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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以来，本外币利差日益扩大，人民币预期升值不断增强，我国外汇资金仍处于流入态势，其中不免夹杂异常跨境资金流入境内。在我国经常项目已经开放而资本项目部分管制的背景下，经常项目项下异常跨境资金流入的压力日益增大，且面对着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经常项目项下异常跨境资金流入出现了新特点。为进一步提高经常项目外汇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本文从经常项目外汇管理的角度，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入的主要形式和对策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一、异常跨境资金的特点和影响
异常跨境资金是指超过正常贸易和投资范围，带有投机性质或者虽无明显投机性质但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的资金，具有逐利性、隐蔽性和违法性的特点。异常跨境资金不仅包括了具有明显逐利性、短期性的热钱，还包括了部分以避税或发展集团公司等为目的的超出正常收支范围的跨境资金。
异常跨境资金的大量流入很有可能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稳定等方面带来不利影响。
（一）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异常跨境资金的大量流入将造成国际收支顺差增大，同时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大大增加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和公开市场回购调控的压力，对货币政策形成了倒逼机制，明显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二）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异常跨境资金进入境内后通过各种方式结汇成人民币，并投资国内的产品市场和资产市场，且由于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将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
（三）引发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在当前国内经济形势较好且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不变的背景下，异常跨境资金大量流入境内，而一旦经济形势发生转变或稍有转变的趋势，极有可能导致大量资金集中外逃，从而引发金融市场的不稳定，造成严重经济后果。
二、经常项下异常跨境资金流入的主要形式
（一）利用资金流与货物流的时间差实现异常跨境资金流入
由于国内资金日趋紧张、国内外利差不断扩大，且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借用贸易信贷等渠道，利用资金流与货物流的时间差异变相实现异常跨境资金流入。
1.通过进口少付汇或进口不付汇将异常跨境资金以实物形式滞留境内，待获取人民币升值或其他收益后，再以进口退汇或其他方式将资金汇出。例如，湖南A公司2010年至2012年2月从澳洲陆续进口废塑料，报关金额为550万美元，但对外付汇仅21万美元。两年来A公司共实现进口少付汇529万美元，变相获得境外资金529万美元。
2.假借贸易信贷以实现异常跨境资金流入。在国内外利差倒挂、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强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延期付款将外汇资金滞留境内或通过预收货款尽快实现外汇资金流入，以获取利差和汇率差，降低财务成本。例如湖南B公司惯用的结算方式是货到付款，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强的背景下，B公司与外商协商，将结算方式更改为延期付汇，以实现将资金滞留境内，赚取利率差和汇差后再对外付汇。
3.通过对不同结算方式、不同融资产品和不同付汇期限的组合设计，尽可能实现异常跨境资金流入，主要渠道有90天以上的信用证和海外代付的组合、远期信用证与进口押汇、人民币质押贷款的组合等。例如湖南C公司2011年与对方约定结算方式是90天信用证付汇，信用证到期后再办理海外代付，使融资期限累计能够达到半年至1年，远远超过单项融资产品的融资期限，实现了迟付汇8.3亿美元，获得了人民币升值和资金滞留境内运作的双重收益。
（二）利用跨境关联交易实现异常跨境资金流入
由于跨境关联交易的真实性审核较难，且暂时无相关法规文件对其进行约束，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通过关联交易实现异常跨境资金的流入，实现套取汇率变动收益和跨境套息的目的。主要表现形式有：
1. 通过定价转移实现异常跨境资金流入。企业有可能通过“出口高报、进口低报”等方式使异常跨境资金流入。这种交易多发生在加工贸易项下，交易双方多为境内外关联公司。通过进口低报，企业可获得异常跨境资金流入及逃避关税的双重收益；通过出口高报，企业可实现异常资金隐蔽地流入及提高出口退税。
2.关联企业利用预收货款实现异常跨境资金流入。跨境关联企业大量利用关联公司的操作便利，先以预收货款名义将境外资金低成本融资引入，在融资快到期时，再与境外关联公司拟订退汇协议，将融资款项退给境外关联公司，以获取人民币升值收益和赚取境内外利差收入。例如，湖南D公司在2010年12月以贸易项下预收货款名义从其境外关联公司获得1.3亿美元的外汇资金，在2011年12月又以终止合同名义申请全额退汇给境外关联公司。经调查，D公司所收预收货款仅有27.2%用于生产经营，余72.8%用于偿还境内贷款。据测算，D公司上述操作可以节省约336万美元融资成本，同时可赚取汇率差6900万人民币。
（三）通过境内交货境外收汇实现异常跨境资金流入。由于外汇局对境内交货境外收汇没有明确的管理规定，外汇指定银行只是进行表面上的单证审核，企业可通过该渠道实现异常跨境资金流入。例如，湖南省内E公司与境外F公司签订了一份出口合同，约定货物由E公司直接交付给F公司指定的东莞G公司（据F公司称，东莞G公司为其在内地的加工厂），由G公司加工后报关出口至境外F公司，货款则由F公司支付给E公司。E公司通过“境内交货境外收汇”方式完成出口收汇。由于出口方E公司将货物直接交付境内G公司，没有通过海关报关出口，出口收汇监管系统没有相应出口数据，实际出口金额难以确定。货款从境外收回后，外汇指定银行仅根据企业提供的合同等商业凭证予以结汇，只能作表面真实性审核。同时，由于G公司将加工好的货物出口至境外，又可以利用该出口报关单进行重复收汇。
（四）假借转口贸易或转卖业务使异常跨境资金合法流入。由于转口贸易和转卖业务的货物进出均在境外或特殊经济区域，无法实现货物流与资金流的匹配，贸易外汇监管只能从进出口合同、发票等商业单证实施单证审核，无法从根本上确保交易背景的真实性，因此利用转口贸易和转卖业务实现异常跨境资金流入较其它方式更为隐蔽，其主要方式有关联企业之间虚构贸易合同、人为调节交易价格等。
（五）通过境外承包工程实现异常跨境资金流入。由于境外承包工程在收汇结汇环节，仅靠表面上的合同等单证审核就可以为企业办理结汇，难以鉴别业务的真实贸易背景，为违规资金流入提供了通道。如湖南H公司2011年共收到的从境外承包工程收入272.23万美元，外汇指定银行仅凭一个境外承包工程合同就能办理结汇手续，无法判断其真实性。
（六）通过“违约赔偿”实现异常跨境资金流入。不少企业以“违约赔偿”的名义实现大额资金的流入。此类交易性质表现在非贸易项下，但是实际背景与货物贸易活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属于货物贸易基础上衍生的损失赔偿。由于目前对此类交易没有明确的规定，外汇局和外汇指定银行在审核了企业的合同、发票等商业凭证后为企业办理结汇，只是表面上和形式上履行了真实性审核义务。例如湖南省I公司2010年底与外商签订合同进口棉花，因签订合同后国际棉花大幅涨价，由2010年的90美分/磅涨至2011年3月份的240美分/磅，外商无法执行已签订的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执行违约赔偿。I公司因此获得450万美元的赔偿款。
三、存在的管理难点
（一）强化监管与促进便利化之间的矛盾。为防范异常跨境资金流入，强化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入的管理，外汇局可以通过制定更为严密的真实性审核制度来实现。例如，为了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外汇局加强了对转口贸易的外汇管理，规定转口贸易项下的外汇收入应先入企业待核查账户，且必须在企业进行了相应的转口贸易对外支付后方可结汇或划转；此外，转口贸易收入结汇或划转金额超过了相应支出金额的20%，企业应到外汇局进行申请，这样有效降低了企业利用转口贸易渠道实现异常跨境资金流入的可能性，但是同时也增加了大多数正常交易主体的经营成本，降低其业务运转效率，与便利化原则相矛盾。
（二）现行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涉及多个管理环节，适用多套管理制度，但仍然存在着部分监管空白。例如，外汇局对于跨境关联交易没有明确的界定，且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因此难以形成对不正当跨境关联交易的威慑和管理作用。此外，在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方面，外汇局和外汇指定银行在收结汇环节的审核仍然停留在单证审核上。
同时，由于各管理环节和制度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和沟通，导致出现了部分监管空白。例如，在具体的贸易行为中，贸易信贷应与企业的整体贸易收支行为相结合加以分析；但是在具体管理中，贸易信贷登记在资本项目处管理范畴，独立于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管理体系之外，容易导致监管不到位。
（三）现有系统分析监测功能薄弱。目前，外汇局虽有多个业务系统，但各系统彼此独立运行，没有建立一定的关联关系，且尚未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有效的监测、分析、预警指标体系和工作机制。某些外汇业务仍未实现全口径采集和监测，例如对于贸易融资的统计，主要依靠外汇指定银行报送报表，人工汇总、比对、筛选，工作量大、效率低且准确度有待考察。
四、建议对策
（一）完善相关政策规定。一是建议根据服务贸易不同类型交易的特点，实施分类管理，强化交易真实性和一致性的管理，细化违约赔偿、转口贸易等外汇收支的相关操作规程，明确需要提交的单证。二是完善服务贸易项下收结汇管理规定。可借鉴贸易项下联网核查的成功经验，针对服务贸易的特殊性质，办理服务贸易项下出口的收汇时，依据主管部门的批复或者海关出具的服务贸易出口证明办理相应的收汇手续。三是完善对境内交货境外收汇、关联交易等的管理规定。例如，根据不同类型跨境关联交易的特点，完善对不正当跨境关联交易的具体监管措施。
