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属于全人类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如古 代西方文化是在近东文化、希腊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它吸收了古埃及的自然科学、近东 的宗教观念和希腊的爱智思想，在罗马帝国众多地理资源、众多民族精神基础上发现了 适用于各民族的科学、道德、法律、哲学及宗教观念，抽象出“七艺”的课程体系，成 为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中世纪后期，西方人巧妙地运用从阿拉伯和中国传来的技术，对 自己原先由犹太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形成的意识形态进行思考，革新宗教，创造了有 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伦理；17世纪开始，西方的传教士更是发现了中国的“精英政 治制度”——科举制，并将其改造成为英国的文官制度，使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因官僚 体制的运转而得到巩固。相比之下，中国虽较早的形成了多民族的中原文化，但由于地 域原因，使二千多年以来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儒家学说革新不大，照西方人的说法 ，“中国人追随其先辈的足迹，一直平静地生活着”。[1](P48)在17世纪开始的中西文 化交流和碰撞中表现出退缩、拒绝的态度，使一度领先的中华文明开始落后。
文化与教育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和积淀的传统文化，如传统 习俗、语言文字、价值体系，对个体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规范着社会成员的思 想和行为，这就是广义的教育，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而有目的、有组 织、有计划地传递、传播某种文化，就是狭义的教育——学校教育的任务。文化既是民 族精神的表现，又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精华的活动；文化因一代代人的理解和诠释得到 发展和更新，因而呈现出丰富和不断进步的态势。这一切，都离不开教育的作用。
一
文化教育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得以更新和前进。
现代化是自近代以来开始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涉及到经济领域的工 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及价值领域的理性化、教育领域的普及化 等互动的过程。现代化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科学革命获得对环境不断增强的控制能力， 从而引起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社会变革。它从西欧的法国、英国开始向整个欧 洲和北美、澳洲扩展，20世纪开始，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也开始了现代 化的进程。从总的方面看来，它是传统的社会制度和观念在科技进步的条件下对现代社 会需要所作的功能性适应和调整。现代化是从西方开始的，有的学者认为它溯源于17世 纪的“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有的学者回溯到更早的文艺复兴，他们都指明现代化的 发展与西方文化和传统有关。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化不是西方化，也不是传统文化的 消失，但是现代化的实现过程确实也是各民族文化受到冲击、考验和做出反应的过程， 应当区别哪些传统在新的时代和条件下应当保存，哪些是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因素。甚至 现代化也不能看作主要是由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兴起而导致的社会运动，因为在彼 得大帝时期俄国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现代化了。现代化的定义应当包括技术、经济、社会 、政治、思想、道德和“文化”中所能包括的其他方面，事实上人们在欢呼科学技术带 来物质生活变化的同时，也没有忽略现代化过程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无论在西方或 非西方，都有专注于现代化的负面影响的“反现代化”思潮，他们指出，理智化、效率 化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现代民族国家官僚制度的建立和国家主义的隐患，以及科技与人 性的矛盾等等，成为近二百年来文学艺术和哲学关注的重点，也是教育目标和教育哲学 研究所关注的课题。
教育普及是现代化的关键。工业化、科技发展和民主政治都离不开现代化所需要的人 ，如果忽视人的教育水准、心理特征能否跟得上时代步伐的问题，即使从发达国家引进 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民主制度，甚至教育课程，也无法在发展中国家结出硕果。“如 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能够赋予先进制度的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掌握和 运用先进制度的人本身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还没有经历一场向现代化的转变，那 末失败和畸形的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2](P2)参与性、独立性和向一切经验开放， 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而这一切取决于教育本身的现代化，基础 是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如法国大革命后1791年的《宪法》宣告：“普遍地废除侵犯自由 和平等权利的制度，再也不存在贵族、爵位，再也不存在世袭的差别，等级的差别，再 也不存在封建制度”，“社会差别只能视其对公共利益是否有益来证明其正确”，但法 国并没有在《宪法》公布以后就成为现代国家，因为大多数人并没有形成相应的观念； 必须在大多数国民都对封建制度引起怀疑并提出挑战，亦即形成一定的社会基础的情况 下，才能促使社会转化和新制度的建立。而这只有教育才能办到。只有教育才能使民众 理解现代化的必要，掌握现代化所需的技能，才能使民众成为民主社会的建设者。在现 代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人类因城市化、人口流动和大众传播的复杂性而有种种的反应并 付出一定的代价，必须具有一定的精神或心态才能适应，如乐于接受新事物、关注地区 和国家的公共事务、能理解不同的信息和观点并作出相应的判断，有能力从一个部门转 到另一个部门工作、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生活并很好地适应，缺乏这些就会使人 产生困惑甚至迷失人生方向。尤其进入20世纪以后，国际组织和跨国体系对经济、政治 和文化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大，使现代化的进程处于更为激烈和复杂的背景之中，教育现 代化的程度更是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教育现代化是与社会现代化相适应的教育思想、内容和体制的变化，表现为教育规模 的扩大、教育思想和价值观的现代化、教育内容的科学化等等，集中表现为教育的普及 和民主化。
教育普及不仅造就了现代化所需的经济、科技和管理人才，而且造就了现代化所必须 的社会基础。西方从16世纪开始大规模的扫除文盲和国民教育运动，至18世纪制定义务 教育法令，有效地提高了民众的素质。如1770年的英格兰农村中男性青年中能读写的人 数比例已经超过51%，苏格兰合理、实用的教育制度更是为维多利亚时代造就了大量的 技术和管理人员。[3](P330注13)19世纪末，西方新教国家的文盲率仅在5%～8%，而德 国更是只有6‰，高等教育无论在数 量或质量方面都居于欧洲前列。美国从1890年开始 大规模地发展中等教育，1920年14～17岁青少年在公立中学就读的人数比例从6.7%上升 到32.3%，居于欧洲之上。尤其是现当代美国和英国的公立中等教育发展很快，与有关 欧洲国家相比，中学适龄人口每千人中比例如下：
年份
美国
德国
瑞典
英国
1980
32
74
42
1990
68
89
42
1910
99
99
57
1920
247
117
61
83
1930
388
179
65
115
1946
581
205(1950)
267
283
1960
571
231
278
673
中等教育的扩大，成为20世纪初美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基础[4](P267)，尤其是二战以后 美国在中等教育基本普及的基础上扩大高等教育，逐步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其经 济持续高速发展。
但是，教育的发展与现代化的发展之间并非对应的关系，这不仅是各国工业化和城市 化的快慢程度造成的，也是与不同文化对教育社会作用的认识相联系的。
英、日两国由于文化教育观念的不同，导致不同的发展。17世纪就开始工业革命的英 国，并没有很快地实现习惯和制度方面的变化，这是因为上层阶级崇尚古典文科学习，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历史、文学、建筑和艺术方面有很深造诣，但并不重视更现代、更实 用的科学课程；大批有聪明才智的贫苦民众子弟被排斥于文法学校和大学门外，因而学 校只是培养了一批“绅士”，而不是有助于现代化的社会民众基础，直到1890年建立奖 学金和助学金制度，才使英国的科学教育和普及教育加快发展。日本从公元6世纪起就 向中国学习，建立起以儒教为中心的学术体系和官学系统，与英国都铎王朝同时的德川 幕府为上层阶级开设的武士学校和藩校里，1855年开始除了继续学习中国经典之外，也 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和数学、科学；1869年成立的东京大学，目的就是把儒学伦理与西 方技术相结合，在十年左右时间里成为铸造日本民族精神的熔炉；而私立的庆应大学则 实行更实用的课程，培养了大批促进日本工商业发展的人才。总之，当时的武士阶层中 已经形成勤奋学习和模仿西方技术的新精神。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对民众教育与国家 富强关系的认识已经非常明确，他们全心全意地希望通过教育改革取得经济和军事的优 势，热衷于学习外国经验，政府制定的第一次教育预算就把12%用于派遣留学生，同时 文部省预算中还有16%用于支付语言、医学、科学，甚至哲学和法学外籍教师的工资。1 871年，文部省技术训练局全部工作人员都是英国人，直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外籍教师 的数目才逐渐减少。相比之下，英国议会虽然也曾邀请新教教育家夸美纽斯访问过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科学家们也曾聚集于牛津大学制定过普及初等教育和创办第三所大 学的决议，但始终缺少日本政治家那样的学习外国的决心和热情，如文官制的推行就遭 到长达15年的抵制。原因十分简单，因为“这个计划是中国式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优 等民族，不屑于向其他的民族学习，导致的只能是落后。至1900年，英国的高等教育已 经落后于法国、美国和德国，化学家、工程师也远远少于它的主要经济对手；而日本的 武士却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们的古典教育制度，短时期内成为亚洲强国。这一切都说明 ，教育观念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同时，教育现代化也必须建立在社会现代化，尤其是教育观念现代化的基础上。教育 规模、受教育对象的扩大是近代教育现代化的主要目标，进入20世纪以来，一些先行的 国家已经陆续普及了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同时也由“使 所有的人都受到平等教育”的阶段进入了“根据能力和努力接受相应教育”的时代，进 入了普及教育与英才教育相结合的时代。如英国、法国在二战前后确立了“分流教育” 政策，并逐渐影响到美国的教育；尤其是国际范围内竞争的加剧，使停留在“平等”基 础上的教育观念向“公平”教育观念发展，在世界上形成“资优儿童是人类共同财产， 他们有权接受适合于他们的教育”的观念；同时，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不应受政治或经 济条件限制，也已经写入了国际公约，可以说，英才教育和分流教育已经成为现代国家 教育的重要方面。