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的了解，对其工业化的过程分析，了解到在这个过程的早期发展中，是以农业发展为主体。在农业生产中投放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再把农业发展产生的资源投放到工业发展中。在工业化过程的中后期，随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2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工业渐渐取代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我国的工业会发展到现在的这个地步，工业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取得如此大显著的成果，离不开农业资源的提供、农业经济的大力支持、农民的伟大奉献。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积累的能力在逐步提高，我国政府也随之改变了相关的政策，为了保证工农产业的平衡发展，缩短工业与工业之间的差距，改变城市和农业发展的不平衡，规定用城市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发展，用工业发展来促进农业发展，增强农业经济发展的调控能力，全力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
1.2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开始使用现代的工业、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的经济管理方法，使农业生产力由落后的传统的农业逐步改变为现代化的农业。它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手段。现阶段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建设现代化的农村，不仅会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的生产力，创新农业经济的生产技术，还会为创建社会主义下的农村，实现现代化和城镇化，提供一定的物质支持。建设现代化的农业经济也可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增强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村的竞争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的使用率，增强资源的利用率，可以增强农业产品的国际和市场上的竞争力。所以，加快执行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现代化的农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有着很大的意义。
1.3城乡一体化
在我国社会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不平衡，农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生产组织能力不高、生产设备匮乏、生产力低、增长过慢、农民收入较低。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过快，造成了工业与农业的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农民对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更加剧烈，要求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消除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实现城市与农村共同富裕。
2农业经济的转型对农业经济的管理学科带来了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经济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给农业经济的管理学科也带来一些影响和改变。
2.1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问题的增多，传统农业经济逐步被现代化的农业经济所取代，农业的发展也随之进入新的阶段，关于农业的学科渐渐增多，管理学科的对象应着重放在农业的产业链上，注重农业生产的过程，保障农业产品安全质量。
2.2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应该得到高度的重视。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是当前主要的城乡经济结构。城乡传统的经济结构被打破。在社会经济的转型下，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必定会得到极高的重视，管理学科的发展，会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现代也是一个注重环境的时代。农业本身就是经济和环境的再生产结果，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农业产品的再生产，所以环境保护理论也成了管理学科关注的重点。
2.3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方针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现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逐渐深入到农业发展中，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方针渐渐变成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重点，并且进行了一些探讨，主要体现在：政府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理念，把可持续性的使用和保护环境当作农业经济转型期的管理学科重点，以至于农业经济的管理理论发生了质的变化；怎样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农业生产将会成为农业经济转型期管理学科的重点。
3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和改变
3.1确定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社会经济的转型显示出很好的发展趋势，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但是转型过程中，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经济存在的矛盾。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很少，农业生产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还是比较零散的，没有形成农业产业的整体形态。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过去农业发展只注重产品的重量，转变成现在注重农业产品的安全质量。这就激发了过去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与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2者之间的矛盾，所以要管理好农业，就要确定好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充分利用土地和劳动力，极力解决2者之间的矛盾和问题。
3.2分析农业经济管理，着重变现学科之间的特色
在分析了转型期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管理学科的探讨对象的一些变化，了解到其中的差异，执行差异化的学科战略，把工农的性质结果、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战略作为农业经济转型期管理学科的研究重点，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注重农业经济的整体分析，注重生产之前、生产中和生产之后3个阶段的生产步骤，加大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研究，注重环境和国际方面的问题。
3.3加强人才的培养
从差异性的学科中可以发现，针对不同的重点有着不同的方针，这样就导致了需要不同的人才。可以提出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合理和有效的人才培养计划。科学合理地选取农业经济在转型期管理学科所需要的资源，例如教学教材、教师辅助教学所要用的资料和理论。恰当调整研究重点，将教学新理论、新方法和技术融入到管理教学中，培养探讨重点所需要的人才。政府应加大教学的改革和规划，推出新的农业经济管理教学中的人才培养对策，重点培养在工作中有突出表现和优秀的人才，增强培养力度。
管治是西方近来兴起的概念。通常我们认为西方国家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这种认识忽略了其国家机器的强大管理功能。这种功能是在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凯恩斯主义式的上层建筑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全球化和向“后福特主义”转型引起了国家治理的危机(Jessop,1998)。
国家由此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如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现了所谓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转变”。
管治概念中国古来有之。《资治通鉴》集成了帝国管治的精华。寻求天下大治，无非是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明察各种关系，以达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当然不尽相同。
因此，管治实为一种视野，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体管治形式。
2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
资本主义力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危害了边缘民族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由此而生，是对这种势头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东西对峙。唯有国家才可承担此重任。感叹封建和半殖民的旧中国是“一盘散沙”。这种无组织状态是实行快速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对资源调动和社会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消费方式的集体化。比如，住房的单位分配即为一例。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产生于对无序社会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其合法性不仅建筑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机。
3管治基础的改变
市场经济改革转变了原有的基础。在国家内部，为了建立激励机制和转移中央压力，实行财政放权。放权形成了计划外资本循环和地方主义。在地方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这在实行分税制后有所改变，但出现了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当地方政府对其可控资源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谓的“企业式经营政府”的行为(Walder,1995)。在体制外，市场使体制外要素的出现成为可能。传统上，单位关系是划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主要标准。但当内外差别弱化时，此区分便失去了意义。
人力资源：随着城市私有企业出现，私营、外资企业的职员们脱离了他们与国家单位系统的联系。私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单位体系之外的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国有企业的职工们也开始放掉“铁饭碗”，“下海经商”。通过“一家两制”，诸多私营企业职员也可保持与单位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成员继续在国有单位工作，以享有住房、医疗补贴及工作的稳定等种种待遇，而另一成员在合资公司或私有企业“挣大钱”。尽管如此，对体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单位本身的变化也在弱化职工和工作地之间的联系。随着单位社会功能的减少，城市从业者开始“走出单位成为社会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响。除了去私有企业工作，工人在国企重构中也有可能变为剩余劳动力。同时，伴随大量下岗者，还存在与日俱增的离退休人员。因此，政府意图切断住房、就业和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将责任转嫁给城市社区。
而最大的转变则是城市中大量的农村移民。这一运动具有自发性，未经规划，但与家庭纽带或老乡关系相关。移民一般难以溶入社区生活，因此他们保有“外来者”的特征。同时，户口制度仍固执地将他们排斥于城市服务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变动性，对他们的管理成为政府的严重挑战。
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市场经济改革通过放松对一定生产资料的控制引入市场化。在1990年代中期，计划分配的原材料份额大为下降，由此为终结多数工业原材料的计划分配铺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终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划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理论建立了土地租赁体系(YehandWu,1996)。这一新系统的采用最终促成了国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职能上的放权。而在正规土地利用体系外则还存在不断膨胀的“黑市”。
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场机制。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地方政府的负担，除了专款支持的大型项目，基础设施的发展或多或少地与单位相联系。而在改革时代，在土地租赁系统建立后，基础设施投资开始发挥出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税收等的巨大作用。
资本：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起来。外资的流动性引发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外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资本构成的贡献，更在于它对非国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而民营的非国有企业也存在极大之活力，由此亦成为就业的重要资源。
空间：由房地产市场建立而起，内城变化开始加剧。户口对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开始减弱。购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户，或者施行所谓“人户分离”。另一方面，自发的土地开发也在冲击单一的单位空间。事实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单位的特征所决定。由于对单位的放权，国家对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对土地利用规划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国家通过增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加强由单位开发的，但游离于法规控制外的内城空间的“地域化”。而在单位系统无法触及的城市空间，非正式空间出现了，例如“浙江村”。
总体上，社会复杂性增加了，这减弱了国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国家需要将各种要素联系以整合为可管理的社会。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权力得到巩固
与等级式的单位系统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区、县，街道办、城镇、乡，居委会、村）属于“地方”组织。随着单位体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组织开始承担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对于放弃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工作，到私营企业去的人员，他们的人事档案将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确证其身份。由此看来，国企工作是一种事实上的“身份证明”，包括“单位证明”，居住地则以户口加以确证。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属于正式的单位，因此地方和社区服务就变得重要起来。
市政府：与中央在经济发展中的转变相适应，城市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开始被确认。市政府开始在地方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角色从辅助国家项目转向更积极的地方发展战略制订者。
城区：1960年代曾有过将属于不同系统的单位整合进同一地方公社的尝试，但流于失败。1990年代后，这一尝试重新出现。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管理结构，谓之“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其中开始强调区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办：严格地说，街道办事处并不是政府层次而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补充性作用一样，街道办扮演着边缘角色，承担管理国家单位外人员的作用。
居委会：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区别在于居委会是一个“群众自组织”。实际上，居委会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经费亦在地方政府预算之内。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巩固形成了诸多新功能。
空间流重组：地方权利的重新组织造成了资本和信息的空间流重组。政府监督部门和下级单位之间的资本流从垂直转为水平方向。从上至下传达和从下至上报告的传播方式改变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级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单位依据其管理关系划分等级。当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关系就为水平联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业化
管治企业化的出现是政府对内部能力调整的一种应对。例如管理部门直转变变为公司，房产局接转为房产公司。
建立地方商业合作：从1990年代开始，街道产业已成为上海第二大地方财政收入。在地方层次上，政府和企业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经济活动在地方尺度上紧密联系，这为企业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创造地方空间：空间的创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为可能。在明确的地域边界内，使用更具风险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试验。同时，很多发展区都通过“土地开发公司”进行开发。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并建立了一个开发公司专门负责外滩的发展开发，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滩已成为上海的中央商务区之一。而且，城市景观也开始被大力提升。
6从街道办事处到社区：走向市民社会？
重建城市社区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通过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发展起来。国家权力的下放使街道办事处获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当街道办事处具有了诸多的此类功能，它就变得更为正式并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区别开来。将国家的权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无疑将促成一个更富变化和更具应变力的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多或少成了一种政府实体，因此无论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构城市，街道办事处仍然有异于社区。
因为基层组织的变化主要在从上至下的方向，是否这些努力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学者曾提出“居委会肩负着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会的存在背离了社区自我治理的目标”（刘，2001）。
7结论
中国城市的管治基础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本文的结论着重于正日益变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结果。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单位系统的能力范围。对市场转型和后福特主义转型而言，治理在它们中的出现存在相似性，尽管这一复杂性在不同角度展开。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本身。
规划控制的放松导致了各种尺度上生产要素的变动性，而且造成了维持社会等级组织的巨大困难。在城市尺度上，区政府相互竞争以成为零售和商业中心。地产的租金驱使他们与开发商签订协约(Wu,1999)。通过吸引外资和直接参与，地方政府也积极地参与到本地域中的开发中来(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变化的方向不在于构建新的市民社会。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带为政府功能在基层组织的扩张而填弃，而非依靠自组织的地方管治。市场化造成了体制外的诸多自发变化，如人口变动性的增加，资本流，“体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们在本文中看到了国家在调整与动员要素关系上的领导角色。例如处理同私有企业主、下岗工人的关系方面。种种努力的背后是强大的行政指令，为的是在边缘群体的服务设施供给、下岗工人再就业和乡村民工潮的巨大压力下，保有一个可管治的社会。另一角度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市场化造成了有碍于管治的趋势，它也为国家体制的创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机，而市场转型中的管治企业化亦为消除资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资本。
最后，需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城市管治的变化，我们应更多地在微观尺度上进行地域、组织和结构的调查研究。
[1]华伟.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50年变迁.战略与管理，2000(1).