（二）建立高效的外汇非现场监测平台，强化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入的监测预警。建议继续完善外汇监测系统，加强对外汇信息系统和资源的充分整合和利用，建立全方位、多角度的非现场监测平台，全面统计监测外汇资金来源、流向以及流量。同时，建立预警指标，重点关注关联交易、退赔外汇以及贸易融资等业务，发挥非现场监测平台对异常外汇收支的预警和防范作用，提高现场检查的针对性。
参考文献：
马六甲王朝概况
马六甲王朝,明代称其为满剌加国,其王城为马六甲市。该王朝所辖马六甲港,位于海峡最狭窄部分,是天然优良港口,港宽水深,既隐蔽而便于防守,又无浅滩和树林,不受风暴侵袭,船舶可安全入港;此外它扼东西要道,是印度洋、南中国海和爪哇海季风的交叉点,在帆船时代,季风起着不可估量的动力作用,成为推动马六甲良港发展的重要原因。①因此,马六甲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马六甲王朝取代爪哇成为新的转口贸易中心奠定了基础。
对于马六甲王朝建立的时间,中国古籍记载是1403年,而西方学术界却对这一问题有不同认识。不过在美国学者保罗・惠特利《十五世纪时的商埠满剌加》的这篇论文里,最终认可了明朝史书对满剌加建立时间的记载。不过,对于永乐帝何时赐封满剌加国王这件事,中国古籍的记载却稍有出入。然而,不管明朝对满剌加正式册封的时间是1405还是1409年,这都不能抹掉明朝正式册封过满剌加这件事,所以笔者在此不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明朝对马六甲王朝发展的作用
对于明朝政府对满剌加的庇护以及郑和下西洋促进满剌加贸易的繁荣这些事情的看法,则是随着学术界对郑和下西洋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东南亚整体史和国别史研究的深入,逐渐改变了以前那种认为明朝政府的庇护以及郑和下西洋对满剌加的繁荣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看法。因此,现在一些学者认为满剌加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并非是明朝政府的册封和郑和下西洋带去的大量贸易机会所导致的,而是因为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当时东南亚的大环境,特别是爪哇贸易中心的衰落,驱使满剌加作为一个新的中转口贸易中心,在15世纪发展成一个著名国际商港,在国际贸易中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不可否认明朝在满剌加的发展过程中同样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满剌加位于东南半岛的最南端,立国之初只是一个偏僻的小渔村,因而经常受到北方强大的暹罗的侵扰,被迫向暹罗屈服,进贡方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满剌加的发展壮大。在郑和下西洋前夕,明朝派遣中官尹庆到满剌加赐封满剌加国王,满剌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请求明朝保护,以此来摆脱暹罗控制。“此处旧不称国,因海有五屿之名耳,无国王,止有头目掌管此地。属暹罗所辖,岁输金四十两,否则差人征伐。永乐七年已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统率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抱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剌加。是后暹罗莫敢侵扰。其头目蒙恩为王,挈妻子赴京朝谢,进贡方物。朝廷又赐与海船回国守土。”②由此可以看出,明朝对满剌加国王的册封增添了满剌加外部的稳定因素,对满剌加摆脱暹罗的侵扰起了一定作用,稳定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满剌加经济的发展,为其在15世纪成为中转口贸易中心提供了条件。因而,明朝在满剌加的繁荣过程中是起到作用的,只是这个作用并不是如中国古籍以及以前的学者所描绘的那样,即满剌加的繁荣主要应归功于明朝对其的保护以及郑和下西洋给其带去的贸易机会。
区域优势与马六甲王朝的兴盛
一些学者主张从外部寻找满剌加贸易繁荣兴盛的原因,主要是看到满剌加立国之初,是一块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是一个偏僻的渔村和海盗巢穴。仅仅住着二三十个当地土人,和一些从米南加保移入的种植者和商人,他们靠简陋渔具捕鱼为生。③而满剌加的气候朝热暮寒,国内缺少农业资源。“其国东南是大海,西北是老岸连山,皆沙卤之地,……田瘦谷薄,人少耕种。”以及“旧隶暹罗”等等。他们把满剌加天生环境的缺陷以及建立之初面对的北方强敌暹罗和南面的敌人麻诺巴歇这些因素综合考虑之后,便认为满剌加这个初生的国家如果要在暹罗和麻诺巴歇这两个强大的邻国公开敌视的情况下获得任何生存的机会,它就得寻找一些有势力的朋友。又因为明朝对满剌加的册封以及“是后暹罗莫敢侵扰”,因而他们便顺理成章地把满剌加繁荣的关键归功于明朝。约翰・卡迪对这一问题也持这个观点,在他的代表作《东南亚历史发展》一书中就有所体现:“在十五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当地的形势和外部的干预,促成了马六甲海峡为商务交通重新开放。其决定性的因素是明朝政府和印度主要贸易界(他们恰巧是穆斯林)的迫切需要恰好一致,它们要镇压实际上存在于整个十四世纪的令人讨厌的海盗行径,这种海盗的劫掠使通过海峡的贸易活动陷于瘫痪。明朝中国发现新建的马六甲城邦的马来统治者是一个忠诚的臣属,他在晚年改信伊斯兰教,以便加强他同穆斯林商人打交道的地位。”④
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因素那就是东南亚当时的大环境。在满剌加立国之前,在马六甲海峡之所以没有出现一个独立政权,是因为在7～13世纪室利佛逝帝国控制了这条海峡,掌握了海上转口贸易垄断权,维持了五个多世纪繁荣。在室利佛逝灭亡之后,13世纪初,麻诺巴歇建立,进行对外扩张,也极力控制马六甲海峡。不过到13世纪末,麻诺巴歇王国陷入政治混乱之中,缺乏安全保护的东西方商船畏惧海盗的劫掠,被迫绕道巽他海峡,此时马六甲海峡没有了室利佛逝时期的繁荣,但是这些商人们仍然迫切希望能有一个政权能够重新控制马六甲海峡保护他们的商船。“随着室利佛逝的崩溃,马六甲海峡的重要地区出现了混乱和海盗,这种恼人的情况引起了最初的政治冲动,这种形势迫切需要建立商业控制下的安全避难港。”⑤再加上麻诺巴歇因国内政治混乱而无力统辖马六甲海峡地区,拜里迷苏剌便利用这个机会在马六甲海峡建立了满剌加。
虽然一般认为土地贫瘠、粮食缺乏对一个新生政权来说是致命缺陷,但是这仅仅是针对陆地政权而言,对于满剌加,却是一个例外。满剌加正好利用粮食缺乏这一点来加强其同爪哇的贸易联系。因为爪哇是海岛地区的农业中心,所以它是供应满剌加粮食的主要地区之一。因而爪哇的商船频繁往来与满剌加,运去大米和胡椒,换回印度棉布和以丝绸和瓷器为主的中国商品。这种经济联系减少了满剌加与爪哇的敌对关系,加强了他们之间的经济交流。除此之外,原先与满剌加敌对的暹罗也在逐步与满剌加进行贸易往来。暹罗主要向满剌加出口大米,进口香料、胡椒、织锦等。同时缅甸勃固也向马满剌加出口粮食等,而婆罗洲东海岸也一样。
除此之外,统治者政策也是满剌加繁荣的重要因素。公元1414年,拜里迷苏剌与苏门答腊波散王国公主结婚,并改信伊斯兰教,招徕许多穆斯林到满刺加经商,特别是吸引了巴塞的穆斯林商人到满剌加进行贸易。因为当时的香料和稻米贸易主要操纵在爪哇人手里,胡椒贸易则被巴塞人控制,在他们来到满剌加进行贸易之前,麻诺巴歇与巴塞王国之间的商业往来已很频繁,爪哇人把香料和稻米运到巴塞,换取胡椒。此时麻诺巴歇日渐衰微,而巴塞国势正盛。巴塞又是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最早的地方,有许多穆斯林商人在这里聚居。因为拜里迷苏剌改信伊斯兰教便把巴塞很多穆斯林商人吸引到了满剌加,为满剌加带去了重要的胡椒贸易,随后越来越多的爪哇人也将香料和稻米运到满剌加,这促使了满剌加的进一步繁荣。
满剌加经济的繁荣,使它取代了巨港和爪哇成为东南亚新的中转口贸易中心。因此“在十五世纪形成了一个以满剌加为中心的贸易圈,并形成南北两条弧线。北部弧线形成较早,包括从占城、越南、柬埔寨及泰国沿海直到满剌加;南部弧线是从菲律宾群岛经过婆罗洲、西里伯斯、马鲁古群岛、巽他海峡、再从爪哇、苏门答腊直到满剌加。”⑥这个区域性贸易圈出现,不仅使沟通东西方的中介贸易空前高涨,而且使整个东南亚地区内部经济交换和联系大大加强。
结 语
综上所述,满剌加不是一个靠着军事征服而繁荣强盛的国家,而是依靠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成为东西方海上贸易的据点,形成了百货集散的中心,而成为了一个贸易极为兴盛和经济无比繁荣的国家。由室利佛逝到麻诺巴歇再到满剌加,表明了任何一个能够支配马六甲海峡的政权都一定会从过往这里的商业中获益匪浅。因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海岛地区,海上贸易与农业同样重要,那些无法发展任何重要农业基础的国家,因为有机会纳入主要的贸易潮流,便为他们的政权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因此,地理位置是论述满剌加经济繁荣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此外海岛地区旧的贸易中心的衰落为满剌加作为新的中转口贸易中心的崛起提供了契机等,所以在讨论满剌加经济的繁荣时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功于明朝的保护和郑和下西洋带来的商机。(作者单位:绵阳师范学院)
注释
①③余思伟:《中外海上交通与华侨》,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2、51页。
1中美贸易现状
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据中国官方统计自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86倍，年均增长17％。至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78年的10亿美元增至21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2007年两国贸易额更是突破3020.8亿美元。
然而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呈现逆差，并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中方顺差为63亿美元，2000年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2001年则为281亿美元，2004年为873亿美元。2005年为1141.75亿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442.6亿美元和1633.2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为3亿美元，2000年为838亿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1620亿美元。2005年则突破2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2325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对华贸易逆差也已达2375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趋增多。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其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并且中美贸易摩擦正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贸易摩擦的对象由原来的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又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轻工、钢铁、汽车等，更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转移。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
