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是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总称或简称。温室气体中最主要的气体是二氧化碳，因此用碳（Carbon）一词作为代表。虽然并不准确，但作为让民众最快了解的方法就是简单地将“碳排放”理解为“二氧化碳排放”。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有可能造成碳排放，比如普通百姓简单的烧火做饭都能造成碳排放，任何物体被火烧后的废气都会产生碳排放。多数科学家和政府承认温室气体已经并将继续为地球和人类带来灾难，所以“（控制)碳排放”、“碳中和”这样的术语就成为容易被大多数人所理解、接受、并采取行动的文化基础。”（百度百科）“要求30多个附件一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2008至2012年间，把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平均比1990年削减>5.2%。”
（《京都议定书》）如何减少碳排放，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其实，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们没有能力让大气层的二氧化碳一下子减少，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减少CO2的排放，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减少CO2排放的新方式。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省次发达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研究――基于雾霾治理视角”（项目编号：HB14YJ013）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月29日
近年来，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减少经济发展中的碳排放量已经成为了中国政府和社会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其中，以河北省、山西省为代表的华北地区日益严重的雾霾问题成为近期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面对空气污染，多数地区采取调整产业结构“退二进三”、调整能源结构等措施来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碳排放强度。相对于发达地区，河北、山西等地区属于经济次发达地区，这些地区一方面对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具有更迫切的要求，面临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境界，另一方面对于现存的环境污染，又缺乏充足的治理资金。那么，在发达地区比较有效的减排措施对于次发达地区是否可行？本文拟以河北省为研究载体，从经济结构调角度探讨次发达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与政策选择问题。这一问题的有效回答，对于次发达地区破解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困境，实现经济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次发达地区减排路径可能性分析
目前，中国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主要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快、能源需求增长快且具有刚性。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的差别，发达国家的减排是绝对量的减排，而中国的减排是与GDP相关的相对量减排，即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量（即碳排放强度）。根据前人的研究和发达地区的经验，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量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改进技术，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二是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低碳经济比重。
就能源使用效率而言，即通过推广使用节能技术，降低具体经济活动的能源消耗量，以此达到降低碳排放量的目的，这一途径是肯定无疑的。但是，我们知道技术进步的速度比较缓慢，且由于先进技术的高昂研发成本，使得先进技术全面推广使用更加艰难。因此，想通过技术进步在短期内达到降低碳排放的目的是不太现实的。相比于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调整的减排效应非常明显，在既定的能源利用技术水平下，通过降低高耗能经济的比重，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实现减排目的。经济结构包括很多维度，但是存在能源消耗强度不同的结构主要包括宏观的三次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等。进一步地，鉴于工业是第二产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能源消费大户，工业内部结构特征对碳排放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1、三次产业结构。由于不同的经济活动方式，各个产业的能源利用强度存在较大差异。按照能源消耗强度排序，分别是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第三产业。近年来，中国碳排放量飞速增长主要来自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的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相对较少，且产出水平也更高。因此，各地政府希望通过“退二进三”达到降低碳排放和实现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2、能源消费结构。目前，经济生产过程终端能源消费主要是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和电能。由于不同的成分和能量储存，各类能源在使用过程中的碳排放强度也不尽相同，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的测算，煤炭的碳排放系数最高，其次是石油、天然气，电力为零排放。而现实情况是，由于较低的开采成本，煤炭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能源种类，尤其是在资源型城市地区，这也是造成当前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若能源使用效率等其他因素不变，能源结构中的煤炭消耗比重下降对减少碳排放量具有比较明显的效果。
3、工业的轻重结构。根据生产内容及生产方式不同，工业又可以分为重工业与轻工业，重工业主要生产资料，轻工业主要生产生活消费品。由于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轻工业的能源消耗强度要比重工业低得多，且就业弹性较高。因而，“避重就轻”的工业发展策略，既可以在发展工业的同时降低碳排放，还可以提升本地就业，成为比较理想的减排途径之一，尤其对于重工业比重较大的地区。
4、工业的要素投入结构。经济生产需要要素投入，主要包括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以机械设备为形式的资本使用往往伴随着能源的大量消耗，因而那些资本密集度高的生产方式的能源消耗强度要远大于资本密集度低的生产方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两种要素之间可以相互替代。能源消耗强度的这一生产方式之间差异为节约能源提供了一种思路，即在一定范围内可利用劳动要素的投入来替代资本要素投入，尤其对于劳动要素比较丰富的次发达地区非常有利。
二、次发达地区减排路径可行性分析
上文分析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中减少碳排放量的可能路径主要有以下几条：降低第二产业比重、增加第三产业比重、提升轻工业比重、使用清洁能源、改善要素投入结构。然而，这些减排措施都适用于经济次发达地区吗？作为经济次发达地区，河北省还需要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实际，寻找适合本地区的减排路径。
1、“退二进三”的减排策略难度较大。就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实而言，河北省仍然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结构变迁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在不断下降，二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处于次发达地区的第三产业的区域覆盖范围有限，主要依附于本地区经济发展（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发展），尚不具备完全独立发展的内生动力。因而，在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不变的前提下，“退二进三”的减排策略在河北省实施难度较大。
2、“避重就轻”的工业发展方向势在必行。河北省是资源大省，依靠丰富的资源，重工业发展迅速，并且占据了工业总量的较大比重，甚至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然而，由于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严格的环境保护规制，造成了钢铁、煤炭等相关产业的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和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重工业的生存空间不断压缩。与此同时，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河北省轻工业在近几年迸发出较强的增长动力，一方面表现为轻工业企业数量占到全省企业总量的80%以上，另一方面变现为轻工业已经成为了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载体。因而，河北省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应该是“避重就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3、短期内能源消费结构调整难度较大。近年来，河北省各地方政府也都在大力推行“煤改气”等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的政策措施，然而在当前形势下大幅度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的难度仍较大。一方面天然气的供给能力有限，不能满足全社会的需求，不稳定的燃料供给也抑制了企业的使用积极性;二是煤炭与天然气的价格对比问题，“煤改气”后燃料成本上升进一步抑制了企业“煤改气”的积极性。因而，在短期内“气源”比较有限、基础设施不完备条件下，大幅度能源结构调整难度较大。
4、制造业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为发展方向。近年来，随着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发达地区制造业开始使用机器替代人工。然而，对于仍处于次发达阶段的河北省而言，劳动力资源仍十分丰富，仍具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条件。一方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碳排放强度;另一方面河北省仍然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方式利于促进就业。因此，对于河北省而言，一方面的确需要顺应资本深化历史发展趋势，鼓励企业技术革新式的资本深化;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财政补贴等方式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减缓资本深化的进程。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河北省为研究载体，从经济结构调整视角对次发达地区减排路径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对于以河北省为代表的次发达地区切实可行的减排路径只有大力发展轻工业、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等路径。这一研究结论对于次发达地区制定减排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首先，次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要慎行，第二产业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第二，可以通过“避重就轻”的思路大力发展第二产业，既可以保增长又可以减少碳排放;第三，第二产业要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既有利于减排，也有利于促进就业。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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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伯强，孙传旺.如何在保障中国经济增长前提下完成碳减排目标[J].中国社会科学，2011.1.
[3]张友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0.4.