然而当代的日本，与一些教育先行国家一样已经实现了初等教育和中 等教育的普及，他们的适龄人口中，高中普及率已经达到98%，大专以上适龄人口受教 育比例为60%以上，但是并没有实行分流教育，甚至认为提出这样的建议本身是不应当 的，这就导致了日本的教育和科技水平始终处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之下，使一些资优 儿童和能力强的学生处于“消极等待”的状态，浪费了他们的人力资源；而一些迟钝的 学生又不适应划一的教材教法，在激烈的“学历社会”竞争中厌倦和逃避，有近三分之 一的学生晚上不能入眠。这种矛盾的现象，只有用日本文化本身才能解释。在日本文化 中，有一个的重要观念“和”，它有赞同文化多样化的一面，也有缺乏竞争和批判的因 素，他们的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使教育观念的更新、教育改革的 实施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日本虽然早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也曾在近代作出过学习 西方的决策，但是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大踏步地前进，根本的原因是过分的群体观念 和认资排辈观念阻碍了思想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总之，文化、教育与现代化之间是多向交互影响和作用的过程，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 展进程中，传统教育观念、教育规模和国家教育政策决定着现代化的速度和水平，也直 接影响到人的素质提高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二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教育、文化及现代化之间需要
探讨以下问题：
(一)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
以符号系统物化的民族传统文化，是经历史演变和选择保留下来的知识系统和价值观 念，它对个体的思想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构成社会成员的习俗、知识、道德、法 律、信仰、艺术等。任何教育都是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任何教育又都是在 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汇中发展的。
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人们对他种文化的态度也不同。一种态度是将与自己不同的文 化一概斥之为异端，称之为不开化民族，希望用自己的文化去改造他种文化，甚至征服 、消灭他种文化；第二种态度较为宽容，用文化相对论的观点承认任何文化都有其合理 性和存在价值；第三种则是尊重并理解他种文化，将其精华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在民 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不同文化之间的并存、影响和渗透不可避免，无论个体还 是社会都会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比较，有选择地吸收和扬弃。作为一个国家的教 育政策，决定采用哪种外来文化，采纳的程度和原则如何，是受引进者的权力意志、与 传统文化相关的有效成分，以及大众对革新和保持传统文化的普遍态度制约的。国家可 以通过入学要求、教学用语、教学内容及设计要求、学生的出路来控制文化发展的趋向 ，而父母和学校也可以或者促进对其文化的宽容态度，或者培养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 优越的信仰来左右个人文化态度。
多元文化政策指的是一个国家因多种文化的存在而采取的文教政策，它一般有以下几 种方法：(1)平行顺应。保留各种文化的原先特征，使之平行发展；采用两种以上教学 用语，每种语言或民族都不应凌驾于另一种语言或民族之上；(2)消除。在竞争过程中 使一种文化有效地消除另一种文化的做法，如通过战争、兼并，甚至种族灭绝的做法， 或要求较弱民族采取统治集团推崇的文化；(3)控制。当两种文化在发展上处于不平衡 和不协调的状况时，控制一种文化的发展使其处于不利状况，从而达到使之逐步消失的 境地。通常人们倾向于平行持续的看法，然而一个已经取得相对协调发展的多元文化总 是实质上朝着某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发展，这种文化变得如此完善，以至于可以在文化 竞争中消除较弱的竞争者；而文化的对抗也并非完全有效，更普遍的是新文化吸取了某 些文化的特质，而另一些则不被社会成员所采纳，或者被作为多元文化的一种选择或生 活方式而被保留下来。如古希腊人虽然征服了希腊，但罗马教育却吸取了希腊文化的一 切成果，他们采用双语政策，主张先学希腊语，吸收希腊学问，然后再学拉丁语，因为 必须发展统一的罗马文化。这一思想在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中明确地表露出来，他 多次提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对文化的伟大贡献，但同时又批判当时社 会追求奢华，强调重振罗马的朴实、勇敢作风，反映了当时的文教政策。再如罗马帝国 的后期，希腊人关于宇宙有序的观念与犹太基督教的一神论相联系而被保留下来，罗马 人的理性法律体系与日耳曼习惯法相结合而成为西方文化的基础，这些都与后来十字军 发现古代文化并发展起自然神论，乃至科学、民主的近代文化有联系。当然其中缺少不 了教育世俗化和普及化的作用。尤其在现代世界，文教政策的多元化已经成为国际共识 ，例如在新加坡，华人占72%，马来人占15%，印度人占7%，为协调国际关系，为民族共 存，同心建设国家，采取母语和英语的双语政策，结果形成以英语带来的科学文化为主 体、吸收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新加坡文化”，而不是华族文化或者马来文化，有效地提 高了国家的生存能力和发展实力。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应当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遗产以利用现 代知识呢?还是促使自己制度方面的遗产去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历来经验证明，使本国的 传统制度适应新的功能比照搬西方制度更为有效。
文化发展具有融合、排斥种种特点，但向现代化发展则是必然的趋势。每一民族文化 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都会出现冲突甚至对立的状况，必须意识到现代化是一个全球性的 趋势，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能不能回避，也不在于种族或民族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尽 快地吸收其他文化中的进步因素，实现从观念到制度的变革，以适应如布莱克在《现代 化的动力》中所说的“只有一万年以前游牧民族向定居居民转变才可与之比拟的”人类 生活方式大转变的形势。
在国际政治影响、资本流动、军事占领，社会变动的复杂环境中，很难说是某一种因 素决定了现代化的快慢，但公认的是，社会意识中某些新的文化教育观念的出现是其中 重要的因素。这里包括：
1.对普及教育的重视。文化传播与世俗教育的推广，形成以知识学科为基础的教育系 统；兴办以培养人才和提高专门化为任务的学校，使国家教育的观念开始形成，义务教 育的措施逐步落实。
2.强调进步和个人价值的新的文化观的出现。进入近代以来，按身份等级决定个人价 值的制度逐渐让位于按社会贡献决定个人地位的观念，强调对个体贡献及尊严的评价系 统的建立，从而使社会竞争进入公平阶段，促进了社会生产和科技进步。
3.出现新的人格定向。人们再也不满足终身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生活一辈子，而是 要求扩大眼界，提高灵活性，发展起与他人或环境共生的观念，同时要求建立有关的管 理部门和法律制度。
正是在以上观念和制度的形成和建立过程中，传统文化面临着调整和重组的必要，只 有这样，民族文化才会获得新的生命，得到新的发展。如果因为对传统文化的分外珍惜 而缺少远见卓识，那就可能出现民族主义；只有理性地分析传统文化中哪些因素是阻碍 现代化发展的，哪些是可以在现代化社会中保留并有其存在意义的，才能使民族文化成 为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根据现代化的需要吸收其他文化中的优秀方面，整合并 创造出一种更为合理、更为进步的新文化，才能促进现代化的发展。例如，中国是一个 很早形成自己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视文化教育的国家，但是清末统治阶级 在外来文化面前以传统文化而自居，看不到现代化已经迫在眉睫，结果是错失了发展的 契机，未能在尊重知识的传统和具有严格选拔文官制度基础上发展科学，更未能形成崇 尚能力和贡献的现代观念，因而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
(三)文化的历史转型与教育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情况看，文化教育与历史转型相适应，它既是当时人们生产和生活 的反映，又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人类由于生存的需要，不断地应环境挑战而应战，这就 发展了文化，包括对自然改造的物质文明和对世界理解的精神文明；宗教是一种对世界 认识和解释的系统，从最初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到与哲学结合的高级宗教，不仅关乎 人类本性、宇宙奥秘，而且对教育理论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化以前的漫长 岁月，人们被保守的精神所主宰，认为教育无非是通过经典文献的学习保存既存秩序， 培养的是因循守旧、不敢越出常规的人；而在以科学文化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教学目的 在于验证知识、发展知识，教育要培养的是个体的独立判断力、反思力，做前人从未做 过的事情，因而与古代教育的死记硬背有很大不同，要求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从事学习。这不仅是教育的进步，更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进步。
但是，在人类文化由宗教向科学进步的过程中，人们发现科学教育存在着许多尚待解 决的问题。17世纪初，笛卡尔在《方法谈》中指出，西方的许多人出于对宗教狂热和宗 教战争的厌恶，将理智活动转向世俗学术和经验科学，使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 应用于人类生活和生产，建立起各方面的联系，如世界贸易、移民潮等，工业革命和科 学技术使人们感到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正是由于这些显而易见的成效， 使教会放宽了对科学的限制，技术专家被越来越偶像化。然而在科学教育普及和提高的 同时，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的心灵出现问题，诸如自我中心、利己主义、人生迷失等 ，虽然科学也努力进入人文领域， 探索心理及社会问题，但事实表明科学并非万能；19 45年的原子弹应用更使人们对科学产生怀疑，技术专家也对自己的工作是否有益于人类 失去自信，纯粹的科学不再成为有思想、有良知的人的追求。一句话，人们对科学的乐 观态度开始转变，要求理智向人文科学倾斜，加强价值观、人生观的教育，以避免将可 以毁灭人类的力量交给不负责任的人。也有不少宗教界的人士指出，宗教对于人的本性 、对于纠正自我中心具有权威作用，为了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有必要恢复宗教教育。 更多的人是从完善科学教育出发，要求将完整的科学精神交给民众，使追求真理、集思 广益成为社会普遍意识，从而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可以说，人类已经认识到科学必须 与文化中的其他因素相结合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因此，必须探讨教育与宗教、科 学的种种关系。事实上，现代许多教育哲学流派对此已经开始了深入的研究。
三
与社会和教育现代化过程相联系，某些反现代化的思潮也在起作用，如许多后起国家 针对先进国家的“自强运动”、民族国家主义对世界主义的抵制、宗教对现代化的批评 等，固然有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嫌疑，但是其中也有“文化建设”的价值，对教育思想 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1.现代化与民族国家主义及“自强运动”