2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成因
2.1双方统计方法和口径不同导致双方统计数据差异
(1)统计方法不同。中美双方统计采用不同的贸易统计标准进行衡量。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美方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我国香港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以上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而转口到美国的商品额中的29％是在我国香港增值的。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美国还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
(2)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一般的进口货物，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来判定原产地，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而不考虑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他中间方进口的。
2.2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
2004年我国GDP普查数据显示三大产业的GDP比重分别为l3.1％、46.2％、40.7％。显然我国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2005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8％、23.4％和73.8％，到2005年则分别为23％，22％和75.7％。显然美国经济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本地化生产的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国由于是过度消费国家，储蓄率极低，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和产出或者说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而中国又因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由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淘汰转移的制造业，并且质量又明显优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口需求也相对不旺盛。所以由此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3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2.3.1东南亚国家对华的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把他们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形成中国与欧美发生贸易顺差，而与亚洲周边国家发生逆差的贸易格局。
2.3.2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及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在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也逐渐将国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销售和向母国返销占据很大份额。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国跨国公司向母国进行返销，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而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出口商品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问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贸易结构扭曲，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出口管制条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国家名单。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虽然逐步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的压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恶意地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诸如通过制定相应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颁布出口管制目录(如商业管制目录CCL、美国军用品管制目录USML和核管理委员会管制目录NRCC)、执行许可证审议程序、强化执行机制与惩处力度等手段来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
高技术本是美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并未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出来。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一直保持生命科学、电子电机、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术贸易上对华贸易顺差,且在电子电机和航空技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相对较大。然而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美国却一直存在着对华贸易逆差。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了521亿美元，这些举措不仅未消除美中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
3应对策略建议
3.1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在服务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服务业根据WTO要求也应逐步开放，因此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减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3.2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亚洲、北美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地区、非洲在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中所占比例甚小，这使得我国外贸与北美、亚洲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也导致了贸易风险的加大，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
3.3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积极的调整
如上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转口贸易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公司或跨国公司。外资的进入虽然有利于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有效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复投资，不仅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和破坏。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整，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4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加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以及以转口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导致实际获利小而两国顺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国应当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政府政策为依托，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业；加快对相对滞后的医疗、教育、交通、环保、住房和金融服务等行业发展，并且适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以扩大内需，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
3.5完善人民币汇率体制