[2]刘君德.中国城市社区组织制度的创新与思考.杭州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3]JESSOPB.1998.Theriseofgovernanceandtherisksoffailure:thecaseof
economicdeveloment.InternationalSocialScienceJournal,155,29-45.
[4]LARDYN.1998.China''''sUnfinishedEconomicRevolution.WashingtonDC: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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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ALDERA.1995.Localgovernmentsasindustrialfirms:anorganiz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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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WUF.1999.The`game''''oflandedpropertyproductionandcapitalcirculatio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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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WUF.2000.Theglobalandlocaldimensionsofplace-making:remakingShanghaiasaworldcity.UrbanStudies,37,1359-1377.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一、引言
经过改革开放3O多年的飞速发展。我国GDP每年都以较高的增速运行．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第三大出口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仍处在快速发展中，并且还将在今后的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持续这种快速的增长。30年的高速发展使我们不但从传统的“短缺经济”走向了真正意义的”买方市场．而且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除了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我们的钢铁产量、煤炭产量、水泥产量、发电量、玻璃产量均成为世界第一。
但是目前，无论是经济增长方式，还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布局和结构，都存在着过分依赖资源、资本、环境的投入，充分利用但又比较倚重低价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而自主创新技术和人力资本的作用不足等问题。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外源型的产业结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也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变化。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我国对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导致增加对进口能源(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依存度。气候变化导致的水资源短缺、极端天气也使得农作物大幅度减产。如果这种气候变化趋势得不到缓和．将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目前我国的“三高”企业较多，单位GDP能耗大排污多．严重的破坏生态平衡，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高。全国企业存在着工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产业层次偏低、企业整体素质不高的特点。我国经济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突出表现在：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面临着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挑战：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传统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明显削弱，亟待形成新的优势。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倡导低消耗、低排放，它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要求为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提供了一条新的更加有效的途径。
二、文献综述
在各种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理论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和筱原三代平的两基准理论。赫尔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源的稀缺性，全面投资和发展一切部门几乎的不可能的，只能把有限的资源有选择地投入到某些行业，以使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此即不平衡增长。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认为：可以根据技术标准把经济成长分为阶段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群众消费．追求生活质量六个阶段，而每个阶段的演进是以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为特征的。筱原三代平的两基准理论是指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要求把积累投向收入弹性大的行业或部门，因为这些行业或部门有广阔的市场需求．便于利用规模经济效益，迅速地提高利润率；生产率上升基准要求积累投向生产率(指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最快的行业或部门．因为这些行业或部门由于生产率上升快．单位成本下降最快，在工资一定的条件下，该行业或部门的利润也必然上升最快。
张俊伟提到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将由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过渡．产业升级将呈现如下趋势：产业向高加工度、高附加值转型，环保型产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服务业快速发展，产业组织结构优化步伐加快，国际分工地位显著改善。蒋选的研究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核心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掌握自主技术，且要有国家战略。蒋洪亮的研究提出要从以低成本为主导的传统产业体系．向以高附加值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转型。
以往我国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注重第一、二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地方政府对产业结构的布局和调整升级过分依赖当地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并过分追求产业对本地GDP贡献．相关企业过分的追逐高回报和高利润使得投资过于集中一些产业．导致了产业布局和调整时有很多不合理。近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大多遵循以上这些理论。以往的研究并未把低碳经济作为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重要依据，本文在全面分析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以其作为助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新途径．弥补了以往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方式的不足
三、低碳经济的提出及其发展
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白2003年英国率先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后．低碳经济已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世界经济历经工业化、信息化之后．正在走向“低碳化”。低碳经济是以低消耗、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和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即是低碳产业、低碳能源、低碳技术和低碳消费，它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世界经济形态新出现的革命浪潮，即低碳革命。低碳经济已成为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主要特征，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的主流模式。低碳化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比重不断下降．即能源结构清洁化二是单位产出需要的能源消耗不断下降．即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低碳化进程也是碳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过程。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且已经把科学发展观写进了，作为我党和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低碳经济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和必然要求。
从长远来说，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走低碳化道路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把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政策导向上有利于引导各级政府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体系。改变传统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寻求低碳经济发展路径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与金融危机的主流观点。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有利于解决常规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同时有助于缓解我国能源资源瓶颈，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发展低碳经济意味着中国能够避免走西方国家的高消耗、高污染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走出一条低消耗、低排放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转向更为高效的制造业和低碳产业结构．这有利于中国保持国际贸易领域的持久竞争力。也可以避免国外的边境调节税和碳关税，有利于外向型的出口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低碳经济促产业结构升级的应对措施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09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28．5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4．0％。煤炭消费量27．4亿吨，增长3O％。原油消费量3．6亿吨，增长5．1％。在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作为二氧化碳排放的主力军”．煤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目前我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目前国际上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呼声很高．我国政府也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宣布了我国的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1J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I；1：2005年下降4O％～45％，降低碳排放强度。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迫在眉睫。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1．政府主导，市场准入
大力倡导低碳经济．并以此为依托助推产业结构升级．政府主导是最基本前提，它包括制定长远战略．出台鼓励科技创新、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政策以及减免税收、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绿色信贷等措施，来引领和助推低碳经济发展进而达到产业结构合理升级。制定以我为主的国家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战略和系统化的产业发展规划政府扶植和指导有前景的行业进行技术储备和技术创新．建立产业联盟，大力培育国内外的相关市场造就一批可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当前我国节能减排工作仍然主要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和以行政手段为主，企业缺乏加大投入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同时也需要企业认清方向自觉跟进。要建立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潜力，为落后产业和产品设置退出期限．标准认定问题。要建立行业准入许可证制度，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促使企业高起点投入．保障节能环保产业健康发展．增强行业整体竞争力。这样可以让企业感受到压力和来自政府的推动力，合力作用加速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
2．合理税制和碳排放交易机制
选择合适的时机推出碳税政策．对高耗能和高污染的企业按行业有区别进行按单位GDP的碳排放量进行碳税的征收，一方面可以让企业去发展高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向低碳经济方向进行升级转型另一个方面也可以改变目前广大民众的生活消费模式．使之变得更加节能环保．也使社会能够持续科学的发展。但是选择碳税时机和额度需十分谨慎。并要严格按照我过实际国情进行．否则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国内目前面临严峻的减排形势．我们应当尽早借鉴国排放交易经验，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碳交易市场的路径和交易中心，来适时的推动碳排放交易机制形成和有效运行。一方面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有利温室气体的总体控制，另一方面有助于企业对新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加速企业向节能环保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3．自主研发，培育创新
加大在各个行业的主动研发能力．形成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通过高校和企业来培养我国需要的各类创新型人才．并建立起合理的对创新型人才的激励机制．要做到对人才能够培养好，利用好．留得住。政府引导和培育创新型企业，开发新低碳技术和产品，使其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并消耗较小的能源。通过自主研发，培育创新型低碳人才和企业可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
另外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在准备对进口产品实施边境调节税或碳关税，我国外向型企业较多．尤其在东部沿海地区，并且目前在我国出I：1产品中高碳行业产品占有较大比重，如果边境调节税或碳关税开始实施，我国出I=1产品的价格优势将会被大大削弱．有可能导致我国产品市场份额的减少。这些外向型企业必须要改变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发展节能环保产品．这样在国际市场上才会有竞争力，真正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4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开发
积极的开发风能、水能、太阳能、潮汐能、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源．来利用这些能源进行发电、取暖等。这些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对环境影响小，温室气体排放低，符合发展低碳经济要求。另外也注重发展新能源汽车技术．通过新能源汽车发展缩短我国汽车行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降低交通领域的碳排放。可再生能源产业属于低碳经济范畴也属于新兴产业，发展可再生能源有助于我国相关产业的升级转型。
5．合理管理．提高能效．培养全民的低碳意识