在西方现代化运动之前，个人对地域性权威力量的依存早已存在，但直到18世纪，“ 国家主义”才成为政治学的名词，它要求个人必须向民族国家效忠，而不是以宗教或者 组织为归属。18世纪末，英国和法国首先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它们有效地组织了军事力 量，较好地发展了经济和科技。国力相对落后的东欧及其他国家，如德国等都向法国引 进启蒙运动的观念，向英国学习工业，开始了“自强运动”，创建起民族国家。在德国 ，马丁·路德创办的新教学校，首先使用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德文《圣经》，作为读写 教育的教材，从而第一个具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同时发展起民族意识，后来这种民族意 识为统治者所利用，发展起民族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建立起国家教育的体系。例如，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主张的民族“社会主义”，希望由国家政权控制经济生活，由国家提 供给个人经济、社会和精神上的种种需要，由国家决定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方式，由此实 现国家的富强。然而很不幸，这种国家主义的教育主张最后被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形成一种叫做文化民族主义的东西，最终造成人类的劫难，这是马丁·路德所始料不及 的。同时，法国的拿破仑也将启蒙运动的宗旨与现代化的经济、军事力量相结合，据以 横扫全欧洲，使法国大革命的世界主义转为法国国家主义，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文化民族 主义反应。
2.现代化与宗教
从启蒙运动欢呼理性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胜利，声称基于经验的自然科学是取得知识 的唯一可靠方法和“控制自然”的力量以来，科学作为“进步”的文化在技术、经济和 教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取得了主导的地位，一种相信无论在什么地方科学都是人类 学习的基本内容的观念，使历史和地理的差异失去其重要性；同时科学本身不仅限于自 然科学而向研究全体人类道德、历史、宗教和社会背后的“理性原则”发展。但是，这 种转变却是在宗教界的“反现代化”思潮出现后，才注意到现代化初期那种崇尚个人才 能、勤勉的社会意识所代表的文化现象——功利主义文化和基督教精神之间的冲突，人 们才重视研究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道德系统与社会规范的“相对性”问题，才导致了对 “理智精神”本身的不断批判，才有可能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3.现代化与传统
在宗教界批判现代化过程中的负面影响同时，世俗的社会批判也不甘寂寞，一些思想 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从不同的方面指出现代化导致的道德、社会问题。如英国思想家、 文学家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对当时社会弥漫的无知、自 私自利进行批判，他奚落法国的“法理社会”和“掠夺的道德”，认为文明应当建立在 人性的基础上，建立在“善”“美”的教养基础上；华兹华斯(Willian Wordsworth，1 770—1850)、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等浪漫诗人也从庸俗的“精打 细算能力的无限运用”着手批评人性的失落，文化的危机；孟加拉诗人泰戈尔指责国家 主义是“巨无霸的自私自利”，“道德死灭的亡命”[6](P101)，他说：“目前是人类 文明最黑暗的时期，因为每一种族都封闭在自造的局限中，自称为‘国家’”，“以爱 国主义之名行世，高举叛离天国的大旗”；要求科学与人文相结合以克服功利主义，控 制新武器和机械；当代哲学家罗素、怀德海也提出了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良 方，其中主要的方法是教育。
总之，仅现代化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远远超过经济方面，它通过教育手段实现传 递和传播，并且为形成新的文化意识、新的人性特点，建设新的文化做准备；固然有的 时候看起来反现代化的思潮太保守、太不自量，但是它们从另外角度提出的问题未免不 是建设新文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
如何认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已为许多学者所关注，“九五 ”期间对教育与现代化关系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如黄济、王策三主编的《现代 教育论》，力图从现代高度重新认识教育研究的基本问题；顾明远教授主持的“文化传 统与教育现代化比较研究”国家课题、刁培萼教授的《教育文化学》和石中英的《教育 学的文化性格》从不同角度关注文化教育与现代化关系问题；张瑞fán@①、王承绪 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融比较教育和教育史、科技史于一炉，在研究方法上有重 大创新；王炳照、阎国华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田正平主编的《中国教育近代 化丛书》等，不仅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也为后人的探索提供了多方面的基础。但是，研 究尚有疏漏的问题，某些专题尚待深入，尚待吸收哲学、社会学、史学、宗教学的成果 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使有关的教育哲学思想得到准确的阐释，如文化与教育的深层 关系、中西教育立法比较等。
我们认为，在教育与现代化研究领域中，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1.文化的了解和理解问题
人们在了解和理解他种文化时，往往会按照自己原先的思维模式或习惯来加以选择、 解读，这就容易造成文化误读现象。如18世纪的莱布尼茨从白鲁神父给他的“八卦图” 中看到了“上帝与虚无人间的辩证法”，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二进制的算术；而西方的传 教士把中国的“科举制”看作是“真正按柏拉图精英政治思想设计的模式”，都是以自 己原先的文化背景为解释他族文化现象的基础，结果造成文化误读现象。这也说明，要 了解他族教育现象，必须先理解它的文化背景，尊重文化的差异，而不是要证明他们与 我们相似；只有在超越具体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才能发现对普遍人类具有意义的抽象原 则。也就是说，学者们由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很可能从自己的知识结构看待其他的 文化现象，因此，一方面需要具有全球观念，另一方面需要深入具体文化实质，这样才 有可能在客观描述各种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作用的基础上，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规 律。
2.历史比较的办法
马克斯·韦伯指出，社会科学之所以葆有“永恒的青春”，是因为社会科学的历史“ 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它“试图通过概念的构成去分析性地理顺现实的头绪，通过科 学视野的扩大和转移而使已经构成的分析式概念结构解体，并依据如此转变的基础重新 构成概念。”[7](P104)各种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有其独特的模式和道路，同时也有某 种共同的特性，这种特性只有在它们与某一历史时期相关时才表现出来，如社会转型、 文化演变等。现代化是已经有近二百年历史的社会变迁，它首先在西方发生并且扩展到 世界各地，以科学知识的积累、理性态度的形成、社会流动的加快、经济的快速增长、 政治民主化和以个人对社会贡献为评价标准的观念为特征，这些现象与文化教育之间的 联系至今尚未完全被人们所了解，必须结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作进一步的比较研究， 才能揭示其中的规律。
3.未来教育 的展望
如果说现代化对近代教育的要求是普及初等教育的话，那么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化就 要求教育满足科技和社会进步的要求，表现为教育的提高和分流，如中等教育的普及、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英才教育和普通教育的结合等等。同时，由近展而来的教育立 法，在现代进入完善阶段；教育全球化的趋势，使人们对教育作用的认识进入了新境界 ，发展起以科学、人道主义为中心的全球文化，提出要求培养具有全球观点、能从全人 类长远利益出发的“国际人”的教育目标。尤其是20世纪此起彼伏的战争和民族纠纷， 更使人们认识到全球意识和文化理解的重要。这一切，都是未来对教育的期望和要求， 是人类文化教育朝着和平和进步发展的趋势。
总而言之，教育是增进世界文化交流和合作的有效途径，愿我们用自己的菲薄力量来 为文化的理解提供一些资料，使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也使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和 其他文化，从而在教育领域有更多的合作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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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9-0199-02
一、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是当今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他的代表作《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首先，他指出“文化主导”这个概念。他说只有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后现代主义，才能更全面地了解这个历史时期的总体文化特质。詹明信进一步论证了后现代主义文化何以在西方社会中成为主导的文化，他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姿态，我们今天的群众不但易于接受，并且乐于把玩，其中的原因，在于后现代的文化整体早已被既存的社会体制所吸纳，跟当前西方世界的正统文化融为一体了。
接着，詹氏指出后现代文化正因为成为社会中的主导文化，所以“美感的生产”愈来愈受到经济的限制，这就呈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个源于美国又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的后现代文化现象笼罩着世界上的所有文化，成为一种文化霸权。也正是如此，詹氏指出：
“至于后现代主义，我相信，虽然中国的大众不会像美国的大众那样明了这一口号的意义，但你们事实上对他所指明的现实，即美国的当代文化，或者说后现代文化（包括电影，新闻，电视，广告，时装和建筑的款式，新的生活方式等）是极感兴趣的。”
这段话指出了在中国同样存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子，这就使得詹氏提出的后现代文化的基本逻辑或特征在当今中国的环境背景下同样适用，詹氏总结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最基本特征是高雅文化与所谓大众或普及文化之间旧有划分的抹掉。具体有以下几个特征：1.缺乏深度的全新感觉；2.历史感的小时与怀旧的模式；3.情感的强度；4.空间感代替时间感；5.批评之距离的消失。那么詹氏这一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如何在当代中国大背景下彰显的，也即中国有代表性的大众文化是如何体现并符合这些特征的。
