，而没有揭示文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这就是草创时期学科建制的基本特征。
但草创时期的探索性也给文学理论问题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可能。比如，本书对于文学的普遍性、个体性、共通性的规定就很有价值，在后来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理论那里，这一问题反而被遮蔽了。再如文学的社会功能，作者认为是使“生活深刻化，生活意识更坚强，感到社会的幸福”，这一看似不精确的诗意化的文学社会功能的表述比后来的文艺学教材中的认识、教育、审美三大功能更具哲学意味。在文学与形式这一部分，作者论述了文学语言的暧昧性、精确性、文学语言与文体分类、文学语言与情绪和思想的关系等问题，虽然比较粗浅，但开启了文学的本体研究。在后来很长时间，文艺社会学模式主宰了中国文学研究，文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成为文学理论的主题，文学文本被遮蔽，这才有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学的内转，但这种转向仅仅是强调文学的审美属性，文学语言及其与审美的关系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展开。今天的文学理论应该在田本《文学概论》的基础上接着讲。当然，作者对问题的解决也存在一些疑问，比如作者引用孙中山的观点，认为民族主义的保持要靠土语文学即民间文学，而不是知识阶级的精英文学。今天看来这一观点有待商榷。民族性的表达和凝聚要通过民族语言、信仰以及价值观、审美心理等共同体来实现，而民间文学是地域性的，对于现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来说其力量是值得怀疑的。
转贴于 作者的文学观表现在文学定义、文学要素和文学属性的规定上。回顾历史，人们对于文学的本质性定义大都是从某一个侧面对于文学这一复杂现象的解释，这些解释既揭示了文学的某种属性也遮蔽了文学的其他层面，对于不断变化的文学现象来说，这些阐释的效力是有限的。对于文学的本质规定是文学理论知识范式和权力机制妥协的产物，比如审美意识形态这一定义一方面坚持经典作家的思想，另一方面是对于政治化的学术遮蔽了文学审美属性的反拨。王一川《文学理论》倡导反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但仍然提出了本质性的文学定义，即文学是感兴修辞，这一定义既突出了文学文本和文学语言，又尝试性地转换了中国古典文论。虽然受限于思维方式和文化政治，但回顾中国百年文艺学主题史，仍然可以发现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是在逐渐深化，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独特性被一步步揭示。
三
文学观念建立在对前人文学思想扬弃的基础上，同时，前人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作者思维的边界，从思想资源可以看出作者立论的合理性以及问题解决的限度。田本以中西文学思想为我所用，除了当代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外，作者还引用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克鲁鲍特金，时人周作人、郭沫若、蔡元培等人以及中国古典如诗经集传序的文学思想文献。思想资源的多元性有利于揭示每一文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比如文学起源，作者主要以西方文艺理论为依据，同时也参照了中国毛诗序的论述，客观地介绍了文学起源的各种学说，并没有武断地取某一学说为真理。在艺术起源这一问题上，迄今的学说均因艺术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资料的缺乏而只能称为假说，但艺术起源于劳动说作为唯一的真理主宰了中国文艺学界长达半个世纪，根本原因就是学术政治化所导致的思想资源的单一化。作者所引用的许多西方文献正是新时期文艺学美学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也就是说，中国文艺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曲折发展，在思想来源上重新接续了田本《文学概论》。另一方面，本书的主要思想来自西方，这是引进西方现代学科范式创建中国现代学科时期的必然现象，中国思想在学科建设中的位置问题还没有得以解决。
从思想资源这一角度看，百年中国文学理论可分为三阶段。一是20世纪初到30年代，是文学理论的探索时期，思想来源要么偏于西方，要么偏于中国，文学理论的问题域和理论指向还没有明确，这从当时种类繁多差异甚大的文学理论的目录就可以看出。二是30年代后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登上文艺学舞台到改革开放前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理论编撰史，是文学理论的定型期，其表现是思想来源单一的注经式著述方式，文学理论与社会结构一道走向封闭。文学研究者不是根据现实的变化了的文学现象赋予经典以新的生命，而是从经典出发构造文学理论，其结果是经典被非历史化，理论因被定型化而缺乏生命力。三是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全球语境中文学理论的重新撰写，是文学理论的开放期。民族文化的现代演化，西方理论的吸收与转化，文学与文化的当代转型赋予文学理论以新的面貌。
