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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国际协调；会计国际化；会计环境；会计标准
会计国际化是一个国际协调的过程，将来世界各国都要参与到这个协调过程中来，它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面临并应予关注的问题。会计国际协调的动力是经济利益，会计国际化实质上就是各国的利益协调，因此，世界上各个国家都要参与到这个协调中来，中国更要参与到这个协调中来，并且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的会计国际化道路。
1会计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
世界贸易的飞速发展和全球资本市场的快速流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融入到国际经济潮流中，任何国家如果要脱离世界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而谋求自身较高水准的发展是难以实现的，随着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我国的经济大门将向世界敞开。国际贸易的发展，使我国经济与世界各国经济在更大程度上相互依赖，相互促进，这样超越国界的经济，必然要求作为通用商业语言的会计，要有统一的“文字”和“规格”，以消除语言障碍，为国际经济交流和国际贸易发展提供便利。
随着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作用，深刻影响着会计信息使用的全过程。可以说，正是因为信息技术革命才为会计国际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各国际或者区域组织在国际协调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也成为推动会计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力量。
2从实际出发，确立正确的会计国际化态度
中国要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会计协调。促进会计的国际化。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发展需要资金，为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工作。引进外资需要相应的投资环境能合理保护外商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而我国传统的会计制度，是建立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外国投资者很难看懂当时的会计报表(三段平衡式的资金平衡表)，在一定程度上就阻碍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为此，中国必须走国际化的道路。
尽管我国目前尚没有完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但是中国实际上也是国际财务准则的使用者和受益者，为此，中国一直以十分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会计协调，并支持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包括原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推动全球会计准则协调与趋同方面所做的努力。尤其是在会计改革和会计标准建设过程中，我们认识到推动我国会计的国际协调对于改善我国投资环境，提高信息透明度，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立足于我国当前的会计环境下，我们应该积极地与国际会计惯例相协调，除非相关的国际会计惯例与我国的法律法规存在冲突或明显不切合我国实际。当前，我们需要继续关注国际国外会计准则的最新发展，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会计准则建设和国际会计协调的步伐，研究国际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协调的重点问题，紧跟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及其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并与我国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国际会计资源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推进我国的会计国际化进程。
3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会计国际化道路
对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的我国来说，我们不应被动消极地接受其他国家协调的结果，而应积极地参与会计国际化进程，利用国际会计资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一方面，我们既要密切关注国际会计协调的发展和动向，充分借鉴吸收有益的技术和经验又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简单照抄国际会计准则；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会计协调的进程中，施加我们的影响，使国际会计准则也能解决我们国家所面I临的一些特殊会计问题。
从市场本身的发展看，我国市场经济尚处于发育阶段，企业间的交易行为不十分规范，市场竞争不充分，公允价值难于形成。特别是国有企业相互之间的交易比较多，且关联交易较为普遍，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也为上市公司粉饰财务报表有了可乘之机。而对这种情况，我国不得不对非货币易准则进行修订，从我国实际出发，要求企业将所有非货币易均作为同类非货币易处理，同时我国对债务重组等交易的会计处理规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从企业监管和业绩评价看，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公司进行监管和评价的主要指标是利润而不是未来的现金流量，强调的是过去的会计信息。我国现行会计准则规范的重点偏向利润表对利润指标较为重视，而国际财务报告准确规范的重点是资产负债表，按其提供的会计信息侧重于预测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侧重于规范利润表与国际会计准则，关注资产负债表是两种不同的观点，所遵循的会计原则也不一样，这就使我国会计准则在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披露等方面难于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完全一致。
从法律制度方面看，我国的法律体系属大陆体系。法律条款规定的内容必须予以遵循，相应地，我国在制定会计准则中也要体现涉及国家法律规定的相关内容。比如，我国(公司法>规定企业应从税后利润中按一定比例提取法定公益金和公积金等，这些法律规定必须写进我们的会计准则和制度中，通过企业的会计核算在企业对外提供的财务报告中予以提示。
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来看，在中国，国有控股企业居多，国家是企业最大的股东，社会公众等投资者则是一些较为离散的小股东，机构投资者较少，与西方国家的上市公司有着明显的区别。
为此，我国现实的选择必然是既要吸收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尽量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协调，但又不简单地照抄国际会计准则，要从中国现实的会计发展实际出发，主动地协调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所以在我国的会计国际化过程中要从内容、形式等多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不仅考察其技术的可行性，更要考察其产生的环境背景；不仅要重视现在环境下的适应性，也要注重它的前瞻性以及我国会计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对会计国际化可能提出的新要求。转虽然会计国际化是大势所趋，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注重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否则，不但问题无法解决，并且可能导致会计信息出现混乱或者失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的健康进行，由此带来的改革成本和风险是巨大的。各国的会计国际化都要有一个过程，不能硬性要求各国直接采用现成的国际会计准则，而是充分尊重各国环境，研究各国存在的特殊问题，不断调整改进，完善国际准则，使之适合各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的会计环境与国际会计准则针对的发达市场经济环境显然是存在差别的，因而我国会计标准与相应的国际会计准则所存在的不一致之处是受我国的现实环境所限，也是必然存在的。因此我们应向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积极反映我们存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我们将会更广泛地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协调。
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如英国的会计国际化协同进程的方式方法，抓紧研究我国会计国际化的动力、原因和后果，深入探索会计国际化的具体步骤和处理方式，将对推进我国会计国际化进程颇有助益。首先，在会计准则国际化的进程中，最基本的是应达成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一致的概念框架。在会计术语和内容都相当准确一致，各个具体准则制定中均可依赖的框架上，就等同于在共同的目标和基础之上进行具体准则的协调进程，单从会计的角度考虑，这无疑会减少协调中的磨合，加速协调的进程，为中国会计准则最终国际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和开端。其次，加快会计准则国际化制定进程，以适应经济高速国际化的需要。制定我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化进程表，深入分析国际化的背景、原因和后果。并着手进行准则间的详细分析和差异对比，使我们会计国际化走上系统性，实质性议事日程。再次，中国会计的国际化包括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和会计实务的国际化两个方面，因此除了力求推动会计准则的国际化之外。如何尽快提高会计实务的质量，实现会计实务操作的国际接轨是会计国际化的又一项重大艰巨的任务。
我们要全面正确认识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以及如何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新构架下发挥我们的作用。从而使国际会计准则更多地兼顾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和需求，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挑战。一方面，我们应当更加全面、广泛地参与国际会计准则制定工作，包括积极对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等，另一方面，在积极参与会计国际协调的同时，反映我国的特殊情况，尽可能地在国际协调方面施加我们的影响，以便在国际化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新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应该积极地与经济背景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具有相似特征的国家开展区域间沟通、对话和合作，以提高我国在国际会计协调中的影响力。此时，我国更应当加强与亚洲国家会计机构间的沟通与合作，对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国际化会计准则提出意见和要求，可以扩大亚洲国家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影响，使之更多地体现亚洲国家的情况和需求。并确立我国在亚洲国家会计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进行会计改革，实现我国会计的国际协调。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会计人才队伍作保障。一方面：我国整个会计人员队伍素质不能满足会计改革和进行国际协调的需要，做好会计的培训工作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不仅财会人员需要学习，单位负责人也应当能够了解一些会计知识，还有监督、检查等部门也需要接受新的会计知识。另一方面：面对我国会计的日益国际化，国内的会计人员不有只重视国内，而要将眼光放远于世界，将自身的知识与国际化的会计潮流相融合，这样才能够更加促进我国会计的国际化进程，逐步提高我国会计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
（二）探索互动演进，师资队伍更为多元面对着继续教育的巨大市场，单独的某个继续教育办学机构不可能对所有的学员进行全面的专业教育，其中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师资队伍。因此继续教育机构必须加强自身的师资队伍建设，打造一批适应多种需求的全能化师资力量，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落实以下几点：一是优化存量：通过分析继续教育的特点，鼓励专业在职教师再次进修，考取更高的资格证书，全面提升教师的综合能力。同时，也要让教师到一些企业去进行实习，让他们了解到这些行业的新理念、新技术、新工艺等等，让他们知道学生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如何能让学生接受教育之后能够进行企业取得巨大的成功。二是引进增量：为建设一支有特色、学术水平高、教学能力强、结构合理师资队伍还要多渠道引进人才,要采取一定的优惠政策,在引进人方面,不要只把眼光局限于高校和科研院所,还可以从党政机关和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招聘一些优秀符合学历要求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充实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教师队伍。三是专兼互师，以生为师：一般来说，在职的专业老师老师理论知识掌握较为全面，而实践水平比较差，相反，兼职教师的实践能力较强，理论知识欠缺。因此，可以让他们之间相互交流，互为教师，传授经验，让整个师资队伍的综合能力得到一个全面的提升。同时，通过对学生进行各方面的考核，了解学生的具体能力，让技术水平高的学生指导技术相对较低的学生，这样不仅充分的利用了教学资源，还能够让学员亲身体会到自己水平的提升过程，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学员之间的沟通比较方便，没有任何的约束，自然亲切，教学效果可能会更加的明显。四是建立学校教师与企业技术技能专家双向交流机制，校企协同培养，切实提高继续教育的教学有效性和人才培养质量