二、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这个曾被学院文化所谓的高等文化一度鄙视的文化流派，詹氏提出二者之间分野的消失或许是学院派们最为悲哀的事情。“他们向来在维护一个高等文化领域，以对抗庸俗、质次和媚俗，电视连续剧和《读者文摘》文化的周遭环境，以及在向内行人传输读、听、看的复杂技巧。”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如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也被这些高雅的文化所迷住，他们在推出自己的广告，商业文化，爱情小说，大众凶杀推理剧时竟能征引所谓的高雅文化，把他们结合，以至于二者之间的界限看来日益难以界定，而大众文化也堂而皇之的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大众文化，包括英文中popular culture和mass culture。从英文中就可以看出社会在一开始对大众文化的态度：mass这个词是不怀好意的，popular的原意是of people，人民的，理应理解为大众的。由过去的由来已久的轻蔑和谴责态度到“替代过去民间文化占有的地位”，这一变化意味着大众文化在社会中地位的重新确认，这于大众文化来说是非常扬眉吐气的事情。大众文化一路走来，尽管遭到不少的批判，从F.R利维斯到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他们都在谴责这类整个儿堕落下去的文化产业，“低级的，琐细的文化”。但大众文化还是赢得了不少的辩护。被称为“后现代大祭司”的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就在《消费文化》一书中指出“大众文化与其说是将艺术降格为商品世界的符号的再生产，不如说它是一个转折点，终结旧的文化形式，并将符号和消费引入自身地位的界定之中”。他还对电视传媒做了辩护，指出电视是促成符码和类像在日常生活中的迅速传播，人只要打开电视就能在家里感知和接受世界，它所制造出来的“超现实”，比现实本身更真。”
三、詹氏理论的应用
（一）缺乏深度的全新感觉
超级女声，这个曾经最火的大众文化现象之一。超女的口号是“想唱就唱，唱得响亮”。顿时，大街小巷，无论老少，都会去唱一把。可是细细看来就会知道，超级女声说的是想唱就唱，唱什么都可以，可是到头来选出来的都是一些唱流行歌曲的，甚至是因为整个人很流行而歌却唱的不怎么样的，以至于许多唱戏曲、歌剧的就无法生存，这一点也让好多所谓的正统派人士抓住了把柄，对超女的浅薄泛众化提出批评，甚至提出“超女还能红多久”的言论。
可以说是市场经济操纵了超女，也可以说是商业化的浅薄气息传染给了超女，让其没有了深度感。媒介文化的“娱乐化”是和当代受众的心理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和价值体系的重构反过来深刻地规范着人类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模式,表现为“在当今人性的自由被物质的欲望普遍统治的状态下，以本能的满足来追求浅薄的快乐”。
（二）历史感的消失与怀旧的模式
时下颇为流行的另一现象是历史剧的流行，每一部似乎都打着“再现……的历史”，新的历史剧在“奇观状景的社会”里，过去“变成一大堆形象的无端拼合，一个多式多样、无机无系，以映像为基础的大摹拟体”。身处这样一个全新社会里，大家只能觉得“过去”之存在也无非是一堆灰暗含糊的“奇观状景”而已。“人们以无法获得的欲望的获得为满足，以虚拟的形象来满足人类的无穷的幻想，在次意义上，我们应该说，对于虚拟的形象的崇拜是所谓拜物教的深化和当代转化。”
如果说喜欢在历史中加入新鲜的现代的元素，那么怀旧风刮的一点都不怪了。他们总“要把旧的事物重新调配和组合，创出极具新鲜感的混合体”，他们提醒我们注意到“这种文化形式原来在一个更为普遍的层面上体现了缅怀过去的整个过程，并且落实地捕捉了商品社会中美感的构成和大众的口味。”
但詹氏同时也指出：后现代给人一种愈浅薄微弱的历史感。一方面我们跟公众历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少，而另一方面，我们个人对“时间”的体验也因历史感的消褪而有所变化。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大背景下，“怀旧”语言的脆弱性始终无法捕捉到真正的文化经验中的社会现实的历史性，它往往会赋予“过去特性”新的内涵，新的“虚构历史”的深度，在这种崭新的美感构成之下，美感风格的历史也就轻易地取代了“真正”历史的地位。
（三）情感的强度与情感的消逝
“超女”比赛时有那么多的观众，其中暗含的就是这样的心理：大多数人都有当明星的愿望，恰在此时，有那么一个人替你完成了心愿，你看着她在舞台上歌唱，仿佛是你在实现愿望，自是欣喜若狂的，投入的感情之强烈自不必说。时下流行的“明星崇拜热”也是同样的道理。但这样的情感是“非个人的”，是“飘忽忽无所依的”。“人们实际上始终只是在寻找一种能够满足自己的的替代物，但这显然并非一种真实的体验，因而只有转而去寻找一种替代的的形式。”在付出强烈情感的同时，观众却忽视了个人作为主体的情感，他们一味地被传媒所给定的情感拉着走，一味地呐喊助威，却失去了自己应该保持的独立的情感态度。
詹氏在论述这一理论时说“身处华荷的世界，我们往往感到一种被奇异的兴奋所笼罩，被一种装饰堆砌的情感所影响，让你在观赏时隐约像获得了一点什么补偿似的。”詹氏在后文中以“歇斯底里式崇高”来论述这一情感，并指出用“情感的消逝”来概括，这看似是矛盾的，其实却恰恰是大众传媒的力量之强大的有力证据。这是大众文化的又一胜利，却是大众的一个悲哀，成为“孤独的大众”。
（四）空间代替时间
詹氏在阐述这一理论时主要是用都市建筑来分析的。现代的建筑让你感觉不到周围的存在，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只有空间的变换。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精神经历，我们的文化语言，今天都受到了空间范畴而非时间范畴的控制。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时下流行的玄幻小说。以《寻秦记》为代表，虽然是时间回到了秦代，但我们感触最深的却是空间的转换――从现代跳到了秦代――空间的转换完全隔离了时间，我们也注意不到时间，全跟着作者或主人公回到了古代，在这一空间里演绎新的历史。
大众传媒对此功不可没，它像一个解码器，它把信号转化为形象后才让你去看，所有的时间的，需要思考的都变成了空间的转换、形象的改变，给人们呈现的却只有视觉上的冲击。
（五）批评之距离消失
詹氏指出：在后现代主义的崭新空间里，“距离”（包括“批评距离”）正是被摒弃的对象。理论或是政治上层建筑里意识形态之距离的消失，自主性的丧失，似乎一切都“被浸浴在后现代社会的大染缸里。”大众文化给予我们一种全新的感觉，我们因此欣喜若狂，陷入强烈的情感中，我们在空间的迷惘中失去了时间的维度，整个仿佛陷入一个空间的大圈中，找不到任何阐释存在的理由，那么，我们还会有批评吗？我们还会有自己的见解吗？没有了。我们批评的距离在缩小，在丧失，有的那么一点微弱的声音，也都消失在大众文化巨大的呐喊声中了。
无论如何，大众文化已经通过大众传媒的力量，占领了现有世界的绝大部分空间。它的流行近乎泛滥，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詹氏独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继承了马克思一分为二的看法，对大众文化或资本主义文化作了较为中肯的分析，恰恰显示了“有距离”的声音。
参考文献：
[1](美) 詹明信.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三联书店，1997.
[2]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国，由于电影业几乎是最早被推上市场的文化企业，而且它又是一种具有仿真效果、消除了和观众之间的距离的形象文化。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电影厂走向了企业化，迫于巨大的经济压力，中国的电影制作者不得不意识到电影并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甚至主要不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需要获得经济效益的工业产品，因而他们只能忍痛割爱、委曲求全，暂时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艺术个性，勉为其难地拍摄所谓的娱乐片。
30多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有关电影的“娱乐性”的讨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人们的电影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第五代”导演的中坚之一的田壮壮在他的《摇滚青年》中率先公布摘要：“怎么开心怎么来”，当年“为下一个世纪的观众拍电影”的豪言壮语变成了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笑话，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天才，也很少有人想成为那种独往独来的天才，电影不再追求“第五代电影”那样的个人风格，也不迷恋于那种乌托邦式的人文理想，而是一种能满足大众无意识梦想的“实用”消费品。于是，“第五代”电影人纷纷改弦易辙，田壮壮拍摄了布满一种浪漫情怀的青春影片《摇滚青年》，张艺谋拍摄了反劫机的惊险片《猎豹突击队》、主演了幻想言情片《古今大战秦俑情》，何群则从《西行囚车》到《烈火金刚》，直到《消失的女人》。娱乐性影片很快成为了数量上的主体，于是电影终于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一种电影游戏摘要：它消除了时间感，排除了历史意识，它也割断了和现实的真实性联系，而成为了一种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游戏。
在这个封闭的游戏中，一切现实矛盾都被转化为一种因果逻辑的戏剧性矛盾，使某种社会或历史经验简化为冲突和解决的戏剧性格局，并通过主人公这一人为媒介来“驯服”现实困境，为观众组织一种封闭在剧目之内的幸福体验。在那些形形的武打片、警匪片、言情片、战争片中，其人物大多是平面的叙事因素，他们激化并最终从属于情节的运转，当那个早就为观众预备好的叙事高潮到来以后，一个善恶分明、赏罚公正、有志者事竟成、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便翩翩而至，随着永恒正义的回复，叙事游戏也就吹响了暂停的哨声。
我们透过银幕看到一个完全现实的世界，它没有给我们留下选择的余地。观众失去了自我意识和自我判定，对电影的观看已经不是一种文化行为，而仅仅是一种可以把思维关掉的娱乐行为。正是在忘乎所以的叙事游戏中，观众从实在的限制中摆脱出来，通过对影片中的人物的认同，投射出他们的勇气、聪明，实现着他们的光荣和梦想，同时也在影片中那些情和爱、生和死、沉和浮之中释放着他们被抑制的潜意识，满足着在现实环境中屡受挫折的弗洛伊德所谓“快乐原则”。
电影的这种后现代性，使这些影片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的孜孜以求，也不再把电影当作济世救民、普度众生的神赐的法宝，不再用电影来显示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和智力优越，来张扬那种普罗米修斯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精神。它们仅仅只是一些无深度无景深但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场景，一种令人兴奋而又晕眩的视听时空。
也许因为人们认为这世界的意义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这些影片也就都远离了对信念的表达，对某种永恒正义的执着，因而，当它们和弥漫在生活四面的虚伪的规范、虚假的意义格格不入的同时，它们却决不将这种矛盾发展为一种悲剧性的对立。它们平静地嘲笑着这个世界但并不企图去改变这个世界。正如影片《上一当》所采用的叙事策略一样，一切悲剧都被缓和成为了喜剧。影片叙述了一个比一般人更善良、老实的人被世俗社会所误解、排斥和放逐的故事，但影片却对这样一个悲剧原型作了喜剧性叙述，被驱逐的主人公在心理、精神上都远比敌视他的力量更为优越，当他被学校取消了教师资格之后，便潇潇洒洒去了美国，来了一个“胜利大逃亡”。这正表明了一种所谓的后现代方式摘要：一方面，它嘲笑着世俗的一切，但另一方面，它又无可无不可地接受着这一切。因此，电影中的喜剧性和后现代精神联系在一起了。
杂志收录
一、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一般意义
世界现代化进程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面貌。战后以来，随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和深化，随着世界在冷战与竞争中压力加剧，现代化意识和价值取向在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得到了强烈表现，并在实践上演化为20世纪世界现代化的不息浪潮。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不仅发达国家为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而继续把现代化推到战略高度，许多欠发达国家也提出了拒绝落后、注重发展的现代化目标和方案。现代化在实践上构成席卷全球的壮观景象，在理论上形成广阔的研究领域。
在现代化进程中，对现代化的认识更加深刻。应该说，仅从经验上感受现代化，还不能掌握其实质，只有从理论上把握这一概念，才可能避免实践上的偏移。关于现代化的概念虽然存在千百种表述，其内涵也不尽相同。但从理论上形成对于现代化的一般认识，是有必要的。