今天，文学思想的来源主要是四大块：一是中国传统文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新文论传统;三是西方古代直到后现代的文学理论;四是近百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中国古典文论是中国本土文化资源，是中国文化面对全球化重新建构想象性文化共同体时所依赖的重要思想支撑。马克思主义经过政治主流化已成为中国文化新传统，其民主精神、变革精神和批判精神应为新文化所吸收。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是西方文化现代性的一部分，我们正走在现代性的路途中，西方文化是一个镜像性的他者、中国百年现代性是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产物，正是基于中国传统，中国现代性才有自己的特征，百年中国文学思想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化。继承以上四方面的有益成果，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下，对新的文学现象给以新的阐释，是文艺学的重要课题。从思想资源角度看，田本主要介绍西方当代的文学思想，较少涉及中国文学思想，东方思想更是阙如，导致了其理论空间和阐释视野的局限，这是草创时期文学理论的必然特征。但作者以问题为纲，以中西思想阐述文学理论问题，奠定了文学理论的写作范式，并由此涉及到文学理论的写作体例问题。
四
写作体例与现行文学理论是教材这一知识形式有关。不同的体例给予文学理论不同的性格风貌和理论主旨，使之或偏于知识性或偏于学术性。田本的写作方式是，先拟定文学理论问题，然后看中西文学思想特别是西方文学思想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本书只是客观地介绍中西文学思想对于文学理论问题的回答，作者没有把中西文学思想加以对照和评论，没有以理论解释新的文学现象，没有提出新的文学思想，没有反映当时文学创造的状况。因此，本书不是体系性的学术著作，更像问题性的知识读本，作者不是从某一哲学体系推演出文艺美学的新观念，也不是从现实的文学现象提炼概括出新的范畴概念。他不生产理论，而只是介绍理论。这是文学理论的写作体例之一。
综观中外文学理论，其写作方式大体有三种，一是逻辑演绎。黑格尔的《美学》为其代表，即遵循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原则，从一种哲学观点出发推演文学的本质性定义和范畴概念，构造体系性的文学理论。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理论教材的书写均循此例，以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为典型。二是经验归纳。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代表，作者从文学现实出发提炼概括出文学理论的新命题。新近出版的王一川著《文学理论》为此例。三是先拟定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然后以文学思想文献阐述这些问题。作者只是客观地介绍前人的文学思想，并不提供新的文学主张。田本《文学概论》即如此，新近出版的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和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均为此例。
从课堂教学和学术推进的角度看，三种写作方式各有优缺点。第一种的优点是，哲学思想奠定了文学思考的理论根基，新的哲学视野能够推进对于文学的新认识，这在西方特别是体系性的文学理论中表现得很明显。但这种体例也有缺点。一种哲学逻辑起点的选取往往就决定了这种思想的逻辑行程，这就在提供一种理论视角的同时遮蔽了其他的思维空间，对文学理论的影响就是深刻性与偏执性并存，作者往往以自己的文学观和审美趣味评判文学现象裁剪文学史实，并把自己的理论主张普遍化，如蔡仪对于现实主义、韦勒克对于新批评等就是如此。随着新的文学现象的出现，这种体系性的文学理论的缺陷就暴露出来。第二种的优点在于，文学思想的生长点是文学新的现实，新的文学现象是文学新思想的动力源。但这种体例的缺点是，通过经验概括的理论一方面因为缺乏哲学的提升，另一方面又只顾及有限的文学现象，这就导致了其阐释范围的狭隘，这就是王本《文学理论》只能称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原因。第三种的好处是没有个人的理论偏见，东西方的文学思想都可能被客观地展示，其缺点是因为没有提供新的文学思想而无助于学术推进，但这一缺点是由文学理论是用于课堂教学这一功能决定的，作者对文学的新看法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表达出来。作为导引性的教材，这种写法还可能因专注于文学理论的介绍而不是联系具体作品进行解说，从而导致写作的理论化和抽象化，这对于文艺学教学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当然，这三种分类方式只是大概而论。体系性的文学理论必须建立在文学史实的基础上，经验科学性的文学理论因理性抽象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导引性的文学理论在取舍之间也可能蕴含作者的文学观。
那么，文学理论如何写？是致力于学术推进提出新说创见，还是客观介绍文学思想成为文学理论专题研究或文学理论关键词分析？我认为，在学术多元化的今天，应提倡文学理论写作模式的多样化，第一种体例要着眼于学术，第二种更接近于文学批评，但需理性抽象，第三种应在知识性、趣味性和文学思想的全面性上下工夫。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选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问题的设置和解决既关系到作者的文学观!知识结构和写作思路，又关系到文学这一审美系统的复杂性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联，在此也显示了人们文学思维的活跃和多元。
