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同会计委派制的学者，从不同方面、归纳了它的成效(如郜进兴，1999；潘爱、杨佩礼，1999)。从总体上讲，学者们对会计委派制利弊得失的，大多是就事论事——规范财务秩序、防范会计信息失真、减少国有资产流失。也有学者从委托的角度探讨了会计委派制的规范化，并提出了解决上述难题的对策思路。我们认为，学者们解决上述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亦认为，当设计一种制度时，应同时考虑以下问题：这种制度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权宜之计?实施制度的成本有多高?当我们深入分析这些问题时，就会发现，目前的会计委派制存在四个悖论。
悖论一：财务总监的利益与所在企业脱钩与难以发挥监督积极性的矛盾。
按照目前的制度，国有企业有关主管部门(如产权机构)向企业派出的财务总监，与所在企业的经济利益完全脱钩。监督的动机来自于一定的利益刺激，否则，便没有监督的积极性。作为所有者的股东有监督的积极性，因为他们的利益与被监督企业的收益及其管理者的管理成效有直接的关系；作为监督机构的会计师事务所有监督的积极性，因为他们要对被监督企业的财务收支和经营状况作出独立、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并且，其评价结论直接、间接其经济利益，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还要对其评价、鉴证结论承担连带责任。在目前的会计委派制下，财务总监的经济利益与所在企业完全脱钩，使他不具备股东的监督资格，因而他不会有监督积极性。财务总监是财政部门派出的代表国家监督国有资产运行效率的人员，有的还具有公务员身份，而不是像注册会计师那样的专职监督人员。目前的制度还缺乏将财务总监的经济利益与其对监督企业的评价结论是否独立、客观、公正直接或间接挂钩的机制，更谈不上要他承担什么连带责任。因此，财务总监不会有像注册会计师一样的监督积极性。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在制度上从两方面采取措施提高财务总监的监督积极性：使财务总监具备股东的身份，或者增大财务总监的风险，使其逐渐成为像注册会计师一样的专职监督人员。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将使财务总监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这就是本文所说的会计委派制的第一个悖论——将财务总监的经济利益与企业经营状况直接挂钩，以提高其监督的积极性。但是，这与派出财务总监的初衷即使财务总监的利益与所在企业脱钩，防止他与企业“合谋”是矛盾的。使财务总监成为注册会计师之类的人员，又会产生以下两个新的矛盾：一是在现有的专职注册会计师监督体系之外，又设一个专职的财务总监监督体系，此两者在职能上交叉、重复，就难免使财务总监给人以多余之感。二是一旦财务总监独立、成为专职监督人员，那么，他代表国家利益的地位又会大打折扣。这与派出财务总监的出发点也是矛盾的。
悖论二：利用注册会计师加强对财务总监的外部监督与监督难以到位的矛盾。
从委托的角度讲，财务总监处于人的位置，按照目前的做法，其委托人分别是财政部门、国企的产权管理部门。根据委托的要求，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对人实施监督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在人们提出实行会计委派制的同时，对财务总监的监督问题就要作相应的设计。否则，仅仅靠财务总监的觉悟、自觉性，甚至是良心，会计委派制肯定会流于形式，不会有任何实效。但是，在现有的制度里，对财务总监的监督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是不多的。在有限的对财务总监监督问题的研究中，有人提出了对财务总监进行再监督的观点：要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的独特作用。明确审计责任与财务总监责任，加强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总监工作的检验，以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经济警察”的社会职能。但是，这会引起本文所说的第二个悖论——在我国，在注册会计师监督体系之外又设置一套会计委派制监督体系，其原因在于人们对有些注册会计师已不“信任”，他们监督不力的问题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的企业，也有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总监工作的检验，又有多高的可信度呢?当然，人们可以采取许多特别措施监督财务总监。但一种制度的实施成本太高，是不可取的。可能有人会说，随着法制的完善和经济转轨的完成，注册会计师监督的有效性、可信度肯定会提高，他们对财务总监工作检验的可信度也会提高。但是，在注册会计师的外部监督到位后，财务总监的监督又有多大的必要性呢?
悖论三：以财务总监所在企业的经营绩效考核其监督成效，与他的地位应独立于被监督企业的矛盾。
笔者认为，对财务总监业绩的考核，是评价其监督成效的关键；能否设计出有效的制度来考核财务总监的业绩，是会计委派制能否继续推行的重要决定因素。应该说，现行制度对财务总监业绩考核的设计是没有到位的。有人认为，可以依靠股票市场上股东“用脚投票”的机制以及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所产生的压力，来对财务总监的业绩进行评价。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甚至出现企业面临破产的可能性，企业的股价会持续下跌。这些信息使财务总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信誉受损，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个人利益会受到危害。应该说，依靠证券市场的“用脚投票”机制实施外部监督，具有很强的客观性；但是，笔者认为，这一机制用于考核财务总监的业绩，是万万行不通的。我们知道，影响股价的因素可以分为系统性和非系统性两大类。前者是整体的宏观环境变化对股市的影响，它导致的股价波动与财务总监的利益挂钩是不恰当的。而非系统性因素是指单个公司的经营管理政策、人事变动、投资决策、技术改造方案等对股价的影响。这类因素导致的股价波动也不应当记在财务总监的“账上”。因为，记在他“账上”的结果，
必然导致他为了提高股价，而非常关心所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样的关心，有可能使财务总监代表所有者利益、独立于被监督企业的地位不复存在，出现损害所有者利益、与所在企业合谋的道德风险将是非常的结果。这样，引出我们关于会计委派制的第三个悖论——不用一定考评财务总监的监督业绩，他便没有工作压力和监督积极性；而将其业绩与所在企业的经营绩效挂钩，又会使他与企业合谋，失去代表所有者利益、独立于被监督企业的地位。
悖论四：财务总监约束、防范的职能，与为服务、出谋划策职能难以统一的矛盾。
笔者认为，一种监督制度，应有两方面的积极效应：一是约束、防范、消除损害有关当事人利益的不良行为；二是从维护有关当事人和自身利益的角度，为被监督人出谋划策，如帮助其作出更为、合理的决策，使被监督人的收益更大，或者最大化。应该说，的委派制在第一个方面对财务总监作出了硬性要求，使约束、防范成为财务总监应当履行的职责，而在第二个方面，则没有作出硬性规定，这使得服务、出谋划策至多成为财务总监的权利，而不是责任。有些财务总监出于良心、觉悟可能为企业出谋划策。但是，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良心、觉悟产生的为企业服务与出谋划策的积极性，不会有长久的刺激力。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将财务总监的利益与他为企业出谋划策的实际成效挂钩。但是，这又会产生本文所说的第四个悖论——不将财务总监的利益与财务总监为企业出谋划策的成效挂钩，难以提高其积极性；而一旦挂钩，他又会与企业合谋，做假账、设小金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会在财务总监的“监督”下愈演愈烈。
二、结论及对策
从上面的中，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委派制所产生的四个悖论，实质上限定了它的使用空间和时间范围。这些问题不解决，会计委派制就不会有实质性成效。而在目前的委派制框架下，这些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因此，会计委派制只能作为国家监督国企的一种权宜之计，或者说是目前在对国企监督乏力、而又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的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那么，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的原则是，当一种制度存在替代品时，人们应选择符合多数人习惯的制度，而不应另外再创造一种新制度。会计委派制存在很多替代品，它们是我国市场经济所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才是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现象的根本出路。为此，我们应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严格执行《会计法》。新《会计法》强化了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会计责任，这对约束企业单位的不良会计行为，肯定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第二，深化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国企会计信息失真与国企的所有者监督不力有直接关系。而这又源于国企产权改革不到位、目前产权主体不明和利益不清，所有者代表(如代表国家的董事、国有资产的投资机制等)没有监督的积极性和压力。因此，改革国企的产权制度，是医治会计信息失真的一剂良方，只是它见效的时间要长一些。
第三，强化中介机构，如合计师事务所的监督职能。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与其委托人的合谋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强化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管力度入手，使其逐步恢复应有的独立、客观、公正立场，是解决企业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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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雪玲、范先国：《对会计委派制的疑义》，《财会月刊》，1998年第10期。
部进兴：《关于“会计委派制”的若干问题》，《会计》，1999年第9期。
潘爱、杨佩礼：《初探会计委派制的基本模式》，《四川会计》，1999年第11期。
赞同会计委派制的学者，从不同方面、归纳了它的成效（如郜进兴，1999；潘爱、杨佩礼，1999）。从总体上讲，学者们对会计委派制利弊得失的，大多是就事论事——规范财务秩序、防范会计信息失真、减少国有资产流失。也有学者从委托的角度探讨了会计委派制的规范化，并提出了解决上述难题的对策思路。我们认为，学者们解决上述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亦认为，当设计一种制度时，应同时考虑以下问题：这种制度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权宜之计？实施制度的成本有多高？当我们深入分析这些问题时，就会发现，目前的会计委派制存在四个悖论。
悖论一：财务总监的利益与所在企业脱钩与难以发挥监督积极性的矛盾。