“低碳”一个曾经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名词，到现在被人们广为流传，一个我们从未想过的行为，到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的一个名词，所谓“低碳生活”，就是指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力减少，从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低碳生活，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一种态度，而不是能力，我们应该积极提倡并去实践低碳生活，注意节电、节水、节油、节气，要从这些点点滴滴做起，从你我做起。
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人们四处逃难。惊恐场面，这就是电影《2012》描述“世界末日”？面对全球气候，急需世界各国协同解低或控制二氧化碳排放。2009年12月7日，在经过歌本哈哥全球气候大会之后，人们得出一个结论：必须马上实施低碳行动。
下面我采取了科学上所有的资料，得出了下面几个结论：
1.少搭乘1次电梯，就减少0.218kg的碳排放量
2.少开冷气1小时，就减少0.621kg的碳排放量
3.少吹电扇1小时，就减少0.045kg的碳排放量
4.少看电视1小时，就减少0.096kg的碳排放量
5.少用灯泡1小时，就减少0.041kg的碳排放量
6.少开车1公里，就减少0.22kg的碳排放量
7.少吃1次快餐，就减少0.48kg的碳排放量
8.少烧1kg纸钱，就减少1.46kg的碳排放量
9.少丢1kg垃圾，就减少2.06kg的碳排放量
10.少吃1kg牛肉，就减少13kg的碳排放量
11.省一度电，就减少0.638kg的碳排放量
12.省一度水，就减少0.194kg的碳排放量
13.省一度天然气，就减少2.1kg的碳排放量
14.如果一天做到每一项，那么我们可以每天减少21.173kg的碳排放量
如果全中国每一人每一天都能做到每一项，那么我们每天可以减少29642200000kg的碳排放量，约合3x10^6吨
如果全世界每一人每一天都能做到每一项,，那么我们每天可以减少1058650000000kg的碳排放量，约合1.1x10^8吨
【中图分类号】F124
一、碳税与碳交易的涵义及现状
碳税是指在能源排放中按每一单位碳含量比例所征收的税。在严格控制碳排放的背景下，对于传统的能源以碳的不同含量来分别征税，以期达到延缓全球变暖速度的效果。碳税机制下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则是碳排放的边际成本与碳税相等。从全球看来，美国、日本以及北欧各国等碳制度研究较早的国家都已陆续建立了旨在减少碳排放量的税收制度，并且在一些碳税制度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其碳减排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效。
在我国，国家发改委联合财政部于2010年首次就碳税问题作出专题报告，报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应该首先推出生产型而非消费型的碳税模式，即应先向排放碳的企业征收暂不针对个人。该专题报告不仅提出了我国碳税制度实施的基本框架，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碳税征收的路线图以及相关配套措施方面的建议。
碳交易是针对全球碳排放总量而采取的市场机制措施。1997年，《京都议定书》上决定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可交易商品，先严格限定全球碳排放总额，企业可以在碳市场中交易许可证，许可证额度内允许排放温室气体。从而形成了排放权的交易，目的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寻减排新路径。《议定书》同时规定了三种灵活履行机制，分别是：发达国家适用的“联合履行”（JI）、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排放限额交易”（ET）。
我国碳交易方面，实际参与的只有碳交易体系中的清洁发展机制。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首次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七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其中，深圳市于2013年6月18日启动全国首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中国碳交易的实施拉开了序幕。
二、碳税与碳交易的比较分析
（一）减排成本比较
1.碳税：实施成本低，社会成本高
相比于碳交易机制来说，碳税的实施成本较低。碳税以各国现有的税收法律为基础，其实施方式即为增加一个税种。各国现有的税收制度非常完备，并且已经存在燃油税、资源税等各类针对能源的税目，碳税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征，不必重新设计一种新的制度体系以及配备相关的机构设施。这不仅降低了碳税实施的成本，而且可以随时征收，减少为构建新体系花费的时间。同时，碳税计量较碳交易简单，征收环节非常集中，可操作性强。
但是就社会成本而言，征收碳税有着诸多弊端，例如增加产品成本、通货膨胀率提升；降低居民生活水平等。同时，很多人认为一旦征收碳税，生产企业会将其税负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起不到以高税率遏制碳排放的作用。因此，碳税的推行遇到非常大的阻力，不仅影响国家经济命脉的能源部门反对征收碳税，消费产品的个人为避免税负的转移也不支持实行碳税。所以，碳税的征收不仅要考虑其实施有效程度，也要考虑社会成本，研究其会不会对健康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2.碳交易：社会成本低，实施成本高
由于温室效应是均匀分布在全球的负外部性，所以无论碳减排发生在哪里，其收益都完全一致。但是，鉴于各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各地的减排成本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碳交易核定的总排放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利用地域成本差异，使碳减排成本最小化，这无疑做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兼顾。《京都议定书》中设计的三种灵活履行机制确保了在各类不同的情况下，其减排都以最低的成本发生。从微观层面来看，碳额度的交易比较灵活，在核定碳排放额度预计不够的情况下，企业既能选择从自身方面提升创新水平，也能选择到法定的碳交易市场购买需要的额度，多途径的实现碳减排的目标。
但是，构架碳交易体系成本却很高。创建一个完善的新型市场机制对于碳交易体系的顺利运行必不可少。首先，使碳排放权变成可交易商品的量化工作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世界各国碳排放的具体数据，为了保证真实性，也具有监测成本。第二，为了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资源，强制保障措施必不可少，需要设立监管机构，制定严格的惩罚措施，产生保障成本。第三，碳市场运作后，为了监测不断波动的碳价格也给交易双方带来额外的成本。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实际上实施碳交易的成本要远高于理论成果，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二）减排效果比较
1.碳税：减排效果不确定性高
理论上，碳税的高低与实际碳减排效果呈现正相关关系，税率越高，减排效果越出色，但就目前而言，两者间没有确定的数量关系，量化困难。也就是说，碳税制度存在很大的不可控性，无法确切的将碳排放降到警戒线以下。同时，随着碳税的不断增加，其碳减排效果存在边际递减效应，然而其减排成本却有边际递增的效应，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碳税的征收可能会导致事倍功半的效果；另外，企业很可能将额外的碳税税负转移给消费者，这使减排效果不可控性大大增加。
纵观碳税制度的实施国家，只有北欧国家由于经济发达，法律完善而使其得以有效实施，剩余国家效果均不佳。所以学界有观点认为，仅仅依赖单一的碳税来实现我国核定的碳减排目标可操作性低，同时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2.碳交易：减排效果不确定性低
碳交易措施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减排效果有保障，并且可以事先预计与量化。碳交易设置全球总排放目标后，根据一系列因素将其分配至各国，国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减排额，将其分配到地区，行业甚至微观企业。通过利益的合理分配，碳排放份额不断进行流转，最终以市场来实现全球减排的目标。同时，辅以完善的监督机制有效管制各级排放主体的遵约状况，保证减排的实施。
《议定书》参与国家承诺于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这就为这些国家碳排放量设定了一个上限。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数据，在2005～2007年期间，碳交易体系使总的碳排放量降低了2%～5%，平均每年减少4 000万吨～1亿吨排放。同时，碳交易制度中的CDM和JI机制帮助了许多不发达参与国进行低碳工程的建设。碳交易措施的减排量是确定的，这对延缓气候变化有很大帮助。
（三）未来前景比较
1.碳税：灵活多变，但前景不足
对比碳交易制度，碳税制度更加灵活多变。碳税作为税种的一部分，其核心控制权在各国政府税务部门手中，税务部门可根据对宏观经济的把握，随之调整征税范围、税率水平等。这样可以使碳税跟着经济走，减少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化提升其减排效果。
然而，额外开征碳税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较大。碳税的较早征收国荷兰，经济一度受到较大的冲击。研究表明，若是在我国征收20元每吨的碳税，会使我国GDP减少0.015%，就业减少0.008%，出口减少0.548%，而碳减排仅仅为2%左右，若是继续提升标准，追求减排量的达标，碳税会使普通能源的价格提高，企业可能会将额外税负以价格形式转移到消费者中，使人民利益受损，这对于我国的社会发展有着很不利的影响，因此，碳税并不是一个可以作为长期国策的制度。
2.碳交易：体系僵化，但前景广阔
碳交易的体系设计比较僵化。首先，减排基准量的确定不准确。由于各国经济差异很大，其碳排放量也必然不同。根据减排基年判断的减排基准量会有较大误差，这可能导致某些国家配额过少，而另外一些国家配额溢出，从而出现浪费资源的情况。其次，制度的适应性与灵活性较差。与碳税类似，最佳配额的确定与经济发展情况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受到视野的限制，未来状况具有不可预见性，这使得政府僵硬的配额计划赶不上经济形势变化，产生过少的分配导致高昂的成本，过多的分配导致浪费的情况，经济效率的实现非常困难。
但是，目前碳交易市场的构建正在持续加速。对于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构建成为当前全球能源规划中的重要部分。据统计，全球碳交易额2007年为630亿美元，2008年1 263.5亿美元，2009年1 140亿美元，2010年达到1 200亿美元。据世界银行预测，截止到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额将提升到3.5万亿美元，涨幅惊人。随着交易额的迅速攀升，交易额最大的石油能源的市场地位很可能将被碳交易市场所取代，其前景十分广阔。
三、相对减排目标下二者的兼容性分析
碳减排的目标被分为绝对与相对两种。绝对减排目标，就是针对总量进行绝对的碳排放削减，同时严格监督以达到预期的减排效果。而相对减排目标则较为温和，以碳减排与产出值等衡量因素构造相对比例，不以重大经济损失为代价而达到相对减排效果。碳税与碳交易在这两种不同目标之下其效果也大不相同。相比于绝对减排目标，相对减排目标更加灵活具有弹性。但相对减排目标并不严格遵照减排总量，所以其减排效果具有相当的局限性。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面对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双重压力，必须在其中寻找平衡点，所以中国选择相对减排目标更符合现实需要。
相对减排目标的碳交易中，由于不是对总量进行绝对的碳排放削减，所以其减排目标有着动态性，不会出现超出限定排放的情形。同时，科技水平的上升会产生更多减排技术以促进减排。企业在碳税制度下节约的排放额度，并不一定能有很广阔的市场。另外，除了碳交易制度的影响，碳税制度也能制约控制企业的碳排放。此时，碳税和碳交易具有兼容性，虽然在相对减排目标下其兼容性并不是很强，但在完成低碳减排目标上具有较大的兼容并蓄作用，减排效果较好，这对于保持健康经济下的碳减排有着积极影响。
结合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碳减排的实际经验观察后可以发现，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碳税和碳交易的具有各自的适用优势。大中型排放主体由于其监督、交易等不同方面的成本均较大，从经济效率考虑，推行碳交易比较合适。而小型微型的排放主体，由于其实施和监督成本较低，更适用于碳税制度。从经验中可以得出，当单个政策无法有效率的解决问题时，使用多层次的政策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所以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在碳减排问题上，应将碳税和碳交易在时间的跨度上结合使用。
四、我国减排之路的建议
中国在国际上公开承诺大力推行碳减排，以2020年为目标年，我国单位GDP碳排放将会降至2005基准年的40%-45%。作为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如何选择适合自身的减排之路、实现社会经济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短期内采用碳税措施，将碳交易制度的建立完善作为一个长期规划，是碳减排措施在中国实施的最佳选择。
（一）短期采用碳税措施
短期可以实行碳税制度。减少碳排放有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两种措施，分别对应碳税和碳交易。而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具有最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在短期内运用行政力量铺设好碳税制度，以便于在2020年之前完成减排承诺。在短期内，碳税的征收并不需要额外的资金支持，只需在我国原有税收体系中进行针对性调整即可运行。但在长期内，由于目前中国税负已经很高，税收体制改革势在必行，长期征收碳税加重企业和居民的负担，不具有可行性。同时，北欧、美国等发达国家十几年征收碳税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我国碳税制度的建设提供借鉴，例如确定碳税的征收范围，具有经济效率的税率设置，以及怎样避免其对健康经济发展的冲击等。
在征收碳税时，为了兼顾经济增长的平稳发展，可采用税收中性原则，即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少其它税收的税率，最终保持税额不变。或者将多出的税收全部以政府支出形式补贴或者投资，保持政府储蓄不变，采用这种形式，补贴的对象应该针对高碳行业、主动减排行业、居民。