田本的写作体例在今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田本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文学研究界按照经典哲学原则推演出文学理论体系，文学理论的问题域以被构造的经典来组接，中西文学思想服务于经典诠释，其结果是经典的视阈和思想空间限制了文学理论的边界。正是基于对这种思维模式的反拨，才产生了新近的文艺学界的反本质主义浪潮，陶本《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和南本《文学理论》正是这种反拨的产物。
五
引言
辩论赛是辩手们思想的碰撞，语言的交锋，赛场上的辩论体现辩手的团队合作以及辩手的思辩能力、语言表达，更体现辩手的文化素养。BP制辩论赛是British Parliamentary（英国议会制）的简称，是仿照英国议会开会议事模式而设计的一系列辩论赛规则的总称，是全世界范围内使用最广泛的辩论规则。目前，国内很多大学生英语辩论赛采用的都是英国议会制辩论赛规则。
英语语言文化与BP辩论赛
美国语言哲学家Grice在1967年哈佛的讲座中指出，谈话是受一定条件制约的。辩论赛是围绕某一话题展开辩论的一种特殊的谈话方式，同样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Nancy V. Wood 在其著作《辩论面面观》中，提出辩论需客观上的满足以下6个条件：“1）an arguable issue，2） a person who will argue，3） an audience that will listen，4） some common ground between the arguer and the audience，5）a forum in which the argument can take place，and 6） some changes in the audience.”同樱在英国议会制的辩论赛中，也需要满足以上六点；1）一个可辨的话题 2）辩手 3）听众 4）辩手与听众之间的共同背景 5）辩论的平台 6）听众的变化。可以看出，必须与对方辩手或听众之间存在共同背景，这样双方才能架起沟通的桥梁，才能更加有效的进行思想交流。共同背景的实现首先是依赖于语言表达，双方需要一种共同语言来传达自己的信息。遵守相应的辩论规则，对辩题中或者辩论过程中的专业术语有基本的了解，对相应的文化背景，有基本的理解和尊重，也就是说辩手之间或是辩手与听众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共同的“知识背景”。
在共同的知识背景中，辩手的文化背景直接影响着辩手的辩论，BP制英语辩论要求英语语言形式与英语思维的结合，这一模式才能能够更好地展示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也是目前我们英语教育迫切需要实现的一个目标。刘亚猛曾说：“我觉得就国家当前的发展而言，我们急需的是那种能使用外语应对和说服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尽可能改变对方的看法和态度的人才。”但是应对和说服对方，仅仅依赖于语言方面的表达是完全不够的，支撑语言表达的背后的强大武器应该是辩手的知识框架，是滋养语言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土壤。目前，很多大学生认为只要能认真学习英语，就能进行英语辩论，殊不知要更好地进行辩论，更应该建构承载语言的文化框架。文化是一个比较广而宽的范畴。与英语辩论相关的文化内容包括需要了解说英语国家人们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更多涉及的是操英语国家人们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英语语言表达习惯于“小头大肚”，从点到线再到面的表达方式。学生需熟练掌握英语语言表达习惯，才能更好地运用英语这个语言工具进行辩论。否则，英语辩论赛就会像中国人穿着洋服表演，无法达到英语辩论的目的。
由于地理方式、生产方式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东西方的文化不同，因而思维方式不同。思维方式直接体现在语言表达方面。中国人谈话习惯于铺垫；而后讲出重点，而操英语的英美人，谈话习惯于开门见山，直抒观点，而后给予论证。在辩论的过程中，遵守操英语的人们的思维习惯，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英语思辩能力，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国际视野。当然，为了更好地实现BP辩论赛中，还需日积月累英语国家人们的生活习惯、人生观、价值观等等文化常识。这些文化常识无论在辩论赛中还是日后的工作协商中，都能让对方感受到被了解和被尊重，这些因素也是辩论和协商中重要的因素。
结语
语言的积累，尤其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的累积，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长期积淀的过程。为了通过英语辩论赛更好地发挥辩论的本质，达到辩论的目的，需要教师的正确指引和学生的积极投入。本文阐述英语语言文化的重要作用，论证、展示了英语思辨能力的核心作用，旨为引起英语辩手及指导教师的注意，以期培养出具有语言素质过硬及思辨能力出色的辩手。
参考文献：
[1]Nancy V.Wood.Perspectives on Argument.Prentice Hall：8.