按照目前的制度，国有企业有关主管部门（如产权机构）向企业派出的财务总监，与所在企业的经济利益完全脱钩。监督的动机来自于一定的利益刺激，否则，便没有监督的积极性。作为所有者的股东有监督的积极性，因为他们的利益与被监督企业的收益及其管理者的管理成效有直接的关系；作为监督机构的会计师事务所有监督的积极性，因为他们要对被监督企业的财务收支和经营状况作出独立、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并且，其评价结论直接、间接其经济利益，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还要对其评价、鉴证结论承担连带责任。在目前的会计委派制下，财务总监的经济利益与所在企业完全脱钩，使他不具备股东的监督资格，因而他不会有监督积极性。财务总监是财政部门派出的代表国家监督国有资产运行效率的人员，有的还具有公务员身份，而不是像注册会计师那样的专职监督人员。目前的制度还缺乏将财务总监的经济利益与其对监督企业的评价结论是否独立、客观、公正直接或间接挂钩的机制，更谈不上更他承担什么连带责任。因此，财务总监不会有像注册会计师一样的监督积极性。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在制度上从两方面采取措施提高财务总监的监督积极性：使财务总监具备股东的身份，或者增大财务总监的风险，使其逐渐成为像注册会计师一样的专职监督人员。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将使财务总监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这就是本文所说的会计委派制的第一个悖论——将财务总监的经济利益与企业经营状况直接挂钩，以提高其监督的积极性。但是，这与派出财务总监的初衷即使财务总监的利益与所在企业脱钩，防止他与企业“合谋”是矛盾的。使财务总监成为注册会计师之类的人员，又会产生以下两个新的矛盾：一是在现有的专职注册会计师监督体系之外，又设一个专职的财务总监监督体系，此两者在职能上交叉、重复，就难免使财务总监给人以多余之感。二是一旦财务总监独立、成为专职监督人员，那么，他代表国家利益的地位又会大打折扣。这与派出财务总监的出发点也是矛盾的。
悖论二：利用注册会计师加强对财务总监的外部监督与监督难以到位的矛盾。
从委托的角度讲，财务总监处于人的位置，按照目前的做法，其委托人分别是财政部门、国企的产权管理部门。根据委托的要求，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对人实施监督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在人们提出实行会计委派制的同时，对财务总监的监督问题就要作相应的设计。否则，仅仅靠财务总监的觉悟、自觉性，甚至是良心，会计委派制肯定会流于形式，不会有任何实效。但是，在现有的制度里，对财务总监的监督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是不多的。在有限的对财务总监监督问题的研究中，有人提出了对财务总监进行再监督的观点：要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的独特作用。明确审计责任与财务总监责任，加强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总监督工作的检验，以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经济警察”的社会职能。但是，这会引起本文所说的第二个悖论——在我国，在注册会计师监督体系之外又设置一套会计委派制监督体系，其原因在于人们对有些注册会计师已不“信任”，他们监督不力的问题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的企业，也有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总监工作的检验，又有多高的可信度呢？当然，人们可以采取许多特别措施监督财务总监。但一种制度的实施成本太高，是不可取的。可能有人会说，随着法制的完善和经济转轨的完成，注册会计师监督的有效性、可信度肯定会提高，他们对财务总监工作检验的可信度也会提高。但是，在注册会计师的外部监督到位后，财务总监的监督又有多大的必要性呢？
悖论三：以财务总监所在企业的经营绩效考核其监督成效，与他的地位应独立于被监督企业的矛盾。
笔者认为，对财务总监业绩的考核，是评价其监督成效的关键；能否设计出有效的制度来考核财务总监的业绩，是会计委派制能否继续推行的重要决定因素。应该说，现行制度对财务总监业绩考核的设计是没有到位的。有人认为，可以依靠股票市场上股东“用脚投票”的机制以及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所产生的压力，来对财务总监的业绩进行评价。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甚至出现企业面临破产的可能性，企业的股价会持续下跌。这些信息使财务总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信誉受损，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个人利益会受到危害。应该说，依靠证券市场的“用脚投票”机制实施外部监督，具有很强的客观性。但是，笔者认为，这一机制用于考核财务总监的业绩，是万万行不通的。我们知道，影响股价的因素可以分为系统性和非系统性两大类。前者是整体的宏观环境变化对股市的影响，它导致的股价波动与财务总监的利益挂钩是不恰当的。而非系统性因素是指单个公司的经营管理政策、人事变动、投资决策、技术改造方案等对股价的影响。这类因素导致的股价波动也不应当记在财务总监的“账上”。因为，记在他“账上”的结果，必须导致他为了提高股价，而非常关心所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样的关心，有可能使财务总监代表所有者利益、独立于被监督企业的地位不复存在，出现损害所有者利益、与所在企业合谋的道德风险将是非常的结果。这样，引出我们关于会计委派制的第三个悖论——不用一定考评财务总监的监督业绩，他便没有工作压力和监督积极性；而将其业绩与所在企业的经营绩效挂钩，又会使他与企业合谋，失去代表所有者利益、独立于被监督企业的地位。
悖论四：财务总监约束、防范的职能，与为服务、出谋划策职能难以统一的矛盾。
笔者认为，一种监督制度，应有两方面的积极效应：一是约束、防范、消除损害有关当事人利益的不良行为；二是从维护有关当事人和自身利益的角度，为被监督人出谋划策，如帮助其作出更为、合理的决策，使被监督人的收益更大，或者最大化。应该说，的委派制在第一个方面对财务总监作出了硬性要求，使约束、防范成为财务总监应当履行的职责，而在第二个方面，则没有作出硬性规定，这使得服务、出谋划策至多成为财务总监的权利，而不是责任。有些财务总监出于良心、觉悟可能为企业出谋划策。但是，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良心、觉悟产生的为企业服务与出谋划策的积极性，不会有长久的刺激力。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将财务总监的利益与他为企业出谋划策的实际成效挂钩。但是，这又会产生本文所说的第四个悖论——不将财务总监的利益与财务总监为企业出谋划策的成效挂钩，难以提高其积极性；而一旦挂钩，他又会与企业合谋，做假账、设小金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会在财务总监的“监督”下愈演愈烈。
二、结论及对策
从上面的中，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委派制所产生的四个悖论，实质上限定了它的使用空间和时间范围。这些问题不解决，会计委派制就不会有实质性成效。而在目前的委派制框架下，这些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因此，会计委派制只能作为国家监督国企的一种权宜之计，或者说是目前在对国企监督乏力、而又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的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那么，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的原则是，当一种制度存在替代品时，人们应选择符合多数人习惯的制度，而不应另外再创造一种新制度。会计委派制存在很多替代品，它们是我国市场经济所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才是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现象的根本出路。为此，我们应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严格执行《会计法》。新《会计法》强化了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会计责任，这对约束企业单位的不良会计行为，肯定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第二，深化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国企会计信息失真与国企的所有者监督不力有直接关系。而这又源于国企产权改革不到位、目前产权主体不明和利益不清，所有者代表（如代表国家的董事、国有资产的投资机制等）没有监督的积极性和压力。因此，改革国企的产权制度，是医治会计信息失真的一剂良方，只是它见效的时间要长一些。
第三，强化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职能。在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与其委托人的合谋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强化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管力度入手，使其逐步恢复应有的独立、客观、公正立场，是解决企业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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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雪玲、范先国：《对会计委派制的疑义》，《财会月刊》，1998年第10期。
[2]郜进兴：《关于“会计委派制”的若干问题》，《会计》，1999年第9期。
[3]潘爱、杨佩礼：《初探会计委派制的基本模式》，《四川会计》，1999年第11期。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6-0205-02
大型事业单位会计委派制，是指由大型事业单位(总公司、母公司)向下属企业或子公司委派会计人员，对被委派的会计人员一般由集团进行直接管理的会计委派形式。该形式的委派单位一般是大型事业单位的总公司或母公司，委派会计的来源主要是原单位的会计人员，也可以从其他会计人员中考核选拔。受派单位是大型事业单位的子公司或分公司等，也有非独立核算的部门或单位。被委派人员的工资、奖金与工作成绩和考核结果挂钩。
1大型事业单位会计委派制存在的问题
1.1委派会计的职能不完善、不规范
作为委派主体的委派对象，委派会计人员不仅代表了委派主体的利益，为之负责监督受派单位的经济活动，而且还负担着为受派单位的经营出谋划策，制定财务收支计划、成本费用计划等的重任。将监督和服务两种职能统一于委派会计一个人身上，这是值得商榷的。监督和服务两种职能使委派会计具有双重身份，一重是上级单位的派出代表，行使监督职能；另一重是受派单位的财务人员，行使服务职能。两个职能难以协调，如果委派会计侧重于监督职能的行使，那么在制定受派单位的财务计划时，难免会对一些有一定风险，资金占用较大的项目表示否定。但是这些具有一定风险的项目往往同时具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很有可能使受派单位开拓业务范围，增加新的收入渠道。一旦委派会计出于监督职能的考虑，拒绝执行风险较大的项目，那么将有可能使受派单位失去一次很好的业务拓展机会。另一方面，如果委派会计侧重于服务职能，则同受派单位的内部会计没有什么区别，本身所具有的监督职能也形同虚设，甚至同受派单位合谋舞弊，造成更加严重的腐败问题。因为各地对委派会计的监督职能做出了硬性的规定，因此前一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1.2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不规范
委派会计作为上级单位的委派对象，已不同于一般的会计人员，他们一般都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经验，除了核算和监督职能外，还具有制定财务计划，参与受派单位的重要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还有的具有对受派单位一般财务人员的人事任免权力。可以这样说，委派会计在某种意义上己成为受派单位的经理阶层的一员，因此不能用一般的激励约束机制去管理委派会计人员。