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进；实施“微幅、双向、稳中爬升”的调控；适当放大浮动区间；同时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这样不仅淡化给予美方在其国内定价过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国对外购买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局面。
参考文献
[1]张燕.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分析及对策[J].北方经贸，2007,(5).
关键词：中国-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贸易结构；变迁
第1章导论
1.1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在20世纪最后的30余年时间里，国际贸易领域发生了许多突出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即为出现了以垂直专业化为基础的全球性的产品生产协作，即原来集中于一国或一地区的产品生产现在分散到了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某特殊阶段或零部件与组件的生产，从而使国际分工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了产品的内部，垂直专业化分工（VerticalSpecialization）已成为当前国际经济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这种新国际分工，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除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外，还包括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国际生产分割（InternationalFragmentationofProduction）、国际生产分散化（InternationalDisintegrationofProduction）、全球生产分享（GlobalProductionSharing）、国际外包（InternationalOutsourcing）、价值链切片（SlicinguptheValueChain）等等。尽管这些术语的定义可能略有区别，但其基本涵义是一致的。Hummels（2001）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应包括三个方面内容：（1）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必须为连续数个阶段；（2）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提供价值增值，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一个以上的生产阶段，但不是完成所有的生产阶段不是专业化于整个商品的生产；（3）至少有一个国家必须在它的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产出的产品除了部分国内使用外，还必须有一部分用于出口。
关键词：产业集群 保税物流中心 互动效应
中山及周边地区产业集群分布情况
（一）中山特色产业集群情况
中山市以全省1％的国土面积、不到2％的户籍人口，建成了珠三角产业集群最密集的城市。全市拥有国家级产业基地 26个，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14个，省级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7个，累计获得国家、省名牌名标、免检产品342个，连续多年创造了全省地级以上城市第五位的经济总量。作为珠江西岸最具特色的经济体，最大经济总量的地级市，专业镇比例全国最高的城市，产业集群对中山的影响是无孔不入的，政府的经济报告中随处可以见到“产业集群”、“专业镇”、“一镇一品”等字眼。中山的产业集群主要以装备制造、医药制造、五金、电子信息、家具、服装等为中心，具有分布行业相对较多，产业以专业镇为聚集焦点的发展态势。
（二）中山周边地区产业集群分析
中山的地理位置处于珠江口西岸的中心位置，上连广佛、右接深莞、左邻江门，下靠珠海，是天然的物流中心，同时，在整个珠江西岸来说，中山是唯一一个拥有保税物流中心的城市，相比珠江东岸的东莞、深圳，其辐射的范围将非常的大，珠海、江门、湛江等地区都可以以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作为其保税物流的节点，潜力巨大。本文以江门和珠海产业集群为例。
江门产业集群。有“中国第一侨乡”之称的江门市，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摩托车、五金卫浴、不锈钢、水龙头、麦克风等10个在广东乃至国内外都有一定知名度和较强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一共有14个专业镇，新会区司前镇主要以不锈钢、五金制品形成产业集群，大鳌镇以集装箱行业形成产业集群。
珠海产业集群。珠海作为中国的特区，其产业本身就具有鲜明特色，近年来，珠海主要形成了以格力为龙头的家电电气产业集群、以伟创力为龙头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以高栏港石化基地为龙头的石化产业集群、以三灶生物医药专业镇为龙头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以炬力为代表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以金山软件为代表的软件产业集群、以天威飞马和纳思达为代表的打印耗材产业集群等七大产业集群。
中山保税物流中心概况
中山保税物流中心是珠江口西岸唯一的保税物流中心，是目前广东省最大的保税物流中心。总规划用地4600亩，分三期开发。首期建设801亩，总规划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一期第一阶段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其中仓储面积为16万平方米，包括单层仓库47000平方米、二层仓库51000平方米、三层仓库62000平方米，集装箱重箱堆场2万平方米。该中心交通便利，物流辐射能力极强，区位优势明显。保税物流中心（B型）将为企业提供“保税仓储、国际物流配送、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口岸和出口退税、物流信息处理”等六大政策服务。
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与地区产业集群的互动效应
（一）地区产业集群对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影响
挖掘保税物流潜力，提升物流量。产业集群本身最大的作用是对产业链整体优化、产业链同级企业竞争后可以带来最小的成本以及非常优秀的制造质量。产业集群也意味着该集群作为某产业的集聚中心，必须有一个集聚然后分散的网状物流过程。无论是分散的聚集过程还是聚集的分散过程，物流在其中都起到关键作用。产业集群、尤其是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加工贸易产业的快速发展， 加速了全球保税货物的流动，催生了巨大的保税物流需求，产生发展保税物流的迫切要求，可以说，中山保税物流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对保税物流服务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保税物流的发展。中山及周边地区产业集群产业链不断完善、延伸，企业之间原材料、零部件和成品之间的相互配套非常紧密，加工层次越来越多，加工链条越来越长，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越来越高。加工贸易产业集群的动态发展对区域物流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中山要加快建设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配套的保税物流服务体系，即能实现全球采购、转口贸易、国际配送、流通性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物流信息处理等一站式服务功能的载体，使货物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成本、最低的风险分拨配送到各目的地。
同时，以产业集群的发展促进政府科学规划，合理制定加工贸易产业集群和保税物流协调发展的规划，明确区域内城市的物流发展定位、重点与分工。合理集成物流资源，使产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在空间上、功能上实现最佳结合，改变区域物流规划条块分割状况，构建层次化、差异化的区域保税物流体系。
（二）中山保税物流中心对地区产业集群的影响
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将给珠江西岸产业集群带来变革。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作为珠江西岸目前唯一的保税物流中心，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将会影响着中山及周边地区产业集群的未来发展模式，作为分散的集聚和集聚的分散节点，中山保税物流中心将对产业集群的变革产生一定的作用。
中山的产业集聚，与中山原有的产业基础相关，与众所周知的政府主导型的苏州模式以及市场自发型的温州模式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有关研究认为，中山的产业聚集模式主要以早期的个别企业带动，形成小规模聚集，然后随着政府的大力推广专业镇而形成大规模聚集，而有些产业还处于小规模聚集的形式。随着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中山及周边的产业集群从完全以代工为主，甚至于二次外包代工的加工型聚集为主的模式，逐步转移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发展并重的模式。通过保税物流中心可以有效整合物流资源，推进地区物流中心服务水平，促进全球供应链形成，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将进一步促进产业聚集和区域聚集，对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降低产业集群企业物流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从产业集群的相关研究文献中可知，从最早的理论框架模型慢慢转变到实际成本模型，而成本模型中，很多的文献把矛头指向了运输成本，也就是物流成本。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看，成本动因确实是产业转移、集聚、分散的推动因素之一。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建成，恰恰是能够给予中山及周边地区的产业集群企业带来新的成本降低的动因，而这些动因也必将把中山的产业集群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成本洼地。