（二）转型期采用双策并举模式
有学者研究显示，采用单一的碳税制度可以于2020年使我国碳排放较基准年下降30.85%，明显与我国承诺的40%～45%的减排目标有差距，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减排措施。但是，不管是单一的碳税制度还是单一的碳交易制度均无法让我国取得合规满意的效果。
通过上述的对比分析与兼容性分析，无疑结合实际国情，将碳税和碳交易在时间的跨度上结合使用是一个较优的选择。鉴于短期和长期所采取的政策差异很大，所以在二者交接的过渡时期内，可以采取改进的双策并举模式。这样既可以在前期发挥碳税灵活多变的优点，为碳减排的建设积累经验，又可以为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资金与实践，同时也可以接轨国际碳减排步伐，有助于建立我国碳减排大国的积极形象，此外也不损害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长期实行碳交易制度
中国作为联合国CDM项目的最大实施方，却只有CERs的一级市场，国际买家可以在中国市场上买入CERs在国际市场进行套利，这只会加大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的差距，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长期积极参与碳交易体系。
我国可以率先在高碳排放量的垄断行业中试行碳交易制度，这有助于缓解经济冲击。由于我国中小企业吸收了90%以上的就业人数，所以在大型垄断企业中试行碳交易制度对整体就业的影响相对较低。而大型企业虽然也受到一些影响，但其巨大的体量决定其对损失的容忍度较高，不会对企业的生存造成重大打击。同时，垄断企业资金丰富，人才众多，能为国家碳减排目标提供强大的创新能力。碳交易制度给予企业较大的灵活度，相比于会造成经济效率损失的碳税，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碳交易制度无疑将经济损失最小化。最后，我国不仅需要建立完善的碳交易市场，而且要大力推动其国际化，争取利益最大化。目前发达国家碳交易制度相对完善，我们需要紧跟世界能源革命，把握先机。根据《京都协议书》，发展中国家在目前的碳减排情况上具有相对优势，这有助于我国抓住机会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碳交易体系。殊途同归，无论是碳税还是碳交易，其目标都是保证世界碳减排的实施，可以综合采用两种手段，达到维护全球气候的目的。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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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2008年签署的《气候变化法》（Climate Change Act）的规定，到2050年英国应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80%碳排放量的长期目标，其中到2020年应当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6%。要完成长期目标意味着英国每年要减少大约4%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近年来英国采取了许多经济方面的手段来减少能源利用以努力减少碳排放，包括采用欧盟能源标识（EU energy labels）、加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等，尽管如此，根据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the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2008年报告称，从1990年到2007年英国净CO2排放量只减少了8.2%。由此，英国许多专家学者以及政府机构开始探索新的政策领域，以有效减少碳排放，完成既定目标。2004年至2005年，英国许多学者都致力于研究个人碳交易，有些研究还取得了政府支持。2006年至2007年，英国环境部国务大臣David Miliband对于在减少英国碳排放上引入个人碳交易表达了浓厚兴趣，从而助推了更多学者和组织对个人碳交易的研究热情，到2008年来自于英国更多大学的专家、智囊团以及政策制定机构广泛地对个人碳交易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英国下议院环境审计委员会（EAC，The Environmental Audit Committee）在2007年至2008年度报告中指出，英国政府如果要完成至2050年的碳排放目标，仅减少工商企业的碳排放量将毫无意义，必须考虑减少来自于家庭和个人的减排问题。个人碳交易能促使人们在行为方式上变得更低碳化，且其在促成更大幅度的减排上比征收碳税更有潜力。对于个人碳交易也有不同声音。作为专门负责环境保护的政府部门，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的2008年中期研究报告，在对个人碳交易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后，认为目前个人碳交易缺乏社会认可而且实施起来成本远大于收益，因此就当前而言，个人碳交易只是一种超前的观点（An idea currently ahead of its time）。通过笔者查阅英国近年来关于个人碳交易的研究文献发现，专家学者以及英国下议院环境审计委员会（EAC，Environmental Audit Committee）的研究结论与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截然不同。本文分别从个人碳交易的内涵及具体形式、来自政府的关注、引入方式、成本与收益、社会认可等方面来概述英国学者及政府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期为我国寻求更多缓解减排压力措施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二、英国个人碳交易研究概述
（ 一 ）个人碳交易的内涵及具体形式 2006年，Simon Roberts和Joshua Thumim在向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提交的名为《个人碳交易概要――思想、问题与接下来的步骤》研究报告认为，个人碳交易是一个有吸引力而又简单的概念，包括个人碳排放津贴（Personal carbon allowances）、个人碳排放配给（Personal carbon rations）、碳排放信用额度（Carbon credits）等。Tina Fawcett（2010）认为，个人碳交易是一个包含了大量特殊政策建议的概念集合，旨在以更有效、更公平方式来改变人们行动以减少碳排放。尽管个人碳交易有不同的版本，而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给予每个人免费的可交易碳津贴，涵盖了直接源于其家庭能源利用以及个人交通排放的碳，而不包括体现在购买的商品或服务中的碳排放；且这种津贴将逐年减少以与国家长期的碳减排目标相一致。在个人碳交易的整体概念框架下，有多种不同的具体政策建议。其中两个经常被学者们提及的是个人碳排放津贴（PCA，personal carbon allowances）和可交易能源配额（TEQs， Tradable energy quotas）。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分别由两位独立研究人首先提出（Hillman， 1998；Fleming， 1997），后来学者们对其进行了完善（Hillman and Fawcett，2004；Fawcett，2005； Starkey and Anderson， 2005）。个人碳排放津贴的主要内容：每个成年人都分得数量一致的可交易碳津贴，这包括来自于他们家庭能源利用以及个人交通（含飞机旅行）所排放的碳量；家庭中的未成年人的津贴较成年人少，且由其家长负责管理。个人碳交易的另一种实施形式是，由Fleming1997年首先提出的可交易能源配额，其所涵盖的范围比个人碳排放津贴更广，包括了整个经济社会的碳排放量。对于个人部分，除了不包括飞机旅行的碳排放外，其他与个人碳排放津贴完全一致。可交易能源配额由许多碳单位（Carbon units）组成，每个碳单位代表了排放一吨CO2的权利。在这种体系下，任何组织必须通过全国性的拍卖来购买碳排放许可，这种形式将取代当前实施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Fleming认为可交易能源配额为人们对气候的担忧和飞涨的油价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
（ 二 ）个人碳交易的政府关注 英国政府对个人碳交易系统的关注始于2004年，国会议员Anon在提交的个人提案中建议，引进家庭碳排放交易机制，设置国家碳排放最高限额。尽管经过讨论该提议没有被作为法规，而从此掀起了政府关注个人碳交易的序幕。英国环境部国务大臣David Miliband在2006年至2007年报告中呼吁，需要全社会为减少碳排放作出贡献，因为和工商企业一样，个人在减少碳排放中也能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个人碳交易能帮助人们认识到他们是如何通过自身行为的变化来对环境保护做出贡献的。Miliband对个人碳交易系统的关注，直接导致DEFRA授权对个人碳交易问题进行研究的计划。2008年DEFRA和EAC分别了它们关于个人碳交易的研究报告。DEFRA主要担心的是个人碳交易的社会认可与成本问题，怀疑这两个问题是否能被满意解决，故得出结论，认为个人碳交易就目前而言有些超前。政府部门应当继续参与到个人碳交易问题的讨论，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应当由学术、研究机构而不是由政府来进行。与DEFRA得出的结论不同，EAC在一个月后其研究报告，对实施个人碳交易给予了更大支持，并对DEFRA搁置对个人碳交易的进一步研究表示深切遗憾。其研究结论认为，个人碳交易在帮助减少国家碳足迹上必不可少。尽管尚有进一步工作要做，而个人碳交易一定是一个可行的政策选择，应当立即、认真地施行。
三、英国个人碳交易研究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仍是严重依赖导致大量碳排放的化石燃料，单位产出的能耗过高，能源消耗量大。2009年，根据英国风险评估公司Maplecroft公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中国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超过60亿吨，位居世界各国之首。据《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要求，2012年之前发展中国家无需承担全球碳减排，而在2012年之后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中国在1990年至2005年单位GDP的能耗下降了47%，基本实现了既定目标。2009年中国政府公开承诺到2020年比2005年单位GDP碳排放下降40%-45%，显示了我国政府在节能减排、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决心。而需要关注的是，“提高能效、节能，越往后越难。”为实现“十一五”目标，中国已经关闭了很多钢铁、焦炭、火电、水泥、造纸等高污染企业，把容易减排的、容易提高能效的都减排了，以后提高能效、减少排放困难程度会更大。同时，我国政府下了很大功夫完成了“十一五”的节能减排目标，主要是行政强制措施，而行政强制手段存在违背市场规律、社会接受难、政企不分、易产生社会矛盾等缺点。所以必须需要寻求新的碳减排领域。据Maplecroft公司在2009年公布的涵盖185个国家和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指数报告，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人均碳排放排在前两位，分别为20.58吨和19.58吨。中国排在第44位，人均碳排放为4.6吨。而不容忽视的是，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大，中国公民个人碳排放量正在迅速增加。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2010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4.19万亿千瓦时，经计算较上年增长14.56%，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城乡居民生活512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02%，增幅与上年基本持平。另外，据统计，2009年全国车市销量增长最快的是豪华车，其中高档大排量的宝马进口车同比增长82%以上，大排量的多功能运动车SUV同比增长48.8%。与此相对照，不少发达国家都愿意使用小型汽车、小排量汽车。提倡低碳生活方式，并不一概反对小汽车进入家庭，而是提倡有节制地使用私家车。日本私家车普及率达80%，但出行并不完全依赖私家车。在东京地区私家车一般年行使3000至5000公里，而上海私家车一般年行使1.8万公里。长期以来，大多数人已经形成了高碳排放的消费习惯及从众消费心理，要想改变现状，而仅仅依靠相关政府部门加强宣传和教育，通过不断提升公民职业道德素质来减少个人碳排放将是一个长期过程。要想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各级政府必须采取干预措施，积极寻求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碳排放问题。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应深刻认识到，要实现节能降耗目标，不只是依靠制造业、建筑业等工商企业的节能减排，也应当包括人们日常生活习惯中许多节能细节。对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每个人生活习惯中浪费能源和碳排放的数量看似微小，一旦以众多人口乘数计算，就是巨大的数量。据中国科技部《全民节能减排手册》计算，全国减少10%的塑料袋，可节省生产塑料袋的能耗约1.2万吨标煤，减排31万吨二氧化碳。
效仿英国在个人碳交易方面的研究及尝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限制个人碳排放中的作用，实施个人碳排放交易，完全大有作为，况且个人碳排放量已具备测定及实施条件。现时主要任务应当是积极进行个人碳排放交易的前期研究工作，积极探索节能减排的新领域，为政府相关决策部门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当然，在个人碳减排方面不能盲目照搬国外个人碳交易的成果，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应探讨适合中国自身情况的减少个人碳排放的办法，尤其是政府职能部门在加大政策宣传之余，充分认识到碳交易对个人自觉形成低碳、绿色环保意识，低碳行为养成的重要意义，采取有效的财政激励措施，如对那些低排放者给予补贴等，引导低碳生活。学术界必须着手去探讨引入市场机制解决个人碳排放问题，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政府投资项目绩效审计指标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12-QN-22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Tina Fawcett， Personal carbon trading： A policy ahead of its time？ /locate/enpol，2010.