（三）发挥整体功能，教学实践基地化在学员的实践中，尽可能地让其实践学习的环境与生产环境相似，贴近实际的工作过程，让实践工作对学员起到实际性的帮助。因此，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的实践活动，实践位置的设备和整体布置都应该与学员具体的工作场地是一致的，不能做到完全一样，也要尽可能的做到逼真，学员在实践的过程中就像在自己的单位上班一样，不会产生陌生的感觉，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学员学到实际性的东西，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让行业高层满意，在自己公司的地位自然就会提高，薪水自然也会涨个不停。学校还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办学优势，通过向社会开放学校优质教育资源，积极参与推进开放大学建设，与企业共建继续教育联盟，参与社区教育等方式，努力为以劳动者职业发展为目标的职业继续教育提供条件，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
[论文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首先，整体经济从依靠出口拉动转变为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其次，产业的优化与升级成为迫在眉睫的议题。传统的过剩产能需要调整，传统的产业需要进一步推动技术革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培育，节能减排、可替代能源、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都可能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引擎。再者，区域的协调发展再度提上国家战略的高度，相继出台的区域振兴规划反映了宏观政策的这一取向。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我们看到的则是区域板块、战略性新兴产业板块的相继登场和估值中枢的不断抬升。
经济转型带给资本市场的不仅仅是一个投资话题。目前，代表传统周期性行业的大盘股和代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小盘股的估值差异达到历史高点。随着A股市场的调整，投资者又该如何看待这条投资主线呢？经济转型之年更应着眼长远，把目光转向3—5年后的中国。那时，我国将经历怎样的剧变？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要素价格，进而影响上市公司利润，并传导到市场估值？超级秘书网
首先，老龄化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我国的“人口红利”在2015年左右消失。这就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抬升，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初级加工产业将走向衰退.而医疗保健、技术密集型产业、自动化／半自动化产业将逐步兴起。
其次，节能减排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一项挑战。为实现我国2020年单位GDP能耗下降45％的目标，发展节能照明、智能电网、建筑新材料、废弃物处理等产业，将是今后产业政策的重点之一。
第三，资源瓶颈仍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应对资源瓶颈，发展包括核能、太阳能、风能在内的新能源，推动煤电一体化建设，改变我国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实施资源税改革，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政策。
一、财会人员要有时代意识
时代意识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外延十分宽泛、时限极其严格的一个术语。在这里，我们不打算给它一个精确的定义，仅从会计工作的实际谈谈财会人员应具备的富有时代精神的“三大意识”。
1、发展意识
会计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十九世纪中叶爆发了工业革命，确立了工厂制度。工厂制度的建立一举解决了现代会计赖以存在的四大基本前提：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有利于加强工厂管理的成本管理会计的方法。随后，西方的工厂制度进行了制度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取代了原始的工厂制度而成为占绝对优势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变化，使得会计对“受托责任”的处理凸显出来，并由此形成了以对外报告为专职的财务会计和以对内报告为主旨的管理成本会计。在最近几十年内，由于人们对物价变动、企业破产、生态环境、社会责任、公司税务等因素高度关注，使会计的内容进一步充实，分化出通货膨胀会计、清算会计、环境会计、社会责任会计和税务会计等等，初步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系统完整的会计体系。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工具的创新、社会保险业和融资租赁业的发展，与之相应的又产生了国际会计、企业集团会计、跨国公司会计、合并会计、外币业务会计等等。美国伊利洛斯大学E·贝尔考依教授针对现有会计存在的局限性和会计使用者对更多、更新信息的需要，写了《会计未来趋势》一书。在书中，他提出了未来会计的六大发展趋势：①社会经济会计。它主?谴雍旯劬玫慕嵌壤捶从澈图屏科笠稻没疃陨缁岬挠跋欤荚谡媸捣从衬程囟ㄆ笠刀陨缁岬墓毕祝约八陨缁嵩鹑蔚穆男星榭觥＂谌肆ψ试椿峒啤4郴峒撇嘀赜诙晕镏首试春筒莆褡试吹募萍郏鍪恿硕云笠底畋蟮娜肆ψ试吹募萍郏嗣植拐庖徊蛔悖肆ψ试椿峒票厝挥υ硕＂鄄ㄗ时境杀净峒啤F笠嫡加玫淖式鹜ǔS辛礁隼丛矗凑褡时竞筒ㄗ时尽O钟谢峒浦蝗啡险褡时镜某杀荆蝗啡喜ㄗ时镜某杀荆坪踉擞貌ㄗ时臼俏扌杌ǚ汛鄣模馐且桓鲅现氐奈笄＂芟纸鹆髁恐苹峒啤U庵只峒撇唤黾锹加肽郴峒破诩涞南纸鹗罩в泄氐幕峒剖孪睿ㄏ纸鹬苹峒疲布锹加上鬯鸬娜饲坊蚯啡说南纸鹆髁浚ㄖ赣κ照士畹氖栈睾陀Ω墩士畹某セ埂ㄔ鸱⑸苹峒疲O纸鹆髁恐苹峒剖墙纸鹬苹峒坪腿ㄔ鸱⑸苹峒迫谖惶宓幕峒坪怂阆低场＝⒄庵只峒浦频母灸康模谟谙蚱笠道婀叵等颂峁┧窃诰霾吖讨兴匦璧南纸鹆髁啃畔ⅰ＂莶莆裨げ獾谋啾āF笠挡莆裨げ獾谋啾ㄖ饕嵌云笠档牟莆褡纯龊陀芰性げ狻K孀诺缒缘钠占昂驮げ馊砑目ⅲ岣吡嗽げ獾淖既沸浴⒔档土嗽げ獾某杀荆蛊笠涤锌赡鼙啾ú莆裨げ庾柿稀＂薇嘀圃鲋当ǜ妗2簧倩峒蒲ё胰衔衷诘摹熬焕泵嫣荒苷嬲?映企业的经营成果，他们主张计算增值额，并编制增值报告，以便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我们姑且不去评说贝尔考依教授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会计从来不会停滞不前，总在不断衍生和翻新。这种变化，一方面沿着越来越细微的轨迹发展，另一方面沿着越来越宏观的轨迹发展。很显然，如果我们的财会人员没有发展的意识，没有发展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就必然落伍。
2.创新意识
目前，人类正处于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阶段。知识经济，其实质就是高技术经济、高文化经济、高智力经济，是一种区别于以传统工业为支柱产业、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新型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既给传统的会计的发展、创新带来了机遇，与此同时，也给它提出了全方位的、严峻的挑战。撮其要者，胪列三个事例：
其一技术创新对传统会计的挑战。技术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众所周知，由现代科技革命所引动的经济生活中一系列技术创新是主导当代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关键因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就不可能有经济增长。具体到一个企业来说，技术创新可以使其从濒临倒闭的边缘起死回生，并得以持续发展，也可以使一家处于发展颠峰的企业一夜间跌入谷底，彻底丧失再发展的能力。不言而喻，在技术创新条件下，企业的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及不确定性水平大大提升，资产的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更象变戏法似的扑朔迷离。这种变化，使得传统的会计模式无法应对。传统会计建立在借贷记帐法、历史成本原则和权责发生制的基础上，这一模式对于确认、记录、计量、报告企业有形资产的流动是行之有效的，但对于因技术创新所产生的企业专利权、专营权、版权、技术秘方、商标权、品牌权、商誉、回避竞争协议、计算机软件的研究和开发、市场开发、技术引进、人才引进等无形资产的揭示则显得有些黔驴技穷，不能真实地、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因此技术创新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会计模式的诞生。
其二金融工具创新对传统会计的冲击。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浪潮席卷全球，波及金融业务的各个领域。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全球性的金融创新大趋势已露端倪。现在金融工具创新已由第一代（现金、银行存款和商业票据、债券、股票等）向第二代（即衍生金融工具）迈进。在这一阶段，一种新设计的金融工具随时都有可能投入市场，参加运作。如一些银行、证券公司近年来推出了一批新“组合”的衍生工具，象“封顶”、“保底”、“加圈”、“互换期权”、“汇价幅度期汇”之类，还有新的不动产类衍生工具和通货膨胀类衍生工具。这些新创的金融工具，如果操作得当，能够帮助投资者规避风险，并带来丰厚的投资报酬；反之，将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甚至导致灭顶之灾的倒闭、破产。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传统会计不能及时、准确、快捷地揭示和披露风险信息，因而也不能以此为基础提出防范风险的具体对策。要适应这一情况，必须对传统会计中的会计要素定义、对会计确认标准的原则、对会计计量的基础以及对会计报表结构体系等进行彻底改革。金融工具创新呼唤着财务会计的创新。
其三信息技术发展对传统会计的洗刷。信息产业代表着新一代的生产力，是促使世界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先导产业和主导产业。毫无疑问，信息技术在知识经济时代必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全球卫星通讯的实现和互联网络的建成，对以人工系统为基础而构筑起来的现有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将是一次飓风式的洗礼。现有会计模式仅局限在帐户左方记借，帐户右方记贷；仍利用三个世纪以前发明的反向抵减技术来实现会计信息中的正、负数表达；仍运用纸张、笔墨加算盘等技术手段从事信息的收集、整理与加工、显而易见，这种会计模式的建立是以语言的产生、文字、纸张及印刷术的发明为技术基础的，已经适应不了信息技术革命这一技术基础，容纳不了现代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强大信息处理能力。信息技术发展呼唤着财务会计的创新。
3、开放意识
开放是我国的一项深入人心的基本国策。就会计领域而言，开放的必然性在于：第一，在较长时间内，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会计只是充分反映经济活动，监督经济过程的卑微角色，而不能成为“民众利益的看门狗”和“国家不花钱的经济警察”，根本担当不了主导社会资源流向和主导社会财富分配的重任。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会计模式，这当然离不开在准确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引进会计国际惯例，引进西方的财务呈报概念框架，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框架体系。第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往日益频繁、各国经济运行的方式和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日益缩小，国家与地区间的分隔也逐步消除，会计及会计学科的国际一体化将是不可逆转的潮流。综上所述，作为跨世纪的财务人员，必须有开放的意识，以博大的胸襟，对西方会计进行精严的选择，吸取对我有用的东西，推动中国的会计事业和会计学科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二、财会人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
在知识经济时代，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对人的能力的挑战，而人的能力又主要取决于人的知识及知识转化为能力的程度。要想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一名合格财会人员，必须有相关的知识作基础。
1、通晓专业理论
按高标准要求，一名出色的财会人员必须有宽厚的会计理论基础和娴熟的会计实务技能。鉴于目前财会队伍素质不高的实际情况，我拟将会计专业理论分成几个层次，并依据这些理论与会计实务关系的远近，提出程度有别的具体要求和建议，与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同仁共勉。
第一了解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人们（认识主体）把握会计事物（认识客体）的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的总和。会计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哲学及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具体来说，主要有逻辑方法、实证方法、比较方法和系统科学方法。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获取感性知识的具体方法，如数学方法、统计方法、历史方法和经验方法。它是一个由哲学方法、现代科学思维方法和会计具体研究方法所组成的多层次、多种类方法的有机体系，是更有本质的理论。它对于充实和完善会计理论。拓展会计理论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作用。财务理论研究人员对这些研究方法必须有透彻的领悟和精湛的运用技术巧。只有这样，才能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会计理论研究方法就是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的方法论，对于从事具体财会工作的同志来说，对这些方法也要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因为这有利于财会人员从最高层次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并运用它指导具体工作。