1.3对外部监督力量排斥，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
我国的会计监督体系包括四个方面，即司法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其中司法监督是司法机关对财经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政府监督是政府有关部门如财政部门对会计行为的约束和规范；社会监督是会计执业人员和会计自律性组织维护会计秩序，是指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监督；企业内部监督是企业内部的会计人员在企业管理层的授意下，对企业财务状况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现阶段我国的会计委派制中，主要是国家机关，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国有企业派驻会计人员，监督国有资产的运营情况，这种监督方式人为地把政府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变相地整合在委派会计人员身上，寄希望于委派会计能够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等一系列问题。但是这不仅会造成对其他外部监督力量的排斥，而且使原有的会计监督体系变得混乱。
1.4引起委派会计和受派单位的合谋问题，产生新型腐败现象
由委派单位对受派单位进行直接的监督比起委派会计进入受派单位进行监督的成本要高出很多，因此委派会计和委派单位实际上是一种委托关系。根据“经济人”假设，委派会计人员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他的目标与委托人，也就是委派单位期望的目标有所差别。委派会计为了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去追逐更高的经济或者地位上的利益，这种行为在他人对他的监督概率很小，而效用值很大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发生。委派会计与受派单位是一种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不太稳定的，也就是说在一定情况下，合谋的行为可能会出现。如果委派单位对委派会计的再监督力度不够，或者对出现合谋行为的处罚不够严厉，受派单位完全可以和委派会计结成统一战线，前提是对受派单位弄虚作假的罚款要小于对两者合谋罚款以及对委派会计奖励的总额。现阶段我国大多数会计委派制试点工作都把委派会计的工资福利待遇与受派单位脱钩，由委派单位统一发放管理。这虽然能够保持委派会计的独立性，但是大锅饭形式的机制对委派会计的激励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委派会计大多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他们不会满足于普通的激励机制，如果委派单位的物质或者精神奖励不能满足委派会计的需求，他们难免会转向其他方面的效用去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合谋是一种新型的腐败，它比原有的腐败威胁更大，破坏程度更深，这都源自于对委派会计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的不完善。
2大型事业单位会计委派制的解决对策
2.1明确职责权限，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会计委派人员的职责权限应视被委派单位的具体情况和会计委派人员的岗位的重要性而定。委派会计人员的工作权限应该明确，就大型事业单位而言，应该限制委派会计人员的核算、管理、决策等职能(但这不表明否决委派会计人员的参与经营决策的职能)，把重点放在监督单位领导是否、贪污舞弊，放在监督单位的财务收支是否合理合法，放在监督单位是否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放在监督单位是否实现了投资决策的保值增值等目标上。不同层次的会计监管人员应侧重不同的目标，对于企业内部委派的会计人员应侧重于财经纪律监督和经营核算水平的提高。大型事业单位的财务总监、会计主管或会计机构负责人以及一般会计委派人员应有着不同的职责和权限。
在明确各部分会计人员的职责的基础上，还应理顺各方关系。各方面的关系是指委派主体、委派会计和受派单位之间的关系。委派主体应明确制定委派会计人员的各项管理制度，负责他们的聘用、上岗、考评等工作；委派会计人员应摆正自身的位置，不要凌驾于受派单位之上，认真负责做好本职工作，服务于受派单位的经济活动；受派单位应为委派会计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配合他们进行工作，所有重大经济活动都应通知委派会计参加。如果这三方面的关系处理不好，有可能会出现委派会计工作消极怠工，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受派单位架空委派会计，工作积极性降低或者受派单位和委派会计的合谋等问题。
2.2选择合适的委派方式和范围
实行会计委派制，应该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形式。如果不加区分客观实际，而盲目跟风，即使采取了会计委派形式，也可能会带来截然相反的实际效果，反而会挫伤某些部门的积极性或者损害了国家利益。由此在组织形式上应针对不同规模类型的企事业单位区别委派会计人员。也就是说，无论采取哪种形式，一定要根据受派单位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盲目跟从。
对于国有大中型事业单位，可以向其派遣财务总监，这是考虑到更好地维护国家这个大股东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委派的财务总监代表国有股东监督总经理等管理层的经营活动。也可以委派财务班子，或实行分级委派，即政府向大型事业单位或主管部门派财务班子，大型事业单位或业务主管部门再向所属的单位派财会人员。这样做，可以保证单位会计机构的稳定和日常会计工作的连续性。
2.3完善制度建设
会计委派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建立、健全一系列配套制度，由于我国各地的发展不平衡，因此全国各地不同区域的会计委派制具体方式各具特色，各地只有结合自己的特点积极探索，不断创新才能建立起适合自己具体情况的委派制度，才能推进会计委派制实施和企业本身的发展。当然，对会计委派人员加强管理，应该建立一些基本制度，以逐步完善会计委派制。
2.3.1建立委派会计的档案管理制度
对所有委派会计人员的档案应分职务、分层次统一管理，对他们的档案应统一式样，统一编号。要开发全国通用的委派会计人员档案管理的系统软件，形成全国性的委派会计人才市场。通过该档案管理软件进行委派会计人才的信息统计、信息查询和信息分析。
2.3.2建立委派会计的任职和职务升迁制度
委派会计的任职由会计主管机构考核，由会计委派机构认定，且必须得到企业财产所有者的同意，但最好也使企业经营管理者满意。而关于委派会计的升迁，主要由会计主管机构根据业绩和工作年限向财产所有者推荐，最终由企业财产所有者决定。
2.3.3建立委派会计的考评轮岗制度
在考核方面，很多单位制定了按照“德、能、勤、绩”四个方面对委派会计人员进行考核，但是这四个方面的各自权重有些没有确定，或者平均划分。在考核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领导主观判断，没有客观的数据作根据，因此委派会计对于考核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认为没有说服力，不令人信服。
会计委派制是国家为充分发挥会计职能作用，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而做出的一项重要举措，会计委派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解决会计信息不实的问题，从而实现会计监督的职能作用。
参考文献
1.1委派会计的职能不完善、不规范
作为委派主体的委派对象,委派会计人员不仅代表了委派主体的利益,为之负责监督受派单位的经济活动,而且还负担着为受派单位的经营出谋划策,制定财务收支、成本费用计划等的重任。将监督和服务两种职能统一于委派会计一个人身上,这是值得商榷的。监督和服务两种职能使委派会计具有双重身份,一重是上级单位的派出代表,行使监督职能;另一重是受派单位的财务人员,行使服务职能。两个职能难以协调,如果委派会计侧重于监督职能的行使,那么在制定受派单位的财务计划时,难免会对一些有一定风险,资金占用较大的项目表示否定。但是这些具有一定风险的项目往往同时具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很有可能使受派单位开拓业务范围,增加新的收入渠道。一旦委派会计出于监督职能的考虑,拒绝执行风险较大的项目,那么将有可能使受派单位失去一次很好的业务拓展机会。另一方面,如果委派会计侧重于服务职能,则同受派单位的内部会计没有什么区别,本身所具有的监督职能也形同虚设,甚至同受派单位合谋舞弊,造成更加严重的腐败问题。因为各地对委派会计的监督职能做出了硬性的规定,因此前一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1.2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不规范
委派会计作为上级单位的委派对象,已不同于一般的会计人员,他们一般都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经验,除了核算和监督职能外,还具有制定财务计划,参与受派单位的重要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还有的具有对受派单位一般财务人员的人事任免权力。可以这样说,委派会计在某种意义上己成为受派单位的经理阶层的一员,因此不能用一般的激励约束机制去管理委派会计人员。
1.3对外部监督力量排斥,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
我国的会计监督体系包括四个方面,即司法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其中司法监督是司法机关对财经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政府监督是政府有关部门如财政部门对会计行为的约束和规范;社会监督是会计执业人员和会计自律性组织维护会计秩序,是指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监督;企业内部监督是企业内部的会计人员在企业管理层的授意下,对企业财务状况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现阶段我国的会计委派制中,主要是国家机关,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国有企业派驻会计人员,监督国有资产的运营情况,这种监督方式人为地把政府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变相地整合在委派会计人员身上,寄希望于委派会计能够解决会计失真等一系列问题。但是这不仅会造成对其他外部监督力量的排斥,而且使原有的会计监督体系变得混乱。
1.4引起委派会计和受派单位的合谋问题,产生新型腐败现象
由委派单位对受派单位进行直接的监督比起委派会计进入受派单位进行监督的成本要高出很多,因此委派会计和委派单位实际上是一种委托关系。根据“经济人”假设,委派会计人员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他的目标与委托人,也就是委派单位期望的目标有所差别。委派会计为了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去追逐更高的经济或者地位上的利益,这种行为在他人对他的监督概率很小,而效用值很大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发生。委派会计与受派单位是一种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不太稳定的,也就是说在一定情况下,合谋的行为可能会出现。如果委派单位对委派会计的再监督力度不够,或者对出现合谋行为的处罚不够严厉,受派单位完全可以和委派会计结成统一战线,前提是对受派单位弄虚作假的罚款要小于对两者合谋罚款以及对委派会计奖励的总额。现阶段我国大多数会计委派制试点工作都把委派会计的工资福利待遇与受派单位脱钩,由委派单位统一发放管理。这虽然能够保持委派会计的独立性,但是大锅饭形式的机制对委派会计的激励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委派会计大多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他们不会满足于普通的激励机制,如果委派单位的物质或者精神奖励不能满足委派会计的需求,他们难免会转向其他方面的效用去寻求心理上的平衡。合谋是一种新型的腐败,它比原有的腐败威胁更大,破坏程度更深,这都源自于对委派会计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的不完善。