由于加工贸易生产企业、特别是现代大中型生产企业生产所具有的物料品种繁多、库存量大、配套性强等特点，以客户为导向的“网络订单”、“按单生产”模式，“零库存”、“供应商库存管理（VMI）”、“即时生产”、“小批量多批次”及“门到门销售”等现代物流管理和生产经营模式大受业界青睐，并被广泛运用。加工贸易生产企业迫切需要通过选择各类保税物流平台，将仓储、运输、包装、配送等非核心业务外包给专业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保税物流中心通过提供深加工结转等政策及功能优势，以保税形式吸引跨国公司将他们的物流配送中心入住并开展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物流服务，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促进了专业化分工和非核心业务的外包。通过开展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物流服务，达到最靠近生产工厂、物流成本最小化的目标。同时，为关联企业提供便利的服务和良好的竞争发展条件，实现资源的集约利用，服务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及国内、国际市场的有效连接，并增强供应链的柔性，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形成珠海港+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双核心产业集群中心纽带。珠海和中山在经济发展以及产业集群发展的方向中，有着各自的优劣势，如珠海陆地面积狭小，产业布局空间有限，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物流资源有限，尚难以支撑大港口运作，但有珠三角最佳的深水良港建造自然条件。此外，广珠轻轨、广珠铁路、港珠澳大桥三个项目将珠海的物流能力有一个极大的提升，届时珠海港、机场空港的“双港”和铁路，将为珠海打造珠三角西部交通物流中心奠定良好基础。
中山的情况与珠海正好相反，中山的经济水平在珠江西岸一直处在一个领先的阶段，同时，产业集群也相对比较明晰，物流货源多。中山港虽然还是依然货物进出繁忙，但是缺乏大型深水良港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山只能建设内河港，建造中的广珠铁路也不经过中山境内，难以构建公铁海联运的现代物流体系。但是，随着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中山的物流特色将会凸显出来。
未来中山的物流可以看到有两大优势，一个是在珠三角地理位置的中心地位，A字型公路主干网结构的中心位置（见图1），另外一个就是珠江西岸唯一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保税物流中心本身有着政策的因素，在接下来若干年中，政府也不太可能再在珠江西岸再建如此规模的保税物流中心，因此，珠海和中山在珠中江都市圈中可以先行一步，优势互补，建立珠海港与中山保税区的“双核心”架构，推进珠海、中山交通和物流同城化。有了珠海的海港和中山的保税物流中心，其物流巨大的纽带已经形成，中山及周边地区产业集群的未来发展路径也会随着物流的节点而逐渐聚集，相信不久的将来，珠江西岸将会形成珠海港+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双核心产业集群中心纽带。
成为推动临港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源泉”。保税物流与中山港的区港联动将促进中山市以保税物流、加工贸易、生产为主的临港产业迅速崛起，成为推动临港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源泉”。一是促进装备制造业集群的发展。装备制造业是关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基础性产业，具有范围广、技术含量高，与其他产业关联大，带动能力强等特点。《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中山要重点发展临港装备制造、精细化工和健康产业基地”。大型装备制造业是港口依存型产业。当前，中山临港产业的发展已初步形成规模，以中山港和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为主体形成了港口物流及相关服务业发展区。利用保税物流中心的平台，将有力的推动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二是促进贸易和物流业的发展。原有产业的扩大和新产业的出现，通过投资所形成的初级乘数效应，刺激以贸易、物流和加工业为核心的外向型产业群在整个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再经由产业的向前关联（比如发展商或在当地销售等）与后向关联（比如在当地的贸易与资本货物的购买等）效应使保税物流中心的利益惠及更多的第三和第二产业。
随着贸易、物流、出口加工等主体功能的逐步完善和主导产业群的日益壮大，保税物流中心对城市及其所在的地区的相关产业发展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王非，冯耕中.我国物流聚集区内涵与形成机理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24）
2.江育春.基于加工贸易产业集群的保税物流体系整合与创新[J].物流科技，2008（4）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借用近代后签署的《》打开重庆大门一事，梳理重庆地区与日本的交流状况，厘清该条约对近代中国影响，为历史教育教学提供助益。
二、《》签订背景及对重庆的影响
1.《》选择重庆的缘由
《》签订于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本赤间关下P市马关港。根据《中日史》记载，李鸿章当年在日本与伊藤博文进行了七次谈判，最终，在日本的强权力势下，清政府以求自保，这个条约双方签字。条约签订后，在中国社会引发强烈的反应。对中国人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深重的灾难，更是精神上的沉重打击。陈旭麓先生曾说：的签订促进了以来的中国民族认识的亟变。长期战争的失败，给人们带来了警悟以及理性的思考，各个阶层人民的民族意识逐渐苏醒，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活跃，更包括了统治阶层顽固分子对洋务的接受。重庆，作为一个身居内陆的城市，一样受到列强势力的侵入。日本要求增开通商口岸，其中就包括了长江边上的山城――重庆。细看，日本所开的城市，沙市、重庆、苏州、杭州，这其中，苏、杭是东南沿海的重要城市，经济发展较快，而沙市、重庆这两个则是内陆城市。这里面，1890年3月31日，英国强迫清政府在北京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明文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那么日本为什么要选择这座城市开放并要求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呢？
重庆，位于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口，曾一度作为西南地区以及长江沿岸的重要政治军事据点。在古代时期，由于重庆和附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川西平原和嘉陵江中游地区，社会和文化也随之落后，常常被作为流放罪犯之地。经过隋唐和宋朝时期的开发，重庆才开始向人口密集，商业繁荣渐进。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朝中前期，是重庆城市形成的重要阶段。明末清初的战乱导致清的“人口西迁”，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以及国家政策的放宽，使四川地区经济逐渐恢复发展，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方面。当时重庆作为长江航线的重要枢纽，作为长江交流主干道和上游的商品集散中心，它所散发的这个商业网络遍布全国。同时，长久以来担任这样一个角色，重庆在商业方面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更多的商业移民的涌入，使得重庆的农业化因素逐渐少去。因而重庆可以被定义为是一个商业城市。它在地理上具有不可比拟的水运优势，通过对两江的开发，它运用自己的转口贸易优势，在长江流域各城市中的地位逐渐提高。也正是这样在政治军事和商业方面的优越地位，使西方列强对它的注意力逐渐提高。开辟重庆市场，是他们占领西南内陆的关键性一步。这样强大的吸引力同样也使日本在甲午战胜后，要求开重庆为通商口岸。同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对重庆这个重要战略性地区，各国都积极争取。19世纪60年代，英、法等国先后四次进入重庆境内探测、巡行、搜集水文航行及矿藏资料等，企图令重庆通航进而使之开埠。1867年英国提出，1981年，英国在重庆设立海关，这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日本仍不满足在重庆取得的开放，并要求建立领事馆和工厂，并用片面优惠待遇取得英国已取得的特权。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重庆的地位及其重要性。《》规定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府”后，从此大量的洋货得以逆川江而上，涌入四川重庆。最终实现了英国在之前并未取得的利益特权。
2.对重庆的影响
（1）商业贸易中心向综合经济体转变
从商业贸易中心向综合性经济中心转变是重庆被开放后的另一个结果。日本设立的工厂填补了重庆近代工业的空白，其中，火柴业便是一个显例。随着这些手工工场或近代工厂的大面积建立，随之带动的是重庆地区近代金融业的产生和教育、大众传播事业的兴起发展，这使重庆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单纯的商业贸易中转中心向商业、工业、金融、交通等综合性经济中心以及近代科学技术和信息中心转变，呈现出日益近代化的趋势。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重庆的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城市人口快速扩张。飞速壮大的实力，才使得重庆最终建市（1929年）。
（2）激发民族意识觉醒