第二熟悉会计基本理论、发展会计理论和比较会计理论。会计基本理论主要是研究会计学的质的规定性的，它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会计学和会计工作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收益、费用、资金、营运资金、会计报表、合并报表、存货、递延资产、制造成本等。二是会计工作质的规定性，如会计本质、会计属性、会计职能、会计对象、会计地位、会计任务等等。这些是最为基础性的理论问题，构成整个会计理论体系的基石。会计发展理论是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从不同时期会计环境与会计实践、会计理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中，认识和把握会计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的关于会计进化规律性的理论。比较会计理论是对某一特定时期内不同国家（地区）的会计问题进行比较分析而得到的系统知识，其内容涵盖比较会计的概念与形成基础，比较会计的内容与方法、结论与建议等等。会计基本理论与发展会计理论和比较会计理论之间互为前提、互相制约。其中会计基本理论是主体，发展会计理论和比较会计理论是支撑，三者辩证地统一于会计理论体系之中。财会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努力学习这些理论，力争熟悉这些理论。因为这些理论是从会计工作实践中总结出的关于会计的一般规律。财会人员熟悉了这些理论，能够从较高的视角上把握财会工作的运行规律，提高财务分析能力，为领导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此其一。其二是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关系密切。会计实务必须得会计理论的解释和说明，才能得以继续维持；而会计理论也只有在解释和说明会计实务中得以验证。譬如，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业务是财会人员经常要处理的会计实物，正确处理跨期费用是均衡各期费用，正确如实计算成本的需要。之所以需要处理摊提业务，我们可以用继续经营、会计分期的基本假设和权责发生制原则给予解释和说明。为了考核各期的经营成果需要分清各期的费用，以权责发生制原则为标准来划分各期费用，已付但应由以后各期负担的费用要列为待摊费用，预计将要付出的费用应由发生之前各期负担的，要预先计提。财会人员熟悉会计理论，用理论对这两类实务作出解释和说明，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的业务处理就不再是随意的、盲目的了，而是有据可依，有理可循的了。
第三掌握会计应用理论。会计应用理论是研究会计工作量的规定性的理论，它主要研究会计工作的运行规则及完善问题，对会计实务有着直接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会计应用理论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有两大类：一是财务通则、财务制度、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会计规范的完善问题：二是财务通则和财务制度的存废问题。会计应用理论是会计基本理论的具体化，是联系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实践的桥梁和纽带。会计应用理论与会计实务联系最密切、关系最直接、应用性最强的理论，而且包含许多政策性规定，对此，财务人员就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的了解、熟悉阶段上，而要达到准确掌握和运用的程度。
2、善长计算机操作
笔、纸、算盘是传统会计工作的“老三件”，随着电子技术的应用，这“老三件”即将完成其历史使命，进入历史博物馆。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互联网络的开通，预示会计工作的手段、工具、条件的一场革命。事实上，电子计算机现在已部分地取代了笔和算盘，估计在财会工作中完全实现计算机化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尽管不少财务人员进行了计算机的普及培训，但成效不宜高估，多数人只是停留在用计算机打字和进行加、减、乘、除运算的水平上，与财务工作计算机化的要求相距甚远。所以财务人员的当务之急是要学会计算机的操作，并能针对本单位、本企业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编制程序、存储信息，财务分析和编制报表。这不是过高的要求，而是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如同现在的财务人员必须具备能运用笔记帐、利用算盘算帐的基本技能一样，没有这种能力，就不能当财务人员，可以说，这是关系到财务人员的“饭碗”、“椅子”和“票子”的大事。
香港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中心，是继纽约和伦敦之后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是香港经济与香港港互动的结果。香港港支持香港经济的发展，而香港经济的发展，又可以生成更多的货流，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从1992 年至2004 年，香港港雄踞全球集装箱港口榜首十余年。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制造业大量内迁，香港自身货流生成能力随之大幅度下降，香港港成为一个靠中转货流支撑的港口。2012 年，香港港中转货物吞吐量占货物吞吐总量的58.7%，集装箱中转吞吐量更占集装箱吞吐总量的70.9%。这表明，港口的类型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经济形态，并随着城市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1 香港港成为中转港的发展历程。
香港港成为中转港，是香港经济转型的结果。
20 世纪70 年代，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抓住了发达国家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机会，利用自己价廉、高素质劳动力的优势，大力吸引外来的投资和技术，以发展加工贸易带动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从而迈入了新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被称为亚洲四小龙。1980 年，香港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2.8%，就业人数超过100 万，约占香港就业人数的40%，制造业成为了香港的支柱产业。加工贸易中原材料、零部件的大进和制成品的大出，都需要港口，尤其是集装箱港口的支持。当时的香港港已经是全球的集装箱大港(全球排名1970 年第31 位、1975 年第4 位、1980 年第3 位)，而制造业又可以生成大量集装箱货流，保证了港口的持续繁荣。
1976 年，香港外贸出口额达415.6 亿港元，其中中转额89.3 亿港元，占21.5%;外贸进口额达432.9 亿港元，其中中转额约71.4 亿港元，占16.5%。中转贸易总额仅占外贸总额的18.9%。中转货流的附加值高于本地生成的货流，因此，中转货物吞吐量占港口货物吞吐量的比重小于中转贸易总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
20 世纪80 年代，内地实行改革开放，自发展加工贸易起步。内地无论是劳动力成本还是土地成本都远低于香港，而且还有吸引外来投资的优惠政策，香港的制造业纷纷内迁，汇集珠三角地区，以致香港制造业迅速萎缩。因此，虽然香港制造业已内迁，但是由于当时国家无力大规模投资港口建设，尤其是集装箱港口建设，内地港口生产能力严重不足，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生成的货流仍需通过香港港进出，从而使香港港由为本地货流服务转型为以中转为主的港口。2003 年，香港港集装箱中转吞吐量比重达51.5%，超过香港自身生成的集装箱货流;2007 年，中转货物吞吐量比重达54.1%，超过本地生成货流，表明香港港已转型成为中转港。同时，中转贸易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近10 年来，中转货物在香港中转的增值(即离岸价格与到岸价格之差，也就是中转服务的毛收入)占GDP 1/4 以上。货物中转的增值绝大部分可以计入GDP，基本上可以视之为中转贸易对香港GDP 的直接贡献。2012 年，货物中转增值对GDP 的贡献率为27%。因此，港口的市场定位主要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经济类型以及所处环境的变化。
2 香港港并非典型的国际中转港。
长期以来，香港港被认为是典型的国际中转港，但事实并非如此。
建设大型集装箱枢纽港需要相当规模的集装箱货流，而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单凭一个城市生成的货流不足以达到支持枢纽港建设所需的经济规模，必须要有外地货流即中转货流的支持。
根据中转货流的来源，集装箱枢纽港可以分为腹地型枢纽港和中转型枢纽港。腹地型枢纽港是指外地货源主要来自内陆腹地的港口，即陆向腹地，这些地区的货流是通过陆路运输和内河运输向这个港口集中或自这个港口陆向腹地集疏运。中转型枢纽港则是指货源主要依靠周边港口，即海向腹地提供的货源，这些地区的货流通过海上集装箱支线网络进行集疏运。此外，所谓复合型枢纽港是指集装箱货源既来自内陆的腹地，又来自海上支线网络的港口。事实上，任何一个集装箱枢纽港都是复合型枢纽港，其差别仅在于货源主要来自内陆腹地还是来自海上。国际中转货物是指自境外港口启运，经过中转港运往第三国(或地区)的货物。我国所指的国际中转货物通常是进出口均通过海运的货物，即中转货流主要来自第三国(地区)的海向腹地。
2001 年，香港港货物吞吐总量为17 821 万t，其中，海运中转货物吞吐量4 813 万t，河运中转货物吞吐量2 011 万t，海运间的中转货物吞吐量2 802 万t，占吞吐量的15.7%。因为河运的货物来自珠三角地区，河运之间中转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可认为河运的中转货物全部转向海运，或来自海运。2012 年，香港港货物吞吐总量为26 928 万t，其中，海运中转货物吞吐量11 707 万t，河运中转货物吞吐量4 102 万t，海运间中转货物吞吐量7 604 万t，占吞吐量的28.2%。这意味着香港港中转货流主要来自陆向腹地，因此，香港港不是典型的国际中转港。
3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巩固。
20 世纪90 年代，关于中转港无前途论的主要依据是，喂给港或支线港(支线港有近洋航线的喂给港)向干线港或枢纽港喂给货流，是由于当地的货流规模未能达到建设干线港的经济规模，一旦该港口所在地区的货流生成量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时就会建设干线港，不再为被喂给港提供喂给服务，从而形成截流的形势，使被喂给港口货流萎缩。这个理论是针对香港港提出的，因为当时正是香港制造业内迁、香港港处于中转港转型之时。
香港制造业的内迁，使珠三角地区成为内地外贸货流生成量集中的地区。2001 年，广东省成为我国第一外贸大省(市)，外贸生成量为1 800 亿美元，占内地外贸总额的35.3%。深圳市生成的外贸总额为675 亿美元，占内地外贸总额的13.2%，比第二外贸大省(市)上海市还多10%。因此，珠三角地区必然要大力发展港口，尤其是集装箱港口。而此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内地也拥有建设港口的实力，加上实行吸引外资建港的政策，内地港口已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这势必会对香港港的中转货流产生截流影响。同时，十几年来，珠三角地区的港口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未来深圳港将超越香港港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口。进入21 世纪以来，香港港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为2.7%，集装箱的中转吞吐量年均增长率也仅为7.4%，中转吞吐量的增速远低于内地港口年均增速，但以通常的标准来衡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数据。这表明珠三角地区港口的发展对香港港的繁荣影响有限，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并未因此而动摇。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巩固的原因在于，集装箱货物有着与大宗散货不同的特点。集装箱货物既是高附加值货物，时间敏感度高，又是小批量的货物，每一批货的发货地和最终收货地各不相同，对航线和航班要求高，往往为了合适的航线和航班不惜舍近求远。香港港是老牌的国际航运中心，航班密集，可以减少班期等待时间，缩短集装箱在港口的停留时间;航线和挂靠港多，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中转的需求，不但费用低，而且节省时间。因此，航线多、航班密是集装箱港口重要的竞争力。
香港港是自由港，通关便利、快捷，与内地沿海的港口不同，不受沿海捎带禁令的约束，班轮公司可以把香港港作为基地港，实行干干中转。此外，香港港又是境外港口，在此中转可以在装船港退税，对出口商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香港港的港口费用高于内地港口，但由于集装箱货物附加值高，对高运价承受能力较强，所以高费用对重箱影响并不大。也正因为香港港的费用高，空箱不会来此中转，从而压制了空箱率的上升。此外，香港港比内地港口更接近国际传统航线，就运输距离而言，内地沿海港口运往欧洲和东南亚各国的货物在此中转相较在沿海其他港口中转短，尤其是对上海以南的港口来说颇具吸引力。香港港不仅是珠三角地区外贸货物进出的通道，也是货物从内地沿海运往欧洲的重要中转港。以上种种原因保证了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长盛不衰。
空运的发展对香港港的中转货源以及中转货流起了一定的分流作用。在货物运输向(附加值)高、(重量)轻、(厚度)薄、(体积)小的方向发展以及航空运输由高档消费转化为大众消费的双重因素作用下，海运货物呈现向空运转移的趋势，而中转货物更是如此。2001 年至2012 年，进出香港的货物中，空运运量增加了近1 倍，海运运量增加不到一半。2001 年，香港进口货物通过空运与通过海运的价值比为0.40∶0.60;出口货物通过空运中转与通过海运中转的比例为0.32∶0.68，通过空运的货物大大低于通过海运的货物。到2012 年，这两个比例变成了0.63∶0.27 和0.60∶0.40，通过空运进出和中转的货物大大超过了通过海运的货物。从海运转移为空运的货物虽然是高价值货物，但吨位并不多，对香港港中转港地位影响有限。