2大型事业单位会计委派制的解决对策
2.1明确职责权限,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会计委派人员的职责权限应视被委派单位的具体情况和会计委派人员的岗位的重要性而定。委派会计人员的工作权限应该明确,就大型事业单位而言,应该限制委派会计人员的核算、管理、决策等职能(但这不表明否决委派会计人员的参与经营决策的职能),把重点放在监督单位领导是否玩忽职守、贪污舞弊,放在监督单位的财务收支是否合理合法,放在监督单位是否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放在监督单位是否实现了投资决策的保值增值等目标上。不同层次的会计监管人员应侧重不同的目标,对于企业内部委派的会计人员应侧重于财经纪律监督和经营核算水平的提高。大型事业单位的财务总监、会计主管或会计机构负责人以及一般会计委派人员应有着不同的职责和权限。
在明确各部分会计人员的职责的基础上,还应理顺各方关系。各方面的关系是指委派主体、委派会计和受派单位之间的关系。委派主体应明确制定委派会计人员的各项管理制度,负责他们的聘用、上岗、考评等工作;委派会计人员应摆正自身的位置,不要凌驾于受派单位之上,认真负责做好本职工作,服务于受派单位的经济活动;受派单位应为委派会计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配合他们进行工作,所有重大经济活动都应通知委派会计参加。如果这三方面的关系处理不好,有可能会出现委派会计工作消极怠工,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受派单位架空委派会计,工作积极性降低或者受派单位和委派会计的合谋等问题。
2.2选择合适的委派方式和范围
实行会计委派制,应该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形式。如果不加区分客观实际,而盲目跟风,即使采取了会计委派形式,也可能会带来截然相反的实际效果,反而会挫伤某些部门的积极性或者损害了国家利益。由此在组织形式上应针对不同规模类型的企事业单位区别委派会计人员。也就是说,无论采取哪种形式,一定要根据受派单位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盲目跟从。
对于国有大中型事业单位,可以向其派遣财务总监,这是考虑到更好地维护国家这个大股东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委派的财务总监代表国有股东监督总经理等管理层的经营活动。也可以委派财务班子,或实行分级委派,即政府向大型事业单位或主管部门派财务班子,大型事业单位或业务主管部门再向所属的单位派财会人员。这样做,可以保证单位会计机构的稳定和日常会计工作的连续性。
2.3完善制度建设
会计委派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建立、健全一系列配套制度,由于我国各地的发展不平衡,因此全国各地不同区域的会计委派制具体方式各具特色,各地只有结合自己的特点积极探索,不断创新才能建立起适合自己具体情况的委派制度,才能推进会计委派制实施和企业本身的发展。当然,对会计委派人员加强管理,应该建立一些基本制度,以逐步完善会计委派制。
2.3.1建立委派会计的档案管理制度
对所有委派会计人员的档案应分职务、分层次统一管理,对他们的档案应统一式样,统一编号。要开发全国通用的委派会计人员档案管理的系统软件,形成全国性的委派会计人才市场。通过该档案管理软件进行委派会计人才的信息统计、信息查询和信息分析。
2.3.2建立委派会计的任职和职务升迁制度
委派会计的任职由会计主管机构考核,由会计委派机构认定,且必须得到企业财产所有者的同意,但最好也使企业经营管理者满意。而关于委派会计的升迁,主要由会计主管机构根据业绩和工作年限向财产所有者推荐,最终由企业财产所有者决定。
**年全市组织工作，面临“十一五”开局这个大背景，要在更高的起点上、以更高的要求来谋划和思考。对各处室的工作，我提四点想法：
一、进一步加强对工作的谋划和研究，当好领导的参谋助手。组织部门由于工作性质、工作分工的特殊性，决定了各处室工作具有业务性、相对独立性和全局性的特点，这使得组织部门的处室工作运作方式有别于其他机关部门的处室。处室负责同志要站在全部、全市的角度来思考工作，要跳出处室看工作。对业务工作谋划的越高，研究的越深，参谋助手的作用就发挥得越明显。一是要主动超前谋划，体现主动性。要主动思考，超前思考，明确基础工作、日常工作、中心工作、重点工作，积极开动脑筋，提出工作方案。二是要提高谋划工作的层次。避免就事论事，要从全市大局、组织工作的大局，提高研究的能力。三是要加强重点工作的研究和总结。增强研究工作的氛围，对工作中长期难以突破的难点问题要增加理性思考。每年各处室都列出一些专题，加强攻关研究，增强成果意识。要将总结工作和理性思考纳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形成工作习惯，提高工作层次。
二、进一步加强工作的统筹和协调。针对组织工作阶段性重点多、配合中心多、克难攻坚多的特点，要不断提高统筹能力，提高协调能力。对阶段性的中心工作，要明确责任主体，加强相互协作，推动工作落实。首先要讲大局。以大局为重，顾全大局。接受工作任务时，要尽量不讲这不是本处室的工作，尽量不要发生推诿扯皮的事情。要识大体，顾大局，这是干部是否讲政治的具体表现。其次要讲大气。在日常工作当中，为人处事要豁达大度，能容人、容事，不要斤斤计较。部门之间、处室之间、个人之间都要讲究团结。第三要讲奉献。要不怕吃苦，敢于挑担子，敢于承担责任。要有奉献精神、吃苦精神，不怕困难，有受得了委屈的精神。
三、进一步加强工作创新，多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作成果。无论是基础工作、常规工作，还是中心工作、重点工作，都可以研究创新，体现工作的创造性。要增强创新意识，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机制，避免老思路、老套路、老习惯、老办法，尽量防止受过去的思维做法的限制。一是要善于把握全局，了解下情。要掌握工作中的基本资料、工作特点、进展情况、工作经验，对基本的工作台帐要做到心中有数。对自己负责的工作不了解，就谈不上创新。二是要善于发现基层亮点。提高敏锐性和敏感度，善于捕捉闪光点，要有基本功，要有责任心。如果基本功不扎实，责任心不强，再好的经验也会从你的身边溜走，再耀眼的亮点，你也看不见。要多关注基层，多关注实践，一些好的做法往往来源于基层，不是闭门造出来的。三是要善于总结和提炼。要从全局高度、全面的角度来提炼好的做法、想法，加以总结。四是要善于推广，放大工作的效应。要通过工作创新，及时把点上的经验在面上推广，以点带面，带动改变整个工作局面，提高效率。五是要善于夯实工作基础。这是开展好工作的基本条件。要把基础工作建设贯穿到全年的各项工作当中，明确在在哪些方面寻求突破，要有新的内容、新的做法。
四、进一步加强部风建设、能力建设和组织部门自身建设。我主要强调四点：一要坚持公道正派、严谨细致。不断加强党性、党纪、党的观念的教育。公道正派是部魂，是部风的核心，要做到公道正派不容易。但是离开公道正派这个灵魂，组织部门就不是组织部门，这是对部风的本质要求，是对党性的要求。处事公道，做人正派，是对公道正派内涵的最直接解释，每个组工干部都代表着组织部门的形象，每个人都要对在外面的形象、言行负责。极少数人在外面发点牢骚怪话，别人可能当面不会表示什么，但是人家事后或许会很诧异，认为这不该出自组织部门干部的口中。我们每一位同志都还要继续锤炼严谨细致的作风，时时处处做到规范、严谨。这不仅是作风的要求，更是一种习惯，一种责任心，一种意识。犯老毛病的根源就是不上心。二要强化独挡一面，履职到位。处长要充分发挥作用，不要上交矛盾，把自己的职责履行到位，尽量少出半拉子工程。我们往往有好的思路、好的经验，但是有时就是深入下去，做不到位。因此，还是特别要强调项目制的要求，以项目明确目标、明确责任、明确时效。三要争先创优，多出精品。要杜绝废品，少出次品，强化争先创优的意识。每年都要有出成果的意识，力争在全省的位置有所变动，不是后退，而是前进，要有起色。四要细化考核，提供平台。今后我们将进一步为同志们搭建梯子，创造施展才能的平台和条件。同时，我们要细化考核，坚持凭实绩用干部。明年，组织工作面临着新的情况、新的要求，工作难度大，大家要充分发挥好各自的职能作用，协调配合，团结一致，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刚才，书记从三个方面作了动员讲话，提出了“五个一”的具体要求，很有指导意义，大家一定要认真领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运用。下面，我就如何更快地转换角色，做好农村工作讲几点意见。这次下派的干部据我了解，大多数都来自农村，许多就是农民的儿子，“十年寒窗苦读书，一朝成为干部身”，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应该忘本；从党的宗旨上讲，群众是执政党的铜墙铁壁，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里的关键是“结合”二字。下派干部只有与群众结合，才能有所作为。我们要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在感情上与群众相通，在生活上与群众相融，把自已置于普通群众的一员；就是要善于做群众工作，善于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把党的意图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就是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艰苦创业，带领群众开创生气勃勃的工作局面。下派干部一定要转换角色，抛弃“临时”观念、“钦差大臣”意识，把自已当成群众的一员，真正沉下心来做一个合格的乡村干部。具体工作上我提三个事，即“善谋事、会办事、能成事”。
一是善谋事。“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乡村干部处在党和群众的中间，即是桥梁纽带，又是各种矛盾的焦点。只要党的大政方针一定，乡村干部就必须带领农民群众贯彻执行下去。当群众对某些政策不理解，认为某些规定不合自已的意愿时，他们往往把矛头指向乡村干部，不是闹事，就是上访。这就要求乡村干部要“善谋事”，做到事先有考虑、有准备，而这个考虑、准备又不能天马行空，而要有所遵循。乡村干部执行的是党的方针、政策，所以“谋事”的前提就应该是吃透政策，而不是凭感觉、靠经验。否则，即使考虑得再多、谋划得再好，其结果也只能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不仅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弄不好还会出笑话，惹麻烦。一般说来，乡村干部的出谋划策、处理问题的能力如何，直接决定着农村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兴衰。因此，乡村干部在工作中一定要做到超前思维，透过复杂多变的形势，预见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并千方百计地预先想点子解决问题。在预见问题的同时，还必须谋划出一条良好的经济发展路子，在这件事上万不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哪里黑了在哪里住，瞎子放驴随它去，一定要从调查研究、吃透乡情村情的基础上深谋远虑，制订出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规划和目标，想方设法帮民致富。群众富裕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天下治在民富”的道理就在于此。
被称为日本军界“思考者”的石原莞尔，从小在任警察署长的父亲的教育下，深受“武士道”精神熏陶。1902年，他进入陆军仙台地方幼年学校学习，1905年，转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在校期间，石原莞尔通过同学的引见，认识了晚年隐居的南部次郎。从南部次郎那里，他领略到了向中国大陆扩张、拓展生存空间的思想。
1907年，他升入陆军士官学校，系统地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一次，他在图书馆浏览佐藤铣太郎所著《帝国国防史论》时，发现了一本佐藤读博士时写的《西洋史讲话》，由此对军事理论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他被授予步兵下士军衔，开始了军事生涯。