中国与俄罗斯，都曾实施过大体相同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上个世纪末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却有着不同的转型策略和基本进程，根本原因是两个国家对转型的最终目标定位上，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
一、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制度安排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在转型起点就有了明确的制度选择：一是要在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转向多党议会制；二是要在经济体制上由集权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是要彻底抛弃斯大林的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
斯大林从1926年开始，领导原苏联进入了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时期，并逐步建立了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主要特征：一是用超经济的手段排挤非公有制经济，让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家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取得绝对的垄断地位。据原苏联1937年的统计资料，公有制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占99.8％，在农业总产值中占98.5％，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占100％。斯大林正是依据这些资料，宣布原苏联在这一年已建成了社会主义。二是用行政权力下达经济计划指标并管理经济，最高权力机关是苏共中央，由国家计委和经委负责计划制订、实施和检查，产供销和资金一律按行政系统安排。这种带有强烈权力色彩的集权计划经济，在一个时期的确也发挥了某种效应：从1927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国家财力、物力、人力，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这和同期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着的世界性大危机形成了明显的对照。①
但是，这种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所内含的矛盾也在慢慢膨胀，高速发展的工业和日益衰退的农业以及潜在的工人和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进入20世纪50年代，矛盾日益显形，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对农产品实行高征购、低价格的政策，使原苏联农业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甚至衰退的状况。另外，经济结构畸形发展，为抵御外国敌对势力的包围并长期进行军备竞赛，政府集中投资发展国防工业体系，使得消费品工业极为落后，人民日常需要的生活用品得不到满足。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附以极权的政治体制，培植了一个权贵阶层，这个阶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日趋尖锐，在体制内累积、积聚了深刻的多重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戈尔巴乔夫领导原苏联进行改革。当时以“加速”为目标，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但实际效果却是加剧了工业与农业及食品工业的矛盾。②当时，我在原苏联莫斯科大学等高等院校访问研究，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继续进行批判，“短缺经济学”被看作是异物，就连“竞争”概念也仍被排斥在讲坛之外。1987年6月，原苏共制订了《企业法》，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办法；1988年6月，转向政治体制改革；1990年5月，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当时有以渐进为特色的“政府方案”，有以激进为特色的“500天计划”，也有以“500天计划”为基础的“总统方案”，但都突出了价格自由化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思想。伴随着政治纷争与社会动乱，原苏联经济日渐衰退和混乱，1991年12月，直接导致了原苏联的解体。
在短短的几夜间，旧体制轰然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一个发展问题，老百姓往往是从比较中作选择。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发展比别的国家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这从根本上点破了东欧剧变、原苏联解体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多种原因，但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需要有多元主体的竞争机制，要打破原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局面，重新配置国有产权和建立新的企业制度。20世纪90年代初，叶利钦实施了“休克疗法”，在1992年1月2日，放开了80％的批发价格和90％的零售价格，允许建立各种小企业，允许公民自由从事贸易活动。尽管这些措施比较快地扭转了商品短缺，但却同时推动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恶化，经济严重衰退。然而，政府仍以加快私有化的速度为目标。1992年6月11日国会通过了有关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案，用18个月的时间将国家所有权分散给大部分的大企业，把大部分的股份以低价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把一小部分售给企业外的投资者。到1994年，实行私有化的许多企业中，财产的所有权基本上被经理和管理人员所拥有。这种“先所有、后交易”的产权改革，事实上是培育了一个新的财产所有者阶层。
市场经济的运行当然也需要政府的作用，但当时俄罗斯思想界普遍认为：俄罗斯现有文化不具备使经济增长和保障世界福利标准的潜力，因此，“一定要把原来的那个国家机器搞散架”。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说：“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原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的，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③因此，俄罗斯转型的定位在一开始就很明确：要将原有的国家政体、国体彻底摧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体制和政府机构。俄罗斯一些思想家还认为，新政府必须是一个小政府，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而要扭转经济萎缩、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最简捷的路径就是缩小政府职能。因此，他们新建立的政府，不但“小”，而且也忽视了政府自身的政策目标。叶利钦建立的新政府面对市场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无所作为，价格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肆意攀升，恶性通货膨胀将老百姓的储蓄，几乎洗劫一空。
俄罗斯的这种转型，对现存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俄罗斯媒体对此也毫不隐晦，他们承认：俄罗斯没有通过转型而优化经济结构，反而使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90年代初下降近一半，在现代科技、民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方面，几乎被排除出世界竞争市场，俄罗斯面临着沦为世界二流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新生的权贵阶层与广大社会民众也出现了新的矛盾：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8）批评了俄罗斯的转型，认为是简单地照搬了美国教科书中新古典经济学一种学派的理论，过分迷信市场经济的功能。但杨小凯教授认为：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制度的转变，而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的长期利益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要考虑长期因素。④
普京执政后，调整了转型的基本思路，寻求市场经济运行与公正理念结合的途径，发挥能源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经济效应。同时，强调并严格界定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政府不对经济作过多干预，但要保护产权、保障平等的竞争条件；要减低税负、统一税率，改革金融体系；要实行现实的社会政策，优先发展卫生、教育和文化；要加强立法，保障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普京把保护私有产权看作是建立有效经济体制和良好经营环境的根本条件，从而逐步建立了一种国家可控制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符合俄罗斯地域价值观的社会市场经济。这相对于叶利钦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另外，普京政府比较叶利钦时期，还采取了两条硬措施：一是改革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二是注重公正，打击金融寡头。政府惩治金融寡头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新的经济模式下，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的经济出现了转机，连续多年都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2006年，世界银行发表了有关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报告，报告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符合穷人的利益。媒体据此评论说：⑤俄罗斯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而居民货币收入年均增速达10％—12％。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保健医疗、教育事业、居民住房、人口增长、困难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学生、儿童等等弱势人群，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最低生活标准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但每一季度都进行调整，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⑥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种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要想当穷人，还不容易做到呢！这样的评论，当然未免有点过分，因为俄罗斯还有很多深层次社会矛盾。但不能否认，俄罗斯转型的社会经济效果，已渐渐显现，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的。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定位
中国曾照搬了原苏联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并涂上了更多的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色彩。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左的错误思想开始抬头，决策层似乎淡忘了曾引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定位中国已经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还把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作为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构架“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基础；实行“大体平均”的分配原则；长期对外封闭；把指令性计划指标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统购统销，票证消费。这是一种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这种体制下，尽管也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干了几件大的工程，但膨胀、家长制横行，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使中国丢掉了20多年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人民群众长期生活在票证、定量供应的最低生活水平线上。
经过“文化革命”浩劫的中国人民，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对中国式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
改革的第一阶段，重点是在农村。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支持来自实践的经验，克服各种阻力，使完善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遍发展。同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79—1984年大约提高了54％，农民从中收益颇丰，使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开辟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新来源，而且还安排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闯出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新路子。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重点转移至城市，这主要是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成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现在回头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改革，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突出了“包”字：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以调整利润分配为主线，相继实行了生产经营责任制、利改税和承包制；与企业改革相配套，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实际上也是“包”字当头。相比之下，价格体制改革则由以“调”为主不失时机地转入以“放”为主，逐步放开了生活消费品价格。但对生产资料的价格在一个时期内仍实行“双轨”制，这种价格体制对生产固然有刺激作用，但少数手中掌握物资分配权的官员，按计划价买进，再按市场价倒出，“价差”为某些不法分子提供了腐败的条件。
1989年的后，市场化改革曾一度中断。1992年初，市场化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发表了重要谈话，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⑦三个有利于的提出，扫除了市场化改革道路上的障碍。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做出了大体描述，其中有两点最重要：一是力求通过价格信号对企业的销售、供应和生产进行导向；二是国家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规以及各类经济参数对市场进行调节，弥补市场的缺陷。⑧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彻底打破了社会主义与私有制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把非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联系了起来。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还有另外的看法，最流行的观点是，强调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他们把这里的“社会主义”作为定语来对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这就再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拉向了计划和市场是手段还是社会制度的僵死框框中！实际上，就经济的一般运行来说，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⑨因此，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完全可以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和管理方法。