4 香港港面临中转量相对减少的局面。
香港港中转港地位的巩固，并不意味着香港港的发展不存在挑战，其面临内地到香港港中转的货流相对减少的局面。所谓相对是指内地货物在香港港的中转量虽然绝对量在增长，但占内地货流生成量的比重却在下降。香港港中转货物吞吐量的比例不断攀升表明，香港港的繁荣越来越依赖内地的中转货流;但香港港中转货流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内地港口井喷式增长表明，由于内地基础设施的发展，外贸物资到香港港中转的需求也在减少。从发展看，中转量绝对减少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因此，香港不能以内地中转外贸货物作为唯一的支柱产业。离岸贸易的快速增长，正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另一支柱产业。
5 香港的离岸贸易。
离岸贸易的内涵及其形式。离岸贸易是贸易商在买卖双方所在地以外的第三地从事贸易活动，把货物从卖家所在地直接运到买家所在地，不论这批货物是否经过贸易商所在的城市。
离岸贸易有二种形式。一种以中间商身份出现，即商家从商家所在地以外(例如香港)的卖家买来商品后，又转手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也可能是离岸贸易商将在香港以外加工的商品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商家所赚取的是买进卖出的差价。这种形式称为转手商贸活动。
另一种形式是以中介人的身份出现，即商家根据香港以外的买家或卖家的要求，安排购买或销售商品，包括寻找货源或买家、商讨协议及价格、检查和装运等服务。商品是由香港以外的卖家直接卖给香港以外的买家，商家的收入是向买卖双方收取的佣金。这种形式称为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
离岸贸易与中转贸易的共同点是贸易的要素均与本地无关。中转贸易的发货地和目的地都不是本地，商品也不是本地生产或需要的;离岸贸易的买卖双方都不是本地的，商品也不是本地生产或需要的。香港中转贸易的货流主要来自或转往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而离岸贸易也主要与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有关。二者不同之处是中转贸易的货物经过香港，离岸贸易涉及的货物则不一定经过香港。
香港离岸贸易的发展。
香港制造业的萎缩并不代表生产服务业也随之萎缩，原因是从香港内迁的仅仅是对土地和劳动力要求较多的组装、制造等附加值低的项目，而附加值高的项目，如策划、营销等仍然留在香港，使其成为离岸贸易商的集聚地。在制造业内迁之初，由于内地港口能力不足，加工的零部件主要通过香港港运至珠三角地区，加工后的成品也主要通过香港港外运，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模式，香港并以此为契机，利用贸易、金融高度自由的优势建立起了离岸贸易平台，使离岸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成为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2001 年，香港离岸贸易额达12 558.3 亿港元，约为中转贸易额的95%;2002 年，离岸贸易额上升至14 582.5 亿港元，超过了同期中转贸易额;之后，在2008 年以前，二者上下不定;2009 年和2011 年，离岸贸易额分别是中转贸易额的1.19 倍和1.32倍。由此可见，香港的离岸贸易商已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市场，并在不断扩大中。
离岸贸易对香港经济的贡献也在不断扩大。
管治是西方近来兴起的概念。通常我们认为西方国家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这种认识忽略了其国家机器的强大管理功能。这种功能是在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凯恩斯主义式的上层建筑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全球化和向“后福特主义”转型引起了国家治理的危机(Jessop,1998)。
国家由此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如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现了所谓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转变”。
管治概念中国古来有之。《资治通鉴》集成了帝国管治的精华。寻求天下大治，无非是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明察各种关系，以达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当然不尽相同。
因此，管治实为一种视野，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体管治形式。
2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
资本主义力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危害了边缘民族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由此而生，是对这种势头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东西对峙。唯有国家才可承担此重任。感叹封建和半殖民的旧中国是“一盘散沙”。这种无组织状态是实行快速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对资源调动和社会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消费方式的集体化。比如，住房的单位分配即为一例。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产生于对无序社会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其合法性不仅建筑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机。
3管治基础的改变
市场经济改革转变了原有的基础。在国家内部，为了建立激励机制和转移中央压力，实行财政放权。放权形成了计划外资本循环和地方主义。在地方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这在实行分税制后有所改变，但出现了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当地方政府对其可控资源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谓的“企业式经营政府”的行为(Walder,1995)。在体制外，市场使体制外要素的出现成为可能。传统上，单位关系是划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主要标准。但当内外差别弱化时，此区分便失去了意义。
人力资源：随着城市私有企业出现，私营、外资企业的职员们脱离了他们与国家单位系统的联系。私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单位体系之外的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国有企业的职工们也开始放掉“铁饭碗”，“下海经商”。通过“一家两制”，诸多私营企业职员也可保持与单位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成员继续在国有单位工作，以享有住房、医疗补贴及工作的稳定等种种待遇，而另一成员在合资公司或私有企业“挣大钱”。尽管如此，对体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单位本身的变化也在弱化职工和工作地之间的联系。随着单位社会功能的减少，城市从业者开始“走出单位成为社会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响。除了去私有企业工作，工人在国企重构中也有可能变为剩余劳动力。同时，伴随大量下岗者，还存在与日俱增的离退休人员。因此，政府意图切断住房、就业和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将责任转嫁给城市社区。
而最大的转变则是城市中大量的农村移民。这一运动具有自发性，未经规划，但与家庭纽带或老乡关系相关。移民一般难以溶入社区生活，因此他们保有“外来者”的特征。同时，户口制度仍固执地将他们排斥于城市服务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变动性，对他们的管理成为政府的严重挑战。
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市场经济改革通过放松对一定生产资料的控制引入市场化。在1990年代中期，计划分配的原材料份额大为下降，由此为终结多数工业原材料的计划分配铺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终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划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理论建立了土地租赁体系(YehandWu,1996)。这一新系统的采用最终促成了国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职能上的放权。而在正规土地利用体系外则还存在不断膨胀的“黑市”。
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场机制。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地方政府的负担，除了专款支持的大型项目，基础设施的发展或多或少地与单位相联系。而在改革时代，在土地租赁系统建立后，基础设施投资开始发挥出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税收等的巨大作用。
资本：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起来。外资的流动性引发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外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资本构成的贡献，更在于它对非国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而民营的非国有企业也存在极大之活力，由此亦成为就业的重要资源。
空间：由房地产市场建立而起，内城变化开始加剧。户口对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开始减弱。购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户，或者施行所谓“人户分离”。另一方面，自发的土地开发也在冲击单一的单位空间。事实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单位的特征所决定。由于对单位的放权，国家对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对土地利用规划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国家通过增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加强由单位开发的，但游离于法规控制外的内城空间的“地域化”。而在单位系统无法触及的城市空间，非正式空间出现了，例如“浙江村”。
总体上，社会复杂性增加了，这减弱了国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国家需要将各种要素联系以整合为可管理的社会。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权力得到巩固
与等级式的单位系统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区、县，街道办、城镇、乡，居委会、村）属于“地方”组织。随着单位体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组织开始承担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对于放弃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工作，到私营企业去的人员，他们的人事档案将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确证其身份。由此看来，国企工作是一种事实上的“身份证明”，包括“单位证明”，居住地则以户口加以确证。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属于正式的单位，因此地方和社区服务就变得重要起来。
市政府：与中央在经济发展中的转变相适应，城市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开始被确认。市政府开始在地方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角色从辅助国家项目转向更积极的地方发展战略制订者。
城区：1960年代曾有过将属于不同系统的单位整合进同一地方公社的尝试，但流于失败。1990年代后，这一尝试重新出现。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管理结构，谓之“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其中开始强调区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办：严格地说，街道办事处并不是政府层次而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补充性作用一样，街道办扮演着边缘角色，承担管理国家单位外人员的作用。
居委会：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区别在于居委会是一个“群众自组织”。实际上，居委会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经费亦在地方政府预算之内。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巩固形成了诸多新功能。
空间流重组：地方权利的重新组织造成了资本和信息的空间流重组。政府监督部门和下级单位之间的资本流从垂直转为水平方向。从上至下传达和从下至上报告的传播方式改变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级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单位依据其管理关系划分等级。当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关系就为水平联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业化
管治企业化的出现是政府对内部能力调整的一种应对。例如管理部门直转变变为公司，房产局接转为房产公司。