1915年，石原莞尔考入陆军大学第30期，1918年毕业后，晋升为步兵中尉。1920年4月，石原被派遣到中国汉口，在侵华日军华中派遣队司令部任职。期间，他先后去了湖南、四川、江西、江苏、上海、浙江、河南等地，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并直接经历了中国军阀战争。这些都为他的“大陆扩张”思想的确立提供了感性经验。
1921年7月，石原莞尔回国任陆军大学教官，主要教习战争史。次年，作为陆大的优秀人才，他被派往德国留学，主要研究战史。1925年，他又返回陆大任教。
积极策划九一八事变
1928年4月，石原莞尔晋升为中佐。经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推荐，当年10月10日，调任关东军参谋。从此，石原莞尔开始在军界发迹。
石原莞尔到达关东军司令部旅顺时，皇姑屯事件的主谋河本大作仍活跃在东北。不久，因皇姑屯事件，河本被召回东京述职。接替河本大作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是板垣征四郎。板垣曾是石原莞尔陆军仙台幼年学校的同学，而且两人曾在汉口共事，此次会聚中国东北，遂成为日本军界的铁杆搭档。
1929年7月3日至12日，在石原莞尔的建议下，关东军进行了首次“参谋旅行”，目的是研究对东北作战问题。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次所谓“参谋旅行”，对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及占领全东北，乃至全中国，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石原莞尔在旅行后第三天，即提出《作为扭转国家命运之根本国策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叫嚣若准备对美作战，就要立刻对中国作战，坚决把满蒙政权握于日本手中；大日本帝国军队所要掌握的解决问题的关键，一切的准备和调查工作，最终都是为了对美国进行持久作战；占领满蒙，便是日美决战的基础。但是，占领满蒙，只有行使武力才是惟一途径。如果不得已而引起战争，应该不惜连中国本部的要害地区也归我所有。只有这样才能排除障碍，强制性地建立起日中新关系。
1930年5月，参谋本部作战部长 俊六少将来到东北，组织了关东军的第二次“参谋旅行”。石原莞尔积极向其推销自己的观点。5月20日，应 俊六的要求，石原莞尔在长春发表了《从军事上看日美战争》的讲话，提出日美之战将是日美持久战和日美决战。决战将在数十年之后。而日美持久战争首先由中国问题而引起。拯救没有和平的中国是日本的使命，同时也是拯救日本自己的惟一途径。为此，必须排除美国的障碍。其结论是，依靠即将进行的日美持久战争来统一国内，巩固国运基础，然后依靠将来的决战完成统一世界之大业。
旅行结束后，石原莞尔指导制订了《关于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该报告提出日军一两年内占领东北。当石原莞尔将这一计划提交给参谋长三宅光治审批时，三宅光治感叹道：“这个玩意儿以后能用上就好啦！”石原莞尔回答说：“您签字就行，两年以后准能用上。”
1930年11月，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到东北，就武力占领满蒙及善后措施等问题，同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进行磋商。永田铁山向他们透露了东京方面关于满蒙的分歧。石原莞尔对国内这种无结论式的争议非常反感，提出可以先干起来再说。为此，永田铁山答应调派重炮。
1931年3月4日，石原莞尔抛出《为解决满蒙问题之作战计划大纲》。这份法西斯侵略扩张计划，以“汉民族无力亲自维持治安”为由，提出由日本军占领满蒙，并从政治上使统治中国合理化。
6月中旬，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等人组织第三次“参谋旅行”，研究关于日军占领满蒙后苏联可能做出的反应等具体问题，并写出《对苏作战攻势最终点之研究》。
通过几次“参谋旅行”，石原莞尔撰写了大量报告、文章和计划，逐渐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理论和主张，形成了所谓的“石原构想”。
所谓“石原构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几千年来各自发展其特长和特点，不断进步，而最近两三个世纪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时至今日，这两个文明已形成隔着太平洋互相对峙的局面。这种局面发展到一定时期，将要通过战争走向统一，从而创造最后最高的文明，使人类文化进入黄金时代。这次人类最后的大战争，将是“以日美为中心”的“真正的世界大战”，即“世界最终战”。总之，所谓“石原构想”的目标，是日本要用武力征服世界。
“石原构想”的第一步就是要首先占领“满蒙”，其次是改造国家，夺取政权，进而与美国决战统一世界。
1931年7月，永田铁山答应的两门重炮从神户运到沈阳。9月1日，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本庄繁听取了石原莞尔的作战计划及对解决满蒙问题的意见。
9月18日，事变爆发！随即，石原莞尔等又促成本庄繁下定作战决心，率部进占沈阳。
侵占东北的“急先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关东军决心逐步攫取东北三省。石原莞尔可谓是“急先锋”！
占据吉林是关东军扩大侵略的第一个作战步骤。石原莞尔深知吉林省城远离南满铁路和“关东州”，日本出兵该地需要寻找借口。还在九一八事变前，他便已布置日军驻吉林特务大迫通贞在吉林制造骚乱，然后以“护侨”为借口要求派兵。大迫通贞指使浪人枪击市中心区日人商店，随后向关东军司令官频频报告：900多名日侨“处于危险中”。适驻朝鲜日军第三十九旅团越境抵达沈阳，使关东军第二师团得以机动之利。于是，在石原莞尔等的劝促下，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遂以“拯救吉林日侨”为口实，下令进军吉林。与此同时，素有亲日倾向的吉林边防军参谋长熙洽主动与日军接洽。9月21日下午，日军第二师团兵不血刃占领吉林。
10月5日，石原莞尔升任关东军作战课课长。关东军随即采取了扩大侵略的第二个作战步骤：轰炸锦州，攻击齐齐哈尔。
10月8日，石原莞尔迫不及待地亲自乘机指挥12架日机轰炸江北边防公署、辽宁省政府两个行署驻地锦州，投弹70多枚，并袭击了打虎山、沟帮子车站。
10月中下旬，日军积极准备进攻黑龙江的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地处松辽平原，只有嫩江为天然屏障。中国守军马占山部为防日伪进犯，将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炸毁。日军便以修复江桥为借口，以第二师团第十五旅团一部组成嫩江支队，由第十六联队长滨本事三郎任支队长，在伪军张海鹏部的配合下，向嫩江桥进犯。
11月4日，石原莞尔悄悄抵达嫩江，亲自指挥日军作战。这也是他首次指挥参战。当日，日伪军约4000人在飞机和大炮支援下向江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勇还击，将日伪军击退。
石原莞尔慌了手脚！这个只擅长纸上谈兵、出谋划策的“天才”，被中国军队打得晕头转向。他一方面向司令部求援，另一方面决定再一次进攻，一洗兵败之耻。5日清晨，日军以100余门大炮、20余架飞机，再度发起疯狂冲击。一通狂轰滥炸过后，守军江防阵地顿时淹没在硝烟尘土中。日军乘机掩护中路及伪军从左右路强攻嫩江。
但两次进攻都被中国守军以正面抗击、翼侧迂回战法击退。
6日，日军增调的步兵2个营到达江桥，对嫩江北岸的大兴车站发动进攻。中国守军顽强抵抗，激战一日，伤亡甚重。为保存有生力量，马占山及指挥部决定放弃嫩江桥、大兴阵地，将部队撤退到三间房阵地。石原莞尔总算是用部下的生命挽回了些面子！
就在石原莞尔计划率部直逼三间房时，关东军司令部突然给他发来电报，令他返回参谋部。
原来，这时围绕关东军出兵黑龙江问题，关东军与日本国内产生了巨大分歧。前者坚决主张攻占齐齐哈尔，后者因顾忌苏联出兵而主张将战火控制在南满地区。关东军司令部在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强硬派人物的主使下，不顾国内的压力，坚决主张扩大战面。11月19日，关东军侵占齐齐哈尔。
夺取锦州和哈尔滨是关东军侵占东三省的最后作战目标。
11月间，土肥原贤二借用石原莞尔的方法两次在天津制造骚乱。关东军遂以“救援天津日军”为借口，命令关东军南下。11月27日，关东军第四混成旅团越过辽河，向锦州进犯。12月底，中国军队撤出锦州，日军于1932年1月3日占领锦州。
根据石原莞尔制定的作战计划，关东军随即进军哈尔滨。1932年2月2日，日本军队迫近哈尔滨郊外。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日军最终经半年左右时间，基本上侵占了东北三省。
1931年9月19日，即在日军刚刚侵占沈阳的当天晚上，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就迫不及待地同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郎聚集在一起，密谋策划进一步吞并我国东北和拼凑傀儡政权的问题。石原莞尔提出吞并东北，并把它划入日本版图的主张。而建川却提出“消灭现有东北政权，树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接受日本支持的政权，当为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日军装甲车侵入沈阳上策”。第二天，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少将，根据关东军司令官的意图，在江阳旅馆一号室参谋长住处，召集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片仓衷等商讨对策。石原莞尔在会上再次提出自己的主张，土肥原也提出了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的所谓“五族共和国”方案。经过研究之后，大家倾向建川的方案，炮制了一个所谓《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拼凑傀儡政权的第一个具体方案。
为了使方案更加具体化，10月24日，石原莞尔起草了《解决满蒙问题之根本方案》。该案说：“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以东北四省和内蒙古为领土的独立满蒙新国家，它与中国本土断绝关系。”新国家的实权掌握在日本手里。政制由“大总统”为国家首脑，下设立法、司法、行政、监察四院。行政院设内务、财政、实业、交通、外交、军事和教育7部。地方除四省外，设置东省特别区和蒙古自治区。为了赢得军部的赞同，石原莞尔先把要点告知来沈阳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随后又将文本交给军部今村均科长，携往东京。
1932年3月，日本傀儡政权成立，也实现了“石原构想”的第一步。
在酝酿筹备成立的同时，石原莞尔还花费了相当的心思来筹建“满洲国”的法西斯组织——协和会。他大力支持一些原“满洲青年联盟”人员，于4月1日组织建立了“满洲协和党”。后来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无党无偏”的政治主张下，“满洲协和党”改名为“满洲协和会”。7月25日，“满洲协和会”正式成立大会在长春举行。会议公布了经石原莞尔亲手修订的《宣言》。该《宣言》首次提出了“东亚联盟”的论调，将所谓“石原构想”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
迅速发迹
成立一个月后，石原莞尔顶着“凯旋将军”的美誉奉命回国，得到裕仁天皇亲授的“金鸡勋章”。一时间，这位“满洲英雄”红遍日本列岛。
1932年，石原莞尔晋升为陆军大佐，任兵器本厂厂附。次年，任第二师团步兵第四联队联队长。
1935年，石原莞尔出任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课长。任职期间，他提出了“扩充日满经济力量，加强扶植满洲国，增强大陆兵力，建设无敌的空军”的方略，以进一步增强扩大侵略战争的实力基础。