中国市场化改革是根据实践经验，一步步摸索推进的，俗称“摸着石头过河”。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算起，我们用四年多时间取消了农村的制度，逐步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的管理体制；用十多年时间消除了计划定价并逐步形成了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发展多元市场竞争主体，并推动国有资产存量调整，培植市场竞争机制。统计显示，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非公有制(不包括港澳台)注册企业3130.4万户（含个体工商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5.7％；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23780.4万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84.0％；非公有制经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量58265.9亿元，占全社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2.3％；非公有经济（不包括规模以下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实现工业增加值3.93万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总额的49.3％；在全国40个传统工业行业中，私营经济已在27个行业中经济比重超过50％，在轻工纺织、普通机械、建筑、运输、商贸服务等行业已占70％以上；非公有制经济（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3523.6亿元，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3.9％；非公有制经济（不包括港澳台及国有控股企业的非国有部分）共缴纳税收总额12666.84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的33.6％。就经济总量而言，2006年，非公经济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5％左右。⑩非公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虽然越来越大，但还属于粗放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在质量上却得到了提高，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并在先进行业中居主导地位，依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多层次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法律层面上奠定了市场主体混合的、多元的竞争机制，就使得国家集权控制全社会经济运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主要是：国家不再对企业经营承担无限责任，企业也不能再吃国家的“大锅饭”，国有企业已逐步成为法人实体；个人对社会成果的分配，不仅劳动者以社会必要劳动即劳动贡献来衡量，而且各种生产要素也有偿参与社会价值的创造、实现和分配；农村不再是城市工业化资金积累的来源，而是全力发展城乡商品关系，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统一的国家政权组织内，一级政府，一级事务，各自有了独立的财政收支权限；随着多元市场主体的逐步形成，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市场体系也逐步建立并完善；利率、汇率、税制也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逐步市场化。这种状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已初步奠定，要想让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复归，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最终建立，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发挥作用，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是否能按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1978年，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中，公有制经济占99.1％，非公有制经济占0.9％，而在公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占56.2％，集体经济占42.9％。党的十五大依据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加快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给国有经济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进一步提出了明确的原则，这主要有：继续努力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的新形式，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同时还包括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成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而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的改组，除通过市场组建以资本为纽带形成的大企业集团外，还可以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出售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也即通常所说“抓大放小”；支持、鼓励和帮助城乡多种形式集体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是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
但是，我们仍处在由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漫长过程中。近百年的历史以及俄罗斯转型的实践说明：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提高效率的机制，但搞不好，也可能是一个让社会毁灭的机制。就世界范围来说，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良性的，一种恶性的。(11)我认为，我国的现行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比如：现行的权力结构，还更多的是代表着部门利益甚至地区利益，不同权力部门都在试图控制生产过程和生产领域的资源，形成分散化的利益格局，并通过政策设计，将部门利益法制化。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种情况造就了一代新的既得利益者集团；而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也还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财政资金的分配以及银行贷款，没有完全摆脱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微观竞争机制的不对称，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处在垄断性行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其所占有的资源、所获得的利润，浓缩了中国当今现行资源控制和分配结构的现状。
三、经济转型与有效的社会政策：关注民生
中国有过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但社会主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有着不同的变化。
邓小平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总设计师。1980年4月，他在会见外宾时指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12)他还多次讲：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的思想，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个理论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后来，邓小平又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制定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
邓小平按照“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推进市场化改革，把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对外开放。先让一部分人通过勤劳致富先富裕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引领中国开创了探索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实践。一代领导人执政后，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在强调党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同时，根据劳动者大多数已逐步成为有产者的事实，允许私营企业主和民营企业老板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同时强调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应该扎扎实实地搞好眼前的各项工作。(14)
市场化改革虽然使国家综合实力增强，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权力资本扩张。首先是贪污、受贿、腐败问题。中国搞市场经济的起步点是着眼于经济发展，尽快改变居民贫穷、国家经济落后的局面，因此忽视了与市场相关的立法建设。市场准入权由政府的官员通过行政审批行使，且又对行政权力缺乏监督与制约，包括立法的、制度的、舆论的监督，这就给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受贿提供了可乘之机，官员的权力向资本转化。有研充报告估计，上个世纪90年代，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约达GDP的17％左右（胡鞍钢，2001）。官员的超常消费和执法犯法引起了民愤。
二是贫富差距在扩大。世界银行对此进行过测算，198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2，到1984年下降到0.26。但这以后持续上升，2001年达到0.45，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警戒线。如果按基尼系数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属于当今世界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之一。如果考虑到高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而重新计算基尼系数，肯定将远远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15)还需要指出：1999年到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从1.5万亿增加到近4万亿元，但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却相当滞后，人们被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中国经济虽然在高速增长，但穷人却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三是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信用缺失、行业垄断、管制错乱等，严重地侵犯了消费者权益。
在市场化改革起步时邓小平曾经主张，让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但那时，他似乎没有预见到劳动致富后的剩余资金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致富的速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会快速扩大。劳动致富与资本发家，原本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思维方法。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曾语重心长地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困难。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16)邓小平晚年所思考的问题，是很实在的，而这正是社会各个阶层所深深忧虑的问题。
如果说俄罗斯转型的教训是在一个时期过分迷信市场经济，那么中国转型的教训也许是忽视了尽快实施一套有效的社会政策，并由此构建经济健康转型的社会安全网。(17)新一代党的领导，面对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矛盾日渐激化的局面，仍然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重申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方向，重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但更加重视政府对市场的导向功能。把政府改革摆在重要位置，明确政府改革的目标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切实解决公共服务投入不足、覆盖面不广的问题，特别是着力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社会公共事业，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问题。政府面对市场经济，主要是制定公平竞争的规则，公共信息等，从而为社会、经济、文化和公众生活提供制度保障、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确保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政府职能的新定位，是新时期如何执政的一个全新理念，使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有了主体。另外，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法律制度的完善，比如：2007年10月1日实施的《物权法》，能比较好地维护市场的微观基础。
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内涵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在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有两项主要任务，除了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外，还要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18)公平、正义、科学、民主、法制、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所以，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它同时也是一种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的追求。将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和道德成果纳入对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认识，这是思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亮点。而这一点，恰恰是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所曾忽视的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还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加以排斥。
追根溯源，社会主义一词的初始含义，首先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和对民主平等的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关注民生。这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按照我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认识，必须关注民生，注重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其中包括：
民主问题法制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政府多一些责任，给公民多一些权力，让社会多一些监督。
不同国家在历史上的不同绩效从根本上说,受到制度变迁方式的影响①。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的经济价值会不断提高②,从而产生了对制度的新需求,相应于这些需求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调整却总是滞后。正是这些制度变迁的滞后产生了一系列的重大社会问题，影响了历史的经济绩效。
本文将分析制度变迁的原因、方式及合法性等问题。试图通过引入体制外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将国际社会当作独立经济体的一个外生变量，纳入制度分析的范围之内，以探讨那些因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缺少动力机制或动力机制不健全，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又遇到层层阻挠困难重重的，正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与经济体，结合当代国际关系，可能采用的制度变迁方式。这是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所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具有研究的重大现实意义。
一、作为规则人的行为的制度