建立地方商业合作：从1990年代开始，街道产业已成为上海第二大地方财政收入。在地方层次上，政府和企业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经济活动在地方尺度上紧密联系，这为企业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创造地方空间：空间的创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为可能。在明确的地域边界内，使用更具风险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试验。同时，很多发展区都通过“土地开发公司”进行开发。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并建立了一个开发公司专门负责外滩的发展开发，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滩已成为上海的中央商务区之一。而且，城市景观也开始被大力提升。
6从街道办事处到社区：走向市民社会？
重建城市社区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通过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发展起来。国家权力的下放使街道办事处获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当街道办事处具有了诸多的此类功能，它就变得更为正式并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区别开来。将国家的权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无疑将促成一个更富变化和更具应变力的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多或少成了一种政府实体，因此无论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构城市，街道办事处仍然有异于社区。
因为基层组织的变化主要在从上至下的方向，是否这些努力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学者曾提出“居委会肩负着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会的存在背离了社区自我治理的目标”（刘，2001）。
7结论
中国城市的管治基础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本文的结论着重于正日益变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结果。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单位系统的能力范围。对市场转型和后福特主义转型而言，治理在它们中的出现存在相似性，尽管这一复杂性在不同角度展开。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本身。
规划控制的放松导致了各种尺度上生产要素的变动性，而且造成了维持社会等级组织的巨大困难。在城市尺度上，区政府相互竞争以成为零售和商业中心。地产的租金驱使他们与开发商签订协约(Wu,1999)。通过吸引外资和直接参与，地方政府也积极地参与到本地域中的开发中来(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变化的方向不在于构建新的市民社会。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带为政府功能在基层组织的扩张而填弃，而非依靠自组织的地方管治。市场化造成了体制外的诸多自发变化，如人口变动性的增加，资本流，“体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们在本文中看到了国家在调整与动员要素关系上的领导角色。例如处理同私有企业主、下岗工人的关系方面。种种努力的背后是强大的行政指令，为的是在边缘群体的服务设施供给、下岗工人再就业和乡村民工潮的巨大压力下，保有一个可管治的社会。另一角度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市场化造成了有碍于管治的趋势，它也为国家体制的创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机，而市场转型中的管治企业化亦为消除资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资本。
最后，需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城市管治的变化，我们应更多地在微观尺度上进行地域、组织和结构的调查研究。
【收稿日期】2002-05-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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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一)产业经济结构不合理，服务业发展不充分
长期以来，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低十第二产业，直到2013年，中国才迎来产业结构拐点。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数据，2013年第三产业占比达到46. 1 %，超过第二产业2. 2个百分点。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1980年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就超过50%到2010年，全球服务业占总产出的比重超过50%，低收入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接近50%，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明显偏低。同时，从贸易竟争力指数来看，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计算，中国服务业竟争力指数小于0，而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竟争力较强，贸易竟争力指数大于0. 1。
(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偏低
中国劳动生产率(增加值/从业人员)不断提升，但总体水平偏低。如表1所示，1995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2 316美元/人，到2000年增加到3 679美元/人，到2009年进一步增加到6 593美元/人，增幅较大。但是，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较低，2009年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122355美元/人，是中国的18. 5倍。
(三)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能源、资源消耗不断增长，2015年能源消费总量为43亿吨标准煤，占全球能源消费的23 %，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25 %。另外，根据2014年的《国务院关十节能减排土作情况的报告》，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为11. 6%，但水泥消耗占全球的54%钢材消耗占全球的45 %，能源、资源消耗巨大。同时，能源、资源消耗大，必然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中国主要大气污染物的时一空分布特征研究》中的数据显示，在全国190个样本城市中，仅仅7. 368%的城市PM2. 5年均值可达标，16. 316%的城市PM10年均值可达标。
(四)人均GDP偏低，国际竟争力不强
人均GDP是综合反映一国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效率的指标，如表2所示，中国人均GDP远远低十发达国家水平。2014年，中国人均GDP为3 863美元，而美国为46 405美元，是中国的10倍多。
三、制造业服务化推动经济转型机理
(一)制造业服务化推动服务业发展
一些制造企业在服务转型过程中，逐步将制造环节剥离，而逐步发展成为服务供给商。从全球大型制造企业的发展趋势来看，一些高技术跨国公司制造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者一出售给发展中国家的公司，而微笑曲线两段的高附加值环节，如研发、营销、策划等放在母国。如IBM从一个硬件制造商逐步转型为服务供给商，这会提升服务产出比重。同时，服务化企业依靠单个企业很难取得效果，需要其他合作企业的支持，建立合作伙伴价值创造网络[[9]。这会衍生出许多新兴服务业态，如装备制造业采取租赁的方式出售产品，那么就需要融资租赁服务作为支撑;而家具、衣饰等行业采取定制化服务，那么就需要3D虚拟仿真设计作为支撑;服务化对顾客信息、数据的需求巨大，那么信息技术整体解决方案、数据挖掘等业务的需求就会得到发展，新兴业态的发展可以提升服务业竟争力。同时，制造业服务化加大了对金融、法律、咨询、研发等中间服务的需求，服务业占总产出的比重就会上升。此外，由十服务具有消费和生产的同步性，因此制造业再购入服务的过程中，通过技术外溢，丰富了服务种类、改善了服务手段，提升了服务业竟争力。
(二)制造业服务化有利十节能减排
制造业服务业是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它可以分离传统的资源消耗与利润创造和生活标准改善之间的关联，在寻找新的利润中心，获取价值和社会质量的同时，减少(直接或间接)的总资源消费U o]。具体来讲，如图1所示，在传统产品生产模式中，企业倾向十多卖实物产品以获取利润，而服务化模式中，企业以满足客户功能来获取收入，为了多获得利润，就会少提供实物产品，从而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制造业排放自然下降。
(三)制造业服务化提升制造业生产率
产出服务化以服务主导逻辑为核心，与产品主导逻辑相比，服务主导逻辑下企业提供更加贴近客户需求的订制化产品服务包，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即制造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产品+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或产品服务系统，能够满足客户的特定功能，进而获得相对稳定且边际利润高的收入。
同时，由十服务的无形性，难以被模仿，通过服务化获得差异化可以竟争优势等。差异化竟争优势意味着局部垄断，企业可以获得垄断收益，从而提高生产率。
四、制造业服务化推动经济转型的实证研究
(一)基本假设
1.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发展
制造业服务化催生了新兴服务业态，甚至直接增加服务供给;同时，企业作为服务的高端需求方，带动服务业发展，提升服务业竟争力。
假设I:制造业服务化强度与服务产出正相关，即制造业服务化系数越高，服务产出占比越高。
2.制造业服务化与制造业节能减排
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商业模式不以多提品为唯一目标，减少了厂商多生产产品的冲动，进而减少了资源能源消耗。
假设2:制造业服务化强度与制造业能耗和污染物排放强度负相关，即服务化系数越高，单位产出耗能和排放量越小。
3.制造业服务化与劳动生产率
制造业服务化以差异化竟争优势、顾客忠诚度提升等促进了制造业发展，并通过价值网络、知识共享促进效率提升。
假设3:制造业服务化强度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正相关，即服务化系数越高，制造业生产率越高。
(二)回归方程构建
1.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服务化
(1)影响因素和数据选取
根据净增长理论，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资本、劳动力、制度等。同样，影响服务发展因素也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制度环境、需求等因素，具体来讲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人力资本水平。衡量人力资本水平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投入法，如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等;另一种是结果法，如人均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毕业生数等。本文用结果法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具体来讲，采用高技能劳动力补偿占比来衡量经济活动中的人力资本水平，根据WIOD的各国产出就业表( output and employment)一算获得。
技术水平。技术水平衡量比较复杂，本文用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提供的WDI数据。对十部分国家一些年度缺失数据，本文根据历史增长规律利用线性增长法进行了估算。
制度。制度的量化比较困难，本文用经济自由度指数来衡量制度水平，数据来自美国传统基金会提供的1995-2013年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o
制造业需求。制造业对服务业的需求主要是生产，本文用制造业对生产的依赖程度衡量制造业对服务业的需求，使用WIOD数据。
制造业服务化系数。制造业服务化系数采用制造业服务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来衡量，使用WIOD的各国产出表计算获得。
服务业发展水平。衡量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指标比较多，但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一个相对综合的指标，本文用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提供的WDI数据。
(2)回归方程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服务业占一GDP比重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
选择1995-2009年作为时间跨度，并以2009年制造业规模排名前20位的国家为样本，但是由十中国、韩国、印尼、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产出服务化数据不可得，所以用14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下同。
模型中，sr为服务业占GDP的比重，th:为经济高技能劳动补偿比例，rd、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i吠，，为经济自由度指数，sii为制造业生产依赖程度，psi为制造业服务化系数，t E [19952009，i=1,2,w,14，分别表示14个样本国家，a为系数，二为误差项。
(3)回归结果
本文选取了主要代表性国家，基本涵盖了全球制造业的绝大部分规模，而时一间仅选取了1995-2009年的阶段数据，为了推断不同时间点的特征，在进行回归估计时，选取截面固定效应和时间随机效应，式(1)的估训一结果见表3.