[2]Bird， J.， Lockwood， M. Plan B The Prospects for Personal Carbon Trading，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2009.
[3]DEFRA， A Framework for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London. 2008d.
[4]DTI， Meeting the Energy Challenge： A White Paper on Energy. The Stationery Office， Norwich.2007.
[5]Fleming， D.. Tradable Quotas： Setting Limits to Carbon Emissions. Elm Farm Research Centre， Newbury，1997.
[6]Miliband， D.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House of Commons Debate 14 December 2006. Hansard， London.，2006.
[7]Prescott， M. A Persuasive Climate： Personal Trading and Changing Lifestyles.RSA， London.，2008.
林业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部分研究认为,林业减排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首先,通过抑制毁林、森林退化可以减少碳排放;其次,通过林产品替代其他原材料以及化石能源,可以减少生产其他原材料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可以减少燃烧化石能源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2]。1.1毁林、森林退化与碳排放近年来,大部分的毁林活动都是由人类直接引发的,大片的林地转变成非林地,主要活动包括大面积商业采伐以及扩建居住区、农用地开垦、发展牧业、砍伐森林开采矿藏、修建水坝、道路、水库等[3]。在毁林过程中,部分木材被加工成了木制品,由于部分木制品是长期使用的,因此,可以长期保持碳贮存,但是,原本的森林中贮存了大量的森林生物量,由于毁林,这些森林生物量中的碳迅速的排放到大气中,另外,森林土壤中含有大量的土壤有机碳,毁林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也引起了这部分碳的大量释放。因此,毁林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源头。毁林已经成为能源部门之后的第二大来源,根据IPCC的估计,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全世界由于毁林引起的碳排放一直在增加,19世纪中期,碳排放是年均3亿t,在20世纪50年代初是年均10亿t,本世纪初,则是年均23亿t,大概占全球温室气体源排放总量的17%。因此,IPCC认为,减少毁林是短期内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
1.2林木产品、林木生物质能源与碳减排①大部分研究认为,应将林产品碳储量纳入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报告,主要理由是林产品是一个碳库,伐后林产品是其中一个重要构成部分[4]。通过以下手段,可以减缓林产品中贮存的碳向大气中排放:大量使用林产品,提高木材利用率,扩大林产品碳储量,延长木质林产品使用寿命等。另外,也可以采用其他有效的手段来减缓碳的排放,降低林产品的碳排放速率,如合理填埋处置废弃木产品等方式,这样,甚至可以让部分废弃木产品实现长期固碳。在森林生态系统和大气之间的碳平衡方面,林产品的异地储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②贾治邦认为,大量使用工业产品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如果用林业产品代替工业产品,如减少能源密集型材料的使用,大量使用的耐用木质林产品就可以减少碳排放。秦建华等也从碳循环的角度分析了林产品固碳的重要性,林产品减少了因生产钢材等原材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又延长了本身所固定的二氧化碳[5]。③以林产品替代化石能源,也可以减少因化石能源的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例如,木材可以作为燃料,木材加工和森林采伐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木质剩余物,这些都可以收集起来用以替代化石燃料,从而减少碳的排放;另外,林木生物质能源也可以替代化石燃料,减少碳的排放。根据IPCC的预计,2000—2050年,全球用生物质能源代替的化石能源可达20~73GtC[6]。相震认为,虽然通过分解作用,部分林产品中所含的碳最终重新排放到大气中,但因为林业资源可以再生,在再生过程中,可以吸收二氧化碳,而生产工业产品时,由于需要燃烧化石燃料,由此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使用林产品最终降低了工业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石化燃料燃烧产生的净碳排放[7]。林产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降低碳排放量:一是异地碳储燃料,二是碳替代。这两方面可以保持、增加林产品碳贮存并可以长期固定二氧化碳,因此,起到了间接减排二氧化碳的作用。从以上分析可知,林业是碳源,因此在直接减排上将起到重大作用;林业可以起到碳贮存与碳替代的作用,可以间接减排二氧化碳。因此,林业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有些研究认为林业在直接减排二氧化碳方面的作用不大。这是基于较长的时间跨度来考察的,认为林业并不是二氧化碳减排的最重要手段,工业减排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长久之计;但是从短时间尺度来考察,又由于CDM项目的实施,林业是目前中国碳减排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2森林碳汇在发展低碳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巨大绝大部分的研究认为,林业是增加碳汇的主要手段。
林业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部分研究认为，林业减排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首先，通过抑制毁林、森林退化可以减少碳排放；其次，通过林产品替代其他原材料以及化石能源，可以减少生产其他原材料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可以减少燃烧化石能源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2]。
1.1毁林、森林退化与碳排放近年来，大部分的毁林活动都是由人类直接引发的，大片的林地转变成非林地，主要活动包括大面积商业采伐以及扩建居住区、农用地开垦、发展牧业、砍伐森林开采矿藏、修建水坝、道路、水库等[3]。在毁林过程中，部分木材被加工成了木制品，由于部分木制品是长期使用的，因此，可以长期保持碳贮存，但是，原本的森林中贮存了大量的森林生物量，由于毁林，这些森林生物量中的碳迅速的排放到大气中，另外，森林土壤中含有大量的土壤有机碳，毁林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也引起了这部分碳的大量释放。因此，毁林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源头。毁林已经成为能源部门之后的第二大来源，根据IPCC的估计，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全世界由于毁林引起的碳排放一直在增加，19世纪中期，碳排放是年均3亿t，在20世纪50年代初是年均10亿t，本世纪初，则是年均23亿t，大概占全球温室气体源排放总量的17%。因此，IPCC认为，减少毁林是短期内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
1.2林木产品、林木生物质能源与碳减排①大部分研究认为，应将林产品碳储量纳入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报告，主要理由是林产品是一个碳库，伐后林产品是其中一个重要构成部分[4]。通过以下手段，可以减缓林产品中贮存的碳向大气中排放：大量使用林产品，提高木材利用率，扩大林产品碳储量，延长木质林产品使用寿命等。另外，也可以采用其他有效的手段来减缓碳的排放，降低林产品的碳排放速率，如合理填埋处置废弃木产品等方式，这样，甚至可以让部分废弃木产品实现长期固碳。在森林生态系统和大气之间的碳平衡方面，林产品的异地储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②贾治邦认为，大量使用工业产品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如果用林业产品代替工业产品，如减少能源密集型材料的使用，大量使用的耐用木质林产品就可以减少碳排放。秦建华等也从碳循环的角度分析了林产品固碳的重要性，林产品减少了因生产钢材等原材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又延长了本身所固定的二氧化碳[5]。③以林产品替代化石能源，也可以减少因化石能源的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例如，木材可以作为燃料，木材加工和森林采伐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木质剩余物，这些都可以收集起来用以替代化石燃料，从而减少碳的排放；另外，林木生物质能源也可以替代化石燃料，减少碳的排放。根据IPCC的预计，2000—2050年，全球用生物质能源代替的化石能源可达20~73GtC[6]。相震认为，虽然通过分解作用，部分林产品中所含的碳最终重新排放到大气中，但因为林业资源可以再生，在再生过程中，可以吸收二氧化碳，而生产工业产品时，由于需要燃烧化石燃料，由此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使用林产品最终降低了工业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石化燃料燃烧产生的净碳排放[7]。林产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降低碳排放量：一是异地碳储燃料，二是碳替代。这两方面可以保持、增加林产品碳贮存并可以长期固定二氧化碳，因此，起到了间接减排二氧化碳的作用。从以上分析可知，林业是碳源，因此在直接减排上将起到重大作用；林业可以起到碳贮存与碳替代的作用，可以间接减排二氧化碳。因此，林业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有些研究认为林业在直接减排二氧化碳方面的作用不大。这是基于较长的时间跨度来考察的，认为林业并不是二氧化碳减排的最重要手段，工业减排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长久之计；但是从短时间尺度来考察，又由于CDM项目的实施，林业是目前中国碳减排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2森林碳汇在发展低碳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巨大
绝大部分的研究认为，林业是增加碳汇的主要手段。谢高地认为，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和人类生活水平都是以大量化石能源消耗和大量二氧化碳排放为基础。虽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单位GDP碳排放量有所差别，但都必须依赖碳排放以求发展。这种依赖是长期发展形成的，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现有的技术体系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在这之前要突破这种高度依赖性非常困难，实行减排政策势必会影响现有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产生相应的经济发展成本[8]。谢本山也认为，中国还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发展的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才能使这种以化石能源为主要能源的局面有所改变，而且需要很长的周期，目前的条件下，想要实现总体低碳仍然存在较大的困难。与工业减排相比，通过林业固碳，成本低、投资少、综合收益大，在经济上更具有可行性，在现实上也更具备选择性[9]。从碳循环的角度上讲，陶波，葛全胜，李克让，邵雪梅等认为，地球上主要有大气碳库、海洋碳库、陆地生态系统碳库和岩石圈碳库四大碳库，其中，在研究碳循环时，可以将岩石圈碳库当做静止不动的，主要原因是，尽管岩石圈碳库是最大的碳库，但碳在其中周转一次需要百万年以上，周转时间极长。海洋碳库的周转周期也比较长，平均为千年尺度，是除岩石碳库以外最大的碳库，因此二者对于大气碳库的影响都比较小。陆地生态系统碳库主要由植被和土壤两个分碳库组成，内部组成很复杂，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的碳库[10]。从全球不同植被类型的碳蓄积情况来看，森林地区是陆地生态系统的碳蓄积的主要发生地。森林生态系统在碳循环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林生态系统蓄积了陆地大概80％的碳，森林土地也贮藏了大概40％的碳，由此可见，林业是增加碳汇的主要手段。聂道平等在《全球碳循环与森林关系的研究》中指明，在自然状态下，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固定于林木生物量中，同时以根生物量和枯落物碎屑形式补充土壤的碳量[11]。在同化二氧化碳的同时，通过林木呼吸和枯落物分解，又将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同时，由于木质部分也会在一定的时间后腐烂或被烧掉，因此，其中固定的碳最终也会以二氧化碳的形式回到大气中。所以，从很长的时间尺度(约100年)来看，森林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的作用，其影响是很小的。但是由于单位森林面积中的碳储量很大，林下土壤中的碳储量更大，所以从短时间尺度来看，主要是由人类干扰产生的森林变化就有可能引起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大的波动。根据国家发改委2007年的估算，从1980—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二氧化碳30.6亿t，森林管理累计净吸收二氧化碳16.2亿t。李育材研究表明，2004年中国森林净吸收二氧化碳约5亿t，相当于当年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的8%。还有方精云等专家认为，在1981—2000年间，中国的陆地植被主要以森林为主体，森林碳汇大约抵消了中国同期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4.6%~16.1%。由此可见，林业在吸收二氧化碳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林业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部分研究认为，林业减排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首先，通过抑制毁林、森林退化可以减少碳排放；其次，通过林产品替代其他原材料以及化石能源，可以减少生产其他原材料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可以减少燃烧化石能源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2]。