在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以后，这个定义就一直为制度经济学家们所接受。舒尔茨认为，制度是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的一种行为规则。舒尔茨为了分析特定的政治法律制度对经济增长动态的影响方式，列举了如下四种制度：1）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如货币，期货市场）；2）用于影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如合约，分项制，合作社，公司，保险，公共安全计划）；3）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联系的制度（如财产、包括遗产法、资助和劳动者的具体权利）；4）用于确立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
因此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规定的正式约束所组成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类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制度的功能就是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在决策各方的初始力量给定时，规则的作用是便利交换。
制度之所以被设计出来，还因为制度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注意到个人理性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非理性之间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个人理性，而是设计一种机制，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
制度经济学家从交易成本分析入手，把制度分析运用到政治经济学中。交易成本分析理论的分析核心是产生这些成本的经济交换和制度。如把交易成本分析推广到政治交换中，由此可探讨在政治经济发展中的政治、经济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
既然制度起因于解决减少交易成本和理性人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那么，当受制度所规制的人随着经济发展发生变化时，制度也必须随之改变。
二、制度变迁内在机制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一种有效率的制度的产生与无效率的制度消亡的交替过程。有效率的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制度不均衡，则是导致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
要使组织有效率必须采取的措施是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1）竞争机制。竞争可以减少构造性无知，使有用知识得以广泛的传播，控制知识的使用以确保错误不会长期存在，系统不会陷于瘫痪，刺激和创新和技术创新，而对竞争过程的政治干预则会削弱竞争性争胜并削弱承受创新成本的需要。
2）分散决策。市场的分散化决策可以降低政府集中决策的风险。
3）有效产权。产权的界定，对一个企业制度的运行至关重要，科思认为：“法律制度的一个目的是对权利进行清晰界定，在此基础上权利的转让和重组能通过市场发生。”（coase,1959）
4）破产法。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要求制度必须有适应效率，破产法对于淘汰僵化组织与制度是一种必要的制度装置③。
经济的发展使产品要素相对价格和偏好产生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激励结构，而讨价还价能力的变化则导致了重新缔约的努力，新的制度不均衡出现使得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人力资本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舒尔茨指出，在美国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的人的经济价值的长期显著提高，是制度在执行其经济功能时的主要非均衡原因，（他同时还认为，相应于人的经济价格提高的制度变迁呼唤新的经济模型，本文将在后面用它分析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主要表现在许多作为适应由人的经济价值提高所致的制度压力与限制而作出的滞后调整的立法和法律。因为由于经济增长进程，这些法律条文与法律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因此，制度是对劳动力市场价格提高的反应；是对人力资本投资报酬提高的反应；是对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增加的反应。也就是说，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取决于制度把努力与报酬联系起来的程度，取决于制度为专业化和贸易所提供的范围，以及制度允许寻求并把握住经济机会的自由④。
三、制度变迁方式与无效率
经济增长导致制度不均衡，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而制度变迁的方式却取决于制度变迁预期收益的大小及参与博奕的谈判各方力量对比。
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包括制度变迁后重新分配所得额外收益以及制度变迁主体期望获取的最大制度外收益。制度外收益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收益；2）外部经济内在外的收益；3）克服对风险的厌恶所带来的收益；4）交易费用转移与降低带来的收益。
为了潜在收益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参与博弈的各谈判方主要有：1）体制内的共同体成员；2）对统治者构成威胁的权势集团；3）作为统治者的政治企业家；4）作为政治企业家人的行政官员。通过谈判活动增加个人份额收益的竞争决定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与方式。各方参与谈判的动机及谈判的立场取决于他从制度变迁中可获得的预期收益，而无论如何，谈判各方都得以最大化自己在总收益中的占份额来影响最终的制度安排。因此制度变迁实际上是一个“非帕累托改善”⑤的过程，必然会伴随着相应的利益格局的调整。
当作为共同体成员的群体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新制度安排所带来的潜在获利机会时，且这种新的制度安排并不威胁统治者的统治，也没有强势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时，诱致性制度变迁将会自发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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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治企业家⑥发现有一个机会，能靠打破停滞和制度僵化循环的改革获得政治支持，提高历史与政治威望，他会全力推行新的制度与政策，甚至进行全面的宪法改革，建立新的宪法秩序，强制性制度变迁会自上而下的随之发生。
但是，当既有的权势集团认为新制度的推行将使自己的利益受损或者行政官员认为制度变迁将使政府的的税收减少或者制度变迁会降统治者的效用以至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时，制度变迁将成为不可能，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就会长期存在。
考察历史和现实的国际社会我们不难发现，诱致性制度变迁占主导的国家往往是市场比较发达，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得到了法律很好保护的国家，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占主导的国家政府在经济中往往起着主导性作用，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并且受到种种限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往往因为无效率的制度长期存在而影响经济的历史绩效，正如诺思所言，由于缺少进入有效法律约束和其它制度化社会的机会造成了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长期停滞不前⑦。
既然现代经济增长进程被所有作为经济增长结果的非均衡方式所困扰，我们的分析也只有自经济均衡入手。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舒尔茨的的《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舒尔茨在文中指出，制度变迁是作为对经济增长动态的反应而发生的结果。制度被视为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的供给者，正是经济增长进程改变了对服务的需求，并且这种需求上的改变又导致了长期成本与收益衡量的供求之间的非均衡。
我们可以把舒匀茨的观点概括为两个原理：1）制度变迁理论：对制度所提供的由于经济增长所致的服务的需求的改变，导致了供求间的非均衡；2）新经济增长模型理论：由于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对制度所提供的服务的需求，会被新的经济增长模型所改变。
由此，我们不难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经济会长期停滞不前。正是由于在响应作为经济增长结果的非均衡方式时制度调整的长期滞后，才导致即有的制度陷于无效率状态；正是由于新的经济增长模型迟迟没有出现导致了无效率的制度长期存在。
四、理论模型---一种制度变迁方式
（二）城市转型与城市经济转型学界对城市转型与城市经济转型的概念存在着不同认识，尤其对城市经济转型的隶属对象存在着较多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城市转型等同于城市经济转型，但更多学者认为，城市经济转型是城市转型的一种主要形式。例如，李玲和仇方道等将城市经济转型与城市文化转型、城市社会转型并列，作为城市（发展）转型的3种主要形式，并认为当前过于强调城市经济转型而忽略了其他两种转型的研究。魏后凯从转型发生的领域，将城市转型分为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生态转型，并认为城市经济转型的核心是产业转型，也就是城市产业演进发生重大变革。笔者基于面向对象思维，采用静态结构图对城市转型、经济转型与城市经济转型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描述（见图1）。转型包括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文化转型、生态转型和空间转型5个组成属性，经济转型是转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属性。城市转型是转型的派生类，决定了城市转型具有一切转型的属性，因此城市经济转型只是城市转型的一个组成属性。同时，城市经济转型又是经济转型的派生类，具有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城乡与空间结构及所有制结构等属性。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则为转型赋予了价值取向，是指城市经济在发展环境变化或技术变革条件下所进行的制度创新、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其目标就是在给定发展环境条件下，政府通过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规划、标准和政策，引导城市进入健康发展轨道。基于面向对象思维，完整而精确地刻画了上述概念间的逻辑关系。
二、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含义
通过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的了解，对其工业化的过程分析，了解到在这个过程的早期发展中，是以农业发展为主体。在农业生产中投放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再把农业发展产生的资源投放到工业发展中。在工业化过程的中后期，随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2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工业渐渐取代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我国的工业会发展到现在的这个地步，工业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取得如此大显著的成果，离不开农业资源的提供、农业经济的大力支持、农民的伟大奉献。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积累的能力在逐步提高，我国政府也随之改变了相关的政策，为了保证工农产业的平衡发展，缩短工业与工业之间的差距，改变城市和农业发展的不平衡，规定用城市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发展，用工业发展来促进农业发展，增强农业经济发展的调控能力，全力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
1.2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开始使用现代的工业、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的经济管理方法，使农业生产力由落后的传统的农业逐步改变为现代化的农业。它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手段。现阶段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建设现代化的农村，不仅会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的生产力，创新农业经济的生产技术，还会为创建社会主义下的农村，实现现代化和城镇化，提供一定的物质支持。建设现代化的农业经济也可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增强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村的竞争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的使用率，增强资源的利用率，可以增强农业产品的国际和市场上的竞争力。所以，加快执行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现代化的农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有着很大的意义。
1.3城乡一体化
在我国社会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不平衡，农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生产组织能力不高、生产设备匮乏、生产力低、增长过慢、农民收入较低。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过快，造成了工业与农业的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农民对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更加剧烈，要求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消除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实现城市与农村共同富裕。
2农业经济的转型对农业经济的管理学科带来了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经济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给农业经济的管理学科也带来一些影响和改变。
2.1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问题的增多，传统农业经济逐步被现代化的农业经济所取代，农业的发展也随之进入新的阶段，关于农业的学科渐渐增多，管理学科的对象应着重放在农业的产业链上，注重农业生产的过程，保障农业产品安全质量。
2.2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应该得到高度的重视。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是当前主要的城乡经济结构。城乡传统的经济结构被打破。在社会经济的转型下，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必定会得到极高的重视，管理学科的发展，会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现代也是一个注重环境的时代。农业本身就是经济和环境的再生产结果，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农业产品的再生产，所以环境保护理论也成了管理学科关注的重点。
2.3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方针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现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逐渐深入到农业发展中，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方针渐渐变成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重点，并且进行了一些探讨，主要体现在：政府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理念，把可持续性的使用和保护环境当作农业经济转型期的管理学科重点，以至于农业经济的管理理论发生了质的变化；怎样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农业生产将会成为农业经济转型期管理学科的重点。
3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和改变
3.1确定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社会经济的转型显示出很好的发展趋势，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但是转型过程中，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经济存在的矛盾。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很少，农业生产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还是比较零散的，没有形成农业产业的整体形态。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过去农业发展只注重产品的重量，转变成现在注重农业产品的安全质量。这就激发了过去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与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2者之间的矛盾，所以要管理好农业，就要确定好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充分利用土地和劳动力，极力解决2者之间的矛盾和问题。