在日本势力入驻重庆时，重庆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人民的民族意识一点点觉醒，重庆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及思想文化诸方面也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甲午后在全国掀起的维新思潮在重庆的传播更加深了文化领域的变革和思想观念的更新，重庆也因此成为四川维新思想和维新活动的中心。宋育仁就最早在重庆推崇维新变法、宣扬维新思想，为此创办了川渝第一份报纸《渝报》。1896年，宋育仁被派到重庆总理商务、矿务等事。其目的在于“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主张“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款”“官归官本，商归商本，分设官厂商厂，彼此各不相涉”“官商股分开，各公司自主，商务局不过问”。《渝报》刊发了大量时论文章，疾呼救亡图存，宣传维新变法，从最初便连载发表宋育仁所写《时务论》作为该报主题。《时务论》批评洋务派官僚“舍本而逐末”，又抨击封建顽固派官僚“妨贤病能而不恤国家之急”，提出学习西方定天下之疑，统一思想定变法维新的大计。《时务论》还提出了“君民共治”的主张，推崇西方的两院制，主张改变君主专制制度，代之以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士要求实行议院制，“选士于商”参加政权。《渝报》既刊载国内的变法消息和维新主张，又在“译文择要”中刊登外国近闻和介绍西方法制、经济的文章，较广泛地介绍和翻译了关于西方及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著作。《渝报》开阔了重庆人的视野，促使其跟上时代维新变法的步伐，广受欢迎。随后越来越多的报纸在重庆涌现。开埠既促进了重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素质文明水准，为重庆人文精神的近代化创造了良好的主体条件，又给民众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带来了深刻变化，促进了重庆文化的近代化，人文精神亦注入新的内涵，日渐凸显出极具特色的近代色彩。
综上看来，《》中对近代重庆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精神面貌上都有很大的影响，重庆的近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日本的力量都很不能忽视。随着英国、日本在重庆得到的利益日益显著，美国、德国也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发展自己的势力，纷纷建立领事馆，重庆由此成为列强们在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据点。重庆虽未在近代以前的中日交流中占据有利地位，但随着近代以来中国国情的转变，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变迁，重庆在对外交流中的优势地位也日益显著。
参考文献：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中国人民出版社，2012.
上海市物流园区概况
(一)浦东空港物流园区
浦东空港物流园区是上海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大型化、综合性现代物流园区之一,规划面积16.8平方公里,含物流仓储、公共服务等设施,主要功能定位为国际中转、国际分拨配送、国际采购、国际转口贸易,并进行相关增值加工业务,是具有航空快递特色的物流园区。该物流园区依托浦东国际机场,运用航空运输的快捷便利优势,具有综合服务功能。
国家商务部、海关总署和上海市政府对“上海浦东空港保税物流园区”的规划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浦东空港保税物流园区的建设对于上海增强城市功能辐射能量、促进上海航空物流产业的发展以及更好地服务全国有重要的意义。
(二)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
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是国务院批准的首家区港联动试点项目,享受保税区和出口开发区的相关政策,是上海外高桥保税区10平方公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园区紧靠上海外高桥集装箱三期码头,开发面积1.03平方公里;总投资28亿元人民币,包括现代化仓库、集装箱转运区、商务中心、政府监管服务平台以及先进的硬件和软件配套设施。具备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和国际转口贸易四大功能。据上海海关统计,2007年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进出口货物34.36万票,货值383.73亿美元,货运量231.2万吨,同比增长69.59%、114.94%和85.06%。
外高桥保税区物流园区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依托海港、航空港和信息港,利用优惠政策,通过区(保税区)、港(海港、航空港)、镇(高桥镇、机场镇)联动,大量集聚物流企业,重点发展第三方物流,形成合理的物流产业布局,将成为世界经济供应链中具有竞争力的物流节点之一。
(三)西北物流(江桥)园区
西北物流(江桥)园区位于江桥镇,是由上海市经委、嘉定区江桥镇人民政府共同组建的上海市“十五”期间重点建设的四大物流园区之一,园区是以产品的采购和一级分销为核心,以现代物流为支撑,集展示、货运采购、储存、加工、配送、转运、商贸、信息等七大功能为一体的现代物流园区,是提供公路、铁路、水路及航空多式联运一体化的内陆口岸与加工辐射性的第三方公共综合物流枢纽园区。江桥园区位置选择在204、312国道和沪宁高速公路的汇集处,是上海通往江浙及长江三角洲腹地的咽喉要道。
(四)洋山深水港物流园区
洋山深水港物流园区从广义上包括:洋山深水港港区、东海大桥以及与之配套的港口物流园区。从狭义上单指配套的芦潮港辅助园区。洋山港区依托大小洋山岛链形成南、北港区。规划至2020年,可建成深水泊位30余个,集装箱吞吐能力达1300万TEU 。东海大桥总长32公里 ,桥宽31.5米 ,按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设计车速为80公里/小时。大桥通航标准为5000吨级,主通航孔净高度为45米 。
洋山深水港物流园区(芦潮港辅助园区)位于临港新城西侧,东临A2(沪芦高速公路),距洋山深水港区32km,距市区55km,距郊区环线10km,距浦东机场30km,通过多层次公路网与郊区环线,外环线,内环线相连。园区规划面积13.8平方公里,并预留8平方公里做为备用发展地,建成后将逐步发展成为东北亚国际物流的枢纽中心。洋山深水港物流园区具有仓储、运输、加工、贸易、保税、临港工业、分拨、增值和国际商贸等综合功能,是提供物流服务和国际交流的中心。
上海市物流园区布局中存在的问题
(一)物流服务需求来源不能完全满足
城市物流园区布局应考虑其主要承担的物流服务需求来源,一般应设置在主要物流服务需求来源方向上或接近该方向。从上海的地理位置来看,上海地处华东,又作为长江的龙头,依靠洋山港、外高桥港和浦东空港,可作为内陆地区货物进出口的集散地。西北物流园区承担着进出上海市区货物的物流集散功能。但上海西南松江区拥有占全国出口加工区出口总额近1/3的松江出口加工区,该出口加工区是我国仅次于外高桥、深圳保税区之后的进出口额第三大区,2007年进出口总额为386.2亿美元,该区的物流服务需求仅依靠上海市目前的物流园区是无法完全满足的。
(二)现有交通网络未能充分利用
要形成物流网络布局就要高效利用现有资源,在建设物流园区时要注重完善城市现有与港口、铁路、机场的对接配套,提高城市物流设施的辐射能力和效率,保证货物及时运抵。沪杭铁路、沪杭高速公路、沪青平高速公路、同三国道、嘉金高速等干线,在松江形成了纵横交错的道路交通网,松江也是上海西南重要的门户。但松江区内的物流需求目前仅依靠区内零散的物流企业满足,未能通过物流园区的规模效应充分利用现有的交通便利条件。
(三)物流园区在区域上的不平衡
目前建成的四大物流园区中,三个分布在上海东部,重点在进出口货物的物流集散。浦东区借助外高桥港和国际机场两大物流基地的优势,正在加快保税物流园区的建设,不断吸引国内外知名现代物流企业落户,不断完善其现代物流产业链的框架,正与洋山港一起将成为亚太地区最大、世界最重要的现代物流基地之一。但上海西部仅有江桥的西北物流园区,松江区在物流园区的建设上还是空白,且区内又存在着大量的物流需求有待满足,这种状况不利于松江区的招商引资,不利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
在松江建立物流园区的可行性分析
(一)相对较低的成本
由于松江土地资源充足,成本相对较低,有利于物流园区的投资,也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留有空间。该物流园区建成后在未来物流活动中的辅助设施建设规模、仓储费、运费、劳动力成本等物流费用上具有显着优势。松江位于上海市边缘地区,在松江建立物流园区可缓解对于上海中心城区的交通压力和噪声污染,也有利于环境保护,降低社会成本。
(二)便利的交通网络
物流园区建设一般应考虑设置在城市对外交通主要枢纽或城市交通系统转换衔接节点附近,交通便利,便于多种运输方式相衔接。例如铁路、城市对外交通( 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主通道出入口、机场、沿海或内河港口等交汇处,有利于开展多式联运。松江具有相对完善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便捷的公路交通网络;沪杭铁路复线贯穿松江;距离虹桥国际机场25公里,浦东国际机场68公里,有高等级公路相连;黄浦江横贯松江区东西。在拥有便利的交通网络,又存在大量物流需求的基础上,松江区具备了在区内建立物流园区的必要条件。
(三)松江出口加工区物流需求的有力支撑
物流园区建设应尽量接近城市物流需求集中或货物集散地点,现有物流资源有一定基础, 一般有较大物流需求量,如工业园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企业分布较集中的区域。松江出口加工区就属于企业的集聚区,也是大量货物的始发地和终到地,物流园区布局在此,能获得加工区物流需求的有力支撑,也有利于降低作业成本,提高物流园区运作效率和经营效益,提高物流设施的利用率,实现运输集约化。
(四)明显的规模经济效益
松江物流园区的建设能够将目前松江区内散布的物流企业集中在一起,园区内部可对大型仓库的布局进行统一规划,可发挥整体优势,统筹兼顾,实现物流企业的专业化和互补优势。同时,这些企业还可共享园区内的公共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实现规模经济。
在松江物流园区的建设过程中应注重采取柔性规划,建立持续改进机制,确立建设过程的阶段性目标,对园区建设坚持阶段性评估检查制度,从而保证建设成效的最终实现。
今天，要研究四千年前的西北史前玉文化分布，理所当然地要关注西玉东输这样一种中国特有的资源调配现象，由此便进入到玉石之路的调查。这才逐渐地意识到：在之后由来华的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说，虽然已经流行世界，却不符合国人对此路的认知习惯。近几十年来，国内学界把这条路称为“昆山玉路”或“玉石之路”。若是兼顾中西视角，可以像唐代诗人常建所咏（《塞下曲・玉帛朝回望帝乡》），采用古汉语习语“玉帛”一词来命名较妥当。名字问题中隐含着从西学东渐以来的本土文化自卑感到恢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后的话语策略问题。