2一节能减排与制造业服务化
(1)影响因素和数据选取
资源是派生性需求，主要由产业结构和产品(服务)生产方式决定，而影响产业结构和产品(服务)生产方式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制度环境、需求等。
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水平、制度、制造业服务化的衡量指标和数据来源同上，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用制造业生产依赖程度衡量;制造业排放水平用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硫氮化合物以及其他有机物的总排放量来衡量，根据WIOD的AIR表和WDI数据计算可得。
(2)回归方程与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影响节能减排因素的回归模型:
其中，mo、为制造业单位产出污染物排放量，th:为经济高技能劳动补偿比例，rd、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ief为经济自由度指数，sii为制造业生产依赖程度，psi为制造业服务化系数，t E[19952009，i=1,2w ,14，分别表示14个样本国家，a为系数，二为误差项。选取主要代表性国家1995-2009年的阶段性数据，在进行回归估计时，选取截面固定效应和时间随机效应，式(2)的估计结果见表40
3.制造业生产率与制造业服务化
(1)影响因素和数据选取
制造业生产率主要由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水平、制度、制造业产出和投入服务化等因素决定，这些因素的衡量指标和数据来源同上。而生产率利用增加值/从业人员计算，增加值以WDI数据的2000年不变价美儿计算，从业人员来自国际投入产出数据。
(2)回归方程和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制造业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
mlp，，=a}+a, thr，，+cYZ rds，，+a3 ief.,+cY4psi，，+二，，(3)
其中，th r为经济高技能劳动补偿比例，rd、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i吠，，为经济自由度指数，psi为制造业服务化系数，t E [1995 2009 ] } i = 1 , 2 , w ,14，分别表示14个样本国家，a为系数，二为误差项。选取了主要代表性国家1995-2009年的阶段性数据，选取截面固定效应和时间随机效应，式(3)的估计结果见表So
(三)结论分析
1.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服务产出占比与制造业服务化系数正相关，而且投入服务化也与服务业占比正相关，而且两个变量均在10%的置信区间显著，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to
2.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制造业单位产出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制造业服务化系数都正相关，而且两个变量均在5%的置信区间显著，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2。这一结果呼应了饶畅((2013)关十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可以提高制造业碳生产率的结论。也与曼齐尼和维佐里(Manzini & Vezzoli } 2002)的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战略可以减少企业的直接或间接资源消耗的结论一致[U of。目前，中国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制造业发展模式和投入、产出结果失衡，缓解资源能源压力，其关键还是在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改变制造业盈利模式，加大投入产出服务化强度。
3.根据表5的回归结果，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制造业服务化系数正相关，而且在5%的置信区间显著，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3。这一结论与阿诺德等(Arnold et al. } 2007)提出的，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产业的发展对制造业升级、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都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一致。提升劳动生产率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目前经济增速放缓，需要依靠提升制造业、服务业生产率来实现快速发展，推动制造业服务化有利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五、政策建议
制造业服务化是推动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有利十节能减排，带动服务业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推动制造业服务化主要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推动竟争，提高制造业服务化动力
根据分析，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与制造业附加值率负相关。企业之所以采取服务化战略，是迫十竟争压力，并不是因为有雄厚的实力，即企业内生动力比其他因素更重要。然而，中国市场竟争还不够充分，在一些领域还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如汽车产业、烟草产业、白酒产业，几乎每个省都有涉及，而且地方政府都通过政府采购、政策优惠等对本地产业进行保护，真正全国统一的市场竟争格局并没有形成。同时，部分制造业领域还存在国有企业垄断，没有动力改变发展战略和生产方式。因此，推动制造业服务化，需要减少地方保护，建立全国统一的、完备的产权制度和规范的市场秩序，做到真正的优胜劣汰。同日寸，由十中国经济价值实现机制不合理，导致当制造业面临竟争压力时，一些资源直接撤离制造业，而不是通过制造业转型升级挖掘利润。如虚拟经济虚火导致资产泡沫化，资产泡沫化使得大量的社会资金、社会精英投入到虚拟经济领域，同时，资产泡沫化的“挤出效应”会挤占其他产品的需求。再如行政垄断扭曲了资本获利的取向，金融、通信、能源、资源等领域通过行政垄断获取超额收益，资本都追求通过行政垄断获取高额利润，而不愿意通过技术创新、品牌培育获取利润。因此，要推动整个经济系统的竟争，使利润获取和价值创造相匹配，推动制造业服务化。
2.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打造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载体
产业集群化扩大了经济规模，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更大市场支撑。同时集群化企业之间相互分土协作，有助十建立长期的信用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集群化的发展有助十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美国硅谷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催生了集制造、研发、商务、设计、会计法律、咨询顾问的集群式发展。硅谷电子信息产业中，3 000家服务企业服务十2 700家制造企业。浙江温州形成了以皮鞋、服装、低压电器、打火机、剃须刀等为主导产品的中小产业集群，促进了相关生产业的发展，并降低了生产链的协作成本。制造产业集群的形成，将吸引相关制造服务企业入驻和聚集，构成其服务支撑体系，实现有效降低生产链协作成本的目的。政府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具有规模优势的制造服务企业，实现跨区域和跨行业联合，以形成规模化、集团化的大型服务企业。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鼓励企业间的协作。同时，按照“产城融合”的思路打造科技型都市产业园区，积聚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发展要素，实现产业融合发展。
3.建设协同性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二、新常态下新兴经济体转型发展面临的困境
新常态下，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日益增加。外部环境的恶化，加之受增速放缓影响而愈发凸显的国内结构性矛盾，新兴经济体转型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
（一）国际环境带来的转型发展困境
增长乏力将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新常态，为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发达国家纷纷推行“再工业化”，减少经济活动的外包与离岸生产。受国际需求减少影响，以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为发展动力的新兴经济体，将遭受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出口贸易减少、国内失业率大幅上升等严重冲击。随着全球分工的不断深化，依赖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的新兴经济体，将陷入“保增长”还是“调结构”的两难境地。同时，美欧日等国发起的量化宽松政策，加深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新兴经济体政策调整难度加大。随着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束，新兴经济体国内资本外逃、金融动荡、通货膨胀居高难下等都将加大新兴经济体政策落实的难度。除此之外，国际安全形势动荡不安，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加深，也使得新兴经济体陷入了“促增长”、“防风险”、“保稳定”的多重困境。
（二）内部环境带来的转型发展困境
受危机影响，新兴国家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打击，增速放缓，以前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下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收入结构等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新兴经济体迫切需要抓住全球结构调整机遇，实现经济社会转型。但从整体来看，新兴经济体转方式、调结构步伐仍相对滞后。新兴国家工业化模式多以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依靠廉价劳动力带动经济增长，工资水平受到国内、国际两方持续挤压，内需难以扩大，科技创新动力不足。同时，低端产业的长期发展、内外需求的萎缩，也使得产能过剩难题愈发突出，亟需为高端产业发展腾出足够空间。作为后发国家，新兴经济体还存在资本积累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缺乏、教育普及率较低等问题，转型发展所需的基础条件、人力资源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三、破解新兴经济体转型发展困境的对策建议
要破解新兴经济体转型与发展困境，必须坚持“四个更加注重”。
（一）必须更加注重生产活动的本土化，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新李斯特经济学认为，离岸生产及外包活动不仅造成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还会使得发达国家及欠发达国家国家利益均严重受损。新兴经济体要想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和发展，就必须在坚持国民经济优先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推行“去全球化”，积极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优先发展本国工业，再配以严格的关税保护，为本国工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提高跨国公司离岸生产及外包活动准入标准，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控制，保证国民经济的独立性及完整性。
（二）必须更加注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保护，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跃升
新李斯特经济学主张，欠发达国家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实行贸易保护，以构建完善的工业体系。新兴经济体要想成功破解转型难题，就必须在保障粮食安全、工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新兴产业。考虑到全球分工对新兴经济体幼稚产业的毁灭性影响，新兴经济体必须加大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在不妨碍新式设备和现代化生产资料进口的基础上，加大关税保护力度，以经济活动质的提升对冲量的下降，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跃升。
（三）必须更加注重发展全民教育，为国内结构调整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新李斯特经济学认为，在国际分工深化的背景下，建立报酬递增的高端产业部门，离不开技术创新、教育事业的支持。新兴经济体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势必会对技术人才存量、劳动力素质提出更高要求。新兴经济体要想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转型与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全民教育，提高教育普及率，增加教育财政支出，加大对国内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切实提升工人素质，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同时以坚实的人才储备，迎接新一轮经济长周期的挑战。
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04家，总数居武汉城市圈前列。全市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达到29家。全市168家高新技术企业及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共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143.89亿元，同比增长17.4%，占GDP的比重为11.6%。全市共建成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科技企业加速器2个。全市80%以上的科技型企业与省内外高校院所建立了合作关系，建立院士工作站6家，国家纸及纸制品质检中心1家，省级研发平台46家，市级研发中心111家，7家企业参与6个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孝感成功获批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全市2013年度完成专利申请1654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460件;专利授权990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124件，发明专利授权量居全省第三。