1936年7月，石原莞尔在国防国策大纲既定之后，又主持制定了《战争准备计划方针》。该方针规定以1941年为期限，做好对苏联的战争准备。8月，石原莞尔进一步制定《对苏战争指导计划大纲》，除规定战争目的和战争指导方针外，还对战争领导机构作了具体规定。这个计划不仅是个战争计划，而且也是个夺权计划，其结果将是以石原莞尔为核心，包括板垣在内的“满洲”派将掌握日本军政大权。据他的政治参谋回忆，在其为石原莞尔制订的《政治工作五年计划》中，石原莞尔是准备建立日本社会党，计划在1941年取得政权，建立板垣征四郎内阁，以实现“石原构想”。而近期任务是先广田内阁，建立林铣十郎或近卫文 内阁，由板垣征四郎做陆军大臣。因此，有人评论说，如果条件具备，石原莞尔可能成为“日本的希特勒、墨索里尼”。
1936年底，关东军挑起绥远事件。中国守军傅作义部英勇抗击，取得了百灵庙大捷。为了解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石原莞尔于1936年11月中旬赴中国华北进行考察。考察期间，石原莞尔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就关东军在绥远问题上的专权发生了争论。双方从此有了间隙。通过此次考察，石原莞尔深深地认识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东亚联盟，而非独战中国的观念，提出日本与南京政府之间调整邦交尚有充分余地。其条件为：承认满洲国独立，日本极力援助中国独立。在此基础上，石原莞尔将自己的东亚联盟观念总结为四项内容，即一元思想、共同国防、共通经济和独立政治。
石原莞尔的主张成为日本参谋本部中的一种代表声音。与之相对的，则认为政权会坚持抗战政策，中日之战不可避免。
1937年1月，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在新内阁组建前，石原莞尔积极拥立林铣十郎组阁，并促使板垣征四郎成为陆军大臣。但结果并未顺石原莞尔之意，宇垣一成组阁，板垣征四郎没有成为陆军大臣。不久，在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的策划下，石原莞尔的支持者片仓衷等人被调出军部中央，石原莞尔的势力被大大削弱了。
1937年3月1日，石原莞尔晋升陆军少将，出任作战部部长。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不扩大派”
1937年夏，中国华北形势在日军的不断挑衅下日益恶化，日本军部也急于寻找解决办法。为此，石原莞尔一方面派人赴华北就中日两军情况进行实地调查，一方面派人前往华北侦察各地地形。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石原莞尔指示作战部研究按事件发展使用兵力的问题，于7月8日起草了《处理时局纲要》，并在本部彻夜待机，准备采取紧急措施。
面对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部发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即以陆军大臣杉山元、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为代表的强硬派和以石原莞尔、陆军军务课成员为代表的慎重派。前者认为需抓住时机，速战速决，征服中国；后者认为当前只有一心完成满洲国建设及对苏军备，方得巩固国防，认为向中国伸手，造成支离破碎之势则不妥。
7月11日，日本五相会议及紧急内阁会议决定动员国内师团，全面发动对华战争。这实质上也是彻底了石原莞尔的不扩大方针。
7月18日，石原莞尔在矛盾中批准了作战课的“对华全面作战”设想，下令“以国内三个师团为基干的兵力于华北集中”，“根据情况派遣一部兵力到青岛、上海”，“并向满洲增兵”。当日，石原莞尔面见陆相杉山元和次官梅津美治郎，力陈年度的计划动员兵团数为30个师团，其中仅有11个师团安排在中国方面，终究难以进行全面战争。但照此下去，大有走向全面战争的危险。其结果，有如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势将陷入无底泥潭。此时应将华北全部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满华国境。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会谈，解决日华根本问题。
但事态的发展并没顺从石原莞尔的意愿。
7月20日，由于石原莞尔压制了第二次动员方案，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便将拟制的这一方案越过石原提交陆相，并交内阁会议讨论。石原莞尔与武藤章的矛盾公开化，两人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武藤章以辞职相威胁，石原莞尔不得不让步。
7月27日，第二次动员方案经内阁批准。日本向中国华北增派第五、第六、第十共3个师团。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石原莞尔一方面力劝陆相将战事限于华北地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奉命组织调派两个师团增援上海日军。8月中下旬，由于中国守军的抗击，日军在上海进展不顺。前线部队出现了对作战部的指责：“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不好，所以造成那种情况。不能信赖它。石原（莞尔）无能。”面对越来越激烈的上海作战，石原莞尔备受责难。但石原莞尔坚持不予增兵，除非天皇下令，否则不再扩大。
一时间，石原莞尔成为众矢之的。9月11日，日临参命第99号决定再次增派兵力，援助上海日军。与此同时，孤傲的石原莞尔见大势已去，遂于当日提出辞呈。23日，石原莞尔正式离职，他的军人生涯从此由盛转衰，从此远离了日本的权力中心。
与东条英机结怨——败犬远吠
此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参谋副长。但是重新回到满洲的石原莞尔并不舒心，因为他的顶头上司关东军参谋长是另一位野心家东条英机。
石原莞尔一到任，东条英机就极力排挤他。石原莞尔也不甘示弱，猛烈反击。两位实力派人物，为了争夺权力，关系日趋紧张。最终，石原莞尔没有斗过有着雄厚家庭背景的东条英机，遂于一年后称病回国。
1938年，石原莞尔出任舞鹤要塞司令官；次年，升为中将，任京都第十六师团师团长，这是他在军界的顶峰。
1939年10月，石原莞尔在东京成立了东亚联盟协会，出版机关刊物《东亚联盟》，积极鼓吹所谓日、“满”、华提携的东亚联盟运动。称要以“王道”为指导，要求日、“满”、中三国坚持以下原则：
1、国防——防范白种人的侵略，保卫东亚天地，为此也必须建立满洲国。
2、政治——日满中分别根据本国的特征，政治独立，不干涉内政。
3、经济——以共存共荣为目的，谋求一体化。
4、文化——日中两国民族互相尊重对方的文化，创建以道义为中心的东洋新文化，并吸收西洋文明，实现人类最高的文明。
显然，石原莞尔的“提携”必须以承认日本制造的洲国为前提；而且作为“东亚保护指导者”的日本理所当然地居于“盟主地位”。不言而喻，所谓三方“提携”的东亚联盟，实质是使中国沦为日本殖民地，以增强日本对抗美国的力量。石原莞尔以“东亚联盟运动”为奠基，企图重新构建自己的政治资本，以望东山再起。
1940年7月，东条英机出任陆军大臣。石原莞尔与东条英机间的争斗由国外转至国内。
1941年1月，在东条英机的极力促使下，内阁宣布“东亚联盟运动”为非法。3月1日，石原莞尔被免去职务，3月20日转入预备役。
石原莞尔退出军界后，出任立命馆大学国防研究所所长，讲授《国防论》，继续宣传他的理论。但是东条英机仍不放过他，甚至动用宪兵进行监视，迫使他离开大学。
1907年，他升入陆军士官学校，系统地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一次，他在图书馆浏览佐藤铣太郎著《帝国国防史论》时，发现一本其作博士时写的《西洋史讲话》。他由此对军事理 论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他被授予步兵下士军衔，开始了军事生涯。
1915年，石原莞尔考入陆军大学，成为第30期学员。1918年，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晋升为步兵中尉。
1920年4月，石原莞尔被派遣到中国汉口，在侵华日军华中派遣队司令部任职。在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去了湖南、四川、江西、江苏、上海、浙江、河南等地，足迹遍及半个中国，还直接经历了中国军阀战争。这些都为石原莞尔“大陆扩张”思想的确立提供了感性经验。
1921年7月，石原莞尔回国任陆军大学教官，主要教习战争史方面的内容。次年，作为陆大的优秀人才被派往德国留学，主要研究战史。1925年，他又回陆大任教。
策划九一八事变
1928年4月，石原莞尔晋升为中佐。经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推荐，当年10月10日，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从此，石原莞尔开始在军界发迹。
石原莞尔到达关东军司令部旅顺时，皇姑屯事件的主谋河本大作仍活跃在东北。不久，因皇姑屯事件被召回东京述职。接替河本大作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是板垣征四郎。板垣征四郎曾是石原莞尔陆军仙台幼年学校的同学，而且曾在汉口同事，两人再次在中国东北相伴，成为日本军界的铁杆搭档。
1929年7月3日至12日，在石原莞尔的建议下，关东军进行首次“参谋旅行”，目的是研究对东北作战问题。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次所谓“参谋旅行”，对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及占领全东北，乃至全中国，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石原莞尔在旅行后第三天，即提出《作为扭转国家命运之根本国策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叫嚣若准备对美作战，就要立刻对中国作战，坚决把满蒙政权握于日本手中。大日本帝国军队所要掌握的解决问题的关键，一切的准备和调查工作，最终都是为了对美国进行持久作战。占领满蒙，便是日美决战的基础。但是，占领满蒙，只有行使武力才是惟一途径。如果不得已而引起战争，应该不惜连中国本部的要害地区也归我所有。只有这样才能排除障碍，强制性地建立起日中新关系。
1930年5月，参谋本部作战部长俊六少将来到东北，组织了关东军的第二次“参谋旅行”。石原莞尔积极向其推销自己的观点。5月20日，应俊六的要求，石原莞尔在长春发表了《从军事上看日美战争》的讲话，提出日美之战将是日美持久战和日美决战。决战将在数十年之后。而日美持久战争首先由中国问题而引起。拯救没有和平的中国是日本的使命，同时也是拯救日本自己的惟一途径。为此，必须排除美国的障碍。其结论是，依靠即将进行的日美持久战争来统一国内，巩固国运基础，然后依靠将来的决战完成统一世界之大业。
旅行结束后，石原莞尔指导制订了《关于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该报告提出日军一两年内占领东北。当石原莞尔将这一计划提交给参谋长三宅光治审批时，三宅光治感叹道：“这个玩意儿以后能用上就好啦！”石原莞尔回答说：“您签字就行，两年以后准能用上。”
1930年11月，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到东北，就武力占领满蒙及善后措施等问题，同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进行磋商。永田铁山向他们透露了东京方面关于满蒙的分歧。石原莞尔对国内这种无结论式的争议非常反感，提出可以先干起来再说。为此，永田铁山答应调派重炮。
1931年3月4日，石原莞尔抛出《为解决满蒙问题之作战计划大纲》。这是一份法西斯侵略扩张计划。《大纲》以“汉民族无力亲自维持治安”为由，由日本军占领满蒙，并从政治上使统治中国合理化。
1931年6月中旬，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等人组织第三次“参谋旅行”，研究关于日军占领满蒙后苏联可能做出的反应等具体问题，并写出《对苏作战攻势最终点之研究》。
通过几次“参谋旅行”，石原莞尔撰写了大量的报告、文章和计划，逐渐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理论和主张，形成了所谓的“石原构想”。
所谓“石原构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几千年来各自发展其特长和特点，不断进步，而最近两三个世纪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时至今日，这两个文明已形成隔着太平洋互相对峙的局面。这种局面发展到一定时期，将要通过战争走向统一，从而创造最后最高的文明，使人类文化进入黄金时代。这次人类最后的大战争，将是“以日美为中心”的“真正的世界大战”，即“世界最终战”，总之，所谓“石原构想”的目标是日本要用武力征服世界。