2008年问世的英文书《丝绸之路史前史》的作者俄罗斯学者库兹米娜认为：“旧世界历史中的主要现象之一就是伟大的丝绸之路，在古代和中世纪，这条连通中国、欧亚草原、中亚、印度、西亚以及欧洲的贸易路线，那时还延续到拜占庭帝国、威尼斯甚至更远的地方。丝绸之路过去用来从中国输出丝绸，而反过来，商人从罗马和其他国家向天朝大国（中国）输入玻璃器、珠宝以及其他高艺术价值的商品。”（Kuzmina，E.E.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8，p.4.）这是从国际视角对这条路的贸易情况的说明，没有顾及到中国本土视角。如果我们能够分析丝路中国段形成过程中的物质传播及其多米诺效应的因果链条，尝试论说丝路起源和贸易整体构成；再从比较文化的形象学角度，解析四类主要的传播物品的每一种在文化接受方所激起的精神回应，就能清楚地看出对每一种西来的物质要素神话化的文化再编码过程。我将此过程初步概括为四种主要物质的互动，即玉、马、佛、丝，称之为“丝路形成的多米诺效应”。
以往对丝路形成史的研究，海外视角注重的是对西域的科考探险和外文语种文献的发现，国内视角侧重在中西交通的历史、地理和贸易对象方面。无论是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都侧重于现象层面的研究，缺乏一种因果关系的整体把握，未能进入到揭示丝路文化现象所以然的理论层面，即关注和诠释如下的深度问题：在什么时候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条文化传播路线？在这条古老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上，是何种物质要素率先登场，并发挥着依次催生或拉动其他物质要素的作用？
本文提出一种有关丝路（中国段）发生史的文化传播多米诺效应的理论解释，认为是华夏文明起源期对新疆和田玉石的发现和持久需求，拉动中原国家与西域之间的物资贸易之路的构成，即先出现一条运送玉石的路线，从而奠定丝路中国段的早期历史（公元前20世纪――公元前10世纪）。随之而来的是西域和中亚的马匹大量进口（公元前10世纪――公元19世纪），更进一步拉动丝绸作为交换玉石和马匹的筹码（张骞，公元前2世纪――公元10世纪），开始陆续出口或转口贸易，并强化着这条路线上双向物资流动交换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引发公元1世纪前后的西佛东输的过程，特别是佛教石窟寺从喀什到于阗、龟兹（克孜尔石窟），再到敦煌（莫高窟）、张掖（马蹄寺）、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和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特别需要留意的是，公元3世纪后佛教石窟寺建筑与佛陀塑像的渐次向东传播，其路径居然和一千年以前周穆王西游中亚的路线惊人的一致。
从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商品流通之程序看，所谓的丝路，自西向东运输的物品，是玉在先，马紧随其后，佛教和佛像又在马匹之后。丝绸即帛，是作为交换玉和马的中原一方筹码，大量地和持续地自东向西运动。要追问这四种物质要素彼此之间的关联，应是一种原生和派生的逻辑关联，即因果链的关联：没有西玉东输的需求，就不会有作为运输工具的马和骆驼伴随着玉石一起向东的旅程，也不会有大规模的东帛西输；同样的，没有玉石东进中原的黄河河套路线，也就不会有佛教石窟寺东向传播，沿着河西走廊直到晋北的大同盆地的线路轨迹（从敦煌莫高窟到云岗石窟）。
就构成丝路中国段的各种物质要素而言，丝不是决定性要素，而是派生物质。原生性物质是西域的玉料。过去只知道新疆和田玉，九次考察重新确认甘肃玉矿多处，即“玉出二马岗”（临洮的马衔山、肃北的马鬃山），以及渭源县碧玉乡。如今第十次考察又聚焦到渭河上游的武山县鸳鸯山的鸳鸯玉（如今大量用来生产旅游纪念品――夜光杯）。这种墨色中透绿的蛇纹石玉，早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沿着渭河输入中原。所以说渭河道是玉石之路和西玉东输现象的最初原型。
就文献记载情况而言，没有比周穆王更早的确实材料能说明中原与西域关联的这条路早期的物质交换情况。《穆天子传》所反映的穆王西游之路线问题，以及玉帛交换问题，都超出文学想象范畴，成为值得做出历史考证的真实对象。把《穆天子传》讲述的西域“群玉之山”和穆王团队“载玉万只”带回中原国家的行为，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有关昆仑山“多玉石”的内容对照起来看，神话历史的真实性就显山露水了。从仰韶文化时代的六千年前，到周穆王时代的三千年前，玉石之路在三千年时间里向西拓展了两千多公里，从渭河源，直抵昆仑山下的和田河（古人以为是黄河源）和喀喇昆仑山的叶尔羌河。
一、某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往来审计案例简介
1.公司相关情况介绍
某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该公司)1978年成立，注册地：福建沿海某城市，总资产153亿，净资产49亿；主要经营范围：进出口和业务、加工贸易业务、转口贸易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高科技产业投资、旅游、酒店、实业投资、高科技产品的研制及生产销售等业务。
2.审计事项简述
该公司由若干个业务部门组成，各部门实行独立核算，部门之间的往来、交易均通过内部划账进行，内部往来款通过“内部往来”科目进行核算。该公司还有众多子公司，还有一个未上市的母公司-集团公司，我们将上市的股份公司和母公司(集团公司)以及与子公司的所有关联往来，均定义为“内部往来”。
在审计中该公司的以下问题引起了审计人员的注意：在记录相关内部交易事项时，其所使用的记账凭证附件中通常只有一张“内部划账通知单”，众所周知，会计分录的生成必须以具备经济实质的原始凭证为依据，而在该公司，充当原始凭证角色却是“内部划账通知单”显然不具备“经济实质”这一原始凭证的基本特质，这是其一；其二，该公司以“内部往来”为纽带，以“内部划账通知单”为“依据”的会计分录常常关联到两个以上的部门，由于“内部往来”发生频繁，数量较大，因此给审计人员对其会计处理正确性的核实以及理解该会计事项所反映的经济实质造成了较大的困难。
例如，审计人员在对2007年度该公司礼品部的应收款项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审计人员发现今年该部门的应收款项通过内部往来在各个部门频繁的进行划转，每笔金额虽然都不是很大，但其合计的金额却相当可观，经过向礼品部门财务人员询问，礼品部的财务解释，由于今年公司的外贸业务员有部分调整部门，所以，属于该业务员负责的应收款项也就相应的划转到其所调入的部门；审计人员对财务的解释有所怀疑，因为，根据以前同该公司打交道经验，审计人员发现该公司的管理层对某些会计事项的处理方式很灵活，于是，审计人员就抱着怀疑的态度，追查了几笔款项划转到对应部门本年的全部“流动情况”，经审计，审计人员发现，这些款项除了本年部门间划转这一变动外，再无其他增减变动，即本年该些项目都没有实质的销售和收款的业务发生，并且这些款项的账龄都是一年以上，该公司具有较为严格的坏账准备政策：应收款项账龄1年以内的按10%计提，1~2年的按20%计提，2~3年的按50%计提，3~4年的按80%计提，4年以上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该公司主营业务为进出口业务，有巨额的应收款项，而该公司自己申报的应收款项的账龄分析表与去年相比，无重大差异，本年应计提的坏账准备为-21.00万元，即应冲销管理费用21.00万元，若审计人员按“先进先出法”对企业的应收款项进行账龄分析，得出的结果与企业提供的账龄分析表相似，但若追查通过内部往来划转款项的实际账龄，则得出了企业要补计提2，583万的坏账准备，即审计人员改变了账龄分析的方法，对于内部划转的应收款项，采用“具体辨认法”。
因为那些通过内部往来划转的款项本来上年年末的账龄就为1~2年，如果算上今年，那么该些款项今年年末的账龄就是2~3年，就要从原来的20%的坏账计提比例改按50%来计提坏账准备，那么企业就要多计提2，580多万的坏账准备，这样就会对企业今年的利润形成巨大的压力，迫于利润压力，管理层就决定通过应收款项的内部划转，虚增应收款项的发生额，从而来降低应收款项的账龄，进而达到少计提坏账准备，最终粉饰企业的会计报表，审计人员将该事项写成MPA，向该项目的分管合伙人进行汇报，经过多轮的交涉与谈判，在充分的审计证据面前，企业的管理当局最终不得以做出让步，但只愿意补计提2，000万的坏账准备。转
作为审计人员根本无法了解该事项背后的实际背景。要不是审计人员敢于怀疑，并进行一系列的追查，那么该公司的粉饰报表的阴谋就会得逞，就会给会计师事务所带来了巨大的审计风险，也会给依据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来进行投资决策的广大投资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审计启示
现在，在许多较大的集团公司内部，经常设置“内部往来”科目来核算公司内部以及和子公司的交易、往来。而且，较多的集团公司似乎都“热衷”于通过内部往来业务进行一些“特别的会计处理”达到企业自身不可告人的目的。常见的情形有：
1.类似该公司的上述做法，利用“内部往来”将应收款项的在不同部门和子公司间的划转：当企业的应收款项余额较大并且账龄较长，再加上企业的计提坏账的政策比较严格，企业就会利用“内部往来”，通过内部划转将应收款项的账龄缩短。继而操纵坏账准备的计提额，粉饰经营业绩、调节损益。
一、历史沿革与街区概况
湘潭历史悠久，建城历史可追溯到三国时期，曾因水陆交通方便而逐渐成为湖南闻名遐迩的客流、货流、物流集散地。以米、药等商品的转运贸易为基础，在明清十分繁盛，明朝时为“工商十万，商贾云集”的商埠，有“小南京”、“金湘潭”之称。清朝至之前，是湖南最重要的转口贸易城市和湖南最大的商业与经济中心。
“窑湾”之名始于清朝，原称“石湾”或“锦湾”，为湘潭明清商业的中心，保留有大量清代、民国建筑，是目前湘潭市区保护最完整的历史街巷。窑湾历史文化街区是“古湘潭”建筑遗产与文物古迹汇集之地，亦是传统风貌与地方特色得以集中体现的老街区，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
目前湘潭市窑湾历史文化街区的主要范围包括：东、北以新马路相邻的道路为边界，北部至泄洪渠水体处，以水体的东、南岸线为界，西至李柳染堂西侧20米，南至窑湾河街的南边缘。全长975米，面积为18.48公顷。街区现状范围内涉及到窑湾社区和唐兴桥社区，目前共有居住人口4277人。窑湾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湘潭市河西旧城区域，是湘潭市区现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古城历史文化风貌区。
二、历史文化街区空间格局
窑湾地处湘江大幅度转弯处，河道略呈弧形，壶山突出水面，构成优美的临江自然环境。其景观环境与气候、自然密不可分，其他地段是无法复制、模仿的。这种特定的自然环境早就的古街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山、水与街相辅相依，街巷呈脉络清晰的“鱼骨型”街巷结构，街区与民居机理犹存。
（2）数量多、地域特色鲜明的建筑遗产
（3）在有限的空间内，集中了众多建筑遗产，数量多，类型全，风格多样，保存完整。
窑湾历史文化街区内有湘潭市自来水公司一水厂和窑湾自来水公司，木材公司等三处工厂，唐兴寺小学和以窑湾汽车站为主体的汽车零担货运站，其他绝大多数用地属三类居住用地，多为传统民居与新建低层住宅，还有少量多层联排式住宅楼，设施不够齐全，内部道路不够通畅。许多传统民居由于年久失修，居住条件较差。商业分布松散且条件较差。历史街区内部基本没有集中绿地，绿化较少，居民缺乏必要的休憩娱乐场所。整体绿化率相对比较低。