一般来说，现代化是以近代工业和科技进步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及社会制度等各个领域和层面，并引起社会结构和历史主体的深刻变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发生在其中的主要特征，被称为现代性。现代性实际上构成了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结果。从目前对现代化的理解来看，现代性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生产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动力和标志，而生产社会化所表示的一定高度的生产力即现代生产力，是区别传统的以小农、分散的生产及其水平的。它是现代化过程中最根本的最活跃的因素，是决定其他方面进步的第一位因素。在不同时期所表现的生产力发展尺度上，又区分为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不同水平。
——经济市场化。现代经济是一种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经济类型，其基本模式必然是对社会资源实行市场配置，即市场经济。当然，由于其实际形成中的特点，以不同国度相区别的市场经济形式存在种种具体的差异，但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市场化(并且是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则是其实质的东西。
——城市化。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移，传统的乡村或逐步建成现代城市，或为城市化所改造，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城乡差别在逐步消失。城市化不仅是居住地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工业化过程所造成的物质生产方式延伸到社会生活、直至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系列转变过程。
——政治民主化与法制化。社会的物质技术和经济结构的进步，亦将在上层建筑领域引起相应变化，政治民主化与法制化一步步提上现代社会的建设日程，并成为现代社会的制度规范。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未来社会将更加重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并且在制度文明建设中推进。
——历史活动的主体化。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现代化运动的最后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应当是人向其本质的回归和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物质技术上、经济结构上，还是社会与政治层面上，现代化的目的都在于人的现代化，或人的解放，即人在历史活动中主体性的发挥。在现代化过程中，人民群众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但历史活动的主体不断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却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如上所说“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在当代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得到了总结和证实，但在其继续发展中也把这一理论抛到了后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工业比重已经超出发达国家，而其现代化程度却低于发达国家，这是“经典的现代化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原因在于，世界范围里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仍在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走，而发达国家却进入了非工业发展轨道，即工业部门逐步向服务业和知识产业转移、向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转移。因此，中国学者何传启认为，现代化已经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第一次现代化)进入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第二次现代化)。
“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与“第一次现代化”过程的不同之处，突出地表现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与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的差别。“工业经济的特点是机械化、电气化、标准化、专业化和规模化，而知识经济的特点是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和多样化。”(参看《光明日报》2002年4月5日B1版金振蓉文)中国学者在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中提出的“第二次现代化”观点，根据当今社会的新变化来看待“什么是现代化”问题，这对于全面地发展地认识现代化是卓有启发意义的。当然，现代化进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发展程度的明显差别。根据各自的发展水平而选择不同的现代化目标，关系到其现代化战略的成败。
总之，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一个在层次上递进的实践和认识过程。作为客观进程与主观作用的统一，现代化要求人们用新的眼光和新的探索精神，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二、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下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和归宿
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路途上，中国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代里处于领先位置。但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主要国家在近代化浪潮推动下，相继走上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在现代化进程中超过中国。落后就会挨打。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下割地赔款，倍受屈辱。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猛烈冲激起国人自强自立的民族感情，先进的中国人慨然把睁眼看世界和追赶西方列强的意识提到了历史使
命中。现代化理想承载着中国未来的命运，寄托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
中国现代化必然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走过的老路。面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磨难和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把俄国十月革命后学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以解决中国问题。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摸索出适合中国特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终于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并在胜利地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后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近代中国历史证明，在旧制度下是不可能完成中国人民期盼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大业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旧制度的人民革命，才是扫清现代化的障碍和打开通向现代化大门的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所必需，同时又是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第一步——不扫除中国社会前进的羁绊，就无法提出现代化任务和到达现代化建设的前沿。在现代化面前横着一个阻塞现代化通道的旧制度障碍时，奢谈什么“告别革命”，岂不是反现代化之道或把现代化推到遥遥无期吗?正是从中国现代化的内在根据和深刻把握历史本身的昭示中，中国共产党人把党的最高纲领和党的当前纲领结合起来，背负着民族复兴的重任，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向旧制度发起坚决的冲击，去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不断汇集，经过时间的考验、人们的雕琢，最终形成的传统文化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儒家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和道德理性，其思想以仁为核心，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在众多思想文化成果中，最优秀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儒家文化，可以说儒家思想就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传统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源泉所在。儒家文化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那它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在许多当代文学创作者创作的作品中，总会存在一些儒家思想。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文学创作者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甚至心理结构都对儒家思想有强烈的认同感。因此，他们的作品中都渗透着儒家思想的一点一滴，儒家思想对现代文学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如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秦腔》都对儒家文化有深入的刻画，虽然他们的作品中讲述了儒家文化在现代的衰落与困惑，但是同时也表达出了对其顽强生命力的敬畏之情。
（二）少数民族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我国有56个民族，汉族以外的民族都是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经历了沧海桑田的洗礼得到了长存，是中华大家族里的瑰宝。少数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除了会受到儒、道、佛等思想的影响以外，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又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少数民族文化，这些文化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发展而流传至今。因此，少数民族文化理所应当是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尽管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鲜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似乎少数民族文化总是被创作者们所忽视，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比主流文化更具特色、更有个性，从这一点来说，少数民族文化能够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的发展。文学创作者在创作时应该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糅合，更好地将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出来。例如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就融入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把藏族的土司制度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其作品更富有民族气息和民族特色，显得深刻而神秘，越发吸引读者。