1.1毁林、森林退化与碳排放近年来，大部分的毁林活动都是由人类直接引发的，大片的林地转变成非林地，主要活动包括大面积商业采伐以及扩建居住区、农用地开垦、发展牧业、砍伐森林开采矿藏、修建水坝、道路、水库等[3]。在毁林过程中，部分木材被加工成了木制品，由于部分木制品是长期使用的，因此，可以长期保持碳贮存，但是，原本的森林中贮存了大量的森林生物量，由于毁林，这些森林生物量中的碳迅速的排放到大气中，另外，森林土壤中含有大量的土壤有机碳，毁林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也引起了这部分碳的大量释放。因此，毁林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源头。毁林已经成为能源部门之后的第二大来源，根据IPCC的估计，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全世界由于毁林引起的碳排放一直在增加，19世纪中期，碳排放是年均3亿t，在20世纪50年代初是年均10亿t，本世纪初，则是年均23亿t，大概占全球温室气体源排放总量的17%。因此，IPCC认为，减少毁林是短期内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
1.2林木产品、林木生物质能源与碳减排①大部分研究认为，应将林产品碳储量纳入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报告，主要理由是林产品是一个碳库，伐后林产品是其中一个重要构成部分[4]。通过以下手段，可以减缓林产品中贮存的碳向大气中排放：大量使用林产品，提高木材利用率，扩大林产品碳储量，延长木质林产品使用寿命等。另外，也可以采用其他有效的手段来减缓碳的排放，降低林产品的碳排放速率，如合理填埋处置废弃木产品等方式，这样，甚至可以让部分废弃木产品实现长期固碳。在森林生态系统和大气之间的碳平衡方面，林产品的异地储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②贾治邦认为，大量使用工业产品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如果用林业产品代替工业产品，如减少能源密集型材料的使用，大量使用的耐用木质林产品就可以减少碳排放。秦建华等也从碳循环的角度分析了林产品固碳的重要性，林产品减少了因生产钢材等原材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又延长了本身所固定的二氧化碳[5]。③以林产品替代化石能源，也可以减少因化石能源的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例如，木材可以作为燃料，木材加工和森林采伐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木质剩余物，这些都可以收集起来用以替代化石燃料，从而减少碳的排放；另外，林木生物质能源也可以替代化石燃料，减少碳的排放。根据IPCC的预计，2000—2050年，全球用生物质能源代替的化石能源可达20~73GtC[6]。相震认为，虽然通过分解作用，部分林产品中所含的碳最终重新排放到大气中，但因为林业资源可以再生，在再生过程中，可以吸收二氧化碳，而生产工业产品时，由于需要燃烧化石燃料，由此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使用林产品最终降低了工业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石化燃料燃烧产生的净碳排放[7]。林产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降低碳排放量：一是异地碳储燃料，二是碳替代。这两方面可以保持、增加林产品碳贮存并可以长期固定二氧化碳，因此，起到了间接减排二氧化碳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知，林业是碳源，因此在直接减排上将起到重大作用；林业可以起到碳贮存与碳替代的作用，可以间接减排二氧化碳。因此，林业是减排二氧化碳的重要手段。有些研究认为林业在直接减排二氧化碳方面的作用不大。这是基于较长的时间跨度来考察的，认为林业并不是二氧化碳减排的最重要手段，工业减排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长久之计；但是从短时间尺度来考察，又由于CDM项目的实施，林业是目前中国碳减排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2森林碳汇在发展低碳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巨大
绝大部分的研究认为，林业是增加碳汇的主要手段。谢高地认为，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和人类生活水平都是以大量化石能源消耗和大量二氧化碳排放为基础。虽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单位GDP碳排放量有所差别，但都必须依赖碳排放以求发展。这种依赖是长期发展形成的，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现有的技术体系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在这之前要突破这种高度依赖性非常困难，实行减排政策势必会影响现有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产生相应的经济发展成本[8]。谢本山也认为，中国还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发展的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才能使这种以化石能源为主要能源的局面有所改变，而且需要很长的周期，目前的条件下，想要实现总体低碳仍然存在较大的困难。与工业减排相比，通过林业固碳，成本低、投资少、综合收益大，在经济上更具有可行性，在现实上也更具备选择性[9]。从碳循环的角度上讲，陶波，葛全胜，李克让，邵雪梅等认为，地球上主要有大气碳库、海洋碳库、陆地生态系统碳库和岩石圈碳库四大碳库，其中，在研究碳循环时，可以将岩石圈碳库当做静止不动的，主要原因是，尽管岩石圈碳库是最大的碳库，但碳在其中周转一次需要百万年以上，周转时间极长。海洋碳库的周转周期也比较长，平均为千年尺度，是除岩石碳库以外最大的碳库，因此二者对于大气碳库的影响都比较小。陆地生态系统碳库主要由植被和土壤两个分碳库组成，内部组成很复杂，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的碳库[10]。从全球不同植被类型的碳蓄积情况来看，森林地区是陆地生态系统的碳蓄积的主要发生地。森林生态系统在碳循环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林生态系统蓄积了陆地大概80％的碳，森林土地也贮藏了大概40％的碳，由此可见，林业是增加碳汇的主要手段。聂道平等在《全球碳循环与森林关系的研究》中指明，在自然状态下，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固定于林木生物量中，同时以根生物量和枯落物碎屑形式补充土壤的碳量[11]。在同化二氧化碳的同时，通过林木呼吸和枯落物分解，又将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同时，由于木质部分也会在一定的时间后腐烂或被烧掉，因此，其中固定的碳最终也会以二氧化碳的形式回到大气中。所以，从很长的时间尺度(约100年)来看，森林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的作用，其影响是很小的。但是由于单位森林面积中的碳储量很大，林下土壤中的碳储量更大，所以从短时间尺度来看，主要是由人类干扰产生的森林变化就有可能引起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大的波动。根据国家发改委2007年的估算，从1980—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二氧化碳30.6亿t，森林管理累计净吸收二氧化碳16.2亿t。李育材研究表明，2004年中国森林净吸收二氧化碳约5亿t，相当于当年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的8%。还有方精云等专家认为，在1981—2000年间，中国的陆地植被主要以森林为主体，森林碳汇大约抵消了中国同期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4.6%~16.1%。由此可见，林业在吸收二氧化碳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碳排放权制度将排放温室气体确定为一种量化权利，通过权利总量控制、初始分配与转让交易推动温室气体减排；碳税制度根据化石能源的碳含量或者二氧化碳排放量征税，以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二者的理论渊源，可分别追溯至科斯定理与庇古定理。环境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是环境问题的重要成因，即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又没有体现在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之中，致使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造成“市场失灵”[4]。如何将负外部性内部化，存在科斯思想与庇古思想的路径之争。科斯思想是通过交易方式解决经济活动负外部性的策略。科斯认为，将负外部性的活动权利化，使其明晰与可交易，市场可对这种权利作出恰当配置，从而解决负外部性问题[5]。基于科斯思想，碳排放权制度的作用机理得以展现：首先确定一定时期与地域内允许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然后将其分割为若干份配额，分配给相关企业。配额代表量化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利，若企业实际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少于其配额所允许排放的量，多余的配额可出售；若企业实际排放温室气体量超出其配额，则必须购买相应配额冲抵超排部分。通过总量控制形成的减排压力和排放交易形成的利益诱导，可有效刺激企业实施温室气体减排[6]。1997年，《京都议定书》确立“排放权交易”“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3种灵活履约机制，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温室气体减排手段首次在国际法层面得到认同①。欧盟2003年通过第2003/87/EC号指令决定设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作为实现减排承诺的主要方式。庇古思想通过税收方式解决经济活动负外部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化，恶果由全社会共同承受。若政府根据温室气体排放量或与之相关的化石能源碳含量征税，使气候变化方面的社会成本由作为污染者的企业负担，企业基于降低自身成本的经济利益考量，将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同时，所征税金可用于支持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抑制负外部性，激励正外部性，实现环境保护[7]。1990年，芬兰在世界范围内率先立法征收碳税，随后瑞典、荷兰、挪威、丹麦等国效仿[8]。有意见认为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是相互替代关系，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只能二选一。在美国，有学者主张采用碳税减排[9]，另有学者的观点相反[10]。立法者犹疑不决，在第110届国会，就有Lieberman-Warner法案（S.2191）、Waxman法案（H.R.1590）等数个立法草案要求设立碳排放权制度，Stark-McDermott法案（H.R.2069）、Larson法案（H.R.3416）则要求采用碳税制度[11]。中国学界在此问题上的观点亦是针锋相对，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各有学者支持[12]。也有意见认为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可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协同适用。持这一意见的学者内部，有不同的观点：对同一排放源，碳排放权制度和碳税制度可重叠适用，二者并行不悖①；碳排放权制度和碳税制度各有作用空间，不同类型的排放源应受不同制度规制[13]。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面临减排重任，认真对待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的关系论争具有重要意义。