三、历史文化街区建筑特点
窑湾历史文化街区的建筑以民国与50～60年代为主，沿街建筑，因其接近城市道路，易于利用，普遍建筑质量维护较好。而第二进以后的建筑往往质量较差，普遍存在多户使用一幢建筑现象，居民收入处于中下层，存在诸多拆建、搭建现象与消防隐患，使其建筑特色在逐渐消失，质量下降。还有不少建筑实际闲置，建筑得不到适当的维护。
街巷的两翼建筑以两层的建筑居多，且多为木结构的传统建筑。传统民居空间主要有三种空间形式：第一种空间形式为“L”型间空间，其民居两开间大小不同，利用木构架梁柱作为支撑体系并采用双坡屋顶，利用大开间空间的天顶设置亮瓦进行天顶采光。这类民居通常与周边建筑交叉布置，形成较为紧凑的居住空间。第二种空间形式为单开间空间，进深长且各功能空间有一通道连接，形成比较狭长的居住空间，利用连廊及天顶采光。这类民居通常垂直于河道布置。第三种空间形式为合院式空间，这类民居通常房间进深较大，室内采用天顶采光，室外有多户住宅建筑围合而成的庭院空间。
以上三种民居在街巷内穿插，造型丰富多样，地域特色鲜明，建筑细部富有个性与传统特色。有晚清的、民国的，民居有本土传统民居、中西合璧型民居、带有中原汉式特点的窨子屋等。是当年“金湘潭”的写照。
（2）富有个性与传统特色的建筑细部
在建筑上，大木作规整，小木作精致，建筑的立面是装饰的重点，虽体现出湘中地区建筑的共性，但装饰显得更为纤致。立面的门、窗、栏杆、横额多有雕饰，为周边地区民居所不及。民居中出现的一些仿西洋古典的做法，也可以看出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四、保护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现阶段只重视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而历史文化街区整体性价值被忽略。
2.历史建筑中一般居住环境差，改建搭建现象严重，基础设施配备严重不足。因此，许多历史建筑因为被不合理的功能利用，历史建筑特色正在逐渐消失。
3.遗存下来的街区面临深层次的结构性生存危机。首先，许多木构建筑长久失修，建筑结构严重破坏。唐兴桥所在的河道垃圾泛滥、污浊不堪，“江山胜景”石刻上为民居，污水下排，石刻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之中。
五、保护与发展方向
1.任何历史街区保护的最关建因素是人，即拥有或使用历史建筑的人，他们要从历史建筑中收益，体会到历史文化的价值，并能不断地从收益中取出部分资金投入到维护与整治建筑与环境之中，形成良好的循环。提高历史文化资源的公共性，应是保护规划的基本目标。
2.选择适宜的功能来利用历史建筑与环境。对使用不恰当功能的历史建筑，必须改变功能，让功能适应环境，将历史建筑寿命延长下去。合适的功能与适宜的利用强度是保护历史街区的有效途径。
虽然多数历史建筑的质量成问题，需要修缮，但是其建筑与环境形式展示出来的文化才是历史建筑的根本主题。在保证实现整个街区历史文化环境保护目标的前提下，去落实具体的保护与整治计划。
从窑湾历史文化街区我们可以得出：一是每个历史文化街区都离不开对文化的保护。只有尊重文化，文化才能得以传承；二是必须重视对建筑的修缮与保护。建筑是体现地域文化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三是街区内的空间格局、规划特征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完善，这将使窑湾的历史文化大放异彩。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与此同时，与改革开放的历史相伴相长的国际反倾销浪潮却给我国外贸出口前景投下了阴影。现在对我国反倾销的立案已达 480多起，涉及的产品达 4000余种 ，使我 国每年至少损失 100—200亿美元的出口。国际社会频繁的反倾销调查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一、 倾销及反倾销概述
所谓倾销是指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倾销本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手段，因此，WTO及其前身 GAq--I~都制定并完善反倾销协议，各国也制定自己的反倾销法规，对倾销行为进行打击，以维护公平贸易秩序。但许多发达国家利用制度上的优势，以合法的理由为借口，通过更加隐蔽的方式设置贸易障碍，以保护其本国的自身利益，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所以，对于国外的反倾销，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一种贸易保护的措施，它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实行贸易保护的最高级工具之一，具有高度隐蔽性的特征，能够利用反不正当竞争的合法行为作掩护，实施贸易保护，行之也最有效。
二、中国企业屡受反倾销之害的主要原因
(一) “非市场经济”问题
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的第 2款第 7条是专门适用于 “那些对贸易实行全面的或大范围垄断且国内价格有政府制定的国家”，即非市场经济国家。该条款承认，在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的价格比较，是存在特殊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世贸成员国可以将相同产品的价格，或以产 自另一个国家 (第三国际)的相似产品为基础确定的产品价值，作为从这个国家进口的正常价值。只要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案例中确定正常价值所使用的方法是适当的而不是不合理的，这种确定就是有效的。这些条款事实上造成了在实行反倾销措施时，允许使用不同的标准。理论上应找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第三国作为替代国，但美国、欧盟国家、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都曾被选作中国的替代国。尽管是相同产品，但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原料选用问题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资本构成、资源开发方式和经济水平差异问题使我国很难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二)不应诉或应诉不力纵容反倾销
反倾销是世贸组织赋予的一项合法权利，反倾销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法律问题。面对国际反倾销调查，我国企业应从法律的角度去寻找原因与对策，而不是逃跑或过分关注法律以外的其他动机与因素。我国企业由于各种原因如无力支付高额的律师费用、不懂反倾销的运行机制和法规、不重视受到反倾销调查的市场或希望坐享其成，借助其他企业的应诉保住自己的出口市场等原因拒绝应诉或应诉不力的后果，不仅引发高比例倾销案成立的裁定，还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进口国企业不断运用反倾销手段对我国施压。
(三)价格竞争诱发反倾销
中国企业长期以来，出口受国家宏观调控，一度出现亏本出口以求换汇的目的。虽然现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情况已发生改变，但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似乎还没有从市场经济中学会调整目标，重新定位自己的企业和产品，一味用从前的经营策略出1：3产品，主要表现在出1：3产品时，采取价格策略，即以低价作为进人市场的方法，将开拓国际市场的希望寄托在低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价格优势上。在具体产品出口时，部份企业又会恶性竞争，不断压低价格报价，甚至不惜成本地同国内企业或其他国家企业竞争，这种做法不仅造成国外对我国产品质量的质疑，而且使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的指控。
三、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的对策
(一)充分发挥商会作用，加强政府宏观管理
我国外贸商会建设远远滞后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一些本可以由行业协会来统筹管理的工作无法落实，造成了不良后果。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充分利用商会开展国际市场调研工作，及时全面地掌握有关信息，在企业和政府之间架起一座能够迅速传递信息的桥梁。一方面，商会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管理好行业的经营秩序，防止企业之间出现低价竞销的行为，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使企业能够通过分享市场份额，达到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根据商会本身的特点，促进商会、商检、海关和企业的沟通合作，发挥商会的协凋作用。对一些出口商品，只有商会核定符合行业协议价格的，海关才允许出口，这样就能有效地避免我国出口商品价格的混乱。同时，加强政府交涉和管理。首先，国家有关部门要对不应诉或应诉不力的企业给予严厉制裁，将反倾销应诉与出口管理结合起来，制定真正体现 “谁应诉、谁收益”的具体措施。其次，需要同家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如规定出口定价，禁止低价出口，惩罚低价竞销者等。
(二)转变企业经营观念，积极应诉
首先转变传统的经营观念。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一直遵循 “创汇第一、利润第二”的经营思想，但是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必须使外贸出口企业尽快建立和健全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机制，使企业的经营目标转移到追求利润最大化上来。这样出口企业就能提高 自律意识，着眼大局 ，考虑整个行业 的利益 ，改变我国外贸中低价竟销、出口增量不增值的现状，为国家争得应得的利益。其次由于倾销指控一成立，其造成的损失不会只是某一家企业，而是整个行业、整个民族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因此要想胜诉，每一个涉诉企业必须团结起来积极应诉。实践证明，在反倾销问题上是否积极应诉，其结果大不一样。我国应诉的企业，即使最后裁决倾销成立，其倾销幅度也仅为原来被指控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何况相当部分的反倾销调查根本就不成立。
(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应诉反倾销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