（三）民间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民间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其中最大的三个特点就是驳杂性、自由性和发散性。所谓驳杂性是说民间文化多且杂；自由性是指民间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没有严密的组织，是自由发挥而形成的；发散性是指民间文化在民间的传播速度很快。此外，民间文化还具有轻松、幽默等特点。正因为民间文化有这些特点，才使民众喜闻乐见。既然民间文化有如此多的优势，那么它又是如何影响现代文学的呢？由于民间文化与人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现代文学的创作者们捕捉到了民间文化的这些特点，为了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受到读者的喜爱，于是就在作品中引入了民间文化。如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和小说《故乡》中都充满了对家乡民间文化的眷恋之情；再如金庸的很多武侠小说也对民间文化有着大量的呈现。由此可见，现代文学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民间文化的助阵。综上可知，优秀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少数民族文化，抑或是民间文化等都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现代文学迸发活力的源泉所在。
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发展现代文学
虽然现代文学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应该如何继续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总的来说，现代文学的发展仍然需要立足于传统文化，具体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礼教，启蒙了民众的思想，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这场运动对传统文化痼疾的批判无疑是深刻彻底的，但不得不说的是，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是偏激的、片面的，这是当代文化建设时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疑是现代文学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的必由之路。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封建糟粕，但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流传下来的思想精华也有很多，这些东西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辉，值得我们去学习，在现代文学中更应如此。只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源头，并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就能够繁荣发展。
（二）探寻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很多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用心去探寻。虽然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地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它可能会不断延伸、逐渐变迁。地域文化将会更加纷繁复杂，这就需要文学创作者付出更多的心血去领悟其中的真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可供使用的宝贵资源。另外，民间文化也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文学创作者进行深层次地挖掘。民间文化在受到主流文化影响的同时又有相对独立性，这成就了民间文化无拘无束、豪放洒脱的特性。但是民间具有复杂性，它既能滋养高尚情操，又可能会隐匿庸俗文化。这就要求文学创作者对文学素材的选择上要有所取舍，把握好作品的道德判断、审美取向和写作技巧等。只有积聚更多积极的传统文化资源，才能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向前发展。
（三）重建文学观念中的中国意识
现代文学越是强调“现代”，就越是看重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这会导致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当这种断裂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旋律时，文化与文学血脉相连的关系就会被忽视。因此，重新定义现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特殊性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性关联已经迫在眉睫。要唤醒文学研究的中国意识，就必须将文学放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钱穆先生认为：“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换言之，若我们能了解得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亦可对于了解此一民族之文化特性有大启示。”因此，现代文学创作者应当在其作品中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树立传统文化的审美理想，积极投身于当代文化建设中，为现代文学的发展乃至主流文化的走向做出更多贡献。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紧迫问题。自从20世纪60年代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毫无例外地面临着现代化的挑战，特别是那些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化古国，经受着更为激烈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艰难的历程。近百年以来，中国也一直被现代化与历史传统的矛盾问题所困扰。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首先，认识“传统”的内涵。传统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传统中的“传”是人类历史的延伸、延续、承袭。传统中的“统”是传的精神整体。古人是在前人所创、主导人伦、后人继承的意义上理解所传之统，把“统”作为文明与发展的方向。把“传”与“统”的含义结合起来，传统就是人类生活中前后相继，主导人类文明的文化灵魂与精神整体，是在历史进程中延伸着的思想纲领和生活主题。
其次，认识“文化”的内涵。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范畴。从广义来说，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涵盖三个层面：一是物质文化层面；二是制度文化层面；三是观念文化层面。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
二、现代化的内涵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它一方面是指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欧美社会的转变；另一方面则是指这种欧美现代化对于世界进程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回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洋务派”主要是从物质文化的层面上去理解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要是从制度和文化层面出发去理解现代化的文化内涵。“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主要就是从观念革新的层面上理解现代化的文化内涵。这一过程表明，国人对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思考不断向纵深发展。然而，由于外患频仍，国人一直没有时间对现代化的全部文化内涵做出从容的反思和认真的总结。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人对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的认识又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过程。人们最先把现代化理解为“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毋庸讳言，“四个现代化”在整个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仅仅着眼于“四个现代化”，还是停留在器物文化的层面上。改革开放后不久，国人认识到，要真正在现代化的建设上打开局面，关键是要进行体制改革，所以相继开始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第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建设并非仅是经济发展速度、规模、数量的增加，也并非仅仅是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的增加。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由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建设诸要素组成的宏大系统工程，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子系统。
第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又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关系。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有赖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现代化实践要通过传统文化的作用而具有民族的特点，从而为全体国民所接受。总之，一切民族与国家的现代化都以传统为前提，一切现代化都不过是创新和发展了的传统。传统文化只有以现代化为目标，向现代化迈进，才能作为活的传统而存在，即一切传统都是潜在的现代化，一切现代化都是实现了的传统。
第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还是一种接力关系。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深深地打着文化的烙印。没有文化上的觉醒和进步，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全面进步。每个人，每个民族，每天都生活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之中。所以说，传统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现代生活。通过传统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同时也推动着传统的变化。实际上每一个个体都是在参与民族文化的接力赛，进行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力。