(二)初步拥有了转型升级的品牌竞争能力。
全市18家企业生产的24项产品认定为省级自主创新产品。全市2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60多家企业的107种产品在全国有一定市场和知名度。其中，中国驰名商标7个，湖北著名商标93个，湖北名牌产品49个。主导产品竞争力逐步增强，钢丝绳系列产品、重型平板车、竹纤维布料、光学仪器、电子真空开关管、动平衡试验机、曲轴磨床、塑料薄膜、童车、粮食机械、智能机器人等30多种产品在国内和中部地区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并形成了一批“中国之最”和“中部地区之最”。
(三)初步明确了转型升级的重点方向。
首先是初步形成了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盐磷化工、装备制造、纸塑包装等新的五大支柱产业，其中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盐磷化工三个产业的年主营业务收入过二百亿元。其次是加快发展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国家确定的电子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七类新兴产业中，我市有一定产业基础的主要有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五个产业。截至目前，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共有规模企业150余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00亿元，分别占规模企业的14.25%和20%。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83家，居全省第四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突破100亿元。第三是稳步推进了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湖北和天下循环经济产业园等一批资源循环利用项目初见成效，已形成产业雏形。
二、工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总量小，发展不够平衡。
孝感规模工业增加值仅占全省约5.3%。企业规模偏小，规上企业1052家，企业平均增加值5500万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3000多万元，仅为黄石的一半。缺少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截至目前，没有一家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过30亿元。区域发展呈南强北弱，市本级龙头地位尚未形成。
(二)产业层次不高，核心竟争力不强。
传统工业占整个工业的90%以上。五大支柱产业中的前三强：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盐磷化工全部为资源型和劳力密集型的传统产业。
(三)信息化起步较晚，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不够。
企业信息化应用的层次较低，信息产业低端产品较多，核心技术产品较少，信息化在工业经济领域应用推广不够。
(四)核心生产要素供应偏紧，难以满足经济的发展需要。
金融保障能力还十分有限，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企业直接融资步伐不快，传统产业和大量的小微企业难以得到金融部门的信贷支持。土地的供应，也难以适应企业的发展需要。现代生产业发展滞后，制约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中部城市，生产要素的保障与经济的发展存在缺口是正常的，并将较长时期地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缩小缺口，一方面要靠不断提高要素的保障水平，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加快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增强企业自身的发展实力和获得支持的能力，同时减少对生产要素的过大需求和过份依赖。上述问题的存在，反映出孝感市工业结构不尽合理，与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还有相当的距离，与推进“五个跨越”、加快建设“五个城市”的要求不相适应。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力度，把工业结构调整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正确处理好扩大总量和转型升级的关系，既要重视总量的扩张，又要兼顾结构优化和升级提质，坚持在扩大经济总量中进行调整，在转型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为推进孝感第三次创业，实现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做贡献。
三、工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的总基调和“竞进提质，升级增效”总要求，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为主攻方向，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调整优化工业结构，推动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产品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资源利用方式从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转变，增强工业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逐步建立起具有孝感特色和优势的“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为实现产业跨越，推进第三次创业提业支撑。
(二)基本原则
———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相结合。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创新驱动与投资拉动相结合。通过自主创新提升优势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引导一批重大投资项目向优势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汇聚，带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
———向内使劲和对外借力相结合。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挖掘企业自身潜能，提高企业转型升级的自觉性。
———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相结合。坚持把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工业作为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点，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清洁生产;强化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加快推动资源利用方式向绿色低碳、清洁安全转变。
(三)主要目标
产业结构：到2017年，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盐磷化工、装备制造、纸塑包装五大支柱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500亿元，年均增长22.2%，占全市的比重在2012年基础上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五大支柱产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均突破500亿元，其中食品饮料过千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200亿元，年均增长26.4%。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总产值达到15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20%以上。布局结构：区域板块经济优势明显，市本级带动作用明显增强，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24个优势特色产业集聚区加快建成，产业集聚区经济总量占全市的80%以上。技术结构：先进技术和工艺装备得到广泛应用，企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新产品产值率达到10%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30%以上。企业结构：到2017年，全市规模以上企业达到1500 家以上，其中亿元企业1000家以上，10亿元以上企业50家以上，形成百亿级企业集团5家以上。资本结构：直接融资企业得到较快发展。到2017年，争取新上主板企业2—3家，新上中小板企业3—4家，新上创业板企业5—6家，支持更多的企业在新三板挂牌。
四、推进工业转型升级的重点举措
(一)以产业规划为先导，引领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1.着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围绕国家产业调整政策，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装备水平。优化产业结构，重点提升支柱产业发展水平，着力培育产业龙头企业。
2.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点做好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五大领域产业的发展，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进孝感工业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3.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大力发展工业设计和研发服务，积极推动制造业物流外包，引导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逐步实现生产型制造向服务性制造转变。
(二)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助推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1.切实抓好24个优势特色产业集聚区建设。
2.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把扩大开放作为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积极推进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严把环保准入关、投资强度关、税收贡献关，提高招商项目的合同签约率、落地开工率、投产达产率。
(三)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加快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1.加快推进产学研合作，以湖北省产学研项目洽谈会为平台，鼓励和引导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解决技术难题，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2.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引导和支持各类创新主体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着力开发专利技术，提高发明专利的数量和比重。
3.加快实施名牌兴市、质量兴市战略，推广应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开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积极开展区域品牌创建，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4.充分发挥高新区在转型升级中的龙头带动作用，要充分发挥军工企业技术资源优势，加快民品开发和产业化步伐，在汽车机械、高端装备制造、光电子信息等重点领域取得新突破。
(四)以绿色低碳为方向，倒逼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1.加强对高耗能企业的动态监测分析，在重点用能行业推行能源合同管理，加强能源管理中心建设，完善能耗指标体系，组织实施一批节能减排示范项目，促使企业降低能耗标准。
2.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环保产业。充分利用发电、化工等行业的废渣、尾气等，发展新型建材、余热发电，大力开发节能、绿色低碳等环保产品。
3.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大纺织、印染、建材、钢铁等领域的落后产能淘汰力度，通过转型升级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五)以“两化”融合为纽带，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1.根据《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加强对通信部门协调管理力度，整合信息资源，推进开展“智慧孝感”建设，提升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
2.组织实施“两化”融合试点,以100家龙头骨干企业为重点，推进智能化制造，以信息化手段完善产业链，创建100家“两化”深度融合示范企业;以1000家成长型中小企业为重点，梯度推进全市中小企业信息化。
3.大力发展信息服务业，全面推进以市高新区投资10亿元的中网在线为主体建设孝感软件产业园，落实国家支持软件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知名软件企业来孝投资。
4.鼓励和支持电子商务的发展，更多地用信息化手段促进原材料采购、生产零部件采购和产品销售。鼓励企业内部推广跨部门系统集成、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推进工业控制系统、制造执行系统(MES)、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的一体化应用，提高运营效率和决策支持能力。