3.2分析农业经济管理，着重变现学科之间的特色
在分析了转型期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管理学科的探讨对象的一些变化，了解到其中的差异，执行差异化的学科战略，把工农的性质结果、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战略作为农业经济转型期管理学科的研究重点，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注重农业经济的整体分析，注重生产之前、生产中和生产之后3个阶段的生产步骤，加大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研究，注重环境和国际方面的问题。
3.3加强人才的培养
从差异性的学科中可以发现，针对不同的重点有着不同的方针，这样就导致了需要不同的人才。可以提出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合理和有效的人才培养计划。科学合理地选取农业经济在转型期管理学科所需要的资源，例如教学教材、教师辅助教学所要用的资料和理论。恰当调整研究重点，将教学新理论、新方法和技术融入到管理教学中，培养探讨重点所需要的人才。政府应加大教学的改革和规划，推出新的农业经济管理教学中的人才培养对策，重点培养在工作中有突出表现和优秀的人才，增强培养力度。
3.4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
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是一个比较广的学科，里面主要包含了2个学科：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还包含了其他很多不同的学科。这些不能分离开来，要整体性研究，就要加强多个不同学科之间的互补，结合各个学科的特点，合力解决在融合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要不断增强思考能力，去增强实践经验。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质量，与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县域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和资源依赖型特征，使其发展受到局限。特别是随着资源稀缺度的增加和环保要求的提高，传统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挑战。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对县域经济转型提出了紧迫要求，也为县域经济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本文对此加以探讨。
一、科学发展观要求实施新的县域经济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以GDP及人均GDP、财政收入及人均财政收入、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速等主要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的。受这样一种评价体系的主导，党委、政府在领导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到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上。由此形成五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政府履职单一化。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由于过多地强调经济总量增长，必然导致其他职能的弱化，形成全体干部去招商的格局，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得不到发挥。其二，社会发展边缘化。以完成经济指标为最高追求和单边追求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是县域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被党委政府边缘化，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其三，资源消耗升级化。为了招商引资，县级党委、政府以廉价出售、出租、转让土地、矿藏、森林等自然资源作为手段，加快发展资源型企业，由于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导致资源浪费严重，县域经济指标伴随资源的高消耗而增长。其四，环境破坏严重化。县域拥有河流、矿藏、森林等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比较好，由于过度开采资源而又缺少有效的补给措施，加之工业项目造成的废物排放，使县域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环境保护的任务更加艰巨。其五，县域矛盾扩大化。在县域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为了争项目、争进度、争形象，往往对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居民采取强制性措施，导致农民与企业、政府之间的矛盾突出，影响县域稳定与和谐。
上述诸多问题的存在和演化，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县域发展理念及评价标准，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适应，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存在差距。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对县域发展的基本理念进行调整，确立新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的确立，应体现五个方面的要求：其一，体现统筹发展的要求。评价县域经济发展，不能单纯以经济指标进行核算和比照，应该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统筹起来，既要看城区，也要看乡镇，既要关注经济发展速度，更要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及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性，注重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潜力及社会基础。其二，体现协调发展的要求。协调是科学发展观对县域经济发展转型的一个基本要求，县域虽小，内容体系却非常完备，发展县域经济，不能孤立地搞经济项目建设，应该促进经济项目和社会项目的协调发展。即使在经济领域中，也应使工业项目、农业项目、商业项目等结合起来，注重项目建设间的联动效应，使项目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其三，体现可持续发展要求。在新型县域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中，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评估应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对GDP、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形成，要对其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状况进行科学评估，防止过度消耗能源和破坏环境，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其四，体现和谐发展的要求。县域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发展县域经济，应该考虑县域干部群众如何更好地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并充分考虑县域干部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承受能力，在关注经济指标增长的同时，更要关注人民群众生质量提高的幅度。其五，体现民生发展的要求。发展经济的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县域贫困人口比较集中，必须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重点解决城乡困难群体脱贫和社会救济问题。
二、科学发展观为县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科学发展观由传统“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转变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理念、发展内涵、发展道路、发展目标、评价体系等的变化及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策取向，为县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1．缓解了县域经济指标增长压力，提供了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机遇期。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过度重视经济指标增长，指标论英雄，数字出政绩。在这种发展理念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全部精力抓经济，抓经济最主要的就是抓GDP增长。为了完成经济增长指标任务，县级党委、政府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人人抓招商，人人抓项目，不仅政府职能被扭曲，而且在经济指标增长的背后，形成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资源浪费。提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县级党委、政府能够从单纯抓指标增长的思维定势和压力下解放出来，进而从县域发展全局出发，进行县域发展战略布局的调整，为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和新的跨越，提供了有利机遇。
2．扭转了县域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薄弱状况，提供了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社会基础。县域经济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项目建设为重点，是发展县域经济的一个根本方向。然而，以项目为载体的县域经济建设，受到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缓慢，一个重要和共性的原因，就是县域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既缺少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又使县域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缺少强有力的软实力支撑，特别是人才匮乏，管理落后，使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受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摆上重要位置，推动县域党政工作机构开始关注县域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从而改变县域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失衡状态，进而为县域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奠定社会基础和人才保障。
3．国家逐步调整产业政策和相关政策，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作为党和国家所确立的重大发展理念、指导思想，必将围绕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宏观层面进行产业政策调整，在财政、金融、税收等各个方面向县域倾斜，着重解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领域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特别是加大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投入力度，着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这一切，都使县域经济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由于农业、农村、农民在县域发展中占有较大比例，也县域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和最为薄弱的环节，依靠县域自身的力量难以得到解决，从而成为影响县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在政策层面进行调整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为县域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有利机遇。县域可以抓住“三农”政策调整的契机，在推动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农民市民化、乡村城镇化、管理社区化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
4．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增强了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与评估，被纳入到法制轨道，有利于加强环境保护，这对县域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资源丰富是县域发展的基础，资源型企业是县域发展的依托，但在资源开发的过程中，由于缺少必要的环保措施，不仅造成县域生态破坏严重，影响县域气候和环境状况，而且形成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使县域持续发展能力受到削弱，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宏观层面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状况将得到改善，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保护力度，这不仅对于恢复和改善县域生态环境有利，而且促进企业更新设备、提高技术，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增强企业竞争力，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三、科学发展观使县域经济面临转型压力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县域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而且挑战大于机遇。科学发展观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挑战，主要是传统县域经济发展理念、发展道路、运行管理到人才保障等，都面临转型压力，县域经济如何从传统发展观相适应转型到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需要系统性创新和变革。
1．科学发展理念要求县域发展思路转型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内涵、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评价体系等做出了新的回答，与传统发展观相比，科学发展观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发展由人来推动，同时又要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最终体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其二，强调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应该是全面的而不能是局部的某一方面的发展，是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在内的统一体系。其三，强调发展的和谐性。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应该是协调的、和谐的，不能只注重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单一经济增长并不代表发展的本质和社会进步程度。其四，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应具有全局和战略眼光，既要考虑当前，还要考虑今后和资源、环境的保障能力。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使传统县域经济发展思路面临转型压力，如何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转到注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共同进步，如何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转向注重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如何从“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转向注重节能环保产业开发，等等。这种与科学发展理念相适应的发展思路的确立，需要一个较长和痛苦的过程，也是县域经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2．国家宏观政策调整要求县域经济结构转型