四、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
传统文化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积极因素， 也有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消极因素。即使是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积极因素，在现代化过程中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也正在或已经发生变迁，其中必然糅合了现代因素，因而，对传统要有选择地吸收和创造性的综合。
（一） 要有选择地继承吸收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现有的文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只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人类所有过去各时代工作积累的成果。因而，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新文化诞生的摇篮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新文化则是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的延伸。首先，要坚持历史的方向，即使再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必然有自身历史的限性；其次，要用现代科学观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不是机械的复古，而必须根据新世纪知识经济的需求，进行有选择性的合理的吸收、改造、创新。
（二） 结合实践，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使其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同志明确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一种缺乏创新意识的文化难以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需要注入近代的科学精神。我们要重视个性发展与社会的整体统一，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参考文献：
[1]谷士发.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初探[J].学习论坛，2001年第9期
[2]袁慧玲.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几个问题的思考[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卷第2期.2003年6月
企业文化的内涵，就是包含愿景、使命、精神、准则、伦理、价值观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体系。东西方企业文化的核心，都是源于各自的民族文化。东方的企业文化，是以仁义礼智信为内核的。西方的企业文化，则是以竞争、超越、自由，极限为内核。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东西方企业文化必将趋同，逐渐形成具有共性的企业文化。这种新时代的企业文化，是以和谐，平等，合作，创新为内核的。而且，这种新文化具有开放包容性，兼容并蓄东西方文化各自优势，最终形成十个主要特征：和谐，包容，真诚，仁爱，循礼，守信，合作，平等，创新，共赢。这些特征越多越明显，企业文化就越先进。反之，这些特征越少越缺失，企业文化就越落后。
二、形象现代化
内涵的进步，必然导致形象的改变。新时代的企业文化，将不再是过去常见的那些纳粹法西斯文化，黑社会文化，土围子文化，专制独裁文化，老板威权文化，应该是非常开放包容的和谐文化，民主文化。同时，新时代的企业文化，不再是僵化的、固化的、形式主义化的所谓精神财富，而是充满生机活力的活的机制。新文化将随着企业战略变化，时时刻刻变化自己的表现方式。文化与战略相互配合，密切协调，共同为企业经营实际服务。新文化不再追求形式，更注重实效和活力。新文化将完全改变人们固有的印象，不再是一种统一装修，标准模具，整齐划一，清一纯色，而是越来越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甚至杂乱无章，混乱无序，让人感觉完全“没有文化”。
三、载体现代化
新时代的企业文化，其表现载体也完全不同了。过去人们主要通过制度、行为、言语、服装、装饰、CI、VI、文体活动，员工福利，经营业绩，销售增长等硬性指标，来观察判断企业文化优劣。新文化则更多通过满意度，幸福感，精神状态，情感愉悦，个人感受，团队协作，创新活力，主动态度等软性指标，来得出企业文化综合评价。简单地说，新文化更在乎人的内心感受和精神价值，而不在意外在形式。企业文化也不再局限于文化形式本身，而是多方面反映在现代化的企业战略、市场营销、人力资源、财务管理、生产科技、物流仓储等具体经营流程当中。
四、主体现代化
与过去的企业文化不同的是，新时代的企业文化更依赖人的自觉。作为企业文化的主体，企业员工个人素质是成功的关键。过去依赖强制命令执行，或者半强制性的宣贯落地，在新时代越来越行不通了。新文化要从人的内心觉悟开始，从员工和老板的修心养性开始，从建立企业民主机制开始，从以获取企业最大利益为中心，转变为帮助员工实现个人价值为中心，并以此作为企业文化建设出发点和归结点。要着力打造一支有知识，有能力，有担当，有修养，有胸怀，有仁义，有觉悟，有远见，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又有现代意识和科学精神的新型员工队伍。这就是新文化的以人为本。员工作为企业文化主体，不再被动接受说教和管理，不再是企业文化舞台上的奴才和木偶，而是主动参与企业战略和文化构建，并主导企业文化发展方向的主角和导演。现在以专家大师咨询公司主导的局面将彻底改变，这些人必将退居次要辅助地位，也将永远失去“提炼”“宣贯”的权势和地位。
五、沟通现代化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不仅改变了企业管理模式，也开辟了崭新的内外沟通方式。过去的企业文化，主要依靠从上至下的宣贯说教。新时代的企业文化，则越来越显示平等互动的特点。以前的粉刷墙报专栏、纸质印刷内刊、书面文件信函、标语口号横幅，被现代通讯手段如电话、视频、QQ、影视、微博、微信、博客、网站等代替。当今企业内大量的文化装修工，企业文化师，也将随着新陈代谢而逐渐退出职场舞台。员工要求更多的参与性，互动性，主导性，自主性，不再被权势和地位所拘束。员工也不再局限于官方的渠道反映自己的观点意见，而是自己开辟了自己的话语空间，利用博客、微信、微博、QQ群来寻求知己知音。过去的话语垄断权被打破了，每个人都处于开放平等地位，必须通过自己的魅力来吸引粉丝，所谓的绝对权威专家大师已经光环不再了，大众人气才是硬道理。企业内外必将涌现出大量人气旺盛的群众意见领袖。
六、功能现代化
过去的企业文化，注重企业文化的激励、凝聚、导向、约束、协调、辐射等内敛作用。新时代的企业文化，则更注重学习、创新、竞合、开拓这些外向功能。新文化强调学习，鼓励创新，提倡竞争性合作，引导开拓性发展，总之是将眼光引向企业外部拓展，而不是专注于内部构建。新文化的企业相对传统文化企业，将更具有进取性，主动性，变革性，合作性，开放性，包容性。在企业目标上，更多追求互利共赢，而不是你死我活。在社会责任上，新文化企业也与传统文化企业不同。传统文化企业大多只是通过捐助慈善等方式，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义务。而新文化企业，则主要通过自身主营业务，来实现社会责任和义务，并不特意要通过形式来表现，也就是不需要装模做样，而是本来如此出乎自然。如环保企业、节能企业、新技术企业、文化服务企业等。
二、企业文化建设内容的现代化
在以市场经济为先导的社会现代化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将发生冲突和变革。如果依据计划经济时代的既定价值观念出发来评断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新变化，是不可能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的。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建设内容体系，必须走向现代化，特别是从市场经济新的利益关系中，从变革的社会生活实际中来重新构建企业文化建设内容体系。大致包括(1)充分肯定个人欲望的合理性，坚持尊重个人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2)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3)培养自由竞争意识，坚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有机结合；(4)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坚持追求现实利益与维护公平公正相结合；(5)关注生命个体存在，坚持关心自我与关心他人、关心集体、关心国家、关心人类相结合；(6)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坚持义利兼顾与义高于利相结合；(7)形成知识的价值观念，坚持反对封建迷信与培养科学精神相结合；(8)重视培养个人理想，坚持个人理想与社会共同理想有机结合。
三、企业文化建设组织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建设组织，要求打破传统以培训、岗位、书本为中心的封闭式的组织结构，形成企业文化建设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的开放性的多维网络结构，这样，企业文化建设与家庭、社会就会有效连接起来，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进而形成强大的文化建设教育合力。最终使企业文化建设走出自我封闭状态，而成为真实社会的一部分，避免了企业文化培养的片面化、畸形化，真正培养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四、企业文化建设模式的现代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怎样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张扬人的个性，激发人的主体意识成为文化建设模式改革的核心内容。我们传统的企业文化建设模式，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往往强调以管理者为中心，维护领导尊严，实施专制式的文化建设模式。它要求员工对领导的服从，轻视员工自主创新意识的培养，否定员工的个性发展，这种模式很显然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的客观而又迫切的需要。因此，建立“以员工为中心”的民主式的现代文化建设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它强调平等对话式的教育方式，要求教育者抛弃绝对权威的角色形象，充分肯定员工作为人的存在价值，提倡人的个性张扬，尊重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客观需要，重视每个员工个体潜能、思维创造、自主创新等各方面的充分自由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6-0299-02
1 法律文化与政策的功能一致性
作为文化现象的法律是与作为治国手段的法律是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我们要了解走向现代化的法律文化与政策过程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了解作为治国手段的法律和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法律和政策都是统治阶级推行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基本手段。它们为了维系统治者政治权力的持久的合法性存在，必须推行表面上“不偏不倚”的形象来整合各方面的利益要求，以社会的最具权威的“仲裁者”的身份，通过颁布法律和推行公共政策对人们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和行为进行规范和调整，并对各种社会政治组织进行监督。法律和政策之间的这种在功能上的根本统一性决定了作为法律运作过程中的观念形态反映的法律文化和政策过程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法律在公共政策学的视野里，就是“立法决策”，是地位和内容特殊的政策，是获得“法的形态”的政策。