第一步就是要首先占领“满蒙”，其次是改造国家，夺取政权，进而与美国决战统一世界。
1931年7月，永田铁山答应的两门重炮从神户运到沈阳。
1931年9月1日，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本庄繁听取了石原莞尔的作战计划及对解决满蒙问题的意见。
1931年9月18日，事变终成事实！事变发生后，石原莞尔等人又促成本庄繁的作战决心，率部进占辽宁沈阳。
侵占东北的“急先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关东军决心逐步攫取东北三省。石原莞尔可谓是“急先锋”！
占据吉林是关东军扩大侵略的第一个作战步骤。石原莞尔深知吉林省城远离南满铁路和“关东州”，日本出兵该地需要寻找借口。还在九一八事变前，便已布置日军驻吉林特务大迫通贞在吉林制造骚乱，然后以“护侨”为借口要求派兵。大迫通贞指使浪人枪击市中心区日人商店，随后向关东军司令官频频报告：900多名日侨“处于危险中”。适驻朝鲜日军第三十九旅团越境抵达沈阳，使关东军第二师团得以机动之利。于是，在石原莞尔等人的劝促下，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遂以“拯救吉林日侨”为口实，下令进军吉林。与此同时，素有亲日倾向的吉林边防军参谋长熙洽主动与日军接洽。9月21日下午，日军第二师团兵不血刃地占领吉林。
10月5日，石原莞尔升任关东军作战课课长。关东军随即采取了扩大侵略的第二个作战步骤：轰炸锦州，攻击齐齐哈尔。
10月8日，石原莞尔迫不及待地亲自乘机指挥12架日机轰炸江北边防公署、辽宁省政府两个行署驻地锦州，投弹70多枚，并袭击了打虎山、沟帮子车站。
10月中下旬，日军积极准备进攻黑龙江的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地处松辽平原，只有嫩江为天然屏障。中国守军马占山部为防日、伪军进犯，将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炸毁。日军便以修复江桥为借口，以第二师团第十五旅团一部组成嫩江支队，由第十六联队长滨本事三郎任支队长，在伪军张海鹏部的配合下，向嫩江桥进犯。
11月4日，石原莞尔悄悄抵达嫩江，亲自指挥日军作战。这也是他首次指挥参战。当日，日伪军约4000人在飞机和大炮支援下向江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勇还击，将日伪军击退。
石原莞尔慌了手脚！这个只擅长纸上谈兵、出谋划策的“天才”，却被中国军队打得晕头转向。他一方面向司令部求援，另一方面决定再一次进攻，一洗兵败之耻。5日清晨，日军以100余门大炮、20余架飞机，再度发起疯狂冲击。一通狂轰滥炸过后，守军江防阵地顿时淹没在硝烟尘土中。日军乘机掩护中路及伪军从左右路强攻嫩江。
但两次进攻都被中国守军以正面抗击、翼侧迂回战法击退。石原莞尔不得不吃下这个苦果！
6日，日军增调的步兵2个营到达江桥，对嫩江北岸的大兴车站发动进攻。中国守军顽强抵抗，激战一日，伤亡甚重。为保存有生力量，马占山及指挥部决定放弃嫩江桥、大兴阵地，将部队撤退到三间房阵地。石原莞尔总算是用部下的生命挽回了些面子！
就在石原莞尔计划率部直逼三间房时，关东军司令部给他发来电报，令他返回参谋部。
这时，围绕关东军出兵黑龙江问题，关东军与日本国内产生了巨大分歧。前者坚决主张攻占齐齐哈尔，后者因顾忌苏联出兵而主张将战火控制在南满地区。关东军司令部在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强硬派人物的主使下，不顾国内的压力，坚决主张扩大战面。11月19日，关东军侵占齐齐哈尔。
夺取锦州和哈尔滨是关东军侵占东三省的最后作战目标。
11月间，土肥原贤二借用石原莞尔的方法两次在天津制造骚乱。关东军遂以“救援天津日军”为借口，命令关东军南下。11月27日，关东军第四混成旅团越过辽河，向锦州进犯。12月底，中国军队撤出锦州。日军于1932年1月3日占领锦州。
根据石原莞尔制定的作战计划，关东军接着便进军哈尔滨。1932年2月2日，日本军队迫近哈尔滨郊外。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日军最终经半年左右时间，基本上侵占了东北三省。
9月19日，即在日军刚刚侵占沈阳的当天晚上，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就迫不及待地同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郎聚集在一起，密谋策划进一步吞并我国东北和拼凑傀儡政权的问题。石原莞尔提出了吞并东北，把它划入日本版图的主张。而建川却提出“消灭现有东北政权，树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接受日本支持的政权，当为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日军装甲车侵入沈阳上策”。第二天，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少将，根据关东军司令官的意图，在江阳旅馆一号室参谋长住处，召集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片仓衷等商讨对策。石原莞尔在会上再次提出自己的主张，土肥原提出了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的所谓“五族共和国”方案。经过研究之后，大家倾向建川的方案，炮制了一个所谓《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拼凑傀儡政权的第一个具体方案。
为了使方案更加具体化，10月24日，石原莞尔起草了《解决满蒙问题之根本方案》。该案说：“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以东北四省和内蒙古为领土的独立满蒙新国家，它与中国本土断绝关系。”新国家的实权掌握在日本手里。政制由“大总统”为国家首脑，下设立法、司法、行政、监察四院。行政院设内务、财政、实业、交通、外交、军事和教育七部。地方除四省外，设置东省特别区和蒙古自治区。为了赢得军部的赞同，石原莞尔先把要点告知来沈阳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随后又将文本交给军部今村均科长，携往东京。
1932年3月，日本傀儡政权成立，石原莞尔也实现了“石原构想”的第一步。
在酝酿筹备成立的同时，他还花费了相当的心血来筹建“满洲国”的法西斯组织――协和会。他大力支持一些原“满洲青年联盟”人员，于4月1日组织建立了“满洲协和党”。后来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无党无偏”的政治主张下，“满洲协和党”改名为“满洲协和会”。7月25日，“满洲协和会”正式成立大会在长春举行。会议公布了经石原莞尔亲手修订的《宣言》。《宣言》首次提出了“东亚联盟”的论调，将所谓“石原构想”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
迅速发迹伪
“满洲国”成立一个月后，石原莞尔顶着“凯旋将军”的美誉奉命回国，得到裕仁天皇亲授“金鸡勋章”。一时间，这位“满洲英雄”红遍日本列岛。
1932年，石原莞尔晋升为陆军大佐，任兵器本厂厂附。次年，任第二师团步兵第四联队联队长。
1935年，石原莞尔出任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课长。任职期间，他提出了“扩充日满经济力量，加强扶植满洲国，增强大陆兵力，建设无敌的空军”的方略，以进一步增强扩大侵略战争的实力基础。
1936年7月，石原莞尔在国防国策大纲既定之后，又主持制定了《战争准备计划方针》。该方针规定以1941年为期限，做好对苏联的战争准备。8月，石原莞尔进一步制定《对苏战争指导计划大纲》，除规定战争目的和战争指导方针外，还对战争领导机构作了具体规定。这个计划不仅是个战争计划，而且也是个夺权计划，其结果将是以石原莞尔为核心，包括板垣在内的“满洲”派将掌握日本军政大权。据他的政治参谋回忆，在其为石原莞尔制订的《政治工作五年计划》中，石原莞尔是准备建立日本社会党，计划在1941年取得政权，建立板垣征四郎内阁，以实现“石原构想”。而近期任务是先广田内阁，建立林铣十郎或近卫文内阁，由板垣征四郎做陆军大臣。因此，有人评论说，如果条件具备，石原莞尔可能成为“日本的希特勒、墨索里尼”。
1936年底，关东军挑起绥远事件。中国守军傅作义部英勇抗击，取得了百灵庙大捷，振奋了中国人的抗战精神。为了解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石原莞尔于1936年11月中旬赴中国华北进行考察。考察期间，石原莞尔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就关东军在绥远问题上的专权发生了争论。双方从此有了间隙。通过此次考察，石原莞尔深深地认识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东亚联盟，而非独战中国的观念，提出日本与南京政府之间调整邦交尚有充分余地。其条件为：承认满洲国独立，日本极力援助中国独立。在此基础上，石原莞尔将自己的东亚联盟观念总结为四项内容，即一元思想、共同国防、共通经济和独立政治。
石原莞尔的主张成为日本参谋本部中的一种代表声音。与之相对的，则认为政权会坚持抗战政策，中日之战不可避免。
1937年1月，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在新内阁组建前，石原莞尔积极拥立林铣十郎组阁，并促使板垣征四郎成为陆军大臣。但结果并未顺石原莞尔之意，宇垣一成组阁，板垣征四郎也没有成为陆军大臣。事后，在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的策划下，石原莞尔的支持者片仓衷等人被调出军部中央，石原莞尔的势力被大大削弱了。
1937年3月1日，石原莞尔晋升陆军少将，出任作战部部长。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所谓“不扩大派”
1937年夏，中国华北形势在日军的不断挑衅下日益恶化，日本军部也急于寻找解决办法。为此，石原莞尔一方面派人赴华北就中日两军情况进行实地调查，一方面派人前往华北侦察各地地形。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石原莞尔指示作战部研究按事件发展使用兵力的问题，于7月8日起草了《处理时局纲要》，并在本部彻夜待机，准备采取紧急措施。
面对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部产生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以陆军大臣杉山元、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为代表的强硬派和以石原莞尔、陆军军务课成员为代表的慎重派。前者认为需抓住时机，速战速决，征服中国；后者认为当前只有一心完成满洲国建设及对苏军备，方得巩固国防，认为向中国伸手，造成支离破碎之势则不妥。
7月11日，日本五相会议及紧急内阁会议决定动员国内师团，全面发动对华战争。这实质上也是彻底了石原莞尔的不扩大方针。
7月18日，石原莞尔在矛盾中批准了作战课的“对华全面作战”设想，下令“以国内三个师团为基干的兵力于华北集中”，“根据情况派遣一部兵力到青岛、上海”，“并向满洲增兵”。当日，石原莞尔面见陆相杉山元和次官梅津美治郎，力陈年度的计划动员兵团数为30个师团，其中仅有11个师团安排在中国方面，终究难以进行全面战争。但照此下去，大有走向全面战争的危险。其结果，有如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势将陷入无底泥潭。此时应将华北全部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满华国境。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会谈，解决日华根本问题。
但事态的发展并没符合石原莞尔的意愿。
7月20日，由于石原莞尔压制了第二次动员方案，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将拟制的这一方案越过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提交陆相，并交内阁会议讨论。石原莞尔与武藤章的矛盾公开化。两人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武藤章以辞职相威胁，石原莞尔不得不让步。
7月27日，第二次动员方案经内阁批准。日本向中国华北增派第五、第六、第十共3个师团。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石原莞尔一方面力劝陆相将战事限于华北地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奉命组织调派两个师团增援上海日军。8月中下旬，由于中国守军的抗击，日军在上海的进展不顺。前线部队出现了对作战部的指责：“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不好，所以造成那种情况。不能信赖它。石原（莞尔）无能。”面对越来越激烈的上海作战，石原莞尔备受责难。但石原莞尔坚持不予增兵，除非天皇下令，否则不再扩大。