（二）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的应然关系
从1990年芬兰引入碳税至今已20余年，从2005年欧盟开始实施碳排放权交易至今也已9年。结合理论与实践，在经济激励型制度内部，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不是相互替代关系，二者可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协同适用；但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各有其适用范围，二者不宜针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原因在于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各有其优劣，优势互补，可最大程度地发挥减排的激励效果。
1.对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采用碳排放权制度
第一，碳排放权制度能够更有效地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的作用原理相异，前者是通过总量控制确保减排目标实现，再由市场决定碳排放的价格，后者则是通过碳税税率确定碳排放的价格，再由市场决定减排效果如何。碳税如欲产生理想的环境效果，其税率之高必须足以使企业采取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同时又不致过分影响经济发展。在实践中，由于受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制约，政府事先很难恰当地确定碳税税率，碳税的减排成效具有不确定性。征收碳税虽然可以取得减排效果，但减排成效不能充分实现。如丹麦原本计划通过征收碳税在1990年碳排放水平的基准上减排21%，实际却增长6.3%[8]；挪威1991年开始征收碳税并将之作为减排的主要手段，但1990年至1999年碳排放量不降反增19%[14]。碳排放权制度因实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减排效果事先确定。如实施碳排放权交易的欧盟2009年在1990年排放水平上实现减排17.4%，在2008年的排放水平上减排7.1%[1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强调要把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一个安全的水平，这一目标意味着到2050年世界碳排放量须比目前降低至少50%[16]。显然，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更有助于目标的实现。
第二，碳排放权制度有助于降低减排的社会总成本。企业之间的减排成本具有差异性，如生产技术集约的企业通过技术改良进行减排的空间较小，相对生产技术粗放的企业其减排成本较高。在碳排放权制度下，减排成本高的企业可通过购买碳排放权的方式实现由减排成本低的企业替代其进行减排，从而使减排的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美国曾以排放权交易的方式推行二氧化硫减排，结果不仅超额完成减排目标，而且相对命令控制型手段，每年节省成本至少10亿美元[17]。碳税因为无法交易，不具有降低社会减排总成本作用。
第三，碳排放权制度更有利于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合作。气候变化是全球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确立为共同责任。碳排放权制度可为各国协作实施减排提供可靠的制度平台，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即为区域内各国合作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范例。征收碳税涉及各国国家，难以进行合作。
第四，碳排放权制度能够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碳税制度建立在企业承受不利益之上，企业被动缴纳碳税而不能直接从中受益，对征收碳税难免有所抵触。在碳排放权制度下，企业如能超额减排，多余的配额可以出售谋利。在碳排放权制度实施之初，往往实行权利免费取得，企业减排成本较低。相较于碳税，企业更青睐碳排放权制度。从民众角度而言，增加新的税种普遍受到抵制，征收碳税亦不例外。碳税的征收将增加能源生产成本，能源生产商通过涨价方式将新增成本转嫁至消费者，最终由民众为征收碳税“埋单”。实行碳排放权制度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增加最终也由民众负担，但没有税收之名，来自民众反对声小，政治阻力相应也较小。越来越多的国家计划或已经引入碳排放权制度，实施碳税制度的国家也积极向碳排放权制度靠拢。韩国计划2015年引入碳排放权交易制度[18]，挪威在2008年时将未受碳税规制的行业纳入了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7]，澳大利亚计划在2015年将碳税制度转换为碳排放权制度[19]。既然碳排放权制度和碳税制度适用于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减排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能否对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重叠适用此两种制度？2012年《气候变化应对法》（征求意见稿）第12条规定有碳排放权制度，要求企事业单位获取碳排放配额，排放温室气体不得超过配额数量，节余的配额可以上市交易；第13条规定国家实行征收碳税制度。起草者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体现在第13条第3款：“超过核定豁免排放配额排放且不能通过企业内部减增挂钩、市场交易手段取得不足的排放配额的企事业单位，除了依法缴纳碳税外，还应当就不足的排放配额向当地发展与改革部门缴纳温室气体排放配额费。”根据该款规定，同一企业若超额排放，不仅要缴纳碳税，还要缴纳温室气体排放配额费。换言之，同一企业不仅受到碳税制度的规制，还受到碳排放权制度的规制，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可针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此种处理方式值得商榷。首先，从实践情况看，对某一碳排放企业单独适用碳排放权制度，只要制度本身设计合理，就足以产生良好的减排效果，无须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双管齐下，重叠适用的必要性不足，可谓“无益”。其次，在重叠适用的情况下，企业若选择从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达到排放要求，还须另行承担缴纳碳税的成本；若选择通过改进生产技术减排，则不仅不需要从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还可以减少缴纳碳税的数额。如此一来，企业宁愿花费更多的成本改进生产技术减排，也不愿从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造成碳排放权需求的萎缩。缺乏需求，活跃的碳排放权市场不可能建立，碳排放权制度减少社会减排总成本的功能也无从谈起。从历史实践看，为解决因二氧化硫排放导致的酸雨问题，财政部、原国家环保总局曾实施《排污权有偿使用和排污交易试点实施方案》，在电力行业试行排放权制度，试图通过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的方式实现减排。试点未取得预期效果，原因之一是电力企业购买排放权后仍不能豁免缴纳排污费（类似于碳税），企业宁愿治理污染也不愿从市场中购买排放权，实际上形成了排放权“零需求”局面。电力企业普遍惜售排放权，又几乎形成了排放权“零供给”局面[13]。
此外，在重叠适用的情况下，企业既要为碳税付费，又要为碳排放配额付费，增加了经济成本，对经济发展冲击未免过大。综观各国立法例，没有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的先例。采用碳排放权制度的欧盟虽允许各成员国采用碳税措施，但明确规定碳税只适用于碳排放权交易未能覆盖的设施①；征收碳税的挪威加入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参与交易的只是碳税所没有覆盖的行业。中国企业承担碳税与碳排放权双重成本，减损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价格优势，可谓“有害”。总之，对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应适用碳排放权制度减排，且不宜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重叠适用。即使从便于操作等角度考虑对大型排放源暂时采用碳税制度减排，也应在条件成熟时逐步转换为碳排放权制度，并且在转换完成后不再继续对大型排放源征收碳税。
2.对中小型温室气体排放源适用碳税制度
相对于碳税制度，碳排放权制度具有明显优势，但也存在局限，主要是机制设计复杂，运作成本较高碳排放权制度的运行过程可分为碳排放权总量控制、初始分配和转让交易3个环节，每一环节的成本均不低廉。美国以排放权交易的方式成功实现二氧化硫减排，其经验之一就在于要求所有受管制实体安装污染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确保能够真实记录企业的排放数据[20]。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证，须耗费人力、财力和物力。因为碳排放权交易运作成本高昂，为确保制度效率，在确定碳排放权制度的覆盖范围时只能“抓大放小”，即只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的大型企业纳入管制范围。如欧盟第2003/87/EC号指令设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门槛条件，要求纳入交易范围的燃烧装置功率在20MW以上，造纸工厂的日产能超过20吨②，等等。对于碳排放权制度所不能覆盖的中小型排放源，若不对其碳排放加以任何管制，一方面可能造成企业之间不公平，违背平等原则；另一方面众多中小型排放源碳排放积少成多，不能确保取得减排①§25740ofCaliforniaPublicResourcesCode（2011）。效果。碳税根据排放源的化石能源消耗量或二氧化碳排放量征收，并借助既有税收征管体系施行，机制运作简单、成本相对低廉。因此，对碳排放权制度所不能涵盖的中小型排放源，可通过征收碳税使之承担碳排放成本。例如，为数众多的机动车是二氧化碳的重要排放来源，但因其性质所限难以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实践中，欧盟成员国西班牙和卢森堡于2009年开始征收机动车碳税[21]。
二、碳排放权制度、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之关系
（一）低碳标准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低碳标准是在综合考虑科学、经济、技术、社会、生态等因素的基础上，经由法定程序确定并以技术要求与量值规定为主要内容，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要目的的环境标准，是技术性的环境法律规范。国家通过制定与实施低碳标准，对管制对象在生产、生活中的碳排放提出量化限制或技术要求，并以法律责任保障这些量化限制或技术要求得到遵守，从而产生碳减排效果。这一过程的实质，是科予管制对象减排的法律义务，以义务主体履行法律义务的方式达到法律调整目标。低碳标准如欲取得实效，法律责任的合理设置不可或缺。在传统环境治理中，环境标准所属的命令控制型手段曾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即使在碳排放权与碳税等经济激励型制度兴起之后，低碳标准仍不丧失其意义，因为相对于碳税制度中存在合理确定税率、碳排放权制度中存在合理进行总量控制等复杂疑难问题，低碳标准有更多简便易行之处。实践中，欧盟与美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都采用有低碳标准，如欧盟要求轻型机动车生产企业出产的小客车在2015年前达到行驶每千米排放不超过135gCO2的标准（135gCO2/km)，到2020年进一步降低至行驶每千米不超过95g（95gCO2/km）[22]；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实现2050年在1990年碳排放水平上减排80%的目标，设定了可再生能源比例标准（renewableportfoliostandard），要求到2020年受管制设施利用替代能源量占其能源总量的33%①。
（二）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的应然关系
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各有其适用范围，对于同一排放源，不能同时适用。
1.在无法适用碳排放权制度