(六)以“两个作用”的发挥为基础，保障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1.要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
有序放开、搞活金融市场，积极引进更多的金融机构来孝设立分支机构、开展金融业务;积极支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资本市场，进一步发挥小贷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补充作用，服务孝感实体经济发展;大力支持和鼓励金融机制创新和金融产品创新，不断丰富企业的融资方式;大胆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合作方式，在积极推进“智力支持+政银企集合贷”模式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完善、推广。
2.坚持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
加快企业直接融资步伐，政策引导和激励、扶持并举，鼓励更多的企业进入各类资本市场。充分利用股票、债券市场的融资和再融资功能，增加企业资金来源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并推进企业的科学化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3.千方百计保证企业发展对基础生产要素的需求。
对重点骨干企业的转型升级，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的发展壮大，在政策扶持、资金支持、土地供应、电力保障和市场拓展等方面进行倾斜。
(七)以优化环境为重点，服务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1.优化领导环境。
各级党政领导要把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作为新时期推进经济加快发展的重要抓手，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担当，提升本领，积极探索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和方法，全力推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2.优化体制环境。
抓住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机遇，协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积极转变政府职能，精简优化行政审批流程，简政放权，结合工作实际，找出阻碍本地区加快发展的体制障碍。
3.定期开展“涉企乱收费”专项治理活动。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竞技体育呈现的是利益一元化、利益主体单一的格局，而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系统出现了利益分解及利益的重新分配。所谓竞技体育利益集团，是指具有基本相同的利益要求，持共同利益态度而结合在一起，具有很强的组织性的竞技体育利益群体。笔者对我国竞技体育利益集团的结构下一个可操作性的定义，将其分为纵向及横向两个维度。由于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仍保持着基层、省级以及国家层次这三级训练体系，而各训练层次以奥运会、全运会及省运会等为利益目标取向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纵向结构中形成了上层利益集团(如国家体育总局及各项目管理中心)、中层各省市利益集团(如各省体育局)以及低层次各地市利益集团(如各地市级体育部门及少体校等)。横向结构中则有同层次的地方、项目及其他竞技体育单位等横向相互作用的利益集团等。而转型期我国社会化的竞技体育力量正逐渐加强，利益结构中出现了政府主导以外新的利益集团，如竞技体育俱乐部、投入竞技体育的企业及各种形式的竞技体育实体等。
虽然在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正逐渐走向市场化，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竞技体育仍具有鲜明的国家利益及公益事业性质，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特征。“奥运争光”仍是其最高利益目标。由于利益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性，转型期利益分化的特征，加之当前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不可避免地造成集团主体间利益冲突的出现。目前我国竞技体育集团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纵向各层次之间的利益目标冲突、控制与反控制、集中与分散的磨擦；横向地方之间的封锁与反封锁、垄断与反垄断的磨擦；各项目、各地方间利益差别的过分悬殊，以及政府与社会利益集团的冲突等。虽然利益冲突是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系统重构的动力，但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此整合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系统的集团利益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1当前我国竞技体育集团利益冲突现状分析
1．1纵向集团利益冲突现状分析
1．1．1竞技体育利益集团问的利益目标分化及冲突
奥运会是我国竞技体育的最高目标，国内的其他比赛如全运会、省运会、各种形式的单项赛事及联赛等，其最终目标都应是为奥运会服务。但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出现，以及下层利益主体对上层利益主体从利益依赖性向利益独立性的转变，在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还未能形成有效的利益制约、分配及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出现了目前的纵向利益目标冲突，上层与中层、中层与基层以及政府与社会竞技体育利益集团的利益目标出现分化。造成了许多非正常现象，如：“举国体制”优势难以充分发挥；许多项目竞技水平出现以全运会为最高峰、奥运会年水平下降的不正常周期性现象；国家队建设时难以协调地方利益；社会竞技体育集团主体的无序发展；基层单位为了省运会等低层次利益目标而不顾运动员身体发展规律，服用违禁药物及虚报年龄，影响了整个输送体系的正常运转等。
1．1．2多层次竞技体育利益集团间的控制与反控制
各利益集团主体不当逐利行为的加强，与其权力的不断扩张及管理系统中职能不清是相辅相成的。由于转型期各利益主体的相对独立，而体制改革的进程未能及时适应现实情况，造成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上层管理部门资源调控主体地位下降、政府与社会利益集团关系不清、纵向利益结构中上层常常无法控制下层的行为等现象。
以田径项目为例，最高管理职能部门是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中层各省市有自己的田径管理中心或主管部门。这些中层管理部门虽然在许多事务上要接受总局田管中心的管理，但在行政上却服从于各省市体育局，与体育总局形成了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并且造成政出多门的现象，有时上层的政策、指令等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种种障碍。而地方及社会利益集团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常常做出与上层制定的政策、指令及规章背道而驰的行为。
这种多头管理关系造成我国竞技体育政策施行的有效性锐减，造成行政低效率，并且在各层次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耗费了大量资源。
1．1．3集中与分散管理的磨擦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基于一定利益关系基础上的权力关系。从某种程度上看，集中与分散即收权与放权。放权管理是转型期我国管理体制改革的显著特征之一，但纵向结构中多级调控权限一直没有明确。体育总局是最高行政机关，负责制定及下达各项政策、规章、制度。而各项目管理中心主要职责本应是制定宏观政策、规划及管理制度，组建国家队，指导训练及后备人才培养，组织比赛等。但由于职能及权力关系不清，体育总局及各项目管理中心的权力过度集中，将许多精力耗费在微观事务性工作上，如提供大量资金及承担着大量物资分配任务等。而地方体育部门以及社会利益集团需要有正当的权力下放以实现其某些利益目的，需要以充分、合理的自以发展自身时却没有得到，缺乏以利益获得形成的激励机制。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权力下放时的有效制约机制，造成无法对下层利益主体的行为进行正当调控。如某些项目国家队建设采用分散型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体制，但许多管理权力过度下放，相应的集中管理及控制措施力度不足，无法控制分散队伍的训练工作，许多投入难以收到应有的效益。
1．2横向竞技体育利益集团间的利益冲突
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横向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各省市间及其他相同层次利益集团间(如各俱乐部)为了争夺竞技体育资源而出现的冲突。由于我国竞技体育资源分布极不平均，有的省市有比较优越的人才数量储备或训练条件等，但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宁可采取资源封锁及限制交流等政策，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及财力资源，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造成难以合理地宏观配置资源、投入——产出效益低下及各种非正当手段交流等现象。而上层主管部门尽管制定了一系列调控政策及管理制度，但由于制定时与现实情况不相配套，或许多时候政策施行时难以平衡各集团主体间横向利益关系，实施效果难以尽如人意。并且出于全运会等自身利益的考虑，各省市间横向利益冲突有愈来愈激烈的势头。
1．3集团利益差别的过分悬殊
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利益差别主要表现在纵向各层次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以及横向各项目之间、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差别。如国家队获取自身利益时与地方投入国家队建设时的利益获得之间的差别、市场优势较明显的项目与难以向市场转化的项目间的利益差别、水平较高项目与低水平项目间的利益差别、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与边远省份竞技体育集团间利益获得的差别等。
由于利益差别的悬殊，导致“举国体制”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共同发展及公平竞争等方面出现危机，具体表现如：地方在付出与利益回报差别悬殊时不愿投入国家队建设、许多小项目水平难以提高、横向资源配置失调、各地区间竞技体育实力差距加大现象。
2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集团利益整合机制的构建
利益整合及重构是以各个利益主体相对独立性、自主性为前提，通过各种利益主体之间横向的、纵向的、多向的相互作用，达到根本方向和根本利益一致。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集团利益整合机制的构建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2．1对各利益集团主体的逐利行为进行积极导向
仅仅对各利益集团的逐利行为进行制约或控制难以达到利益协调的目的，并且对于充分发挥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优势十分不利。只有合理引导各利益集团的逐利行为，才能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由于转型期各利益集团主体经济独立性的不断加强，而国家对竞技体育投入的总量是相对固定的，不可能无限扩张。以经济投入协调利益关系的难度不断加大，因此应大幅度提高政策投入在利益系统中的导向地位。总局及各项目管理中心应以“奥运争光”的最高目标为前提，以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充分照顾中层及基层利益，以及社会利益集团主体的利益，对各项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加强研究，提高政策投入力度，充分肯定及引导各利益集团主体的正当逐利行为。
2．2应尽快形成及完善利益约束、制衡机制
一种制度作为一整套固定的行为模式，可以视为特定利益关系的凝固化。也就是说制度既是某种特定利益关系的反映，也是对人们追求利益方式的可能性的规定。
面对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利益集团主体的利益分化、冲突，上层管理部门应以合理的制度、规章及政策形成利益约束机制，进行宏观调控。在合理引导各利益集团逐利行为的同时对其进行制约，目的是防止其逐利行为非正当扩张，保证各个竞技体育利益集团主体的行为围绕着“奥运争光”最高目标进行。
以竞赛作为引导及制约手段是竞技体育特有的功能，完善各项竞赛制度是目前的当务之急，目的是使全运会等国内赛事真正发挥为奥运会服务的功能，起到统一全国各方面力量的作用。
除了竞赛制度以外，其他各项制度性规定如协会管理制度、代表队制度、奖惩制度、转会制度等，在制定及调整时应能够积极适应所面临的真实情况。尤其对转型期出现的非政府型竞技体育利益集团主体(如各种俱乐部及参与竞技体育的实体等)，在鼓励其合理逐利行为时应有明确严格的限制及正确的导向。
2．3控制利益差别的过分悬殊
通过利益差异激发追求利益的积极性，以此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体制的显著差别。但控制利益差别的过分悬殊是转型期政府主管部门保持稳定及全局均衡发展的重要责任，也是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以及顺利实现“奥运争光”目标所必须的。
控制利益差别过分悬殊需要主管部门的政策及资金投入向利益差别中弱势方倾斜。在资金安排上不搞“一刀切”，对边远省份及经济不发达地区应有优惠政策，充分调动这些地区政府及体育部门投入竞技体育的积极性。在项目布局及资金分配上要有长远眼光，对田径、游泳、水上等基础大项加大扶持力度，同时应积极引导市场力量参与弱势项目。
2．4应进行权力划分及职能界定
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管理系统应进行权力及职能的重新界定及划分，完善宏观与微观管理体系。体育总局及各项目管理中心应积极向宏观管理及调控主体转变，特别是各项目管理中心应从大量的微观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从“办体育”向“管体育”转变，切实实行“管办分离”。对放权管理加强研究，明确与地方体育部门的职能划分。在进行权力划分时要有科学依据，主要应对共有职能实行分类管理，如运动队建设、比赛管理等，有些职能该下放或委托给地方管理，或适合进行市场化管理时应大胆放手。
但权力划分时宏观调控权力必须集中在体育总局及各项目管理中心。体育总局与各项目管理中心应承担起战略制定、项目布局、目标管理、宏观投入总量平衡、行政结构调整等责任。以使全国范围内竞技体育发展大方向一致，抑制各利益集团的不当逐利行为。
2．5完善利益补偿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