[2]蔡荣寿，丁薇元.辩论及其文化解读[J].广西大学学报，2009 （5）.
[3]周耀东.西方修辞学与中国的外语教育-刘亚猛教授访谈录[J].外国语言文学，2004（1）.
1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1. 1 以文兴邦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就是用文学作品来讽刺当时的证据，并且以文章作为对君主以及当时政治局面的提建议之法。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主持编撰的《资治通鉴》等史书，被古代历代君王当做治世之道而研读和学习; 同时，在国家昌盛的时代，君主也会鼓励文学家们撰写文章，发扬其统治时期的文化以及统治理念。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对文学价值的一个评判方式，就是是否能够对政局的发展产生影响。
1. 2 以文言志
文学作品是文学家对自己的生活及情感的抒发，是通过对社会观察所得到的领悟和感触，这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来源的研究结果。古代文学家在进行文学作品创作时，对文学作品的来源表达极为明确，显示出了颇具特征性的以文言志的理论风格。屈原在《楚辞》中言明了自己对国家和对君王的热爱，曹操在《观沧海》中言明了自己的宏图伟业，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表达了自己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仕大夫情操。
1. 3 以文载道
道在古代文人的思想中即代表了对国家和对社会的责任，也代表了文学家们对自身修为发展的要求。虽然不同时代的文学家对道的定义不同，但纵观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对个人思想以及社会、家国精神的表达。文不能载道，文学家的思想以及精神就不能得到传承，因此，在古代文学理论中，研究文学作品背后的精神价值，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
2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
2. 1 文学理论的文艺价值
探讨不同文学理论的文艺价值，始终是文学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在网络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工具之一的今天，文学理论研究对网络文学进行了一系列的艺术价值方面的评论和分析，在上世纪 80 年代由于对网络和非主流事物的抵触而造成的对网络文学的批判，已经转为目前对网络文学发展的客观评价。并且，有研究者也指出: 网络文学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文化层面上的阐述。国学的进一步兴起是对古代文化的追溯，而网络文学的发展是对现代文化的白描。
2. 2 自我批评性质的反思
文学理论研究者们对文学理论学科自身开展了反思性的研究。这主要表现是对于文学理论的学科历史、发展模式、流派、学科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法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较深人的探讨。同时，产生了一些相关著作，如《文学元素学: 文学理论的超学科视域》( 郭昭第)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范畴》( 马建辉) 等。有些论文也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如《试论文学的系统本质》《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等; 此外，文学理论研究者们还对文学理论研究的产出以及社会学意义进行了反思。
2. 3 文学理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创作，并高于文学创作，而文学创作则来源于社会生活。因此，探讨文学理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前沿话题之一，这其中被讨论的最激烈的，就是文学理论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理论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文学理论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生存哲学意义。有研究者对文化政治这一新概念和关键词进行了界定和阐析; 还有研究者致力于探讨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而生态文学则成为了文学理论发展的前沿。
3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的区别
3. 1 文与人之间的区别