减排的领域，可适用低碳标准制度。温室气体减排可从多个领域着手，而碳排放权制度因机制设计复杂，适用范围有限。碳排放权制度要求精确统计排放源的碳排放量，在某些领域这一要求的实现或者不可能或者不经济。例如，数量庞大的居民建筑消耗能源是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最终来源，若对建筑朝向、太阳辐射、建筑材料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设计出低能耗建筑，无疑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一目标，通过碳排放权交易显然难以实现，通过要求居民建筑的设计和建造必须符合一定节能标准的方式则易于达到。低碳标准的适用领域广泛，对碳排放权制度无法覆盖的领域，可通过低碳标准制度减排。2012年《气候变化应对法》（征求意见稿）第42条规定交通工具应当符合温度控制标准、节能标准、燃油标准和温室气体减排标准；第43条规定城镇新建住宅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新建建筑节能标准。
2.在适用碳排放权制度
减排的领域，不应再适用低碳标准制度。根据碳排放权交易实现减排的作用原理，在实施碳排放权制度时，企业可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自主决定是通过自行减排的方式还是从市场中购买碳排放权的方式达到排放要求，自主决定是采取此种措施减排还是彼种措施减排。易言之，碳排放权制度不要求所有企业一律减排，企业具有自主选择的灵活性，可以采用此种方式减排也可采用彼种方式减排，只要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不超出其配额拥有量即可。碳排放权制度所具有的降低社会减排总成本的功能，正是建立在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由选择低成本的措施达到碳排放要求的基础之上。在低碳标准制度下，所有企业不论减排成本高低，一律被强制要求达到某种碳排放标准，或者符合某种技术要求，企业没有自主选择决定的空间。对某企业适用低碳标准制度，该企业就不能自由选择减排与否与减排方式，从而有碍碳排放权制度发挥作用。由此可见，碳排放权制度的柔性与低碳标准制度的刚性具有内在的冲突，对同一排放源二者不能同时适用，否则低碳标准制度将会给碳排放权制度的实施造成羁绊。这一点已经为中国与美国曾经开展的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实践所证明。中国《两控区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防治设施“十五”计划》要求137个老火电厂全部完成脱硫设施建设[13]。强制要求电力企业安装脱硫设施减排，与排放权制度下企业可自行决定不减排而从市场购买排放权达到排放要求以及可自主选择减排方式的机理明显相悖。在制度设计上未尊重排放权制度，又怎能期待其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美国以排放权交易的方式取得二氧化硫减排成功，就在于尊重了电力企业对减排与否与减排方式的选择权，没有以命令控制型措施干扰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灵活性和成本效率性[23]。2012年《气候变化应对法》（征求意见稿）对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在总则部分第13条第1款：“国家对能源开采和利用实行总量控制制度。企事业单位利用能源不得低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低碳标准，排放温室气体不得超过规定的配额。”根据规定，企事业单位同时适用低碳标准与碳排放权制度。如此规定之下，碳排放权交易难以顺畅运行，其实施效果亦难保障。《气候变化应对法》应合理界定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各自的作用范围。一旦决定对某一行业采用碳排放权制度减排，就应当尊重碳排放权制度的作用机理，让低碳标准制度退出该领域。
（三）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的应然关系
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不能针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不影响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重叠适用。碳税制度的作用机理与碳排放权制度相异，其实施不要求赋予企业选择权，因此与低碳标准制度不相冲突。如果确有必要，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可针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如对机动车按照单位里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征收碳税，并不妨碍对该机动车适用碳排放标准。碳税通过经济诱导的方式促使公众减少对机动车的使用，有助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碳排放标准对机动车的温室气体排放效率进行最低程度地控制，亦有助于温室气体减排，二者并行不悖。实践中，欧盟对轻型机动车制定碳排放标准，部分成员国如西班牙、卢森堡、葡萄牙等同时又对机动车征收碳税。2012年《气候变化应对法》（征求意见稿）第69条规定“凡是购买或者消费煤炭、石油、天然气、酒精等燃料或者电力的，都应当缴纳碳税”，结合第42条对交通工具适用低碳标准等其他规定可推知，起草者认同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可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碳税与低碳标准可重叠适用，不意味着应当重叠适用。对某一排放源是否二者重叠适用，需视具体情况斟酌。
党的“十”报告指出，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中国将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交通运输行业是能源消耗的主力，同时也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在积极发展交通运输业，满足人们出行和货物运输的同时，严格控制和不断减少碳排放，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一、公路交通运输低碳化的背景
（一）交通运输行业碳排放持续增长
权威机构研究表明，碳排放有三个主要来源，交通运输行业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汽车的排放量已经占到全部排放量的25%。国外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近10年来，在其他行业和领域的碳排放量得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交通运输领域的碳排放量仍然在持续增长，已经成为引起世界气候变化最主要的消极因素。
（二）我国政府承诺建设低碳国家
面对气候变化，和其他主要国家一样我国政府对此也十分关注。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将采取严厉措施逐渐降低并减少碳排放，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将比2005年降低40%―45%。针对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我国将通过“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等途径实现自己控制和减少碳排放的承诺。
（三）我国交通运输领域碳排放严重
一是我国交通运输领域碳排放情况令人担忧：据国际能源组织测算，2005年我国因石油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中，来自公路运输（非公交系统）行业的排放已占到21%。二是在能源使用效率方面我国运输车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以货运汽车为例，我国车辆百吨公里油耗比发达国家要高30%。三是基于城市化的需要，我国交通用能将持续增长，如不采取有效措施，碳排放压力还将持续增加。
二、实现公路交通运输低碳化的对策
公路交通运输低碳化，是相对于传统模式而言的一种能源消耗最少、效率最高、排放最低的交通发展模式，低碳交通运输最大的特点，是以最少的二氧化碳排放实现预定的运输服务目标。当前我国公路交通实现低碳化，面临着能源消耗数据不全面、碳排放数值统计不准确等诸多问题，实现交通运输低碳化必须从“碳足迹”和“碳预算”等基础工作做起。
（一）发挥科技创新的基础作用
科技创新是实现低碳化的根本途径，交通运输领域低碳化也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基础，比较来看我国在这方面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例如，目前使用沥青铺设路面是我国交通道路建设最常用和最主要的方法，但现在常用的沥青在使用过程需要加热到160℃―180℃，部分沥青甚至需要加热到190℃以上才可以使用。使用这种沥青进行施工，不仅会耗费过多的能源加大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还会伴随大量的烟尘和有毒气体。我国科研人员通过多年摸索开发出一种温拌沥青。使用这种沥青铺设路面，不需要耗费过多的加热燃料，同时可以降低施工温度，在保持热拌沥青的性能的同时实现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是一种典型的低耗高效低碳铺路技术。是名副其实的高节能、低排放的低碳铺路技术，是路面铺筑技术的重大创新。
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用于道路交通建设的沥青混合料数量巨大，其用量随着交通建设事业的发展也出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根据发达国家道路交通建设的历史经验，沥青的使用量与一个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长速度呈正相关。按照这个理论，我国沥青混合料的用量未来很可能大幅增长，甚至可能出现跳跃式增长。目前我国每年热拌沥青混合料的用量约为3亿吨，排放二氧化碳540万吨。如果我国在交通道路建设中能广泛采用温拌沥青施工方法，则每年可节省大量燃油，并在更大程度上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二）加强对重点领域碳排放的监测
公路交通运输方面的碳排放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各类运输车辆在路面行进时消耗燃料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是在道路交通建设和道路养护时熔化沥青消耗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根据数据统计，车辆行驶时因燃油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车辆的数量增速较快，车辆排放已经成为公路交通领域最大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源，并且将会随着车辆数量的增加在更高的程度上加大二氧化碳的排放。基于此，当前必须尽快开展对汽车碳排放的监测工作，通过互联网建立起全国性的汽车碳排放网络监控体系，为交通运输领域控制和降低碳排放做好基础工作。
（三）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目标
和发达国家不同，我国还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交通运输领域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制定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低碳化目标。减排基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尺度，在交通运输领域，可以通过科学测算设计出多个减排基准，并通过模拟手段设计减排情景。在设定减排基准和减排情景时，必须从行业全局出发，强化整体理念，充分考虑公路交通运输减排的潜力，反复比较和分析现实和潜在的减排成本，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可信的减排效果。通过这些大量的基础性预测，提出公路交通运输领域不同阶段的“碳预算”目标。在确定交通运输领域碳排放目标时应该注意，鉴于我国的条件，目前我们只能采取措施一定程度上减缓二氧化碳的排放并降低二氧化碳的单位强度，从总量上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对我国来说还不现实。
交通运输行业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降低碳排放强度减少碳排放量是交通运输行业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认清碳排放带来的消极影响基础上不断探索研究，通过科技创新提高行业能源使用效率，加强对运输车辆等重点领域碳排放的监测，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目标，将对交通运输行业低碳化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戴彦德，等.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目标的途径与措施[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8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1.17