为了推进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国家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一方面，加大了对“三农”、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项目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杠杆，对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产业发展进行了限制。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对县域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结构性调整压力增大。其一，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增大。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增长中，第一产业占较大比例，在县域GDP中比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是县域经济的支柱，但产品科技含量低，资源主导型项目为主体，产品关联度弱。第三产业发展薄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对三次产业结构进行较大调整，由过去更多地关注第二产业转向提高一产和三产的质量、规模，使三次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其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压力增大。在县域三次产业总体布局失衡的同时，每一个产业的内部，也都存在失衡状况。如在第一产业中，种植业占主体。在第二产业中，采掘业和加工业占主体。第三产业中，以城市商业为主体。每一产业内部都缺少有带动作用的核心集群，使产业发展壮大受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调整产业内部结构以增强产业竞争力成为必然选择。其三，产业项目调整压力增大。县域产业是以县域项目为支撑的，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一些县域传统经济项目，如采矿、冶炼、矿产品加工等，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减弱并增加限制性措施，市场准入和经营门坎提高，在新项目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老项目面临淘汰出局风险，使县域经济发展面临项目调整压力。
3．资源短缺与环保力度加大要求县域增长方式转型
简单、粗放、科技含量低、资源依赖及高污染、高消耗、低产出，是县域经济传统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县域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要求提高，一些传统发展项目因不符合环保要求而将被淘汰出局。由此，使以资源为依托的传统外延式县域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型压力。其一，项目建设的资源约束增强。不能再以廉价出让、出租土地、矿山等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筹码，逐步提高的投资强度，提高了县域项目建设的成本，使县域招商引资的竞争更加激烈。其二，项目建设的环境约束提高。随着环境保护立法和执法力度的加大，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更加严格，环保设施投入增加，一些对环境有重大污染和破坏力的项目将禁止上马，这将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三，项目建设的资金约束显现。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国家加大了金融领域的宏观调控力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企业融资面临更多困难，而银行贷款又是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资金来源，由此迫使县域寻找摆脱投资拉动之路。基于上述种种情况，县域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型。
4．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要求县域领导方法转型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构建县域和谐社会。这一本质要求，对县域经济发展和转型具有重大影响。其一，坚持以人为本必将增加县域经济发展的人力成本。除物质资源之外，廉价劳动力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优势。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国家从法律和政策层面更加注重保护群众利益和群众诉求，加强了对企业用工行为的监督，并对提高劳动力工资和改进劳动力工资支付方式做出了新的规定，这一切使得劳动力成本提高，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其二，坚持以人为本必将增加县域决策难度和复杂性。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决策更多关注项目建设的速度，而对百姓诉求关注较少，坚持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县域党委、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必须考虑涉及到的群众利益保护，依法制止项目建设过程中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这将使决策难度增大而且复杂化，传统决策方式与方法需要加以改变。其三，坚持以人为本对县域领导方法提出新挑战。传统县域领导方法具有极强的“霸权”色彩，法治观念比较薄弱，党政领导个人主导型浓厚，由此也为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使这种传统魄力型领导方法面临转型压力。
四、县域经济应对科学发展观的策略选择
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对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转型要求。在机遇与压力面前，县域发展应该积极应对，采取以下策略。
1．加快干部培养，推进干部队伍转型。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县乡领导干部起关键作用。应对科学发展观要求，推动县域经济转型，首先需要对县乡领导干部进行转型教育，推动干部队伍转型，由具有科学发展理念的县乡领导干部主导县域经济转型。为实现干部转型目标，其一，应加大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县乡领导干部头脑的教育力度。采取刚性措施，对县乡领导干部进行以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使其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和意识。其二，应着力提高县乡领导干部综合素质。改变干部教育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加强县乡领导干部理论修养，提高领导干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其三，应强化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领导干部能不能践行科学发展观，除其能力、素质原因外，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考核评价体系能否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特别是在干部政绩考核过程中，应改变“经济指标定乾坤”等“一票否决”作法，由只重结果转向重视决策、重视过程、重视全局、重视前景，只有考核评价体系体现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才能真正树立科学发展的思维，实现县域经济转型。
2．加强县域发展规划，优化县域发展目标。实现科学发展和县域经济转型，既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更需要循序渐进。因此，应加强对县域发展规划的科学性研究与论证，使县域发展规划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①以体现科学发展观为要求，调整和制订县域中长期发展规划。县域中长期发展规划体现县域发展策略，具有长期指导性，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调整和确立县域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统筹起来，作为县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纲，对于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具有战略意义。②以优化项目布局为重点，调整和制订县域经济发展规划。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然要突出项目建设的重要性。应在县域发展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按科学发展观要求，对项目建设的总体布局进行规划，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规划、土地调整规划等单项规划，为科学发展观提供规划支撑。③以强化目标激励为手段，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应强化目标激励的作用，从县域实际出发，制定规划实施的具体发展战略，使科学发展的目标与科学发展的实践结合起来，推动县域经济逐步与科学发展的要求接轨。
论文正文：
煤炭业经济转型会计革新分析
1、十一五是我国煤炭工业发展最快最好时期，煤炭企业会计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1.1煤炭工业发展取得很大成绩，转变煤炭经济发展方式任重道远
煤炭产量快速增长，煤炭产运销保持基本平衡。2010年，全国原煤产量32.5亿t，比2005年的21.5亿t增加了11亿t，增长了51.16%。2010年全国煤炭销售量完成31.4亿t，比2005年的20.4亿t增加了11亿t，增长了53.92%。2010年煤炭出口1903万t，进口16483万t，相抵后净进口14580万t，占国内消费总量的4.5%。国内煤炭供需基本平衡，保证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煤炭能源的需求。
煤炭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煤炭经济运行效益持续上升。除全国重点电煤继续实行国家限价外，煤炭市场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商品煤平均价格435.26元/t，比2005年的270.2元/t，增长61.08%，煤炭产量与价格同步增长，加快了收入和利润的增长，2010年大型煤炭企业主营业务收入17085.6亿元，利润总额1658亿元，分别比2005年的4360亿元和478.3亿元，增长了2.92倍和2.47倍。煤炭产业结构优化，煤基产业链取得较快发展。
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相继成立，通过兼并重组、资源整合和大基地开发，煤炭生产集中度提高。大型企业原煤产量2010年达到19.81亿t，比2005年10.24亿t增长了93.45%，在全国煤炭产量中的比重由2005年的47.6%提高到2010年的60.95%。前10家煤炭企业原煤产量为11.56亿t，占全国原煤产量的35.6%，比2005年提高8个百分点。煤化工、电力、建材等煤炭产业链取得较快发展，物流产业迅猛崛起，非煤产业占主营业务的比重达到40%以上。煤炭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煤炭产量增长和价格提升。
从煤炭资源、投资、科技、劳动力和市场五大要素对煤炭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煤炭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投资，加大煤炭资源开发力度和提升煤炭价格。科技进步对煤炭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有所上升，但发展很不平衡，大型现代化煤矿建设步伐加快，煤炭采掘手工作业的落后生产方式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淘汰机制。转变煤炭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问题，是转变主要依靠增加投资和加大煤炭资源开采力度的增长方式，提高科技和劳动者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煤炭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长期的艰巨的战略任务，任重而道远。
1.2煤炭企业会计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推进了内部控制和信息化建设
实施了企业会计准则，明确了相关重大问题的解决思路。2006年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与国际趋同和等效，大型煤炭企业认真研究和稳步实施企业会计准则，顺利实现了会计制度的转换，并开展了煤炭开采会计准则研究工作，对煤炭资源矿业权的取得、勘探与评价支出、环境治理和补偿支出等特殊的重大问题，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国际采矿业会计准则改革形成共识，有利于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的国际化经营。贯彻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增强了企业风险防范和应对能力。随着煤炭企业的改革发展，产业跨度、地域跨度和管理难度增大，运营风险升高。中国神华集团公司首先给予高度重视，2005年着手组织研究和构建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内部控制体系，并取得较大的成效，对推动大型煤炭企业集团构建内部控制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财政部会同有关部委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煤炭企业认真组织学习和贯彻落实，结合企业实际制定实施方案，构建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实施，使企业风险由会计控制提升到全面风险控制，增强了企业风险防范和应对能力。完善煤炭成本核算制度，实现了煤炭开采外在成本内部化。实施了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了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加大了安全投入力度，逐步使煤炭开采外在成本内部化，解决了煤炭成本缺失和补偿不足问题。深化煤炭企业成本会计改革，探索了以作业成本为基础的煤炭成本预算和核算制度。
会计信息化建设取得较大进展，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煤炭企业会计手段现代化，经历了会计电算化向会计信息化的发展过程，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会计信息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大多数企业实现了会计电算化向信息化的转变，部分企业实现了会计信息化与经营管理信息化的融合，做到数出一门，资源共享。会计信息化不仅使财务报告更加准确、及时、详明，而且使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全面风险管理和绩效管理等方面的管理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2、适应经济转型发展要求，实施企业会计制度改革
2.1煤炭经济发展不确定因素增加，应加强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十二五时期，我国煤炭产能和铁路运煤能力快速增长，使国内煤炭市场供给能力快速增长。从国内电力、建材、冶金和化工等主要用煤行业看，煤炭需求增长速度趋缓。国内煤炭市场供需关系在十二五中后期总体将趋于宽松，煤炭价格也将由持续上涨转变为平稳振荡，煤炭产品销售收入的增长速度趋缓。由于职工薪酬增长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煤炭产品成本呈上升趋势。
资源税改革，提高了煤炭资源税征收标准，未来将要出台的环境税，将会加大矿区环境保护和治理力度，煤炭企业的税收负担还要增加。煤炭企业的盈利空间逐步缩小，大型煤炭企业的亏损面增大。我国应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政策的后续影响及输入性通胀逐步显现出来，防止通货膨胀成为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银根收紧会增加企业融资难度。
十二五时期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发展规划大多数都是宏伟的翻番目标，一些大型的煤炭或煤化工项目投资很大，有些投资是企业难以承受的。有些大型煤炭企业对整合煤矿的技术改造和关闭退出，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这一方面没有资金来源和配套的优惠政策。企业的自有资金难以应对庞大的投资需求，只能依靠社会融资，资金风险将逐步呈现出来。
十二五时期将继续调整和优化煤炭产业结构，继续采用政府指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式，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和资源整合，使煤炭企业组织规模扩大，产业跨度过大，产权结构复杂，管理难度加大。整合主体与被整合主体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融合，容易导致企业管理失控。影响煤炭企业经济运行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形成的风险，最终都要反映到财务风险上来。煤炭企业财务会计管理机构，必须增强风险意识，构建和完善以财务风险为核心的内部控制体系。
根据财政部等五部委关于企业内部控制规范有关文件规定，大型煤炭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认真研究和建立企业内部控制体系。财务主管人员必须充分认识到，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是会计控制到全面风险控制的提升，会计系统是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基石和核心，内控必须充分发挥会计体系的作用。
2.2推进煤炭企业会计改革，完善煤炭成本核算制度
企业会计准则是促进企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管理制度，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市场规则，是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通用商业语言。我国煤炭企业在改革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会计制度，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制度在特定时期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但是也对我国煤炭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带来一些障碍。