一时间，石原莞尔成为众矢之的。9月11日，日临参命第99号决定再次增派兵力，援助上海日军。与此同时，孤傲的石原莞尔见大势已去，遂于当日提出辞呈。23日，石原莞尔正式离职，他的人生道路从此由盛转衰。
卢沟桥事变使日本一群没有理智的野兽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战争的机器被发动起来。在丧心病狂的叫嚣中，日本军国主义中原本少得可怜的战略家都已无法保持冷静，惟一尚算冷静的石原莞尔最终也被逐出了决策圈。他从此远离了日本的权力中心。
与东条英机结怨的结果――败犬远吠
石原莞尔的下一个职务是关东军副参谋长。但是重新回到满洲任职的石原莞尔并没有舒心，因为他的顶头上司关东军参谋长是另一位野心家东条英机。
石原莞尔一到任，东条英机就极力排挤他。石原莞尔也不甘示弱，猛烈反击。两位实力派人物，为了争夺权力，关系日趋紧张。最终，石原莞尔没有斗过有着浓厚家庭背景的东条英机，遂于一年后称病回国。
1938年，石原莞尔出任舞鹤要塞司令官；次年，升为中将，任京都第十六师团师团长，这是他在军界的顶峰。
1939年10月，石原莞尔在东京成立了东亚联盟协会，出版机关刊物《东亚联盟》，积极鼓吹所谓日、“满”、华提携的东亚联盟运动。称要以“王道”为指导，要求日、“满”、中三国坚持以下原则：
1、国防防范白种人的侵略，保卫东亚天地，为此也必须建立满洲国。
2、政治日满中分别根据本国的特征，政治独立，不干涉内政。
3、经济以共存共荣为目的，谋求一体化。
4、文化日中两国民族互相尊重对方的文化，创建以道义为中心的东洋新文化，并吸收西洋文明，实现人类最高的文明。
显然，石原莞尔的“提携”必须以承认日本制造的洲国为前提；而且作为“东亚保护指导者”的日本理所当然地居于“盟主地位”。不言而喻，所谓三方“提携”的东亚联盟，实质是使中国沦为日本殖民地，以增强日本对抗美国的力量。石原莞尔以“东亚联盟运动”为奠基，企图重新构建自己的政治资本，以望东山再起。
1940年7月，东条英机出任陆军大臣。石原莞尔与东条英机间的争斗由国外转至国内。
1941年1月，在东条英机的极力促使下，内阁宣布“东亚联盟运动”为非法。3月1日，石原莞尔被免去职务，3月20日转入预备役。
石原莞尔退出军界后，出任立命馆大学国防研究所所长，讲授《国防论》，继续宣传他的理论。但是东条英机仍不放过他，甚至动用宪兵进行监视，迫使他离开大学。
日本对华的间谍活动由来已久，远在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就派遣大批浪人(非军职人员)间谍深入中国内地刺探军情政情。辛亥革命以前，日本又派出军国主义右翼团体玄洋社、黑龙会的成员头山满等特务，打着支持革命的旗号接近孙中山、黄兴等人，执行日本侵华间谍任务。民国建立后，日本当局企图以拉拢中国统治者、操纵控制傀儡政权的手段变中国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曾先后派高级间谍川岛浪速拉拢清皇族肃亲王善耆，策划成立“满蒙独立国”，派著名间谍青木宣纯等人控制袁世凯，企图通过“21条”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属国。以后，随着中国国内革命形式的高涨，日本不断变换手法，间谍活动也越做越细，越做越深入。直至抗战爆发后，日本建立起了一个遍布中国的庞大间谍网。
自19世纪末叶以来。日本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在中国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许多特务机关，从事搜集情报、培植汉奸、制造事端、挑动冲突等阴谋破坏活动。其中，罪恶昭著的有陆军三大特务机关，其特务头目从青木宣纯开始，继而由坂西利八郎接替，最后则是土肥原贤二领衔。青木机关建立在清朝末年。坂西机关活跃于北洋军阀时期，而土肥原机关则在日本加快侵华步伐的20世纪30年代粉墨登场，他们被称为一脉相承的3代特务机关。
土肥原臭名远扬，世人皆知，而对青木和坂西二人，则知之不多。青木生于1859年，187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进参谋本部，同年秋，被派往广州。中日甲午战争后，任职于日本驻北京公使馆，1903年任武官。从1877年至1924年的40余年中，除中间短暂回国外，青木几乎都在中国，因而他被日本军部称之为第一个“中国通”。在中国，他开创了以侵略中国为目的的特务组织“青木机关”，训练了大批特务人员，深入中国各地进行谍报及各种特务勾当，称得上是日本近代间谍战之鼻祖。
坂西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曾参加了1894年中日战争。因其对中国问题有较多研究，于1902年5月作为参谋本部部员被派往北京，任日本驻华公使武官青木的辅佐官，从此开始了他的特务生涯。坂西是青木最得意的继承者，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青木因率领特别工作班潜入我国东北进行谍报活动，故其在北京的工作便由坂西接替，从此他建立起特务机关“坂西公馆”。后来一些重要的侵华分子如土肥原、坂垣征四郎、多田骏等人，均出自其门下。在日本侵华谍报史上，坂西被称为“第二颗巨星”。
间谍机构
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是主要间谍情报机关；外务省(外交情报机关)，在其亚洲局里设有中国科，负责处理有关中国的外交策略，负责处理香港、澳门的政务，负责搜集情报并进行调研；内阁情报局(综合情报机关)；拓务省、兴亚院、大东亚省(兼搞情报活动的机关)。
1938年7月，日本帝国政府为了策反大员成立伪中央政府，同时专门作为负责处理对华重大谋略(政治、经济方面，不包括直接作战)，特意设立了一个由陆军、海军、外交3个部门联合的间谍谋略机关。它表面上定名为对华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是由土肥原具体负责而被称为土肥原机关。各部门所派的负责人为：陆军参谋本部为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军令部为津田枝中将；外务省为坂西利八郎外务省顾问(预备役中将)。它在成立后，立即着手工作，相继建立了一批有针对性的特务机关，如“梅机关”，设在上海，1938年10月成立。该机构全权负责处理与有关的全部事务，由多方人员组成。因该机构设在虹口日侨聚居区一所名为“梅花堂”的3层楼房里，故称“梅机关”。影佐祯昭为机关长，有成员30多人。汪伪政权成立后，梅机关改称为汪伪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团”。“竹机关”，设在汉口，机关长为柴山兼四郎，主要对北洋军阀吴佩孚进行策反活动。“兰机关”，设在上海，机关长为和知鹰二中将，主要对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进行策反。“菊机关”设在福建，主要对曾任军长兼闽粤边防军总指挥的黄大伟进行策反活动。1939年11月15日，黄率部投敌。土肥原机关设在上海，主要对北洋军阀时期的人物唐绍仪、靳云鹏等进行策反活动。大迫机关设在北平，机关长为大迫通贞少将，也是以对吴佩孚进行策反为主。此外，日本在中国各省、市甚至到县一级所常设的特务情报间谍机关，数量相当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主要罪行
侵华日军的间谍特务，以其狡诈多变和诡秘的处事手腕，活跃于中国政坛。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背后，几乎都能觅到他们的魔影。其在中国的阴谋活动是不胜枚举，这里只列其中颇具代表性且有重大影响的3次。
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军部和政府为侵占东北策划多年之后，日本关东军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武装进攻，拉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它是日本实施侵华阴谋活动的“杰作”。1929年板垣率部驻扎奉天(沈阳)，同年5月任关东军高级参谋，从此与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结为一帮，他们先后在东北地区秘密组织了4次“参谋旅行”，侦察地形、搜集情报、串联阴谋，于1931年春订出了制造柳条湖事件的概略设想。随后他们向关东军司令部提交了有关计划，同年6月关东军正式向参谋本部报告，阐明对满洲实行打击的决心。8月4日，新上任的陆相南次郎在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上公然叫嚣：“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发出了准备挑起武装冲突的信号。在此前后，突然发生了由日本人策划的“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即以此为借口，大肆煽动舆论，制造紧张气氛，终于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关东军采取“先行备案”的策略，于9月14日致电参谋本部，申明关东军对“最近之暴虐侮辱实所难忍”，暗示准备采取军事行动。当9月18日参谋本部派员到达奉天时，就在这天夜里，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的枪声打响了。入夜，河本末守中尉带领七八名部下，将准备好的黄色方形炸药放在距离北大营800米处的铁轨接头两侧。22时20分，炸药点燃，一声巨响，铁轨被炸。与此同时，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
工作认真负责，有一定组织协调能力。在.....派出所工作以来，求真务实，埋头苦干。成功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纠纷100余起，协同派出所民警处置刑事案件20余起，治安案件150余起，收戒吸毒人员30余人，参与查缴毒品30余公斤，处置各类交通事故300余起，收缴枪爆物品450余件，管理处罚辖区特种行业120余起，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政法队伍教育整队等专项学习，加强党风廉政工作，强化了自身作风建设。
本人作风务实，团结同志，积极与派出所民警、辅警交心谈心，关爱同事，严管家风。
本人曾经荣获“三等功”一次，“嘉奖”一次。这也是组织对本人的工作肯定。一直扎根于基层派出所，矢志不渝地追求献身于人民公安事业的崇高理想，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工作业绩，多次受到上级领导表扬和人民群众的敬佩。
存在的问题：一、对新形势下派出所工作没有提前谋划，一直只是在等，在看；二、没有加强个人的学习，从业务上来看一直是在吃老本；三、政治业务学习还需要提高，同时要加强政治建警的能力。
下一步打算：（一）发扬吃苦耐劳精神。面对基层事务杂、任务重的工作性质，不怕吃苦，主动找事干，做到“眼勤、嘴勤、手勤、腿勤”，积极适应各种艰苦环境，在繁重的工作中磨练意志，增长才干。
2、实施工业化建设标兵工程。我们于3月上旬启动了来宾市工业化建设标兵工程，引导年轻干部在工业一线经受锻炼、改进作风、提升素质，积极探索加强工业人才培养和促进全市工业经济快续发展的双赢机制。一是精选良将，强力助推。我们从市工信委、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招商局、市国资委、市环保局和市工业区管委等经济部门中选派了7名业务精通、年富力强的正科级领导干部下派到各县（市、区）、来华投资区挂任县长（主任）助理，协助各地分管工业领导专抓工业，切实加强各县（市、区）和来华投资区工业发展的领导力量。目前挂职文件已经下发，选派干部将经过集中培训后已全部到挂职单位报到工作。二是政企互挂，联动共赢。我们将从市、县（市、区）党政机关选派25名具有经济管理工作经历或专业学历的年轻科级领导干部，安排到市、县（市、区）经济运行良好的大中型企业挂任总经理助理，通过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开阔视野，拓展思维，掌握企业管理知识和方法，为我市工业化建设储备一批优秀人才。同时，我们将从各大中型企业选派25名中层管理干部到相关党政机关挂任领导助理，了解和熟悉机关办公流程，参与部门班子会议，为更好的加强政企联系和制订符合企业利益发展的政策、规划建言献策。目前挂职人选正在有序推荐中，他们经过行政和企业管理等相关知识的集中培训后，将派送到挂职单位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