法律和政策不仅在政治功能上是一致的，而且在社会职能上也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法律和政策都是调整人的行为，亦即调整社会关系的准则、尺度的特殊表现形式。它们通过明确制定规则，指引人们作出特定的选择；对个人、团体、组织的行为作出某种判断；通过规范的实施过程来对相关人员进行教育；同时根据既定的规范推测当事者相互间作为的可能趋势；对违反既定规则的当事人进行必要的制裁和惩罚等等。
2 促成法律文化现代化与政策过程民主化产生联系的条件分析
2.1 市场化改革使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历史上最深刻的伟大变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是我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现实物质层面的原因。传统法律意识是封建的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极端落后的产物。所以,真正的治本之策的是消灭它存在的基础。小农经济不能为人们带来更多的利益追求，而市场经济则引领人们不断突破家庭的藩篱，促使人们在更广范围的族群中追求更大的利益。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是自由交易、公平竞争，是规则经济、权利经济。而法律文化、治国之策都会在生产关系、经济运行机制中、在人们的经济交往方式中寻找到真实的答案。市场经济的主体具有自主性、契约性、竞争性、统一性和流动性，他们身上所表现的权利义务的相对性, 能够自然但却有效地维护社会的总体和谐与安定有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治的传统极大地伤害了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使得诸多政策深深打伤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烙印，以首长意志和行政命令代替法律和市场规律，严重压制了市场主体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和政府角色科学定位内在要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也就是法律文化不断更新、决策体制不断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过程。
2.2 利益是两者产生联系的永恒的纽带
利益是政策利用权威性资源进行分配的重要对象。同时，利益是法律文化的价值向度。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们的社会生活出现了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多样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求兼顾日益多元化的利益格局。我们需要构建的全新的法律文化同样要抓住这一点。通过对法律文化的把握，我们可以坚持与推广符合法治精神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并在时机成熟时，使其获得法的形态。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服务，这是上法律文化现代化与我国政策、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内在统一的最根本的现实基础。我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需要法制人文基础的加固，“人文精神对人的价值的关怀和人生意义的追求是人类创设一切制度的基本动因。”我们在决策时，理所应当地需要深入体察民情、广泛集中民智、合理珍惜民力，以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2.3 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决定着政策过程中所必须把握的基本准则
受经济基础变动的影响，政治上层建筑也发生了重大变革。今天我们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社会的变迁呼唤着法律文化的变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内在地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推进我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
首先，我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就是一个人治观念流行向法治观念流行的过程。如何看待权力与法律的关系是区分人治观念和法治观念的分水岭。前者认为领导人的权力高于法律，后者认为法律高于领导人的权力。我国的法律是体现人民的已知和愿望的。法律规定的决策、政策的程序性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必须适时地升为法律，成为全体公民共同遵守的准则。
其次，我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同时又是一个“国家权力本位”观念向“公民权利本位”不断转变的过程。现代法学认为，权力和职责相对应,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是法治社会得以形成的人文条件。权力本位是指以国家权力为本位,强调公民只有服从的义务,专制社会的法律文化都是如此。权利本位是指以公民权利为本位,要求国家权力必须以维护和服务于公民权利为义务,民主社会的法律文化便是如此。人民选举国家官员是体现民利的重要表现，然而民利更多的情况下是通过政治参与来体现。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迈向现代化的法律文化内在要求我们的法律必须安排民众有序参与政策制定过程。这是评价社会民主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准，这也是制定出来的政策能否充分反应和表述人民最根本利益的重要标准。我们很难想象一项政策在脱离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前提下能够充分表达和体现自己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从而实现自己的合理诉求。
再次，我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同时又是行政官员服务意识和公民主人翁责任感不断增强的过程。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的深入，将不断荡涤持久积淀在我国公民心中的臣民心理，进一步地树立公民观念。在全新观念塑造的过程中，善于发现政策过程中违背自己愿望、侵犯自身利益、抵触具体程序原则的环节和过程，并在遵循法制精神的原则基础上与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彻底摈弃“官本位”思想，明确认识到权力只能姓“公”，不能姓“私”。只有在政策制定、执行的整个过程中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把握“执政为民”这个原则，才能赢得人民的尊重和应有的地位，才能获得自己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又次，行政法治是法律文化在制度层面上同政策过程民主化相结合的现实体现。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法律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构建的。它的构建的过程，必定也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付诸实践的过程。与此同时，走向现代化的法律文化也是突出强调对权力实施必要的监督和制约的法律文化。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党和政府处理行政事务的基本方式。而行政权力行驶的特点之一是行政首长负责制，是上下级之间的命令和服从。
第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加强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和政策民主化之间联系的外部原因。世界贸易组织是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长期运行的产物。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全面、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使中国的法制建设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与严峻挑战。为了切实履行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应尽的义务和中国所作的承诺,我国基本完成了法律、法规、规章的清理和修改工作,按照法制统一、非歧视和公开透明的原则,抓紧完善既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为发展中外经贸合作关系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同时入世也给中国的司法改革带来了新的契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将坚持兼顾公正和效率的价值取向,与时俱进地深化司法改革,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司法制度。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法律文化与世界各国各地区法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大大加快,这将极大地促进中国法治文明与世界法治文明的共同发展。同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是一次重大的机遇，这对于中国人民认识这一套规范体系、各行政部门遵循世贸组织规则行事有着重大的意义。我国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行政部门收到世贸组织规则的约束。这同样迫切需要我国各有关行政部门认真对待与全球化浪潮相适应的法治化进程，慎用自由裁量权，广泛倾听社会的声音尤其是专家的意见，确保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以适应入世的需要。
3 结论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过程是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走向完善，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是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是国家权力本位转向公民权利本位的过程。在政策的准备阶段，由于公民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民主程序的不断完善，一些有利于大多数公民根本长远利益的政策提案将会不断酝酿形成；在政策的执行阶段，由于行政法治的推行，权力结构的科学调整，加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部力量的推动，公共政策的执行日益注重权力的监督制约，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落实，提高政策主体的综合素质，而政策客体在自身利益得到切实尊重、障和增进的过程中增强了对政策的社会认同感。当然，一些曾经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行之有效的政策必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走向终结。而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将会继续完善，甚至可能进一步获得法的形态。
总之，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是法律实践的深化，渗透到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必定也是政策实践的现代化。我们坚信，我国的法律文化现代化与政策过程民主化必将继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继续良性互动下去！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