2008年实施财政部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使煤炭企业的会计制度总体上纳入了国际趋同轨道，但矿业权取得、勘探与评价支出、专项储备资金等特殊会计处理事项，仍未妥善解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将会计准则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近20项国际准则进行重大改革，其中采掘活动讨论稿于2009年广泛征求了煤炭企业和相关单位的意见。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近几年可能出台采掘活动具体准则，我国会与之保持趋同，我们应继续深入研究我国煤炭开采会计核算制度问题。完善煤炭开采会计制度，主要是完善煤炭产品成本核算制度。要合理确定煤炭成本开支范围，统一煤炭产品成本和期间费用会计核算口径。对煤炭资源矿业权取得、勘探与评价支出和专项资金等特殊会计处理事项，按照采掘活动提出的会计处理意见，纳入到煤炭企业现行会计核算制度中，并据此修订煤炭产品成本核算办法。特别是对从煤炭成本中提取的各项专项储备资金，要探讨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会计处理方法。
探讨煤矿作业成本管理和核算办法，构建起以煤矿作业为基础的煤炭产品成本核算体系。开展煤炭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研究。会计工作要适应企业改革发展和社会了解企业信息的要求，对煤炭企业社会关注度高的热点问题，由煤矿安全问题转移到资源与环境问题，又从资源与环境问题提升到社会责任问题，政府和社会对煤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期望值很高，社会责任会计将成为煤炭企业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开展煤炭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研究工作，探讨煤炭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分类、确认、计量和披露等问题，逐步形成煤炭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制度。
2.3推进煤炭企业成本管理精细化，提高成本管理水平
煤炭市场环境的变化和煤炭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将逐渐显现出煤炭成本管理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十一五时期，煤炭行业在解决煤炭成本缺失和补偿不足问题，构建完整的煤炭成本架构方面，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十二五时期应着重于优化煤炭成本结构，推进煤炭成本核算制度规范化，提升煤炭成本的真实性与合理性水平。研究解决煤炭企业精细化管理与会计核算脱节问题。
煤炭企业开展精细化管理取得较大进展，但企业会计核算精细化进展迟缓，导致企业精细化管理与会计核算脱节，精细化管理成果难以如实地反映到会计核算中来。要深入探讨煤矿作业成本管理和核算办法，将煤炭生产作业成本核算与煤炭产品成本核算紧密结合起来，将煤炭企业精细化管理与会计核算紧密结合起来，提高煤炭企业成本管理与核算精细化、科学化水平。要探索煤炭成本战略管理。十二五时期我国煤炭市场逐步形成激烈的竞争环境，煤炭产品成本的竞争能力决定着企业的命运。煤炭直接生产成本在完全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小，基于作业成本的精细化管理对完全成本的控制能力是有限的，要更加重视煤炭成本的战略管理，从煤炭产品完全成本形成过程、成本要素构成、重大影响因素、当期成本和长远成本等方面，探索战略管理的对象、重点和措施，优化煤炭成本结构，严格控制政策性成本，将煤炭产品完全成本控制在比较合理的水平。
3、适应企业改革发展要求，推进会计工作机制创新
3.1按照大型煤炭企业集团改革发展要求，推进企业会计核算体制改革
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实施兼并重组整合资源，异地开发，使企业规模迅猛扩大，产权结构复杂，历史形成的国有煤炭企业的会计核算体制，已不适应企业改革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的会计核算和管理体制改革，必须适应企业组织结构和产权结构的要求。由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构成的核心企业，应充分利用企业会计和经营信息化成果，构建起高度集中的会计核算和管理体系。对相对控股或参股的子公司，应通过股东协商，采用恰当的会计控制和监督方式。会计核算与管理体系的层级不宜过多，一般应控制在3至4级。层级过多，就会导致会计控制失控，使集团公司失去基本的控制手段。
3.2加强煤炭企业会计信息化建设，提升会计管理水平和效能
一、产业断层危机的特征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处于从一个工业化阶段上升为上一级阶段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产业升级的衔接问题。根据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新兴产业替代传统产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如果经济运行处于一种完全自发的状态下的时候，产业衔接是一种缓慢而稳定的接续过程，一般不至于发生大规模的产业动荡。然而，这种自然过程过于漫长，人们通常在经济成长中都会将自己的主观发展意愿注入到经济发展过程中，或者提前发动产业革命，或者强制引进一种新的产业，而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开放型经济还受引进境外的产业的影响。这些因素，必定会影响产业升级的衔接方式，使产业衔接出现错落不齐的现象，产业断层就不可避免。产业断层危机作为产业转型期的经济错位，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产业断层的深层机理来自于技术升级的错落。产业断层导致的产业错落可能引发经济危机，这种“产业断层危机”不同于一般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它不是指一般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由于在进入新的经济成长阶段之前，新旧产业之间、新旧技术之间、新旧增长方式之间、新旧体制之间出现的磨擦和断层，并且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这个断层，主要表现为在经济转型中，结构剧烈失衡，增长速度放慢，市场秩序混乱，社会经济动荡。产业断层，作为产业结构变动的结果，显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发端于产业结构升级转换中的不协调。一些产业经过长期的发展，技术水平提高缓慢，市场出现饱和，导致这些产业的增长迟缓，进而出现产业的夕阳现象。同时，由于整个社会技术进步出现中空现象，具有高速成长意义的新兴产业没有在产值贡献上、利润增长上做出相应的反映，新兴产业的成长没有弥补夕阳产业的产值落差，从而带来相当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滑坡。
其二，结构磨擦剧烈，表现为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不足并存。既然是产业结构转型出现的经济成长落差，结构性矛盾就成为此时的主要矛盾。一般情况下，夕阳产业的市场过剩显著，有时也伴以品种型、技术型过剩为特点。这就是说，夕阳产业的产品并不是一概表现为所有产品的过剩，而仅仅是技术档次低、花色品种陈旧的产品出现过剩。这种过剩足以使传统产业步履维艰，似有整个产业垮掉的趋向。实际上，传统产业中也存在某些产品、某些项目通过技术创新而出现生机，其中有的传统产业经过升级转入新兴产业，有的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更新改变了被动局面，得以在新的技术平台上继续成长。至于新兴产业在诞生之初，规模化和产业化不足，难以支撑整个经济增长，出现增长落差在所难免。
其三，经济增长率明显下滑但不一定表现为负增长。经济增长是综合性的，不同产业的相互作用，形成各自产业的增长率。但是，不同产业毕竟存在自己的成长规律，有些产业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有的产业经济增长受资源瓶颈和技术瓶颈制约较为严重，这些产业的衰落，不仅使自己的产业经济增长出现下滑，也会通过产业链条牵动整个经济出现增长率下滑的局面。这就是所谓“产业链陷阱”。
其四，产业断层危机持续时间较长。由于产业断层的弥补需要较长时间，故而产业断层危机持续时间较长。尤格拉周期的下降阶段多的一般持续20几个月，少的持续数月，即转入萧条阶段。而产业断层导致的断层危机，由于矛盾积累深，结构错位严重，供给调整需要时间长，故而，经济增长的下降就会出现持续不断的现象，有时可长达数年。为此，这种断层危机对国民经济的打击将是巨大的。日本经济自1989年下半年发生泡沫危机以来，直到1995年才出现经济平衡，前后经历了6年之久。东南亚金融危机自1997年5月到1999年7月，时间持续24个月以上。
其五，伴随较大规模、较长时期的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尤格拉周期的失业通常都是有效需求不足型的失业，这种失业通常要通过刺激总需求来缓解。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主要就是需求管理的理论。由产业断层导致的断层危机，其失业的类型大多表现为技术进步型的失业或结构性失业。产业升级必然伴随技术进步，伴随结构性调整，相当一些传统产业通过市场调整而被迫收缩，由此引起大批剩余人员进入失业状态。这些结构性失业大军，由于技术，一时难以转岗，被迫进入失业状态，只有通过较长时期的技术培训和吸纳，才能缓解。
断层危机的发生或多或少都将给国民经济带来冲击，就冲击力测定来说，可以有如下四条定律：（1）发展阶段越低，发生断层危机的冲击力就越大。一般来说，经济发展阶段低，新兴产业诞生和接续能力不足，当传统产业衰落时，新兴产业接续不上，经济衰退的深度就会加强。（2）发展速度越慢，发生断层的冲击力就越大。经济发展速度是衡量一国经济动力大小的标志。经济发展速度慢，市场反应不快，居民承受能力不足。产业转型的落差将严重影响国民经济。（3）技术创新能力越薄弱，发生断层危机的冲击力就越大。一国经济成长过程中，是否能够顺利实现产业升级的替代，主要依靠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兴产业的发展又取决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小。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将使产业替代能力发生空虚，经济成长将发生断裂。（4）对外依存度越低、越封闭，发生断层危机的冲击力度就越大。一国对外开放水平直接关系到一国的资源获取和技术引进的力度。如果国民经济过于封闭，势必面临资源获取的瓶颈和技术升级的瓶颈，在进行产业升级中将不可避免地要陷入重大困境。
二、中国经济转型期可能遇到的断层危机
从历史上看，各国工业化在几个产业转型期都会发生经济成长断层危机。根据工业化的进程，可以将断层危机分为初级断层、中级断层和高级断层。初级断层，是从工业化前期进入工业化转型期的断层，中级断层是指从传统工业化进入高级工业化期间的断层，至于高级断层是指从工业化进入信息产业化期间出现的成长断层。
根据断层危机的引发机制我们可以将断层危机分为几种类型：（1）康氏周期拐点型，如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2）尤格拉周期导致型；（3）泡沫经济导致型，如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大滑坡；（4）货币危机导致型，如东南亚1997年危机。此外还有资源瓶颈导致型和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型断层危机等等。
目前，中国正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成长可能将面临“产业升级型”的断层。未来的5年内，中国经济将面临着支柱产业的大规模全面替代或质的变化。届时，我国新技术、新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替代将出现一个较大的浪潮，势必由于我国经济内在的矛盾，引发国民经济的大幅动荡。
其一，资源瓶颈的制约。总体来看，我国部分基础原料生产规模已经达到世界前列。但是部分战略性资源仍然构成我们发展的瓶颈。尤其是水资源和石油资源的日渐短缺已成为我国“十五”计划乃至今后长期的制约因素。目前，我国很多城市都面临缺水的威胁，在旱季部分城市甚至连生活用水都困难，这将严重限制这些城市的产业发展。近年来能源生产和消费一度出现双双下降的局面。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减慢，能源需求量锐减；另一方面，能源行业结构调整，造成相当数量的中小煤矿关闭或停产，能源供应出现了“买方市场”，使得中国能源发展的矛盾逐渐由总量平衡为主，转变为结构调整为主。然而，就石油资源来说，我国的石油储量和持续生产能力很难满足国内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些缺口只能依靠进口石油来弥补。据国家计委透露，2000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近200亿美元。据预测，中国未来石油进口依存度由1995年的6.6％上升为2000年的25％，到2010年将上升为30％。按此计算，2000年国内石油消费为28，000万吨，按石油消费年递增5.5％计算，到2010年，我国国内石油消费将达到47，826.8万吨，届时进口石油将达到14，348万吨。我国能源消耗系数高，节能难度大。为此，依靠进口石油维持经济增长，将面临重大的进口风险。
其二，产业结构的回补。中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其产业转换与其他东亚国家相似，也具有“跨越性”的特点，产值结构相对于人均产值更为前移，或者说相对于产值结构的转型，就业结构转型明显滞后。面对未来几年的劳动力就业压力，几年后必将面临一个产业结构回流回补的要求，即在产业高度化进程中重筑劳动密集型产业。据统计，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很大，占全国劳动力就业总数的50％左右，而农业创造的产值仅占18％（1998年），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从整体上降低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不仅如此，由于现阶段我们可以吸收更为成熟的传统工业技术和新兴工业技术，相对于其他东亚国家，我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经济转入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经济的速度将会更快。韩国、新加坡等国转入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经济花了15年，我们也许只要7年～8年就可以完成转换。快速转型自然是好事，但在就业结构相对滞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教育落后的条件下快速转换，势必导致人均生产率难以提高，劳动力质量无法改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新兴技术产业将长期并存，新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磨擦和矛盾将成为5年内的难解之结，将来就不能不面对阶段性升级的停顿和回补。
其三，出口结构的压力。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步伐很大，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已经很高，出口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40％以上。但是，中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尚处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技术以引进适用技术为主，在产业技术转移中属于被动接受的下游，出口结构中仍然以传统工业品为主。这种产业构成水平，在今后的国际市场剧烈竞争中，势必将面临更大的产业调整的压力。东亚国家和地区，经过20世纪末的金融危机，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加快了产业结构升级，出口产品中精细加工产品比重上升；泰国、孟加拉等后起国家的传统工业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势头上升，使得今后我国出口空间受到挤压。而我国工业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即精细加工、高级制品生产能力不足，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产品档次低、附加值低，导致出口产品竞争能力不高，换汇能力低。据调查，我国目前的工业产品中，性能和质量能达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水平的比重不到10％，约有80％属于50年代～60年代的水平。此种技术结构难以快速实现出口结构的更新换代，继续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传统工业品维持出口规模也难以为继。未来可能遇到的出口需求约束，势必将导致经济增长的迟滞。
其四，技术创新瓶颈。技术创新是支撑未来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不高，主要依靠高投入支撑国民经济增长，因而劳动生产率较低。中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是英国的1／30、美国的1／36、日本的1／40、德国的1／45。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教育水平发展滞后，限制了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世界上一般把“同年龄阶段可上大学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15％”作为普及或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标志线。美国、前苏联及西欧国家分别在1950年、1960年、1970年就达到了这一标志线。亚洲、拉丁美洲甚至非洲一些国家，早的在1980年，晚的也在1990年就达到了这一标志线。而目前我国才达到7％。这必然导致新兴产业所需要的高级人才供给不足。另据国家老龄委调查，目前全国100多万高级职称人才中45岁以下的仅占6.3％，35岁以下的仅占1.1％。未来几年，我国这两部分的绝对量和相对比例都将降低到近20年来的最低点。这将使我国今后教育、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大大下降，出现转换的智力成果相对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