提及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无论是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者还是文学爱好者，对文学理论的概念都建立在某个文学大家的学说和作品上，例如，屈原的《九歌》和《离骚》所承载的爱国和忠君的君子哲学 曹植《洛神赋》所承载的浪漫主义情怀以及唐代李白诗歌中对这种浪漫主义情怀的继承; 南北朝时期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出世的清高士大夫思想等。古代文学理论是复杂的，但是古代文学理论的代表者却是十分明显的，提到某个文学理论，我们总能想到这些文学理论的创造者和承载者，这是因为，古代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如现代这样普及，而能够成为文学家的人屈指可数，因此，古代文学理论偏重于某家之言，也就是以人为划分文学理论范畴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力发展教育，涌现出的文学创作者多如星辰，而且由于言论自由以及文化的交流和沟通，文学理论发展显示出了真正的百家争鸣的景象。如今，对我国文学理论进行范畴划分，决不能以文学家为标准，而是必须以文学理论流派的实际价值和意义为标准。
3. 2 文学的服务对象不同
古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具有高度的集成性，这与我国古代社会制度息息相关，文学作为对社会文明高度综合和升华的产物，在其思想表达方面也具有极为明显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意义。无论古代文学理论是偏重于对文学家对自身和内心的内省，还是偏重于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批判，亦或是对自然万物、山川河流的赞美，对人类美好情感的抒发，都少不了对当时统治者的评价或者对当时政治局势的影射。以唐代两大著名诗人的文学思想中体现的理论观点来看，李白在作品中展示的理论观点与盛唐时期的统治是十分契合的，其文华丽而浪漫，正显示了盛唐的政治和文化风貌; 杜甫是在寂寂无名中去世的，他的诗赋在半个世纪后才被世人所称颂，而杜甫的文章，则多是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底层平民生活的写照。对于现代文学理论来说，文学的实际作用在于服务于群众，因此文学理论多是对群众精神文明发展的探讨，是基于大众的，而并非直接与政府和统治相关的。
4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的同一性
4. 1 文学理论的社会价值相同
文学发展具有其独特的社会职能，这是文学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内容对社会发展的推力。文学理论的社会职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教育发展的指导意义，即文学理论发展促进对社会青年教育的发展，而教育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文学理论研究的蓬勃开展，因此，文学理论研究使文学对教育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 这一点，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还是现代文学理论，都显露得十分明显。孔子的三千弟子，无一不是从孔子的文学思想中继承了修身和治世等观念，而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则对高校文学教育的影响巨大，体现为教材的变革以及研究热点的变革等方面; 另一个是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生态思想、人权呼吁等元素通过文学理论研究被独立出来，这是文学理论对文学作品的精神意义进行再加工的过程。通过这种再加工，文学作品的时代价值被进一步升华和凝结，更容易被大众所认识到，文学作品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就更加明显。
4. 2 古代文学热点与现代文学研究趋势相符合
文学所具何种精神意义，是每个时代、每个国家和每种文学思潮发展最终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文学发展的最终使命。通常情况下，一种文学思潮即是当时社会最尖锐的社会问题的影射，而目前全球最尖锐的问题究其根本，都可以用生态两个字来概括。发源于美国的生态文学，其研究已经逐渐从文学作品研究上升到文学理论研究层面，随着世界环境保护活动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发展，未来的生态文学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生态精神的代表，人们能够更加客观地认识自然、能够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彻底地反思、能够将人类社会的种种行为视为生态环境发展的一部分，这是未来生态文学所要表达的思想，也是全世界生态文学发展到顶峰时期所具有的精神意义。目前我国文学理论中的生态文学思潮发源于美国，但是考量生态文学的文学作品形式以及思想，却不难发现，现代的生态文学理论与我国古代多数描写自然之美，以景抒情的文学作品中包含的对山川热爱的思想是十分一致的，无论是落霞与孤鹜齐飞还是北风卷地白草折亦或是霜叶红于二月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都是对自然景观包含着欣赏、敬畏、赞叹的表达，这些表达与现代生态文学对自然的客观认识以及对自然景观中包含的自然哲学理论的反思是一致的。
4. 3 文学理论中的批判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