中图分类号：F1245；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1-0076-05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arbon emissions factors， this paper classifies generator units into two categories， these are high and low emission units. And then， it establishes the Cournot game model based on the allocation policy and gives its analytical solution. Based on these， it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electricity generation， carbon emissions and market price about different carbon emissions factors. Model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quota allocation policy focusing on the low emission units has a stronger incentive utility， it would be better to protect low emission units in the promise of reducing emissions and promote the units to carry out low carbon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carbon emissions factor； carbon emission permit； quota allocation； Cournot model
近年来，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变暖问题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高度重视。《京都协议》的签订是各国政府努力保护地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标志。为了达到《京都协议》中的减排目标，各国政府纷纷设计和实施碳减排机制，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缓解大气压力。发达国家所推行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则被认为是减少CO2排放，实现低碳发展的有效措施。而碳排放权配额的初始分配是推行该方案的重要前提[1～3]。对于我国而言，电力行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基础能源产业，是主要的碳排放部门，也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主体。低碳发展已经对电力系统运行和规划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电力行业内部如何将初始碳排放权在各发电机组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已有不少专家和学者针对电力行业的初始碳排放权分配问题进行研究。曾鸣等以传统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模型为基础，结合我国电力行业的特点，考虑公平性因素的同时，提出了一种碳排放权可调分配机制，最大限度地削减了市场的作用[4]。而Xie等应用最小二乘法，研究多准则情况下电力行业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问题[5]。Zhou等研究了不同初始碳排放权分配规则下，碳排放权交易所带来的潜在效益和补偿对发电企业的影响情况[6]。李保卫等针对电力跨区输送的碳排放产权界定问题，从公平性角度出发，结合电力系统的传输特性，建立了电力排放区域分摊的碳流追踪模型，算例分析验证了上述方法的正确性和可行性[7]。宋旭东等基于区域比较的初始碳排放权分配机制，构建了低碳电源规划模型，并从低碳政策、低碳技术和低碳市场三个方面分析了低碳因素对电源规划的影响[8]。宋旭东、袁博、Paul等从公平性和效率的角度出发，去探究电力行业的初始碳排放权分配问题[9～11]。齐绍洲等对比分析了目前实践中主要采用的初始碳排放权分配模式的优缺点[12]。王敬敏等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现有的基于发电绩效的电力行业初始碳排放权分配模式进行评价，并认为该分配方式兼具公平性和有效性[13]。谭忠富等通过构建不同优化目标下的机组组合模型探究初始碳排放权分配对发电权交易的影响程度，并认为适当向高能效机组倾斜的初始碳排放喾峙浞绞浇有利于推动发电权交易的进行，同时能够提高大容量机组的利用效率[14]。骆跃军等在对电力行业几种初始碳排放权分配方法进行系统探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分配法与基准分配法的加权平均分配法，用于保证初始碳排放权分配的相对公平[15]。陈勇等在考虑效益原则、优化电源结构原则以及有利于国家政策实施的基础上，构建了包括机组分配与电厂集团分配的两步骤电力碳排放权初始模型[16]。梅天华等基于加总原理和投票选举机制建立了电力行业的初始碳排放权分配模型，并通过程序公平机制和迭代机制解决了分配的公平性和有效性问题，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所建模型的正确性[17]。此外，梅天华等又根据“基本共识基础上的折中”理念，将历史排放赤字分摊和总量削减因素纳入到当前初始碳排放权的分配体系，并通过一致性约束建立了考虑历史排放的电力行业初始碳排放权分配模型[18]。上述文献对电力行业的初始碳排放权分配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现有研究并没有考虑到初始碳排放权分配对具有不同碳排放系数的发电机组生产决策的影响情况，更没有考虑到初始配额分配对于降低机组碳排放系数的激励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减排和激励发电机组降低碳排放系数为目的，考虑在电力市场中仅存在两个竞争的发电机组：发电机组1和发电机组2，并假定发电机组1为高排机组，发电机组2为低排机组。针对具有不同碳排放系数的两个发电机组，引入差异化的碳排放权配额分配策略，构建了基于差异化分配的Cournot博弈模型。
1问题假设与描述
11基本假设
考虑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电力市场区域中，有两个碳排放系数不同的发电机组同时生产无差异、可替代的电能。假定在该市场区域内，市场出清电价受供需关系的影响，并且随着社会总供给量的不断增加，市场出清价格将逐渐降低，即：
p=α-βQ（1）
其中p表示市场出清电价；α、β分别为逆需求函数的截距和斜率且均大于0；Q为社会总供给量，Q=q1+q2，其中qi（i=1，2）表示第i个机组的发电量。
假设两个发电机组有足够的生产能力，但是单位电能的生产成本和碳排放系数（生产单位电能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不同，碳排放系数大的发电机组称为高排机组，碳排放系数小的发电机组称为低排机组。一般情况下认为，单位电能的生产成本与碳排放系数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假设发电机组1为高排机组，单位电能生产成本为c1，碳排放系数为k1；发电机组2为低排机组，单位电能生产成本为c2，碳排放系数为k2，则有c1k2。
此外，由于针对碳减排问题进行技术改造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因此假设在该博弈周期内两个发电机组的单位生产成本和碳排放系数均保持不变。
12初始碳排放权分配
目前，电力行业的初始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方式主要有固定价格出售、竞价拍卖和免费分配等[19]。其中免费分配方式又包括历史法和基准法。由于发电机组在正常生产过程中需要排放一定量的CO2，如果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建立初期直接要求发电机组为其碳排放量买单，将导致发电机组生产成本突然增加，从而引起发电机组对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抵制情绪，影响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因此，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建立初期大都采用基于历史碳排放量的免费分配方式。针对当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处于试点阶段，本文主要探讨基于历史碳排放量的电力行业初始碳排放权免费分配方案，并将发电机组在无碳排放权配额约束下的Cournot均衡结果作为基准碳排放量。
在具体分配上采用差异化的初始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方案，对于碳排放系数不同的发电机组具有不同的减排要求。碳排放权配额分配量小于基准碳排放量时称为严格配额分配方案；碳排放权配额分配量大于基准碳排放量时称为宽松配额分配方案。发电机组在根据竞争对手的当前发电量，单方面不考虑碳排放权配额约束时基于Cournot模型的最优发电量称为即时均衡产量。此外，假设各发电机组的碳排放权配额是公共信息。
2无碳排放权配额约束时的Cournot模型
在发电机组没有受到碳排放权配额约束时，记为基准策略，用上标N表示。此时，两个发电机组的碳排放量不受约束，发电机组只需要根据自身的成本信息及市场情况进行生产决策，两个发电机组的利润最优化问题可以描述为：
是说当发电机组不受碳排放权配额约束时，高排机组由于具有先天的生产成本优势，其发电量和利润都大于低排机组，而碳排放量也相对较大。这种情况下将导致低排机组的碳减排成本无法有效分摊，进而影响其进行低碳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使高排机组缺乏降低碳排放系数的积极性。
3碳排放权配额约束下的Cournot模型
本节中分析差异化初始碳排放权配额分配策略下双寡头竞争的Cournot均衡情况。当存在初始碳排放权配额约束时，用上标Y表示。此时，两个发电机组的生产决策都将受到初始碳排放权配额的影响，用Gi（i=1，2）表示第i个发电机组的初始碳排放权配额，则两个发电机组的最优决策为：
由此可知，在策略2的配额约束下，高排机组将在基准发电量的基础上通过减少发电量来降低碳排放量，用完所有的碳排放权配额；而低排机组将在基准发电量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发电量来使自身利润达到最大化，同时碳排放量也会随着发电量的增加而增加，两者的变化率为-12，过多的碳排放权配额将不会用于生产。
比较策略2和基准策略下的均衡结果可知，当针对低排机组实施宽松配额约束，针对高排机组实施严格配额约束时，社会总的发电量和总的碳排放量将减少，市场出清电价将增加。因此，在策略2的配额约束下，国家和政府实施的碳减排控制机制将发挥作用，达到减排的目的。同时给与低排机组宽松的碳排放权配额，以此作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体现以激励低排机组进行低碳生产，同时促进高排机组通过减排技术改造向低排机组转移。
（3）当λ1=0，λ2>0时，记为策略3，用上标Y3表示。此时发电机组1的碳排放量榭硭膳涠钤际，发电机组2的碳排放量为严格配额约束，这意味着发电机组1的初始碳排放权配额大于其即时均衡碳排放量，而发电机组2的初始碳排放权配额小于其基准碳排放量，因此有G1≥k1qY11，0≤G2
由此可知，在策略3的配额约束下，低排机组将在基准发电量的基础上通过减少发电量来降低碳排放量，用完所有的碳排放权配额；而高排机组将在基准发电量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发电量来提高自身利润，同时碳排放量也会随着发电量的增加而增加，两个机组发电量的变化率为-12。
当针对高排机组实施宽松配额约束，针对低排机组实施严格配额约束时，社会总的发电量将有所减少，市场出清电价将逐渐增加；总的碳排放量情况受碳排放系数的影响，在k1≥2k2时，总的碳排放量将超过未实施碳排放权配额约束时的碳排放量，碳减排控制机制失效，无法达到减排目的；而在k1
在策略3的碳配额约束下，虽然在k1
由此可知，当两个发电机组的碳排放量都为严格配额约束时，两个发电机组都将按给定的初始碳排放权配额进行发电生产，总的发电量减少，市场出清电价上升，市场总的碳排放量为初始碳排放权配额之和。情形1中，在严格控制高排机组碳排放权配额的基础上，要求低排机组承担较小的减排工作，可以达到减少社会总碳排放量的目的。同时，将进一步激发两类发电机组进行低碳改造和低碳生产的积极性。情形2中，在严格控制低排机组碳排放权配额的基础上，要求高排机组承担较小的减排工作，社会总的碳排放量不一定减少，反而将进一步损害低排机组的利润，使低排机组具有向高排机组转移的内在动力，形成反向激励。情形3中，严格控制两个发电机组的碳排放权配额小于其基准碳排量，此时，两个发电机组的发电量和碳排放量都会减少，能够达到减排目的。但是均等比例的配额要求无法体现低排机组的优势，同时由于低排机组的单位发电成本较高，更不利于低排机组的生产发展，因此，无法实现对高排机组的激励作用。
4结论
本文对电力行业初始碳排放权分配策略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高排机组严格控制配额分配的基础上，对低排机组宽松的配额分配策略具有更强的减排激励作用，能够在减少总的碳排放量的同时激发低排机组进行低碳生产的积极性，促进高排机组通过减排技术改造向低排机组转移。
上述结论对今后我国电力行业初始碳排放权分配策略的制定及国家碳减排政策的实施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政府在制定碳排放权分配机制时，适当侧重低排机组的差异化初始碳排放权分配策略，在降低碳排放量的同时，更好地激发机组进行减排技术改造的积极性。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在假设电力市场中仅存在两个竞争发电机组的情况下得出的；当电力市场环境中存在多个竞争发电机组时，很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结论。所以多个竞争发电机组共存情况下的初始碳排放权分配问题将作为后续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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